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文化意识、双语教学、比较教育
一比较教育对双语教学的基本要求
比较教育课程是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是教育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它是一门最贴近现实的学科，最能体现时代的气息，尤其是在教育呈现出国际化趋势的条件下，比较教育研究更是一个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领域。而双语教学在当前高校采用双语教学的模式有三种；第一种是目标语浸身模式：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全部使用外语授课；第二种是双语过渡模式：教师的课堂用语70％～80％应使用英语，学生也能基本使用英语参与教学活动；第三种是外语渗透模式：在课堂教学中，专有名词、概念及课堂用语中使用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英文，而在授课、问答、作业等其他环节基本使用汉语。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采用第二种模式，即双语过渡模式――鼓励学生用英语学习和思考问题，并探索双语教学对学生个性发展的影响，以个性发展为研究内容，以个案分析作为研究形式，记录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的学习兴趣、爱好以及知识等能力的发展和变化。
比较教育双语教学不仅可以拓展专业知识、巩固语言技能，而且可以感悟文化内涵、增强文化意识。英语在宽松自然的环境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互相接触的机会。使他们产生一种用英语说话的需要和愿望，促使他们有话想说、有话可说、有话会说。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发现，要想培养大学生的思想品格，首先要培养他们具有基本的文化意识。这种文化意识不仅需要教师的人文素质，教材的文化导入，更重要的是，需要学生的有效参与和积极思考，以不断增强自身在英语学习中的文化理解。
二教材在实施双语教学中的作用
双语教学是件艰苦而又持久的工作，要做并不难，但要做好却不容易，而持之以恒则更需要有献身教育的精神。比较教育课程的课堂教学以英语为主，重点讲授西方国家的教育体制。总学时数：36学时。授课对象主要是大学三年级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在修完大学英语四级课程后，应该掌握四千多个英语单词。懂得基本的翻译技巧，具有较快的阅读速度和理解能力。目前，要找到既有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又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要求的现成双语教材是不现实的。最关键的是要选用适合学校实际的原版材料，适当压缩课程教学的内容。只有深受学生喜爱的双语教材，才能达到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为了突出实用性原则。我们根据学生的英语水平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肖惠云主编的《当代英国概况》和周静琼主编的《当代美国概况》中节选了全英文版的教育专题内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授课中。我们还节选了原版教材《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中的“比较教育背景的变化”和“三种比较分析”等内容，供学生翻译和讨论。我国着名教育家顾明远先生已将《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英文版第五版翻译成中文版，人民教育出版社于2001年7月纳入“比较教育译丛”。原版教材作者埃德蒙?金(EDMUNDJ．KING)，生于1914年，是英国着名比较教育专家。他是曼彻斯特大学硕士，伦敦大学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在文史哲、外语和教育学方面有很高的素养，学识渊博，造诣深厚，教育经验丰富。他主编的若干重要国家和地区社会、学校和进步系列比较教育丛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公民意识与臣民意识之比较
(一)二者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
君主专制制度是臣民意识产生的历史原因。我国传统社会是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天子是国家这个大家庭的家长,人民是天子的家臣家奴,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是天子与臣民的关系。“君权至上”、“阶级特权”是我国传统封建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至于那些凭借血缘或其他条件被授以官爵者、那些通过举荐或科举步入仕途者所拥有的某些“权利”,不过是巩固王权的一种手段而已。因为他们的权利只是君主的“恩赐”,既然是“恩赐”,当然可以随时收回、肆意剥夺,只有当他们对君主绝对效忠服从时,才可能保住自己的特权。反映在君臣关系上,就是君主对臣子的绝对主宰,臣子对君主的绝对服从[2]。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平等可言,有的只是阶级和特权,所有的人都是君主的臣子,所有的下级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上级。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下,形成了普遍的忠君义务观念;在这样的人治政治环境中,人的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被完全抹杀,臣民意识成为人们日常的一种精神状态、心理特征和思维习惯。到了近代,虽然我国也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等一系列革命,但革命很不彻底,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并没有被彻底扫荡,臣民意识仍然很浓厚。而西方则经历了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多重洗礼,封建专制制度和思想都遭到了彻底的打击,从而最终形成了现代公民意识。实际上,公民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最早出现于古希腊民主城邦时代,其原意是“属于城邦的人”。这些人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管理,承担守卫城邦的责任,与现代公民意识有着很大的不同。直到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学者为了反抗封建特权专制,把包含主权在民、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内的公民思想作为对抗封建专制的武器时,才最终使现代公民意识得以产生和形成。与臣民意识不同,公民意识既包括个人对国家所负有的义务,也包括个人管理国家、监督国家领导人的义务,更包括个人依法所享有的各种权利。在公民社会,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法律不承认任何特殊公民,即公民不论担任何种职务,从事何种工作以及何种出身都是平等的,所以说公民与公民意识是民主时代的产物,是民主法治的孪生姊妹。
(二)二者核心内容比较
臣民意识的核心是依赖意识,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是奴隶;公民意识的核心是独立意识,本质是自为存在,是主人。所谓臣民即屈服者与顺从者也,臣民是与君主是相伴而生的概念,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君主的依附意识,二是“义务至上”的意识。在中国封建社会,“君权至上”是人们基本的政治价值准则,即只有君主一人是政治生活的主宰,君主和臣子是主仆关系,臣子们必须绝对服从君主,恪守对君主的义务,这种依附观念是臣民意识的主要构成之一。“君权至上”的价值观念,要求臣子们在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及价值选择上,以忠于君主为基本原则,至上为绝对忠顺,至下为不背叛君主。统治者执行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老百姓遵守的则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奴隶主义。在中国封建社会,人民被称为黔首,被排斥在政治等级之外,普通民众不得过问政治,更不得对政治决策提出质疑、抗辩,否则便是抗旨,就要受到处罚。至于权利,那只是君主的恩赐,只是当官者的事情,与普通百姓无关,长此以往,普通民众严重缺乏参与政治的热情和主动性,进而演化为“愚忠”的心理和“义务至上”的臣民意识。与臣民意识不同,公民及公民意识是民主法治的产物,它的核心是主体意识,它要求人们承担义务的同时,享有相应的各项权利,它主要有五层含义:一是主体意识。它是人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公民意识教育的首要价值取向。所谓主体意识是指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个人居于主体地位,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存在的根本依据。它内在的包含参与意识、责任意识与监督意识,主体意识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显着特征,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二是平等意识,公民意识在本质上是一种平等意识,它彻底否定了封建特权等级观念,强调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的前提和重要保障。三是权利意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是公民意识的基本思想,它彻底否定了只尽义务不享有权利的封建特权思想。四是规则意识,它是关于规则的认识、制定和遵守的一种自觉意识,核心是自觉遵守各种规则。在我国封建社会,法律大都是用来保护统治阶级、惩戒人民群众的,所以寻找法律漏洞、逃避法律制裁已成为民众的普遍心理,因而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将外在规则内化为人们的行为习惯,也是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环节。五是公德意识,它是指遵守最基本社会正常生活秩序准则的自觉意识,公德意识不仅反映了个人的素养水平,还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三)二者职能作用对比
