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对外汉语 跨文化 交际
一、对外汉语教学概述
对外汉语教学即就外国人展开汉语授课。普遍觉得它涵盖对母语非汉语的外籍国人实施的汉语授课。假若在学术中准确的表明这个科目的实质即特点，就得是“汉语当成第二语言讲授”。这个称号意思不但是在我国展开的对外国人的汉语授课教学，也就是对外汉语教学，还可意为全球的汉语教学，并且还涵盖和它的特点基本相似的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
文化的情况很繁琐。文化可被划分成不同的规范与成果。例如在特点上，可划分成精神与物质两方面。在级别上，可划分为工具，体制与内心几方面。在属性上，可划分成宗教，品质，风气，建筑等几方面。然而，在对外汉语授课的领域可知，将文化划分成交际文化与知识文化相对适宜一些。交际文化，基本意思是不同知识涵养的人在交际过程中，直接干扰交际且极易造成误会与矛盾的语言及非语言文化。语言交际文化关键是说深藏在语音、词汇、语句里的文化原因。比方说描述色情，汉语经常用黄色，日语波兰语经常用粉红色，英语经常用蓝色。例如一些时候留学生可能询问我国是否允许观看蓝。英文将色情视频成为bluefilm和blue movie。但英文里的yellow paper和yellow journalism，大多说的是恣意浮夸的报纸及刊物，yellow book说的事政府通告，而不是我国语言所说的“黄色刊物”。留学生不明白不同的色彩在不一样的过度代表的意义的差异，将英文里的blue movie一成不变的放到汉语中。还有就是，和一些没有深交的人沟通时，我们国家大多会询问，在哪里上班？今年多大了？有男（女）朋友了吗？家人身体状况如何？没有深度学习掌握汉文化的外国人十分不易理解，会觉得询问者想要参与自己的私生活。而本质上不少中国人不是要参与其他人自己的事，而仅仅是为了寻找主题让交流更融洽，就好比西方人碰头时聊一聊天气情况。非语言交际文化审计领域更宽。比如很多民族全都用点头代表认可，摇头代表不赞同。而在保加利亚人们却用摇头代表认可，点头代表不认可。借助行为举止展开交际即是非语言交际文化。
交际过程中的远近关系通常由于民族差异存在差别。美国人、德国人交流过程中离得很远；拉丁美洲人与意大利人交流时离得很近。与通常进行紧密流的人交际时，太疏远可能会显得不在意交谈者。相反与适合远距离交流的人交际，太靠近可能会显得有侵略感。交流过程中的眼神也算是非语言交际文化领域。美国黑人沟通过程中大多躲闪双方的目光；假若一直与对方目光对视代表着遭遇侵略。但美国白人沟通过程中却不断寻找双方的目光，假若感觉他人没有和自己目光对视，意为他人不在意自己所说的话题或在躲闪自己。所以，美国黑人与白人沟通过程中会发生不少误会和矛盾。而我国人民沟通过程中的目光在美国白人与黑人中间。
知识文化，关键在于知识底蕴有差异的人在交际过程中，简介干扰品汇交际的、很难存在有矛盾的文化知识。比如我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我国陶瓷、丝绸成长进步历程，我国宗教的兴起与发展等。刚接触汉语的人，不明白那么多同样能和汉人发生平日的交际。不同民族文化底蕴，其他民族人们借助第一语言也可掌握。假若非本族人不了解该本族语，本族人也不了解外族语，彼此就不能交际。而外族人若学会了本族语里的词汇、语句，和本族人交流文化时就不会由于知识底蕴等的差异发生误会和矛盾。
进行对外汉语授课时需将交际文化授课放首位，知识文化授课其次。是由于对外汉语授课宗旨是使留学生加速学会目的语及有关知识，借助目的语交际。例如就低水准留学生而言需重视交际文化讲授，例如目前时兴的打招呼形式，展开不同平日交际的风气等。着重讲解我国历法与廿四节气，无法从根本上增强其交际本领。
中高级层次，交际文化授课依旧很关键。仅仅是展示方式与初级层次有差异。好比禁忌语，隐喻，歇后语等均富含深层的知识底蕴，突出了汉人的深度的内在组成，是中高级交际文化授课的关键。例如把“死”说成“走了”；将“被捕入狱”说成“进去了”。不掌握那么多就不能和中国人展开深度交际。
三、Y语
关键词：汉代民间舞蹈；汉代宫廷乐舞
中图分类号：J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1-0161-01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由周王朝建立的区分等级的礼乐制度，把社会各阶层分为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由宗教祭祀乐舞、宫廷乐舞所构成的属于上层文化；下层文化又称俗乐文化，俗乐在汉代摆脱周王朝制定的先王礼乐而形成的文化偏见，在汉王朝获得较为自由的发展。自汉王朝以后，不管是上层文化的雅乐还是下层文化的俗乐，在中国舞蹈发展的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下层社会的俗乐自汉王朝以后的发展更为卓越。汉王朝的乐舞，正是在这种雅俗相互交融的背景下发展成为汉代独具特色的艺术。
一、汉代乐府机构
（一）乐府的建立
汉代是继秦王朝之后出现的封建王朝，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历史时期。公元前221年，西汉建立，统治者在全国实行一系列措施，社会生活秩序完善，人民对乐舞的需求日益增多。西汉初期统治者设立的乐舞机构主要分为奉常的太乐、少府的乐府。奉常的太乐主管汉王朝宗教祭祀的雅乐；少府的乐府主要收集民间乐舞，经过重新的编排、整理形成供统治阶级欣赏娱乐的乐舞。
（二）乐府的兴盛
汉代被历史学家分为西汉和东汉，在此期间先后经过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等帝王统治。汉代乐府的建立是在汉高祖时设立的，当时，战时刚息、百费待兴，统治者把稳定封建经济秩序、发展社会生产为重心，对乐舞的发展不是很关注，只是在重要的典礼中使用乐舞。随着社会的稳定、生活的富裕、国家的强大，乐舞活动普遍兴盛，乐府机构逐渐扩大。在武帝时期，在乐府的发展上主要表现为：其一，扩建乐府编制：汉初时，统治者主要加强封建统治建设，对乐舞的发展关注极少，只有在重大典礼中运用乐舞，到武帝时，乐府设立在长安西郊专供帝王游乐的上林苑里。其二，增加乐工：汉初乐府的编制，只设令、丞各一人。武帝时期，乐府的编制已定为“乐府三丞”，同时曾加乐工。到汉武帝时，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生活日益富裕，人民对乐舞的需求更大，乐府的职责逐渐扩大。
二、乐府的活动内容
1.主要采集、汇集民间标志性音乐、诗歌，创造、改编音乐、诗歌，创造具有欣赏价值极高的乐舞，组织乐妓进行表演。乐府在收集民间音乐、诗歌时，把各地的民间乐歌汇集到乐府后，由乐府的夜诵员在夜晚朗诵这些民间诗歌。
乐府在收集各地民间乐歌时，范围之广。从乐府收集民歌的范围看，民歌的收集范围大概东到黄河，西至西域，南至长江以南，北至匈奴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
2.用乐府俗乐配祭郊祀以致宗庙的礼仪。汉王朝的雅乐体系是继承周王朝的先王之乐即《六舞》，用其作为汉代的宗教祭祀乐舞。周代的《六舞》是先代流传下来的古乐舞，上古乐舞由于战事离乱、时代久远，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随着汉王朝经济的迅速发展，原有的宗教祭祀乐舞不能适应当时政治需要，当时统治者极重视宗教祭祀的雅乐，宗教祭祀已成为封建王朝的重要活动。从上可以看出统治者改编、扩大乐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雅乐的俗乐化。
3.促进中外乐舞交流。汉王朝地处中原地区，政治稳定、军事实力强大，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融洽。汉王朝统治期间，周边少数民族传入优秀的百戏作品到中原地区，乐府吸收周边少数民族乐舞精化，进行吸收、改编，融入到中原乐舞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乐舞的发展和提高。周边少数民族舞者学习中原优秀乐舞，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推广，促进周边少数民族了解汉代中原传统文化。乐府在中外乐舞交流中，促进了汉代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
综上所述，汉代中原地区是汉王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心，是周边少数民族与汉代中原乐舞交流中心，是汉代整体乐舞迅速发展的集中地，也是汉代民间乐舞优秀作品的集中地，这些促使汉代中原民间舞蹈的繁荣发展，乐府对中原民间舞蹈的加工、整理，使汉代的宫廷乐舞高度发展。
汉代乐舞热潮现象是由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人文的以及音乐自身发展规律等综合因素所造成的。探析其现象及原因，可以给我们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以有益的启示。同时汉代乐舞是秦汉以来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的产物。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想象力和巨大创造力。它的发展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而广泛的社会交流是音乐文化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王克芬.中国舞蹈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关键词】现代汉语;语法分析;规范化
