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对新自由主义的认识
专家学者认为，西方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危机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及其危害。
有观点认为，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酿成的苦果，新自由主义是危机的罪魁祸首。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导美国的经济政策。正是在它的影响下，美国政府采取放任的自由市场政策，放松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听任、放纵和鼓励华尔街的种种贪婪和冒险行为，使不受约束的市场肆意妄为，造成金融市场投机盛行，促成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有观点认为，金融危机再次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及其经济政策的破产。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弊端，表明新自由主义无论是在拉美这样的地带，还是在北美、西欧这样的资本主义发达地区，都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灾难。以主张彻底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利率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金融危机把“华盛顿共识”基本理念的失败记录推向了顶峰。
有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实质就是一种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力量高度崇拜，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是高效率的，甚至是万能的。这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市场经济虽然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有失灵的时候，必须借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纠正，绝不能自由放任。
有观点认为，从意识形态层面来说，新自由主义实际是代表超级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推行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其符合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自由掠夺的意志。它已经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成为国际垄断集团的核心理念，成为资本主义向外输出的意识形态。对此，我们必须坚决批判和抵制。
二、关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基本矛盾的认识
专家学者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最终必然归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有联系资本主义制度和基本矛盾来分析，才能真正揭示金融危机的实质和根源。
有观点认为，此次金融危机同上个世纪20年生的经济危机没有本质区别，都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这次危机看似是有效需求过度所致，但本质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不顾消费需求的限制，为追求利润无限制地扩大再生产而导致的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只不过在美国，这种矛盾长期被信用透支的消费模式所掩盖，生产的不断扩张暂时得以维持。但当经济形势变化，消费增长减缓时，扩张生产与狭小的消费之间的矛盾就暴露出来了，危机就爆发了。
有观点认为，金融危机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这两个矛盾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和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的两极分化，从而产生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逐渐缩小之间的矛盾，导致经济危机。这次金融危机为此做了最好的注脚。一方面，它是多年来积累的产能过剩导致的；另一方面，由于产能过剩，工资增长放缓，劳动者购买力下降，有效需求不足，很多实体行业利润下降，大量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角逐高额利润，最终导致虚拟经济的崩盘。
有观点认为，金融危机说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在新的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金融垄断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不仅促进了更大规模的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而且使生产资料和金融财富更大规模地向少数人和少数国家集中。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全球化、社会化，与国际金融高度垄断于一小撮金融寡头的矛盾，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表现。这一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只会使穷国愈穷、富国愈富，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加剧资本家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
有观点认为，这场危机既是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又是一场深度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思想危机、社会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这场危机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涉及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体系的种种弊端：既暴露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弊端，也暴露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道德体系的弊端，同时还暴露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的虚伪性。危机使人们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制度。
有观点认为，金融危机粉碎了“资本主义永远不朽”的神话，再次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趋势。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资产阶级一统天下的论调曾经甚嚣尘上，这次危机戳穿了“历史终结论”的神话，对那些迷信资本、热衷资本主义的人来说，不啻是一服清醒剂。它不仅说明历史没有终结，反而更证明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虽然当前资本主义仍处于强势地位，仍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但其基本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只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才是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抗性矛盾的出路，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专家学者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再次说明，马克思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有效性和借鉴性，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
有观点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这次金融危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严峻挑战，它已不具备足够充分的解读能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及其衍生的资本金融化、虚拟化及金融市场中投机、和欺诈盛行的论述，对于解释当前危机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危机并未超越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逻辑：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这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和前瞻性。
有观点认为，金融危机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绝非仅是19世纪历史的见证人，也始终是真理前行的“同时代人”。他早就洞悉了资本主义进步作用中包含的历史过渡性，科学揭示了各类经济危机的病根。当今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比马克思在世时有了很大不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中虚拟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但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仍会顽强地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资本论》等著作虽说是一百多年前的著作，但其在今天依然具有不可磨灭的理论光芒和穿越历史的现实指导意义。
有观点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对我们是一次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座丰碑，它的影响力历久弥新。危机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是观察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我们十分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巨著，搞清楚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怎样看待资本的两重性等问题，结合实际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四、关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专家学者认为，金融危机为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较研究提供了极好素材。应对金融危机的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人们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有观点认为，这次危机生动证明了我们选择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正是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接受所谓“华盛顿共识”，没有简单地照搬任何外国模式，没有按照西方国家的要求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改革以及对外开放，才在这场金融危机面前保持了较大的主动性，没有完全被危机所左右，才有较大的力量采取措施防止中国经济受到更大冲击。
有观点认为，我国实行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具有巨大优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是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不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商品经济二重性矛盾引发的危机最终是不可克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二重性矛盾可能会产生危机，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又决定了危机是可以规避和防范的，一旦发生是可以治理和化解的。因此，我们坚持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能充分克服市场机制的盲目性，又能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能动性，从制度上避免了产生危机的根源。我们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坚决拒绝西方国家所倡导的私有化。
