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典型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112
从理论上说，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是对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具体体现的抽象，它一般包含了发展动力、发展机制及发展特征等三方面的内容，核心是经济的基本增长方式。由此，要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深入分析和理解，就必须从经济发展源泉、经济发展体制和经济发展特征等方面对已有典型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基准模式”进行分析，并着重归纳和分析其中实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较为成功国家的经验，通过比较探寻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总体方向和具体路径，从而为我国经济选择健康的发展方式和实现快速增长提供有益的经验启示。
对于我国而言，有三类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最有借鉴意义：一是先发国家和地区；二是曾经与我国经历类似经济发展过程的后发国家和地区；三是与我国采取不同发展方式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其中，第一类包括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第二类是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第三类主要包括拉美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由此，本文将从经济发展源泉、经济发展体制和经济发展特征等三个方面，根据经济发展方式本身具有典型特征和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借鉴意义的原则，重点总结东亚、拉美、印度、欧洲和美国等四种基本经济发展方式。
一、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出口导向模式
主流经济学界认为，“东亚模式”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亚洲国家采取的经济发展方式。世界银行(2003)以及Gill、Kharas和Bhattasali(2007)认为，这种模式的开拓者是日本，该国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了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开拓；其后的上世纪80年代，作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成功地复制了这一模式；而东盟10国和中国大陆也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践行了与之类似的经济发展方式。“东亚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经济赶超模式，其核心是“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一)经济发展源泉
作为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了解决包括资金、市场和技术在内的“经济增长约束瓶颈”，“东亚模式”主要依靠外部资本引入和产品出口导向实现工业化，其增长本质是要素投入和市场规模驱动的增长。具体而言，实施“东亚模式”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过度引进资金，普遍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工业化道路，而不是走依靠科技进步以及由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的道路。相关研究显示(World Bank，2003)，1970－1990年的20年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0％，而同期美国为53％，相去甚远。从理论上来说，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运用了传统的“哈罗德一多马”增长模式，即通过资本快速形成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从外部市场驱动来看，其经济增长也属于依靠劳动分工和市场规模扩大所推动的“斯密型增长”，而并非由必要的技术创新所引发的“熊彼特型增长”或“库兹涅茨型增长”。
(二)经济发展体制
作为后发国家，亚洲国家普遍存在市场结构残缺、市场主体发育不全、生产要素缺乏流动、经济发展滞后等特点。与西方自发型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机制不同，亚洲国家从经济起飞的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国家的职能，同时尊重市场规律，通过政府干预提高市场的效率。“东亚模式”经济发展体制的核心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作用的涵义即政府以较高的“政府强度”及政府能力，实现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和缓解随之而产生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压力的制度创新、制度供给，并且以较高的“政府质量”，有效地确保了各种制度安排的顺利实施，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东亚经济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不仅来自政府主导机制下实现的资金和人力资源的高速积累，而且还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有效的政策干预。“东亚奇迹”的形成和发展，2／3的功劳应归于投资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投入，另外1／3应归功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此，“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机制是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也可称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
(三)经济发展特征
“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路径主要有三条：一是秉承“哈罗德一多马”增长模式，通过加快资本形成和增加资本投入促进经济增长；二是通过加快工业化进程，提升现代经济部门的总体水平；三是利用国外市场助推国内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
由此，践行“东亚模式”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首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95年，韩国的储蓄率为36％，台湾地区27％，香港地区32％，新加坡高达50.8％。在上世纪80年代，亚洲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曾经出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其储蓄率也相当高，如，在1992年，泰国36.2％，马来西亚37.2％(Gill、Kharas和Bhattasali，2007))。其次，通过外部资源和市场推进国内工业化进程是“东亚模式”的一个核心战略，这导致各国内部产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特点。具体表现为，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中的新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产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产业超前性跨越性发展，并向国际化、信息化迅速迈进。与此同时，东亚国家由于共同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战略，践行“东亚模式”的国家长期保持了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展、较大的贸易顺差和较为充足的外汇储备。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亚洲四小龙”出口急剧扩张，台湾197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9倍，1980年为1970年的13倍；韩国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534倍；新加坡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5年的20多倍。出口扩张导致了各国顺差规模不断扩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的贸易顺差较之上世纪70年代初有了很大的提高。与此同时，在顺差扩张的影响下，各国的外汇储备也普遍增加，如台湾的外汇储备由上世纪70年代初的22亿美元增至1990年的784亿美元，增加了近35倍。
二、拉美经济发展模式：进口替代模式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基本遵循了“出口导向型”的模式，但与“东亚模式”不同，拉美国家的“出口导向”的显著特征是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然而，上世纪30年代的
世界经济危机让以出口初级产品为增长动力的拉美国家陷入了经济困境，同时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拉美国家开始长期实行“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说，上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拉美模式”其战略核心是进口替代。
(一)经济发展源泉
“进口替代”仍然是一种以“赶超”为目的的经济发展方式，而后发国家普遍存在资本短缺的困境。在这种情形下，拉美国家依靠政府力量，在资金配置的过程中有意倾向于制造业部门，并以此推动工业化进程，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过程。由此，从经济发展源泉的角度分析，“拉美模式”的实质是通过要素积累和要素投入的扩展实现工业化进程，并以此推进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拉美模式”仍然具有比较典型的“要素投入驱动型”的特点，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而不是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来实现经济的扩张。
霍夫曼对拉美8个主要国家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整个GDP增长的贡献情况分析发现，上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三者各占比例为22％、38％和40％；上世纪80年代分别为34％、31％和35％；上世纪90年代又变为30％、31％和39％。也就是说，上世纪40年代以后拉美的技术进步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甚至在“进口替代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逐步减弱。而与之相对的，是同期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在GDP中所占的贡献为60％左右。要素投入的增长是“拉美模式”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经济粗放发展的特征比较明显。
(二)经济发展体制
拉美国家实施以“进口替代”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主要路径是加强对“幼稚工业”的保护，以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国内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种跨越式发展的实现必须有市场以外的制度因素引导资源要素向工业体系和“幼稚工业”集中，这就决定了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拉美国家政府在国家经济活动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因此，“拉美模式”经济发展机制的主要特征是国家对市场的深度干预和严格控制。
具体来说，拉美国家政府深度干预经济的发展机制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的政策来理解。第一，大部分拉美国家实施了比较明显的贸易保护政策；第二，拉美国家忽视私人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效用，强调国家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第三，拉美国家政府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希望通过借助本地区周边国家的市场来扩大本国制成品的出口；第四，拉美国家政府直接为“幼稚工业”发展提供了刺激性的优惠政策；第五，各国通过政府力量努力引进外资，以外部资金弥补国内资金不足的“短板”；第六，政府加快改善基础设施，为国家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基础条件。
可见，政府在拉美经济发展中占据了绝对强势地位，这虽然在短期内刺激了拉美工业的大发展，但从长期来看，它使得拉美的市场体系扭曲严重，市场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三)经济发展特征
