ス丶词：生态文明；工业文明；可持续发展；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方式
ブ型挤掷嗪牛F0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4-0159-06
收稿日期：2008-04-15
ぷ髡呒蚪椋撼谭骄，中共徐州市委党校教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美国《自然、社会与思想》杂志社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会议，于2008年5月24－25日在清华大学科技园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来自中、美、日、英、法、德、奥、印、刚果等国的专家150多人参加了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100余篇，会议秘书处编辑出版的A4纸论文集达820多页，且有部分论文因递交太晚没有收录进去。会议开幕式由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大西广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教授出席并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致贺辞。清华大学校委会副主任张再兴教授代表清华大学出席并致欢迎词。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致开幕词。
セ嵋榭幕首先全体起立，为中国四川大地震遇难者默哀一分钟。
セ嵋榫汀奥砜怂贾饕逵肟沙中发展”这一议题，先后举行了两场全体会议和十六场分会会议，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最后一致通过了《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三次宣言》。大会惜别晚宴上，与会专家高亢激昂的《国际歌》歌声，为大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オヒ弧⑹迪秩死嗫沙中发展的研究任务和制度前提
オコ潭鞲唤淌谠诳幕词［1］（P2－6）中，首先阐明了旨在探讨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本届论坛着重探讨的问题。即“1．各国和全球人口发展的问题、根源与对策。2．各国和全球资源的问题、根源与对策。3．各国和全球环境和生态的问题、根源与对策。4．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及其模型分析。5．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基本经济理论发展与创新。6．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可持续发展观。7．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评述。8．其他相关经济社会问题。”
ゼ潭，在分析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全球化对自然生态已经造成了巨大破坏后指出：“全球追逐利润为目标的现代工业的生产方式，还在不断地开拓新的投资领域和扩大生产规模，以更快的速度耗尽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并不断地向自然界排放大量有害物质……现代工业和人类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已经超过自然本身的吸收能力、补偿能力、再生能力和恢复能力，这不仅导致全球的生态环境危机，而且人类自身的生存也处于危险之中。”从而，使“人类不得不思考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不得不反思以牺牲生态谋求经济增长、以牺牲劳工谋求资本增值、以牺牲他人谋求自身福利、以牺牲整体谋求局部利益、以牺牲长远谋求眼前利益、以牺牲精神谋求物质占有、以牺牲后代人谋求当代人享受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挖掘当代人类社会经济走向不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深层根源，探求人类可持续发展道路、方式和前景。”
コ雎吩谀睦锬兀
コ潭鞲唤淌谌衔：“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积累规律必然引发人的不平等、非均衡、片面发展，带来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灾难。” 当然，马克思也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空前历史贡献，“赞扬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财富，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财富还要多还要大”。但资本主义不可治愈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及对人类文明和自然生态的巨大破坏一再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过去和当今世界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的根源。”“马克思指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自然和财富共同占有、经济计划统筹、社会民主治理，才能达到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人的解放与自然解放的统一，才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サ比唬不仅马克思，还有恩格斯以及马恩以来世界各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程恩富教授历数了加拿大的威廉•莱易斯、英国的戴维•佩珀、美国的詹姆斯•奥康纳、保罗•伯克特、中国的许涤新、张薰华、刘思华等等学者所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
コ潭鞲唤淌诨固乇鸩述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提出并践行科学发展观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
バ熘菔Ψ洞笱С萄跃教授提交的论文和发言，从人类文明形态发展角度，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高度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历史任务的里程碑意义和划时代意义［1］（P305－315）。系统地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文明形态理论体系发展完善的两个历史阶段以及标志性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认为从中共十二大提出“两个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到中共十六大提出“四个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之前为第一阶段；由中共十六大提出“四个文明”到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为第二阶段。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文明形态理论体系发展完善的两个历史阶段的标志性意义，历史地看，在理论上，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文明形态理论体系的形成；在实践上，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建设体系，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由两个文明建设阶段进入到四个文明建设阶段。而且认为生态文明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形态，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之间具有历史的和逻辑的有机统一性，本质上都是对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工业文明的扬弃和升华性否定。由此，从历史高度把握中共十六大提出建设“生态良好的文明”，到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过程，可以说，这个历史过程，在实践上，是中国生态文明时代建设序幕渐渐拉开的历史过程；在理论上，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实践化，创新升华马克思主义文明形态理论体系，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过程；在政治上，是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有机结合的历史过程。所以，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极具历史远见，内涵十分丰富，意义极为深远［1］（P306－307）。
ブ泄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王中保博士强调了“公有制是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经济基础。”认为“仅仅从人口、资源和环境谈论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不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还涉及社会经济内在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只有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才能保证收入分配不至于两极分化，进而保证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在‘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时候’，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进而保障‘按劳分配为主体’”， 从而在制度上保证可持续发展［1］（P645、646）。
ド虾I缁峥蒲г毫躏＝淌诮岷现泄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深刻分析了我国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和出现剥削被剥削雇佣关系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等情况后，认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在资源利用、公共产品、医疗、教育等方面建立保证社会公平的一整套制度体系［1］（P559－566）。
ッ拦约翰诺普金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讲师帕蒂克•罗伊自信而坚定地说：“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了贫困问题和环境危机，世界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1］（P61）“只要资本主义模式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就会对此项建议（指戴尔蒙德可持续发展建议） 熟 视无睹。”［1］（P62）“将社会主义原则和科学知识运用于市场经济中，便会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实现世界历史性转变。”“实现此目标的关键在于，实施政治对市场职能的有效控制：也就是说，是政治力量战胜资本主义。”［1］（P66）
ッ拦作家、艺术家和政治活动家马克•布罗丁认为，“全世界共产党应该更加团结一致，在党的计划中，对环境问题应有高水平的科学意识。共产党员、工会和工人应该更多地参与到环保运动中去。”“中国经济的发展计划，使中国具备组织全社会的资源，以资本主义美国不可想象的规模处理社会和经济环境问题的能力。”“中国有潜力成为环境保护的领军人物，而不是回避问题而使问题恶化。”“我们有义务领导工人阶级，还有所有的运动和群众组织，采取行动抵制资本家对环境不断加剧的破坏，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全人类。”［1］（P55、57、59）
オザ、生态危机、生态革命与生态文明及其发展规律
タ沙中发展理论之所以风靡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探索之所以成为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国策内容，最直接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自然生态和人类已有文明的巨大破坏。
スひ滴拿鞫宰匀簧态的巨大破坏尽管罄竹难书，一言难尽，美国维也纳大学经济学博士约瑟夫•鲍姆，还是一针见血地引用一句话做出了并不全面但却精彩的概括：“气候变化是人类所见过的最大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委婉语）失败。”并认为：“由戴葛翰马斯科尔德基金会在乌普萨拉进行的调查显示，强有力地证明了以‘市场为本’试图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失败，排量权力贸易就是一个教训。需要建立以地方为本、环保的计划经济。”［1］（P130－131）
ブ劣诠ひ滴拿鞫匀死嘁延形拿骶薮笃苹档氖吕可谓不胜枚举。如中国圆明园的被焚毁，敦煌遗书的被掠夺（藏于大英图书馆的有13700件、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有6000件、俄罗斯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有12000件，巴黎卢浮宫国立博物馆的分馆即吉美博物馆藏品一半以上都是中国文物，多达30000多件）。再如希腊雅典巴特农神殿的珍贵雕刻作品，19世纪初叶被劫运英国，至今不还［2］（P380）等等。
ッ拦作家和政治活动家马克•布罗丁认为“资本主义剥削着人们的劳动，依赖不断扩张的市场、商品生产，不断扩大的个人利益，成为造成人与自然不和谐的罪魁祸首，人类所面临的许多危机的真正根源是人们短期而眼前的利益作为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可持续发展关乎高水平的生产和健康基础上的人类生存，它要求将人与自然置于利润之前，这是资本主义做不到的。”［1］（P52、54）
ノ阌棺秆裕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告诉全世界，生态革命是人类发展到现阶段的历史必然，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但人类文明向生态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依据，不仅仅这些，更深层次的依据是人类文明形态演进升华规律。
ッ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俄勒冈大学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教授就生态危机问题，提出了“生态革命”。即进行一场“恢复和维持地球的环境系统”的、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同等规模的、旨在改变现行生产方式的社会革命。为此他写了《理性资本主义的终结》、《社会主义复兴》、《组织生态革命》等著作，大声疾呼“组织生态革命”，“通过斗争来创造全球性社会，创建生态文明，构建与自然新的和谐关系。”认为“通过生态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1］（P434、435、433）
ブ名生态学家刘思华教授认为，“21世纪必然是生态文明、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经济‘三位一体’的新时代。”“它有三个主要标志：即现代文明形式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现代经济形态由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现代经济发展道路由非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我们把它称之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三重转变’。这是新世纪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时代潮流。”［1］（P542）
ブ醒氩凭大学博导李炳炎教授认为，“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是人类文明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的转型和升华。人类本身就是自然要素的组成要素之一。”
ブ泄残熘菔形党校程言君教授概括恩格斯以及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美国预言家阿•托夫勒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观点，提出了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两个规律。即人类文明形态纵向演进升华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和人类文明纵向演进升华形态和横向并存形态关系规律。前者论证了人类文明形态纵向演进升华，是一个从表现为被动适应自然的主观“天人合一”，实为天人相分的农业文明，经过人际、人天矛盾激化相克的工业文明，最终进入人际、人天矛盾基本解决，人类自觉自由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 “天人合一”生态文明社会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进而论证了中共十七大在国家建设高度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 ［2］(P10)历史任务的重大意义。即从文明形态理论体系发展完善看，不仅在马克思主义文明形态理论体系发展史上竖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新起点上确立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战略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人类文明形态演进升华规律决定的历史趋势看，是中国共产党面对21世纪战略机遇期人类文明形态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演进升华的历史机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新起点上做出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重大战略抉择，升华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内涵和历史内涵。后者阐述了人类文明纵向演进升华的三个形态（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都各自拥有与之相对应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形态。即农业文明时代有农业文明时代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工业文明时代有工业文明时代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时代亦然。表明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作为“分属于不同理论序列和实践序列的文明形态”，两序列之间具有不可同日而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能笼统地不分纵横地讲正确处理“四个文明”之间的关系的理论依据和历史依据。四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纵向发展形态与三个横向并存形态之间的关系。［1］（P305、312）这对于正确处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四个文明之间的关系有指导意义。
オト、生存方式、社会形态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ツ暇┎凭大学何干强教授从合理生存方式角度探讨了可持续发展问题。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良性循环规律，正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规律。人们的合理生存方式是对这一规律的自觉遵循。”“根据这一规律，我们可以把合理生存方式实践的指导思想归纳为两条基本原则。其一，维护和补偿自然的原则……其二，服从人类生存发展整体利益的原则。”“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建立了社会共同利益、人们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具有一致性的生产方式，因而具有自觉地服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规律的有利条件，所以，它能够促进合理生存方式的形成。”［1］（P356－357）这与德国耶那大学爱克•考普夫教授引用马克思的“每一种独特的生活模式都是每一种独特的自然的生活模式”［1］（P113）观点，论证“只要生产方式是私有财产并且追随利益创造，人与自然不可能理性相处”［1］（P118）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
ズ胃汕拷淌诨谷衔，“生存方式是比物质生产方式更广、更基本的范畴，物质生产方式应服从于合理的生存方式。合理生存方式要求人类在人与自然循环的各中间环节中，采取能够促使人类再生存质量不断提高、自身能力不断发展的方式，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循环。”［1］（P354）那么，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循环”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什么呢？中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当展研究院副院长程启智教授作了深刻研究。
コ唐糁墙淌谘芯苛巳死辔拿餮萁升华形态与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关系，认为每一种文明形态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方式，论证了“粗放――集约――再集约：传统发展模式及其不可持续性”，提出“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社会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社会。”［1］（P294、296）这一研究很有深度，且与程言君教授的研究具有内在一致性。程言君教授指出“生态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形态。仅仅把生态文明理解为反映、揭示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状态，理论上是不全面的，实践上是片面的甚至是有害的。”［1］（P314）程言君教授在会议发言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我们之所以把共产主义社会与生态文明社会等同起来，是因为二者的历史本质都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生态文明形态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历史本质的一致性，不仅表明了人类文明形态和社会形态发展到最后合二为一的必然性，而且表明生态文明形态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统一，既是历史的，又是逻辑的，具有历史和逻辑的有机统一性。”［1］（P313）
コ唐糁墙淌诨寡芯苛恕熬济生态发展模式转换的前提条件”和“经济生态发展模式”。［1］（P296、298）但没有提出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方式。对此，程言君教授在讨论中作了补充。他说：“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是循环式。我2006年在《现代经济探讨》第五期发表的《文明形态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论证了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方式，分别是粗放式、集约式和循环式。现在看来是对的。但《文明形态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经济增长方式’，应改成‘经济发展方式’，这是一个历史‘遗迹’。”
