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1876年就开创了自己最早的幼儿园——东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幼儿园。（注一）虽然比西方晚 了39年，（注二）但是日本变异性文化的特点，促使日本不断地借鉴西方的模式，通过一百多年来幼儿美术 教育的实践，积累了许多经验。笔者在此想就其与我国幼儿美术教育的现况作一些比较研究，以探讨我国幼儿 美术教育改革的可能途径。
一
就幼儿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和理论研究而言，日本采纳的是一种内在引导和外在传授的教育思想。认为孩 子的成长是一个不断适应社会的过程，这种适应具体地表现在外在和内在两个不同的领域。而所谓的内在化和 外在化，只有用综合的方式加以推动引导，儿童才能得到均衡的健康发展。（注三）
所谓外在教育领域，是指环绕在幼儿周围的外部世界。它具有一定的秩序和规律。外在教育的内容主要包 括知识、技能、习惯等等。因为成人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所以无论是制定教学计划，还是进行教学评估都 很容易，传授给幼儿往往也能达到一定的教学效果。
另一方面，这些外在教育内容，在被孩子们接纳为个人经验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充分的想像、丰富的感情 ，幼儿把握的不仅是外在的秩序和法则，更是自己独特的内心世界。这样外在教育就深刻影响了幼儿内在世界 的形成。
感性、洞察力、想象力、欲望等等正是这个性化世界和形象思维领域的内容。在这个内在世界里，无论传 授还是评价都是困难的，而引导也许是一种更为适当的方式。
因此，教师只有通过观察幼儿的作品，感受幼儿的欲望和感表，方能窥探其心灵世界的秘密。不管是幼儿 的绘画塑造，还是造型性游戏活动，都可以说是完全以这个内在化世界为中心的活动。
就中国的情况而论，幼儿美术教育文革后才开始注重“开发幼儿智力、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发展”这类课题 的教学理论研究（注四）。89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学前教育 的发展，开始运用学前儿童心理发展的基本理论和规律，来指导教育实践，注重教育过程中幼儿的主体地位和 教师的主导作用，并重视了对游戏理论的研究。但是，我国在感性教育领域，尚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对幼儿 美术教育的内在化特点及其在幼教中的重要地位与功能尚缺乏应有的了解和重视。其表现在：
1．在整体上尚缺乏对幼教美术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尽管美术教育在幼教中处于主要地位，但是我 国大学的学前教育专业只开设幼儿的语言教育、数学教育和科学教育课程，就是没有美术教育的理论课程，幼 师系统也同样如此没有美术教育的一席之地，这种状况造成我国幼儿美术教育理论薄弱，难以指导教学实践， 把握幼儿美术教育的学科特点。
2．正因为以上的原因，少数研究者认为幼儿绘画是一种特殊的理性活动，即一种把感性形象和具有一般 共性的概念融合在一个统一的认识性陈述中的理性活动。因此得出教学指导和评估要用理性分析和计量的方法 来进行，根本忽略了主观情感的作用和内在引导的重要原则与指导方式。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二
就幼儿美术教育的教学法来说，日本教育界认为孩子们的绘画表现，制作手工物品的造型能力反映了幼儿 不断成长的过程，并作为个性化的创造性表现，鲜明地反映了孩子的内心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对知识技能、 欣赏习惯等等外在传授的忽视。以为在造型活动上，对于感情、感觉、形象思维、想象的世界，教师是无法教 授的，只能采取引导的方式。倘若说培养能够不断推进的话，那么指的是与知识、技能、欣赏习惯等有关的范 围。
日本的这种教学法可能是受了我国传统的禅宗思想的影响。禅宗宣传自性是佛，莫向外求，主张依靠本体 的自力达到开悟成佛。禅宗的法师崇尚引导，他们往往通过讲述公案等旁敲侧击的方式使人开悟，有时甚至在 无语的境界中让弟子感悟道的存在。例如日本传统的能乐大师世阿弥，在他的修道品位思想中就推崇自证自悟 的学习方法。世阿弥套用了佛教中所谓的“色即是空”的观念来形容这一方法。所谓“色”是指凭借感觉捕捉 到有形技能的存在，而“空”则是指依靠自悟自证的方法印验无形的客观规律。（注五）为了具体剖析日本的 这种教学方法，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探讨：
1．在教学指导原则上，日本十分重视幼儿造形表现过程中的三环节，即形象思维、技能运作和传达内心 活动的环节。具体地来讲：
首先“人是根据形象思维行动的生物”（注六），因此形象思维决定了人们造形表现的意图，意味着教师 在指导上，必须使幼儿鲜明地浮现出这个形象，而后才根据形象进行描绘。
其次，即使形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并不等于孩子已将它移到了画面上去。孩子必须借助于各种造形语言 ，材料工具将它转化为绘画或雕塑。例如依靠画纸、彩色铅笔、颜料和绘画材料的共同配合，在二维空间的画 面上表现出三维立体的图式。因而孩子必须学习如何使用彩色铅笔、如何调配色彩，如何组织画面的构成等形 式语言，否则绘画就不能“物化”为表现媒介。因此，教师必须仔细观察孩子们的表现活动，在技巧和方法上 给予指导。技能指导仍然依赖于现场直观的教学和掌握的成功经验。但是如果教师过于强调技术指导，而孩子 们又没有热情，那么表现活动将不再成为孩子满心欢喜期待的东西。因而技能运作环节的指导关键在于让孩子 明确绘画技巧和制作技术，通过反复地实践与改进，达到掌握各种表现方法及其步骤程序。
