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间；文学想象；异化；意识形态；价值选择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 9841(2012)03-0094 06
在整个20世纪学术文化史上，不管是革命前夜的20年代，时局动荡的30、40年代，还是政治挂帅的60、70年代，抑或是祛魅还原的80、90年代，“民间”在文学表述中始终是一种去旧迎新的拯救性力量的指称，作为一种文化热潮绵延了近一个世纪。1994年陈思和在《上海文学》、《文艺争鸣》上分别发表了《民间的沉浮》和《民间的还原》两文，从文学史研究视角探讨“民间”的存在形态和价值意义，建立了知识分子民间立场、民间文化形态、民间审美形态等一系列学术范畴，这对重新审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发展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但进入新世纪以后，“民间”概念因涉及知识分子价值立场的转变以及跨学科研究视域的拓展，在声势浩大的“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的争议中，知识分子与“民间”界限日益模糊，两者的关系越发幻化难辨。在这一争论中，不管是“民间写作”的倡导者还是反对者都为各自的论点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理论支撑，却都不曾细究过百年来文学领域“民间”文化形态的形成和意义内涵的时代变迁，他们极力声援或坚决反对知识分子走近的“民间”到底是谁之“民间”?
一、“歌谣民间”：“民间”的发现
在汉语词汇里“民间”是一个合成词，最早将“民间”合成一词始自西汉《春秋繁露》卷四《王道第六》“今陈侯恣以身出人民间”[1]，指与官方生活空间相对的街头闾巷。在现代语用学意义上“民间”通常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文化地域概念，指与官方社会文化生活相对的平民生活空间；其二是社会群体概念，指与官方相对的民众群体；在日常用语中这两层意思往往相互融合而无严格区别。尽管“民间”作为一个标明阶层、文化身份序列的社会群体概念早就存在，文学作品中民间意识的流露也可上溯至《诗经》，但其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审美范畴而存在则晚至明代。冯梦龙《序山歌》：“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日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惟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而歌之权愈轻，歌者之心亦愈浅。”[2]冯梦龙将以述唱“民间性情”为特色的山野之歌与“风雅”并称为文学源头，搜集和整理了大量民间白话小说和山歌民谣，以文学实践张扬了中国文学的另一脉，彰显了一种“民间性”文学价值观。“民间”由此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文化空间和文学审美范畴正式进入文学领域。但真正将“民间”作为一个学术理论范畴赋予其相对完整的学科建制意义，则晚至20世纪初。刘半农、沈尹默发起北大民歌征集活动，从1918年到1925年以《歌谣》周刊为中心收集、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民间歌谣，由此掀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文学“民间”热潮。1919年9月周作人为刘半农收集的《江阴船歌》作序，给“民间”下定义说：“‘民间’这意义，本是指多数不文的民众”；“民歌中的情绪和事实，也便是这民众所感知的情绪和事实”[3]。在《白话文学史》中，胡适也认为所谓“民间”就是“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姬，弹唱的，说书的”[4]。他们对“民间”的理解依然承袭了冯梦龙《山歌》的文化传统，以山野小调之中隐藏的“民间性情”来指称“民间”。因此，在歌谣运动中歌谣的征集以求真为要，在征集《简章》中规定“不可以加润饰”，“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5]。在歌谣整理过程中，有语言学家钱玄同、沈兼士等专门负责方言考订、语音记录等技术性工作。1922年成立歌谣研究会后，创办《歌谣》周刊，发刊词中对征集规定做了进一步调整，认为征集时“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由寄稿者加以甄释”[6]。
关键词：社会文化；变迁；人类，学；田野调查；挑战；机遇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2-0033-06
一、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挑战
人类学传统意义上的田野调查的理想对象是原始、封闭、落后的族群。自人类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成为其主要的研究对象。但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对人类学的研究形成了巨大冲击，严格意义上的原始、封闭的族群已很难找到，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在这种变迁中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
1 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对象已很难找到
人类学源于对异文化、异民族的浓厚兴趣。田野调查被认为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最主要的区别之一。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主要是对异文化的研究，一直以来将那些处于前工业社会，未受到现代主流文化影响的落后民族、野蛮民族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异文化不仅是人类学的传统，而且只有研究异文化后才会获得理解文化(包括自己文化)的真谛，所以，对于人类学家而言，要研究文化必须首先取得研究异文化的经验”。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少数民族的文化，始终将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一种有别于汉族文化的“异文化”，虽然这样的认识与西方人类学传统中的异文化概念有一些差别，但不容质疑的是，正是这一“异文化”的存在为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当然在中国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地方是客观的事实，但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于汉族的“异文化”，因为这两者从整个中国各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始终存在着复杂的交融关系，这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类学家所从事的“异文化”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相对于汉族社会来说就是一个“荒蛮”、“野蛮”、“落后”之地。这种状况非常符合传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要求。但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切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国的少数民族社会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封闭”、“野蛮”等特征，他们也纷纷的被纳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行列，虽然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与汉族社会有一定差距，但是他们也已经不同程度地步人了现代化行列，只是他们的发展速度由于受到历史和现实状况的制约，与汉族相比还比较缓慢罢了。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日趋“现代化”迫使人类学的研究发生较大的转变，必须转入新的领域，从新的视角研究新的社会文化现象，正如马尔库斯和费彻尔所说的：“异国情调的角色已经被其他描述领域所取代，而新的描述领域旨在从本土社会生活的里里外外寻求内在的差异，新的路径不再通过唤起遥远的文化世界来注入对本社会的教训，而力图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世界中发掘文化差异。”作为人类学研究基础的田野调查来说，也必然在传统研究对象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做出新的调整和适应。
2 只能被动的接受、介绍、学习西方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未能进行全面的反思和建构
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导致中国传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对象发生变化，传统的人类学理论已经不适应于解释中国少数民族的现实状况。自人类学在中国出现以来，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始终都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影响着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从古典进化化论、功能主义到结构主义、新进化论、解释人类学再到现今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理论在中国民族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是，随着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变迁，这些理论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一些问题。然而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一段时间内人类学受到了极度的冷落。在人类学系统研究中断的二十多年中，西方人类学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许多新的理论层出不穷，而此时的中国少数民族也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社会文化的变迁速度加剧，中国的人类学又未能在这个关键时期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这就导致了中国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的建构方面存在许多的遗憾。面对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变迁速度和程度的加剧，要想通过系统深入的田野调查来检验传统人类学理论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中国的人类学研究直到今天仍然更多是停留在翻译、介绍、解读传统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却未能通过田野调查去真正的检验这些理论，做出深刻的反思，构建新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是直接从古典进化论进入到后现代主义阶段的，虽然在此期间，功能主义曾一度影响着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但毕竟是非常有限的，然而西方的人类学却始终保持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各种理论在继承、批判、反思中不断更新。许多新的理论在被介绍、引入到中国人类学领域后，当我们的学者还没有来得及对它进行深入的消化和反思的时候，又有新的理论开始出现。如今，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变迁速度、程度依然还在加快，这就造成了中国人类学研究要想通过研究自己的少数民族来验证源于非西方原始民族的西方人类学理论具有较大的困难，很大程度上只能是被动的接受或只停留在介绍、学习的层面上，而未能进入一个全面反思、解构和建构的层面。
3 田野调查中的“田野”界限日益模糊
