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决策支持系统;属性论;核事故应急
中图分类号:TP3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44(2010)21-5808-03
Nuclear Accident Emergency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Based on Attribute Theory
YANG Yang, FENG Jia-li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200135, China)
Abstract: Discussed on the subject of the Attribute Theory's applying on nuclear accident emergency treatment. Through the Attribute Theory , transform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principles in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to qualitative mapping of the mathematical form. For the qualitative mapping is equivalent to the production and the ordinary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qualitative benchmarks, it can induce non-ordinary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Bayasian computing, so various decision-making rules of DSY can be integrated into the uniform qualitative mapping and establish an uniform framework.
Key words: DDS; attribute theory; nuclear accident emergency
核应急决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包括各种因素和属性,它和属性之间的影响和存在的各种复杂联系。只有用科学来指导决策理论和方法,并使用实时决策支持工具,以满足核应急决策的需要计算机。与系统科学,管理科学和科学的决策理论与其他学科的深入,它已经提出了系统的分析和决策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因此,紧急从过去的经验,逐步纳入计算机工具为科学决策和智能决策阶段使用的各种决策。因此,核应急决策,必须尽可能科学的决策理论和最先进的决策支持工具的使用走上了通往核应急决策更科学化,现代化。核应急决策支持系统,以在任何级别的技术水平提供技术支持,政策制定者,在相当大程度上,对系统本身和外部环境条件,如气象学(该功能依赖,辐射监测网络等)。
计算机决策支持系统(Decision Support System,DSS) 指以计算机为工具,应用领导科学及有关决策的理论和方法,为决策提供各种信息,辅助决策者进行科学决策的系统。包括数据库、模型库、知识库、方法库及相应的管理系统等。是最近十多年才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决策辅助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种驱动方式:数据驱动、模型驱动、知识驱动、基于Web、基于仿真、基于GIS、通信驱动,是在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简记为:MIS)的基础上,加上系统模型库和科学决策算法等而构成的,结合专家系统可构成一个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在DSS的构建中,关键的问题在于能否为系统建立一个有效的结构模型,并提供一个科学的决策算法。
1 属性论基本理论
定性映射:若u∈A,则称u具有属于集合A的性质,记为pA(u)。又称A是性质pA(u)的定性基准,并称从X到{0,1}的映射τ:X{0,1}是性质pA(u)的定性映射,如果对任一对象u∈X,使得
成立。
属性整合:设Χ是特征函数的集合,即:={Ni(u)},则是构成一个正交函数系,即有:
u1,u2∈Ni代入可得
=1
设u∈Ni和v∈Nj是两个自变量,={Ni(u)}和'={Nj(v)}是区域集合N={Ni}的两个特征函数系,则它们的特征函数Ni(u)和Nj(v)具有下述性质
将u1,u2∈Ni,u1∈Ni和u3∈Nj代入,可得
=0
和 =1
2 核事故应急响应规则
参考国际核事故应急干预和法规,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我国已制定出一套早期的核事故应急措施:
1) 如果可能发生堆芯熔化事故,区域内的紧急疏散是预防性的。
2) 如果可能发生确定性影响,那么必须撤出。
3) 同一行政村的工作人员采取同样的措施(如分为17个方面:1个职位16区范围内的烟羽应急区,外区16个方向按照区统一行动)。
4) 和区域相关的剂量规则:
a) 全身有效剂量预计超过500mSv,或(和)甲状腺剂量超过5000mGy,撤离;低于50mSv,或预期剂量(和)低于500mGy甲状腺剂量,不采取措施;预期全身有效剂量50mSv～500mSv或(和)的甲状腺剂量之间的500mSv - 5000mGy,考虑是否应采取措施,以优化疏散;
b) 有效剂量全身预计超过5mSv,但没有采取疏散措施必须隐蔽,预期剂量小于5mSv,而不是采取秘密措施;预期剂量5mSv～50mSv之间,是否采取措施需要优化;
c) 预期的甲状腺剂量超过500mSv,需要采取服碘;甲状腺剂量低于预期50mSv,不采取服碘;甲状腺剂量预期之间50mSv～500mSv,是否采取措施需要优化。
5) 采取一切措施撤离前,必须确定是否可以在当时的条件下离开,例如,是否有交通堵塞,风暴,洪水,断桥的发生,而使疏散措施无法执行。
6) 位置规则
a) 如果风向变化从R1> R2时,如果R1为疏散区,则必须撤出R2区;
b) 如果风变化,24小时变化360 °,则全部撤出,从不同的方向撤出,与污染因子(风频/风速)成正比。
7) 如果为无人网格,不考虑任何干预。
8) 飓风冰雹,不要撤离,在房间里隐蔽。
9) 只有一个疏散路线,如果道路上有障碍(桥梁推力等)不撤离。
3 核事故应急属性决策模型
图1为行动流程。
在国家规定的行动规则中,其余规则可用专家系统等其他人工智能方法来实现,此处仅描述规则(3)和(4)的属性论方法描述,从而最终统一于属性论框架下。
我国为各级行政区划的集合,依属性论方法则可表示为
所得的正交模型如图2。
考虑域M是在一核事故应急区,MiM是M的子区,则映射Mi:M{0,1}为其M到{0,1}的特征函数,对任一u∈M,有:
考虑子区Mi∈M的全身预期剂量为c(Mi)∈C,b(Mi)导致Mi产生确定效应fk(Mi)∈F,且其定性基准为,则称从B×Γ到F的映射τ:B×ΓF,使得对任意b(Mi)∈B和,有:
设c(Mi)∈C是子区Mi∈M全身预期剂量,是c(Mi)导致Mi产生确定性效应fk(Mi)∈F的定性基准,则称从B×Γ到F的映射τ:C×ΓF,使得对任意c(Mi)∈C和,有:
若用表示确定性效应Fk(Mi)的真值函数,则可表示为
图3为烟雨应急区二维网格和剂量场构成的三维立方体。
最终行动规则构成如图4所示的4*4网格。
4 系统的总体框架结构
核应急决策支持系统括四个子系统构成,分别是:控制操作子系统CCOSY、预测子系统PSY、对策子系统CSY、决策子系统DSY。系统框架如图5:
图5
按照系统的结构,如果发生核事故,地理信息系统GIS向决策者提供对核电厂生产运行的基础数据,并把周围的环境数据作为第一级的地理、人口和其他数据的决策支持。
预测子系统PSY模块提供第二个级别的决策支持,根据气象和环境条件、烟云的方向等基本数据,估计放射性核素的空间浓度分布和相应的剂量场,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将结果显示在地图上的相应区域。
对策子系统CSY提供第三级别决策支持,给出可能的核电厂应急响应措施,并计算出周围的市民可避免剂量的网格。
决策子系统DSY提供第四级别的决策支持,评估所有应急方案,以优化调度,给出最优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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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一部分会计学者就在“信息系统是收集、加工、存储、输送信息的系统”意义上，确定了“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的观点。比较经典且有代表性的定义是美国会计学会（AAA）1966年对信息系统的定义，认为是“鉴定、计量和传送经济信息的过程，借以使信息使用者能够作出可靠的判断和决策。” “会计实质上是一个信息系统，……它在提供决策所需计量信息的一般信息系统中占据大部分位置。”提供的信息既包括财务信息也包括非财务信息，是对“涉及到必须对稀缺资源作出选择的所有情形”提供的信息，既包括历史信息也包括未来信息，“在传统的会计报告的场合，需要与已经发生的经济业务有关的信息，在预算、标准成本和其他类似的场合，需要与未来计划与期望有关的信息”；会计“信息系统是为了帮助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实现各主体的组织目标而设计的”；“是一种可应用于各种对象的计量和传递程序”，这个程序由鉴定开始，到信息使用者能够作出可靠的判断和决策为止，认为会计的目标（而不是作用）是“使信息使用者能够作出可靠的判断和决策”；信息论是关于通讯的理论，会计信息系统论是一般信息论原理的应用，“会计还与有效的信息传递或传送相关联。”这种会计观与诺顿·贝德福德（Norton Bedford）与鲍拉道尼（Vahe Baladouni）所定义的“通讯论”有相通之处。
从上述概念中，可以引出以下两个结论：会计信息系统的目的是“使信息使用者能够作出可靠的判断和决策”；会计信息处理系统和决策者之间是一种“通讯系统”。
关于信息和信息系统的观点很多。梁战平认为“英语的Information是一个连续体的概念，由事实（Fact），数据（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情报、智能（Intelligence）五个要素构成‘信息链’（Information Chain），信息的上游面向物理属性，信息的下游面向认知属性。”事实“是事物在人类视野或人类逻辑视野中最原始的映象。”数据“是对事实进行记录的一组符号”，信息是“既能被人认知，又能理解其现实意义的数据”，知识是信息之间的联系，是规律；“情报是一种为一定目的、有一定效用的可传递的知识，是一种活化了的知识”，“智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掌握事物的能力，包括分析事物、判断事物、寻找最佳方案等非常广泛的能力”，最终表现为寻找最佳方案进行决策——根据“情报”采取正确的行动以“掌握事物”——直至通过对决策执行的分析获得广泛的“智能”。实际上，这是把信息定义为包含“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层层深入的系统的知识，也就是说，真正的“Information”应该解决“怎么做”的问题。“怎么做”的知识需要五个环节紧密相扣的信息处理过程。换言之，信息链五个要素经过连续的加工和处理层层递进，形成真正具有价值的“Information”。从加工处理角度看，信息链也是一种信息供应链，包括信息收集、信息处理、信息传递、信息使用和消费。有人从生态链角度研究信息链，认为信息生态链由信息供应者、信息传递者、信息消费者和信息分解者4类信息主体构成。会计作为信息系统（Information System），也应该是一个从信息搜集、信息处理、信息传递、信息使用和消费的连续的过程，是一个连续体，包括事实（会计业务）、数据（会计记录）、信息（会计报告）、知识（会计分析）、情报或职能（会计信息使用或会计决策），从“事实”信息转化为掌握事实的能力和办法的信息，亦即由事实经过信息处理最终转化为决策信息。概言之，会计信息系统应该是一个从信息的搜集到决策的完整而连续的“信息链”。
把信息链概念运用于会计研究的文献非常少，通常是研究单个企业或以单个企业为中心进行研究，我国一些会计信息系统论者就认为企业信息链只是指企业内部会计信息链，包括企业会计信息的搜集、处理、存储和传递，也可以认为是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的信息加工流程，其最终产品是内部和外部会计报告，并不参与决策，会计报告到决策之间的信息连接是中断的。也有人从信息生成、信息加工分析、信息基础应用和信息拓展应用来分析成本管理会计信息链，后者把会计信息处理和应用作为连续的过程，接近完整信息链的概念。
