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是特定历史时期综合作用的产物，是近代社会长期物质和思想准备的结果。拨开历史迷雾，应该高度肯定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所起的巨大历史作用。但是，他之所以成为这场开天辟地的启蒙运动的旗手绝不是历史的偶然。我们应该追本溯源，追寻历史的脚步，回到当时的历史格局中，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综合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分析陈独秀成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主要原因。
一、陈独秀的家乡安庆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资本主义思想较为盛行
安徽位于中国东部内陆，临江近海，地跨江淮，水陆发达，人口流动密集，思想传播比较集中;紧挨的上海、南京在当时是两个最具开放的城市，上海是《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口通商口岸，实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比较发达;南京是中国古都，是太平天国、中华民国的国都，是中西文化思想交锋的主战场。特别是陈独秀的家乡安庆，文风昌盛，人文底蕴深厚，在近代作为安徽省府长达170余年，在安徽乃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安庆是中国较早接受近代文明的城市之一，回顾中国近代化历程，可以看到，安庆人姚莹、方熊飞很早就有关于中国近代化的初步设想，太平天国运动在安庆对中国近代化具有推动作用，曾国藩在安庆关于中国近代化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活动，创办内军械所，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机动船;安庆教案、邓华熙的皖江变法在客观上推动了皖江近代化、中国近代化，徐锡麟等人的安庆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和新军起义的第一枪，加速封建王朝的灭亡、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这些从一定意义上昭示了安庆较早启动中国近代化的步伐。
安庆深受欧美风雨的浸润，资本主义思想盛行，异域新文化与本土旧文化相互撞击，形成了极其强烈的文化革新意识，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陈独秀，决心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非常强烈，迅速开启了启蒙思想，在安庆的藏书楼演说，创办《安徽俗话报》，第一次举起了。
二、一战期间国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对新文化运动持积极态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洲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加上辛亥革命的促进和人民抵制洋货斗争的推动，使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日益迫切地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民族资产阶级在大战中获得了历史上空前的发展，挣了很多钱，办了很多厂。因此，对运动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态度，有着勇敢的一面，这是由于运动与他们的利益有一致的地方。他们不但要求保持和巩固在大战中所已经获得的果实，还要求进一步继续发展;不但要求在经济上求得发展，还要求在政治上取得地位。因此，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运动，部分原因是由于一定的爱国热情和群众力量所驱使，更重要的是这一运动与他们本身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他们幻想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走西方资产阶级所曾经走过的道路，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队伍也有所扩大，在这种形势下，北洋军阀加强封建军事专制并要恢复帝制，不可避免地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反对，于是，激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了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正好顺势而为，擎旗推动，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
历史证明，新文化运动是继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其革命比质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三、陈独秀举起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正好适应了时代的发展需要
在当时，袁世凯复辟，思想界兴起了尊孔复古的逆流，而受到新思想影响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迅速壮大，反帝、尤其是反封建的情绪目益高涨，自然在思想文化方面表现出来，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社会阶级基础。在这种混乱而自由的社会氛围中，新型知识分子吸纳外来思潮，拓展文化视野，开始张扬自我个性，发表独立言论，反省文了廿传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
新文化的先驱者主张以民主制度取代封建制度，以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取代封建专制主义的盲从、迷信和独断，民主和科学遂成为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的两大旗帜。在《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陈独秀就举起了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旗帜，历数中国社会之黑暗，痛陈专制制度之罪恶，率先对青年们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点希望。这里所陈述的 六义，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民主和科学两方面的要求，并成为思想革新和文化运动的宣言。
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反对封建专制，同时强调个性解放。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又包括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其目的都是为了反对封建统治。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弘扬，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并且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青年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实践证明，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产生是社会变革的必然，是时展的要求，民主与科学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两个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前轮。
四、陈独秀思想的彻底解放、独具特色的个性和文化追求促成了他的不凡成就
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陈独秀从青年时代就投身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之中，很早意识到开民智的重要性。一是因为辛亥革命对陈独秀刻骨铭心的影响。辛亥革命的成败教训使陈独秀认识到，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二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陈独秀曾经先后五次前往日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熏陶。
因此，他坚定地走上了反对封建糟粕，解放思想的道路，他认为开民智，首先自己要有智，于是边翻译边学习，边学习边教育，边救亡边启蒙，认为没有革命的力量，就没有革命的成功，重视广大民众的思想启蒙，办报办杂志，大力推动白话文运动，从思想文化上发动群众、启迪民智。
【关键词】篮球运动 科研 现状 分析
【中图分类号】g8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6-00-02
篮球运动的蓬勃发展和篮球项目在竞技运动中地位的不断提高,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篮球工作者和科研人员对篮球运动科学研究的热情和兴趣。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篮球运动理论的科研成果从观念的变更、新理论的形成、技战术的创新、训练手段的改进、教学方法的改革、器材的更新、选材的科学化、多学科的渗透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开拓,为我国、乃至世界篮球运动理论的发展奉献了许多经典之作。
对我国篮球运动科研论文的生产规律和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评估、预测篮球运动的研究水平和发展动向,确定研究重点和调控研究方向,促进我国篮球科研理论建设的全面、深入发展;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国篮球运动研究队伍的基本状况,为发现、培养和造就一批中坚研究队伍、扶植青年学者,组织和协调这支队伍进行重大课题研究等提供事实依据。
1 研究对象
1999-2008年间《
3.4.3 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定量研究及交叉学科的综合性运用增多
篮球教学研究是篮球科研工作的难点。Www.133229.coM此类研究通过教学理论在篮球教学中的作用,探索篮球教学中的特殊规律,寻找符合现代教育发展规律的新方法、新理论,以求达到最优的教学效果。过去的十年里,篮球教学的科研文献较以往增多了定量研究与交叉学科间的渗透研究,更具说服力。其内容也涉及教学计划和制定、教材教法设计、考核方法和标准、教学设备仪器研制及学生能力培养等诸多方面。
3.4.4 职业化、市场化研究:更加注重其现实意义
我国篮球运动职业化不过十余年左右,其研究领域也因为要涉足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进行综合分析,一直以来是篮球科研领域的薄弱点,研究成果较少。1998年后伴随着我国篮球运动职业化的深入,广大的篮球科研人员开始紧密结合相关的国家法规政策、体育市场、社会环境,针对这一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所著文献也从实际出发,着力于解决篮球职业化、市场化中出现的关键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3.4.5 篮球文化研究:百花齐放、欣欣向荣
篮球运动的文化属性已被学界认可。[2]从文化学的视角研究篮球运动、认识篮球运动,可以拓展研究思路和研究领域,可以促进我国篮球运动的快速全面发展,这一趋势已逐步达成共识。目前,从有关篮球文化研究文章的数量来看,呈逐年递增趋势,说明当前篮球文化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其研究内容除论证篮球运动的文化性,还涉及到篮球文化的概念与篮球文化的结构等。特别是部分学者借鉴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知识,以新的思维、新的视角对篮球运动的文化内涵、结构、特征进行梳理和重构,产生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著作。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十年来我国篮球科研论文刊发量呈波浪形发展态势,存在一定的自发性和变化的无序性;篮球科研的方法有一定创新,但还是以传统方法为主。
2)我国篮球科研工作队伍已经形成,但高产活跃作者群的相对薄弱,核心著者群仍处于形成阶段;作者以高校教师发文量居多,且以副高级、中级职称为主体。
3)现阶段,我国篮球科研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篮球技战术、训练竞赛、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职业化、市场化、篮球文化等领域,但有关场地、器材、规则方面的研究论文有所欠缺。
4.2 建议
1) 加强篮球科研队伍的建设,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提高论文质量;培育核心作者,增加核心作者和提高其论文平均产出率。
2) 篮球科研必须从篮球运动实践的发展需要出发,拓宽视野,端正动机,防止急功近利地拼凑和重复研究;注重运用交叉学科的基础知识,加强与篮球运动一线的运动员、教练员等的合作,使科学研究与实践相结合,才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转化。
3)各级决策部门要有目的地进行篮球科研立项,加大对篮球科研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产;建立制约和激励机制,鼓励更多正高级科研人员积极投身科研,多出成果、出好成果,避免人才资源的浪费。
参考文献
关键词：启蒙思潮；解放思想；中国现代化发展；话语体系；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5-0043-05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以来的百年间，启蒙思潮一直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涌动。尤其是在中国现代化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关节点上，不同理论企图的中国心智更是会以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其话语体系，来处理这项启蒙思想文化遗产。进而，在百年启蒙思潮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三种不同启蒙话语体系及其观念：“西方启蒙话语体系”，认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应以西方启蒙普适性的自由主义为指导；“中西文化相结合的启蒙话语体系”，认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应以西方启蒙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话语体系”，认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应以超越了西方启蒙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三种启蒙话语体系的核心关切，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应以何种理论为指导以及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重大方向性问题。深刻认识至今仍存在的三种启蒙话语体系，对正确吸收西方启蒙思想，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构建面向未来、切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新话语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启蒙运动与现代性西方话语体系的确立