人类学家的田野往往都是一个封闭、偏远的小村子，在这个村子里居住者一群共享着同一文化模式的人群，这是人类学研究中理想的田野场所。西方国家的许多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也往往就是在这样一些地方开展的，这个时候的田野，界线比较清晰，范围也较小。在这种相对来说较为有限的地域范围内，研究人员能够清晰的感受到调查对象的各种实际活动。从调查内容上看也集中于人口、婚姻、家庭、亲属、宗教、经济等等这样一些传统的人类学经典课题。早期人类学家的田野无论在地域上还是在调查内容上都是非常明确的。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原来意义上的封闭村落或社区不再具有这样的特点，而是被卷入了一个更大的社会网络中。“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学工作者到远方去研究，描述未受西方人玷污的小部落群体的世代早已过去。今日世界这种小部落群体几见绝灭。因此惯常以单一的简单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面对日益扩张的传媒文化，普遍推进的现代化进程，故有的田野概念日益模糊，令人困扰的是随即面临的问题。”面对这种新局面的出现，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遇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困惑问题，那就是“我该选择什么样的田野调查点”，“即使选定了田野调查点，我又能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获得多少有用的资料”，“在这个新世界中，田野工作关系的本质将不再像过去那样由某文化的研究者像儿童或学徒那样向老人或其他主要的报道人学习另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的基本原理。”所以，面对“无限”扩大了的田野界限，人类学家为了获得有用的资料将不得不奔走于更多的地方或者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报道人不得不等待很长的时间，甚至不得不变化田野调查地点或 更改调查计划。这极大地增加了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难度。
4 少数民族现代意识的增强，不再无私地为人类学家提供信息，不理解人类学家的研究工作
由于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受到外界思想的影响，经济意识和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一些群众已经能够明确的意识到你与他之间存在的研究与被研究的关系，这种意识的存在导致的结果是“那些觉察到自己被考察或被试图研究的人，也许会现出窘迫(难堪)之状，因此他不能表现出自己本来的样子；或者就会装模作样，因此他又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本来的样子”。在这种情况下，被研究者往往会有意地掩盖许多对研究者来说至关重要的民族志真相。许多群众不再是过去所描述的那样毫无条件地接受你的访问，其间往往渗透着某些利益关系。更为严重的是，即使你给他们一定的“好处”，他们也未必会向你讲述真实的内容。这种民族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与人类学者想在田野调查过程中获得最真实的信息的愿望背道而驰，给最终的民族志报告和理论建构产生负面影响。在调查对象不再无私地为人类学家提供信息的情况下，于是就出现了支付访谈费的事情，这在西方国家的许多人类学家的调查报告中均可见到，在中国现在也存在这样一些问题。这样一来的后果是，人类学家调查的经费将面临很大问题，进而影响到调查的时间。因此，要想完成规范的田野调查的一年或更长时间，是极为困难的，尤其在中国，原本经费就比较少的研究项目，要想真正实现长期的参与观察更是困难重重。
此外，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中常常会遇到调查对象的质疑，往往不理解人类学家的研究。于是在田野调查中常常会遇到调查对象的质疑，他们经常会问“你们研究这些东西有什么用?”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当地居民会把人类学家看成是“搞扶贫开发”的人员，要求人类学家给他们带去项目。笔者在一次调查中曾遇到这样的事情：在一次入户访谈中，主人认为我是政府派去的收税人员，拒绝我的访谈。经过再三解释，并拿出了我的工作证，他才相信我，但是在整个访谈过程中，效果不是很好，有“敷衍了事”的嫌疑。因此，当面对新的研究对象时，人类学家将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必将接受更多的挑战。当然，这就要求人类学家在调查过程中必须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和人际沟通能力。李彬根据自己在朝鲜族的调查经历总结了在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中，田野调查所面临的几个问题：田野进入方式、乡村干部的“后院禁忌”、农民的不欢迎、同吃同住遇到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现在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中是难于避免的，成为困扰人类学研究者的一大难题。所以，人类学家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时间去解决沟通、交流和解释自己的研究目的等方面的琐事。
5 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性增强，族际关系复杂，加大了田野调查的难度
现代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人口的高流动性。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也不再局限于原有的居住地，而是进入到更为复杂的社会和环境中。建立在商业交往、婚姻关系及各种自然和社会力量作用下的移民活动，在少数民族原有的人口基础及生存空间中不可避免的加入了新的人口因素和社会关系。新的社会力量的介入，改变了原有的均衡状况，社会关系、文化内容都日趋复杂化。在以往被视为封闭、简单的社会里，许多现代性因素被引入，并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主流，甚至替代人们原有的文化传统。这种新的状况的出现给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带来了新的问题，经典的田野调查方法在日益复杂的族际关系背景下，变得日益苍白。访谈对象难以确定，外来人口的大量加入以及本地人口的频繁外流，导致人们对自身文化的缺失，即使是本地人也由于与社区中的其他外来人口的频繁接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他们也不再是传统田野调查中选择的理想对象；访谈问题的设计有了新的内容，由于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加强，作为民族社区中的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生存机会，不得不外出打工或开展更多的有经济效益的活动，渐渐疏远了传统的文化项目，这给调查人员的问题设计带来了新的问题，传统的一些重点领域如民族起源、历史、神话、古老仪式等如今很难找到更多的或更准确的答案；访谈人对问题的回答也会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使得研究人员很难确定那一种说法是正确的，等等。
6 田野调查及参与观察的科学性与必要性受到质疑’
参与观察是人类学田野调查过程中的重要技术之一。自从马林诺夫斯基提出这一方法以来，一直被视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参与观察强调的是调查人员以亲身参与到被调查的对象的日常生活生活中，体验和观察他们的生活。其重点强调是“参与”，只有在参与中才能真正获取到第一手的资料，获得“主位”的观点。“参与式观察方法对时间是有严格要求的，一般而言不能少于1年。而且也因对这一点的强调而最终将这种调查方式视为人类学的一个基本特点。”一个基本原则在马林诺夫斯基以后一直被视为是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不可更改的准则，被写近了教科书，成为一个想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生必须接受的基本训练。当然这种要求从人类学学科性质上看是非常必要的，在早期的人类学研究中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就了一批极具影响力的民族志作品。
从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建立在对封闭、落后的小型社区研究基础上的参与观察方法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能言善辩的人类学出现了表述危机。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和现实主义民族志已经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东西，但它终究还不是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科学，它远比不上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方法更靠近自然科学。田野工作过去曾经是人类学的骄傲，如今成了人类学家忏悔的题材。“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方法和民族志的方法，主要是在调查原始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比较适用于无文字的、尚未分化的简单社会，对于历史悠久的复杂社会则不适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变迁也对中国人类学者的参与观察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不再是封闭、落后的，生活节奏加快，传统的生活规律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了，“因为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市民的生活并不鲜明地表现出年度周期的节律，对它们的观察也不一定必须是年度的，这实际上也是不符合对不同社会(包括现代社会)进行比较的人类学基本原则的。”如传统的生活习俗、饮食结构、宗教仪式、舞蹈艺术、服饰、节日等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这种状况下，作为调查者来说，参与观察的意义和目的又有多大呢?调查人员所能看到的都是一些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文化”，这些文化现象对于认识一个民族的历史及文化又有多大的意义?在生活节奏极快的现代社会生活里，人们的生活已不再按部就班的按照传统的习俗要求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家所看到的可能就是一些“快餐式的”文化实践，在参与观察方法下获得的资料能否有效体现人类学的整体观要求是值得怀疑的。另一个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现象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和商品意识的冲击下，文化资本化、文化产业化、文化商品化的现象极为突出，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民族文化在人们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实践中总会表现出许多不同于“原生”特点的内容，在参与观察中如何才 能对这些现象进行有效的甄别，以及这种变迁带来的后果，传统的田野调查也很难对此做出客观的评估。
面对传统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变迁以及人类学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人类学中的应用研究得到了广泛开展，应用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也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并日益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学科。某种意义上说，应用人类学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既是人类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是也是人类学在新的社会背景下面对人类学经典研究对象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缺失所作的一种回应。人类学家在从事一些应用项目的研究中也面临着对参与观察时间、程度的极大挑战。应用人类学研究中的许多项目是一种短期性的，需要在短时间内得出结论或取得相应的成果。如人类学家在参与诸如需要评估这类项目时，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方法就要受到挑战。因为，“它(需要评估)的产生是同人类学的传统和策略不尽相同的，例如人类学强调要长时间地了解一个社区，而社会需要评估对此要求不高；人类学强调参与观察等田野工作方法，而社会需要评估对此的要求也不高。它有时甚至鼓励研究者在不严格和不加选择的情况下去收集资料和数据”。由此可见，随着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扩展，一直被奉为人类学研究唯一科学方法的参与观察也面临着不能适应的局面，其科学性受到了质疑，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在“浪费时间和精力”。
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机遇
1 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