臣民意识形成于封建社会,所以它主要服务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巩固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封建社会经济主要是指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落后的、闭塞的、保守的小生产,其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是低下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加之政治上的愚民政策,使统治阶级在思想上最大地压抑了人们的主体性。封建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农民对于地主的人身依附,在封建社会,地主不仅占有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还不完全地占有农民自身,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尊卑关系,是君臣、臣民之间等级尊卑关系的基础。常言道:控制人行为最好的方法是控制人的思想,以臣民意识为核心的封建大一统封建文化,从根本上把人们的行为控制在了一定范围之内,这对于稳固封建专制制度起了巨大作用。公民意识形成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以它服务于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对推动整个社会民主法治的进步起着重大作用。商品经济是公民意识产生的基础和结果,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它在经济上要求利益主体地位平等、合作共赢,在政治上谋求人格独立,从而最终形成公民意识。在商品经济中,人们是平等自由的交易主体,他们可以自由的判断、选择和交易,同时承担相应的后果和责任。为了保障每个公民自由选择的权利不受到伤害,人们的行为必须严格遵循游戏规则———法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在法律这个游戏规则的庇护下,人们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与自由,从而使以责任意识、参与意识和规则意识为核心的公民意识形成。公民意识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因为民主政治的进步不仅需要国家制度和法治建设等外在的规范,更仰仗其内隐的公民意识作为支撑,如果没有进步的公民意识,就不可能产生好的制度安排及令人满意的运行效果。另外,公民社会和臣民社会中权力交接方式也有所不同。在公民社会里没有臣服关系,整个国家机器在按照民主和法治运转,老百姓不用对政府“臣服”,政府机构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因而与臣民社会权力交接方式不同,在公民社会,权力交接一般通过非暴力即通过民主和理性的形式来实现的,因为权力是通过非暴力的、民主的方式获得的,所以掌权者一般不需用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在臣民社会,由于权力一般是通过暴力手段得来的,所以掌权者本身就会缺乏安全感,总是担心别人会用暴力推翻自己,因而竭力主张用暴力维护自己的政权,而依靠暴力维持的社会绝对不会是公民社会,更不会有公民意识产生。
对我国公民意识教育的启示
(一)有利于我们认清公民意识教育的现状
一方面,我们必须意识到我国的公民意识教育与西方不同。首先是接受公民观的背景不同。西方的公民观念是社会长期自然演化的结果,是适应大工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产生发展的,是建立在一系列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基础之上的。而我国的公民教育“先天不足”,封建社会的教育主要为统治阶级培养顺民,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产生与公民观念、个人主义思想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背景,标榜自由、民主精神的公民教育就更无从谈起。而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接受公民观,其直接原因就是救亡图存的使命。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面临来自西方的侵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庚子之乱更是把中国推到了亡国的边缘,如何拯救中国于危亡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考虑的头等大事。在这种情况下,公民观念只是拯救国家和社会的工具,并未真正深入人心形成人们的公民意识。所以梁启超说:“欧美各国统治之客体,以个人为单位;中国统治之客体,以家族为单位。故欧美之人民,直接以隶于国,中国之人民,间接以隶于国。”[3]其次是关注点不同。与救国图存相联系,我国的知识分子在谈到公民权利的时候,首先谈到参政权,并把它作为其一项基本权利。而在西方,人们最重视的是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特别是财产自由权,被洛克等西方思想家看做是个人自由的基础。最后是结果不同。由于西方经历了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和大革命的洗礼,封建臣民意识被彻底的扫荡,最终形成了现代公民意识,而我国虽然也经历了多次革命,但是大多与国家民族整体存亡有关,封建臣民意识并未遭到彻底扫荡,臣民意识还大量残留在人们的心中,以个人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现代公民意识并未真正形成。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意识到我国公民意识教育虽取得众多成就,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公民意识教育在推进,人们的公民意识在提高,但不得不承认,封建社会的臣民观念和价值准则,还是通过多种渠道渗入了人们的观念意识之中,从而使我国人民的民主意识仍较淡薄,还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我国的民间组织还不发达、民间团体的力量有限,公民社会还未形成。在欧美国家,民间组织可以自主发展,一般不受政府控制,发展较快;我国的民间组织则倾向于国家主导,自主力量不足,所以发展缓慢。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中,民间社会组织对于公民意识教育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培养公民意识的重要环节和重要场所。其次是因为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公民教育严重缺位。虽然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有政治课,但是真正的公民教育却很少,距离公民教育的要求还很遥远,甚至说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还不存在所谓的公民教育。这不仅影响了我国公民意识的培养和提高,而且还延缓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与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 Chi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中文摘要】 多元文化观把语文教育置于世界文化语境中,语文课程由此不仅获得民族文化的丰厚资源,而且获得了更为丰厚的世界性的优秀文化资源,这就为学生文化素养提高和全面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按照新的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我们的语文教学应该重视多元文化意识的建构。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了多元文化和语文教育的关系,以及多元文化意识建构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意义;第二部分主要写了语文教育中多元文化教育的历史回顾以及对现状的反思,这部分的重点在于提出问题;第三部分从文化的角度重点分析了我国语文教育中多元文化意识缺失的原因;第四部分讨论了语文教育中多元文化意识建构的理论依据;第五部分是本文的重点,是解决问题的部分,也是本文的创新部分,主要从教材文化的建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教师文化素养等方面论述了多元文化意识建构在语文教学中的具体实施。
【英文摘要】 The views of multi-dimensional culture places the Chi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world culture context.Thus,the Chinese curriculum not only obtains the generous resources from our national culture,but also takes in more rich and generous outstanding cultural resources worldwide.These have provided a broader cultural environment for the enhancement of the students' culture accomplishment and their all-around development.Under the multicultural background,our Chi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ng of multicultural consciousness,according to the request of the new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There are five parts in this paper.The first part mainly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lti-dimensional culture and Chi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ructing of multi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 Chi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The second part in which the author poses the questions deals mainly with historical review about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n Chi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reconsideration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In the third part,the autho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lack of multi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 our Chi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The fourth part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ng of multi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 Chi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The fifth part,the key part of this paper,trying to solve the problems posed above is also the innovation part.In this part,the author elaborat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nstructing multi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 Chi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inly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the constructing of culture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teaching content,teaching method,teaching appraisal,teachers' culture accomplishment,etc.
