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基层治理的学术研究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中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就研究内容而言，多集中在乡村治理的外部条件、内在机制和改革探索这三个方面。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特别是从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的角度开展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的研究成果不多。就研究层次而言或开展宏观研究，从以上层制度、政策演变为中心开展宏大叙事式的铺陈论述；或以典型乡村为个案，开展于乡、村微观实证的研究。在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中，综合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分合、互动研究不多。
一、社会转型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研究的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村的重要特征就是“变革”。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是巨大而影响深远的。以农村土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政治改革，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推动了农村的社会转型。可以说，中国农村正处于经济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阶段。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发展是这种转型的最显著、最深刻、最普遍的特征。农村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文化等等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的现代性转型改变了乡村社会的乡土文化、传统观念和社会治理体系。社会转型使农村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怎样构建与农村多元、分化、流动和开放相适应的基层管理与组织方式，怎样建构一种制度化、秩序化、不断开放的农民参与基层治理的机制，推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良性互动、形成民主合作的善治结构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据此，社会建设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社会转型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研究的关键问题
要开展社会建设视域中的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研究，应该深度分析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社会转型与社会建设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的现状、问题与原因；社会转型与社会建设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与发展趋势，推动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1.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重点分析三个问题。一是农村社会正在经历怎样的社会转型？新形势下农村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流动到底呈现出何种新的特征？以农村阶层分化为例，在农村中除农业劳动者外，还有农民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社会管理者等不同阶层。这些阶层在社会转型中，呈现什么样的特点，有怎样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
二是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流动的趋向、社会组织的构成、社会阶层利益关系的变化等对基层治理带来了哪些挑战？和传统的农村社会治理比有什么样的异同点？比如随着农村社会流动的加剧，社会分化、就业多样化，农民之间的异质性也逐步增加，农村社区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也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村庄的半熟人化程度加剧。面对农村人口的流动，传统的治理方式是否适用？社会治安如何保证？村民自治如何有效开展？这对当前农村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任务。再如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一些传统的农村社区逐步兼具城市社区的特点而成为过渡性社区。对于过渡性社区如何治理？
三是这些变化给基层政权改革以及农村社区建设带来了哪些新的机遇？社会转型的加速，必然将乡村社会进入更加开放的社会体系中。农民接受了更多的信息资源，视野更加开阔，公民素质得以提升，价值观念更加开放、行为模式更加民主，主体意识更为强烈。社会转型提升了农民的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他们更加要求分享权利，参与治理。“农民对个人利益的认同、维护和追求是乡村社区民主得以内生和发展的基础。毕竟在乡村社区中，所有的群体和社区利益都直接或间接与村民个人利益相联系，最终都可能转化为个人利益，并促成农民采取一定的行动。”[1]与此同时，农村社会组织也在大量涌现。这些都为多元参与新形势下基层治理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2.社会转型中农村基层治理的内在机制、存在问题与原因
重点要考察社会转型中“乡政村治”模式的内在机制及其局限性。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体制促进了乡镇政权的民主化、规范化建设，但在具体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需要改革的空间。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分析乡镇政权的运行机制、乡镇政权与县级政权、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乡村基本秩序状况及其维持机制、乡村干部的角色与动力机制、乡村工作任务的执行机制、乡村政权面临的困难等情况。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压力型体制下农村基层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乡村关系紧张化、基层政府的公共管理缺失、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作用有限、个别村庄过度自治化等问题的原因。
以乡村关系为例，目前乡村关系多为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乡镇党委统筹乡镇工作，工作机制多为任务分解制。一般由乡镇党委布置中心工作，然后任务和指标进行细化，分解到各村，并与各村签订目标责任书，保证任务的完成。在压力型政权模式下，我国乡镇政权与村委会之间总体上依然保持着明显而强烈的上下级行政命令关系。村民委员会在事实上承担了行政和自治双重职能。在发生矛盾时，村级组织的自治职能多让位于行政职能。这样实际上抑制了村级自治组织的积极性，客观上也不利于农民更好地参与基层治理。
3.社会转型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与发展趋势
重点要分析在社会转型中如何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角度探索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和发展趋势。在新形势下，农村基层治理不应仅仅依靠政府进行高度集中的单向行政管理的行动，它应该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互动的治理过程，通过“协商”合作确立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这种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这样才更加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我们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分析和总结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改革创新的实践和经验。比如很多地方创新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开展试点撤销建制村，建立新型农村社区。通过建立新型农村社区，成立农村社区党委与社区居委会负责社区日常工作，同时鼓励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满足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社区成为农民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凝聚力和认同感不断增强。对于此类农村社区多元参与建设的经验，需要认真总结。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对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的改革方向加以分析。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应该以农村基层政权职能改革为核心，以农村社区建设为重点，以农村社会建设为抓手，重塑基层治理框架，推动“乡政村治”向“乡村共治”的模式转换，构建以“社区自治”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新体制。这需要重点分析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乡村共治的模式下国家权力体系在基层如何有效延伸，乡镇政权的主导作用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其有效运行的机制和路径有哪些？如何在实际的治理中以解决好乡镇政权的有限主导性与职能的合理性问题？二是探讨基层自治空间与自治能力，即构建乡村治理的横向网络结构。社会转型背景下，治理主体更为多元，村民委员会、村级党组织、企事业单位、农村社会组织、经济组织、非营利性组织乃至农民个人都可以参与乡村治理。如何把多元主体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农民、社会组织、农村社区之间平等协商、互相合作、良性互动的治理机制、规则和方式是什么？三是探索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即如何有效发挥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及农民个人的积极作用，真正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新格局，构建与农村社会转型相适应不断开放的、制度化、秩序化的农民参与基层政治的机制，形成民主合作的善治结构。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抚顺 113001）