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同要求，学科的研究对象也必然发生变化，将响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而作出调整。人类学学科也一样。人类学自泰勒以来，对文化的研究成为人类学的重要对象和任务，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诸如婚姻、家庭、亲属、继嗣、宗教等内容始终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费彻尔和马库斯认为，“随着世纪末传播媒体的发达以及社会的突变和科技的推进，文化也发生变化，形成与原来的文化格局差异甚大的景观，迫使人类学者放弃他们的传统方法和论点，转向于新现象和新理论的探讨。”作为人类学研究重要手段的田野调查，在现代社会急速变迁的状况下，由于其研究对象在社会、文化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及相关研究提出了新问题。传统意义上的田野的失落，的确对人类学有某种面临死亡之感，但是冷静思考，作为人类学社会核心要素的人与文化，也作为人类学关注的核心，事实上，传媒文化(全球化、现代性)与人类学或许存在某种契合。有可能传媒时代的一些社会、文化问题，与人类学关注的、试图解答的问题是一致的。“人类学传统上对非西方社会特别关注，因而也必然对这些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产生兴趣，并卷入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中去。其中一些问题是：所谓不发达国家应该怎样发展?发展将对传统方式产生什么影响?什么样的传统方式值得保留?怎样保留?如何才能把人们所期望的变化成功引入传统的共同社会?”因此，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必将对这样一些现代性问题给予关注，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继续人类学研究的应用性和实践性，继续发挥人类学在田野中思考社会、服务社会的功能，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出更多的建议。
2 为反思和建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提供田野资料
回顾人类学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西方的各种人类学理论都是建立在对“异民族”、“异文化”，的研究基础上的，而这些“异民族”、“异文化”相对于西方的本土文化来讲那是真正的“异文化”和“异民族”。因此，这些理论未必真正适合于中国的少数民族研究，尤其当中国的少数民族社会文化日益趋同于现代社会的状况下，许多经典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必须进行反思的。而这种反思只有建立在新的田野调查基础上才能完成，中国现阶段的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就是这样一个既具有中国民族背景下的“异文化”特质，又具有不同于西方人类学传统田野调查对象的“异民族”。对这样一个极具文化特性的民族展开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定能获取的更多新的资料，为建构新的理论和方法提供条件。
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在具体社会背景下的历史产物。从古典进化论产生以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在具体历史时期对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反映。这种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在认识到这一点后，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21世纪这个崭新的世纪里，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取向是什么?“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应当把田野工作看成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网；在这个互动网中，人类学者和置身于各种反差环境中的报道人合作，探寻网络、变异、文化力量和社会压力之间的关系”。人类学家“必须结束过去那种粗糙的和随意的调查方法，在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写作中建立自己的一套科学标准，自己的模式。”因此，新世纪的人类学“田野作业不应当只限于异国习俗风情的收集，而应将丰富的文化用于反省自我和发展自我；不应单纯出于对描述他文化(异文化)的兴趣，而应将他文化的文化观与自身所在的文化现实加以对照，启发人们认识世界上还存在他类文化，认识到自己的文化只不过是世界上多种文化的一种，使人们通过田野作业反观自身的社会与文化，获得恰当的理论体系，用以指导自身的行动并面对他文化的成员。”就中国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来说，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记录、描述，而应该深入的分析这些文化现象的功能、意义、结构、变迁，以及这些文化实践对构建新的“和谐社会”所具有的指导性意义和价值。
3 人类学应该更多的关注现实问题的研究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在人类进入到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境和问题。这些问题为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这种背景下，人类学家仍然能够充分利用它们擅长的参与观察，综合主位与客位的观点，通过跨文化比较，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为解释人类文化现象和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帮助。实践证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及其一系列的相关技术手段，不仅仅适用于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它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实践意义，比如田野调查的一系列手段和技术，可以用在市场调查、人口调查、社会工作实践、社会评估等方面。田野调查方法应用于这些领域，往往能够获得一些通过普通社会调查无法获取的宝贵资料和信息，这必然有助于相关问题的解决。“从异邦的‘野蛮人’到异邦的‘文明人’，从异邦的‘文明人’再到本土，田野工的空间不断得到拓展，人类学也不必面对因研究对象的缩小而消亡的学科危机了”。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今天，中国人类学只有在自我的更新中才能获得生存空间，才能摆脱因为“传统研究对象”的变化而造成的危机。积极参与到现实问题及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中，才能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赢得新的机遇，当然人类学的参与也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思路和视野。
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总体趋近西方现当代文论，带着引进、学习、借鉴和生发西方文论的明显痕迹，其中虽也包含某些民族化选择与追求，但尚不足以达成总体建构和价值主流，因而在与西方当代文论的比较中优势不明，在对中国文学创作的阐释与导引中话语欠韦‘提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人们往往被刻板的印象所左右，用简约表象的文化符号替代了原本鲜活生动、意蕴深刻的内涵。”川甚至在文学史中也是这样，“中国文学史上，曾有不少虽不显赫但也并不默默无闻的地域文学，在今天的习见的文学史着作中，仅仅是淡淡一笔，有时甚至连一笔也没有。; 其结果，当人们使用“中国当代文学”一类概念的时候，所指其实并未真正涵容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学状态，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研究把握实际上也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态度，它将精英化的汉语写作与区域化的“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区别开来，使人们心中形成一个传统化的既定的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学”概念，它约定俗成的内涵中一般并不包含多区域多民族文学实践。也就是说，由来已久的理解惯性已经使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消减了理论应有的包容能力和普适渗比“中国当代文学”的所指范围因之缩小，结果致使中国多数民族文学分离而为一些孤立的文学范畴，一些与主流文学意识甚至中国当代文学整体意识差异明显的文学范畴。
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哪里，是从本土化的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构成文学理论中国特色的元素，还是继续在西化的理论思维中搬用现成的外来话语扩展理论领地?这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在文学日趋多元多样发展的今天，将文学的地域意义和民族意义放大，以审思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及由来已久的观念规约，已经成为十分必要的行为。中国是幅员辽阔地域广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文学形态应远远超过现代以来的主流文学范畴，更不是单纯的精英文学意识所能涵容。在现代性进程中，与民族国家一道成长的，是56个民族汇聚的伟大阵容，民族文学的丰富意义正在于书写了共同目标下的不同心路。它们的审美选择和价值追求，它们的讲述方式和话语内涵，犹如它们所依傍并根植的美丽山水一样，魅力无限又意味迥然，并不服从于单一的欣赏兴趣和理解思维。在这里，需要的是“换一种方式”，甚至“换一种观念”，这样，另一种新的文学景致将会改变我们由来已久的视野，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也必将得到业已存在的多民族多区域的多样化写作的佐证与支撑。在理论层面，关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在两者的关系中发现可资运用的理论元素和规律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或可说，对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纳入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之中，是寻求当代文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五“文化发展各具特点的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学在与汉族文学的接触和交流中，并不是仅仅体现为被动地接受汉族文学对自己的单向影响和给予，少数民族文学同样也曾经向汉族文学输送了若干有益的成分，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始终清晰地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可以说，中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互动，早已形成了固有的传统。”因如果说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已经体现出积极意义，那么，从多民族多区域文学角度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尝试通过文学观念和实践姿态的调整来加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的联系，在多民族多区域文学中寻找理论的本土特色与原创资源，以期拓宽文学理论中国化、民族化建设路径，必然要成为一个巨大的现实诉求和理论空间。
三、从理论走向看，重视多民族(或各少数族裔)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建设、创新，是当前世界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和实践策略。人们置身于后现代文化大背景之下，传统思维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贝斯特和凯尔纳“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 具体而言，这是一个注重文化多元多样的时代，在《多元文化主义》中沃特森写道“‘多元文化’的这个词语和提及的其它词语的区别是什么呢?在于它不仅仅是造成一种差异感，而且认识到这些差异源于对一种文化普遍共有的忠诚和固有的对所有文化一律平等的理念的认可。”困与此相关的是“文化相对主义”，在后现代全球化背景下，这个旨在强调西方文化优越性的概念被杜威·佛克马重新阐释，其基本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 时代的这一总体文化背景为我们思考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设置了一个必须尊重的前提，在这里有众多的理论探讨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从国外看，雅克·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沃特森的《多元文化主义》等着在哲学观念和总体思维层面上突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与文学理论的关联和价值;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身份与族群散居》、《多元文化问题》，乔纳森·弗里德曼的《文化认同与全球过程》，安东尼·D·史密斯的栓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乔治·拉伦的臆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的《文化认同性的变形》等着作从族群认同与文化认同入手，彰显了多民族文学的价值和理解方式。美国学者洛德创立的比较口头诗学研究，则以口头史诗创造力量为起点，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口头诗学的分析方法，把口头史诗提升为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领域。普里查德、利奇、道格拉斯和科恩等学者的象征人类学理论，使多民族的不同区域的文学意义得到有力突出。在美
