论文摘要:马克思的技术观集中表现为对技术的批判。技术批判作为马克思技术观的主题，根植于现代性背景下人的现实生活世界。通过对技术的批判，马克思反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存境遇。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技术批判超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表现为更为深刻的文化批判。立足于实践哲学，马克思的技术观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哲学意蕴。同时，对马克思的技术观进行文化哲学的解析，也正是基于现代性背景中对技术本质的深层次哲学和文化的追思。
马克思对技术的思考是在其实践哲学的框架中进行的。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哲学”一词，但从他的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来看，“他的哲学立场已经超越了意识哲学和思辨哲学范式，开始转向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的理解范式。”川文化哲学关注的对象是人的生活世界，通过对人的现实感性的文化活动的反思和批判，探寻人的合理性的生存模式。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和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人类日益陷入的现代文化困境是马克思哲学批判的现实背景。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思想也正根植于这一时代背景之中。透过对技术的批判，我们看到的是马克思对作为文化存在的人的整体生存方式的关注与思考。同时，对马克思的技术观进行文化哲学的解析，也正是基于现代性背景中对技术本质的深层次哲学和文化的追思。
一、技术批判—马克思技术观的主题
在现当代哲学家看来，技术聚焦了今天人类所有的问题，现代技术已经构成人类生存的整体环境背景，无论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或思想的研究，都必然会涉及技术。作为一位哲学家，马克思也毫不例外地把技术包含在他的哲学思考中，并赋予其重要地位。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曾断言: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的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对技术的形上之思是通往人的本质的切实之路。对此，法国哲学家阿克斯勒(kostas axelos)在其1969年发表的《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和技术》中认为，技术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关键和核心。
对于技术，马克思持双重的态度。一方面，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也深刻地洞见了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而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这样的一种对技术的批判成为马克思技术观的主题，同时也作为马克思技术哲学的基调而“贯穿于他的全部的学术成果和整个学术活动中”
马克思的技术批判理论集中表现为他对技术异化的批判。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技术异化的概念，但他的著作中却包含着关于技术异化的丰富思想，对资本主义技术异化的批判是马克思技术批判关注的焦点。早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中，就已经包含了对技术异化的批判: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在精神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工人的劳动(技术活动)越有力，工人越无力;劳动(技术活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工人在劳动(技术活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实现自己的本质，而是与自己的本质相疏离……在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对技术异化的批判更为直接而尖锐:“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人死机构。”“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机器劳动“侵吞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
马克思没有把技术异化归结为技术本身的异化，而是揭示了技术异化的深层原因，即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机器使它占领的那个部门的产品便宜，产量增加，而且最初也没有使其它工业部门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发生变化。……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虽然着重批判了技术异化的根源，即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但却不能对此作狭隘的理解，即仅仅理解为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否则，马克思技术批判理论的真实精神及深层价值就会被遮蔽。事实上，马克思没有像其他人本主义技术哲学家那样，把批判停留在技术及其后果本身，而是把技术作为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来理解，从而对现代技术存在于其中的整个文化情境进行了全面的现实的批判，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层面的批判。与人本主义技术批判理论最终陷人虚无不同，马克思通过对技术的批判最终寻找到一条摆脱技术对人的奴役状态的现实道路，即通往“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的共产主义之路。由此可见，透过对技术的批判，马克思批判地反思了现代性背景下人的现实活动和生存方式。因此，马克思的技术批判实际上表现为一种更为深切的文化批判。
二、马克思技术批判的现代性根基
对技术的批判之所以成为马克思技术观的主题，是源自其哲学本身所固有的批判性，马克思哲学的宗旨就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哲学作为“批判的武器”，离不开“武器的批判”—实践，马克思的哲学批判(包括技术批判)理论，亦离不开它的时代根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马克思生逢资本主义工业蓬勃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正如马克思本人所剖析的，是一个财富与贫困同生、文明与愚昧共在的充满矛盾的时代。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时代的内在矛盾和基本特征，就是引起了当代哲学家普遍关注的“现代性”。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从本质上讲就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当然，马克思的批判不是对现代性的彻底否定，而是为了更高意义上的现代性重建)，现代性成为马克思哲学批判乃至技术批判的根基。
“现代性”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概念，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其作出了不同的定义，但正如吉登斯所言:“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缩略语。也如利奥塔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也就是说，现代性体现了人们对于现代化(工业化)实践的文化反省。马克思正是在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之上开始了对技术的批判。马克思在其著作中经常使用“资产阶级时代”、“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文明”、“现代文明”等概念，当马克思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他所意指的正是西方“现代性”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西方社会已经陷人到一种危机当中，这不仅表现为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日益激化的政治危机(阶级斗争)，更表现为普遍而深刻的文化危机—现代性危机。异化现象便是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最深刻表现。在对危机的诊断中，资本主义技术活动(工业活动)成为马克思切人现代性的独特视角。这不仅因为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突出地位，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技术是人追求自由的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实践活动，通过对技术的省思，人可以展开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全面反省和批判。在此意义上，“技术就是现代性的象征和标志”，对技术的批判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人生存命运的反省。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技术批判由于指向更为深切的现代人的生存境遇而成为一种文化批判。
虽然马克思被当代哲学家公认为“第一位使现代与前现代形成概念并在现代性方面形成全面理论观点的主要社会理论家，但是对现代性以及现代技术展开批判的却不止他一人。面对异化现象的日趋严重，技术批判之声不断高涨。法兰克福学派、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等流派均提出了自己的技术批判理论，而且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对技术的文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从科学技术发展与理性演变的层次上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理性异化所造成的种种矛盾，并依此寻找现代文化危机的根源;海德格尔则在批判之余开出了克服技术异化的药方，即通过艺术的深思、始源性之思正确认识现代技术的本质，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拯救地球与人类未来。不管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海德格尔，都提出了很多创造性的观点，但他们的理论也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的技术批判均指向技术本身而最终陷人了对技术的抽象批判。他们或者把对技术负面效应的批判变成了对技术的否定，或者把摆脱技术异化的途径诉诸于艺术的沉思，却没有把技术置于现实历史背景中特别是社会关系中来考察，因此他们不能正确揭示技术的本质及其异化的根源，也就不可能找到现代人走出生存困境的道路。
一与人本主义的技术批判不同，马克思对技术的关注，“不是因为出自对技术事物本身的偏好，或者是像其他技术哲学家那样打算阐述一种以技术为研究对象的哲学，而是他的哲学思考方式和批判指向在内容上的需要。这种需要直接来自于现实生活世界。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对人的当下存在进行批判反省进而构建人的未来发展，是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创作主题。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理论研究如不能有益于这一探索就没有任何意义。在马克思的时代，人的生存境遇最根本地表现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关系现状。正因如此，马克思的技术批判没有像其他人本主义技术哲学家那样停留在技术本身，对其进行本源性之思，而是从现实的生产活动人手，把技术视为工业的本质、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以及人类追求自由的手段和工具;造成技术对人的奴役的根本原因也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性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的异化以及人的异化;解决这一间题也不能祈求通过对技术的简单否定或艺术的沉思，而必须通过现实生产关系的合理化或理性化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造除了诉诸工人自己的武器批判之外别无他途，“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摆脱技术奴役的道路也正是人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的道路。因此，马克思并没有花很多的精力去对技术进行本源性追思，而是把精力放在探讨技术在人的现实存在中的地位及其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上。
综上所述，马克思立足于现实历史性的维度，对技术进行了彻底、全面、现实的批判，并且找到了解决技术异化的现实途径。而执着于形上之思的人本主义技术批判却最终陷人困境。这表明，虽然同为立足于人的生存视界的文化批判，马克思的技术批判与人本主义技术批判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马克思技术观的文化哲学意蕴
马克思在对技术进行批判的过程中，提出并解决了有关技术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技术的本质、技术与人的关系、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技术异化的根源以及摆脱技术异化的途径等等。立足于实践哲学的维度，马克思回答了这些问题，这使得他的技术观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哲学意蕴。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观点。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提升为哲学的根本原则，这使得他的哲学区别于以往一切哲学。实践哲学从本质上讲已经转向文化哲学的理解范式，把人的文化世界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马克思坚信:“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从文化哲学的视阐来理解“实践”，就不能将其仅仅理解为一种工具性操作活动，否则就抹煞了“实践”范畴的价值性。事实上，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范畴具有更为丰富而深刻的意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构想逐步确立。实践哲学构想的理论基点在于，它从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规定性，即从实践活动人手，来确定人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世界的根基。这种实践活动，“不是仅仅以‘主体—客体’结构为核心的，改变外在对象的，简单的工具性的操作活动(practice)，而是以主体间的交往为核心的，人的基本的生存活动(praxis)换言之，实践作为规定人的本质的活动，不仅体现人对客体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也建构和生成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从这一角度理解实践，就不能把它把握为纯认识论范畴，而应把它当成关于人的历史性生成的总体性范畴，其丰富意蕴远非狭隘的知识论理解所能概括。马克思正是在这样的“实践”范畴基础上来理解技术的。
一方面，马克思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具有文化哲学意蕴。技术批判首先就包含着对技术本质的追问，这正是马克思技术观的首要问题。马克思对技术本质的追问是与对人的本质的追间结合在一起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不是由天生的确定的本能规定的，而是在劳动实践活动中，在文化创造中形成的，它体现为人的自我创造性、历史生成性和整体性。马克思对于技术的理解与对人的本质的理解相辅相成。他不是简单地把技术看作物质手段和工具，而是将其理解为人对世界的活动方式，人确证自己本质的现实的积极的活动。在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马克思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这表明，马克思特别强调在实践活动意义上来理解全部社会生活，对技术的理解当然也不例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活动方式，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过程，从而揭示出生产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起源。由此可见，马克思虽然也关注静态意义上的技术，但这不是重点，他更关注的是在人的现实社会历史关系中形成的技术活动(即工艺学)以及技术活动(工艺学)在人的本质生成和人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离开人的现实历史活动就无从理解技术。
关键词:技术;技术异化;劳动;劳动异化;资本