有观点认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比如，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保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又能有效避免西方选举制度中金钱堆砌的选战、谎言漫天的许诺，有钱者代言人当选、当选后即通过国家立法维护大财团利益的金钱政治弊病；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保证了有效的政治监督和政令畅通，使国家能高效调配资源、形成合力解决大问题，避免了西方多党制下政客为取悦选民、竞选时不负责任乱许诺、上台后又食言而肥、反对党为赢得下次选举千方百计阻碍政府有效施政的弊病；等等。这些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有观点认为，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凝聚力和能够集中力量应对重大事件的能力。这次危机中，我国政府迅速反应，果断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举措，很快见到成效。领导集体的果断决策能力、强有力的执行力，社会主义集中力量、统筹兼顾的体制优势，共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增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使得社会主义中国愈是面临考验，愈能凝聚民族共识、形成集体意志。这使我们应对危机信心更加坚定、应对更加主动。
有观点认为，金融危机印证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科学发展是应对危机的根本之策。危机的爆发有其错综复杂的原因，但从根本上来说，是违背发展规律的结果。我国能把危机带来的冲击减到最小，得益于近年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取得的成效。而一些领域、一些行业受到的冲击也说明，经济运行中一些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有效应对危机冲击，从根本上说就要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前，必须把保增长与科学发展统一起来，既切实降低金融危机给我们造成的影响，解决眼前的难题；又着眼长远，为经济社会全面转入科学发展轨道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预测失误；解读失误；教训的吸取失误；再认识
中图分类号：F831
一、对国际金融危机预测失误、解读失误、教训的吸取失误
国际金融危机已进入第四个年头了，反思一下，发现我们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预测是失误的，解读是失误的，教训的吸取也是失误的。因此，应该对国际金融危机进行再认识。
（一）预测失误
中国多数经济学家在2008年9月前一直认为：中国经济基本面一直向好，中国“双紧”的宏观政策不用改变，中国有两道防火墙，不会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只是到了2008年9月才惊呼：海啸般的国际金融危机来袭，要紧急应对。
2008年9月，英国伊丽沙白女皇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访问时，有一个“伊丽沙白女皇之问”：“为什么全球的经济学家未能预测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4月，学院这样回答女皇：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全球经济学家失明了，失聪了，失察了，失误了，全球聪明人集体地失败了。原因是这场危机的原因太复杂了。这场危机应该是全球经济学家的失败，是现有经济理论体系、经济危机预测理论、预警模型的失败，应该集体地失语与反思，反思“整个构架在大机器工业革命前提下的整个经济理论开始过时”。
（二）解读失误
解释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决定的。这是最简单便利的解释，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一系列新特征的联系作出新的解释。
解释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破产。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西方有广泛影响，但应看到一个事实：斯蒂格利茨任世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同时，他的书在中国也畅销，他的主张在中国政经界也都受到追捧。他是严肃的经济学家，反复指出市场会失误、失效、失败、失灵，政府适度干预经济很有必要。
解释三：由美国人的奢侈消费方式引发。有一个关于“中国、美国的两个老太婆在天堂两度相遇的对话”的故事表明，其实中国也正在效仿。
解释四：美国金融创新的后果。这是最接近本质的解释。但仅局限于次级贷本身解释金融衍生品怎样规避了单个风险而放大了系统性风险，并未从整体的金融革命视角解释。
解释五：美国金融创新的同时缺乏监管，放纵了金融腐败、欺诈、内部交易等，如以麦道夫事件来解释。这对局部、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解释是真实可信的，但难以解释世界性风险。
解释六：美国长期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格林斯潘的自白）。有的就用货币战争来解释。
以上这些解释都只具有部分合理性，都是有缺陷、欠科学的，有的则是简单意识形态化的。
（三）教训的吸取失误
一是错误地认为国有化是浪潮。出现了严重的“国进民退”，放慢了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步伐。
二是错误地认为国家干预、计划调控是浪潮。出现了比“计划经济还计划经济”的干预模式，放慢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
三是错误地认为中国金融创新应该抑制。实际上，不应将应对危机的应急措施常态化，将应对危机的应急机制固定化。金融创新是一切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人才创新）的最重要、最有效的创新环境，中国金融基本上不存在创新，对中国而言，应在有效监管的同时，大力倡导金融创新。
二、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另一种解读
（一）经济危机并非只和资本主义制度相伴随
马克思对经济危机周期性出现给定了三个必备的条件，在他所处的时代，被认识的客体制度就是资本主义。
一是只要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市场经济，就必然内涵着“不可能实现”的经济危机，再生产过程会中断。这是经济危机、经济周期的一般规律。
二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之一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其表现后果是“一头是财富的积累，一头是贫困的积累”。
三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之二是单个企业生产的高度计划性与全社会无政府的矛盾。
马克思的解释是科学的。我们可以对马克思的解释进行再抽象，认为只要存在三个必备条件，就会周期性地出现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仍然存在三个条件：一是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二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社会收入差别极大；三是单个企业、单级政府的高度计划性与全社会无政府的矛盾。因此，中国从2000年起就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劳力过剩、产能过剩、产品过剩、资本过剩。中国从制度性短缺走向了制度性过剩。
（二）经济危机有三重革命性作用
对经济危机应有平常心态。马克思既看到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又看到了危机的三重“革命”性作用。
一是强制淘汰过剩，使经济强制平衡。
二是强制淘汰落后，使经济结构再升级。新一轮的高新技术革命成为可能。强制淘汰过剩和落后势必带来失业、贫困，因此，必须忍受社会、经济阵痛。
三是制度、体制机制“自疗”的作用。每出现一次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在根本政治经济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在计划调节、国家干预、国有成份、全民公平上都有量的调整。资本主义制度在劳动阶级长期的维权争益的斗争中，在左派政党的竞争中，在社会主义制度若干优越性的外部压力下，也不断经历着从原始、野蛮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演化。
应该将马克思解读危机的理论进行再抽象，将其理论应用于机器工业革命时代、信息革命时代、金融革命时代。时代不同，危机的内在机理、诱发原因、传导机制、演进路径、危机特征、危机后果和危机救治应是不同的。我们应循着金融化、金融深化、金融国际化、金融创新化的思路，认识它如何为世界经济注入活力，又如何将世界经济周期性地丢进风险之中。
三、中国式的应对定会产生中国式的问题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国际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国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0%）。但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式的应对定会产生许多中国式的问题和困难。
西方让危机自发发挥革命性作用，强制淘汰过剩，使经济强制平衡。而中国为了防止金融危机演化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选择了“保增长、保民生、保就业、保稳定”的政策。这一选择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其必然后果是“增加了过剩”，为“十二五”期间调整经济结构、压缩过剩产能增加了压力和困难。
西方让危机自发地发挥革命性作用，强制性、大规模地淘汰落后，腾出市场空间，让机会和要素的配置向新兴产业集中，使经济结构再一次的战略性升级和新一轮的全球性高新技术革命成为可能。而中国选择“几保”应对危机，政策的负面后果无疑会复制更多的落后，至少是延缓了淘汰落后产能的进程。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 挑战 市场资源 合作 和谐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2009年12月，对于全世界而言都给出了一个不确定的收尾。大家都希望2010年会有良好的经济改善，盼望有奇迹出现，哪怕是一线的曙光，都是能够让人欢欣鼓舞的。但是，一切都是难以预料的。
问题是，什么时候能够复苏呢?并且，如果全球经济真的开始复苏了，复苏对你真的是很美好吗?现实的发展告诉我们：一切的美好是给有准备的人的。那么，你准备好了吗?这个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重要。在许多时候，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该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而其“话语权”对于预计未来发展和做好充分准备将是起决定作用的。所以，2010年开始，随着全球经济逐步止跌回升，发展中国家将面临后危机时代的严峻挑战。
一、对于后危机时代的挑战缺乏充分的认识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场世界危机的冲击下，忙于应付和阻击经济衰退，没有意识到激烈的“战争”过后会有更大的危机在等着呢!特别是，由于对全球经济的依赖度不高，一些国家受这场世界性金融危机冲击或影响较小，在这两年的经济波动中没有被拖入经济谷底，所以就沾沾自喜，放松了对后危机时代正在孕育的更大危机的警惕。
