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利率市场化;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0月31日
引言
利率是指一定时间内因持有一定量某种计价单位（人民币、美元甚至购买力）而承诺的回报率。利率可以视为金融产品的另一种价格表现形式，在调节资金供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直接影响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相关理论和研究表明，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所产生的利率水平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市场效率。利率市场化是发挥市场在利率产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由供求决定市场出清状态下的均衡利率水平，政府仅在市场出现失灵时进行利率调控，也称为利率自由化。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开始于1996年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的市场化，此后，债券市场利率、外币贷款利率、大额外币存款利率、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也先后实现了市场化，同时，逐步放宽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2013年7月20日，人民币贷款利率实现了市场化。目前，我国只有人民币存款利率还处于上限管制状态，其他利率均实现了市场化。
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的组成部分，伴随着世界各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学术界对利率市场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选取与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评述，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尝试展望后续研究方向。
一、利率市场化理论基础
利率市场化的理论基础为MacKinnon（1973）的金融抑制理论和Shaw（1973）的金融自由化理论。MacKinnon（1973）和Shaw（1973）通过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干预与经济落后之间关系的研究，认为政府对金融的干预尤其是对利率的管制造成了资本市场的分割，而这种分割造成了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均为实际利率），特权阶层能够轻松获得融资，而无特权阶层难以获得高层次创新所需的资金，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只能维持低层次数量增长，难以出现由创新带来的飞跃式发展。因此，MacKinnon（1973）和Shaw（1973）认为金融抑制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而为了化解金融抑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需要放开政府管制，由市场决定金融资源配置，实现金融自由化。
MacKinnon和Shaw开创了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金融抑制，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提出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世界各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同时，给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一种解释，对提升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具有探索和参考价值。
MacKinnon和Shaw对于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的开创性论述也存在粗糙和有待改进的地方：没有论述发展中国家摆脱金融抑制实现金融自由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具体改革路径和相应的改革时机，同时忽略了金融自由化之外的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比如原有的科技发展基础、劳动者的平均素质、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素质，政府的调控监管能力等，缺乏实践指导意义。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自由化理论开创不久，拉丁美洲的智利、阿根廷等国以该理论为指导，纷纷开展了激进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以期通过金融自由化打破本国经济增速缓慢的困局，但是这些国家的改革均已惨败而告终，有的甚至引发了全国性的经济危机，使得原本落后的经济雪上加霜。
二、金融抑制理论的改进和发展
金融抑制理论提出后，世界各国学者对该理论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并对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完善。
20世纪90年代，MacKinnon通过总结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对其早先提出的金融抑制理论进行了补充，提出了经济自由化的顺序理论，对金融自由化改革的顺序和可能路径进行了论述。MacKinnon认为政府不能够也不应该同时采取全部的自由化措施，受到各国国情以及自由化进行时国际经济环境差异的影响，各国的金融自由化的最优顺序可以存在差异。MacKinnon的经济自由化的顺序理论承认了自由化改革所需的客观条件，认为金融自由化改革应当遵循一定的顺序推进，具有了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Gibson、Tsakalotos（1994）对以往论述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文献进行了回顾，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某些缺陷阻碍了其自由化的进程，同时认为以往许多文献中所设想的过于简单的金融自由化战略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实际。他们认为自由化的战略应当包含符合经济实际状况的金融机构发展方案。Gibson、Tsakalotos（1994）的观点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实际经济状况在自由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使自由化理论有了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赫尔曼、穆尔多克、斯蒂格利茨（1997）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认为金融抑制理论的假设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相去甚远，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推行金融自由化进而提振经济的前提条件，发展中国家存在管制的金融体制具有其合理性，这种合理的金融管制体制被称为金融约束。该理论充分考虑了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实际状况，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如何实施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框架。
对金融抑制理论的修正和完善，使得金融抑制理论形成了完整体系，对世界各国金融自由化改革具有很强的指导价值，有助于各国制定合理的金融自由化路径、降低相关风险，最大限度发挥金融自由化对经济的正向作用。
三、我国实行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性
我国学者以完善后的金融抑制理论体系为出发点，结合我国国情，从金融抑制造成的经济损失和金融约束的合理性两方面入手，研究我国实行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性。
一部分学者认为金融抑制和利率管制是我国经济效率低的主要原因。周业安（1999）通过实证研究证明金融抑制导致了信贷资源使用效率低下，提高了企业利息支出以外的融资成本，同时造成非国有经济融资困难的局面。黄桂田、何石军（2011）认为利率和汇率管制催生了超额货币需求，同时扭曲投资和外向经济结构，这些都导致了经济效率的损失。
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的金融制度有其符合客观规律和合理的一面。王晋斌（2000）认为90年代实行的金融政策并不是金融抑制，而是扎根中国实际、权衡利弊得失后的权宜之计，其在促进融资和化解风险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黄金老（2001）则认为上世纪80年代，我国并不具备通过利率市场化提升经济效率的客观条件，即使实行了市场化也无法发挥市场化的预期作用。曾康霖（2004）认为金融抑制论在对欠发达国家实际情况的分析方面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不应当只关注其强调取消金融管制的方面。
综合上述两方面学者的意见，我国确实存在金融抑制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需要实行利率市场化消除金融抑制，但是利率市场化的推行需要综合考虑经济环境、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我国利率市场化应当逐步、审慎推进。
四、我国利率市场化的风险
自金融抑制理论创立至今，对利率市场化理论的研究使得学术界达成了共识：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够提升经济效率，但是改革应当遵循一定的顺序逐步进行，并且改革伴随着较大的风险。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地顺利实施，近年来，学术界对利率市场化的研究集中到利率市场化的风险方面，基本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主要研究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风险，即阶段性风险;另一类主要研究利率市场化后的风险，即利率的恒久性风险。
吴炳辉、何建敏（2014）在我国贷款利率下限取消、存款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的背景下，从理论角度深入研究了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可能产生的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汇率风险，为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风险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这篇文献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阶段性风险由商业银行拓展到了企业和居民，从整个国民经济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研究了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阶段性风险。
李庆水（2013）通过比较研究美国、日本利率市场化的过程，提出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应当重视监管的作用，以其他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经验和教训为借鉴，提前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以此作为应对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风险的方法，从监管角度提出了管理利率市场化阶段性风险的策略。
杨梅（2013）运用敏感性压力测试的方法，定量研究了我国上市商业银行在贷款利率市场化中的阶段性风险，提出当前温和的改革步骤不会造成我国上市商业银行难以承受的损失，更不会引发系统系风险、带来经济运行混乱，并提出了相应的阶段性风险应对策略。
巴曙松、严敏、王月香（2013）以我国中小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论述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后其所面临的恒久利率风险。周颖辉（2013）论述了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利润水平、经营模式以及监管带来的影响。张慧莲、周晓乔（2014）研究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至今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应对利率市场化风险的策略。
五、利率市场化研究展望
总结以往有关利率市场化的研究成果，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利率市场化理论体系，并对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实践产生了积极的指导意义，有效降低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风险，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得以较为顺利进行的有力保障。
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了最为关键的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阶段，本文认为后续研究重点应当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存款利率市场化的路径以及阶段性风险;二是全面市场化后的恒久性利率风险研究。研究方法应当是以利率市场化理论为坚实基础的定量研究为主，以期能够较为准确地指导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践。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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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曾康霖.关于金融抑制论的再审视[J].经济学动态，2004.5.