【中文关键词】 多元文化意识; 语文教育; 教学; 建构
【英文关键词】 multicultural consciousness; Chi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nstruction
【毕业论文目录】
摘要 2-3
Abstract 3
引论 5-6
第一章 多元文化与语文教育 6-8
1.1 文化与教育的关系 6-7
1.2 多元文化与语文教育 7
1.3 多元文化意识建构的重要意义 7-8
第二章 中国语文多元文化教育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反思 8-14
2.1 语文教育的历史回顾 8-9
2.2 语文多元文化教育的现状反思 9-14
第三章 语文教育中多元文化意识缺失的原因 14-17
3.1 地理文化因素 14-16
3.2 政治历史因素 16-17
第四章 多元文化意识培养的理论依据 17-20
4.1 多元智能理论 17-18
4.2 后现代主义理论 18-19
4.3 建构主义理论 19-20
第五章 语文教育中多元文化意识的建构 20-34
5.1 新课程标准与多元文化意识 20-21
5.2 语文教学中多元文化意识的建构 21-34
结束语 34-36
注释
36-37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389-02
主流意识形态是一定时期内一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叫做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占统治地位的艺术思想、道德观念、政治法律思想、宗教观点和哲学观点。其具有高度的融合力、较强大传播力和广泛的认同。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当代的主流意识形态。随着时代的进步，多元文化的入侵，经济基础的变化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会发生相应的变动甚至质变。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作为课堂主渠道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有及其重要的影响。
一、思政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影响的现状分析
在大学，对青年学生进行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过程是个既教书又育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必修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主渠道。因此，我们需要认清思政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影响的现状。
1.思政课没有充分发挥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课堂主渠道作用
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才不断深入，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开始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企图变动和颠覆我国当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而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变化的新情况，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我国目前高校的思政课课堂在面对多元文化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下，仍然还存在着教学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多方面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另一方面，高校作为各种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在小范围存在政治虚无情绪和“非意识形态化”观点，也是不争的事实。[2]
2.思政课专业教师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教育理念、教学素质仍存在不足
当今的大学生对思政课学习兴趣缺乏，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思政课教师的教育理念和教学素质存在不足。思政课专业教师的理论深度以及个人的教学素质都直接影响到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课堂的效果和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业教师的教育理念和教学素质是影响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接收、认同和内化的重要因素。
3.教学手段和方法陈旧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增加了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信息源和信息量，但也使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面临诸多问题，同时对思政课课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需要思想政治理论的教师们不断更新和创新自己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目前，高校思政课专业教师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多数采用的是传统的灌输式授课方式，而较少的利用微博、微信、MSN等新媒体载体进行双向式互动教学来增强认同效果。
二、思政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实效性不强的原因分析
从上述的思政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影响的现状分析来看，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实效性仍存在不足。下面将从思政课教学的外部环境因素、教学内容、教学主体、教学方法、教学对象特点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影响思政课教学的外部环境因素
随着时代的进步，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受到多元文化的入侵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主流意识形态会发生相应的变动甚至质变。而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作为现代大学的主题，在文化传承、创造思想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力量。这种文化层面的传承使大学生群体既吸收了社会主流文化的精髓，又直接为社会创造和更新了文化的内容，成为推动社会文化前进和发展的重要“内核”和杠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社会文化发展的水平。[1]
2.思政课教学内容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绝大多数为枯燥的政治理论，缺乏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同时也不能及时反映社会生活发生的新的变化，对大学生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困惑缺少新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说明，依然存在着语言生硬呆板，缺乏亲和力的情况。[6]
3.思政课教学主体
思政课专业教师在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中承载着重要使命，专业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将关系着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认同效果。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同要求以高校教师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队伍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坚定的政治方向，始终与党中央的高度保持一致，要对青年大学生负责，用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有效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教育。[3]
4.思政课教学方法
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陈旧，只采取单项的灌输式授课方式。思政课教师在实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教育过程中，只注重照本宣科，缺乏理论联系实际，不太注重对学生个人价值发展的引导，难以满足大学生认知规律的新变化，缺乏互动式灌输授课方式。
5.思政课教学对象特点
教师对学生的尊重重在对学生认知规律和心理特征的尊重。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体现在教与学的关系，教与学的本质是解决学生的知与不知的矛盾。在思政课教学教师中对学生认知规律的尊重，有助于增强学生对教师的认同感，从而有利于增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以前的学生认知模式是教师讲授什么教学内容，学生就接受相应的知识，然后产生认同，从而升华内化，即是所谓的“灌输―接受―认同―内化”规律。现在学生的认真模式发生了变化，他们独立、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不再只是单纯地满足于被动地做信息和知识的接受者，而是教师传授教学内容，学生有意识地根据自己已有的认知结构、知识基础、兴趣和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判断，然后再选择自己所能接受的来消化吸收，最后在达到认同，从而升华内化，即是所谓的“判断―选择―接受―认同―内化”。
三、思政课增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实效性的路径
如何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的重大课题，更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者和思政课专业教师光荣且崇高的历史使命。
1.思政课堂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通过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的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科学理论同实践教学相结合，将理论转化为大学生个人的观念结构和行为准则，从而增强思政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实效性。即在教学过程中，大学生作为实践主体只有通过科学的合理的实践教学环节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仍然比较薄弱，枯燥的政治理论课堂仍占绝大部分比重。因此，将思政课堂与教学实践相结合，做到全员参与、全过程参与，用大学生的亲身体验来达到对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志、情感、认知的统一。
2.思政课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
主流意识形态同校园文化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高校校园文化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校园文化是透视和整合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平台。[4] 21世纪也意味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高校文化建设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通过将思政课的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以浓厚的文化氛围与文化感染为依托来巩固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充分运用校园网络文化以及手机文化来增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产影响，进而增强了思政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实效性。
3.思政课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通过将思政课课堂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加深当代当学生对社会和国情的了解和理解，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增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有效途径。即在提高实效性的过程当中，应注重大学生社会实践方式的灵活性，应将思政课教学内容贯穿在社会实践当中，以增强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力和实践感受力为目的，建立形式多样、方式灵活的社会实践方式，强化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主体参与的角色意识，增强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自主性。[5]
4、思政课与红色文化相结合
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凝结而成的革命传统。通过在思政课课堂上充分发掘和利用红色文化独特的价值功能，这不仅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性，而且还有利于加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从而提高思政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认同的实效性。即在互联网对大学生有极强吸引力和极大影响力的现状下，将思政课认同教育采取校园红色文化传播途径，拓宽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的传播渠道，以崭新的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不断满足大学生多样化、多层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继而增强实效性。高校要大力建设思政课与校园红色文化相结合体系，帮助青年学生深入挖掘红色文化中的认识价值和精神价值，教育大学生从思想上、行为上去理解和吸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内容。
5.思政课与潮流话语相结合
通过创新思政课教育载体，提高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将课堂用语与网络化语言和符合大学生时代特点的潮流话语相结合，进而增强思政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实效性。即是要充分利用新媒体资源的形象性来丰富思政课教育内容，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呈现教育信息的主要方式，使大学生在感性认知的基础上缩短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堂的心理距离，提高大学生的认知效果，从而增强实效性。思政课与潮流话语相结合，可以增加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信息传递，激发学生的思考，达到双向的灌输式教学。
参考文献：
[1]路海华，余华.当代大学生群体的文化传承作用探析[J]，社科纵横，2003，（1）.
[2]王晓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J].思想教育研究，2010，（11）.