摘要：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高校的主渠道，实现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关键，建构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全新模式，探讨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现实路径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理论体系；教学体系；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DOI:10.15938/j.cnki.iper.2017.04.016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4－0077－05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为此，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融入是当务之急。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键是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由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全新模式，探讨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现实路径，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的关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本质规定性所要求的。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的实质是接受理论的主体通过传播主体和传播中介对理论进行反映、择取、内化、外化等多环节构成的、联结的、完整的活动过程。经过这一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可以被内化为接受主体的思想信念和行动指南，并外化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追求和践行。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既是一个内化的整合过程，又是一个外化的践行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过程，就是青年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过程并将其内化为行动指南、外化为实践活动的过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既包括理论体系，也包括实践体系。高校通过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授给大学生，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从而切实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这就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科学厘清理论体系与教学体系的关系，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由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
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关键。理论体系是我们所教的内容，也是学生学习的内容。它具有自身的逻辑和话语体系；而教学体系则是我们怎么教和学生怎么学的问题，其核心是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也包括教学方案的设计和教学效果的考察。理论体系以教材的形式展现出来，具有完整性，教学体系则是教师依据教学目的、教学对象等构建起来的，具有灵活性。理论体系是灵魂，教学体系是手段和载体。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融入大学生群体，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构建科学的教学体系，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将理论体系转化为知识和观念体系，成为学生的行动指南。只有将理论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才能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
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我们推进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必须遵循如下原则：一是问题意识和理论传授相结合；二是优化教学内容与改进教学方法相结合；三是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四是课堂讲授与辅助教学相结合；五是教学过程考察与考核方式改革相结合。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模式的构建
将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的基本前提是研究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成长规律，以及接受规律。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科学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模式达到预期目的。
1.遵循规律，设计教学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
遵循大学生思想特点和成长规律设计教学体系，实现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体系到信仰体系的转化。根据在省内几所具有代表性的高校所做的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当代大学生具有如下思想特点：思想开放活跃，稳定性较差；思想自主独立，自我意识强；竞争意识强，注重能力培养；追求自我实现，受挫能力弱等。当代大学生成长也具有自身的规律，如：阶段性规律；知、情、意、行矛盾规律；环境优化综合效应规律；师承效应规律等规律。因此，在设计教学体系时，要遵循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和成长规律，重塑教学内容，转换表达方式，调动技术手段，从而提高教学效果，有效推进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
遵循接受规律和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双主体互动规律设计教学体系，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的实效性。任何传播活动都不是传播主体的单独活动和单向作用，还必须具有接受主体的能动因素的介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要根据接受主体的个体差异采取最佳的传播方式，以求得接受主体接受效果的最大化；接受主体并不是简单的被动的接受，而是能动的对教育主体施教的内容进行分析、判断后，有选择地接受；接受主体的接受选择反过来会影响传播主体的行为，促使传播主体调整传播手段、方法，形成良性循环过程。因此，在设计教学体系时，要探索教学互动模式，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的双主体相互促进和影响的正能量。
2.构建“知——受——化”模式，实现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过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授）——接受（受）——信仰（化）的过程。理论传播的主体是教育者，是传播源。理论接受的主体是青年学生，而相对于接受主体而言，理论传播主体又是接受客体。接受主客体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最终达到双方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仰和践行的目标。当然，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通过一定的中介和环境，如理论以及理论传播的手段、途径，思想传播和接受赖以存在的接受环境等。接受主体、接受客体、接受中介、接受环境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过程中缺一不可。
根据“知——受——化”模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要经过这样几个阶段，首先是传播主体通过各种途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阶段；其次是接受主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并受其影响阶段；再次是接受主体在学习生活和社会实践中，通过一定的激励机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观的吸收，并逐步转变为一种信仰的阶段。从接受主体的接受角度看，这个过程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即被动性接受阶段、认同性接受阶段和信仰性接受阶段。因此，要对不同阶段的特征加以研究，在接受的三个阶段分别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的实效性。
三、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现实路径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知——受——化”模式，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我们从如下方面进行了探索：
1.从“授者”入手，让理论走进大学生
“授者”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知——受——化”模式中，“授者”是“受者”“知”的主要力量，在传播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作为“授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
第一，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教师的示范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肩负着引导和教育大学生的责任和义务，其本身是信仰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示范力量，对学生具有极强的直接影响力。从这个视角来观察，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效果的就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言与行。因此，我们不仅要认真钻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与阐释，而且更应该努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当代的现实相结合。遵循师承效应规律，为大学生做榜样，做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范。