作为“赶超型”经济发展方式，拉美国家采用的“进口替代”战略经济发展特征与大部分后发经济体具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其独特的经济现象。总体来看，“拉美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征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拉美国家储蓄率高于发达国家，却低于一般“后发国家”。其原因在于，在“进口替代”战略下，资本价格、劳动力价格和商品价格等诸多价格的扭曲，阻碍了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提高。1965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各国国内储蓄率为19.0％，1980年略有增长，达20.4％；而投资率也从1950年的16％上升到了1980年的24.3％。第二，大部分国家工业制造产业发展极为迅速，制造业出口大幅增长。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拉美国家制造业的年增长率达到6.5％，明显高于世界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5.5％)，拉美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中的份额从1955年的0_8％提高到了1975年的1.3％。第三，利用外部储蓄来弥补国内储蓄不足是拉美国家实行的一大战略，因此拉美各国对外负债率普遍较高。1982年，拉美偿债率(债务偿付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41％，负债率(债务总额与同期出口总额的比率)高达331％。第四，由于“拉美模式”使用大量的政府补贴扶持工业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该区域内多数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54年以前，拉美国家平均通胀率保持在1位数之内；1955～1974年在10％～30％之间波动；1975―1979年从37％曲折上升到51％。而在1980年以后更是急剧飚升，全地区平均通胀率从1980年的54.8％上升到1990年的四位数。
三、印度经济发展模式：非平衡模式
从1980年开始，印度实施了“亲企业政策”(Pro business)；而之后的1990年，印度开始了“亲市场”(Pro－market)的自有化改革。这两个“分水岭”结束了二战结束到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的计划经济与“许可证”经济的基本模式，确定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发展模式的基调。“印度模式”的本质是主要依靠市场力量，依靠市场机制和私人部门的“自然选择”把资源配置到高生产率部门，促进经济发展，使得社会呈现出“非平衡发展”的结果。
(一)经济发展源泉
从要素投入层面分析，“印度模式”仍然是依靠要素投入的数量增加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1990年之后，印度进入了高速增长的阶段，年均增长达到了5％以上，在2000年之后甚至超过了8％的水平。但是，在同时期，印度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却一直维持在2％左右的水平，低于同时期的主要发达国家，也低于中国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
从结构上来看，“印度模式”所呈现出的“数量扩张型”发展方式与其他赶超国家相比，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首先，虽然印度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处于偏低水平，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服务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稳定在3.5％左右，大大超过了同时期新兴市场国家1％左右的水平(其中，中国服务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为0.9％)。其次，从服务业部门增长的结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达到了近50％，人力资本投资是该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从需求结构上看，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大于投资的拉动。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06年，居民消费对印度GDP增长影响较大，边际产出为1.1699，即居民消费每增加1个单位，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1.1699个单位。
由此可见，“印度模式”的增长源泉在于服务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内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从增长的结构上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说明印度的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其经济不同于过分依赖国外市场需求的其他赶超国家，而是内外需结合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二)经济发展体制
20世纪之前，印度的基本经济发展体制基本上是以计划体制为主。在这一时期，政府通过对市场的干预，为印度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但1980年之后，为了寻找新的经济发展动力，印度开始了长达30年的“渐进式改革”，其目标是建立起以市场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机制。
从总体上看，印度经济发展机制的特征是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其核心是分权经济模式，本质是给予微观企业更多的自，减少政府对市场行为的过度干预。具体来说，印度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印度政府积极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其次，印度政府秉承自由市场贸易的原则，实行自由对外开放的政策；最后，印度提倡资金由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并由此不断完善国内金融体系和法律制度。
印度的改革实践表明，其渐进的改革进程既是政府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的过程，也是政府淡出市场、减少干预、培育真正市场主体的过程。印度正是通过自由化经济改革，极大地消除了经济发展瓶颈，刺激了市场主体活力，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和企业竞争力。印度经验表明，适当和渐进的制度安排能有效地引导市场主体行为，并有助于培育自由竞争的市场。
(三)经济发展特征
与许多后发国家一样，印度的“非平衡”发展模式的实质是通过将资源配置到高效率的部门，提高经济的实际产出，从而实现国内的经济现代化进程，最终实现经济总量的扩张。
在这一过程中，印度经济呈现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由于政府对服务业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扶持，印度的服务产业发展最为迅速。1981年，印度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8.22％，1991年为32.34％，2001年为40.92％，2007年度达到54.74％。从劳动力的部门构成来看，第三产业在印度经济中的比重从1951年的17.2％上升到1991年的20.5％；1997年之后，这一比例上升为23％以上，2002年之后上升为25％以上；近年来，这一比例维持在30％以上。
其次，由于印度拥有较为完善的金融体系，其资金使用效率相对较高，加之国内经济需求结构中消费比重较大，因而呈现出投资和储蓄率较低、消费率较高的特征。上世纪90年代之前，印度储蓄率基本上长期保持在20％以下；此后，印度储蓄率虽然有所上升，但最高也仅约为25％。与此相对，印度的消费率一直比较高。1980年，印度的消费率达70％以上，虽然之后由于国内投资的增加，消费率有所下降，但稳定维持在65％的水平，与大多数发达国家持平，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
再次，由于印度重视经济发展中国内市场的作用，因此相对于其他后发国家而言，其对外依存度较低。1951--1991年，出口总额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10％下降到6％。目前，这一数值也仅略高于10％，大大低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印度对外资金依存度也较低。1980年之后，外援在印度公营部门计划支出中的比例保持在10％以下。
此外，由于印度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分强调市场的配置功能，忽视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公平”的重要作用，印度经济呈现出典型“非均衡”发展的特征，其具体表现便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最穷的邦和最富的邦人均收入的差距从1980年的2倍左右上升至近年的4倍以上。从城乡二元化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公营部门的工资年均增长为5％，而农业部门工资年均增长仅为2.5％。至今，印度国内还有将近2.7亿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
四、美国经济发展模式：创新型模式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成为世界发展主题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出现，美国进入了“新经济”时代。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经济连年实现高速增长，失业率下降，通货膨胀在大多数年份比较温和，经济达到了二战之后的最好水平。从经济发展机制上来说，美国的“新经济”是在市场全球化的基础上，通过提升知识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来消除长期资本边际收益递增，同时培育基于创新的竞争优势和网络化的企业组织结构，并通过刺激国内消费引导技术和金融创新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经济发展源泉
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在于创新，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科技创新，快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时，通过强大的创新和生产能力以及美元的国际权威地位，充分挖掘国内居民消费，启动国内的有效需求，其经济增长具有“信贷消费驱动型”的特点，消费在其经济增长需求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
首先，要素投入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强劲增长，1995--2008年全要素生产率拉动经济1.4个百分点，其对经济增长贡献达45％以上，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依靠研发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1994～2000年的5年是美国研发投入经费增长最快的5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平均真实年增长率高达6％，大大超出同期真实GDP增长率。与此同时，美国的人力资本对经济的拉动也十分有效。1990年以来，美国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大致保持在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7％～25％的水平。1973～1995年，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仅为1.4％，而1997～2008年提高到了3.1％。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不仅推动了GDP的增长、创造了更多的工作岗位、提高了居民的真实收入、抑制了通货膨胀，而且对政府平衡预算和股市的不断上涨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
同时，从经济需求结构上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较强。1990年以来，美国的消费率从60％左右上升到70％以上，不论从上升速度还是从绝对值来看，在世界所有国家中都排名第一。美国居民消费增速更高于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0％以上。可以看到，消费在美国经济增长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依靠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通过提供多样化消费产品以及消费融资模式促使消费需求高涨，是美国经济发展模式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特征。由此，消费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源泉。
(二)经济发展体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实行了“加强竞争和开放市场”的新经济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基本上确定了美国“创新型”发展模式的基本经济体制。美国经济发展体制的特征在于’放松对产品和劳务价格、企业经营范围和企业进出口的限制，以打破垄断，促进生产要素流动，鼓励企业竞争和提高工作效率。
首先，实行自由企业制度。美国实行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企业制度。与西方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其经济自由的特点尤为突出，自由企业制度成为美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和核心。美国所谓的经济自由，实际上就是经济资源私有，企业自由生产，消费者自由选择购买，每个经济行为
主体的利己之心，构成了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每个行为主体的决策是高度分散的，它们依靠市场价格信号进行协调。
其次，遵循平等竞争原则。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总结美国市场竞争机制，可以发现它既有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共性，又有美国市场竞争的个性。共性表现在它具备市场竞争的三大基本内容，即争夺内部资源、合理配置资源和跨国竞争。就市场竞争的个性而言，美国市场竞争的突出特点就是政府的干预程度很低，市场竞争的自由化程度较高。