国，族裔和种族批评正是研究少数族裔文学的方法。边缘化文学批评理论从西方主流文论中逐渐浮现，使当代趋同、合流的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思路和可资借鉴的方法。关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思路，我们在特里·伊格尔顿的}}o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马克·柯里的垢现代叙事理论》，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怎样做理论》等着作中，可以明显看到多元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所具有的价值。
在国内，人们越来越多意识到多民族文学的重要性，这是中国作为地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决定的。因此，对多民族文学的研究与理论缺陷的反思越来越多，形成十分丰富的状态。像关纪新的忆。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曹顺庆的《三重话语霸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刘大先的幻立缘的崛起》、《从想象的异域到多元的地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徐新建的《全球语境与本土认同》，李晓峰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中国文学史之结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姚新勇的《萎靡的民族文学批评》，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姚新建的《文化身份建构的欲求与审思》，赵汀阳的《没有世界观的世界》，杨志明的《全球化、现代化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宋炳辉的《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汤晓青主编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的民族文学研究》，田泥的;佳在边缘地吟唱》等等，在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创新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深入的探讨提供了前提。
四、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推进文学理论的创新是一个开阔的学术领域，可以作为的空间十分巨大。在当代中国，几乎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作品。自20世纪以来，我们发现，就整体构成而言，民族文学创作的成就与困惑共生，边缘化与主流化交织……每一种选择取向中似乎都包含着与之悖反的价值因素。也正因此，在我们反思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观念之时，中国多民族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我们深信，通过不断展开的意义追寻与审思，在其粗糙的硬度下面，必能发现精华与原创意味，一种本土化的理论成分，这将有补于过分西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使之展现出某些中国特色和本土意义。
以历史眼光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有丰富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较为突出的有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枪世纪》、彝族支系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布依族的《开天辟地》等等，中国56个民族中有近30个民族有创世史诗。它们发生于中国的自然山川，最为形象地保存了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具有宏阔而神奇的民族色彩，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铭〔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维吾尔族的坞古斯传》、傣族的目》 ,《兰嘎西贺》等几乎都是影响深远的宏大巨制，它们在绵延的传唱中不断吸纳时代意义而日臻丰美。
少数民族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众多抒情与叙事作品，长期以来被界定为“民间文学”而少有论者问津，但这些作品大多保留着特定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情趣和审美倾向，它们与主流意识形态和精英视野迥然相异，可以为理论提供少数族群甚至个人化的生存诉求、价值追索和艺术理想的多样性文学佐证。实际上这类作品中的精粹之作，如彝族支系撒尼人的《阿诗玛》、蒙古族的螟达梅林》、傣族的《娥并与桑洛》与《召树屯》、维吾尔族的《阿凡提的故事》、苗族的《张秀眉之歌》、《仰阿莎》、回族的绿豆妹与马五哥》、壮族的《特华之歌》、纳西族的《人与龙》等等，无不以鲜活的民间想象展示了独特的生存与反抗、向往与回忆，其中艰辛与美好交织、朴素与浪漫共存，景象独特意蕴丰厚，历史演进的多样化方式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保存，这绝非主流意识与西方视点所能简单囊括或随意改写的。在现当代，多民族多区域文学更为丰富多彩，有许多主流化优秀作品如《白毛女》、《刘三姐》等也来自乡土民间传说。中国广阔的民间以原生态养分滋育了作家的灵感、想象与激情，使之找到民族化的写作之路。
现代性历程中成长期起来的一代代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写作虽然以不同方式体现了对主流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趋同倾向，但其作品中依然流动着少数民族的意识与激情，其独特的感觉、领悟与表达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艺术风格如群星闪烁，使我们得以领略到时代之歌的不同魅力。维吾尔族诗人铁衣布江、藏族诗人饶介巴桑、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和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彝族作家李乔、仇族作家董秀英、傣族诗人康郎英等等就是这个群体的典型代表。今天，新的民族作家不断涌现，这个阵营在迅速扩大。
可以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民族国家通过发展民族文学艺术以塑造国家形象这一文化策略的实施，多民族多区域文学发展迅速，成就斐然，其丰富的整体构成绝对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片沃土，对它的沉潜与发掘，必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提供新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北方少数民族 文献 社会价值
[分类号]G255
当前学界对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价值的研究，更多地偏重于其历史文献价值，而对其在国家发展、民族融合、民族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价值关注较少。因此，以文献价值学的理论和知识体系为主，通过多学科交叉和相关理论的运用，研究并揭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社会发展价值，对于拓展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传统价值，为当今民族融合与和谐相处提供文化传统方面的经验借鉴，促进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1、文献学的发展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社会发展价值研究的提出
研究并揭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社会发展价值，首先与我国文献学界关于文献价值的讨论有密切关系。
我国文献学发展到现代，最突出的变化体现为：在继承中国古代文献学传统的基础上，借鉴与吸取了现代西方文献学的理论方法。众所周知，现代西方文献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1938年国际文献联合会(FID)将documentation定义为：对人类各活动领域的文献的收集、分类载录和传播的文本和载体来源。显然，当时的文献学还没有涉及文献价值研究与判断。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现代文献学逐渐转向技术系统的开发，并将文献工作与情报工作交叉结合发展，文献价值，尤其是其社会发展价值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文献价值研究开始起步。当前学界对于文献价值主要是价值学角度的研究，即通过学科交叉将文献学与价值学嫁接起来，用价值学的理论体系和思维方法对文献加以分析和评价。同时，信息方法的引入，也为文献价值分析提供了新的视野，而国内价值哲学的研究和逐步确立，又为文献学界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反思文献价值提供了更高层次的理论方法，开辟了更广阔的研究视野。贺巷超的《文献价值论：现代文献学的价值论解读》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该书从价值和价值规律着手，逐步切入到图书馆学与文献学领域，并提出了文献价值是指文献作为客体对主体人需要的满足关系，而保存人类认识成果和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是文献的核心价值的观点。文献学界关于文献价值的另一方面研究是对作为情报源的文献之价值的探讨，这就是“情报延伸”、“实物情报”、“动态情报”、“活情报”等概念的出现和普及，此种情况尽管引起了传统文献学界的关注甚至重视，却一直未得到学界系统、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此外，新的文献类型研究，如非纸质文献的介绍与评论，新的文献类型对图书、情报、档案界的影响，电子图书的出现，以及网上购书、网络出版、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问题等，也被文献学界纳入研究视野。与此同时，对于文献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特别是当代信息社会中文献的传递与信息传播、交流的关系等，文献学界也都逐渐形成共识。因此，文献与社会发展关系成为文献研究的重大课题。上述几方面在彭裴章的《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学科“十五”研究规划及课题指南(草案)》中有很好的综述。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社会发展价值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提出并展开的。
当前，一些政府部门、有关高校和民族文化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对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价值，尤其是其社会发展价值加以关注或研究。比如：国家《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在提出切实加快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推出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少数民族文学、戏曲、音乐、舞蹈、美术、工艺、建筑、风情、服饰、饮食等文化艺术品牌，制作优秀的少数民族题材广播影视作品等要求的同时，在文献方面更强调征集和收藏少数民族文物，建立少数民族实物资料数据库。而沈阳师范大学中国北方民族研究中心的一些学者所提出和实施的《汉文史典籍述录中国北方少数民族资料汇编与研究》项目，也在这方面作了较好的示范。