第二，注重话语体系的转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易于被学生接受的关键。话语体系是“授者”和“受者”之间的桥梁，是两者达成共识的重要途径。任何一种理论都要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孕育生长，都要与特定的历史条件相融合，特别是要与特定时空中的特定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够使其充满活力地生存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例外。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必然面临着话语体系转换的问题。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时代主题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那么，指导中国当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要用当代的话语体系来阐释，使话语体系适应形势的发展。只有实现从书斋式文本话语体系走向生活式话语体系，从封闭式话语体系走向开放式话语体系，才能使青年学生易于接受。
2.从“受者”入手，让大学生走近理论
“受者”，就是大学生。从“受者”入手，就是从学生的自身思想特点和成长规律、接受规律入手，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考试方法，从而使大学生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措施有：
第一，组建教学团队。在本科生教学中，组建由教师和优秀博士、硕士研究生组成的教学团队，建立研究生助教制度，并逐渐完善，产生良好育人效果。调查结果表明，同学们对于这一制度给予充分的肯定。研究生助教制度是本科教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辅助系统,是一个多赢的设计。它有利于拓宽师生间的沟通渠道，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有利于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有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钻研业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生助教制度中的教师与助教的定位与分工明确。教师处于主体地位,发挥主导作用。专业教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开发者、课堂教学的研究者、学生学习能力的评价者和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者。教师主要负责教学整体设计，进行专题讲座的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研究生助教的辅助性教学主要是在主讲教师专题教学的基础上进行案例教学，并根据主讲教师布置的作业，组织课堂讨论、社会调查、参观、课外读书等课内外教学活动，形成课内教学与课外教学的互动，增强教学效果。其中，研究生助教的选拔和培训是重要环节。研究生助教应当是政治觉悟高，思想道德素质好，为人师表，做事认真，有耐心，有热情的党员研究生。对研究生助教的培训，首先是岗前培训。根据研究生助教的岗位职责和角色定位，对研究生助教进行岗前培训，使他们了解助教的职责，增强他们的岗位认知，使他们掌握基本的教育学知识和教师的基本技能，使他们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其次是岗中培训。在教学的过程中，研究生助教通过听课、集体备课、观摩教学、交流教学经验等，在实践中增进技能，掌握教学规律，更好地适应研究生助教工作。再次是岗后总结提升。一轮辅助教学结束后，通过学生信息反馈和主讲教师的点拨评价，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教学团队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第二，改革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使之相互配合。首先，深化教学内容改革。一是增加教学中的科研含量，加强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科学研究，并针对具体问题在大学生中展开问卷调查，了解大学生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集体攻关；二是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把逻辑的力量与事实的力量结合起来，把经验上升为理论，着力引导大学生从对案例通俗故事的兴趣和认同上升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从而提升大学生的理论水平，在引导大学生的同时服务大学生现实诉求，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说服力和感染力。其次，改革教学方式方法。一是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采取灵活多样的叙述方式与表现形式，紧密结合大学生现实的思想水准、认知水平和道德状况，把思想的严谨性与表述的生动性结合起来。二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化、生活化，将学校教育重点转移到发展思维和培养能力上来。做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在课堂教学中，灌输教育模式必不可少，但是也要讲求语言与方式的灵活性，改变“一言堂”为参与式教学，在师生“共鸣”中达到教育目标，运用隐性教育手段，寓教于课内外活动中，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三是通过读经典活动，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和学习效果。根据课程性质，给大学生介绍课外阅读书目，要求学生阅读并写读书笔记、读书心得。通过这一活动，推进学生对所学课程的理解、把握和更深层次的认识。
第三，基于对学生学习过程考察和学生能力评价的考试方法改革，构建教学——考核互动模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与考试方法进行协同改革，使之互相促进，达到育人的目的。改革中建立三大模块，一是学生能力评价模块：考察大学生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重点考察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知识体系的入心程度及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考核的基点。根据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特点，可以采取闭卷、开卷、口试、演讲报告等考试形式，锻炼和考察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无论哪种考核形式，都需要与教学内容改革相配合，彻底改变应试教育考试模式，不是单纯知识点的考核，更加关注的是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的考核。二是学生学习过程考察模块：考察大学生主体性、有意义的学习过程和内化于心的过程。根据课程特点，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注重学生的参与，拟定“学生学习过程考核管理办法”，扩大学习过程考核在总成绩中的权重，对学习过程各个环节的考核进行明确的规定。在这个环节中，把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参与积极性的增强和实际能力的提高，以及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行有机结合起来。三是社会实践考核模块：考察大学生将理论外化于行的过程。学生的日常行为和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表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最直接的反映。重点解决学生政治理论课成绩为优，但在现实生活中却表现平平，以至行为不端的现象。这部分主要考查学生对课程的态度（上课出勤、纪律、日常行为规范）、参加社会实践、志愿者活动、社区公益活动等情况（根据不同课程而定）。目前，我们依据不同专业学生特点建立的考试模式有：开卷、闭卷考试相结合；期中、期末考试相结合；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口试与笔试相结合等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从“化”入手，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头脑
“化”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大学生头脑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既是理论又是实践，从“化”入手，就是通过组织多种形式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使大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义，使之成为大学生的行动指南。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创立了校内外社会实践互补模式。
第一，开展校外社会实践活动，形成模式。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所在单位负责人，应大力支持思想政治理论课校外社会实践活动，在人员和经费上投入到校外社会实践的组织和实施活动中。通过课题引导，使校外社会实践活动提升理论层次，按照学校要求，认真落实依托课程开展社会实践的各项要求，布置任务、组织小分队、社会调研辅导、审阅评审调研报告、组织优秀学生在课堂巡讲，把社会实践有机地纳入到整个教学环节当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第二，在校内外组织参观、社会调查等实践活动。除多媒体教学外，加强社会实践环节，组织学生走出校门，了解社会，重点解决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问题。先后组织部分学生到红色景点、历史遗迹、博物馆等地参观调研，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使学生在实践中把握理论，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很受学生欢迎。由于开展校外社会实践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具有局限性。我们在教学实践中，积极开展校内社会实践活动，如校内专题调查、辩论赛、讨论等形式，以弥补校外社会实践规模限制的不足。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和成果在部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的实验推广，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有效推进了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推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政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是占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高地的重要抓手，青年学生又是祖国的未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中坚力量，而联系两者的桥梁和纽带就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传播手段日月新月异，各种思潮相互交织，如何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与时俱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
参考文献
[1]刘宁宁.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三重维度[J].科学社会主义，2012(6):102-105.