后危机时代真的很可怕吗?也许是，也许不是。如果有了充分的认识和准备，就不可怕，而且应该是新一轮发展的机会，我们的人民将是非常幸运的。但是，如果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准备，当然也就可能没有了机会，能够获得的可能是又一次的打击。迪拜的危机是一次警告!许多国家对于迪拜经济发展的认识都是不充分的，认为那里的经济繁荣给予了许多躲避金融危机的机会，纷纷进入迪拜“淘金”。结果，除了迪拜自身在这场风暴中遭受重大损失外，许多投资者由于准备不足，均分了危机的影响。这是继美国华尔街带来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又一次冲击波。虽然是许多发达国家或富人们是这场冲击波的主要受害者，但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或多或少地受到迪拜危机的负面影响。而且，这样的负面冲击还会继续发生，因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在迎接全球金融危机时匆忙上阵，留下了许多的不确定因素和问题尚待解决；抗击危机所出现的国家间空前团结一致在后危机时代可能遭到挑战。还有，世界经济的格局可能由于危机的影响而发生重大改变，许多国家和地区是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的，改变这一事实的路径就是干预变化。在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就会动用自己的“话语权”，发展中国家如果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准备，就会在后危机时代被“绑架”。
二、如何认识后危机时代的危机
后危机时代有多久?又有哪些挑战?这两个问题是难以回答清楚的。
后危机时代可能持续的时间也许需要三年，也许需要十年，目前难以有肯定的答案。为何能够预言“发展中国家将面临严峻挑战”?因为前面所讲到的问题表现得很严重，即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匆忙应战，在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方面留下了许多的缺陷。由于阻击经济滑坡的任务艰巨，这些国家和地区没有“停下脚步，歇一下，喘口气”，充分修补“快跑”留下的缺陷问题。这些问题将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经济复苏时急起直追的绊脚石。同时，从发达国家这方面来看，后危机时代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挑战还来自于两个原因：发达国家自身的利益保护和科技的领先优势。
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复苏，主要体现于市场的复苏，各个国家对于复苏的市场份额早都已经虎视眈眈，决不会相互谦让。这是显而易见的发展势态，出自于自身利益的保护，目前已经有类似的前兆出现――原来积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保护国内市场了!因为那是很不容易才出现的“增长点”。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资源稀缺激化了对资源争夺的行动，许多原本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那些资源，现在发达国家也开始有所企图，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些资源，盘算着能否从中获得利益。比如，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会议还正在进行的时候。关于CDM的争吵已经开始，发达国家凭借他们在联合国各委员会的势力，开始对中国这样一个有极大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局部封杀的举措――联合国CDMEB拒绝中国10个风电项目注册。虽然这一举动只是局部的，并非全面开花，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这应该是一个信号。
科技领先的优势，更是发达国家在后危机时代迅速摆脱危机影响的有力武器。比如，美国首先提出的“碳关税”概念，欧洲提出来“碳税”提议，都是对建立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新秩序以及国际贸易壁垒的引导和暗示。这样的暗示已经逐步被许多发达国家的“政治领袖”所认同并“放大”，而发展中国家在这场游戏中存在着被“绑架”的可能性。如果“低碳”成为新一轮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那么，世界经济市场定价的游戏规则将会有根本性改变，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技术将可能在瞬间被淘汰，这是当前对于发展中国家最为严峻的挑战。如前所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正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巨大压力，世界市场新秩序的建立势必又一次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加压，导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陷于后危机时展经济的两难境地：发展经济，面对的是巨大的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压力，“低碳”元素更是“泰山压顶”；如果积极推动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并限制非“低碳”的生产方式，那么就势必放缓经济发展步伐，百姓生活的低水平局面难以得到迅速改变。
后危机时展中国家和地区面临的挑战远不止这些，世界市场的新秩序将会影响和改变全球资源的配置。显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必须从战略的层面来思考后危机时代挑战，在今后的科技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中深刻思考面临的种种新问题，创新经济发展的方式，才能在后危机时代走出两难境地，开辟出一条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繁荣昌盛的发展新路。
三、“合作”与“和谐”是走出后危机时代“阴影”的关键词
后危机时代的挑战在实质上不局限于经济和科技，由于国家利益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临的许多危机问题将从经济和科技因素转变为政治问题。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特别是在建立世界市场的新秩序过程中，由于受经济和科技方面实力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声音微弱。因此，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整合资源和力量有效抗击后危机时代的挑战，捍卫国家利益。所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应该在后危机时代加强合作，走合作共赢的新时展道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这种合作共赢理念如果能够发扬光大，影响发达国家转变观念，增进“南南合作”和“东西合作”，继续携手共同抗击后危机时代的挑战，这对于全球经济摆脱危机、健康发展而言将是莫大的福音。
一、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制度选择
技术革命以及工业革命，把人类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带入现代工业社会，并进入今天的信息化社会。工业革命之后所产生的资本统治，一方面是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但与此同时则是人类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社会挑战，即社会分层和社会分裂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也正是在这种危机政治之中，才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这样，解决现代社会危机的制度方案便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前者是工业革命的自然产物，而后者则是对前者的一种制度革命，也可以说是一种代表大众权利的更先进的政治制度，具有道德上的正义性和优势。
就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而言，作为启蒙运动和技术革命“解放”的政治，其内在解放的张力不断地放大，即资本权力会无限制地攫取利益，资本收益远远高于劳动收益，这样必然会加剧资本权力与大众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不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其社会矛盾也是内在的结构性的，难以消弭。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在过去200年内，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处于一种紧张的、冲突性关系之中，甚至紧张到连续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是资本权力的必然逻辑，即当一个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化之后，必然追求世界的资本主义化即我们常说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当裸的硬权力即资本权力所构成的世界体系被解构之后，资本权力便改变着方式，试图以意识形态权力的方式改变全世界。这就是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世界政治中，资本权力从支配国内政治到试图主宰全世界的进程，而对世界的支配权在某种程度上转移或者说减轻了国内危机，但结构性危机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明白了世界政治的演变，就能理解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所说的“反向运动”，既是对国内资本权力泛滥的一种解放，也是对世界性资本权力的一种反抗，是世界体系的“”对“中心”的抗争。这就是二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的基本背景，也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原因。但是，这些“反向运动”所解决的都是规范性的大众权力问题，如何找到大众实施其权力的程序依然是探索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结构性问题还是我们常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即落后的经济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政治解决了真正意义的“人民”即多数人当家作主，但却遭遇了难以回避的矛盾即“短缺经济”和如何实现大众有序政治参与的问题。因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也必然会面对一系列矛盾，甚至会出现治理危机。
但是，应该看到，就历史逻辑和政治制度的内在逻辑而言，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危机来自资本权力导致的不平等，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问题来自不发达的生产力和不完善的制度程序。无论如何，所有的问题乃至危机都是政治性的，即与政治权力的结构有关。但是，不同社会政治制度下的战略抉择造就了不同国家的历史命运。
二、1970年代：世界政治的危机时代
一般认为，中国和苏联在1980年代的改革是因为这两个国家自身的危机所致。事实如此。但是，还有一种事实，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当时欧美国家也面临危机。可以说，1970年代，东西方主要国家都出现了危机。
1.中国1970年代的危机及其性质。1970年代的危机来自于1966年开始的“”，即我们常说的十年“”。“”后期我国经济遭受巨大损失，当时经济领域的这一危机来自政治危机（十年的动乱）。因此，中国的危机是一种政治危机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并由此导致了“信仰危机”。中国当时的危机已无须多言，我们都接受了没有危机就没有改革的说法，即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就是为了解决“”所酿成的“球籍资格”问题。
2.苏联的危机。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高速经济增长，到1970年代中期，苏联这架庞大的机器突然运转不灵了，出现了经济停滞。工业产值在70年代初是每年增长7%―8%，到1977年下降为5.7%，到1982年下降为2.8%。经济停滞导致经济短缺，形成由于物资匮乏而出现的购物排队景观，甚至出现“排队文化”。与此相适应，形成了政治上的特权阶层，约100万人，他们享受着短缺经济时代的各种特贡品、专贡品。与经济停滞相伴的是思想文化的停滞，创造性和思想性研究基本缺位。更致命的是，40%的科学家、工程师花在科学研究上的时间不足工作时间的一半。全社会都陷入失望和懈怠之中，以致形成了这样的停滞社会：许多人精神颓废、悲观厌世，丧失了生活动力;许多人感到失望，不想工作，不少人整日借酒消愁，酒鬼多达200万人，36%的年轻人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参见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310页）屋漏偏逢连阴雨，以保守著称的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接任的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在任时间不长就病逝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上台了。苏联当时的危机首先是经济危机，并伴随着政治集权而缺少活力导致的政治性危机。