当今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在技术的成功支持下,人类开始对自然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技术似乎已真的使人类变成了宇宙间真正的王者。然而,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带给人类的并不仅仅是福祉。它在显示人对自然伟大胜利的同时,也使人与自然的冲突愈加显著,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也接踵而至地暴露出来。面对当代技术近乎裂变式的发展,人们清醒地看到,如果人类真的不能对它实施有效的控制,那我们就有可能失去驾驭技术发展的自由,存在着一种使其变为异己力量的危险。因此有必要对技术异化的根源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样才能加深我们对技术异化的认识,为应对技术异化现象提供理论依据和行动方案。
一、技术异化的表现和后果
技术本是人类劳动实践的创造物,是为人类目标服务的。但在人类利用技术改造和控制自然而满足自己需要的过程中,技术以相应的力量反控制人类,给人类自身带来危害,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技术异化。技术经人类创造出来之后,逐渐摆脱人的控制。正如哈瑞•雷德纳所指出的:“人类已经设计出一种系统地统治、控制和处置所有事情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刚开始时是指向自然的,但是他们发现现在这种方法也转向自身……。”［1］技术的异化似乎成了当今社会最突出的现象,它对人的主体地位、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技术异化使人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在异化过程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的力量或观念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地强化,甚至畸形增长［2］。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牢牢地固定在某一特定的分工角色上,不断重复同一件工作,因而使劳动成为一种机械性的、非创造性的劳动,工人“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这样,大工业将人变为了机械的一颗螺丝钉。机器的发明是为了将劳动者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然而,在机器化的生产中,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属物,不是机器为人服务,而是人为机器服务。工程技术人员也是技术发明和技术维护的“片面角色”。
技术异化危及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机器技术的进步打破了依赖自然而生存的农业时代的平衡,使人类走出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春耕、夏播、秋收、冬藏”的生存模式。尽管这是一种进步,却也为破坏自然和统治自然开辟了道路。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人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致使人类对自然生态平衡的干预大大地超过了自然界自身的复原限度,使不同层次的自然平衡都濒临自我修复的“极限”。技术异化对自然的破坏导致了一系列对人类长远生存发展不利的后果,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等。
技术的异化使技术成为了统治人的工具。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征服力量大大地加强了,但是这种征服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为代价的。也就是说,统治集团借助技术将其自身的意志和需要,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使科学技术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哈贝马斯的“交往异化论”认为,在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统治论”观念对人的压抑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技术对日常生活领域的侵蚀,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使人类的异化越来越普遍［3］。
二、对技术异化根源一般解释的缺陷
技术异化现象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已引起许多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学者甚至科学技术专家的深深忧虑,他们纷纷对技术异化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并寻求解决途径。一些学者认为技术是导致文明堕落、道德沦丧的根源,技术应对工业社会中人的种种异化现象负责。以早期的人本主义者如哈贝马斯和埃吕尔等为代表,他们将技术异化归结为技术本身的展现。例如哈贝马斯突出地把科学技术直接作为他的批判对象,并认为科学技术必然产生消极作用,这种消极作用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4］。因此,悲观主义派如以“罗马俱乐部”的米都斯为首的一些学者,他们为了防止全球性严重后果的发生,提出了“零增长”的方案,即停止增长,“需要使社会改变方向,向均衡目标前进而不是增长”［5］。
针对这种观点,有学者们认为,面对异化现象,指责技术本身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对技术本质的认识发生了偏差。“技术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的一种有目的的活动,是从来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人类,成为自主自律的力量。”［6］技术异化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异化,是一种人的异化。技术异化是由于受到错误价值观的指导而导致的,体现在技术的发明创造和使用过程中。技术异化的产生要归因于技术以外的因素,是由于人类对技术的不适当、不合理的应用造成的。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不适当、不合理的应用,主要有认识的和社会的两方面原因。国内还有学者认为,应把技术异化与社会价值观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认为技术异化的主要社会根源在于价值观上的个人主义,生活观上的享乐主义,方法论上的科学主义及发展观上的经济主义等。
毋庸置疑,学者们对现代技术的反思和批判是发人深省的,对确立全新的技术理念和生活目标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但是对技术异化的根源的解释,多数还局限于现代技术应用及其后果方面,还只是就技术来解释技术现象。技术是人类生存实践的产物,技术形态和应用后果都是社会建构的,技术异化的根源也在于社会应用技术的主导模式。因此,分析技术异化的社会生产制度,才能深入探究技术异化现象的本质性原因。
三、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思想
“异化”是德国古典哲学术语,马克思一直给予高度关注,并汲取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观的合理成分,赋予了异化完全崭新的内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及其产品的异化这个经济事实出发,概括了异化劳动的四个基本规定。
1.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
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是劳动的结晶,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劳动产品本应该属于工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7］44。就是说,工人劳动的产品不仅与工人相脱离,而且变成与工人相对立的东西。劳动所带来的后果,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竟是如此不同。“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7］46马克思认为,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像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一样”［7］45。
2.从生产过程来看,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
马克思认为,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的结果就是劳动的产品同劳动者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一种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劳动中肯定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智力。而异化劳动则使劳动变成了外在于人的东西,工人的“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从而,劳动不是需要的满足,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其他各种需要的手段”［7］47。劳动生产了美,但是在劳动者的体能、脑力上生产了畸形;机器养肥了资本家,同时也造就了除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劳动者在劳动中被异化了。
3.从人的类本质上看,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
这是马克思根据异化劳动的已有的两个规定推导出的第三个规定。首先,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类生活,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标志。人类通过改造对象世界,使人类的类本质对象化,在改造无机自然界的过程中得到确证。在异化劳动状态下,人对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完全发生了变化。“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剥夺了他所生产的对象,从而也剥夺了他的类的生活、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而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那种优点变成缺点。”“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7］51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工人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把工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
4.人与人关系相异化
这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马克思认为:“人同自己本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7］52也就是说人同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同他人的关系,才能成为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他指出,如果劳动产品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别人而不属于劳动者。如果说劳动者的活动对他本身说来是苦恼,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别的什么人带来享受和欢乐”［7］53。至于这另一个人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恰恰就是工人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资本家。从而,私有财产是与外化劳动相伴而生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
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中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或使用“技术异化”概念,但已经注意到了技术异化现象,他把技术异化现象包含在劳动异化之中给予了分析。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异化必然存在着技术的参与。机器的应用直接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引起工人劳动力的贬值,从而增加了剩余价值,提高了资本家的利润。同样,马克思也不认为技术异化是独立的现象,而是把技术异化归属为劳动异化的一种衍生形式,由于劳动异化了,才导致技术也异化了。
马克思主义主张任何事物的产生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协同起作用。技术一经产生就存在着异化的可能,社会应用为技术异化提供滋生的土壤,没有人类社会的应用其负效应也不可能显现出来。因此,探讨技术异化的根源,要把技术层面的原因和社会应用环境制度方面的原因结合起来。
四、技术异化是劳动异化的衍生形式
1.分析技术异化的基础
马克思将异化与对劳动的分析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和异化劳动理论,其中就包含了技术异化思想的萌芽。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劳动产品的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技术产品对人的奴役的根源在于它的资本主义运用,而不在于技术产品本身。研究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思想,对我们进一步探究技术异化的根源,寻找消解或缓解技术异化后果的措施,都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技术异化的根源在于劳动异化和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方式,技术本身的因素是通过前两者体现出来的。
2.技术异化的前提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工厂制度的建立和机器技术大规模应用于生产,是技术异化产生的前提条件。技术是劳动的产物,技术产生后,不仅作为劳动产品而存在,它还将作为劳动条件投入到生产中去。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单个的或成组的劳动者必须用自己的手工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过程,不但劳动者要适应生产过程,生产过程也必须适应劳动者。而当机器大规模投入到生产中后,这种依据经验的分工原则失去了作用。“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8］417“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8］463
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异化为劳动者的异己力量,作为劳动产物的“技术”便也与劳动者相异化。
3.技术异化的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推行是技术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劳动产品隶属于资本,资本家利用占有的生产资料去剥削工人,获得利润,工人由于失去了劳动生产资料而处于受资本统治的地位。马克思指出:“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8］483
机器技术作为资本的助手必然与“劳动”相冲突,进而也要与“自然”相冲突。
4.技术异化是资本增值的必然选择
技术异化是技术作为资本的成员的内在要求。由于劳动已经异化,技术作为“死劳动”和资本的助手才成为自然和劳动者的异己力量。技术是人类为了满足增长的需要而把自然转化为人工物的手段,资本家却将技术当做提高利润的武器。资本的增值需要自然界为其提供生产原料,自然力成为“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的自然基础”,最大限度地榨取自然资源是资本的本性,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以破坏可再生资源为代价的。资本榨取自然的“价值”,必然通过技术来实行,科学技术也是在资本的支持下快速发展,技术对自然的破坏性利用是执行资本的意志。同时,人类以多大的力量控制自然,自然就以多大的力量反作用于人类,这种自然对人的反作用也表现为技术异化的后果。因为技术是利用自然资源的条件和手段,技术应用“破坏”自然,实质是技术与自然作为隶属资本的一部分,联合起来完成资本剥削劳动和资本增值的使命。
5.技术异化是劳动异化的必然体现
今天,劳动仍然受雇于资本的本质结构使技术异化犹存。现如今虽然劳动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劳动必须受雇于资本和适应资本要求的本质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必须通过劳动(工作)来获得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生活资料,正是人的满足生存需要的实践活动以及人在历史活动过程中对物质生活资料的永无止境的追求,才使技术成了不可或缺的东西,才对技术抱着特别重要的期翼和苛求。科学技术虽然逐渐独立,也还是某种特殊劳动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受制于资本(资金)追求利润的目的,承担着实现经济增长的总目标。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遵循一个原则－最小投入与最大产出的效率原则。在这一效率原则的支配下,技术系统将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人的体力和智力不得不依赖于越来越复杂的机器才能提高效率,从而使多数人失去了其应有的创造性,成为机械系统的奴隶。因此,只要劳动异化还存在,技术就必然异化,技术异化是劳动异化的必然体现。
