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贸易；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香港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1―0004-05 收稿日期：2008-09-26
中国内地的市场开放程度和内地与港澳地区的比较优势是决定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内地经贸关系演进的两个基本要素。陈广汉(2006)认为，从中国内地实现改革开放开始粤港投资和贸易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导致了粤港之间贸易量的高速增长，使香港自由港的制度优势得到了发挥，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金融、物流和商贸服务中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在19世纪末已经成为中国重要对外贸易转口港，为什么直到20世纪末才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贸易、金融、物流和商贸服务中心?对外贸易如何促进香港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其内在机制是什么?本文通过对香港1987-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验证对外贸易、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三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和内在机制。通过对香港的研究进一步发现，香港地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能互为因果形成较好的经济运行状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和内地改革开放相结合。
一、文献综述
关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文献主要分为三类：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由于理论基础和出发点不同，使得关于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结论不具有可比性(沈坤荣、李剑，2003；李明武，2004)。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对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以求较为精确的统计结果。相关实证研究的数据结构和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横截面数据研究(Balassa，1978；Feder，1983；Dollar，1992；杨全发、舒元，1998；杨全发，1998；等等)。第二，时间序列数据研究(Jung＆Marshall，1985；Chow，1987；Oxley，1993；Karunaratne，1997；Ghatak，1998)。第三，面板数据进行研究(Bleaney，1997；Harrison，1996；等等)。虽然大部分文献认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在某些方面有着正面促进作用(Edwards，1992；Sachs&Warner，1995；Stigutz，1998；兰宜生，2002；等等)，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并不存在显著影响(Francisco等，1999；包群、许和连、赖明勇，2003)，甚至发现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Lee，1993)。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结论取决于方法和数据，如果采用不同的度量方法或不同时期的数据研究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Levine&Renelt，1992； Harrison，1996)。
相对于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结论的争议性，文献普遍认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存在正影响(Clark，1941；Kuznets，1949)；同时，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样可以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钱纳里，1960)。
如果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都存在促进关系，那么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是否存在直接的影响?国内有文章认为出口从需求方面、进口从供给方面，都会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可以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吴进红、王丽萍，2006)。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并且缺乏实证的结论支持。
综上所述，虽然有大量文献专门研究贸易、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但是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第一，各种学派的研究基础和角度不同，导致得出不同方面的结论。第二，在实证方法上，许多文献采用时间序列问题，由于当时计量理论和实证方法的局限，未能考虑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问题而直接建立实证方程进行回归，容易导致伪回归，得出的结论并不可靠。第三，即使有文献通过实证回归方程得出显著结果，也只是数据统计上的相关关系，表明贸易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仍然无法验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第四，大部分文献认为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有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也会促使产业结构变化，而且贸易对产业结构存在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这些问题仍然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因此，本文将基于香港对外贸易、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研究，在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实证方法，检验三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和内在机制。
二、对外贸易、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香港对外贸易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其中货物贸易包括进口、出口、港产品出口和转口，因此对于香港贸易的研究有必要对其中的各项数据分别分析。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关于香港GDP、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相关数据的统计，总体而言，香港回归十年来，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禽流感、SARS以及全球经济放缓等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冲击，香港对外贸易和经济在困难与调整中获得可喜发展，继续保持自由港的特色。同时，香港回归以来经济结构发生转型，低增值产品制造业逐渐迁移至中国内地和东南亚等地，香港服务业凭借自身的竞争优势及与中国内地的紧密联系，迅速发展成为亚太地区服务业中心。
本文通过散点图和回归拟合线更加直观的观察对外贸易(TRADE)、经济增长(GDP)与产业结构(THIRD)之间的关系(图略)。研究发现，贸易与GDP、GDP与第三产业、贸易与第三产业都呈正相关关系，并能得出较为理想的回归拟合线。对于具体的贸易变量，出口(EXPORT)、转口(TRANSIT)和进口(IMPORT)与GDP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但港产品出口(EXPORTHKP)与GDP无明显线性关系，初步判断可能是由于香港制造业相对减少，导致港产品与经济增长不同步。同时，出口、转口和进口与第三产业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但港产品出口与第三产业无明显线性关系，由此可见香港制造业对于香港经济产业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小。
为了更加准确验证以上判断，本文进一步计算贸易、GDP与第三产业相关系数矩阵。统计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绝大部分相关系数都大于0.91，只有港产品出口由于香港制造业相对
而言没有进一步发展，与其他变量呈负相关关系。
值得强调的是，以上我们通过观察香港对外贸易、经济增长与第三产业的变化趋势、散点图、拟合回归线和相关系数矩阵，都说明了三者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和相互之间存在影响，但是这并不代表三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经济分析中检验变量之间因果关系主要采用由Granger(1969)提出，Sim(1972)推广的Granger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Tests)。在实证研究时，一般认为只有平稳变量才能应用Granger因果关系统计量进行推断，否则结论可能是不可靠的。因此，本文先对相关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然后对平稳数据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各个变量绝对值、增长率和一阶差分后增长率的单位根检验统计量如表l所示。由单位根检验结果可知，各个变量的绝对值都无法拒绝单位根原假设，表明是非平稳数据，所以不能直接对这些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对各个变量的增长率检验，虽然贸易和贸易各个变量的增长率都拒绝单位根原假设，但关键变量GDP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THIRDRATE)都无法拒绝单位根的原假设：而进一步对增长率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的结果发现，所有变量都以优于5％显著性水平，且绝大部分变量都以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了单位根原假设，表明各变量的增长率一阶差分后符合数据平稳性的要求。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为了方便理解，本文将以上结果进行整理并用图1表示，箭头方向表示因果关系的方向。如图l所示，香港贸易增长与GDP增长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具体而言，出口增长是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GDP增长并不是出口增长的Granger原因：港产品出口、转口和进口与GDP增长都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同时，GDP增长与第三产业增长也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第三产业与贸易之间不存在任何的Granger因果关系。
香港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因为香港是自由港，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通过市场扩大和国际分工提高生产率，从而加速经济增长；同时自由贸易可以带来规模效应。促使资本家增加利润和投资，加快制造部门的扩张，从而获得动态的贸易利益；还可以为剩余产品提供出路，从需求的方面带动经济的增长。不仅如此，对外贸易产品出口一方面能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包含了香港制造业对于港产品出口的作用；香港转口贸易对其经济增长也发挥重要作用，而经济增长对于转口贸易的商贸服务和物流服务的提高，又反过来促进转口贸易。可见，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包括资源禀赋和技术生产体系)决定了其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总量及结构；在国际分工中基于比较优势的对外贸易不仅从总量上对一国的产出作出不可忽视的贡献，同时对本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的产业起到一定的巩固作用。
而香港进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也符合现有文献认为进口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Romer，1993；Marwaha&Tavakoli，2004；Ramos，2001；JongWha Lee，1994；张冰、金戈，2007)。大卫・李嘉图指出，通过对外贸易从国外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材料，就能稳定物价，阻止利润下降的趋势，保证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约翰・穆勒认为，通过贸易可以得到本国不能生产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该国经济持续发展所必须的物质材料，同时推动国内生产过程的创新和改良，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产品进口造成新的需求，刺激和引导新产业的成长。本文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也与现有相关实证的结论一致。在进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由于经济增长使得当地经济实力提高，也就自然提高了进口需求和能力，这使得香港进口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
本文的Granger检验还表明了香港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伴随着产业升级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产业升级又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也符合现有文献总结的各国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即产业结构是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变化的。在工业化稳定阶段，随着工业化快速发展，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第三产业的就业率往往超过第一、第二产业，但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主导地位；而到了后工业化阶段，工业高度发达，耐用消费品逐渐普及，这时随着技术提高，服务业发展成熟，产业结构表现为第三产业为主的模式。同时，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得经济效率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加，经济资源向回报率较高的行业流动，因此也同时促进了经济增长。
最后，本文检验结果未发现贸易与产业结构存在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示意图表明香港地区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伴随第三产业的发展。
三、“一国两制”和改革开放的成功结合与实践
在验证了香港地区对外贸易、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因果关系后，进一步研究发现，三者之间能互相促进，形成较好的经济运行状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国两制”香港的成功实践和内地的“改革开放”相结合，其制度创新的经验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香港对外贸易的发展得益于“一国两制”。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第六条和第七条分别规定：“……(六)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七)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资金进出自由。港币继续流通，自由兑换……”由于一国两制的实行，保证了香港自由贸易的继续发展，既有“一国”带来的其他国家没有的政治便利和市场准入，又有“两制”所保持的香立关税区贸易优势。同时，改革开放使得内地的产品有很强的外贸需求，而香港成为其与世界发展贸易的桥梁。几十年的经验表明，香港“一国两制”和内地“改革开放”成功的推动着香港对外贸易的发展，从而推动香港地区经济的发展。
不仅香港贸易如此，香港产业结构升级也得益于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和内地改革开放条件下香港与珠三角地区的优势互补和产业转移。事实上，香港如果不是由于“一国两制”的“一个中国”，其产业转移也将面临更多壁垒；同时，如果不是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珠三角地区也不可能以较快的速度吸引港资推动香港发展服务业，推动产业升级。陈广汉(2005；2008)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港资迅速涌入了具有丰富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珠三角，成功的实现了第二次产业结构的转型，经济结构也逐渐向服务业倾斜，从制造业与服务业并重转变为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为主的服务中心。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服务业的发展更是一支独秀，其产值在本地生产总