オニ摹⒙砜怂忌态经济理论、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
ブ泄步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教授系统梳理了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研究的情况，认为“马克思生态经济理论应当成为解决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依据。”［1］（P438），进而，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生态学作了系统梳理。并在“从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解读马克思的生态学和生态经济思想”、“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建立“马克思生态经济学说的重大意义”三个方面，就“马克思学说中的生态学思想”、“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生态哲学和生态经济学的统一”、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理论基础做了全面的阐述。［1］（P442－455）
ブ醒氡嘁刖值录专家艾克•考普夫教授，对“马克思恩格斯论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的“摘要和结论”是：“物质（包括自然和地球）的存在先于人而存在发展”；“人只是地球的‘客人’和使用者”；“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自然居于首要地位”；“人不能够征服和控制自然”；“人不可避免地与人（生产关系）和自然（生产力）之间存在辩证关系，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只要生产方式是私有财产生产方式并且追随利益创造，人与自然不可能理性相处”；“人与自然的理性关系是从自然中有所获取又保护自然，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国有企业控制生产方式，这种理性关系是可行的”；“跨国公司及其政治行政部门必须把其收益的相应的一部分用来保护自然和环境”等等［1］（P118）。
ス阄鞔笱商学院李欣广教授就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创新作了评述。提出“从学科发展的需要来说，我们显然有两大任务，一是在吸收西方生态马克思理论观点基础上，创建中国特色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创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派。二是创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学科或构成学科，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等。”而且提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只有进入经济学学科领域，才能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及其经济提出具体的思路。”［1］（P500）
ブ醒氡嘁刖致矶髦作一部主任沈洪文教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人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应该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免遭自然界的报复”，“自然界和劳动一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劳动生产率同自然条件相联系”，“保护自然资源，进行循环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变革整个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等八个方面的理论，作了深刻解读，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人与自然的思想的三点启示是：“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学会运用自然规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指出“深入发掘和梳理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1］（P602－607）
フ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谭劲松教授，携其研究生王文焕追溯了中共十七大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渊源，探讨了马恩等经典理论家对可持续发展理论所作的历史贡献，论证了中共十七大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并阐述了中共十七大在对西方可持续发展思想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中进行的重大改造和创新，进而，概括阐发了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按照维护社会公平的要求，处理好‘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的关系”；“第二，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第三，“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处理好发展目的与发展动力的关系”；“第四，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按照现代化建设总体格局的要求，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关系”；“第五，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按照‘又好又快’的要求，处理好速度与质量和效益的关系”［1］（P631－642）。
ノ濉⒙砜怂贾饕寰济学视角的循环经济与主流经济学
ブ泄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志教授和陈硕颖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不研究循环经济”的根源，在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是那种依然占主导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以‘资本’为主体、以市场为资源配置方式、以获取资本高额利润为目标、以不惜牺牲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益为手段的生产方式的理论代言人。”认为“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承载以世界各国人民为本的、坚持公平与效率兼顾的、‘超越’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形态’”［1］（P719－721）。
ト绻杨志教授的观点正确，那么可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循环经济理论之间的矛盾性质，不仅决定了循环经济理论不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狭隘的视野之内，而且决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循环经济理论在世界观以及政治立场方面，具有难以调和的对立性。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循环经济作为循环型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态文明的经济形态，循环经济理论作为新型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态文明社会乃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理论，如前所述，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扬弃西方主流经济学创新循环经济理论，杨志教授的研究富有价值。
パ钪窘淌诤统滤队贝影烁龇矫嫔钊胩教至寺砜怂贾饕寰济学为创新循环经济理论提供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循环经济研究者至今没有阐述清楚的问题――自然、人类自身、人类活动、社会、环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循环经济学科学阐释人类活动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层次地揭示了劳动、生产劳动、生产活动如何借助生产方式转换，为经济活动、经济基础、经济结构、经济形态，为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如何借助经济学范畴建立经济理论框架提供了可直接借鉴的逻辑方法。”第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研究循环经济的发展如何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提供了崭新的理论思路。”第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资本循环理论为在市场经济框架下构建循环经济理论提供了直接可参考的理论模式。”第六至第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3］（P489），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形式上的历史局限性和在与自然关系上的不可持续性，以及对人类必须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等方面的深刻揭示，为循环经济理论在寻求“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4］（P603）上，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或思考方向［1］（P723－726）。
ビ伞拔鞣街髁骶济学不研究循环经济”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代言人”，我们进一步看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现在已在逐渐演化为历史相悖性，其历史衰退性已经显露。由此仔细研究一下我国经济理论界近十几年的情况，就可以进一步发现，我国那些拜倒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脚下的学者，并不知自己把已处于衰退状态的经济理论当珍宝，犯了拾人牙慧的理论幼稚病。值得重视的是，这是我国教育界西方主流经济学充斥大学课堂、在理论界占据乃至主导一些理论阵地、一些地方或方面的经济改革全盘西化倾向的深刻理论根源。
ゲ慰嘉南:
ィ1］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A］．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三届论坛论文集［C］ ．2008．24－25．
ィ2］陶伯华．大飞跃［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ィ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关键词：绿色经济；理论内涵 ；外部性
一、引言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物质文明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当人们醉心于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同时，自然也在酝酿对人类的报复。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大气污染、自然资源枯竭、全球变暖、水资源危机、土壤流失和退化，都迅速改变着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2013年初，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雾霾，严重危害了人们的健康。
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迫使人们反思“高污染、高排放”的传统工业模式，迫使人们用“绿色”的思维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绿色经济”一词应运而生。
二、绿色经济的哲学内涵
绿色经济价值观的核心问题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伦理价值观是人类中心主义，即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按照人类价值观来考察宇宙中的所有事物。人类中心主义的鼻祖亚里士多德认为大自然就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创造了所有的动物：“植物就是为了动物的缘故而存在，而其他动物又是为了人的缘故而存在。”
人类中心主义一直伴随着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而发展，当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逐渐摆脱了原始文明与农业文明时代对大自然的依赖与敬畏，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变得越来越强大，人类中心主义也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根源正是“人类中心主义”。该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将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割裂了人与自然的一致性、统一性和本质联系。其目光短浅，只看到人类改造自然那短暂的、表面上的胜利，未能认清那所谓“胜利”的实质。中国多个地区近期出现的雾霾天气就是环境污染的后果，PM2.5造成损失难以估计，而且治理的花费更是天文数字。
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人和人的关系同人与自然的关系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进行物质生产的先决条件。恩格斯认为，“劳动其实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成财富。”这就是从人类通过劳动生产财富的角度，强调了自然的重要性，有力地驳斥了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看作人类附庸的思想。在对待自然的方式上，恩格斯指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在于我们比其他的一切动物都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这句话有如下几层涵义，第一，人与自然有本质联系，人类中心主义割裂了这种联系，表面上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实质上造成了人类与自身的对立；第二，虽然人类与自然密不可分，但是人与自然都由自然规律所支配，而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类若违背了自然规律，必然遭到惩罚。所以，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正是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中只有人类，所以其根本无法意识到自然规律的重要性，与之相适应的传统工业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生态环境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环境问题的最终受害者正是人类中心主义伦理价值观的核心——人类。
综上所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生态伦理观深刻地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这正是绿色经济的哲学理论内涵。
三、绿色经济的经济学理论内涵
绿色经济的涵盖范围很广，其理论来源主要有生态学理论、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理论。对绿色经济的研究现状可以归纳如下：
刘思华认为，绿色经济就是“以生态经济为基础，知识经济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形态和形象体现，是环境保护盒社会全面进步的物质基础，是可持续发展的代名词。”
张兵生认为“绿色经济学则是一门以天人合一、共生共享和系统哲学理念为基础，在以人为本和生态伦理指导下，从研究生态资本和物质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优化配置与整体增值人手，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学科。”
鲁明中、张象枢认为，“绿色经济是遵循生态规律与经济规律，以实现经济生态化为目标，并达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实体。”
以上对绿色经济不同的定义，均强调了生态规律的重要性，基本符合绿色经济的基本思想，但仍有不足。
刘思华在定义中强调知识经济与生态经济，但基本将其等同于绿色经济，没有提出相对独立的理论。绿色经济不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代名词，可持续发展理论简单讲包括三点，分别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可见，其理论重点在于对发展目标的认识和确立，即我们努力发展所要达到的效果。绿色经济的涵义不仅限于此，它的理论重点应当是通过什么方法，利用什么手段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张兵生的定义利用了“生态资本”这一创新概念，初步解释了“绿色经济”。该理论是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但是仍有很大不足之处：首先，生态环境的价值还在不断探索与研究中，不同学者用不同方法测算出的结果也大相径庭，所以我们无法将生态价值资本化并且合理定价。其次，能否将生态价值资本化是一个生态伦理问题，一旦将其资本化，就相当程度上割裂了人类与大自然的联系，很容易令我们重新陷入“人类中心主义”。最后，假若我们将生态环境资本化并给予合理定价，逐利者也很难保证自己的行为都是生态环境友好型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如果逐利者破坏环境的成本小于这种行为带来的收益，那么他也会为了短期利益做出破坏生态环境的事情。总之，“生态资本”理论有理想化、操作困难等缺陷。
鲁明中、张象枢的定义同时突出了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也有一定缺憾。首先，其未明确主体，没有指出谁来遵从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其次，它未能说明当某行为无法同时满足两个规律时，行为人该如何选择；最后，定义中“一定水平的经济实体”所指不甚明确。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绿色经济”的定义都不完善，主要问题是我们对该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各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在这里，笔者尝试在改进传统经济学理论基础上来定义“绿色经济学”。
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就是一种“关于选择的科学，它研究人们如何进行选择，以便使用稀缺的或者有限的生产资源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这些物品分配给不同的社会成员消费。”显然，传统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它有最基本的“理性人”假设。虽然很多学者研究绿色经济时批判该假设，并对此提出了“生态人”假设，认为“生态人”就是在确保生态效益的前提下追求其他经济社会效益，但是这种假设实际上没有多少现实性。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在实践中，都是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来进行经济活动的。对于普通的市场经济参与者，一般都缺乏足够的生态学理论知识，他们在经济活动中首先承担了最为直接的市场风险，在市场中生存是第一目的，所以他们没有动力更无能力确保生态效益。
传统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在于劳动、技术、资本等要素，通过市场调节这些要素的分配和利用，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市场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是不会使人主动重视生态环境效益，所以生态环境在这种市场规律下很难不被损害。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认识逐步深入，研究者在传统经济学的框架内提出“外部性理论”，即单个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对社会上其他人的福利带来影响，但他个人并没有因此得到补偿或者给与他人补偿。显然，生态环境问题就是典型的外部不经济。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提出政府可以通过对污染者征收“环境税”来解决外部性问题。科斯指出政府只要选择最优的初始产权安排，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外部性问题。这些学者的研究都说明，政府才是唯一有能力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的主题。可惜的是，这些思想早期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笔者认为，构建“绿色经济”理论，可以在传统经济学的框架下保留“理性人”假设，将“外部性理论”提升至同劳动、资本、技术同等重要的地位，让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调节劳动、资本、技术等稀缺资源的配置，让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来解决生态环境的外部问题。之所以强调政府的作用，理由如下：
第一，只有政府有能力对生态环境问题能有足够的认识。环境的破坏往往跟人们缺乏足够的环境知识。生态环境问题有一个显著特点，其全面爆发前的潜伏期少则两三年，多则三五十年，然而一旦爆发，带来的结果就是毁灭性的。也许我们现在的很多行为造成的环境问题正处于潜伏期，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罢了。正因如此，若想避免环境问题带来的损失，必须长期不断地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对生态环境进行基础性研究，以获取足够的认知。显然，只有政府动用国家力量才能使这些研究长期进行下去。
第二，只有政府有足够的能力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如前文所述，单个行为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不可能主动成为“生态人”。而政府如果采取适当的法律、制度、教育等各方面措施，是有能力将普通的“理性人”规范成为“生态人”的。只要政府坚定不移地推动相关制度建设，定会取得显著成效。
总之，生态环境问题是社会问题，需要整个社会的力量来解决，而政府正是社会力量的代表。所以，政府是生态问题的最终责任人，构建“绿色经济”理论当然应强调政府发挥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人民出版社，198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5.