3.美国的危机。从1960年代中期，不但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都开始步入危机社会。典型事件有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意大利的恐怖组织如“红色旅”。在美国，越战加上黑人的民权运动，使得美国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凡是有黑人居住的城镇，都有社会骚乱。在白宫附近，经常有数十万人驻扎反对越战。越战之后，在以平等主义为导向的民粹政治之下，利益集团以几何级数增长，社会分裂加剧。1974年的石油危机终结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出现滞胀。在这些危机之下，出现了对政府的信任危机。1958年76.3%的美国人认为政府为所有人谋利，1972年之后降至37.7%;而认为政府是为少数大的利益集团服务的看法，1958年是17.6%，1972年则达到53.3%;公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比例在1966年是41%，1973年则为19%，下降22%。面对这些数据和长达10年的平等主义的民主化对传统政治秩序的挑战，亨廷顿认为美国出现了“民主的统治能力”危机，“民主力量给民主的统治能力制造了一个问题”，他呼吁“节制民主”。（参见[美]亨廷顿：《民主的危机》，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73、75、101页）不但亨廷顿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如是说，就连达尔这样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家在1970年代也写下了《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认为多元主义民主事实上的结果是社会的更加不平等，而多元主义组织活动的加剧最终导致的是对公民意识的扭曲，对政治不平等的固化，对公共政策议程的扭曲，以及事实上的寡头控制。针对西方当时的危机，“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70年代初出版了其著名的《合法性危机》，认为危机已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社会、行政和文化领域。欧洲和美国的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政治危机。
经济危机是常态，但几乎所有的经济危机都是由政治方面的因素或政治危机造成的。就这一时期的三国危机而言，很显然，危机直接来自政治领域，都是由政治危机导致的。但是，比较而言，苏联的危机则更是有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源，甚至可以说经济危机的权重大于政治危机，而在中国和美国，政治危机的权重大于经济危机。面对政治危机，各个国家都是怎么应对的呢？
三、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战略抉择决定政治结局
危机都是综合症，即表现在多方面。但就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而言，中、美危机是政治性质的，但却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以经济方法化解了政治危机;苏联的危机是经济性质的，但却采取了最终颠覆国家政治制度的政治方法来解决，最终走向国家失败。
1.中国的改革。一般认为，中国是以政治改革（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而拉开了改革大幕，整个80年代也有不少政治改革的举措，比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但是，最引人瞩目的成就还是经济体制改革。从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建立经济特区，到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再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都是值得记载的改革大事。90年代，中国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一种经济体制转型到另一种经济体制，是一种典型的“革命”，即邓小平所说的“第二次革命”。既然是体制转型，必然会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以及利益关系的重组等。这就意味着，转型期必然是矛盾多发期。尽管如此，客观地说，中国正处于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和任何国家一样，虽然不得不面对转型难题，但经济体制改革显然已经化解了“”所导致的危机。也就是说，危机是一种综合症，应对之策必然也是综合性的，中国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但主线是经济改革，并且以经济改革化解了政治因素诱发的危机。
2.美国的改革。相比中国的问题，1960―197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场典型的政治危机，即越战和民权运动诱发的长达10年的平等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新社会运动，构成了对“民主的统治能力”的严峻挑战，相伴随的则是福利主义、石油危机诱发的经济滞胀。如何解决这种以政治危机为主的危机？其采用的办法也是经济方面的，即推行新自由主义，其中代表性符号就是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彻底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强调放松政治对企业的管制和政府最小化。新自由主义是经济的，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原因则是政治的，比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英、美两国政府都以强有力手段对付工人运动和社会抗争。在英国，撒切尔夫人强制关闭了英国煤炭基地纽卡斯尔煤矿，面对此起彼伏的工人罢工、示威和抗争，采取了强硬的手段。在美国，里根政府推行的政府最小化大大减少了社会福利开支，诱发了剧烈的社会抗争运动，但里根寸步不让。为此，女儿和其脱离父女关系，认为其是不关心穷人冷暖的面目可憎的政客。被称为“里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减税并减少社会福利开支。减税最大受益者当然是高收入者和大企业，联邦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过去的50%降到28%，公司所得税从过去的最高税率46%降到了34%。而社会开支的减少必然伤害到穷人，因而，“里根经济学”被称为“劫贫济富”。里根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在冒险，但冒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即克服了70年代的经济滞胀。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代价是，在1980年代，虽然穷人的收入也有所提升（仅提升了6%），但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那时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的收入提升了1万亿美元。对企业监管的放松被认为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源头。美国的制度变迁经典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解决问题的方案往往是诱发下一个问题的根源。尽管里根政府问题重重，但是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是以经济政策化解了当时的政治危机。而冷战的胜利则冲昏了西方人的头脑，放大了其经济政策的成就和贡献，形成了贻害发展中国家的“华盛顿共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里根政府以经济政策化解政治危机的做法值得讨论，政治危机起源于长达10年的平等主义和社会运动，也即底层在政治上的崛起，冲击的是资本的力量。而“里根经济学”则是扶强抑弱，以私有化、自由化而扶植高收入阶层和大企业，以预算稳定化而抑制社会弱势群体。这样针锋相对的药方必然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抗争，但是里根政府硬是铁腕涉险，其中的奥秘值得研究。但无论如何，经济在当时达到了预期目标。
3.苏联的改革。当时苏联的危机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基本方面的停滞上，但根源还在于经济停滞而诱发的社会停滞。1985年上台的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进行经济改革，但急性子的他看到经济改革不成功，便抛出了彻底改变了苏联命运的所谓“新思维”，以“公开化、民主化、透明化”而大肆改革作为苏联前进的“根本障碍体制”即共产党执政集团。在政治改革中，戈氏试图先声夺人，即以公开化批判苏共，以民主化激发人民。结果，这场舆论运动在两年内便肢解了苏共的执政，催生了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叶利钦。为了抑制叶利钦，戈氏改总书记制为总统制，但是，戈氏的总统制是间接选举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而叶利钦则是俄罗斯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合法性”不足的戈尔巴乔夫自然失控，政策不出克里姆林宫。当1990年有加盟共和国时，苏共政治局决定以民主的办法解决问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直至1991年“8・19”导致国家解体，苏共下台。仅仅6年时间，一个处处能与美国抗衡的大国就轰然倒塌，由此改写了世界历史上大国崩溃速度的纪录。
苏联企图以政治改革而化解经济危机的做法和中国、美国的做法恰好相反。社会（国家）作为一个大系统，显然每个子系统相互关联，因而都重要，每个板块都不可或缺。比较而言，经济系统有关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问题，而政治系统则事关国家存亡;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经济好坏可以影响政治的好坏，但一旦政治系统不稳定甚至出现紊乱而无法有效地运行时，别说经济系统，就是整个国家也会难以为继。那种认为应该像经济改革一样对政治体制也进行一场“第二次革命”的说法，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
四、如何在解决危机中避免犯颠覆性错误
中、美两国的经济方法化解了政治带来的危机，而苏联试图以政治改革一劳永逸地解决经济危机，结果却一劳永逸地让自己消失了。三个大国，包括其他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命运转换，带给我们的是反思人类制度变迁规律的典型样本。应该说，除了一个大国的战略误判可能把一个大国引向深渊外，关键在于弄清楚国家权力的关系，由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大国的制度变迁和兴衰之道。
按照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的说法，国家权力是“互动的制度化网络”，即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互动，除军事权力离一般百姓较远以外，我们都深受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影响。经济权力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同样也是芸芸众生的权利和生活方式，因而与百姓的关系最为密切。比较而言，意识形态权力主要是知识阶层和政治权力主体的权力，而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互动的结果，并总是代表着国家权力。
国家的几种权力关系之间如何互动？百姓生活的经济权利能增强国家权力，反过来说，百姓的不满更多的是因为其生计需求未能满足。因此，任何国家都应该首先致力于满足百姓的发展与民生需求，从而促进百姓的认同和支持，这是大国历史的大规律。一个国家看起来矛盾很多，但最突出的矛盾往往与经济问题相关。关于在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如何发展经济，人们基本上取得了共识，那就是市场经济，只不过不同国家政治制度、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市场经济，比如德国是“社会市场经济”，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英、美则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既然经济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最大公约数，而且有增强经济权力之共识，决策者就应重点解决经济问题，很多事万变不离经济。