第三、幼儿的造形活动同时具有本能的表示和主观的表现的特征。正如婴儿的啼哭是本能的表示，演员的 哭泣则是主观有意识的表现那样，后者表现含有传达个人情绪意识的意图，而前者几乎是由本能控制的。无论 在幼儿的涂鸦期，还是前图式期，以及象征期的绘画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本能表示和主观表现的因素。孩 子将绘画作为一种与外界沟通的语言，他们把自己看到的事物，思考的内容通过绘画表现传达给观众，接受者 观赏之后内心产生感受，并将这些信息反馈给孩子，幼儿从而确认了对自我的认识，并感受到表现的喜悦。因 此对幼儿的这种内心传达，日本的学者认为在指导上要采取亲切和蔼的态度。从幼儿的角度来阅读理解儿童们 在绘画中所传达的内心世界。通过这种传达的心灵沟通与共鸣，就能鼓励和激发幼儿新的表现欲望，从而达到 培养创造力和陶冶情操的目标。
2．在教学指导的要点上，日本着重以下四个方面：
（1）从游戏来看，主要以幼儿自由描绘为主，提供必要的与幼儿心身发育相适应的题材；
（2）根据故事来表现的题材，则不拘泥于真实，让孩子在自由愉快的表现中，选择造型单纯、组合容易 的内容。
（3）从生活体验中引发的表现，在开始构思阶段，就要使形象思维明确化，并把它与自己准备的有关材 料和工具、表现手法联系起来。要求表现的内容能被他人接受，并且有相同感受的理解。
（4）经由观察萌发的表现，重点是突出有关对象物的具体感觉。采用何种观察方法，什么时候来画、画 什么、怎么画，这些都是指导教学的关键所在。
新中国的幼儿教学法而论，认为幼儿的绘画包括观察、想象和表现三个过程。观察是绘画的基本和前提； 想象是幼儿把观察到的对象融进自己的认识、情感、重新加工的过程；表现则是孩子把经过想象后的事物用造 型手法表达出来。此外，在教学指导原则上有以下特点：
（1） 注重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通过幼教实践，探索教与学的客观规律，具有一定的理论性、系统性 ，又有可行性和操作性。
（2） 突出了教学过程中幼儿的主体地位。强调教师激发、诱导幼儿在活动中的主动性，使孩子们在造 形表现的实际操作中发展各种能力，萌发多方面的兴趣，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3） 把学前时期基本活动的游戏作为教育的重要形式，突出幼教教学的特点，充分发挥其在促进幼儿 身心和谐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4） 强调充分运用生活四周的各种资源来丰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强调利用乡土材料，由教师发动 幼儿一起制作玩具、学具和教具。这样既有利于启发孩子们的创造性，又符合我国的国情，继承和发扬因地制 宜、勤俭办园的优良传统。
另外，在教学过程中，则注重以下几方面：
（1） 着重发挥范画应有的作用，并注意启发性的示范和讲解，用后及时收回范画。
（2） 重视美工教学与生活、节日、游戏和其他学科的教学紧密配合。
（3） 在教学中，要求幼儿坐姿、握笔姿势正确、重视作业常规的训练。
但是，在实际教学中，示范和范画经常出现成人化的偏差。例如所谓“简笔画”，它原本是成人对客观事 物的一种概括的程式表现，将它作为范画和教材，无疑是在禁锢、扼杀儿童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情感表现。但是 这种有违于启发引导儿童观察表现事物，阻碍幼儿认识事物和情感表达，并违背教育规律的教材，竟然会被定 为电视教材、获教育图书奖而盛行一时，可见科学的教学指导尚待确立。此外，当年陈之佛先生反对的“大人 们常常以自己的趣味加之于儿童，常常以临画为唯一的教画的方法。”（注七）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一些儿 童画大赛，均以临像某家某派程式为能事，背离了美术教育的本质功能。干扰了幼儿美术教育的健全发展。
三
就幼儿美术教育的内容而论、日本是根据幼儿绘画发展的不同时期来展开教学内容。
在2—3岁时，采用在物体表面着色；将纸蒙在表面凹凸不平的物体上用铅笔拓印；拼贴布贴画；用粘土 或橡皮泥捏成各种形状等，都属于造形性游戏的教学内容。
在4—5岁时，则运用寓知识于兴趣之中的游戏方法，通过阅读小故事根据体会作画，依据孩子的生活体 验来描绘使自己感动的事物，通过各种角度观察对象，并描绘出自己的感觉。
在5—6岁时，则转变为采用不同纸质或不同形状的纸进行游戏表现，加深幼儿对材料和形状的认识，按 照自己的构思故事作画，扩展游戏范围，并以此作为表达的题材，描绘自己热衷欣赏的事物。
总之，日本选择内容注重幼儿绘画要体现其游戏与生活，从而引发幼儿内在情感的自然流露。可以说这种 安排还具有指导幼儿生活和精神治疗的功能。
就中国选择的内容来说，主要是围绕着认识、情感和表达，这三个幼儿美术活动的要素而展开。知识化、 艺术化和游戏化是其特点所在，具体而言：
（1）3—4岁时，绘画内容大多安排为添画，将不同的线条与形状，形状与形状等编排成不同的单元， 泥工、折纸课题则着力于基本方法的学习。
（2）4—5岁时，主要以观察、表现、制作生活中的动物、蔬菜、食品等内容。将知觉能力的形成和发 展作为课题编排的内在目的。力求通过美工教育促进幼儿空间思维的发展，丰富幼儿的绘画语言。
（3）5—6岁时，课题内容是与季节特征紧密联系的人物、植物、动物、日常生活用品等系列。鼓励幼 儿积极思维，大胆想象创造性地表现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情感。