汉语是我国汉民族文化交流的共同语言标识与传承载体,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文本资源,现代汉语的学习是提高国人人文素养,完善人格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人际关系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国内语言学界对现代汉语语法的阐释,有了更新的深入。加强现代汉语语法知识特点探究,提高现代汉语语法表达的规范化水平,是当前民族文化语言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本文结合自身多年来对现代汉语语言知识的研究学习,针对现代汉语语法的表现形式、结构特点进行了阐述分析。
一现代汉语语法的规范化:
现代汉语的语法应用有明确的规范形式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语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特征为语法规范,这是现代汉语语法规范的总原则。
1现代汉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语音是语言的信息交流载体,我国各民族文化在聚化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化语言体系,有着不同的语音表现,现代社会的交流趋向迫切需要明确的标准语音,
2 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汉语各大方言中,北方方言分布最广,使用人数最多,在各方言中影响最大,现代汉民族的共通性语言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
3 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典范的白话文指的是在语法上有示范作用、在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书面语言。现代的文学科普著作、政治文件,都是典范语法的白话文著作。
二现代汉语语法的特殊性
现代汉语的语法应用没有过分严格的固定程序,不依赖于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通常借助语序及虚词等语法手段来表现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现代汉语在语法语序类型上归属SVO型语言,具有以下特殊征象:
1绝大多数SVO型语言的关系从句都处于名词核心的后面,唯有现代汉语处在名词核心的前边。2绝大多数SVO型语言的比较句,其比较基准老是处在动词的后面,唯有现代汉语比较句的比较基准处在谓语的前边。3绝大多数SVO型语言的介词短语老是处在动词的后面,唯有现代汉语的介词短语几乎都处在动词的前边。4绝大多数SVO型语言倾向于使用前置介词,但是现代汉语的前置词和后置词可以同时使用,且后置词重要于前置词。5 现代汉语的关系连词除了少数毗连单词的独自使用外,大多数情况下毗连分句的连词都是成对应用的。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语言类型来说,现代汉语缺乏词类标志和词形变化,这使现代汉语呈现出一系列的特点:
1语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
2 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具有一致性。
3 现代汉语词汇具有多功能性,词语组合受语义、语境的制约,量词、语气词十分丰富。
三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范式
句子是现代汉语的语言运用单位,是由词或词组构成的,具有一定语调并表达一个完整意思。根据用途和语气,现代汉语句子可以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句子的基本构成成分是:主语、谓语、宾语,辅助成分是:定语、状语、补语。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形式一般为以下几种:
1现代汉语中的常式句型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它是现代汉语语法表现的一般表达形式。2现代汉语的句子成分一般按照“主语+谓语+宾语”的依次排列,定语在名词的前边,状语在动词、形容词的前边,补语在谓语的后面,这是现代汉语的一般语法结构范式。3在现代汉语的语法应用中,通常用到“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的表现形式,这是现代汉语的双宾语句结构范式。4现代汉语的“时序性原则”组合范式:现代汉语中,若干谓语的排列挨次遵照时间先后的原则。5现代汉语的音缀重组法则在很多情况下会影响语法结构的范式。词素节奏成为现代汉语中十分重要的构成机制,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语法格局。
此外,现代汉语中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句式,例如所谓的把字句、兼语句、被动句等。现代汉语富厚的量词、语气词也是语法上较为常见的表现形式。
四现代汉语语法的表现手段
现代汉语的词汇缺少形态变化,因而句子中词语的语法意义,句子成分间的语法关系,不可能通过词形变化表示出来。汉语中最为普遍的语法手段是:语序、虚词。语序或虚词的变化,往往导致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的变化,词组或句子所表达的意思自然也就随之变化。
1语序:
语序作为最重要的语法手段,它是用来表示“主谓关系”、“偏正关系”、“动宾关系”等。语序不同,不仅语法意义不同,命题意义也不不异。语序作为最重要的语法手段,在一定条件下又表现出矫捷性。这些条件主要是:话题化、附着义的存在句、数目分配句。一般来说,在语序的矫捷性方面,说话人选择啥子样的语序,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对语用意义的表达,由语用意义选择此中的某一语序。
2虚词:
虚词作为现代汉语重要的语法手段主要包括:助词、介词、连词、副词等。
(1)助词是表示附加关系或时态等语法意义的虚词。包括:结构助词,语气助词等,语言助词不同,表示的语法意义也往往不同。 (2)介词又称前置词,在汉语中是用来表示名词和动词之间的各种角色关系,介词的语法作用是表示时间,处所,方式,对象等语法意义。(3)连词是一种起到连接词与词,短语与短语以及句与句连贯性的虚词。连词可以分为并列、转折、选择和因果等类型。(4)副词是用来修饰说明动作性质或状态特征的虚词。副词的主要语法功能是作状语,可以使语言的描述更具体、更全面、更生动。
3黏着性动词的结尾、重叠形式、重音形式等形态性手段也在现代汉语语法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例如现代汉语中表示时体意义的“着、了、过”,使用不同的词的结尾,意义完全不同。
结束语
总之,随着现代社会文化交流领域的拓展,现代汉语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信息标识,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媒介。新形势下,正确认知现代汉语的语法功能特征,提升国人的整体汉语文化素质,有利于我国现代语言工作的研究,有利于我国民族文化的发掘与传承。
参考文献
[1]《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吕叔湘.商务印书馆.1997
关键词：日源外来词 文化交流 汉语
一、引言
语言是动态发展的产物，是社会现象的一种，它随着社会的产生而形成，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汉语作为人类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上词汇量最丰富的语言之一，除了本民族不断创造衍生的词汇之外，还大量吸收了外来词汇，其中影响最深的莫过于日源外来词。
史有为（2000）认为，汉语中的外来词指的是“词义源自外族语中某词的前提下，语音形式上全部或部分借自相对应的该外族语词，并在不同程度上汉化了的汉语词；严格地说还应具备在汉语中使用较长时期的条件，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外来词”。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在文化交流过程中，自然会出现语言词汇相互流通、借用的现象，日源外来词正是由此产生。
我国对日源外来词的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初期。彭文祖（1915）在其专著《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中已经涉及到了对日源外来词的研究，但是他较为反感日源外来词，从文字输出到输入，认为这是汉民族之耻。余又荪在20世纪30年代，陆续发表了《日文之康德哲学译著》（1934）、《西周之生涯与思想》（1934）、《日译学术名词沿革》（1935）等论文，重点讨论了人文科学用语以及翻译上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由于文字改革的出现，这一时期的研究集中在探讨日源外来词的词源、构成、数量等方面。例如，王力达的《现代汉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1958）、张应德的《现代汉语中能有这么多日语借词》（1959）。80年代以后，中国再掀学习日语的热潮，学界也再度兴起对日源外来词的研究，研究方向全面开花。有的探讨了日源外来词的历史与发展，例如：郭伏良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研究》（2000）、沈国威的《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2010）；有的从语言学、认知学角度探讨了日源外来词，如：吴未未的《和制外来语形态的认知图式理据》（2007）、王婷的硕士论文《现代汉语中的日源外来语的认知研究――以改革开放后的新词为中心》（2015）等；有的通过研究日源外来语来分析中日两国的社会、文化，如：《试析吸收日源外来词的社会文化心理》（2011）、《动漫文化中的日源外来词研究》（2014）等。