革新性学术知识主要指挑战美国主流学术并反映了社会多样性的知识。这种知识扩宽了历史和文学等文化标准的理念、范式和观点，不赞同主流学术知识的宗旨，即知识能够保持中立和客观，不受人类利益和价值观的影响。这种知识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对知识本质的观点。革新性学术知识认为知识受到了人类利益的影响，所有的知识都是权力和社会关系在社会中的体现，并认为知识建构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帮助社会进步，使其更公平和人性化。此外，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体系所具有的实践性、课程的文化构建性、研究的规范性与经验性特征都进一步说明了该理论体系的革新性特征。
直指实践的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实践性研究（praxis-orientedresearch）以解决教育实践中的问题为目的，而不以客观“描述”和“解释”教育现象为目的。如果说实证研究和思辨研究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解释教育世界，那么教育实践性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造教育世界，为现实中所出现的教育问题指出切实可行的路径及方法。石中英教授在《论教育实践的逻辑》一文中引用了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并比较系统地阐释了“教育实践的逻辑”的概念。他提出，把“各种教育实践共同分享和遵守的一般形式、结构或内在法则称为‘教育实践的逻辑’，它是教育实践工作者身处其中但又未必完全清晰和无法逃脱的文化系统，是各种具体教育实践样式得以存在、得以展开并在交流中走向未来的内在法则”。
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的实践性存在于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及目标之中。班克斯将多元文化教育定义为一种“理念”、一种“教育改革运动”或一种“历程”［2］，其基本诉求是要拓展所有学生的视野，消除不同的偏见与歧视，以接近真正的教育机会均等或公平。将多元文化教育等同于“教育改革运动”，以及对“过程性”的强调都是以实践性为导向的。除了多元文化教育概念与目标的实践性特征外，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始终围绕着文化多样性在教育实践中的作用及应用，并以平等与社会正义等因素为其核心价值主张，体现了多元文化教育的道德性及关怀性。他的教育理论在教育实践上重视课程与教材的设计与应用、受教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强调“平等教学法”（equitypedagogy）的教学与学校环境设计，重视教育工作者的文化知识与对学生的族群敏感度，以及学校与社区的互动，以协助学生认识与理解自己与他人的文化，理解并包容来自不同群体的人的文化。最终使学生通过多元文化教育提升自身的知识与技能，并在不同文化层次中发挥作用，以在生活实践中改变社会环境中的不公正现象。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的内容及教学策略具有丰富的实践性及应用性。班克斯更为重要的理论建构工作是多元文化教育的5个维度理论①、课程改革理论及教学策略等理论。教育者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些理论体系来设计和评价他们的教学实践。班克斯设计了一系列表格（checklist）来帮助教师设计多元文化教育的课程设计策略，并帮助教育管理者评价学校的多元文化教育的实施情况。比如他设计的衡量学校多元文化教育程度的表格，其中有一系列详细的标准，如政策申明、教职员工态度、学校人员组成、课程、家长参与、教学策略、教材等。在一项长达4年的跨学科研究中，班克斯和他的团队就学校教育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提出了12个基本原则，并依据这些原则设计了包含62个检验问题的表格来供教育实践者设计与检验他们学校的教师教育、学生学习状况，学校的人际关系，以及学校的管理、组织和评估状况。
此外，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的实践性还体现在教学的实验与设计中。一些学者和组织根据班克斯的理论进行多元文化教育课程设计与实验，其中班克斯比较认可Vavrus、Ozcan等人的研究。还有教育研究者使用了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课程理论进行了学校的多元文化教育课程设计与改革，比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AndrewJackson在2001年夏季使用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课程理论设计了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夏季教师教育研究课程———“研究者话语中的种族、民族、宗教及性别等多样性问题”，其中对学校的150多位师生做了问卷调查，并撰写了博士论文来验证班克斯课程理论对大学多元文化教育课程的帮助。Immaculata大学的博士生MilesA.Edwards对美国宾州东南部的3位社会科教师使用班克斯多元文化教育理论进行的课程设计进行了研究。此研究表明班克斯的课程设计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而且容易使用［4］。Eryca使用班克斯的“课程检验清单”来验证6个学区的社会科教材，发现这些教材没有足够体现“文化涵化与语言和女性的作用”；而且有些学校的课程属于添加模式，个别进入了社会行动模式［5］。学者ChristieA.Linskens使用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课程发展理论来设计Mar-quette大学一年级法学院的课程，其中使用了班克斯归类的知识，即在课程设计上通过发展事实、概念、概括性知识（generalization）作为课程设计策略，并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上述研究表明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可以被应用于不同学科的教学实践中。多元文化教育实践的主要目标是提升有色人种学生的教育水平，促进教育公平，改善学校及相关社会环境中的人际关系，最终使得社会更加人性化。要实现多元文化教育的终极性的社会改良目标，不是一个教育家或者某种教育可以做到的。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改革和学校范围内的教育改革应该同步进行，教育改革始终需要能够切实指导实践的理论。此外，教育家与教育研究者在学校环境外所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他们在教育领域开展的理论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可控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教育理论家的理论也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来验证，例如赞可夫的发展性教学理论就经过了20年的实践性验证。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并经受验证。#p#分页标题#e#
更新课程文化的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教育是文化实践中的一环，各文化族群都有其教育活动。多元文化教育的重心不仅在教育，更要关注到文化。文化研究通常致力于关注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解构支配性权势集团的文化概念，揭穿、批判这些概念与意识形态在不平等社会中的作用。因此，文化研究具有重新发现与评价边缘群体文化的研究机制。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理论是从文化的知识学基础来建构新的课程文化。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从革新性学术知识（transformativeacademicknowledge）的角度来强调族群文化研究及使用。革新性学术知识包括挑战美国主流学术知识，扩宽了历史和文学等文化标准的理念、范式和观点［7］。
革新性学术知识认为，知识受到了人类利益的影响，体现了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主流群体的知识体现了社会精英阶层的知识，并在学校教育中有意或无意地排除了有关少数群体的文化。知识建构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帮助社会进步，使其变得更公平和更人性化。在学校教育中，知识经验作为被提炼的文化而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与载体。因此，文化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知识的多样性。学校教育选取什么教育内容，是在一定知识价值观指导下进行的。就此问题，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强调了不同族群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及对他们社会生存所有的工具性意义。学校教育文化选择若不能充分反映文化的多样性，就会缺乏考虑学习主体的多样化需求，这将使得学生在获得一种文化价值的同时又放弃了其原生的文化价值，因而可能会成为其自身文化群体的“边缘人”，他们将为此付出一定的心理代价。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挖掘了少数族群的教育本质、意义与功能，并试图以此为基础来评价和改变学校教育的入学机会、课程、教学、评估及学校环境因素。学校教育的受众均来自不同的文化群体，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包含了主流及少数群体的文化。因此，多元文化教育作为一种基本教育，可以提供给所有受教育者，而不是仅适用于少数或弱势受教育者。将教育视为文化实践之环节时，多元文化教育的革新性意义在于唤起不同文化群体的文化主体意识，并增强对异文化间的权力结构关系的理解，从而使其进入自我转化的“增能”（empowering）过程。
注重规范性的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理论