江户时代是日本道德教育体系初步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线是武士道教育，它融合了日本神道思想、佛教思想和中国儒家思想。纵观中国知网的相关研究，这一时期的内容较少，而且大多出现在对于日本道德教育历史进程的通观研究中。程晋宽的《论日本道德教育的传统及面临的问题》认为，作为日本道德教育思想基础的神道教和武士道是对日本封建文化与道德意识的独特反映，为日本近代侵略行为开辟了道路，并为现在日本战后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提供了历史依据。［2］王凌皓等人的《日本武士道的生成、作用及影响》，通过对日本武士道的历史、特点、作用与影响的阐述，为我们揭示了日本近代新武士道对于世界以及日本本国的消极影响。［3］解娟的《江户时代武士教育特点分析》指出，这一时代的道德教育比江户时代之前有着更完整的内容、更正式的教育地点并且融西方思想于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4］兰卉的《日本传统文化对青少年道德教育影响研究》，将日本武士道精神发展分为江户时代以前、江户时代、明治维新以后三个阶段，并指出武士道精神本身内涵并没有错，只是与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联系起来才导致人们对武士道精神的反感。［5］朱玲莉的《日本江户时期的平民道德教育》从平民阶层角度对道德教育的政治基础以及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可以说是对这一时期日本道德教育的一个专题性论述，并且十分少见地提到了对女子的道德教育，对于研究江户时期日本平民的德育状况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6］王瑞荪在专著《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中［7］，使用了通观比较和专题比较等一系列方法对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深入评价。饶从满的专著《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教育》［8］，对整个日本道德教育从时间上进行了梳理。这些文章或专著通过对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介绍、评析，用大量历史事实使我们对江户时代日本道德教育的情况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纠正了有人认为军国主义是近代日本的产物这一看法。此外，这些文章所提供的大量材料以及信息，为今后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于对这一时期日本的道德教育研究缺乏第一手资料，大多数停留在对道德教育历史现象的简单罗列，缺乏对其深层本质的挖掘，研究具有肤浅性与重复性。
二、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的道德教育
明治维新对于整个日本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因此，对这一时期日本道德教育的研究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通过对这一时期成果的研究，虽然还是以介绍为主，但是相比江户时期，对这一时期的介绍更加详细、深入，不再只是对历史知识的再现，还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主要成果有:王智新的《日本的道德教育》［9］，姜辉的《明治時代における武士精神の様態についての考察》［10］(明治时代武士精神的演变)，张凤莲的《论日本教育中传统道德思想的渗透》［11］，孔祥宏的《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12］，尹贞姬的《教育敕语与近代日本国民道德教育的启示》［13］等等，这些文章对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前日本道德教育的演变以及所产生的后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由于他们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关联性，综合以上诸多学者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内容:资本主义伦理道德的启蒙与封建帝国主义的传统并存发展;由学制令向教育敕语的转变迎合了日本天皇制的统治需要，成为日本近代道德教育的大纲;修身教育制度由最初的从属地位跃居为主导地位;军国主义思想、极端民族主义以及变质的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国民的主要道德标准。另外，这一时期日本的第一次教育改革对日本道德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系的影响也是我国学者热衷探讨的问题之一，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王建平［14］在他的文章中对这一时代日本道德教育观念对国民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涉及这一时期的研究专著有苏崇德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15］第三章第一节，陈立思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16］第四章第一节，苏振芳的《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17］第十章等，这些专著都对明治时代到二战结束前日本道德教育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对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民主时代日本的道德教育