值中的比重一度超过八成以上，成为香港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产业群，即所谓的“主导产业”。根据香港贸易发展局1991年对2895间香港公司的调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制造业大规模北移后，留在香港的公司主要从事贸易融资档案处理、业务洽谈、运输、产品设计、商品买卖、研究与发展、市场推广、市场研究、售后服务等，并作为集团的总部，香港成为中国内地尤其是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华南地区的工业支援中心，而珠江三角洲则成为香港制造业的生产基地。同时，伴随着加工装配环节向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不断迁移，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设厂的香港公司大幅扩展业务规模也对香港的相关生产服务产生巨大的需求，造成香港本地服务业的生产力和边际利润远远高出制造业，使大量资金和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向服务业，推动服务业的高速增长，香港经济也从制造业为主转向了以服务业为主的方向发展。
四、结论
关键词：虎门港;东莞;联动效应
中图分类号：F259.27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Based on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Humen Port and Dongguan economy， choose cargo throughput of Humen port，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Dongguan，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volume of Dongguan as sample， employ linear regression to research interaction linkage between Humen port and Dongguan economy， and then conclude Humen port and Dongguan economy have great association. Finally， analyse the cause of this interaction and put forward Humen port needing exploring port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 words： Humen port; Dongguan; interaction linkage
0 引 言
虎门港作为东莞市的一个港口，对东莞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东莞市作为珠三角地区较为发达的地区，为虎门港的发展也提供了强大的货源支撑。近年来，虎门港发展速度较快，这离不开东莞经济的发展。分析研究东莞经济对虎门港的联动效应以及这种联动效应背后的原因就显得有必要了。
董晓菲[1]根据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阳经济区域协同发展的现实需求，运用Mapinfo空间数据分析、泰尔指数等方法，按照“过程―格局―机理”的研究思路，分析了大连港―东北腹地系统的空间作用并总结出联动发展的机理。冷静[2]以第四代港口理论基础分析了青岛西海岸新区的港城联动情况并提出一些交通策略、产业策略、空间策略和生态策略。战堇凇⒗钴[3]分析了江苏沿海地区发展中的问题，探讨了联动规划、一体化布局、竞合发展的“港产城联动”推进路径。程晓玲[4]在分析了区港联动快速通关模式和厦门物流的发展战略后总结了区港联动对厦门物流的发展作用。徐红霞等[5]针对当前区港联动各异构系统间互操作性及交互性较差的问题，提出了基于面向服务架构（SOA）的区港联动集成系统构架，并分析了各层实现的具体功能。王映霞等[6]针对唐山港的情况提出了推动唐山市港产城协动发展的一些建议。
从现有的文献可以看出，在港城联动方面的研究基本都是定性分析为主。为此本文以近年来发展迅速的虎门港和东莞市为样本，利用线性回归方法来研究港城联动效应。
1 虎门港发展现状
虎门港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于1997年开始建设，包括东莞市境内的所有港口码头，下设五大港区：沙田港区、麻涌港区、沙角港区、长安港区和内河港区，每个港区都有自己的发展重点，而且侧重点不同。由于虎门港是近几年才开始大规模建设，所以现在的定位是合理有序开发，目前重点建设沙田港区的西大坦集装箱作业区和麻涌港区新沙南散杂货作业区。各港区的重点产业见表1。
虎门港自从建港口以来，发展迅速，货物吞吐量增长迅速，集装箱吞吐量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中2013年虎门港货物吞吐量突破1亿吨，跻身亿吨大港之列;2014年11月24日虎门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00万TEU。图1为虎门港近10年的货物吞吐量数据，其中货物吞吐量单位为万吨。从图1中可以看出虎门港货物吞吐量增长速度很快，从2004年的2 600万吨发展 由于航运是在国际贸易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因此分析港口货物吞吐量与进出口贸易量的关系及其关联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以东莞市进出口贸易量TV为自变量，虎门港货物吞吐量CLU为因变量，建立港口货物吞吐量与进出口贸易量的回归模型。
CLU=9.4562TV-5 438.8669 （2）
其中，R■=0.7674
从求出的回归模型可以看出，拟合系数为0.7674，表明模型拟合的较好，回归模型能较好的反应东莞市进出口贸易量与货物吞吐量之间的关系。另外，东莞市虎门港货物吞吐量与进出口贸易量关联系数为9.4562，关联紧密，也就是贸易量每变化一个单位，港口吞吐量就会变化9.4562个单位。
为了比较东莞市经济总量、进出口贸易量对虎门港货物吞吐量的联动关系，以东莞市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东莞市进出口贸易量TV为变量，以虎门港货物吞吐量CLU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
CLU=0.0293GDP+9.3293TV-5 406.0079 （3）
其中，R■=0.7874
从最小二乘法求出的回归模型可以看出，港口货物吞吐量CLU与GDP之间的关联系数为0.0293，而港口货物吞吐量CLU与TV的关联系数达到了9.3293。从两个数值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于东莞市国内生产总值来说，东莞市进出口贸易量对虎门港货物吞吐量的关联度要大得多。
4 虎门港与东莞市经济联动效应原因分析
从虎门港与东莞市国内生产总值、东莞市进出口贸易量的数值关系及联动模型可以看出虎门港与东莞市经济关联程度大。这主要是有以下原因：一是航运需求是贸易的派生需求，而贸易的基础是经济产量。港口货物吞吐量的大小取决于贸易量的大小，而贸易量的大小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进出口贸易量。港口货物吞吐量取决于贸易，而贸易分为国内贸易和进出口贸易，东莞是外向型经济城市，生产的产品大部分是用于出口，货物进出口量大。因此，进出口贸易量对港口货物吞吐量关联紧密。二是腹地经济的发展程度决定了港口货物吞吐量，东莞是虎门港主要经济腹地，且东莞经济这几年发展迅速，为虎门港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货源，为虎门港货物吞吐量的增长提供了基础支撑。三是虎门港建港时间较短，之前由于港口基础设施不完善，东莞的绝大部分货物都从深圳、广州和香港的港口进出;虎门港建成后，大量东莞本地货物就近装船，选择虎门港作为进出港口，虎门港的货物吞吐量迅速上升。
5 结束语
通过对虎门港货物吞吐量与东莞市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进出口贸易量两个经济指标的联动效应进行分析，得出虎门港货物吞吐量与东莞市GDP的关联度较大、与进出口贸易量的关联度很大的结论。分析得出这两个关联度大的原因是由于港口航运发展的基础规律决定的，也与虎门港是新建港口有关。因此，从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未来几年内虎门港的货物吞吐量仍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另外由于虎门港定位于第三代港口，而且珠三角地区还有深圳、广州和香港大港口，竞争激烈，而且东莞正谋求经济转型升级，因此虎门港也有必要探索港口发展的新策略。
参考文献：
[1] 董晓菲. 大连港―东北腹地系统空间作用及联动发展机理研究[D]. 大连：东北师范大学，2011.
[2] 冷静. 基于第四代港口概念的港城联动建设研究[J].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5.
[3] 战堇冢李芸. 江苏沿海开发中的港产城联动：动因、问题与路径[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8）：47-52.
[4] 程晓玲. 区港联动对厦门物流的影响[J]. 中国物流与采购，2011（1）：54-55.
袁中国(1970-)，湖南衡阳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网络经济。
摘要：文章利用2000～2008年季度数据，使用共同趋势和共同周期的计量研究方法，检验粤港澳经济波动是否存在协同性，考察了三地区金融合作的可行性。通过分析，得出结论：粤港澳经济长期存在协整关系，具有共同随机发展趋势，短期存在共同特征向量，具有共同周期。所以，粤港澳经济波动在样本期内具有协同性，满足金融合作的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粤港澳；经济波动协同性；金融合作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11-0036-05 收稿日期：2008-08-14
近年来，在世界经济和贸易快速增长的大环境下，粤港澳的经济和贸易也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后，粤港澳三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经贸关系变得越来越频繁，加强三地区的金融合作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强。本文从经济波动的协同性角度研究粤港澳建立区域金融合作的可行性。这里经济波动的协同性是指不同国家(地区)的一些重要的经济变量比如物价水平、GDP等，在短期内有共同周期，在长期有共同发展趋势。
区域金融合作的范围比较广泛，有关文献将东亚金融合作大致分为四个层次：政策对话、区域性最后贷款人机制、汇率政策合作和共同货币区。本文认为粤港澳三地区的金融合作也可以分为这样四个层次，因为虽然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回归祖国，但是它们仍然有自己独立的流通货币，所以，共同货币区也应该是三个地区金融合作的最终目标。最优货币区理论给出了一系列建立共同货币区的标准，包括区域内经济开放度、区域内贸易融合度、贸易结构相似度、经济周期同步性和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等，本文侧重分析前面4个标准。
Chueng和Yuen(2004)利用产出水平季度数据研究了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周期同步性，认为三国能够建立共同货币区；Selover(2004)利用月度数据研究了日本和韩国的产出水平，认为两国经济周期有趋同的趋势，但不存在协整关系；喻旭兰(2007)研究了中国和其他7个东亚国家经济周期的同步性，考察了东亚建立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一、粤港澳金融合作的基础
(一)粤港澳经贸关系非常密切
首先，粤港澳区域内贸易增长较快。2001年12月，中国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香港、澳门一起成为WTO中的独立关税区。2003年6月和9月，中国大陆又先后与香港、澳门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文件(CEPA)。很显然，这些都进一步加强了广东省与香港、澳门的经贸关系。在这些有利条件下，粤港澳区域内贸易得到快速发展。从表1中看到，香港区域内贸易发展最快，由2000年的9％增加到2007年的19.28％。澳门区域内贸易比重也由2000年的12.35％上升到2007年的14.37％。广东省的区域内贸易比重虽然变化不大，但是贸易总值却由2000年的368.6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366.4亿美元，增长幅度为271％，年平均增长幅度为38.7％。
其次，粤港澳货币的跨境流通以及金融机构互设、业务协作，为三地区的进一步金融合作奠定了基础。有文献指出，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估计，在已发行的港元现钞中，约有15％～25％在香港境外持有，其中大部分在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华南区域流通。澳门元则主要在靠近澳门的珠海、中山等珠江三角洲西岸地区流通。人民币也逐渐扩大到港澳地区流通，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小组的最新调查估计，“自由行”实施前流入香港的人民币流量约在700亿元左右，而存量约为20亿元。另据资料统计，到2004年底，港澳共有10家注册金融机构在广东省设立了26家分支机构。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和招商银行也先后在香港和澳门设有分支机构。此外，三个地区在证券业、保险业的合作也日趋紧密。
(二)粤港澳贸易结构非常相似
有研究表明，相似的贸易模式和贸易结构，是区域经济内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货币金融合作的重要基础。Branson和Healy(2005)在研究东亚经济时发现，东亚地区的贸易地理结构和商品结构非常相似。同时，他们还得出结论，建立在这种相似贸易结构基础上的本地区的货币政策，尤其是汇率政策存在事实上的不公开合作趋势。在对澳门、香港和广东省三个地区贸易地理结构分析后，我们发现，这三个地区对主要国家(地区)进出口贸易百分比很相似。三个地区2000-2007年从中国、中国台湾、美国、英国、德国、日本进出口贸易总额加上它们之间相互贸易总额占各自当年进出口总额百分比达74％至80％以上。中国大陆、美国、日本、中国台湾是三个地区共同的区域外前四大贸易伙伴。香港对粤港澳区域内的进出口贡献非常大。香港是广东省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是澳门第三大贸易伙伴。这些都表明了粤港澳地区的贸易联系非常紧密，贸易结构趋同，非常有利于加强区域内货币金融合作。
McKinnon(1963)在他的《最优货币区》论文中指出：开放度是衡量区域经济体金融合作的重要指标。另外，Frankel和Rose(1998)也指出，开放度高且贸易联系紧密的国家之间更愿意加强彼此的金融合作，以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经过对粤港澳1992～2007年贸易依存度分析，我们发现三个地区的开放程度都非常高，尤其是广东省和香港，贸易依存度在123～344之间。澳门虽然没有超过100，但也具有较高的开放度，贸易依存度在41-82之间。这进一步说明，为了获得更多利益，三个地区应该加强货币金融合作关系。
(三)粤港澳经济和贸易增长都相当迅速
1997年和1999年香港与澳门分别回归祖国后，粤港澳经济和贸易增长都十分迅速。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3年到2007年广东省、香港和澳门GDP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7.86％、4.86％和23.14％，贸易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4.68％、10.74％和8.8％。尤其是香港和澳门，GDP增长率分别由2003-年的-3.3％和16％上升到2007年的9.3％和33.2％，增长幅度分别为382％和108％，贸易总值增长率的增长幅度分别为144％和165％。
同时，香港、澳门与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联系更加密切。澳门对中国大陆的进出口贸易额百分比由2000的24.7％上升到2007年的33.7％，其中2006年达34.23％。香港对中国大陆的进出口贸易额百分比由2000的38.94％上升到2007年的47.48％。这使得粤港澳金融合作的基础进一步得到加强。
二、理论与模型
(一)VAN模型与单位根检验
我们假设三个地区本地生产总值时间序列满足
p阶自回归模型：
2005-2006年的特殊情况外，三个地区的经济波动情况具有明显的协同性。
在对三地区经济增长进行协整分析前，首先分析样本期内，三地区本地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从表3可以看出，三地区的经济增长相关系数非常高，分别为0.72、0.79和0.80。这种相关系数进一步说明广东省、香港和澳门的经济周期发展趋势是相似的。
(二)单位根检验
我们首先对三地区的变量进行季节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三个变量都存在季节单位根。所以在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时，采用(2)式的模型。为了使检验具有可信性，我们使用了ADF和PP两种方法，对三个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无论是ADF检验还是PP检验，广东省和澳门两地区的数据序列都是I(l)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香港的数据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后的序列在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时，都无法拒绝原假设，但一阶差分后的序列进行PP检验时，则拒绝了原假设。为了检验该序列是否为I(L)序列，我们又使用Kwiatkowski et al(1992)提出的KPSS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香港生产总值对数值原序列是I(l)，序列。根据Cheung and Chinn(1996)观点，当两种不同检验得到一致结论时，我们才能确认序列是否具有单位根。所以，我们可以确认香港生产总值对数值原序列有一个单位根，属于I(L)序列。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三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三)协整检验