关键词：外部金融冲击；农村金融；金融风险；风险剖析
引言
国内诸多学者对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农村经济的货币化程度、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等问题展开过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了农村金融的金融风险问题，但并没有分析金融市场的外部冲击会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对此问题，尝试着进行了剖析。
一、外部金融冲击的特性
这里将要分析的外部金融冲击，是指一国相对独立于农村金融的经济主体在制度和行为等方面所导致的金融市场波动，它包括利率、汇率、债券、股市和期市、资产价格、流动性等的波动。
将国际金融市场予以抽象而专以国内金融市场为考察对象，并将国内金融市场划分为两大组成部分，是出于从板块划分的角度简化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问题展开专门分析的考虑。很明显，将服务于第二次、第三次产业的金融市场所出现的波动看成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外部金融冲击，有利于在板块层面上说明外部金融冲击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影响的机理。
如果只以国内或区域内的相关金融冲击即只是从本文所界定的外部金融冲击来考察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形成，就可从农村外部金融市场上资产价格波动和流动性受阻两个方面来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做出理论考察。
农村外部金融市场的波动或冲击，主要发生于金融市场对第二次和第三次产业运行的资金配置、支付处理以及与此相关的投融资活动。这种金融市场波动或冲击，通常在导致金融体系难以跨地区和跨时间地有效配置资源的同时，使厂商难以根据市场供求所确定的价格来进行交易。也许是因为金融波动或冲击的这种效应十分明显，许多经济学文献都将其作为界定金融市场存在风险的重要理论依据。
金融市场出现风险的显著标志，是短期内资产价格会在基本面未变化的情况下发生波动，资产价格波动会引起以信贷危机为特征的金融市场风险的形成。经济理论围绕金融制度框架、金融系统监管、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运作、汇率和国际贸易等来展开以金融冲击是否发生为内容的制度性或体制性的解释，不仅包括国际金融投机和国际贸易等的冲击，也包括国内或区域内的相关金融冲击。
从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行来考察，如果不考虑国际金融而单纯以国内金融市场为考察对象，农村金融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外部金融市场可被看成两个相对独立的板块，如果以静态或相对动态的视角来研究这两个板块的金融关联或“传染”，能够拓宽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研究。
如上所述，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着内在风险，但从外部金融冲击对其客观存在的传导机制来讲，这种风险的内生性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外部金融冲击所淡化。
二、外部金融冲击对农村金融风险的形成原因
从农村金融市场与外部金融市场的关联来看，当外部金融市场出现资产价格异常波动和流动性受阻时，如果农村金融市场与其相关性显著增加，那么，外部金融冲击就已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形成或加剧起到了推动作用。
关于这种相关性的检验，可以前阶段某一特定时空上这两组资产价格和流动性指标为参照系，在把这两类指标区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时段的基础上，通过对反映这两类指标的相关系数的比较，检验冲击发生后农村金融资产价格和流动性对外部金融市场的依存度，即通过对这两组指标的相关系数的比较来检验外部金融冲击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关联。
如果统计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外部金融冲击已造成这两类指标的协方差明显增大，则可认为农村金融市场受外部金融冲击较大。
三、外部金融市场（非农村）的主要风险
目前，中国外部金融市场（非农村）的主要风险表现为：（1）场内金融的部分政策支持性贷款缺乏效率，场外金融使一些中小企业的信贷成本超过官方贷款利率，企业金融资产在高利率重负和资金流发生断裂时容易成为死呆账；（2）金融市场的大宗资金流动、拆借以及与此相关的债权债务被房地产“套牢”，大量金融资产的本金和利息存留于在建或完工的房产形态上；（3）银行资金被巧立名目的大量中长期投资项目“信贷”到股票、期货和债券等市场，资产价格波动致使债权债务关系得不到保证，大量社会储蓄经由信贷体系或被市场蒸发，或被内幕交易等等。 转贴于
值得研究的是，以上金融风险会通过各种路径传递到农村金融市场。
从外部金融市场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冲击来看，涉及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是冲击传导的一般机理；二是将外部金融冲击的主要因素综合成波动传导的特征值，以作为说明这种波动传导的计量分析依据。
四、外部金融冲击下的农村金融风险分析
鉴于农村金融在信贷运作、信息传递、监督管理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资产价格波动和流动性等方面的特殊性，揭示外部金融波动对农村金融市场冲击是最主要的困难。其实，研究外部金融市场对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冲击，是将其视为作用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条件或环境来看待的。当外部金融市场出现风险乃至于出现金融危机时，外部金融市场上资产价格波动和流动性变化对农村金融市场冲击的一般机理可以理解为：价格波动尤其是价格持续或剧烈下调时，通常会通过利率、汇率、股价等的波动来影响农村金融资产价格和资金的流动性，这种冲击对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传导方式、力度和范围是不同的，其中，对正规金融的直接传导显示出这种冲击的力度和范围要大要广，而对非正规金融的间接传导却反映出这种冲击的力度和范围要相对较小较窄。
但在现实中，这些冲击所内蕴的传导机理并不以清晰的方式表现出来。针对这种情形，需要探寻有助于揭示这种冲击的理论分析方法。
将外部金融市场不稳定视为一种引发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条件或环境的分析思路，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分析方法：如果把外部环境中有可能引发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最主要金融变量加以分类，并适当考虑对这些变量发生影响的相关的经济基础因素，就有可能依据外部金融市场的冲击度来预测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发生的概率。
结语
现实中的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在有些情况下是由外部金融冲击引发的，在理论分析上将整个金融市场划分为两大块，有利于对问题的说明。关于外部金融市场对于农村金融市场冲击的研究，要涉及很多问题。本文以资产价格波动和流动性作为理论分析的主线，是一种抽象的删繁就简的解说，但它所留下的缺憾是没有从市场中利率、汇率、股价等的波动来研究外部金融市场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形成的具体作用过程。作为对农村金融市场风险问题的一种理论探讨，可考虑借鉴和运用西方金融“传染”理论的某些分析方法，对外部金融市场如何引致农村金融市场风险展开一些模型导引下的计量分析。如果能够在依据中国实际的基础上选择变量，那么，关于农村金融市场风险的理论研究或许会取得某些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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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生态；货币市场；关联分析
一、金融生态界定
金融生态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名词，国外没有研究先例，它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概念。2004年12月7月，《金融时报》发表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经济学50人论坛”所作的学术报告《完善法律制度，改进金融生态》，报告提出了“金融生态”的概念，并将金融生态定义为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和一些基础条件。简言之，金融生态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它借用生态学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科学视角来了解金融体系的内在秩序和逻辑结构，认识金融体系的运行及其同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
金融生态主体是指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具体包括资金的最终供求双方，金融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以及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金融主体通过生产分配信息、引导资源配置、提供风险管理手段等功能，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发展发挥积极的反作用。金融生态环境则是指金融主体的活动空间，包括经济制度和体制、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信用、法律等金融生态主体处身其中、共同面对的外部环境，它决定着金融主体的生存环境、健康状况、运行方式和发展方向。在特定的金融生态环境下，金融生态主体通过相互促进、彼此制约的机制连接在一起。例如利率可以调节资金的供求及结构走势，破产、兼并可以调节金融组织的数量、规模，优化金融结构，催生新的金融物种；监管条例有助于规范金融生态主体的行为，增强金融体系的适应性和稳定性。这些都是金融生态调节机制。
这个定义以比较完整且科学的分析结构说明：金融体系并不是独立创造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系统，它的运行更广泛地涉及到其赖以活动的空间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基本环境要素，这种环境的构成及其变化、以及它们导致的主体行为异化对整个金融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不仅如此，金融生态还涉及到金融体系运转的自我调节机制，及其实现系统动态平衡的过程。
二、中国货币市场的金融生态考察
货币市场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然而我国曾一度重视资本市场发展，对货币市场作用认识不足，随着我国金融改革步伐的加快，我国金融市场，特别是货币市场的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所以研究当前我国货币市场的生态环境问题对于指导货币市场更好地发展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货币市场功能角度分析
货币市场就其结构而言，包括同业拆借市场、票据贴现市场、短期政府债券市场、证券回购市场、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货币市场产生和发展的初始动力是为了保持资金的流动性，它借助于各种短期资金融通工具将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应者联系起来，既满足了资金需求者的短期资金需要，又为资金有余者的暂时闲置资金提供了获取盈利的机会。但这只是货币市场的表面功用，将货币市场置于金融市场以至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可以发现，货币市场的功能远不止此。货币市场既从微观上为银行、企业提供灵活的管理手段，使他们在对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相统一的管理上更方便灵活，又为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以调控宏观经济提供手段，为保证金融市场的发展发挥巨大作用。
（二）我国货币市场及其监管机制
在金融市场的重大波动中，货币市场既可能是发生金融市场风险的主要场所，也可能是引发或促成金融市场危机的主要因素。在微观层面上，货币市场风险主要指市场主体在货币市场进行交易时或交易完成后可能遭受损失的危险性；在宏观层面上，它指的是整个货币市场体系出现系统性风险进而引致市场崩溃的危险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自由化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加速推进。但是金融工具以及制度的创新、投资的机构化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与自由化，没有使金融市场朝着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有序的方向发展，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市场的动荡和脆弱，使市场变得更加无序。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其只能被动地适应金融制度和工具的创新，加之其金融市场往往不够健全，政府对经济运行和金融风险的控制能力又十分有限，因此很容易在国际金融市场的频频动荡中遭受损失。对于任何一个市场来说，风险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可能完全消除，因为经济中的不确定因素是无法消除的。在一个健全的市场中，由于已经形成了具有很强的自调节和自运转的市场机制，法律框架的行为规范也已经建立起来并为市场主体普遍接受和遵守，因而市场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在我国，由于货币市场的建设起步较晚，市场机制正在建立之中，相应的法律法规基础薄弱等因素，无论是市场主体还是监管部门，控制风险的能力都十分不足。
三、货币市场与其他金融生态子系统的关联分析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良好的金融生态系统蕴涵货币市场子系统、资本市场子系统、外汇市场子系统、保险市场子系统、黄金市场子系统及其他金融市场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均衡发展、交互作用，形成和谐、统一的金融生态链。对货币市场而言，意味着货币市场和其他金融子市场之间紧密的关联、畅通的传导。我们已经对货币市场进行了金融生态考察，从理论上了解了中国货币市场的生态主体、生态环境以及生态调节机制，但尚未对货币市场与其他金融生态子系统的关联度进行实证分析，也没有量化金融生态中货币市场调节机制的运行情况。
本章主要分析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外汇市场之间的关系，探讨外汇市场承受的压力大小如何与金融生态中其他子系统相互影响，对金融生态加以数量上的解释。不考虑黄金市场，是由于黄金市场起步较晚，发展水平较不成熟，另外从数据的可取性来看，也不容易获得。也未考虑保险市场，因为保险市场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关系相对割裂。外汇市场指标采用上文计算的EMP，选择该指标是出于以下考虑：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压力方向并不能从官方牌价得到解释，而EMP综合考虑了实际有效汇率、外汇储备以及利率水平，不仅能够判断外汇危机发生与否，也能够说明外汇市场所承受压力的大小。除此之外，将测算出的EMP作为中国外汇市场的代表指标。利率是货币市场的价格。同业拆借利率作为拆借市场上的资金价格，既是货币市场的核心利率，也是整个金融市场具有代表性的利率，在整个利率体系中处于相当重要的位置。它能及时、灵敏、准确地反映货币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资金供求关系，对于货币市场上其他金融工具的利率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金融机构甚至整个社会都把它视为观察市场利率走势的风向标。中央银行更是把同业拆借利率的变动，作为把握宏观金融动向、调整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指示器。在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同业拆借利率常常被置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地位。因此，本文将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作为货币市场指标，记为R。资本市场上，选取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两个代表性市场进行研究。一般而言，股票市场的典型价格为股票价格指数，为了剔除通货膨胀的影晌，本文在股票价格指数基础上计算股票实际收益，将其作为股票市场的指标。由于沪深股市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本文以上证综合指数实际收益代表中国股票实际收益，其中，l表示上证综合指数月度收盘价，INF是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率)为代表的通货膨胀率，t为时间。另外，我国的债券流通市场以国债流通市场较为成熟，因此选择交易所当月国债成交量为债券市场的指标，记为BD。