这一时期关于日本道德教育的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质量高，而且研究方法也由单一转向综合，研究视野、范围更加开阔，研究的深入程度与细化程度更加突出。归结起来主要有日本道德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途径、特点、现状、环境等方面。研究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目标，很多研究论文都有所涉及，虽然日本道德教育目标进行过多次修改，但它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学者们主要从有利于教育对象与社会发展的视角说明日本道德教育目标的现状。张德伟等人的《从培养丰富的心灵到培养丰富的人性再到培养人性丰富的日本人》指出，日本德育方针自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教育改革以来，道德教育的目标重心由重智不重德逐渐转向注重个性发展以及丰富心灵的培养。［18］王超的《比较德育学》指出，日本道德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公民的民族精神，培养具有民族优越感的人，形成民族认同，使全体日本人具有民族意识。［19］曹能秀的《当代日本小学和初中的道德教育述评》对日本道德教育目标进行了较全面的归纳，主要有四点:培养忠诚于国家、集团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公民;培养具有基本道德素质和社会公共精神的公民;培养面向世界的日本人，有利于与世界接轨;发展学生个性，促进学生人格健全发展。［20］王丽荣的《近现代中日道德教育目标比较》认为，日本在道德教育目标上实现了从过分强调外延较广的民族国家的社会本位向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并重的转变，既有利于自身发展，同时对社会体系的健康运行产生积极影响。［21］饶从满的《关于道德教育中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基于日本道德教育的经验与教训》指出，日本道德教育目标与中国德育目标虽然都旨在培养学生的德性，但日本道德目标更多体现为一种有利于在社会生存的人格特点，强调各种价值观的综合作用，而中国则将其认为道德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品德。［22］牛立忠的《浅论日本学校道德教育的经验和启示》认为，无论在哪个学龄阶段，日本道德教育目标都注重道德意愿、道德态度、道德判断力、道德实践能力的培养，并以对心的教育为核心。［23］关于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内容，研究者均有所提及，并且形成了一致的观点:日本的道德教育内容大致相同，但实施的力度却越来越大。史忠媛的硕士论文《当代日本青少年道德教育体系研究》提出，日本道德教育的内容包括:个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人生观教育、国际化教育、劳动教育五个方面。［24］耿华的《当代中日中小学道德教育比较研究》认为，日本的道德教育内容包括自身培养、与他人相处、自然和崇高事物、集体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内容。［25］曹能秀的《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发展趋势》认为，在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日本道德教育内容呈现出“规范”与“发展”并重的趋势，加强了文化传统和爱国心的教育，注重对核心价值观的培育。［26］在中国任教多年的日本学者奥田真纪子在《道德教育与人的价值创造》中，通过对日本道德文化的变迁、所面临的课题以及对牧口学说的赞同，认为道德教育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实现人的价值创造，只有创造社会价值的道德教育才能使人抱有感恩的心。［27］除此之外，日本战后德育课程的改革也是学者研究日本道德教育内容的一个重点，例如王映哲的《教育改革中的日本道德教育演进及启示》，通过对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特点以及新的变化的研究，认为这些改革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它确实对日本成为世界强国起了无法磨灭的作用。［28］吴潜涛的《日本道德教育的战后演变及其现行改革》认为，日本现行的教育改革，在思想上重视学校教育地位，在内容上重视价值观与实践相结合，在方法上重视全社会的合力，最终有利于构建终身道德教育体系。［29］关于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不少学者无论在专著还是论文中均有所研究。在专著中，学者往往用单独的章节阐述日本是怎样进行道德教育的。代表性著作有苏崇德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王玄武的《比较德育学》［30］，苏振芳的《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等。