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指导各国保险监管当局在监管国际保险机构和保险集团的国外业务经营时进行有效合作，以增强保险监管的有效性，使投保人和潜在投保人了解保险机构的财务状况和偿付能力，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曾经专门颁布了国际保险机构和保险集团跨国业务的监管原则。
（一）任何外国保险机构都不得逃避监管
各国保险监管机构之间合作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没有任何保险机构逃避监管。在注意避免重复监管的同时，每一个监管机构都有义务确保其辖区内所有的外国保险机构均受到有效监管。对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的监管是有不同之处的，子公司一般应由东道国辖区监管，并受到东道国对资本充足性和偿付能力的规章约束。分支机构通常由东道国辖区实施日常监管，但分支机构的偿付能力既可由母国辖区，也可由东道国辖区适用的条款来评估，东道国辖区的监管当局也可以借助母国辖区监管当局的评估结果得出自己的判断。
（二）所有国际保险集团和国际保险机构都应受到有效监管
在决定是否给辖区内外国保险机构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授予许可证或延长许可证时，东道国辖区监管当局需要对国外保险机构在母国辖区被监管的有效性进行仔细评估，必要时须向母国监管当局咨询。这种评估应考虑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一般监管原则和标准，以及母国监管当局应用处罚条款限制与有效监管冲突的保险机构的能力。传统的保险监管方式一般把重点放在对每个保险公司的单独监管上，因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比，保险机构不那么容易受到传染性连锁风险的危害，它们也不那么容易对大范围的金融体系造成系统风险。保险监管当局尽量对其辖区内设立的单个保险公司筑起一道“篱笆”，以便把它与同一集团的其它机构隔离开来。然而，当保险机构的母公司对其他保险机构或金融机构有实质性的参股时，在评估母公司和整个集团的财务能力时，把由于集团的存在而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考虑进去就显得非常重要。
（三）设立跨国界保险机构应由东道国和母国国监管者协商决定
东道国监管当局需要就许可证申请的某些方面向母国监管当局咨询，它在授予许可证之前应该进行必要的核实工作，以确保申请者的总部或母公司所在国的监管当局没；有不同意见。这一过程为母国监管当局提供一个机会，使它能够把不同意其所监管的保险机构跨境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理由告知东道国监管当局，并可以建议东道国监管当局拒绝颁发许可证。东道国监管当局在没有得到母国监管当局的肯定答复，或在收到有保留的答复时，应考虑选择拒绝许可证申请、加大监管力度或对授予许可证提出附加条件等，并且应该将自己所采取的措施通报给母国监管当局。东道国监管当局在对那些偿付能力在母国辖区没有受到谨慎管理的国外保险机构，或者没有明确的母公司对其负责的合资公司进行许可审查时，应特别谨慎。是否授予许可证的最终决定，应由东道国监管当局根据非歧视性标准作出。同时，母国监管当局也应当掌握它们的保险机构所属的所有跨境机构的情况。
（四）提供跨境保险服务的国外保险机构应该受到有效监管
是否允许国外保险机构在某一辖区提供跨境保险服务，通常涉及该辖区的法律问题。当消费者能不受任何约束，自愿、寻求国外保险服务时，一般认为他们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当允许积极推销跨境保险产品时，东道国监管当局通常需要了解该国外保险机构在其辖区内推销保险产品的真实动机，并进行核实，以确保该保险机构的偿付能力在母国辖区受到了谨慎的监管。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专门的许可证审核程序，或采用具体的安全措施，来保护本国投保人的利益。如果允许积极推销跨境保险产品，母国监。管当局对确保保险机构的偿付能力负有主要责任，而东道国监管当局则应非常认真地考虑母国监管当局对保险机构拟开展的跨境经营活动提出的保留或反对意见。母国监管当局如果认为其辖区内的保险机构没有充足的财务能力、或者没有对其业务进行有效管理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它就应该阻止该保险机构到境外推销其保险产品。
二、关于跨境保险活动相关国家保险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信息交流问题
（一）母国监管当局的信息需求
母国监管当局的主要希望是能够及时、充分地得到保险机构总部或母公司的有关信息。为此，需要建立一个完善而又可以核实的报告体系，要求任何一个境外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都应向其总部或母公司报告，并且还必须有满足特别信息需求的可行办法。为此，母国监管当局应要求保险机构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设在国外的机构应向总部或母公司定期提交综合性的报告，以便母国监管当局能够对该保险机构的总体财务状况及其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进行比较准确的评估。如果东道国监管当局有理由怀疑某一外国保险机构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就应主动通报母国监管当局。因为东道国监管者通常处于发现问题的最佳位置，所以应该主动采取措施。母国监管当局有可能希望对其国外保险机构上报的资料进行独立核实，当母国监管当局需要跨境检查时，东道国监管当局应当允许。如果母国监管当局暂时不能进行跨境检查或者不拟启动跨境检查程序，它可以向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咨询，请求东道国监管当局对该保险机构跨境活动的情况进行核实或做出评价。当东道国监管当局决定撤消某国外保险机构的许可证或采取类似行动时，它应在可能的和适当的时候事先向该机构的母国监管当局发出预警。东道国监管当局应该向母国监管当局通报任何由于提供跨境保险业务活动引起的问题。
（二）东道国监管当局的信息需求
如果母国监管当局对母公司或整个集团的审慎监管能力和政策措施有充分了解，那么东道国在对国外保险机构实施监管的效果就会更好。为此，母国监管当局应向东道国监管当局通报对其保险机构跨境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的监管措施，让东道国监管当局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母国监管当局应积极回复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的各种信息要求，如当地机构的业务活动范围、在集团内的作用和内部控制情况，以及东道国监管当局进行有效监管的其他相关信息要求。当母国监管当局对某一特定辖区的监管标准有疑问，并因此而准备采取可能对该辖区国外保险机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措施时，它应事先与东道国监管当局沟通和协商。一般来讲，母国监管当局应尽可能地让东道国监管当局对跨境保险机构保持信心。即使在敏感时期，如某一保险机构将发生产权变化或面临问题时，母国监管当局与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充分沟通也会对双方都有利。母国监管当局应积极回复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的有关在东道国提供跨境保险服务的保险机构的各种信息要求。
（三）信息交流的保密问题
进行监管信息的自由交流可以增强监管者之间的有效合作。当然，这种自由要受到一些旨在保护信息提供者和接收者的条件限制。不同辖区有不同程度的保密规则，这对监管信息的传递可能造成一定障碍。如果辖区的保密要求限制了不同保险监管当局之间的信息共享，或者有的监管当局不能对其他监管当局提供的信息予以保密，那么这些辖区的监管当局则应考虑着手审查其保密要求，总的原则是获得的信息只能用于与监管金融机构有关的目的；应允许信息双向流动，但不能要求信息的形式和详细特点严格对等；所传递信息的秘密性应受到法律保护。当然，所有保险监管当局都应该遵守职业保密制度，对其活动过程中，包括进行现场检查时所获得的信息保密。获得信息的监管当局如果准备根据所获得的信息采取行动，应在可能的情况下与提供信息的监管当局协商。至于被监管机构的信息被监管当局之间交流以后，是否应把监管当局之间沟通的情况通报给被监管机构，目前仍是讨论的问题，实践中往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关于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问题
在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的目的在于确保金融集团内部有关机构的监管当局能够有效行使他们的职责，对这些机构是否得到审慎的监督和指导，以及主要股东是否对这些实体构成损害等问题做出评估。同时也可以促进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磋商和信息交流，从而实现有效监管。
（一）对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的目的和主要内容
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高层管理人员的品行和能力是审慎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确保被监管机构得到审慎稳妥的管理和指导的责任根本上属于被监管机构自身，监管当局期望这些机构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经理、董事以及持股超过一定数额或者对业务有重大影响的股东能够达到监管当局提出的称职、适当以及其它要求。对经理、董事和主要股东在这些方面进行考查是监管当局为了确保被监管机构能够以稳妥和审慎的方式进行经营的常用监管机制。如果经理、董事和主要股东不能达到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方面的标准，监管当局一般可以动用制裁手段，促使其采取补救措施。金融集团所属的不同机构，往往要分别接受不同机构的监管，各监管机构分别依据相应的法律和规定对管辖范围内的机构进行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方面的考查。在行使职责时，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应当进行积极的协调与沟通。称职性考察通常要评估经理和董事的才能以及他们完成岗位职责的能力，而适当性考察则主要是评估他们的品行操守。在确认能力方面，监管机构通常审核其正式的资格证书、以往经历和一贯表现。在评估品行和操守时，重点是犯罪记录、经济状况、因债务引起的民事诉讼、拒绝加入专业组织或被专业组织开除，其它相似行业监管当局进行的处罚，以及过去的不良商业行为。有关评估主要股东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的因素包括商誉、财务状况，以及他们的权益是否会对被监管机构构成负面影响。