在日本，以铃木修次、荒川清秀等学者为代表，围绕中日文化交流来分析日源外来词，如铃木修次撰写的《日本汉语与中国（汉字文化圈的近代化）》（1981）以及荒川清秀的《近代日中学术英语的形成与传播――以地理学用语为中心》（1997）都详细介绍了相关的日源外来词。山田孝雄的《国语中的汉语研究》（1940）、宫岛达夫的《近代语言汇的形式》（1967）等是研究近代汉语中日源外来词的代表作。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根据日源外来词各时间段的使用状况，分析现象产生的原因，探讨日源外来词与汉语之间的关系，重点讨论日源外来词对汉语的影响以及汉语对日源外来词的改造。
二、日源外来词在汉语中的使用状况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密切，按照时间划分，语言交流大致可分为古代、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以及改革开放以后这三个时期。这里所说的古代，主要是指东汉到清代这段时间，中日词汇交流的模式主要是中文对日文的输出，但也有部分日源外来语传入中国，主要是人名、国名、地名、官名等专门词汇，如：卑弥呼、邪马国、大和、天皇等。这一时期的日源外来词由于较少涉及文化、生活等方面，所以较少用于日常交流，一般只出现在书籍中。
日源外来词大量流入中国主要是后面两个时期――中日甲午战争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以及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至今。
中日甲午战争（1894）至“五四”新文化运动（1919）前后这短短的二十多年间，日源外来语的数量与规模可谓空前绝后。笔者整理发现，这期间的日源外来语主要分布在科学技术、政治、文化、医学等领域。变压器、电子、法律、工业、革命、公民、共和、国际、化妆品、幻想曲、讲师、教育、基督教、流行病、临床等词汇都是在这期间流入中国，并被广泛使用的。
改革开放之后，日源外来词成为继英语外来词之后的第二大外来词，与前期不同，这期间的日源外来词在数量上有了明显的减少，类型也发生了变化。更多涉及的是文化、生活领域，如：便签、空调、写真、症候群、宅急送、铁板烧、新干线、艺人等。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日源外来词的类型更是呈现年轻化、网络化两大特征，“干物女、宅男、宅女、萝莉、壁咚”等网络用语开始流行。
三、日源外来词进入汉语的原因
日源外来词进入汉语的原因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政治上的开放
日源外来词大量涌入中国的两个时期――中日甲午战争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以及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至今，都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
日本经历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国力迅速增强，并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曾经的“良师”中国，这大大刺激了我国的文人志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主张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梁启超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杂志，鼓励“我国人之有志学者，盖亦学日本文哉”。在其著作《饮冰室合集》中大量引用日源外来语，这极大地推动了日语翻译事业与日源外来词的发展。正是因为这一特殊的文化背景，这一时期的日源外来词类型更多偏向科学技术、政治、医学等领域。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趋密切，这为语言交流创造了有利的背景，日语词汇大量涌入国内，并受汉语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汉语中的日源外来词，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词汇。
（二）文化上的认同
日源外来词能大量、快速融入汉语，原因在于中日两国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日语文字主要分为汉字、平假名与片假名。日语中除了日本创造的极少的“国字”之外，全部都是中国文化输出的汉字。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这为日源外来词的流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语可以直接借形日语词汇，这为国人对外来词的理解提供了便利，加速了日源外来词的发展。
（三）多媒体技术的推动影响
进入21世纪之后，科学技术日益进步，多媒体技术不断更新，特别是得益于电脑、手机的普及，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语言交流呈现多元化现象，日语词汇通过网络大量涌入中国，成为网络用语后逐渐普及并迅速演变为日常用语。
政治上的开放为文化的交流奠定了基础，而文化上的认同是源泉。正因为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日语词汇才能直截了当、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中国，而多媒体技术则是加速器，极大地推动了日语词汇的流入。三点相辅相成，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仍会有大量日源外来词出现、产生。
四、日源外来词对汉语的影响
日源外来词丰富了汉语词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日源外来词的流入促使新概念、新事物的传入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极力主张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文化，这期间大量翻译了西方著作，产生了一批新词汇或者是附有新意义的词汇，这些词汇很快被当时的华人留学生以及主张革命的文人志士大量引入国内，冲击着国人的固有思维。例如，日本创造的“神经、血管、感冒”等医学类词汇，在这期间不断流入国内，推动了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而“卡拉OK”等日源外来语对新事物在中国的流行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二）日源外来词的流入丰富了汉语的表达形式
“××控”是日语“―コン（con）”的音译。日语中的“コン”是英语“complex”的省略形式，多指对某物有着强烈的情感。“××控”作为日源外来词，在汉语中更多偏向强烈喜欢某物之义。例如“小说控”特指日常生活中喜欢阅读小说的这类行为或者是特指经常实施这个行为的人群；“技术控”多指追求上进、钻研技术的行为或者人群。而如“宅”一词，原在汉语词典中多解释为“住宅；住所”，但是作为日源外来词的“宅”无论在词性还是词义表达上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宅”可以构成名词“宅男”“宅女”，多理解为常年蜗居家中较少出门的这类人或现象；与程度副词搭配也可以衍生理解为形容词，“很宅”形容不常出门；另外还可以理解为动词，“宅在家中”“宅寝室”都指呆在某个地方。
（三）日源外来词的流入扩充了同义词
日源外来词的流入除了在上述两个方面扩大词汇量之外，还扩充了同义词。例如：放送（播放）、达人（能人）、素人（普通人）等。
五、汉语对日源外来词的改造
日源外来词在影响汉语之时，同样也受汉语的影响，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一）字音字形上的变化
现在日语广告宣传、产品介绍中出现了“の（no）”这一日文假名，但是读音却不是遵照日语音读作“no”，而是根据其词义，发音为“的”或“之”，如“鲜の每日C”中的“の”读为“的”，而“海の味”中的“の”则读为“之”。前文中的“―コン（con）”也是类似情况。汉语中并未直接借用日文假名，而是通过词义解释为“控”，被某物所控制，其实就是指喜爱、沉溺于该事物，词义的变化更方便国人理解这一词汇。
（二）词义上的变化
日源外来词在融入汉语之时，部分词汇在词义上也发生了变化。有的词汇词义范围会缩小，例如“料理”一词。“料理”，最先是中文词汇，进入日本后发生词义改变。①料理。烹调、烹饪；菜肴、饭菜。将材料切齐、调味、再经烹烤等制成食物，亦指如此制成的食物。②料理。指很好地处理事务。而作为日源外来词的“料理”则不是简单烹调的食物，而是偏向精致、高贵的菜肴，如“日本料理”“法国料理”等。“写真”也和“料理”一样，原是汉语词汇，本义为画人物的肖像，是中国肖像画的传统名称，由于描绘人像时要求形神兼备，所以称为“写真”。“写真”输入日本之后，在日语中主要指“照相、摄影；照片、相片”。后来，作为日源外来语，反输入至中国后则更多用作“艺术摄影”的别称，词义范围明显缩小。