这说明，政府和学界对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社会发展价值已经有所认识，但是随着社会和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仅仅有这样的认识和关注是不够的，因此，要进一步明确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社会发展价值，还需要强化研究和具体揭示。
2、文献价值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价值研究的必要性
为了明晰地揭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社会发展价值，这里先就文献价值及其概念的延展进行一定的梳理和阐释。
文献价值主要是指文献信息能够满足社会和人主体需要的属性。一般而言，文献的价值主要有情报价值、科学价值、商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版本价值等。在学术研究领域，人们对文献价值已经形成共识，即一项科学研究的过程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要用在搜求文献资料上，从事某一方面或领域的文化科学研究，主要依托的就是该方面或该领域的文献；文献是寻找研究主题的起点、刺激研究灵感的泉源、比较研究结果的参考、说服研究能力的持据。而如果从满足和推动社会发展作用的角度看，文献是关于某一民族或某一民族群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记录、描述或呈现的载体，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社会发展的文明结晶、载录和表现。因此，文献除了具有很强的社会使用价值和文化保存价值之外，对于一个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如果将一般性的文献价值延展到特定的某一民族文献上，则可以说，某一民族文献可以为认识某一民族或民族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提供可靠的背景资料和文化传统；可以为民族或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决策规划提供经验借鉴和信息；可以为民族教育、民族融合和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根据。以此推论，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没发展上，少数民族文献则是经济文化发展建设的历史根据、文献依据、经验样本等方面主要的参考源。也就是说，少数民族文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建设和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将起到多方面的作用，体现出很大的社会发展价值。
当前学界对文献价值的研究还较多地倾向于其史料价值。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为了适应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要求，揭示和开发文献的社会发展价值，已经成为文献学与时俱进的目标要求。因此，创新性地开展中少数民族文献的社会发展价值研究，既是出于学术目的，也是时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是一个不同地域的民族在经济生活、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和文化发展上，经过长时期融合而形成的国家。在中国和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北方少
数民族的历史贡献和文化贡献是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是一个外向型发展的民族群落，从推动社会发展与民族融合以及文化文明进步的角度看，该民族群落的发展尽管对于古代汉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甚至是毁灭性，但另一方面，也同时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简言之，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发展的外向型模式体现出突出的社会发展价值：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发展轨迹，主要是通过文献资料记录和描述、传承下来，这一民族群落的社会发展价值也有很大部分被载录到文献之中。这决定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社会发展价值，也决定了研究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分析、归纳和挖掘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社会发展价值。
3、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的社会发展价值
今天，中国的jE方少数民族主要包括满族、蒙古族、朝鲜族、锡伯族、回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俄罗斯族等。他们生活于辽阔广远的漠北高原、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森林地带、科尔沁草原、呼伦贝尔草原、松嫩平原与东北平原，其生存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主要采取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或渔猎生活方式。这种完全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生产、生活形式，也决定了他们的生存发展必须在迁徙和流动中实现，其发展必然呈现为外向型。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生存地域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再加上气候寒冷、天灾频仍等因素影响，其生存发展资源常处于贫乏状态。这样，出于生存和发展的本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就经常对外进行资源掠取，这也是决定该民族群落的发展体现为外向型的根本因素。
向外扩张的历史形成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并体现出突出的发展价值。以记录和描述北方少数民族外向发展历史为根本内容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也因此承载了多方面的社会发展价值。择要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3.1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经济、文化贡献的测算和评断的根据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最突出的文化特征在于该民族群落是一个开放性的发展系统，其传承和发展大都是一个动态过程，而非一成不变地封闭增长。在这个传承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主要与中原地区汉族发生了交融，其总体趋势是前者对后者先进文化的吸收与融合。但是，吸收融合并不仅是单向度的，而是双向互动的，即不仅仅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不断进步、由低级原始发展为高级先进状态，汉族和其他民族在此期间也吸收和融合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精神。魏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以及清朝满族与蒙古族、汉族的融合所构成的大清帝国，都说明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族共同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化，这就涉及到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华甚至世界文化的贡献。而这些历史过程大都被记录于《史记》的匈奴列传、货殖列传、骠骑列传、大宛列传、李牧列传、赵世家、燕召公世家等，《汉书》的匈奴传以及《蒙古秘史》、《辽史》、《金史》、《清史稿》等文献典籍中。因此，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是测算、评定该民族群落经济、文化贡献率、对社会和谐影响力的根据。
3.2 中国多民族融合发展的证明
与上一点相联系，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发展与南方少数民族的最大区别在于其非封闭性和动态发展性。也就是说，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发展不以自己的封闭保存为方向，而是致力于与其他民族的交融和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之精髓。这些过程和发展情况，也被记载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中，如《满文老档》中关于清前女真族统一的历史文献；《辽史》中关于契丹族辽朝与东丹国关系的文献记录；《清史稿》中关于满族与蒙古族联姻的文献记录。满族入关后颁行的《大清律集解附例》，大体沿用《明律》，并掺合满汉条例而成。清朝后又多次修律，乾隆时期颁行了《大清律例》。清朝以严刑峻法推行政治思想的高压政策，但维护满族优越地位的封建等级制度逐渐削弱，对少数民族的司法管理相对加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大量并比较全面地记录和呈现了该民族群落的交融、吸收、融合，以及他们自身的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的交融与互动。因此，收集、整理、编辑、挖掘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可以勾勒中华民族融合的轨迹、描绘中华民族融合的图谱，这是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重要证明。
3.3 文化板块理论价值
民族文化板块是把整体民族文化加以分类而形成的各具特色的构成层次或构成部分，比如风土民情、宗教文化、历史古迹、艺术体育等。立足中华文化的构成，我们可以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板块，借助一定的地理学、数学模型或理论，从板块生成、板块漂移等角度，推断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这一板块对中华大文化板块生成、发展、冲撞、融合的影响。从更广阔的视角考察，燕山山脉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两大文化板块的交汇点。对此，梁庭望教授也有相关的阐述，他认为整个中华文化是由4个大的文化板块构成的，北方民族文化则是其中的一个板块。类似的观点有美国学者吉德炜教授的文化圈理论，他曾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西北部文化圈和东部沿海(或东部)文化圈等。依据上述理论，我们可以确定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圈或一个大的文化板块而存在。这个因历史流变而形成的文化圈和因地理单元的独特性所造成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板块，与中华文化板块既具有一致性，又有风格上的特殊性。比如，特定的饮食、服饰、习俗、建筑等，就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突出的文化板块标志。大文化圈或大文化板块之间在技术和审美等方面具有极大的差异，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正确认定中国北方民族文化板块的形成与漂移过程以及与中原文化板块的拼接，既可为按民族的文化形态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处理好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样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依据；又有助于确立具备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特色的经济与文化综合开发模式，从而推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记录和反映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板块生成、发展以及模式化的过程。该类文献可以作为确定或界定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板块的根据，并成为该板块与中原板块的拼接、冲撞及其自身漂移轨迹的最好说明。这种板块说明价值可以为当今民族和谐的发展提供背景参考和文化依据。
3.4 文化博展价值