总之,技术异化是劳动异化的重要方面和内在因素。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的技术结合[CD2]即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生产资料同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能的劳动者的结合,决定劳动的社会结合－即劳动者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在阶级对抗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科学技术在增强了人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能力的同时,“技术的胜利”必然使劳动失去自主性,使人更受异己力量的支配和奴役。甚至科学技术还成为意识形态,使劳动者在受技术统治时还称赞技术。劳动异化之所以出现,不仅仅是因为劳动是为他人(雇主)进行的,而且也因为劳动对绝大多数劳动者来说是机械的、非创造性的劳动,而这种劳动是通过技术完成的。
五、解决技术异化问题的条件和途径
技术异化的根源在于劳动异化和技术为资本增值服务。科学技术成了资本对劳动剥削的工具,成了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根据。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科学、技术是从属于资本的,“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9］。因此,解决技术异化问题的根本条件,是逐步消除劳动异化和资本对技术的控制。在现代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异化的基础还不能彻底改变,技术异化现象作为劳动异化的体现还不能根本消除。但是,可以通过改善技术与劳动、技术与资本、技术与自然的关系状况,限制技术异化的程度和范围。
技术来源于劳动,因而从根本上也属于劳动,技术与劳动应该也可能建立一种和谐的、互相协作的关系,这样技术才能够健康、迅速地发展。现阶段技术虽然仍被资本(资产)用做增值的手段,但它已通过科技劳动者的理性活动和科技立法渗透到劳动当中,而不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与劳动相分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由于存在着社会分工,劳动异化现象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仍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但劳动者的地位提高,使技术与劳动的对立得到了相应的控制和调节。
在市场经济阶段,技术既是生产手段也是资本(资产)增值的手段,但是,技术服务于资本的方式和范围可以受到约束。例如,通过立法、民主协商、伦理观念等影响技术开发应用状况,削弱资本对技术的支配控制,使技术并不是唯一地、首要地为资本增值服务,技术也为社会和谐发展和劳动者福利增长服务。
技术作为增加利润的生产手段与过程,必然要改造自然、制造产品和干扰自然进程,但是,技术改造自然的方式和程度可以有选择地实行。尽量开发利用与自然和谐的“绿色技术”,就是一种改善技术与自然关系的有效举措。通过推行自然环境保护立法、自然环境伦理、绿色消费观念、技术民主决策、环境保护运动等,可以限制技术对自然的破坏的范围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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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技术异化；生成；扬弃
中图分类号：B028/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Z013）03-0020-06
现代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忧虑。技术是人类按照自身的需求发明创造的，其正价值的实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其负价值的实现，却成为统治人、压抑人的一种异己性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社会的进程。它不但不是“为我”，反而是“反我”，这便是通常所谈的技术异化。技术异化给人类未来的发展笼罩上一层厚重的阴影。通过反思、批判找出技术异化的根源及其克服途径，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技术异化的过程
人们通常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理解技术，把技术看成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但技术的发展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具有相对独立性，在“人、技术、自然”这个大系统中是一个相对独立要素。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这系统中三者互为中介和桥梁，但在具体的不同时期各自却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各自地位是随技术发展而变化的，而这个变化过程也正体现了技术异化的过程。
（一）技术产生与萌芽时期
技术产生和萌芽时期的内在逻辑是：自然诞生人，而人创造了技术。在自然一人一技术这个关系链中，自然处于基础和统治地位，而人和技术则是从属于自然的。这时期人类认识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的未知世界，人类生存面临一系列困惑，人在充满痛苦和压力的时代背景下，自然界无疑显得“神圣不可侵犯”，人类则十分“渺小”。因此，各种“自然崇拜观”理念就应运而生。人只能盲目地去作用于自然，被动地去顺应自然，技术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显示度不高，没有形成独立的技术体系。
（二）工业化时期的技术演进过程
工业化时期以来，人类智力被大大释放，实践活动层次也得到了极大提高。在人一技术一自然这个过程中技术体系开始逐渐形成。人类依靠初步形成的技术体系在实践活动中获得了巨大成功，创造了大量的社会物质财富。因此，这阶段诸如“知识就是力量”、“人定胜天”等理念开始主导人类发展，人类不再惧怕自然，而是凭借技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自然界的主人和主宰者。
（三）工业化后期的技术演进过程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人类对技术的R&D投入迅猛增加，技术体系逐步完善化和系统化，技术以空前的速度和深度改变着人类自身和自然的面貌，日益成为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技术在人与自然之间占据着核心地位，甚至技术被认为能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难题，形成了技术一人一自然的“技术至上论”的理念。但同时，由于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巨大作用力，人类自身对技术的迅速发展开始难以驾驭和控制。随着技术带给人类利益的增加，它带给人类的负效应也在增加，技术异化现象凸显。如现代农业中大量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但同时也直接导致了食物天然质量的下降、土壤的贫瘠化和环境污染以及生物物种的灭绝。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发出警告：除非人类开始关心自己的环境，否则，“人类对环境的所有攻击，包括有害甚至致命的物质对空气、江河和海洋的污染……将必然无疑地破坏或改变物质本身……未来的形成就取决于此”[1]。现代通讯技术虽然方便了人类的社会生活，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危害了人类身体健康。现代医疗技术一方面大大保障了人类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它却带来了一系列有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如人炸、社会老龄化等。同样，核能虽然是一种理想的能源，但核能利用的危险性极高，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发生，它的破坏性就使其影响力和受关注度超过了当时的地震和海啸。
总之，现代人越来越依赖技术，离不开技术，但从蒸汽时代到电力时代，再到原子时代、信息时代，技术的进步相反却带给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危机、生存危机和信仰危机。所以技术让人类因它的进步带给人类的巨大利益陶醉的同时也让人类对技术充满了恐惧和担忧。
二、技术异化的表现
（一）对自然的破坏
现代技术控制和干预着自然生态系统。一方面，从人与自然相统一角度来看，人类按照自身的目的性和价值取向来改造自然界形成人工自然，在这一过程中，日益实现技术的正向价值；另一方面，从人与自然相对立角度分析，自然界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由于技术进步的控制和干预，系统内物质彼此依赖遭到破坏，阻断了天然自然的进化进程，扰乱了天然自然的平衡发展。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和能源危机、人口膨胀等技术异化问题越来越显现化。
（二）对人的控制
历史的逻辑体现出：新的科学理论和高新技术的出现，都会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在这个深刻变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人类传统的生存条件和生存方式，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又不得不面临其带来的各种尴尬与困境。
人类在技术的控制年代里，越来越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对此，弗罗姆在《健全社会》中运用“病态社会”这个概念诠释了人类社会在现代高新技术的研发、运用到产业化整个过程都不同程度地彰显出这样的事实：压抑和摧残人的本性。弗罗姆把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不同程度的“软弱、孤独和焦虑”等现象称为“异化综合征”[2]。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以“数字化时代”、“信息时代”等高科技为特征的现代社会里，人也被符号化。人的各种“实体身份”被虚拟化，各类数字代码几乎完全淹没了人的个性特征。
进入“技术时代”后，人也失去了自由。现代人类社会的发展与高新技术的研发、应用以及扩散的关联度相当高，即离开了这些现代化技术工具，工作开展的难度大大增加，如技术工具出了问题，就会产生不知所措的现象。人的主体意识和精神能力被现代技术操作体系所压抑，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技术操作的。余良耘在《技术追问的三个维度》中比较系统地描述了人类为了自己的暂时性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的选择性、能动性、随机性”托付给整个技术过程。[3]埃吕尔的“技术自主论”把当代技术作为一个完全“自由且外在于人”的支配系统进行评价，得出了“技术越发达，人所丧失的自由就越是惨重”的结论。[4]现代社会，由于技术日益体现为压抑人的异己力量，使得人类的独特性评价标准出现一体化趋势。因此，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人高度被物化，人性逐渐扭曲等。
（三）对社会的影响
迅猛发展的技术，一方面以相当的规模和程度影响着自然和人，另一方面，不同程度破坏着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日益冲击着人类社会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带来了一系列技术伦理问题，已对人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同时，人类的生存也面临着“技术滥用”和“技术失控”的威胁。
第一，技术的运用首先直接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从个人层面上讲，电子信息和网络让地球变平，人可以在地球这端了解地球那端的信息，世界因此而缩小，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在拉大。电子信息和网络隔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交流，人和自然、人与人、人和真实社会之间的直接交往和对话被阻隔，人类、自然、社会之间的疏远导致了人际关系疏远，人的心理和情绪出现障碍，甚至产生了人格的分裂。而人的天性是，对自然的向往并渴望与其融为一体。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异化论”认为，现代社会越发达，“技术统治论”意识就越强烈地产生对人的压抑。这样，人类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也都烙上了技术异化的烙印，使整个人类的异化越来越普遍。[5]从国家层面来看，有科技优势的民族可以运用科技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利益，从而产生经济优势、军事优势、政治优势。这各种优势会导致各国综合国力发展的不平衡，从而激化不同民族之间对技术片面应用的追求，如核军备竞赛。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带来的世界大战以及局部战争都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刻灾难，而且这种灾难还在延续。
第二，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已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传统的自然秩序和伦理价值观范式在蜕变。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虽然能够解决生殖功能障碍等问题，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天然和谐关系被破坏，最终可能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亲情破裂、道德伦理危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果克隆技术以“非自然”的方式生产人类，将会引发“克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对现有的社会关系、家庭结构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且人是社会的主体不是东西，不能随意制造，否则人的生命将不会受到尊重，而且可能随意毁坏生命，人的价值尊严也会受到严重损害。
第三，技术发展的过程特性已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构成严重威胁。自组织和他组织的高度统一是技术发展的特性。其中，人对技术有主动性，而技术的发展又蕴含着自身的内在逻辑性。一方面，从他组织维度分析，技术的利弊效应关键取决于利用的人，如果被滥用，就会出现灾难性后果（例如核武技术和生化武器技术）；另一方面，从自组织维度分析，技术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人类的意志无法完全驾驭技术发展的规模和程度。埃吕尔1964年在《技术社会》中把技术描述成：现代技术已成为不受人类的理性目标所控制的一种自主的力量。“技术发展体现出这样的特点，技术不断地扩张自身，越来越强大，最终会成为无所不包的怪物。”[6]1977年，美国技术哲学家温纳（L・Winner）在《自主的技术》中进一步把技术描述成：“技术正逐步摆脱人类的掌控，按照自己的轨道，排除人类而独立发展。”[7]因此，当人类无法驾驭技术的发展时，会给人类自己带来恐怖的后果――可能将导致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毁于一旦。
三、技术异化的根源
（一）技术的两重性
技术是以自然界物质存在为基础的，是一种改造自然的知识和活动，也作为一种劳动工具和手段为自然规律所规定，即技术必须与自然规律相一致，这是技术的自然属性。就其自然属性而言，技术作为改造自然的活动，虽源于自然物，但任何技术都具有人为的非“自然”因素，每一项技术的研发、应用到产业化，都体现出反自然的天然属性，不断“破坏”、“干预”着自然的本真状态。人类不断给自然系统“异己之物”时，而自然系统也必然会反作用于人类。这是内在的客观规律。对此，日本的中山秀太郎曾就技术的安全性这样描述道：“所谓技术，从产生开始，就注定是反自然的。技术……只要运用到自然领域，就要产生对自然的破坏，不可能有绝对安全的技术。”[8]技术的自然属性决定技术的异化是不能彻底根除的，只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所以技术必然要以人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为基础，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否则，人类必然遭受大自然的报复。
同时，技术的发展深深烙印了人类的各种目的、价值以及需求等因素，也受制于诸多的社会因素（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所以技术是一种社会现象，具有社会属性。人对技术具有主动性，但是，人类对技术的需求欲望是无限的。一旦人类这种需求欲望突破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尺度时，人与自然就会走向矛盾的深渊。
总之，在技术超现代化和技术超社会化的进程中，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日益被放大和强化，其结果是――技术在自然、社会以及人本层面的异化。但这并不是说技术异化仅仅与这种“两重性”有内在联系。
（二）技术异化的深层次根源