3.张兵生.绿色经济学探索[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
4.鲁明中，张象枢.中国绿色经济研究[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5.刘思华.绿色经济导论[M]. 同心出版社，2004.
[关键词] 循环经济 生态旅游 资源 开发保护
一、相关概念分析
1.循环经济理论的含义、本质及遵循原则
循环经济就是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资源，按照生态规律规划、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及环境容量，尽可能以可循环利用的资源为来源，将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并举，把人类的生产活动纳入自然循环过程中，融资源开发、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为一体经济活动，以使所有的原料和能源在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充分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少的程度，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使得生态负增长转变为正增长，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趋向，实现人类活动与生态的良性循环。
循环经济中的物质利用模式遵循了生态规律，使得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从而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因而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
在实际操作中，循环经济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减量化原则、再利用原则、再循环原则。减量化原则是针对输入端的，旨在减少物质和能量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从而达到尽量节约资源及减少废弃物排放之目的;再利用原则：目的在于尽可能多次或以多种方式地使用产品，延长产品从投入使用到成为垃圾的时间;资源化原则（再循环原则）:就是废弃物再次变成资源，实现回收利用的最大化，以减少末端处理量。
2.生态旅游城市的概念
生态旅游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旅游新时尚，生态旅游的主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要满足人们对自然区域的向往，保护其资源与环境;二要考虑经营者的经济利益，使经营者意识旅游资源与旅游环境的并重性，从而注重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相结合，促使旅游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这与传统旅游最本质区别在于实现经济、社会和美学价值的同时，寻求适宜的利润和环境资源价值的维护。生态旅游区的建立则可以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
根据本课题研究的重点，在此对生态旅游城市进行如下定义:所谓生态旅游城市是指运用生态学、经济学和旅游学的原理，遵循生态规律与城市发展规律，以生态城市的建设为基础，以城市生态旅游为主线，以自然生态的良性循环及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为核心，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进行规划、建设和管理的现代化新型城市。
生态旅游城市是生态系统、旅游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平衡体系。建设生态旅游
城市，必须要综合协调城市及其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促进文明、舒适、可持续的人文环境的发展。
二、循环经济与生态旅游的内在联系
1.两者都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理论
1992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可持续发展宣言，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的诞生。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强调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低排放，它能有效地解决可持续发展的两大障碍――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自循环经济诞生之日起，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而生态旅游与循环经济的关系甚为密切，早在1983年“生态旅游”一词被IUCN生态特别顾问谢贝洛斯理解为:旅游对象是自然生态环境，旅游方式是不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这里已蕴涵了可持续发展的特质。现今，对生态旅游的认识已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它是一种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并将持续发展理论充分体现于旅游业各个层面的一种全新的旅游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生态旅游的核心理论，也是生态旅游的灵魂之所在，因而，可以说循环经济与生态旅游因贯彻可持续发展而联姻，同时生态旅游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走着循环经济之路。
2.两者都以生态经济为实质内容
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经济形态。其实质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充分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将经济系统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旅游业作为经济产业的一个分支率先触及了循环经济的实质――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而生态旅游无论其核心理论、支撑理论，还是相关理论都体现出其为旅游业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实质是实现旅游业发展的真正生态化。
三、生态旅游城市的循环机制
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保护环境和削减污染的根本手段。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由于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无规划，造成了城市环境乃至整个生态环境的破坏。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促进城市文明及人类文明的进步，必须建设生态旅游城市，重视循环经济理论在城市建设规划中的应用，创造良好的生态循环系统。
生态旅游城市的建设就是城市生态发展的结果，倡导的就是城市与自然环境、人与生存空间的和谐统一及良性循环。生态旅游城市建设应该充分认识城市的循环结构系统，并应该借鉴生态系统的共存原理，加强城市系统的内部循环与优化，实现物质与能量的高效利用，尽可能地节约资源与能源，建立城市生态的良性循环，建立城市与自然环境、人与生存空间的和谐统一及良睦循环。
生态环境是承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志，也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保障。循环经济理论是建设生态旅游城市取得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城市规划、产业布局上，应该把城市的经济、社会、资源和城市环境有机结合起来，并实现其内部之间的循环和谐，进行生态环境建设，从而建立生态城市系统，取得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建设生态旅游城市，要遵循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根据循环经济理论，以最小的环境资源代价谋求城市经济社会最大限度的发展，以最小的经济社会成本保护资源和环境，既不为发展而牺牲环境，也不为单纯保护而放弃发展。既要创建一流的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休憩质量，又要确保城市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从而走上一条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生态保护型和循环经济型的现代城市发展之路。
四、循环经济背景下的生态旅游城市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
城市旅游资源是城市居民所共用的自然、社会资源，其开发利用应该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融入循环经济理论的原则对城市旅游资源进行系统地、综合地开发与保护，并将其与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融入一体，从而使城市旅游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城市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城市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应该基于循环经济理论的3R原则，系统地减少和避免过多的旅游资源破坏，进行合理的规划，从根本上减少和避免旅游废弃物的排放，最终实现城市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更好地促进生态旅游城市的建设。
1.重视对城市旅游生态的综合保护
对全民进行教育和宣传，更新陈旧观念，提高生态保护的自觉性。改变长期以来，认为旅游业是“无烟工业”，忽视旅游污染的思想观念。同时，加强对旅游城市和景区生态环境的监测，及时治理污染源。要建立和健全旅游城市和景区的生态管理和监测机构，制定科学的生态保护指标体系、培养和提高生态保护的专业技术队伍，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监测和治理。另外，还应建立保护生态环境基金，除由国家从旅游收入中适当拨款外，主要应由游客和旅游经营单位缴纳，以弥补生态资源的耗费。生态环境基金也要建立有偿使用机制，使之不断增值。建设生态旅游城市，开发、保护城市旅游资源，必须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目前国务院己颁布《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环境保护法》、《森林保护法》、《海洋保护法》等10个有关保护生态的法规，并酝酿制定《旅游法》。各城市及其旅游管理部门应根据有关法规，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有关旅游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和条例，并逐步组建一支生态执法队伍，宣传生态法制，严肃处理破坏生态的案件，培养公民的生态法制观念，促使生态保护走上法制的轨道，蔚为风气，成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这样，城市旅游资源的开发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才能实现良胜循环。
2.重点保护城市的建筑格局和文化遗产
城市是立体的图画，流动的风景线。城市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它承载、凝固的不仅是建筑艺术，而且是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政治文化。建筑物既是物质产品，也是文化产品，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载体和结晶。大众的流行文化和心理，鲜明地积淀在城市建筑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性质的城市名胜古迹、建筑景观不一样。建设生态旅游城市，开发城市旅游资源时要注重保护历史遗留的古城遗址、古建筑风貌，加强各名胜、景观、景点的防火、防盗、防腐蚀等安全保护措施，加强人们对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同时加强执法监督，杜绝破坏景观、景点的恶性事件的发生。
3.通过城市现代化建设优化城市旅游环境
旅游是一种全方位的体验和享受，游客到一个城市首先接触的是城市的旅游环境，它体现着城市的物质文明程度和精神文明水平。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可以提高人的素质，从而创造优美的城市环境。目前，各城市都在加快建设现代化城市的步伐，并在不断改善、提高城市的综合环境质量，如各城市均在努力争取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文明城市”、“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等。另外，城市建设的现代化，提供了现代化科学技术，从而提供便捷的交通、通讯，满足了旅游者对旅游城市、旅游景点进得去、出得来，交通方便、安全、舒适的要求。再次，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也加强了城市的法律效力，使得城市旅游能够做到依法加强管理，从而保护景点、景区的旅游设施，以及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参考文献:
[1]杨正泰等:旅游景点景区开发与管理[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张广瑞等:2002～2004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关键词：鄱阳湖；生态经济；经济区；发展战略；理论准备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1－0040－02
任何一个经济发展战略，都是在一定思想理论指导下的选择。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是一个包含生态战略、经济战略、区域战略、流域战略等在内的复合战略，它的产生具有广泛的理论准备。
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以可持续发展观为理论基础
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针对资源削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提出的，即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它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对自然、社会和子孙后代应负责任，并有相应的道德水准。其理论特征表现为生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 而且它们之间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为生态经济的发展指出了一条环境与发展相结合的道路， 为环境保护与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个创新的思想模式， 使传统发展观从以单纯经济增长转向经济、社会、生态的综合发展， 从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 从注重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转向长期利益、整体利益的发展， 从物质资源推动型转向科技与知识推动型的发展。
“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其实质就是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运用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工程的原理与方法，对全区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复合系统进行结构改善和功能强化；遵循生态规律和经济规律，在恢复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合理利用各类自然资源的前提下，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持续、稳定与协调发展。”[1]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发展目标、手段、任务、意义等方面考察，可持续发展观是贯穿整个战略的一条主线，两者要求是一致的。如从战略意义看“努力探索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子，遵循产业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产业化的理念，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合理利用资源，发展生态经济，这有助于推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迈进，为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提供示范。”“加强生态建设，强化环境保护，推广生态文化，为世界生态环境保护作出应有贡献，这有助于消除国际社会上的一些忧虑、怀疑和误解，有助于为我国开展国际生态经济合作交流提供重要平台，展示作为大国负责任”，树立了我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新形象。仅此即可以看出，它与可持续发展观意义是相同的， 都有利于促进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是以可持续发展观为理论基础的。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以生态经济复合系统论为理论依据