对于记录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精神传统与品格、风俗习尚以及神话传说、历史故事、风土人情、民族风貌、饮食服饰、建筑和遗址等的纸质文献或“实物文献”，可以进行实物载体博展和旅游观览价值角度的开发。其中最主要的是建立大文献观念，利用和依据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各种载体性文献，规划建设中国北方少数民族风情博展园，如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的莫力达瓦旗的中国达斡尔族风情园，就是根据多方面的达斡尔族文献构建而成。在此意义上，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献具有博展价值。
关键词：艺术教育；民族文化传承；措施
在新形式教育背景下，我国高校教育虽然有了很多革新，但是我国传统应试教育思想根深蒂固，因此现代高校教育难免还会受其影响，尤其是高校艺术教育，艺术教育的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等都还是采用应试教育的方式，并没有真正做到与民族文化的联合，这不仅仅是高校艺术教育面临的挑战，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巨大挑战。高等院校是为社会培育人才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传播社会文化的重要基地，因此，在高校艺术教育过程中，应对传承民族文化予以高度重视，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体会艺术的真正含义并能感受民族文化的深远意义，以协调高校大学生文化知识与艺术修养的全面发展。
一、高校艺术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
（一）高校大学生通过高校艺术教育继承和接受民族文化
艺术是人类精神上的一种追求，人们往往会通过艺术教育的方式了解艺术、感受艺术的魅力，从而提高自身的精神文化素养。而高校艺术教育则通过向大学生传播艺术文化知识，让学生提高艺术修养和艺术技能，在艺术教育过程中，民族文化艺术是重要内容之一，而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也需通过艺术教育继承与发扬。我国民族传统文化在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不断积累、深化，具有强烈的民族特点，是宝贵的文化财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民族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以及国家的繁荣昌盛都有一定的影响，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不断前进的精神支撑，而民族文化的继承、弘扬和发展必须依托于教育，所以在高等院校里面，艺术教育就是大学生继承和接受传民族统文化的重要途径。[1]
（二）传播社会文明是高校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
高校艺术教育是培养社会艺术人才的重要手段，现代教育背景下，艺术教育不断深入发展，其教育内容与教育模式都与社会文明传播紧紧相连，而我国民族传统文化就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艺术教育需对传统民族文化进行继承和发扬，只有不断传承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确保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才能繁荣社会文化、服务社会文明建设，而高校艺术教育必须要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标，才能更好地促进艺术教育的健康、稳定发展。
（三）高校艺术教育具有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使命
民族文化的发展反映着一个民族经济发展的进程，民族文化是民族发展的思想指导和内在动力，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竞争力。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就十分重视，在党的十七大中也明确指出了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也明确提出了传承民族文化的要求。高等院校是我国教育机构里面被赋予传承民族文化使命的重要基地之一，因此高校艺术教育应当担当起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责任。艺术教育不再是单纯的传授艺术知识、培养艺术审美以及把握艺术技能，它已经肩负了传承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和推动民族思想文明进程的重要历史使命，所以高校艺术教育必须坚守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使高校艺术教育服务与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二、高校艺术教育与传承民族文化结合的现状
（一）艺术教育思想观念没有与时俱进
长期以来，受“中国式教育”思想观念的影响，我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与教育都处于迷茫状态，再加上外来文化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入侵，使得我国民族传统文化在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中障碍重重，曾经还出现了崇洋的现象。新形势下，我国高等院校的教育亦是如此，教育思想观念往往落后于现代文明发展进程，因而阻碍了整个教育体系的发展。其中艺术教育就是中国式应试教育观念下的一个牺牲品，一直以来，艺术教育都是高校教育体系中一个无足轻重的构成，在教育过程中，内容陈旧、方法呆板，忽略对学生艺术审美能力的培养。直到最近十来年，我国大力推行新课程改革，教育观念逐渐转变，各大高校才渐渐重视艺术教育，才渐渐意识到艺术教育的重要历史责任。[2]
（二）传统的教育方式无法实现民族文化传承
虽然我国已经全面推行素质教育，但是应试教育遗留问题对现代教育影响颇深，我国艺术教育发展相对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归根结底还是教育方式的滞后。在素质教育背景下，我国高校艺术教育虽然得到了重视，但是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仍然显得力不从心，无法真正培养学生的艺术文化素养。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让学生形成艺术文化底蕴的重要途径，所以对高校艺术教育教育方式进行改革，是传承族文化的必须手段。
（三）学生个性选择与民族文化多样性存在矛盾
我国历史悠久，民族文化精彩灿烂，民族文化内容丰富，并以多种形式呈现出来。如民族歌舞、民族乐器、民族音乐、书法、绘画等。而在艺术教育在实施过程中会受到学生个性化发展的影响，学生学习民族传统文化的时候，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这就给艺术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的结合带来了另一种挑战，因为高校艺术教育师资、设备、课程设置都有限，所以很难根据学生个性要求开展艺术教育，这也很大程度地影响了民族文化的传承。
三、高校艺术教育过程中传承民族文化的有效措施
（一）利用科学技术和语言艺术完善教育
传承民族文化需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语言艺术作为辅助。民族文化具有民族特点，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符号和历史标识。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他包括民族服饰、民族歌舞、生活习惯、自身独特的政治、宗教、价值观念和乡土知识等。由于民族文化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使它始终保持了不断创新、传承发展的性质，而传承民族文化必须在尊重民族的传统生活习俗、语言的前提下，利用科学技术来发展民族传统技艺，民族文化需要吸收那些自己能消化的东西，在冲突、磨合、调适中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同时传承民族文化需要掌握自己的语言文字，千百万年来，民族人民的生存、发展、繁荣、进步，正是因为有了自己的语言存在；同时它也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民族人民生产劳动创造的结果，是时代的产物，掌握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是传承民族文化的基础[3]。
（二）建立专业的民族文化传承教育队伍
我国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教育事业也深受其益，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渐渐摆脱了过去口耳相传的模式，目前高校艺术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但是由于诸多因素影响，民族文化在传承过程中还是会出现意外丢失的现象，因此高校艺术教育必须对此加以重视，建立起专业的民族文化传承教育队伍，在艺术教育与传承民族文化结合的道路上不断研究，发展新思想，探索新方法，以更加准确有效地传承民族文化。在艺术教育过程中建立专业的民族文化传承教育队伍，首先是要对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分析研究，因为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必须是挑选其中精华而非笼统的学习传承，对民族文化的学习在继承的同时也要不断发展，以给我民族文化增光添彩。其次是要注重教育方式，在艺术教育过程中传承民族文化，必须根据学生特点因材施教，应用最科学最合适的方法把优秀的文化知识授予他们，这样才能使教学工作做到艺术审美培养和民族文化传承两不误。最后是要注重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与交流，不能一味排外也不能一味崇内，要积极与国际民族艺术文化交流协作，以丰富民族文化内容[4]。
（三）完善艺术教育课程建设和实施方式建设
高校艺术教育背负着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使命，因此在设置艺术教育课程的时候需考虑区域实情和学生学习能力，不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这样才能使艺术教育发挥其真正功能。同时要根据课程内容深化教学方式建设，在实施过程中积极探索新方法，时时注意理论与实际的紧密联合，切实做到全方位、多渠道的传承民族文化。主要做法如下：首先是加强艺术教育教育力量建设，如师资力量、教学设备、教学资源等等。注重教师的专业技术和民族文化素养的培养，加大教学设配的投入，合理安排课程时间。其次要结合本校学生具体情况，针对不同的年级安排不同难易程度的课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班级学生学习接受能力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以提高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的效率。第三是要丰富教学实践活动，比如不定期具备校园民族文化艺术作品展，还可与其他学校联合举行民族文化学校间交流会等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更好的理解民族文化，在实践中更好地完成民族文化传承。
（四）大力开展丰富校园文化的民族文化活动
校园是教学的主要实施场地，因此校园环境氛围对于教学来说意义重大，高校在实施传承民族文化的艺术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注重丰富校园文化，尤其是与民族文化相关的校园文化。学校可以为学生组织一些民族文化研究交流会，还可以与其他学校互动，建立民族文化交流友谊组织等等，以提高学生对民族文化学习的兴趣；还可以鼓励学生参加民族音乐比赛、书画大赛等，深入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学习；还可以根据区域特点，在校园内集体庆祝民族节日、举办民族节日相关活动，活跃校园文化气氛带动学习对民族文化传承的热情。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仅需要教师课堂上的言传身教，更需要学习切身实际的深刻体会，校园民族文化活动的建设，是学生能在生活中切实体会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让学生形成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手法[5]。总之，一切艺术的发展都离不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而民族文化的传承也需要靠艺术教育来完成，两者相辅相成，紧密相连。如今，中华民族发展渐渐步入和平、繁荣，无论是在国际上的地位提升还是自身综合能力的增强，都离不开民族文化传承的作用，所以我们更应该重视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促使民族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共同进步。高校艺术教育应当以此为教育思想指导，在教学过程中把艺术基本知识教育与传承民族文化联合起来，切切实实地把握社会文明动态，借助我国社会经济实力和世界文明多元化力量促成民族文化传承，完成新时代赋予艺术教育的重要使命。
参考文献：
[1]许琛.豫文化资源与地方高校艺术教育共建模式探讨[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112-115.