技术的两重性导致技术异化，但笔者认为技术异化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人自己。人的观念、思维方式决定了人对待技术的行为方式。所以我们应该从思维层次去挖掘技术异化的原因，转变人类的思维理念和行为方式，才能对症下药解决技术异化问题。
思维决定人的行动，技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一种活动，体现人的观念。技术异化正充分展示了人对自然、人自身以及技术的态度。
远古时代，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物我不分，人没有把自己、物以及意识中的产物区分开来。那时人对自然力量充满着崇拜、敬畏、顺从。正如F.培根所讲的“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
工业文明时期，产生了人与自然、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人类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来看，认为人类不仅能够战胜自然，而且也能够完完全全地改造自然，人类的力量无穷，人是自然万物的中心。康德提出所谓的“人为自然立法”。人类的主体地位得到极大提升，“人类对自然的统治是早期现代科学家的固有的观念”[9]。人类试图使自然成为“人类的奴隶”，自然完全处于人的附属地位。对自然观念的改变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膨胀分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忘记了自己是自然的一员。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忘记了“存在”。技术则是人类忘记存在的极致表现。在片面的自然观的支配下，技术完全丧失了其价值理性，沦为了人类破坏自然、榨取自然的工具。
到了工业革命时代，技术被推上了至上的位置。人类思维出现了这样的理念：人通过技术发展能够解决自己生存的一切问题，于是涌现出了“技术万能、技术决定和统治一切”等社会思潮。于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不惜以消耗资源能源为代价，使生态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最终带来了一系列自然后果和社会后果。
总之，由于人的自然观和技术观的扭曲，加上个人私欲的膨胀最终造成了技术异化，最终带来了人类生存的一系列的危机。人类开始反思技术，甚至恐惧技术。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技术的发展直接主宰社会命运，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它怀疑、否定技术的积极作用，主张技术必须停止乃至向后退。[10]
四、技术异化的扬弃
面对技术及其应用产生的危机，如何进行历史性的选择，需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精神加以扬弃。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在享受技术带给人类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也要理性审视对待技术的负面影响。如埃吕尔所言：“将好的因素和坏的因素分开以得到纯粹好的技术，这是不可能的。”[11]妇保留技术“好”的方面，而去掉技术“坏”的方面，在埃吕尔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幻想。“技术进步的有害的结果不可能从它的有益的结果中分离出来。”[12]“一项技术的结果从来不是完全积极的或消极的，正负效应并存是技术进步的基本特征。”而技术的进步对社会的发展贡献是无可比拟的，人类要发展，就不能因噎废食，停止一切技术活动。托夫勒认为：人类不能、也不应当关上技术发展的闸门。只有浪漫主义的蠢人，才喃喃自语要回到“自然状态”。而自然状态是怎样的呢？婴儿因缺乏基本的医疗护理而萎缩、死去；营养不良使脑子失灵。他进一步认为抛弃技术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不道德的[13]。
那么人类该如何面对技术，使技术尽量地“为我”而减少“反我”。凯姆蓬（Michael G Campion）和乔尼斯（Elsewhere Jones）对现代技术的发展作出的较为全面的评价或许会给我们一定的启示。他们认为，人类有能力掌控自己的未来，关键要看控制技术的主体具备什么样的思维逻辑和价值观；如果这个主体群被奴役的话，这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人类自身的原因；同时他们又这样认为，由于人类的不同思维逻辑和价值观作用于技术本身，这样技术具有两重属性而非中立，结果在各种不同形式的技术中也就蕴含了我们真正的价值本质。[14]由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技术具有内在的不可消除的异化性，但技术是人类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我们可以选择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减弱技术的异化性。
（一）创新人类的思维方式
1.尊重自然
对技术的应用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基础。自然物是技术的物质载体。技术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以“独特”的力量和工具作用于自然的必然产物。“人只能在‘自在自然’的物质条件基础上，融合人类的思维和价值观去发明创造各种技术。”[15]因此，技术及其系列活动都要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尤其在当代，对作为改造世界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技术的认识，我们要实现整体性的变革和转换，尊重自然规律，而不是把自然看作人类奴役的对象，肆意践踏。只重视人操控自然而忽视人对自然的依赖的纯科技理性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最终会发生人与科技同归于尽。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类的计划如果不以自然规律为前提，只会产生灾难。”[16]
2.重视技术理性的局限
毫无异议，人类理性是有局限的，而科技理性是人的意识系统中的理性子系统，它本身受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如人文道德价值理性、其他各种非理性因素、人的自然性以及社会历史性系统的制约。技术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的一种，自身的局限是客观存在的。技术对能源危机、环境危机、人口危机等一直无能为力。要认清技术危机的本质是这种有限人类理性产生的后果，这样才能逐步消除技术异化的负面影响。正如有学者所分析，因为自然界的复杂性与变化性，而人类主观认识水平和理性能力有限，使得人们对自然必然性的把握只能是相对的与近似的；而且由于人类活动及其理性的局限，技术后果往往是难以预测和控制的[17]。所以，人类在进行各种技术活动前，要进行相应的战略规划，要体现出前瞻性、全局性，要充分预测各种后果以及消除这些后果的能力。
（二）为实践融入道德因素
爱因斯坦曾说：“只依靠技术人类是不能走向幸福和高尚生活的，人们还离不开对崇高道德规范和价值本身的研究。”[18]为了人类自身的幸福生存，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同样应该考虑道德的因素。
1.科研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科技发展是伴随着人类的实践活动而实现的。科技工作者是科技发明的主体，历史和社会发展赋予了他们重要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命运。因此，他们必须要站在整个社会责任感高度来预测其研究成果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度。社会不需要“科学疯子”或“科技魔鬼”。科技工作者应该身兼特有的道德责任和造福于人类社会的义务。“掌握科学技术的人必须明白：科学技术必须最终造福于人类。这个目标永远不能脱离。”[19]
【关键词】 一体化组合教学模式； 手术室； 护理教学
中图分类号 R472.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5）22-0105-02
doi：10.14033/ki.cfmr.2015.22.058
手术室承担着对患者进行手术、抢救、检查等一系列重要任务的场所。由于其专科性，实践性强、手术器械种类多、无菌要求高、专业知识涉及面广、工作流程与其它科室差异性大等特点，护生进入手术室实习普遍存在无所适从感[1]。随着护理学教育的不断发展，传统教学模式已跟不上现代手术室护理教学的步伐。为了适应手术室现代护理教学的需要，近年来笔者对手术室护理教学的具体内容和教学模式进行了不断的探索，2014年笔者将一体化组合教学模式运用到手术室护理教学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现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3年8月-2014年3月进入手术室实习的30名护生为对照组，其中女生25名，男生5名，本科2名，专科28名，年龄18～23岁，平均（20.1±0.78）岁。选取2014年8月-2015年3月进入手术室实习的28名护生为试验组，其中女生24名，男生4名，本科4名，专科24名，年龄18～13岁，平均（20.2±0.89）岁，两组均经过临床护理学专业2～3年理论知的学习，在手术室实习周期为4周，带教老师均由6年及以上临床护理经且具有护理师及以上职称的老师担任。两组护生学历、性别、年龄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即入科时对科室规章制度讲解、手术室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论讲课、相关操作项目进行操作示范以及“一对一”教学。
1.2.2 试验组 在对照组教学模式的基础增加一体化组合的教学模式，现介绍如下。
1.2.2.1 阶段目标教学 根据实纲要求结合手术室专科知识及护生实习周期，在护理部总的教学计划指引下由总带教及带教老师制定了见习阶段、熟悉阶段、实践阶段、巩固阶段4个阶段目标，阶段目标的设定遵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阶段时限设定为1周，每个阶段的教学目标由认知目标和技能目标两方面组成，并对其进行层层细分，将目标细化具体到天，护生入科时将4阶段教学目标发放给每位护生，带教老师根据阶段目标进行带教，于每阶段结束前对护生教学目标掌握情况给予评价打分。
1.2.2.2 多媒体辅助教学 此种教学模式宜选择在实习初期和中期。由于护生对手术室环境、布局、工作流程、性质较陌生，特将手术室环境及相关操作拍摄成图片或视频制作成多媒体教学资料在护生入科时进行学习，促进护生对手术室的认识，减轻其紧张焦虑情绪[2]。同时准备了常见手术的配合图片、视频，在教学过程中护生可有选择性地学习和人机对话进行复习。多媒体教学通过多感官的直接刺激，提高了护生的学习兴趣、开拓了护生视野，增强了自我认可度。
1.2.2.3 教学反思日记 教学反思日记模式贯穿于整个手术室教学过程中。护生入科第一日进行岗前培训后由总带教对教学反思日记相关知识的培训，具体内容包括书写反思日记的目的、方法及书写要求。每位护生每周书写2～3篇。要求护生在手术室实习过程中把亲身经历、遇到的问题、实习的体会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通过查阅教科书或互联网知识平台分析问题的原因、护理措施及其理论依据[3]。带教老师每周定期对反思日记进行批阅、归纳、总结，对日记中的共性问题进行集体反馈；对个别问题采用单个反馈。
1.2.2.4 情景模拟教学 适用于实习中期教学查房环节中，此阶段护生对手术室专科理论及操作技能已有一定了解。具体方法：由带教老师给出模拟病例并讲解操作要点、原则及注意事项后，分别由护生扮演患者、护士、患者家属等角色，根据查房要求进行演练，演练过程由带教老师进行引导，演练结束后组织护生互评，带教老师对护生理论知识的掌握、操作技术熟练程度、沟通能力进行点评，对闪光点给予表扬，同时对模拟教学中的问题与不足予以分析和指正[4]。
1.2.2.5 护生讲小课教学法 护生讲小课一般安排在实习巩固阶段，根据手术室教学计划护生在实习第四周结束前进行护理小讲课，护理小讲课以组为单位，每组3～4名，时间限定为20～30 min。小课要求紧密结合临床实践，选题要遵循针对性、实用性和专业性原则。由总代教和实习小组长讨论课件题目，带教老师对课件内容的选择、讲课技巧进行指导。听课对象主要为护士长、总带教及带教老师、手术室低年资护士、手术室实习护生。课后由护士长、带教老师评价护生小讲课的优点、亮点及不足。护生小讲课增强了护生学习的主动性、参与性；同时掌握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了综合能力[5]。
1.3 评价指标
护生第四周中期对其进行出科理论、操作技能考核，理论考试内容依照《外科护理学》中的相关知识进行，操作技能考核为外科刷手法、无菌技术操作。出科理论、操作考试均为百分制。第四周末向护生发放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调查表，满意度分为满意和不满意2个维度。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8.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中的 检验分析，P
2 结果
2.1 两组护生入科理论成绩、出科理论、操作技能成绩比较
试验组护生入科学理论成绩跟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出科理论成绩、操作技能成绩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2.2 两组护生对教学模式满意率比较
试验组护生对教学模式的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随着现代护理临床教育的发展，传统的带教模式已然有悖于现代的护理教学理念。传统的教学模式存在教学目标不明确、带教老师凭借自己的经验带教等问题，而使临床带教具有盲目性和随意性的特点[6]。阶段目标教学使带教老师及护生明确了每一阶段具体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使老师与护生根据教学目标指引进行教与学，使教学活动趋向于目标化、规范化；多媒体辅助教学形式独特、内容直观、感官刺激面多、信息输出量多，便于护生更快进入手术室工作角色，减低紧张焦虑等不适感，同时护生通过多媒体教学资料能更全面的了解不同科别手术的配合内容，提高了护生学习兴趣与自主性；教学反思日记在寻找事件的原因以及实行措施的理论依据的过程中，巩固原有的理论知识，使护生学会了将理论知识指导临床实践、学会运用分析、综合的思维技巧应对复杂的问题，伴随着临床经验的累积，提高了护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情景模拟教学是一种模拟真实场景演练的教学法，为护生提供了一个综合运用知识的平台，学习氛围较为活跃，使以往胆小的护生在演练的过程锻炼了表达与操作的能力，护生在体验各种角色的同时增强了护生的学习动力、合作交流能力，提高了临床思维能力、动手能力；护生讲小课从选题、备课、讲课的各个环节激发了护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培养了护生收集、整理知识的能力，提高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能力、表达能力以及综合能力。研究结果显示，一体化组合教学模式组护生的出科理论、出科操作技能成绩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传统的教学模式师生的沟通方式主要表现为“老师负责讲，护生负责听”，其形式单一、死板、缺乏创新性。一体化组合教学模式在教学各个环节中，带教老师一直和护生保持沟通，老师能随时掌握护生的学习情况，针对学习过程中的薄弱环节进行辅导，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其次一体化组合教学模式增进了师生间的情感，融洽的师生关系促进和激发了护生的学习热情、使带教老师更尽心的指导护生。再次护生的学习热情促进了带教老师不断的学习专业知识、业务水平，提高自身的带教水平，真正体现了教学相长，从而不断的提高教学质量。从护生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试验组护生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一体化组合教学模式在手术学护理教学中的应用对手术室的护理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实施一体化组合教学模式必须制定各个阶段具体、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目标，教学活动的流程及质量控制标准，各位教学组老师需充分掌握上述内容；其次需要准备内容丰富的课件、手术室相关知识的图片、视频等多媒体辅助的教学资料；再次为了情景模拟教学、护生小讲课教学模式更好的开展，最好配备单独的供教学使用的多功能教学室；最后手术室各级教学管理人员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持续与护生保持沟通、注重护生对教学的反馈，对出现的问题、不足之处应进行及时纠正与调整，使一体化组合教学模式在手术室的护理教学中发挥最大化的效果，实现教与学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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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多媒体;辅助教学技术;异化;以人为本;技术与人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posed in the multimedia auxiliary teaching advocated the humanist humanism teaching theory， prevents the disassimilation which and teaching formalism the multimedia auxiliary teaching technology uses excessively produces. Emphasize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person's dominant position， the reasonable appropriate application multimedia technologies， achieve “the technology and the human” the harmonious unification， causes road of the multimedia auxiliary teaching to be more scientific reasonably.