当然，也有词义范围扩大的情况。例如“空手道”一词，原指日本的一种传统武术，但在进入汉语后产生了不同词义。“空手”在汉语中多有“不劳而获、空手得来”之义，而“道”则释义为“方法”，所以组合在一起后，这一日源外来语发生了词义变化，可以指欺骗行为。“目前房地产纠纷案件此起彼伏，其中绝大部分正是由于开发商的‘空手道’行为所引起的。”这一例句中的“空手道”就是指房地产商的欺骗行径。
（三）构词能力上的变化
构词能力的变化主要出现在词缀上，如“××化”。作为日源外来语，“××化”是指变化或变为某种事物、状态，如“气化”“液化”“现代化”“民主化”等。进入中国之后，“化”与各种名词结合，产生了新的词汇，如“绿化”“泡沫化”等。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造词能力上的变化更为显著。“壁咚”源于日本流行语“壁ドン（kabedon）”，指的是“男性把女性逼到墙边，单手或者靠在墙上发出‘咚’的一声，让其完全无处可逃的动作”，是恋人之间的浪漫行为。由于互联网的传播，这一词汇逐渐流入国内，并在中国年轻人中迅速流行起来。而词根“咚”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胸咚”“床咚”“草咚”等词汇，这些词汇并不是完全借形于日语，而是国人新造的网络用语。
六、结语
汉语中日源外来词并不是被动、强制的人为造词，它的出现实际上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产物。依托政治上的开放、文化上的同源以及技术上的革新，日源外来词不断出现。而来源于文化交流、碰撞的日源外来词在丰富汉语词汇的同时，也反作用于中日文化交流，强力促进了中日两国的交流，尤其有助于中国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与学习。而移根于中国社会的日源外来词，在汉语环境、使用习惯等文化土壤的滋养下，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产生了汉语中独特的日源外来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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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伏良.从人民网日本版看当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J].汉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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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运博.流入到近代中国的日语借词――梁启超作品中的日语借
【关键词】会展经济 硬件建设
武汉是华中地区的特大经济中心,发展会展经济具有比较优势。武汉展馆建设较早,历史上曾和北京、上海、广州并为全国四大展览中心,然而现在北京、上海、广州会展业远远超过了武汉。近年来,南京、深圳、沈阳、大连等城市会展业后来居上,眼下武汉周边的郑州、长沙等地竞相发展会展业,形势咄咄逼人。武汉会展相关收入较好的2004年也仅有1.5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千分之一。会展经济是拉动性很强的产业,投资具有极大乘数效应,武汉市人民政府已经认识到会展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了加快会展经济的发展,武政[2004]10号文发出了《关于加快武汉会展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05年12月武汉市“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不失时机发展现代服务业。按照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方向,巩固发展商贸会展、金融和房地产三大主导产业……”,2009年6月,占地46万平方米的武汉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动工修建。鉴于此,本文拟在分析武汉发展会展经济优势的基础上对其硬件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进行探讨。
一、武汉发展会展经济的优势
1、武汉具有发展会展经济的区位优势
武汉处于全国经济地理中心,距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西安等均在1000―1200公里左右,列车可实现朝发夕至,这一居中区位,对于武汉经济中心的形成、城市的辐射力和吸引力的扩大有着深刻的影响,对武汉会展业的发展也提供了不可比拟的区位优势。
2、武汉具有发展会展经济的科技优势
武汉市科技教育发达,拥有数量居全国第三的高等院校,科教实力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位,光纤光缆、通讯、生物医药、激光、计算机软件、新材料、水产等领域的研究领先全国,每年众多的国际、国内科技会议在武汉召开。科技力量的强大,既为武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依托,又为武汉会展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撑。
3、武汉具有发展会展经济的工业优势
会展经济的发展要以一定产业为依托,产业有优势,有亮点,就会发生晶核效应。参展商仰慕你,学习你,依托你,才能形成扎堆效应,展会观众才会认同你,纷至沓来。武汉工业基础雄厚,是我国六大综合性工业基地。武汉市着力发展的六大产业:钢、车、机、烟、酒、药等都有雄厚的产业基础。这是中部其他城市难以望其项背的。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开发区,“中国光谷”正在这里建设,中国武汉“光博会”因此而成长壮大。
4、武汉具有发展会展经济的商业优势
武汉是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商业流通中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资金流通总额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商业发达。武汉也是中国加入WTO商业零售业最先放开的城市之一。在全国百家大商场中,武汉占了10家,在前10位的超大商场中武汉有2家。会展因商而聚,商业与会展相得益彰。
5、武汉具有发展会展经济的城市魅力和文化优势
武汉市依山傍水,滨江滨湖,两江交汇,三镇鼎立,具有独特的城市魅力。盘龙文化、知音文化、楚文化、首义文化、抗战文化、领袖文化,这些都深深地吸引四海宾朋,八方来客,让他们既参加会展,又领略到武汉城市魅力和丰富的文化遗存。做到“进得来,留得住”,放大会展效应。
6、武汉具有发展会展经济较完善的服务功能设施
会展经济的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需要服务、交通、旅游、餐饮等相关产业为其提供便利,2008年武汉市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市总生产总值50.8%,显示了其第三产业的发展实力。据统计,武汉市共有星级宾馆、酒店上百家,其中饮食业规模在全国首屈一指,各种小吃闻名全国,各种美食兼容并蓄,这些较完善的城市服务功能为会展经济提供了便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武汉发展会展经济在硬件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1、武汉城市核心区域建设力度不够,影响会展经济的发展
会展经济的发展与一个城市的现代化都市形象密切相关,会展经济离不开一个城市核心区域的建设。上海会展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外滩核心区域的建设,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会展中心,是离不开维多利亚海湾都市形象的打造的。武汉“两江交汇、三镇鼎立”,具有发展会展经济良好的自然风光。历代文人墨客无不赞叹武汉风光,唐崔颢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凄凄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唐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去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牵南北。烟雨蟒苍苍,龟蛇锁大江。”但我们不能仅仅只沉浸于历史的自然风光中,会展经济的发展是需要一个具有现代化都市形象的武汉。武汉“两江四岸”开发严重滞后,汉口滨江文化区没有处理好历史文化保护和现代高楼大厦建设的关系,汉口江滩缺乏神韵,“汉正街”地区杂乱无章,“南岸嘴”地区处于原始生态状态,武汉“大而乱”,缺乏现代化都市形象的核心区域,严重影响会展经济的发展。
2、展览的硬件设施不够大型会展的要求