在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展的历史进程中，近代西欧各国是先行者。就思想文化领域来说，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西欧各国又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即17到18世纪西欧各国反封建专制与宗教迫害，宣扬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体系、价值观念及其话语体系的第二次伟大思想解放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运动萌发于苏格兰，在法国达到高潮，理论归结于德国，逐步传向于世界各国，其话语体系成为近代西方社会全面变革的理论先导。
在随后的近代西方社会政治与经济急剧变革实践中，以英、美、法三大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为标志，近代西方启蒙运动获得了历史性胜利，建立起了资产阶级的理想国，实现了政治解放，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价值观念。与之相应，社会契约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理性、自由、平等、代议制民主、法治、三权分立、自由等现代性西方话语体系逐步确立并传播开来。
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奠基人霍布斯《利维坦》中的“社会契约论”，西方自由主义之父洛克《政府论》中的“人生而自由”“私有财产权利”“代议制民主”，到法国启蒙运动公认的领袖、“理性之子”伏尔泰《哲学通信》《哲学辞典》中的“自由”“理性时代到来”，法国启蒙思想先行者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的“法治”“三权分立”，法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中的“平等”“民主”，再到德国伟大哲学家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对启蒙的理性形而上学话语归结：“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1]这些都是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顺应并回应时代历史发展，所创立的典型西方启蒙话语体系，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这些西方启蒙思想话语体系，奠定了西方政治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为近现代西方强势的所谓普适性话语体系的全球传播与殖民确立了基调。
面对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尖锐矛盾与巨大挑战，现代与后现代西方各国思想家继续反思、坚持与发展现代性西方启蒙价值观念及其话语体系，以文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傲慢与偏见继续强势推行其话语体系，展开了所谓“第二次思想启蒙”。当代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以不同方式联合起来，英国的哈耶克、德国的韦伯与舍勒、法国的鲍德里亚，美国的杜威、罗尔斯、弗里德曼、罗蒂、诺齐克与福山等，集结在现代性西方启蒙运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继续拓展近代西方启蒙话语体系，推行着其所谓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观与意识形态。
现实的观察与理论的思考可以发现，这些理论话语体系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与军事霸权等互为逻辑支撑，在全球进行着软硬两手的文化软实力扩张。究其实质，是单一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对多样的全球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全面霸权逻辑的体现，其锋芒特别指向代表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发展方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制度、理体系及其话语体系。究其后果，单极资本霸权无限的恶性私欲膨胀扩张，必然引发全球各种矛盾与危机，严重破坏人类社会互利共享、和谐共生的秩序与安全，会使人类社会全面处于现代性资本主义的“奇耻大辱”、深重灾难之中。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性西方启蒙话语体系的超越
当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当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伟大历史时刻，马克思恩格斯聆听启蒙时代的声音，把握启蒙时代的脉动，回应启蒙时代的呼唤，富于远见卓识地洞见并彻底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内在矛盾和现代性问题，科学构想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及其话语体系，超越了现代性西方启蒙思想价值观念及其话语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成为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壮丽日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性西方启蒙话语体系的超越经历了一个过程。深受近代西方启蒙哲学思想影响的马克思恩格斯，为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实践与理论及其话语体系所鼓舞。故而，理论的伊始，他们也是站在近代英国、法国与德国启蒙哲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上，来理性思考社会政治问题解决之道的。也就是说，他们理论观念方法及其话语体系的最初进展，是在政治解放的理论视野内进行的，曾经有过短暂的理性自由主义与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及其话语体系的发展阶段。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发现：近代启蒙运动并没有兑现其华美诺言，没有消灭宗教，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与人权，没有实现人类解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只是实现了少数人自由的政治解放，其话语体系只是达到了现代性“政治理智的顶点”而已。因此，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级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2]372、375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也指出，资产阶级形式的启蒙从近代到现代的发展，“如同神话已经实现了启蒙一样，启蒙也一步步深深地卷入神话。”“启蒙在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逐步转变为对大众的彻头彻尾的欺骗。”[3]马克思恩格斯最终跳出了近代启蒙哲学的狭隘眼界，以崭新而科学的唯物史观、人类解放理论彻底批判并超越了西方政治解放的理论界说，实现了世界观、方法论及其话语体系划时代的革命。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是近代西方启蒙话语体系的真正终结者，彻底实现了对启蒙现代性西方话语体系的超越。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就现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2]371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崭新的话语方式，内在超越了现代性西方启蒙话语体系。突出体现在：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感性实践活动作为新世界观方法论确立的原则，以生产劳动、阶级斗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新的话语方式表达其新理论，实现了历史理性、辩证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即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的统一，使理论成为实践的眼睛与指南，使实践成为理论的源泉与动力，超越了现代性西方启蒙哲学抽象理论理性的话语体系。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的科学预言与构想，表达了共产主义与人类解放的人类社会理想发展目标与历史新起点，烛亮了人类共同体前行的道路与方向，牢牢占据科学真理与道义信仰的制高点，超越了现代性西方启蒙哲学政治解放的狭隘话语体系与眼界。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宣言要以发展生产力、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理论武装人民群众的方式，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国家，解放劳动，使“劳动成为第一需要”，蕴涵着并科学发展了最彻底的启蒙批判精神遗产，超越了现代性西方启蒙哲学私有制永恒正义、资产阶级王国千年的梦呓话语体系。
三、解放思想：回到切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问题的话语体系
当我们把理论的目光聚焦到中国社会历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发展进程的时候，就会发现，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发展，各种启蒙思想理论与价值观念也在不断萌动、变化发展之中，占主导地位的启蒙话语体系也在随之不断变迁。纵观中国启蒙思想发展过程，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百年中国启蒙思想及其话语体系的发展过程，我们还会发现，其在中国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马克思主义文化新启蒙运动，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期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运动，21世纪以来的不断解放思想、理论创新与文化自觉自信自强。这是一个激浊扬清、不断前进上升、深入发展的启蒙思想史进程，更是一个话语体系越来越朝向切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现实问题的伟大历史进程。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实发生了一场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启蒙运动，并且伴随现代化历史发展很快转变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新启蒙运动，直至新中国成立。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17世纪明末清初开始的自发的现代化及其思想启蒙运动进程被打断。中国人民从被迫开始向西方学习，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失败，再到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与民主革命，以西方启蒙思想及其话语体系为主导的思想解放运动一直在旧中国重演到1911年。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大大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但辛亥革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未能解决中国走上独立自主之路的现展问题，革命在此意义上没有成功。孙中山先生以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为蓝本，提出的三民主义思想及其话语体系也未能付诸实施。正所谓：“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5]“中国又一天天沉入黑暗里”。[6]
从到辛亥革命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单单靠移植现代西方民族政治制度无法救中国，要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根本现代改造与变革，必须要有文化的自觉和思想的启蒙。最先吹响思想启蒙号角的，是“的总司令”陈独秀。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场以“打倒孔家店”、“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封建传统思想道德与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1916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的开篇文章《新青年》中宣告：“近代文明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M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新文化运动试图通过思想启蒙促进社会政治改革，以冲破封建主义的牢笼，并未完全超出西方资产阶级激进民主的思想与话语体系范畴。其目的是“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把中国引向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以求适今世之生存”。[7]但它的确开启了中国20世纪初一场深刻而伟大的思想革命，促进了先进青年的思想解放，为马克思主义新文化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所指出的，“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8]