关于会计信息与决策的关系，会计“管理活动论”通常认为企业会计人员通过利用会计信息参与决策。“会计工作既是一种生成信息、供应信息的工作，也是一种利用信息、参与管理的工作。”因为“决策是一个过程，不能仅看做是拍板定案的一瞬间。”决策论创始人西蒙认为，决策过程“包括确定要解决的问题，拟定备选方案和选定方案三个主要步骤。需要强调的是：第一，会计作为企业的管理部门之一，是决策活动的参加者；第二，在整个决策过程的三个步骤中，会计根据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综合分析、判断，在提出问题、制定备选方案、促成方案的选定和实施以及监控方案的实际效益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是其它管理活动所能代替的。”信息与决策的分工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者是权力制约、不同知识和能力人员的配置问题，没有本质和严格的界限，“就以最高领导人拍板定案而言，也是指从诸多方案中最后选取一种。如果领导人选择的是由财会部门和财会人员提出的方案，则这种决策从实质上而不是形式上看，你能说财会部门没有参与决策吗？！”而且，“处理经济信息和利用经济信息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在实际工作中处理经济数据，反映经济动态，预测经济前景，规划决策未来是结合在一起的。”显然，“管理活动论”者认为会计人员是会计信息系统的构成部分，这样的“会计信息系统”既处理信息也运用信息参与决策，二者无法截然分开。但是，从现象上看，这似乎 只适用于内部管理会计。
会计信息提供者与决策者之间是通讯系统吗？会计报告与决策之间是断开的吗？会计信息系统仅仅利用会计信息“参与”管理和决策吗？企业外部会计报告与决策者之间的关系是否连续？以上现象能否用一个统一的信息链理论加以解释？
为了论证和探讨企业会计信息与决策之间的关系，本文拟通过观察和描述现实，运用“还原”式分析方法，遵循“个人主义”或“原子主义”的研究范式，引入以下概念：经济利益会计，个人会计系统；提出4个假设：（1）会计的对象是经济利益；（2）会计的基本主体是个人；（3）大脑是一种信息处理系统；（4）整个社会会计信息系统只包括一个企业会计信息系统和一个个人会计信息系统。
二、假设解释及推论：会计信息链是从事实到决策的连续过程
（一）会计对象是经济利益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仅仅是利益把我们大家联系起来”。“利益分析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分析方法”（赵家祥，1999），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里，利益是“第一性”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针见血地说明了人们从事生产的利益动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与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国富论》第四卷第二章）人类社会的历史根本上说是追求经济利益的历史。
经济利益的追求是靠理性的方式实现的。马克思认为“利益不是在思索，而是在打算盘。”打算盘就是会计，在马克斯·韦伯那里就是形式理性。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复式簿记和资本核算制度是理性资本主义企业的核心；在《世界经济史纲》中，韦伯甚至认为“整个经济史就是一部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史。…这种理性主义建立的基础就是簿记制。”的确，“人类最早的会计行为——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就是“由于自身对于管理生产活动与管理好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自然经济社会中，“在单个商品生产者仅仅用头脑记账或者仅仅在他的生产时间之外附带地把收支、支付日等记载下来”是为了家庭和个人财务状况的优化。现代企业财务会计主要目标是为了投资者的经济利益而设立的，无论是净损益、净权益还是所有者权益的变动都是投资者关注的核心经济利益。
无论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说（葛家澍，1980等）、价值运动说（郑石桥，1993）、价值量说（吴水澎，1981等）、财富或财产说（刘文泉，1980等）、经济活动说（廖洪，1982等）、信息运动说（杨雄胜，1985等）还是产权说（赵士信，1995）、经济业务说（方正生，1995）、账说（孙诤，1994）、会计要素说（莫国强，1998）、使用价值与价值矛盾说（易庭源，1990）、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说（毛伯林，1981）、经济效益和产权关系说（戴子礼、谢诗芬，1988）、资金运动和经济关系说（王庆成，1986）、财务状况和经济成果说（刘炳让，1995）、财富与价值运动和资本运动说（陶丘山，1997），本质上都是“经济利益说”。 陶丘山同志2008年出版的专著《经济利益会计》系统地提出了会计的本质是信息系统，会计反映的客体是经济利益的观点，这与本文作者多年的思考暗合。
企业本质上是各种要素投入者之间形成的契约，企业资金运动、经济活动、经济业务、价值运动等的背后反映的是资本、劳动、技术、管理等要素投入者的经济利益，投入要素的目的不是出自他们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其目的是为了获取要素投入的回报，所以他们的经济利益就是他们投入的要素及其回报，为此他们要设置运行会计系统并据此对经济利益的管理作出决策。
会计是对经济利益的反映和管理，“会计核算的对象是经济利益”，最基本的经济利益是个人利益，个人的经济利益需要个人的会计加以管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济利益也就都有自己的会计核算系统。只要承认个人经济利益的存在，承认每个人都有追求经济利益极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动机，就必然承认对个人经济利益的管理，承认个人经济利益管理就应该承认作为个人经济利益管理手段和方法的个人的“小算盘”。
（二）基本会计主体是个人 企业会计主体假设是企业。但是归根溯源，经济利益是会计的对象，个人是理性的经济人，对个人的经济利益进行管理当然只能由本人来进行（不排除部分职能交给人），对经济利益进行理性管理的基本手段是会计，所以最基本的会计主体应该是个人。以个人为主体对个人经济利益进行记录、管理和控制的会计称为“个人会计”，类似于个人“小算盘”，其基本的职能也是通过个人会计信息系统实现的。个人会计信息系统实际上是大脑功能的一部分，通过头脑的信息处理功能实现，也可以采用“正规”、“外化的”簿记来实现。
个人会计就是通过理性的方式对个人经济利益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会计，是个人簿记和个人管理会计的融合，其职能可以简单概括为事前决策，事中记录，事后分析。事前决策是通过利弊得失的权衡比较，作出“做不做”的决策，权衡、对比和决策使个人会计的首要职能，其具体表现就是事前核算。任何决策最终都是经过个人头脑的盘算和权衡通过发表意见、命令实现的，而个人决策最终要通过大脑的信息处理实现。根据西蒙的决策理论，决策可以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的社会行为受目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感情因素和传统因素影响。个人程序化决策所需要的信息与历史财务信息或其他数据化信息有关，需要对“簿记”和“头脑记忆”的历史信息进行分析处理；而非程序化决策只有“人”的（非机器的）信息系统才可以产生，其往往跟价值观、偏好、习俗、感情甚至欲望等非理性因素有关，对于复杂的预测性信息，人的大脑还可以做出模糊化处理从而最终做出决策；决策的时间过程也比较灵活，紧急情况的决策可以通过 大脑的高速权衡和信息处理瞬间完成，重大事件和非紧急情况也需要正规化的决策支持系统来实现。方案选定后，个人会计信息系统会对未来做出规划和“预算”，可以是正式的预算，也可以是头脑中的规划和粗略的概算。预算制定后，需要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追踪记录，以便最后归纳分析和评价。记录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采用简单簿记形式也可以采用头脑记忆式；可以采用单式簿记也可以采用复式簿记，簿记和头脑的记忆都是分门别类存储信息的过程。“进行历史记录的目的是为了吸取教训以作为未来的指南”。最后的分析评价一般采用对比分析和因素分析，评价得失，总结经验教训，获得“智能”，并作为未来决策的参考。在汉语语境里，事后的分析评价也叫做“事后核算”、“事后算账”。对于个人会计系统来说，决策是首要职能也是最终归宿，起导向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会计实际上是决策导向的会计，个人会计信息系统是决策驱动的信息系统，其性质属于事项会计系统。
与企业会计系统一样，个人会计也是一种完整、连续的信息系统或者信息处理链，包括信息搜集、确认、计量、记录、汇总和分析等信息加工环节。搜集信息就是广泛搜集与所需管理和控制的经济利益相关的财务和非财务信息、预测性信息或历史性信息。个人头脑中的会计系统除了搜集可计量的信息以外，还搜集一些不可计量的信息；由于“有限理性”，个人不可能获取有关问题的所有信息。确认是筛选、确定计入个人会计系统的信息，如果是复式簿记还需要对筛选出的信息归类，头脑式筛选往往无法摆脱价值观、大脑信息处理能力以及心情等的影响但可以筛选处理无法“形式化”的信息——个人簿记作为大脑的延长实际上既扩展了大脑的信息处理能力又部分摆脱了主观性因素的影响，但同时也减少了处理信息的范围。计量就是选择计量工具和计量模式对筛选进入个人会计系统的信息进行赋值、计价、计分等的过程，大脑对非数量信息的计量通常与个人感受相联系，无法做到完全客观。记录就是采用头脑式或簿记式、单式或复式簿记对搜集、确认和计量的信息分门别类加以存储。汇总即归纳已经记录的零散会计信息，形成可以纵览的报告或者结论。最终产品是决策或者指令，指令转化为行为后，信息处理循环随即终止。德国心理学家勒温提出的行为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受到环境和动机的影响，环境实际上是指反映在头脑中的环境信息，动机就是人们的“感情因素”。个人是理性的，个人会计信息系统是以行为决策为驱动的，是理性信息处理与感性信息处理、可计量型信息处理与不可计量性信息处理、程序化决策与非程序化决策的综合。
基于个人利益（以记录为基础）的盘算和衡量，产生了要素是否投入某个经济组织或企业的决策，从而产生了作为要素集合体和“契约集”的企业，企业会计实际上是作为要素投入者的“会计”，或者说，企业会计实际上是要素投入者个人会计的“集体”，其目的是为这些所有个人会计系统提供进一步处理或直接决策用的信息——会计报表和报表分析资料，换言之，企业会计报表实际上是要素投入者个人会计的待处理信息，作为信息处理系统，个人会计还需要对此进行加工处理，形成个人要素投入和撤出的决策指令。因此，企业会计信息系统与要素所有者个人会计信息系统实际上是一个会计信息系统或信息链，前者本质上是个人会计信息系统的构成部分，目的是为了管理好要素所有者的经济利益。
归根结底，个人会计信息系统是最基本的，现代企业会计实际上是个人会计在企业内部的延伸。企业是由个人要素所有者提供包括劳动、管理、技术、资本等要素而形成的，每个要素提供者都有自己的个人会计系统，都有自己的“一本账”和“小算盘”。要素的投入和撤出是由个人会计系统的集合和——企业会计系统搜集、处理信息并最终传递给个人会计系统作出决策的。企业管理会计是管理者的会计，企业财务会计实际上是资本所有者或其他要素所有者的会计；企业管理会计信息系统的产品是决策方案，提供的信息加工程度较高，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系统最多只到财务报表的分析，提供的信息加工程度较低。本质上，企业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信息系统都是为加强对要素所有者个人经济利益的管理而设置的。
三、结论：从事实到决策只是会计信息链中的信息转换
会计信息与决策之间是一个连续的信息链，信息的上游面向物理属性，下游面向认知属性，包括“是什么”、“为什么（经过分析）”和“怎么做（决策）”各方面的信息，是由“事实（Fact），数据（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情报、智能（Intelligence）五个要素构成‘信息链’（Information Chain），”这样的会计信息系统和会计信息链才符合英语的Information（一个由五要素构成的连续体）的真实含义。从“事实”到“智能”，从原始数据到决策或指令，整个过程形式上涵盖了企业会计信息系统和个人会计信息系统，本质上都是个人会计信息系统的表现，二者都是对同样的经济事实和数据的加工。二者的区别只是个人会计信息系统更多地包含了非财务信息、智能化或非程序化决策和非理性因素，正因如此，个人会计信息系统的决策才符合个人的真正的全面的经济利益，由其作出的决策才更加“科学”，所以无论多么科学化的会计信息系统都无法替代个人信息系统的决策分析。但是，在程序化决策比较多的情形下，内部管理决策指令也可以更多地交给“正规的”、“科学的”企业会计信息系统，“随着信息在大多数领域内具有完全性、传统意义上的决策可能会不复存在。例如，在自动化工厂本来由人作的决策现在根据自动收集的信息改由机器来作。这方面的发展显示了信息职能与决策职能的结合。在此本来由管理者进行的决策可从会计信息中自动产生。”如此，就实现了“信息职能与决策职能的结合”。