其观点主要有:一是通过家庭教育培养儿童的道德启蒙意识与初级的道德习惯，父母以实际行动影响儿童;二是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学生系统的道德体系，道德教育以正式课程、学科渗透、道德实践的方式融入学生所处的环境中;三是通过两种类型的社会教育，即针对大众的普遍性道德教育与针对失足青少年的道德教育，社会教育机构在联系学校与家长、促进整个社会形成良好道德氛围有着重要的作用;四是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宣传教育，通过制造良好的社会道德公众舆论影响公民道德建设。相关学术论文中，主要是从某一个或几个具体方面或者与其他国家道德教育进行对比研究日本道德教育的实现路径。白俊的《日本道德教育对我国德育教育的启示》指出，家庭教育不仅有利于培养孩子的个性，还有利于培养孩子的创造性与审美情趣。［31］基国林等人的《“中日新”三国高校实施德育途径比较及辨证思考》［32］、王佳的《日本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认为日本高校的道德教育实施途径有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共同努力，并对这三方面分别进行了详细说明。［33］徐雯娟的《中日高校德育比较研究》认为日本高校道德教育的具体方法有理论教育法、挫折教育法、直接体验法、言传身教法、环境熏陶法等立体多面的方法，比较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突出学生的主体性。［34］谢惠莲的《当代中日中小学活动德育比较研究》，通过对中日两国活动德育在理论、原则、形式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比较，强调了道德实践在培养人的道德修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35］为我国道德实践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借鉴。田静等人的《当代中日中小学道德教育发展趋势比较》指出在道德教育路径上，日本比中国有着更加完整的德育形式，日本道德教育发展不仅仅是一种趋势，更是形成了蓝图，是有计划的，这是中国道德教育所应该学习的。［36］还有学者总结出日本道德教育在途径方法上与中国道德教育有着共同特点:政府高度重视;道德教育的显性与隐性结合;道德教育注重整合化与社会化［37］。对于日本战后道德教育的其他方面，我国学者都有所研究。在对日本道德教育特点的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李新慧的《二战后日本德育的特点和启示》，归纳了五大特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并存，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学校、家庭、社会共同配合进行德育，政治化与组织化突出，挑战与缺陷共存。［38］在对日本道德教育的现状研究上，主要有王丽荣的《当代日本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状况》，通过图表和报告的形式指出日本现在青少年道德教育积极方面和问题都有，对与我国的道德教育现状比较研究具有参考作用。［39］在对日本道德教育的环境上，有郑永廷的《美国、日本的德育环境建设》，对美国与日本为构建良好的道德教育环境所做的努力进行了介绍，指出没有好的道德教育环境，道德教育是很难成功的。［40］钟启泉《儿童德性的形成及其环境影响分析》，通过对德性及其层级、影响儿童的环境进行分析，指出儿童的道德教育必须建立在自律性的基础上。［41］另外，对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道德教育荒废现象以及由此开展的第三次教育改革的研究，应该是我国学者今后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方向。
四、简要评述
日本的社会教育，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1603年）。当时的“石门心学”和“报德教”的结社活动实际上就是社会教育[1]。但作为与学校教育相对应的社会教育，则产生于明治维新（1868年）以后。根据二战前后日本社会教育性质的不同，把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教育研究划分为二战前的奠基阶段和二战后的重振阶段。
（一）奠基阶段：二战前的日本社会教育研究（1868年—1945年）
在1937年二战全面爆发之前，即1868年到1936年，日本的社会教育研究活动不断活跃，处于研究的形成、发展阶段，为二战后日本的社会教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社会教育著作成果的出现。据表1，二战前社会教育著作数366部，占总著作数的15.94%；论文较少，且多以著作形式出现。日本最早的两部社会教育著作——山名次郎的《社会教育论》（1892年）和佐藤善治郎的《最近社会教育法》（1899年）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其中，山名次郎的《社会教育论》是日本教育史上第1本有关社会教育的单行本[2]。此外，还有相原熊太郎的《社会教育的研究》（1912年）、丸山良二的《日本社会教育的研究》（1921年）、乘杉嘉寿的《社会教育的研究》（1923年）、川本宇之介的《社会教育的体系及设施经营》（1931年）、春山作树的《社会教育学概论》（1932年）、吉田熊次的《社会教育》（1934年）、小尾范治的《社会教育概论》（1936年）等。社会教育方面的论文有：下村寿一的《关于教化总动员》（1929年）和西谷谦堂的《裴斯泰洛奇的社会哲学思想和社会教育思想》（1930年）等。
