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金融证券类专业 课程体系 金融学 证券投资 学科体系
[作者简介]刘建和（1973- ），男，浙江绍兴人，浙江财经大学投资系主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证券市场和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工作。（浙江 杭州 310018）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30-0142-02
随着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断努力使其金融市场全球化，10年后A股市值已经超过12万亿美元。自从中国去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股市市值第二大的国家，中国两大证交所――上交所和深交所的市值总和为4万亿美元左右。而据美国高盛公司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股市市值有可能超过美国。
一、提出问题
如此庞大的证券市场需要得到维持以及发展，必须依靠大量的证券人才才能得以实现。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证券市场的人才需求越来越呈现出复合型、高端型、高素质、具有创新和竞争意识多方面要求并进的特点。培育具有这些特点的人才，有必要对内地的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进行相应的专业化本土化改革。
林毅夫曾指出“被解释现象的重要性决定社会科学理论的贡献大小”。当前金融大学科的理论主要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历史长，制度设计比较完备，而内地金融市场发展时间短，制度建设仍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所以如何利用现代金融理论体系对内地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进行安全分析，这是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设计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因此，本文认为进行专业化本土化改革研究，就是要把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结合内地金融业的实际情况进行专业化和本土化，使得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适应本地金融市场的要求。一方面，课程体系改革的目的是可以把金融证券理论与中国股市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可以用理论知识来指导实践、面向实务；另一方面，课程体系改革的结果是培养能够把金融证券理论与中国股市的实践结合起来的人才，这样才能面向金融类企业对于实务人员的需求，推动金融市场合理化发展。
二、金融证券类的课程体系设计
内地学术界对于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的设立，虽然基本上沿袭海外金融体系的模式，但是受到我国金融体系以银行为基础的特征的影响，金融学专业教育主要以银行管理为主体，与金融学理论以投资学和公司金融为主体存在一定的差异。正是如此，随着内地证券市场的发展，内地学术界对金融证券类课程的教学改革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这些成果主要可以归类为宏观和微观两大类。
宏观上，对于整个学科体系的建设诸多学者提出了不多的意见和建议。如“内地金融学内涵界定模糊，理论和学科建设滞后”“美国专业课程设置上比较灵活丰富，培养目标侧重于实用性”“我国金融学的教学有必要跟上时代步伐，增养适应市场需要的金融人才”。微观上，主要是对于学科体系中某门课程教学方法的研究。如“应发展实验金融学来推动资本市场的规范化”“案例讨论是调动学生积极性主动性的关键环节”。还有个别学者从“分层化教学的角度提出对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的改革”。
从这些前人的教学改革研究上，不难发现仍具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发展的方面。目前内地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的设置与海外相比差距并不大，也具备了从金融学、金融市场学、金融经济学到投资学、金融工程、期权期货及衍生工具等一系列课程，也充分应用了多媒体教学手段和案例教学的方法。正是如此，笔者认为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的症结在于专业化和本土化问题，并试图提出一种针对整个课程体系的可行性解决方案。
三、目前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设计的不足
综上所述，金融证券类学科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来自于西方，如何利用西方的金融证券类理论体系对内地的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进行剖析，以使得内地的金融证券类人才的培养符合内地金融市场的需求，这是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设计面临的重点，但是现有高校的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更多地专注于理论体系的传授。专业化和本土化的提出，能够有效地解决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的实用性问题。总体来看，笔者发现现有的相关课程体系设计存在三个方面缺陷。
（一）论文教学走形式
虽然在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培养方案中会设立一些关于文献研读或是论文写作方面的课程，但是这些课程的安排时间一般都是偏向于最后的一个和若干个教学学期。但是对于相关涉及的学生来说可能要求的学分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所以这方面的课程可能会由于选课人数不够或是其他原因而开设不了，那么对于学生来说只能依靠自己去自学论文的撰写而缺乏一定的系统性教学。正如孙音在《探讨当前金融学研究方法及研究生教育存在的缺陷》一文中所认为的那样，甚至连金融专业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也缺乏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体而言，论文的教学并不符合专业化和本土化的要求。
（二）课程设置不合理
在内地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金融学基础课程主要是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等。一方面，基础课程体系主要侧重于宏观研究，使得学生对内地金融业的运作机制理解不多；另一方面，课程体系设计偏重理论性的文字描述，相关数理知识类课程相对较少。同时数理经济学方面课程设置虽然比较重要，但实际这方面许多课程有可能设置为选修课且被学生认为难度过高而选择性忽略。
（三）教学内容有偏差
同时内地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在教学上缺乏专业化和本土化的案例实践。内地相当大部分的投资者在投资分析中以技术分析为主，因此证券分析课程中教学内容也往往偏向技术分析，对基本分析和价值投资的内容涉及较少。学生也以为A股并不适合基本分析和价值投资，对课程的学习重视程度不足。这种思路的偏差使得固定收益证券和投资学等课程中大量的价值评估内容被学生认为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同时，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中大量使用海外的案例进行教学，最终导致理论的教学与内地金融市场尤其是A股的实践相脱节。
四、提高专业化和本土化的对策
正是如此，针对目前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设计的不足，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提高专业化和本土化方面来弥补。
（一）提高课程教学专业化
要提高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设计的专业化特别要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1.加强写作能力的培养。以普通高校的金融专业研究生教学培养方案为例。许多高校并未设置有关应用文（特别是研究生论文）的培养，即使是设置了例如像文献选读这样的课程，但是这些课仅是面对各自的相关专业方向。有相当部分金融证券类专业的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方向为券商、投资管理公司、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的投资管理部或投资银行部等相对专业的投资岗位。因此，本文建议在研究生期间第一学期或在本科生大三年级就开设一门应用文或毕业论文写作的必修课程，不仅系统地教授未来走上工作岗位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文书格式，而且详细为学生撰写论一个全方位的引导与讲解。
2.完善课程体系的设置方向。内地的金融学科体系主要面向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两大专业为主，就业方向上以商业银行为主。随着内地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金融体系由以银行为基础将会逐步转变为银行体系和证券市场体系两条腿走路的模式。那么相关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的设计有没有可能在内容上进一步向证券投资和公司金融为主体的微观金融学科靠拢？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此，对于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有必要在方向上进行调整，逐步从货币银行学方向向公司金融和金融工程方向进行转化和完善。比如，通过在大金融专业方向下设置各个小专业的做法有效实现从原有的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为主转变化以银行、证券、保险、金融工程等多学科的大金融专业为主。
（二）课程设置的本土化需求
金融证券类专业课在教学上有必要在更高层次上提供本土化的理论内容。
1.完善专业课程体系的层次化。比如在金融学专业基础理论课金融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上，金融工程专业方向作为必修课可以以数理经济的理论教学为主体，其他专业可以作为选修课以投资学和公司金融基础理论教学为主体；本科学生可以以说明分析为主讲述主要的教学内容，而对于研究生则可以量化推导为主讲述主要的教学内容；同时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分别从应用和数理推导的角度进行教学内容的再分层设置。而其他的专业课如投资学、金融工程学也是如此，都可以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设置I、II和III等层次的进阶课程，进行分层次教学。
2.提高课程教学的本土化。刘建和、吴纯鑫在《金融证券类专业课本土化改革方法浅析》一文中把金融证券类专业课程体系从不同层次递进分为公司金融、投资学和金融工程等。笔者进一步认为可以在这三个层次之下分别进行本土化案例的培养和完善。比如，虽然贴现率的不确定使得贴现现金流模型（DCF法）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应用，但是可以从特定行业出发应用DCF法，同时设定不同的贴现率进行敏感度分析。这样就可以从A股市场中选择相应的实例让学生利用DCF法的敏感度分析来对上市公司进行基于现金流的价值评估。