[2]房广顺.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资源的选择与利用[J].思想教育研究，2010（8）:36-39.
[3]时家贤.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三次融合及其启示[J].江汉论坛，2012(6):48-52.
[4]王文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大学生思想特点的结合[J].人民论坛,2012(26)：136-137.
[5]汪海燕.当代大学生成长规律与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刍议[J].青年与社会，2012(8):172-174.
[6]董杰.情境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路径思考[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3):22-25.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一、本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1.理论上，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这一命题的基本问题进行哲学研究和分析，有助于正确处理基本问题与其他问题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构建并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理论构架体系。
2.实践上，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问题及其路径选择问题，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当中的培育和践行，有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的的实现和教学实效性的提高，有助于大学生健康成长。
3.学科建设方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发展的内在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宣传和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阵地，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二级学科范畴，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问题及其路径，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二级学科建设的内容，从而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
二、国内外关于本问题研究的现状
本课题研究既需要梳理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又要梳理国内外关于意识形态建设和意识形态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均能为本课题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关于意识形态教育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研究
国外学者不仅始终关注意识形态问题，而且也十分关注意识形态的教育问题，主要集中于德育课程理论和德育课程实践的研究上。对如何把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作了一些研究，并有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如杜威的《教育的道德原理》、查赞・巴里的《当代道德教育理论》等，基本观点认为，把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是道德教育理论的核心，在教学方法上，反对灌输，强调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继而党的十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二十四个字，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也随之繁荣起来。国内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教育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如韩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周中之和石中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探索》等等。论文方面数以万计，如陈力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国外学术维度》、周中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研究》、韩振峰的《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基本途径》，等等。研究的主要内容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质和内容、必要性与可能性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经验总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教育的路径和方法等。
2、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研究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理论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如周琪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三个转向及实现》，刘峥《大学生认同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等，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意义、方法、对策以及路径方面的研究。
（1）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之关系研究
做这方面基本问题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其中钊旭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系研究》一文中做了初步的探讨，他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具有相当紧密的联系，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是辩证统一的。[1]
（2）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难点及存在的问题研究
薛明珠、陈树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考》一文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难点进行了深入地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增加了融入的难度；要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层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进行重新定位和梳理；教学方法陈旧、形式单一；教学效果评价困难。并提出了具体恶实施途径：以实践活动为载体，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拓展第二课堂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行多元化评价方法。[2]
陈延斌、周 斌则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调查与思考》这篇文章中，分析了当前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信仰存在一定程度、范围的弱化；实用主义增强与理想信念弱化交织；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性的认识显现出两重性的倾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政治、理论素养有待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亟待改进的问题与环节，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对于实现有效融入具有极大的意义。
（3）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施路径研究
胡绿叶、何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路径探索》一文中提出三条路径选择：以提升教师素质槠鸬悖展开理论研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现为主线，精选教学内；以大学生认知律为导向，创新教学方法。以校内外教学资液为载体，拓展教学途径。邵 银 、余 华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侧重点》分别从四门思政课特点出发，提出了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侧重点问题：“基础”课重在帮助大学生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结构，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资源；“原理”课教学重在帮助大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纲要”课教学侧重于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历史积淀 ；“概论”课教学重在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属性，提高大学生对价值观的鉴别和选择能力。陈宗章在《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思考》一文中设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现路径：规范化路径，即合理规范设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计划大纲，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依据，使之成为总体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组织、有秩序地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际效果，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效果要有制度化的考核评估机制；生活化路径，即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体现生活内容，在生活叙事中展开实践活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成为大学生生活的新常态；社会化路径，即搭建社会化的教学实践平台，展开广泛的社会实践调查研究，加强大学生面向社会的志愿者活动等。王占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研究》一文中，提出以下几条途径：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及内容体系，从根本上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所感知；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从手段上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所认同；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支撑体系，从环境上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所接受。
三、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以上国内外关于意识形态基本范畴、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开展本课题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支持。但是已有的研究尚存在不足：
1、鲜有对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特点及局限进行研究。
2、主要集中于“融入的路径和策略等方法论上”的研究，体现出一种急于求成的倾向，而对一些基本的理论维度和文化维度问题缺乏细致的思考和探索。
3、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效性条件研究不足，对融入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缺乏足够的重视。
4、技术性路径研究呈现出简单重复的研究状态，缺乏可操作性的创新。
5、缺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存在误区的思考。
参考文献：
【关键词】研究生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模式 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5）02C-0028-03