我们首先估计含季节虚拟变量的VAR模型，根据AIC准则，确定原序列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是3，所以，如果三个序列存在协整关系，则VECM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在进行协整检验时，我们选择滞后阶数为3，运用Johansen多变量协整检验方法对三个地区生产总值对数变量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迹检验统计量和最大特征根检验统计量都表明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这说明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两个共同趋势。对协整向量进行标准化后，我们得到下面的协整向量：
zt-ygd-1.88yhk+1.33ymc+10.02
(0.60) (0.13)
[3.13] [-9.93]
小括号中的值为标准差，中括号的值为T统计量。三个地区GDP增长率存在这种协整关系进一步说明广东省、香港和澳门的本地生产总值时间序列具有共同随机趋势，同步变化，长期内具有同步性。证明了这三个地区的经济波动在长期内具有共同趋势。
(四)共同周期检验
首先，进行VECM估计，被解释变量包含长期误差修正项，季节虚拟变量和2阶滞后变量，以便确定各被解释变量是否依赖于过去值。结果显示三个地区的变量都显著依赖于过去值，为节省篇幅，未将估计的方程列出，各地区的样本调整可决系数分别为：澳门0.559，广东省0.929，香港0.926，从而说明估计具有有效性。接下来我们转向检验共同周期。我们计算了一阶差分后的序列Ayt和wt之间的典型相关值特征值，其中wt包含了长期误差修正项和2阶滞后项。典型相关的特征值和x2临界值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粤港澳三地区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特征向量，所以，三个变量存在2个共同周期。这说明粤港澳三地区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共同周期的存在既是粤港澳短期合作的指标，同时也证实了三地区经济波动的协同性。粤港澳经济波动的长期共同趋势和短期的共同周期都说明了粤港澳金融合作的可行性。
四、结论
关键词：服务贸易；贡献；SUR方法
中图分类号：F752.68文献标识码：A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两岸四地经济合作越来越频繁。受益于ECFA（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和CEPA（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两岸四地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经济融合和产业整合不断深化，经贸融合程度也正在加深。因此，深入研究两岸四地经济发展的异同对经济合作效率具有一定紧迫性，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研究两岸四地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以便为四个地区服务贸易的合作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两岸四地服务贸易特征比较分析
根据贸易依存度概念，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服务贸易依存度差别明显，中国大陆服务贸易总额出口占比、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占比、运输服务贸易出口占比和其他服务贸易出口占比呈现显著递增趋势。香港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比例呈现两阶段特征，第一阶段为1982—1996年，期间香港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占比、旅游服务贸易占比、运输服务贸易占比呈递增趋势；第二阶段为1997—2009年，期间三者占比都呈下降趋势。香港其他服务贸易占比递增时间稍长一些，从1982年一直持续到2001年，2002年后开始呈下降趋势。澳门旅游服务贸易占比2000年后也呈现快速增长，虽然澳门服务贸易总出口占比基本呈现递增趋势，但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比例很小，尤其是运输服务贸易和其他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例就更小。
台湾地区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比例情形与香港类似，只是占比增长持续时间稍短一些。台湾地区服务贸易总额出口占比、其他服务贸易出口占比1982—1993年呈增长趋势，1993年后呈下降趋势，运输服务贸易出口占比和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占比分别在1995年和1989年后呈下降趋势。从各地服务贸易出口占比大小看，香港服务贸易出口总量占比在2003年之前都大于中国大陆，2003年后中国大陆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迅速，而香港服务贸易出口有下降趋势。台湾地区在1993年前服务贸易出口占比也基本高于中国大陆，但由于中国大陆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迅速，1993年后台湾地区服务贸易呈下降趋势使得两地占比大小差距扩大。澳门服务贸易出口总量占比虽然一直呈上升趋势但占比大小在四地中都是最小。各地服务贸易分类出口占比大小的情形与总量占比情形的差异类似。
资料显示中国大陆服务贸易进口总额占比、运输服务贸易进口占比和其他服务贸易占比在1998年后呈快速增长方式，旅游服务贸易进口占比则在1991年后就迅速增长。香港、台湾地区无论是服务贸易进口总量占比还是分类占比都呈现先上升后下降情形，澳门服务贸易进口总量占比和分类占比变化较小，略微有上升趋势。
中国大陆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在1991年出现了分水岭，1991年以前传统运输服务贸易出口都大于旅游和其他服务贸易出口，1991年后服务贸易出口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中国大陆运输服务贸易出口比例在1999年以前一直下降，而后又有所上升，旅游服务贸易出口比例从1982年一直上升到2001年后又呈下降趋势。香港和台湾地区情形有些类似，其他服务贸易出口比例基本上都呈上升趋势，运输和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则基本表现为一直呈下降趋势，并且在2000年之后，其他服务贸易出口比例都在50%以上，澳门主要以旅游服务贸易出口为主，其比例一直维持在80%以上。这说明澳门的运输服务贸易出口、金融等其他服务贸易出口量相对来说太小。
中国大陆三类服务贸易进口比例在1994年后比较接近，1994年之前传统运输服务贸易进口比例远大于其他两类服务贸易进口。香港旅游服务进口比例一直都较大，2008年后才与其他两类服务贸易进口比例相接近。澳门1997年后传统运输服务贸易和旅游服务贸易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其他服务贸易则呈上升趋势。台湾地区在1984年之后三类服务贸易进口比例呈现明显特点：其他服务贸易一直都呈现上升趋势，而另两类服务贸易进口比例则基本呈现下降情形。
二、研究设计和数据
1.研究设计。为了分析中国两岸四地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本文使用Balassa（1978）提出的出口扩展型总量生产函数模型作为基本模型。Balassa在传统Cobb—Douglas生产函数（简称C—D函数）中引入出口变量，将该函数扩展为适合研究开放经济的出口扩展型总量生产函数形式：Y=F（K，L，X），其中Y为总产出，K，L，X分别为资本、劳动和出口额。随后有不少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的具体形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正。如Taylor（1981）直接在指数形式的C—D函数中引入出口变量，从而使得C—D函数形式变为：Y=AKδLβXγ，A为技术水平。Hine等（1998）假设C—D生产函数形式为：Qit=AγKαitNβit，Q为实际产出，K为资本存量，N为单位有效劳动，A被假设与时间、进口和出口有关，具体形式为：Ait=eδ0TiMδ1itXδ2it。其中M为进口，X为出口。本文根据上述文献思路，将贸易出口、进口变量引入到C—D生产函数中，从而建立包含进出口变量的新的生产函数：
Yt=eλKαtLβtMγtXηt（1）
Y、A、K、L、M、X的含义与前文相同，α为资本产出弹性，β为劳动产出弹性，γ为进口产出弹性，η为出口产出弹性。对（1）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可以得到包含进出口变量的线性生产函数为：
LnYt=λ+αLnKt+βLnLt+γLnMt+ηLnXt（2）
根据式（2），可以建立两岸四地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回归模型如下：
LnYit=α0+α1LnKit+α2LnLit+α3LnMit+α4LnXit+μit（3）
式（3）中Y为实际产出，K为实际资本投入，L为就业人数，M、X分别为服务贸易实际进口和实际出口，μ为随机干扰项，i=1，2，3，4，分别代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另外，为了比较研究两岸四地分类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本文还建立如（4）式表示的模型分析运输服务贸易、旅游服务贸易和其他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LnYit=α0+α1LnKit+α2LnLit+α3LnMTit+α4LnMTRit+α5LnMELSEit+α6LnXTit+α7LnXTRit+α8LnXELSEit+μit（4）
式（4）中MT、MTR和MELSE分别为运输、旅游和其他服务贸易进口额，XT、XTR和XELSE分别为运输、旅游和其他服务贸易出口额，其他符号含义同式（3）。
2. 数据说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产出Y、资本投入K、服务贸易进出口所有变量均为实际值，其中产出Y为本地GDP，资本投入K使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替代。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各变量实际值由名义值除以各地CPI指数（1982年为基期，1982=100）计算得到，香港、澳门各变量实际值由名义值除以GDP平减指数（1982年为基期，1982=100）得到。劳动投入都为年末就业人员数。服务贸易数据均来自WTO网站，澳门数据来源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网站，台湾地区数据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台湾地区2009年、2010年统计年鉴，香港数据来自香港统计网站，中国大陆数据来自中国经济统计网。
三、实证分析
1. 研究方法确定。表1数据表明两岸四地服务贸易进出口有着较强的相关性。除台湾地区出口和进口与其他三个地区出口和进口相关系数低于0.9外，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服务贸易进出口相关性都非常高，这表明两岸四地之间服务贸易关系紧密。
表1两岸四地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相关性出口进口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中国大陆10.9590.9760.87210.9430.9550.783香港10.9720.92410.9230.896澳门10.85410.679台湾地区11
由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服务贸易进出口相关性较大，说明两岸四地贸易进出口可能受到共同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共同因素通过贸易变化进一步影响到各地经济增长。所以，单个地区进行OLS估计残差项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为了更有效地估计两岸四地服务贸易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需要使用SUR方法对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在进行SUR估计之前，必须检验四个地区的方程是似无关还是真无关。对面板数据似无关检验的统计量一般有LR、LM和WALD，本文使用LR和LM检验统计量，它们的检验表达式分别为：
LR=T∑Ni=1lnσ2i—ln|∑|
LM=T∑Ni=1∑i—1j=1ρ2ij
其中T为1982—2009年期间样本个数，N为地区数，σ2i为各地区单独进行OLS回归分析时的方差估计值，∑为各地区回归残差协方差矩阵，ρ2ij为各地区进行OLS回归时的残差相关系数。两个统计量都服从自由度为N（N—1）/2的χ2分布，通过计算分别得到LR=1091.87，LM=17.396，置信度为95%，自由度为6的χ2值为12.592，所以两个统计量都拒绝了原假设，这表明四个地区的方程表现为似无关。
为了更有效的估计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需要使用SUR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对模型进行了OLS回归和SUR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分别如表2和表3所示。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两种回归方法在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上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可以认为估计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但是，由于各地区单独进行OLS回归分析，得到的估计结果可能有偏误，所以最终接受SUR估计结果。因此，以下分析都是针对SUR回归方程进行。
2. 回归结果分析。从表2的模型1回归结果看出两岸四地除香港外，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中国大陆劳动投入产出弹性小于资本投入产出弹性，说明中国大陆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相对过剩的事实。澳门和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相反，两地的劳动产出弹性分别为0.995和2.453，远大于各自的资本产出弹性，说明这两个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相对过剩而劳动力相对稀缺。香港的情形更特殊，回归结果表明香港的资本投入已经过剩。因为资本产出弹性为—0.672，表明资本投入每增加1%，将使经济下降0.672%，相对资本投入来说，香港的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各地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具有明显不同，台湾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明显，虽然进出口弹性为0.105，但未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服务贸易进出口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显著，系数都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香港服务贸易进出口产出弹性为0.528，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澳门，中国大陆最小。
从表2的模型2分析结果看，服务贸易分类总额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大陆地区运输和旅游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运输产出弹性为0.085，旅游产出弹性为0.212。香港和澳门只有旅游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两地旅游产出弹性分别为0.483和0.314。台湾地区运输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不但没有促进作用，反而还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运输产出弹性为负值。台湾地区旅游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明显，虽然旅游产出弹性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台湾地区其他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他服务贸易增长1%，可以促使台湾地区经济增长0.204%。