再次，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关于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阐述：一是分散决策的市场经济；二是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与管理。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成为美国市场经济模式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政府干预程度相对较低。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政府的作用归根结底表现在如何充分刺激和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美国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对大公司和中小企业区别不同的情况实行不同的激励机制。在垄断产生以前，政府主要是不断创造并完善企业自由竞争机制。当垄断产生以后，政府则对它们加以控制，只允许它们获得“合理的”利润，限制它们牟取暴利。
(三)经济发展特征
美国“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典型的创新驱动、自由市场和对外开放的特点，这些特征决定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发展路径。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美国“创新型”经济的内在经济特征：
首先，美国经济发展中具有较高的消费率，同时储蓄率和投资率较低。上世纪80年代，美国储蓄率维持在19％左右的水平；随着美国“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上世纪90年代，美国储蓄率平均下降到5.5％左右；而自2000年以来，储蓄率持续走低，历年平均更是降至2_8％左右的低水平。与之对应的是美国投资率的急剧下降，从上世纪80年代的25％以上的水平，下跌到2000年之后15％的水平。与此相对，美国的消费率却是节节攀升。上世纪80年代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4.3％，上世纪90年代上升到67％，而2000～2008年这一比重竟接近70％，高于欧盟27国近12个百分点，高于日本13个百分点。
[关键词]经济文化类型；语文课程资源；文化背景知识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34-0052-06
[基金项目]广西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广西民族地区学困生发展策略与语文德育的功能研究”（2008C21）。
[作者简介]韦美日（1964―），女，广西环江人，硕士，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广西民族地区语文德育。
在语文课程改革中，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奇怪现象：一边是课改实验的“泛人文化”，表现为在公开课或是教学竞赛中，以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为主，进行漫无边际的拓展延伸，忽略了语文知识、技能的传授、训练；一边是学校的常规教学中的“去人文”，表现为课堂教学仍然以传授知识为主，扎扎实实进行应试能力训练，把人文精神的培育当成可有可无的内容，随意增减。
一、语文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矛盾现象背后是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指导下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问题。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使语文课堂教学僵化、老化，局限于狭小的语文课程，受制于语文教学的狭窄空间，不能进行真正的跨学科、跨领域、面向生活的语文综合性学习，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一）语文教学实践的功利化取向
语文课程改革中，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事实上有其内在联系，即语文课程实践中的功利性价值取向侵蚀了语文课程标准的理性价值取向，导致对语文课程理念的浅表理解，或者是误读。在教学行为上则表现为阳奉阴违：在展示语文教学改革成果的实验课上，尽可能多地增加人文性的内容，贴近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会获得比较高的评价；在常规语文教学实践中，认认真真落实语文知识点，尽量吃透语文考试的内容，在各种语文考试中成绩优秀，会得到大家的承认。这种过于功利化的语文教学活动必然走向经验性和机械化，轻视排斥理论指导，惰于实践创新，消解语文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体系，在语文课程改革旗帜掩护下，走的是应试教学的老路。
（二）语文教学内容和语文教学研究的单一化
要摆脱语文教学的经验性和机械化的惯性倾向，语文教学就不能只顾在自己的领地上埋头耕耘，还需要具有宏观的、全局的战略眼光，超越眼前的功利性需要，为国家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学生的未来谋划，在更广阔的天地中运筹帷幄。语文教学立足于语文素养的提高而不只是在实验课中表演人文性，语文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也不只在语文课本和语文课堂教学活动中，其途径和方法是无限多样的，需要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勇于探索，更需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指导语文教学实践，不同学科的理论可以为语文教学开辟新天地，提供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有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民族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所关注的经济文化类型及其对经济文化类型的研究方法，为成功地利用本土的语文课程资源提供可参照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引导语文课程实施走出“泛人文化”和“去人文”的泥潭。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及其发展
（一）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提出
人类学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是“苏联专家CH托尔斯托夫、MT列文、HH切博克萨罗夫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共同提出的。”[1]“1956―1958年期间，时任苏联民族学研究所东亚和南亚室主任的切博克萨罗夫到我国中央民族学院进行讲学。期间，我国学者林耀华与他共同撰写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一文，全面地运用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研究中国民族问题，踏出了此理论在中国进行本土化研究的第一步。但在之后2O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耀华的学生张海洋开始继续此项研究，其硕士学位论文便是《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研究》。”[2]苏联的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并有近似的社会发展水平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1]林耀华先生认为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1]
（二）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罗吉华文章所说的“本土化研究”是指中国的人类学家用苏联专家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来认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在研究实践中修正完善这一理论，使之更贴近中国民族分布和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为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服务，这一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延续。50年代，林耀华先生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结合东亚各个经济文化类型的情况，区分了三组经济文化类型：第一组，以狩猎、采集和捕鱼起着主导作用的类型；第二组，以锄掘（徒手耕）农业或动物饲养为主的类型；第三组，以犁耕（耕耘）农业为主的类型。[3]他还对每一种类型的特点及分布范围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为建立和运用中国特色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和基本的研究框架。其优点是将研究置于东亚的大背景中进行比较分析，有一个中观的认识角度，选取了每一类型中的典型进行描述，加深了对某一类型的特点的理解和认识；其不足是未能深入到中国领土上的56个民族的生态环境内部，了解其具体的生计方式，区分其经济文化类型，其研究成果依然是一个大致的轮廓，没有构成一个细节完备的逻辑体系。
林耀华先生主编的1997年出版的《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在原来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实和完善。首先，阐明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含义及其作用，强调了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它在学科理论方面的价值和现实意义。方法论方面指出了它的一系列操作规范，为正确理解和实际运用这一概念指明了方向。其次，阐明了其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和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方面的作用，使其方法论意义落实到具体的学科内容方面和现实生活领域，有效扩大了它的影响范围，强化其实践意义，把它从纯学科的认识论逐步发展为能为解决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与在《中国经济文化类型》中所提出的内容框架相比，《民族学通论》区分了类型组里面的具体类型。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包含两个类型：以鄂伦春族为代表的山林狩猎型和以赫哲族为代表的河谷渔捞型；第二组，畜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分为四个类型：以部分鄂温克族为代表的苔原畜牧型，以蒙古族为代表的戈壁草原游牧型，以哈萨克族为典型的盆地草原游牧型，以藏族为典型的高山草场畜牧型。第三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区分出六个类型：山林刀耕火种型、山地牧耕型、山地耕猎型、丘陵稻作型、绿洲耕牧型、平原集约农耕型，最后一种类型还区分出两个亚型：北方亚型和南方亚型。[4]
《中国经济文化类型》和《民族学通论》第四章《经济文化类型》的内容相比较，有三点不同：第一点，类型组名称有变化；第二点，类型组中的典型变成了具体的类型；第三点，各类型的经济文化的地域性、历史性、综合性的特点更为突出。这三点变化把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从东亚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中凸显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考察，因而从名称到特点都更符合中国民族地区的地理分布特点，历史以来形成的各民族的居住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这个体系的优点是很明显的，它突出了中国地理环境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特色，有利于正确认识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规律，能更好地指导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其不足之处是由于顾及到经济文化类型的综合性特点，虽然提到了建立有层次的立体结构的四个内容，但在具体阐述内容时，没有对构成这种综合性的具体因素及其相互影响关系进行相应的描述，即其类型内部的基本结构仍然有待完善。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教育中的应用
在哈经雄、滕星先生主编的2001年出版的《民族教育学通论》第四章第二节《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中，在林耀华先生所下定义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对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首先对世界民族及民族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进行一个粗线条的分类，然后对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进行初步探讨。”[5]这里区分出四个经济文化类型组，第一组，采集渔猎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二组，游牧经济文化类型组，包括两个亚型：北部寒带、温带亚型和南部热带亚型；第三组，农业经济文化类型，包括山地雨林混合农业和犁耕农业；第四组，现代化工农牧业类型组，包括三种类型：高度发达的商品化农牧业、商品化的种植园农业、城镇工农业综合经济文化类型。基于世界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和民族教育的视角，其内容的特点也很鲜明，第一点，从“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类型的概括分析”来区分的经济文化类型，与世界多元文化教育的背景相呼应，吸收了《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中观视角并赋予时代特色；第二点从“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关系”出发进行研究，重点不在于构建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而在于探讨其特点对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影响。这一论题的优点是简洁明了，突出特定研究视界中的经济文化类型的核心内容，其不足在于宏观角度必然要牺牲许多具体的内容，而经济文化类型与民族教育的许多特点是要通过具体细节才能得到精确反映的。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了有成效的探索，在本土化的实践中，经济文化类型的区分更加能体现中国区域民族分布的特点，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强化了它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和意义。