其后爆发的1919年“”，处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各种主义与思潮纷纷涌入旧中国，引起了一场广泛而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随着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开始迅速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使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得到一次大飞跃。俄国十月革命后，《新青年》又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重要刊物，、瞿秋白、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逐渐由进化论转到阶级论。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热情讴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瞿秋白说：“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9]鲁迅也指出，十月革命是“新世纪的曙光”，“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10]
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演进，中国启蒙思潮内部发生分裂，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就中国应该选择走何种现代化发展道路、向何处去等问题，发生了启蒙思想及其话语体系的三场重大论争，即“问题与主义的论争”“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论争”“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话语体系的科学性彰显，影响也日益扩大并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从反封建转变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是从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启蒙运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新启蒙运动的转折点。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开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启蒙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虽宣告结束，但其民主与科学、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并未完成。从1936年9月开始，为使在三座大山压迫之下的中华民族真正走上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开创了“新启蒙运动”的革命救亡、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及其话语体系。以陈伯达、张申府、艾思奇、胡绳等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继续高举五四启蒙精神旗帜，呐喊民主、科学、抗战救亡等口号。陈伯达提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目前民族大破灭危机的面前”，“我们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应该发动一个更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是当前文化上的救亡运动，也即是继续戊戌以来启蒙运动的事业。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是五四以来最广阔，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张申府提出，“这种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今日是中国团结救亡，民族解放，争取自由，民主政治的时代。今日的新启蒙运动，就是适应这个时代的思想方面，文化方面的运动。……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11]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阐发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方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新启蒙运动达到高潮，直至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启蒙运动一直受到错误的评价。“革命压倒启蒙”“救亡压倒启蒙”“整风压倒启蒙”等错误思想观点及其话语体系，一直在学界产生错误影响。一些学者没能深入思考近现代中国现代化历史发展问题的根本实际，盲目套用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与理论逻辑，拿来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启蒙思想价值观念及其话语体系，进而误判新启蒙运动。他们没能正确地看到，无论近代西方的启蒙运动，还是近代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启蒙运动，都有一个从思想文化领域到社会政治革命领域、从理性至上向世俗运动的展开过程，都没有仅仅停留在理性思考、思想自由方面，都是一个理性、科学、民主、经济、道德信仰的全面变革运动。他们也没能正确看到，像胡适那样简单拿来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与话语体系，并不能使中国真正走上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他们更没有看到，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导的新启蒙运动才是中国启蒙运动的正确逻辑，启蒙也才真正成为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问题的启蒙。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期，为总结反思建国以来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开启了一场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解放思想运动，学界称之为“第二次启蒙运动”“新启蒙”。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了一场规模宏大、 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它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实现中国改革开放、奔向现代化发展快车道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同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高度肯定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理论准备，成为解放思想、冲破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束缚的宣言书。这场由邓小平领导的反“假马克思主义”“”“封建主义残余”，高扬“民主”“法制”“向前看”旗帜，“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2]旨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解放思想运动，连同1992年“南巡讲话”关于进一步改革开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解放思想运动，奏响了20世纪后20年中国启蒙运动与现代化共同协调快速向前发展的时代最强音。这也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成熟与文化自觉，开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启蒙思想话语体系之灿烂花朵――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界盛赞这场伟大的解放思想运动、“第二次启蒙运动”，并以学理的方式开始了“新启蒙”运动。著名学者王元化在上海提出了“新启蒙”的倡议，得到了各地的热烈响应，并出版了《新启蒙》的创刊号。他在此创刊号《为五四精神一辩》一文中提出，我们必须接续“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以“理性”来审视自“五四”以来的历史，以“民主”来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期，还发表了夏衍、邵燕祥、高尔泰等八人的“新启蒙笔谈”。夏衍提出，“新启蒙”要重提科学与民主，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不能错过了目前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邵燕祥提出，“思想文化的启蒙，意味着对原有结论的审视扬弃，过时传统观念的更新，旧的思想模式的超越，重新认识历史和观念，中国和世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思想。”
“新启蒙”论兴起于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则成为备受争议与批判的对象，理论上昙花一现。不消说“新启蒙”论具有一定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也不消说有些“新启蒙”论者的学术动机是好的，但从根本上说，“新启蒙”论在理论探讨上，简单抽象地重复近代西方启蒙理性形而上思想及其话语体系；其在对中国启蒙v史的考察上，没能从更深层次上挖掘启蒙思想话语体系与近代历史发展的逻辑互动关系；其在对启蒙思想话语与现实社会政治发展关系问题的思考上缺乏深入，没能抓住当时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向问题的根本。其思想认识是时空倒错，缺乏文化自觉性，话语方式是西方的。
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在21世纪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新境界，日益走向文化自觉自强自信，成为破解当代中国现代化改革与发展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迎来中国“第三次启蒙运动”。
新世纪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创新实践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解放思想与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上，写下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精彩篇章。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13]“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14]2012年以来，同志治国理政的系列重要讲话、新思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一条红线”是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百年目标”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家、社会与个人三个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向未来，“四个全面”战略思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总布局，“五大发展理念”是关系当代中国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思想话语，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引领着当代中国“第三次启蒙”运动深入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与未来。
当代中国关注启蒙思想研究的理论工作者，要以中国原创的思想话语体系发扬百年中国启蒙精神，继续推进启蒙事业向前发展，为实现中华文化的当代复兴贡献智慧力量。为此，我们首先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强与文化自信意识，牢牢把握百年中国启蒙运动发展的正确方向，牢牢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界话语权。启蒙与现代化发展不能停顿与倒退，当代中国启蒙运动发展不是所谓“重建启蒙精神”，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下，不断把启蒙运动伟大的解放思想、理论创新事业推向前进，继续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华章。继续推进当代中国启蒙运动发展，要时刻警惕“左”与右两种时空倒错话语体系的陷阱，既要批判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话语体系的历史空想超越启蒙，又要批判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话语体系的历史现实倒退启蒙。再有，推进当代中国启蒙运动不断发展，还需要借鉴吸收现代性西方启蒙思想话语的积极成果，更需要继承转换中华传统文化启蒙思想话语的优秀成果。最后，继续推进当代中国启蒙运动不断发展，必须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继续高举反思批判的永恒启蒙精神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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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consults 117 tennis papers which in 1998-2008 year sports core journal publishes, the utilization literature material law, the logical analytic method, the data method of average, to the paper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domain and the quotation distribution and so on several aspects carries o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result indicated: Research technique's synthesis utilization is relatively weak; The research area is imbalanced; Quotation distribution mainly by periodical and monograph primarily.