班克斯倾向于研究的规范性（normative）。“规范”就是评判事物的行为标准或尺度，规范性即能够衡量事物的准则性。班克斯在很多作品中多次提到“应该”（should）这个词。规范性研究探讨着应该怎样做才能达到教育公平，涉及了道德及价值判断的应然性问题。根据德国学者布列钦卡（Brezinka，W.）的见解，教育学对教育实践的规范与指导主要体现在理想规范与行为规范两个方面［8］。班克斯对多元文化教育的各个因素都有所规范，具体涉及多元文化教育目的、教育者、教育活动、教育内容的规范等。班克斯在不同时期对多元文化教育以上不同因素有所偏重。他主要通过一些制度性、技术性的规则与建议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提出要求，进行指导，告诉人们“怎么办”。班克斯以非常容易理解的方式，为教育组织（学校等）、教育行为主体（学校中的教师、学生、领导者）提供符合伦理的、有效的、可转为应用于具体情景中的教育操作技能与方法，比如他所设计的多元文化学校的标准量表，非常详细地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多元文化学校的改革与评估标准。在《文化多样性与教育》一书的第十五章中，班克斯还详细列举了长达23条的多元文化教育的课程指导原则。
在以上各领域中他最偏重的是多元文化教育的内容，即他所倡导的以革新性知识为基础的课程改革问题。对于不同时代的教育学来说，都需要对19世纪英国教育家斯宾塞（Spencer，H.）提出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Whatknowledgeisofmostworth）以及现代教育学者阿普尔（Apple，M.W.）的“谁的知识最有价值”（Whoseknowledgeisofmostworth）等价值性问题作出回答，对当下的教育知识选择作出规范性要求。班克斯的教育学理论发挥了规范和指导教育实践的功能，在他多年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发展并为多元文化教育实践者提供理论支持。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革新性课程理论包含了较强的道德观。学生在掌握跨学科知识的概念与问题时，应该同时进行价值观与道德的探寻，以产生清晰的价值观来引导具有反思性的个人及公民行动。这个过程需要在具有民主气息的课堂中展开，学生能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价值选择，了解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思考不同价值选择可能带来的结果，并能够在保持人类尊严、平等和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来做出具有道德性的选择。班克斯分析了一个9步价值探寻模式来帮助学生澄清价值并做出反思性的道德抉择［10］。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的另一规范性层面是提出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技能，使他们成为能适应多元文化社会的人才，并具备参与民主行为的知识、态度、技能和决心，成为拉近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动力。班克斯就此具体提出了10步发展批判性思维技能的方法。
总体来看，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的规范性是统筹于班克斯一向倡导的推进人类尊严、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核心价值观之中的。班克斯始终倡导这一原则来规范多元文化教育之目的、知识的选择及课程标准。
强调经验性的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理论
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是一种经验性理论（empiricaltheory）②。经验性理论强调理论的建构须有经验事实的根据，同时运用科学的方法，客观地验证事物及现象的本质，并据此做出评判，以求得准确的解释及结论。班克斯公民教育理论是从经验性角度来建构的。规范性理论与经验性理论在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体系中相辅相成，共同在他的理论建构中发挥作用。班克斯在《种族、文化与教育》一书中讲述了自己的教育经历，这种教育经历及其体验使我们理解到教师及教育研究者（尤其是他所提到的革新性学者）的个人化实践知识。这使得阅读其著作的人能够理解他的多元文化教育的独特之处，甚至在教育实践及研究之中能够进行自我反思与自我唤醒。西方经验主义范式的假设是：经验产生的知识是中立并且客观的，其原理有广泛适用性。这种的经验范式较少探讨研究者与学者的价值、参照系及规范性的立场。
班克斯的经验研究认为经验是受到研究者的文化、利益、价值观的影响，他通过自身的经验并从不同的文化群体及社会阶层群体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经验，以此来揭示族群、社会阶层、性别等在知识建构中的影响，从而站在了更高的认识论领地。班克斯教育理论的转变过程也一直没有离开经验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末他由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出发来研究黑人教育学及多民族教育学，90年代初转变到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批判理论导向的多元文化教育学。他的知识建构理论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挑战了实证主义关于人类价值、知识及行为的设想。然而他的这种倾向到90年代末有所减退，又回转至经验主义。此时他在研究知识的社会学中，对KarlMannheim之理论进行引用。又使用了标准的现代社会研究经验主义的框架来表述他的多元文化教育的核心概念和目标。他的理论发展一直围绕着一种经验的政治和道德的维度，这也是他离开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原因。#p#分页标题#e#
班克斯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启示
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意思是要学者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文化，其次要学会尊重、理解和欣赏研究其他民族的文化，研究“我文化”和“他文化”在人文世界中的角色和贡献［13］，从而清楚地认识自己的群体文化在不同文化层级中的地位。班克斯对自己及一些革新性知识分子的经验性研究就是要看透自己的局限性，看到权力阶层对边缘群体的约束，从而创建革新性知识的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体系，以帮助受压制及处境不利群体通过教育来改变自身状况，使得自身生存的社会更为人性化。由于班克斯的论述是以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为背景的，他的研究经历与结论不能照搬到我国的教育研究中，然而，反思班克斯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对我国的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内容、方向及研究方法等都具有借鉴意义：
1.应进一步关注不同文化群体的文化属性
班克斯的革新性课程论述围绕革新多元文化课程的取向，提出学校要建构具有文化多样性课程。班克斯的研究目标是为不同族群，不同文化、语言和宗教的群体构建具有文化自由及赋权的观点、理论和实践，使其致力于促进国家和世界的公正和人道性，并具有能够行动的技能。我国的少数民族教育从课程内容到体系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多元文化特征。我国学者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教育”（“多元文化整合教育”）“、文化共生教育”等理论。班克斯的研究强调了不同族群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及对他们社会生存所有的工具性意义。我国多元文化教育的出现与发展是与少数群体的发展需求相关的。我们在此思路上应该进一步思索学校教育文化选择如何进一步充分反映文化多样性，以适应学习主体的多样化需求。文化多样性除了族群特征以外，还需要涉及性别、语言、阶层、宗教等不同方面。
2.注重教育实践的不同层面
教育研究者可以根据教育在实践中的不同层面来进行研究。根据班克斯的个体认同研究，我们针对不同文化群体的教育可以聚焦于：1）如何在教育实践中使学生维持其原生族群、保持文化认同；2）如何使学生自由地在自身族群外发挥作用，形成在社会中积极参与公民生活的知识与技能；3）如何培养学生具有宽容和开放的态度，使其能够尊重价值差异和适应不同文化，成为具备跨文化适应能力的世界公民。我国于2001年开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将课程分为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三级体系。根据班克斯的革新性多元文化教育的实践取向，我国的教育研究者应更多聚焦于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让本土性知识、地域性知识进入学校课程，并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使学校的课程更加贴近不同文化群体的学生生活。
3.注重挖掘教育所具有的规范性特征
关键词广播电视大学意识形态教育马克思主义
1意识形态的内涵
意识形态（英文：Ideology），属哲学范畴，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是对事物的感官思想。“意识形态”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德斯图.德.特拉西于18世纪末提出的(《思想的要素》，1796年)，表示的是一种“观念科学”。广义上的意识形态，相当于与物质世界对应的精神世界或精神文化。马克思主义从阶级和社会制度等层面出发，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以一定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为出发点,以一定哲学(或宗教)为基础,以一定价值观为核心,以一定政治目标或社会理想为标识,以一定的话语系统表达出来并通过一定的组织程序确立起来的系统的思想信念[1]。笔者认为，意识形态教育，即运用一定的教育手段，以符合特定集团价值（利益）取向的思想体系为依托，以达成特定目标或行动预期为导向，而进行的旨在让人认可和践行特定价值标准的宣传鼓动活动。
2意识形态教育的意义