为了适应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于2010年8月6日下发了《中共中央宣传部 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调整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进行了重大调整，旨在进一步提高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增强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实效性。同时，《意见》要求各地各高校积极创新教学模式，为实施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新方案奠定基础。因此，近年来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受到人们的关注，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学者们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对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进行了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现对有关研究述评如下。
一、关于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具体教学模式的研究
通过对学界关于《意见》实施后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文献研究，总结和分析出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专题式教学研究
学者们对专题式教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专题式教学的定义、必要性、目的和内容四个方面。关于专题式教学的定义，基本上包括根据教学大纲制定、分成独立的专题、由若干教师共同完成教学三个要点，学者们的认识也趋于一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赵伟总结出的定义，他指出专题式教学是指依据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和统编教材，把某课程的教学内容分成若干相对独立的专题，然后由对某专题学有所长或者深厚学科背景的教师备课和授课，若干教师共同完成该门课程教学任务的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对于专题式教学的必要性，王晓宏指出，专题式教学适应了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内容丰富、学时有限、时代性强的特点，适应了研究生已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思想成熟、思维更加理性，对学业的追求更具有研究性、探索性、学术性的特征，有利于任课教师教学与科研能力的提高，教师团队精神的培养，充分发挥教师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梁金贵同样提倡传统式教学要向专题式转变。他在《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与创新研究》一文中明确提出，要“通过专题式教学提高研究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专题式的教学模式能够丰富学生知识面并使他们牢固掌握所学知识，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有的学者则指出，对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核心内容的专题讲授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充分发挥教学团队的作用。对于专题式教学的目的，王雅馨指出，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任何专题教学都要加强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提高研究生运用理论知识和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明确教学模式的目的是运用教学模式的前提和根本。田建军、卢黎歌指出，专题式教学的内容应该重点突出，所选专题要具有前瞻性、论战性、现实性，案例要有典型性、代表性、普遍性。另外的学者则指出，专题内容要精心设计，理论联系实际，与热点问题相结合，更要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研究生设计不同的专题内容，教师更要对专题内容在学生中进行课前调查并进行集体讨论，以确保专题内容的针对性和合理性。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学者们对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式教学模式的研究比较多，比较深入，研究的成果也较为丰富。专题式教学将是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改革的主要趋势之一，但学者们对专题式教学目的和考核的研究较为肤浅和模糊，与本科生专题教学的区别及专题式教学在不同课程的具体操作上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研讨式教学研究
学者们主要对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研讨式教学的作用和组织方式进行了研究。张凤林指出，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教学应带有研讨的性质，要精选研讨的主题，讲授与研讨相结合，课上学习和课下研究相结合，可以使研究生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课程的核心思想和基本理论。其他学者指出，研讨式教学可以提高研究生掌握、运用知识和进行研究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邵彦敏指出，每讲完一个专题或几个专题后，对研究生认识不清、理解不深但又比较重要的内容进行分组研讨，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使教学效果事半功倍。研讨式教学符合研究生的特点和课程内容的需要，是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改革的重要方向，但学者们对研讨式教学的研究不多，对研讨式教学的定义、必要性和具体操作方法的研究还需要继续深入。
（三）“组合式”教学研究
“组合式”教学也是目前学术界主要研究的教学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谭文华提出了“组合式”教学的定义，他在《新形势下研究生思政课“组合式”教学方法探讨》一文中明确指出，“组合式”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将研究性教学、专题式教学、互动式教学等多种形式尽可能结合起来，使学生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调动学生上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教学效果。这为“组合式”教学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定义，为教学模式的采用提供理论指导，但对定义的研究不够深入，缺乏理论支撑，未能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许有旁、许玲在谈到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时同样指出，要将传统教学模式与现代技术相结合，课堂讲授与学生阅读相结合，教师讲授与学生课堂讨论相结合，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相结合。这实质上也是一种“组合式”教学模式，将多种教学方法有效地结合起来。不少学者也提倡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模式，改变落后单一的教学模式，但关于“组合式”教学的基本原理、功能及操作过程等方面的研究还较欠缺，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社会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实践教学目前是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生的思想更成熟，独立性更强，视野更开阔，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更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所以社会实践教学更是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模式。目前学界对社会实践教学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社会实践教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周利生指出，很多高校的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仍采用系统讲授的方式，这种方式存在轻实践、弱启发、少导行、贱身教的缺陷，系统化的理论讲述为研究生的正确认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概念化的理论知识说服力有限，难以满足研究生认识的需要，甚至使他们产生逆反心理，所以必须增设社会实践教学模式，增强理论教学的现实性、吸引力和教育功能。其他学者提出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表现在提高教学实效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实现研究生自我实现的需要。
第二，社会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于峰指出，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有流于形式、缺乏管理、缺乏保障和模糊评价等问题。王一平也提出：“目前的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普遍存在着社会实践教育不足的问题，致使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相割裂、知与行相脱节，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第三，社会实践教学的形式。学者们认为社会实践教学的形式主要有参观访问、社会调查、企业考察、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社区服务、专业实践。有的学者则提倡建立社会实践实践教学基地，如冯国涛、刘晓虎指出，要建立一批相对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学基地，定期组织学生参观，确定教育主题，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完善研究生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学术界还对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模式的要素和原则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从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学术界对社会实践教学模式的研究比较深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形成了相关的论文，但对社会实践教学模式的定义、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解决措施方面的研究不够全面和深入，形成的理论不多。
二、整体评价
自《意见》实施以来，学术界对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研究高度重视，积极地进行了相关研究，主要在专题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组合式”教学及社会实践教学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些研究成果为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选择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顺应了教学模式改革和增强教学实效性的现实需要，也为学者们的深入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参考价值。教学模式对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提高至关重要，目前对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具体和深入，形成的论文和著作较少。毋庸讳言，已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一）对教学模式的基础理论与具体教学模式定义的研究不够深入
目前，学术界对教学模式的定义、作用、类型等基础理论的研究还不到位，人们对教学模式基础理论的认识不够清晰、准确。专题式教学定义的研究比较深入，对定义的理解也比较一致，但对“组合式”教学、研讨式教学与社会实践教学的定义研究较缺乏，理解较模糊，未能形成统一的认识。如果对教学模式定义的理解模棱两可，遑论对教学模式的运用。任何教学模式在运用之前必须对它的定义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才能较好地把握教学模式的其他问题。
（二）缺少对教学模式进行科学的社会调查
学术界普遍承认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存在较大的问题，但对存在的问题还缺乏可信的社会调查。在已有的研究文献资料中，缺乏科学的调查数据和结果分析，致使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未能真实地反映现实。
（三）对具体课程教学模式的研究不够全面
在具体课程教学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上，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自然辩证法概论”、“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课的研究相对较少，致使任课教师对具体课程教学模式运用的针对性不强。
（四）缺少对研究生与本科生思政课的教学模式的对比研究