1.团体人身险业务承保中存在的主要风险
近几年来，保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各保险公司竞相加大团体人身险业务的开拓力度，团体人身险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业务的快速发展与恶性竞争使承保风险日益突显，
1.1承保方案设计不合理风险。
一般来说，企业的保险保障需求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为此保险人必须利用多款产品设计综合的承保方案，如果方案不合理，将带来巨大的承保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个人保额过度集中，不能得到较好地分散；二是保障范围过宽，使赔款大幅上升；三是费率下浮幅度大，致使保费严重不足。这些都会使赔付率攀升，导致团体人身保险业务出现亏损。
1.2行业风险与职业风险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兴行业与职业层出不穷，潜在的作业风险也各异，如煤炭、化工、建筑、远洋运输等行业风险较大，在保险公司的职业分类表中多属于“拒保职业”；有些企业虽然不属于高风险行业，但可能会有一部分职工的工作环境属于高风险范围，比如野外作业、高温、高电压作业等,因其事故发生率较高，容易导致出现大额赔款。
1.3逆选择风险
逆选择风险主要是指投保人所进行的对其自身有利，对保险人及全体投保者不利的选择。团体人身保险业务的逆选择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被保险人的逆选择风险，往往风险大的员工希望参保；二是保单持有人的逆选择风险，也就是说风险较大的团体投保欲望强烈，实务中团体人身险保单持有人的逆选择风险要比单个被保险人的逆选择风险难以预计得多，也难以控制得多。
2.团体人身保险核保管理现状
近几年来，团体人身保险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团险团体人身险客户来自不同的行业，其承保条件（费率、特别约定、除外责任）可以谈判，使团体人身保险的精算、组织架构和销售管理都呈现与个险不同的特点，核保管理也较为复杂，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核保人员作业技能欠佳，核保手段落后
团体人身险的基本特点是单笔业务的整体性、成员的低逆选择性、保险需求的个性化和承保条件的可谈判性，风险分析时往往涉及精算、财务、法律法规等知识，这就要求核保人员要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但目前有许多核保人员由于自身素质及实践经验不足，不能灵活地合理地进行风险评估与定价，不能采取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影响了团体人身保险的健康发展。
2.2信息资料不充分缺乏经验数据
团体人身保险核保对团体经验数据及既往案例有很强的依赖性，而目前恰恰缺少这些信息的来源渠道，从团体投保来看，很少有单位能提供其往年事故发生的真实情况；各保险公司积累的经验数据较少；目前各保险公司团人身险方面的资源没有实现共享，这就导致了即使核保人员考虑到了风险，却由于缺乏量化的、经验性数据支持而不能做出恰当的风险处置。
2.3行政干预现象严重
在团体人身保险业务经营中，管理与发展的矛盾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潜在风险较高的团体人身保险业务，下级公司往往迫于上级公司下达的保费的压力，通过行政干预强行而承保，团体人身险核保的价值得不到体现。
3.加强团体人身险核保管理，创新核保手段，有效提升承保风险管控水平
国内外团体人身险业务的发展表明团体人身险盈利与否关键在于公司的管理水平，尤其是与处于风险控制核心地位的核保管理水平有关，因此当前必须创新团体人身险业务的核保手段，有效的提升承保风险管控水平，使保险公司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稳健经营。
3.1建立培训认证体系，提高核保力量素质
团体人身保险业务对核保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因此需要建立相应的培训与认证体系，做好核保专业力量的培养，同时要将基层公司核保权限与核保人员层级进行挂钩，这样一方面有利于风险额与风险分析能力的匹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体现核保人员的价值。
3.2制定和落实与团体人身险业务匹配的核保前置制度，实施差异化核保
团体人身保险客户千差万别，其承保条件（费率、特别约定、除外责任）均可谈判。因此，在前期客户沟通阶段核保人员就应该介入，核保人员应当制定相应的资料搜集方案，对客户的风险做全面的分析，对报价给出风险提示并提出风险控制建议；当然，可以根据规模、风险程度制定介入的深度，但核保前置必须有一定的强制性，如果等到后续签约阶段在由核保人员审核控制风险，基本上起不到实质性作用。
在实际工作中，保险公司内部不同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业务结构、市场竞争状况及经济文化均有差异，公司在不同时期的经营策略不同，营销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所以团体人身保险核保制度要有一定的弹性，针对不同情况实施差异化核保。
3.3重视经验数据核保
历史经验数据对团体人身险核保来讲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核保人员必须关注历史数据，要将注意力放在企业整体的历史数据上，如企业历年的赔付率、长期以来人员的流动情况等，而不要将核保精力分散于个别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年龄大小、历年理赔金额等方面。
3.4建立系统内部分保与再保相结合的承保机制，有效防范巨灾风险
各保险公司及其所辖机构承担赔付风险的能力不同，特别是目前保险公司多实行短期险业务赔付率、手续费与费用率捆绑考核的情况下，一旦发生重大保险事故，会导致分支机构的经营因巨额赔款而产生大的波动，为防止此种情况发生，保险公司的上级机构应建立内部分保机制，即由上级公司建立保险基金专户，对超过一定额度的赔款，由上级公司分担；当然，对于超过保险公司整体承受能力的高风险业务，仍要通过再保险来转移风险。这样，可通过建立系统内部分保与再保相结合的承保机制，有效防范巨灾风险。
1．我国涉农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一是可靠。科学的涉农保险监管规则能够提高涉农风险管理部门监管效率，保护我国农业生产者的经济稳定，通过农业风险管理部门的监控，促使农业保险人严格遵守国家农业保险计划标准，确保涉农保险计划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二是合理。农民以合理的代价获得涉农保险，保证涉农保险的价格合理和合同条款合理，在农民(投保人)和农业保险人之间实现利益的平衡。三是公平。对涉农保险投保人实施无歧视的对待，面对所有农业生产者，不管其生产规模大小，涉农保险监管规则要求涉农保险计划没有差别。我国农业现代化和科技程度不高，农民的农业再生产能力比较差，保证涉农保险人依约及时履行对投保人的赔付义务是涉农保险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四是安全。政府加强对涉农保险基金的监管，保证我国涉农保险基金的安全。涉农保险健康运行要求涉农保险基金安全运行，涉农保险基金的安全需要有完善和规范的涉农保险监管规则。
2．我国涉农保险监管的外在目标由于国家的政治需要，国家对涉农保险进行监管，通过涉农保险的方式让公共财政普惠广大农村和所有农民，享受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农村全面、和谐发展。目前我国农民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弱，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难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涉农保险作为准政策性险种，体现了政府的行为，以政府的权威动员全社会分担涉农风险。对涉农保险进行有效的监管，保证实现准政策性涉农保险的目标，是农业保险监管部门不可推卸的政治任务。
(二)明确涉农保险监管的主体、对象和法律责任
1．明确涉农保险的监管主体我国涉农保险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应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国务院财政部门、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并应建立协调沟通机制，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其中，由中国保监会继续对涉农保险进行监管，既可保持监管工作的连贯性，又可保证监管工作的专业性;农业部对农业特质及农业风险的认识更专业，有利于开展险种的选择、费率的制定等技术层面上的工作;财政部负责监管涉农保险的保费补贴、管理费补贴及巨灾准备金等财政扶持事宜。在明确分工、各司其职的基础上，要加强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沟通，避免互相牵制。还要确保涉农保险监管过程的相对独立性，提高监管过程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2．明确涉农保险的监管对象我国涉农保险关系中存在着三大监管对象:政府、农业保险经营组织和投保农户。一是政府。对政府的监管主要是对其涉农保险政策扶持行为的监督(主要包括财政补贴、税收减免、金融扶持以及再保险等几个方面的政策优惠与资金支持)。二是农业保险经营组织。监管机构对各类涉农保险经营组织监管，主要为了提高广大农户对涉农保险经营组织的信任度，保证农户投保的安全性，维护涉农保险市场公平、安全、高效的运行，避免涉农保险经营组织违规操作和损害农户的利益，如对投保农户的欺诈、不如实说明和解释保险产品、制定不利于投保农户的保险条款、灾害后不予理赔或少赔等行为。三是投保农户。对投保农户的监管主要是对农户在购买涉农保险和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进行监管。由于保险经营主体对这些信息的掌握远不如农户真实、详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就会导致涉农保险中的道德风险的问题;另外涉农保险还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通过监管农户以控制涉农保险经营的高风险，促进农业保险业的稳健发展。