（一）EMP指数的测定
外汇市场压力指数EMP是实际有效汇率的月度百分比变化、官方外汇储备的月度百分比变化及国内利率的月度百分比变化的加权平均。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RER为实际有效汇率，r为利率；Res是外汇储备；分别为三者的权重。权重的确定标准是使指数中的三部分具有相同的波动性(三部分的条件方差相等)，即为每个变量方差的倒数。
一般而言，EMP取值较小并且指标为负时，外汇市场不存在发生危机的风险。随着EMP取值增大，外汇市场压力越大，实际发生外汇危机的可能性也越大，当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超过一定的临界值，我们就认为发生了外汇危机。
通过IMF的国际金融统计(IFS)，搜集到中国1990年1月至2011年12月实际有效汇率、银行利率以及外汇储备的月度数据，利用上述公式对中国外汇市场压力指数EMP进行了计算，将计算结果绘制成表，如图1所示。
图1 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图
除上述EMP数据外，本节涉及到的数据包括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R，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证综合指数月度收盘价I，交易所当月国债成交量BD，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东方财富网、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国家统计年鉴及新浪财经网。为了增加实证分析的灵敏性和样本数量，所用数据均为月度数据。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为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采用原始变量的自然对数形式；由于R、BD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动，通过x一1l方法进行季节调整，剔除季节因素的影响。将处理后的数据分别记为LNR、LNB，股票实际收益率记为RSR。
本文原始数据的汇总和处理在Excel下完成，实证分析过程则在Eviews6.0下完成。
（二）关联分析的数量方法
1.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
本文用ADF检验来检验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变量序列 ADF检验值 临界值（1%，5%） 平稳性
LNB -3.801885 (-3.596616,-2.933158) 平稳
LNR -5.682801 （-3.574446，-2.923780） 平稳
EMP -8.745696 (-3.574446,-2.923780) 平稳
RSR -2.616359 (-3.610453,-2.938987) 不平稳
2.多元回归结果
对以上四个变量做多元回归，得到方程：
LNR=-0.003098EMP-0.427410LNB+0.630229RSR+5.431866
由于RSR未通过检验，故将其踢出模型，仅对LNR,LNB,EMP三个变量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下
新模型下得到方程：
LNR=-0.002918EMP-0.401799LNB+5.149601
全部变量通过检验。由此可以看出，调整后的银行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与外汇压力指数呈微弱负相关，与国债交易量呈负相关。
（三）经济解释
上述模型所揭示的关系与预期相符。当外汇市场和国债市场活跃时，资金流向外汇及国债市场，因此需要银行有充足的资金进行同业间拆借，因此从供需决定价格的角度看，同业拆借利率将降低。
可见，中国金融生态主要的子系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但是我们看到在此模型中并没有出现保险业的身影，这说明目前中国金融生态内部，货币市场与其他各子系统的传导机制并不完全畅通，存在着壁垒，货币市场的金融生态环境仍需要大力改善。这个结果为我们在金融生态视角下进行货币市场研究打下了基础，也强调了改善中国货币市场金融生态环境的紧迫性。
四、结论
本文立足于中国的外汇市场，在系统总结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金融生态进行了探索性的实证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根据政策界以及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的认识，更全面地将金融生态定义为金融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关联的动态的系统的生念链。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系统，蕴含了资本市场子系统、货币市场子系统、外汇市场子系统、保险市场子系统、黄金市场子系统及其他金融市场子系统，各个子系统内部的金融生态主体在一定的金融生态环境条件下，通过金融生态调节机制，均衡发展，交互作用，形成和谐共存、开放统一的金融生态链。而这也是将外汇市场子系统作为金融生态研究立足点的理论基础。
其次，从外汇市场的功能和监管角度说明外汇市场决定了金融生念的开放性、完整性和稳定性，并通过我国外汇市场现状分析其生态主体、生态环境以及内部调节机制。选取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作为度量我国外汇市场生态稳定性的指标，并进行了测算。再次，借助符合中国外汇市场实际情况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以及其他金融生态子系统的代表指标，重点分析外汇市场与其他金融生态子系统之间的关系。通过ADF检验、多元回归分析，探讨外汇市场对其他金融生态子系统的作用。中国的金融生态子系统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当然，由于笔者能力有限，本文尚存若干不足之处：(1)金融生态本身是一个新近提出的概念，理论上先天不足，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加以定义；同样，在界定良好的金融生态上，也是见仁见智，所以仍需进一步的探索和总结。(2)由于我国汇率和利率非市场化，在此基础上计算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虽然已经比名义汇率本身更加精确地反映外汇市场实际供求情况，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偏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续的实证分析(3)鉴于数据的不可取，无法将黄金市场纳入实证体系，影响了实证的有效性和代表性。(4)在选择金融生态各子系统指标上，由于时间和能力上的限制，仅仅各选择了一个指标作为代表，但是每个金融子市场的内在特征并不是单纯倚靠一个指标就能够说明清楚的，因此可以在此基础上择取系统的指标体系加以描述。
参考文献
[1]薛福星.金融生态视角下的中国外汇市场研究[D].福建:厦门大学,2005.
【关键词】 银行业结构；金融稳定；最优金融结构
一、引言
银行业是一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稳定对于实现金融稳定至关重要。我国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占我国融资方式的主导地位，银行在配置金融资源，分散金融风险等方面起着主要作用。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纷纷成立，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垄断地位有所弱化。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从垄断逐渐走向竞争，与此同时，我国在历次金融危机中都保持了较强的抵抗冲击的能力，使得我国实体经济得以持续快速发展。但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未来随着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金融市场化的逐步推进，中国金融业所处的宏观发展环境会发生变化，其面临的风险也会更加复杂化，如何调整银行业结构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发展，对于中国经济能否继续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本文首次尝试利用中国分省面板数据来实证研究中国银行业结构与金融稳定的关系，试图找到适合中国金融体系稳定发展的最优银行业结构，以期为政府下一步的金融体系改革提供政策建议。
二、相关研究评述
金融体系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但已有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结论都是不确定的。争论的焦点一直围绕着世界上两种典型的金融体系：以美、英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和以日、德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孰好孰坏，哪种金融体系更有利于金融稳定，并形成了完全对立的两种理论观点：第一，“集中――稳定”论。持此种观点的人从银行特许权价值、风险行为和垄断租金等方面出发，认为垄断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更有利于金融稳定。Keeley（1990）认为在有众多银行竞争的市场情况下，银行边际利润会减少，银行为了增加利润有可能会采取冒险行为。Boyd et al（2004）认为在集中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中大银行可以通过提供更多的资本缓冲（capital buffers）来应对来自于内部宏观经济和流动性的冲击，从而使银行收益增加，使金融体系更趋于稳定。Hellmann，Murdock，and Stiglitz （2000）认为存款竞争会破坏银行的审慎行为。存款市场竞争的加剧，减少了银行利润，降低了特许权价值，引发道德风险问题。第二，“集中――脆弱”论。Mishkin（1999）认为大银行往往更容易获得政府的公共担保或补贴，也就是所谓的“大而不倒”，因此大银行中道德风险问题会更严重，在政府安全网的保护下大银行的管理者更容易从事风险投资行为。Boyd and De Nicoló（2006）认为垄断银行提供的比较高的贷款利率会诱使借款者从事风险投资以偿还高的贷款利息。因此，贷款违约可能性会增加，导致银行倒闭的概率更高。Caminal and Matutes （2002）指出，较低的竞争会导致较少的信贷配给，如果贷款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贷款数量越大银行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国内对于银行业市场结构的研究始于于良春、鞠源（1999）的开创性研究，自此国内学者都尝试从不同角度来研究银行业市场结构问题。有关中国银行业结构与金融稳定的直接定量研究较少，已有研究基本上都是通过银行业结构对银行自身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展开的。李华民（2005）对我国银行集中度与微观绩效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银行业结构变迁没有带动大银行微观效率的好转。指出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应该是在位寡头银行之间的竞争，而不是通过制造更多的银行机构与在位寡头银行进行竞争。于良春、王会宗（2007）通过对1989―200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经济增长是商业银行市场结构转变的原因，而商业银行市场结构却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林毅夫、孙希芳（2008）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中国现阶段，中小金融机构市场份额的上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对于银行业市场结构与金融稳定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硕，但已有的理论研究大都是针对发达国家市场情况来进行的，实证研究虽然有针对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但都是采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的，对中国银行业结构与金融稳定关系进行直接定量的研究还没有。这主要的原因是学术界对金融稳定的内涵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对金融稳定进行准确的度量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和争议，但金融稳定问题却是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我国金融体系改革方向和重点的确定至关重要。本文试图首次尝试利用中国分省面板数据探讨银行业结构与金融稳定的关系，以期为我国的金融体系改革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林毅夫等（2006）提出“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假说，认为在现代的发展中国家，最优的银行业结构应当以区域性的中小银行为主体，而在现代的发达经济体中，大银行和金融市场应当在金融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
他们认为，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在动员储蓄、分散风险和配置资金方面的机制与方式各有优势和劣势，单方面讨论金融体系的特性往往难以确定何种金融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为了分析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需要从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特性两个方面入手。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并由此内生决定了与其相适应的最优产业结构，而处于不同产业的企业具有不同的规模特征、风险特性和融资需求，因此，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实体经济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存在系统性差异。只有金融体系的结构与实体经济的最优产业结构相互匹配，才能有效地发挥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存在与其最优产业结构相适应的最优金融结构。如果金融体系的实际结构背离了其最优路径，则会降低金融体系的效率，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林毅夫等人（2003、2005、2008、2009）的研究更侧重于分析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注重不同规模的银行分工的不同，强调银行业的规模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视角则不同，本文更关注银行业结构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
金融稳定主要体现在金融体系是否有效执行了其配置资源、分散风险和价格发现的基本功能，实现了金融平稳增长，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金融稳定的实质是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只有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结构相互匹配，才能有效地发挥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由于其实体经济的结构和规模不同，所以最优的金融结构是不同的。如果金融体系的结构不能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资源和服务的实际需求，则会阻碍金融体系功能的发挥，降低金融体系的效率，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导致系统性金融不稳定，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