（2）社会教育杂志的发行。二战前发行的社会教育杂志约46种，占总杂志数的42.2﹪（如表1所示）。而且，二战前日本的社会教育杂志主要由各都道府县市教育机构、各类大学、各种团体等发行。如明六社机关杂志《明六杂志》（1874年）、东京修身学社机关刊物《修身学社丛话》（1876年）、日本国教大道社创办《日本国教大道丛志》（1888年）、政教社发行机关杂志《日本及日本人》（1888年）、神道学会发行《随在天神》（1890年）、躬行会创刊《躬行丛志》（1902年）、中央报德会发行《斯民》（1908年）、社会教育研究会发行《社会与教化》（1921年）等。足见，二战前社会教育杂志丰富，成为这一时期社会教育研究的突出方面。
资料来源：利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书检索·申请系统（NDL-OPAC）及国土信息学研究所NII的信息检索系统CiNii，以“社会教育”为主题词，分别对日本社会教育著作和论文进行了统计。
（3）社会教育相关法规的颁布。1899年，日本颁布了最初的社会教育法，即《图书馆令》，这是日本首次以独立法令形式确立社会教育设施[3]。1911年，文部省设立通俗教育调查委员会，颁布《通俗教育调查委员会》官制，开展有关社会教育的调查，这标志着日本社会教育行政的真正开始。1921年，文部省把通俗教育改为社会教育，新设第4科，成为独立的科，这是社会教育在制度上的一大进步。1924年，文部省正式把以往掌管通俗教育的第4科改称为社会教育科，负责图书馆与博物馆、青少年团体与妇女会、成人教育、特殊教育、民众娱乐的改善、通俗图书的认定及其他有关社会教育的事务[4]。
（4）社会教育研究内容的多样。这一时期，日本社会教育研究者不仅对社会教育的概念、目的、主题、对象、方法、内容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而且对实业补习教育、公民教育、成人教育、壮丁教育、青少年团体、青年训练所等社会教育实践层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樱井吉松的《公民教育论》（1893年）、上村安太郎等的《实业补习教育论》（1894年）、宝文馆编的《入营准备自学书：壮丁教育》（1907年）、文部省普通学务局编的《少年团体的概况》（1922年）、鹿儿岛登左的《新公民教育的研究》（1923年）、杉村勇次郎的《青年训练所教练指导要领》（1931年）等。
（5）社会教育专职人员的设置。这一时期，日本政府设置专门负责社会教育事务的专职人员，为社会教育及其研究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人员保障。1920年，文部省特设社会教育专职官，并要求各地方官厅的学务科内专设负责社会教育的主任官，称为社会教育主事。1921年，各府县为响应文部省通牒，纷纷设置社会教育主事。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文化霸权主义严峻挑战的发展中的当代中国，文化安全问题日渐凸显，维护和保障文化安全，增强文化安全意识，进而形成理性的文化自觉，文化安全教育不可或缺。开展文化安全教育，不仅须将其纳入整体国家安全和国民教育体系，而且还应当广泛利用各种现代传媒和载体。
在全球化背景下，主权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日渐凸显，特别是面对文化霸权主义严峻挑战的发展中的当代中国来说就更是如此，因而新千年以来，有关文化安全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渐成热点。但如何维护和保障文化安全，尤其是如何不断增强文化安全意识，进而形成理性的文化自觉，尚有必要做以深层思考。本文试就如何开展文化安全教育问题略谈浅见，诚望识者指正。
开展文化安全教育，一是须将其纳入整体国家安全教育体系。首先，文化安全教育是国家安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的国家安全教育一直是以传统国家安全教育为主，并辅之以非传统安全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和大中小学生，从文化安全教育方面来看，其教育范围应扩大到全体国民，应该使文化安全观念深入人心，不过教育的重点对象应集中在国家机构工作人员、青少年学生以及文化工作者这三类主体身上。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因其工作的特殊性，他们的价值观念直接作用于国家的文化政策，这不仅关系到国家文化的现实安危，进而影响到国家的长久生存与发展的话语空间，所以应优先开展对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文化安全教育；青少年学生是祖国文化的传承者，他们对祖国文化及外来 文化的态度，关系到祖国文化的前途和命运，对青少年的文化安全教育是一项意义深远的长期工作；从事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工作的人员如新闻工作者、学者、教师、作家、演员或是文化企业老板等，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会直接作用于文化信息与文化产品，而这些文化信息与文化产品具有很强的思想导向性，会影响大部分人的价值观念，所以，有必要对文化工作者进行文化安全教育，使其在文化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关注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渗透，提高抵御能力。