3．涉农保险的法律责任涉农保险法律责任，这里主要是指各类农业保险经营组织、中介机构和投保农户等农业保险关系主体，违反农业保险法律法规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根据违反农业保险法的性质、情节和危害程度的不同，农业保险的法律责任可以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其中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有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行政责任的承担方式有责令改正、吊销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许可证、罚款等;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罚金等。(1)涉农保险经营组织的法律责任涉农保险经营组织的法律责任是指各类涉农保险组织违反涉农保险法律法规应承担的责任，主要包括:第一，骗取补贴、虚假报告、拒绝监管行为及其法律责任。涉农保险经营组织通过故意虚构保险标的、编造虚假数据、文件、资料等方式，骗取国家财政补贴;提供虚假报告、报表、文件和资料;拒绝或妨碍依法检查监督，构成犯罪，则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可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一定的罚款;情节严重，可以限制其业务范围，甚至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第二，违反财务管理行为及其法律责任。保险主体经营涉农保险业务，违反财务管理规定;没有按照规定使用涉农保险条款和费率，或未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保险事故查勘定损，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一定罚款;情节严重，可以限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新业务或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如果保险主体经营涉农保险业务行为违反条例规定尚未构成犯罪，对负有直接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可予以警告并处以一定罚款;如果情节严重，应撤销任职资格，禁入保险市场。(2)涉农保险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目前我国涉农保险中介机构主要指涉农保险人。违法行为主要有:涉农保险中介机构未取得经营涉农保险业务许可证而非法从事业务;涉农保险中介机构在业务中欺骗投保农户。如果情节严重、构成犯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可由涉农保险监管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或吊销经营业务许可证。(3)投保农户的法律责任投保农户的法律责任主要指投保农户的欺诈行为，给农业保险公司造成损失，依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如谎称遭遇灾害或事故骗取保险金、故意制造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等行为，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罚。
(三)建立专门的涉农保险监管机构———涉农风险管理局
涉农保险监管机构必须设立在政府的核心层，监管机构才能够具有充分的资源、农业科学和农业保险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职权，这是农业保险监管成功的关键条件。政策性保险非盈利性和商业性保险盈利性特点，决定了两者无论监管内容和监管规则都有很大差异:政府对商业保险(包括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和以商业化运作的农业冰雹险)进行监管，主要因为保险业事关国计民生，地位重要;使经济实力强大的保险公司以公正的价格出售保险合同来提高公众福利;目标定位是防止“保险公司破产、保护公平和致力于保险的可获得性和充足性”［5］(P101)。而对于准政策性涉农保险，涉农保险监管在于促进涉农保险作为国家的支农政策工具实现其政策目标。如果还由保监会监管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农业保险在展业、承保、防灾减损、理赔等业务经营方面以及在跨部门协调上比商业保险更为复杂，这也要求对涉农保险监管的要求更高。因此，国外农业保险的监管机构通常都是专门的监管机构，不是商业性保险监管部门。例如，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创建了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监管联邦农业保险公司的运行和管理并检查联邦农业保险计划。日本的农业保险由农林水产省负责监管。因此，在我国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涉农风险管理局，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保监会同时监管商业保险和准政策性涉农保险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涉农风险管理局有充分的资源支持，具有充分的监管权力，拥有大量具有丰富农业和涉农保险专业知识的人才，有助于确保监管涉农保险过程的协调性，能建立抗衡各部委和利益集团的重要制衡机制。与保监会相比，农业风险管理局监督涉农保险，可以推出更快、更高质量的监管规则，采用更透明、更具问责性的监管方式。在行政管理方面，涉农风险管理局能更好地与我国现行的行政和预算权力中心(如农业部、发改委、气象部门和财政部)联系，通过与政治和行政权力的核心建立直接联系，可以大大增强监管效力。能更好地向涉农保险的利益相关者宣传涉农保险信息和监管规则，有利于推进我国农村和农业的良性发展。国家必须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确定涉农风险管理局的法律地位、职能、监管的适当程序、监管涉农保险必须具有的相关权利与职责。涉农风险管理局的职责包括:一是设定涉农保险监管的重点和难点、监控遵守情况以及报告结果;二是设定涉农保险监管目标和手段;三是建立起监管人员运用监管权力的问责机制等。
(四)制定科学、合理的涉农保险监管规则并确保有效遵守
涉农保险的监管规则应坚持经济原则和法律原则，通过有效实施国家的支农政策，提高农村的社会福利。经济原则是减少涉农保险运行成本，提高涉农保险的效率;法律原则是减少涉农保险执行者过度的自由裁量权。监管规则是保证涉农保险信息的质量，应减少涉农保险当事人收集信息的负担，为涉农保险人和投保人带来积极的潜在利益。这就要求提高涉农保险监管水平，设计出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高水平监管规则。
1．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涉农保险合同以及监管规则目前我国涉农保险的投保人绝大多数是农民，素质低和信息不对称，因此，起草涉农保险监管法律规则和涉农保险格式合同条款，应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非常重要。涉农保险监管法律规则的内容清晰、易懂是确保监管法律规则得到有效实施的基本要求。
2．保持涉农保险监管透明度透明度贯穿于涉农保险监管过程的各个阶段，覆盖涉农保险监管体系的整个管理过程:监管方案的形成、监管规则的出台、实施、执行、审查和变革。对涉农保险监管的透明度非常重要:能克服涉农保险监管失灵的很多诱因;有利于减少涉农保险监管过程中专断决策的发生几率和遏制腐败现象;可以最大限度地抑制涉农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行政机会主义、寻租行为和道德风险;可以体现政府对涉农保险监管的公开性和维持合法化。为了提高涉农保险及其监管的透明度和有效性，涉农保险监管必须建立涉农保险中央信息数据库制度:全国涉农保险企业财务状况、涉农保险监管数据标准、涉农保险人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涉农保险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市场行为档案、涉农保险企业投诉信息以及投保人信用信息库。
关键词:保险监管;偿付能力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保险业从此打开了通往世界保险市场的大门。对中国保险业来说,加入世贸组织不仅要面对保险市场竞争所提出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对国际市场游戏规则的把握与认同。因此,了解国际保险监管发展趋势,借鉴国际保险监管先进经验,对我国保险监管体系的形成和制度建设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是当务之急。
1.我国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现状及其不足
我国目前采用的偿付能力监控指标是在借鉴欧盟偿付能力额度制度和美国风险资本管理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包括定性和定量监管两个方面。定性监管主要规定了保险条款、费率、准备金的提存,规定了保险公司单个风险自留额和全部风险自留额,并对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进行了规定;定量监管主要是采用了英国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思路。但与实施这种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体系和监管指标尚有许多不合理、不完善之处。
1.1缺乏完整的保险会计准则体系。
保险公司不仅同一般企业一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且还承担着社会保障的责任,关乎广大投保人的利益。保险公司的两重性质决定了其会计行为规范的两重性:一方面需符合一般财务会计原则,其主要目的在于保证保险公司对外财务信息的披露,要求真实、公允地反映保险公司会计期间内的经营成果和资产负债表日的财务状况,要求保险公司的财务信息与其他行业保持可比性;另一方面要符合监管会计原则,主要服务于保险监管当局为保证保单持有人利益而监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需要。因此,保险公司在会计制度的设计上,不仅需要建立适合于保险行业的财务会计制度,还需要重视监管会计制度的建设。目前,国际上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都建立了专门的保险监管会计制度,而我国仅于2004年下发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准则公告第1号:固定资产、土地使用权和计算机软件(征求意见稿)》,保险监管会计制度建设总体尚处于初始阶段。
1.2缺乏统一的保险企业会计制度标准。
目前我国的保险企业会计制度实行两种标准,一种是适行于上市公司和股份公司《金融保险企业会计制度》(2002年1月1日颁布),另一种是非上市和股份公司实行的《保险公司会计制度》(1999年1月1日颁布),两种制度最大的区别是在《金融保险企业会计制度》中更加强调了会计的谨慎性原则,更有利于反映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由于两种制度对会计要素的确认原则及方法不同,对评估保险公司的实际财务状况及偿付能力也会带来直接影响。
1.3监管指标不全面,预警作用不明显。