[2]刘晓军.基于文化多元化视角下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J].科学中国人，2014，（6）：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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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中国现代民俗学在学科创立之初，即与文艺学、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教育学等学科建立了密切联系。在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轫和奠基时期，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共同参与到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设中，周作人、江绍原、顾颉刚等人的研究成果，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多学科参与一方面拓展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理论视野，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国现代民俗学者在研究中始终保持着跨学科意识，面对复杂的民众生活现象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而不断产生新的学术增长点。1927年11月，顾颉刚在其领导的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内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当时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除“语言”和“历史”外，还设有“考古”、“民俗”等科目。1928年，顾颉刚主编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简称《中大周刊》)，后来又出版了《民俗》周刊，这些早期活动体现了中国现代民俗学与语言学、历史学的天然联系。①顾颉刚在20世纪20年代所撰写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亦成为民俗学与历史学跨学科研究的典范。而顾颉刚等人在北京妙峰山所做的实地调查，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更具开创意义。妙峰山调查使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民众的智慧和力量;同时也认识到对于民间习俗是不能简单地用“迷信”二字去评价的。此次调查亦使中国现代学者开始摆脱西方学界特别是英国人类学派的影响，更加主动接近民众的生活，了解民众的思想行为，进而为普及教育、改革社会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而努力。②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民俗学者搜集研究资料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田野作业的方法，也称实地调查法———兼及区域调查法和参与调查法;二是文献学的方法;三是将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即专业操作的技术性方法。③在上述方法中，将历史文献、田野调查及民间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既不同于人类学者的田野作业，也不同于历史学者的文献研究，而是从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出发，将不同资料进行参照对比，使之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综合性研究方法。对现代民俗学者来说，“将历史文献中的民俗记载、民俗文体文献和田野资料共同搜集，整体研究”，是对传统研究的挑战，也是理论和方法上的突破。④对上述资料、方法的综合运用，体现了中国现代民俗学致力于文化整体研究的学科理念，也凸显了民俗学的学科特色。
中国现代民俗学在早期研究中，曾深刻地受到英国人类学派———如安德留•兰的神话学、哈特兰德的民间故事学等方面的影响，后来也受到过法国社会学派和日本民俗学的影响。对此，钟敬文曾称之为“描红格子”。⑤随着学术思想的成熟，中国民俗学者也在不断探索建立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理论构架、资料系统与研究方法。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本土的民族文化，这一点与西方人类学、民族学有很大不同。钟敬文在晚年著述中多次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学术，固然需要相互借鉴，但更重要的是“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要在坚持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的前提下，更好地借鉴外国有益的学术成果”。⑥借鉴外来理论并不意味着削弱本学科的独立性，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要坚持学术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这些观点至今仍有警示意义。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虽以本土的民俗民间文化为主，但其学术视野却是国际性的。二十世纪初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与激荡这一独特历史背景，使中国现代民俗学在创立之初即具有一种跨文化的视野。重视同国际学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个传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民俗学会在杭州开展民俗学活动期间，就与国际学界加强了交往，除了邀请国外学者在中国的民间文艺刊物上，同来访的国外民俗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合作撰写研究专著外，“还经常在期刊杂志上报道国外民俗学的信息，为打破闭关自守的研究局面做出了努力”。①这一学术传统被传承至今。
从民俗发生、发展的历史和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来看，其中有很多是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颇适于进行跨文化研究。钟敬文早期对中国、朝鲜和越南三个地区的同型民间传说《老獭稚传说之发生地》，以及晚年对中日民间流传的灰姑娘型故事和老鼠嫁女型故事的比较，都具有跨文化研究的特征。②而钟敬文对“狂欢化活动”的比较研究，亦具有跨文化对话色彩。③钟敬文将巴赫金的文学狂欢化思想运用于对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解读中，他以民间社火和迎神赛会为例，阐述了其中一些比较主要的传统活动和民俗表演，“同世界性的狂欢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例如“两者都把社会现实里的一些事象颠倒了过来看，表现出了对某种固定的秩序、制度和规范的大胆冲击和反抗”。但与西方的狂欢现象相比，中国社会的狂欢化现象在文化内涵上“要相对复杂一些”。④对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整体文化观与跨文化对话性质，程正民从文化诗学角度进行了多角度探讨。他运用文艺学与民俗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发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文化语境中都存在着民间狂欢化思想。以此为出发点，程正民通过对巴赫金在文化诗学研究方面所阐释的“文化观”与钟敬文在现代民俗学研究中所阐述的文化观进行比较，发现二者都具有“多元、互动的整体文化观”。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之间的互动与对话关系“是巴赫金文化观最重要和最精彩的部分”，也是巴赫金与钟敬文整体文化观的共同点。⑤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不断扩大，西方汉学界相继出现了一些以中国民俗民间文化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成果，如德国学者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⑥英国学者杜德桥的《妙善传说》、⑦美国学者欧达伟的《中国民众思想史论》⑧和洪长泰博的《到民间去》①等。这些著述在资料系统、研究方法与观察视角上都与中国的学术传统有明显不同，通过对这些著作的译介及中外学者的合作研究，有助于加深不同国家与民族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人类文化共性与个性的认识与理解，从而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在同海外学者进行跨文化对话的过程中，中国民俗学者也在从另一种视角重新审视和发现自我文化的价值，而这正体现了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的特征。
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传统的形成，与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欲推进国民教育发展的理念有关。1918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校长启示》，郑重支持北大教授创办《歌谣周刊》。这一行动与他作为一位现代教育家、重视平民教育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自那时起，对民俗民间文化教育功能的重视以及对推动社会进步的强烈责任感，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者坚守的学术品格。“民俗学兼有学术的和教育的功能”，钟敬文先生曾在不同历史时期投身于民俗民间文化的普及研究与民众教育工作。②直到晚年，他还在“大力推进各种层次的民俗学教育活动”。钟敬文始终认为“民俗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对象，它也是一种教育的事业”。在大学里开设民俗学课程，有助于学科建设，造就专业人才队伍;而对一般的社会成员，乃至中小学生进行民族民俗文化教育，则有助于增强爱国情感，提高国民的精神文明程度，使广大的国民不仅知道帝王将相和上层精英的历史，也知道人民的文化史，通过“普及这种民众文化知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服务”。③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民众对民俗知识的了解正在经历从瓦解到重构的历史巨变。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原本熟悉的环境，从乡村走向城市，或者在不同的城市间栖息、游走。
众所周知的是，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我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这些文化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并且，它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都有着特别的影响。在世界上，中华民族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它所包含的灿烂文化更是受到了其他国家人们的关注和喜爱，到目前为止，我国许多优秀的文化都已经被传播到了其他国家。另外，我国地狱宽广，黄河、长江等都蕴藏着非常丰富的传统文化。我国各个区域的传统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各具特色，同时，不同文化之间又相互影响，相互交流以及相互学习，这些文化在不断地交流和学习过程中渐渐地形成了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本文就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关系做了简要的分析和探讨，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国的优秀文化。
关键词：
传统手艺；泥瓦；地方社会
在古代，由于人们所生活的环境以及生活方式的不同，我国各个地区都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优秀文化。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进步，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令人举世瞩目的成就，各种传播工具渐渐地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增加了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和学习，进而使得我国的传统文化越来越趋向于丰富化。另外，我们知道，在中国这片宽广的土地上，我们将人们分为了少数民族和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它们之中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和丰富都离不开另一种文化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所具有的特色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更是具有其他文化所无法替代的紧密关系。
一、辽金时期汉文学的特点
（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就有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特点。众所周知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一直以来，这些文化广受人们的喜爱，并且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被人们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了，到目前为止，这些文化已经成为了我们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辽金时期的汉文学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成分，在辽金时期，由于经济发展迅猛，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而经济贸易更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各个民族的人们渐渐地将他们的文化以及各种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然后，中原地区的文学家渐渐地将这些文化融入到了汉文学的创造中，其他优秀文学的引用，使得辽金汉文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也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从而使得辽金汉文学可以源远流长。
（二）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在我国古代时期，由于受当时经济发展以及文化观念的影响，我国许多地区的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尤其是辽金时期，这种封建伦理观念表现的更加突出。而这种封建伦理观念对我国古代人们的生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并且这种封建伦理观念的持续时间也比较长。例如，在辽金时期，人们都非常注重礼，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们都会将礼作为评价人们的指标之一，同时，它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另外，随着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不断变化，礼的性质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较，中原地区的封建伦理观念比较强烈。例如，中原地区的人们始终强调男女有别，以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必须由父母做主等，并且，它们始终坚持着这一原则。许多年轻人在面对婚姻大事时都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必须由父母来指定，而他们的父母也始终坚持着门当户对的原则，这也是我国辽金时期汉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
二、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