当然，笔者也不过从专业化和本土化等方面对金融证券类课程体系的设计和教学进行了一些粗浅的分析，也希望相关专业人士能够对金融学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相应的探讨，共同推进内地金融证券类课程的理论和实践教学，为金融证券产业培养更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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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迄今为止，关于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较成熟的理论包括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和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前者强调法律渊源、法律传统是金融制度差异的核心影响因素；后者洞察了金融制度的内生性质、利益集团的组织能力对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两种理论的比较与引申，旨在创造性综合出一种金融制度差异或变迁的社会经济动力学理论，以期能够对金融发展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启示。
关键词：金融制度；“结构”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创造性综合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4－0016－04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个沉重的话题，尽管在1993年还有很多人对此存在怀疑，但现在几乎没有人会这样认为了(Zingales，2005)。在某种程度上，金融发展促进经济的良性增长成为一个公理性结论。不过，对金融发展现象的解释，迄今为止的所有相关文献都集中研究金融发展对GDP增长的影响(King和Levine，1993；Leville，1998，1999；Jayaratne和Strahan，1996)，个别的也涉及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既然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金融深化有赖于特定的金融制度安排(或特定的金融政策)，那么为何世界各国的金融制度类型多样，金融深化水平差异明显?换句话说，好的金融制度安排为何在一些国家迟迟不能出现?既有的制度安排向促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金融制度安排转化有何规律?在明确金融发展研究框架后，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从理论和政策角度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从理论角度看，只有理解了金融发展的原因，才能设计适当的工具变量来分析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从政策角度看，这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假如政策制定者不知道如何促进金融发展，而只知道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关系，意义终归有限度。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引入我国的两种关于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解释理论进行比较与引申，以期能够对金融发展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启示。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介LLsV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第二部分，概述Rajan、zingales的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第三部分，对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两种理论的进一步思考与创造性综合，试图发展一种更为丰富的金融制度演进的社会经济动力学理论。
一、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
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the structural theories of financialdevelopment)由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拉・波塔(La Porta)、德烈・施莱佛(Andrei Shleifer)、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洛配兹・西拉内斯(Lopez Silanes)和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维什尼(Vishny)(以下简称LLsV)1998年在“法和金融”(Law and Finance)一文中联手提出。在这篇奠基性文献中，近年来在法和金融领域十分有影响的LLSV组合以世界上49个国家为样本，考察了产权保护程度的法律及其实施质量与其法律渊源的关系，他们认为法律、执法机制和法律制度支配着金融交易。因为契约安排是形成金融活动的基础，与不支持债权人、股票持有者权利或不能有效执行契约的司法体系相比，保护投资者和履行契约的司法体系可能更激励金融发展。
LISV组合首先基于研究需要按照不同的法律渊源将49个国家分为不同的组别，确立了横向比较的对象。数据回归得出的结论是，正是各国的法律渊源不同，决定了各国对投资者产权保护程度的差异，从而最终导致了各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即好的“法律渊源、金融有关制度安排”决定了一国金融发展的水平。拉・波塔等发现，在金融发展尤其是金融市场发展与法律和监管基础设施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而法律和监管基础又源于各国的法律渊源(拉・波塔等，1997)。他们的推论是：要发展外部融资，投资者需要得到法律和监管的保护。这一推论又得到后续研究的支持。例如，迪克和津加莱斯(Dyckand Zinialas，2003)的研究表明，在具有完善法律和监管的国家，内部人控制的私人收益比较低，这意味着外部的投资者得到更有力的保护；具有更低内部人收益水平的市场更为发达；保护外部投资者的投资收益的法律与监管机制有利于金融发展。
从法律渊源上来看，LLSV组合认为，历史上英国普通法传统偏向私有财产所有者，所以英国普通法成为平衡国家权力而不是国家权力实施的工具。这种法律渊源激励了私有产权，因而鼓励了金融的发展。而大陆法民法体系下的法国和德国，强权政府通常会制定法律、政策和规章来限制私人部门的交易，从而制约了金融发展。
从资本市场具体运行来看，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程度的不同会通过影响企业在资本市场上以股票或债券融资的能力而影响到资本市场的发展。一家企业发行股票或承担债务的意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获得外部融资的条件。好的法律保护机制保证了市场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在某种程度上使投资者愿意以优惠的条件投资于企业。如果条件适合，企业会发行更多的股票与债券。在那些能给企业提供较好融资条件的国家，证券的价值较高，企业容易获得外部融资，具有发达的资本市场。LL5V(1997，1998)指出，拥有较好法律保护的国家，应该拥有较高价值的证券及发达的资本市场。LLSV的回归数据分析显示，对股东法律保护较好的国家比保护较差的国家拥有价值更高的证券市场、更多的人均上市企业数目和更高的首发额。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LLSV(1998)在对49个国家所有权集中情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认为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水平与所有权集中程度之间是呈显著负相关的。在投资者保护方面，普通法系(Common Law)国家保护水平最高，大陆法系的法国、民法系(French Civil Law)国家保护水平最低，而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民法系国家则处于中间水平。对应于不同法律保护质量的国家，公司治理的所有权集中程度呈现出很大差别，越集中的所有权对应于越薄弱的法律保护。关于为什么薄弱的法律保护会导致所有权的集中这个问题，LLSV等提供的解释是，一方面，在公司内部，法律对投资者保护不力，则经理阶层可能攫取股东利益，如要有效限制经理阶层的攫取行为，所有者将留下大股权以便监督管理者；另一方面，缺乏对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大股东要在金融市场上分散自己的所有权将非常困难，因为中小投资者将由于大股东的攫取而没有兴趣用金融投资去换取公司的股权。LLSV(2002)在《投资者保护和公司价值》(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Valuation)一文中，利用世
界上最富有的27个国家数千家公司的数据，构造模型进行检验，用托宾Q测定公司的价值，用国家的法律起源及其特定的法规指数测定投资者保护的程度，研究了投资者保护和控股股东的所有权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除了在投资者保护很好的国家，几乎所有的企业多为家族和国家所有，由金融机构或分散股东拥有的企业非常罕见。该研究的一个关键结论是，在全球大公司的委托问题中，约束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攫取，比对经理无视股东利益醉心于建设自己的王国进行约束更重要，公司治理的“关键机制是保护外部投资者”。由此得到的一个隐含的政策含义是：把金融市场放在一边不闻不问，不是推进公司治理改革的好方法。而金融市场改革应当重视加强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这些保护来自法院、监管机构或者市场参与者本身。
二、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
尽管LLSV组合提出的观点得到了实证支持，但这些证据又引出另一问题：为什么好的法律和监管没有在所有国家得以采用?LLSV组合把其原因归为法律渊源、法律文化不同，认为正是这些社会结构因素塑造了不同国家的金融制度安排。问题是，法律和监管的不同并不能归因于法律起源的不同。因为，如果存在政治意愿的话，民法国家同样可以很容易地复制这些法规。显然，或者那些法规根本不是金融发展差异的原因，或者问题在于政治意愿的缺乏。另外，来自经济发展中的例证表明事实也并非如此。Rajan和Zingales(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在1913年，法国的民法典对投资者的保护并不充分，可是当时法国股票市场的资本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78％)是以对投资者保护充分著称的美国(39％)同期的两倍；这一对比在1980年代则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此时法国的这一比率(9％)不足美国的1/4；不过到了1999年，两国的上述比例已经变得较为接近(法国：117％，美国：152％)。对于法国和美国的股票市场在近乎一个世纪里出现的这种波浪式发展态势，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显然对此无法提出系统的解释。Rajan和zingales认为，要解释两国金融发展的这种“特异”现象，需要注意到同期美、法两国金融和非金融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在金融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随后，Rajan和Zingales(2004)以美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银行业的发展历程为例，阐述了金融发展呈现显著差异的内在原因：金融业和其他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采取种种限制措施强力阻挠金融发展。20世纪早期，为了保护本州银行既得利益，美国很多州禁止外州的银行在本州开设分支机构。这一限制银行间竞争制度安排使本州银行的经营规模偏小，风险承受能力低下，无力举办高风险的农业信贷业务。美国的金融业发展也因此处于低谷。20世纪70年代，美国部分州的银行尽管还是不能在外地开设分支机构，但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成熟和大量投入应用，使银行可以向异地的客户提供借贷服务，实质上冲破了这一制度约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各州银行业的既得利益集团被迫纷纷取消限制外州银行在本地开设分支机构的法规。美国国内陆续有35个州先后通过准许银行控制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ies)把银行的附属公司合并为分支机构以及在全州范围内开设新的分支机构，从而放松了以往在不同州之间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随着1994Riegle－Neal州际银行设立和分支机构开设效率法案(Riegle－Neal Interstate Banking and Branching Efficiency Act)的通过，银行业分支机构设立的管制放松达到高潮。于是，在20世纪末，我们目睹了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阻碍作用的削弱所带来的美国金融业飞速发展。