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相互渗透而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复合系统。从系统的整体性原则来看，生态和经济两个子系统是对立统一、彼此依存、不能分割的。因此，既要尊重生态原理，又要尊重经济规律，保持两者协调发展。生态子系统是经济子系统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子系统是生态子系统发展的转化器，可以使生态子系统产生巨大的效益。生态经济系统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它的承载力具有一定的再生性、修复性和递增性，是一种有生命力的、富有弹性和代谢功能的有机整体。生态系统可以在压力不超过生态阈限的情况下，不断提高自身功能和负载能力，不断增加产量，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更优化的生态效益，但当人类为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而使经济发展超越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时，便打破了系统内部的平衡机制，即外界干扰一旦超过生态阈限，生态系统就会被破坏，甚至瓦解。”所以，经济的发展必须与资源的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相匹配，通过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各自的运动及循环渠道进行耦合，达到维持平衡状态，实现经济与生态双重有序性，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相互转化。随着科技发展，人类可以通过技术中介，使传统经济向生态经济转化成为可能。
正是依据以上原理，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指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一方面，生态系统具有可开发、可利用的价值，可转化为经济价值；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有利于用更多的财力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招商引资、招商选资，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两者互相产生正向乘数效应。”
由此可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就是要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效益，实现两者平衡和良性循环，其理论依据就是生态经济复合系统论。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以和谐社会理念为价值目标
和谐社会作为一种执政理念，体现了我党的政治智慧和传统的人文思想。它的内容博大精深，从开放的视角看，既包括单纯社会领域内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平公正和谐，又包括社会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协调及各自内部协调，还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及人自身和谐等。作为一种美好的生活理想和价值追求，和谐社会一直是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一个永恒的期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以和谐社会理念为价值目标。从经济角度看，和谐社会价值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经济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奠定物质基础，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体现了和谐社会对经济发展的价值目标，就是坚持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统一，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一代地永续发展。
2.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影响生产力的整体布局和发展。目前，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发展差距过大，已制约和谐社会构建。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中体现和谐社会的区域价值目标，就是实施中部崛起，使鄱阳湖区成为承东启西的枢纽、东西互动和南北合作的支撑点，对促进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起重要作用。
3.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自然成为人们征服的对象。和谐社会理念人既是社会人，又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应该把人还原到自然中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休戚与共家园的价值目标。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把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作了诠释，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生态文明之路。
由此得之，和谐社会理念的目标，从经济角度看，就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的价值目标。
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
1.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科学发展观是我党统领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当然成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江西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生动的实践，是要遵循建设生态文明的总体方向，把科学发展观的四大要求有机统一起来，把生态和经济两大命题有机统一起来，把开发和保护两大主要任务有机统一起来。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就是要从全局着眼、从长远出发，下决心保护好鄱阳湖的生态环境，使江西在科学发展的同时，环境更优美。
2.科学发展观决定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本质内涵。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特色是生态，核心是发展，关键是转变发展方式，目标是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绿色崛起之路。这一本质内涵从内容到形式都受科学发展观所决定、所影响。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是第一要务”，决定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必须把发展作为核心。江西作为经济欠发达省份，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必须坚持发展不动摇，不能只讲保护，不讲发展，不能守着青山绿水受穷、抱着“金饭碗”讨饭，要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更好地为全省人民和子孙后代造福。特色是生态，突出生态就是为了更好节约和有效利用。要加快发展绿色经济，加强生态文化建设，注重保护生态环境，绝不能为了眼前的发展而破坏生态环境，干“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蠢事。科学发展观要求发展的科学性，决定了必须转变传统发展不科学的方式，使发展有新思路新举措。江西还没有完全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因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就在能不能很好地转变发展方式。当今世界，环境和资源问题日益严峻。如何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国际性的重大课题。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最终目标就是要通过不断探索，积极实践，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路子，破解经济发展必然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的世界难题，使江西人民既能过上现代化生活，又切实保护好、建设好、发展好江西的青山绿水。
从上述两方面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处于指导思想地位。
参考文献：
[1] 刘蓉，梁云，田双全.生态经济区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EB/OL].http：//省略/moba.aspx？id=324.
[2] 国家发展改革委.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N].江西日报，2010－02－26.
面对世界的六次并购浪潮，学术界从经济、管理及法律等不同视角解释并购的动因，并进行了多方面的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形成了成熟的动因理论，包括由内驱力引起的动因及由诱因引起的动因形成的动因系统。内驱力引起的并购动因包括追求协同效应、追求市场势力、降低风险、获取优质资产及产业组织创新等，而诱因引起的并购动因包括低价资产出现、有利的技术和经济状况的出现、法律允许和放松管制及市场驱动等。
(一)协同效应动机西方主流理论认为追求协同效应是并购的最主要动机，包括经营协同、管理协同及财务协同效应。具体表现为实现规模经济的横向并购、降低交易成本的纵向并购及实现多元化经营的混合并购。协同效应主要为企业间的横向并购提供了理论基础。
1．经营协同效应来源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购可以快速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降低成本，整合现有资源并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有效解决规模不经济或范围不经济的问题，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其前提条件是行业或产业中存在规模经济但现实状况没有达到应有的经营规模，或行业中还可能通过并购现有生产销售渠道实现低成本生产同类或相关产品以实现范围经济。
2．财务协同效应来源于资本效率的提高及融资成本的降低并购会给双方带来财务上的种种效益，通过资本效率和税法、会计处理及证券交易规律实现财务协同效应。并购双方共同的保险效应、内部资金及外部资金的差别、证券发行与交易成本的规模经济引起并购资本成本的下降与融资效率的提高。而合理避税也是实现财务协同效应的重要因素。利用不同国家或企业在资产、股息与利息方面的资本税率差异，通过并购可以实现亏损递延纳税条款以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Linner，1971，Asquith，1982，Hayn，1989)。
3．管理协同效应来源于并购后管理效率的改善并购能整合双方的管理资源并提高管理效率。管理能力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软实力与核心价值，通过并购可以使高效的管理资源向低效的企业输送，并整合双方的管理资源，使低效的企业获得现代的管理技术与能力，实现价值增值与管理效率改善。
(二)追求市场势力动机并购扩大企业规模，使得企业在产品产量、销售渠道、原材料供应方面增加对市场的控制力，提高行业集中度，改善行业结构。通过并购公司可以拓展品牌领域，影响消费者的行为与偏好，提高企业的市场知名度与影响力，因而增强企业对市场的支配能力，导致企业市场势力增强并可能产生共谋与市场垄断，以达到垄断企业获取垄断利润的目的。
(三)降低风险动机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大多数企业都将选择多元化战略来控制风险。在多个相关或不相关的领域通过并购扩大市场规模与市场份额，充分利用开发公司的现有资源，增加相关产品的生产以实现范围经济，实现多元化投资的综合效益，以寻求企业长期稳定的成长空间与经营环境。这种动机主要解释了以多样化经营为显著特征的混合并购。
(四)获取优势资产动机通过并购获取目标公司的优质资产是企业短时期内提高竞争力的重要策略。在市场竞争中有些公司拥有先进的专利技术与管理水平、庞大的销售网络、卓越的品牌及独特的资源优势，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必不可少的要素。通过并购方式可以快速进入这些行业并获得企业最重要的优势资产，不愧是企业实现扩张战略的最优策略。
(五)产业组织动机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企业进入新的生产领域常常面临诸多壁垒，如达到有效经营规模需要大量的资金，必须拥有专利技术和专有信息，开发足够的市场销售网络以提高市场占有率，国际上还面临东道国的高关税与新型贸易壁垒，因此直接投资进入新产业面临种种壁垒限制，而并购却能有效突破壁垒限制，顺利低成本进入新兴行业，同时减少新建投资所产生的价格战与相互报复的恶性竞争现象，维护产业运行秩序。
(六)潜在价值低估资产出现托宾理论认为，在不考虑资本利得税的情况下，如果公司股票价值低于重置成本时(即托宾Q比率小于1)，并购收益将大于0，此时并购可能发生。公司价值被低估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司的经营管理未达到潜在水平、主并公司拥有市场未披露的目标公司真实价值的内部信息、因通货膨胀引致资产的市场价值与重置成本差异而导致公司价值低估等。因此当目标公司的市场价值偏离其真实价值或潜在价值时，二级市场的并购活动将不可避免。
(七)技术与经济利好形势出现生产技术是核心竞争力，基于技术整合的并购在知识经济时代盛行起来。推动并购的最重要变革力量乃是技术变革，包括计算机技术、软件开发技术及互联网信息技术、通信及运输技术等。其次经营效率、产业组织变革及繁荣的经济金融形势是并购发生的催化剂。外界有利的技术及经济状况为企业并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助推并购行为的发生。
(八)法律管制放松并购涉及多方利益关系，因此公司并购常常受到本国诸多法律法规的约束，尤其在跨国并购中并购申报制度与反垄断制度较为严格，因此并购时收购方不得不考虑目标公司所在国的法律与管制状况。一旦法律与管制放松，进入障碍得到消除，新技术和市场竞争将会加剧，促使企业通过并购进入新的领域寻找发展机会，迅速获得竞争优势。
(九)资本市场驱动由于股票市场的非有效，股票市场会错误的估计收购方、目标公司及整合后的企业价值。股票市场对公司价值的错误估计是企业并购的主要驱动力，实证研究发现，在影响并购决策的诸多因素中，并购发生的可能性与股票估值的高低显著相关，股票被高估的企业更可能发起并购并运用股票支付的方式。因此市场驱动是并购的重要动因。
二、传统经济理论下的并购理论研究
局限学术界对并购的动因研究已经形成较完善的理论框架，但这种研究框架的建立几乎都局限于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传统经济理论。因此并购的动因研究大都考虑并购双方企业的价值增值，突出自身经济效益考量，而忽视了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并购产生的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使得有限的资源低效配置与严重浪费，微观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发展日益陷入资源瓶颈，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已经不可持续。因此在国际社会大力推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形势下，中国政府也正全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推行绿色低碳经济模式，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所以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以及国外环境的剧烈变化，国内企业的生存环境与竞争压力将日益激烈，内生的约束力也将不断加大，迫使企业逐步转变原有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增强社会责任感，以社会价值及生态价值为导向，改变原有仅重视自身经济效益的价值观念。在国家严厉的碳排放约束下，努力寻求碳汇资源已经成为许多高碳企业得以维持持续经营的稀缺资源，因此在企业并购过程中自觉考虑低碳策略也许是一种占优策略。所以在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过程中，立足于低碳技术整合、谋求生态协同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低碳并购将是崭新的并购模式，尤其对于钢铁、煤炭及造纸等具有典型三高特征的高碳企业采取低碳并购模式也许是实现自身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三方协同的最优战略。