关键词:网球科研现状
key word: Tennis Scientific researchPresent situation
一、研究目的
随着网球职业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中国网球竞技运动水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科研工作者针对我国网球运动的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对推动我国网球竞技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对1998-2008年体育核心期刊中发表的117篇网球科研论文进行统计和分析,揭示十年来我国网球运动科研的特点和变化规律,发现网球科研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解决的方法和措施,从而进一步提高网球运动科学研究水平,推动网球科研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研究对象
对1998~2008年13种体育核心期刊中的117篇有关网球的科研论文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3.1科研方法运用的周期分布
体育科学是人们对体育的认识的结果,休育科研方法是人们认识休育的手段[1]。统计结果显示,1)网球科研方法的运用呈现周期变化(表1)。通过对3个周期所运用研究方法总量的对比分析,我们可知,从前两个周期的对比来看,各种研究方法的运用率变化幅度不明显,而从第三周期开始,每种研究方法的运用率都明显增加,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网球职业化发展的繁荣时期的开始,因此我们应该鼓励和提倡更多的运用新式的研究方法,大胆创新,使我国网球科研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2)网球科研方法的运用主要集中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理论与逻辑分析和问卷调查法,而观察、访谈、实验、比较、测量等研究方法在网球科研中运用相对较少。文献资料、数据统计、理论与逻辑分析和问卷调查法在网球科研中的运用相对广泛。随着科技的进步,各种新式仪器和设备的问世,科研工作者们开始逐步运用观察、实验、比较、测量等方法来进行研究。
3.2科研领域分布状况
统计结果显示,网球科研涉及内容广泛,并随着网球运动的发展有不断拓展的趋势。但是,研究领域呈现不均衡性(表2)。统计发现,运动训练学方面的论文最多,有60篇,占论文总数的51.3%,主要研究网球技术训练、战术训练及身体素质训练等,表明网球运动训练是我国网球科研人员的主要研究方向;教学方面论文16篇,占论文总数的13.7%,主要针对高校、专业课和公共课教学的研究;社会学方面的论文12篇,占论文总数的10.3%,主要研究网球文化和网球职业化,表明科研工作者已经开始注重对影响网球运动发展的社会学因素的研究;运动生理生化方面的论文6篇,占论文总数的5.1%,着重对运动员训练、比赛前后的生理变化进行研究,它是检验运动训练质量和对运动员进行医务监督的重要指标;运动心理学、短网、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医学、软网、场地与器材、规则与裁判法等方面的研究论文较少,共有23篇,占论文总数的19.7%。说明网球科学研究中存在研究内容的不均衡性,由于对上述内容研究较少,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就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使得我国在网球运动员的选材、裁判员、教练员的培养、比赛场地以及网球运动法律法规等诸多方面滞后于网球运动的发展,阻碍了职业网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四、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4.1.1网球科研论文研究领域较为广泛,但研究内容不均衡,而且还存在重复研究现象。
4.1.2体育类引文主要源于期刊和专著,二者数量之和为581条,占总引文量的86.3%,然而其它引文来源仅占13.7%。
4.2建议
4.2.1加大对网球科研的关注与投入,鼓励研究方法与内容的创新。
4.2.2加强网球科研后备人才的培养,从而使网球科研整体水平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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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四存学会；颜李学；新文化运动
四存学会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或许是一个比较陌生的组织，但在民国时期，却是颇为人所熟知的。它是由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于1920年牵头成立的，徐世昌有文人总统之称，年轻时即服膺颜李学。四存学会就是在他的授意下，由其亲信张凤台、李见荃出面谋划组织而成立，网罗了当时的一大批社会名流，如林纾、赵尔巽、严修等人。四存学会以发扬颜李学为宗旨，借助于颜李学鲜明的事功主张和经世致用的特点，阐释自己的文化观。即是以颜李为主体，兼顾中西新旧，这种文化观，明显具有调和论的特征。它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顽固守旧，而是主张中西文化互补。四存学会想借颜李学与西学的汇通来重构中国人的精神家园，通过调和论建设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四存学会反对激进主义派不顾中国具体国情而对西方模式的照搬抄袭，它深刻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方模式的简单移植，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在当时激烈的文化碰撞中，四存学会对于新文化运动、传统文化的改造、中西文化之争等问题，有着自己的态度和认知。
1、四存学会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开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但四存学会对新文化运动一些行为和观点是非常不满的。在他们看来，新文化运动过于激进，破坏了中国的文化传统，“近来人心知有利不知有义，以讲学为迂事，众少年摭拾欧西唾余，持决不可行之说，以为新奇，眩惑斯言，盲从者多，诚伪之辨，圣狂之机，皆置之脑后，言之可为浩叹。”新文化派只是将西方唾弃的东西拿来为中国所用，这些学说理论只会蛊惑人心，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这种做法，会将中国引入歧途，“近今学术败坏极矣，视孝悌为迂谈，易文字以俚语，不惜举先圣礼教之防、文化之美，一切澌灭殆尽，而谈平民之治者，且附会并耕而食，食而治之说，相率群入于坡斜一途。”抛弃传统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一味儿地谈论平民政治，是一种错误的作法。对于新文化运动想以拉丁语来取代汉字的主张，四存学会更是感到痛心疾首，直斥为亡国之论，“一国之语言文字不亡，即一国不亡，若并此废之，是国未亡而先自亡矣。”
值得注意的是，四存学会虽然对新文化运动有所不满，但不表示他们反对西方文化。在对西学的认知上，四存学会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顽固保守。四存学会认为，提倡颜李学与引进西学西学并不矛盾，“吾谓四存之学，只存一天，颜李学说与今日新学要旨，先后一揆，所关非渺。偶举天道，便觉新而又新，其他言论能见其大故。能通今不于实用外别涉荒幻，此颜李之学所以在今日必须亟亟讲论之故也。先觉倡道，皆随时补救，如不谈时务而空言玄理，譬如人现在患病，不求药方治病，只谈古方治病之妙，岂不大谬。”颜李学与民国所讲的西学相互印证，是亟需发扬的学问，讲颜李即是讲新学。四存学会也知道，当时的中国，空言玄理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提倡实学，提倡与西学相近的颜李学。
面对新文化运动时期激烈的中西、新旧文化之争，四存学会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捍卫传统文化的立场，对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有颇多指责和不满。中国文化的渊源就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以及与它紧密联系的伦理道德，“打倒孔家店”，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容易陷入民族虚无主义的境地。四存学会强调未来的中国文化的出路，必须以传统文化为主体，广泛吸收西学来构建。平心而论，四存学会的这种强调以本民族为文化根本的信念，强烈认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价值观念，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蕴涵着积极的因素。今天看来，四存学会对新文化运动中某些激进行为和主张的批判，仍有不少合理的地方。
2、四存学会的文化史意义
在多姿多彩、自由开放的民国文化中，四存学会并不是十分显眼，它从成立到解散，也只不过三年而已，但这并不能否认它的文化史意义。