目前,武汉拥有三座专业展场馆,即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武汉科技会展中心和洪山体育馆,可供展览使用面积11.4万平方米。但硬件设施不够大型会展的要求。首先是分布过于分散,上述三家分别在汉口、东湖开发区、武昌,仅适应区域性会展。其次是面积不够。武汉最大的展馆――武汉国际会展中心的布展面积也只有3.6万平方米,一楼2万平方米,有效面积1.2万平方米。2004年在汉举办的第51届医博会上,有些参展商被请进了没有空调的地下展厅,2005年的华中车展,由于面积有限,部分经济型号车型根本没有办法进来。最后是设计不尽合理。目前国际上流行单层高空间展馆。武汉展馆多为多层建筑,组展商、参展商们对二楼及二楼以上的展馆都不“感冒”,布展、撤展很麻烦。
3、武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影响会展经济的发展
武汉由汉口、汉阳、武昌三镇组成,江河湖泊众多,交通存在严重的自然阻隔,由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城市交通“慢性病”十分突出。交通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些地段交通拥堵现象十分突出。每天早晚上下班时间,长江大桥、长江二桥、武珞路、武昌小东门、汉口唐家墩地区交通堵塞现象十分严重。二是城市快速通道建设只是刚刚起步。武汉轻轨、武汉地铁建设刚刚开始起步,大众快速交通网络未能形成,市民出行不太方便。三是地下通道、人行天桥建设不足,行人横穿马路现象严重。行人横穿马路固然显现市民交通意识淡薄,更重要是显现主要街道上人行天桥、地下通道建设不足。武汉市为了解决行人横穿马路问题只好采取“堵”的办法,将严重影响市容多年废弃不用的交通护栏又重新装了起来。发展会展经济需要能够迅速集中人流、物流,又能够迅速疏散人流、物流,武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显然已严重影响武汉会展经济的发展。
4、武汉会议休闲设施小而分散,难以满足日益增多的全国性、国际性会议的需要
武汉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其是良好的会议城市,武汉科教发达决定其具有良好的会议吸引力。当前武汉主城区内会议设施主要是一些酒店、展馆、机关、学校附属场所及剧院礼堂,郊外主要是黄陂的木兰湖度假村、新洲的道观河度假区、江夏的龙泉山庄、蔡甸的纺织疗养院、东西湖的嘉伦河度假村等,小而分散,缺乏像“海南博鳌”那样的大型完备的会议中心。近几年来,东湖国际论坛、武大的国际测绘会议、华中科大的国际激光会议、国际油菜大会、国际柑桔大会等高规格的会议相继在武汉举行,会议召开地与代表食宿地分散,代表感觉十分不便,存在交通拥堵风险,大型会议休闲场所的不足表现得十分突出。2008年10月第11届国际柑橘学大会在汉召开,大会主席邓秀新院士说“武汉面对‘大场面’,从接待理念到接待设施,从软件到硬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1届国际柑橘学大会三年前最终定下落户武汉时,主办方华中农大就在全市找宾馆及餐饮设施这些办会要素。不料,在餐饮业如此发达的江城却频频“碰钉”。据了解,“老外”奉行平等的理念,国际会议硬件上要求在“同一平面上”,不仅开会,进餐也是如此。三年间,华中农大负责人踏遍武汉各家酒店,却难找到一家能同时容纳1000人进餐的宴会大厅。当他们向酒店方提出自己的需求时,更多酒店选择了“爱答不理”的态度。随着武汉的中部崛起,武汉高校的国际化进程加快,武汉全国性、国际性大型会议将会越来越多,武汉建设大型化、完备化、一流的国际会议设施显得尤为迫切。
三、加快武汉城市硬件建设的步划,促进会展经济的发展
1、建设城市核心区域,提升武汉国际化、现代化都市形象
会展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城市核心区域的建设。武汉的城市核心区域可以考虑为汉口滨江历史文化保护区(长江二桥汉口一侧――江汉关――中山大道)、汉口江汉关汉口江汉一桥的“龙王庙汉正街”地区及南岸嘴古琴台地区。汉口江滩地区,建设中华神话故事园、世界文化雕塑园、武汉码头文化雕塑园、武汉抗洪文化雕塑园,利用江滩上一些现有建筑在不影响行洪的前提下修建武汉开埠蜡像馆,打造文化江滩、绿色江滩、科技江滩,增强江滩神韵;长江二桥至江汉关及洞庭街以南区域,严格保护和恢复历史文化建筑,严禁建设高层建筑,新修建筑要考虑与现行建筑的融合,着力打造创意产业和休闲产业;洞庭街以北,应考虑建设彰显城市形象的高层建筑(100米以上),发展江景住宅区、高级商务区和现代金融区。这样就形成了长江、江滩、历史文化建筑、现代高层城市建筑的图画,既保护了城市天际线,又凸显了现代化都市形象。“龙王庙汉正街”地区应痛下决心迁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该地区是武汉城市的原点,城市的土地价值、房产成本使小商品销售失去低成本优势,衰落是历史的必然,迁建后的“汉正街”区域应重点规划建设高层建筑(100m以上),建设高级商贸区、总部经济区、银行经济区,使其成为与上海浦东相媲美的区域,向“曼哈顿”看齐。“南岸嘴”区域前端的长江和汉江交汇处,建设体现武汉城市精神,类似于“自由女神铜像”的城市雕塑。可以想象,随着武汉城市形象的提升,武汉会展经济必将迎来一个大的发展。
2、利用自然景观修建会展场馆,做大做强武汉会展经济
武汉市政府提出了建设四新地区武汉国际博览中心,王家墩中央商务区(CBD)“欧洲之门”会展中心已建成的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武汉科技会展中心形成“一主三辅”的格局,给人的感觉有点分散,没有很好利用自然景观。香港国际会展中心建在维多利亚海湾,上海的国际会议中心建在陆家嘴,悉尼剧院、会议中心建在悉尼海湾(杰克逊湾),既集中方便又考虑了自然景观。武汉有两江交汇的南岸嘴―古琴台,可以考虑在此区域建设具有特色建筑造型的国际会议中心或博览中心,将该地区进行大规模拆迁,建设武汉会展中心区和休闲游乐区。具体来讲,建大型的会议中心发展会展经济,将龟山一带的旧房子拆掉,建设旅游度假别墅及五星级酒店,并建设武汉世界公园、武汉中华锦绣园、武汉欢乐谷乃至武汉迪士尼发展娱乐休闲旅游经济,与此同时修建过江(汉江)隧道解决交通瓶颈问题。将南岸嘴打造成武汉的陆家嘴,将汉江打造成武汉的秦淮河,将龙王庙打造成武汉的夫子庙,使其成为武汉市的城市名片,从而带动武汉会展经济的发展。武汉修建大型会议休闲场所的选址除了可考虑南岸嘴与龟山区域外,还可以选择武汉大东湖区域。大东湖地区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已有的别墅是生前居住最多的地方之一,可以考虑不破坏东湖风景的前提下,精心选址,规划建设一个类似“海南博鳌”的大型功能齐全的会议休闲场所,既可以提升武汉东湖的形象,又可以提供一个现代化的会议场所,以满足武汉日益增多的大型化国际化会议休闲的需要。
3、加快武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促进武汉会展经济的发展
针对商贸会展人流、物流集散的需要,对现行交通格局进行科学规划建设,修通和替代瓶颈通道,清除堵点,提高城市出行速度。加快城市地铁1号、2号、4号线及其他线路的建设步伐,早日形成城市出行快速通道,改变过去解决行人横穿马路,采取修护栏“堵”的做法。加大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的建设力度,给行人过马路创造条件,从而提高城市生活节奏,为会展经济的发展营造一个好的交通氛围。
4、整合旅游资源,打造旅游亮点工程,旅游会展协调发展
会展离不开旅游,旅游与会展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先进的会展城市往往是优秀的旅游城市。武汉山水资源丰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科教事业发达,但资源整合不够,缺乏旅游亮点工程,长期停留在“三菜一汤”(黄鹤楼、归元寺、古琴台、东湖)、“四菜一汤”(外加汉口江滩)的旅游格局,充其量不过是旅游过境城市。为了促进武汉会展经济的发展,打造旅游亮点工程刻不容缓。武汉打造旅游亮点工程近期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整体规划南岸嘴―古琴台区域,打造度假、休闲娱乐、文化旅游精品工程。大南岸嘴地区地处两江交汇之处,地理位置独特,境内有龟山、电视塔、三国城、晴川阁、古琴台、归元寺等景点,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发祥地和新中国桥文化的发源地。目前武汉亟待整合这些资源,修建龟山度假区、南岸嘴主题公园,增强琴台风景区的神韵,精耕细作归元寺,修建龟声光电洋务文化博物馆、世界桥文化博物馆,将珍珠串成链,打造旅游精品工程。二是整合旅游文化资源,修建黄鹤楼―蛇山区域历史文化旅游精品工程。蛇山及附近区域除了黄鹤楼之外,还分布有红楼及众多的辛亥革命遗址、昙花林古建筑群、农民运动讲习所及中共五大旧址、户部巷、胭脂衣坊。我们应借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契机整体规划该地区,整合黄鹤文化、辛亥文化、红色文化、古建筑文化、饮食服装文化资源,修建声光电武昌首义纪念馆、武汉抗战纪念馆,修葺整理古建筑、精心设计改造管理户部巷和胭脂衣坊,增加新的亮点,将其打造成为历史文化旅游精品工程。三是面向国内外广泛征求意见,科学规划建设大东湖区域,增强东湖神韵和历史文化内涵,将其打造成武汉休闲文化旅游核心区域。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旅游基础设施的改善,武汉必将成为一个先进的会展中心城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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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秋芳:大武汉之梦[M].武汉出版社,2006.