三、生态文明视角下低碳并购的概念界定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能自觉遵循自然界、经济、社会及人自身的客观规律，不断改善和优化人类、自然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建立科学的生产与消费模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主要包括生态文化、生态产业、生态消费、生态环境、生态资源、生态科技与生态制度等七个相互影响及相互作用的基本要素。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在于推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尽快形成节能减排及环境保护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及生活消费模式，着力推进低碳发展、绿色发展与循环发展，大力开发新型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全面树立，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低碳经济是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与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通过能源生产和使用的效率，尽可能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并减少CO2等温室气体排放，建立由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与低碳产业体系组成的低能耗与低污染的经济发展系统，从而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并大力推行的经济增长模式，2010年8月中国已在5省8市开展低碳产业建设试点，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低碳经济模式，低碳技术、低碳生活、低碳城市等新概念正日益深入人心。
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企业并购的内涵将发生重大变化，企业面对日益严重的碳排放及能源约束，基于低碳技术整合、追求生态协同效应、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的低碳并购将成为并购市场的新模式并将逐步成为主流。低碳并购是低碳经济转型中出现的新型并购模式，其核心思想与价值标准体现在顺应生态文明与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低碳绿色发展，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以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最大效率地使用生产要素为特征的绿色技术进步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线，通过企业之间的低碳并购整合有效降低能源投入及碳排放，或者以生态文明为导向的并购日益集中于更加节约能源、更少二氧化碳排放和更快技术进步的行业与企业，并不断增加并购双方的价值与生态效益，以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和帕雷托最优，因此生态文明视角下的低碳并购赋予了并购概念新的内涵，并购的动因与模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极大地推动了低碳经济的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
四、生态文明视角下低碳并购的动因
低碳并购的动因与主流的并购动因迥然不同。主流的并购动因理论包括新古典综合派理论、协同效应理论、委托—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并购理论四种。新古典综合派理论阐述了经典的并购动因，主要包括规模经济效益理论、市场势力假说与税赋效应理论，而协同效应理论则是最重要的并购动因，分为经营协同效应、财务协同效应、管理协同效应与技术协同效应等类型。委托—理论基于成本视角研究并购动因，提出了成本理论、经理主义假说及自大假说。新制度经济学并购理论则以Coase(1937)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认为并购主要动因在于并购所导致的交易费用的节约以及由此产生的并购后公司潜在效率的提高。而低碳并购的动因则明显有别于主流并购动因。从低碳并购的概念界定中可以看出，低碳并购是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出现的新型并购模式，因此低碳并购动因除具有主流的动因理论外，其主要动因在于寻求低碳能源资源、获取低碳技术、培育低碳产业及开发森林碳汇渠道等。从碳排放量的多少考量又可以分为高碳改造、低碳升级和无碳替代等多方面的动因。
低碳经济赋予企业新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严重挑战，在向低碳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应该抓住机遇，努力培育和创新更多的新经济增长点，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通过低碳并购的方式并购新型能源企业，共同开发新型低碳能源渠道，大力研发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培育核心竞争力。同时通过并购国内外拥有高新低碳技术的企业以获取最新的低碳技术，如清洁煤技术(IGCC)、二氧化碳捕捉技术与储存技术(CCS)等，大大减少了研发的时间与成本。中国的低碳产业培育机制基本形成，通过并购低碳产业可以顺利进入该行业，抢占市场发展机会，培育低碳产业。在碳汇成为大多数企业赖以持续经营的稀缺资源时，对许多高碳企业通过碳汇交易市场并购相关碳汇企业(如林业企业)是明智的选择。对于钢铁、煤炭、造纸等高碳企业，碳汇是其耐以持续经营的稀缺资源，因此寻求森林碳汇资源是这些高碳企业最主要的并购动因，可以大大减缓国家强制的碳排放权约束对企业发展的制约，为企业的转型升级创造发展空间。
五、结论
关键词： 生态经济学 课程特点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的新兴交叉学科。生态经济学概念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于1966年提出，但其快速发展却是在1989年之后（该年国际生态经济学会成立并出版《Ecological Economics》杂志）。生态经济学的核心是研究人如何在经济行为下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其宗旨是探索人类如何实现资源、人口、生态、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以及为政府和决策者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它作为一门课程进入我国大学课堂只有20余年的时间。生态经济教育是高校教育的重要方面，也是提高一个国家全民生态保护素质最好的途径。本文首先介绍了生态经济学课程特点，接下来分析了该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进改课程教学的几点建议，以期有益于该课程教学效果的优化。
一、“生态经济学”课程特点
（一）知识点多，涉及内容广。
目前国内生态经济学教材版本众多，其教学内容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生态经济系统与功能理论;（2）生态经济产业理论;（3）生态经济市场与消费理论;（4）生态经济价值及其核算理论;（5）生态经济制度与政策理论。由此可见，生态经济学知识点丰富，涉及内容广泛，要求学生必须具备较广泛和扎实的相关专业的基础知识。同时教师既要能辨分主次，根据教学大纲要求讲清重点，又不能遗漏相关知识的传授。
（二）学科交叉性与理论性强，实践难度高。
生态经济学课程涉及的各种原理与方法涵盖了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统计学和系统工程学等学科的知识，具有多学科交叉且理论性强的特点。而且，该课程的教学实践环节难度高。课程中的一些原理和方法无法在课堂上进行实验和演示，而由于缺乏教学实践环节，学生对部分内容没有感性认识，增加了学习难度，往往导致学生失去学习兴趣。
（三）与现实环境问题联系紧密，时代性强。
生态经济学是为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生态问题而出现的。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时代性很强，因此生态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与方向体现出时代特征。当前国际上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前沿主要体现在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评价、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人类福利的评价、生态补偿等方面。教师可以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这些前沿知识，掌握生态经济学领域的先进理念和研究方法，通过联系实际及社会环境热点，加深学生对理论及方法如何应用于实际的理解。
二、“生态经济学”课程教学的主要问题
（一）偏重理论教学。
一部分教师在该课程的教学中，仍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即以讲授为主。以理论阐述为主的讲授方法使得学生感觉课程内容太抽象，有些学生自身经济理论功底不足，而有的老师缺乏有关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事件的亲身经历，上课时照本宣科，往往导致这样的问题：教学初期学生的学习兴趣很浓，随后学生因处于被动学习状态，慢慢失去学习兴趣，教学效果越来越差。
（二）教材适用性差，教学内容设置不尽合理。
国内许多高校使用的生态经济学教材偏重于理论，教材中罗列大量的名词概念和经济模型等，并且所引用的案例比较陈旧且国外案例居多，缺乏国内治理生态环境问题的合适案例，教材更新速度慢。更严重的是，目前国内生态经济学教材在逻辑起点问题上大多立场不明，在逻辑框架的选择上也不够讲究，从而造成许多教材取材混乱、内容残缺。如很多生态经济学教材没有或很少涉及人口、消费等问题。可想而知，使用这些教材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知识结构难以跟上时展的要求。
（三）考核方法单一。
目前，大多数教师在对学生的考核和评价过程中，仍然沿用传统的方式，即通过期末考试和平时出勤情况评定学生学习的优劣，考试的主要内容仍然是以记忆为主的概念和理论。这种考核方式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及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背道而驰，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
三、改进“生态经济学”课程教学的主要措施
（一）创新教学内容体系。
合适的教材是改进课程教学的前提与基础。针对当前生态经济学教材的主要问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创新教学内容体系。
1.确立生态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是一门科学或学科理论体系中思维的起点。要创新生态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体系，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生态经济学逻辑起点的推溯和界定问题。生态经济学以生态经济系统为研究视阈，以可持续发展为学科宗旨。它致力于解决生态经济系统中自然生态过程与社会经济过程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集中表现为“日益扩张的经济规模（经济规模并非是指GDP这样的价值意义上的规模，而是指经济系统物质吞吐量的规模）与有限的生态承载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当前一切生态危机的实质，也是困扰生态经济系统健康发展的“原始的基本关系”，生态经济学研究的所有方面，都是紧紧围绕这一矛盾展开的。因此，生态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必须以“经济规模与生态承载力”这一基本矛盾关系作为逻辑起点。
2.建构生态经济学的逻辑框架。
逻辑起点只是理论分析和体系建构的开端，有关概念范畴和具体理论还有待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演绎。为此，还需要为随后的逻辑展开寻找一个合适的线索或框架。以IPAT方程作为建构生态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的逻辑框架非常合适。所谓IPAT方程，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口学家Paul R.Ehrlich于1971年提出的用来表示环境冲击与影响因子关系的一个恒等式，其基本形式是：
I=P×A×T（1）
式中，I代表环境压力或环境影响，可以是某种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可以是某种资源的消耗量;P代表人口规模;A代表富裕度，通常可用人均GDP表示;T代表技术因素，常用单位GDP所形成的环境指标表示。
使用该方程作为构建生态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的逻辑框架，首要的理由是该框架能对前面述及的逻辑起点进行很好的承接：既然将协调“经济规模与生态承载力”的矛盾关系作为生态经济研究的逻辑起点，既然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的要求是经济的扩张不能突破生态承载力的限制，那么自然就需要对造成生态压力或生态影响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因素分析，以期找到生态压力的社会经济源头，并对这些源头进行管理和控制。IPAT方程无疑是进行这种因素分析的最好框架。
（二）改革教学方法。
恰当的教学方法是提高教学效果的根本。针对生态经济学课程特点及当前该课程教学方法的缺陷，笔者建议教师采用以下教学方法。
1.开展案例教学。
好的教学案例能实现经济理论与生态知识的充分融合。通过案例教学，可以使不同专业知识背景的学生对抽象的生态经济理论的理解不相互脱节，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又能以比较轻松的方式让学生迅速掌握相关知识。因此，如何选择案例及如何组织学生进行案例学习显得非常重要。总的来说，要遵循3个原则：（1）生态知识与经济理论相结合原则。典型案例都包含许多相关的生态知识与经济知识，使得学生更容易接受。（2）案例本土化原则。国外案例所叙述的生态经济问题常常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符合，因此容易使学生的案例学习与现实问题发生脱节，从而导致案例教学的效果不显著。因此，应当多采用国内典型案例，无论是成功或失败的案例都可以用来分析，比如西南地区石漠化问题、西北地区水土流失问题。（3）取近舍远原则，也就是尽量选用近期案例。在案例组织方法上，教师应利用案例来引出问题，然后引导学生探讨，并利用案例进行验证，而不仅仅是简单地讲故事和进行案例灌输。
2.分组讨论。
教师根据授课内容，结合当前生态经济学前沿动态，列出多个专题（比如生态经济核算专题包括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生态足迹核算理论与方法、能值核算理论与方法等）。由学生分组选题后，每个小组通过小组成员协作进行资料收集、分析和案例制作，并通过PPT在课堂上进行案例介绍分析，结合当前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相应讨论，并由其他组的学生进行提问。在讨论过程中教师适当进行引导以保证讨论不偏离主题，同时可采用适当的嘉奖方式鼓励提问。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演讲和讨论，培养了学生查阅文献、分析问题、协同工作及语言表达等能力，对学生起到了很好的锻炼作用。
3.围绕区域特色生态经济资源开展教学。
由于教学材料直接来自自身区域，因此能更好地体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更好地实现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融合，自然教学效果更佳。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当地最突出的生态问题――严重的石漠化，从石漠化出现的原因、石漠化的后果、石漠化的治理等方面进行讲授，效果很好。
4.室内模拟教学。
由于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许多生态经济学方法都出现了软件。利用相关软件，对生态经济学的物流分析方法、能值分析方法、生态足迹方法、系统动力学方法、生命周期评价方法、生态经济核算等进行模拟运用，使学生深入理解生态经济方法，并运用某些方法评价生态经济系统。
5.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国内外有许多生态经济研究机构网站，如中国生态经济科学学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中国环境生态网等等。通过这些网站的浏览可以获取很多的生态经济信息、研究动态、研究前沿。在教学过程中给学生设计一些有针对性的小论文题目，如“全球气候变暖，是危机还是骗局”、“我国沙漠化现状及治理”、“三峡工程的生态效应”等，学生在小论文写作过程中自觉和不自觉地上网查找资料，在有意无意间获得了许多科学知识。
（三）革新考核方法。
考核方法应从考核内容变革、平时出勤与课堂表现、专题讨论表现等方面进行革新。例如，可将试卷内容设定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开放性试题，而不是死记硬背的概念和解释题，注重考核学生平时在案例互动、实验式互动及分组讨论中所表现的学习和思考能力，而不仅仅是根据出勤次数来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评定。采用以上的综合考核方法，能更全面地考查学生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罗明灿，刘惠民.建立生态经济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初探[J].中国林业教育，2010（2）：21-23.
[2]沈满洪.生态经济学[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
[3]徐中民，程国栋.生态经济学的研究进展――理论篇[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12.
[4]成美.生态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的创新[J].教学研究，2012（2）：49-52.