基于对美国与法国金融发展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实证考察，拉詹和津加莱斯(Rajan和zingales)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系统地阐述了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与LLSV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不同，Rajan、zingales认为，来自金融业和其他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所采取的阻挠金融发展的措施成为各国金融制度呈现显著差异的内在原因。
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尽管是从实证中归纳而来，不过，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最有可能行动的是一些有“共容利益”的小集团)恰恰解释了上述小集团稳定存在的可能。金融发展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一个很明确、很集中的小群体，具有足以影响政策的能力。他们具有限制金融的能力，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那些可以从金融发展中获益的人(潜在的经济竞争者)通常比较弱小、贫困、缺乏组织，而信息封闭分散的大众一则不了解事实的真相，二则由于搭便车问题，行动的能力几乎为零。首先，该理论强调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一套系统的制度安排，而经济现实定的金融制度兼具生利性和分利性，成为界定利益格局的装置；其次，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分化成集体行动能力差异较大的利益集团；最后，金融利益集团和其他产业利益集团的出现阻碍金融市场的自由发展，同时政府的角色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内生于利益集团权力博弈之中。“政府可以做好事，并不等于它愿意做好事”(Rajanand zingales，2004)。拉詹和津加莱斯的理论主要是来自民主国家的金融发展实践，然而，其对中国国有银行金融制度变迁的规律性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对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两种理论的引申与综合
(一)对LLSV组合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的引申
尽管LLSV组合发展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成为当今解释制度差异的经典理论之一，然而，从上文的分析中，LLSV组合把法律起源指标作为工具变量，并在同一时段对不同的国家进行横截面分析。这一方法的不足是不能观察一个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段金融市场发展的具体情况。
从法律渊源的角度理解问题，LLSV组合设计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中金融制度的演进显然具有路径依赖特征，恒定性较强，因为一国的法律渊源与法律文化是相对稳定的。按照La Porta等为代表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具有普通法渊源的国家对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更为充分，从而具有更为发达的证券市场。上述结论的一个显然的含义是，给定一些国家的社会结构因素(如LLSV组合强调的法律渊源和文化等)将在较长的时期保持不变，将不可能出现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然而，理论与实践的“悖论”至少表明他们对功能多样的金融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发展的国家差异的解释不够完全，尽管不能由此判定结构理论是不正确的。
这里的真正问题是，法律渊源是影响社会权力结构重要变量吗?LLSV对投资者法律保护差异的研究侧重于各国法律渊源的不同，从而得出普通法系国家比民法法系国家给予了投资者更强的保护这一结论。问题是法律渊源的不同造成对投资者
保护的差异应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如果是体现在法律条文上，而实际的回归结果却表明法律渊源变量比各项权利指标更具说服力，可见法律渊源变量决不仅体现在条文上，其实法律渊源与法律条文之间的联系已不断淡化。例如美国是案例法国家，其证券法却是成文法的形式，而且规定得十分详尽；转型经济国家则更典型，它们在转型中既采纳西方国家的法律(没有考虑渊源)，又要根据自身的经济政治环境制定相关的法律。可见法律条文不仅与渊源的关系在淡化，而且法律的内容也并非完全外生于经济过程，尤其是转型经济中的法律并不是外生于政治经济过程的，它的制定与该国经济政治是相关的，制度之间是互补的(青木昌彦，2001)。比较法学者们认为，法系之间的不同主要是表现在法律的历史、立法过程和法律文化，而不是法律内容。
另外，LLSV组合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考察金融深化(发展)问题的重要切入点是对法律制度对投资者所有权的保护，侧重于个体金融合同的制定、履行情况分析明显是一种微观视角。然而，金融制度安排承担着复杂的功能，生利性与分利性以及二者的具体配置与转化情况内置于特定的社会权力结构中，而权力结构不仅是一个微观问题(个体主义的问题)，更是一个群体主义的问题，采用集体主义的方法论有其优势。
(二)对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的几点引申
拉詹等人的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是从历史逻辑中归纳而来，因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弥补了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的缺陷。然而，作为一种理论，还是需要形成一种推理严密的理论逻辑框架。在此，本文对该理论做几点引申。
第一点，金融发展、金融自由竞争制度的形成是一个社会整体理性的过程。如果这个社会是一个“原子”社会，个人的经济理性在经济实践中会趋近于社会整体理性。然而，个人首先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人、制度环境下的个人、一定的利益关系下的个人。从“原子”个人的经济理性过渡到社会整体理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期间要经历个人的差异理性、实践演进理性、集团理性(社会关系理性、制度理性)等诸多环节。根本上在于社会中的个人是非同质的，在经济交往中会形成不同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在实践理性与关系理性的作用下，会形成一些稳定的利益系(利益集团)，具备了集体行动的组织能力。而各个利益系维系组成规模、关系紧密程度差异较大，其行动的能力差别较大。这又导致政府(本身也是一个特殊的利益系)主导下的社会权力结构必然是失衡的。金融发展所依托的金融制度安排从表面上来看是中性的，任何一个利益系都要在其规制下组织经济活动。而金融制度安排却不是集体选择的结果，从制定到实施依托于特定的权力结构。因此，正是社会权力结构的转化规律决定着金融制度的演进。
第二点，本文考察两种关于金融发展的因素决定理论，得出的一个基本的逻辑主线是金融发展需要一种特定的社会权力秩序。其不仅有利于创造充分竞争的权力结构，而且本身也内置于特定的社会权力结构之中。在既定的金融制度下，隐性分利小集团的出现(隐形集体行动)，尤其是原来的生利集团转化成分利集团中一分子，也会使生利性的制度安排慢慢变成分利性的制度安排。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压力、货币的外生冲击、技术进步及其扩散、生利性利益集团的成长等都是社会权力转化的重要因素，又催生着金融制度的创新。
最后一点，关于金融发展中政府经济行为的分析问题。从拉詹和津加莱斯的著作中，他们专辟一章“驯服专制政府”，考察的是立宪制政府组织形式(至少是西方意义上代议制政府)的形成过程和随后的金融发展情况。因此其理论的“特殊性”“案例性”色彩是难免的。问题是非代议制政府国家金融发展又有何规律，应当如何假设非代议制政府模型?政府这一社会特殊组织在金融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在既有金融制度下政府总成本收益的变化如何影响政府的理性形式?内生于社会权力结构中的政府收入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与各利益集团之间是何关系?本文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肯定会完善金融发展的现有理论。
(三)金融发展的社会经济动力学
本文对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与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比较与引申，根本目的在于在两种“理论”基础上创造性综合出一种金融制度差异或变迁的社会经济动力学理论。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侧重在法律渊源、法律传统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突出作用，把其设定为核心影响因素；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洞察了金融制度的内生性质、利益集团的组织能力社会权能的作用，但正如上文所述，“作为一种理论，还未形成一种推理严密的理论逻辑框架”。实际上，金融制度这一研究本体决定了其必须是“非决定性的、演进的学说”(Non－determinism Evolu－tionary Theory)，只可能存在“过程的、演进的均衡”(Processingand Evolutional Equilibriums)(Nelson，Winter，1982)。制度动力学研究的前沿理论表明，“所有的变化都是作为某一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结构之结果出现的”(拉齐斯基，1996)。目前，一些重要新制度经济学家如诺思、奥尔森等，前者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后者提出了集体行动的经济学理论、压力集团的成长理论，他们的研究正日益转向到制度经济学的整体演进范式上来。现实的金融制度均衡只是一种静态均衡，社会权力结构、利益结构的演进过程决定着制度演进的过程，而金融制度安排的演变决定着金融发展的水平。文化、法律渊源只是影响社会结构及其变动的一些因素，外来冲击、特殊事件、利益集团、政府与社会组织性质、技术进步的变化都会导致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从而影响着制度安排及其实施。本文认为，金融制度演进的社会经济动力学理论可大大丰富对金融发展问题的认识，尽管我们的研究尚十分粗浅。
关 键 词:行为金融;异象;展望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7)03-0019-02