Key words: multimedia; auxiliary teaching technology; dissimilation; humanist; technology and human
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应用对于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效率、创设教学情景和优化教学环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教学中教和学的方式，为拓新学习方式，激发学习兴趣，优化课堂教学效果，提供了崭新、高效的辅助手段，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但是，多媒体技术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两面性，它的弊端已在教学过程中很明显的暴露出来，这些弊端有的是由于多媒体技术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有的是由于使用不当等一些人为因素造成的，对于这些问题应予以充分重视，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原因，如果过度依靠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没有很好的把握教学中“技术和人”之间的主次关系，[1]就会使现代教学陷入技术盲崇的误区。如果不注意加以纠正，就会对教学活动和教学效果产生危害。因此，对这一现象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思考。
1高校多媒体辅助教学存在问题的反思[2]
1.1使用多媒体技术不等同于教学现代化
对于热衷“赶潮流”和“技术盲崇”的人，多媒体教学好似实现了教学现代化，“多媒体”成为“现代化”、“先进科技”的代名词。更有甚者将多媒体的使用视为教学“评级”、“评优”的唯一标准，显然这是对现代化理解的偏差。众所周知，教学的现代化是教学思想、方法、手段的全面进步，多媒体教学只是现代化教学的一个环节，决不能等同于教学现代化。
1.2普及多媒体技术不等于人人要学、时时要用多媒体
技术的普及已成为趋势，一时间，人人都在学，但效果又如何呢，笔者认为并不如人意。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有限，专长与爱好也不相同，并非都能成为多媒体制作的行家里手，普及多媒体教学不代表人人要学，人人要会，同样的道理，也不等于时时要用、处处要用。教学内容千差万别，不是都适合用多媒体进行讲授。多媒体只是一种选择，而不是唯一，不能一味盯住不放，搞教学手段的“一刀切”。
1.3多媒体技术不能主宰课堂教学
有人视多媒体为教学的“灵丹妙药”，把课堂从头到尾交给了多媒体，教师和学生要“退居二线”，让多媒体做授课的“个权代表”，主宰教学过程。这样的教学过程，学生成了“看戏”的观众，教师成了“放戏”的播映员，机器掠夺了教师的上课“演出”的权力，教师和学生在机器的支配下被动的教和学。这无疑是本末倒置、主次不分，教学终究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设备再好也只能是一种辅助的教学手段，不能取代人的地位。
1.4多媒体教学不能一味追求信息容量和表现形式
多媒体能大容量的集合教学内容，丰富表现形式，但并不意味着越多越好。教育心理学认为:学生接受能力是有限的，过多的信息和信息表现形式，反而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不利于学生接受有用信息。多媒体教学要杜绝华而不实，要求精求真，把设计制作的着力点放在解决教学重难点问题上。
1.5人的主体地位丢失，人的属性会不断的弱化和缺失
如果对此不能正确的把握和警觉，还是无法改变多媒体技术滥用的危害，导致人的缺失，表现在:①教师能力的退化;②教师主导作用的丢失;③情感的消失。
2正确理解多媒体辅助教学技术与人的关系
通过对多媒体辅助教学技术问题的反思，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哲学警示:[3]
2.1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教学理论
人本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源远流长，起源于古希腊文化，形成于文艺复兴，发展于启蒙运动，在现代社会得到不断的完善。同科学主义一道相互竞争、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人本主义最核心的思想就是认为人性来自自然，自然人性即人的本性。反对将人的心理低俗化、动物化和机械化。罗杰斯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观点用于解释人的学习，并扩展到教育教学领域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人本主义教学理论。人本主义教学理论的基本观点:①承认学生学习的能动性;②强调学习资源的提供;③通过使用合约使学生获得明确的学习目的;④学习氛围对学生的学习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⑤强调真实体验和情感参与对学习的重要性;⑥重视学生的自我评价。
人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在教学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教师与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人。我们不能把教学工具的技术性提升到极端而无视教育的人文性。教学技术无论多么先进，它本身没有生命，无法顾及人的兴趣、情感。教学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还需要教师用真情去与学生交融，要燃起学生内心对真理渴望和追求，这是任何技术和机器办不到的。课堂上不仅有知识的流动，还有师生之间、生生之间情感的流动，如此建起的人文环境是任何媒体难以替代的，面对面的教育是永远不可取消的。在全面素质教育的今天，关注学生综合素质培 养，强调人文精神关怀已成为共识。明确人的主体性，发挥教师的主宰作用，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依然是不可动摇的课堂主旋律。[4]
2.2防止技术异化的倾向
多媒体教学仅仅是辅助教学的一种技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将一种手段推崇到极至而忽略了提高教学本身的目的，就是一种技术异化。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对技术的运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控制。统治的特定目标和旨趣不是‘后来’的从外部追加给技术的，它们早已渗透在技术设备的设计中。技术总是一种历史——社会的规划:一个社会和其占统治地位的旨趣，打算利用人和物所要做的事，都要用技术加以规划。统治的这种‘目的’是实质性的，因此它便属于技术统治的形式本身。”显然这对科学技术手段的作用夸大到了极致。这种偏执不仅忽视了人的理性和本性发展的目的，同时也伤害了科学技术，使技术走向异化。
再次，对技术理性片面发展造成人与自身对立的反思。[5]技术理性的片面发展使得在现实生活中对技术的滥用、误用，从而导致了人自身的危机，即技术的异化导致了人自身的异化，使得人自身在肉体上受折磨，精神上遭摧残，从而造成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丧失以及精神的萎缩。正如弗洛姆所指出的:“在技术社会，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办法征服自然，但却陷于这些的网罗之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办法以意义的人自己。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为自己所制造的机器的奴隶。”
多媒体辅助教学技术作为一种技术的运用，在组织教学时，注意以下方面来防止技术异化。[6]
2.2.1技术需要理性的应用
运用多媒体技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要依据客观事实，合理地综合利用发挥各自特长，以取得最佳效果。加强多媒体教学的教育性和科学性。在教育性方面，多媒体教学要符合教学大纲，遵循教学原则，要优化教学内容的组织与演示，形成合理的教学模式，要遵循学生的认知心理规律，激发起学习的兴趣和动机，引发主动思考，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在科学性方面，主要有3个层次:一是多媒体的使用能够切实表现教学内容，实现内容与形式的最佳组合;其次，要全面、系统、科学的设计多媒体教学，要有区分的选择技术，有策略的应用技术，使技术的运用最合理化，既有整体性又有操作性;三是实用性，即确保所选的多媒体技术是当前教学所必需的，能有的放矢，在教学中发挥的作用是其他手段所达不到的。要力求简洁，以最贴近教材、贴近学生，真实准确地反映教学重难点为准则，要以操作方便、可靠，有明显的效果为准绳。
2.2.2实现人与技术的结合
实现教学效果最优化，要做到人与多媒体技术的结合，包括人与技术的有形载体——机器的结合。人与技术之间，人是主体和中心点，任何技术的发展都应围绕人的需求来展开，人是技术的发明者，也是技术的使用者，更是技术的受益者。在技术的使用上，人不应该被动地应用技术和机器，不能成为技术与机器的附属。在多媒体教学中，教师是技术的组织者、管理者，多媒体应该适应和满足教师的需求，二者组成系统才能很好地协调工作，学生是多媒体的服务对象，多媒体的使用还要符合学生心理认知规律，以学生为出发点和终结点，传递教学信息，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师以学生为中心组织教学活动，利用多媒体营造和谐的教学情景，学生在和谐环境中，与教师合作交流。只有将这三方面关系调整好，实现人与技术的真正结合，教学才能融会贯通，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课堂才会有人情味，学生才能活跃起来，实现最好的教学效果。
总之，多媒体技术应用于教学有着进步的意义，关键在于能否突显教学中人的主体地位，合理恰当的应用多媒体技术。随着技术的进步，多媒体教学还有更广阔的拓展空间，人与技术和谐统一的步伐也将愈来愈快。每个教育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技术观”，不断分析问题，化解矛盾后，总结经验，探索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多媒体教学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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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 婷. 论人本主义教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对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指导作用[J].济宁学院学报，2008.6(3):51～55
关键词：科技思想;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1-0078-006
社会发展实践表明，科技是一块硬币：一方面，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它在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将人们从沉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从物质的匮乏中拯救出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会统治工具，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科技的发展不仅没能带来人的解放，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人的奴役。面对现代科技的蓬勃发展，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对其进行了深刻分析，他们不仅看到了科技革命给现代生活带来的便利，而且更深刻剖析了作为一种工具理性，科技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刻骨铭心的肆虐与伤痛。从理论特质看，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的科技思想具有统一性，它们都通过对人类社会科技意识形态进行批判，试图找到一条社会救赎之路。同为科技哲学的理论大家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领军人物，两者在对科技意识形态化的注解、科技异化后果的认知以及科技意识形态化治理等诸方面却有着各自的理论建树。然而，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哈贝马斯明确从马尔库塞的观点中跳出来，进而建构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关于科技意识形态的批判框架，并形成了对马尔库塞科技思想的理论拓展。
一、马尔库塞的科技意识形态思想
马尔库塞看到，现代科技的发展不仅没有带来人的解放，反而成为人类解放的桎梏。作为一种工具理性，现代科技用新的本能压迫代替了过去的暴力压迫，用新的商品奴役代替了过去的人身依附。
（一）科技理性已逻辑化为技术统治理性
传统的技术中立论认为，科技仅仅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它并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与社会制度、政治文化无关。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中立论的天真幻想再也站不住脚，“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特征，技术中立性的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1]