会计信息系统和链接的动因是经济利益的分配和衔接。企业会计信息系统是由具有经济动 机的人设计并基于人的决策需要由人驱动的。企业财务会计是基于外部要素投入者管理自己经济利益的需要设立并按照其意志执行的，企业管理会计是基于内部管理者管理要素的投入和产出而设立和运行的，目的也是为了管理者自己的经济利益；个人会计信息系统的决策职能更是由（包含感情、欲望、动机、价值观、偏好、理性的）大脑为了个人经济利益的实现直接做出的。会计信息系统和会计信息链所反映和控制的对象都是信息系统最终设计者或驱动者关心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连接导致会计信息系统的链接，经济利益的委托——关系导致会计信息系统的委托——关系。经济利益的界域决定了会计信息系统的界限，经济利益界域的交叉融合决定了企业会计与个人会计、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信息系统的交叉融合——如个人独资企业。
企业会计信息系统与个人会计信息系统之间的关系既不是断开的，也不是两个孤立信息系统的“通讯”。企业内部管理会计人员既提供信息又运用信息参与决策是由于会计信息系统本来就是一个从事实到决策指令的完整信息链，企业会计系统与个人会计系统本来就是一个系统，前者本质上是个人会计系统的信息搜集和处理系统，是个人会计系统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个人会计系统的系统。企业管理会计提供的信息加工程度高，财务会计系统提供的信息加工程度低，其后续过程都是交由个人会计系统进行深加工形成决策指令，即使从形式上看，二者也是一种连续的过程，是一个完整而连续的信息链。
英文名称：Statistics and Decision
主管单位：湖北省统计局
主办单位：湖北省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
出版周期：半月
出版地址：湖北省武汉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2-6487
国内刊号：42-1009/C
邮发代号：38-150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5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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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简介
《统计与决策》（半月刊）创刊于1985年，是由湖北省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主办的统计刊物。本刊立足统计理论，关注经济热点，推介决策方法，传递学术信息。
本刊特色
观点新颖，内容务实，风格泼辣，统计与决策结合，理论实务并重。
读者对象
院校师生、科研院所研究人员，统计工作者。
[关键词] 决策 有用内在需求会计 目标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以下简称FASB)自从成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并得到越来越多会计机构的认可和效仿。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会计目标作为构建会计概念结构的逻辑起点逐渐为会计理论界所接受，并由此形成了规范会计理论的两大学派——受托责任学派和决策有用学派。在两大学派中，大多数会计组织和机构比较倾向于决策有用观。但是，会计信息的内在需求和决策有用性目标实现的困难性决定了将其作为构建会计系统的起点是极其不恰当的。
一、决策有用性是对会计信息的外加目标，而非内在需求
对于会计信息的使用者而言，会计信息不过是众多信息来源的一种。会计信息之所以能在如此众多的信息来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位，对决策有用肯定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甚至于可以说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会计的产生源于管理者自我报告的需要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会计的起源和发源。关于会计理论的研究是在会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被提到日程上来。当我们回顾会计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时，不难发现会计的产生源于管理者自我报告的需要，而未考虑太多其他方面。会计的前身实际上是复式簿记。比较公认的复式簿记是1494年意大利的卢卡.巴其阿勒首先记录和描述的。当时的意大利，比较流行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合伙企业，企业规模不大。在这些合伙企业中，一部分合伙人参与经营管理，另外一部分合伙人不参与企业经营管理。参与经营管理的合伙人需要记录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以解除自己的受托经营责任。可见，会计信息的本质在于它是管理者非常重要的一种自我报告。管理者希望通过自我报告来解除一定受托责任，并籍此得到相应业绩评价。所以，会计起源的最根本动力在于管理者自我报告的内在需要，而不是所谓决策有用的外在驱动力。
2.从决策有用观产生背景来看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向性
在美国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S）中，第1号SFAC就是企业财务报告的目标，指出了财务报告的目标是提供投资和信贷决策的有用的信息。但是，让我们观察一下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出台的背景，就不难发现它的出台绝非偶然。FASB制定的FAS19等准则曾遭到过反对和抵制，1976年和1977年，美国参众两院下属两个委员会对由民间组织制定准则和会计师的独立性提出了批评，并建议由国会收回上述会计准则的制定权。作为准则制定机构的FASB要想保留自己对准则的制定权，必须努力寻找准则的制定依据，就此形成了以会计目标为起点构建会计系统的理论体系。将会计目标定位为决策有用，FASB似乎就站到了会计报表使用者的立场上，就能争取到更多投资者和其他信息使用者的支持。我们不能否认的是，FASB在提出决策有用性目标时是带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利益偏好的。将某个准则制定机构或团体的自身偏好渗透于会计系统的设计中。这样构建的会计系统体系必然会影响到会计信息公允的表达和传递。
3.过分追求决策有用性会导致会计信息比较优势的丧失
会计系统作为企业披露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具有其他信息无法比拟的竞争优势，这也是会计能够存在并得以发展的原因所在。但是会计信息的优势不在于其能提供和决策有用相关的信息，而是在于其可验证性。如果会计过分地追求决策有用性，而忽视其可验证性，则会计就会丧失其根本的优势。因为由于会计报告信息的滞后性，它永远不如其他渠道的信息更加及时。从2007年4月起，在中国A股市场上，业绩较差的ST板块的部分股票一路走强。对于投资者而言，单纯从会计报告上是无法做出对自己有的决策的，因为这类ST板块的股票从其财务报告而言是没有太多投资价值的，甚至于他们会直接面临退市的风险。由此可见，尤其在资本市场上，会计报告所提供的信息可能远不如所谓概念、题材等信息与使用者决策相关。既然，会计信息在与使用者决策相关上具有天然的劣势，我们为什么不扬长避短，摒弃决策有用性目标，而将会计信息的可验证性作为会计信息的一个目标予以坚持和贯彻下去呢？
二、决策有用性目标自身实现的困难性
赞成决策有用观的学者和专家认为会计的主要目标是提供给会计信息使用者有用的信息。但即使决策有用性目标经过了理论上的论证并得到了承认,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也会遇到很多困难，这是因为决策有用的概念本身就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谁是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呢？什么样的会计信息才是对他们有用的呢？哪些有用的信息可以在报告中反映,而哪些又不能呢？如果我们能从理论研究上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决策有用性目标就只能是空谈，而无任何实践指导意义。
1.判断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困难性
如果将决策有用性作为会计的首要目标，那么确定利用会计信息作出决策的相关使用人就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只有在清晰地界定会计信息的重要使用人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分析他们各自的信息需求，并以此为基础确定会计整个概念框架的构建。然而不幸的是，关于谁是会计信息使用人这一问题并没有明确的定论。
英国的会计准则委员会（以下简称ASB）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以下简称IASB）则不加歧视地将会计信息的使用者界定为利益相关团体。 而FASB在SFAC No.1中将会计信息的使用人界定为现在和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信息使用者，并且将投资者放在使用者的重要位置。两种观点对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界定都有偏颇之处。
ASB和IASB将会计信息使用者界定为利益相关团体，貌似全面，实则不然。由于确认标准的存在，会计系统在传递信息时具备自身的偏好。不同的信息使用者在作出决策时所需要的信息会有很大不同，具有内在偏好的会计系统不可能一视同仁地提供与所有利益相关者都相关的信息。当一个信息系统声称能提供给所有使用人决策相关的信息时，也就意味着它所提供的信息可能和所有人的决策都不相关。 以此为起点设计的会计系统，必然是一个毫无价值含量的会计系统。
FASB将投资者作为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缘于美国一直奉行“股权导向”的公司治理模式。固然，FASB对于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给出了较为明确的答案。但是，会计系统提供的信息一定会和所有投资者的决策相关吗？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在公司的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投资者未见得是一家企业的股东。比如说基金公司在购买股票时通常会对若干家公司的股票进行组合，它们可以通过分散投资来分散自己的投资风险。套利定价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点。我们用N种股票构建一个组合，第i种股票的收益为：
Ri= Rf+βiF+εi
Ri:股票期望收益;Rf:无风险资产收益;βiF：由于市场系统风险的存在而要求的收益;εi:非系统风险 存在而要求的收益
根据套利定价理论，如果投资组合的股票品种足够多并且选择适当，组合的非系统风险就会逐渐降低，甚至于可能为0，则持有股票的收益随股票品种的增多越来越与单个公司的价值不相关，而却与影响整个市场的系统风险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以股东为导向，过分追求与股东决策相关信息的确认与披露实际上是没有多少价值可言的。
（二）决策有用性的信息在会计报告中的确认相对困难
如果将决策有用性作为会计目标，那么会计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就都应围绕会目标进行，凡是有助于这一会计目标实现的信息都应在报告中反映。