三、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对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启示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但在民族学的发展和民族学研究中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其对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有重要的启示。
（一）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立足于本地的物质文化基础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充分地肯定了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对于物质文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为民族学对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的起源和特征的研究提供了一条科学的认识途径。”[4]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也要从认识本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开始，进而认识其物质文化的特点，这一认识途径对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来说尤其有价值，因为它是自然的馈赠和历史的遗存，不须投资。广西民族地区大部分都属于“农耕经济文化类型组”中的“丘陵稻作型”，“水稻种植与干栏式建筑的结合是丘陵稻作型的基本文化丛结。”[4]这是与民族地区学生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物质文化，如水稻的起源和分类，水稻种植的知识，干栏式建筑的特点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也是最基本的语文课程资源，可以帮助学生理解自己和自然的关系，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物质文化的认同。不仅如此，本地物质文化资源进入语文课程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语文课堂气氛，激活学生的生活经验，使学生的学习更有成效。
（二）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面向不同的学科领域
对世界民族的分类有各种角度和方法，但各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如语言谱系法，能准确标出各民族在历史上的亲缘关系及接近程度，但却不能标出各族群的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发展方向和生计方式的特征，这正是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长处。[4]就是说，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综合运用了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解决了本学科的理论问题。语文课程的综合性、社会性、实践性的特点，决定了语文课程资源的无限广阔性，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如果局限于本学科领域，课堂教学中一味强调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语文味”，只重视“语文”的课外读物，或者只圈定在“语文教学辅助材料”的范围里面，那么语文教学就很难逃脱没有“文化”、脱离现实生活的宿命。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及其获取知识的方法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是有意义的，这是因为语文学科知识的综合性特征决定了它必须不断从各个学科领域中源源不断地获得新的知识和新的方法，再以“语文”为核心，对这些知识和方法进行整合，成为语文课程资源。
（三）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要重视背景知识的运用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重视对各种经济文化类型的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横向的地域差异比较，其经济文化类型组的排列就体现了不同地域的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经济文化特征。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执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体系，也是考虑到不同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而经济文化类型的形成是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因此要真正了解其类型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发展，就必须了解其形成的历史背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尤其是地方乡土知识体系的构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的背景知识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否则三级课程体系的建构就失去了实质意义。语文课程是所有学科的基础，语言文字的正确应用不但是语言文字本身的事情，还有语言文字涉及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背景，也只有关注了语言文字所蕴含的社会经济文化内涵，语文课程作为各门学科的基础才名副其实，才能在三级课程体系中发挥它的基础作用。“纯语文知识”的教学，其实只重视语言形式方面，而抛弃了文字的丰富内涵，是缺乏“文化”的语文课程，无法完全承担语文学科作为基础学科的任务。
（四）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重视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建构
“了解作为人类进化的遗传和变异背景的经济文化类型，必然能使体质人类学的认识途径得到丰富。”[4]了解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也可以开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眼界。因此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应该重视作为课程资源基础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的认识和研究，重视在经济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开发的语文课程资源的原始材料的积累。这些资料应该把已有的体质人类学、民族志的资料包含在其中，眼光不能只局限在语言文字的范围内，也应包含物质文化，如民居、生产工具等要素，要透过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去理解和传承语言文字和物质形态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传统。语文教学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语言文字本身，而是以它为工具掌握其中的文化内容，形成适应社会的基本能力。另外，为了使经验的积累具有明确的目的和意义，需要借助其他学科先进理论的指导，但即使是有亲缘关系的交叉学科，也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其构建的理论体系首先必须能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而不是解释相关学科的事实和现象。希望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解释本学科的事实和现象，摆脱不了模仿和借用的惯习，最终会使自己处于缺乏适切的解释框架的状态，无法建构一个能充分阐述学科特点的理论体系。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目前就处于这种尴尬的状态。要有所作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也只是手段，目的还在于，在积累丰富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民族地区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才会走上有序发展的道路。
（五）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体现语文学科的特点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不仅本身就注意环境、地域和经济、文化的综合因素，而且还有一个历史民族区或历史文化区的概念与之相辅相成。”[4]因为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这种独特视角和研究路线，使其区别于民族学的其他理论，对中国民族经济文化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也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为其他学科领域的借鉴和应用提供了可能性。把它运用于民族地区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领域，就要注意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的特点与经济文化类型的契合度。语文课程标准所阐述的语文学科的特点，即人文性、实践性、具有汉语言文字的特点，适用于国家课程体系，而民族地区语文学科教育除了具有上述特点之外，还有适用于地方、学校课程体系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母语思维和汉语思维的转换、兼容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历史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的变迁问题，这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与经济文化类型之间的结合点。
（六）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要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发展指向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地开发和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本民族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减轻文化变迁中不可避免的心理压力及其他方面的消极影响”“保持其应有的文化特点”。[4]应该说，这不仅是民族学及其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努力的方向，也是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努力的方向，当然也是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目标。在语文课程资源的选择和鉴别过程中，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提供了有实用价值的标准，这一标准包含三个内容：第一，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是否具有本地区生态环境的特点；第二，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促进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第三，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它能否反映本地区经济文化变迁的特点。按照这一标准，并非所有的民族地区的乡土知识都适合作为语文课程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其实就是一个价值选择、文化选择的过程，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的标准的确定就是一个关乎教育哲学的问题，是民族学和教育学共同关注的基本问题，而服务于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则是各学科当前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
综上所述，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在民族学研究和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出发，对作为同样关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的语文课程资源开发而言，它所受到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把服务于本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作为立足点，关注本地特有的文化背景知识，从语文学科的需要出发，有效整合多学科的知识与经验进行语文课程资源开发，就有可能有效解决当前语文课程实施中的经验性和机械化倾向，走上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邓红，李天雪对前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的再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6（3）：80
[2]罗吉华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与民族地区地方性校本课程的建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2）：12
[3]林耀华民族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04-142
一、经管类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一）经管类高职教育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为企业提供更多优秀管理人才
