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新闻价值 观念 文化学
新闻传播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新闻价值观决定着新闻事实的取舍与报道的不同角度。中西新闻工作者在传播实践中，总结归纳出了大致相同的几个新闻价值要素――时新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趣味性等。然而，中西方以相近价值观指导出的新闻传播实践却表现出巨大差异。中国批评西方媒体报道无视中国国情的文化霸权主义，西方媒体则认为中国媒体报道忽视了对人权、公民知情权与个人尊严和价值的尊重。国际传播中的意见分歧已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间的沟通交流。本文将从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来审视分歧的根源所在；把新闻价值观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大框架下，以此思考全球传播新秩序构建，思考中国软实力建设中新闻传播功能的发挥。
一、“同”――对“人”的共性、新闻事实本体和新闻价值观形成历史的考察
如上所述，中西方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形成了对新闻价值基本一致的看法，这是中西方新闻信息交流和沟通对话的基础。学者赵莉在《从看美国的新闻价值观》中统计发现，“2002年美联社和新华社所评的十大国际新闻中，有四条是完全一样的，反映出中美新闻价值观中某些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1]
中西方新闻价值观相同性的存在，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作为社会化的人的共通心理与思维习惯。人的生命存在共同性，具有相同的身体结构和行为方式。人类共同的实践活动也面临着共同的外部环境。这些相同或相似性，使得人类实践活动所创造、形成的心理、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具有共通性，这必然会影响到新闻传播实践中的新闻价值选择。
其次，客观发生的事实对新闻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基于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闻事实――其中蕴含着能够满足受众需要的特定属性。这些特定内涵和属性决定了中西新闻价值观相同的一面。
考察新闻价值观形成、发展的历史就能证明中西方“同”的一面。
西方新闻价值观念的形成源远流长。1690年，德国人托比亚斯・朴瑟在一份关于报纸的论文中提出，为了在数不胜数的新闻事件中作出选择，应该把那些值得记忆和知晓的事件挑选出来加以公开报道。他列举了他认为值得报道的事件，涉及到了选择新闻的异常性和重要性等标准问题。这是西方新闻史上最早提出的新闻价值观念。后来，德国学者卡斯帕・斯蒂勒又在1695年提出了新闻价值的新鲜性、接近性、显要性和消极性等。[2]
西方新闻价值观念的真正形成，伴随着美国政党报刊的逐渐衰落和大众报刊的蓬勃兴起。在19世纪30年代的报业竞争中，西方各报社老板和主编为扩大报纸发行量，十分重视对新闻事实的选择。20世纪初，美国、日本的一些新闻学者把新闻事实的选择标准统一到新闻价值这一概念上。1922年，李普曼在他的《舆论学》中首次提出“新闻价值”这一概念。他明确提到突发事件、地缘接近、个人影响与冲突等新闻价值要素。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再一次掀起探讨新闻价值观念的高潮。其中颇具影响力的学者是约翰・格尔腾（Johan Galtung）和玛丽・鲁基（Mari Ruge）。他们考察了“事件”变成“新闻”的奥秘，并论述了新闻的12个要素。[3]
关于传统的新闻价值标准，西方新闻学者少则有5因素说，如麦道格尔；多则有20因素说，如英国汤姆森基金会专为第三世界新闻工作者编写的新闻教科书等。尽管西方新闻界在新闻价值标准的具体表述上有多有少、有轻有重、有先有后，但他们在主要标准的确定上还是相当一致，其中包括：影响力、接近性、异常性、显要性、及时性、冲突性和趣味性等。[4]
实践的需要与向外的学习中，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进行了本土化诠释，形成了与西方比较接近的价值观要素。徐宝璜在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新闻学》中认为，“新闻价值者，即注意人数多寡与注意程度深浅之问题也。”并明确提出了新闻价值的三个要素，“重要之最近事实，自能引起较多人数与较深程度之注意，故为价值较高之新闻。次要之最近事实，仅能引起较少人数与较浅程度之注意，故为价值较低之新闻。”“同一新闻，其价值与发生及登载相隔之时间成反比例。此相隔时间愈短，则新闻价值愈大，愈长则愈小也。”“同一新闻，其价值不仅随时而异，又大抵随地而有别也。吾人所注意之事，大抵以己为中心，渐推及于己所熟悉之人及事。故现虽处交通便利之世，所最注意者，大抵仍为本埠之事，及本埠之人。”[5]
邵飘萍在他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中，介绍了美国威斯康新大学新闻学教授格兰特・赫德对新闻价值标准的概括：爱读者之数；时机之适当与否；距离远近之关系；性味集中之变迁。格兰特・赫德分析新闻价值减少的原因是：含有广告的意味者；揭发人之阴私者；有害社会之风者。[6]
20世纪40年代，萨空了在其《科学的新闻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了新闻价值“两个条件、两个要素”的观点。他把新鲜、真实列为新闻价值要素，而把新闻与人类“有关”、“有益”作为新闻价值的基础，体现了新闻价值的“有益性”原则。这种阐释对新闻价值理论有所突破，回归了新闻价值的本意，但他未对新闻价值的内涵作出详述。[7]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和新闻改革的逐步推进，新闻价值理论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西方国家的新闻价值理论再次被介绍到中国，中国学者对西方新闻价值理论采取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在广泛汲取和积极消化的基础上，对新闻价值理论再次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形成了关于新闻价值的一些基本观点，主要包括真实性、新鲜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等。[8]
对中西方新闻价值观形成历史的考察表明，不同文化背景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地区，在人的共通性基础上，形成了大体一致的新闻价值观念。
二、“异”――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审视
中西方新闻价值观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于新闻价值要素的不同理解，以及在实践中不同的选择上。
西方新闻价值观尤其是传统新闻观往往强调反常、冲突、矛盾，定位于媒体是社会和政府的监督者，习惯“多报忧少报喜”；而中国的新闻价值观，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新闻价值观往往注重正面、健康、和谐，是党和政府的“喉舌”，着力于反映光明面，“多报喜少报忧”。西方新闻价值观注重以受众为本位，强调以受众的兴趣与需要作为新闻价值选择的主要依据；而中国的新闻价值观则习惯传者为本位，将政策宣传和思想教育作为新闻价值选择的主要依据。[9]由此，在诸多新闻价值要素中，西方新闻价值观更注重“趣味性”，而中国的新闻价值观更强调“重要性”。
为什么在基本要素认同的基础上，中西方仍对新闻价值存在不同的理解，甚至在实践中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取舍呢？笔者认为，中国特殊的国情、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同取舍，是形成分歧的重要原因。同时，对新闻价值作出判断的主体，即生活在特定文化环境下，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人，也是造成新闻价值不同的关键因素。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者心目中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0]人从出生起就在进行社会化，其中文化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认为，“个人生活史的主轴是对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模式和准则的顺应。每个人，从他诞生的那刻起，他所面临的那些风俗便塑造了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了孩子能说话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他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小小创造物了。”[11]
文化传统是新闻价值观形成的历史渊源。中西方文化传统存在许多不同，在此文化生态环境下生活的“人”的心理、思维和价值观也表现出很大差异。司马云杰在《文化价值论》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形态是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相应地可归纳为以土地为基础的人生本位价值取向，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体本位取向和以伦理为基础的道德本位价值取向。由此，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模式可简单地概括为：“安土地，尊祖宗，崇人伦，尚道德，重礼仪”。[12]
钱兆和先生在《西方文化精讲》一书中阐述西方文化传统的独特性认为，西方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为求知而不是为实用目的，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热衷于探索现象背后的原因，注重理性思维和对概念进行严格定义，具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具有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传统，法治传统源远流长，热衷于设计理想社会模式，注重对知识的检验和论证。[13]
从以上对中西方传统文化特点的梳理可以看到，中西新闻价值观的不同，是与双方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完全一致。中西文化传统的不同，影响到人的价值观差异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较多个人主义取向，中国文化较多集体主义取向；西方文化崇尚科学理性，中国文化重人情伦理；西方文化注重对自然的征服，中国文化讲求“天人合一”。这些内化为个体的价值观念必定会在新闻传播中有所体现，从而导致了中西方对新闻价值观的不同理解和选择。
三、文化学阐释下的新闻价值观的意义
由文化的维度看待中西新闻价值观的异同，具有重要的学理和实践意义。
1．有的放矢，有效传播。
全球化的今天，闭关锁国肯定行不通。我们既要通过国际传播了解国际动态，以做好准确定位；又要借助国际传播，构筑自己良好的国际形象。这一切的前提是国际传播要达到“传通”的效果。分析以往国际新闻传播产生纷争，主要原因就是不同价值观的指导偏向，传播主体往往是从“我”的角度去思考报道新闻事件。从文化学的视角看，在国际新闻传播中，双方都要考虑不同之处，即清晰认识“异”后的深层次文化原因，用“他”的视角报道，分析和了解对外传播对象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习惯，做到有的放矢。
2．求同存异，和谐传播。
国际传播旧秩序指的是国际新闻传播中的不均衡和不公正现象。此时，信息的流向是从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流向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信息的内容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以自己的价值观对发展中国家发生事件的偏向和误解性的报道。这其中除了特定的政治经济利益原因外，文化理解分歧是一个重要因素。从文化的视野看待全球新闻传播，使我们认识到每种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有其优点和特点，在全球传播中要求同存异，互相尊重，以共同致力于全球和谐传播秩序的构建。
3．文化立足，融洽沟通。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4]
这是当前我国最大的国情，也是新闻传媒业发展的最大语境。我们的新闻工作应该从这一语境去思考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努力做好两个方面工作。对内，要发挥凝聚力向心力作用，从传统文化的发展来思考自己的工作，努力达到“传通”效果。对外，要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充分考虑国外的文化心理特点，有的放矢开展信息传播，有针对性地向外展示良好的国家形象，同时，尊重他国他民族的文化心理，相互理解，融洽沟通。
注释：
[1]赵莉：《从〈今日美国〉看美国的新闻价值观》，《青年记者》[J]，2002年第4期
[2][3][4]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M] ，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5][徐宝璜：《新闻学》[M]，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6]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9]郑保卫、刘新利：《论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新闻价值观》，《今传媒》[J]，2010年第8期
[8]郑保卫：《新闻理论新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1]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2]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M]，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
[13]钱兆和：《西方文化精讲》[M]，华龄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关键词] 文化自觉；价值观更新；社会转型
近年来，翻开报纸、打开杂志、登录互联网，我们都能看到关于文化和国民价值观现状、走向，关于高速增长的经济与中国文化、社会价值取向正负向关系，关于中国文化转型自主能力、关于中国文化在变动和发展的世界文化中究竟担当什么角色等等问题的讨论和论争。如有不少学者认为，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存在着一种信任危机，社会凝聚力弱化，社会责任消失，一些人只有利害计较，没有责任感，一旦碰到现实的利害关系，什么都可以放弃、什么都可以出卖。有观点认为，中国在文化进口方面的全面的、大规模的逆差和挥之不去的“知识产权问题”，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等级秩序中处于被宰制、被洗脑的打工者地位；又比如说在传统文化热的氛围中，常常会听到一种对于今天的“价值空缺”和“道德沦丧”的强烈的焦虑和激烈的抨击，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在高速的经济成长之中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危机；更有学者认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彻底地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观，全面转向重商重利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换言之是全部的西化或美国化。