行为金融学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门学科,目前在西方国家十分流行,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其代表人物丹尼尔・卡纳曼教授于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行为金融学是以心理学上的发现为基础,辅以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观点,研究投资者如何在决策时产生系统性偏差,并尝试解释金融市场中实际观察到的或是金融文献中论述的､与传统金融理论相悖的异常现象的一种理论｡行为金融学注重投资者决策心理多样性的研究,为金融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一､行为金融理论的内容
行为金融理论是在对现代金融理论,尤其是在对有效市场假设(EMH)和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挑战和质疑的背景下形成的｡行为金融理论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是应用实验将投资模型与投资者的心理行为特征相结合来研究投资市场群体行为,也就是针对人类决策过程的心理学研究;心理学行为金融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研究了人类行为与投资决策模型基本假设相冲突的三个方面:风险态度､心理会计账户和过度自信,并将观察到的现象称为“认知偏差”,“期望理论”,使之成为行为金融研究中的代表学说;金融学行为金融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市场不断发现的异常现象引起金融学界的注意,大量的证据表明许多金融理论还不完善,再加上期望理论得到广泛认可和经验求证,所以这个时期的行为金融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行为金融学的核心内容是期望理论,该理论挑战了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的假设｡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认为市场的各参与主体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决策时,是以实现期望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期望理论指出在心理因素的影响下,人在面对不确定性进行决策时,往往会出现系统性错误而偏离经济学的最优行为假定模式,因而,人在面对未来不确定性进行决策时并不总是理性的,期望理论的理论基础是认知偏差理论｡自从1979年期望理论提出后,就有许多学者利用期望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并构建了一些理论模型,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行为金融理论,而且还完善了现代金融体系｡一方面,在对投资者决策偏差的系统研究及前景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行为的投资模型,这些模型解释了传统金融理论无法解释的金融市场上的异常现象｡比较突出的有BSV模型､DHS模型及HS模型等｡另一方面,把行为金融理论与传统金融理论结合起来,创建了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T) 和行为组合模型(BPT)｡
目前,我国有关行为金融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行为金融在我国的研究,按照研究层次和分析深度,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9至2000年底,这一阶段集中研究行为金融理论与现代金融理论基础的冲突､期望理论､对一些典型心理特征和决策特征进行介绍和分析､用行为金融理论解释股市异象以及对行为金融理论前景的研究｡第二阶段是2001年至今,这一阶段主要是对行为金融理论的应用进行研究和介绍,国内学者对行为金融相关理论及最新研究成果也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和介绍｡当然,这一阶段的一个新动向就是开始运用行为金融理论来研究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实际问题｡
二､行为金融理论对传统金融理论的突破
传统金融理论建立在米勒和莫迪利亚尼套利定价理论､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夏普―林特纳―布莱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以及布莱克―默顿期权定价理论(OPT)的基础上｡这些经典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以下假设基础之上的:即人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因此人们的决策完全能够在理性选择基础上达到效用最大化;同时,市场竞争是完全有效的｡然而通过对真实市场的长期､大量的观察,人们发现,市场的实际表现与上述理论假设基础上的推断有着极大的差异｡在传统金融理论与实证不断背离的困境中,运用心理学､社会学､行为学来研究金融活动中人们决策行为的“行为金融学”,就成为寻找学科发展的突破口之一｡
与传统金融理论相比较,行为金融理论更重视个人因素对市场影响的研究｡以股票价格的决定为例,股价的变动可能反映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动而导致的公司股票价值的改变,也可能反映投资者因个人心理因素而对公司股票评价的改变,或者两种因素并存｡传统的金融理论将人视为理性人,因此价格变动主要来自于基本面因素,即经济环境的变动和公司营运状况的改变,而个体与群体的决策过程几乎完全被忽视;人的因素在理论中的重要性被降到最低｡相反的,行为金融学则将人视为行为人,而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则相对降低｡行为金融学通过对个人心理因素的研究发现:由于市场各参与主体在利用信息进行决策时存在认知偏差,因而他们对市场的未来不可能做出无偏差估计;由于市场各参与主体有回避损失和心理会计的偏差,还有减少后悔､推卸责任的心理,因而在进行决策时不可能总以实现期望效用最大化为准则,尤其是这种对理性决策的偏差是系统性的,并不能因为统计的平均而削减｡据此,行为金融学家认为,传统金融理论与实证的不断背离,是基于其前提假说的失败,投资者并非是完全理性的｡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从以一般性和必然性为重点转向以特殊性和偶然性为重点,从注重群体的统计学分析转向注重个体的行为学分析,金融行为的主体也从单纯的理性人转到复杂的社会人｡行为金融理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传统金融理论与实践中的异象,可以说是对传统金融理论的一种突破｡
三､行为金融研究的局限性
(一)修订假定条件重于补充现实因素
自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以经济人思想为前提,传统金融理论提出了理性人思想,而行为金融学认为经济生活中的主体更多表现为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人,指出经济人和理性人的假定不完全符合实际｡其实,假定本身就是为了抽象掉一些次要因素,假定就是不能完全符合实际的,因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能采用试管和显微镜作为研究手段,只能使用抽象的方法｡所以,为了研究的方便,往往借助于建立简单模型,逐步加入现实的因素,这样有利于对问题的理解｡如经济学中的市场理论,最抽象的模型就是完全竞争市场,而这个市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但这样的假定有利于对市场的分析,在此基础上阐释了垄断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又如货币供给理论中的简单乘数模型,抽象掉了超额准备金比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比率等因素,有利于我们在更本质的层面认识问题,在此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实际因素建立了乔顿模型｡应该说自利假设符合大多数人的本性,当然会有例外,但不能以例外代替一般,如果以人并非都是自利的作为假设就等于每个人一个假设,那样的模型不具有一般意义｡经济学的结论只在平均意义上讲是正确的,并不表现为准确的对应关系｡对于个体的研究是心理学的范畴,但对于经济学一般原理的分析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否则就会以偏概全,用特殊性的现象掩盖一般性的结论｡所以传统的金融理论是不可能被替代的,应该丰富理论不是理论;应该在简单模型基础上加入现实因素,而不是重新构建｡行为金融学可以为传统金融理论加入现实因素,使模型更接近于实际｡
(二)解释异象重于构建模型
行为金融学起源于对金融市场异象的解释｡Kuhn(1970)指出,历史地看,对于显著的异象存在三种回应｡第一,一开始出现的异象可以随即在原有的理论框架下解释｡第二,认为现有的知识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留给未来的研究者去解决｡第三,理论基础发生改变,使得异象在新的框架下被解释｡目前成型的行为金融学模型还不多,研究的重点还停留在对市场异常和认知偏差的定性描述和历史观察上,以及鉴别可能对金融市场行为有系统影响的行为决策属性｡由于人类决策心理是多样化的,仅仅根据某一或某几种心理效应来解释特定的市场现象是远远不够的｡Frankfurter and McGoun(2002)认为,行为金融理论对传统金融理论的反驳是无力的,最终要被现代金融吸收同化｡行为金融学打开了传统金融理论中所忽视的决策黑箱,从人类真实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入手,对于传统金融理论而言优势是明显的,但目前行为金融研究比较松散,行为金融理论最为主要的就是解释异象,解释个体的行为,缺少指导实际投资的模型;并且在解释异象时,总是用投资者固定的行为偏差去解释,缺少对投资者如何在实际决策过程中转化这些行为偏差的研究｡它可以作为传统金融理论的补充,但要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还需要依靠认知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
另外,研究者在解释异象时的个人心理也会影响分析,分析结果给人一种可信的感觉,但是否是投资者真实的心理,也不能完全确定｡就像赏析文学作品时评论家的评述让人感觉作品的深意,但作者当时是否有那样的想法却是不得而知,只是分析得入情入理就会给人一种那就是事实的感觉｡理论的功能不仅仅限于批判,更为积极的是预测和指导实践,而行为金融的局限是对于现实中异象的心理学分析重于金融市场中的可操作性的研究｡
(三)个体心理分析重于一般环境分析
行为金融学注重投资者决策心理多样性,突破了传统金融理论支柱中最优决策模型,即简单地认为理性投资决策模型就是决定证券市场价格变化的实际投资决策模型,使人们对金融市场投资者行为的研究由“应该怎么做决策”转变到“实际怎样做决策”,研究更接近实际｡
行为由心理决定,心理由性格和环境等共同决定｡个人的行为受心理的影响,而影响心理的因素纷繁复杂,不同的遗传因素､生存环境､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往往有不同的心理｡行为金融学起源于西方,其研究的问题在东方市场上是否有相似的结论值得考虑｡每个具体国家文化背景下(尤其是经济体制和投资环境的差异)的投资人性格不同､心理不同,行为也会不同,那么这样的研究需要考虑到更多的影响因素和个人偏好,过于追求个体的针对性研究当然也就缺乏了普遍性的意义｡
行为金融理论在关注人的因素的同时,忽略了市场的客观条件,虽然从行为金融的观点来看,除了个人特质的差异外,文化与社会的差异也会使不同国家的市场有不同的特性,但到现在为止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可以说,行为金融学为金融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那就是要重视人的因素对市场和经济的影响,这也是今后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方向｡但作为一个新兴的领域,行为金融理论的研究有许多局限性,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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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稳.行为金融学[M ].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4.