区域经济发展既需要具有开拓型的、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也需要具有较强应用能力的管理人才。因此，经管类高职教育一定要适应区域经济的发展。根据区域企业对人才的需求设置专业，不断创新教学模式，使得经管类高职教育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市场对于管理人才的需求相符合。培养高技能的人才，传播先进管理技术是经管类高职教育的教学目标，经管类高职教育可促进区域管理水平提升，首先，经管类高职教育传授的技能应该是比较先进的，传播技术，开发技术，在实习实训中使用推广先进技术都有利于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促进先进管理技术在区域生产中使用，对区域管理水平提升做出贡献。其次，经管类高职教育要为产业升级提供技术支持，提供劳动力支持，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在区域产业升级方面发挥促进作用，促进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通过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为企业产业升级创造条件。因此，经管类高职教育要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调整专业，这种对市场的灵敏反应，可以为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有利于劳动力就业和市场的发展。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而言，经管类高职教育和企业的合作更密切，同时，经管类高职教育也和市场的联系更紧密，这不仅有利于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还有利于经管类高职教育就业率的提升。
（二）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也会影响到经管类高职教育的就业率
经管类高职教育的发展，还直接影响着区域投资环境的好坏，对于改善区域投资环境，提升区域竞争力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争取更多的发展机遇，许多地方都在开展竞争，加强投资环境建设，对投资环境努力进行改善。区域投资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环境。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投资环境评价中，彰显了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环境的重要性。在改善教育文化环境方面，经管类高职教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经管类高职教育不仅可以为企业提供技能型人才，还能够为企业产品研发提供帮助，帮助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在不同的阶段,无论是资源配置，还是区域产业结构、工资待遇等都会发生变化。在早期发展阶段，技术传播主要靠师傅带徒弟个别传授、技艺传承，到快速发展时期，随着专业分工的日益深入，应用型人才需求增加，这就为经管类高职教育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不断扩大的经管类高职教育规模，区域企业的数量和发展水平，对区域对高职人才的需求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例如，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具有发达的经济，经管类高职教育发展速度逐年加快，中西部地区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经管类高职教育发展速度也不如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从总体上说，区域经济发展不仅影响经管类高职教育的办学质量，同时，也影响到经管类高职教育的就业率。比如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区域经济总量规模，直接影响着区域对于社会劳动力吸纳能力，进而影响到高职学生的就业。如果区域经济有迅速的增长，就会让一些知名企业慕名而来，到该区域入驻。同时也会扩张对企业投资规模，并大大提高对于人才的需求。并由此保障高职就业率，促进经管类高职教育发展。如果区域经济增长缓慢，就会对区域企业的发展形成阻碍，并对高职的就业率产生严重的影响。
二、区域经济环境下经管类高职教育发展型式的确立
由于区域的范围有大小之分，既可以指发达地区这样大的区域，也可以指省、市、县等中小区域，因此高职教育在区域经济环境下的发展型式，可供研究的角度很多。除了上面所述的大区域外，还可以研究一省、一市或一县等中小经济区域内的职业教育发展型式。由此可见，确立职业教育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办学型式，主要包括如下内容：第一，职业教育体系。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应考虑建立较为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使其涵盖初等、中等和高等职教、短期培训和学历教育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不应追求体系的完善，而应根据地方经济实力和发展需要，建立相应的职教体系。第二，职业教育层次经济发达地区，高等职业教育所占比重较大，而经济欠发达地区，更应重视初等和中等职教的发展。第三，职业教育类别发达地区由于产业结构较为合理，三次产业的结构趋于现代化，第二、三产业所占比重较大，因此职业教育的类别、专业设置上应以第二、三产业为主。而在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应更多地为农业服务，主要面向第一、二次产业培养所需人才。如果类别失衡，势必造成人才的流失和浪费，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不利。第四，市场化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虽需要借助政府和民间的力量，但最根本的是要引入市场机制，让职业教育机构主动寻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密切联系，在市场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只有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职业教育才能真正融入地方经济的发展，并与之形成良性互动。
三、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下经管类高职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经管类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定位不准，服务区域经济意识不强
经管类高职教育培养技能型专门人才，归根到底就是为社会生产服务，为社会提供所需技能型人才。而社会生产所需人力资源多少，与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区域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直接影响着经管类高职教育的规模和水平。然而在现阶段，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大的不均衡性，这也直接导致区域经管类高职教育发展不均衡。如果经管类高职教育不注重现实环境，课程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背离，就会影响到经管类高职教育的发展。还有，经管类高职教育类型特色不鲜明。大多数经管类高职教育主要是以课堂学习为教学形式，许多高职院校对知识传授非常重视，有着比较显著的学科知识痕迹，而这些完全不符合经管类高职教育人才“以就业为导向”的培养目标。当前，许多经管类高职教育把学生作为廉价的劳动力，片面强化学生简单技能训练，人才培养模式往往变成学生从事简单技能的顶岗工作。导致学生思维和逻辑训练严重不足，并且知识积累过于单薄。服务区域经济的意识不强，也是当前许多高职院校存在的问题之一。当前，我国许多高职院校没有将服务对象设定为区域企事业用人单位，同时，也没有认识到自身的社会服务作用，没有认识到区域经济发展对于自身人才培养、科技开发以及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导致参与区域经济发展程度不够，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专业设置与经济发展需求脱节，与区域产业对接机制不健全
高职院校办学和专业设置方面，必须要对接区域经济发展。设置专业一定要考虑到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但是，从目前各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来看，普遍存在不具备较强的针对性，随意设置专业设置的现象，例如，会计、电子商务等几个专业是许多地区经管类高职教育专业设置率比较高的专业，由于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想脱离，导致这些专业毕业的学生就业率较低，并且存在较大的毕业即失业的问题。另外，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后，一些等新兴专业，严重匮乏管理技能型人才，所以急需一批专业技能型人才。由于高职院校缺少优势特色，专业设置跟不上时展步伐，导致经管类高职教育发展不能有效服务于区域经济，同时，也对经管类高职教育的就业率产生直接的影响。从目前经管类高职教育发展现状看，经管类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无法对区域经济发展给予满足。经管类高职教育毕业生专业技能、人文素质、职业道德等都很难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长此以往，导致高职学生低工资、高跳槽率的问题发生。高职人才培养质量堪忧。经管类高职教育与区域产业对接不深入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区域宏观调控机制不健全。二是办学活力不足，专业设置适应行业企业需求能力不强，自我调适机制不健全，三是尚未形成校企合作的长效体制，企业参与经管类高职教育积极性不高。企业参与合作开发课程很少，导学生顶岗实习作用很弱，经管类高职教育无法与区域经济发展达到良好对接。
四、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下的经管类高职教育发展战略
经管类高职教育是一种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的教育形式，所以，高职院校在办学上，需要将自身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将原有的封闭式模式打破，主动对接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走“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社会力量参与办学人才培养之路。首先，经管类高职教育一定要树立区域经济相互理念，形成“政校行企”互惠联动机制，紧密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其次，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建立现代经管类高职教育体系，走开放办学之路。与区域企业开展多层次合作，积极探索共建之路，按区域产业岗位设置专业，为当地支柱产业培养高技能人才。区域产业岗位是对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进行优化的依据，随着近些年区域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调整，一些新的就业岗位随之产生，所以，经管类高职教育要明晰人才培养目标，通过调研和预测区域产业岗位工作，优化专业结构，使专业结构同步于区域的经济结构。同时，经管类高职教育要走内涵发展道路，专业建设坚持“产业一岗位一能力一课程”模式，培养区域产业不可替代人才。产业是高职办专业的基础，良好的产业背景直接影响到高职办学特色。专业设置要与区域产业相对接，根据区域产业岗位的要求建设专业，同时，从自身实际和学生需求出发，拓展课程，设置通识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体现受教育者职业取向的多元化，突出经管类高职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
五、结语
[论文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价值”，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物与人一样，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界非人类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中的重要价值，人类与自然物之间具有密切的生态关联性。为此，我们要努力将这种平等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善待自然，珍爱生态。同时，还要认识到，随着生态风险的不断扩张，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既关系到当代人的利益，也会影响下代人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发展。
关键词： 县域经济;聚类分析;发展模式
河南省县域经济单位共有108个，包括20个县级市和88个县。全省国土总面积为16.7万平方公里，县域面积为15.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90.7%。县域人口为8122万，占全省人口总量的85%左右。从gdp来看，全省108个县市的gdp占全省的68%左右。
一、河南省县域经济的聚类分析
河南省有108个县市，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将所有县市进行分类，便于更好的分类指导县域经济的发展。将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人均投资、工业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七项指标作为变量进行快速聚类分析。利用欧氏距离公式：euclid=■
k表示每个样本有k个变量;x■表示第一个样本在第i个变量上的取值;y■表示第二个样本在第i个变量上的取值。
1.结果
第一类:11个县市。包括义马市、巩义市、长葛市、沁阳市、堰师市、新密市、新安县、新郑市、荣阳市、林州市。
第二类:27个县市。包括桐柏县、获嘉县、陕县、辉县市、淇县、孟州市、宝丰县、西峡县、舞钢市、中牟县、灵宝市、汝州市、临颖县、伊川县、新野县、许昌县、禹州市、修武县、混池县、新乡县、长垣县、光山县、永城市等。
第三类：70个县市。包括沈丘县、确山县、清丰县、宁陵县、上蔡县、夏邑县、浚县、台前县、扶沟县、淮阳县、罗山县、鲁山县、商水县、拓城县、范县、祀县、唯县、高县、泌阳县、滑具、息县、民权县、汝南县、卢氏县、原阳县、固始县、商城县、封丘县、宜阳县、叶县、洛宁县、汝阳县、虞城县、平舆县、正阳县、淮阳县、新蔡县、淮滨县、太康县、郸城县、开封县、尉氏县、通许县、唐河县、鹿邑县、兰考县、遂平县、安阳县、孟津县、项城市、西华县、内黄县、南乐县等。
2.聚类结果分析