这些争论的存在，表明人们并不满足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并不满足于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的不断快速提高，同时还希望有着千年文化传统、曾经对人类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中华文化也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在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中为丰富人类文化现代化作出新贡献。这些讨论和论争实质上回应了费孝通在上世纪80年代给中国理论学术研究所提出的文化自觉这个大课题。
一、文化自觉的实质是价值自觉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晚年提出的一个基本的学术概念。作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给文化自觉下了这样的定义：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自主地位。[1]费孝通的定义，言简意赅，所谓的文化自觉实质是自知、自主，即一是“自知之明”，一是“自主地位”。这是文化自觉所必备的两个相互关联、互为依存的要素。没有“自知之明”，容易滋生文化的自卑、自戕乃至文化虚无主义，而对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的自卑、自戕乃至文化虚无主义，必然无法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无法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自主地位。
价值和文化须臾不离，互为表里，价值是文化的灵魂和精髓，文化是价值的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方式，价值通常都得通过文化才能有效地影响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一个社会保持或更新、抑制或倡导某种价值观，文化在其中总是全方位地发挥着制约、引导、催化等作用。因此，关注价值更新必然要关注文化自觉。
二、文化自觉是一个全球性课题
和人类社会以往任何时期相比，各民族和各国之间互相交往和竞争在现时代的全球化这一大潮流中日益显得活跃和激烈。在这种互相交往和竞争中，文化交流和文化竞争虽不比经济事项来得直接，但是它又无时无处不渗透于经济交流和竞争中；文化交流和文化竞争虽不比政治事项来得婉转和曲折，但往往是政治交流的拓荒者和民间使者，直接或间接地担负着政治沟通和价值传播潜目标。近年来，各国学者、政治家乃至其他有识之士都在思考本国或本民族文化如何面对全球化，思考本国或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性的文化交流、相互渗透、交融、演进中处于什么地位、扮演什么角色、起什么作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这一思潮，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自觉。
苏联解体时，巨大的社会转变带来了心理震撼，加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陷入的动荡与困境，追溯俄罗斯传统和文化的根源所在成为俄罗斯的主要社会心态。俄罗斯《真理报》英文版2007年3月28日所发表的文章指出，社会的巨大动荡给俄罗斯民众心理带来了创伤和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人变得比以前“愤世嫉俗”和“自私自利”了，俄罗斯人过去最看重的道德品质如“诚实”、“慈爱”和“无私”等，都有滑落的趋势。近年来，俄罗斯在重建俄罗斯价值上动作频频，从俄东正教红白两派合并，到国家为教科书的审定和修改提供指导意见，从重整国家秩序到重新评价苏联历史，就是在这一社会心态支配下出现的主要事件。俄罗斯契诃夫基金会主席科宁道出了俄罗斯社会价值观更新和文化自觉：“西方一直想利用他们的宗教向俄罗斯推行他们的民主模式和政策，这是俄罗斯所不能接受的。我们有自己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我们有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因此，俄罗斯要建立的是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2]
一贯宣扬文明冲突论的美国人亨廷顿两年前出版了一本新书《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将“文明的冲突”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把美国近些年出现大量墨西哥拉美等移民以及美国化的非美活动等社会经济文化现象，上升到美国国家特性受到挑战的高度，从而提出美国已面临何去何从的严重问题。亨廷顿从自己的文化冲突论出发，认为美国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美国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尽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基本观点站不住脚，但他观察问题所接触的事实表明，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所谓占优势的美国文化也同样面临着更新的问题。
长期受到种族歧视的非洲人在全球性文化交流和交融中，也更加注重本地区的文化意义，作为世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一度作为非洲黑人代言人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明确强调：“非洲传统宗教对世界的贡献日益为人们所认可。今天它不再被轻蔑地视为需要由更高信仰形式所取代的迷信。它对人性的精神遗产的补充作用业已得到广泛承认。这种意识表现的不是一个狭隘的地域意识，它给我们对美好世界的共同追求增添了具有全球化意义的内容。”[3]
文化自觉和价值观的更新，常常渗透在政策、法律、艺术等方方面面。德国近年修改《基本法》，把“社会市场经济”，调整为“社会环境市场经济”（social-eco market economy）。这种调整是对德国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调整，就是强调在国际竞争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社会关系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在以往强调全民族的社会整体利益不能受到危害的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和环境保护利益高于竞争的市场利益。这种调整不仅要调整国内各竞争单位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试图调整国际关系。
三、中国的文化自觉带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任务
现时代的中国文化自觉，在回应全球性课题时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反思百年中国文化变革的得与失，另一方面要解决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的迫切问题。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论是反思百年中国文化变革的曲折历史而得出的结论，把准了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一根主脉。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主线之一就是关于中国文化命运的争论。在五四运动以前，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阶段，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对中国原有的一套政治伦理秩序和价值并没有发生大的动摇，只是要在技术上学习西方人的长处。当“师夷长技以制夷”走不通后，到五四运动，基本上是以西方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观念来证明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落后，发生了“科学与玄学”、“民主与独裁”的论争。在五四运动这个历史大背景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成为不少中国青年的崭新信仰。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文明向何处去更是知识界不能回避的了。日本的全面侵略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民族危机只使争论暂时停顿，危机的解决使打破现状，建设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对关心中国文化的知识界更具吸引力，那时社会的主导思潮是否定传统的，尽管也有人提醒要正视革新与传统的关系，也只能被这大思潮所湮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历次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达到了极端，要把传统东西统统扫掉。概而言之，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都是在破旧立新的思潮和口号下，把“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了“现代化”的大敌。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有所反思。近三十年来，这种反思不曾停息，尽管我们认识到现代化是突破传统又继承传统的文化更新和创生的过程，取得了文化自觉方面的不少共识，但这种共识在牢固性和社会各群体的广泛认同上仍存在不足，人们对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已踏上文化自觉之征程仍存有较大的不满甚至是不认同，这些争论和认识上的分歧表明，在社会大转型中出现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的变化和不确定性，还需要进一步理性地面对，以不断地在全社会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共识的取得，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理清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学理性认识结论，从极具方法意义的角度消化吸收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学理性认识成果。
四、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学理性结论
1940年初，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闻天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的讲演，提出了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概括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的十二字方针：“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民族的，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当做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大众的……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于大众。”
张闻天进一步指出：四个要求是有机的联系着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但任何一种主义，一种学说，只要对上述要求中的一个要求或一个要求中的一点要求有所贡献，即可成为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个主义、一种学说包办新文化的企图，都是有害的。新文化运动中，除抗日的统一战线外，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
张闻天的新文化观后来被中国共产党人广泛认可，对党的文化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后来关于文化问题的文献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上对此作出了阐述或发展、发挥，更得到党内许多同志的赞同。1941年5月，邓小平对所属的八路军干部作了一个题为《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呢？洛甫（即张闻天——引者注）同志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
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支持，互为依存，缺一不可，党的文化事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忽略了其中的任何一点，都会使中国任务繁重的文化工作有失偏颇甚至于偏离正确的方向。张闻天新文化观在文化价值建设上极有学理和方法论意义。其一，广纳天下，博采众长。只要是有益的，皆可供新文化借鉴和吸收。而那种大包大揽式的一个主义，一种学说代替一切的做法是不适当的。其二，反封建、反专制、反武断、反迷信、反愚昧。其三，党领导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运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的。张闻天强调：“在新文化中最有地位的，最能得到推崇的主义与学说，应该是能够为新文化的全部要求的实现而斗争的主义与学说，为最富有革命性和科学性的主义与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样的主义和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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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百年的文化观以“体用说”为主体：一为“中体西用”说，即“国粹派”；一为“西体中用”说，即“西化派”。历史已证明，以上两说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这两种文化观在历史上虽长年争论不休，而从思想方法上看两者都有错误，并且是同一个错误：即将某一种文化视为绝对的好，另一种文化则视为绝对的坏，因此，不是扬此抑彼，就是扬彼抑此。这是形而上的思想方法。其实，中西文化都是在历史上形成的，都受到历史时代的束缚。不存在谁优谁劣、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因此，建设中国未来的新文化必然是：综合中西，取人之所长，补己之所短，中西互补，以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半个世纪，由于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和变迁，加之通讯和交通科技的迅猛发展，世界变小了，信息量增多，加速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当前人类已进入了新的时代，新的时代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化综合创新”。今天，人类文化的交流交融（“综合创新”）是世界范围的，是经济、政治、文学、艺术、技术等全方位的交流交融（“综合创新”），这就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新潮流。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是为适应这一人类文化新潮流而提出的。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建设来说，也是极具方法论意义的。“文化综合创新论”自1987年提出之后，在中国已获得广大学者和有识之士的赞同，在海外华人中亦获得广泛的共鸣。