但是，首先，会计系统所能容纳的信息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对信息的有用性进行排序，将排序靠前的信息优先在会计系统中反映。那么哪些信息对决策更有用呢？FASB在第2号概念公告中有这样的表述：“什么样的会计信息才算有用的，却要由每一位决策者来判断”。可是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有很多，每一类信息使用者都有自己的个体偏好。哪一类使用者的偏好更重要呢？会计信息应该如何去满足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呢？既然，我们不能对哪一类信息更为有用做出判断，我们又如何去构建我们的会计系统呢？
此外，有一些信息虽然经过判断对决策非常有用，但是由于计量的困难，也被排除于财务报告之外。这其中最典型的是自创商誉。《财富》杂志1999年世界500强中，通用汽车公司排名第一，其资产总额为2739.21亿美元，2000年3月14日的股票市场价值为638.38亿美元；微软公司排名第84位，其资产总额为371.56亿美元，而其2000年3月14日的股票市场价值为4924.62亿美元，相当于通用汽车市值的8倍左右，与其净资产账面价值（284.38亿美元）背离高达17倍之多 。我们如何解释如此巨大程度的背离？诚然，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的背离是很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之所以微软能够用相对较小的账面资产获取较大的市场价值，是因为市场认可了微软更加良好的发展前景，认可了其超出普通制造企业的获利能力，而无论是良好的发展前景还是超额获利能力都和商誉能给企业带来的结果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我们认为是市场认可了会计上没确认的商誉等资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证明了商誉有信息含量，商誉有助于会计报表使用者判断企业的价值。但是因为计量上的难题，商誉被排除于会计报告之外。可见，在现行会计确认体系下，决策有用性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
三、小结
决策有用性目标是人为设置的会计目标，会计产生的背景不能为其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持，会计的发展也不能为其提供足够的驱动力，过分地追求决策有用性还有可能导致会计信息竞争优势的丧失。即算决策有用性被一些准则制定机构强制性的设为会计目标，它的实现也存在很多现实的困难。所以，将决策有用性作为会计目标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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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杜兴强 章永奎著《财务会计理论》第1版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
[关键词] 大数据；教育决策；复杂系统；综合集成研讨厅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6. 21. 122
[中图分类号] G4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6）21- 0231- 03
0 引 言
当前，大数据技术正在快速融入各行各业，大数据正在带动经济社会的创新与变革，正在深刻影响到各类系统活动。大数据与教育的结合已是时展的必然要求，同样，大数据作为互联网、物联网、移动计算、云计算之后IT产业的颠覆性技术变革，正在重新定义着教育决策的过程和方式，大数据蕴含的科学决策价值正在被认知、开发和利用。教育决策系统作为大家公认的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历来是决策研究的热点和难题，随着进入大数据时代，如何科学、有效地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进行复杂系统的教育决策研究，建立起高效的综合集成的决策模式和方法论体系，已经成为各级教育部门和研究者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1 大数据技术下的复杂系统教育决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1 机遇
1.1.1 大数据与教育决策
大数据时代，在物联网、移动通信技术、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教育决策需要的数据信息的收集、处理、存储与传输成本成倍下降，数据的采集和汇聚变得更为容易，为复杂系统的教育决策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让浩瀚而分散的广大个体及其知识得以汇聚，智慧不断涌现，推动了知识、思维的创新。当前大数据技术引领的教育变革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将会进一步推动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同时，大数据技术还推动了复杂性科学研究的深入开展，进而为解决好教育决策这类复杂系统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机遇。
1.1.2 大数据与复杂系统
大数据基于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可以实现对事物存在和演化过程全生命周期内产生的所有数据的记录和收集，它从完整的表达一个事物、一个系统的角度出发，表达了事物内在的耦合关系。Gartner提出大数据的人的联网、物的联网、数据的联网和思想的联网的含义，与钱学森院士提出的综合集成法中专家体系、计算机技术体系和数据信息体系构成的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的系统有很强的共性。大数据所强调全体数据、混杂性的数据以及数据的相关关系，正是对应了复杂性科学中的整体性、多样性以及关联性和非线性的特征，这使得大数据成为应对如宏观教育决策这样复杂性问题的重要技术支撑，为丰富和完善综合集成法，推进大成智慧工程提供了新契机。
1.2 挑战
教育决策需要掌握大量的教育信息。申农曾指出：信息是使不确定性变小的东西，或者说是用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占有的相关信息量越大，对事物的认识就更彻底，就更有利于决策者做出准确、客观的预测，从而做出正确决策。教育管理工作需要掌握充分的信息量，才能准确把握信息量中反映的教育状态与变革的可能性。然而当我们面对的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时，海量的纷纭复杂的各类信息出现在我们面前，可能会感到束手无策，决策者们淹没在数据的海洋中，却又忍受着信息的饥渴，这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
大数据分析能通过发掘相关关系为我们提供决策依据，提高决策效率；但另一方面，大数据分析无法完全抓住事物的本质，因为人类的思维决策不仅存在于一定的时空序列之中，更根植于一定的背景（如社会背景、文化背景等）之上，这是大数据分析力所不及的，更是人脑优于人工智能之处。总之，在大数据中，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两件事同时或相继出现的现象比比皆是，关键是找对了“相关性”背后的理由，才是新知识或新发现，提出的对策才能对症下药。
2 大数据技术下的复杂系统教育决策――综合集成研讨厅的应用
数据科学是数学、计算机科学、基础科学和各种应用科学融合的科学，钱学森院士曾经很有远见地提出了：“必集大成，才能得智慧”的大成智慧学；大数据的关键在于对多种数据源的集成和融合，这与钱学森院士一直倡导的综合集成理论有很好的一致性。近年来，随着国际复杂性科学的新发展，给解决复杂性问题提供了多种选择，但在解决如教育决策系统这样的复杂系统时，运筹学、系统动力学、自组织理论等研究简单系统或简单巨系统的定量分析方法遇到了很大的障碍，特别是针对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如教育决策等这类系统时，由于影响因素太多，很难分析，建模会非常困难，结果往往可信性不高。这就需要应用当今发展迅速的信息科学技术，特别是大数据技术来帮助处理教育决策过程中面临的海量信息问题。针对复杂系统的决策问题，钱学森院士早在1989年就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和有关的方法论，即“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并提出和支持建立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研讨厅”模式。而在大数据时代，可以提供适合的工作空间和应有的技术，为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进行决策获取全过程支持。
综合集成研讨厅代表了复杂系统教育决策的新方法论，具体来说，“综合集成研讨厅”是一种人机结合的综合集成决策支持系统，近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种有效的实用的解决复杂系统决策的支持系统。该系统根据钱学森院士提出的系统科学理论，将信息技术和专家智慧与所用到的知识体系集成在一起，用于解决复杂系统决策问题。“研讨厅”通过把相关领域专家群体引入系统中，利用专家的经验知识和判断对复杂系统的决策方案进行整体把握，并把各种定量分析的结果和大数据计算的结果与专家的经验判断选择有机融合在一起，真正实现了定性定量相结合，从而大大扩展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复杂性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作为21世纪新兴起的科学和技术潮流，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复杂性科学为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做出了科学的解释，而大数据技术让复杂性科学思想得到了技术的实现，从而对社会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法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总之，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是复杂系统教育决策的方法论，以大数据技术为依托，能把教育管理者、教育领域专家和公众的思维、智慧、积累的经验以及各种情报、资料和海量信息集成起来，运用数据挖掘、资料共享、模型构建、专家意见交流等多种科学和信息化手段，从多方面的定性认识上升到定量认识，再从定量定性的结合中寻求对复杂教育问题的科学判断和决策。
3 大数据技术下的教育决策综合集成研讨厅的基本模式
教育决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应用于教育决策系统的基本框架见图1。该框架集知识系统、专家系统和数据系统于一体，强调把人的思维和思维的成果、人的知识、智慧以及各种资料信息通过计算机系统集成起来，应用于教育决策中。
在教育决策综合集成研讨厅中，一方面教育专家的智慧、经验、逻辑思维能力以及由专家群体互相交流、学习而涌现出来的群体智慧在解决复杂性问题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在大数据技术支持下，机器系统的数据收集、存储、分析、计算及建模和模型求解等则是对人类智慧的有效补充，在问题求解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知识系统则可以集成更广时空领域的专家的实践经验、相关专业知识等。
在大数据时代，应用综合集成研讨厅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为教育决策提供技术和方法论支持，为新形势下教育政策的科学制定提供条件，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综合集成研讨厅的工作模型见图2。