[关键词]中国命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论争、争鸣、辩论是伴随人类文明发展始终的社会、文化现象，也是思想文化发展的动力之一。马克思主义是伴随着论争形成和发展的，并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始终伴随着论争[1]p4-6。抗战后期的中国命运之争是一场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论争，它促进中国共产党人及其他自由知识分子等不断实现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中国命运之争的概况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重大变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军和盟军在各个战场相继转入反攻，此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胜利在即。同时，中国战场上日军的弱点日益显露，后方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民众抗战热情高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1943年1月11日，中英两国政府在重庆签订《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中美两国政府在华盛顿签订《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这实际上宣告了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证明中国至少在法理上改变了百年来的半殖民地地位。随即召集文人完成《中国之命运》一书，于这年3月10日出版。在这本书中大肆攻击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诬蔑共产党、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由此挑起一场中国命运之争。
《中国之命运》出版的头三个月，中共没有做出强烈反应。当掀起第三次高潮时，作为对这次高潮的政治反击，中共将批判《中国之命运》提上了议事日程。1943年7月21日至10月5日，亲自领导和组织，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为主，展开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并迅速演变为整个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表现最为激烈、最为集中的思想大论战，重点围绕第七章《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集中进行批判。直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最终完成了对《中国之命运》所提出的全部问题的回答。这次政治反击，批判制止了第三次高潮，突破了的文化“围剿”，取得了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获得了人民的拥护与支持[2]p40-43。
二、国共两党关于中国命运之争的内容
（一）解读中国传统文化的论争。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和中间人士对抗战胜利后中国之命运的构想，往往基于对中国历史、中华民族精神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近代历史的不同诠释。
十分推崇传统文化，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强调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的基础。《中国之命运》一书以大量的篇幅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成长与发达”的历程、“四维八德”的形成及其内涵等。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国民道德的教条，“礼义廉耻”作为中国的立国纲维[3]。蒋推崇传统文化有其合理成分，但他回顾和总结历史的目的带有政治性，旨在诋毁共产党，主张是中国唯一革命政党，“至于所谓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不难看出，不仅攻击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而且敌视其他外来文化，这大多也是出于政治谋略的需要。他认为要否定共产党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就要从源头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合理性。
经过20多年的发展、逐渐成熟的中共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结合，于是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运动期间对待传统文化也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突出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为回应，一大批知识分子对《中国之命运》所宣传的血统论和封建道德论进行批判。范文澜应用辩证法分析，认为宣传的文化传统具有片面性，只看统一性而缺失斗争性，更没看到落后性与反动性[4]。陈伯达批判的要点主要是《中国之命运》宣扬的血统论，进而宣扬民众史观[5]。艾思奇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来对崇尚的“传统道德”进行批判，得出《中国之命运》里的哲学思想是一种极端不合理的唯心论[6]。
（二）抗战建国指导思想的论争。国共两党最大的分歧在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归根结底是指导思想的对立。要获得整个中国的领导权，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意识形态领域的“主义”之争势必上升激化。
三民主义是的指导思想，经历了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发展。然而1927年，集团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其所奉行的三民主义是被了革命精神的主义。1937年年初在国共两党谈判中，就要求中共“将中国只能实行三民主义而不能实行共产主义之真谛宣告国人”[7]p849。1937年9月在发表的讲话中也要求坚持三民主义不动摇，并指责中共对三民主义没有真诚一致的信仰。1938年年初，顽固派即在武汉发动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活动。1943年3月，在《中国之命运》中再三强调“三民主义是国民革命永远不变的最高原则”，是“国家的灵魂”[3]。然而，把“一个主义”的三民主义曲解成一种独断、复古、排他的主义，把“一个党”理解成“”，把“一个领袖”更是看成封建皇帝的“乾坤独断”，那么这必然会被共产党及国人所反对，斥之为“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灵魂附体”。
中共驳斥被集团扭曲了的三民主义是“伪三民主义”，是要消灭和融化共产主义，其本质就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所以中共中央明确指出要“严格区别主义与孙中山主义，区别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区别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但是要想真正驳倒的宣传，还必须从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领导者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作根本阐述。《新民主主义论》的诞生是辨别真伪三民主义的产物。《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新式民主革命的社会性质、发展方向、历史特点、革命目标、革命前途都做了系统论证。此外，更是对中国未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了深入探讨。而且《新民主主义论》借批驳“有三民主义就不需要共产主义”的错误论调，论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异同[8]p687-688。
（三）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论争。国共两党关于中国的命运之争最终都会转向抗战胜利后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民主政权。
集团始终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取缔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企图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政权，维护专制。1944年国共谈判，中共向提出实行民主政治，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和其他一些民利，而认为这些都是“毫无边际之抽象要求”。1945年2月，在同、赫尔利会谈时称不接受联合政府。1945年5月，六大通过的议案、方针诬陷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是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声称要用政治手段解决中共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以实现军令政令的统一。对中共主张建立联合政府进行猛烈抨击，主要还是坚持《中国之命运》中宣扬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不动摇的表现。