[关键词]社会形态 人的本质 经济形态 有制形态 两种生产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9-0005-12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哲学论证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巴黎手稿”）中以人的本质理论对人类历史作了三阶段的划分：
人的本质的形成――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人的复归）。
这一表述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表述表面上相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传统理论据此认为：这一概括是“思辨的，抽象的，因而是不科学的”，它仍“处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范畴”。[1] （P248） 传统理论未能理解两者的区别：费尔巴哈对人和对象世界是“直观”的理解――他把它们理解为“感性的对象”；而马克思对人和对象世界是“实践”的理解――他把它们理解为“感性的活动”。这一区别是根本性的原则区别：在前者的视域中，人与对象世界是既成的，是无历史维度的存在；而在后者的视域中，人与对象世界是在感性活动即实践中生成的，是历史性的发展着的存在。这一基本原则的确立，马克思把唯物主义由费尔巴哈的直观形态推进到实践形态。
“巴黎手稿”批判地改造了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劳动观，通过对现实的异化劳动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劳动的人的本质――“自由自觉的活动”。“巴黎手稿”以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劳动范畴界说作为历史存在物的人和作为人的存在对象的历史。[2] （P252-253、254）
“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在费尔巴哈那里，是非历史的生物学意义的“类本质”的抽象的逻辑展开；而在马克思这里，则是作为历史存在物的人的感性活动――劳动的现实的逻辑展开，即“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劳动――劳动的异化――劳动异化的扬弃这一现实的历史逻辑的展开。所以后者并不是“处于”前者的历史观范畴，而是对前者实现了革命的变革。
“巴黎手稿”进而“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3] （P102） 论证了私有财产的本质是人的自我异化，论证了私有财产制的暂时性，论证了向公有制的“真正人的社会”复归的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3] （P120）
共产主义的本体根据就在于：“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3] （P117） 共产主义不是抽象的、与异化世界相对立的彼岸世界，而是对私有财产的异化世界的扬弃。私有财产的异化世界本身的劳动与资本对立的矛盾运动构成它的否定性基础，它在完成人的关系的非人化的同时，也为这种非人化的否定准备了条件。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积极的，它只是消除其异化形式，使之重新成为人的本质力量，因而它“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刘丕坤译本译为“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更为确切）。[4] （P73）
“巴黎手稿”以对劳动的展开过程与社会的发展过程的统一的把握，揭示了社会所有制形态演进的规律：
公有制的“真正人的社会”――私有制的“异化的社会”――公有制的“真正人的社会”的复归。
传统理论对“巴黎手稿”这一概括的一个根本性的批评是：“真正人的社会”是“先验的理想状态的预设”，因而它是“一种深层的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5] （P219） 从表面看，似是如此。因为马克思这时并不具有对原始社会作实证研究的条件。但这一批评实际上并不能成立，因为它并未把握马克思对历史思考和研究的辩证方法。“真正人的社会”并非是先验的设想，而是对现实的“异化的社会”的异化本质深刻批判基础上的抽象。“巴黎手稿”创作之前，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对自己的哲学思维的特点作过这样的说明：“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6] （P416） 这一方法固然是对未来社会而言：它说的是在对异化社会特别是其最后一个形式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发现未来的新世界――共产主义；但这一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对“异化的社会”之前的“真正人的社会”的发现。两者都是由已知探索未知。在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中可以抽象出人的本真的劳动――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在对“异化的社会”的人的异化的社会联系的批判中可以抽象出“真正人的社会”的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马克思在与“巴黎手稿”的内容相衔接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对“真正人的社会”的基本特点作的概括，是合乎对“异化的社会”批判的逻辑的抽象。① 这是一个从实然到本然再到应然的辩证思维过程。[2] （P271）
“巴黎手稿”的这一论证，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确立了本体根据和基本方法论。其深刻性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马克思晚年在包含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人类学研究基础上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新概括，是与之对应的原生社会――次生社会――向原生社会回复的再生社会的“三形态”。两者的关系是：前者为后者提供哲学基础，后者为前者提供科学论证。
二、由哲学转向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所有制社会形态理论
“巴黎手稿”从人的本质的角度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哲学论证是深刻的，但这一规律的研究不能停留于哲学。对现实社会运动规律的把握和揭示，还有待在“巴黎手稿”确立的“三形态”的方法论的指导下，由历史哲学转向历史科学。这一转向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开始的。
《形态》由对劳动分化即分工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异化劳动的起源，揭示了异化劳动包含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揭示了“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7] （P26）《形态》的这一研究，由历史哲学的人的本质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形上论证，进入历史科学的对社会的现实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示。《形态》依据分工发展的规律，论述了所有制社会形态的演化：“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共产主义所有制。
传统理论把这一概括看作是“五形态论”的根据，认为“关于五种社会形态，马克思最早是在其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论证的”。[8] （P46） 这一理解与《形态》概括的原意有原则性的出入。
第一，《形态》概括的第一种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并非“五形态论”所理解的是“原始社会的不确切的表述”。《形态》研究的是：分工出现之后有几个与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应的所有制社会形态依次向资本主义演进。“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可以理解为对应于奴隶制所有制、封建制所有制，因为前两者与后两者就其包含的私有制对抗性的实质内容而言，是一致的。但“部落所有制”则绝不能理解为与原始社会的所有制相对应。这是因为：原始社会的所有制是个体与群体统一的没有分工的原始共同体的公有制，而“部落所有制”则是与分工形成后的第一个阶段相应的所有制，即原始公有制解体之后的已包含私有制对抗形式的公私两重性的所有制。
并非如“五形态论”所理解的那样：资本主义之前只有奴隶制与封建制这两种私有制对抗形式。此前还有第三种私有制对抗形式，这就是奴隶制由以产生的已包含私有制对抗形式的公私两重性的“部落所有制”。这一点，马克思分析得很清楚：“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7] （P73） 这就是说，分工的形成即是私有制的起源，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是私有制的不同形式。作为分工发展的第一阶段――“部落所有制”，是由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阶段，它虽非完全的私有制，尚具有公私两重性，但它已包含私有制，因而它不属原始社会的公有制的非对抗性社会生产形式，而属向私有制社会演进的对抗性社会生产形式。
所以，《形态》论证的“五形态”的演进，不能依据“五形态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依次演进来理解，而应依据“巴黎手稿”的“三形态”的划分来理解：作为分工发展不同阶段的前资本主义的三种不发达私有制社会形态和发达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对应于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异化的社会”，消灭分工的共产主义对应于扬弃异化劳动的公有制的“真正人的社会”的复归。在《形态》的社会形态的概括中没有对应于“巴黎手稿”的“三形态”划分中的第一形态“真正人的社会”的原始社会。其原因是：当时尚无可供研究的原始社会的实证材料。“巴黎手稿”对异化之前的公有制的“真正人的社会”的概括，是基于对“异化的社会”的异化劳动的深刻研究对之作出的哲学的逻辑把握，以为论证私有制的暂时性，论证向社会的人复归的共产主义的必然性提供逻辑起点。《形态》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研究由历史哲学转入历史科学，因而它对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的研究只能有待于原始社会实证材料的发现。《形态》依据历史条件提供的可能，给自己确定的任务是：探讨分工的发展规律如何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发展和灭亡。所以，它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前史的研究仅追溯到分工形成后的第一个发展阶段――“部落所有制”，而未进一步追溯到尚无分工的原始公有制。
第二，《形态》对所有制社会形态演进的概括，并非“五形态论”所理解的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概括。在《形态》创作前后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对历史的研究尚限于西欧范围。1843年6―10月，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主要研究了英、法等西欧国家的封建政治史，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了“克罗茨纳赫笔记”。1843年10月―1845年8月，马克思先后在巴黎、布鲁塞尔、曼彻斯特主要研究了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英国和法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作了“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这时，马克思对所有制社会形态及其演进规律的研究，依据的是西欧的历史。因而《形态》概括的“五形态”只是反映西欧这一世界局部地区历史发展的规律。当时以及后来马克思都无意要把这个概括作为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概括。《形态》概括的“五形态”，不是“五形态论”所指认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而是与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应的前资本主义的三种对抗性所有制形式向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资本主义所有制演进，而后再向扬弃私有制对抗形式的共产主义演进；不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概括，而是世界局部地区――西欧历史发展规律的概括。但这一局部规律的概括具有世界史意义：因为世界历史正是从西欧的历史发展中产生的。
《形态》还进一步深化对这一规律的研究：它进而把前资本主义三种所有制形式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概括为“自然产生的所有制形式”与“文明创造的所有制形式”两大形态，并具体论述了两者的区别：前一大形态，其前提是“各个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的、部落的或者甚至是地区的联系而结合在一起”；后一大形态，其前提则是“各个个人互不依赖，联系仅限于交换”。“在前一种情况下，所有者可以依靠个人关系，依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共同体来统治非所有者；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统治必须采取物的形式，通过某种第三者，即通过货币。”[7] （P72） 扬弃私有制的共产主义为第三大形态，“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也是相互适应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7] （P75）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巴黎手稿”从人的本质的角度对共产主义的哲学论证，如何转化为基于分工和交往发展规律的科学论证，而前者正是后者的哲学基础。
《形态》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发展史上的贡献是：它的“五形态”概括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概括提供基础；它的“三形态”概括则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交换社会形态的“三形态论”提供基础。
三、《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社会形态理论：交换社会形态的“三形态论”和所有制社会形态的东西方双线发展论
传统理论存在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片面强调所有制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对个别劳动的占有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而轻视乃至否定交换即个别劳动与社会总劳动的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致马克思从交换的角度揭示的交换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理论根本不在它的视野中。
1980年代以来，学界十分重视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伦敦手稿”）这一交换社会形态“三形态”概括的研究：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9] （P104）
学界对这段概括的流行见解是：第一大形态“人的依赖关系”，即自然经济社会形态，与之对应的是包括原始社会在内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第二大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即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之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三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即产品经济社会形态，与之对应的是扬弃私有制对抗形式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解似是正确的，但其实并不合理：它的划分与“巴黎手稿”的三大形态的划分不对应，因而也与马克思晚年在给查苏利奇复信信稿中的三大形态的划分不对应（后者是对前者的科学论证，这一点第五节再论）。
按“巴黎手稿”和“晚年信稿”的三大形态的划分，原始社会是第一大形态，即“真正人的社会”或原生形态；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社会与资本主义是第二大形态，即“异化的社会”或次生形态。而据上述对“伦敦手稿”的“三形态”概括的理解，则原始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社会为第一大形态，而资本主义单独为第二大形态。前一划分合理，还是后一划分合理？自然是前一划分合理。
后一划分的问题在于：它误把原始社会也列入“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形态。其实，按马克思这段论述的原意，“人的依赖关系”这第一大社会形态并不包括原始社会。我们应当注意：上述引文并未引完整，“人的依赖关系”之前还有一段总起的话：
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你就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9] （P104）
“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这是揭示私有制对抗性社会形态的共同特征：人与物的关系支配人与人的关系，人占有物就能够支配、占有他人的劳动。在这一论断之后概括的第一大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自然就是向资本主义演进的几个私有制对抗性形式的所有制社会形态，不可能包括非对抗性形式的公有制的原始社会――因为原始社会不存在“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
第一大社会形态“人的依赖关系”与第二大社会形态“物的依赖关系”的区别是形式的、现象的，而非内容的、本质的。两者都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支配人与人的关系，区别只是在于：前者人对物的占有是实物形态，后者人对物的占有是抽象形态即货币形态；前者人对物的依赖以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表现――以人对地域共同体的依赖关系表现，后者人对物的依赖则以物化的普遍形式表现。
但“伦敦手稿”以这一区别划分“人的依赖关系”与“物的依赖关系”为两大形态有重要意义：它揭示了具有普遍制约性的物化的经济关系取代以血缘关系、宗法关系、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域性经济关系的必然性，揭示了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必然性，论证了由自然经济向产品经济过渡的中介商品经济的不可逾越性。
流行见解之所以误把原始社会也列入“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形态，其原因是它未能注意“自然形成的社会”。① 即自然形态的社会与自然经济的社会的区别：前者人与人、人与物直接联系、天然统一；后者人与人、人与物则由分化转向对立。人与人、人与物的统一决定了原始社会的经济形态是劳动以人为目的的产品经济（生产并未以交换价值为使用价值的尺度），而非劳动以物为目的的自然经济（以交换价值为使用价值的尺度的生产已逐步形成和发展）。因此，原始社会的自然形态的经济的特征，是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支配人与物的关系的血缘共同体基础上的具有“原始的丰富”的自由个性，而非建立在人与物的关系支配人与人的关系的地域共同体基础上的“人的依赖关系”。②
“伦敦手稿”概括的第一形态――“人的依赖关系”的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并不包括原始社会，所以它的“三形态”的概括与“巴黎手稿”的“三形态”的概括也是对应的：前者的第一、第二形态是后者的第二形态中的两形态。“伦敦手稿”对社会形态理论的贡献，不仅从交换角度作出了“三形态”的概括，并对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作出了“人的依赖关系”与“物的依赖关系”的区分；而且从所有制角度进一步对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的演进作出了东西方双线发展的概括。