具体来讲，教育决策综合集成研讨厅是支持不同领域专家协同工作的工作平台，综合集成研讨厅中的专家是在一个分布式网络环境中协同工作的，这与以往专家会议的研讨和评估有很大区别。综合集成研讨厅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基础，把分散在不同地点的软硬件设备以及教育领域专家通过信息技术“集中”到一起来研究问题，在人工合成的电子数据平台中，形成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即时共享、综合集成的综合分析的支撑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教育专家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根据自身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利用网络中提供的数据和分析工具，研讨问题并发表意见。分布式网络环境可以把专家群体、知识信息通过网络联系到一起，参与者足不出户，可以与各地的专家交流，提出个人的意见，并通过辅助工具进行校验。所以，综合集成研讨厅不仅具有对教育方面的知识和信息的采集、存储、传递、调用、分析与综合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可以在这个研讨过程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产生出新知识、新思路、新办法，所以综合集成研讨厅同时又是一个知识生产系统，是集智慧之大成，又称为大成智慧工程，既可用于研究理论问题，也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教育决策综合集成研讨厅的实现将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集系统管理、数据库管理、模型库管理和专家研讨功能为一体，其中，专家研讨是实现人机结合的手段，网络化的领域专家研讨会议是使用方式，基于大数据的计算机网络结构是载体，这样将使信息、模型和领域专家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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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教育指标 (指标体系)
在我国文献中出现的 “教育发展指标(指标体系)”与国际直接简称的“教育指标(指标体系)”(educationalindicators)并无明显区别。所以本文将与国际一致使用“教育指标(指标体系)”这一提法。从统计学意义上讲，指标通常被认为是描述和反映某种对象数量特征的基本概念和具体数值，所以，这样来看，国民党时期的几次教育统计可以说是我国系统建构教育指标的开端。从1982年开始，我国更是加大了教育统计的力度，当时建立了包括7类90项的教育统计凋查指标体系，90年代初也建立了包括4类77项的教育监测指标体系，与此同时，开始系统利用《中国教育年鉴》等逐年报告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信息。应该说，这些统计报表对教育研究和规划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价值。但是，通过比较，也可以发现这些统计报表与OECD等国际组织的教育指标报告之问存在相当大差距。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我国的统计报告不仅缺少关于教育质量、教育产出等信息，而且也没有统一的理论分析模式，还存在着与教育政策不相关等基本缺陷。所以有学者认为我国的教育统计公报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教育发展指标体系。
然而，什么是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发展指标体系呢 ?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做出回答。我们认为，把教育统计年鉴和OECD的教育指标报告直接相比并不合适。因为从当前国际社会的研究来看，人们普遍认为教育统计年鉴里的信息并不都是教育指标，二者存在着不同的功能范式，因而不能用教育指标的功能去要求教育统计。教育统计是对教育系统基本状况的原始描述，产生的数据大多是原始数据(如果仍要称为指标，则可称为“原生性指标”)。而教育指标本身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它关注的是教育系统的关键特征，特别要求能够进行某种目的的比较，以及与教育政策相关等等。因而在结构上，教育统计一般表现为单个变量，而教育指标则是对单个变量的组合测量。当然，本质上它们都涉及统计方法，而且都是描述和反映教育系统数量化特征的概念和数值。
把指标较为狭义的理解为单个变量组合的结果的观点目前在国际上取得了共识。比如胡森主编的《国际教育研究百科全书》指出了教育指标应满足的条件，其中第一个条件就是 “教育指标应至少是两个变量的合成，并排除总体大小对所计算数值的潜在影响。美国专家伯斯汀.奥克斯(B.L.Oakes)在《教育研究百科全书》中也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教育统计量都满足教育指标的条件，“指标应该满足一定的实质和技术的标准，这些标准能够定义指标所应提供的信息和测量的数值”。OECD与UNESCO等国际组织也有类似的结论。从实践来看，正是不满足于对教育做简单的“变量”统计，OECD才开展了“国际教育指标项目(INES)”，把许多精力投入到“教育组合指标”的研究中。所以，从狭义角度出发，可以形象地说，教育指标是在教育统计基础之上二的一种“加工”，这种“加工”的目的是更好的实现教育指标信息与政策的相关性，更具可比性，信息的指示功能更强等等。
由于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由变量组成的指标所传达的信息仍然是有限的，因此通常需要设计更为综合化的指标体系，进而更完整的表现教育系统的数量化特征。相反，当需要更简单、更直观的数据时，则可以通过某种运算形成单个的 “指数”来完成。如有学者提出的“教育均衡发展指数”等。
二为什么教育指标成为国际上教育研究的热点
为什么在世界范同内，狭义的教育指标成为教育研究的热点 ?我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它既根源于教育系统本身的复杂性，也与当今时代教育的伞球化、信息化以及教育发展的伞民性、公共性等有关。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根据系统规模和复杂程度，可分为小型系统、中型系统、大型系统和巨型系统。教育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型社会系统。这种复杂 l生表现在：第一，这个系统不仅规模庞大，包含着若干子系统，而且各子系统间存在纵横交错、性质各异的关系，结构复杂，功能多样。此外，教育系统也不是封闭的，它与经济、政治等系统相互耦合并时刻进行着资源交换。第二，世界全球化趋势扩展了教育系统这种复杂性。在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的教育系统无不打上他国教育系统的烙印。特别是在WTO框架下，不少国家承诺开放本国教育市场，这更强化了各国教育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复杂变化的趋势。第三，信息网络技术的覆盖范围和传输速度在几何级数式的飞速发展，这种社会信息化进程加剧了教育系统之间的关联程度和关联速度，这更增加了教育系统的复杂性。第四，现代教育的公共性和全民性日益增强，使教育关系到每个人的发展和命运，在这种状况下，教育决策必须广泛考虑社会公众的价值诉求，教育的“公共责任”凸现出来。
教育系统日益复杂化对教育决策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第一，它空前提高了教育决策的难度。教育系统日益产生出无穷的信息，但按照西蒙 “有限理性”和“满意决策”的原则，决策者不可能完全穷尽所有信息使决策最优。那么，他该如何去解决信息的无限增长与自身有限的处理信息能力之间的矛盾?第二，它空前增强了教育决策的风险性。现代社会，一项教育决策影响范围越来越广，不仅可能对全体国民造成影响，而且也可能使这些影响在短时期内迅速放大到社会其他子系统、其他地区甚至其他国家。因此，一个复杂的现代教育巨系统使得教育决策的后果和风险性空前巨大，它不允许教育决策出现重大失误。
如何在有限条件下达到满意决策并避免决策重大失误呢 ?长期以来，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家们在努力寻求一种既能对社会系统进行结构化认识，简化和梳理繁杂的社会信息，又能对系统的演化和运行过程实时监测的工具。到20世纪60年代末，一场旨在实现这一日标的“社会指标运动”开始在美国兴起并在联合国的支持下迅速波及到世界各国。教育指标最初就是作为社会指标的一部分而出现的。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教育指标在国际组织的重视下得到了大力发展。国际社会的这些行动，不仅为世界各国教育指标构建、解释提供了方法论框架，促使各国普遍重视建立和改进教育指标，而且其的指标报告也为各国教育战略或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我国关于教育指标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状况如何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初步判断是：整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理论上的工作仍停留在翻译、简介和比较国际教育指标体系的水平上，而应用于教育政策分析和教育研究方面更待扩展和深入。具体来说，存在着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理论研究上仍然局限在零星的翻译、评述国外教育指标报告，以及比较国别教育指标体系上，而对如何形成教育指标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缺乏研究，甚至不少基本概念也不清晰。比如，围绕教育指标有哪些基本理论问题 ?指标用的是什么性质的认识方法?这种方法是否适合教育系统?其意义和边界如何?当前国际上对教育指标进行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如何?所提供的教育指标信息的特色是什么?等等基本问题都急需研究并加以回答。
有人可能认为，有关测量或统计的指标理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方法，我们无需专门研究教育指标的理论问题了。应该承认，教育指标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统计或测量方法，例如，一个指标首先必须考虑效度和信度问题，构建指标时需要考虑变量选择、权重设计和组合规则，应用到因素分析、聚类分析等，这些都是统计的基本技术。但是，任何指标的设计都不是统计技术完全能解决的，教育指标最复杂的问题不是有效数据的计算，而是概念的分类。 OECD的专家进而认为，与经济、环境领域的指标相比，教育指标进展缓慢的原因并不是源于统计技术不成熟，而恰恰在于如何对教育系统及教育活动进行量化认识不够。因此，要开展教育指标的研究，完全寄希望于统计技术是不够的。
第二，在应用上，虽然从 2003年开始教育部利用“国家义务教育监测项目”对全国60个县360所学校的义务教育进行年度专题监测，2006年教育部在上海又设立了“教育部基础教育监测中心”。但目前对教育系统进行大范围的监测特别是对重大教育政策的监测仍然很薄弱，而对如何利用这些大型的教育监测项目去有意识的研究教育指标的理论问题，更显不足。缺乏这些动态的监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使教育发展可能出现大起大落、大上大下的局面。在这方面，我们不能说没有深刻的教训。
在世界上，不少国际组织、国家或地区逐渐把教育指标应用于监测政策执行和评估政策效果等方面。例如，为保证 “全民教育目标”的实现，UNESCO确定了15个核心指标进行年度监测。美国为了监洲((2000年教育战略))的六大目标(后修改为八项)的达成情况，教育部成立了“教育指标专门研究小组”并制定了适用于国家层次的27个指标和州层次的34个指标。在职业教育领域，由于职业教育比普通教育更需要与职业和社会的变化保持一致，因此，包括欧洲培训基金会(ETF)、德国职业教育研究所、澳大利亚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NCVER)等机构都普遍重视“职业教育与培训(VET)”的指标研究工作。例如ETF设计了多项“关键指标”来监测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变迁状况。”澳大利亚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则与其国家培训署(ANTA)合作，每年关于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指标研究报告，各项指标还列出红灯、黄灯、绿灯的警示标志，从而有效的支持了教育决策。当前，我国正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长期跟踪监测职业教育发展规模、专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等变化状况就显得更加必要。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