关于“文化综合创新论”，张岱年先生作了如下的论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一个创新的事业。我认为：一方面要总结我国的传统文化，探索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经过深入的反思，对其优点和缺点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作具体分析，对其缺点和优点也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根据我国国情，将上述两个方面的优点综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更高的文化。什么是创新？创新意味着这种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都不相同。因为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近几年来，我写了一些研究文章，自己撰了一个名词：‘文化综合创新论’。”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同时汲取西方文化的先进贡献，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体系。这个新的文化体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它既是传统文化的继续，又高于已有的文化。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新文化。”[4]张岱年过世后，方克立先生继续深入思考张先生学术思想的历史定位与当代价值，并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马魂、中体、西用”新理论范式强调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三种文化资源，“魂”指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当代中国文化新创造中的活的灵魂；“体”作为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是体现和服务于民族存在的“亘古亘今，亦新亦旧”的中华文化；“用”则是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合理因素。这一观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对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和中国文化特性的高扬，并在传统的“中西体用”的文化观中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这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探索一条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文化有较大的启迪意义。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关于文化价值观问题极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论断还有费孝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论。关于“美美与共”论提出的背景，费孝通作过以下阐述：“面对今天这种‘信息爆炸’、形形色色‘异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我们需认真思考怎么办？全盘接受、盲目排斥都不是好的办法，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智的、稳健的，不是轻率的、情绪化的心态来‘欣赏’它。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这就是我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从张闻天到张岱年再到费孝通，他们关于中国文化价值问题的真知灼见，代表了中国文化自觉的学术成果，“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奠定了中国当代文化价值建设的基本任务、格局和历史性框架，“综合创新论”和“美美与共”论更加拓宽和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化价值建设的学理内涵，得到华人学术圈和世界学术界的认同，在全球化背景下，从方法和心态上为引领世界范围的文化竞争和交流交融走向理性之途开了新篇。
五、社会转型期价值更新的基本态势
要达到张闻天、张岱年、费孝通所阐述的文化价值境界并不容易，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但是，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进程。今日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建设必须也只能从现实出发，因而，如何看待社会转型期文化价值建设现状，对社会转型期价值更新的基本态势作出一个客观的判断，是很有必要的。
1.社会转型期价值更新是在国家意识形态高度自觉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进入了新的社会转型期，与百年来的整个中国的被动变革相比，新时期的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是在国家意识形态高度自觉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新时期30年来，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的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各种干扰面前始终没有动摇过。国家意识的自觉表现之一就是高度关注和重视对社会价值观念特别是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和阐述。1981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在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时，高度概括性地提出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即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1986年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在概括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上更趋明确，提出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价值建设任务。1996年十五届六中全会决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了更趋完备的表述，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清晰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十七大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正是意识形态上的高度清醒和自觉，使我国成功地把握住了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回应了方方面面的新挑战，这其中当然包括在社会价值观念方面的多元变化及其冲突。
2.“价值空缺”、“道德沦丧”的焦虑源于社会的一部分真实。二三十年来，我国社会时常会听到一种对于当下中国的“价值空缺”和“道德沦丧”的焦虑和抨击，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在高速的经济增长之中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危机，一旦碰到现实的利害关系，什么都可以放弃、什么都可以出卖，中国彻底地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观，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在高速的经济增长之中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危机。这在相当程度上说出了社会的一部分真实，自有相当的警醒作用。但如果认为当下的社会真的没有价值的支撑，却也显得偏颇和极端。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当然面临着许多价值观上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和加以充实，但其实30年来的中国的发展如果说没有一个明确的价值支撑和有力的社会认同却也不可思议，一个没有有力的价值观的民族怎么可能创造出今天这样令人瞩目的成就，怎么可能创造出一个今天这样和平发展的、远比过去的20世纪繁荣得多的中国？如果中国人仅仅是“唯利是图”，“无所不为”，我们只会得到一个没有希望的社会，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这样让世界震惊的“崛起”？看到社会转型期价值观上的缺失和问题，对于改变价值观问题上的某种失范、失序，当然是必要的，但还是需要给予30年来的发展和进步一个理性的判断和客观的评价，给30年来孕育起来并支撑中国“崛起”的“价值观”一个真正的肯定，才可能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从计划经济时代过度地压抑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的能力的发挥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社会不断地给予个人更多的发展的可能，个人也会给社会和国家更多的回馈。当每一个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最大的力量为自己也为社会奋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社会有了我们自己都难以想像的进步。中国30年来，已经建立了一种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主流的价值，一种注重个体的能力的发挥的新的文化性格。30年的大发展正是建立在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需要充实和完善我们的价值观，但我想，无论我们怎样进步和发展，我们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对这种价值观给予轻率的否定或简单的抛弃。当然，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它恢复或者说点燃了蕴藏在社会民众心理中对世俗追求的巨大能量，同时也要认清，如何引导提炼和升华这种世俗追求，也是转型期价值观建设的基本任务。
3.致富征程上形成的价值观弥足珍贵，小康阶段出生的人群的价值观初露端倪。据一些大范围的社会调查显示，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的提高，在珍视勤奋、业绩的同时，富裕起来的阶层以及在富裕阶段出生的人群，强调生活方式上的多样化和宽容，更加主动地争取个人的政治文化权利，要求并崇尚社会对个人民主权利的满足，对社会政策的透明要求和文化上的包容取向更趋明朗，对关系生活质量的生态环境、公共政策等更趋关心。这些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现代公民的价值取向。因此，转型期的价值观更新和引导，一个带有前瞻性的任务，就是适时地培育和扩大公民的主体价值意识。
4.文化自主能力与文化自觉不协调不同步，影响转型期价值更新。所谓文化自主能力与文化自觉不协调不同步，突出地表现为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交融中创造力与中华文化必须更有作为的贡献意识不协调。多年来，我国国际文化贸易“逆差”一直存在，近年来虽然有所好转，但达到平衡仍有大的差距。目前，在图书、音影像等文化贸易方面，引进输出比大多处于6：1。继迪斯尼以中国民间题材《花木兰》打造大片，到日韩对《西游记》拍摄之争和提出“端午申遗”、“中医申遗”，日益显得我们自己对本民族的文化资源的重视和再开掘能力不足。在今日少年儿童的文化价值启蒙教育中，动画音像产品的作用越来越大。尽管这几年来，国产动画从2003年的46000分钟，上升到2006年的82000分钟，但与全国电视动画全年近26万分钟播出时间所需，差距很大。另一方面，不少国产动画，如《宝莲灯》、《我为歌狂》、《隋唐英雄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从人物造型到故事情节，有着明显的日、美动画痕迹。据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调查，当年这三大城市14岁到30岁青年的13亿元动画消费，日、美动画消费占80％，欧洲和港台地区占10％，中国内地占10％。[5]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外国有选择地采用西游记、三国演义、白蛇传、花木兰，对中国文化的误导终不可避免，当代中国少儿文化价值启蒙不得不更加考虑国外动画的价值传播及其影响。又比如，从产业角度来看，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已开始步入世界市场，但过多地重复着“欲望”、“压抑”、“性”、“权力”、“功夫”等模式因素，是难以担负起中国文化真义的，在国内，它们与充溢着谥美情调的“帝王将相”相呼应，也是难以适应价值更新的新需要的。
注释：
[1]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1）：390.
[2]刘婉媛.俄东正教红白两派合并重塑俄罗斯价值观[J].北京：中国新闻周刊，2007（8）
[3]哈佛燕京学社编全球化与文明对话[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87.