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的结果都已经证明，与大银行相比，小银行在处理信息方面更有优势，更愿意为小企业提供贷款。大银行则由于信息生产成本比较高，而不愿意向信息不透明的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中，中小企业占据经济增长的主要地位，而能为中小企业提供高效率融资的是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因此，本文提出本研究待检验的理论假说：在我国目前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中，中小金融机构市场份额的上升更有利于金融稳定。
四、研究模型及数据说明
（一）变量选取
本研究选取的被解释变量是金融稳定，用fs表示。关于金融稳定的衡量方法和指标的选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对于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至关重要。但目前学术界对金融稳定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各国都分别从不同角度来定义金融稳定。现有文献对金融体系稳定衡量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定量分析法由于所受到的主观因素影响较小，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一国金融体系稳定情况而被更多地采用。由于我国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危机，缺乏历史数据而无法运用事件分析法衡量稳定性。因此，本文采用定量分析法，首先确定测度金融稳定的核心指标体系，再采用加权法将众多指标合成单一指数来测度我国的金融稳定性。中国银行金融体系与西方国家金融体系无论在面临的宏观发展环境还是金融体系自身都存在着较大差距。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并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从金融发展程度、金融脆弱性和银行稳健性三个方面分别选取3个核心指标，运用算术平均的方法计算出每个省区的金融稳定指数，以期更准确地判定我国各省区1993年到2004年以来金融体系的稳定程度。
用信贷资产与GDP的比例floan代表各省金融发展程度；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firm代表银行脆弱性；用存款与贷款的比例credit代表银行稳健性。金融稳定指数的具体计算方法由式（1）表示为：
fs=（floan+firm+credit）/3（1）
为了防止某个指标的数值由于其绝对值过大而主导金融稳定指数，本文将所有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处理的具体方法为：将每一层次的数据减去这个数据历年的均值，并除以相应的标准差。
对于解释变量主要选取银行业结构（scfe），在数据中用各地区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来表示，具体度量指标为各地区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
此外，本研究还引入一些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文献中已经识别出的影响金融稳定的主要因素：1.GDP增长率（gdpz）。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金融稳定的基础。2.财政赤字与GDP比例（defig），用来衡量政府的行为。3.通货膨胀率（inf）。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能增强投资者的信心，而投资者的信心对金融稳定是非常重要的。4.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例（fdig），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5.fmi代表各地区金融市场化指数。
（二）模型设定
采用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时，由于所选数据往往受当年因素影响，容易产生内生性问题，而对于时间跨度较长数据采用混合的OLS估计则容易忽略单个个体在不同时点上面临不同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另外也不能控制由于个体的异质性带来的估计问题。采用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能够相对提高回归估计的准确性，面板数据通常含有更多的数据点，会带来较大的自由度，而且截面变量和时间变量的结合信息能够显著地减少缺省变量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又能有效地提高短期时间序列动态模型估计的准确性。因此，本研究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的估计方法，同时通过Hausman检验的结果也支持固定效应的分析。根据上面的讨论，设定计量模型（2）来考察银行业结构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fsit=β1・scfe i t+β2・fmi i t+γx i t+αi+μt+ξi t（2）
其中下标i代表不同地区，下标t代表不同时间，β1、β2和γ为变量系数，xi t为其他控制变量集合，αi、μt分别用于控制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ξi t为随机扰动项。
（三）数据说明
本文所用的数据样本是中国29个省区在1993―2004年期间关于前面所述各个变量的数据。①相关的分省金融数据来自各年度的《中国金融年鉴》，其他数据均来自于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金融市场化指数参照陈帮强（2008）的研究结果。②
五、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列示了对中国29个省区相关变量在1993―2004年按照时间序列进行描述性统计的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在整个研究期间，虽然我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我国金融体系有一半的时间处于不稳定当中，其中大部分不稳定时期都处于20世纪末。同时也可以看出，虽然在1993―1997年间金融体系都处于不稳定状态，但不稳定程度却是逐年降低的。scfe的均值除了在1996和1998两年略有波动外，基本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从1993年的0.255上升到2004年的0.468。各个控制变量在样本期间基本上保持稳定。在整个研究期间，这些控制变量的标准差都不大，表明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在此期间相对稳定。
（二）模型回归的结果与分析
计量模型的主要回归结果放在了表2中，为了分析银行业结构等解释变量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我们对不同变量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表2第（1）列显示的是只包括银行业结构scfe的估计结果；第（2）列中加入了文献中已经识别出的主要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增长率gdpz、财政赤字占GDP比例defig、通货膨胀率inf和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例fdig；第（3）列为加入了金融市场化指数fmi包含所有变量在内的回归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在第（1）列的回归结果下，银行业结构（scfe）与金融稳定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但是并不显著。在控制住其他影响金融稳定的变量后，在第（2）列的回归结果下，银行业结构（scfe）与金融稳定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如果这种回归可以理解为因果关系的话，那么就说明中小金融机构市场份额的上升将会有助于金融稳定，两者是正向的稳定关系。从而验证了前面提出的理论假说：在我国目前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中，中小金融机构市场份额的上升更有利于金融稳定。
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也和本文的理论假设一致，并支持了已有的一些研究。经济增长率（gdpz）这一变量在估计结果中为正（10%的显著性），这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对金融稳定存在着正向的影响；与此同时，笔者也发现了在控制变量中，财政赤字占GDP比例（defig）和通货膨胀率（inf）这两个变量对金融稳定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从这几点可以发现，金融稳定程度受到宏观经济情况的影响是显著的，例如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都对整个金融环境产生冲击，从而减弱了金融稳定性，但是其中通货膨胀率（inf）的影响显然更大，而且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反映地区开放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例（fdig）与金融稳定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目前仍然存在着资本管制，因此对外开放水平和金融稳定之间的联系并不十分强。金融市场化指数（fmi）在回归模型中和金融稳定存在负相关关系，但是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从整体来看我国各地区的金融市场化程度仍然没有达到能够显著影响金融稳定的程度，但是这种负相关关系也提醒了我们应当注意控制金融市场化的程度，避免其带来的金融动荡和冲击。
同时，有趣的是当加入了金融市场化指数（fmi）之后的第（3）列回归结果中，银行业结构（scfe）这一变量和金融稳定就不再存在显著关系了。这一可能的结果是随着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各地区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不断增加，而中小金融机构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所致。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和德国的两种不同金融体系的实践中窥见一斑。与美国金融市场上存在的数量众多的中小金融机构分散的银行业结构相比，德国全能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却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在整个20世纪80―90年代期间，美国银行有11年处于危机中，发生危机时银行不良贷款比率超过了10%，同时银行危机的成本超过2%。而德国在这期间并没有发生一例银行危机，整个金融体系表现出强大的稳定性，尤其是在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虽然金融危机对德国部分银行造成了较大冲击，但德国的金融体系未受到根本性破坏，金融市场基本保持了稳定。虽然有大量银行出现亏损，但是没有出现银行大面积倒闭的情况。同时，德国的银行大都依靠自身实力来解决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较少使用政府提供的资金担保，显示出德国的全能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在金融稳定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六、结论
本研究运用中国29个省区1993―2004年期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银行业结构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1.在控制住影响中国各省区金融稳定的其他主要因素后，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计量结果发现，中小银行的市场份额与金融稳定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从而得出与本研究假说相一致的结论：在我国目前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中，中小金融机构市场份额的上升更有利于金融稳定。
2.模型中在加入了金融市场化指数后，银行业结构与金融稳定的关系不再显著。这一可能的结果是金融市场化在促进金融发展和金融深化的同时，也积聚了大量金融风险，而中小金融机构抵御各种金融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所致。
本研究所得结论对我国的金融体系改革提供了很好的政策含义：在中国现阶段要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增加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更有利于促进金融稳定。同时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金融市场化改革在完善一国金融体系功能，带来金融深化、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容易引起该国金融体系的波动甚至使之陷入金融危机。拉美和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所经历的银行危机和金融危机都表明，在实施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各国应尽可能选择一种稳健和可控的实施路径。未来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我国金融体系所面临的风险会加大，由于中小金融机构抵御风险能力有限，所以在提高中小金融机构市场份额的同时，还应保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适度垄断的市场地位，使大、中小银行在不同层次上分别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使我国金融稳定的微观基础更加坚实。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没有考虑各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不足和后续研究需要改进的地方。
【参考文献】
［1］ Keeley， M.， 1990. Deposit insurance， risk and market power in bank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 1183-1200.
［2］ Boyd， J.H.， De Nicoló， G.， Smith， B.D.， 2004. Crises in competitive versus monopolistic banking system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36， 487-506.
［3］ Hellmann， T.F.， K. Murdock and J. Stiglitz， 2000， Liberalization， moral hazard in banking and prudential regulation: are capital requirements enoug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 147-165.
［4］ Mishkin， F.S.， 1999.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Dangers and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3， 675-691.
［5］ Boyd， J.， G. De Nicolo， and A.M. Jalal， 2006， Bank risk taking and competition revisited: New Theory and Evidence， IMF Working paper， WP/06/297.
［6］ Caminal， Ramon and Matutes， Carmen， 2002. “Market Power and Banking Failur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 1341-1361.
［7］ 李华民.地方银行机构的可持续竞争力问题研究――从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变迁谈起［J］.财贸研究，2004（5）：78-81.