从表3中模型1回归结果来看，当将两岸四地服务贸易分为进口和出口时，中国大陆劳动投入产出弹性还是小于资本产出弹性，澳门和台湾地区的产出弹性都大于资本产出弹性，香港的资本产出弹性为负值，劳动产出弹性则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两岸四地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差异明显。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显著，出口产出弹性较接近，但这三地服务贸易进口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都不明显，进口系数都为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香港服务贸易出口对其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出口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服务贸易进口对香港经济增长作用较大，服务贸易进口增长1%，香港经济增长0.442%。由表3中模型2分析结果可知两岸四地服务贸易分类进口和分类出口，对经济增长作用同样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大陆只有旅游和运输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中国大陆服务贸易运输进口对经济增长反而不利。因为运输进口产出弹性为—0.2，中国大陆旅游服务贸易进口，其他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香港旅游服务贸易出口、进口对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其中旅游服务贸易进口对香港经济增长作用更大，旅游进口增长1%，可以促使香港经济增长0.348%。澳门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和其他服务贸易进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两者产出弹性分别为0.311%和0.050%。台湾地区的其他服务贸易进口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明显，运输服务贸易对台湾地区经济增长反而不利，其他服务贸易对台湾地区经济增长作用都不显著。
说明：（1）***，**，*分别表示通过1%，5%，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2）小括号内为标准差。
四、各地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比较
1. 各地服务贸易与经济增长贡献测算。本文使用各类服务贸易产出弹性系数，测算出两岸四地1983—2009年期间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4显示了两岸四地进出口总额和进口额、出口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需要说明的是回归时如果产出弹性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该项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明显，在计算贡献时该项都不再予以考虑。各地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1）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三地区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贡献，台湾地区进出口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四个地区的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都具有积极作用。
说明：实际值计算以1982年为基期。（进出口）总额贡献=进出口额年均增长率×进出口产出弹性，出口贡献=出口额年均增长率×出口产出弹性，进口贡献=进口额年均增长率×进口产出弹性；（贡献）份额=贡献/GDP年均增长率。
（2）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四个地区的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进出口总额的贡献份额分别由2001—2005年期间的37.17%、85.56%和52.80%，下降为25.65%、49.74%和50.21%。中国大陆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贡献份额由2001—2005年期间的42.48%下降为26.28%。虽然澳门2006—2009年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维持在44.29%，比2001—2005年高，但2009年澳门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为负27.55%，说明金融危机期间澳门服务贸易出口受到严重打击。由于澳门服务贸易依存度高，服务贸易出口的下降使得澳门GDP增长率由2008年的10.75%下降到2009年的6.09%。台湾地区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大，GDP当年增长率为负5.83%，2008年服务贸易出口对GDP的增长作了负贡献。2006—2009年台湾地区因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服务贸易出口对GDP年均增长为负贡献，且年均负贡献份额较大，达到了—74.77%。
（3）香港地区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其他三个地区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进出口总额看，香港在1991—1995年期间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小于中国大陆和澳门，2006—2009年期间贡献略小于澳门，其余年份香港地区都比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大。从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看，香港只有1983—1990年间服务贸易进口贡献小于台湾地区，其余年份服务贸易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要大于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地区。另外，相对来说澳门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要大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4）1983—2009年平均值表明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分别为27.32%、42.65%和40.11%，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地区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分别为26.85%、36.28%和37.41%，香港服务贸易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0.05%。因此，平均来看中国大陆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而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都较高。
说明：实际值计算以1982年为基期，贡献计算方法见表4说明。
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分类对经济增长贡献来看，两岸四地经济中旅游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来说更显著一些，因为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旅游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中国大陆的运输业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台湾地区的运输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值。另外，只有台湾地区的其他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表5中数据表明：（1）中国大陆服务贸易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主要是由运输和旅游服务贸易实现的，香港和澳门服务贸易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主要是由旅游服务贸易实现的，台湾地区则主要是由其他服务贸易实现的。（2）1996—2000年香港旅游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值，说明该期间亚洲金融危机对香港地区的旅游业影响极大。香港旅游贸易这段时期的增长率为—2.29%，远低于其他时期的增长率。澳门1996—2000年旅游服务贸易增长率虽然只有1.53%，但对这段时期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很高，达到了80.09%（表中数据为负值，是因为GDP增长率为负值）。
从进口分类、出口分类对经济增长贡献看（见表6），中国大陆服务贸易对经济的贡献主要是因为旅游出口和运输出口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在2000年之前，中国大陆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大于运输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000—2009年中国大陆运输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相对来说更大一些，但2009年例外，该年中国大陆运输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53.93%，这与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中国出口下降有一定的关系。1983—2009期间中国大陆运输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为10.80%，而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为20.62%。中国大陆运输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为负值，说明运输进口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没有促进作用，相反还抑制了经济增长。香港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靠旅游服务，无论是旅游进口还是出口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都很显著。1983—2009年香港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分别为31.08%和48.25%，说明这段时期旅游进口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作用更大，而香港运输出口、进口和其他服务贸易出口、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不明显。澳门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和其他服务贸易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旅游服务贸易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值，运输服务贸易出口、进口和其他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均不明显。台湾地区运输服务贸易进口和其他服务贸易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十分明确，有时促进经济增长，有时又抑制经济增长。1996—2000年、2006—2009年期间运输服务贸易进口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为正，对经济增长起了促进作用，而其他时期年均贡献率都为负值，抑制了经济增长。其他服务贸易进口在2006—2009年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为负值，其他时期年均贡献率都为正值。台湾地区的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运输服务贸易出口，以及其他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不明显。
说明：实际值计算以1982年为基期，贡献计算方法见表4说明。
2. 各地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差异分析。无论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还是从服务贸易总额分类，或是从服务贸易进口分类、出口分类分析，两岸四地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呈现显著的差异性。
（1）从贸易依存度分析，贸易依存度高低明显地影响了各地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情况是贸易依存度高，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就大，如香港和澳门的服务贸易依存度远远大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与后两者相比，前两者服务贸易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要大。不过并非贸易依存度越高，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越大。如澳门贸易依存度一直很高，尤其是2008年和2009年贸易依存度分别为104.11%和104.60%，并且一直都大于香港，但澳门服务贸易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多年份都低于香港服务贸易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从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比率分析。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与各地服务贸易出口世界占比大小并不直接相关。香港在2003年以前，服务贸易出口世界占比都大于其他三个地区，尽管2003年以后小于中国大陆，远大于台湾地区和澳门，但是香港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对经济增长贡献并不明显。
五、结论
本文的目的是旨在研究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性，以便为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提供有益的参考。通过使用1982—2009年的面板数据和SUR回归分析研究：（1）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三地区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贡献，台湾地区进出口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2）2006—2009年期间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四个地区的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进出口总额的贡献份额分别由2001—2005年期间的37.17%、85.56%和52.80%下降为25.65%、49.74%和50.21%。（3）香港地区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上大于其他三个地区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4）1983—2009年平均值表明中国大陆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而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都较高。（5）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分类对经济增长贡献来看，两岸四地经济中旅游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来说更显著一些。（6）从进口分类、出口分类对经济增长贡献看，中国大陆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主要是因为旅游出口和运输出口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香港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靠旅游服务，澳门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和其他服务贸易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台湾地区的旅游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运输服务贸易出口以及其他服务贸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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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on Four Districts of Cross—Straits
LIU Lan—feng1， YUAN Shen—guo2
（1. South China Business Colleg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545， China；2.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关键词:中国大陆;香港;货币融合;可行性
Abstract: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have close in trade, financecapital flows,spontaneous circulation between the two currencies andhistory,culture and the sources of blood,which puts forward the requirement of integration of RMB and the Hong Kong dollars. The empirical studies about the two place’s trade and output correlation indicated that the impact has similar effects to the two place’s outputs. So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s monetary integration is feasible.