意识形态工作不仅是一项“民心工程”“信仰工程”，更是一项“未来工程”。党的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同志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党中央和同志站在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意识形态工作作出战略部署，不仅指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意义，也对意识形态教育提供了根本路径遵循。广播电视大学作为成人高等院校，是意识形态教育的前沿阵地，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广播电视大学的意识形态教育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这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人心向背、关乎文化发展方向、关乎国家政治安全。
3电大意识形态教育存在的问题
3.1教材层面
广播电视大学的课程计划中，思政课程安排是相对缺乏的。2018年秋季学期以前，开放教育专科普遍开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而本科没有专门开设思政课程。就开设课程的教材而言，许多内容陈旧、枯燥，缺乏学科之间的横向拓展。国开网的学习资源过于强调理论性，缺乏延展性、趣味性。从2018年秋季学期开始，开放教育本专科都开设了较为系统的思政课程，并且纳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但是开设的思政课程多是政治的、历史的，缺乏哲学的、法律的、伦理的、经济的内容。
3.2学生层面
广播电视大学的学生多是成人，他们辗转于学习、工作和家庭之间，“工学矛盾”比较突出,部分学生对思政课程没有学习兴趣。此外，学生抱有较强的功利目的，学习的主要动机是取得学历并获取一些实操知识，认为思政课程是“虚”的，对工作没有实际帮助，因此多对思政课程和意识形态教育敷衍应付。
3.3教师层面
教师是影响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文明素养、道德水准的主体力量。目前，电大部分教师对意识形态教育的认识还存在偏差，认为意识形态教育是政治教师的事，或意识形态教育主要靠政治教师，这种错误的认识直接导致了意识形态教育的学科参与缺失。广播电视大学安排的面授课较少，在有限的学时内，很难系统全面地将知识点讲懂、讲透。
3.4环境层面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学生使用移动终端的比例越来越高，线上学习已经十分普遍，学生足不出户就能获取海量知识，然而学生获取的知识却是良莠不齐的。借助互联网平台，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乘势而入，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教育形成强烈冲击。西方流行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自由主义等消极负面思想对学生的价值观念形成较强纷扰，误导着学生的价值判断和取向，削弱了学生对国家和文化的认同感[2]。加之，成人高校的意识形态教育往往是“唯理论”“唯分数”“唯任务”，造成学生对思政课程的漠视和排斥，一定程度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学校教育中“遇冷”。
4电大意识形态教育的原则
4.1以学生为中心原则
学生是广播电视大学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主体，有效的教育一定是建立在对教育对象的充分了解基础上。电大的意识形态教育要充分掌握学生的身心特点、知识结构、社会阅历，在教学中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引导学生，为学生提供优质服务，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推动意识形态教育从“要学生学”向“学生要学”转变。
4.2理论联系实际原则
理论源于实际，脱离实际讲理论不能让学生信服。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口号和标签，而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价值准则。广播电视大学的意识形态教育需要以案例说服学生、摆事实说服学生，使意识形态教育生活化、形象化、生动化。同时，教师要敢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焦点、敏感点问题，敢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化解学生沾染的消极负面情绪，敢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学生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主动占领成人高校意识形态教育阵地，推动意识形态教育从“理论化”向“现实化”转变。
4.3与时俱进原则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变化发展的，以不变应万变的教育方法不适合意识形态教育。电大的意识形态教育要突出时代性，反映当前的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学情，从而使教学内容体现时代特征、时代精神和时展趋势。当然，与时俱进原则还要求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继往开来。电大的意识形态教育要把准时代脉搏、跟上时代节奏，推动意识形态教育从“陈旧化”向“前沿化”转变。
5电大意识形态教育的对策
广播电视大学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教育主导权，筑牢意识形态教育前沿阵地，努力培养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素养高尚的现代化建设人才，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夯实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共同思想基础。
5.1坚持联系观点，统筹规划意识形态教育课程
广播电视大学的意识形态教育不能是单一的，必须突出学科之间、教材之间的联动，让思政课程“动”起来。要整合教材和网上教学资源，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在开放教育本科课程中，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内容。国开网的教学资源，不能照搬教材内容，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趣味性、延展性、实践性。课程内容要紧跟时代步伐，重点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系统讲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主动阐释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让学生了解党史国情、人文地理，接纳认同优秀传统文化，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增强“四个自信”。总之，要通过持续优化、整合思政课程内容，夯实意识形态教育理论根基。
5.2坚持发展观点，持续更新意识形态教育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动态的、发展的、鲜活的理论，其生命力在于它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开放性。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师特别是思政教师，要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社会形势变化从新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用最新理论成果和科技成果来拓展马克思主义的视野[3]。要不断丰富教学手段，改变照本宣科、生硬灌输、只唯分数等思政教育现状。要充分运用远程教育教学优势，发挥新媒体等优势资源，利用网上资源进行授课，用最前沿的、最权威的理论武装学生。此外，还可采用如看电影、班会活动、知识竞赛等形式组织教学，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意识形态教育内容入脑入心。
5.3坚持矛盾观点，科学回答意识形态教育问题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是因为其来源于实践并能指导实践。现实中，有些人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庸俗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恶意贬低和丑化。在高校亦有部分学生盲目追逐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造成信仰缺失、人格扭曲、政治冷漠。这些现象和矛盾的本质，是没有真正领悟马克思主义，没有激发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要解决这些矛盾，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师责无旁贷。在教学中，教学内容必须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敢于直面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这些问题，能够引导学生理性解决这些问题。此外，广播电视大学还要加强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提升理论的研究水平和应用水平，不断提升意识形态教育质量。
关键词：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一、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提升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度的重要内容，就是培养大学生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这是一项特殊又无比重要的教育实践活动，对维护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内容，是指引大学生确立正确人生价值取向、克服人生道路发展困难和坚定大学生人生信仰的科学指南。加强对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增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从而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