【关键词】企业文化；企业管理创新；企业核心竞争力；价值
对于企业来说，创新是其发展的源动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只有不断地创新，与时俱进，更新经营理念和管理理念，才能够快速适应持续变化市场环境，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影响企业管理创新的因素有许多，企业文化对企业管理创新的影响非常关键。因此，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强化企业文化建设，培养良好的企业精神，确立正确的企业价值观，加强企业管理，激励企业的员工奋发图强，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一、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对于企业的进步和发展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团队形成强大战斗力，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企业文化是企业十分宝贵的财富。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企业发展的初期阶段，企业文化可以有效的协调好员工，成为了企业的精神支柱。在企业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员工的心灵得到了有效的净化，企业文化像熔炉一样能够发挥出神奇的魔力，员工的思想在企业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得到很好的统一，在企业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下，企业管理能力、企业凝聚力获得了很大的提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企业文化是否先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发展。当然，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文化伴随企业的建立而存在。一般情况下，企业文化与企业环境要相互匹配。良好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管理创新有很重要的影响。相反，如果企业文化相对落后，保守，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企业的健康发展。在企业文化的作用下，员工自觉遵从一定的行为规范，企业文化将企业成员之间联系紧密。在企业经营的历史上，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的管理影响巨大。当企业的战略目标发生变化时，企业文化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此时，员工必须对企业文化要有一个新的认识。不要受传统企业文化的束缚，要重新认同新的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中，企业文化应该起导向作用，企业文化要随着企业的发展而发展，要打破传统思维定式，不断创新理念，重新塑造企业文化，促进企业管理创新。进而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二、企业文化对企业管理创新的价值
（一）良好的企业文化，有利于改变思想，提升创新管理能力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管理创新对于企业发展非常关键。而企业文化对企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价值。企业要想提高内部凝聚力，一定要在企业内部树立统一的价值观，营造一种和谐的、得到员工认可的、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建立一种先进文化，进而推动企业健康发展。企业的核心是人，因此，只有在员工中营造一种和谐的、得到员工认可的、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才会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企业文化得到员工的认可，才能够提升企业的凝聚力，促进企业进行改革和创新。企业要想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首先，必须树立统一的价值观，不断创新管理模式，形成适应企业发展的道德规范，要引导员工信任并认可企业文化，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企业管理之中，促进企业管理理念的创新，要让每一位员工都能够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提升自我创新能力，为企业创新发展做出贡献。企业管理创新，不仅要改变思想，创新管理能力，还要通过一系列的具体手段促进管理创新能力的形成。思想教育是企业管理创新的精神动力，无形的创新文化是管理创新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在企业管理创新过程中，既要有具体措施的创新，更要有思想管理的创新。企业内部的管理创新，两者缺一不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文化虽然不能够具体地、直观地体现出对企业的价值，但是，却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优秀的企业文化，对于推动企业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文化建设的关键是人，如果企业的每一位员工都能够重视企业文化，在先进企业文化熏陶下，都能够形成一种行动的自觉，必然会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提高企业工作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良好的企业文化，有利于促进企业战略管理获得成功
现代企业的竞争，也是一种人才的竞争，如果企业文化比较优良，就可以有更多的优秀人才，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源创新。另外，优秀的企业文化，不仅可以给员工带来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还可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促进员工创新能力的提升。在优秀的企业文化熏陶下，员工会充分发挥自我能动性，主动为企业付出。因此，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价值。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员工思想、行为等方面起到约束作用，这种约束与企业制度不同，并不是那种强制约束，企业文化对员工限制是一种软约束，有利于企业自我约束机制形成。如：在日常工作过程中，企业内部具有良好的工作风气，企业环境也比较和谐，表现出很强的创新性质，这就会在潜移默化中促使员工产生共鸣，根据企业需求，对自身的行为进行自觉的进行调整和控制，将这种无形的压力变成一种工作动力，积极投身到创新活动中。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有本质区别，企业文化能促进企业管理更加完善，营造出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氛围，促进企业管理进行创新。优秀的企业文化，还有利于企业管理战略的创新。企业文化是企业战略的外在表现形式，这种表现最基本、最直接，对创新企业管理战略影响深远。首先，企业文化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和限制战略管理，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战略管理，促进企业战略管理获得成功。如果企业文化与管理战略产生冲突，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管理战略的有效实施。因此，企业管理战略发生变化，必须要创新企业文化，要用新的企业文化来促进管理战略创新，使得企业文化建设与管理战略创新协调发展。
三、结语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企业管理创新是企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我们要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要让企业文化适应企业管理创新，要让二者协调一致，才更有利于企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月坤.企业文化创新提升企业创新能力[J].江苏工业学院学报，2013.
一
网络新闻的诞生,引发了新闻领域内的一场“新”、“旧”大战。世道必进,尤其是在所谓后现代社会氛围之下,一事物自其诞生便会被迅速贴上或“新锐”或“传统”的标签。互联网对新闻的侵入,的确带来了许多变化。首先,新媒体对传统新闻业的冲击已是严酷的现实。再有,网络新闻在网络上高歌行进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争论,如网络新闻的屡屡侵权,如网络新闻对道德底限的冲击等。于是,网络新闻“优”与“劣”的争论方兴未艾。
这一争论本身,涉及一个传统性的大问题――技术与人文的冲突。技术与人文的冲突是同人类文明进程如影随形的一个问题。一方面,每当某种具有重大推进意义或者颠覆意义(在这种语境中,两者往往是同义词)的新科技出现,相应地便会引发人们生存观念、生存方式的转变。技术一旦走出“实验室”,便具有了“文化”的特质。在现代社会,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新技术推广与发展的速度加快,技术对人文的影响表现得尤为明显。另一方面,这一进程往往会引发人文价值与技术革新之间的剧烈冲突。人文,讲求价值,讲求人之为人的价值理性;而技术则追新求变,秉承日新月异的工具理性。技术与人文的这种冲突,自古有之,如何解决?大哲康德提出,两者还是各安其位的好,理性要为信仰留出地盘。由此,人们得出一个大致的共识:在讲究工具理性的技术领域本无所谓“优”、“劣”,优劣判断只存在于价值理性的人文领域。
具体到网络新闻,其“优”与“劣”的问题,关键还要看作为技术的互联网给新闻带来了什么,影响到新闻的哪些方面,这些影响是加强、削弱还是颠覆了新闻的特质,是否因此而改变了新闻的价值与意义。
新闻的价值与意义何在?新闻的价值,并不仅是传递信息,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包容人类思想和行为的文化社群。新闻传播是作为群居生活的人类,对自己确认的一种方式,体现了深层的心理需求。
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的到来,对新闻的这种价值有无冲击?就我个人的新闻体验来说:一是不可避免地浸淫于网络新闻之中――打开电脑,浏览新闻成为许多人自动化的程序;另一方面,又没有放弃对传统媒体新闻的留恋:不定时地买一份报纸,开车时会打开广播,看电视新闻时的心态与看电视剧时不同。我们处于三网――报纸新闻网、广播电视新闻网与网络新闻共通的状态之中。有意思的是,我们还会有意识地通过网络媒体来眷顾传统媒体的新闻。比如,看各大报网络版,从网络上听收音机。
从历史上看,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波又一波“新”媒体的诞生,并未取消此前“传统”媒体的作用。新闻业已作为人类的生存背景,各种媒体都有其不可替代之处。报纸新闻阅读具有精细性、可反复性;广播新闻收听的便捷性、随时性,为自家所独具;电视新闻的图文并茂、对接受者产生立体性的影响。
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优势进行了整合,具备了独特的吸引力。其一,信息的即时性。新闻讲“新”,互联网可实时更新,在这一意义上讲,事件发生之时便被做成新闻成为可能;每一个事件又都可做成实时更新的新闻系列。其二,海量性。各种各样的互联网新闻媒体,每一秒钟所的信息都难以计数。其三,信息的互动性。网络新闻使接受者参与的渠道畅通无比。虽然报纸新闻可以通过读者来信的方式与受众形成互动,但时间上延后,受众表达意见的自由度、深度、真实性都受到限制;广播电视新闻机构试图通过电话、短信接入等方式解决这一问题,花样繁多,但这种解决也仅仅是有限度的解决。互联网上,新闻受众可随时评论,自由发表意见,甚至有网络新闻机构还专门搜集网友的评论,做成专题、做成新的新闻。尤其是在互联网、通信网、广电网三网融合日益推进的形势之下,这种互动性更是被极大程度地彰显。
上述现象给人一种感觉:作为新闻载体,互联网之于报纸、广播、电视,似乎不再是简单的超越然后与此三者并生,而是融合了这些传统媒体,实现了一次跨越性的整合。即时性、海量性、互动性等独特优势,使网络新闻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也正因如此,报纸新闻、广播新闻、电视新闻有被互联网招安之势,纷纷在互联网上开疆破土、独立门户。但与此同时,技术与人文的冲突又再次浮现出来。互联网的文化悖论是这一传统性冲突的当代体现。
二
网络新闻的价值,需放在互联网文化悖论中加以考量。有学者曾总结了互联网的十大文化悖论:技术与人文、一元与多元、开放与封闭、自由与规范、民主与集中、虚拟与实在、理性与价值、神性与物性、传统与创新、个人与社会。①这些悖论也投射到网络新闻上。