Key Words:chinese mainland,Hong Kong,monetary integration,feasibility
中图分类号:F821.6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1-0045-05
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走势和调整路径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大多数学者认为,尽管美元信誉下降,但仰仗于美国的军事霸权和货币惯性能继续维持其核心货币的地位;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人民币能够成为货币体系中又一有力的竞争者,甚至是取代美元而成为新的核心货币。无论怎样,不可否认人民币的国际化趋势在增强,而当前中国应积极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中国内部货币融合,提高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中的整体竞争力。当前,重心应放在促进中国大陆与香港货币融合上。
一、中国大陆与香港货币融合的货币基础和其他有利条件
(一)人民币与港币一体化具有一定的货币基础
货币体系和货币单位是共同货币区的货币基础,货币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使共同货币区的产生与运作变得顺利。目前,在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还无意或至少还没有措施促进两地货币融合的情况下,两地市场已经出现了民间自发的直接或间接的货币交流。
港币流通于大陆始于二十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当时只限于深圳特区,但随着两地金融联系的密切,港币逐步从深圳向整个华南地区深入。香港居民直接用港币在大陆进行消费和捐赠,其消费包括旅游、购买消费产品和房地产等。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之前,香港居民常常通过大陆的外汇黑市卖出港元,但随着外汇价格逐步市场化,港人开始直接用港币在大陆进行消费和公益捐赠。在投机方面,也有不少港人为了赚取利差收入而将资金存入大陆银行,少数投机商还向大陆居民借取身份证来开立A股股票账户,并用港币现钞向大陆居民兑换人民币进行股票投机炒作。另有部分由香港银行业务产生的港元净流入变为港元现金流入市场和居民手中。虽然港币流入大陆的渠道多种多样,其数额很难精确统计,但香港金管局采用间接估算法估算出,在已发行的港元货币总额中大约有15-25%在香港境外持有,其中大部分在华南地区。然而,自从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就有人民币流入香港,1993年前数额很少,范围也小。但1993年后,大陆正式允许其居民每次携带6000元人民币出境,因此流入香港的人民币数额不断扩大。加之近几年来《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颁布和人民币个人业务在香港的顺利开展,通过正规或非正规渠道进入香港的人民币,在银行、商店、旅游相关的服务行业及居民个人之间大量流通使用。
可见,两地货币在民间的自发流通与使用一直存在,随着两地经济金融一体化的进一步加深,两地货币自发融合的趋势还会增强。这为大陆与香港两地货币一体化打下了良好的货币基础,并对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中国大陆与香港货币融合的经济可行性
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对外经济开放度较高、经济相互依赖性强、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较高、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和经济相关性较强的国家或地区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依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大陆与香港已经具备了建立统一货币的经济条件。
1. 巨额贸易加强大陆与香港两地经济依赖性。贸易往来是大陆与香港经济联系最密切的表现,大陆自1985年至今一直是香港最大贸易伙伴,是第一位的进口来源地(自1982年起),第一位的转口市场(自1984年起)和第二位的香港产品出口市场(自1984年起),1993年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居首位的香港产品出口市场。大陆是香港最大贸易伙伴,而香港是大陆的重要贸易伙伴和大陆进出口商品的重要中转港。
大陆与香港的贸易虽然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就已存在,但两地贸易的真正发展还是在1978年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1978年香港对大陆的贸易总额为10845百万港元,到1985年增长为120175百万港元,第一次超过了香港对美国的贸易总额94288百万港元。至今,香港对大陆的贸易总额一直是第一的,而2008年更是达到2781180百万港元,是1978年的256倍之多,占到了香港对外贸易总额的47.5%以上。出口方面,香港对大陆的出口从1978年的296百万港元上升到2008年的1370445百万港元,是香港出口总额的48.5%。可见香港经济对大陆具有很强的依赖性。
另一方面,香港也是中国大陆商品出口的重要市场,来自大陆的各种廉价生产原料是香港制造业的重要支撑。而长期以来,大陆供应香港的各种廉价农副产品,更是香港人生活的基础。1978年,大陆对香港的出口总额为10550百万港元,占香港总进口的16.73%;2008年,大陆对香港出口1410735百万港元,占香港总进口的46.63%,这一比率几乎是1978年的3倍。另外,2008年大陆全部对外贸易总额为25616亿美元,对香港的贸易总额为2036亿美元,尽管只占全部贸易额的7.9%,但对于大陆这个庞大的经济体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比重。因为大陆与主要经济体欧盟的贸易额只占大陆总贸易额的16.61%,美国为13.03%。除此之外,香港是大陆对外贸易的最大转口港,长期以来发挥着中国商品货仓的作用。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网上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香港转口贸易总额为2733394百万港元,其中1707696百万港元是来自大陆商品的转口出口,其比例占到62.48%;还有1335687百万港元是由香港转出口到内地的商品,占到48.87%。以上这些数据显示,近些年大陆与香港的经济相互依赖性在不断增强,直接产生了对统一货币的需求。
2. 投资增加扩大了对统一货币的需求。香港与大陆的经济联系,贸易联系是一面,另一面则是投资上的联系。贸易关系表现了两地经济关系的密切程度,两地相互的直接投资则是促进这种关系的基础。
从要素的流动性来看,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实施,大陆与香港的经贸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这必将大大促进两地要素的全面流动。由于不存在语言、和风俗习惯上的差异,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相对较为容易。在资本流动方面,香港自1985年以来一直是大陆外商直接投资资本的主要来源地。近几年香港对大陆的直接投资统计可以看出,不仅香港对大陆的投资数额每年不断增长,2006年比同期增长12.73%,2007年同期增长36.92%,到2008年更是增长了48.14%;而且其占大陆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率也是逐年增长,2008年已经几乎占到外商投资总额的一半。同样,内地也有大量资金流入香港,内地已经成为香港最大外来投资者之一。从1872年香港招商局创建开始,中资企业在香港已有100多年的经营历史了。不过,与港资在华企业分布不同,驻港中资企业90%投资于非制造业,遍及香港的各行各业。来自大陆的中资企业还利用香港的股票市场融资。1993年,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正式上市,开创了中国大陆企业利用海外上市融资的先河。此后,多家公司在香港上市利用香港的股票市场进行融资。另外,大陆与香港的金融往来也为货币一体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先是1994年5月1日,中国银行被授权在香港发行港币,成为继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的第三家港币发钞银行。随着CEPA的签订和实施,允许具有资格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可以在大陆和香港互设公司,更进一步促进了大陆与香港货币的融合。
(三)人民币与港币一体化的人文基础
目前国际流通货币主要有两种模式:美元模式和欧元模式。客观地讲,美元模式一方面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国际社会更加不公正。欧元模式既超越了国家利益的束缚,又保留了国际流通货币的长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美元模式的“扬弃”。而“华元”模式(即“华元”共同货币区)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较强的认同感,其包容性虽不及欧元模式,但比美元模式大;其认同感虽不及美元模式,却比欧元模式强。因为其既有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底蕴,又有现代的、开放的、复兴的需求。
香港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同胞与内地人民血脉相连,使用同一货币的历史源远流长。虽然两地因历史原因被分割了一个世纪,但千万年来形成的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生活习惯等使两地保持了天然的亲和力,这对两地货币一体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这种民族一体化的优势是当今任何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所不具备的。尤其是大陆与香港的货币一体化是同一国家内的货币融合,根本利益一致,从而可以减少货币统一过程中的磨合成本。从现实情况来看,两地政府具有寻求汇率稳定、推进本币国际化,通过货币国际化扩张效应争夺市场份额、带动经济发展的共同愿望。大陆与香港组建最优货币区后,香港的资本和商品可以直接进入内地,充分利用内地丰富的资源和广袤的市场以提高资本效率,促进两地经济共同繁荣与发展。大陆也需要香港作为对外经济的窗口,通过这个中介在世界经济中谋求更多的利益。
二、人民币与港币一体化的制约因素
尽管目前大陆与香港区域货币合作存在很大的现实空间,但仍面临重重困难,这些困难主要集中在两地市场发展水平、财政政策上的差异以及人民币非自由兑换上。
(一)大陆与香港市场发展水平的差异
从市场发展水平来看,大陆与香港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完善,香港已成为全世界所公认的成熟市场。其市场开放度、运作体系、管理水平、交易品种等方面都可以与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媲美。而大陆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时间较短,外汇市场基本上与国外市场及本币市场相割裂,资本市场也只有小部分对外开放,法律不够完善、市场运作也不够规范,构成了与香港不平衡的状况。从市场开放度来看,由于两地经济体大小的悬殊,其商品市场开放度差距不是很大,但在金融市场开放度方面,两地的差距相当大。大陆虽然加快了金融市场开放的节奏,但外汇市场基本上还是一个封闭的市场,证券市场开放领域还很有限,因此总体开放度较低。
市场发展水平和开放度的差距就会制约两地的货币融合。香港的政府和人民面对不尽如人意的大陆市场现状,会采取相当谨慎的态度。管理手段与监管水平的差距也会阻碍大陆与香港金融市场的相互开放与进一步融合的速度。尤其是大陆利率未实现全面市场化,银行存贷款利率主要由政府官方规定,不取决于市场资金供需,使得大陆与香港市场的开放与融合缺乏了基本的市场价格基础。
(二)财政政策上的差异
参看欧洲一体化经验可得,如果香港与大陆要建立货币联盟,财政预算和财政政策可以保持各自独立,但至少应该做到财政政策协调一致,财政赤字相对水平接近。但事实上,香港与大陆财政政策与财政赤字方面具有巨大反差。香港多年来一直采取谨慎财政政策,具有大量的财政盈余,而大陆很多年以来实行的是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那么香港就难免会担忧大陆的财政赤字危及货币联盟的货币与汇率稳定,直至影响到区域内经济状况的稳定;大陆也会担心在内部经济发生不平衡时,失去强有力的财政政策调节工具,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实现两地的货币合作。然而,近几年来香港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香港政府采取征税、减薪、减少公共福利保证财政储备,维持固定汇率的做法足以说明政策差异并不是完全不可调和的,只要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在财政政策偏好上达成一致,具体的财政赤字和财政差异问题便可以协调一致。
(三)人民币非自由兑换性
货币一体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成员国货币可以自由兑换、区域内没有任何针对货币及资本交易的外汇管制。港币是完全自由兑换货币,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自由买卖、自由流动,也可以在香港和内地与人民币自由兑换。但人民币是非自由兑换货币,它不具备国际储备功能,在香港的需求是要以回流大陆为前提的,人民币的出入境数量也还受到严格的限制,这就使目前尚缺乏港币、人民币融合的基本前提条件。
虽然港元是自由兑换货币,内地居民持有港元,除了便利交易与支付之外,更多的是作为资产组合及保值的一种工具,一般不会很快支付出去。内地居民通过正规与非正规渠道得到的港元主要沉淀在境内银行或在民间流通。也就是说,在人民币非自由兑换的条件下,港币与人民币的相互流通具有不对称性,要让这种流通进一步大规模扩大是较为困难的。如果在人民币尚未实现自由兑换情况下,就出现人民币在香港或港币在内地流通迅速扩大的情况,那对两地稳定货币流通反而是不利的。人民币的非自由兑换性,一方面,阻碍了内地金融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及与香港金融市场的进一步融合,限制了资金在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自由流通;另一方面,限制了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但是,人民币的非自由兑换是由于大陆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完善,市场运作缺乏规范所导致,它是大陆现实情况下的理性选择,一时难改,要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还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较长过程。
虽然大陆与香港在市场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财政政策偏好的不同和人民币的非自由兑换性质使得人民币与港币一体化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大陆与香港在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的密切联系却从客观上提出了人民币与港币一体化的要求,也为人民币与港币一体化的实现打下了良好的现实基础。这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两地政府进行相关政策的协调,同时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外汇市场制度的不断改革,人民币与港币一体化终将被提上议事日程。
三、中国大陆与香港货币融合的实证分析
随着大陆和香港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两地经济周期是否趋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地是否构成最优货币区。如果经济周期趋同,两地执行独立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需求较小,组成最优货币区的成本较小;如果经济周期趋异,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是稳定经济的必需,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较大,不宜组成最优货币区。那么,对于大陆和香港来说,贸易联系的密切究竟导致经济周期趋同还是趋异呢?本部分将对此问题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探讨大陆和香港是否适宜组成最优货币区。