第三，缺乏对教育指标研究方法的探索。在教育系统内，各种各样的指标不计其数。但是，由于没有完善的方法，简单、随意设计教育指标的情形不乏存在，所形成的指标的有效性、科学性很值得怀疑，有的甚至毫无用处。
这里我们借助自己研制学校信息化指标体系的过程，谈谈方法的重要性。可以说，学校信息化指标体系在目内外也不计其数，但是，不同学者彼此争论不休，争论的原因并不是对学校信息化内部结构划分的分歧。可以说，借助信息化的六大要素，建构出学校信息化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并不困难。争论的原因在于人们缺少理解不同指标体系差异的方法。为此，我们提出，建构一个学校信息化指标体系必须首先注意两个简单的方法问题：第一，指标体系是给谁看的 ?服务对象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指标体系的详略就不同，表述方式也会有所差异。例如政府、学校管理者、社会或其他研究者对学校信息化指标体系就有不同的期望，因此制定时首先就应考虑到目标人群需求的差异。第二，指标体系本身是干什么用的?指标体系通常存在四种功能：描述系统状态、描述系统的发展、描述系统与目标的差距、将系统分类。每一种功能将造成指标体系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认为存在多个学校信息化发展指标体系是很正常的，关键在于这个指标体系本身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功能是否明确。理解了这些方法论，我们就能理解指标体系的多样化状况，从而避免一些无谓的争论。
四如何推动我国教育指标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
推动教育指标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是我国当前教育决策面临的紧迫课题。在教育部《 2020年教育发展纲要》综合调研组所提出的需要重点研究的18个系列专题中，其中就提出了“研究教育发展指标理论”的要求。但是，如何推动?我们认为需要在以下方面努力：
(一)确立教育指标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中的地位
长期以来，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相互抱怨、相互指责的情形较为严重。多年来，在探索哪些因素起中介作用促进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重要共识，即对 “教育政策”的重视。安文铸认为，长期以来教育政策这个具有桥梁作用的中间环节没有解决好，是教育管理理论没能满意地指导实践的一个重要原因，同顾明远等认为，教育政策学在我国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这一学科建设的薄弱环节，可能是教育科学体系内部导致教育理论与实践联系不够紧密的重要原因。应该承认，确立教育政策的中间环节地位的确有利于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沟通。但是，很多时候教育政策因其指导性或宏观性也表现出泛化、模糊的特点。我们设想，在沟通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之间是否还可以加入教育指标，让教育指标成为其中问环节之一?因为教育指标本身是概念和数值的统一体，可以将政策含义具体化，因而可使教育政策更具可操作性。这样，教育指标就可以进一步成为联系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的中介，由此形成从教育理论到教育实践的连续统，它们彼此上下联系，前后承启，从而更好地促进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需要指出的是，教育理论、教育政策、教育指标与教育实践四者从基本概念到表现形式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赫斯特认为教育理论是 (或应该是)“实践性的理论”，这样的教育理论则完全可以直接去指导实践而无需教育政策或教育指标，还有一些复杂的情况，比如当教育实践是创作教育理论的实践时，当教育政策针对教育实践来说本身就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或者教育政策本身就包含了教育指标，或者教育理论也需要直接利用教育指标来进行操作化定义时四者线性的关系也被打破了。这些复杂情况告诉我们，从教育理论到教育实践四者并不是简单的直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各自既相互独立、又互相联系、互相叠合的连续的、循环的光谱，但是教育指标在其中的承启地位似乎是可以成立的。确立教育指标的中介地位，对于缓解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提升教育指标的理论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对教育指标的基本问题开展理论研究
这里既要对教育指标的基本概念、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学科知识基础展开研究，也要为构建和应用教育指标的方法论问题进行探讨。这一点上，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研究时要从指标理论、社会指标理论中吸取营养。教育系统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教育指标最初就是作为社会指标的一部分出现的。社会指标最早由美国学者雷蒙德 .鲍尔(RaymondBauer)在1966年发表的《社会指标》一书中提出，随即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社会指标运动”。在我国，社会指标在80年代末90年代得到了大力发展。可以说，“社会指标运动”在国际国内都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虽然这些成果不能代替我们对教育系统内的特殊结构和概念的分析，但对我们构建、分析、评价教育指标可以提供大量的方法论知识。二是研究时要关注国际组织的相关理论研究。UNESCO和OECD在年度教育指标信息的同时，也开展了大量理论研究。例如早在1982年，UNESCO专家詹姆斯.约翰斯通(J.N.Johnstone)结合数十年经验，撰写了专著《教育系统指标体系》形成了教育指标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OECD于1987年重新开始教育指标研究，1992年编辑的《0ECD国际教育指标：一个分析框架》和1994年编辑的《开展教育计量：开发和应用教育指标》两本论文集是教育指标理论研究的经典文献。美国兰德公司、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等机构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文献。关于职业教育指标的理论研究国际上更为丰富。总之，教育指标的研究应该高度重视国外的理论成果，特别要重视他们教育指标背后的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而不是仅仅注重译介其指标报告。
(三)鼓励建立大型的教育监测系统，对教育进行长期的跟踪监测
北京师范大学在讨论 985二期工程及“十一五”教育学科发展规划时，许多专家不约而同的强调建立教育监测信息系统的重要性。OECD专家考察中国高等教育后的一个重要建议也是建立“教育管理信息系统”。我们相信，建立有效的教育监测系统是一个大趋势。今后，政府应鼓励建立大型教育监测系统特别是针对重大教育战略的监测系统。
必须承认，建立大型的教育监测系统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在发达国家，每个教育监测系统都伴随着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提供了技术支持，也将监测成本大量降低。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将半结构化甚至非结构化的问题用计算机描述出来，网格技术可以把整个互联网整合成一台巨大的超级计算机分布式处理海量数据，下一代互联网技术 (NGI)数据传输速率比现在提高100～1000倍，数据挖掘技术更可以从大量的数据中抽取出潜在的、不为人知的有用信息，这些技术对教育监测工作技术条件的创设，对发现教育系统运行的异常模式，对监测成本的降低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建立大型的教育监测系统并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当然，建立教育监测系统的一项前提工作就是构建教育指标，因此，从实践角度看，系统开展教育指标的理论或方法研究已迫在眉睫。
在管理会计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研究者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它的技术层面（技术方法）上。这种做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奠基和成形阶段，是必要的，也是相当重要的。否则，这一新学科具有鲜明特色的基本框架就可能建立不起来。
可是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为了使它向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发展，使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就不能只停留在它的技术层面、而必须把它提高到社会文化的层面上，来认识和处理有关问题。
众所周知，在会计领域，通过各种技术方法所形成的会计信息，并不是死的数字，而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综合反映。会计信息怎样形成和使用，关系到社会成员。社会组织乃至整个国家的利害、得失甚至前途命运。①
可见，会计问题绝不是单纯的技术性问题。通过会计的技术方法进行收集、加工、综合、分析所形成的会计信息，要使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积极作用，首要的问题是必须以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为指导。
人类社会的文化可以从许多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一般认为，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道德风尚与行为准则。其中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的深层次的认识，是形成一种社会文化的基石，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居主导地位。一个人的价值观反映着他的最终追求和判别是非的标准，并由此而形成特定的行为取向。因而可以说，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道德风尚与行为准则都是由价值观所驱动的。例如，一个人如果确立了这样的价值观：不愿意辛勤劳动而又要追求尽可能高的享受，在道德上就会损人利已；在行为上当这不到目的（追求尽可能高的享受得不到实现）而又别无其他选择时，就可能挺而走险，甚至谋财害命。在会计文献上有一个广为流行的说法，即“会计是经济活动的语言”。当然，它不是原始的语言，而是一种符号化的文字与数字、图表相结合的语言。但语言（不管是口头上的或书面上的）都只是思维的外壳，它通过特定的形式，表现和传递人们一定的思想文化内容——包括有关人们的价值观、道德风尚和行为准则。会计的功能，不管会计文献上有多少种说法，归根到底，是行为功能（behavinnd function）。会计的技术方法不管如何复杂、先进，如果它提供的信息不能有效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包括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就不可能对社会经济生活发挥任何实际作用。而要使会计的行为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就不是单纯靠研究它的技术方法所能奏效的，还必须深入研究它的社会文化层面，使会计研究的技术观和社会文化观相结合。