[4]周战强.行为金融理论与应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1.什么是金融
金融，顾名思义，“金”是黄金、资金，“融”是融通，即“资金融通”。金银的易携带、易分割及价值大等特性使之成为充当货币的一般等价物――价值的代表，因此，金融是价值的流通。而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金融的内涵也进一步拓展，不再局限于价值的流通，更多的倾向于经营的资本化、信用化以及杠杆化，更符合现代金融的发展要求。
2.什么是宏观金融
根据金融主体行为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微观金融和宏观金融两大类。一般地，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的金融行为被归类为微观金融的范畴，主要包括资本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而政府和货币当局的金融行为被归类为宏观金融的范畴，主要包括货币和金融制度的安排。宏观金融是以宏观平衡人类整体经济利益关系为目的的社会金融行为，是人类的社会性金融活动。
3.什么是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论
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是指关于研究宏观金融领域的一般方法的总称，它为我们准确、有效地研究宏观金融理论提供了组织、计划、设计和实施研究的基本原则。
二、 宏观金融理论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性
联系的普遍性――世界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金融理论的发展过程也不是独立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当中，而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密切相关。在二十一世纪之前，金融理论的发展是杂乱无章的，学者们仅从自身出发进行研究，各方向的金融理论研究层出不穷，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从而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宏观金融理论的发展。
宏观金融理论的发展从始至终都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研究，并未形成完备、系统、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研究不需要经过科学的检验和检测就能成功的观点明显违背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在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中，若要持续有效地发展就必须使之上升到理性高度，并形成一套系统、科学的行为准则，在不断发展过程中进而形成科学的“方法论”，以此来指导我们有效地进行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因此，在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领域中，形成一套系统的、科学的方法论十分重要，它关系到研究结果是否有效的问题。
三、 当代宏观金融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形式主义倾向严重
宏观金融理论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理论方法和工具，如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数量模型分析、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等，促使着宏观金融理论的研究向科学化、严谨化发展。20世纪20年代之前，学者们较为关注运用金融理论的知识去科学有效地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经济现象，通过案例分析来实现金融理论知识的合理运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计量经济学学科的出现，论文就更倾向于应用数学模型来解释经济现象，以此来彰显其理论研究的准确性和严谨性。然而研究者们对于这些数学模型并未深刻认知，有时过于追求模型论证而忽略其现实经济意义。目前论文撰写过程中，研究者大多未能正确认识金融工具与金融理论的关系，忽略金融工具的服务性作用，过于追求数学模型等工具而忽略金融理论。
2.研究成果普遍缺乏创新性
研究的创新性是为了通过研究者分析问题，提出观点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而目前多数研究者忽略理论的探究，在广泛阅读大量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自身的思考和研究略有欠缺，从而难以实现理论的创新。
四、 宏观金融理论研究的一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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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金融理论的发展与基础
现代金融理论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于60年代,成熟于70年代并成为主流金融理论。1952年,Markowitz发表“Portfolioselection”一文成为现代金融理论的开端。该文提出了“投资组合”理论,把量化研究引入证券投资的预期收益和风险研究领域,对证券投资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Fama(1970)在前人基础上提出并建构的有效市场理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重要基石。有效市场理论由三个逐渐弱化的假设组成:第一,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因此投资者可以更理性地评估资产价值,第二,即使有些投资者不是理性的,但由于他们交易随机产生,交易相互抵消,不至于影响资产价格;第三,即使投资者的非理并非随机而是具有相关性,他们在市场中将会遇到理性的套期保值者,后者将消除前者对价格的影响。
(二)现代金融理论的缺陷
实际上,有效市场假说三个方面的假设在理论上存在着较严重的缺陷。
首先,“理性人”假设的合理性一直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质疑。现实世界中,人类理性的普遍性是不存在的,人类认知的局限决定了人类存在着许多理性之外的情绪、冲动和决策。即使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因为外在条件的限制,有时候未必能够实践理。真实的金融市场当中,往往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客观障碍,局限了行为人的理性最大化的行为。
其次,有效市场理论认为缺乏理性的投资者之间的交易将会随机进行,他们的错误会相互抵消。心理学的研究了这一论点,表明人们并不只是偶然偏离理性,而是经常以同样的方式偏离,无论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他们的投资策略都表现出明显的趋同性,而不是相互抵消。
最后,有效市场假说认为理性的套利者将消除散户投资者对证券价格的影响,从而将价格稳定在基本价值上。但事实上,现实中的套利不仅充满风险,而且作用有限。一方面,套利作用是否有效,关键要看能否找到被非理性投资者。对于期权、期货等衍生产品,替代品比较容易找到。但大多数情况下,证券并没有明显合适的替代品,
上面分析的结果从有效市场假说最关键的三个方面对其提出了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理论和实践的进展已经在动摇EMH的绝对主导地位,一个新的金融研究领域开始出现,这就是行为金融学理论。
二、行为金融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行为金融学的产生
行为金融学的产生以1951年Burrel教授发表《投资战略的实验方法的可能性研究》一文为标志,该文首次将行为心理学结合在经济学中来解释金融现象,开拓了应用实验将投资模型与人的心理行为特征相结合的金融新领域。
在对标准金融学进行审视和反思的过程中,运用心理学、社会学、行为学来研究金融活动当中人们决策行为的“行为金融学”便成为了学界的关注点,不断显现出巨大的生命力。
(二)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基础
行为金融理论为公司财务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为资本结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方法。行为金融学的主要成就有预期理论、过度自信、反应过度和反应不足理论、行为资产定价模型、行为资产组合理论等。不同的行为金融学家发表的理论比较分散,仍旧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基本上以由DanielKahnemanSNAmosTversky提出的预期理论为核心。预期理论是一种研究人们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如何做出决策的理论,主要针对解释的是传统理论中的理性选择和现实情况相背离的现象,它DanmlKahneman和AmosTver2sky共同在1979年提出来,并在其后得到了不断的补充和修正。
三、行为金融学对现代主流金融理论的挑战与批判
(一)期望理论对预期效用论的挑战
预期效用论在现代主流金融学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预期效用论认为:在决策人理性、市场有效的假设下,通过决策人对价格变化的理性预期能使投资决策行为不断实行最优化。大多数投资者并非标准的金融投资者,而是行为投资者,其投资决策并非按预期效用论假定都是理性的,其风险态度和行为经常会偏离预期效用论的最优行为模式,并得出人在决策过程中不仅存在直觉偏差,还存在框架依赖偏差,经常会在不同的时候对问一问题做出不同的相互矛盾的选择。根据这一事实,Kahnman和Tversky提出了期望理论。