(一)模型和样本选择
弗兰克尔和罗斯(1997)提出通过检验贸易联系与实际GDP之间的相关关系,判断经济一体化对两地经济周期的影响。
表示, 两个国家在时期内两地经济活动的关联程度, 表示两地贸易联系,
表示贸易之外其他因素的影响,和 是待估计的回归系数。贸易联系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可以根据 符号加以判断,如果 是正数,表明随着贸易联系的密切,两地经济周期也趋同;如果 是负数,说明经济一体化加强了生产专业化和集中效应,两地面临不对称冲击的可能性更大。值越大,上述效应越大。因此 值是判断贸易联系与经济周期相关性的关键。
本文将借鉴此模型对大陆和香港的贸易联系和产出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产出方面通过大陆和香港实际GDP的相关性加以衡量,弗兰克尔和罗斯衡量产出相关性时采用了三项指标:实际GDP、工业产值和失业率,由于工业产值和失业率的相关数据难以得到,本文通过实际GDP的相关性衡量经济活动的关联,从一个侧面反映两地经济周期是否一致。在衡量两地GDP的相关性时,由于两个时间序列的相关性是一个常数,无法与贸易联系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因此本文不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中简单的相关性计量来衡量,而是用 时期香港的GDP占两地GDP总和的比重来表示,即。其中, 指 时期香港的GDP数值, 代表
时期大陆的GDP数值。
贸易联系方面,在 时期大陆和香港两地的贸易联系用大陆对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两地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来表示,即:
其中,表示 时期大陆对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而 和分别表示时期大陆和香港的进出口贸易总额。
本文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5.0进行回归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是大陆和香港两地GDP、两地各自对外贸易总额和两地之间的贸易总额1985年-2008年各期数据。大陆方面的数据1985年-2007年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2008年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而得。香港方面的数据以及大陆与香港的贸易总额的数据各期均来源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是从不同的网站得到的数据,所有数据的单位并不一致。为了计量的准确性,本文在计量回归时利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网上公布的每年人民币兑港币的汇率,将香港的GDP、贸易总额以及两地之间的贸易总额转化为人民币统一计量。
(二)实证研究过程和结果
经过以上环节的数据处理后,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参数估计,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表中的数据进行统计检验,可以看出,判定系数R2虽然不是很高,但也是比较接近1的,这表明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优度还比较好。F统计量比较大,其概率P0,表明模型线性关系显著。而常数和自变量的T统计量的绝对值都大于2,可以认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显著的。由于此模型是单变量模型,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对其进行怀特(White)检验后可得此模型也不存在异方差性。但是,在回归方程窗口中对其残差进行偏相关系数检验,发现回归模型存在一阶自相关性问题。针对一阶自相关性,用广义差分法进行修正,即在Eviews中输入回归命令时在LS命令中加上AR(1)项,系统将自动使用广义差分法来估计模型。同时,系数的估计值虽然具有显著性大为负数,不符合经济意义,在修正时将其剔除。新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2的回归结果,可得最终的回归方程为:
t= (4.4267)(5.7870)
R2=0.90432=0.89976F=198.48DW=2.2036
经过一系列检验修正后的模型判定系数、调整的判定系数都相当大,F检验值也比以前大,表明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更好。且自变量的t检验值也显著,表明对因变量 有显著影响,并且 的变动中有90.43%是由于自变量变量
的变化所引起的。Granger和Newbold提出了判断伪回归的一个经验法则:若回归分析结果中R2>DW,可能存在伪回归问题。根据这一法则可以简单判断该模型不存在伪回归的问题。另外,从经济意义上考虑, 也符合经济意义,模型可以采用。
四、结论
实证检验结果 值为正数,表明内地和香港贸易联系与经济周期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两地在经贸联系密切的同时,经济周期也体现出相同的发展趋势,表明冲击对两地产出的影响是相似的。自1978年大陆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内地和香港在商品贸易、金融投资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内地和香港互相依赖,正是这种相互依赖和共同发展使得两地经济日益一体化,经济周期也呈现出相同趋势。
虽然大陆和香港两地的经济周期呈现出趋同的发展态势,但是值较小说明二者的相关性还比较小,两地的经济一体化尚待进一步深化。香港和大陆目前正向着建立自由贸易区而努力,两地经贸关系已正式确立为更紧密经贸关系,这是自由贸易区或自由贸易协议的一种。相信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两地经济联系将进一步密切,而且香港经济在各个方面将越来越依赖内地。随着两地在商品、服务和要素流动方面障碍的逐步减少和取消,在最终消除了资本、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度流动的障碍后,两地经济将会完全融合在一起,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一体化将会实现。
参考文献:
[1]黄燕君.港币―人民币一体化:意义、条件、前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刘瑛.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人民币与港币关系研究[J].亚太经济,2004,(4).
关 键 词：经济开放度；经济增长；长期均衡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4-0090-05
一、相关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经济开放度是进行诸如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等实证研究不可缺少的基本变量，它综合反映一国（地区）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但经济开放度的度量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并有多种度量方法。较早的经济开放度度量指标是对外贸易依存度，即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表示经济开放度。这种方法直观、容易测算，一直为研究者广泛采用。但在研究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用对外贸易依存度来度量经济开放度的局限性，因为一国（地区）经济开放程度要受到该国（地区）的经济规模、市场规模、消费需求等影响，因此对外贸易依存度并不能完全反映经济开放度的变动。
1990年代开始，学术界对如何合理度量经济开放度出现了不同看法。总的来说，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指标体系法。例如Dollars（1992）[1]采用单一指标法，运用商品实际价格对贸易开放条件下价格的偏差程度来体现经济（贸易）开放度；Sachs & Warner（1995）[2]采用综合指标法，选取平均关税率、进口非关税率、黑市交易费用等5类指标将国家（地区）分为开放或不开放两种类型，以此考察一国（地区）的经济开放度等。二是模型构建法。例如Leamer（1988）[3]使用包含9个要素的Hecksher-Ohlin模型，对53个国家的183种商品估计净贸易流量和贸易强度，然后利用贸易强度的预测值和实际值之差作为贸易开放度指标；Lloyd & MacLaren（2002）[4]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对常用的贸易依存度指标进行改进，得出一组衡量贸易开放度的指标，并计算了14个国家（地区）的开放度水平等。
从国内研究来看，不同学者度量经济开放度指标的方法各异。李（1998）[5]、胡智等（2005）[6]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三个角度测算了一国的对外开放程度。陈耀庭（2000）[7]以外贸依存度作为经济开放度主要度量指标，并比较了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开放程度。黄繁华（2001）[8]、兰宜生（2002）[9]、何枫等（2004）[10]均认为经济开放度指标应包含贸易和投资两个范畴。李建军（2003）[11]采用国际收支自主易项目的借方余额和贷方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反映经济对外开放程度。郭妍等（2004）[12]选取外资依存度、外贸依存度、对美贸易依存度和实际关税率等指标来测算我国的经济开放度。孙焕民等（2004）[13]采用Panel-data模型方法，对15个国家1993～2002年汇率波动与衡量经济开放度层次的三个指标――国际贸易、直接投资、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范良（2005）[14]则以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为基础，分别从实体经济层面的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层面的投资开放度来界定我国的经济开放度指标。此外，还有学者从产业等角度探讨了经济开放度指标的其他度量方法。[15]
对于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术界有较为一致的观点，即经济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认为，发展中国家（地区）能够通过对外贸易更好地利用发达国家已有的知识存量，因此，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贸易利益要高于发达国家。[16]但对于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具体作用过程与内在机理关系，不同学派和学者的观点却大相径庭。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主要来源于贸易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促进资本形成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以Romer（1986）[17]、Lucas（1988）[18]等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经济（贸易）开放主要通过加快本国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Barro & Sala-I-Martin（1995）[19]认为，开放国家有更强的吸收先进国家技术进步的能力；Grossman & Helpman（1991）[20]运用Lucas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发现贸易的开展促进了国内资源在物质生产部门和知识产品生产部门之间的要素优化配置，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还有学者从竞争的角度来研究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贸易开放使来自国外的竞争加强，世界市场的竞争提高了生产率，因而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
综合来看，尽管学术界在理论方面对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有较为一致的观点，但在经验研究方面仍存在许多差异，最明显的是关于经济开放度指标的度量，不同的度量方法、样本空间和经济开放指标会产生不同的结论。本文综合运用指标体系法和模型构建法，选取外资依存度、外贸依存度、粤港贸易依存度和实际关税率作为衡量广东省经济开放度的指标，其理由是：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外资和对外贸易是广东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可以用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对其进行考察；粤港贸易在广东省对外贸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985～2005年，粤港进出口额占广东省进出口额的比重平均为33.81%，广东省对香港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43.48%，①因此可以将粤港贸易依存度作为考察广东省对外贸易主要地区结构的指标；结合近年来我国内地削减关税、消除贸易壁垒、进一步促进经济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的现实，选取实际关税率作为反映广东省经济开放度的“反面指标”，以使整体指标体系符合现实性、全面性和可操作性的要求。通过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分析技术，分别将上述指标与广东省整体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揭示引进外资、贸易开放、粤港贸易、关税削减与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需要先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如果一个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但是经过对其进行次差分使之成为平稳序列，则称该序列为阶单整（Integration）序列，记为I(k)。一个时间序列是否为平稳序列以及如果是不平稳的情况下它是几阶的单整序列要通过计量检验来确定。通常检验时间序列单位根的方法有三种：Dickey-Fuller（DF）检验法、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检验法、Phillips-Perron（PP）检验法，目前用得最广泛的检验方法是ADF检验法。
已有的研究在测量经济开放度时多选取截面数据（Cross-sections），本文为了考察经济开放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选取广东省1985~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测算②，分析历年经济增长（地区生产总值，GDP）和外资依存度（实际利用外资额与GDP的比值）、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粤港贸易依存度（粤港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实际关税率（海关关税收入与进口总额的比值）等反映经济开放度的四项指标之间的协整关系。各经济变量数据经过价格指数化处理后，为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分别取其对数，记为LNGDP、LNINVEST、LNTRADE、LNHK和LNTAX，应用ADF检验方法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注：（1）检验类型中的c和t表示截距项和趋势项，k表示检验所采用的滞后阶数，加入滞后项是为了使残差项为白噪声；（2）*表示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表示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其余为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3）D2表示变量的二阶差分。