更具体一点说，一个组织的领导人如果在价值观上要通过“以权扰数”，达到“以数谋官”、“以数谋位”的目标，并为此而要求会计部门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那他们在道德上就不可能做到诚实守信，在行为上就会假帐真算或真帐假算，导致会计信息的严重失真②。这样的会计问题，就不是单纯依靠改进会计的技术方法所能解决的，而必须探索问题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在社会大环境中，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风尚和行为准则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无异于舍本而逐末。
二、管理会计技术方法的形成与发展
1.成本会计是管理会计的前身③
成本会计作为管理会计的前身，是工业化的产物。由于工业革命在生产方式上开始从工场手工业向使用机器的工厂制度过渡，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同时要求筹集大量资金用在昂贵的生产设备上，使折旧费用大幅度增长，加上生产的品种日趋多样化，使间接费用的分配、吸收成为成本计算面临的一大难题。与此同时，竞争的压力又要求分产品提供较正确的成本数据，以实现成本计算与利润计算的直接联系。这在客观上要求成本计算的技术方法能够解决折旧费用的计算和产品间接费用的分配问题。在其起始阶段，这种计算是在帐外进行的；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实践，又由帐外计算转入帐内计算，使成本的形成、积累与结转，纳入复式簿记的框架，从而标志着成本会计的正式诞生。成本会计向纵深发展，是从原始的实际成本计算发展到成本计算与成本控制（管理）相结合，具体表现为本世纪初期，配合泰罗制在实践中的广泛实施，“标准成本”、“差异分析”和“预算控制”这些同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直接联系的技术方法开始引进、应用到会计体系中来，形成独特的标准成本系统。它把严密的事先计算引进到会计体系中来，实行事先计算、事中控制和事后分析相结合，为会计直接有效地服务于企业管理开创了一条新路。这是十分可贵的。
2.本世纪50年代以来管理会计的形成和发展④
管理会计是为企业的领导者和管理人员提供管理信息的会计。以泰罗制为基础形成、发展起来的标准成本系统，虽可视为管理会计形成的一个起点，并成为至今流行的管理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仅此一项还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管理会计。管理会计的形成与发展，是和“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直接相联系的。从本世纪50年代起，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所谓战后期，战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形势和特点，促进了现代管理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管理的重心在经营，经营的重心在决策”，正是现代管理科学适应新的情况提出来的企业管理的新的指导方针，并由此而促成了管理会计的形成和发展。
简括地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是以“决策与计划会计”和“执行会计”为主体，并把“决策会计”放在首要地位。其中“决策会计”是以长、短决策的效益评价为核心，而计划（预算）则是决策所选定的有关方案的加工、汇总。“执行会计”是以责任会计为核心，着重于对经营活动的进程和效果进行评价与控制。
从技术层面看，经过较长期的实践，管理会计所用的多样化的技术方法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并更趋成熟和定型化了，它主要包括成本性态与本一量一利分析；决策的相关成本与非相关成本的划分和短期经营决策方案的对比分析；长期投资决策方案评价方法和货币时间价值的应用；生产经营全面预算的编制方法；标准成本的制定和差异分析方法；存货的计划与控制方法；成本可控性的划分、企业内部转移价格的制定及其在责任会计中的应用；以及现代数学方法（如数学分析、数学规划、数理统计和矩阵代数等）的广泛应用等。上述方法可总称为分析性方法，其多样化和复杂程度，比财务会计所用的较为简单的描述性方法显现出更鲜明的特色。
从总体上看，一门学科的技术层面可以看作是它的“硬件”，而相应的社会文化观可看作是它的“软件”，后者是前者的灵魂和生命。任何技术方法的应用，如果没有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作指导，将无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管理会计自然也是如此。
三、管理会计技术方法的应用必须以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为指导的具体论证
1.决策的科学化必须以民主化为基础⑤
现代管理科学认为，管理首先是决策，决策是领导者和管理者的首要职能。因而以现代管理科学为指导所形成的管理会计，也把“决策会计”放在首位。
经过较长期的实践，在“决策会计”领域所形成的对决策（无论是短期经营决策或长期投资决策）方案效益的评价方法是相当丰富而多样化的。但其具体运用，在决策程序中首先必须正确解决好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关系问题。
现代管理科学从决策是管理的首要职能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把一个完整的管理系统区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决策系统；二是决策支持系统；三是执行与控制系统。与此相适应，管理人员也可区分为三种不同类型：一是决策人员；二是参谋人员；三是执行人员。会计人员作为信息专家，是属于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参谋人员。
决策支持系统与决策系统的关系，实质上是“谋”与“断”的关系，即以后者作为前者的“外脑”，为前者最终进行科学决策而充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谋”。“断”相对分开、相互协作，是现代决策体制的重要特点。这种决策体制最早是由军事科学提出来的。因为大量的战争实践和无数血的教训充分证明：不通过参谋部具体掌握各有关方面大量的军事情报（信息），据以进行分析研究，制定各种科学可行的作战方案，然后由司令部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从中选取在一定条件下最可行的作战方案，要打胜仗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参谋部的“多谋”，就不会有司令部的“善断”，没有参谋部的运筹帷幄，就不会有司令部的决胜千里。因而现代军事科学十分重视参谋机构（人员）的作用。这种由军事科学确立的科学的决策体制，很快被推广应用到现代社会经济领域中来，并在经济管理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由此可见，在决策程序中正确处理好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关系，就是正确处理好决策支持系统的“多谋”与决策系统的“善断”的关系。其中“多谋”体现民主化，“善断‘林现科学化。这是意味着：”善断“必须以”多谋“为基础，否则，决策的科学化将成为一句空话。因为任何单位决策系统的领导人，即使是位高权重的领导人，都不可能是万能的。明智的领导者一定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善于主动、积极地为决策支持系统的参谋人员建言、献策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即诚心诚意地鼓励他们讲真话，独立自主地发表意见，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使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参谋人员能正确地履行职责、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关键所在。反之，如果决策系统中的领导人没有优良的品德和崇高的思想境界，不仅不让决策支持系统中学有专长的专家独立自主地、客观地发表意见，反而要求他们以某种形式的所谓科学论证来为自己的既定框框（长官意志）服务，使之披上科学的外衣，就会产生更大的迷惑性，则这样的论证比不论证更坏。由此而导致决策的失误就不可避免。
因此，决策程序的指导思想和决策人的道德情操，对决策的成败，比相关的技术方法重要得多。
2.预算管理（包括预算的编制及其贯彻执行）必须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
预算管理的重要性在于它对管理会计的两大组成部分——决策会计与执行会计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是决策会计所定决策目标的具体化与协调化，又是对决策目标的贯彻执行落实责任与指导行为的重要规范。
也就是：预算管理首先要对按决策程序所定的决策方案进行加工、汇总，形成企业生产经营在一定期间的全面预算，以集中反映整个企业在该时期内要完成的目标和任务；为促进企业总体目标和任务的实现，还需进一步落实和具体化，为此，就要进行指标分解，形成各个“责任中心”的责任预算，使它们明确各自的目标、任务，井以责任预算所规定的目标作为开展日常经营活动的准绳；各个“责任中心”在日常经营过程中，通过“责任会计”对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系统的记录和剖析，从实际完成情况和预定目标的对比，评价和考核各个“责任中心”及其有关人员的经营业绩，并通过信息反馈，及时对企业生产经营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制约和促进作用，以确保决策所定目标的顺利实现。
由此可见，预算管理的技术方法，通过较长期的实践，已经得到充分的发展并趋于定型化了。问题在于它的社会文化层面。
实践证明：预算的制定和执行，是一种群体行为，工作群体内部的凝聚力越强，群体对预算目标的认同感就越强，取得的效果也就越好；反之，取得的效果就越差。群体动力充分发挥的最高境界是使之达到最佳的“竞技状态”，即使每一个职工目标一致，通力协作，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全力拼搏、奋勇争先。这样，就自然而然地能取得在可能范围内的最佳集体成果。要使预算管理达到这样高的境界，在企业管理的权力结构上，必须遵循新兴起的“产业民主运动”（industrialdemocracy movement）的精神，作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革，从原来纵向的专制独裁式的集权式管理，转变为横向的分权式的民主管理，以基层作为管理权力的基点，真正确立广大员工的主体地位，赋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知情权和发言权，即坚持员工本位原则，以员工满意作为顾客满意的基础和条件，以促进在生产经营第一线的广大员工的自主性和开拓、创新精神的充分发挥。
据此，在预算管理工作中，要注意如下两点：
第一、总预算指标的分解、落实，必须充分尊重下级预算执行者的独立自主精神，由过去从上而下颁发“强加性的分预算”改变为由广大员工亲自参与制定而形成“参与性分预算”。这样做的结果，就会使分预算的执行者增强主人翁责任感，从而把所制定的有关分预算的执行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借以充分调动他们完成预定目标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第二、预算的贯彻执行应当使执行者彼此之间从各自的主体地位出发，相互承诺，形成相互遵循的权、责关系，并具体化为一系列相互联结的内部契约关系，以此作为各自的行为规范。从而使预算执行者在其运作中，形成一种以“自主管理”为基础的“自行调节”、“自行控制”、“自行适应”的机制；并依据一套动态追踪式的瞬时信息网络，相互予以沟通，如若发现任何“失衡”现象，即及时据以纠正，以保持组织内部各个环节的协调运作与动态平衡，从下而上促进企业总体目标的顺利实现。
以上所述，是在预算管理领域，以正确的社会文化观为指导，使管理会计的行为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使之向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发展的鲜明体现。
[注释]
①杨时展教授曾提出一句寓意深刻的名言：“天下未乱计先乱，天下欲治计乃治。”参见《杨时展论文集》，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p181.