（一）封建伦理观念较为淡薄在我国古代时期，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于中原地区比较落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下，从而使得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封建伦理观念较为淡薄，这也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要特点之一。从古至今，我国都非常注重“礼”，它是我国古代封建伦理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它来源于各种宗教祭祀等，随着我国社会性质的不断改变，它渐渐地被人们用来表明身份的等级，最后，渐渐地转变成了维护制度的行为准则。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所居住环境的不同，它们并不能正确地了解并且认识封建伦理文化等。与中原地区相比较，少数民族的生活比较自由，它们不愿意受各种封建伦理的约束。例如，在中原地区，男女之别以及婚姻问题被人们视为是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原地区，人们始终持有男女有别，以及婚姻大事由父母做主等观念，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男女之间并没有太严格的约束，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自己的伴侣等。同时，在少数民族前期，少数民族所用来表达爱意的诗歌受封建伦理影响较小。
（二）口传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另一个主要特质在少数民族文学中还有一个较为突出的文化特征就是口传文化，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这种口传文化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且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众所周知的是，在古代时期，除了傣族以及彝族等几个少数民族有着历史比较悠久且应用比较广泛的民族文字以外，其他的少数民族并没有自己所特定的文字，因此，口传文化成为了他们进行日常交流的主要工具之一。口传文化就是指人们利用各种声音以及形体特征来向其他人传输他们的思想。在古代少数民族，大部分民族都会选择利用口传文化来传达各种信息、交流彼此之间的情感以及自己继承其他优秀文化等。例如，当人们在举办一些婚礼、葬礼以及采访亲戚时，人们会举行各种唱歌以及对歌活动，然后，参加活动的歌手可以在任何一个场地进行唱歌，通过唱歌来展示自己的才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甚至争取各种荣誉等。另外，口传文化也给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及传播带来了许多特点，我们知道，口头文学的讲述者必须要时刻面对所有的观众，并且在他们讲述的过程中，经常会有音乐或者舞蹈来伴随，然后，根据现场观众的反应，对这一作品进行评价。另外，少数民族的口传文化也促进了许多神话、诗歌以及歌谣的产生，并且，这些文学受到了后人的广泛关注和喜爱。
三、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
（一）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辅相成众所周知的是，在我国古代，由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科学技术水平较低，各个民族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必须要靠长途跋涉或者马车，甚至通过书信等，但是，这种方式不仅仅会浪费大量的时间，甚至有时会造成一系列的错误等。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进步，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经济贸易越来越频繁，尤其是辽金时期，中原大地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越来越频繁。由于两个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气候，甚至是人们的生活习俗等的不同，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异，但是，这两种文化又各具特色。人们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人们渐渐地将少数民族的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然后，人们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有了一定的了解，进而，将许多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引用到了汉文学中，与此同时，少数名族也大量地学习并且借鉴中原文学。最后，使得两种文学相互交流，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学。
（二）少数民族文学是辽金时期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辽金时期，中原大地与少数民族的交流和贸易远远比其他时期更加的频繁，正是由于这样才使得少数民族的文学大量地涌入到中原地区，然后，中原地区的文学人士渐渐地开始学习并且借鉴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学，进而，使得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很好地融合。例如辽金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快，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于是，大量的少数民族开始涌入中原，到中原地区进行贸易，从而更好地进行谋生。在他们进行经济贸易的过程中，他们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学带到了中原地区，并且随着他们贸易范围的不断扩大，它们的文学渐渐地被传播到各个地区。于是，许多中原文学人士开始关注并且学习这一文学，它们渐渐地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创造方法应用到了他们的创造过程中，这就是许多汉文学具有少数民族文学特点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文化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于我们民族后来的经济以及文学方面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众所周知的是我国各个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使得中华民族文化所包含的文化种类极其丰富多彩，而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时期的文学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们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各种组成部分，并且它们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更深层次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辽金时期的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辅相成，从而不断的丰富了彼此的文学内容，同时，这两种文学对于其他类型文学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其他文学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辽金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身影。
四、小结
总而言之，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这些文化不仅仅对我国现有文化的形成以及丰富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我国许多优秀的文化已经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且许多国家都已经开始学习我国的优秀文化，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借鉴我国的优秀文化来不断丰富他们国家的文化。另外，辽金时期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更是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两种文化相辅相成，通过不断地学习并且引进彼此文化的精华来丰富自己的文化，从而使得我国的文化可以更加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随着交通运输工具的不断便利，我国许多地区开始渐渐地与少数民族进行交流和贸易，在将我们的文化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同时，我们也将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带到了中原地区，尤其是辽金时期，这种现象更加的频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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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音乐教学；民族音乐文化；传承问题
【分类号】G633.951
一、目前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最近几年当中，我国课程在不断地改革，素质教育也在不断地推进，音乐教育在学校的教学安排当中占到相当重要的位置，可是从我国目前的教学音乐实际情况来看的话与理想中想要达到的标准仍然相差甚远。其实这些问题在高中阶段就已经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了，一般情况下，学校只是一味注重文化课教学，从而造成音乐教学模式非常落后。音乐教学模式的落后使得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更加的落后。通常情况下，高校的教育中只有选择音乐这门专业的学生才可以有机会接触到专业化的音乐教学，从中进行学习民族音乐文化。而选择其他专业的学生，学校基本上是不可能对其专门开设音乐课程的，这样就导致高校学生与音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就更不用讲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问题了。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同时音乐文化在逐渐往全球化方向进行发展，在这发展的过程中有利也有弊。文化全球化让我国的民族音乐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与发展，发现世界不同地方的优秀因素并且进行吸收，从而创造出更加优秀的音乐实践与音乐理论。与此同时，我们还不可以把文化全球化给高校音乐教育带来的弊端所忽略，相关音乐教师逐渐运用西方的教育方法来进行教学，这样不仅对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不利，而且还使得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受到了阻碍。
从音乐中可以使一个民族从古到今的一些发展进程得到体现，音乐作为一个民族美好而又特殊的一种文化，当然它也是对于民族文化的一种传承。所以说，进行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是相当重要的。然而当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在音乐教育方面都没有足够重视民族音乐，这是不正确的做法，假如具有5000多年优秀文化历史的中国把自己的民族音乐文化丢失了，那将是非常的可怕，因此我国必须要在高校音乐教育工作方面进行加强与完善，注重对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与学习，从而传承属于自己民族特色的音乐文化。
二、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
（一）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有效方式是音乐教育。我国音乐界人士在意识到民族音乐文化在一个民族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之后，对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这个问题十分重视，那么怎样才能够有效的把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下去成为了研究的重点问题。当前我国对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方式其实主要是依靠群众自发组织的音乐组织与音乐团体，它们代表着某种特殊的民族音乐文化，可是这个组织或者团体一旦解散了的话，某种民族音乐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能因此消失。但是音乐教育能够使得这个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教授通过给学生正确的音乐文化，代代传承，所以说，音乐教育是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一种有效方式。
（二）音乐教育的基础是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当前的民族音乐文化作为我国在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各个高校进行音乐教育的基础。从我国高校当前的音乐教育实际情况来看，如果高校施行了素质教育，那么音乐就成为了学校教育的一门基础性课程，音乐教学过程中教师所运用的音乐教学案例都是具有历史性与民族性的一些优秀的音乐作品，是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一种结果。除此之外，在当前时代下，要想在世界的舞台上给自己留下位置，那么不同的民族就应当有自己的文化特色，这也就能够看出一个国家的自我文化是相当重要的。由于这些原因的出现，我国音乐教育把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作为了基础。因此，在音乐教育过程中要对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与发展加以重视。
三、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策略
（一）应当进一步推进改革高校音乐教育课程。由于音乐教学作为了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方法与基础，那么正确的音乐教育方法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效促进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但是从目前的音乐教育现状来看，是完全不能够适应我国音乐发展的需求，所以就应当对音乐教育施行长期的且连续性的课程改革，不应该与现在一样的表面功夫。做到这样，音乐教育才能够对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起到推进作用。
（二）需要加强音乐教师队伍建设，使音乐教育水平进一步得到提升。在音乐教育中，音乐教师是主要的音乐教育者，音乐教师的个人素质能力与专业知识水平的高低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质量有着直接的联系。我国当前的音乐教师队伍的个人素质与能力相差非常大，那么要想把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目标得以实现，首先需要加强音乐教师队伍建设，使音乐教师的个人素质与能力得到提高。只有这样才可以起到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作用。
（三）还应当树立正确的民族音乐文化观念。对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不是因循守旧，而是需要保留好的，丢弃坏的。当然文化的开放也不是把旧的完全抛弃去接受新的，而是具有选择性的进行吸收。因此，在音乐教育与学生学习的过程当中当树立正确的观念，民族文化的传承除了要学习优秀的成果与因素之外，还需要选择学习其他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从而使得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得以实现。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民族音乐文化作为我国音乐的象征与标志，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对于我国音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音乐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方式和基础，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是音乐教育的发展和进步，只有将两者紧密结合，互相促进，才能有效搞好我国的音乐教育和民族音乐文化传承。
参考文献：
[1]李云霞：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问题研究，2013年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