经过检验可知，所有变量原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说明存在单位根，不能拒绝零假设H0：p′=1；而它们的二阶差分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小于相应的临界值，表明至少可以在相应的置信水平下拒绝零假设H0：p′=1，因此原序列二阶差分序列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I(2)序列。
（二）协整检验
一般地，在对变量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时，常常使用回归分析方法，但这种回归分析要求变量都是平稳的（至少是趋势平稳）。在变量是非平稳的过程中，回归分析的结果有可能产生“伪回归”（Spurious Regression）现象。而平稳性检验表明，原序列二阶差分序列是同阶平稳的，有可能存在某种协整关系，因此就不能用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来说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均衡关系。
协整分析技术是近年来出现的处理非平稳经济时间序列的有力工具，它从分析时间序列的非平稳性入手，探求非平稳变量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21]对于变量之间协整关系的检验，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Engle & Granger（1987）提出的基于协整回归残差的两步检验法，二是Johansen & Juelius（1990）提出的基于VAR的协整系统检验。[22]由于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是在假设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向量条件下的检验，如果变量之间存在多个协整向量时，两步检验法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采用Johansen提出的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建立基于最大特征值的似然比统计量?姿-max来判别变量LNGDP、LNINVEST、LNTRADE、LNHK和LNTAX之间的协整关系。前面已经检验了各变量序列均为I（2）序列，由此可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在运用Johansen协整分析方法检验之前，还要确定每个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本文对最优滞后期的选择根据无约束的VAR模型的残差分析（滞后2阶）来确定，检验结果见表2和表3：
从表2和表3可知，变量LNGDP、LNINVEST、LNTRADE、LNHK和LNTAX之间存在一定的协整关系，对应的长期协整方程（令其为VECM）为：
VECM=LNGDP-1.141871×LNINVEST-2.741934×LNTRADE-1.178975×LNHK-0.172201×LNTAX+5.76493
对VECM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它已经是平稳序列；做图也可看出VECM的数值在0轴附近上下波动（见图1），证明各变量之间的确存在协整关系。从反映长期均衡关系的协整方程来看，外资依存度（INVEST）、外贸依存度（TRADE）、粤港贸易依存度（HK）、实际关税率（TAX）与GDP之间均存在正向的协整关系，说明经济开放度对广东省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的长期均衡效应。根据标准化协整系数可以判断，外贸依存度与广东省GDP间的协整关系最强，即外贸依存度每增加1%会带来广东省GDP增加约2.74%；其次是粤港贸易依存度，其每增加1%会带来广东省GDP增加约1.18%；外资依存度与GDP间的协整关系，同粤港贸易依存度相当，其每增加1%会带来广东省GDP增加约1.14%；实际关税率与GDP间的协整关系则相对小得多。反映经济开放度的四项指标与广东省GDP之间的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充分表明，经济开放尤其是对外贸易对广东省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积极的拉动作用。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协整检验结果可知，广东省经济开放度各项指标对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效应，但这种均衡效应是否构成因果关系及因果关系的方向如何，尚需要进一步验证。本文采用Granger（1969）[23]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根据表4可知：GDP是外资依存度提高的Granger原因（LNGDP?圯LNINVEST），一方面说明广东省经济增长吸引了大量外来资本，带动了外资依存度的提高，而不是相反，也不存在互为因果的情况；另一方面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外资依存度在经济增长中的直接导向性作用并不明显。外贸依存度的提高是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LNTRADE?圯LNGDP），说明对外贸易是促进广东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GDP与粤港贸易依存度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LNGDP?圳LNHK），说明随着广东省经济增长，粤港贸易依存度逐渐提高，同时粤港贸易（主要是广东省对香港出口）的蓬勃发展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广东省经济增长率的提高。③ GDP增长导致了实际关税率的提高（LNGDP?圯LNTAX），但在协整检验中，GDP与实际关税率的协整系数较小（-0.172201，见表3），说明这种作用相对微弱。因此，从实际效果来看，广东省增长与实际关税率之间这种单一方向的长期均衡效应并不明显。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利用广东省统计局公布的1985～2005年时间序列数据，选取外资依存度、外贸依存度、粤港贸易依存度和实际关税率作为衡量广东省经济开放度的指标，通过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考察这些指标（经济开放度）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效应，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反映广东省经济开放度指标的外资依存度、外贸依存度、粤港贸易依存度、实际关税率与GDP之间存在正向的协整关系，说明经济开放度对广东省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的长期均衡效应。同时，外贸依存度与广东省GDP间的协整关系最强，其次是粤港贸易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实际关税率与GDP间的协整关系则相对小得多，说明经济开放尤其是对外贸易在广东省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广东省GDP增长增强了外来资金投资的吸引力，并促使实际关税率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以优惠政策和廉价的土地与劳动力，积极承接海外制造业的转移，大量外来资金的持续投入，使外资依存度不断上升。外来资金（主要是港商投资）加快了广东省工业化进程，形成了外向带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实际关税率方面，由于广东省地处沿海，毗邻港澳，最先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开放（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因此GDP与实际关税率呈现相对较弱的正向协整关系，对其影响作用也相对较小。
3．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促进了广东省GDP的增长，并且两者之间的协整关系是四种指标中表现最显著的。广东省位于中国的南大门，是连接国际和国内市场的重要桥梁，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广东省加强对传统出口产业的技术改造，工业整体技术水平逐年上升，形成了电子信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新能源、生物技术等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群，珠江三角洲已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发展最快、出口总额最多的高新技术产业带。可以这样说，广东省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与对外贸易的拓展是分不开的，对外贸易是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生命线。
4．广东省经济增长与粤港贸易依存度呈现出双向的良性互动因果关系，并且两者之间具有较强的正向协整关系。这一结果不仅仅表明广东省经济增长是粤港贸易依存度提高的原因，更反映出粤港进出口贸易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长期以来，粤港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贸易联系，近几年均以年增400多亿美元的幅度增长。2006年粤港进出口贸易总额（含转口）突破3500亿美元，广东省7成进出口贸易通过香港进出口或转口，广东口岸进口香港CEPA项下“零关税”产品的受惠货值和优惠税款均占全国近7成。未来一段时期内，粤港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加强，将对两地经济增长产生深远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对外贸易（以粤港进出口贸易为主）的蓬勃发展。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国际背景下，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区域内各成员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加快；尤其是中国入世过渡期结束、CEPA深入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加速形成和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加快发展，为广东省更好地发挥区位优势、综合竞争优势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国际引资竞争日趋激烈，贸易争端和贸易保护逐渐增多，正在成为广东省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广东省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必须不断提高统筹省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增强在扩大开放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努力提高吸引外资的质量和对外投资能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增长是广东省外资依存度提高的Granger原因，因此要大力发展区域经济，增强区域经济的综合竞争力，把吸引外资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技术管理创新、区域协调发展、国企改组改造紧密结合起来，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二是着力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外贸依存度的提高是广东省增长的Granger原因，因此在保持对外贸易稳定较快增长的同时，更要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发挥对外贸易对拉动经济增长和促进自主发展的作用。三是大力提高泛珠三角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区域内的全面合作。广东省增长与粤港贸易依存度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因此要以打造泛珠三角区域品牌为中心，充分利用CEPA来提高粤港经贸合作水平，增强粤港区域间的经贸互动关系，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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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依据历年《广东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②由于粤港贸易额自1985年始有统计数据，因此本文的时间序列数据均从该年计起。
③体现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中，LNHK?圯LNGDP的概率值（0.00366）小于LNGDP?圯LNHK的概率值（0.00456），即拒绝原假设“LNHK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的概率更大，亦即粤港贸易依存度（HK）的提高是广东省GDP增长的原因的概率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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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保税区自由贸易区转型可行性
我国保税区于1987年年底开始设立，至今共设立了15个保税区。经过多年发展，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连接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促进国际贸易、引进外资和技术、促进我国适应全球化潮流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保税区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我国保税区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我们应当继续提高沿海地区的国际竞争力，建成几个具有国际水平的自由贸易区，作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的尖兵。在改革发展中拟订目标模式为“境内关外，适当放开；物流主导，综合配套；区港结合，协调发展；统一领导，属地管理”，使我国保税区转型为自由贸易区。
根据我国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模式和设区指导思想，在转型试点阶段，我国拟在15个保税区中选择条件较好的保税区先行试点。本文来源于笔者主持的辽宁省社科联2006年度经济社会发展课题“大连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论证研究”，试图对大连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进行论证分析。
一、大连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战略意义
1.带动整个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
大连位于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地带，如果大连保税区开放转型，将使我国北部出现一个国际枢纽港，使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获得有利的支撑，甚至有可能出现加速度式的发展，从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
2.引领东北经济振兴
大连保税港区的开放为辽宁乃至东北的企业搭建了平台，将进一步提升辽宁乃至东北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激发老工业基地的活力，加快东北振兴发展的步伐。就象当年设立深圳特区带动珠三角的发展，开发浦东新区促进长三角腾飞一样，大连保税港区的开放发展将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改造，将引领东北经济振兴。