关于经济权力的第二个共识是，熊彼特“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增长的奥秘所在，即以创新的方式打破旧的生产方式，旧的经济结构转变为新的经济结构。这就意味对经济权力可以进行革命性变革。
中、美两国变革的结果是在既有的社会政治制度下，以经济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并以革命性变革推动了经济转型。不但是这次，美国历史上多次危机不单单是经济危机，而是因为政治制度弊端诱发的，比如1929年大危机，但总是以经济的方法得以解决，比如“罗斯福新政”。2008年金融危机的背后当然也有政治制度的问题，即资本权力对政治的绑架。
与经济权力比较，意识形态权力则具有弥散性和超地域性。什么样的观念好什么样的观念不好，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关键取决于意识形态的适时性、适地性、适用性，否则那些美丽诱人的概念很可能将一个国家引入深渊。为此，邓小平的改革哲学是“摸着石头过河”，用实践回答观念上的是非。相反，戈尔巴乔夫则闭门造车，用“公开化、民主化、透明化”即所谓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迅速摧毁了苏共的合法性基础。相比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并最终导致金融海啸的新自由主义，对80年代的美国而言则是与凯恩斯主义长期斗争的结果，也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有其在特定国家特定时刻的适用性。但是，这套特定适用性的“主义”，被错误地用在他国身上就是致命的。如果说，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犯了用西式民主救苏联的大错误，90年代的叶利钦则犯了用新自由主义救俄罗斯的大错误。
政治权力是其他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象征着国家权力，政治权力的变化直接触动着国家权力或动摇着国家的根本制度，因而政治权力更具有根本性。国家的命运系于制度，尤其是根本制度。这就意味着，对政治权力的变革必然是渐进的，而且是固本性的，完全不同于经济变革的创造性破坏。政治权力结构的破坏，带来的可能不是新结构的均衡，而是新的动荡甚至是灭顶之灾。美国总是以固本的、渐进的方式改革其结构带来的问题，甚至以经济方式来掩饰其结构问题。比如，当国家处于“进步主义时代”即混乱不堪之际，他们反垄断并成立监管秩序的政府部门;当自由放任带来大危机，他们有“新政”;当黑人起来抗议后，他们有《民权法案》;当陷于平等主义的民主政治危机即本文所言的1970年代危机，他们以推行扶强抑弱的新自由主义来应对。但是，当其结构受到挑衅时，美国人则毫不手软，第一次是以战争的方式消灭了以民主投票方式要求独立的南方，第二次是以暴力对付反越战运动和民权运动。英国也是如此，即渐进地进行选举权改革，固化其结构。相反，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极力“揭盖子”，两年之内搞垮了苏共和苏联。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理出一些头绪来。第一，一个国家的权力关系总是处于互动状态，一种权力的变化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他权力。意识形态权力无形但有力地影响着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并最终影响到国家权力形态。第二，在互动的权力关系中，经济方法具有最大公约数性质，因为它关乎国民的直接诉求，即经济是诸多社会问题的答案。第三，作为一种结果状态的政治权力，不能把它当作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或者说问题的答案，即结果性的政治权力不能当作答案去解决问题，这涉及意识形态权力，即观念上和理论上的自觉自信问题。西方政治学、社会科学基本上都在围绕“政体论”做文章，在理论上把所有问题归罪于政体问题，致力于推动他国政体转型，但是他们从来不从自己国家的政体上找解决问题的方案。第四，在变革方式上，经济权力可以进行“革命性改革”;意识形态权力必须具有因时因地的适用性;政治权力的变革则必须严守“固本革新”的原则，而且必须是在固本的基本上渐进主义的革新。
论文摘要：现代性为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发生、发展的参照体系和逻辑体系。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众多病人形象大都以现代性认同危机为病根。市场经济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元素，它的运行规则是经济理性，而经济理性的泛化导致现代人道德理性的严重弱化、信仰危机和认同危机的发生。信仰危机和认同危机的重要结果就是社会病态和病态之人的出现。由此。现代性认同危机构成2O世纪中国文学中病人形象的重要内涵。
鸦片战争以来，现代性成为现代中国发展的重大内驱力和文学叙事的重大意识形态。现代性为20世纪中国文学提供了发生、发展的参照体系和逻辑体系。纵观20世纪文学中的众多病人形象，会发现这些病人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即以现代性自我认同危机为病根和主题。所谓自我认同，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它主要是指人对自己的身份或角色的确认，回答“我是谁”或“我的身份是什么”的问题。20世纪文学中的认同危机问题不能不考虑到现代性语境问题，因为现代性的结果之一是认同危机的发生。如王一川所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文学，无法不涉及中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这是因为，从那时以来，中国人在现代世界上的地位如何成了需要处处追问的严峻问题。”翻鉴于此，我们将20世纪文学冲的病人形象置放于现代性语境中进行考察，试图得出一个全新的解释。
20世纪文学作品中活跃着大量的病人形象。鲁迅的《狂人日记》、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兆军的《不老佬》、阿来的《尘埃落定》、许海维的《中国病人》、洛艺嘉的《中国病人》等作品中都有病人形象。这些病人的病根几乎都可以从现代性语境和认同危机层面进行考察。从这些病人形象身上，可以解读出现代性与20世纪文学间联系的重要密码。虽然“从根本上说，自我认同危机的存在本身就是高度现代性时期、当代全球化阶段的一个特征。”网但是，由于中国现代性的后发性和外发性的特点使得我们在谈论中国的现代性时需具体对待。现代中国的现代性发生大致始于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现代性入侵古老衰朽的古典中国，中国人遭遇了深沉的现代性体验。所谓现代性体验，是“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关于自身所处全球性生存境遇的深沉体认。”网现代性体验是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而“陌生感”是现代性体验的重要层面，因为在前现代社会中，民族、地域之间缺乏交往。他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熟人社会”，而现代性的到来带来了“陌生人”和“陌生感”。
首先来看鲁迅的《狂人日记》。这部小说是一个表现现代性陌生感的典型文本。狂人对培育他的封建礼教文化产生深刻的陌生感，而不是以往的认同感。也就是说，狂人对自我的母体文化产生了认同危机和存在的本体性安全焦虑。所谓本体性安全，是“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它对信任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不仅构成了本体性安全感的基础，而且在心理上信任与本体性安全也彼此密切相关。”狂人患病之前，对自我认同的环境和本体性安全持有基本信任；患病之后，自我认同的环境变得陌生，疾病幻觉使得狂人对自我存在的本体性安全产生焦虑。这体现在他对别人眼光的过度关注和恐怖，他总是担心别人想要吃掉他。自家大哥、街道邻居、不相干的狗构成了狂人眼里对其存在和安全产生威胁的对象和源泉。吉登斯认为人通过自我认同获得摆脱焦虑的本体性安全。“人从不同的侧面确定了自我，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是谁，自己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知道自己的独特性和这些独特性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澄明使得人获得一种存在的勇气，即不顾非存在的威胁而对存在进行自我肯定的决心与动力。”翻狂人的自我认同失败恰恰导致了其本体性安全焦虑和恐惧。因为他以前所熟悉的环境在患病之后变得陌生无比。狂人的认同危机和本体性存在安全焦虑构建了一个完美的现代性隐喻。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比喻：狂人是现代知识分子的隐喻体，患病状态产生的幻觉、恐惧和焦虑则是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遭遇现代性之后亡国灭种、被吃掉的深沉忧虑的隐喻体，而狂人的周围环境则是当时濒临危亡的中国的隐喻体。那么，联贯起来就是总的喻体，即狂人对先前所熟悉的环境产生高度的信任危机和时刻被吃掉的恐惧，而喻指则指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对现代性发生之后的中国母体环境产生深刻的认同危机和本体性安全焦虑。鲁迅完美地借助狂人这一个病人形象完成了主题的契合，含蓄而贴切。
同时，《狂人日记》的日记体文体形式也是现代性的产物。吉登斯说：“为了维持完整的自我感，日记和自传的写作是中心的推荐物。历史学家普遍接受，只有在现代时代才发展了自传(和传记)的写作。”而“自传，尤其由个人通过写作或非文字方式记下的、有关个体所创造的、广义阐释性自我历史，事实上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都处在自我认同的核心。”《狂人日记》就是以日记的形式讲述了狂人过去的一段关于自我的历史。只是这是狂人精神错乱、自我认同失败的自我历史。
如果说鲁迅的《狂人日记》体现的是现代性发生初期个体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危机和民族国家被吃掉的恐惧。那么新时期寻根文学中的两部作品韩少功的《爸爸爸》和王兆军的《不老佬》体现的则是全球化语境中民族身份的认同危机和努力。全球化与现代性密切关联，是同卵共生的姻缘问题。全球化是现代性扩张的产物，是高度现代性。全球化的重要结果是中国文化的危机。“面对全球化语境下剧烈的社会文化转型，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处境和古老民族的‘文化身份’产生了深刻‘焦虑’。”如果说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性的初期发生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西方文化对照中返观古典文化的机缘，此时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古典文化采取的更多的则是激进的批判态度。那么，到了8O年代寻根文学发生期，全球化语境则为中国作家提供了再次返观多元文化语境中中国民族文化的机缘，只是，此时的中国作家对传统文化采取的不再是单一的批判和怀疑态度，而是向民族文化之纵深处的根部挺进，挖掘出能够在全球化语境中以独具的民族特色与世界文化接轨的文化因子。对民族文化的有意识的返观和追索其前提是全球化语境中民族文化失语的危机和焦虑。寻根文学将笔墨延伸至具有中国特色和东方意味的民族风情和山川地貌中。然而，无论是《爸爸爸》，还是《不老佬》，所反映的都是民族认同的艰难。《爸爸爸》中的丙崽和《不老佬》中的不老佬都是长不大的老小孩。丙崽是一个永远穿着开裆裤，喝毒药也死不掉的老丑怪物。不老佬则形若儿童，手无缚鸡之力，他倚老卖老，思想陈旧，不愿意接受外面的新鲜事物。两者都是保守封闭文化的象征，他们不能代表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获得真正的民族认同和身份象征。
《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二少爷每天醒来都会问“我是谁?我在哪里?”等问题。这类问题非常契合傻子的弱智特点，但是巧妙之处在于作者正是借助傻子这一个天然的病人形象来暗示传达了藏族土司制度瓦解之际的个体认同危机。而这种个体认同危机究其根底是一种现代性认同危机。在这里，小说将傻子病人之傻导致的个体认同危机与现代性认同危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美的隐喻。
小说借傻子之眼见证了藏族土司制度的瓦解，而藏族土司制度的瓦解与红色政权的到来直接相关。红色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它是中国20世纪现代文明的象征。小说中的历史性事件如鸦片种植、市场交易、红色汉人都是外来的现代文明的象征。它们的出现是土司制度瓦解的开始和象征。而在外来先进文明的入侵之后瓦解的土司制度与中国古代文明晚清之际遭遇的西方现代性场景何其相似。按照阿来的说法，《尘埃落定》写的“总体来讲是一部关于权力和时间的寓意。”其寓意是将等级森严的土司制度及其权力消解成一场必然落下的尘埃。这多么像卡尔·马克思对现代性到来场景的评价，即“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而现代性进程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自我认同的危机。“随着现代性的启动和全球化的推进，一切原来的关系都烟消云散了，尤其是在高度现代性的全球化当代阶段，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图景完全不同于以往时代，它的风险性、不确定性、急剧变动性、多样性使我们无所适从，迷失了自己。‘哪里来，哪里去，我是谁’等一些古老的问题显得如此具有现实意义——人出现了自我认同的危机。”圈而“全球性现代问题，或日高度现代性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人的自我认同危机。”圈自我认同的表征是失去了方向定位，产生诸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从哪里去?”等。而傻子形象因其对文本主题使命的完美完成而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一样成为形神兼备的文学史经典形象。