保险财务监管指标体系的建立不仅要做到满足现状,更要能够对以前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并对以后的经营态势做出合理预测。我国在借鉴美国保险监管指标体系基础上建立的财务指标体系只是侧重于公司盈利和经营性风险的分析,涉及综合性财务状况和准备金方面的指标较少。而美国的保险监管财务指标仅对产险公司就设立了11个指标,从综合财务状况、利润经营状况、流动性和准备金等多方面来综合考核公司的经营状况。我国只借鉴了美国监管指标体系的一些指标,没有设立一套类似于美国的对历史数据财务状况的追踪分析系统,在美国对历史数据财务状况的追踪分析系统中3年前提出过警告的公司中,有80%的公司最终都破产了。
1.4缺乏对财务指标的动态监管。
我国评估保险公司财务指标的偿付能力是以1年内公司认可资产减认可负债的差额作为标准的,只测算这一时期保险公司的静态偿付能力,没有考虑保险公司长期持续经营的要求,不能真实反映不同保险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另一方面我国使用的一系列财务比率法是定量指标体系构成的,它们在选择上是否恰当、合理,都会影响到预警系统的运行效率。在2003年下发的《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中只是从认可资产表、认可负债表、最低偿付金额几方面对保险公司的财务情况监管,并没有联系保险公司在一定假设条件下的现金流入、现金流出及其对财务状况的影响做出预测。
2.加强我国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建议
2.1进一步重视并加强保险偿付能力的监管。
我国保险监管当局对财险公司和寿险公司分别规定了最低偿付能力标准,但这些规定并没有被很好地执行,一些中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的概念和风险选择的意识不强,挂赔现象严重,整体偿付能力依然薄弱。保险公司承担着广大被保险人可能发生保险事故而引致的赔偿或给付责任,只有本身具有足够的偿付能力,才能保障被保险人的安全,增强消费者的信心。因此保险监管应进一步重视并加强对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的考核,结合国情,参照国际惯例,改善目前最低偿付能力的计算方法,使其更加科学化、合理化,确保保险公司对所承担的风险具有足够的赔偿或给付能力,保证公司良好的财务稳定性和较高的置信度。同时要注重建立应急机制和化解风险的渠道,一旦发现偿付能力不足,应立刻采取诸如办理再保险、转让业务、增加资本金、调整资产结构或是限期整顿、停止部分业务、直接接管等补救措施,重新塑造保险公司的财务信用体系,以维护社会保险园地的正常秩序,促进保险业务的健康发展。
2.2建立完善的保险业法定会计准则体系。
加快保险企业会计制度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统一化建设,认真研究并借鉴国外保险会计的规范和标准保险业法定会计准则体系,结合我国保险业发展实际和监管要求,不断建立完善体现保险行业特殊性的保险业会计准则体系。保险公司可以先按照保险行业通用会计准则(GAAP)编制通用会计报表,再按照保险法定会计准则(SAP)调整为监理会计报表从而满足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的不同需要。
2.3建立有预警性和评级等级制度的监管模式。
集中保险公司的资产获利能力、资产质量、投资收益、准备金充足率、资本金充足率等体现偿付能力安全性的各项财务指标,并分析3到5年的财务跟踪指标和财务评价等级制度,通过多年跟踪的财务指标来分析发现保险公司经营状况的征兆,评价公司今后的发展趋势,并且采用财务评价等级制度的方式对公司的大小和财务状况进行分类,提高监管的精细化程度。目前,以NAIC(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的IRIS(保险监管信息系统)和RBC(基于风险的资本管理方法)为代表的保险机构偿付能力风险预警机制已经在世界各国广为应用,我国的保险监管应尽快改变传统的主观性和经验性做法,加快监管信息化建设,提高监管效率和质量。
2.4建立由静态监管向动态监管转变的监管模式。
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动态监管的主要内容包括:(1)动态评价保险产品负债与其相对应资产的实际形态是否匹配;(2)不仅是对决算期进行评估,而且通过对未来任一时点现金流量状态进行模拟,来反映和评估保险公司的所有经营状况;(3)借鉴美国做法进行利率假设,通过适当的概率分布来确定利率和变化,并考虑公司的各种资产和负债的配置,将公司现金流公式化,计算出各种利率假设下公司的现金流入和流出,以此来评价公司的偿付能力。
2.5加强保险行业自律。
成功有序的监管离不开行业组织的自律配合,保险行业协会是保险人或保险中介机构组成的社会团体,其在规范保险市场方面发挥着政府监管当局不具备的协调作用。因为行业组织在起市场主体间联络、信息、技术咨询和共享服务等作用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还能独立充当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行业经营行为的仲裁者。监管当局应积极支持保险行业组织的建设,以行业的自律担负起监管的辅助作用,通过保险行业协会加强各保险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维护保险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从而避免同业过度竞争造成亏损和偿付能力的不足。
2.6提高保险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
加入WTO,中国保险监管业面临考验,保险监管从业人员素质有待提高。加入WTO,意味着中国保险监管在物质或者有形的层面上迅速地向国际靠拢、与国际接轨,但保险监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理念,文化和理念上的转变问题是不可能通过WTO或其他什么协议可以简单解决的。但事实证明,有形和无形两个层面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二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只有达到协调一致,才能称得上是有效的、与国际接轨的保险监管。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所有保险监管从业人员的普遍素质。从现状看,我国保险监管队伍是相当不错的,精练、充满朝气。但是必须看到,我们从事保险监管的历史毕竟太短,对市场经济和开放条件下保险监管理念、技术和手段的了解、认识和掌握有限。在不少人的观念中还留存着计划经济和封闭经济体制下政府行为模式的烙印。人的观念不转变、素质不提高,所谓的接轨是不会有生命力的。应当看到,在监管机构、监管形式和监管内容上,当前我国保险监管与国际潮流不一致。比如,全球兼并盛行而我国的保险监管则要求产、寿险分业经营,国际保险监管日趋放松对微观层次的监管而注意对偿付能力的审查,我国却强化对费率、条款的监管。对此,一方面,我们应积极地予以正确评价,我国的保险监管方面基本反映了我国的保险业水平及发展要求,如产、寿险分业经营就促进了我国长期以来发展不足的寿险业务迅速增长,又如从全球购并历史来看,合总是以分而发展为基础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从国际保险监管中看到我国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黄亚锋着.论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的构建,《保险研究》,2001年06期.
[2]曾静.完善我国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思考,《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04期.
[3]戴娟.借鉴国际经验加强保险监管体系的建设,《保险研究》,2004年05期.
关键词：保险监管;偿付能力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保险业从此打开了通往世界保险市场的大门。对中国保险业来说,加入世贸组织不仅要面对保险市场竞争所提出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对国际市场游戏规则的把握与认同。因此,了解国际保险监管发展趋势,借鉴国际保险监管先进经验,对我国保险监管体系的形成和制度建设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是当务之急。
1.我国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现状及其不足
我国目前采用的偿付能力监控指标是在借鉴欧盟偿付能力额度制度和美国风险资本管理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包括定性和定量监管两个方面。定性监管主要规定了保险条款、费率、准备金的提存,规定了保险公司单个风险自留额和全部风险自留额,并对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进行了规定;定量监管主要是采用了英国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思路。但与实施这种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体系和监管指标尚有许多不合理、不完善之处。
1.1缺乏完整的保险会计准则体系。
保险公司不仅同一般企业一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且还承担着社会保障的责任,关乎广大投保人的利益。保险公司的两重性质决定了其会计行为规范的两重性:一方面需符合一般财务会计原则,其主要目的在于保证保险公司对外财务信息的披露,要求真实、公允地反映保险公司会计期间内的经营成果和资产负债表日的财务状况,要求保险公司的财务信息与其他行业保持可比性;另一方面要符合监管会计原则,主要服务于保险监管当局为保证保单持有人利益而监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需要。因此,保险公司在会计制度的设计上,不仅需要建立适合于保险行业的财务会计制度,还需要重视监管会计制度的建设。目前,国际上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都建立了专门的保险监管会计制度,而我国仅于2004年下发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准则公告第1号:固定资产、土地使用权和计算机软件(征求意见稿)》,保险监管会计制度建设总体尚处于初始阶段。
1.2缺乏统一的保险企业会计制度标准。
目前我国的保险企业会计制度实行两种标准,一种是适行于上市公司和股份公司《金融保险企业会计制度》(2002年1月1日颁布),另一种是非上市和股份公司实行的《保险公司会计制度》(1999年1月1日颁布),两种制度最大的区别是在《金融保险企业会计制度》中更加强调了会计的谨慎性原则,更有利于反映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由于两种制度对会计要素的确认原则及方法不同,对评估保险公司的实际财务状况及偿付能力也会带来直接影响。