然而，中共为促进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了很多努力。1935年12月将“工农共和国”的称号改为“人民共和国”，1936年8月又表示“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全面抗战爆发后，政府成员构成实行“三三制”原则，经济上减租减息、保护民族工商业。抗战中后期，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1939年至1945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都是阐述这一建国思想的代表作。1945年在中共七大开幕式上，以《中国之命运》为参照，致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指出要维护的是“老中国”，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9]p1026。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阐明了废除、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必要性。
三、中国命运之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一）中国命运之争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壮大和水平的提高。20世纪4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运动，而对《中国之命运》的大规模批判也推动了运动的深化。首先，在批判的同时使得党内思想得到高度统一，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其次，锻炼和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水平。经常告诫全党：“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8]p526这场论争，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和知识分子发挥了主力军作用，撰写许多高水平的批判文章，使论争一波接一波地高涨起来，让对手应接不暇，最终赢得胜利。这些人有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胡绳、于光远、齐燕铭、陈唯实等。论争中也深化了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再次，这场论争也让理论队伍溃不成军，但相反越来越多的自由知识分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站到共产党的周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逐渐壮大并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范围和影响深度也逐步扩大。
（二）中国命运之争促进中国传统文化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石，具有突出的实践属性、批判属性和发展属性，其中批判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实质[10]p57。另外，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政治立场，无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价值最终只能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上体现。从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到抗战时期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中共经历了一个不断改正和完善的过程，这得益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首先，中国共产党及知识分子应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一分为二看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其次，保持科学态度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文化的继承发展过程中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再次，推进文化发展的与时俱进，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与时代相结合。抗战时期，共产党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彰显中华民族固有的爱国美德。论争使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应用于对传统文化的诠释，实现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三）中国命运之争促进中国统战理论的成熟。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是无产阶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总是一定形式的阶级联盟。列宁发展了马恩统战理论，强调无产阶级无论是在夺取政权之前还是之后都要重视解决同盟军问题，都有组织统一战线的任务。中国命运之争促成《论联合政府》的诞生，它是对《中国之命运》所宣扬的一党制最彻底的反击，主张各革命阶级联合，为中共统战理论的成熟提供了外部推动力。首先，争取农民。认识到农民的巨大力量并坚持推行，赢得了最广大农民的支持。其次，争取民族资产阶级。肯定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并且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参政的事宜提上议程，从而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再次，争取少数民族。《论联合政府》犀利地指出民族政策是反动的压迫政策。而中共的民族政策则是“民族自求解放”和“民族一律平等”，帮助各少数民族，“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9]p1084。这一切得到了各少数民族的支持。“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使原本举棋不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明确自己的政治前途，站到了中共的旗帜下。这场关系中国未来命运的论争，促进了中共统战理论的发展与成熟，更使得民主被提上日程。
（四）中国命运之争促进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内涵十分丰富，主要体现在工人阶级用暴力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思想、不断革命思想、工农联盟思想等。而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命运的论争中，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明确了一系列问题。首先，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论争中中共揭露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性质，以及帝国主义勾结封建主义压迫国人之现状，明确了革命的指向，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其次，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领导者。中共将占据数量优势的农民和极具先进性的无产阶级摆在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农民是革命主力军，无产阶级为革命领导者。第三，阐明了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明确了革命性质。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可取的。第四，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的明确思路是三民主义无法比拟的，所以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共产主义为指导。国共间的意识形态之争，中共为打退的思想政治攻势，对中国革命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扬起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旗帜，将中国革命不断向前推进。
这场论争证明，只有先进的、与时俱进的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推进历史发展的进程，其中的真谛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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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光复后的台湾,面临着去殖民文化的问题。长期的奴化教育,使相当一部分人成了“机械的”愚民,个别人甚至成了极危险的“准日本人”。为了使台湾同胞认识祖国,了解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去除“大和魂”的思想,做一个健全的国民,台湾省行政公署发动了一场文化再建构运动。这个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推行国语和宣扬“三民主义建设台湾”的必要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宪政协进会带头发起,国立编译馆、台湾文化协进会等官方或半官方的团体积极配合。《新生报》还多次发社论说明“皇民化”的毒素必须清除。但也受到一些人的顽固抵抗,出现了“反奴化论述”与“反国府论述”。为此,《台湾文化》呼吁文化界要增强团结,彼此学习和尊重,要“传习国文国语”,认同中国文化,认同中国文学,彻底肃清“皇国民运动”的余毒。当地进步文化界用最大的热情介绍中国文化,更多的作家则争先恐后学习中文,一时使《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书洛阳纸贵。台北市东华书局还于1947年出版了一套中、日文对照的《中国文学丛书》,包括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人的作品,对“去日本化”“再中国化”起了重要作用。