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都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教学对象不同，教学模式也应该有所区别。部分高校本科生思政课教学也同样运用专题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社会实践式教学等教学模式，部分高校研究生思政课教师则简单照搬本科生的教学模式，造成研究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
三、几点思考
为了深入和拓展对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研究，又鉴于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研究的问题和不足，我们应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
第一，深化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基本理论的（下转第74页）（上接第29页）研究。要明确教学模式的基本理论，明确教学模式的定义、作用、类型和实施过程等理论，才能为教学模式运用奠定基础。具体教学模式的产生与运用必须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科学性，否则就会缺乏实施运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第二，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要在高校中对研究生思政课教学模式展开广泛的社会调查，调查的结果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统计和分析，使调查结果真实地反映现实，为科学研究提供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第三，加强对具体课程教学模式的研究。《意见》实施后，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调整为5门课，其中必修课2门，选修课3门，各门课程都有其自己的特点，教学模式应该有所不同。因此，对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研究不仅要抓住重点，还要涉及具体的课程，力争做到全面深入，为课程教学模式提供理论和方法论指导。
第四，加强研究生与本科生思政课教学模式的对比研究，提高教学针对性和吸引力。在研究生思政课教学模式的研究中，要把本科生的教学模式与其进行对比研究，加强教学模式的针对性，努力体现研究生思政课教学“步步高，步步深”的原则。
【参考文献】
[1]赵伟.新方案实施后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策浅析[J].科技资讯，2012（30）
[2]王晓宏.专题研讨式教学在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中的运用[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3（4）
[3]梁金贵.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与创新研究[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4）
[4]王雅馨.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探究[J].理论观察，2012（2）
[5]田建军，卢黎歌.论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沿革与创新[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10）
[6]张凤林.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改之思考[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9）
[7]邵彦敏.关于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新课程设置的思考[J].高教研究与实践，2011（6）
[8]谭文华.新形势下研究生思政课“组合式”教学方法探讨[J].理论观察，2013（2）
[9]许有旁，许玲.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创新实践探索[J].教育与职业，2011（10）
[10]周利生.关于推进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思考[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11]于峰.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实效性研究[J].理论观察，2012（4）
[12]王一平.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教学模式探析[J].传承，2011（2）
[13]冯国涛，刘晓虎.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策略研究[J].学术探索，2012（11）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20年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著：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著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当今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成熟。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20年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著：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著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使当今西方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成熟。
在我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注意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避免重走其在探索过程中走过的弯路，防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既不能囿于“学究式”的、“高层次”的研究，局限于抽象笼统的哲学式分析方法，也不能片面强调“科学方法”的运用而忽视了对政治现象的定性分析，不能过分追求政治学科的“科学性”而忽视了政治学经验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基础的探讨。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法律思想、法学理论。中国的法学学者紧跟着时代的步伐、倾听着时代的呼声、回应着时代的要求,不断地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思想成果并将其运用于中国的法学学术研究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之中,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深入展开,不仅推动了在执政党的核心政策层面而且在国家政策层面、在国家和社会治理架构上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了我国的治国方略,而且也在思想和理论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给予了多方面的理论概括和总结,从而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实践和相应的思想和理论,不仅具有特殊的地域性而且也成为一个令全世界都感兴趣的课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实践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法制与社会发展成果,中国法学学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法律体系、法治实践的思想阐释和理论研究也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成熟程度。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特别地给全国的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依据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而在理论上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任务,这也是中国对于世界的思想和理论贡献。从法学来看,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和已有的法学理论研宄成果,全面总结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法学学者的重大历史使命。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本课题的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有助于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具体内容来看,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由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军事、科教、外交等各个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所构成的。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毫无疑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归纳、提炼、深化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实践所依凭和展现的法律思想与法学理论成就并将其体系化,将有助于推进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
其次,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学术研究走向繁荣与成熟的基本标志。如何把当代中国众多的法学研究成果和法律实践智慧整合升华为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结构的法学理论体系,是中国法学界必须完成的重大学术任务。通过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梳理、升华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我国的法治思想与方针政策、人民群众的制度创新实践和法学界的理论研究成果,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做出必要的理论论证与学术准备。
再次,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进程。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将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攻坚阶段,也是我们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将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必然面对更为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因而需要更加切实有效的理论来引领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所包括的诸多法律思想和理论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通过系统地梳理我国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过程中所提出的丰富的法律思想和法治理念,并在合理地借鉴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内的国外法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所包含的各项重大理论,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推进提供更多富有时代价值和操作意义的思想理论资源。
最后,有助于向世界展示中国法学研究的理论成就。在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包括前苏联的法学研究成果在内的国外先进的法学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吸收和借鉴,民族的特色则显得不够,对世界法学的贡献也极为有限。针对这个问题,中国法学界自进入新世纪以来不断加强对传统法律文化资源的理论开掘,加强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将承续这一理论努力,致力于总结出一批真正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法学理论成果,努力向世界展示中国法学的理论贡献,提升中国法学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基础资源
从现有成果来看,国内法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等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上,中国法学界在法的本质、法与经济、法与阶级、法与国家、法的作用、法与权利义务等问题上,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形成了众多的理论共识。这部分研究成果,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原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对法学的理论指导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国外尤其是西方法学家在有关法律的技术性原理方面的优秀成果,从而打破了法学理论上的僵化和机械论,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重新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这是我国学者重构中国法学理论的自觉尝试和努力。