第一类县工业强县，强调工业的核心和主导地位，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各类指标排名比较靠前，这11个县的综合位次均在河南省前二十名。这11个县市的总人口761.55万，占全省县域总人口的9.4%，人均gdp为13224元，是全省县域平均水平的2.3倍，是第二类1.6倍、第三类县市的3.2倍;人均财政收入378元，是全省县域平均水平的2.4倍，是第二类县市的1.8、第三类县市的3.3倍;人均存款余额6425元，是全省县域平均水平的2.2倍和2.7倍。人均投资水平3966元，是全省县域平均水平的2.7倍。一、二、三次产业所占gdp比重分别为7.4%、60%、27.4%。
第二类县有一定的工业基础、资源丰富，比如以矿产资源开发为主的工业县伊川县、桐柏县、禹州市、汝州市、灵宝市、永城市、辉县市、绳池县等;此外，第二类县域有一定的区位优势、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农产品加工有较好基础的资源型县和农业大县，较容易形成产业集聚，农业产业化等。第二类县县域总人口1664.19万人，占河南省省县域总人口的20.6%。各类经济指标高于第三类县市，且高于全省县域平均水平，而低于第一类县市。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存款余额、人均投资水平是第一类县市的62%、56%、58%、51%。第二类县域一、二、三次产业比重为:19.2:54.6:26.2。
第三类县是集中河南省的边缘地带，多数经济发展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绝大多数贫困县都集中在这一类。第三类县市在河南省108个县市中占得比重比较大，且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在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测度中处于较弱的位置。主要分布在豫南的信阳、南阳、驻马店;豫北的安阳(除林州)、濮阳;豫东的开封、商丘(除永城外);豫西的三门峡、洛阳等所辖的部分县市。该类县总人口占全省县域的70%，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均投资水平、人均储蓄额低于全省县域平均水平。该类县的三次产业比重为33.4:39.2:27.4。
二、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已形成模式
1.工业推动型
坚持“突出特色、强化优势、膨胀总量、集中布局、产业升级”的发展思路，继续在全省县域经济发展中领跑。义马、栾川、巩义、新安等县(市)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都在70%以上。借助工业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加速实现工业化，从而提升县域经济的综合经济实力，如巩义、新郑、偃师、新安、伊川、沁阳、永城、禹州、辉县等，大部
分位于聚类分析的第一层次，基本属于工业强县，经济发展水平均比较高，各类指标排名均比较靠前。特别是地处豫西的新安县，从农业弱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因为兴起一个企业集团，带动了一个县的工业崛起，发展成今日的工业强县。
2.非公有经济推动型
非公有经济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充分发挥各县域的区域优势，大力发展各色各样的非公有经济，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突出县域特色，以此实现县域经济的突破。长葛、郸城、遂平、渑池等县域在民营经济做的相当好，基本上位于聚类分析的第二层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区位优势。例如，长葛在河南县域经济排名中排第九位，是河南省非公有经济推动型的典型代表。具有八大支柱产业，是全国最大的金刚石生产基地、卫生陶瓷生产基地和重要的有色金属冶炼加工、农机配件生产加工基地，此外还有黄河旋风、众品食品、森源电器、奔马机械等知名品牌。
3.产业集聚型
产业集聚模式特别适合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县域，突出地方经济特色，集中布局产业，如长垣、偃师、长葛、林州、濮阳、虞城等县市，根据产业集聚理论，发展各类特色的产业集群。例如，长垣县在“零资源”上逐步发展，从“点状经济”发展到“块状经济”，形成了起重机械等为主产业集群。产业聚集效果非常明显，现已建成年产26万台起重机、165万台起重机配件生产能力的特色产业基地，中小吨位起重机占全国市场份额60%以上。偃师市跨产业聚集和工业强县两大类型，有力的突出的产业聚集的“块状经济”。
4.劳动经济型
处在河南省的边缘地区以及贫困山区的一些县域，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一般分布在聚类分析的第三个层次。三次产业和第一、二两个层次的县域相比均比较薄弱，但是这些县域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比如固始、新县、柘城、淮阳等。例如，固始地少人多，属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农业县。为了改变贫困命运的固始人远走他乡，因此成为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大县，成为河南劳务输出的知名“品牌”。很多外出务工成功人士回乡投资创业，现在固始的房地产业、服务业、医疗卫生业等均由这部分人支撑。
5.农业产业化推动型
这个模式比较适用于农业大县，潢川、淇县、鄢陵、尉氏、汤阴、延津、正阳等县市，这些县市基本都位于聚类分析的第三个层次，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等各项指标都落后于一、二两个层次。这些农业大县要发展，最终还要靠农业产业化。一方面加强优质粮食基地建设，另一方面改变单一的粮食生产，发展农业规模化和特色农业，走农业产业化强县的道路。例如，尉氏县全县农业产业化组织有74个，资产总值达到18.9亿元，带动26.8万农户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此外花卉县鄢陵县全县花卉面积达52.4万亩，拥有各类花木园林企业612家，花木产业年产值达22亿元以上;畜牧业发展迅猛，品种结构优化，逐渐形成规模养殖。
6.开放带动型
立足本地特色，优化环境，以商招商，以“外”引外，形成以开放谋发展，以发展促开放的互动格局。许昌2003-2007年，出口创汇总额达7.1亿美元，以年均25％的速度递增，在全省县市中连年保持领先地位。以瑞贝卡发制品有限公司为龙头的发制品，出口额占全县出口总量的90%以上，2006年出口总额达14483万美元，2007年出口额达16903万美元。目前许昌县产品出口市场已拓展到英国、法国、韩国、日本、俄罗斯、欧盟、东盟和非洲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三、河南省发展县域经济的对策
1.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程
非公有制经济是县域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增长点，是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源，对增加就业和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实践证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好的地方，县域经济实力就相对来说比较强，比如东部沿海的浙江等地。非公有制经济具有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机制灵活等优势，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长葛、郸城、遂平、渑池等县域在民营经济做的比较好，但远远不够，河南省要放宽准入政策，要积极引导扶持。落实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类优惠政策，创造公平环境，为民营经济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加快城镇化建设
河南省经济水平比较落后，经济基础薄弱，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城镇化水平比较低。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集中的转变过程。农村城镇化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程，重点难点都在农村，城镇化的最好办法就是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河南省城镇化建设步伐，突出重点，以点带面，在政策上扶持，在资金上支持。县域应充分利用财政的支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加强县城对周边城乡的辐射带动作用。部分县市或城镇，可结合自身的条件，建立工业园区，引导企业城镇集中，把产业化和城镇化结合起来，大力发展块状经济，努力形成集聚效应。
3.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农业是县域经济的基础。河南省作为典型的农业大省，农业产业化经营
是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根本出路。对传统农业进行升级改造，调整农业结构，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充分发挥各县域的自然条件和资源优势，发展并做大把特色种植业和养殖业规模，例如“中国花木第一县”鄢陵县，培育了花卉、畜牧、棉花、瓜菜等特色产业，促进了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初步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或“多村一品、多乡一业”的发展格局。此外，还要解决农产品的卖难低效问题，这就要求对农产品从简单加工到深度加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实现农产品的加工增值。
4.积极开展劳务经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河南省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对河南省经济发展是一大重要贡献。针对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情况，积极发展劳务经济，变人口优势为经济优势，提高务工人员素质，加大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力度。广泛收集用工信息，按照农民文化、技能等实际情况，开展了服装、针织等专业培训，用规模化方式组织农民工输出，实施劳务输出产业化经营，这样为河南经济总水平提高贡献力量。位于河南豫南的信阳各县市，在河南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起到了表率作用。如新县，全县36万人中，农村人口28万，靠劳务经济富起来的就占了四分之一。新县近年来，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新县劳务输出就7万人。先后有1000多位成功人士回乡创业，为新县的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参 考 文 献]
[1]段丽娜.促进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研究[c].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介翔.河南县域经济发展探究[c].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李亚阁.河南省县域经济分类和发展战略研究[c].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刘俊杰.县域经济发展与小城镇建设[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0
杨荫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论——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与思路[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09
关键词： 县域经济;聚类分析;发展模式
河南省县域经济单位共有108个，包括20个县级市和88个县。全省国土总面积为16.7万平方公里，县域面积为15.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90.7%。县域人口为8122万，占全省人口总量的85%左右。从gdp来看，全省108个县市的gdp占全省的68%左右。
一、河南省县域经济的聚类分析
河南省有108个县市，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将所有县市进行分类，便于更好的分类指导县域经济的发展。将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人均投资、工业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七项指标作为变量进行快速聚类分析。利用欧氏距离公式：euclid=■
k表示每个样本有k个变量;x■表示第一个样本在第i个变量上的取值;y■表示第二个样本在第i个变量上的取值。
1.结果
第一类:11个县市。包括义马市、巩义市、长葛市、沁阳市、堰师市、新密市、新安县、新郑市、荣阳市、林州市。
第二类:27个县市。包括桐柏县、获嘉县、陕县、辉县市、淇县、孟州市、宝丰县、西峡县、舞钢市、中牟县、灵宝市、汝州市、临颖县、伊川县、新野县、许昌县、禹州市、修武县、混池县、新乡县、长垣县、光山县、永城市等。
第三类：70个县市。包括沈丘县、确山县、清丰县、宁陵县、上蔡县、夏邑县、浚县、台前县、扶沟县、淮阳县、罗山县、鲁山县、商水县、拓城县、范县、祀县、唯县、高县、泌阳县、滑具、息县、民权县、汝南县、卢氏县、原阳县、固始县、商城县、封丘县、宜阳县、叶县、洛宁县、汝阳县、虞城县、平舆县、正阳县、淮阳县、新蔡县、淮滨县、太康县、郸城县、开封县、尉氏县、通许县、唐河县、鹿邑县、兰考县、遂平县、安阳县、孟津县、项城市、西华县、内黄县、南乐县等。
2.聚类结果分析
第一类县工业强县，强调工业的核心和主导地位，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各类指标排名比较靠前，这11个县的综合位次均在河南省前二十名。这11个县市的总人口761.55万，占全省县域总人口的9.4%，人均gdp为13224元，是全省县域平均水平的2.3倍，是第二类1.6倍、第三类县市的3.2倍;人均财政收入378元，是全省县域平均水平的2.4倍，是第二类县市的1.8、第三类县市的3.3倍;人均存款余额6425元，是全省县域平均水平的2.2倍和2.7倍。人均投资水平3966元，是全省县域平均水平的2.7倍。一、二、三次产业所占gdp比重分别为7.4%、60%、27.4%。
第二类县有一定的工业基础、资源丰富，比如以矿产资源开发为主的工业县伊川县、桐柏县、禹州市、汝州市、灵宝市、永城市、辉县市、绳池县等;此外，第二类县域有一定的区位优势、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农产品加工有较好基础的资源型县和农业大县，较容易形成产业集聚，农业产业化等。第二类县县域总人口1664.19万人，占河南省省县域总人口的20.6%。各类经济指标高于第三类县市，且高于全省县域平均水平，而低于第一类县市。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均存款余额、人均投资水平是第一类县市的62%、56%、58%、51%。第二类县域一、二、三次产业比重为:19.2:54.6:26.2。