国语推行运动
1945年10月,即将上任的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为了抵消殖民文化对台湾同胞的毒害,提出“先着手国语,使台胞明白祖国文化”。同年11月便筹设“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并在县市建立“国语推行所”。另颁布《国语运动纲领》,如果本地知识分子不会讲北京话,不能担任公务员。1949年3月,又规定全台湾地区小学教师必须国语文训练及格,否则便解聘;国语能力较差的教师,亦不续聘。10月26日,当局除禁止日文唱片和日文写作外,同时取消报刊杂志的日文版。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件”后,台湾省政府加大推行“国语运动”的力度,认为让方言盛行,将会影响民族团结,并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规定机关、学校和公务员不能用方言交际,并强令教师订阅《国语日报》,听国语广播。这个运动未能考虑到方言在老百姓生活中所起的调剂作用,对学生讲方言罚擦黑板或打手心,这种极端做法使民众反感。1970年异议人士反对扼杀母语,资深“立法委员”却要推广国语,“行政院”便颁布《加强推行国语办法》。在1976年颁布的《广播电视法》中,要求削弱方言节目比例,强求国语进入家庭,完全无视闽南话和客家话等方言的存在,以至于让十分受欢迎的黄俊雄的闽南语布袋戏改用国语演出,造成丧失泥土味而离开电视台。在后来兴起的本土化运动中,引起当地文人的强烈反弹,以致要求用所谓“母语”取代国语。
蒋介石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
1953年9月,蒋介石以“总统”身份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表面上是承继孙中山未完成的遗志,实际上是正式确立其为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继承者兼发展者形象,并借题发挥表达自己对民生问题的意见和文化主张:提倡民族文化,杜绝商品化文艺,以三民主义指导文艺创作。在他看来,文艺商品化会妨碍作家执行官方的文艺政策,而作家应该写出“纯真和优美的文艺作品”,更应该创作“表扬民族文化的作品”,以实现“反共复国”的政治使命。此文发表后,“文艺总管”张道藩在1953年10月1日出版的《文艺创作》上发表了《四十二年度文艺运动简述》,将“补述”中文艺意见作了详细的发挥,并指出蒋氏的看法是“民生主义社会文艺政策的大纲目”,足以指导未来“自由中国”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发展方向,并写了《三民主义文艺论》的长文去呼应蒋介石的指示,说明文艺创作离不开三民主义的指导,文艺性质也由194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艺转化为更全面的三民主义文艺。此后,中国文艺协会召开多次讨论会,学习“补述”和张道藩的文章。以后开展的“文化清洁运动”和倡导“战斗文艺”,均是实践《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的行动。
“国军”文艺运动
台湾的众多运动与文学主张,与蒋介石的思想、言论有密切的关系。1950年代初期,蒋介石提出“民生主义社会文艺政策”的重点与方向。为了实践这一方向,“国军”开展以“反共抗俄”为宗旨的文艺运动,大力倡导“战斗文艺”,使1950年前后至1964年以成为“战斗文艺”为主旋律的年代。主要文艺措施有:举办文化康乐大竞赛,项目有歌唱、国剧、话剧、绘画、书法、出版品等;创设军中文艺奖金,发行《军中文摘》等刊物,举办“兵写兵、兵画兵、兵演兵、兵唱兵”活动。从1965年起进入新文艺运动阶段:召开“国军”文艺大会,通过“国军新文艺运动推行纲要”等多项议案,至1981年举行了7次大会,另还召开过“新文艺运动检讨会”和“新文艺运动座谈会”,同时十分注意文艺辅导和文艺活动的开展,如聘请文艺界前辈组成“新文艺运动辅导委员会”,以后又成立12个“国军战斗文艺工作队”,“工作队”再改变为“研究会”。这一阶段的决策者为王升,主管者为田原,业务承办人为着名小说家朱西宁。
文化清洁运动
为了贯彻蒋介石清除所谓“赤色的毒”和“黄色的害”、“黑色的罪”的指示,中国文艺协会常务理事陈纪滢在1954年7月26日的《中央日报》上,提出“文化清洁运动”的口号,正式揭开这个运动的序幕。在这种形势下,官方控制的文艺团体和报刊一起动员和上阵,分别在军内外各种广播电台举办专题讲座。同年8月9日,包括155个社团的500余人连署在各报发表《自由中国各界为推行文化清洁运动厉行除三害宣言》。
这场运动反“赤”纯是禁锢言论自由,结束后处分《中国新闻》等5种杂志,《新闻评论》、《自由亚洲》作停刊两个月的警告,《妇女杂志》、《新希望》、《影剧杂志》以停刊三个月作为惩罚。这种警察行动引起文化界人士的普遍不满,它给文坛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一、扫黄反黑扩大化,如当时风靡一时的《野风》杂志就不断受到卫道者的攻击。郭良蕙并非黄色小说的《心锁》,也挨批判。二、反“赤害”同样严重扩大化,当时被视为“以隐喻方式为匪宣传”查禁的武侠小说就多达一千多种。在1955年一年中,“文协”为了扩大“战果”,又继续开展“反黄色作品运动”,把非黄色书刊打成淫秽书刊,由此造成了一片白色恐怖气氛,以至不同政见、文见的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打击。
现代诗运动
大陆去台诗人纪弦于1956年1月15日发起的“现代派诗人第一届年会”在台北举行,出席者有40多位诗人,会后宣告“现代派”正式成立。过了半个月,由纪弦主办的《现代诗》杂志发表了《现代派信条释义》,提出“现代派”主张横的移植、反对纵的继承等主张,这便是战后台湾现代诗运动的兴起点。这个运动还带动了现代小说、现代绘画、现代电影的出现。
从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中期,现代诗运动围绕现代诗社、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社之间的争霸而展开。直到关杰明发表严厉批评现代诗的文章,以及唐文标在1970年代宣判现代诗“死刑”,这个运动才开始走向衰落。但不可否认,“新诗再革命”领导者纪弦和其他诗人的创作,加速了新诗现代化的步伐,为刷新诗艺做出了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国军”文艺大会
“国防部”为了运用文艺力量达到“反共复国”目的,于1965年4月8、9日,在台北市北投复兴岗召开了首届“国军”文艺大会,出席者除军中文艺工作者外,另有社会文艺工作者,总计500余人。蒋介石亲临训示,提出“抑扬节宣”四字诀,以新文艺的12项内容训勉与会人员。大会根据蒋介石这种“雪耻复仇”的反共讲话精神,除设立国军文艺金像奖外,还发表了《“国军”第一届文艺大会宣言》,重点阐明了三民主义新文艺的主张,强调“新文艺,是以伦理、民主、科学为内容,以民族的风格、革命的意识、战斗的精神熔铸而成的三民主义的新文艺”,并制定了《国军新文艺运动推行纲要》。1966年11月,又举行了第二届“国军”文艺大会,截至1975年10月,共举行了六次大会,1980年2月下旬,还举行过一次,每次大会后都发表宣言。到了本土化高涨的年代,这种政治挂帅的文艺大会,再也难以发挥其作用。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1966年国民党将孙中山诞辰11月12日定为中华文化复兴节。过了一个月,国民党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纲要》。1967年7月成立由蒋介石亲自挂帅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下设国民生活运动辅导委员会、文艺研究促进委员会等,并发行《中华文化复兴》月刊。这场运动系针对大陆所谓“毁灭”中华文化的文革,另一原因是台湾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道德水准下降,发动这场运动是为了用传统文化去改良投机贪婪之风的盛长,也为了遏制台湾社会流行的全盘西化论。该运动在1970年代初达到高潮:“文复会”颁布了《国民生活须知》99条,并在文艺、学术等文教领域大规模推行文化复兴,出版了四书五经今译等着作28种,在各大学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化讲座”。这对巩固当局统治的正当性,有正面作用,但整个运动流于形式。1991年4月,该会改名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由李登辉兼任会长。陈水扁上台后改名为“国家文化总会”,并兼任会长。
联名发表《我们为什么要提倡文艺》
国民党九届三中全会通过“当前文艺政策”,并于1967年12月5日颁行实施,文艺界张道藩、陈纪滢、李曼瑰、张秀亚、林海音、王梦鸥、赵滋蕃、余光中、尹雪曼、王蓝、尼洛、钟鼎文等40人,联名发表《我们为什么要提倡文艺》,表明他们拥护国民党的文艺政策与“反共复国”的主张。该文除引言和结论外,还包括文艺与新闻、文艺与出版、文艺与教育、文艺与科学、文艺与哲学、文艺与宗教、文艺与军事、文艺与外交、文艺与经济等。乍看起来论述十分全面,其实内中隐藏了官方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恐惧,同时也呈现出他们思想中仍拥有中国传统中的“崇儒”和文以载道的一面。
关键词：运动生物化学；综合设计性实验；实验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6-0249-03