首先，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科技的运用已经成为一种对人实施统治的物质技术资本。技术手段不仅没有保持中立的幻像，反而为特定的历史规划服务，为新式极权社会的出现奠定物质基础。科技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新任务就是为现存社会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以发挥其意识形态的功能。科技理性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宰制，重构人的思想和行为，把价值理性从人的意识和行为中排除出去，使人机械地认同现存的统治形式，科技发展的前景不是通往一个民主与自由的新社会，而是通往奴役之路。另一方面，科技理性已逻辑化为技术统治理性。科技理性要求掌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不是特殊的个别适用的真理。反对所谓特殊论，这样一种逻辑化客观上要求整个社会高度统一，从而使现有统治秩序得到维护。科技的所谓“中立性”使它极易受到统治者的利用，得以确立其现实政治方向性。科技的这种工具理性特征使它只讲手段不讲目的，让统治者用起来得心应手。
（二）科技意识形态导致整个发达工业社会全方位的单向度化
马尔库塞对科技意识形态化的后果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了科技意识形态化带来的严重危害，导致整个发达工业社会全方位的单向度化。首先，科技意识形态造成对人的压抑和异化。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既是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富裕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压抑人性的病态社会。富裕社会是表象，而病态社会才是实质。这个病态社会实行“本能管理” 阻碍人的生活本能的发挥，把社会的需要伪装成个人的本能需要。这个病态社会还人为制造一些“虚假的需求”以阻碍人们真实的需要，“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人原本是商品的主人却异化为商品的奴隶。这些需要的满足使人感到愉快、舒服，看起来好像使人们生活得更幸福，但是这些需要不过是统治阶级有意创造出来的为压抑人而服务的产物，是被巧妙地强加于人的，是一种“抑制性的需要”，这些需要越使人感到满足，人的真实需要也就离人越远。
其次，科技意识形态造成了对人的攻击。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通过强加一种生活方式给个人，把对人的控制和操纵深入到了心理层面，从需要和本能层面对个人进行控制和管理。这样一种新型控制方式，正是科技发展带来无限物质财富所造成的，它成功化解了人们对政治统治的警惕与不满。但是这种控制方式同时也激化了社会结构与个人心理之间早已存在的对立，导致本能结构失调，人的攻击性本能增强。在发达工业社会，个人的自由被生产和消费的非人道化取消，人性受到压抑，敌对的情绪高涨，原本受到性本能制衡的攻击性本能如脱缰的野马，成为一种巨大的破坏性力量。而整个社会的功能化削弱了人们的责任感和良心，使得人在使用暴力时显得理直气壮。人与己、人与物之间的剧烈冲突造成了人精神上的不安。
再次，科技意识形态导致社会一体化。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也可以称为新型极权主义社会。科技的意识形态化，封闭了人的批判精神和否定意识，与社会统治者的思想直接同一，整个社会表现出高度的一体化。这样一种高度一体化的新型极权主义社会利用科技手段普遍采用民主、正义、普选等政治运作方式，表现出代表普遍利益的假象，一改过去暴力、恐怖的旧形象，实则换汤不换药，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人的全部活动和机能都服从统治的需要。人被异化为顺从的奴隶，丧失了自己的历史主体性。整个社会成功地被塑造为一个没有反对派的封闭空间。
（三）解除科技意识形态化及其单向度的社会状态，需要超越工具理性、呼唤新的感性、启用人欲
马尔库塞说：“个体的感官的解放也许是普遍解放的起点，甚至是基础。自由的社会必须植根于崭新的本能需求之中。”
首先，要消除科技意识形态危害就要超越工具理性。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对人的性本能的压抑是由于物质匮乏所造成的，人类社会永远处于物质匮乏状态，因而对性本能的压抑也是永恒的。马尔库塞指出，随着科技的进步，工具理性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获取物质财富的能力也越来越强，社会财富呈爆炸式增长，现代社会的巨大物质财富已经可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对性本能的压抑也大大减轻。在此情况下，对人们性本能的继续压抑不过是政治统治的需要。社会发展与人的性本能之间的矛盾已经有了解决的可能。弗洛伊德所谓永恒的压抑是站不住脚的，相反还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要化解不合理文明的压抑必须首先树立新的文明观念。人们必须抛弃过度的物质享受，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如果人们只追求物质享受，那么就永远是商品的奴隶。人要获得解放就必须放弃发达社会人为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而满足人的真正需要。自由的先决条件是缩短劳动时间以破坏操作原则。这虽然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生活水平，但是反而会推进自由的进步，因为阻碍自由、压抑人性的劳动时间变少了。
其次，消除科技意识形态的危害需要呼唤新感性。马尔库塞说：“鉴于发达资本主义所实行的社会控制已达到空前的程度，即这种控制已深入到实存的本能层面和心里层面，所以，发展激进的，非顺从的感受性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同时，反抗和造反也必须于这个层面展开和进行。”作为不同于理性的新感性能够打破理性的霸权，重建感性与理性的关系，解除对人的压制。新感性来源于艺术和审美。众所周知，艺术富含想象力，对艺术的解读是见仁见智各不相同充满可能的，因而艺术也蕴含了多重可能性，蕴藏着解放的希望。“艺术作品从其内在的逻辑结构中，产生出另一种理性、另一种感性，这些理性和感性公开对抗那些滋生在统治的社会制度中的理性和感性。”[2]艺术源于生命的本能，反映的是人的真实需求。美是感性的感官的，它表达了对快乐原则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艺术在激发人的创造潜力的同时也激发了人内心深处被压抑已久的反抗性和批判性。艺术的使命就是解放。艺术通过想象的新形态来与现实对立，变革人们的感性世界，推动现实的变革力量――大众的变革意识的形成，艺术作品从自身的逻辑结构中推演出新的理性和新的感性对抗现实生活中的感性和理性。
再次，化解科技意识形态化的危害需要解放。马尔库塞认为，把转化为是消除科技理性对人压迫的重要步骤。是对异性身体的占有欲望，是一种局部的、短暂的快乐，有着生殖至上的狭隘性。与之相比，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不仅包括还包括娱乐、食欲等等，是一种整体的、长久的快乐，它是为文化所驱动的。需要不断改善身体的机能才能维持快乐的基础，为了达到目标，还需要一系列的改造计划把人从恶劣的环境、沉重的劳动、疾病衰老等不利条件中解放出来。解放将把人从发达工业社会的奴役中解救出来。解放需要一场全面深刻的革命，社会的边缘人也就是所谓的“新左派”将会成为革命的领导者。
二、哈贝马斯科技思想及其理论涵摄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技理性的无限度扩张伤害了人类的实践兴趣，剥夺了民主，造成生活世界殖民化。科技发展必须有其限度，科技理性不能滥用，构建交往理性十分必要。要化解科技意识形态化造成的危机就必须实现交往合理化，让科技走向民主对话。
（一）科技理性已经异化为一种新型的政治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指出，科技的巨大影响力使它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一种新型意识形态，起着维护统治的功能。一方面，科技的意识形态化表现为政治活动的技术化。政治活动的关键在于建构合法性，而意识形态是构建合法性的最好武器。晚期资本主义的大背景下，科技登上了头号生产力的宝座，成为破解任何难题的不二法门，科学技术的强大威力使得旧的“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已经支离破碎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不得不寻求其帮助以重构合法性。政治活动按照科技的规则运行。政治传播手段高科技化、讯息化。政治组织、政治操作技术模式化。民主政治被技术规约为普选制这一机械的形式。科学技术还导致了所谓政治科学的诞生。另一方面，科技的意识形态化表现为对远离政治的群众进行意识侵占。科技意识形态无孔不入，每个人、每个领域都不能摆脱其控制。科学技术宰制着大众意识形态，使其认同现存的政治秩序。科技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显得天然合理，没法反抗。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生活的常态应该是文化生活，人们依靠互相理解来进行社会组织活动，依靠交流对话来调整社会关系。现在科学技术的模式被照搬到社会生活中，成为唯一的标准，把社会由生活世界变成了以科技为中心的系统。正是由于“技术统治的意识同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相比较，‘意识形态性较少’”[3]所以科技意识形态征服生活世界这一过程兵不血刃、非常顺利。
（二）科技意识形态致使生活世界殖民化
生活世界殖民化，是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独有概念，指的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原本只属于社会子系统的目的合理性模式不恰当地移植到生活世界之中，生活世界被工具理占，日常生活实践也被目的合理性模式扭曲或物化，结果导致 “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既定的自我理解。”
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社会整体系统逐渐分化，金钱和权力已成为经济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的运行媒介。与此同时，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也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私人领域以家庭为核心，主体的独立与自由是其精神实质;公共领域则是指文化事业、大众传媒等，它的主要目标是进行精神的再生产和凭借政治参与来实现社会整合。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国家与社会各自独立运行互不干涉，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和谐相处，维持着一种良好的平衡状态。但是，时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经济系统危机不断，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运行，国家开始对经济系统进行干预，于是原本互不干涉的国家和社会混在一起，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都朝着对方的方向发展，不仅系统内部结构被破坏了，而且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也出现失衡。
其次，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都看到了科技意识形态化对人的压抑与桎梏。马尔库塞指出，科技意识形态化扭转了科技发展的方向，本该带来自由解放的科技发展，反而加深了对人的统治和奴役。科技发展为现行统治服务，使这种统治对人的压抑显得合情合理，让人们失去了反抗的可能。物质富裕的人们生活在精神的沙漠里，痛苦万状求出不得。哈贝马斯指出，科技意识形态化造成工具理性的肆虐，把科学技术的活动模式不恰当地运用到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文化的失落。科技向意识形态的发展破坏了民主，鼓吹专制，为少数人精英统治辩护，欺骗大众放弃民力，把所谓的科学管理奉为圭臬，希望以之来代替民主。
最后，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都指出了一条解除科技异化之办法，都希冀通过扭转科技发展方向，使之重回造福人类之路。他们都提出了科技解放的前景，试图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难题。他们都认为科技意识形态化危害是可以避免的。马尔库塞认为，用新理性超越工具理性，用新感性解放人的潜能，用解放实现社会革命，科技意识形态危害是可以避免的，科技可以被引导到一条促进人类解放的正确道路上来。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规则的滥用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实行交往合理化让工具理性规则回到它自己的界限以内，将劳动与相互作用进行区分，科技意识形态的危害是可以避免的，在人文理性的规范下科技可以为人类造福。他们的主张都有不同程度的乌托邦性质。