1.3监管指标不全面,预警作用不明显。
保险财务监管指标体系的建立不仅要做到满足现状,更要能够对以前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并对以后的经营态势做出合理预测。我国在借鉴美国保险监管指标体系基础上建立的财务指标体系只是侧重于公司盈利和经营性风险的分析,涉及综合性财务状况和准备金方面的指标较少。而美国的保险监管财务指标仅对产险公司就设立了11个指标,从综合财务状况、利润经营状况、流动性和准备金等多方面来综合考核公司的经营状况。我国只借鉴了美国监管指标体系的一些指标,没有设立一套类似于美国的对历史数据财务状况的追踪分析系统,在美国对历史数据财务状况的追踪分析系统中3年前提出过警告的公司中,有80%的公司最终都破产了。
1.4缺乏对财务指标的动态监管。
我国评估保险公司财务指标的偿付能力是以1年内公司认可资产减认可负债的差额作为标准的,只测算这一时期保险公司的静态偿付能力,没有考虑保险公司长期持续经营的要求,不能真实反映不同保险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另一方面我国使用的一系列财务比率法是定量指标体系构成的,它们在选择上是否恰当、合理,都会影响到预警系统的运行效率。在2003年下发的《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中只是从认可资产表、认可负债表、最低偿付金额几方面对保险公司的财务情况监管,并没有联系保险公司在一定假设条件下的现金流入、现金流出及其对财务状况的影响做出预测。
2.加强我国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建议
2.1进一步重视并加强保险偿付能力的监管。
我国保险监管当局对财险公司和寿险公司分别规定了最低偿付能力标准,但这些规定并没有被很好地执行,一些中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的概念和风险选择的意识不强,挂赔现象严重,整体偿付能力依然薄弱。保险公司承担着广大被保险人可能发生保险事故而引致的赔偿或给付责任,只有本身具有足够的偿付能力,才能保障被保险人的安全,增强消费者的信心。因此保险监管应进一步重视并加强对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的考核,结合国情,参照国际惯例,改善目前最低偿付能力的计算方法,使其更加科学化、合理化,确保保险公司对所承担的风险具有足够的赔偿或给付能力,保证公司良好的财务稳定性和较高的置信度。同时要注重建立应急机制和化解风险的渠道,一旦发现偿付能力不足,应立刻采取诸如办理再保险、转让业务、增加资本金、调整资产结构或是限期整顿、停止部分业务、直接接管等补救措施,重新塑造保险公司的财务信用体系,以维护社会保险园地的正常秩序,促进保险业务的健康发展。
2.2建立完善的保险业法定会计准则体系。
加快保险企业会计制度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统一化建设,认真研究并借鉴国外保险会计的规范和标准保险业法定会计准则体系,结合我国保险业发展实际和监管要求,不断建立完善体现保险行业特殊性的保险业会计准则体系。保险公司可以先按照保险行业通用会计准则(gaap)编制通用会计报表,再按照保险法定会计准则(sap)调整为监理会计报表从而满足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的不同需要。
2.3建立有预警性和评级等级制度的监管模式。
集中保险公司的资产获利能力、资产质量、投资收益、准备金充足率、资本金充足率等体现偿付能力安全性的各项财务指标,并分析3到5年的财务跟踪指标和财务评价等级制度,通过多年跟踪的财务指标来分析发现保险公司经营状况的征兆,评价公司今后的发展趋势,并且采用财务评价等级制度的方式对公司的大小和财务状况进行分类,提高监管的精细化程度。目前,以naic(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的iris(保险监管信息系统)和rbc(基于风险的资本管理方法)为代表的保险机构偿付能力风险预警机制已经在世界各国广为应用,我国的保险监管应尽快改变传统的主观性和经验性做法,加快监管信息化建设,提高监管效率和质量。
2.4建立由静态监管向动态监管转变的监管模式。
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动态监管的主要内容包括:(1)动态评价保险产品负债与其相对应资产的实际形态是否匹配;(2)不仅是对决算期进行评估,而且通过对未来任一时点现金流量状态进行模拟,来反映和评估保险公司的所有经营状况;(3)借鉴美国做法进行利率假设,通过适当的概率分布来确定利率和变化,并考虑公司的各种资产和负债的配置,将公司现金流公式化,计算出各种利率假设下公司的现金流入和流出,以此来评价公司的偿付能力。
2.5加强保险行业自律。
成功有序的监管离不开行业组织的自律配合,保险行业协会是保险人或保险中介机构组成的社会团体,其在规范保险市场方面发挥着政府监管当局不具备的协调作用。因为行业组织在起市场主体间联络、信息、技术咨询和共享服务等作用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还能独立充当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行业经营行为的仲裁者。监管当局应积极支持保险行业组织的建设,以行业的自律担负起监管的辅助作用,通过保险行业协会加强各保险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维护保险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从而避免同业过度竞争造成亏损和偿付能力的不足。
2.6提高保险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
加入wto,中国保险监管业面临考验,保险监管从业人员素质有待提高。加入wto,意味着中国保险监管在物质或者有形的层面上迅速地向国际靠拢、与国际接轨,但保险监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理念,文化和理念上的转变问题是不可能通过wto或其他什么协议可以简单解决的。但事实证明,有形和无形两个层面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二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只有达到协调一致,才能称得上是有效的、与国际接轨的保险监管。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所有保险监管从业人员的普遍素质。从现状看,我国保险监管队伍是相当不错的,精练、充满朝气。但是必须看到,我们从事保险监管的历史毕竟太短,对市场经济和开放条件下保险监管理念、技术和手段的了解、认识和掌握有限。在不少人的观念中还留存着计划经济和封闭经济体制下政府行为模式的烙印。人的观念不转变、素质不提高,所谓的接轨是不会有生命力的。应当看到,在监管机构、监管形式和监管内容上,当前我国保险监管与国际潮流不一致。比如,全球兼并盛行而我国的保险监管则要求产、寿险分业经营,国际保险监管日趋放松对微观层次的监管而注意对偿付能力的审查,我国却强化对费率、条款的监管。对此,一方面，我们应积极地予以正确评价,我国的保险监管方面基本反映了我国的保险业水平及发展要求,如产、寿险分业经营就促进了我国长期以来发展不足的寿险业务迅速增长,又如从全球购并历史来看,合总是以分而发展为基础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从国际保险监管中看到我国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黄亚锋著.论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的构建，《保险研究》,2001年06期.
[2]曾静.完善我国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思考，《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04年04期.
[3]戴娟.借鉴国际经验加强保险监管体系的建设，《保险研究》,2004年05期.
取得明显成效。
一、统筹安排，彻底清理整顿保险兼业市场
为做好清理整顿工作，**保监局制定印发了《清理整顿保险兼业市场秩序工作方案》，专门召开了全省保险兼业工作会议，确定清理整顿工作按保险公司、银邮类、非银邮三种机构分类分步展开。
（一）自查与抽查相结合，规范保险公司兼业业务。一是保险公司、银邮类机构由上至下通过文件、会议、培训等形式，将清理整顿的要求传达到基层公司以及合作的兼业机构。二是各保险公司对自身的兼业业务，从健全管理制度、规范委托合同、强化远程出单管理、完善业务台账等四个方面，进行自查自纠。三是保监局对照各公司自查自纠报告，结合现场检查工作，对地市中支的清理整顿工作进行督导，对保险公司所反映的问题进行抽查核实，督促保险公司加强对保险兼业业务的管控。
（二）清理与催缴监管费相结合，整顿保险兼业机构。一是保险公司对有合作关系的所有非银邮类兼业机构的16个方面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填制调查表，反映保险兼业机构的基本情况、管理制度建设以及违法违规情况。二是各银邮类机构对所属网点持有《保险兼业业务许可证》、从业人员持有《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证书》情况进行梳理统计，对管理制度加以完善。三是将缴纳监管费与清理工作相结合，分类缴纳监管费，各银邮类保险兼业机构由省级分行或法人机构统一办理缴纳，非银邮类保险兼业机构委托保险公司代办缴纳。四是保监局根据保险公司与银邮机构的自查报告，将经审核未列入清理范围的机构进行公示，要求保险公司从违法违规、拖欠保费单证等方面，对公示的保险兼业机构提出意见。五是经公示、审核合格的保险兼业机构，依据规定收缴监管费，清缴率达到100％；依法对名存实亡、经查实违法违规严重、拒绝缴纳监管费的1500余家机构进行清理，登报予以注销。从清理结果来看，银邮类机构留存率为80％，清理对象主要为撤并机构；车商类机构留存率为48％，清理对象主要为一些规模较小、运作不规范的机构；其余类机构留存率较低，主要原因为主业与保险业不够密切，监管费起到了一定的进入门槛作用。
通过清理整顿，一方面规范了保险公司的兼业业务，另一方面将一批有实力、有活力的保险兼业机构留在了市场中。
二、改进监管方式，构建规范兼业市场的长效机制
在清查规范的同时，**保监局抓住重点领域，针对突出问题，从制度和机制上逐步解决造成市场不规范的深层次问题。
（一）逐步加大直接监管力度。为加强对银邮机构的监管，**保监局逐步转变监管方式，从间接监管逐步转变为直接监管。一是要求银邮机构在清理整顿工作中，直接向保监局汇报自查自纠情况，与此同时建立了季度报表制度，提高了非现场监管的可靠性；二是银邮机构的保险兼业资格，由保险公司代为申报，转变为由银邮省级机构或法人机构直接向保监局申报，有利于理顺监管关系；三是银邮机构的监管费必须由银邮机构自行缴纳，不得委托保险公司代办，避免了保险公司代替其缴纳监管费；四是召开全省银邮保险兼业工作会议，直接向银邮机构传达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其他方面的监管政策，保证了监管政策的顺畅传达。