其一,网络新闻的即时性,蕴含着即时性与新闻期待意识之间的悖论。新闻,强调“新”,但同时并非越“新”越佳。许多新闻传媒强调其产品的定期,一方面会使新闻受众形成相对固定的“新闻时间”,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能有效提升受众对时间的预期评估,增加新闻传媒组织、受众、消息来源三者间的互动,尤其是深层互动。网络新闻使新闻传播进入“全时”(随时报道)阶段,与此前的“定时”(通常对于日报来说是24小时周期)、“即时”(第一时间报道)、“实时”(对事实的同步报道)相比,在“新”的程度上得到提升,但期待视野被消解之后,新闻接受过程中的愉悦感、满足感极大削弱。在这一过程中,个人成为单纯的新闻接受器,失去了思考的激发动力,自我力量的体认感大为减弱。
其二,网络新闻的海量性,蕴含着信息海量性与新闻性的悖论。美国著名媒体人安德鲁・基恩专门写了一本反思互联网弊端的书,抨击沉溺于网络新闻的受众关注的不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严重冲突,而是一位英国女演员胸部平平、大象的行走习惯等,他认为这种所谓的网络新闻是“用一些幼稚、可笑和琐碎的报道取代了真正的新闻”。②新闻的特性是什么?新闻不同于历史,不同于学术研究报告……这是个人言言殊的问题。但学界承认的相对一致的意见是:并不是所有新发生的事情都是新闻。庄子所讲的“小说”――里言巷语,便不能归入新闻之列。网络新闻的海量性,使受众陷入了新闻网络之中,极有效地使其体会到生存的“当下性”,但鸡飞狗跳之类的所谓的“新闻”充斥其中,又造成了受众的迷失。网络新闻在促进新闻发展的同时,又极大刺激了在传统媒体新闻业已存在的“为新闻而新闻”的倾向,对受众新闻接纳度构成极大挑战。或许正因为如此,网络新闻媒体才格外强调新闻标题的重要性,新闻受众中标题党的数量也因此大量增加。
其三,网络新闻的互动性,蕴含着全民性与权威性的悖论。网络新闻时代,在最极端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全民都可做新闻的时代。各种或大或小的网站,都在着种种新闻;甚至单个网民的自由发帖,网民在网络新闻之后的“爆料”甚至是跟帖都可以成为新闻。网民陷于信息轰炸之中,面对莫衷一是的种种“新闻”,极容易无所适从,对自己要融入哪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包容人类思想和行为的文化社群产生迷惘。因而,网络新闻运作中,也往往会加入“专家观点”以作补救。新闻的权威性资源的配置不可小觑。
三
把网络新闻优劣的评判、把网络新闻价值的考量,放入网络文化悖论的语境之中,会发现单纯的是优是劣的判定,一是不可能,二是意义不大。通过此种考量,也会发现网络新闻的发展,其实并未对新闻的核心价值产生冲击,更毋谈颠覆。人们对于网络的讨论,伴随着网络技术革新的进程:从Web1.0到Web2.0乃至Web3.0。每一次网络技术的革新,都会引发人们对新闻媒体发展历程的检讨,并跟随着种种的质疑和担忧。但事情发展的结果,往往重现中国一个古老典故的力量:杞人忧天。“信息高速公路”、“电子公告板”、“网络通信工具”、“自媒体”以及“社交媒介”,这些新而又新的媒体,业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甚而日常化到我们已觉察不到它们的存在。
综观人类文明进程,有古典主义时代、现代主义时代、后现代主义时代等等的时代划分的说法。这一进程,体现了鲜明的历时性――历史的每一个阶段有其相对独特的特征。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历时性的因素又常常共时性地存在,古典主义的理想、现代主义的荒诞、后现代主义的无可无不可,杂糅于各个时代之中。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一种相对稳定的质素,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青年导师金观涛曾提及中国社会存在一种所谓的超稳定结构。怎么个稳定法是“超稳定”,不好说。但人的认知结构、社会运作结构的“稳定”性,是存在的。我们有相对稳定的标准――因而现在还有为人所公认的文学经典、艺术经典、科学经典,我们有相对稳定的准则――因而现在还可以讲人的道德、人的伦理、人的底限等。这应验了王铭铭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解释:“我们在受制约中创造了一个制约我们的世界。”③
网络新闻生存于这一相对稳定的社会性结构之中,也并没有跳出传统新闻媒体的樊篱,它同样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比如,网络新闻生产的模式,与传统新闻生产的模式并无大的不同,依然依赖记者对现实中消息来源的累积和维护。尤其是目前,网络新闻大多是对传统媒体新闻的搬用、整理、改编。也只有如此,网络新闻才能在保持海量性的基础上,保证自己做的是“新闻”而不是庄子的“小说”(里言巷语)。再比如,新闻制作中的权威性资源配置依然地位重要。在人人都可以新闻的时代,专业记者的地位不是被削弱,而是得到了加强。新特点在于,专业记者与公民记者之间的互动性加强。也只有如此,网络新闻才能在保证新闻互动的基础上,不失新闻的权威性特质。
网络新闻生存于网络文化的悖论之中。悖论,并不意味着困境,它意味着挑战以及由此而来的机遇。20世纪哲学中有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游戏。本体可存而不论,末了只有游戏规则是实在的。网络新闻的发展之路,是要在网络文化的悖论中,优化自己,适应社会的游戏规则,并进而“超越”这一规则,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之境。
注释:
①常晋芳:《网络文化的十大悖论》,《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②安德鲁・基恩:《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南海出版社,2010年版
关键词：新媒体；新媒体艺术教育；传统文化
0前言
信息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新媒体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从电子商务、网上银行、网上购物，到日常生活、学习、娱乐，新媒体已深入到社会各个方面。现代设计一直都在被新思维、新观念、新科技、新媒体、新材料等引导着向前发展。然而，一个国家的设计也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同时承载着文化传播的历史重任。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璀璨文明史，在长期的繁衍融合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开放的大环境使得我们更加迫切的需要自己的设计，需要根植于本土、本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将我们的民族传统特色元素融入现代设计中。
1我国新媒体艺术教育现状
设计的发展需要有教育的跟进。21世纪，国内艺术院校，综合性大学乃至部分理工类院校也纷纷建立起数码新媒体艺术专业，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新媒体艺术教育的高潮。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作为媒体艺术教育的先驱，于2002年聘任来自纽约大学电影学院的肖永亮教授为副院长，为北师大开创电脑动画制作专业。肖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并在著名的蓝天工作室（BlueSkyStudio）从事技术特效工作，特殊的工作经历让其将在美国的新思路带到了中国。西方国家教育思维、教学方式的引入，为国内的艺术教育带来了丰富的给养，但单纯的西方元素空降到中国必定有些水土不服。国内某些院校开办的新媒体艺术专业不乏跟风逐流之象，由此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是，由于缺少学科专业文化语境的支撑，在专业培养目标上定位不准，把掌握应用软件当作主要的培养目标，弱化了对设计思想、文化内蕴的思考与学习。从近几年一些高校新媒体艺术专业学生习作和毕业展的作品来看，不尽人意的就是人文精神、艺术表达和文化品位的缺失。
2中国传统文化在新媒体艺术教育中的价值研究
全球化一体化的大潮下，中国的音像制品、图书、服装、艺术等多种文化形式借助新的传媒技术源源不断地走向世界各地。毫无疑问，新媒体艺术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带来了积极影响，它赋予了传统文化具有时代气息的艺术范式。但另一方面，我们往往忽略了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再生价值和发展空间。在新媒体艺术教育中，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利用，可以极大提升作品的文化意蕴及内涵，同时，能很大程度上启发学生的创造思维。
2.1传统文化题材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纵观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学作品及现阶段依然留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盈着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这些源于古代或民间的传统文化纪录为现阶段新媒体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和内涵。2006年，获得日本TBS电视台举办DigiCon6+2大奖的动画短片《桃花源记》，以陶渊明的同名古文为蓝本创作，描绘了政治黑暗、兵连祸结的东晋末年。情节引人入胜，语言简练，质朴自然，耐人寻味。2012年一举夺得第11届“东京动画”最高奖项的动漫短片《卖猪》，故事灵感源于贾平凹写的《祭父》一文。借用创作者本人的陈述“，中国有丰富的文化资源，那么多少数民族，搞原创题材是取之不尽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新媒体教育中，教师可以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新媒体作品的展示与分析，引导学生选用传统文化的主题题材进行创作，同时，鼓励学生挖掘传统文化中众人所不熟知的，却能挖掘提炼新的兴趣点的主题。一方面，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的知识及理念将会极大提升新媒体作品的创作意蕴和内涵。
2.2传统艺术形式要素
中国作为历史悠久、民族传统文化底蕴十分丰富的国家，在艺术形象设计和表达方法上有很多技巧和构造值得我们学习。从中国国画、民间独特的年画、剪纸、戏曲、雕刻、壁画、石画像等艺术作品上都可以直接观察到借鉴民族风格所形成的艺术形式。传统图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所呈现出来的形式和载体丰富多样，改变着审美视觉。在新媒体艺术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在保留传统图形特点和传统美感的基础上运用现代设计的审美观念、设计原理和设计手段，进行改造、加工、提炼的再创作。这需要学生对传统图形的充分理解和慎重的选择，在新媒体作品中出现的每个造型要素都将是有针对性的，要突出表现的主题，为内容服务。将传统造型与现代设计交相融合，能充分体现出作品的文化价值和审美情趣。传统色彩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本土民族特色的色彩体系。其一，中国的“五色学说”即青赤黄白黑，是中国传统色彩体系的理论基础。其二，是中国画色彩，以文人画为典型。简约、单纯的色彩，与水墨的点线面造型要素结合，营造作品特有的气韵和意境。其三，是民间色彩，天津的杨柳青年画、山西的皮影、东北的剪纸，各种民间工艺色彩，形式丰富，体现了人们对色彩的不同认知。
2.3传统音乐
中国传统音乐，是我国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原汁原味”的民间歌唱音乐形式，它们是中华民族“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1970年版的《中国民乐大全》收录了最具民族色彩的乐器演绎出的数百首音乐。这些优美动人的旋律，为新媒体艺术创作营造独特的音乐创作空间。
3结语
我国新媒体艺术设计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在高校新媒体艺术教育中，教师应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鼓励学生提炼传统文化的精髓，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给养。传统文化的应用，有助于提升新媒体艺术的文化内涵，也是新媒体艺术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教育者还应引导学生积极学习借鉴世界上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优秀设计理念，学习如何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创造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民族特色新媒体作品。
参考文献：
［1］胡蓉.互动的艺术——浅谈新媒体艺术设计的互动性特征［J］.美术大观，2006（5）.