（二）哈贝马斯科技思想对马尔库塞科技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拓展
首先，哈贝马斯科技思想实现了对“科技意识形态化”概念的理论延伸。马尔库塞从批判技术中立论入手，指出技术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在现代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统治机器的一部分，通过制造对虚假需求的满足以驯化人的自由意识和反抗意志，把人变成顺民，从心理结构上认同统治，在社会结构上与统治体制合而为一。人们的反抗精神被消解于无形，整个社会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极权社会。哈贝马斯则是从自由资本主义“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神话破灭入手，指出旧的意识形态破灭，需要新的意识形态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论证。科技的巨大威力使得统治者不得不借助于其帮助以重塑意识形态。科技意识形态具有以往意识形态不及的无孔不入的巨大影响力，使人无法逃避。
其次，于科技异化后果的认识，哈贝马斯科技思想实现了从马尔库塞人性异化到社会结构异化的理论转化。马尔库塞从弗洛伊德的理论出发，揭示了科技意识形态对人的性本能的压制和对人的本能结构的破坏，导致人性的异化，冲突与暴力成为人的病态表现。马尔库塞又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出发，指出了科技意识形态对人的异化，导致人为商品而活这一特殊的物化状态。[5]整个社会出现一体化的状态，极权统治消灭了反对派。哈贝马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把社会结构分为系统和生活世界，揭示了科技意识形态化导致的社会结构冲突，生活世界被系统侵占，人的文化世界失落为金钱与权力的争斗场，民主自由被技术精英统治代替。
最后，哈贝马斯科技思想实现了对科技异化治理机制社会结构层面的理论构建。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对于消除科技意识形态危害采用的手段和依靠的力量不同。马尔库塞寄希望于审美解放，审美作为对人的性本能的一种升华，可以有效地化解科技意识形态造成的本能结构失调，绽放自由解放的无限魅力。同时，作为一种蕴藏多种可能的理性形式，审美也孕育着解放的逻辑，有助于打破单向度的思维状态。从解放的主体来说，马尔库塞认为，过去的革命力量如工人、知识分子都已经被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收买了，失去了革命性，现在要革命必须依靠新的力量，也就是由社会边缘人组成的“新左派”。哈贝马斯则寄希望于交往理性，认为科技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工具理性的发展已经严重超出了应有的范围，必须开展民主对话，用交往理性恢复其本来界域。科技要成为解放的力量必须依靠科技工作者，要重建民主与对话，让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由民主与对话来决定。[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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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幻片；审美建构；技术恐惧；公共安全；基因融合
基金项目：
本文系成都理工大学优秀教学创新团队培养计划资助；成都理工大学2012年度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项目编号：JXGG201310）。
“科幻片是以已经揭示和尚在揭示中的科学原理为基本依据，通过艺术家的神奇想象，在营造的幻想虚拟世界中，展现某一戏剧性事件的影片。”科幻片是世界电影史上最早诞生的电影类型之一，其对虚拟世界的想象建立在科学原理基础之上。科幻片自诞生之初起，就以奇观化的视觉效果吸引着观众的注意，极大地拓宽了银幕上的审美天地。从梅里埃的《月球旅行记》到今天的《变形金刚》《阿凡达》，科幻片始终致力于营造一个亦真亦幻的视觉世界，向电影观众展示融汇了特技、想象与审美的神奇画面。当我们剥除其科学幻想的外壳时，科幻片深邃的哲理内核同样能震颤我们的内心世界。
一、现实危机的心理转移
20世纪30到40年代，科幻片的发展日渐成熟。这一时期的好莱坞科幻片偏爱带有恐怖、怪异色彩的科学怪人题材，《科学怪人》（1931）、《化身博士》（1931）、《飞侠哥顿》（1936）等都是当时的代表作品。在经济大萧条的社会背景下，科学怪人所带来的恐慌转移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由于失业、饥饿甚至死亡而导致的惶惑不安的情绪。影片《科学怪人》中，科学狂人弗兰肯斯坦博士利用不同尸体上的部位创造出来一个面目丑陋的怪物。这具新的生命体在人们的嘲笑、歧视中仇恨一切，想毁灭一切，显示出可怕的兽性。人们制定出消灭怪物的计划，最后弗兰肯斯坦与自己创造的怪物同归于尽。怪物最终被消灭的结局，抚慰了观众在观影过程中的紧张不安，也似乎印证着人们现实境遇中的一切困难终将被消除的心境。
接踵而至的50年代以及60年代期间，科幻片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的科幻片大多以外星人或核战争为题材，好莱坞科幻片在此阶段出现了《地球停转之日》（1951）、《惑星历险》（1956）、《太空登月记》（1968）、《2001太空漫游》（1968）等大量佳作。导演库布里克在《2001太空漫游》中用波澜壮阔的太空旅行演绎了人类几百万年的进化，被人猿抛向天空的骨头幻变为太空中的宇宙飞船，这一史诗般的蒙太奇向观众展示了百万年弹指一挥间的豪迈。人们被二战后的冷战阴霾所笼罩的压抑心理，在星际旅游的幻想中找到了突破的出口。核战争、世界霸权的争夺在浩瀚宇宙中犹如沧海一粟，在人类的进化历程中渺如烟云，生命像一则寓言，一切的争夺都敌不过时间。
怪物恐慌转移了现实生活中的生存恐慌，而关于宇宙的沉思和遐想则转化了现实社会的冷战阴影，科幻片在现实危机面前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壮大的心理契机。
二、社会恐惧的深层折射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对极权国家的恐惧催生了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系列的话，那么90年代末期人们对技术的恐惧以及对2000年世界末日的恐惧则导致了影片《黑客帝国》（1999）的诞生。《黑客帝国》中，人类发明了人工智能，但机器人叛变，与人类爆发了战争。在人类反抗组织的带领下，尼奥成为救世主，打败了在矩阵中无所不能的特工。正如美国科幻作家布鲁斯·斯特林所说：“技术有自身的生命周期，就像城市一样，就像法律和政府一样。”《黑客帝国》中的虚拟世界向观众呈现了这种技术发展的偏执性，并以一种预言的方式展示了未来社会可能产生的弊端。从当前网络爆炸的速度来看，影片中的生活方式似乎离我们并不遥远。黑客故事的背后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对计算机与网络世界的深层忧虑，而“黑客精神”则成为人类反抗技术统治的象征。
相似题材影片《机械公敌》（2004）同样将技术发展与人类反抗技术的激烈冲突呈现在我们眼前。中央控制系统“薇琪”自以为是地实行“人类保护计划”，人类创造出来的智能系统完全不受人类操控，整个城市顷刻间被机器控制。影片将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历程放置在假想的未来环境中，在展现未来世界巧夺天工和绚丽纷呈的同时，让观众于惊险刺激之余，思考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即将面临的社会危机。
现代人生活的社会可谓危机四伏，人们心底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忧虑无处不在，以《恐怖地带》（1995）、《12只猴子》（1996）为代表的病毒元素科幻片深刻诠释了这种忧患意识。影片《12只猴子》中，病毒使得全世界人口大量削减，只剩下不到1%的人口。地球表面为病毒所笼罩，连空气和饮用水都被污染，幸存的人们只能转入地下苟且偷生。主人公科尔穿越时空回到病毒扩散的1996年，希望能追查到病毒扩散的原因，阻止这一毁灭性事件的发生。然而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时空的穿越也阻挡不了命运的脚步。影片宿命般的结尾不仅脱离了好莱坞电影大团圆结局的窠臼，也增添了全片的悲怆意味，凸显了现代人的忧患意识和末日情怀。
《生化危机》（1996）、《我是传奇》（2007）等丧尸元素科幻片则从心理层面描摹了现代人对当前人口膨胀速度的深层畏惧。从表面来看，丧尸系列电影好像都来自于对病毒的恐惧——这些电影中丧尸的产生大多都是因为病毒感染。然而从心理层面来看，影片中的丧尸真正让人恐惧的地方不在于他们病变的原因，而在于他们不断繁殖的数量。地球的拥挤不堪，城市的爆炸，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都深刻地显示出人类的繁殖、社会的扩展已经超出了地球容纳的底线。丧尸电影中塑造的密密麻麻麻的人群形象以及丧尸那种无法遏止的传播速度，才是影片中城市最终荒芜的根本原因。
现代社会蕴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科幻片正是通过其深层结构所承载的想象来呈现或转移现代人潜藏的诸多恐惧意识，从而揭示出其深邃的哲理内核的。
三、现代科技文明的深刻反思
自18世纪中叶蒸汽机引发工业革命以来，工业文明的发展给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为了探索宇宙、人生的奥秘，为了享受物质成果，不断追求科技进步，然而，一系列的环境、能源等问题也随之产生。1995年的《未来水世界》初次在电影中展现了影视工作者们对全球气候变暖情况的忧虑。未来的2500年，地球两极冰层融化，世界一片，泥土极其珍贵，人们不得不在水上生活，人类最可怕的噩梦在这谬想般的水世界中成为现实。10年后，《后天》（2004）用一场冰雪的灾难将全球气候变暖的后果描述到极致。影片中的温室效应将地球迅速推进到一个冰河时期，整个北半球在龙卷风、暴雪、地震、海啸的肆虐中陷入绝境。导演罗兰·艾默里奇仍然意犹未尽，在《2012》（2011）中用黄石公园火山爆发、肯尼迪号航空母舰撞毁白宫、加利福尼亚沉入大海、海水漫过喜马拉雅山等场面，向观众演示了全世界人民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而现实社会中，大气臭氧层逐渐减少、大量废气排出致使全球气温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酸雨、沙尘暴等一系列预兆，更加剧了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带给人们的阴影。发达的工业文明在带来财富和进步的同时，也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肢解得支离破碎。人类违背了自然规律，必将受到自然规律的惩处。科幻片正是以预警的方式将工业文明衍生的诸多问题展现出来，促使人们对过去几百年的历史进行深刻的反省。
科技发展的悲观前景在科幻电影中一再被涉及。影片《终结者》（1984）以未来社会被超级电脑控制为背景，向人们展示了人与机器之间扩日持久的战争。与同时期的《银翼杀手》（1982）、《机器战警》（1986）等科幻电影一样，《终结者》将电影镜头对准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人类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壮大机器文明，结果却在不远的将来被机器反噬，在影片巨大的反讽意味面前，人类依赖科技而科技又无法完全掌握的悲观心态展露无遗。从《终结者》系列中的机器人“天网”再到《少数派报告》里预测犯罪的“先知”，这些关于科学技术未来发展程度的想象，无一不反映出人类对工业社会前途的迷茫和忧虑心理。鬼才导演蒂姆·波顿更是在《火星人玩转地球》（1996）中进行了一次反科学、反英雄式的尝试。影片中，在强大的火星人面前，总统慷慨激昂的演讲是无效的，地球人引以为傲的科学技术也是无用的，最终打败火星人的竟然只是从收音机里面传出来的一首老歌。这部电影充分显露了导演幽默怪诞的风格，一改以往外星人题材科幻片中“科技至上、孤胆英雄拯救地球”的主流范式，将颠覆与解构的思想发挥到极致。
科技具有颠覆的力量，其带来的副作用也不容小视。从《人猿星球》（1968）到《猩球崛起》（2011），人猿题材科幻电影基本上都涉及人类拿猩猩做实验的无情现实。《猩球崛起》中，人类为了进一步研究药理，不停地在猩猩身上做实验。药性被验证的同时，猩猩的智商也随之提高，最后它们为了反抗被不公正对待的命运，杀出实验室、奔向大自然。影片深刻暴露了科技进步的副作用，而早在《决战猩球》（2001）的结尾，林肯纪念堂的猩猩雕像以及四面八方赶来的猩猩警察和猩猩消防员的画面，已经预见了人类文明与科技进化之间冲突的最终结局。
变种题材科幻片则在基因融合的基础上，突出表现了科学技术足以让人类毁灭的破坏性。影片《苍蝇》（1986）和《蚊人》（2005）都以关于基因的科学实验为背景，在实验过程中由于意外而出现了怪异的蝇人或蚊人，并对人类社会产生威胁。《异种》（1995-2007）系列则源起于克隆外星人的基因实验，新产生的异种威力无穷，人类面临灭种的危险。《异形4：复活》（1997）中，异形被走私者和科幻家利用，随着人类的遗传本能不断进化，将人类卷入到可怕的战斗中。这类影片都用一种冷峻的影调展现了科学发展到极端的惊悚效果，其涉及的对生物科学领域的探讨也发人深省。《杂交》（2010）更是用夸张手法展现了人类基于科学技术的无穷欲望。一对疯狂的科学家夫妇将人类和动物基因混合，创造出一个变种的生物。这个生命体具有性别转换的异能，先后和科学家夫妇发生性关系，还杀死了男科学家。虽然变种的生物最终被消灭，但女科学家却怀上了变种生物的孩子，关于基因的噩梦还在延续。影片体现了当前国际社会所争议的“基因融合和杂交技术”的热点，将“人造人”问题纳入到道德、伦理的讨论层面，也延续了之前同类型电影中人类对科学技术易导致灾难性后果的绝望心态。
四、现实情感的超现实讲述
科幻片将各种现实中的社会问题、科学探索与人的幻想世界糅合在一起，一方面满足人们想象的乐趣，另一方面透过跌宕起伏的故事展现人物情感的变化。