培养创新人才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根本使命，也是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一项重要任务，破解创新人才培养问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教育规划纲要》要求高校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保护学生的好奇心作为教学改革重要标准，努力营造鼓励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要加强动手实践教学，增加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和创新活动的机会。而综合设计性实验的开展正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重要环节和手段，开设综合设计性实验已成为本科运动生物化学实验改革的新视点。
一、综合设计性实验特点及意义
综合性实验是指实验内容涉及本课程的综合知识或本课程知识的相关的实验，设计性实验是指给定实验目的要求和实验条件，由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并加以实现的实验。综合设计性实验就是针对教师给定的实验题目或学生自拟的题目，在教师的指导下，运用本课程的综合知识来进行实验方案设计、实验过程完成以及实验结果分析的一种复合性实验。它着重培养学生的分析综合能力、实验动手能力、数据处理能力等。所需知识多且要综合灵活应用是综合设计性实验的特点。运动生物化学综合设计性实验不仅需要运动生物化学理论知识，还需要相应的实验手段，实验基本操作技能以及数据分析处理的能力等。因此，综合设计性实验不但强化了运动生物化学原理的综合分析运用，而且使学生可以学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过程，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谨科学的工作作风和勇于创新的奋斗精神，为学生运动生物化学理论知识的灵活运用，为学生进行毕业设计和以后进行科研工作奠定扎实的基础。
二、运动生物化学综合设计性实验的选题
运动生物化学是体育自然科学中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竞技体育中，它是科学训练的重要理论和方法；在体育锻炼和康复医学中，它是合理掌握锻炼方法和安排运动处方的重要理论依据。
1.实验内容。根据运动生物化学在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中的指导作用，综合设计性实验选题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以运动生物化学指标在竞技体育中的应用为研究课题。这一方面实验的完成对于学生理解和应用指标监控运动训练过程有重要意义，如“血乳酸指标的应用”对于掌握其评定运动强度或各供能系统能力有一个直观认识。另一方面是以运动生物化学指标在全民健身中的应用为研究课题。
2.实验设计的形式及要求。一种是完全型实验设计：在两个大的选题下，由学生自选内容、材料、仪器等，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如在运动训练监控中，学生可以选择仅用强度指标对运动强度进行监控，也可以用多个指标对运动强度、运动量及机体机能状态进行综合监控；第二种是有限性设计：教师给出一个实验范围或者基本要求，学生自行命题，自定所需材料、仪器等，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如在竞技体育方面，教师规定选题范围是“尿蛋白指标的应用”，则学生在实验中选取的主要指标就是尿液指标，用其来进行运动强度或机体机能状态的监控。
三、运动生物化学综合设计性实验的开展
综合设计性实验是在基础性实验、验证性实验等课程实验的基础上开展的，包括教师提出实验题目，学生查阅资料，确定实验主题，制订实验方案，教师和学生共同审定实验方案的可行性，学生独立完成实验并根据实验结果撰写实验论文，实验论文报告和及评定。
1.学生分组。在进行综合设计性实验时选择6～10人1组，分组人数过多，则会出现“大锅饭”现象；分组人数太少，实验对象如果选择本组成员自身的话，人数会不够。根据两界学生实验课的经验积累，6～10人既满足实验需要，实验任务分配又不至出现严重的分配不均现象，每位同学都可以参与实验工作。
2.方案设计的指导。实验方案的指导关键点。学生根据综合设计性实验课题的要求，确定研究目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制定适宜的运动方案，选取合适的测试指标，正确进行指标测试。每组方案制定好后以ppt的形式分组进行汇报并答辩，学生和教师提出问题，共同完善实验方案。
3.实验过程的指导。运动生物化学指标应用相关实验研究需要有运动方案设计及实施，在具体运动实施过程中，教师应该给予适当指导。如在进行血乳酸指标应用相关实验中，采血时间的把握需要教师给予监督指导，取样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由于学生采血技术的不甚熟练而延迟了采血时间点，教师应及时给予帮助。
4.实验数据处理和实验论文完成的指导。数据处理和实验论文是检验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和效果的重要环节。学生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教师要加强指导，虽然开设这类实验前学生已经进行统计课程的学习，但从这两届学生情况看，大家对具体的统计应用还是不甚明了，因此实验结束后，教师应该对实验数据的统计方法给予指导。实验论文的撰写是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对实验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知识梳理和深入思考的过程，因此，实验论文撰写是锻炼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为了能够更好地完成实验论文的撰写，每实验组再拆分成两个小组完成一份实验论文，即每小组3～5人共同讨论完成实验论文撰写。由于测试指标不是仅有一个，所以每小组在论文撰写时可以选择不同切入点。论文主要包括以下7部分：摘要、关键词、前言、研究对象与方法、研究结果、分析讨论、结论和建议。论文写作过程中也要指导学生按照正确的格式和要求书写，使学生在整个的过程中都得到系统的锻炼，为毕业论文和进一步深造打下良好基础。
5.实验的评定。综合设计性实验的评定要贯穿淡化结果、注重过程这个原则，成绩评定包括实验方案制定、实验过程实施、实验论文三个方面，分值比例分别为40%、20%和40%。实验方案主要考察实验设计是否能达到实验目的；实验实施过程主要考察运动方案的有效实施和选用指标的采样及测试；实验论文注重论文中的讨论与分析，实验结果反映的问题以及产生结果的可能原因。
四、运动生物化学综合设计性实验案例
综合设计性实验项目要结合实际应用，具有真实性、可行性和应用性，实验项目的知识点要有利于学生结合课程理论，探索研究问题解决方案，下面是一个综合设计性实验项目的实例。
1.实验名称：尿液指标在运动训练中的应用。
2.开设对象：适用于本科运动康复与健康专业、运动人体科学专业。
3.实验目的和要求：掌握尿液指标（尤其尿蛋白）的测定方法及操作过程、并熟练运用测试结果评定运动负荷及机体机能状态，指导运动训练。
4、实验内容和涉及知识点：该实验项目设计的实验内容有：指标的采样时间和指标的测定方法。设计的知识点涵盖了运动员机能评定整个章节内容。
5.指导和实施实验项目人员和实验项目开设的硬件环境：实验项目人员配置：实验项目组有两位老师组成，负责实验方案确定，实验的组织、实施与指导。实验项目组能够很好的引导、启发和鼓励学生自主思考，能调控各组成员的实践活动。实验项目开设的硬件环境：我校教学实验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配备实验所需的所有仪器设备，如尿十项分析仪，全自动血球分析仪，血乳酸自动分析仪等，能很好支持学生实验的开展。
6.学生实验题目的选取：经过3周时间，5组学生选定题目分别为：“不同负荷运动时北京体育大学游泳专项学生尿液指标的变化”、“以尿蛋白浓度代替尿蛋白总量评价运动员运动强度的合理性分析”、“大学生篮球普修课训练后尿液指标的变化”、“摔跤运动员一次训练课后尿液指标的变化”、“几种不同负荷下尿液指标的变化”。
7.实验实施及评定：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探索性的设计性实验，并通过文献检索进行对比、分析、讨论、归纳总结得结论。锻炼了学生的独立工作和思维能力。极大地调动了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的积极性和学习的热情。
五、运动生物化学综合设计性实验实施体会与思考
1.体会。两届参加综合设计性实验的学生积极性都非常高，对整个实验内容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实验过程中积极思考，热烈讨论，科学思维能力、动手能力、书面表达能力和团队精神都得到了锻炼。多数学生认为本次实验是一种创新有效的教学方式，并期待下一次综合设计性实验的实施。
2.思考。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具体如下：（1）实验题目的选取问题，题目选取太宽泛，学生不好把握，浪费过多时间；题目选取太具体又限制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2）实验过程中学生需要大量的指导，1名指导教师不足以满足学生的需要，应增加指导教师或者增加博士帮助教师完成学生实验指导工作。（3）实验评定系统需要进一步量化，应从学生课题设计的科学性、创造性，实际操作能力，问题分析解决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方面加以评价。（4）教研室教师应及时交流经验并进行研讨，共同完善综合设计性实验。
综合设计性运动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是一种启发引导式教学，是一种师生间的互动性教学。因此，对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对于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对于运动生物化学实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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