自8O年代中期新时期文坛就开始生长无聊者形象。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中的李鸣整天躺在被窝里，徐星《无主题变奏》中的我整日东张西望，无所事事，而朱文小说如《我爱美元》、《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等更是无聊人游走的乐园。刘益善的《他有什么病?)闾中的三子高考落榜后，患上了无兴趣病，无兴趣病患者浑身乏力，整天昏昏欲睡，对工作和学习等任何事情都无兴趣或感到厌倦，它像艾滋病一样，迄今尚无有效的方法和药物阻止其流行和发展。
许海维的《中国病人》讲述了钟有成混乱无聊的生活。他与朋友坑蒙拐骗，敲诈勒索，无所事事。他的名字是“终于有成”的谐音。他写诗、写小说、写歌，外表玩世不恭，内心渴望成功，他写的一首叫做《中国病人》的歌完美地概括了以他为代表的病人形象：
“我不想上班／上班我觉得很累／不上班我也照样憔悴／我不想结婚／结婚我认为太荒废／不结婚也一样没滋没味∥我病了／我需要一点点安慰∥我不想活着／活着我感到很疲惫／不活着我觉得也不对∥我不想死去／死去我认为很赔／不死去也一样白受疲累∥我病了／我需要一点点麻醉∥病了病了病了／没钱活着很亏／有钱是一种罪／我的心是美国的／我的大脑是日本的／我的人是中国的／我四肢不全我面目全非∥哦／我四肢不全我面目全非”
小说中所传达出来的无聊感和无意义感也是一种现代性产物。吉登斯说：“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与现代性社会折磨现代人的无聊感和意义丧失感截然不同的是前现代社会里在神圣性文化崇拜下的心灵充盈感。无论是儒家学说统治的古代中国社会，还是信奉红色革命的时期，都是无聊感之足迹难以追寻的历史时期。
洛艺嘉的《中国病人》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病人形象。富理想是一个雷锋式的人物。他富于理想，认真执着，富有正义感和良知，敢于面对现实中的黑暗和缺陷。然而这样理想的好人却被视为可笑可怕的病人。小说揭示的可怕之处就在于雷锋式的好人富理想在现代社会里竟然被认为是一个病人：
“他那样的人就是有病。现在这个社会跟以前不同了，大家都没原则地帮别人，真个社会就乱套了。雷锋受了今天的教育，还会是以前那样子吗?也会不讲效益?”
小说的结尾可谓点睛之笔。乔红楚陪同剐从安定医院解放出来的富理想买的报纸上赫然写着美国著名精神科医生詹姆士霍克博士经过数年的研究发现了一种新的精神病，他为这种病命名为“自我保护意识丧失症”。按照这项成果核查富理想，他也是精神病人。他痴迷偏执，不爱金钱，维护正义，富有理想，坚持信念等。好人等于精神病人——这是多么可怕的结论。
《中国病人》中的病人形象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代社会认同危机和信仰危机的发生。所谓信仰危机，是“人类文化生活理想与经济现实生活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认同危机和信仰危机在很大意义上来源于经济理性的挤压。经济理性是市场经济的主导理性和基本原则，而市场经济又是现代性的重要内涵。追根溯源，信仰危机最终与现代性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
现代性——市场经济——经济理性——信仰危机和认同危机——社会病态——病人涌现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危机 启示
生态社会主义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接连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背景下，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运动中产生的。其将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试图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找到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化和全球化，生态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理论观点和政治诉求更加系统化，并成为一种广泛传播的国际性的社会主义思潮，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有关摆脱生态危机的合理主张，对我们正确认识和摆脱危机进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摆脱生态危机的前提和基础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当我们把世界传给我们的后人时，不能让它比我们接管它时更糟。但是，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危机正在日益加剧，我们正在强加于未来几代人的是一种令人可悲的遗产。为摆脱这些正面临的生态危机，应认识到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系统，是每一个人都不可缺少的生存条件。人固然对生态系统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但人必须尊重自然规律，自觉控制自己的活动，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协调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必须保持地球上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人类才能生存和发展。他们主张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坚持非暴力原则，并将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作为斗争的榜样，用他们的话作为宣传口号。
当代中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日益迫切，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有效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良性互动关系，否则，建立在生态良好的基础上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因此，应充分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和生态系统的一员，要采取积极的方式，正确处理社会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实践活动中进行系统调节，把自然界和生态系统保全在良好的状态之下，把现代化建设和自然生态的关系纳入可调节的范围。要认识到城镇化建设对自然生态的影响是由人的活动引起的，有了这种认知，我们就会着力实现城镇化建设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协调，同时，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人应该通过实践活动解决环境问题。
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生态社会主义强调，分析全球生态危机应当把自然问题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联系起来，生态危机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及生态殖民主义。首先，“私有企业经营思想的力量，在于它极端单一化，它认为生活的全部内容可以简化为一点—利润”。①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集中的、垄断的。少数垄断组织控制了许多重要工业部门的生产，从而导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两大严重问题。“过度生产”造成对技术和能源的依赖程度加强，生产越来越集中、人口集聚加剧，无节制的“过度消费”可能导致与自然界的承受能力脱节。“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发展趋势造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引发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的选择不可能以生态原则为基础，而是为了追逐剩余价值及利润的最大化。因此，为摆脱生态危机，生产和消费要服从于社会生态要求，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的同时，要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生态平衡的关系。为此，生态社会主义主张采取三个步骤：一是运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他们自己的生态危机的理论，发动人们批判资本主义那种集中化、官僚化和违背人性、掠夺自然的倾向；二是在适当的时候创造条件解决所有制度的问题；三是在完成以上两步的基础上，把生产过程的分散化、非官僚化、工人管理三者结合起来，建立“稳态”经济的社会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本质，将其根源直接归结于资本主义，把解决生态危机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当代中国，为解决可能出现的生态危机，必须批判资本主义的惟利是图，批判工业化的盲目发展，批判技术统治论，批判窒息人们首创精神的企业官僚化的等级结构，防止发生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生态危机问题。坚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理性的一致性，对资源的利用既有利于经济增长又能保持生态平衡，使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相适应，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只有依靠具有“生态意识”的人民大众力量才能摆脱生态危机
生态社会主义特别强调“生态意识”，而且认为只有那些热衷于生态主义前途的人才能领导和推进这场变革。工人阶级既是雇佣劳动制的直接受害者，也是生态危机的受害者，只有发动广大工人阶级，才能消灭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从而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建成社会主义。同时，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所追求的事业关系到人类当前和未来的根本利益，必须从全球的角度广泛团结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与他们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当然，生态社会主义明确地提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操纵下，已染上了追求异化消费的习惯，暂时还不能成为生态变革的主力；只有具有生态意识的“中间阶层”即中小资产阶级、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才能成为生态变革的新的领导力量和主体力量。由此可见，生态社会主义不是以阶级标准，而是以“觉悟和知识”来划分变革的动力与非动力的。很明显，这种认识和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存在根本区别。
当代中国，可借鉴生态社会主义关于经济、政治和生态相互统一的民主政治思想，充分认识到摆脱生态危机是人民的事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人民群众在摆脱生态危机方面依法行使民利，充分发挥他们摆脱生态危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积极引导他们树立符合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摆脱生态危机，社会才能充满活力。事实上，广大工人阶级沾染上追求异化消费的习惯是因为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处于被动和受剥削的地位；他们到劳动以外的闲暇中去寻求刺激和发泄，正说明他们蕴藏着革命的巨大潜力。在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无产阶级取得当家作主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他们要求得到自身的解放，最终将废除导致“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的私有制。当然，还要防止出现单纯地强调所谓的“知识”和“觉悟”而不看其阶级地位的错误认识和做法，避免回到生态社会主义者“技术统治论”的老路上去。