《第五元素》（1997）遥想了23世纪种种奇异的社会景观，地球即将被摧毁的危险使得拯救世界的希望被寄托在四块神石身上。经过一番艰难的争夺四块神石的过程后，风、火、水、土四块神石被放置到应有的位置。然而火球依旧向地球袭来，束手无策的人们只有默默等待死亡和奇迹。关键时刻，第五元素——完美无瑕的少女莉露被爱的力量唤醒，汇集了风火水土四大元素之力，阻止了火球的推进，避免了地球末日的来临。吕克·贝松在影片中倾注了自己的坚持和信仰，因为有爱，这个世界才有了被拯救的价值和意义，人类才有了生存下去的信念和勇气。
《人工智能》（2001）也是一部以“爱”为主题的科幻片。影片通过一个机器人小孩的故事探讨了人性情感，机器人不仅要为人类提供各种服务，还要满足人类爱的需要。机器男孩大卫被输入了情感程序，进入了人类家庭。大卫代替了这个家庭中因病被冷冻的孩子，抚慰了夫妻俩的爱子之情。但当真的孩子被治愈回家以后，大卫再没有立足之地。机器男孩对母爱的渴求和呼唤，撕碎了人类虚假的温情面具。导演斯皮尔伯格在影片中借由机器男孩的经历，抒发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众多孩子童年时期的孤独感。不仅如此，《机器管家》（1999）、《瓦力》（2008）等众多机器人题材科幻片，都以机器人为载体，为电影观众诠释了情感的重要性。
《兵人》（1998）讲述了一个从小被按照战争机器标准培养起来的士兵陶德的转变历程。陶德一出生就被选出来作为兵人送到军队进行严格的训练，兵人既没有情感也没有个性，只懂得服从，只会执行杀戮的命令。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而士兵作为武装力量的一分子，从入伍训练开始就被灌输了服从和纪律的意识。严格的纪律约束是军队保证自身整体性的必要条件。影片《兵人》中，士兵的思维、情感完全被抹杀，成为不折不扣的战争机器。影片借磅礴的宇宙背景反映了环境对人性的影响，其中，失去人性的军队犹如工业机器的隐喻，暗含了“绝对的服从将泯灭人性”的道理。主人公陶德从被遗弃之后，才有机会接触到俗世生活，才懂得了关怀、体会到情感。情感终将唤醒人性的回归，这也是影片结尾给予所有观众的美好愿望。
《第九区》（2009）可以说是外星人题材科幻片中的异类。故事从28年前外星飞船停降地球说起，地球人将外星人隔离在南非贫民窟，形成了著名的“第九区”。影片一改传统科幻片中外星人技术先进且无比强大的表现手法，塑造了外星人处于弱势的群体形象。男主人公本是一名普通的地球人，被感染后异化，遭遇了被人类孤立、排斥的命运。《第九区》中人类对待外星人的态度，就像是人类殖民历史的影射。人们对异族的不宽容甚至非人化的处理，文明之间、种族之间的对立、冲突，即使是在当前社会也时有发生。被异化的男主角的孤独、绝望，何尝不是现实生活中被人群隔绝的异类的心理映照呢？影片揭开其科幻的外衣之后，更像一则社会寓言，它映照出人类社会的世态炎凉，也体现出对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排除异己行为的批判性。而轰动一时的《阿凡达》（2010）更进一步直面了对当年殖民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卡梅隆让人类的良知站在了正义的一方，成功扼制了人类日益膨胀的贪欲。观众们看到的不仅是银幕上营造出来的魔幻图像，也跟随着主人公杰克的重生之旅，体会到爱情、尊严以及人之为人的骄傲和坚持。
“许多科幻片正是借助新的科技成果来反映其深邃的哲理内核的。”它们不仅尝试着转移以及解决现代社会的诸多矛盾，也负载并传递着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情感。那些幻想世界的背后，正是人类社会哲理情思的深层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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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技术批判 异化理论 经济决定论 多元决定论
中图分类号：B038 文献标识码：A
阿尔都塞是法国著名结构主义大师，他的集大成之作《保卫马克思》是西方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代表作之一。同时阿尔都塞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兰克福学派以技术理论批判闻名于世。而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阿尔都塞，认为科学技术也是意识形态。虽然阿尔都塞没有对技术主义进行直接批判，但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中解放出来。本文试图探讨的就是阿尔都塞批判技术主义的缘由。
1批判技术主义的缘起
自从科学技术兴起，伴随而来的批判之声，此起彼伏。对科学技术大致持两种态度。技术乐观论，技术悲观论。培根对科学技术持乐观态度，将新技术、新产品视为人类可以获得的“伟大利益”。法国哲学家卢梭开启了近代技术反思的先河，在《科学与艺术》一文中，卢梭认为：科学与艺术（包含技术）出自人性的罪恶，使人虚荣、奢侈，造成社会风尚的解体，从而社会风尚的解体又反过来造成人们趣味的腐化。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是最早明确对科学技术进行批判的思想家，他提出了现代社会的“合理化”理论，运用此理论对现代社会批判中，就针对技术的异化现象，试图论证科学技术已有解放人类的工具异化为奴役和束缚人的手段。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逐渐摆脱了对自然和宗教的依赖，这种看似合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在政治制度和经济方便使人变得被动，丧失了自主性，也失去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法兰克福学派在此基础上，发展了科学技术批判理论。
2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思想生成的缘由
2.1 时代背景
经过二次工业革命的洗礼，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迅猛发展，带动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极大改善。人们在享受着科学技术带来的便利和舒适的同时，自身又陷入信念危机。西方科学技术批判思潮和这场信念危机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股思潮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了。自柏拉图时代开始，理性主义一直都是西方社会的基本精神之一。启蒙运动的开展，使人们脱离了宗教的蒙蔽，但也造就了技术理性的神话，工具理性的霸权，压抑了人文理性的发展，而启蒙运动也走向其自身对立面。20世纪30-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蔓延，使整个人类都遭受了巨大的灾难。科学技术的二重性引起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警惕，从而展开了对技术异化的批判。
2.2 理论来源
2.2.1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来源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异化这一词来自拉丁语，含有“外化”、“转让”之意。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其劳动异化理论进行了分析。其中包括：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同劳动本身的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马克思从生产领域的四个方面入手分析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异化问题。法兰克福学派高度赞扬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思想，并认为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人本思想，并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更多的局限在生产阶段的异化，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异化存在各个方面，强调异化的“多样性，无时不在性”。他们认为技术不仅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还具有意义形态的功能，从思想上教化着人的思想，控制着人类。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异化等都深受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影响。
2.2.2韦伯的合理化理论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是德国著名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他的合理化理论是韦伯思想的重要理论之一，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工具理性”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韦伯认为所谓的“合理性”就是通过理性计算的方式，自由的选择手段来达到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价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两种。随着二战的爆发，资本主义国家蓬勃发展，使得法兰克福学派主义到科学技术发展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联系。技术一方面给人来带来方便，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利益和权力的工具。卢卡奇借鉴了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并将合理性融入“物化”资本主义批判中，并实现了对合理性理论的超越。哈尔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就是在批判和继承韦伯合理性理论上发展的。
2.2.3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卢卡奇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s）是匈牙利哲学家，文学家。著有《历史与阶级意识》等。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其物化理论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众多成员。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来源与马克思“资本论”里的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和阐述。卢卡奇结合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结合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提出了物化理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马尔库塞的技术理性批判、哈尔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等都有深刻影响。
3“经济决定论” 到“多元绝对论”
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阿尔都塞为干预苏共20大谴责个人崇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的严重局势，从而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前苏联学者，强调技术的中立性和技术在历史中的进步意义，提出“经济决定论”，认为技术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而影响社会进步的其他因素，也是由技术产生的。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用地形学的结构来表述任何社会结构，把经济基础比作“地基”，表述了“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了解到“在那些上层（属于上层建筑）中所发生的事情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中所发生的事情决定的。”1阿尔都塞认为，“社会的变迁应从生产方式的立体结构来说明，而不能仅仅从生产力，或经济基础的单一方面出发作平面化地解释。生产方式的结构是一个由不同层面组成的立体结构，不同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总体。“这些‘层面’和‘诉求’又被一种独特的决定作用连在一起：基础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2阿尔都塞承认在马克思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建构模型中，经济基础是起决定作用。但他也强调上层建筑的自主性，和强大反作用。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有力的批判了片面的“经济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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