［2］崔保国.2010传媒蓝皮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关键词：新媒体；网络文化；商业模式
作者简介：蔡骐，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湖南长沙410081)
肖芃，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教授(湖南长沙410082)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全球流行和媒介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以微博、sns、wiki等为代表的新网络应用迅速崛起，与之相伴的是新传受互动方式的不断变革、新文化景观的轮番上演、新商业模式的层出不穷。如今，以“个人”为中心的新媒体正在取代以“信息”为中心的传统媒体，从边缘走向主流，并且以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颠覆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用美国《连线》杂志的话来说：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的新信息时代，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我们必须拓展观察视野，改变思维方式，创造性地去理解新媒体，并且重新考量新媒介中的网络文化形态，挖掘蕴藉其中的商业价值，以求在瞬息万变的新旧媒体交叠与融合中尽可能地规避风险，把握机遇。而本文正是立足于此，从传播学、营销学等视角，对新媒体以及新媒体传播中的文化变迁和商业价值进行思考。
一、新媒体传播的形成
传媒大师麦克卢汉曾经把媒介描绘成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这一略显极端的论调虽然一度饱受争议，但是新一代互联网的兴起却让世人见证了新媒体改写时代的力量。从前，我们观看电视新闻联播、阅读时事报刊，浏览和搜索门户网站提供的资讯；现在，我们和转发微博、生产与更新百度百科，通过sns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新媒体孕育出了新的传播格局，同时也对人们的生活和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
其实，要理清何谓新媒体并非易事，英国学者理查德?豪厄尔斯曾说：“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静候作者对新媒体的论述。”那是因为“新媒体”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以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的观点来看，“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广播相对报纸是新媒体，电视相对广播是新媒体，网络相对电视是新媒体。每个时代都应该有其代表性的新媒体，今天我们所说的“新媒体”通常是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之上出现的、更新的新媒介形态。而这一媒介形态的承接看似自然而然，实则是技术与社会双重外力因素不断磨合、互动的成果。
一方面，任何媒体都必然建立在特定技术基础之上，技术对媒体的发展和使用具有决定作用。web1.0技术的诞生使互联网作为继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迅速席卷全球，进入21世纪后，当人们还继续沉浸在门户网站、网络论坛带来的震惊和欣喜中时，德蒙特?迈克考马克又从信息技术发展的趋势中预见性地窥视到了网络媒体的未来，“互联网经济的第一个阶段以戏剧性的衰落画上了句号，而第二个阶段——web2.0却刚刚開始，而且在未来20年将会有更为出人意料的发展。”如今，随着数字技术和传播工具的不断升级，人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告别web1.0时代，并且从web2.0技术的萌芽期逐渐步入了鼎盛期。在此，“web2.0”已经成为了“新媒体”的代名词，它不仅指某项具体的技术形态，而是“以blog、tag、sns、rss、wiki等社会软件的应用为核心，依据六度分隔、xml、ajax等新理论和技术实现的新一代互联网模式”。与web1.0相比，新的网络技术“是‘双向互动’而非‘单向传播’，‘用户分享’而非‘垄断’，‘集体智慧’而非‘单一智慧”。这一技术的进化促使媒体机构不得不放弃传播的霸权，把传播的主体地位让渡给普通用户，而其自身则蜕变为一个可供交流和分享的数字化传播平台，为网络受
营造一个具有更多参与和互动形式的媒介环境。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诞生所引发的媒体革命，深刻地改变了社会心理，人们可以在虚拟空间中满足快感、发泄愤懑，但也体会到了新的焦虑，信息以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和复杂形态簇拥到人们面前，个人精神生活呈现出空前的碎片化，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也变得日益疏离。人们在标签、符号无比泛滥的信息社会中面临着身份与认同的危机。曼纽尔?卡斯特认为人们一直在网络社会中追寻着一种原初认同，一种“构造了他者的认同”。即一个人从其赞赏和确认归属的群体中获得的一种社会认同感。因此，越来越多的受众不满于被动地浏览网页、论坛跟帖，而是渴望在网络中主动呈现自我，参与生产，实现互动，从他人的反馈和共同分享中获取自我身份的感知。这种建构认同的强烈社会诉求推动了新一代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媒体的革新，以往强调匿名性和流动性的互联网升级为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新网络媒体。现在的新媒体在很多时候被冠之以“社会化媒体”，网络关系的社会化，也可以看作是社会关系的网络化，人们不再仅靠亲缘、地缘、制度等因素连接在一起，而是可以通过微博、sns等新媒体轻易地在网络空间里组建各种群体，发现志同道合的人，合作開发项目。在技术与社会的双重驱动下，新媒体正将人们的生活改造为一场场跨越地域和阶层、真实和虚拟的集体狂欢。
二、新媒体传播与文化变迁
“一个传媒化的生存时代，也是一个文化无处不在的时代，一个文化和传媒互渗、互补、互证的时代。”毫无疑问，我们现在就正身处这样的一个时代中。新媒体崛起，与之相伴的新媒介文化也异彩纷呈，两者彼此交错，携手变革。百度百科的流行让普罗大众不仅惯于从互联网上搜索获取知识，更积极地亲身生产、分享知识；在微博人际关系链的助推下，“hold住”、“我爸是李刚”、“给力”等网络流行语以惊人的速度广泛传播；人们突破地域等限制，在sns网站上组建各种各样的线上、线下圈子。总之，既分裂、又聚合的新媒体传播重塑了现代人类生活的所有重要领域，也改变了媒介文化的原有面貌，一种更具参与性、真实性和全球性的新网络文化已然成为了一道最亮丽的时代风景。 研究数字化互动对当今社会造成的影响时，约翰?戴顿和利奥拉?科恩菲尔德曾指出：“‘观众’和‘听众’之类从中央管理式媒体时代遗留下来的概念如今正日趋式微，现在就连‘消费者’这个词都不足以描述新的文化背景。”确实，在当今“参与式文化”的背景下，不断发展的媒介技术使普通公民也能参与到媒介内容的存档、评论、挪用、转换和再传播中来，媒介消费者通过对媒介内容的积极参与而一跃成为了媒介生产者。他们正在以极高的相关性和目标性，通过各种方式主动参与新媒体，构建一道全球性的文化奇观。
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人们从一个以“推”为传播基础模式的广播时代，走向了一个以“拉”为基础模式的网络时代，受众在传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由被动者逐渐迈向主导者；同时，人们从一个个人化的时代转变成一个日益重视“集体智慧”的时代，媒介消费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多对多”的群体互播成为了和“一对多”大众传播同等重要的传播形式。用户与互联网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一方面，当人们想要互联网为自己服务时，不必再被动地等候所需信息的浮现，也不必仅仅依靠机械性地搜索，而是可以联合群体的力量和微妙的网络社会关联，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来主动发现、整合信息内容，例如当用户需要寻找一首特别冷门的摇滚乐曲时，就可以主动在微博上求助信息，也可以到sns网站的摇滚乐小组中提问，寻求答案；另一方面，新媒体也是“自媒体(we media)”，我国新闻传播学者喻国明将其形象地描述为“全民diy”：“简单来说，diy就是自己动手制作，没有专业的限制，想做就做，每个人都可以利用d1y做出一份表达自我的‘产品’来。”人们可以通过优酷、土豆等视频分享网站，重要新闻、推广原创歌曲、传播自制微电影等，这些草根diy的传播范围，以及造成的社会影响很多时候都超过了传媒精英们的作品。如此，互联网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大众也在参与中实现了个人媒体价值的最大化。
其二，在传统眼光看来，网络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一个有别于现实生活的虚拟世界，人们可以在其匿名性的掩护下，玩弄各种不同的身份，甚至连性别、年龄这些最基本的个人
信息都可以杜撰、篡改，而现在，新媒体的流行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自由地游走于网络和现实双重世界，将网络中的虚拟关系作为现实社会关系的拓展和补充，并且将使用新媒体作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虚拟信息空间的整个概念逐渐退化了，真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融为一体。
对此，早在上个世纪，网络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就预见性地提出了“真实虚拟的文化”一词，他沿用了罗兰?巴特和让?鲍德利亚的理论，认为在媒介社会中，现实都是在电子流的基础上被构建的，人们生存在一个比真实更真实的象征环境中，并透过象征环境进行着“身体不在场”的行动。当人们习惯了这种“真实虚拟”的生存方式之后，就会模糊现实与虚拟的界限，从而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真实感，认为一切正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新媒体的文化系统中，虚拟变得更加真实，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也更加深入。以sns为例，首先，网站设置了日志、相册等个人页面功能，用户在其中更新自己的生活动态、上传真实照片、收藏和推荐自己喜爱的文本，其他人可以清晰地了解到用户的真实生活情况，人人网等大型sns甚至还推出了实名制，主张用户在注册的时候就填写个人真实资料，用户的现实身份一目了然；其次，sns中人际互动是建立在“朋友的朋友”现实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追寻着这种社会中普遍且隐形存在着的“弱链接”，人们可以在sns中不断扩充自己的社交圈，打造和管理人脉资源宝库。如此，传播主体的信息更加可靠，传播者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传播的情境也更加仿真，人们把现实中的社会圈子搬到网络上，又把网络中结成的人际圈子移到现实中，真实和虚拟的最后一层面纱被彻底撕開。也正是这种真实化回归让人们在互联网中找到了一种久违的信任，许多时候，新媒体已经不只作为传播媒介而存在，而是被越来越多的人当成一种社会化工具，广泛运用到自己的衣食住行、求职升迁、婚恋交友等日常生活中去。
其三，全球最大sns网站facebook诞生仅五年，就已经成为了一个覆盖170个国家和地区，涉及35种语言的全球化媒体。新媒体成长和蔓延的速度让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被遥远的全球性势力所渗透”。其实，全球化的潮流早已成型，只是前人怎么也无法想象在新媒体的推动下，这股潮流会如此汹涌，政治、经济、社会的空间限制被彻底解除，人们的文化实践也完全“脱域”。如今，全球微博粉丝最多的明星ladygaga在微博上一条消息，可以同步传送给全球1100万人，经过这些粉丝的转发，这条信息几乎可以第一时间传播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时间和空间被虚化，吉登斯所谓的“远距作用(action atdistance)”成为普遍现实，人们对远方的事物比身边的还熟悉，由此导致的新文化现象就是信息脱离了产生它的特定社会文化语境，成为了一种“浮动的符号”，在新媒体的核裂变式传播作用下，这些信息可以畅通无阻地漫游全球，由此造成一种全球化条件下的“普泛性危机”。苹果手机全球流行就是验证，乘着新媒体之风，iphone4在短短一两年时间内成为了全球公认的时尚神话，以至于无论在哪个国家，大街上的年轻人人手一台iphone4，不同国家在接受全球化文化的同时，也变得同质化了。