②参见余绪缨：《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剖析》，（财会月刊》，1996年第8期。
③参见余绪缨：《纵论现代会计的形成与发展》，《财会月刊》，1993年第6期。
④参见余绪缨：《管理会计》（修订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的第1章和第10章。
⑤参见余绪缨：《对现代管理会计的基本认识》，《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会计学专号》。
[参考文献］
关键词：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会计职能；管理决策
一、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的发展现状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加强内部管理的需要，银行业对会计的要求已从简单的事后算账、报账转变到参与经营管理、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实施控制和考核上来。会计职能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反映和监督已不能完全概括会计的全部职能，参与决策、实施控制和考核正成为会计新的职能。这种内部管理的需要和会计职能的转变成为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发展的内在动力，但目前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在实践中的应用大多还停留在探索阶段，尚未构成一个完整的应用系统体系。其存在的问题：一是系统功能较单一，大多只是简单地报表查询、汇总以及财务比率分析。二是系统提供的信息大多是货币性信息，而一些重要的非货币性信息（如：资产质量、风险控制、客户关系等）不能及时披露。三是系统缺乏丰富的数据分析工具，不能有效地支持管理决策的制定。四是系统需求的提出、实际开发和应用不统一，基本上是各部门各自为政，均从本部门的管理需要和角度出发来进行系统的开发和设计，存在着数据来源多头、数据格式不一、功能单一重复且各部门的系统数据不能充分共享、造成资源浪费的情况。
而核算型会计信息系统却发展迅速，从20世纪70年代的单机处理到80年代各类柜面业务处理系统和会计报表处理系统的应用，从90年代各行全国联网系统和多元化自助服务系统的广泛应用到目前以数据大集中为标志的各业务处理系统操作平台的统一集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相关数据库的建设。截至目前，核算型会计信息系统已发展成具备事前审批、事中控制和事后监督功能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应用系统。但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却一直进展缓慢，没有重大突破，学术界对何谓“管理型”也一直争议颇多。下面笔者将具体说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从管理的本质出发对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体系的构建进行探讨。
二、构建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的理论基础
笔者以为，核算型会计信息系统之所以发展迅速并能很快地被推广应用，主要是因为它有明确的理论依据——复式记账理论，系统采用的核算方法（即对数据的分类依据）与传统手工会计记账基本一致，而且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对披露会计信息的财务会计报告格式也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因此以复式记账为理论基础，以对外披露会计信息为目标，核算型会计信息系统开发起来得心应手，相比之下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
首先，理论上人们对于“管理”这一概念含糊不清，对于以何种管理思想、管理理论为开发依据，无论是学术界还是软件开发行业一直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而这关系到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的开发设计思路问题。
其次，在实践中不同规模、不同经营范围的银行（包括同一银行内部不同部门）管理风格不同，要求系统提供的管理信息内容也不同，要求辅助决策的程序不同，这种需求的多样性也给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的开发增加了难度。
因此要想构建一个有效的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首先要有一个科学的理论作指导，要寻找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要先弄清楚管理的本质。自泰罗和法约尔开创管理学以来，学术界对“管理”的定义一直是众说纷纭，如：“管理就是研究系统运行的规律，据此组织系统的活动，使系统不断呈现出新的状态”：“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的过程”：“管理的本质是决策，或者说是围绕着决策的制定和组织实施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上述观点从不同角度描述了管理的特征，笔者以为最后一种观点最能体现管理的本质——即决策理论学派代表人赫伯特。西蒙提出的“管理就是决策”。西蒙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管理就是决策，决策贯穿于企业整个管理过程。决策是组织及其活动的基础。组织是作为决策者的个人所组成的系统，组织的全部活动就是决策活动，对这种活动的管理实质上就是制定一系列决策，如制定计划的过程是决策；组织设计、机构选择、权力的分配属于组织决策；实际同计划标准的比较、检测和评价标准的选择属于控制决策等。总之，决策贯穿于企业管理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
（二）决策过程。决策并非是一些不同的、间断的瞬间行动，而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工作构成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四个阶段：第一，情报活动——探查环境，寻求制定决策的条件。第二，设计活动——创造、制定和分析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第三，抉择活动——从可资利用的方案中选出一个适宜的特别行动方案。第四，审查活动——对过去的抉择进行评价。一般来说，上述四个阶段是顺序进行的，而实际执行过程中则要更复杂，在制定某一特定决策的每个阶段，其本身就是一个小范围的决策制定过程。
（三）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西蒙把企业的管理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例行活动，即一些重复出现的工作。有关这类活动的决策是经常反复的，而且有一定的结构，因此可以建立一定的决策程序。每当出现这类工作或问题时，就可以利用既定的程序来解决，这类决策活动叫程序化决策。另一类活动是非例行活动，不重复出现的，如新产品的开发、产品结构的调整等。这类问题在过去尚未发生过，或因为其确切的性质和结构极其复杂，或因为其确切的性质和结构捉摸不定，但因为其十分重要而需要用现裁现做的方式加以处理。解决这类问题的决策叫非程序化决策。
根据西蒙的决策理论，银行的日常管理活动（主要包括经营战略的制定、财务计划的制定、决策的执行、业绩的评价、风险的控制和管理、盈利能力分析等等）可划分为程序化决策活动和非程序化决策活动两大类。其中经营战略的制定通常关系到银行未来生存与发展的经营方向问题，且将会随着经济环境、竞争态势、技术、组织等因素的变动而变动，而这些因素很多又是事先无法精确预测的，没有一个固有的程序来遵循，更多地需要决策者的判断、直觉和创造。因此经营战略的制定通常属于决策理论中的非例行活动，一般由高层管理者（主要指总、省行的行长）制定，实行的是非程序化决策。而财务计划的制定、业绩的评价、风险的控制和管理、盈利能力分析等管理活动通常是常规性的、反复性的、且结构比较清晰明确，可以使用一些简单的数学分析模型来解决，这些管理活动则属于决策理论中的例行活动，一般由中层管理者（各业务部门的经理）制定，实行的是程序化决策。至于前台营业网点及其主管部门的业务活动则属于决策的执行活动，决策执行的结果将通过会计核算系统进行反映。从经营战略、战术计划的制定到决策的执行，到事后盈利能力分析和业绩的评价，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决策过程。
三、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的体系构建
根据西蒙的决策理论，一个企业组织的全部活动就是决策活动，一个完整的决策活动包括情报、设计、抉择和审查活动。因此构建一个完整的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应站在企业全局的高度，不仅要满足中层管理者们日常程序化决策活动的需要，也要满足高层管理者们非程序化决策活动的需要；不仅要满足事后的财务分析、业绩评价，更要满足事前的市场预测、风险预警及战略、战术计划的制定。一个完整的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要保证每个主要管理人员都能收到有用的数据信息和主要业绩指标，通过这些信息和指标能够帮助他们提高工作效率，对其负责的工作管理得更好，且随着机构管理层次的逐级下降能够提供越来越详细的管理信息。
（一）系统目标：辅助管理者决策、强化内部管理、合理利用经济资源、提高经济效益。
（二）服务对象：银行内部中高层管理者
（三）数据源：包括内部和外部。内部数据源主要为会计核算系统反馈的经营数据和其他业务处理系统（如：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信贷管理系统等）中的相关数据。外部数据源为同行业竞争对手的主要经营数据、竞争战略、市场份额、重要客户的分布、贡献及经营状况等。
（四）系统功能结构。如下图所示：
1.知识库：该模块主要是为中高层管理者制定决策时提供丰富的相关知识的支持。知识库主要包含政府、监管部门等的重要文件、本行的重要规章制度、同行业竞争对手的发展战略、主要经营数据、主要产品和市场份额、重要客户的分布以及需求等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库将不断更新，以便更有效地支持决策。
2.模型库：该模块主要是为中高层管理者制定决策，进行盈利预测、风险控制等管理活动时提供丰富的数学模型支持，如：投资决策模型、趋势分析模型、线性（曲线）回归分析模型、风险评价模型等。为便于用户操作，模型库在系统中可设计成模型字典，用户通过浏览模型字典选择不同的数学模型，系统再调用该模型相应的子程序进行运算分析。
3.经营计划模块：该模块的主要功能是帮助银行中高层管理者制定本企业未来发展目标的战略计划和战术计划。战略计划的制定如前所述属于决策活动的非例行活动，通常关系到企业未来3到5年的发展目标，制定过程中考虑因素较多，更多地需要决策者的判断、直觉和创造，这是一个参与人员最多、需要反复讨论、反复修改的复杂过程，因此就要求系统能够提供一个良好的人机对话环境，如可采用问答式、图表式或菜单式来引导管理者制定出未来发展目标（即市场计划、产品计划、经营计划和危机处理计划）。战术计划是战略计划的具体实施和补充，属于决策活动中的例行活动，一般由计划制定小组中的各部门根据总体战略计划制定本部门一个年度内需要实现的市场、产品和经营计划（经营计划又包括资产负债计划、收入计划、费用计划和资本支出预算）。战略计划和战术计划的制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业绩评价、盈利预测以及知识库等模块的支持程度，在具体系统设计过程中，还应注意以下两个因素：
一是要注意吸收新的管理思想。例如：在竞争战略管理方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克利斯。斯泰尔斯（chris styles）提出的“战略车轮”方法，该方法通过8个步骤（即1.目前的绩效；2.本行的产品优势；3.竞争对手状况；4.进行目前的行业典范分析；5.预测未来5年内本行业发展趋势；6.分析未来5年内客户的需求；7.确定发展战略目标；8.进行新业务、新产品的设计，确定盈利目标）来综合分析本企业所面临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最终确定发展目标，该方法对于开发创新竞争战略就很富有启发性。
二是要注意吸收新的信息技术。该模块的设计应充分借鉴决策支持系统的部分设计思路，特别是要注意借鉴、吸收近年来人类对人工智能、计算机神经网络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
4.盈利能力分析模块：该模块是众多管理决策中的核心部分，主要包括成本计算、盈利分析以及盈利预测三大子模块。其中成本计算是盈利能力分析的基础，该模块负责收集各项支出、费用和数量数据，并向特定的成本对象（如各项产品）进行分配，如：活期存款产品的成本就包括账户维持成本、每笔交易成本等内容。盈利分析则使用成本计算模块产生的数据，与收入相对比形成盈利能力报告，该报告可以按机构、按产品、按客户进行分类统计，盈利分析结果也将为业绩评价提供重要的评价数据。盈利预测模块主要是在考虑历史盈利状况、战略计划目标、市场变化等因素对未来的盈利情况进行预测，预测时可使用模型库中的趋势分析模型、线性回归分析模型等数学工具来进行，预测结果可作为制定下年度战术计划和未来战略计划的依据。
5.业绩评价模块：该模块定期对各责任中心（可按机构、按产品、按客户）的经营计划执行情况、经营成果进行分析与评价，找出完成或未完成计划目标的主客观原因，为对责任中心的奖惩考核提供依据，其主要包括评价方案、财务业绩和营销业绩三大子模块。评价方案为管理者提供了各责任中心主要考核指标的评价标准，如：给出每一考核指标的权重系数、根据计划完成情况进行打分、综合打分的算法等等。财务业绩主要是对本企业盈利能力、流动性、资本充足性等货币性信息指标的评价。营销业绩主要是对新增贷款、新增存款及所占市场份额、贷款质量等非货币性信息指标的评价。无论是财务业绩评价还是营销业绩评价，评价时除了同计划目标相比，还要同历史经营成果、同竞争对手经营成果相比，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本企业的整体经营状况。
6.风险控制管理模块：该模块主要是对银行面临的各种风险进行衡量、监控并提供预警信息。银行是高风险的经营行业，在追求盈利最大化的同时如何降低、控制风险也是银行日常经营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银行面临的风险主要有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资本充足性风险、信用风险、外汇买卖风险和营业风险等六种风险，对不同的风险可通过不同的比率指标来衡量。其中控制目标子模块负责定义管理者对各种风险管理的预期比率指标，风险监控子模块负责对各项比率指标进行计算并与预期比率指标对比分析，如发现风险向不利方向波动，系统将提示预警信息报告。此外对于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资本充足性风险等涉及资产负债管理的风险控制，系统还提供一些专用的数学模型进行分析控制，例如：利差管理模型、缺口管理模型、持续期分析模型和资产配置模型等。
四、结束语
本文仅对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的体系构建提出了一些粗略的设想，真正开发起来还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考虑，如需要统筹考虑不同部门的信息需求、不同管理级次的用户权限设置、与其他系统的数据转换和加工、输出管理信息报告的格式等等。但笔者以为，核算型会计信息系统以复式记账理论为基础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和应用，管理型会计信息系统的开发与设计如以决策理论为依托，抓住管理的本质规律，也将会走人一个新天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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