（二）前移监管防线，加强事前监管。一是在申报兼业资格环节，实行监管提示制度，促使其完善保险业务的制度和操作规程，明确监管高压线，在从业之初就树立依法合规经营意识。二是从源头上切实防范银邮机构的销售误导，在银邮机构的《保险兼业业务许可证》上明示，销售投连、万能产品的从业人员必须持有资格证书；为银邮机构提供专门的培训和考试服务，以提高从业人员的持证率；要求银邮机构必须在其代办保险的网点，全文张贴保监会的《关于投保新型人身保险产品风险提示的公告》。
（三）完善监管、自律、联合执法相结合的保险兼业市场监管机制。一是建立保险兼业机构、保险公司远程出单点信息披露制度。对于合格的保险兼业机构和远程出单点及时在有关媒体网站进行披露，以利于社会监督。二是要求地市行业自律组织加强对远程出单点的管理。针对保险公司在一些市县车管所周围违规设置远程出单点行为，要求地市行业自律组织对违规远程出单点进行现场清理，关闭非法远程出单点，同时建议行业协会为某一规模较大的机构申请保险兼业资格，将所有
保险兼业机构是保险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业务发展迅猛。但由于保险兼业机构点多面广，从业人员参差不齐，违规手段较为隐蔽，成为保险市场监管的难点。**保监局经过深入调研，把规范保险兼业市场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以清理保险兼业机构为抓手，以规范保险公司兼业业务为重点，多管齐下构建保险兼业市场监管的长效机制，取得明显成效。
一、统筹安排，彻底清理整顿保险兼业市场
为做好清理整顿工作，**保监局制定印发了《清理整顿保险兼业市场秩序工作方案》，专门召开了全省保险兼业工作会议，确定清理整顿工作按保险公司、银邮类、非银邮三种机构分类分步展开。
（一）自查与抽查相结合，规范保险公司兼业业务。一是保险公司、银邮类机构由上至下通过文件、会议、培训等形式，将清理整顿的要求传达到基层公司以及合作的兼业机构。二是各保险公司对自身的兼业业务，从健全管理制度、规范委托合同、强化远程出单管理、完善业务台账等四个方面，进行自查自纠。三是保监局对照各公司自查自纠报告，结
合现场检查工作，对地市中支的清理整顿工作进行督导，对保险公司所反映的问题进行抽查核实，督促保险公司加强对保险兼业业务的管控。
（二）清理与催缴监管费相结合，整顿保险兼业机构。一是保险公司对有合作关系的所有非银邮类兼业机构的16个方面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填制调查表，反映保险兼业机构的基本情况、管理制度建设以及违法违规情况。二是各银邮类机构对所属网点持有《保险兼业业务许可证》、从业人员持有《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证书》情况进行梳理统计，对管理制度加以完善。三是将缴纳监管费与清理工作相结合，分类缴纳监管费，各银邮类保险兼业机构由省级分行或法人机构统一办理缴纳，非银邮类保险兼业机构委托保险公司代办缴纳。四是保监局根据保险公司与银邮机构的自查报告，将经审核未列入清理范围的机构进行公示，要求保险公司从违法违规、拖欠保费单证等方面，对公示的保险兼业机构提出意见。五是经公示、审核合格的保险兼业机构，依据规定收缴监管费，清缴率达到100％；依法对名存实亡、经查实违法违规严重、拒绝缴纳监管费的1500余家机构进行清理，登报予以注销。从清理结果来看，银邮类机构留存率为80％，清理对象主要为撤并机构；车商类机构留存率为48％，清理对象主要为一些规模较小、运作不规范的机构；其余类机构留存率较低，主要原因为主业与保险业不够密切，监管费起到了一定的进入门槛作用。
通过清理整顿，一方面规范了保险公司的兼业业务，另一方面将一批有实力、有活力的保险兼业机构留在了市场中。
二、改进监管方式，构建规范兼业市场的长效机制
在清查规范的同时，**保监局抓住重点领域，针对突出问题，从制度和机制上逐步解决造成市场不规范的深层次问题。
（一）逐步加大直接监管力度。为加强对银邮机构的监管，**保监局逐步转变监管方式，从间接监管逐步转变为直接监管。一是要求银邮机构在清理整顿工作中，直接向保监局汇报自查自纠情况，与此同时建立了季度报表制度，提高了非现场监管的可靠性；二是银邮机构的保险兼业资格，由保险公司代为申报，转变为由银邮省级机构或法人机构直接向保监局申报，有利于理顺监管关系；三是银邮机构的监管费必须由银邮机构自行缴纳，不得委托保险公司代办，避免了保险公司代替其缴纳监管费；四是召开全省银邮保险兼业工作会议，直接向银邮机构传达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其他方面的监管政策，保证了监管政策的顺畅传达。
摘要：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互联网保险作为一种新型业态，发展势头强劲，风险与监管难度也愈益加大。本文通过系统梳理我国互联网保险监管的发展轨迹，借鉴美、英、日等发达国家互联网保险监管经验，提出构建我国互联网保险的监管体系，坚持风险防范底线思维，坚持监管一致性、公开性、合作性原则，打造由政府、市场、公司、社会共同组成的中国互联网保险监管体系。
关键词：
互联网保险；风险监管；发达国家；经验及启示
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带动产业变革，互联网正加速与各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发展。其中，互联网保险正从目前的一个新兴渠道逐步形成一个新兴业态，在保险产品、服务、销售渠道等方面带来了新的变革。保险监督和风险管理应为互联网保险保驾护航，以确保实现保险发展与规范并重。
一、我国互联网保险面临的风险
（一）网络安全风险
1.系统安全风险。一是计算机系统故障、黑客攻击、感染病毒等软、硬件安全风险，可能导致保险公司系统崩盘，继而给使用者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二是网络诈骗风险，主要指不法分子利用网络漏洞从事保险诈骗活动。
2.信息安全风险。互联网保险客户信息和业务数据虽已实现电子化，但因目前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发展尚不成熟，网络安全管理仍不完善，可能存在客户私密信息泄露，保险公司产品设计、定价信息来源不准确等问题。
3.支付安全风险。网络支付安全性包括交易主体的真实性、交易行为的可控性和交易合同的合法性等，由于目前第三方支付软件存在安全隐患，可能导致出现网络支付风险。
（二）产品设计风险
1.同质化风险。保险产品设计开发应根据市场需求、保险大数据并运用精算技术计算，但目前互联网保险产品大多是条款简单的车辆险、意外险及短期收益的理财型产品，同质化较高，缺乏个性化的保险产品。
2.创新风险。目前部分保险企业为追求短期效益，以创新为幌子，推出“险”“奇葩险”等带有性质的伪创新保险产品;另外，部分保险公司与P2P合作，为其提供信用保证保险服务，对互联网保险创新构成新的风险。
（三）道德风险。互联网保险投保人和保险人因无法面对面接触，导致信息核查难度大，特别是在开展核保业务时，投保人容易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另外，互联网保险销售准入门槛较低，特别是部分保险公司打“理财”牌，销售广告上突出“保底”“收益高”等内容，缺少风险提示，存在误导消费者的风险。
（四）服务质量风险。面对海量的互联网保险产品和消费者，保险公司更需要认真细致地做好保险服务。但目前部分保险公司对互联网保险客户服务投入不足，线上、线下服务不完善，特别是在投保时风险提示不足，容易引发保险纠纷，制约保险公司的长期发展。
（五）法律监管滞后风险。随着互联网保险爆发式的增长，原有的监管措施已无法满足现实需要。但互联网保险的快速发展与法律法规的滞后矛盾长期存在，容易产生监管真空，产生法律监管滞后风险。
二、我国互联网保险监管的发展历程
（一）起步阶段（1997～2005年）。中国保险信息网于1997年上线，是我国最早的保险第三方网站，新华人寿于当年11月在网站上推出我国第一张保险电子商务保单。从2000年开始，平安、太平洋、泰康等保险企业通过探索互联网保险渠道，建立各自网站和电子平台，实现互联网在线销售保险产品。2001年3月，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开通“网神”，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保险网销。但因当时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整体环境欠佳，市场对互联网保险的认识不足，该阶段互联网保险仅起到企业门户的资讯作用，尚未大规模发展。2005年4月，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明确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同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规范电子支付业务，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随后中国人保财险推出第一张电子保单。
（二）探索阶段（2006～2011年）。2006年,中国人寿、太平洋保险、泰康人寿等保险公司纷纷改版升级官网，提出“互联网保险超市”运营概念，采用“网络直销+电话服务”直销模式。特别是阿里巴巴等电子商务平台的兴起，推动了中国互联网市场的快速发展，一批以保险中介和保险信息服务的保险网站先后出现。该阶段，多数保险公司开始重视互联网保险，相关的监管规定也陆续出台，我国互联网保险业务逐步迈向规范化发展进程。2006年6月，国务院颁布《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积极发展网络保险，逐步提高保险产品的科技含量。2006年9月、12月，中国保监会先后《中国保险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国保险业“十一五”规划信息化重点专项规划》，确定“十一五”互联网保险的建设目标为“基础建设基本完成、应用范围不断扩大”。2011年9月，中国保监会《保险、经纪公司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试行）》，有力促进了保险、经纪公司互联网保险的规范有序发展。
（三）快速提升阶段（2012～2014年）。这一时期，各保险公司依托保险超市、门户网站、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等多种方式，积极探索互联网业务管理模式。2012年8月，平安人寿推出首个“平安人寿E服务APP”。2013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互联网保险得到了长足发展，2013年9月29日，腾讯、阿里巴巴与平安集团联合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互联网保险公司，真正实现从“金融互联网”到“互联网金融”的质变。2014年1月15日，中国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为保险监管提供了网络服务和信息支持。该阶段，保险业与互联网开始深度融合，保险公司探索建立一套相对可控的体系，初步确立了互联网保险的基本模式。同时，多项监管法规出台，为互联网保险的发展保驾护航。2012年5月，中国保监会《关于提示互联网保险业务风险的公告》，向广大投保人就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进行风险提示。2013年8月，中国保监会《关于专业网络保险公司开业验收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互联网保险公司要满足消费者保护、公平竞争、信息安全等特别要求。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支持保险公司运用现代互联网技术，进行销售渠道和服务模式创新。2014年2月，中国保监会印发《加强网络保险监管工作方案》，将网络保险市场主体准入条件、经营行为规范等方面做了明确分类，着力构建网络保险监管工作长效机制。2014年4月，中国保监会《关于规范人身保险公司经营互联网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这是互联网保险的首个监管政策，明确设立人寿保险公司经营互联网保险的门槛及经营规范。