在对印度和俄国的农村公社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伦敦手稿”确定：与农业生产相适应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9] （P44） 它构成从公有制的原生社会向私有制的次生社会转变的序列的起点，是公有制社会向私有制社会过渡的中介――它本身以公有制为主导但已包含私有制对抗形式，因而具有公私两重性。这个过渡蕴涵着往后发展的不同的可能性。
这往后发展的不同的可能性，“伦敦手稿”依据对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和以印度、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的前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概括为两条路线：“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9]（P471）“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是西方社会所走的道路。“巴黎手稿”指出：亚细亚所有制这个“东方形式”“在古代的和日耳曼的所有制中仍然是隐蔽的――尽管是对立的――基础”。[9]（P498）“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各种原型”“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即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中“推出”。① 其演进路线是：由亚细亚公社所有制演化为古代的和日耳曼的公社所有制；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在罗马后来又演进为古代的奴隶制所有制；而日耳曼公社所有制在后来的发展中则与处于瓦解的罗马的奴隶制所有制结合而产生欧洲中世纪的“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的封建制所有制；“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导致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产生――“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10] （P832）“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是以亚洲为代表的东方社会所走的道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自然经济的社会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的。在这一阶段，东西方社会各自独立发展。西方社会的古希腊因经民族的跨海大迁移，其血缘关系崩解，建立了地缘的以财产和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城邦国家，这就决定了其农村公社内部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演进路线。而东方古代社会则不同：由其历史环境决定，其发生的民族迁移是陆地上的迁移，而这种迁移“是整个血族的男女老幼家居杂物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儿出发，在大地上以蜗牛的速度缓缓前进”，[11] （P129-130） 其血缘关系得以保持。这就决定了其农村公社内部的私有制因素为公社土地公有制所扼制，由公社公有制向东方专制制度的土地国有制（王有制）过渡的演进路线。“伦敦手稿”预示：与西方奴隶制、封建制并行发展的东方专制制度的亚细亚所有制社会形态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时代，它的“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也必将“解体”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所以，在“伦敦手稿”中，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也被列入“前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9] （P471、472-473）
《形态》的社会形态研究尚限于对西欧的研究，因而只概括了前一演进路线。“伦敦手稿”的社会形态研究则由对印度、俄国的农村公社的研究扩大到了东方，进而探讨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东方社会的所有制社会形态的演进路线，作出了所有制社会形态的东西方双线发展的概括。马克思晚年在对处于世界历史发展新阶段的俄国未来发展道路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对东西方双线发展论作出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东西方双线发展论发展了前资本主义的东西方双线发展论（这一点，第五节再论）。
四、《〈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概括及其意义
通常为我们引为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经典表述，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的这一论断：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2] （P83）
传统理论认定：这是“五形态论”的根据。
其实，这种理解是依据斯大林的“五形态论”对马克思的这段经典表述的误读。
1. 这一表述并非“五形态论”所理解的是对纵贯全部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概括，而是对人类历史的特定阶段――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概括。
如有的学者所考证：这一经典表述中的“社会经济形态”应译为“经济的社会形态”。据德文本原文，“社会经济形态的原词为Ökonomischen Gesellchaftsformation，按原文词义，应直译为经济的社会形态。”中文本《序言》是根据俄文本转译的。在俄文本中，此词是按德文原词直译为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обществениая формачия，即经济的社会形态。不知为什么中文本“把这一词义颠倒过来，错译成‘社会经济形态’”。[13] 1995年的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已对这一错译作了校正。[14] （P33）“经济的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也如有的学者所论析：“社会的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在同一时间的历史横断面上与政治形态、文化形态并列的一种形态，它存在于任何社会；而“经济的社会形态”则是人类历史纵向发展存在的一个阶段（其内部也有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它与“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在时间序列上并列。[15] 经济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特殊阶段，它与其前和其后的“非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基本区别是什么，这在“五形态论”的一种生产理论――即只肯定物质资料的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理论――的视野中，是不可理解的。
但一种生产理论是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并非一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而是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形态》明确肯定：人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人类历史发生和存在的基础，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共同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起着动力性的决定作用。[7] （P32-34） 马克思晚年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并在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把它确立为两种生产理论。
两种生产，何者居于支配地位，划分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三大阶段。
“经济的社会形态”就是人的生产从属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所支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地位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是人的目的，物支配人。
前“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从属于人的生产、为人的生产所支配的阶段。这一阶段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地位的，是人的生产，人是生产的目的，人支配物。原始社会的血缘组织使人联合起来支配自己的生产，使生产以具有“原始的丰富”[9] （P109） 的人为目的，尽管这是在较低水平上和以较狭隘的形式进行的。①
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是对物质资料的生产支配人的生产这一否定的否定，它在“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3] （P120） 的基础上，向人的生产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的社会形态回复。通过这一否定之否定，人重新成为生产目的――这里成为目的的人不是“原始的丰富”的人，而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人。[9]（P104）《序言》的正文正篇《资本论》对这一未来社会形态的特点以对超越“必然王国”的“自由王国”的深刻论述作了进一步论证：在未来的“非经济的社会形态”阶段，人的生产回复到对物质资料的生产的支配――“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在超越物质生产领域的基础上，“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16] （P926-927）
这三大阶段的划分与“巴黎手稿”的人的本质发展三大阶段的划分是对应的。
所以，《序言》的“大体说来”的“几个时代”的概括，是人类历史特定阶段“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进规律的概括，而不是纵贯全部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概括。其所概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也是人类历史特定阶段“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社会基本矛盾，而不是纵贯全部人类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
所以，传统理论断言“任何离开了这段经典表述企图从马克思的其他什么论述中寻找‘依据’来解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都是荒唐的”的结论，是片面的[17] ――它把两种生产理论排除在唯物史观之外。
2. 这一表述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并非“五形态论”所理解的是原始社会，而是由原生形态的公有制社会向次生形态的私有制社会过渡的具有公私两重性的所有制的社会。
传统理论未能注意《序言》这一经典表述中有两个限定。一个限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表述概括的“几个时代”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不仅古代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生产方式、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经济的社会形态，而且古代的生产方式之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也是经济的社会形态。因此，经济的社会形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不可能是非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原始社会。另一个限定是“社会生产过程的对抗形式”。这一表述明确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此前的向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演进的几种生产方式，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内，当然也都是社会生产过程的对抗形式。对抗形式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不可能是非对抗形式的原始社会。
《序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涵义应依据“伦敦手稿”对亚细亚所有制形式的阐述来确定。
“伦敦手稿”以对作为亚细亚所有制典型形态的印度农村公社的深刻研究为基础，论析了亚细亚所有制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两种形式：一是作为由公有制的原生社会向私有制的次生社会过渡的中介的亚细亚所有制；一是作为东方专制制度基础的亚细亚所有制。前者的主要特征是：土地公有制仍然保持――耕地是公社的公共财产，但公共土地已分配为份地――它定期在公社社员之间重分；社员同自己的家庭独立耕作分配给他的份地，并把产品留为己有。不动产私有权也已出现――房屋及其园地已属社员私有。[9] （P481） 后者的主要特征是：凌驾于公社共同体之上的作为“总合的统一体”的专制国家是“唯一的所有者”，国家作为土地所有者同生产者对立；生产者村社社员只有经由专制国家的君主的赐予，才获得土地使用权，其剩余产品属“总合的统一体”即专制国家。[9] （P473-474）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具有公私两重性。《序言》概括的向资本主义演进的早于古代的生产方式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前一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即它是原始公有制解体之后的已包含私有制对抗形式的公私两重性的所有制的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较《形态》的所有制社会形态理论中的“部落所有制”的概括更科学。
3. 这一表述概括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规律并非是“五形态论”所理解的包括东方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概括，而是对西欧这一局部地区的西方社会发展规律的概括。
第一，封建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演进并无普遍性。《序言》的正文正篇《资本论》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的必然性”的论证明确限于西欧各国。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说明：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
“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同上，第341页）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18] （P268-269）
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代替的必然性过程，即“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18] （P129） 显然是前资本主义的西方的“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的演进路线。
所以，封建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演进，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第二，亚细亚生产方式向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演进也无普遍性。传统理论以为斯大林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奴隶社会是由原始社会演化而来。其实，这是斯大林并无历史根据的武断。[19] （P649-653） 公有制的原始社会不可能直接过渡到私有制的奴隶社会，两者之间必然要有公私两重性的社会作为过渡的中介。所以，正确的不是斯大林的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演进的概括，而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向古代的即奴隶制的社会演进的概括。问题是：在西欧之外的广大亚非拉地区，作为由原生社会向次生社会过渡的中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都是向作为东方专制制度基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演进，为什么独独在西欧地区它则是向奴隶制的生产方式演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明了西欧社会之所以向奴隶社会演进所具备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它有着发达的商业。《资本论》指出：“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这“除了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外，还取决于完全另外一些情况。”[16]（P371） 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作过具体说明：“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那就还需要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有更大的增长。在古代的自发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隶制或是根本没有出现过，或是只起极其从属的作用。在最初的农民城市罗马，情形也是如此；而当罗马变成‘世界城市’，意大利的地产日益集中于人数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阶级手里的时候，农民人口才被奴隶人口所排挤。在波斯战争时期，科林斯地方的奴隶数月达到四十六万，在埃伊纳地方达到四十七万，平均每个自由民有十个奴隶，为此，除‘暴力’之外，还需要其他东西，即高度发展的美术工业和手工业以及广泛的贸易。”[20] （P200）
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奴隶劳动成为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历史条件――“商业资本的发展”、“美术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地产的集中、以商业为中心的城市的形成、“广泛的贸易”，并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农村公社的连续性发展所能形成的，而是在这种连续发展出现“中断”才可能形成。
为什么西欧社会的发展会出现这个“中断”？汤因比的希腊文明研究，以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的发展能否挣脱、割断氏族社会的血缘纽带、从而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组织取代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组织的决定性作用的论析，对此作出了解释。处于海洋型地理环境的古希腊民族，在扩展民族生存和发展空间需要的支配下，导致了民族的跨海大迁移。这一迁移的结果是：其血缘关系崩解，建立了地缘的以财产和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城邦国家。[11] （P130、132） 这就决定了其农村公社内部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所有制因素，由公私两重性的社会向私有制社会过渡的演进路线。正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西欧古代社会奴隶制产生的历史条件――商业的发达和商业资本的发展――才得以形成。
西欧之外的东方古代社会则不同，其发生的民族迁移是陆地上的迁移，其血缘纽带未能挣脱，其土地公社所有演变为土地国有，因而不可形成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自然也就不可能产生奴隶制经济。
继汤因比之后，张光直对西方方式的文明发展的非连续性、突破性和非西方式的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作出了深入的考古学的论证。其要点，徐苹芳作了概括：
西方方式的文明[突破性的]