二、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高校传播的主渠道，是培养大学生意识形态的主要课程，在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占据意识形态教育领地。基于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为学生讲授相关知识时，要善于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切实从学生意识形态现状以及国内外形势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促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入大学生的心中，使学生了解、认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保证大学生可以有效应对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终究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课堂上的意识形态安全教育要以大学生理论思维能力训练为切入点，这是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必然要求。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讲授理论时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导入课程要善于运用社会热点和大学生关心的问题，以此激发大学生学习理论课的兴趣，同时通过引导他们正确分析社会现象和时事热点，帮助他们自觉抵制意识形态领域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直接影响了大学生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以及吸收效果，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需要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上不断尝试创新，用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从而使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认同感，坚定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信念。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直观体现，基于此，要想保证大学生处于意识形态安全领域中，使其更好地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用24个字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公民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在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领域，怎样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呢？我们可以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通过了解自己的祖国，认识到“家国一体”，进而可以培养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意识，从而更好地抵制西方腐朽思想和价值观的冲击，保证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另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润物细无声地浸润学生们的心田”，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增强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价值选择能力、价值塑造能力”，最终引领大学生成长成才。
四、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高校校园文化是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重要载体。作为反映社会意识的大熔炉，它总是通过营造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把社会主导的思维方式和信念、价值观传输给大学生，潜移默化地熏陶和影响大学生的意识和行为。高校要积极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强化校园文化活动与当代大学生的亲切感，例如通过开展红色主题教育活动、学术交流会、知识竞赛等校园文化活动，将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主流文化的魅力，进而保证受到意识形态安全教育。
五、有效利用新媒体平台
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带来了信息传播的巨大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成为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必然选择。新媒体既拓宽了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视野，又创新了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方式。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体、手机新媒体的教育功能，让意识形态安全教育内容在进教材、进课堂的基础上“进新媒体”。充分利用新媒体拓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内容的传播渠道，引入实效性强的理论内容，不断满足当代大学生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代大学生的吸引力。
六、发挥高校宣传舆论阵地功能
校报、校园广播、校园网络、校园标语墙与电子屏以及校史馆等都是高校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通过这些阵地的文化传播、新闻报道等宣传活动，可以大力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使大学生掌握正确的信息，从而提升辨别是非的能力，增强了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有效性。
七、加强意识形态安全教育队伍建设
一支素质过硬的优秀教师队伍是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基本保障。高校可以通过多种激励措施，不断提高大学生意识安全教育队伍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专业素质、文化素质、教育素质，以及利用现代化教育教学手段的能力，培养他们对所从事工作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以及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工作态度，从而保证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教育的顺利实施。
[关键词]科学认识论；生活认识论；文本理解
近年来，人们对教学中的弊端纷纷进行深刻反思，其反思性的认识成果之一，是认识到了现实教学弊端产生的认识论根源——科学教学认识论根源。科学认识论视野下的教学究竟具有什么特点或局限？当代教学认识论又应该实现怎样的转向？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科学教学认识论的影响
认识论是近代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由于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和影响，哲学沦为科学的附庸，哲学认识论只是围绕自然科学认识而展开。近代哲学认识论被自然科学化，成为科学认识论了。科学认识论的特点可概括为三点：首先，它把认识的目的当成是获取关于客观对象世界的客观知识；其次，它把认识当成成人生活的工具，而不是生活的内容；再次，它不是把主客体关系视为生活关系，而是视为处于一个二元对立的外在认识关系。科学认识论是一个知识论、工具性认识论[1]。
在教学思想史上，开近现代科学认识论先河的是德国赫尔巴特的“四段论”，即明了—联想—系统—方法。其后继者又把它发展成“五段论”，即预备（提出问题、说明目的）、提示（提示新课题，讲解新教材）、联系（比较）、总结和应用。赫尔巴特派的这一理论将心理学运用于教学，是教学论科学化的肇始。不过，它同时也预示了科学主义教学观的到来。赫尔巴特从错综复杂的教学现象世界抽象出最简单、最原始的要素—“观念”（原子还原论），他认为，“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即“观念”从被统觉到应用，这是任何教学过程都必须遵守的铁定法则（机械决定论）。
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论”影响欧美各国达半个世纪之久，其“四段论”早在洋务运动初期就开始出现在我国，自清代废科举、兴学校以来，它被广泛应用于课堂教学，产生了持久而深入的影响。二战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科学在社会政治与教育中的地位再一次得到强化，科学教学认识论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主要有赞可夫的一般发展理论、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学理论、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等不同有关理论。
从五十年代开始，苏联凯洛夫教育学在我国广泛传播，影响深远。凯洛夫教育学认为，“在教学中，讲授起主导作用”。凯洛夫教育学关于教师、教科书、课堂教学的“三中心论”；教学过程由“准备、复习旧课、教授新课、巩固练习、布置家庭作业”组成的“五环节说”；教学本质“特殊认识论”的基本哲学立场以及教学中要贯彻学生自觉性、积极性、直观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系统性和连贯性、巩固性、可接受性等“六大原则”，以讲授法为核心的“九大教学方法”等等，均在中国通过教师以“老”带“新”、集体备课、观摩教学等方式得到了普及。叶澜教授对此曾有深刻的印象，他将其影响概括为“几乎做到每个教师皆知”。凯洛夫教育学被认为是赫尔巴特理论的简单化和操作化，也被认为是俄罗斯文化和20世纪中叶苏联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工业经济发展需要的产物，充满了浓重的科学主义认识论色彩[2]。凯洛夫教育模式曾长期主宰我国学校的教学并影响至今。虽然，我们一直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当作教学的认识论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被科学化了，以王道俊、王汉澜主编的《教育学》为例，该书是我国新时期以来教育学体系建构的典范之作，它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即把教学过程作为“特殊认识”过程，即把教学过程作为“引起求知欲、感知教材、理解教材、巩固知识、运用知识、检查知识、技能和技巧”的过程[3]。这一思想至今仍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它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