（四）创新发展阶段（2015年至今）。随着互联网金融逐渐被消费者熟知及认可，互联网金融各业态间开始逐步融合，部分保险公司开始向众筹、个体网络借贷（P2P）等行业提供保险服务，衍生出新的保险产品。如，京东众筹于2015年携手京东保险、中国人寿，推出国内首例“众筹跳票险”。互联网使保险业呈现难得的发展机遇。2015年，互联网保险保费规模达2234亿元，同比增长160.1%，开通互联网业务的保险公司超过100家。2016年6月，蚂蚁金服保险和CBNdata联合了我国首份互联网保险消费行为报告———《2016互联网保险消费行为分析》，首次提出“互联网保民”概念。截至2016年3月，这一群体人数超过3.3亿，是股民数量的3倍。未来，互联网与保险的合作将更加紧密，竞争也将更加激烈。2015年10月1日，《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正式出台的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制度，新规让更多的保险机构获得经营资质，适度放开了部分险种的经营区域限制，互联网保险销售必将迎来新的突破。新规将提升对创新型业务的监管能力，不断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以有效防范化解风险。2015年11月，中国保监会出台《保险小额理赔服务指引（试行）》，推行单证电子化，减少纸质单证，要求保险公司建立健全营业务网点、电话、互联网等多样化服务渠道。2016年1月，《关于加强互联网平台保证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出台，重点对互联网平台选择、信息披露、内控管理等提出要求。2016年3月，《关于开展财产保险公司备案产品自主注册改革的通知》出台，进一步简政放权，提出财产保险企业备案产品自主注册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改革目标和主要任务。
三、发达国家互联网保险监管经验借鉴与启示
（一）美国互联网保险监管经验启示。美国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互联网保险，是全球发展互联网保险最早的国家。1988年，美国有86%的保险公司通过互联网提供保险市场、产品等信息。2012年，美国通过互联网渠道获得的个人车险保费收入，占个人车险保费市场的30%以上。目前，美国互联网保险业在全球业务量最大，几乎所有的保险公司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其中InsWeb、Quicken、等网站影响力较大。美国监管当局采取宽松审慎的监管方式，一是修订和完善监管法规，使原有的监管规则适用于新型市场需求；二是强调网络交易安全、维护网络平台的稳健经营及客户的权益；三是美国保险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自律职能；四是拥有全球最完善的保险信用评级制度。
（二）英国互联网保险监管经验启示。英国是互联网保险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2010年，英国家庭车辆险和财产险的互联网销售份额占比高达47%和32%。英国互联网保险由B2C起步，之后B2E和B2B相继兴起，使英国保险市场成为一个高效的网络保险体系。英国互联网保险监管强调一致性原则，即保险监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统一的行业标准，认可电子保单的法律效力，适时监控互联网保险产生的风险；同时按照适度审慎原则，坚决维护消费者利益。此外，英国政府一般不干涉保险产品开发和相关费率的确定，互联网保险拥有完善的行业自律组织，行业自律性极强。
（三）日本互联网保险监管经验启示。1999年7月，日本出现网络保险公司，是一家完全通过互联网推销保险的企业。日本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比例居全球首位，其中：该国60～64岁的群体使用互联网的比例高达70%以上，80岁以上的老人使用比例近20%，极大推动了网络寿险企业的发展。2008年5月，LifeNet生命（美日合资）进入日本开展互联网寿险业务，是全球首家使用手机购买保险的公司，也是首家24小时提供免费咨询的公司，优质的服务使得该公司保单件数迅速由2008年不到1万件大幅上升到2013年的近20万件。日本互联网保险监管在法制完善的前提下，注重行政指导作用，多采取协商、建议等手段，对市场违规行为开展前期处理，使市场调控与政府监管和谐共生。保险公司在从事互联网保险业务时，必须经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身份认证，政府监管部门会不定期对市场主体进行评估，引导经营主体自主发展，以提高社会信用度。
（四）经验及启示
1.社会征信体系较为完善。征信体系建设是互联网保险风险控制的核心，发达国家的国家信用管理与行业信用管理相辅相成，为互联网保险监管打造了良好的信用环境。
2.政府监管和市场约束共同配合。政府和市场是互联网保险监管的重要主体，国外保险监管当局按照“放开前端、管住后端”的思路，以审慎监管为导向，坚持“最大支持、最少干预”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的约束作用。
3.强调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发达国家监管当局具有严格的市场准入机制和产品核查制度，并不断完善互联网安全防护技术，能尽可能地降低保险风险，最大程度地保护投保人的利益。
四、构建我国互联网保险监管体系的建议
“互联网+保险”的发展潜力巨大，监管部门既要对互联网保险给予开放包容的态度，“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更要与时俱进，寻求新的监管突破。一要坚持底线思维，管住风险底线，守住风险前沿，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二要坚持监管一致性原则，保持线上、线下保险监管的一致性，防止监管套利行为；三要坚持公开性原则，持续提高互联网保险市场透明度，依法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四要坚持合作性原则，形成政府监管、市场约束、内部治理、社会监督四位一体的监管体系。
（一）政府监管方面
1.构建前瞻性的监管制度体系。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互联网保险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政府部门要将互联网保险监管纳入保险体系顶层设计中，形成行政法规、规章制度、规范性文件等层面的制度保障体系。一是将互联网保险补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或其他保险法规中，使互联网保险成为保险法规中的重要内容，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二是制定《互联网保险监管》等专项风险管控制度，加强对互联网新技术、新标准的研究和监测，从机构管理、系统性风险防范等方面做出制度安排；三是将互联网保险监管纳入保险各项具体业务制度中，使其成为常态化工作，与业务同步发展。
2.明晰各级监管机构职责权限。目前，互联网保险业务由各保险机构的总公司直接管理，按照我国的监管职权，建议由中国保监会实施统一监管。随着互联网保险的进一步发展，各地保险纠纷将日益增多，由中国保监会统管既不现实，也不利于实际操作。因此，建议中国保监会将互联网保险业务现场调查权和理赔纠纷权，适当下放至其派驻机构。另外，如遇到行政处罚等重大事项时，待报中国保监会批准后实施。
3.加强互联网保险产品监管。互联网运营并没有改变保险的风险本质，线上、线下监管适用的法规政策应保持一致性。一是建立互联网保险专属产品审批或备案制度，允许保险公司设计互联网保险专属产品，可在条款、费率等方面差别于线下产品；二是对新产品保持高度的风险警惕，特别是通过互联网渠道销售高现金价值的保险产品，应加强规范；三是完善互联网信息披露制度，将互联网保险产品、条款、特别是风险提示等情况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体向社会公示，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4.加快培育互联网保险监管人才。政府部门应担负起培训互联网监管人才的任务，积极培养精通信息技术、熟悉保险和网络操作实务、能灵活行使监管权限的复合型保险监管人才。一是利用高校教育平台，协助开设互联网保险相关专业或与监管相关的课程，为互联网保险提供充足、优质的人才储备；二是采用“引进来、走出去”的方式，邀请国内外专家，举办互联网保险监管培训班；也可采取考察学习、交流访问等方式，借鉴国外先进的监管经验；三是尝试建立互联网保险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挂牌实名服务，构建人才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
（二）市场约束方面
1.构建全面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要进一步加快我国信用体系建设，通过建立政府、企业与个人的统一信用评级制度，以信用制度作为互联网保险市场的强大支柱，并以此促进保险监管的实施。
2.建立灵活审慎的市场准入机制。互联网保险对经营主体要求较高，因此互联网保险市场准入标准既要突出安全、便捷，更要注重注册资本、服务规范标准等基本指标。特别是随着淘宝、京东等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进入互联网保险市场后，明确和规范其销售资质显得尤为重要。
3.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作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应主动遵守市场规则，充分发挥行业自律职能，组织保险机构签订互联网保险安全自律协议，协助保监会监督检查保险机构业务网站和互联网保险经营信息等。保险监管部门应将部分事务性工作授权给保险行业协会实施，以促使其在行业发展和自律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公司治理方面
1.狠抓信息安全。保险公司应不断完善计算机软、硬件配置，加强客户数据保护，通过建立数据异地灾备系统，严格网络隔离与监控，建立信息泄露追究制度，提升从业人员对客户信息保护意识，从而更好地为客户提供安全的保险服务。
2.狠抓内控内管。通过建立健全完善的信息安全管理、交易安全保障、售后服务管理等内控制度，重点关注互联网市场的新风险和考核体系，利用现代化手段降低风险控制成本，进一步提高风险管控能力。
3.狠抓队伍建设。互联网保险需要线上、线下的紧密配合，这就需要保险公司必须建立一支掌握保险知识、技术和善于开展服务的专业人才队伍，确保能够准确解答消费者的问题，做好系统研发、流程设计、网络安全维护等工作，并在保险保障期间为顾客提供周到的增值服务。
（四）社会监管方面