期望理论是行为金融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它注重投资者决策心理的多样性,突破了预期效用理论只重最优决策模型、简单认为理性投资决策模型就是决定证券市场价格变化的实际投资决策模型的假设,使人们对金融市场投资者行为的研究由“应该怎样做决策”转变到“实际是怎样做决策”的研究,为人们了解金融市场的实际运行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
(二)行为组合理论对资产组合理论的挑战
Shefrin和Statman提出了行为金融组合理论,试图代替Markowitz的均值一方差组合。行为金融组合理论则认为投资者具有金字塔层状结构的资产组合。每层都有特定的投资收益目标,并与特定的风险态度相联系。一些资金投资于底层,其目的是为了避免贫困,因而承受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另外一些资金则投资于顶部潜力层,其目的是在富裕之后更加富有,因而承受风险的能力则相对较强,而层之间的方差则可忽略。这样将原来的所有资产按均值一方差统一组合的投资决策模型变成按不同心理账户分层结构的每一层资产组合投资决策模型,后者比前者更符合实际。
(三)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挑战
Sharp和Lintner继Markowitz之后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该理论除保留Markowitz模型中的三个假设外,还假设:①存在一种无风险资产,投资者可以不受限制地借入和贷出,一般用国债代替这种无风险资产,②所有投资者对证券的期望和方差均相同,市场上的效率边界只有一条;③投资者的信息和交易成本为0,资本市场是有效的。在这些假设条件下,所有投资者相互作用使市场达到均衡,并用D值来衡量预期收益的风险。
与CAPM模型不同,BAPM模型认为投资者并非都具有相同的理性信念,而被分为两类,即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信息交易者是按CAPM行事的理性投资者,他们从不犯认知错误,而且不同个体之间表现良好的统计方差性-噪声交易者是那些处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时常犯认知错误,不同个体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性。
四、结 论
(一)从现代主流金融理论到行为金融理论,由研究金融市场“应该”怎样做决策到研究金融市场“实际”是怎样决策的,将人类心理与行为纳入投资决策框架,为人们了解金融市场的实际运行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
[关键词]商业银行；金融功能；风险管理；综述
[中图分类号]F830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52-0062-03
“功能”一词在《辞海》中有如下意义：①事功和能力。《汉书·杜钦传》：“观本行于乡党，考功能于官职。”②功效：作用。多指器官和机件而言。③同“结构”相对。指有特定结构的事物或系统在内部和外部的联系和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特性和能力。研究物质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即可根据已知对象的内部结构，来推测对象的功能；也可根据已知对象的功能，来推测对象的结构。本文所指的“功能”所采用的是第三种含义。银行是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银行的功能演变要从金融功能入手。金融功能是指金融工具、金融机构以及整个金融体系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推动作用。金融功能具有客观性、稳定性、层次性和稀缺性等基本特征。它比其他金融要素更具稳定性，更少受人的主观意志影响与控制，更适于长期观察与整体把握。（白钦先，白炜，2009）
1古典的金融中介理论对银行功能的看法
对银行功能的观点最早可追溯到以亚当·斯密、李嘉图和约翰穆勒为代表的信用媒介论。他们认为货币只是交换媒介和一种便利的交换工具，同时信用只是转移和再分配现有资本的一种工具，并不能创造出新的资本；银行的作用在于媒介信用，而不是创造信用；银行必须首先接受存款的基础上才能实施放款；银行通过充当信用媒介，发挥着转移和再分配社会现实的资本，提高资本效益的作用。亚当·斯密认为，银行信用有两种形式，票据贴现和现金账户的账簿信用。票据贴现中银行通过收购未到期票据向产业部门投放货币的信用形式；而账簿信用则是通过信用比较高的人或机构担保贷款的信用形式。亚当·斯密主张银行提供的信用规模应以银行的存款限额为限，银行信用可以节约资本家的准备金和金银货币，并将他们转化为可以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本。李嘉图认为信用是资本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其作用只在于媒介现存资本。同时，在继承亚当·斯密理论的基础上，他发现信用的另一个重大作用，即通过信用促进了资本的再分配，从而促进利润的平均化。
马克思在其著作提出银行是经营货币资本业务的企业。它是借和贷的中介人。“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银行的利润一般地说在于：它们借入时的利息率低于贷出时的利息率”。
魏克赛尔在《利息与价格》中主张银行在正确理论的引导下自觉地进行利息率的调整，以同“资本的自然利率”保持一致。
凯恩斯主义者强调银行通过信用扩张创造货币对实际经济的影响。凯恩斯曾讲道：“……在从较低规模活动向较高规模活动的过渡中，银行起着关键的作用……投资市场可以由于现金的匮乏而充满求货者，而永远不会由于储蓄的匮乏而充满求贷者。”在凯恩斯主义理论创造货币的能力也是银行的一个基本功能，它使为投资进行融资成为可能。
古典金融中介理论从货币理论衍生而来，从宏观角度探讨银行相关的利率和信用在经济中的调节功能。
2传统金融中介理论（金融机构观）
金融机构现在既定的金融机构与组织下讨论金融体系调整与改革。这种观点认为金融中介的主要功能是出于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事实上，经济学对金融中介的关注是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研究中不断引入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因素以后才开始逐步建立起来。20世纪50年代Gurley and Shaw在《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两篇论文中对金融和经济的关系以及各种金融中介机构在储蓄——投资中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在他们看来，金融发展首先表现在金融资产种类和金融资产量的增多；其次还表现为金融手段的发展，包括分配手段和中介手段。分配手段指的是提高金融资产买卖市场的效率和各种技术，如信息披露、通信网络的建立、多种交易形式的采用。有效的分配手段增加了可贷资金的广度，提高了资金分配的效率，向储蓄者提供了资产多样化的机会，从而增加了既定数量下的金融资产的边际实际报酬。中介手段指的是金融中介机构以间接金融资产代替初级证券，从而使金融资产更为多样化，储蓄向投资转化更为顺利的技术。中介手段发展的结果是“形成更为同质的债务结构、更富竞争性的市场、更大的利率弹性”，从而创造出各种受借贷双方欢迎的新型金融资产。他们还认为金融中介机构的存在可以节约交易成本，还可以通过协调借贷双方的不同金融需求，使资金的供求达到有效衔接。Chant认为金融中介的存在减少了投资者因为风险厌恶而持有多项投资标的的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理论对金融中介被委托的监管借贷活动的三个阶段（选择贷款项目，监督贷款项目和项目完成后收回贷款）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减少交易双方的信息成本。银行与客户通过彼此更充分的披露信息，有效解决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并且保持长期的依存关系。Leland和Pyle认为银行发挥“信息共享联盟”的功能，利用其专业优势可以低成本地搜寻和鉴别预期收益高的投资项目，并且在高收益项目的信息让众多的贷款人共享时具有规模经济。米什金在其著作中也认为银行由于规模效应得到降低交易成本的优势，这也是其在金融市场非常发达的美国仍然非常重要的原因。
传统的金融中介理论在古典金融中介理论基础上发现了银行在金融活动中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
3现代金融功能理论
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观点是分析金融改革问题的逻辑起点应当是金融功能，在金融中介功能给定的条件下探寻实现这些功能的机构安排。
3.1对金融中介功能的重新总结
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银行的功能进行了重新梳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著名金融学家RMerton（199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ZBodie于1993年提出基于功能观点的金融体系改革理论，他们认为金融中介的最主要功能是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便利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这一主要功能又可分解为以下六个基本功能：
①金融体系为商品交换和劳务交换提供清算和支付手段；②金融体系为大规模不可分割的企业投资提供资金集中的内在机制；③金融系统为经济资源在时间、空间及行业之间的转移提供了有效途径；④金融系统为处理不确定性和控制风险提供技术、方法及空间；⑤金融系统为各经济部门的政策协调和决策提供信息；⑥金融体系为解决信息非对称和激励非对称问题提供制度选择或技术支持。