3.推进大连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从国际经验来看，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通常是与自由贸易区（保税区）的发展相辅相成的，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需要依托保税区提供良好的服务，保税区在国际航运服务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空间。大连建设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是大连保税区发展的宝贵机遇，国家政策上给予一定优惠，大窑湾保税港的批复更是为大连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4.有助于外向型经济发展
在未来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较长的时间内，作为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贸易方式，加工贸易仍将占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国际经验表明，加工贸易的发展对港口尤其对保税区制度有强烈的要求，全球营销时代加工贸易的发展需要一个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自由区域。大连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国际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向东北腹地延伸和辐射，也有利于我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二、大连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可行性分析
根据我国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模式和设区指导思想，先选择几个保税区作为转型自由贸易区的试点。选择试点考虑的指标体系应包括区位优势、现有条件、发展前景等几个方面。现根据这些指标体系，对大连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进行论证。
1.区位优势
大连地处环渤海经济圈和东北亚经济区的中心地带，是东北地区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地区进行经济合作的理想区域，有利于大连港与日韩等港口之间的竞争。
大连港是东北腹地离世界最近的港口。2006年1月份～8月份，辽宁省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是300.1亿美元，大连市完成了202亿美元，占辽宁全省的67%。就集装箱运输而言，大连港仍占整个东北地区货物总运量的70%以上，特别是外贸集装箱，大连港目前占整个东北地区94%的市场份额。这说明大连港口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区位优势非常明显。
2.腹地优势
大连作为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最重要的出海口，具有发展潜力极大的腹地优势。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四盟面积近110万平方公里，人口为1.1亿。东北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产地基础良好，科教优势明显，技术人才众多，基础条件完备。东北三省原油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二，木材提供量占全国一半，汽车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汽车中的中型产量占全国二分之一；造船业产量占全国三分之一，钢产量占全国八分之一。中央政府将在东北地区建设六大产业基地，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和扩大开放战略的推进，东北地区的后发优势将更加突出。
3.港口基础优势
自由贸易区建设目标是区港一体化，大连保税区正是借助港口优势得以发展。大连港口接近国际海上运输主航道，深水资源等建港条件优越，是环渤海和辽东半岛沿岸港口通往世界的最近点。大连港功能完备，设施齐全，集疏条件优良，服务功能完善，是我国沿海集装箱、粮食、矿石、煤、钢铁、油品、汽车整车等货物运输的重要港口，大连港核心港区大窑湾港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国际深水中转港之一，建港条件位居全国首列，可建设51个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
4.良好的经济基础
良好的经济基础是保税区晋身为自由贸易区的条件之一。大连保税区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产业链条相对完备的产业优势和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功能优势，大连保税区的进出口总额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5.政策优势
大连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重点建设的东北亚重要国际航运中心。为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推进大连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进一步扩大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国家出台诸多鼓励政策。这些政策都是其他沿海港口地区不具有的，政策的逐步实施必将推进东北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东北地区经济振兴步伐。
6.物流枢纽优势
目前大连港承担着东北地区70%以上外贸海运货物和90%以上外贸集装箱运输。随着东北地区形成的巨大生产供给能力和逐步增加的消费需求，以及哈大铁路电气化改造和东北东部铁路建设，大连物流枢纽优势将更加明显。大连保税区作为东北地区惟一的保税区，凭借特殊的政策和功能优势，已经成为东北地区现代国际物流的最佳运作区，对东北地区保税物流发展的牵动和龙头作用日趋凸显。
7.城市综合优势
大连基础设施完善，服务功能齐全，具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先进的技术基础。目前，全市已建成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以光缆传输为主，以数字微波和卫星通讯为辅的骨干传输网络，并拥有在数字口岸系统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大连口岸物流网。国际航运、商贸、金融、旅游和信息中心建设正在稳步进行中。
通过对大连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内外部条件及经济和社会效用作了科学严谨的论证，我认为大连基本具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条件。大连保税区所在地有一个条件较好的深水港，腹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转口贸易量较大，进出口增长潜力大，物流服务也可扩展，大连保税区在发展方向上已正在向“自由贸易区”靠拢。
三、大连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基础保证
1.“区港联动”试点拉开转型自由贸易区的序幕
“区港联动”是国际上发展自由贸易区的通行模式。2005年8月1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大连保税区与邻近的港口开展“区港联动”试点。2005年11月24日，大连保税物流园区率先通过了国务院联合验收组的验收，正式封关运行，成为继上海之后第二个通过国家验收的区港联动试点。
大连保税物流园区位于国际深水良港――大窑湾集装箱码头岸线腹地，面积1.5平方公里。作为东北地区唯一区港联动试点区域，大连保税物流园区封关运作以来取得了显著成绩。截止到2006年11月24日，完成进出区业务2251票，货值1.25亿美元，货量4万吨，园区内物流企业已增至40余家。物流园区封关运作一年多，其所特有的政策与区位优势日益显现，业务量大幅上涨。进入物流园区内的企业可享受保税区除了生产加工外的优惠政策以及出口退税优惠，货物出园区视同进口，国内采购的货物进园区视同出口。
2.大连保税港建设推进了自由贸易区转型
保税港区是目前中国对外开放层次最高、政策最优惠、功能最齐全、区位优势最明显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它整合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等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政策优势、功能优势和区位优势，具有国际中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国际转口贸易和出口加工等功能。
2006年8月31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大连港建设大窑湾保税港区规划。这就意味着，在这一规划面积6.88平方公里的港区内，将享受到目前中国范围内层次最高的优惠政策，大连保税区在向自由贸易区发展的进程中又迈进了一步。
大连大窑湾保税港区总面积6.88平方公里，具备港口、物流、加工、展示四大功能。国务院批准后，大连大窑湾保税港区即开始投资建设，现正在全力推进，将于今年6月底前封关运作，其将成为包括上海洋山、天津东疆在内的中国三大保税港区中，第一个开始运作的港区。
按照国务院批复，大窑湾将按国际枢纽港、自由港及自由贸易区运作和管理，由海关按照“一线开放、二线管住、区内自由、入港退税”的监管原则，实行全域封闭化、信息化、集约化监管。建成后的大窑湾保税港区将真正实现区港一体化。
四、大连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几点建议
1.大连争取首批自由贸易区试点
早在1992年，大连就获批建设1.92平方公里的保税区，这也是保税区管委会最初所辖的管理范围。2003年，为拓展规划空间，保税区启动填海5平方公里。2004年，紧邻大窑湾码头的保税物流园区开始实施“区港联动”试点。
大窑湾保税港区最大的优势便是运作多年、相对成熟的管理体制得以延续，后方的基础设施条件和港口条件都已具备雏形。大连保税港的建立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大连保税区政策的优惠和发展态势证明大连保税区转型为自由贸易区是可行的，所以应争取将大连纳入首批自由贸易区试点城市。
2.实现功能的不断创新
大连自由贸易区定位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区。在大连保税区原来功能的基础上，还应不断实现功能的创新。重点开发强化保税区及区港联动区的转口贸易功能、保税业务功能，开发出口加工和制造功能与现代服务功能，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区奠定基础。
3.争取更加优惠的政策支持
建议国家在目前给予大连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普惠政策的基础上，比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的做法，同时考虑到自由贸易区政策的前瞻性和竞争性，在财税、扩大审批权限和扩大市场准入等方面给予大连相应的特殊政策。建议相关部门成立（或联合成立）机构加强对国际先进的自由贸易港区运作经验和运作模式的研究，并在大连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和运作过程中，始终给予密切关注和宏观指导，确保大连自由贸易区的稳健快速发展。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经验教训；实践探讨
一、新加坡自由贸易区
（一）新加坡自由贸易区介绍
新加坡政府为了吸引亚太地区以及全世界的货物到新加坡转运，以及加强其分销的能力，从1996年9月开始，国外货物到新加坡的机场和港口，可以暂时免交关税和消费税，并且在这些地区进行货物的储存、包装、分销等行为，几乎没有海关的监管。到目前为止，新加坡已经建了7个自由贸易区，空运货物主要由位于樟宜机场的自由贸易区转运，其余6个自由贸易区则主要转运海运货物。这些自由贸易区的管理部门既有公共管理部门，也有公司。例如樟宜机场由民航局管理，裕廊港口由裕廊镇管理公司管理，其余的自由贸易区则归新加坡港务公司经营。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区采用和上海自贸区相同的“境内关外”作法，根据1969年通过的自贸区法案，政府可以根据具体的当地发展需要，指定某个地区成为自由贸易区。
（二）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发展经验
从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建立、发展的经验里我们可以看出，其发展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成功的政企分离。政府负责政策的制定和管理，而企业在既定制度下负责具体事物的管理。这样的结构能够充分发挥私人部门的效率，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更快的走出国门，实现国际化。上海自贸区作为全国深化改革的试点，其改革需要有示范作用以及可推广性。将所有的具体业务交由私人部门管理的可行性不大，但是将部分有潜力的部门私有化、民营化对自贸区的建立是非常有利的，况且机场、港口等原本就是由大型央企负责管理。
二、美国自由贸易区
（一）美国的自由贸易区介绍
美国的自由贸易区也可以被称为对外贸易区，至今已有70年的历史。美国的自由贸易区发展速度非常快，从1934年纽约布鲁克林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到2001年，美国过半数的州已经建立了自由贸易区，美国主要港口城市几乎都有自由贸易区。因此美国也成为了世界上自由贸易区最多的国家。美国的自由贸易区一般都在港口或者港口附近。同时为了靠近拉丁美洲市场，很多自贸区建立了墨西哥湾。和其他成功的自贸区一样，美国的自由贸易区也拥有优秀的基础设施和现代化的设备，并提供很多人性化的服务。不仅如此，在美国设立自由贸易区相对简单，根据1993年《对外贸易区法案》，不论是公共机构还是私人公司，甚至包括外国公司都可以申请在进口港或附近建立、经营和管理一个自由贸易区。
（二）美国自由贸易区的经验
第一，自由贸易区能够明显增加一个国家的贸易额，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第二，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要与时代相适应，不断变化，才能一直保持生机和活力。第三，自由贸易区的发展要和其禀赋相适应，同理相应的优惠政策也要符合自由贸易区正确的发展方向，否则会事倍功半。第四，自由贸易区如果将制造业和贸易结合起来，通过降低制造业的成本增加出口，或者降低零件的关税加强制造业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上海自由贸易区
（一）上海自由贸易区介绍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国大陆境内第一个自由贸易区，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由包括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在内的四大片区组成。上海自贸区立足于服务贸易与金融业，四大园区功能各不相同，共同形成了以金融改革和开放创新为重点的金融、贸易、航运联动机制。
（二）上海自贸区的经验
1、负面清单制度在上海的众多改革中负面清单最具推广价值。与传统的管理方式不同，负面清单进行了思维模式的反转，不再列明可投资项目，只规定不可投资项目，使得企业投资更加开放和透明化。这一政策简化了政府审批程序，事中事后监管变成了政府执政的重点。负面清单是革命性的创举，是市场创新的催化剂。
2、备案制上海的另一特色是将境外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这一改变扫清了“规则与非关税壁垒”这一始终被发达国家批判的境内障碍。3
、服务业开放上海自贸区开放了金融、航运、贸易、文化以及专业服务等多个领域，暂停或取消了相关准入限制。这一政策吸引了一大批企业进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就业。
4、贸易便利化。上海自贸区创新了“先进区、后报关”、“无纸化通关”等制度，实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管，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通关速度，降低了通关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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