关键词：陶瓷；汉唐；丝绸之路；外来文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字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器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花纹。”[1]同样是陶瓷，但是汉代与唐代陶瓷被各自打上时代烙印；同时由于各自不同程度的外交，造成外来文化不同程度的融入陶瓷艺术。
一、汉代陶瓷简述
汉代陶瓷造型的特征是凝重庄严。[2]当时的工匠深受汉代最推崇的儒教影响，美学和工艺美学理论中所贯穿的都是儒教的礼教，这一时期的瓷器并没有过分的装饰，多以动物纹、几何纹、绳纹等自然朴素的纹路为主。[3]
汉代陶瓷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彩绘陶器：汉代厚葬之风盛行，因而彩绘陶主要作为冥器出现。常见的器形有壶、盆、盒、碗、炉等。装饰纹样有几何纹、人物纹、动物纹等。色彩除红、黄、黑、白等，还有橙、绿、青、灰、褐等。河南洛阳北郊烧沟的汉墓群中，出土数百件彩绘陶器，其中以彩绘壶最多。[4]
2、釉陶：铅釉陶是汉代一种创造，在釉料中加入铅，不仅可以降低釉的熔点，还能使釉面增加亮度。釉的色彩也在黄、绿的基础上有多重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于釉中呈色的氧化物有铁、铜两种，而又不能控制火焰气氛所致。
3、陶俑：汉代的陶俑不及秦俑高大，却富有生活情趣。既有人物俑还有很多动物俑。这些俑的尺寸大到一米多，小到几厘米。装饰上有彩绘、涂釉等。造型有夸张也有写实。制作上有模制、有捏制。火候上有高有低。
二、唐代陶瓷简述
唐代，是真正跨入瓷器的时代。汉代虽有瓷器但是温度不高，质地脆弱只能算是原始瓷。到了唐代，不仅仅釉药发展成熟，而且火烧温度能达到摄氏一千度以上，所以说唐代是真正进入瓷器时代。
唐代陶瓷主要有两方面：
1、南青北白：唐代形成南青北白的制瓷局面。南方越窑的青瓷明澈如冰，晶莹温润如玉，色泽是青中带绿与茶青色相近。我国北方瓷土白净、气候干燥、窑炉结构等原因适合白瓷发展。唐代的白瓷除了在本国销售外还大量运销海外，在很多国家都有发现。
2、唐三彩：唐代最著名的还是唐三彩。唐三彩是唐代铅釉陶器的总称。三彩釉是由坩土、石英、草木灰和铅的氧化物配成的一种透明釉。唐三彩的种类，有俑类、建筑、器物等，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唐三彩俑一般形体较小，手法以洗练明快为主，重在摄取神态，但也不忽略必要的细节。
三、外来文化对汉陶瓷的影响
《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第四》记载：“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也就是公元100年，罗马帝国属下的地区遣使到东汉首都洛阳，向汉和帝进献礼物。汉和帝也对其进行厚待赏赐，表示邦交上的最大诚意。这是罗马帝国与中国通史交往的最早记载。公元166年，古罗马大秦王安敦派使者来洛阳朝见汉恒帝，标志中西方交往的开始。 东西方两大帝国外交关系正式建立。
丝绸之路使得汉代与西方有交流、有外交，西域文化也由此在汉代的工艺上留下痕迹。
1、佛教影响：在湖北当阳刘家冢子东汉墓中出土的黑色四系罐，器表施玻璃釉，呈绿褐色，罐的肩部饰有一周莲瓣纹，装饰具有佛教艺术特色。这是佛教影响中国文化艺术的一个例证。[5]考古发现，东汉时四川彭山墓葬中已经有佛教，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所以可以推测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佛教在汉代传入我国。陶瓷中的莲瓣纹受佛教影响的可能性就更大。
2、铅釉的使用：
汉代对于陶瓷的一大发明就是铅釉陶。对于铅釉来源有学者认为：“中国发明釉陶可能与战国秦汉时代道家炼丹所获得的化学知识有关。” [6]道家炼丹常常把铅、石英等物质放在一起烧炼，在炼丹的陶器里面这些物质混入黏土就会出现铅玻璃一样的表层，这启发人们发明釉陶。
也有学者认为铅釉来源于西域影响。“武帝北击匈奴，开辟了丝绸之路，西域文化也开始进入中原。在倡导儒家文化的汉代出现大量的杂耍俑、乐舞俑中，可以看到西域文化的影响。至今学术界存在认为釉陶是受西域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主张。”[7]
四、外来文化对唐代陶瓷的影响
唐朝丝绸之路畅通繁荣，与亚、非、欧各国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都十分频繁。史书记载从七世纪中期到八世纪中期的遣唐使节多达二十余次，两国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不断发展。[8]我国大量陶瓷运往西亚，同时西亚地区的特色也流传至我国。而西亚的特色在我国陶瓷生产中被广泛运用。
七世纪和八世纪初的唐代“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 [9]
1、钴料运用：唐三彩中蓝彩的出现时间大约在唐开元年间，其钴蓝料的化学成份，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试的结论是，该蓝彩属一种与铜共生的低锰钴矿，锰钴比值大约在0.03左右，与以后陶瓷上应用的国产高锰钴料差别很大。英国牛津大学化学实验室测得的数据与上海硅酸盐所的大体相同，结论是唐三彩中的钴蓝彩料来自波斯。[10]
2、陶瓷的造型：唐代是强大的封建帝国，社会又极其开放，吸引东亚、西亚人前来朝贡、贸易甚至是定居，波斯人与当地人通婚生活在一起，成为大唐人数不少的少数民族。波斯文化也被中土广泛吸纳，当时波斯文化在全国流行后，人们以其为美，将其文化融入各个方面，包括陶瓷。
陕西咸阳唐苏君墓出土的骑马武士俑，上下全身胡服：身穿翻领交襟窄袖短外衣，袒右肩，下着窄管套裤，足登马靴。[11]
礼泉郑仁泰墓出土的三彩女俑，有的戴帽沿有花的胡帽，穿窄袖圆领偏襟绿袍，红条纹裤，腰束带，足穿白条纹蓝色圆头靴，有的穿窄袖翻领交襟红长袍，袒胸、束带；有的穿袒胸窄长袖衫、长裙、披巾。[12]
北方白瓷槽流壶很像胡瓶，口上槽形流，腹的前端联珠缀上宝相花，另一侧安壮实的柄，柄上塑一光秃人头。这些造型是波斯、阿拉伯地区公院1世纪至4世纪的铜瓶、玻璃瓶常见样式。 [13]
人们生活中的碗、钵、高足杯、高足碗等器形因为外来文化的影响，造型也变得线条优美，原先的敞口碗变成曲口碗，高足杯、高足碗做成多曲船形杯、船形碗。
3、陶瓷的装饰：唐三彩装饰纹样中的胡人形象，波斯商人形象很多，他们头戴毡帽、身穿右开襟的翻领长袍或圆领窄袖衫，足登高筒尖头靴。除了胡人的装束在唐朝流行外，胡人的舞蹈、运动都在当时被推崇，这些胡人的特色在陶瓷的装饰上有明显的体现。唐代陶瓷不仅仅是为了内销还会外销，因此为了使外销更顺畅陶瓷制造就会迎合外销地的风俗与审美。所以唐代的陶瓷纹饰还会有椰树、骆驼等唐朝稀有物种的纹饰。
堆花椰子树双鸟纹，在长沙窑贴花器物中较为常见。椰树在我国，除南方少数地区外少有种植，而公元九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白釉兰绿彩陶器，几乎都是用椰树花纹来装饰。[14]显然这种装饰是从波斯陶器装饰中移植而来的。
唐代陶瓷还广泛运用波斯、印度等西域诸国流行已久的忍冬蔓草、联珠、对兽对鸟等花纹。并发展为卷枝蔓草。在唐代陶器上还出现在萨珊王朝时期流行的人物舞蹈纹，尤其是胡人在乐队伴奏下跳起旋转度很强的舞蹈场面，洋溢着强烈的异域风情。
唐代传统的陶瓷技术与域外优秀文化的结合，形成大唐独特的艺术风格。
五、小结
丝绸之路在汉代开通，从此中国开始与外正式广泛外交。但是汉代只是开始阶段，不如唐代外交之路顺畅。纵观汉代陶瓷会发现，其中吸收外来文化现象不多，有些还存在疑虑，不知是本土因素还是外来文化技艺的影响。例如关于铅釉陶的来源问题学术界就存在两种争论。而唐代与外来文化广泛深入交往下，陶瓷表现出更明显的西域风情，在材料上加入外来原料，在装饰造型上加入外来文化因素。但是不管是汉代还是唐代都是非常积极促进与外国交往，愿意吸收外来文化，将其与本土技艺结合的。这样的外交理念促进了本国文化的繁盛，同时促进中外友好和平相处。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文化想要源远流长得取长补短式的借鉴外来技艺，融合创造式的采用外来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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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卢羽.我国古代陶瓷装饰艺术研究[J].海峡科学，2014（12）：81-83.