瞿强认为RMerton和ZBodie的关于金融功能的分析是平行排列各项功能，相互之间缺乏联系。他对金融功能的观点是：“就全部金融体系在整个经济体制中的地位或者说就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来看，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始终是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这种转化的效率集中体现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在这种转化过程中，伴随着信息的处理和风险分散与管理问题。在这一基础，他提出金融体系的三个核心功能是“企业治理、信息处理和传递以及风险分担与管理”。
美国金融学家Anthony Saunders和Marcia Millon Cornett（2012）认为金融中介机构具有信息成本、流动性和价格风险、交易成本服务、期限中介、货币供给传导、信贷分配、代际财产转移、支付服务和面值中介等功能。
RMerton和ZBodie认为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间存在一个动态的产品发展互动关系，这个关系被称为“金融创新螺旋”，金融中介更适合做量少的，高度定做的，信息不完全对称的产品，在这些产品中，成功适应了市场，并且克服一些信息不对称的产品就会转为在市场上交易。因此，金融中介实际上提供了创造和检验新产品的专有功能。
DBCrane（1995）等人认为功能观点适用于整个体系层面，机构层面、经营层面和产品层面。从体系层面来看，为了使一国金融体系更好地履行其经济功能，必须具备与这一功能目标相适应的产品形态结构、机构形态结构和市场形态结构；从机构层面看，金融机构形态履行各种功能不应由政府当局人为地划定，而应该由市场和这一机构的核心优势来决定，来执行一项和多项任务，如何将金融功能与金融机构进行有效匹配是任何国家设计金融体系时必然先解决的问题；从经营层面来看，某一金融活动通常是几种金融功能的组合体。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某种金融业务出现功能性分化和功能性重新组合应属于合理的正常现象；从产品层面来看，同一金融功能由不同的产品形态来执行。可见，一项金融功能可以由不同的金融机构来执行，一种金融机构也可以同时执行几项金融功能。一项金融功能还可以分解由不同的金融机构来执行，同样，一种金融机构也可以通过拆分来行使某一种功能。
3.2风险管理和风险经营被认为是银行功能重要部分
1996年ZBodie在《遵从功能观点：银行业的变革》一文中以功能观点为基础对银行业的改革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银行功能需要重新整合。客户对各种新的金融创新工具的需求将推动着金融机构不断创新并在更低的成本下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从短期看，银行将会通过削减成本以变得更有效率来进行竞争；但是从长期看，银行需要寻求新的产品和新的机构组织。在新的组织框架下将强调向客户提供各种金融功能的能力，由客户负责决策并承担风险。这样，银行业就仍然存在着充分的创新和发展的空间。
Santomero（1984）基于资产组合模型研究发现，由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不同，金融中介机构就需要在投资者之间发挥风险转移的功能，以便使整个社会的平均风险水平下降或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Merton（1989）指出，金融中介的一个功能是具有在不同参与者之间分配风险的能力，金融中介具有对各种金融合约的风险打包和拆分的特权，从而可使风险以最低的成本加以分散。Allen 和Santomero（1998）提出，金融中介是风险转移的推进器和处理日益复杂的金融工具及市场难题的推进器。他们在归纳了银行新业务之后指出，风险管理已经成为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的主要业务。Allen和Santomero（1998）将金融中介定义为通过金融资产而经营金融风险的机构。依据中介发行、交易或偿付金融资产的实际功能，银行管理和交易风险。Bert Scholtens和Dickvan Wensveen（2001）认为风险是金融中介业的根本，也是中介存在的主要原因。银行业和保险业的产生源于它们的风险转移和风险管理功能。银行是从事特殊金融服务的机构，它经营接受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险的存款业务和发放贷款。在本顿·E冈普詹姆斯·W克拉里（2009）看来银行有三种基本功能：①它们在支付系统中发挥主导作用；②它们通过提供贷款和贷款产品作为存款人和借款人的媒介；③它们提供多种金融服务，包括信托服务、投资银行业务和承担表外风险。有关银行业务范围的争论是应当允许银行在多大程度上参与这些金融服务。吴军、郭敏及何自云（2009）将金融体系的功能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管理货币、管理信息和管理风险。其中管理信息这项功能中的信息是“无风险的信息”，它只是关于资金供求双方主体、资金供求数量、金额、期限等方面的内容，而不包含资金需求方偿还意愿、偿还能力等涉及不确定性的信息。这项功能是金融体系对资源的有效配置的更进一步的概括。
巴塞尔委员会1995年在为银行设置全球性的证券资产组合的资本标准时采纳了功能观点。委员会的资本标准取决于各个银行的内部风险管理模式，这就意味着巴塞尔委员会承认开展不同类型业务的银行可以按照不同的资本比率进行监管，这意味着监管是根据其业务功能进行的。而且，新的建议方案对于那些风险管理模型较差的银行予以更高的资本要求的惩罚，从而推动银行在开发更有效的风险管理模型方面进行竞争。这也就进一步的得出结论，作为监管方而言，已经给银行的功能再造留出了大量的空间，唯一的前提就是银行的功能再造必须基于风险管理的框架下。
4结论
通过梳理对银行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功能的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银行功能的演变与经济金融的发展程度休戚相关。本文将商业银行的功能归纳为三个层次，第一，最基本的基础功能是资源配置功能，并且承担资金盈余者让渡的资金使用风险所获得的补偿（风险溢价），第二，从商业银行的服务功能来看，商业银行作为资金转移的平台，承担了资金转移过程中的各类安全风险。第三，从商业银行的风险经营功能来看，商业银行为投资者提供规避风险提供相关的避险产品和增值工具，扮演着风险中间人的角色。随着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在国际活跃银行的实施，银行的功能已经完成了由传统的信用中介功能向以风险经营和风险管理为核心的现代商业银行功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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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金融学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说明，我国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需要建立金融资源意识，其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可以基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进行必要转换。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学界对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不断关注。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和发展，对比说明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具有的质性发展观。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是金融资源观，其研究基轴是金融功能的不断扩展与提升。
Discuss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 financial function and improv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ouDan GuoWanShan liaon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The paper keywords： financi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financial function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Abstract： financi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shows that our country financial professional teaching reform needs to establish a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its research model and research method can be based on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perspective necessary conversio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roused on th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blems are constant attention.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ontrast that th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is the qualitative development.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is the basis of financial resource view， the research basic shaft is financial function unceasing expansion and ascension.