第三类县是集中河南省的边缘地带，多数经济发展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绝大多数贫困县都集中在这一类。第三类县市在河南省108个县市中占得比重比较大，且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在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测度中处于较弱的位置。主要分布在豫南的信阳、南阳、驻马店;豫北的安阳(除林州)、濮阳;豫东的开封、商丘(除永城外);豫西的三门峡、洛阳等所辖的部分县市。该类县总人口占全省县域的70%，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均投资水平、人均储蓄额低于全省县域平均水平。该类县的三次产业比重为33.4:39.2:27.4。
二、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已形成模式
1.工业推动型
坚持“突出特色、强化优势、膨胀总量、集中布局、产业升级”的发展思路，继续在全省县域经济发展中领跑。义马、栾川、巩义、新安等县(市)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都在70%以上。借助工业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加速实现工业化，从而提升县域经济的综合经济实力，如巩义、新郑、偃师、新安、伊川、沁阳、永城、禹州、辉县等，大部
分位于聚类分析的第一层次，基本属于工业强县，经济发展水平均比较高，各类指标排名均比较靠前。特别是地处豫西的新安县，从农业弱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因为兴起一个企业集团，带动了一个县的工业崛起，发展成今日的工业强县。
2.非公有经济推动型
非公有经济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充分发挥各县域的区域优势，大力发展各色各样的非公有经济，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突出县域特色，以此实现县域经济的突破。长葛、郸城、遂平、渑池等县域在民营经济做的相当好，基本上位于聚类分析的第二层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区位优势。例如，长葛在河南县域经济排名中排第九位，是河南省非公有经济推动型的典型代表。具有支柱产业，是全国最大的金刚石生产基地、卫生陶瓷生产基地和重要的有色金属冶炼加工、农机配件生产加工基地，此外还有黄河旋风、众品食品、森源电器、奔马机械等知名品牌。
3.产业集聚型
产业集聚模式特别适合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县域，突出地方经济特色，集中布局产业，如长垣、偃师、长葛、林州、濮阳、虞城等县市，根据产业集聚理论，发展各类特色的产业集群。例如，长垣县在“零资源”上逐步发展，从“点状经济”发展到“块状经济”，形成了起重机械等为主产业集群。产业聚集效果非常明显，现已建成年产26万台起重机、165万台起重机配件生产能力的特色产业基地，中小吨位起重机占全国市场份额60%以上。偃师市跨产业聚集和工业强县两大类型，有力的突出的产业聚集的“块状经济”。
4.劳动经济型
处在河南省的边缘地区以及贫困山区的一些县域，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一般分布在聚类分析的第三个层次。三次产业和第一、二两个层次的县域相比均比较薄弱，但是这些县域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比如固始、新县、柘城、淮阳等。例如，固始地少人多，属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农业县。为了改变贫困命运的固始人远走他乡，因此成为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大县，成为河南劳务输出的知名“品牌”。很多外出务工成功人士回乡投资创业，现在固始的房地产业、服务业、医疗卫生业等均由这部分人支撑。
这个模式比较适用于农业大县，潢川、淇县、鄢陵、尉氏、汤阴、延津、正阳等县市，这些县市基本都位于聚类分析的第三个层次，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等各项指标都落后于一、二两个层次。这些农业大县要发展，最终还要靠农业产业化。一方面加强优质粮食基地建设，另一方面改变单一的粮食生产，发展农业规模化和特色农业，走农业产业化强县的道路。例如，尉氏县全县农业产业化组织有74个，资产总值达到18.9亿元，带动26.8万农户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此外花卉县鄢陵县全县花卉面积达52.4万亩，拥有各类花木园林企业612家，花木产业年产值达22亿元以上;畜牧业发展迅猛，品种结构优化，逐渐形成规模养殖。
6.开放带动型
立足本地特色，优化环境，以商招商，以“外”引外，形成以开放谋发展，以发展促开放的互动格局。许昌2003-2007年，出口创汇总额达7.1亿美元，以年均25％的速度递增，在全省县市中连年保持领先地位。以瑞贝卡发制品有限公司为龙头的发制品，出口额占全县出口总量的90%以上，2006年出口总额达14483万美元，2007年出口额达16903万美元。目前许昌县产品出口市场已拓展到英国、法国、韩国、日本、俄罗斯、欧盟、东盟和非洲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三、河南省发展县域经济的对策
1.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程
非公有制经济是县域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增长点，是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源，对增加就业和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实践证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好的地方，县域经济实力就相对来说比较强，比如东部沿海的浙江等地。非公有制经济具有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机制灵活等优势，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长葛、郸城、遂平、渑池等县域在民营经济做的比较好，但远远不够，河南省要放宽准入政策，要积极引导扶持。落实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类优惠政策，创造公平环境，为民营经济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加快城镇化建设
河南省经济水平比较落后，经济基础薄弱，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城镇化水平比较低。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集中的转变过程。农村城镇化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程，重点难点都在农村，城镇化的最好办法就是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河南省城镇化建设步伐，突出重点，以点带面，在政策上扶持，在资金上支持。县域应充分利用财政的支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加强县城对周边城乡的辐射带动作用。部分县市或城镇，可结合自身的条件，建立工业园区，引导企业城镇集中，把产业化和城镇化结合起来，大力发展块状经济，努力形成集聚效应。
3.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农业是县域经济的基础。河南省作为典型的农业大省，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振兴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根本出
路。对传统农业进行升级改造，调整农业结构，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充分发挥各县域的自然条件和资源优势，发展并做大把特色种植业和养殖业规模，例如“中国花木第一县”鄢陵县，培育了花卉、畜牧、棉花、瓜菜等特色产业，促进了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初步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或“多村一品、多乡一业”的发展格局。此外，还要解决农产品的卖难低效问题，这就要求对农产品从简单加工到深度加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实现农产品的加工增值。
4.积极开展劳务经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河南省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对河南省经济发展是一大重要贡献。针对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情况，积极发展劳务经济，变人口优势为经济优势，提高务工人员素质，加大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力度。广泛收集用工信息，按照农民文化、技能等实际情况，开展了服装、针织等专业培训，用规模化方式组织农民工输出，实施劳务输出产业化经营，这样为河南经济总水平提高贡献力量。位于河南豫南的信阳各县市，在河南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起到了表率作用。如新县，全县36万人中，农村人口28万，靠劳务经济富起来的就占了四分之一。新县近年来，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新县劳务输出就7万人。先后有1000多位成功人士回乡创业，为新县的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参 考 文 献]
[1]段丽娜.促进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研究[c].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介翔.河南县域经济发展探究[c].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李亚阁.河南省县域经济分类和发展战略研究[c].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刘俊杰.县域经济发展与小城镇建设[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0
杨荫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论——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与思路[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09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价值”,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物与人一样,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界非人类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中的重要价值,人类与自然物之间具有密切的生态关联性。为此,我们要努力将这种平等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善待自然,珍爱生态。同时,还要认识到,随着生态风险的不断扩张,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既关系到当代人的利益,也会影响下代人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发展。
关键词 山东；县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11-0169-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11.027
县域作为基本的行政单元，承担着承上启下、沟通城乡、固本强基和总揽农村全局的重要作用［1］。近年来学者们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主要集中在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县域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等方面，仅有少数学者对县域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2］。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社会和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因此促进山东县域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于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十二五”的良好开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 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模型
1.1 评价指标体系
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应遵循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系统性与全面性相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动态性与静态性相结合、相对独立性等原则［2］。
根据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参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3］，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的主要社会指标体系，本文构建了山东县域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该评价指标体系由3个层次构成，分别为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领域层、子领域层和指标层，见表1。
1.2 评价模型
设系统f(x)、g(y)在时点t的发展水平的量度函数分别为f(t,x)和g(t,y)（其中x、y分别为系统f(x)、g(y)的特征向量）。f(x)、g(y)协调意味着f(t,x)与g(t,y)的相对离差即离差系数越小越协调，所以定义社会与经济在时刻t的协调度为：
B(t)=f(t,x)•g(t,y)f(t,x)+g(t,y)2 2 k（1）