摆脱生态危机应具有全球图景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工业化国家的财富，还有个人的财富，都是以剥削第三世界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宰世界市场，导致第三世界空前的贫困化和危机化。因此，为了摆脱生态危机，要努力改变历史上形成的“以富裕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剥削为基础的”权力结构或世界经济格局，不能搞“生态殖民主义”而犯下新的“生态罪行”，不能将有害于人的健康和生态环境的生产部门或工艺转移到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去；经济上不剥削、不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政治上不搞霸权主义而干涉它们的内政；发达国家必须懂得，没有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生态也会面临危机。
当代社会，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交往日趋频繁和深入。在此背景下，要像生态社会主义所主张的那样，要彻底摆脱生态危机，就应反对工业发达国家掠夺和剥削第三世界人民，尤其要反对对落后国家搞“生态殖民主义”，继续新的“生态犯罪”；发达国家要向第三世界人民提供“自我发展”的手段，提高这些国家自力更生的能力，帮助它们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等等。
当然，生态社会主义有关摆脱生态危机的主张也存在着诸多局限性。例如，把生态问题看得高于一切，只是立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来理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这就自觉不自觉地用人与自然的矛盾取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必然导致否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进而取消社会变革。此外，生态社会主义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和乌托邦性质，缺乏实际可行的操作路径和依靠力量。因此，在理解生态社会主义摆脱生态危机的有关主张时，既要看到它对克服传统社会主义的弊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又要充分认识到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既要正确认识这些主张的借鉴意义，还要防止在摆脱生态危机实践中出现片面性。我们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论断为理论基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才能从根本上摆脱生态危机。
（作者为许昌学院副教授）
【注释】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对策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10-0112-02
一、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观点
生态社会主义思潮是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蓬勃兴起的生态运动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随着西方资本主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带来的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黄金发展,西方社会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人类生存发展环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这种背景下,随着以保护生态平衡、维护世界和平、为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为主题的生态运动的深入发展,西方社会逐渐兴起了一股批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社会思潮,它要求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符合生态发展规律的新型社会。到20世纪70年代,这股思潮同社会主义相结合,逐渐形成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其基本观点是:
1.人与自然是辩证和谐统一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坚持以“人类尺度”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具有共同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自然只有在与人类的共同存在以及相互转化中才具有意义;人与自然是通过人的实践、特别是生产实践活动而形成的整体性存在,人与自然在相互交往中走向统一;人类在自然界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这种地位是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标志的;劳动是人与自然走向和谐统一的现实途径。
2.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因此,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也才能确保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3.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由消费异化导致的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根据新的形势的发展变化,修正已经过时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
4.关于“稳态经济”模式。早期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将生产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稳定下来,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改进上来,从而协调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后期的生态社会主义则反对“稳态”经济,认为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既与生态环境的要求相兼容,又有利于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
5.在社会变革的途径上,提倡非暴力革命与改良主义相结合的原则。生态社会主义者坚信非暴力革命与改良主义是通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钥匙”。通过“教育”、“示范生活”,为人们展现崭新的绿色生活,逐步地变革资本主义社会。
二、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对当前我国高校大学生的影响
1.拓展了大学生的视野,有利于大学生认清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认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虽然得到了缓解。但是,这种矛盾的缓解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性自然资源,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而获得的,是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贫困、少数人的富裕为基础的。这些思想和观点不仅拓展了大学生的视野,使大学生认清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速发展及其国内的“和谐安定”并非依靠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优越性,而是依靠传统的剥削和掠夺;同时也使大学生进一步深刻认识到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大学生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深刻认识。
2.有助于大学生深刻认识和理解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对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关系失调的忧患意识,对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的深切关注,是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产生和发展的重要逻辑前提。因此,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强调经济增长必须考虑环境代价,将生态成本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参数,并以系统论为指导提出了新的社会发展观。这与我国当前所提倡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相似之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人类从维护社会、经济、自然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注重生态环境建设,致力于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使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以有效地解决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需求同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供给之间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促进经济社会、自然生态环境及其二者之间的可持续发展。
3.导致部分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缺乏信心。部分大学生简单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无法解决生态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现实发展模式的失败的借鉴,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发展模式的选择正是在全面借鉴和学习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与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模式和实践上是一脉相承的。既然社会主义发展从理论、模式到实践上都存在问题,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也必然存在问题;既然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以失败而告终,那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也就前景堪忧。因此,他们借用生态社会主义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导致部分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缺乏信心。
[关键词]企业危机管理；基本内涵；责任意识；危机预防工作
[DOI]10.13939/ki.zgsc.2016.32.120
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使企业的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越来越国际化，“企业危机管理”概念的引入使企业在经营和管理过程中更加具有前瞻性，可以将一些突出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那么，如何使当前企业发展过程中在危机管理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应该成为企业管理者应该重点思考的问题。