新媒体在推动全球化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加强了本土文化认同，新媒体挟其数字化、融合力、互动性等强大特征，把人类沟通和社会互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和复杂的地步，新媒体突破了文化认同的传统时空限制，更有效地强化了既存的文化认同机制，例如2008年的奥运火炬网络传递活动就让身处全世界各地的六千万华人在网络的时空里感受到了对祖国的强烈认同。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彼此冲突、拉锯，最终会互相妥协，产生全球本土化的结果，有了新媒体，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比如美剧通过新媒体在全球流行，将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灌输到了世界各地，但是同时由中国网民仿照美剧自拍自演的山寨版视频也通过新媒体受到了热捧。新媒体加强了整个社会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共同感，也给我们带来了竞合、共生的多元文化。 三、新媒体传播的商业价值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開放式平台崛起、鼓励参与及协作、文化多元共生的时代，靠单一产品，封闭化经营赢得市场的老路已经日渐式微，“渠道为王”和“弱肉强食”的传统商业思维也渐失人心。在新比特经济中，无论是经营环境、商业模式、消费者心理和行为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巨大变化，新市场、
模式和新力量孕育了无限的新商机，也为我们铸造了一片供更多合作伙伴共同创造、供用户自由选择的商业新天地。
其一，新媒体传播開辟了新市场。近年来，中国的电子商务市场可谓是风起云涌，先有淘宝、京东等大型网络商城開放平台，高调宣布吸纳一批b2c企业入驻；后有当当、麦考林、淘宝等电商巨头纷纷在新浪微博開设促销商店，甚至连苏宁、国美等传统零售企业也不甘寂寞，斥巨资转战互联网，建立网络商城，開展网络营销。这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动作都无不昭示着新媒体已经成为了商家们争相開拓的一片蓝海。新媒体营造的传播和营销生态与以往截然不同，这是一个開放的、对等的、全球运作的新商业社会，“消费者”取代“公司”成为了商业游戏规则的中心，消费也不再是纯个体行为，用户不仅可以通过新媒体中的关系网络主动获取商品信息，还可以作为信息源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体验、彼此分享，商家也可以通过与用户的频繁互动和一些技术手段及时感知并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如此，无需顾忌任何地域、文化、阶层等限制，只要打动消费者的心，商家们面对的将有可能是整个全球市场，乃至那些个性化的、碎片化的小众利基市场。
其二，新媒体传播打造了新模式。无论是facebook、twitter、flicker，还是人人网、新浪微博、土豆网，几乎所有新媒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为用户慷慨提供免费服务。“在数字化的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成本的直线下降，所获得的事物都将以免费方式出现，竞争中的优胜者最初都会对产品实施免费，免费模式不再仅仅是一个市场噱头，可以真正成为一个赚钱的经济模式了”。《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的这番话不仅符合新媒体本身，同样也适用于其他所有的企业。利用“免费”来赚钱的商业模式成就了新媒体时代商业的未来。其实所谓“免费”并非不计回报，而是“让钱在不同的产品之间、人之间、现在和未来之间、不与钱打交道的市场和金钱市场之间转移，经济学家把它称为‘交叉补贴’”。例如，网络游戏不收钱，但它靠卖增值服务赚钱；许多商家只要你关注他的微博就派送优惠券，券是免费的，但却赢得了潜在顾客和知名度。亨利?詹金斯用“礼物经济”解释了免费洪流中的商业逻辑和消费动力，对于消费者而言，媒介内容就是一个礼物，一个“社交中所需的‘流通货币”。那些能够让消费者觉得有趣、有创意、有知识性，并且可以作为一份“礼物”转发给朋友的商品信息更容易引爆流行，最终盈利。微电影《微博有鬼》就是如此，这部导演、演员都不知名的超小成本制作在酷6网免费上映后，仅仅一周时间就创下了被点播上千万次的奇迹，它的成功完全依靠影片的创意和新媒体用户的积极转发。
其三，新媒体传播聚集了新力量。其实，自新媒体降临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已经告别了完全由企业内部创造价值的年代，而越来越趋向于通过企业和顾客合作共创价值。成千上万的新媒体用户“用一种自发组织的形式”将他们的知识和精力集中在一起，通过“协作”将“新网络变成全球性人脑”。这种“群体创造”的过程既是一个開放的过程，公司从封闭的、自足的运营方式，转向開放的、协作的运营方式，将本属于自己公司的业务外包给其他组织或个人，彼此协作完成产品；同时，它也是一个聚合的过程，“企业从顾客、员工、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身上充分汲取创新性的思维和想法”，增加战略资本，扩大市场机遇。如今，诸如ibm、耐克、星巴克等很多国际集团都已经看到了群体创造的力量，纷纷建立新媒体開放平台，采取众包、集体协作等手段来扩展资源。在中国，许多企业也热衷于此，以著名服装b2c网站凡客诚品为例，无论是网民们争相模仿创造的“凡客体”、还是鼓励平民秀时尚的“凡客达人”，都充分利用起了网络群体的力量，实现了优质有效的营销和推广。
新媒体的繁荣让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其中的商业价值，也大量涌入到利用新媒体改善经营、促进营销的大潮中来，以至于很多业内人士提出了不通过新媒体营销，品牌就只能等死的极端说法。新媒体仿佛成了企业家的天堂，但是在新媒体经济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许多商家和新媒体自身发展的危机。首先，纵观此前发生的商品质量安全事故，如双汇瘦肉精事件、味千拉面骨汤事件等，这些事件无不是经过微博、sns的疯狂转发之后，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场道德讨伐和消费维权运动，一个个省优、国优，甚至国际优的品牌都在群情激昂中轰然
论文关键词：新媒体,新闻传播,文化考量,商业价值
新媒体是相对传统媒体而言，本文所述的新媒体，是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上的，是一种更新的媒介形态，是多种因素如社会、技术等相互磨合的一种产物。
一方面，任何媒体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一些特定的基础上产生起来的，新媒体的发展离不开技术。从Web1.0技术的席卷全球，到web2.0的到来，导致了第一阶段的落幕。目前，数字技术和传播工具的迅速升级，促使媒体机构将传播霸权转让给了众多普通用户。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这种技术的诞生，也极大的改变了当前社会的心理，人们可以在一种虚拟的世界中来满足自己和发泄情感，同时，网络与现实的结合，新媒体将人们的生活变成了跨地区、虚拟和真实之间的一种集体狂欢。
2 新媒体新闻的传播与当前社会文化的变迁
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各种文化信息充斥着人们，无处不在，是传统文化和当前文化之间相互补充和渗透的时代。新媒体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文化的缤纷呈现。采用新媒体进行新闻传播，直接重塑了当代人们的生活，改变了原有文化介质的面貌，逐渐的变成了一种更具有真实性和参与性的网络文化。
1）新媒体网络文化互动。
人们正在以极高的热情和积极性参与到新媒体文化中，构建了一道全球性的文化景观。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主动的寻找、发现和整合各种信息内容，同时，还能够通过网络新媒体，来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制作歌曲、电影和新闻等，让互联网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2）网络是虚拟和现实相结合的，能够更好的拓展和补充现实关系，变成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新媒体新闻传播过程中，网络中的虚拟生活变得更加真实，对人们的生活影响的更加深入。如人们可以在微信中自己的生活动态，他人能够清晰了解到用户的生活状态，同时，还可以通过朋友圈，来增加自己的人脉，扩大自己的人际社交圈。这样，通过朋友圈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更加的真实可靠，有效的促进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将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和虚拟网络相互结合起来。新媒体不单单是一种传播媒介，已经被人们当成了社会生活工具，广泛的应用到自己的衣食住行等生活中去。
3）新媒体成长和蔓延速度飞快，人们的生活已经被逐渐渗透。
全球化的经济生活早已经成型，只是在新媒体的推动下，其发展速度竟会如此之快，人们的文化实践完全脱离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如Lady Gaga在当前网络环境下，一条消息，就可以同时传递给全世界成千上万的用户，经过朋友圈和粉丝的不断转发，能够在第一时间内传播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新媒体新闻传播文化在发展的同时，本土文化也得到了极大的认同，新媒体将当前人们之间的沟通和彼此之间的互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突破了时间的限制，计算机毕业论文同时还突破了地域之间的限制，有效强化了文化认同感。
3 新媒体新闻传播的商业价值
当今时代具有开放性、多元化和合作的特点，依靠传统单一的产品和封闭经营，很难在市场中获得生存和发展。在当前的经济时代环境下，经营环境、商业模式和消费者的行为及其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所接触的新市场和新模式也孕育了无限商机，为众多合作伙伴和用户选择了一个商业新天地。
3.1 新媒体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
我国的电子商务市场做得风生水起的网络商城有淘宝、京东等，同时还有众多的B2C企业争先恐后的入驻。此种情况，明确的说明了新媒体已经成为了众多商家在商战中的必争之地。新媒体的营销和传播是一个开放的，全球化和对等的商业社会，消费者是网络营销中的主体，消费者能够积极主动的获取相应的商品信息，同时还可以通过网络互动等方式实现和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商家能够不受地域、时间和阶层以及文化之间的限制，只要打动了消费者的心，商家所面对的网络市场甚至是全球
化的。
3.2 新媒体新闻传播打造了一个全新的模式
纵观人人网、土豆网、Facebook和flicker，它们都能够慷慨的为广大用户提供一种免费的服务。商家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赚钱模式，即免费服务的方式。如现在众多的网络游戏，游戏本身不收取费用，但是可以通过卖增值服务进行赚钱，很多商家在网络上打出了只要关注其微博，就能够派送相应的优惠劵，通过此种方式能够扩大商家知名度和获得潜在客户。只要是能够让消费者满意、觉得有趣、有创意和具有知识性的，就很容易引爆网络，从而实现最终的盈利，如微电影《微博有鬼》就是依靠着影片创意和用户的积极转发，实现了一周时间被点播几千万次的奇迹。
3.3 新媒体的传播聚集了新力量
新媒体既是一种协作和聚合的过程，企业通过员工、顾客和相关利益者身上持续不断的获取创新性的想法和思维，从而增加了战略资本，不断扩大机遇。如星巴克、耐克等一系列国际知名品牌都清楚的看到了此种力量，都建立了新媒体的开放平台，积极主动的采取集体协作和其他方式合作的手段来扩大资源。在中国也不例外，很多企业也是如此，如著名的凡客诚品，就是充分的利用了新媒体网络的力量，有效的实现了营销和推广。
4 结束语
总之，在当前竞争激励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与新媒体之间的依赖程度前所未有，人们花在网络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多，网络已经与人们的生活、工作等密不可分。新媒体网络不仅影响着文化，同时还创造了很多商业价值，我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只能够紧紧把握现在，努力去理解和适应当前的新媒体，力争让新媒体为我们的便利生活创造更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1]车佳桓.科技传播的商业价值——基于新媒体技术下的考量[J].中国商贸，2013（12）：23-24.