。
二、文化异同与汉语食品名称翻译特点
1. 文化与汉语食品名称翻译的“差异性”特点
英汉两大民族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有很大不同是因为在民族宗教、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历史背景等方面的较大大差异所致,这必然反映到语言中来。由于目的语缺失这些食品概念,翻译时找不到对等词,这时就要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把异国文化导入到目的语文化中去,消除文化交流障碍,这充分体现了汉语食品名称翻译的差异性特点。
2. 文化与汉语食品名称翻译的“共通性”特点
在跨文化交流活动中,很多中国特有的食物名称的翻译遵循了权威与约定俗成的表述为依据,久而久之,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活动中,彼此对于对方食物名称的称谓就不再陌生,并被接受,在语言的交流活动中就不会产生歧义与障碍。这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翻译策略。它体现了汉语食品名称翻译的共通性特点。我们所熟知的“中国通”,加拿大学者大山就有以下对于食物名称的流畅翻译,代表了权威性与通俗性。如,
兰州牛肉面 (Lanzhou beef noodle) ,
臭豆腐(smelly beancurd),
北京烤鸭(Peking duck),
月饼(moon cake),
作为媒体人的大山对这些外国文化所未有的食物名称的翻译有很大的受众面,可被广大国内外人士所接触认可,通俗性很强,从而使西方对于汉语食品名称翻译日渐熟悉,更多地减少了交流障碍。
3. 文化与汉语食品名称翻译的“貌似共通实则差异”的特点
可是,由于文化习惯和语言习惯的不同,两种语言中代表权威与约定俗成的翻译貌似对等,其内涵却有着天壤之别。
三、文化异同与汉语食品名称翻译策略
基于英汉两种文化差异,在针对汉语食品名称翻译过程中就形成了不同的效果与特点。但,翻译的目的是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它是信息的传播过程,只要不影响译文的准确表达,在翻译的过程中可以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1. 汉语食品名称翻译的直译策略:英汉食物中,有很大一大部分的食品都是由共同的食物原材料加工而成的,只是在风味、美感、色泽和名称上有明显区别,其本质类同,很容易被目的语文化读者理解,对于这类食品名称的汉英翻译采用直译较佳。
2. 汉语食品名称翻译的音译加注策略:一部分食品只为中国所特有,在色、香、味或者食品原料与加工程序上基本不同于目的语国家,这就要求对这类汉语食品名称进行音译加注翻译,这样一来,既传达原文含义又介绍了中国文化。
3. 汉语食品名称翻译的意译翻译策略:一部分中国食品和外国食品原料相同,但加工与制作方法有很大差异,导致了文化翻译的语言障碍和文化交流的问题。对于这样的汉语食品名称翻译,必须深刻理解,把它的内含意蕴翻译出来,切不可生搬硬套,逐字硬译。采用意译法揭示其本质内涵语义,使译文概念具有整体流畅的效果,并且在语义传递过程中准确达意。
翻译不能使译文语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应该考虑到文化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统揽全局,把握语意,采用意译翻译策略进行语言的添加和注释转换,实现再加工,使目标语群体理解其含义。
4. 汉语食品名称翻译的转换形象翻译策略
基于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上的相通性,有大量的对等相似词语的存在,使语言中相同主题的食品名称的翻译采用文化意义对等的词语转换进行表达,这就为转换形象翻译策略奠定了基础,使得译文翻译生动而准确。
四、结束语
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是通过语言来衔接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与翻译的关系自然密切。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文化异同对翻译的影响,对文化的关注也日益密切。我们要在翻译活动中对汉语食品名称的文化背景知识要多理解,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对汉语食品名称的文化异同问题做出准确的阐释,从而促进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达到文化交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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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语；英语；禁忌语；特征；规避
[DOI]10.13939/ki.zgsc.2017.01.207
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都是特定地区的人们在生活、发展过程中所逐渐衍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交工具，具有信息沟通功能。但由于不同语言的产生文化、地域背景等不同，不同语言具有各自特色化的语用特点。且一些语言在特定的用语环境以及行为当中，被赋予了其自身所没有的含义，被人们认为是不吉祥的化身，因此将其看作禁忌语。禁忌语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其所反映出来的是特定区域内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对汉英语言禁忌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汉英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的掌握，促进人们对汉英用语能力的提升。
1 汉语和英语禁忌语的特征
1.1 时代性的特点
随着各国文化的不断发展，在汉语或者英语中的禁忌语也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可以说汉语和英语中的禁忌语具有一定的时代性的特点：第一，一些陈旧的禁忌语会随着语言本身或者文化的发展逐渐被淘汰掉，也就是说以前的禁忌可能在未来成为普通的语言进行使用，也会出现在一些交流的场合中；第二，新的禁忌语出现，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在新的时代会有新的禁忌，所以会出现一些新的禁忌语，这些禁忌语需要在交流中尽量避免使用。如在英语语言中，“women”这一词语在当今指代妇女，但是在维多利亚时期，这一词语却指代情妇，因此women是那个时期的禁忌语。
1.2 普遍性的特征
在汉语或者英语中，禁忌语还存在着普遍性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汉语或英语中，虽然是不同的语言，但是都存在一些禁忌语；除此之外，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语言中，也会存在一定的禁忌语，因此可以说禁忌语具有普遍性的特点。第二，同一种语言，例如针对汉语来讲，在不同的场合或者生活中，也会存在不同的禁忌语，禁忌语会出现在语言使用较多的方面，因此说禁忌语在同一种语言中也具有普遍性的特点。
1.3 民族性的特点
对于汉语英语或者其他语言来讲，这些语言都是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同时也是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下得到发展的。因此，可以说这些语言中的禁忌语也具有一定的民族性特点：第一，禁忌语也是语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禁忌语的产生与民族文化、民族生活或者是民族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民族性也是禁忌语的重要特点之一；第二，禁忌语也是随着民族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的，对于民族来讲，普遍存在着具有本民族特征的文化，这些文化对于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禁忌语的增加或者减少，所以可以说禁忌语是具有民族特点的。如中国可以叫老人为“老大爷”“老奶奶”等表示尊重，但是在西方国家，“old”这一词语也有“无能”或者“无用”的意思，因此如果使用这一词语称呼老人，将会引起他人不快。
1.4 趋同性特点
随着世界各国之间不断地进行交流，这对语言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禁忌语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呈现趋同性的特点：一方面，各国在进行交流的过程中，需要了解对方的禁忌语，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禁忌语也逐渐成为本民族语言的禁忌语，从而避免在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产生不愉快的现象；另一方面，随着世界各国交流的不断深入，文化之间会产生一定的冲突，然后又会进行一定的融合，因此使得禁忌语在交流中开始呈现趋同性的特点。如在英Z中，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可以称为“underachiever”而不能称为“slow student”，这与中国将其称为“后进生”而避免称为“差生”相似。