1 引 言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首先，在国际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加之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给全球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商机，但是，国际经济并没有局限性，全球的经济都是相通的，甚至一个小微企业的小举动都有可能带来全球经济的波动和变化；其次，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关键时期，而各企业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不可忽视，但是高速发展也掩盖了企业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从企业自身的角度来讲，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危机意识必不可少。因此，从这三个角度来讲，企业不能为了独善其身而忽视危机管理，只有充分认清自身的优势劣势并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加以防范，才能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对企业危机管理的对策进行相关的思考和研究，笔者认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这可以将企业危机管理的相关理论切实运用到实践工作中去，并使其内涵不断得到发展丰富；其次，这有利于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增强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将企业的命运与自身职业生涯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促进职工潜能的发挥；最后，这可以使企业不断提高及时化解自身管理和经营中的危机的能力，以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使企业朝着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正是基于这些目标考虑，笔者开展了此课题相关内容的研究。
1.2 主要研究方法
笔者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主要用到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的文献资料，使笔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内容、历史和现状、经验对策等有了更加全面、更加准确的认识，这也是一般论文研究中最为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调查法――为了获得企业发展过程中危机管理方面切实存在的问题，笔者对多个企业进行了实际的走访调查，这不但有助于发现问题，而且还增强了文章内容的真实性，同时笔者还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职工在企业危机管理方面做法的满意度进行了调查；经验总结法――笔者通过这一研究方法的运用将各企业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这对于对策的提出起到了积极作用。
2 企业危机管理的主要方法介绍
2.1 企业危机的基本内涵与主要特征
通常我们所说的企业危机就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和管理的过程中，由于国际经济形式的变化、国家政策的变化等宏观环境变化的影响，加之企业缺乏标准、规范的管理制度和先进的经营理念，最终导致企业发展的滞后，更严重者因没有实现客户的诉求而导致企业经济受到损失、失去潜在客户等一系列危害企业、阻碍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的行为。企业危机主要分为经营危机、管理制度危机、安全危机和竞争危机四种。
企业危机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普遍性――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企业自身的不断成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无论是地位稳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还是转型升级快速发展的小微企业都面临着一定的发展危机，这也是企业危机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隐蔽性――既然是危机，顾名思义，那就不是摆在明面上的，而是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如果我们缺少相关的管理机制和警惕意识及时、准确地发现危机、化解危机，那么企业存在的各种风险将很难被规避；紧急性――企业危机都具有紧急性，一旦发生将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范围地铺张蔓延开来，严重的将会给企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2.2 企业危机管理的主要原则
笔者通过查阅大量的国内外文献资料总结出企业危机管理的一些主要原则。首先是制度保障原则，企业危机管理和企业经营管理、产品市场管理等管理活动一样，都必须要有健全的制度和组织体系作为保障，这样才能使企业危机管理活动更加有序；其次是先进信息的应用原则，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企业及时发现危机、化解危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企业危机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可以使企业明确自身在市场中所处的位置，并根据自身的不足调整企业战略；再次是预防原则，企业危机管理就是要以“预防为主”，以便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后是领导的高度重视与快速反应原则，在企业危机管理的工作中，企业领导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和较强的决策反应能力对企业危机的化解将会是十分有利的。
2.3 企业危机管理的目的
针对企业危机存在的特征，我们进行企业危机管理的首要目的就是能够及时地发现危机，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消灭危机，恢复企业经济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企业危机管理不断完善和创新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经济运作模式，使其更加适应市场化的竞争要求，最大限度地维护并发展客户群，同时也使企业管理者和基层员工都能增强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促进其各项能力的提升。
3 当前我国企业危机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笔者对两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和5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10名中高层领导者和32名员工开展了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企业目前开展危机管理工作的主要进展情况、员工对企业管理工作的满意度以及员工在实际工作中认为企业危机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当然，每一项都进行了细化，以保证调查结果更加真实、准确。笔者通过对问卷答案进行汇总、整合和分析，发现目前我国企业危机管理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3.1 缺乏创新科学的危机管理方法
前文中已经提到，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企业危机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更多的有利条件。但是有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却不善于运用科技的力量来开展危机管理工作。调查结果显示，除了两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外只有一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建立了危机预警管理信息系统，甚至有些管理者在头脑中还没有完全形成危机管理的意识，这种现状是十分危险的。不能明确自身的优势劣势、不能正确评价竞争对手、没有明确的市场定位，这些都会阻碍企业快速、健康地发展。
3.2 部门职责和员工的责任意识淡薄
一方面，在企业危机管理工作进行的过程中，没有明确每个部门在其间的基本职责和应该发挥的主要作用，企业危机管理工作应该分配到每一个部门中去，从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包装运输都投放市场进行生产销售，每一个环节的每一个活动都存在危机，都存在竞争。另一方面，企业员工的责任意识淡薄，通过调查问卷笔者统计出大概有35%的员工认为企业危机管理只是管理者和领导层的职责，和位于生产一线的员工并没有多大关系，其实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企业危机管理关系着企业经济效益等各方面的发展，而职工的职业生涯规划又与企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企业的健康发展和市场竞争能力的增强对职工来讲都是十分有利的。
3.3 企业危机防范工作不到位
上文中已经提到，有很多企业并没有建立危机预警信息系统，其实这只是企业危机防范工作不到位的一小部分。企业危机防范工作不到位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例如危机管理制度的不健全、企业危机确认的不及时、企业危机的善后总结工作不到位、职工的危机防范意识淡薄等。种种现象都将会阻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和经济效益的提升。
4 加强企业危机管理的对策思考
4.1 加强企业的危机预防工作
加强企业的危机预防工作是做好企业危机管理工作的第一步。企业危机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危机的形式也是变化各异，这就要求企业的管理者要善于收集各方面的信息，不断增强自身的观察能力和判断能力，使企业危机可以得到有效的规避或者是将危机所带来的损失减小到最少。首先，要树立危机意识，面临着企业激烈的市场竞争职工在立足自身的工作岗位做贡献时也要锻炼自身的洞察力，在自身岗位寻找危机、化解危机；其次，现代化的危机预警信息系统的建立不可或缺，这对于企业定位认识自身发展实际、科学评价竞争对手的优势劣势都将会发挥极为重大的作用；最后，要建立专门的危机管理机构，以明确职责、区分责任，避免发生问题时推诿扯皮。
4.2 企业危机的确认和解决要及时、科学
一方面，企业的危机确认要及时，根据自身的工作经验逐步能对危机发生之前的一些征兆有正确的认识和及时的收集，分析危机的主要类型；另一方面，相关的防范措施和解决方案也要科学、合理，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对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味地借鉴其他企业的成功经验而顾此失彼，在防范一种危机的时候而给另一种危机带来可乘之机，那样就得不偿失了。企业危机确认和解决的过程中也要采取相应的工作方法，例如要勇于承担责任，企业危机防范不慎不但会给企业自身带来损失，也会给企业的客户及社会公众带来一定的影响，一旦危机发生需要解决，企业先不要推卸责任或者追究责任，首先要做的是阻止损失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再例如企业要注重危机的化解速度，遇到突况要能够快速反应，迅速决策。
4.3 重视企业危机的善后总结工作
企业危机的善后总结工作不能忽视，这可以帮助企业消除危机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同时也能够帮助企业积累大量的经验，以后避免类似问题的出现。要做好企业危机的善后总结工作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开展企业危机全面的评估和总结，诸如危机发生根源、危机发生之前一些典型征兆、危机处理计划和方案的合理性等都是需要评估的内容；其次，对有关问题进行及时的整顿，明确企业危机的责任界定，相关的改正措施要及时落实并责成相关的职能部门尽快进行整改；最后，重新寻找商业机会，企业危机一旦发生将会对企业的信誉和形象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这时企业就应该积极寻找相应的对策重新聚拢客户群，占领市场，将危机所带来的损失尽快化解、消除。
5 结 论
总之，企业危机管理工作的重视和加强对于企业健康、有序、快速地发展将会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应该引起企业管理者及全体职工的高度重视。在实际工作的开展推行中，要切实根据企业自身的发展特征制定相应的危机防范管理制度、建立危机预警机制，一旦危机发生就要采取措施沉着应对，将危机所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小，危机结束后还要善于归纳总结，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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