二、教学文本理解的特点
科学教学认识论实际上把教学过程等同于文本的认知理解过程。这种文本理解的特点可以概括如下：
1．主客二分的思维定势与“正确掌握”的价值追求
这是就文章理解的目的而言的。主客二分是近现代思维范式的最本质的特征。它在教育中表现为，教育知识是静止的客体，理解就是对知识的主体性占有。基础性一直是教学文本生产制作的根本旨趣。所谓基础性，原指的是文化传承中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即所谓的“双基”。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基础”观有所拓展。掌握“双基”曾被认为是专业发展的基础，这种课程目标，要求学生牢记所谓“现成”的书本知识形成规定的技能。课程实施过程就是“千方百计地输送给每一个学生一定量的‘文化财产’，并在学习结束期间给每个学生发证明，证明他至少占有最低限度的知识”。 “掌握学习”几乎是近代以来学习（教学）模式的通称，以至于“有没有知识与技能”，“有多少知识与技能”成为社会及教育对人才的评价标准[4]。这种“掌握”取向实际上是一种文本意义的“复制”取向。
改革开放后，因为主体教育、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等教育思潮的相继冲击，人们对教学模式进行过多方面的探索，但从小学到大学的教学一直没有改变教学中的主客二分的教学思维定势与“正确掌握”知识的价值追求。
2．授受形式的认同与文本意义的单向传输
这是就文本理解的形式而言的。授受模式是我国教学最主要的教学模式。这一形式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例如，在某大学，有人借鉴Chareles Silnerman在其《开放课堂教学》中对课堂教学模式依据师生对教学内容与教学过程的决定权， 将课堂分为四种类型：放任自由型、开放型、照本宣科型、传统型四个象限。通过来自5个学院6个专业的学生课堂观察而得到的108个有效样本，应用统计工具对课堂教学行为进行了高频行为和低频行为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教师讲授的发生频率为72.2%～88.9%，而在对该校15位教师深度访谈当中，发现有12位教师明确回答，在课堂教学中他们以讲解 （讲授） 法为主[5]。实际上，对这种授受形式认同的教师在当今大学课堂教学中决不是少数。有人认为，传统教学认识论的逻辑支点是本质主义，这种本质主义赋予学校课程肯定性品质，认为人类文化与知识有一个共同的、普遍的基础。而这种共同的、普遍的本质被视为是确定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真理。本质主义赋予传统的课程普适的、统一性的、中心性的、霸权性的逻辑与品质，这样，“确定性”就成为近代以来的课程逻辑，“基础性”就成为课程的旨趣，“认同性”就成为课程模式[6]。
“认同性”课程模式就是一种接受式文本理解模式。这种文本理解过程的流向可直观地表现为(见下图)：
如图所示，这种文本理解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单向灌输接受式的认同性理解。这是文本权威独白下的一种文本意义接受，其中，教师的作用类似传声筒，学生就是容器。它注重的是文本解读的单一向度。 3．程序化的努力与人文性的抽空
这是就理解主体而言的。近代的教学认识论基础是科学主义的心理学的模式。这种心理学模式将教学划分为几个机械的阶段，忽视了教育文本理解中的丰富的人文性，造成不良影响。在中小学，连语文这种人文性极强的学科也不例外。这可以在从“五四”运动到全国解放前后三十年间各种主要版本的语文教学方法著作中得到证实。如江都、曹刍主编的包括语文教学法在内的《修辞教学法》将课堂教学结构分为四阶段，即思考过程，欣赏过程，练习过程，建造过程；蒋伯潜的《中国国文教学法》将课堂教学分为四个步骤：预备与检查，试讲，范讲，讨论；钟鲁斋的《中学各科教学法》将之分为五段式：预备、授课、比较、总结和应用；李锦熙的《国文教学法》将之分为“三段式”，即理解（预习与准备）、练习（比较与应用）、发展（创造与活用）。这种教学程序化或结构化的努力一直影响到改革开放后。例如尽管在苏联赞科夫的教育与发展学说、巴班斯基的教学最优化学说、苏霍姆林斯基的智力发展学说、美国教育家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说、瑞典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学习心理学说等教育理论的影响下，魏书生的“六步课堂教学”模式、钱梦龙的“三主四式”模式、上海育才中学的“读读、议议、练练、讲讲”模式应运而生。但从根本上而言，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教学模式并没有脱离科学主义认识模式的一般特点。不仅在中小学，就是在大学里，人文性极强的专业课教学的程序化、机械化的情况也大量存在。这种程序化的努力，以客观的、公式化的、可以重复的步骤和方法获得外在于学习个体的基本的“专业知识”，它必然抽空了教育的人文性，使知识教学疏离了人的丰富性。教学通过牺牲自身的人文性，凸显外在的科学性，使教学愈来愈出现严重的知识化、模式化、机械化。其根源就是，长期以来大学教学模式的理论与实践，遵循的一直是客观主义（科学主义）倾向的教学理念。这种教学理念表现出如下系列特征或关键词(见表1)[7]：
从表中的关键词可以看出，大学教学因受客观主义的机械性、公式化的知识教学观的影响，本应具有丰富精神意蕴的大学教学的人文性丧失殆尽。
三、教学文本理解的新变化与新特点
科学教学认识论在教学文本理解实践中造成很深的负面影响，对此，有人曾总结出它的三大弊端：其一，把知识视为客观存在的真理，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准确传授系统的知识、发展认识能力，其它如情感、意志、创造性等成为附带的目标。其二，教学被当作实现外在目的的工具，如此，作为完整的人的生成性便被遗忘了。其三，教学中人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为了掌握教材的知识，认识外部世界。教学过程中的人与人、人与教材（知识）之间的关系不是被看成活生生的生活关系，而仅仅被当作一种认识关系。其四，与此相应，教学呈现封闭化倾向，排斥教学中的“断裂”、“转变”、“分叉”和“理解”，没有对智慧的刺激，对道德审美的体验，对生活的感悟，课堂成为缺乏活力与意义呈现的“祛魅”的世界[8]。
表1 客观主义教学哲学观的系列特点／关键词
知识观知识是可传递的、外在于学习者的、客观的、稳定的、现成的和非情景化的(抽象存在)。课程观静态的、按学科等级次序设定的、预定的内容和结果。学习观知识传递、反映教师所知、良构的、抽象-符号化的、接受-保持-回忆的、重视结果的。教学观简化知识、抽象原则、重视基础、从上至下的、推演式的、重视符号表征系统(规则、原理)的应用、讲授的、监护的、教师支配／控制的、个别化的、竞争性的。动机观主要是外在激发、控制与维持的。评价观关注事实、概念和技能的认识，强调内容和结果的评价。学习经验以结果为中心：强调学业成绩测试。教师角色权威、知识源、讲坛上的圣人、拥有绝对话语权。学生角色被动的接受者、等待被“灌装”的容器、坐中学(learning by aitting)。师生关系主宰-顺从关系；缺乏平等、互动和对话交流。
如此，教学认识论的更新就成为一种时代的需要。那么，当代教学认识论应该实现怎样的转向呢？综合目前学术界的看法，笔者认为，“生活化”是我国教学认识论的重要转向之一。
认识论一直是哲学的重要内容。如果说科学认识论代表了近代认识论的形象的话，那么，生活认识论则是现、当代认识论的形象。科学认识论与生活认识论的根本差异在于：生活认识论对认识作了“生活”的理解。近代科学认识论把认识看作“为了”生活但却存在于生活之外的工具；而现、当代哲学则从生活世界观出发把认识本身视为生活，即把认识看作人生活的一种形式，当作认识者生活或存在的方式，当作认识者自我生成、自我实现或自我完善的方式(生活就是人的自我生成、自我完善的过程)，换言之，认识不再是工具，而成为目的，成为生活的内容或人的存在本身[9]。
实现教学认识论的“生活化”转向，对教育教学的其它变革而言，具有基础性的和根本性的影响。它必然促进相应的学生观、教师观、教育观、课程观的变化和教育实践的改进。在教学文本理解观上，特别是随着本体论解释学、接受美学、文本学、读者反应论的兴起，它摈弃了作者—文本的理解模式而转向文本—读者的理解模式，把读者的理解视为文本的本体存在，把理解活动作为文本构成不可或缺的本体层次。这样，文本理解就不是单方面的对象性阐释，而是文本与读者的反应交流过程；文本理解不是复制文本，而是对文本的建构，使文本具有开放性，将文本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的生命。文本理解通过读者的体验、理解，建构显现文本意义，在文本意义和情感的领悟中与世界融为一体，它既是文本的存在方式，也是理解主体存在的方式[10]。简单地说，生活教学认识论视野下的教学文本理解比较重视理解主体的主观体验性、差异性、创造性、对话性和开放性。它关注教学中的人的完整性，关注教学主体的生命成长和精神世界的充实。这样，教学中的人与知识、人与人之间是一种视域融合、意义生成的关系，也是一种交往与对话关系。
就大学而言，大学教学要想实现这种教学认识论的转向，笔者以为，重塑大学精神，充分发挥大学在培养完整的个体生命中的作用并以此为旨趣，遵循对话逻辑以还原、丰富大学教学的生命特质是完全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周建平.从“科学认识论”到“生活认识论”——论教学的认识论基础的转换[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1）:18.
[2]叶澜.重建课堂教学过程观——“新基础教育”课堂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探究之二[J].教育研究，2002，（10）：25.
[3]王道俊，王汉澜.教育学[M]（新编本）.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198-206．
[4]林方.人的潜能和价值[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337.
[5]彭咏虹.关于大学教学模式的思考[J].高教探索，2006，（4）：59.
[6]郝德永.课程认识论的冲突与澄清[J].教育学（人大复印资料），2005，（4）:106-108.
[7]钟志贤.教学设计视域：大学教学模式的局限与走向[J].开放教育研究，2007，（2）：34.
[8]周建平.从“科学认识论”到“生活认识论”——论教学的认识论基础的转换[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