（1）生产的手段即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是积蓄社会财富的主要方式，技术或商业程序是决定性的因素；
（2）在社会组织结构中地缘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
（3）文字产生的主要动机是技术和商业的需要；
（4）城市成为交换和手工业的中心，城乡分离。
西方式的文明的特点是突破性的，也就是断裂性的。
非西方式的文明[连续性的]
（1）社会财富的积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完成，贸易主要限于宝货的范围；
（2）社会组织结构中的血缘关系从氏族到国家一直延续着，起主要作用；
（3）文明社会的城市与以前的氏族聚落有连续性；
（4）文字的出现与政治、亲族的辨认、宗教仪式密切相关。
张光直对东西方文明的考古学比较研究的结论是：“西方式的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而非西方式的或者说东方式的文明的发展则是“社会组织结构中的血缘关系从氏族到国家一直延续着，起主要作用”，不能突破血缘伦理型文化的束缚。因此，西方式的文明是世界文明发展中的“例外”。①
汤因比、张光直对西方文明特殊性形成的历史条件的研究，进一步佐证了马克思关于西方奴隶经济形成的历史条件的特殊性的科学论断。
所以，亚细亚生产方式向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演进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第三，奴隶制生产方式向封建制生产方式的演进也无普遍性。在奴隶制生产方式没有普遍性得到合理的科学说明之后，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形态》的所有制社会形态理论已指明了封建所有制的特殊性是由其得以形成的内外因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其内因的特殊性是：处于瓦解的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出现封建制萌芽――奴隶制的大庄园经济向小农经营转变。其外因的特殊性是：日耳曼的入侵、征服，导致日耳曼的公私两重性的公社制与开始具有封建制萌芽的奴隶制的相互作用。《形态》指出：“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现存关系以及受其制约的实现征服的方式发展了封建所有制。”[7] （P28）《序言》正文的《导言》在论述征服的历史作用时，也指出了这一点：日耳曼对罗马的征服，使两者的生产方式“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12] （P100） 这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就是封建的生产方式。西欧之外的其他地区并不具备这样的历史条件，因而都不存在封建制。
马克思晚年在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和菲尔笔记中，对把东方村社共同体的结构当作“封建的结构”、把东方的中央集权制专制制度当作“封建制”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坚决反对把封建化当作普遍规律。②
亚细亚生产方式向古代的即奴隶制的生产方式的演进限于西欧各国，决定了封建制生产方式形成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也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序言》揭示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几个时代”的演进规律，并非“五形态论”所理解的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而是人类社会特定地区、特定阶段的局部规律。但对于全局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是对“巴黎手稿”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的哲学论证的科学论证：揭示了民族史向世界史演进的规律，以及资本主义开创的物的异化力量支配的世界史向联合起来的个人通过占有生产力总和实现对物的异化力量的控制和自觉驾驭的世界史即自由人联合体的世界史演进的规律。
五、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对社会形态理论的综合
传统理论不承认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的重心由经济学转向人类学，因为在它看来：承认这一点，那就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纳入早期人道主义的轨道”，那就会“派生出种种不科学的判断”，简言之，那就会“歪曲”马克思主义。[21][22] （P141） 这表明，传统理论囿于对经济的社会形态作政治经济学剖析的视界，难以理解马克思晚年为探明由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向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再由经济的社会形态向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复归的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规律，其理论研究重心由经济学转向人类学的必然性。马克思晚年理论研究的重心之所以必然由经济学转向人类学，这是因为：只有转向人类学，才能建立两种生产理论，才能进而建立原始社会理论，才能进而揭示原生社会次生社会向原生社会复归之再生社会这一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及对这一笔记的思想作了初步提炼、概括的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和信稿，③ 确立了以下基本理论要点。（1） 确定“较古的公社”即氏族公社为人类社会原生形态。（2） 原生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动力是人的生产，其演化由人的生产和它形成的血缘关系支配；生活资料的生产从属于人的生产，它以人及其共同体为目的。（3） 通过对农村公社与“较古的公社”即氏族公社主要特征的比较，确定农村公社的历史地位：它“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4） 确立研究向次生形态过渡的公私两重性的农村公社在东西方的两条演进路线的方法论原则。（5） 结合经济学研究成果，肯定和论证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关于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社会的人类学结论：它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更完善的形式下的复活”，即以古代类型的所有制最高形式――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6） 以人类学的两种生产理论揭示人类社会总体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原生社会向物的生产支配人的生产的次生社会演进，再向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再生社会演进。
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对“巴黎手稿”开始研究的社会形态理论作了综合。
（1）“人类学笔记”从两种生产的角度对人类社会发展三阶段的概括与“巴黎手稿”从人的本质的角度对人类社会发展三阶段的概括对应：人的本质形成的“真正人的社会”即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原生社会，人的本质异化的“异化的社会”即物的生产支配人的生产的次生社会，扬弃人的本质异化的“真正人的社会”的复归即向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复归的再生社会。后者对前者的哲学论证作出了人类学的科学论证。
（2）“伦敦手稿”从交换的角度具体揭示了次生社会向再生社会发展的经济形态演进规律，即“人的依赖关系”的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向“物的依赖关系”的商品经济社会形态演进，再由“物的依赖关系”的商品经济社会形态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自由个性的产品经济社会形态演进。
依据马克思晚年的原生社会及原生社会向次生社会演进的理论，这一概括应再补充血缘共同体的“原始的丰富”的自由个性的自然形态经济向“人的依赖关系”的自然经济演进。
人类社会总体的经济形态的演进是四阶段：血缘共同体的自由个性的自然形态经济――“人的依赖关系”的自然经济――“物的依赖关系”的商品经济――自由人联合体的自由个性的产品经济。
（3）“人类学笔记”发展了“伦敦手稿”从所有制角度对东西方两条演路线的概括，把前资本主义的东西方双线发展论推进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东西方双线发展论。①
西方社会的演进路线
氏族公社所有制亚细亚农村公社所有制奴隶制所有制封建制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有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有制
东方社会的演进路线
氏族公社所有制亚细亚农村公社所有制东方专制制度的亚细亚所有制
“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所有制
资本主义所有制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有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有制
马克思晚年的原生社会向次生社会演进的理论指明了：（1）公私两重性的亚细亚所有制是原生社会向次生社会过渡的中介；（2）这一中介蕴涵着往后发展的两种可能性，这是东西方在次生形态阶段双线发展的根据；（3）东方专制制度的亚细亚所有制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它的发展前途仍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公有制因素战胜私有制因素，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成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是私有制因素战胜公有制因素而成为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
通过对马克思从“巴黎手稿”到“人类学笔记”的社会形态理论发展进程的探讨，本文对这一理论作如下的初步整合。
第一层次：哲学论证
人的本质形成――人的本质异化――人的本质异化的扬弃
第二层次：经济形态的经济学论证
自然形态的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
第三层次：所有制形态的经济学论证
演进路线[Ⅰ]
氏族公社所有制――亚细亚所有制――奴隶制所有制――封建制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有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有制
演进路线[Ⅱ]
氏族公社所有制――亚细亚所有制――东方专制制度的亚细亚所有制
“吸取资本主义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所有制
资本主义所有制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所有制――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所有制}
第四层次：人类学论证
原生社会――次生社会――向原生社会复归的再生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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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学 经济价值 价值向度
在人们的价值取向、文化涵养、生活准则受到质疑的催逼下，人类不得不将自己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与生态关系做重新调整，把实践活动和生态环境紧密的联系起来，保证生态系统具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这实际催生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学的产生。
1 探究之始――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学价值的几何维度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学是在借鉴生态学理论创新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优化的基础上，将自身视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它是一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及其影响内外关系的总和。它着力解决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存在的“要素不耦合、反馈不顺畅、机制不健全、教育目标无层次性”等问题，[1]目标是实现教育与生态的动态平衡。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学的价值向度是全面、动态、多元的统一。从功能作用上看，分为方向保证、参与管理、精神动力、营造环境；从范畴领域上看，分为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这些价值层面间的界限不是绝对不可逾越的，其相互间是交叉、互补、相通的。
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关系是物质利益关系，经济价值常为人所崇尚，所追求。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学的经济价值就具有了存在的理由。
2 探究之续――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学是否具有经济价值
通常，人们大多数都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属于精神范畴，它的功能是政治。正是这种传统的思维定式限制了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认知，使其长时间游离在经济活动之外。
马克思曾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就是说只要条件允许，理论就会生发成经济价值。所以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加深对思想政教育生态学的理解。
理论上，主要体现在：（1）精神与物质转化理论。蕴含人类伟大思想结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曾阐释：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先进的、科学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促进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学是科学的社会意识，有利于物质资源的整合，使财富集聚化，社会和谐化。（2）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是物质生产力的主要构成，其中人的要素包含着人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科学文化水平。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学通过科学整合人的要素，使人思想觉悟提升，劳动能力提高。（3）马克思主义生产劳动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活动，是将经济工作和其他的工作结合起来的脑力劳动，思想政教育生态学可以培养和发展具有效益理念、科技意识、生态理念的劳动者，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学是具有生产性的。
实践上，主要体现在：（1）从价值功能层面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学在激励激发、导向力量、环境营造、人格塑造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既能运用科学的教育方法来激发人的创造活力，又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学的内生力量如道德力量、社会心理环境等用于对社会经济发展导向和调节。（2）从国内国际的事实活动上看，自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体逐渐摒弃庸俗化的实利主义、利己主义等观念，开始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探索建立一种互惠互利、诚信经营、这样一种现代经济风尚。从国外来看，虽然国外没有使用“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名词，但国外的一些企业也开始从重视机器、技术向重视人转变，典范就是企业文化的出现。
3 探究之末――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学的经济价值向度
知识领袖班迪博士在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时曾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国家各种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 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3]这说明对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完善是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良好的思想道德建设就是巨大的生产力。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学既蕴含了一般社会层面的价值共性，又凸显了其特殊个性，主要体现在：
（1）方向保证。在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却日益凸显，于是我国又迅速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由高速发展转为中高速发展的经济新常态，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每一次国家方针、政策的提出都是为实现对人们进行一场先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
（2）参与管理。当代经营管理是建立在文化人的基础上的，尊重、关心、开发人是一切组织的根本所在。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管理方式使人的自觉意识、效率成果低下。而在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中，管理者开始注重和员工精神上的沟通。把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创造积极性、敬业责任感、组织忠诚度融入到产品的质量上来，实现精神力量向经济价值的能动转化。
（3）精神动力。道德力量不仅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还能够规范经济行为，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这不仅关系到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及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学的正向引导下，开始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使自身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来实现改造社会和科技管理创新能力的提升，社会生产力及人自身价值的增值。
（3）营造环境。由于市场经济具有盲目性、自发性等缺陷，单纯依靠法律的保护是不够的，一定的道德约束和文化导向能够实现功能上的互补。[4]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学通过对人利益驱动冲动性的调节和约束，向其注入正确的交易理念，帮助人们树立崇高的职业道德和价值操守，为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扫除精神障碍。
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普通教育会产生普遍的生产力，在不远的将来，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学会带来更为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张保伟.生态价值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化创新[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1）：236--239.
[2]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的表现形态[J].江汉论坛，20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