关键词：市场主导型；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
前言
当前银行主导型金融机构的主要代表国家有德国和日本，市场主导型金融机构的主要代表国家为英国和美国，当前德日和英美已经是理论界普遍认同的当今世界两种主要的金融结构。当前理论界对于金融结构是否会对金融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那种金融结构的效率性更高、各个国家的金融结构主要受什么因素决定和区别等问题一直存在较大分歧。
一、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之间的对立
银行主导型观点着重强调银行在资源的动用、项目的确定、管理层的监控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在社会经济的发展初期，市场活动无法依靠良好的制度环境来支撑，此时银行主导型较于市场主导型更具优势。就配置资源和企业创新两方面内容来看，市场主导型的效率低于银行主导型[1]。
市场主导型观点着重强调市场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的积极作用，且市场能够使风险管理机制愈加多样化和专用化。二银行主导型在该方面则体现出不足。第一，银行通过获取企业家的昂贵信息在企业中抽取巨额的租金。此种方式降低了企业进行高风险、高回报项目的投资，由此一定程度降低了企业的收益，转移给银行。第二，银行贷出的资金较多偏向于低风险的投资项目，低风险带来的是低收益，由此可见，银行主导型阻碍了经济的创新和增长[2]。
二、法律和金融观点的超脱
与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观点不同，法律和金融的观点着重强调当前金融系统的创新和增长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和决定性因素为法律系统，法律和金融的观点否认了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两者的讨论，认为控制住金融的总体发展后，金融结构与新的企业形成和产业结构的发展与经济的增长并无关系。法律系统的效率和金融的发展呈现正相关关系，同时与经济的增长和创新呈现正相关关系。由于法律和金融理论的产生，理论界对于金融结构的认识和争论已经超脱了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
三、金融结构和经济发展问题之间的关系研究
理论界为探求金融结构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诸多学者在此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分析。尹雷，赫国胜对35个国家和地区在2000年之前的有关数据，研究证实，伴随国家和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银行在国民产出中占据的比重呈现出不断增长的势头，较于银行的规模看来，非银行的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的国民产出比重增长不断加快，且变得愈加重要[3]。王诚，李鑫对130多个国家的数据库进行了整理，研究认为，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不断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更富足，同时一个国家的金融系统也开始朝向市场主导型的转变[4]。由于此次研究的相关数据广泛性和代表性较强，因此得出的结果说服力较强，同时也验证了诸多理论界学者的假设，即伴随经济的发展，各个国家的金融结构将会不断地向市场主导型系统转变。
四、理论的局限性
（一）金融结构划分过于复杂
金融体系的复杂性较高，可见对各个国家复杂性的金融体系做出的市场导向划分的科学性值得怀疑。假设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不够发达，即使该国家的银行系统发展较差，则该国家仍然被认为是银行主导型。相同的，该种方法同时会将诸多市场不发达的国家或者地区划为市场主导型，原因在于国家内部的银行极不发达。德米尔古克-肯特和莱文已经认识到两分法无法统一适用的问题，因此并没有根据现有学者的理论进行两者之间的划分，而是研究出了一种分类的方式。该种方式将金融系统不够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区分开来，假设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银行和市场发展值低于中间值，则该国家的金融系统便可以定为不发达。由此便产生了三种金融结构类型，即不发达类型、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该研究有助于国家之间进行金融结构的比较。
（二）LLSV理论的解释能力
德米尔古克-肯特和莱文的研究成果还包含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证实了法律和金融的观点，但是当前法律和金融的理论无法满足现实的自相关需求。法律和金融观点对50个国家的法律规则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投资者免受内部人的剥夺保护上，普通法传统国家英国在该方面对于股东和债权人的保护最好，而法国等民法国家在此方面的保护最差，德国居中。由于普通法传统国家能够较好保护股东的权利，因此该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程度较好，形成了市场主导型的金融结构。由于法国等民法传统国家对于股东的权利保护较差，导致其国内的资本市场发展缓慢，形成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法律和金融理论在解释诸多现实问题时面临困难，例如，如果国家对于债权人的保护较好便能够得到银行业的良好发展，那为什么诸多国家的债权人的保护较好但国家的银行业并未发展成像法国一样的规模呢？
结语：当前对于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区分仅仅局限于市场制度下对于金融系统的划分，并未将眼光放在全球的金融系统上。换句话说，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隐含了基于市场制度下对金融系统进行划分转变成能够适用于其他制度背景的金融系统划分时，忽略了此种区分自身存在的局限性。由此可见，在对各个国家的问题进行解释分析时，决定有关方法和结论的参考价值和适用性主要取决于各个国家的特点。（作者单位：民生银行郑州分行）
参考文献：
[1] 范小云，景红桥，王伟.国家金融体系差异与海外金融资产投资组合选择[J].当代经济科学，2015，02（08）：124-125.
[2] 陈雨露，马勇.金融体系结构、金融效率与金融稳定[J].金融监管研究，2013，05（06）：19-21.
[关键词]金融行为 金融社会学 新经济社会学 建构性 嵌入性
[中图分类号]C91；F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10－0047－06
一、重返经典社会学的研究主题
在经典社会学理论时代，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拥有共同的研究主题。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思、迪尔凯姆和韦伯分别从阶级关系和政治活动的经济基础、社会分工和职业行为以及经济制度和行为方式三个层面共同开创了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经济行为。然而，在韦伯之后的60年间(1920-1980年)，社会学家却将研究兴趣转向了诸如公司和工会等经济制度方面，从而忽视了这些组织中的经济行为。自1980年代以来，在回应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中，以格兰诺维特等人进行的社会网络研究，又重新将经济行为带回了社会学的中心。此外，泽利泽(Viviana Zelizer)从文化的角度深入探讨了经济活动中的文化意义，进而强调了各种市场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社会建构性。新经济社会学的崛起，意味着作为“经济生活的社会学”研究的全面复兴。从而呈现出新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在基本原则和理论话题上的相同性，淡化了经济学同社会学的理论界限，使两种学科在此找到了结合点。
新经济社会学家面向经济生活的社会学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经济社会学家主要从制度和关系的角度研究与生产、消费和社会分配相关的经济行为，而忽视了作为经济活动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的金融活动。经济社会学对金融行为研究的滞后性，明显落后于现实中金融活动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金融市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金融系统已成为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系统的其他部门。经济呈现出经济金融化的趋势。自1980年以来由23个发达国家组成的经合组织(OECD)所有股票的金融资产增长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倍，并且货币、债券和股票的成交量增加了五倍，目前早已超过这个数目。不仅如此，金融市场中逐渐发展出包括货币市场、证券市场、黄金市场、保险市场以及票据市场在内的多种形式，而且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日益丰富。由此，金融市场中也衍生出种类繁多的金融行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与金融行为在社会经济领域中不断增强的重要性相反，作为经济行为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金融行为，却很少得到社会学家的关注。，究其原因在于，经济社会学主要关注经济的生产方面，并将企业视为经济生产的核心部门。因此当经济社会学家研究市场时，他们倾向于研究工业生产和非金融服务的生产市场，而非金融市场。
毫无疑问，新经济社会学对生产市场中经济行为的研究，抓住了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但是当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时，再次表明金融行为已成为当前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因此，金融行为更应当成为当前社会学家积极关注和深入研究的主题。社会学对金融行为的研究，不仅是作为“经济生活的社会学”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学重新回归经典社会学主题的理论自觉，意味着社会学理论视野的进一步的延伸和扩展。
二、关于金融行为的金融理论及其局限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现代金融学理论以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为基础，逐渐形成了投资者最优投资组合决策和资本市场均衡状态下各种证券定价的理论体系。有效市场假说已成为现代经典金融学的前提，并成为近30年来金融学理论的核心命题。所谓有效金融市场就是指，证券价格总是可以充分体现可获得信息变化的影响的市场。它奠基于三个假定之上：首先，投资者被认为是理性的，所以他们能够对证券作出合理的价值评估；其次，在某种程度上某些投资者并非理性，但由于他们之间的证券交易是随机进行的，他们的非理的作用会相互抵消，所以证券价格并不会受到影响；最后，在某些情况下，非理性的投资者会犯同样的错误，但是他们在市场中会遇到理性的套利者，后者会消除前者对价格的影响。有效市场假说理论提出以后，逐渐成为一套看待证券市场的思维理念和分析框架，并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顶峰。迈克尔・詹森(M.C.Jensen)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经济学中没有其他命题能够像有效市场假说一样得到如此多的且坚实的经验证据的支持。
但是作为现代经典金融学理论核心的有效市场假说却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因为在有效市场假说理论的三个假定中，无论是证券价格的形成还是有效市场的实现，都是建立在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基础之上的。到20世纪80年代有效市场假说的理性基础，已经面临着理论的困境和实践异象的双重挑战。就理论方面的挑战而言，有效市场假说理论所假定的投资者是完全理性的遭到质疑，许多投资者的金融行为经常依据的不是信息而是“噪音”(noise)来做购买决定。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关于前景理论的研究也了有效市场假说的第二个假设，人们的金融行为不是偶然地偏离理性，而是经常以同样的方式偏离。最后，有效市场的实现还依赖于套利机制，但现实中的套利不仅充满风险，而且其作用也存在局限性。来自经验研究的质疑主要表现为有效市场的经验检验与理论要求之间的“差异”(如股票价格的形成、变动的机制)和“有效市场假说”理论无法解释的典型“异象”(如股权溢价之谜与波动之谜)。
作为对经典金融理论的挑战，行为金融学广泛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从金融行为者的认知、情感、态度等角度解释金融市场的非有效性问题，进而对经典金融理论主张的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人假设进行了修正。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金融行为者的经济行为不仅是经济利益刺激的直接映射，而且其中也反映着行为者的价值观念、期望、认知方式以及收集信息的能力等。因此，行为金融学不仅讨论人们应该如何决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建立一套模型分别讨论投资者实际上如何决策和金融市场的价格实际上如何确立。同时，行为金融学根据西蒙有限理性的论述，认为出于行为者认识过程中的偏差、情感、偏好等心理因素的影响，金融行为者无法以理性的方式对市场作出无偏估计。行为金融学对经典金融理论的修正，将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从资产定价转向参与者的行为，这被认为是经济学本来面目的复归。但这并非意味着行为金融学能够替代经典金融学理论，进而成为金融分析的新范式。这是因为行为金融学自身还存在诸多的缺陷和不足，如行为金融学理论缺乏逻辑严密和边界清晰的理论体系，难以对金融行为作出整体性的解释。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建立在认知心理学基础上的行为金融学，虽然批判了经典金融理论的理性基础，却又陷入了惟非理性心理的极端；它忽视了这些非理性心理背后的社会机制的作用，从而限制了对金融行为丰富内涵的解释。