1.5 语境性的特点
虽然汉语和英语中有多种禁忌语，但是这些禁忌语会出现在特定的场合中，所以具有语境性的特点：第一，很多禁忌语只在某种特定的场合下会成为禁忌语，而在其他场合下就会变为普通的交流语言；第二，禁忌语也会根据说话者的年龄、性别等有所不同，所以禁忌语会根据不同种类的人群产生一定的禁忌，并不是针对所有的人群。
2 汉英语言禁忌语的形成因素
对于汉语和英语来讲，其禁忌语的形成过程较为漫长，在形成的过程中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得英语和汉语的禁忌语呈现出很多不同。通过本文的分析和总结，认为汉英语言中禁忌语的形成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 心理因素的影响
人们在工作、生活或者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语言进行交流，语言不仅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说话者的心情，因此禁忌语的形成会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过去人们的生产力较为低下，因此将希望寄托给神明，希望它们赐予人们神奇的力量，从而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很多禁忌语都是对神明的敬畏；第二，对美好事物的喜爱心理，人们都希望听到或者看到美好的事物，所以对于低俗或者具有冒犯意味的语言比较厌恶，这也体现了一个人的涵养。如在英语中，死亡有很多委婉的说法，如pass away、pass on等，而汉语中，对死亡委婉的表达，如驾鹤西归、不在了等说法。
2.2 文化因素的影响
很多语言的产生也发展都受到了文化的影响，所以禁忌语作为语言的一部分，也同样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第一，受社会风俗习惯的影响，人们在某个地区生活或者劳作，会形成一定的社会风俗，这些社会风俗对于禁忌语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我国古代是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制度，在这一制度下等级非常森严，对于长辈或者上级不能直接称呼其名字；第二，价值观念的因素影响，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形成一定的价值观，例如：在我国古代，人们认为戏子、商人等是比较卑微的职业，所以这些在某些场合这些词语也会成为禁忌语。在英语中，对“卑微”岗位的称呼也应当体现尊重和礼貌，将“garbage collector”（清洁工）称“sanitary engineer”（卫生技师）等例子就是这样一种体现。
2.3 政治因素的影响
虽然禁忌语是文化的产物，但是其在某些程度上也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第一，我国古代是封建社会制度，在这一制度下，皇帝掌握着人们的生杀大权，因此很多皇帝的禁忌可能成为语言中的禁忌语。例如：在清朝时期，“反清复明”这种口号是对皇帝的忌讳，所以无论是平时语言交流或者是书面语言中，清明及其相似的语言都会成为禁忌；第二，在古代中，所有与皇帝有关的称谓，都需要进行一定的修改，不能直接称呼皇帝的姓名，这也是受政治因素影响从而形成的禁忌。
3 汉英语言禁忌在跨文化交流中的规避策略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论述可知，在汉英语言文化中，禁忌语具有多个方面的特点，而且其形成也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汉英语言之间的交流，需要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避免出现相应的禁忌语，为此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方面。
3.1 从语言使用角度正确理解禁忌语的现象
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都是用来进行交流和情感表达的工具，所以其禁忌语的使用也会根据场合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因此，为了更好地在跨文化交流中规避禁忌语，需要从语言使用的角度正确理解禁忌语，为此可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深入理解禁忌语的产生背景，对于很多禁忌语来讲，其产生有多个因素的影响。因此，为了更好地避免在交流过程中使用禁忌语，需要理解其产生的背景，才能够真正理解禁忌语为什么会形成，同时也能够快速地记住禁忌语的使用场景；第二，为了更好地避免在交流中使用禁忌语，需要了解禁忌语的使用场合，从而能够真正地在某些场合中，不使用禁忌语进行交流，使得交流双方更好地进行愉快的交流。
3.2 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禁忌语的讲解
为了更好地进行跨文化的交流，需要在进行外语教学的过程中，进行一定的文化讲解，包括其中对禁忌语的讲解，为此可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需要对英语或者汉语中禁忌语的内容进行比对性的讲解，不仅能够让学生真正了解到本民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禁忌语，而且还能够了解到不同禁忌语之间内容、使用方法、使用场合的不同；第二，在进行语言教学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对禁忌语的内容进行讲解，而且还需要对禁忌语的产生背景、影响禁忌语的因素进行讲解，这样才能够使得学生更好地理解禁忌语的使用场合，避免在以后的跨文化交流中使用禁忌语。
3.3 肢体语言的使用
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都需要在特定的语言场合下进行使用，为了更好地避免禁忌语的使用，可以在交流的过程中，通过肢体语言进行特定含义的表达：第一，人们认为在交流的过程中，语言可以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但是肢体语言一般都是比较诚实的，所以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可以使用一些肢体语言，从而能够避免一些禁忌语的使用，这也是交流和表达的重要手段；第二，在进行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虽然语言层面存在着不同的语法、使用方式，但是肢体语言大多数是相通的，所以如果遇到某些需要表达禁忌语的场合，可以使用肢体语言来代替，这样其他人员会理解你的意思，而且也不需要说出禁忌语，避免交流过程中尴尬情况的出现。
3.4 可以借助一些其他的手段
为了更好地进行跨文化的交流，并且在交流过程中避免禁忌语的使用，还可以借助一些其他的手段：第一，可以使用一些善意的谎言，这是一个有效规避禁忌语使用的重要方法，例如：在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可能需要进行某些行为，但是这种行为是可能触犯交流中的禁忌，这时可以利用其他的行为进行替代，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而且又可以避免使用禁忌语。第二，提出一些有礼貌的问题，当在进行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一些不理解的地方，可以礼貌地向对方进行询问。一方面，可以向别人体现自己不懂就问的良好习惯；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使用禁忌语之前，避免尴尬的情况出现，从而能够更好地规避一些禁忌语的使用。第三，使用一些委婉的词语来代替禁忌语。例如：在进行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国的文化中，女性很忌讳被询问到年龄，但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获取相关的年龄信息，例如：可以通过询问其毕业年份、工作年限等，这样不仅可以避免一些禁忌语的使用，而且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信息。
总之，对汉英语言禁忌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对汉英语言所代表民族文化、社会意识形态、习惯等的全面了解，对于学习者在汉语以及英语之间的灵活掌握及转换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我们只有通过深入研究汉英禁忌语特点以及产生原因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够找到有效规避禁忌语的策略，以对自身的语用方式进行完善，使用语更符合用语环境的文化、习惯特点。由于精力有限，本文只对汉英语言禁忌从某几个方面展开了研究，希望今后能够更多的学者参与到对汉英语言禁忌的研究中来，不断对汉英语言禁忌的研究体系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和丰富。
参考文献：
[1]鲁晓梅.从社会文化角度看语言禁忌的a生原因[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3（6）.
[2]张爱容.国内外英汉语言禁忌研究的综述[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