[2]蔡骐，肖芃.新媒体传播的文化考量与商业价值[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41（3）：135-139.
关键词：文化安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4）07-0083-03
文化安全是当今世界一个普遍性的话题，也是考量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标尺。文化的本质和核心是价值观，构建核心价值体系是确保国家和民族文化安全的根本途径。新疆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维护文化安全尤为紧迫。高校是各种意识形态传播、交锋的前沿阵地，一直是境内外“”蓄意深入、图谋不轨的关键所在。大学生是未来建设新疆的主力军，对各民族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他们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为新疆经济社会稳定的发展乃至国家的安全筑起一道坚固的文化防线。
一、新疆文化安全的战略审视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安全越来越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安全和稳定的重要因素。“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特别是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体系免遭来自内部或外部文化因素的侵蚀、破坏和颠覆，从而很好地保护自己的文化价值传统，在自主和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文化革新，消化和吸收一切对自己有利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文明生活方式”[1]。新疆有着独特的区情，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多种宗教并行流传、多元文化交融繁衍、多种体制共生，相对于内地省区，文化安全问题尤为复杂、艰巨、紧迫。
（一）新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防线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区域面积166万多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是我国面积最大的省区，并与蒙古、俄罗斯等八国接壤，是我国毗邻国家最多、国界线最长的省级行政区。另外，作为西部大开发桥头堡的新疆是我国21世纪重要的战略资源接替区，对全国经济的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新疆特殊的战略地位，决定了维护其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战略问题。
（二）新疆面临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文化观的浸透与威胁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元民族文化聚集的地区，宗教文化传统浓厚。泛突厥主义文化一方面鼓吹所谓“突厥文化共同体”，千方百计要把新疆少数民族文化从中华民族文化中分离出去，为民族分裂主义服务；另一方面又极力否认文化是一个开放的、不断更新的、具有发展活力的有机体，否认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学习、加强文化交流和联系是客观存在的双向互利的过程，坚持封闭、守旧、僵化，反对改革、开放、转变，阻碍了新疆先进文化发展的步伐[2]。“”和“东突”分子也利用这种特殊的区情、民情进行泛伊斯兰、泛突厥主义宣传，对边疆的安全、稳定及整个国家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
（三）西方文化霸权加紧了对新疆的渗透和分裂
新疆由于特殊的地缘环境和国防战略地位，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从事分裂活动的重点区域。当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经济、科技优势，向全世界推广其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观，在“自由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掩护下，积极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以新疆为突破口，加紧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
同时，由于新疆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南疆与北疆、相对发达城镇与偏远农牧区在物质生活、思想观念上存在差距；汉族与各少数民族杂居，不同民族在民族风俗、文化、等方面有很大不同。西方分裂势力利用这些问题，煽动民族对立情绪，破坏各民族的团结，进行思想渗透和政治分化，用心险恶，使新疆安全面临着新的挑战。
二、新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现实意义
高校是先进文化传播的摇篮，是境内外“”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渗透和影响的前哨，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至关重要。大学生是未来新疆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教育和引导各民族大学生认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维护新疆文化安全和巩固新疆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一）加强新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是新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有力保障
新疆实现跨越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迫切需要大批的人才。然而，新疆地处边塞，交通、信息不发达，生活条件艰苦，难以吸引、留住内地的优秀人才，新疆人才输送主要依靠本地高校各民族大学生的培养。各民族大学生作为新疆经济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其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直接关乎他们的成长成才，关乎新疆的长治久安。因此，必须引导各民族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远大理想，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的认同，能够扎根边疆，成为稳疆兴疆的生力军。
（二）创新新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是新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关键
目前，新疆有各类高校32所，在校各级各类学生24万余人。其中，少数民族大学生近9万人，占大学生总数的35.2%①。各民族大学生应该成为核心价值观的先行者和引领者，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新疆高校意识形态斗争异常复杂激烈，各民族大学生是西方反动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争夺的重要目标。“对新疆各民族大学进行政治、思想与品德的塑造，使他们真正确立起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是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重要举措，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新疆稳定的治本之策”[3]。
（三）新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面临严峻挑战
1.近年来“”加紧聚合，在新疆高校建立和发展了“伊扎布特”等大量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组织。用“文”的手段，借文化、艺术、学术交流之便，大肆进行反动宣传。极力散步、传播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国家观、民族观和宗教观；歪曲新疆历史，煽动民族仇恨，诋毁党的领导，攻击政府推行的“双语”政策；企图用宗教干扰高校教育，毒化大学生思想，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大学生参加反动组织，企图培植“亲西方”的内应力量。
2.一些大学生对新疆民族发展史、宗教演变史、历史发展变化了解不够，宗教意识比较强，对“”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抵御“”渗透侵害的能力不强，容易受到“”的引诱利用。据调查，新疆高校有些大学生思想受到极大影响，精神被控制，参加了“伊扎布特”等反动组织，书写反动标语，甚至参与乌鲁木齐“7.5”事件。
大量事实说明新疆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任务非常艰巨，迫切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族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牢固树立“五观”和“四个认同”的思想，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三、加强新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对策
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是一个由认知到认同，再内化为行为的一个系统的、复杂的工程，在新疆这个特殊的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区域，引导各民族大学生树立核心价值观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一）通过文化认同，促进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
“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这种认识与认可是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升华，并形成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准则与价值取向”[4]。价值观教育就是要使人具有一种对多元文化价值观做出识别、判断和选择，并对选择的价值观念产生认同、坚信、内化和饯行的能力，其意义就在于影响个人与社会的文化认同。所以，价值观教育所涉及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文化认同问题。
新疆多元文化发展的态势使大学生面临着多元文化的选择，而“多元的文化选择很容易使人们在价值观的抉择中陷入自我冲突，甚至产生无所适从的困惑与迷茫，导致一部分人在确认价值观时失去方向感，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判断力，是非不辨，美丑不分等”[5]。这就需要引导各族大学生正确认识文化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坚持中华文化认同。
新疆高校应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民族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既要重视对各族大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的教育，也要重视新疆历史包括民族史、文化史、宗教史教育，挖掘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优秀资源，从而增进各族大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自觉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深入理论研究，整合教育资源，丰富教育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以来，学界对于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的观点，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果。但是，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专项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尚未提炼出来。因此，还需要拓宽研究视野，深化理论研究深度，加强实证研究，提高研究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明确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本内容，但要把高度抽象的理论体系转换为各民族学生能够掌握和内化的知识体系，还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立足于现实生活和民族地区特殊区情，整合提炼出反映时代和学生发展要求的教育内容，使教育内容充满科学性、时代性、生活性和民族性。价值观教育只有紧密结合大学生的生活、学业、精神面貌、社会交往等实际问题来开展，才能收获更大实效。
新疆地区高校学生多民族并存，少数民族学生人数众多，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文本建设和学科建设，突出新疆地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地域性特征，使“五观”、“四个认同”教育与核心价值观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要注重从新疆地区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地方教育资源，如：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宗教文化、革命传统文化及兵团屯垦戍边文化均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要善于挖掘；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建设网络课程平台、电子教材和课外读物等，丰富完善教育内容。
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说过:“一个人不能够一部分一部分地来教育，而是由人所经受的种种影响的全部综合地教育出来。”[6]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工程”， 家庭、社会和学校都影响着大学生价值观的树立。构建完善的教育体系，使大学生能接受有效的价值导向，拓宽价值观教育的社会参与面，使价值观教育不留真空，是当前的迫切任务。因此，要积极探索构建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价值观教育模式，形成有利于培养大学生树立科学价值观的优良环境，从而系统地发挥整体影响的教育作用。
（三）创新方法，拓宽渠道，提高实效性
对大学生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要遵循主体性原则和“三贴近”原则，结合大学生各种思想认识和实际问题，运用灵活多样的方法，如专题讲座、讨论、辩论赛、知识竞赛、小品演绎、社会调查等，引进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和手段，如多媒体、教学软件、视频动画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价值观教育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价值教育要注重解决好他们学习、生活中实际困难，如：贫困问题、汉语学习与专业学习问题、就业问题等，从而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感召力、吸引力。
坚持多渠道对大学生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以课堂作为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和主渠道，同时校园文化、网络、社会实践、社区、大众传媒等也是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渠道。新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能歌善舞，民族节日丰富多彩，如肉孜节、古尔邦节等，也可以以此为载体，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重视社会实践对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影响，将专业实习实践与大学生三下乡、进社区、勤工俭学、参观考察等结合起来，增强价值观教育的目的性和实效性。
（四）加强机制建设，实现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新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开展，离不开有力的机制和制度保障，为此应着重加强机制建设。
1.健全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领导体制与工作
机制。中央16号文件明确要求，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大力支持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以形成全党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新疆高校要从自身实际出发，立足区情，深入调研，摸清大学生思想状况，制定科学的大学生核心价值体观教育的实施规划。近年来新疆医科大学探索、实施“全方位、全过程、全员”的育人工作机制取得了不菲成效，值得学习和借鉴。
2.完善物质保障机制。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活动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这是当前新疆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机制中较为薄弱的一个环节。新疆各高校应进一步规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经费的管理使用，建立完善专项经费预算制度。确保专项经费足额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逐年加大专项经费的投入力度，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经费保障。同时，要重视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收入和待遇，充分调动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积极性。
3.重视评估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建立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科学评价系统，是对价值观教育进行有效的控制和调整，优化价值观教育过程的有力支持。新疆高校评估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应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其是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成效作为重要指标，积极探索综合评判法、实践检验法等评估方法，不断提高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水平。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参考文献：
[1]子杉.国家的选择与安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39.
[2]王小平.泛突厥主义文化透视[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10.
[3]张洁.多元文化视域下的少数民族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3，(7).
[4]郑晓云.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0.
[5]许苏民.文化哲学「Ml.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6][苏]马卡连柯；刘长松，杨慕之译.论共产主义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227.
收稿日期：2013-1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