在社会学家看来，任何金融行为都发生在具体的社会场域之中，并受到蕴含在该场域之中的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塑造。因此，行为金融学对经典金融理论的批判和反省，其主要的问题是忽视了制度、文化和观念等非经济因素对金融行为的影响。正如行为金融学创始人之一的理查德・泰勒(Richard H.Thaler)认为的那样，行为金融学与制度的结合将是行为金融学下一个研究领域，尽管这项工作非常困难，但值得去做。这说明行为金融学在反省经典金融理论的同时，也为金融行为的研究进一步突破学科界限奠定了学源基础，而拥有丰富理论资源的社会学将为金融行为的研究提供全新的理论视野。
三、经济社会学对金融理论视野的扩展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现代金融理论固守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理论，逐渐形成了经典金融理论体系。此后的行为金融学通过引入行为者的非理性心理因素实现了对经典金融理论的修正，但它尚未成为金融分析的新范式。与此同时，金融学家已开始将制度因素嵌入到对金融行为的分析之中，认为制度与投资者的心理和行为有密切关联，能直接导致其心理和行为的偏差。行为者的心理因素、社会制度等非经济因素的引入，其实质是在逐步突破经典金融理论固守的学科界限，这意味着现代金融理论也在逐步深化对金融行为的理解。但是作为经济行为重要形式的金融行为，其复杂性和多变性早已超越了金融领域，仅仅从金融行为者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方面难以对金融行为者复杂的选择行为作出深刻的解释。
金融学对金融市场和价格进行了批判与反省，借助于丰富的理论资源，社会学同样对该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史登斯和密苏奇对西方社会学家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韦恩・贝克(Wayne E.Baker)在对美国证券市场的挑战性研究中，发现股票期权的交易行为、交易者的微观网络结构、宏观网络结构以及期权交易价格都是由社会构建的，交易者之间不同规模的网络结构影响着期权价格的变动。马修・海沃德(Mathew Hayward)和沃伦・伯克尔(Warren Boeker)对证券分析师等级评定的研究，揭示了股票市场中的信息可能像其他正式的专业建议一样都是建立在模棱两可、不确定的基础之上，其效用也是有限的。埃兹拉・朱克曼(Ezra Zuckerman)论述了证券分析师扮演的产品批评者角色对美国公司股票价格造成的影响，并批评了有效市场理论主张的市场信息是充分的观点。詹姆斯・韦斯特法尔(Jamse Westphal)和爱德华・扎贾克(Edward J.zajac)则研究了公司但并不真正实施针对CEO的长期激励计划这一虚假信息对股价造成的影响。社会学家的这些研究虽然都是围绕着金融市场中股票价格的形成机制而展开的，其实质却是对有效市场假说理论的批判和反省，并揭示了金融市场中社会因素的存在及其影响机制。由此可见金融学与社会学在理论视野方面的差异，而社会学对金融行为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对金融学理论视野的拓展。
作为金融学理论前提性假设的市场，却是经济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与经济理论相比，尽管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研究的历史较短，但经济社会学研究市场的优势之一在于社会学家善于揭示一种社会现象的社会结构，并使用社会学的术语使市场的运作概念化。马克思和韦伯从市场和社会的统一性角度对市场问题作了直接论述。马克思将市场视为一种社会关系结构，市场不只是物物交换的场所，在物的关系背后折射出人的关系。韦伯认为市场是人们为取得交换机会而展开的“物理性会集”，是充满权力和利益斗争的角斗场。到20世纪50年代，帕森斯、斯梅尔瑟、波兰尼等人又重新掀起了市场社会学研究的高潮。社会学家在此阶段对经济问题形成的理论，被熊彼特称之为“原始经济学”。
进入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新经济社会学的全面复兴，经济社会学关于市场研究的主题发生了重要转变。在与经济学家展开对话和交流的前提下，经济社会学家不仅继续深化了对“作为社会结构的市场”的理解，而且更为关注具体市场的运作机制。在当代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经怀特和格兰诺维特等人的努力，作为“网络的市场”成为比较流行的分析视角，其中格兰诺维特的《求职》一书被认为是对市场网络研究的典范。韦恩・贝克将市场网络区分为小而关系紧密型和大而关系松散、异质性强型两种类型，考察不同类型的市场网络对自由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进而揭示市场的社会结构对市场运行的影响。布莱恩・伍兹的研究也表明，任何公司市场行为的成功既不能仅依赖于经济学家所阐述的市场关系，也不能仅依赖于社会学家所阐述的嵌入关系，而是由市场关系与嵌入关系结合所形成的“整合的网络”。
在布迪厄看来，网络市场理论忽视了场域结构对市场的影响。尼尔・费雷格斯坦(Neil Fligstein)也认为用网络的方法研究市场并不尽如人意，因为网络分析法仅仅关注社会互动，未能考虑政治在市场中的作用、行动者自身的观点以及市场作为社会制度所具备的特征。布迪厄和费雷格斯坦分别论述了另一种市场运行的理论：作为场域的市场。布迪厄认为经济生活主要是行动者及其所属资本与经济惯习在经济场域的结合，市场具有场域属性并深受其影响。费雷格斯坦论述了与布迪厄相类似的观点，市场是一个这样的地位等级系统，即既存的主导销售商在其中得以持续进行自身再生产的场所。作为场域的市场的运行建立在以法律、理念或者惯例等形式出现的社会制度基础之上。
在经济社会学中，市场被视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其实质是分别将网络、制度、意识形态等社会结构因素纳入到对市场的理解中，从而扩展了现代金融学关于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视野。同时，作为现代金融理论基础的经济人理性假设，也被经济社会学视为社会建构实体的行动者，他们被称为“互动中的行动者”或者“社会中的行动者”。即使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韦伯也认为，经济行动总是以他人为取向的行动，行动者必须“考虑他人的在场和行为”。所以经济行动者就不能被认为总是遵循效用最大化原则的经济理性行动者，还可能是“实质理性”的实践者。不仅如此，经济行为还受到除偏好、稀缺资源等之外的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作为社会行动表现形式的经济行动就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理性”的结果，相学家将“理性”视为一个需要解释的变量而不是一个既定的“假设”。如韦伯根据人类行为的依据对其行动进行了类型学研究，着重强调人类工具理性行动实现的具体社会条件；帕森斯将人的理性行动放置在手段、目的和情境制约中予以考察：格兰诺维特在社会网络关系中研究个人的求职行为等等。总之，经济社会学家总是在具体社会结构的制约与影响中研究人类的“理性”行动，注重对人们理过程的研究，以此揭示人类“理性”的社会建构性。
四、金融行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维度
尽管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齐美尔等人开创了研究金融行为的传统，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学家才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这一领域，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主要涵盖：(1)银行的角色和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2)资本市场中风险资本的投资选择、股票价格
形成的社会机制以及金融投机中的集体行动与金融危机；(3)社会结构和制度对金融公司合并行为的影响；(4)资本市场的管制与政府角色。当社会学家持续地对金融行为开展全方位的研究时，正是新经济社会学复兴之时，两者在时间上的一致性并非完全巧合。这是因为金融行为是经济行为的重要表现形式，对金融行为的社会学研究既是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社会学不断走向深化的标志。因此经济社会学的复兴为金融社会学研究的兴起提供了大量的理论资源，两者拥有共同的研究视角。
新经济社会学的复兴与格兰诺维特的嵌入观点和网络分析紧密相关。“经济行动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该观点被视为经济社会学的核心假设，并被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以至于国内有些经济社会学家将嵌入理论和生活网络分析视为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的核心问题与核心理论。以约翰・迈耶、保罗・迪玛吉奥、沃尔特・鲍威尔、理查德・斯科特等人为代表对组织开展的新制度主义研究，深入讨论了组织的制度化结构、组织与所处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等方面。除此之外，泽利泽和迪玛吉奥则从文化的角度批评了当代经济社会学把一切还原为社会关系和网络的“社会结构绝对主义”的倾向，他们将符号、意义结构、规范性文化等文化要素纳入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从而开创了文化的经济社会学研究路向。经济社会学的以上三种研究路径，在具体的研究中并非彼此完全独立，而是一种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交叉的关系，从而为金融行为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这种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在当代金融行为的社会学研究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卡林・诺尔・塞蒂纳和尤尔斯・布鲁格(Urs Bragger)研究了全球金融市场中大型投资银行交易员互动实践中的知识性嵌入和关系性嵌入问题。他们认为金融市场主要关注的是涉及金钱、权利、风险、债务等方面的交易行为。在全球性的金融市场中，交易员的交易活动是一种相互分离的背对背互动秩序，全球性市场交易的完成主要是通过交易员全球性的沟通和交流实现的，它具有谈话语言的全球性、谈话方式的制度性以及互动内容的经济专一性等特征。这反映了全球性金融市场是一种知识的架构，即以知识为基础的数字描述和解释着由屏幕介质表达的全球市场现实。这种现实既是价格信息持续变化的过程，又是市场细节不断被更新和解释的过程，它们受到各自地方文化、政治和社会事件的影响。因此全球金融市场活动既是一种知识嵌入，也是一种关系嵌入，即全球金融市场活动嵌入在市场参与者之间持续的信息交换关系之中。总之，这种知识嵌入既是关系性的，同时对于全球金融市场来说，又是建构性的和构成性的。
马克・米兹鲁奇(Mark S.Mizruchi)和杰拉德・戴维斯(Gerald F.Davis)借助于社会网络和新制度理论研究了在金融资本全球性大规模扩张的背景下，美国商业银行在1962－1981年间通过成立海外分行实现扩张的机制。在全球化背景下银行的海外扩张行为能够增加国家的金融资本的力量，但也带来了收入和财富从社会群体向资本控制机构大规模系统性再分配的转移。从20世纪60－80年代，美国银行由以区域和地方业务为主的小规模，发展为共有150家银行拥有国外分行的国际性产业。对此，他们认为银行走向全球化是一种由组织及其决策者所推动的组织现象。美国银行国际化的发展战略是由银行的高层管理者和来自地方产业中的显要人物组成的董事会制定的，因此当这种决策被广泛视为“合理”的行动方式时，就会通过企业问的网络扩散开来。这样借助于董事会间的关系网络，那些占据企业网络中心位置的银行会成为引导或者直接模仿其他行为主体的新行为而开办海外分行的银行。
米歇尔・阿伯蕾菲亚(Michel Y.Abolafia)将市场理解为文化的系统，结合自己对华尔街证券、股票和期货市场的人类学研究，揭示了作为经济交换的交易行为是社会性嵌入在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文化性嵌入在由规则、规范和认知脚本构成的意义系统中的。在他看来，交易过程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双向交换，交易的结果反映着社会的、文化的和经济的意义，并由它们塑造着。同时，这些因素还决定着谁与谁交易、出价和要价的协调、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商品的界定以及影响买者和卖者交易的其他条件。作为文化系统的市场，意味着不断重复的交易行为展示了一套独特的相互理解，这种相互理解既促使又制约着人们的选择行为。同时，在交易行为中产生的相互理解会被制度化，并成为市场参与者行为的依据。但市场文化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交易关系中它也不断变化并持续地再生产。