一、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针对金融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过较全面的论述。世纪之交，教育部设立了“面向21世纪金融学专业系列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改革研究与实践”这一研究项目，项目（张亦春、蒋峰，2000，2001）比较了我国和西方在金融学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养目标、专业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给出了概括性的设想[1]。以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成员学校的“21 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给出了我国金融专业发展的学科定位，制定了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王广谦、张亦春、姜波克、陈雨露，2005），项目更强调了素质教育和教学质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资组合理论（Markowitz，1952），分离理论（Tobin，1958），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Sharpe， 1964； Lintner，1965； 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学（John Fonnerty， 1988； Hayne Leland，1989），行为金融理论（Debondt and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断提出和扩展，使得我国学者开始更多的关注金融专业教学内容的扩充、转变，更多的考虑教学与实际的衔接，学科发展和国际的接轨。王广谦（2001）[3]、张新（2003）[4]、封思贤（2005）[5]和张文颖（2006）等在各自的文献中都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另外，李芒环（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结合各自所处学校的特点，对金融专业的目标定位和课程设置等进行了整体性设计，提供了个案经验。张亦春、蒋峰（2001）[6]，何嵬（2009）专门针对金融专业和金融类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了研究，给出了改进的思路、方法、经验，为金融教学改革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些借鉴手段。
我国现有针对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多是寻找差距，模仿和学习西方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学科体系和教学方法。然而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发展规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严重的会造成金融资源流失，金融丧失，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黄达（2000）[7]、白钦先（2007）关于金融学科建设、中国经济学金融学理论与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任务等进行了思考与论述，他们的论述从思想方面提出了独到观点，这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与金融发展理论的视角
1. 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思考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两年多时间，其造成的影响严重、持久和深远。这场危机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更是给我国的金融从业者提出了挑战和质问：即金融的本质是什么？怎样认识金融的结构、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发展？目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多局限于技术的层面，且争论颇多，莫衷一是。
要正确、准确地认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识在内的微观金融体系；而要抓住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本质，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又要求我们不能拘泥于微观金融的观察视角，要有金融资源的意识，大金融的意识和具备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
2.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视角
自20世纪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为代表的数理金融理论的创立，西方的金融专业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为代表的微观金融的理论体系。金融学科逐渐数学化、模型化和微观化，而且往往将金融专业设在管理类学科之下，这与我国传统的以货币、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专业形成了较大反差。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学家（以我国学者白钦先（1998、2001）等为代表）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契合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可藉以对金融本质进行更深化的认识。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下，我们能更清楚的知道，对各类金融资源的运用应以金融功能的扩展和提升为基轴，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实现为归宿，避免简单的金融量性发展观。如果我们从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历程及其研究视角来审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市场）发展，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对危机的理解及对金融学科教学改革的推进会更加具有指导和针对性。
三、从金融发展理论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框架形成
1. 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金融发展问题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给出了金融
发展的定义，即金融发展是指一国金融结构的变化，并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对金融发展进行了量性描述。作为对Goldsmith金融发展观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由于两个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同一问题，故一般可简称为“金融深化论”。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论”的理论背景是：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即政府过分干预金融市场，实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时存在着较高的隐形或显性的通货膨胀，使得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生扭曲，致使利率、汇率不足以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严格的利率管制、高额存款准备金、信贷配给、高估本币汇率等。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就应该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个方面：提高或放开利率、放宽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建立与发展国内统一的资本市场、抑制通货膨胀、财政和外贸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但其在体系上比较粗糙，分析模型过于简单，包括因素较少，不具有动态特征，很多观点还停留在经验水平上，理论分析尚显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据Mckinnon和Shaw的理论框架，其认为金融部门并不创造财富，金融的发展也只能影响资本的形成，并不影响全要素生产力，这些也都较大地削弱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解释力度。
2.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一些经济学家汲取了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发展理论模型中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等因素，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
（1）“金融供给论”和“金融需求论”。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对国民财富的构成及使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货币供给带动下的金融发展战略。他强调，贫穷国家应当采取金融优先发展的货币供给带动政策，在需求产生以前率先发展金融。这种战略要求政府在短期无明显效益的情况下，坚持对金融进行投资和重点发展（陈岱孙、厉以宁，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发展中“供给导向法”和“需求导向法”之间的区别。“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是实际经济部门发展的结果，这意味着市场的拓展和产品的增长必须更有效地分散风险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了一个更好地推动作用。此外，“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先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因而对经济增长有着自主的积极影响，对动员那些阻滞在传统部门的资源，使之转移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代部门，并确保投资于最有活力的项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后者对早期的经济发展有着支配作用，一旦经济发展成熟，前者便发生作用。
（2）金融约束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认识到：对发展中经济或转轨型经济而言，金融抑制将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不仅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导致金融动荡，因此有必要寻找另外一条道路，这便是由Herman， Murdock and 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
金融约束论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同时，即使现实中存在这些条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行为等因素，这些因素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约束论认为，金融市场失灵本质上是信息失灵，它导致了金融市场交易制度难以有效运行，必须由政府供给有正式约束力的权威制度来保证市场制度的充分发挥。政府可通过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并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有效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可预测的低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为金融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这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政府如何实施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框架。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抑制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情况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而是对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3）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理论把金融因素作为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重要变量，研究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用与作用机制。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
体系形成和发展。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从效用函数入手，建立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引入了诸如不确定性（流动性冲击、偏好冲击）、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之类的与完全竞争相悖的因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作了规范性解释。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既放弃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又坚持了从金融与经济关系角度来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立场，金融学家们试图建立一个一般金融发展理论。它带来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转变，使有关金融发展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令金融发展理论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学术界。但是，他们有意无意地坚持了金融发展研究的机构观，即从现有的机构出发来研究金融功能，导出其产生、发展和作用于经济的机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态势，金融与经济越来越密不可分，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核心性和主导性要素。这一切要求人们重新认识金融的本质以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有学者认识到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面向21世纪新的金融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和金融理论的融合与升华，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扬弃与创新。
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作了比较全面、深刻论述的代表人物是白钦先教授。在其《论金融可持续发展》（1998）中，白钦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发展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可持续发展是在遵循金融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体制，发展和完善金融体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从而达到经济金融在长期内的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在其他文献（白钦先等，2001）中，白钦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从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切入，从金融发展的一般性出发，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了更系统的阐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即在两者彼此互动的意义上来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发展。
在这一领域，白钦先教授一直关注并持续不断地研究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的演进和金融总体效应（功能）两个方面同时展开，针对西方学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两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结构理论，提出“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结构理论；针对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变迁即是金融发展”的量性发展观，提出“金融结构演进（质性与量性发展相统一）即金融发展”及“金融功能演进（扩展与提升）即金融发展”的金融发展理论；并在发展金融学的整体框架内，梳理整合了“发展金融学是以金融功能为研究金融与经济关系的联结点，以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为其研究的基轴，而以金融效率为研究的归宿”。[10]
四、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
现代金融已成为包括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理论金融与实务金融、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金融观念与金融意识等众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经济与社会、财富与资源、实质经济与虚拟经济及经济风险与经济危机等众多因素的庞大的复杂巨系统。我们在研究金融，进行金融学科建设的时候需要始终具有这样的大金融意识，始终将金融问题与金融的功能提升紧密联系起来。
第一，强化金融资源意识，树立金融与金融安全意识，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发展中的经济体尤其需要有这样一些意识，并形成相应的对策措施。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对这些问题没有给出直接回答。而金融发展首先也是一国的金融发展，在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发展中经济体往往处于被动和被掠夺的地位，发展金融和金融发展，就必须给与它充分的重视和保护。
第二，对于我们国家这样正处于发展成熟中的金融体系来说，仍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逐步推进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我们要形成适合我们自身发展状况的合理的金融结构，在某些市场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业与部门，我们仍应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职能。金融倾斜并非是惟一正确的金融改革方向，其关键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发挥出金融相应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实现了经济金融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应鼓励创新，鼓励对外开放，但我们要有自己的时间表，要与健全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完善金融的监管体系同步。
第三，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需要适当转变，凸显人文价值观的认同。包括金融发展理论在内的现代金融学科体系和大多数经济类学科一样，呈现出研究方法数学化、模型化的现象，这本无可厚非。但在金融这样一个充满风险因素的领域，在金融虚拟化程度不断强化的时代，我们应该，而且也不得不转变我们认识、发
展金融理论及其实践的思路，重新审视金融的本来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价值观又是什么？这对维持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对我们防止危机的发生都不无裨益。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在能够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的基础上，也应发展起具有我们自身特色的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这不是简单的中国特色，而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中国化。[11]
当代金融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金融非中性，将“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理念引人金融学研究，拓宽了金融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这一研究范式确立了金融学的最终研究目标，在最高层面上给出了我们进行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金融发展观；在方法论上，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的有机结合，并突出了金融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实现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变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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