1.保护互联网保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一要强化互联网保险消费者保护制度，在《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中新增保密条款，明确保险公司不得向第三方披露消费者信息资料的规定；二要明确赋予保险消费者相关信息知情权和主动查询的权利，力争变消费者的事后知情为事先了解，变被动为主动；三要建立互联网金融保险责任制度，明确保险公司在侵害消费者权益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将权益保护落到实处。
2.着力形成跨部门监管合力。互联网保险涉及保险监管、银行监管、网络安全监管等多个部门和环节，要进一步发挥保险公司的主体作用，通过建立跨部门监管合作机制，形成职责明确、齐抓共管、合力协作的格局，要制定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及时反应和处置，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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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采用的偿付能力监控指标是在借鉴欧盟偿付能力额度制度和美国风险资本管理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包括定性和定量监管两个方面。定性监管主要规定了保险条款、费率、准备金的提存,规定了保险公司单个风险自留额和全部风险自留额,并对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进行了规定;定量监管主要是采用了英国的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思路。但与实施这种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体系和监管指标尚有许多不合理、不完善之处。
1.1缺乏完整的保险会计准则体系。
保险公司不仅同一般企业一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且还承担着社会保障的责任,关乎广大投保人的利益。保险公司的两重性质决定了其会计行为规范的两重性:一方面需符合一般财务会计原则,其主要目的在于保证保险公司对外财务信息的披露,要求真实、公允地反映保险公司会计期间内的经营成果和资产负债表日的财务状况,要求保险公司的财务信息与其他行业保持可比性;另一方面要符合监管会计原则,主要服务于保险监管当局为保证保单持有人利益而监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需要。因此,保险公司在会计制度的设计上,不仅需要建立适合于保险行业的财务会计制度,还需要重视监管会计制度的建设。目前,国际上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都建立了专门的保险监管会计制度,而我国仅于2004年下发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准则公告第1号:固定资产、土地使用权和计算机软件(征求意见稿)》,保险监管会计制度建设总体尚处于初始阶段。
1.2缺乏统一的保险企业会计制度标准。
目前我国的保险企业会计制度实行两种标准,一种是适行于上市公司和股份公司《金融保险企业会计制度》(2002年1月1日颁布),另一种是非上市和股份公司实行的《保险公司会计制度》(1999年1月1日颁布),两种制度最大的区别是在《金融保险企业会计制度》中更加强调了会计的谨慎性原则,更有利于反映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由于两种制度对会计要素的确认原则及方法不同,对评估保险公司的实际财务状况及偿付能力也会带来直接影响。
1.3监管指标不全面,预警作用不明显。
保险财务监管指标体系的建立不仅要做到满足现状,更要能够对以前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并对以后的经营态势做出合理预测。我国在借鉴美国保险监管指标体系基础上建立的财务指标体系只是侧重于公司盈利和经营性风险的分析,涉及综合性财务状况和准备金方面的指标较少。而美国的保险监管财务指标仅对产险公司就设立了11个指标,从综合财务状况、利润经营状况、流动性和准备金等多方面来综合考核公司的经营状况。我国只借鉴了美国监管指标体系的一些指标,没有设立一套类似于美国的对历史数据财务状况的追踪分析系统,在美国对历史数据财务状况的追踪分析系统中3年前提出过警告的公司中,有80%的公司最终都破产了。
1.4缺乏对财务指标的动态监管。
我国评估保险公司财务指标的偿付能力是以1年内公司认可资产减认可负债的差额作为标准的,只测算这一时期保险公司的静态偿付能力,没有考虑保险公司长期持续经营的要求,不能真实反映不同保险公司的实际偿付能力。另一方面我国使用的一系列财务比率法是定量指标体系构成的,它们在选择上是否恰当、合理,都会影响到预警系统的运行效率。在2003年下发的《保险公司最低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中只是从认可资产表、认可负债表、最低偿付金额几方面对保险公司的财务情况监管,并没有联系保险公司在一定假设条件下的现金流入、现金流出及其对财务状况的影响做出预测。
2.加强我国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建议
2.1进一步重视并加强保险偿付能力的监管。
我国保险监管当局对财险公司和寿险公司分别规定了最低偿付能力标准,但这些规定并没有被很好地执行,一些中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的概念和风险选择的意识不强,挂赔现象严重,整体偿付能力依然薄弱。保险公司承担着广大被保险人可能发生保险事故而引致的赔偿或给付责任,只有本身具有足够的偿付能力,才能保障被保险人的安全,增强消费者的信心。因此保险监管应进一步重视并加强对保险公司的最低偿付能力的考核,结合国情,参照国际惯例,改善目前最低偿付能力的计算方法,使其更加科学化、合理化,确保保险公司对所承担的风险具有足够的赔偿或给付能力,保证公司良好的财务稳定性和较高的置信度。同时要注重建立应急机制和化解风险的渠道,一旦发现偿付能力不足,应立刻采取诸如办理再保险、转让业务、增加资本金、调整资产结构或是限期整顿、停止部分业务、直接接管等补救措施,重新塑造保险公司的财务信用体系,以维护社会保险园地的正常秩序,促进保险业务的健康发展。
2.2建立完善的保险业法定会计准则体系。
加快保险企业会计制度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统一化建设,认真研究并借鉴国外保险会计的规范和标准保险业法定会计准则体系,结合我国保险业发展实际和监管要求,不断建立完善体现保险行业特殊性的保险业会计准则体系。保险公司可以先按照保险行业通用会计准则(GAAP)编制通用会计报表,再按照保险法定会计准则(SAP)调整为监理会计报表从而满足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的不同需要。
2.3建立有预警性和评级等级制度的监管模式。
集中保险公司的资产获利能力、资产质量、投资收益、准备金充足率、资本金充足率等体现偿付能力安全性的各项财务指标,并分析3到5年的财务跟踪指标和财务评价等级制度,通过多年跟踪的财务指标来分析发现保险公司经营状况的征兆,评价公司今后的发展趋势,并且采用财务评价等级制度的方式对公司的大小和财务状况进行分类,提高监管的精细化程度。目前,以NAIC(全美保险监督官协会)的IRIS(保险监管信息系统)和RBC(基于风险的资本管理方法)为代表的保险机构偿付能力风险预警机制已经在世界各国广为应用,我国的保险监管应尽快改变传统的主观性和经验性做法,加快监管信息化建设,提高监管效率和质量。
2.4建立由静态监管向动态监管转变的监管模式。
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动态监管的主要内容包括:(1)动态评价保险产品负债与其相对应资产的实际形态是否匹配;(2)不仅是对决算期进行评估,而且通过对未来任一时点现金流量状态进行模拟,来反映和评估保险公司的所有经营状况;(3)借鉴美国做法进行利率假设,通过适当的概率分布来确定利率和变化,并考虑公司的各种资产和负债的配置,将公司现金流公式化,计算出各种利率假设下公司的现金流入和流出,以此来评价公司的偿付能力。
2.5加强保险行业自律。
成功有序的监管离不开行业组织的自律配合,保险行业协会是保险人或保险中介机构组成的社会团体,其在规范保险市场方面发挥着政府监管当局不具备的协调作用。因为行业组织在起市场主体间联络、信息、技术咨询和共享服务等作用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还能独立充当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行业经营行为的仲裁者。监管当局应积极支持保险行业组织的建设,以行业的自律担负起监管的辅助作用,通过保险行业协会加强各保险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维护保险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从而避免同业过度竞争造成亏损和偿付能力的不足。
2.6提高保险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
加入WTO,中国保险监管业面临考验,保险监管从业人员素质有待提高。加入WTO,意味着中国保险监管在物质或者有形的层面上迅速地向国际靠拢、与国际接轨,但保险监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理念,文化和理念上的转变问题是不可能通过WTO或其他什么协议可以简单解决的。但事实证明,有形和无形两个层面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二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只有达到协调一致,才能称得上是有效的、与国际接轨的保险监管。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所有保险监管从业人员的普遍素质。从现状看,我国保险监管队伍是相当不错的,精练、充满朝气。但是必须看到,我们从事保险监管的历史毕竟太短,对市场经济和开放条件下保险监管理念、技术和手段的了解、认识和掌握有限。在不少人的观念中还留存着计划经济和封闭经济体制下政府行为模式的烙印。人的观念不转变、素质不提高,所谓的接轨是不会有生命力的。应当看到,在监管机构、监管形式和监管内容上,当前我国保险监管与国际潮流不一致。比如,全球兼并盛行而我国的保险监管则要求产、寿险分业经营,国际保险监管日趋放松对微观层次的监管而注意对偿付能力的审查,我国却强化对费率、条款的监管。对此,一方面，我们应积极地予以正确评价,我国的保险监管方面基本反映了我国的保险业水平及发展要求,如产、寿险分业经营就促进了我国长期以来发展不足的寿险业务迅速增长,又如从全球购并历史来看,合总是以分而发展为基础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从国际保险监管中看到我国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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