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的研究上,中国法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的研究。研究的内容既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法律思想的总体性研究,也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某方面法律思想的研究,例如,对马克思的法本质的思想、法律发展思想、人权思想、立法思想、司法独立思想、国际法思想、法经济学思想、法社会学思想的研究,对列宁的法律革命思想、党与法关系思想、法律监督思想、司法思想的研究。?第二部分,对毛泽东、董必武、邓小平、彭真、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法律思想以法制与社会发展及民主、法治和宪政思想的研究。
①第三部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法学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及其理论的研究。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等。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梳理出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脉络,特别是详细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理论成就及其基本样态。
①第一,对于新中国建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宪政建设实践的历史回顾与反思。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既体现为大量的学术论文,又体现为众多的专题着作;既包括法学理论界的学者的成果,又包括法律史学界的学者的成果以及部门法学界学者的成果。这些成果立足于历史的真实,在相应的制度层面的描述基础上,对支撑这样的制度及其实践运作的思想、观念、意识和理论进行了总结,并认真研判了这些思想、观念、意识和理论本身及其在当时这种总结性研究从重大理论争论的梳理、标志性学术成果的遴选、重要理论创新的概括等方面入手,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中国法学界所取得的丰硕的理论成就进行了高度浓缩的理论归纳、概括和提炼,从而为我们系统地梳理出中国法学研究的重大理论成果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做了很好的前期研究工作。
②第二,对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的现实理论以及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应该说,这部分研究是目前法学理论界科学研究的主体部分,是对法治建设现实问题的理论回答,也是对中国法学本身的发展的自觉思考。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研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自中共中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科学命题后,中国法学界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渊源、实践基础、本质属性、基本内容、落实措施、重大意义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剖析,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研究成果。当然,中国法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相关主题的探讨和研究,并不是上述几点就能够比较全面地概括出来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中国法学界在上述这些方面对相关主题的理论研究成果仅仅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提供了一些理论前提和铺垫,是我们深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所必不可少的极其重要的思想与理论素材,但这些成果而并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专门化、系统化的研究。我们有必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进一步学术梳理、理论整合和思想提升,努力清晰地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等重大理论问题,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做出理论贡献。
而且,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后,国外关于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研究,主要限于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虽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运用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深入批判和解构当代资本主义的法律意识形态和法律制度,并且提出了若干具有启发意义或借鉴意义的法律思想、学说和理论,但总体上来说他们的思想本身仍属于资本主义法律意识形态的范畴,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当然,也有一些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非常有兴趣,对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道路及其实践非常有兴趣,因而也开始了对其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总结。②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大的政治报告给全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全面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经验、科学地总结和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体系的历史重任。中国的法学学者在这样的历史与现时代的国际国内背景下,理当承担起总结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时代任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基本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最为重要和最为根本性的任务就是要总结、归纳、概括、提炼出与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内在思想主旨和理论内涵的逻辑真正一致的,确实属于‘‘中国”的“独特”的法学理论“模型”。既然是一种属于中国的独特的法学理论模型,就不能是个别的、单独的、碎片化的那些属于中国、也比较独特的法学理论的侧面与碎片,而是一个全面的、成型的整体,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宏观大模样。显然,这就必须、也必然地同时要思考并展现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是如何在分析总结出来该理论体系的各个个别化的片段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这些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片段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的发掘和整理,建立起它们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从而形成一个理论体系整体。换一句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目的就是要从理论上清晰地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各种基本理论问题,特别是要重点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和“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这两个核心问题。
回答这样两个问题,就是要把零碎的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那些成分与片段,按照完整的理论所应该具有的内在逻辑顺序及其结构加以组合,从而建构起体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探索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有机结合、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和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时代成果与现时的时代精神内涵的彼此关联、也体现出尊重和吸收人类基本价值共识和文明成就与中国独特法律文化传统水乳交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与宏观样式。
因此,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很有必要首先着眼于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思想与理论成果以及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及其中国化的思想理论成果,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的思想养成和理论支撑的角度,历史地、纵向地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思想传承与方法论原则;其次有必要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律文化传统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精神影响角度,发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中国文化(文明)”元素或者说“本土资源”,从而构成其‘‘中国特色”之基本内涵之一;再次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的经验中总结、归纳、概括和挖掘其所蕴涵和依凭的法律观念、法律思想和法律理论,以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时代内涵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的特殊质素;最后还要从现代民主、法治和宪政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共识入手,从包括各个部门法学在内的整体法学角度,全面总结、归纳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
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就不能不从如下方面展开:第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历史条件的探宄。理论体系的建构既是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也是以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进入相当成熟的阶段为现实基础的。深入考察当下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建构问题的诸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基础,有助于我们理解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通过考察当下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在思想、学术、实践等方面的条件,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特别是其中包含的深刻法律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法治建设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西方资本主义法学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学理论(包括前苏联的法学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中国法学界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所取得的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提供了源源不绝的理论元素。