上述社会学学者对金融行为的研究，既显示了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野及其研究路径对金融现象和金融行为展开分析的可行性，又将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进一步扩展到金融领域，从而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了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相对经济社会学的其他研究领域(如市场研究、组织研究等)，社会学家对金融行为的研究稍显滞后与不足，但这只能说明它是一个尚待社会学研究者开发的知识宝藏。随着当代社会学家对该领域持续性研究的增加，在诸如股票价格形成的机制、证券市场中的羊群行为等领域已产生了一批富有挑战性和解释力的社会学观点，这些成果将为金融社会学的建构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健词]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 市场开放度 规模经济
一、引言
近年来,产业内贸易一直是贸易界的热门话题，它在两国经济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在出口的某种产品的同时又进口同类产品，它与产业间贸易有着显著的不同。产业间贸易是指一个国家专门从事某种商品或服务的生产并进行出口，用以交换它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其他商品或服务。
产业内贸易理论基于新贸易理论，换而言之，它的诞生基于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垄断竞争市场，而非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的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完全竞争市场。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统计现象的直观推断。20世纪年代中期以前，Vordoom对“比荷卢经济同盟”的集团内贸易格局变化的研究，Michaely对三十六个国家5大类商品的进出口差异指数的计算，Balassa对欧共体制成品贸易增长和Kojima对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格局的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构成了产业内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与此同时，对二战后贸易新格局所进行的大量的理论研究推进了实证性研究的进展，并为产业内贸易步入第二阶段对统计现象的理论解释，提供了基础。70年代中期，Grubel和Lloyd 《产业内贸易》一书所作的开创性、系统性的研究使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发展上升到第二阶段。随后，许多西方学者对产业内贸易现象做了大量的理论性研究，使这一理论日渐丰富。Krugman (1981) 提出的理论基于垄断竞争的情况，认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是将现代贸易理论和传统贸易理论区分开的评判标准，他认为这两个因素是影响各国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Falvey(1981)、Falvey和Kierzkowski (1985)的研究基于赫克歇尔俄林贸易理论中的假想，分析了贸易伙伴国家的要素禀赋在产业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Leamer (1988)提出市场开放度在产业内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近的关于产业内贸易的研究中，Davis (1995)的研究基于不同国家的技术发展差异，以强调要素禀赋作为比较优势的传统贸易理论作为理论基础。Harrigan(1994， 1996) 也同样强调了市场开放对贸易的贡献，以及市场开放对特定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增长做出的贡献。
基于新贸易理论和前人对产业内贸易的研究，本文将以下三个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来检验这些因素对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所造成的影响：（1）要素禀赋；（2）规模经济效应； （3）市场开放度。 下面的章节将对这三个要素建立模型并进行分析。
二、建立计量模型
1.因素的选择
（1）产业内贸易。Grubel和Lloyd(1975)创造了产业内贸易指数以衡量产业内贸易。Aquino (1978)、Tharakan (1983) 都通过Grubel和Lloyd(1975)的方法对产业内贸易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数理分析。近年来，Vona (1991) 和Cooper等人(1993) 同样印证了Grubel和Lloyd指数的正确性。因此本文同样使用Grubel和Lloyd指数进行分析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在文中以IIT表示。
（2）要素禀赋。Falvey (1981) 、Falvey和Kierzkowski (1985)，在其产业内贸易模型中都将贸易伙伴国家的要素禀赋作为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因素。Moshirian (1994b) 的实证研究显示人力资源和物理资源是一些国家在金融服务业取得比较优势的两大决定因素。Davis (1995)在对产业内贸易进行理论研究时折中了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贸易理论中的要素禀赋理论。在银行服务业这一领域，对各国比较优势和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影响最大的要素禀赋是人力资源，它反映为接受过高等教育培训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本文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将中国的教育发展程度用于评估人力资源对中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在文中以EDU表示。假设教育发展程度越高，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就越高。
（3）规模经济效应。Krugman (1981)认为在特定的某些国家中，垄断竞争条件下的规模经济效应无论对于贸易总量还是产业内贸易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Greenaway和Milner 也认为规模经济是影响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Lee (1989)， Hughes (1993) 和Somma(1991) 发现规模经济的存在对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有重大影响。在银行业领域，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有许多文献试图证明在美国的银行业中是否存在规模经济。Berger等人(1999) 的文章综述了那些试图评估银行效率，量化银行业规模经济的研究文献。他们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那些总资产高于100亿美元的银行中才存在规模经济。然而，在90年代，资产超过250亿美元的银行才体现出规模经济。本文选取中国所有银行的总资产来衡量规模经济效应对中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在文中以SCA表示。假设规模经济的存在对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增长有促进作用。
（4）市场开放度。在某些国家，由于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金融服务业的贸易壁垒已经消失了。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更促进了金融服务业的扩展，加速了金融服务业的产品多样化。尽管Leamer (1988) 和Harrigan(1994，1996)强调市场开放度是促进贸易量增加的重要因素，Hughes (1993)， Greenaway 等人(1994) 和Bernhofen (1999) 对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研究都没把市场开放度作为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因素进行考虑。虽然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度相对不高，但本文仍把市场开放度纳入考虑。本文以中国金融服务业的FDI来衡量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度。在文中以FDI表示。假设市场开放度越大，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量就越大。
2.模型的建立
本文运用Eviews3.1软件将要素禀赋、规模经济效应以及市场开放度三个影响因素与中国金融服务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从而得出结论。
本文的数据样本区间选择1997到2004年。计算产业内贸易指数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网。计算要素禀赋、规模经济效应和市场开放度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计量分析。首先，我们对要素禀赋、规模经济效应以及市场开放度三个因素与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建立模型：
IIT=eC1×EDUC2×SCAC3×FDIC4×eu
因为经济时间序列经常存在异方差，为了消除所选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所有变量取对数得：
LnIIT=C1+C2×LnEDU+C3×LnSCA +C4×LnFDI +u
其中IIT表示产业内贸易指数，EDU表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SCA表示金融服务业的规模经济效应，FDI表示金融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C1代表常数项，C2是回归系数，代表要素禀赋对我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力度，C3是回归系数，代表规模经济效应对我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力度，C4是回归系数，代表市场开放度对我国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力度；u表示干扰因素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1：
表1：中国金融服务业IIT影响因素计量分析结果
该回归方程的各变量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拟合优度达到了88%，调整后的拟合优度系数也达到了79%，且不存在相关状况。
(2)实证结果分析。对要素禀赋的统计结果如预期的具备正显著性，表明要素禀赋与中国金融服务业的IIT指数存在着正相关，而且要素禀赋对产业内贸易的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一结果是符合Falvey、Falvey、Kierzkowski以及Walter等人的研究结果的。这是因为一些金融工程或者风险投资管理都需要大量的高素质金融人才。例如为兼并、收购行为提供顾问， 房地产业顾问，公司财务管理等。风险资本融资、项目融资、房地产融资也都需要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来产出多样化的金融产品。而金融产品的高度多样化则能促进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增长。
对中国金融业规模经济效应的统计结果显示，中国金融服务业的行业内贸易的确是与规模经济相关联的。实证结果显示那些规模较大、更便于向国内外客户提供服务的大型金融机构确实获益于规模经济，与小型的金融机构相比，这些大型的金融机构在国外提供金融产品的边际成本是很低的。同时这些金融机构也提供了更多品种的金融产品，有利于金融服务业产业内贸易的增长。研究结果与Hughes 等人(2001) 的结论相一致：规模经济在金融服务业中存在，尤其是对大型金融机构而言。
对市场开放度的统计如假设的一样，具备正显著性。金融服务业市场的市场开放度越大，金融服务业的行业内贸易就越为发达。国外的研究成果均显示一个国家对国外贸易与投资的开放度越大，在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量就越大。贸易壁垒和国家限制政策都将影响金融服务业的贸易量。这与Harrigan (1994， 1996) 的研究结果一致：市场开放度将增加贸易量，因此也会增加产业内贸易量。
三、总结
本文基于Helpman (1981) 、Markusen和Venables(1998，2000)及其他众人发展的现代贸易理论，对影响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的假设，并建立了模型对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进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要素禀赋、金融服务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度都促进了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增长。