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当系统f(x)与g(y)发展到一定水平（f(x)+g(y)=c）时， f(x)•g(y)最大。从数学分析的角度讲，只有当f(x)=g(y)时， f(x)•g(y)达到最大值，表明系统f(x)与g(y)为最协调。协调度反映了系统的协调程度，而不能反映系统f(x)与g(y)当时所处的发展水平。为此，我们将协调度与系统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表示系统的协调发展度，用D(t)表示［4］。
D(t)=B(t)•f(t,x) θ•g(t,y) δ（2）
式中：θ、δ为待定系数，且θ+δ=1。基于以上对于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度的理解，采用协调发展度D作为度量尺度。
式中：D为协调发展度；C为协调度；T为发展度；α、β为待定权数，在计算过程中，鉴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而二者权重相等，即α、 β均为0.5［5］。f(x)与g(y)分别指经济综合指数和社会综合指数。通过均方差方法求权重，然后采用加权求和法求出综合指数。
2 综合指数分析
2.1 社会综合指数
计算得出2009年山东县域社会综合指数，见表2。从社会综合指数计算结果来看， 出现胶东强于鲁中，鲁中强于鲁南（鲁东南和鲁西南）和鲁北、鲁西北的特征 ①，山东的社会发展水平存在着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由鲁中向南北递减的地域特征，社会发展发达的县市集中在胶东地区和鲁中东部地区。如社会高度发达的12个县市全部位于胶东地区（7个）和鲁中地区（5个）；社会较发达和中等发达的36个县市中，胶东8个，鲁中11个，鲁北7个、鲁南6个，鲁西北4个；社会欠发达的县市共有17个，胶东1个，鲁中2个，鲁北2个，鲁南6个，鲁西北6个；在26个社会不发达县市中，鲁中1个，鲁西北7个，鲁南18个，其中鲁西南13个。
2.2 经济综合指数
计算得出山东县域经济综合指数，见表2。从绝对差异看，荣成经济综合指数最高达0.745 8，最低的惠民低至0.214 9，荣成是惠民的3.5倍，说明山东县域经济发展水
平存在较大差异。通过表2可以总结看出：首先，经济高度发达的县市大多位于胶东地区，其中东部沿海县市经济发展整体水平明显高于西部内陆县市。其次，中心城市周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地区，同时中心城市周围地区发展水平与中心城市规模正相关。再次，重要铁路、公路沿线县市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最后，以兖州、滕州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禀赋较好的县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从相对差异来看，山东91个县市经济综合指数的均值为0.384 4，其中29个县市超过平均值：14个胶东县市，8个鲁中县市，4个鲁北县市，3个鲁南县市。低于平均值的62个县市中鲁北（25个）、鲁南（27个）分别占总量的40.3%，41.5%。与社会发展水平相类似，山东的经济发展也存在着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由鲁中向南北递减的地域特征。
3 协调发展格局分析
根据公式（3）、（4），计算得出县域社会和经济协调度、发展度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度，见表2。
3.1 协调发展水平
对于县域来讲，经济和社会具有较高的同步性的特征。因此，本研究参照相关研究以及根据山东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将0.9的作为临界值，大于0.9的为协调型，小于0.9的为相对失调型。从协调度看，只有昌乐、临朐、平邑、金乡等9个县市协调度低于0.9，其余82个县市的协调度都达到了0.9，91个县市协调度平均值达到0.955 9，山东整体社会和经济的协调性很高。
由于协调度高只能反映经济综合指数f(x)与社会综合指数g(y)之间的离差较小，不能反映91个县市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水平。依据山东省平均发展度（本文以全省平均经济和社会综合指数为基础，求出全省平均发展度）分布，将社会指数和经济指数均大于全省平均值且发展度高于全省平均值的县市作为高发展度高的地区，这样全省共有27个县市发展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从分布上看，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京沪铁路沿线地区。从发展的维度看，荣成（0.731 0）是最高的，乐陵（0.276 2）是最低的，均值为0.433 6，变异系数为0.262 9，这说明山东县域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从协调发展度来看，山东县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整体较高，最高的是荣成（0.854 6），最低的是惠民（0.504 6），均值为0.638 7，变异系数为0.137 3，其中低于均值的县市达到58个，占全部县市的63.7%，说明山东县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在整体水平较高的同时，地区差异依然明显。
3.2 协调发展类型
由于协调发展度包含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数，因此可以依据协调发展度对山东省91县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程度进行分类。按照表3的分类和判定标准，将91个县市划分为3个大类、8个亚型，见表4。
从山东县域经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亚型看，经济滞后
占绝大多数，91个县市单元有81个属于这类型，其中胶东11个，鲁中18个，鲁北6个，鲁西北17个，鲁南29个。协调发展类、亚协调发展类以及失调衰退类中均有社会滞后类型，但情况不一。通过比较发现，属于社会滞后亚型的荣成、龙口、即墨、章丘等县市其经济综合指数排名与其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排名相当，充分说明当前经济发展较快的县市，社会发展滞后已现端倪。对于经济落后地区，由于其经济发展落后，社会发展的落后性还没有显现出来，而不能说明其社会发展水平已到较高水平。
4 社会经济发展对策
4.1 协调发展类
属于协调发展类型的县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很高，但从协调发展的角度可分为6个社会滞后型和9个经济滞后型县市。
以荣成、龙口、胶州等为代表的6个县市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属于社会滞后型。对这6个县市指标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这两项指标上得分较低，因此在确保经济继续发展的基础上，要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改善城乡居民生活环境。
其次，这6个县市在社会系统中人口发展质量领域得分也比较低，主要体现在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除了龙口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外，其它5个县市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6］。中心城镇缺乏足够的规模，难以形成强大的带动作用，成为县域经济继续发展的障碍。因此，要膨胀上述城市的规模，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要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建立健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长效机制，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以文登、胶南、招远等为代表的9个县市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其社会发展水平，属于经济滞后型。第二、第三产业增长率、第三产业比重较低是影响该类县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除去第二产业基数较大，致使增长率较低外，这些县市工业主要以资源和资源加工型为主，产品的附加值较低，发展质量也亟待提高。未来应逐步淘汰比重较大的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重化工产业，积极发展高附加值的装备制造业，实现第二产业由大到强的跨越。同时该类县市要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完善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全面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促进第三产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4.2 亚协调发展类
亚协调发展类中初级协调发展亚类共有11个县市，其中3个属于社会滞后型，8个属于经济滞后型。章丘、滕州和平度3个县市人口均超过一百万，导致大多数人均社会指标值偏低。除此之外，城镇化水平、生态环境指数低也是影响3市社会综合指数较低的原因。2009年3市城镇化水平均低于全省水平。而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能耗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目前，3市处于经济的上升期，随着地方政府以降低环境门槛为优惠条件，大举实行招商引资，一些污染重的工业企业纷纷向农村地区转移，导致环境状况恶化。对于这类城市要坚决制止以污染环
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8个经济落后型的县市主要表现为
三产比重和增速较低，除了莱西、高密外经济的外向性都较差。三产比重偏低和增速缓慢与上述县市的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关系，如兖州、邹城、肥城、青州都是山东重要的工业城市，产业结构偏重；而其它4市经济总量相对偏低。因此该类型城市要抓住我国新一轮沿海化的发展机遇，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从政策、制度上鼓励和引导企业真正从提升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角度，吸引外资，促进经济的发展。
勉强协调发展类和濒临失调衰退类共21个县市，均属于经济滞后型。从这21个县市经济发展看，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地方财政收入总量较低是这类城市经济滞后的主要因素。这类城市突出的表现为三产结构相对均衡，工业的主导地位不突出。该类型的东部县市要抓住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机遇，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膨胀经济规模。西部内陆城市区位较差，经济基础薄弱，要继续加强各级政府的支持力度，加大对西部县市的投资力度，调整投资的区域分配比例，协调区际利益，促进共同发展。
4.3 失调衰退发展类
这类区域包括34个经济滞后型和1个社会滞后型。34个社会经济滞后大多分布在鲁南、鲁西北地区，长期以来是山东省经济落后地区。该类县市大多数经济指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具体表现为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较低等方面。为了使社会经济发展对策更具有分类指导意义，在这里将鲁西北、鲁南地区该类型县市分开讨论。对于鲁西北县市，严重制约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是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出口总额等指标，因此该类县市应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此拉动内需，扩大消费市场，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该区域外向型产业基础较弱，地方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发展壮大外向型产业。对于鲁南县市，其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工业总产值、工业企业利税总额、农民人均收入等指标数值较低。工业基础薄弱、人口规模大是制约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该类县市应该制定相应产业政策，将人口过多的劣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地方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将地方工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要加大城乡统筹力度，着力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水平，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同时，这35个县市不但经济水平落后，社会发展水平也较低，如城镇化水平、科教发展水平等。因此，要积极推进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要把产业发展、资源配置的调整和优化与土地综合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的改造和现代化建设动态的结合起来。要通过统筹文化科学发展来促进经济发展，在文化发展中转变思想和观念，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区域合作，以调整和带动本地资源开发、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曹县是目前失调衰退类中唯一的社会滞后型县市，其经济发展与周边地区相差不大，都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但由于人均教育事业性费用支出、城镇化水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三项指标过低，导致其成为区域社会发展低于其经济发展。因此，该地区必须加大教育投入，转变传统思想观念，合理控制人口，提高人口质量，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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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attern of Count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the Countermeasure
LIU Tao
(Business Schoo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Jinan Shandong 250014，China)
Abstr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