第二,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理论性质与方法论的研宄。理论性质与方法论问题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必须回答的前提性问题。理论性质问题主要包括两个问题:和古今中外的法学理论体系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有哪些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在中国和世界的法学理论发展史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处于何种历史地位,能做出什么样的理论贡献?也就是说,要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这一命题所包含的三个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学理论体系”的深入解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根本性质、历史地位和理论贡献。而方法论问题所主要关注的是这样的问题:如何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学术界和法律实践界在实质上所创造出来的众多思想理论成果整合并升华为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结构的法学理论体系?只有遵循正确的方法论原则和有效的建构方法,才能确立起一个逻辑严谨、内容丰富的法学理论体系。在方法论原则问题上,主要讨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原则问题,包括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如何借鉴西方法学理论、如何总结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等问题。在理论体系的建构方法上,主要讨论如何提炼出支撑整个法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纲领、哪些理论成果可以纳入到法学理论体系、众多的法学理论成果以什么样的框架结构或逻辑关系组合在一起等问题。
第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理论构成或者说理论模型的总结与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一方面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和宪政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重大理论,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中在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全部法律,即从实体性法律到程序性法律、从纯粹国内法律到国际性法律,不仅在制度上而且在实践上都体现出来的用以支撑的理论,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在事实上也是宏观的和一般性的法学理论及其体系与微观的具体的部门法学理论及其体系的有机结合。与任何别的理论体系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也是由众多理论元素按照一定的结构和次序组合而成的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结构的有机整体。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之理论构成或者说基本模型而言,其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全部实质内容之所在,而它本身又是、也理应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即在一般抽象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宏观样式,以及在部门法学的具体层面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微观架构。
第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的发展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我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实践的发展,随着全球社会发展与法治进步,也随着我国法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发展问题,一方面是要依据总结、归纳、概括出来而在事实上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指称的中国特色的法律及其实践运作的基本规律和道理,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来引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实践,促其不断地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要不断地总结、归纳和概括发展和进步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实践所催生和发展出来的新的法学理论质素与成分,不断地更新、补充、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问题点
从理论逻辑的完整性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要真正取得令人信服的成果,要真正能够客观真实地总结、归纳、概括和抽象出基于独特的中国法治道路和法治建设实践的‘‘中国模式”的“法学理论”的‘‘中国模式”就有必要紧紧地围绕着几个核心问题点来展开思考:
第一,有必要在中国与世界的空间交汇、历史与现实的时间节点、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总结、归纳、概括并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在内在逻辑和具体内涵上,就既展现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又充分尊重和吸收了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共识和世界上不同社会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的有益的经验;既体现了民主、法治和宪政的理论与实践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传统的延续,又体现了民主、法治和宪政的理论与实践建设的现实发展与进步; 同时,这也将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的发展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孕育和催生了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成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又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和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发展和进步。
第二,有必要在总结、归纳、概括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中,特别地集中于展现该理论及其体系的在理论的内在逻辑和实质内涵上具有的真正属于“中国”的性质、属于‘‘社会主义”的性质的典型特征,而不能是作为外在的标签和符号的‘‘中国”和‘‘社会主义”的直接宣示;法制与社会发展同时,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法治建设实践是世界法治建设中的一种独特的模式,那它就不能只是纯粹的‘‘中国”的特殊性的东西,而应该是把“中国”的特殊性作为一种特别的约束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体系作为世界法治理论的一种理论模型理应具有任何理论模式在其各自的约束条件下都具备的“普遍真理”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必须揭示出这一点来。
第三,有必要在总结、归纳、概括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宏观样式与微观架构方面,特别地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在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结构上的完整性。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一方面要体现出其宏观样式层面的理论成就对于其微观架构的引领和指导意义,另一方面也要体现出其微观架构层面的进步对于其宏观样式的形成的支撑与丰富作用,从而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在法学理论学科层面和各个部门法学学科层面所具有的具体与抽象、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与有机结合。
针对这些问题点,我们要综合运用知识谱系分析、范畴分析、文献分析、比较研究、历史考察、逻辑分析、调查访问等研究手段和方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开展系统的研究。知识谱系分析主要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与其各种思想理论渊源之间历史联系的研究;范畴分析主要用于对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法学范畴体系的研究;文献分析主要用于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上重要思想文献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界重要学术文献的研究;比较研究主要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与古今中外其他法学理论体系间异同的分析;历史考察主要用于对马克思主义法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的历史演进过程的考察;逻辑分析主要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结构的分析;调查访问主要用于对国内外研究机构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或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情况的实地考察。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的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宄,意在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成果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具体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悠久文明的真实传承状况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对于人类文明,特别是以西方政治文明与法治文明成果为主要代表的政治法律文明成果的吸纳中,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建设基于本国国情而进行的制度与组织创新所反映出来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进步中,客观地总结、归纳、概括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提炼、升华,从而在理论内在逻辑重整的意义上建构出作为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宪政实践的思想与精神支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模型。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应该达到如下目标: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应该全面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在思想渊源上如何体现了中国空间的法律文化与传统的历史资源和现实国情的时代精神的结合,应该展现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思想成果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中的一脉相承与发展创新,应该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对于人类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共识的自觉接受与消化融通。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研究,应该既在一般意义上,也就是在法学理论层面上系统地总结、概括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宏观样式,又在各个具体的部门法学层面分别总结、概括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微观架构,从而建构起逻辑一致、结构完整而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一种理论模型。
从宏观样式上说,这个理论体系应当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与权利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国两制"法律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的运行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监督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教育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理念与国际法治理论等基本理论。从微观架构上说,这个理论体系应当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商法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知识产权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法学理论等部门法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