由此可以看出，为了促进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增长，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1)提高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度，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以此促进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我国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都大大提升了中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充分利用我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日益兴旺的经济贸易，加快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与相互交流，有助于提高我国金融服务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2)提高产业集中度，实现规模化经营，由此发挥金融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严格规范市场准入条件，对外资向我国金融行业的进入做出相应的规定；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对国内的金融服务业进行合理保护；规范扰乱金融服务业市场秩序的行为，培育有利于规模经济发展的市场结构。(3)重视教育事业对金融服务业的影响，重视对金融专业人才的教育培养。为金融服务业提供急需的高素质金融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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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金融学；行为金融学；演化博弈论；投资者行为
一、传统金融学框架下投资者行为的研究
对投资者行为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是由凯恩斯从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更迭中所表现出的心理因素来解释投资者行为，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把影响证券资产价格的决定因素归因为投资大众的未来动向和预期心理，与证券资产的真实价值无关，这种研究投资者行为及其对证券资产价格影响的理论过于抽象和简单，只是描述了投资者在投资决策中的一种心理预期，没有研究投资者最优决策行为以及对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和收益的度量。因此，凯恩斯的理论对投资者行为研究只是起步阶段。现代主流金融学以经济学完全理假设为方法论基础，现代金融学的诸多理论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理性假设下投资决策过程被抽象为理性投资者追求主观预期效用最大化，投资者根据所有获得的信息有能力为证券定价。在不确定条件下，他们的主观概率是无偏差地分析投资的最优组合，并得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范式，这构成了现资行为分析的主流。在理性经济行为假设的基础之上，Alchian（1951）和Friedman（1965）的理论中最早蕴含了证券市场中投资者行为的演化思想，他们认为市场中只有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才能长期生存下去，Figlewski（1979）指出非理易者可能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会失去自己的财富，但他强调，从长远来看，那些选择非理性投资策略的交易者终究会退出市场。传统金融学框架下有关证券市场以及投资行为的经典学说是“有效市场假说”、证券投资组合理论以及各式的资产定价理论，Fame（1965，1970）发展出现代金融学的基础理论“有效市场假说”（EMH），有效市场假说认为理性投资者的套利行为最终会使非理性投资者从金融市场中消失，“有效市场假说”发展的同时期，Markowitz（1952）提出了投资者的最优资产组合理论（MAP），他创立了“均值/方差”分析框架来分析投资者的行为模式，对单个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进行了规范性的描述。其后，传统金融学框架体系不断趋于完善，在传统金融学框架体系下的投资者行为研究也趋于完善，Sharp（1964）、litner（1965）、Mossin（1966）等人将有效市场假说和Markowitz的资产组合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一般均衡框架中的理性预期为基础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式（CPAM），这是对单个投资人最优投资带来的市场均衡的研究，资产组合理论解释了投资多样化可以降低投资风险，而CAPM解释了投资者如何在市场中行动，从而使其成为有关投资者行为模型的标准范式。可以看出传统金融学在研究投资者行为的时候要么完全忽视非理易者的作用，要么将非理易者视为外生因素，排斥在理论框架之外，最终对市场结果不会产生实质的影响。这个时候的投资决策行为是一种“黑箱”体现，其理论存在以下两个主要缺陷：首先是理性人假设的不合理性。传统主流金融学理论中的“理性人”假设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市场的各参与主体在进行决策时都以实现期望效用最大为准则；二是市场的各参与主体都能够根据他们所得到的信息，对市场的未来作出无偏估计，然而在现实的金融活动中，并不是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能严格满足“理性人”的假设条件。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的实际投资决策并非如此，在证券市场中的“羊群行为”等就是最好的例证。其次是市场竞争并非完全有效，资产价格也不是完全由理性投资者决定的。Delong，Shleifer等人（1990（a），（b））研究表明只有满足诸如人们知道何时能够知道资产的真实价值，没有那么多不理性的投资者以及在长时间内可以无成本卖空等条件，市场才能完全由理性投资者主宰。但是，在实际中这些条件并不能得到满足：人们并不知道何时能够知道证券的真实价值；人们不能长时间无成本卖空；投资者的投资期间能否持续到其了解该证券的真实价值是不确定的，证券市场上从事卖空活动的不一定都是理性投资者。
二、行为金融学框架下投资者行为的研究
基于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对传统金融学的理性假设提出了挑战，Kahneman and Tversky（1979）研究发现，人们对待获利和损失的态度不对称，更厌恶损失，人们还有诸多“行为特征”影响其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特别是有关噪音交易理论以及投资者心态模型的提出。噪音交易行为研究方面，Shiller（1984）、Kyle（1985）、Black（1986）、Campbell and Kyle（1993）等学者在传统金融市场分析基础之上，讨论了证券市场在有噪音交易者存在的情况下，金融资产定价的问题。De Long，Shleifer，Summers and Waldmann（1990）对使得股票收益偏离基本面的噪音交易者在证券市场中不能长期生存提出了质疑，基于此，De Long，Shleifer，Summers and Waldmann（1990）通过构建一个噪音交易者对不同收益有错误期望的资产组合配置模型，说明噪音交易者可以在证券市场中长期存在。Hirshleifer and Guo（2001）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交易者相比理易者，更容易发现由资产的流动性或者噪音交易者所引起的价格偏离，从而使其成为有噪音交易者和理易者参与的证券市场长期演化均衡的重要组成部分。Hirshleifer，Subrahmanyamb and Titman（2004）认为非理易者的参与使得市场价格会系统的偏离其基本价值，从而先行一步的非理易者采用正反馈策略可能获得超额收益，赵鹏举和刘玉敏（2008，2009）的研究得出相似的结论。投资者心态模型研究方面，Barberis，shleifer and Vishny(1998)建立BSV模型将两种决策偏差纳入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中，一种是保守主义，即相对于过去的信息而言，投资者具有低估新信息的倾向，从而投资者不能及时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正投资预测，导致过度反应。另一种是代表性偏差，即投资者按照小数法则行事，以小样本的性质来判断总体样本的性质，从而过分重视近期数据的变化而忽视总体历史数据情况，导致反应不足。BSV模型从该两种决策偏差入手，建立模型对投资者的决策如何对市场产生影响，而导致金融市场价格偏离有效市场假说进行研究。Daniel，Hirshleifer and Subrahmanyam（2001）从信息的角度建立和发展了描述投资者行为的模型，简称DHS模型。DHS模型着重考虑投资者在阐释私有信息而不是公开信息时存在的偏差，该偏差主要有过度自信和自我归因偏差。Hong and stein（1999）提出了考虑不同交易者作用机制的模型，简称HS模型。在HS模型中，两个由有限理性的投资者组成的群体进行相互作用，在此有限理性是指投资者只能处理全部可得信息的子集，模型假设私有信息在“消息观察者”中的扩散是缓慢的，也即具有反应不足的倾向，从而在股价上产生动量，此时“动量交易者”察觉到了动量，进而进行交易套利，将价格推向极至。
显然，以上研究都表明，金融市场并不能消除非理易者，非理易者可以在证券市场中长期存在，并且是影响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力量，很多研究中都开始将非理易者视为金融市场中内生的一部分，开始打开投资决策的“黑箱”，从投资者的情绪和心理等各种认知因素入手来研究投资者行为。传统金融学理论基石开始动摇，理性人的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三、投资者行为的演化博弈研究
演化博弈论将达尔文“优胜劣汰”的生物进化论、经典博弈理论以及心理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从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参与人群体出发，跨越了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与有限理性的“社会人”的鸿沟，实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革命性的突破。与传统均衡分析法相比，演化博弈理论动态分析方法运用系统论的观点，把行为互动性、因素互动性及时间因素纳入到模型之中。演化金融学为证券投资者的行为以及证券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中的长期行为过程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方法，金融学中的进化思想原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Friedman（1965）等人关于市场最终选择淘汰非理性参与者而理性参与者得以在市场中长期存在的理论。然而标准的进化金融理论研究始于Blume and Easley(1992)有关金融市场进化稳定的研究，在Blume and Easley之前，几乎所有金融理论可以归结为一个求解单个投资者的投资优化问题，包括行为金融学对投资者行为的研究也是在传统金融学的基础之上，在相关的研究中加入行为和认知的因素进而求解单个投资者的投资优化问题，可以说行为金融学是对传统金融学的“扬弃”。而Blume and Easley（1992）首次提出了关于不同投资策略相互作用的金融模型，运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和数理分析，Evstigneev，Hee and Scheng-Hoppe（2006）沿袭了Blume and Easley的思想，研究了离散时间模型的金融市场进化问题，证明了在股票价格与未来股息收益贴现值的数学期望相等时，证券市场能够稳定进化到理想状态，在此基础之上，杨绍军和秦国文（2006）发展出连续时间的金融市场进化模型。Bruno and Raphael（2002）通过构造一个由理性卖出者、理性买入者、非理性卖出者和非理性买入者参与的演化博弈模型，得出证券市场的长期演化存在两个动态均衡：一个是理性卖出者和非理性买入者共存，另一个是非理性卖出者和理性买入者共存，并同时指出，非理易者的长期存在不利于社会福利。陈很荣、吴冲锋（2001）基于噪声交易理论，研究了经典博弈论中的单阶段静态博弈模型以及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中的声誉模型，分别对我国金融市场中噪声交易商与理易商的投机对策行为进行了研究。孟卫东和王永平（2006）基于噪音交易者模型和复制子动态方程构造证券投资者交易行为的进化博弈，得出结论：投资者交易行为的演化存在多重均衡的特征，且其演化的路径选择和均衡与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和证券市场的初始环境密切相关，并受到投资者对风险资产收益的不合理预期、噪声交易风险、基本面风险、理易成本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四、研究展望
国内对演化博弈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应用基本都用的是Maynard smith nad Price(1973)所提出的复制子动态方程，包括对投资者行为的研究。复制子动态是演化博弈论最早可以付诸于经济研究应用的具体方法，方法本身有诸多不足，是连续性的动态博弈，而现实中金融问题更多的表现为随机不确定的过程，进一步将演化博弈论与计算机仿真学方法相结合、相互印证，将会使得相关研究更加贴近实际，更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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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鹏举，刘玉敏．证券市场正反馈交易与收益自相关[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8（9）：535～5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