其次，文化安全教育需要借助国家安全教育的方式和途径。我国开展多样的国家安全教育活动，如建立国家安全教育馆以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现在的北京国家安全教育馆、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以及去年建立的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等都是国家安全教育工作有效途径，国家安全教育的途径还有讲座、论坛等，此外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普及《国家安全法》及国家安全知识活动。文化安全教育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一部分可借助这些途径展开，如通过图片展示传统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其中严重破损的文物古迹和流失的文物，来提高人们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意识；通过一些文化产业、文化贸易数据来说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特别是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 巨大贸易逆差，严重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让人们全面了解；还有通过网络论坛的讨论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并给予正确地导向；多开展一些书评、影评来评价外国文化产品，正视其对我国的各种影响；还可以通过专家讲座形式让国人深入理解西方思潮，避免盲目追随。
开展文化安全教育，还须将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文化安全教育应成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国民教育体系是由国家通过制度或法律的形式来制定的，它体现的是国家的行为；同时其并不仅仅以单一的学校教育或学历教育为唯一的教育形态，它既包括学校教育，同时也包括学校外的社会教育等其他教育形态；国民教育体系顾名思义就是面向全体公民的教育，而不仅限于某一年龄段的儿童或青少年。当然，把文化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我们不仅看重国民教育对象的广泛，我们更看重的是教育对象对祖国文化发展的意义，青少年学生无疑是祖国文化的继承者，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就落在他们身上。所以学校应该成为文化安全教育主阵地，对象就是青少年学生，他们接受教育的时间长，教育产生的效果会相对较好。文化安全教育在学校开展目的就是要帮助学生了解文化生存境遇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认识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树立文化安全意识，并自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同一切危害民族文化的行为作斗争，为祖国文化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应当指出，在目前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关于文化安全教育的制度建设、课程体系的建构还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强势文化的冲击，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真正使文化安全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框架内，还可以通过讲座、论坛等形式开展文化安全教育。讲座是大学里常见的教学形式，而且都是专题研究性质，针对性较强。讲座可以风格多样，充分展示讲者的学术功底、语言魅力、思维的敏锐以及深刻洞察力，比较受学生欢迎。学生对这种形式比较认同，那么通过这种讲座形式来进行文化安全教育，势必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学术研究的领域来说明我国文化安全现状，更有说服力。此外，还可以通过学生社团开展演讲、辩论赛等活动进行主体自主的文化安全教育。任何外在的灌输都比不上自我教育的效果。学生社团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这种由在校学生自发组织成立的群众性团体在学生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社团开展的演讲比赛、辩论赛等是学生比较关注并积极参加的活动。多开展些有关文化安全的演讲比赛、辩论赛，会使学生从内心认同文化安全教育，更好地实现文化安全教育目标：学生积极关注国家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得到提高，并自觉主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开展文化安全教育，还应当广泛利用各种现代传媒和载体。一是充分利用广播、报纸、影视、书刊，特别是网络等媒体进行文化安全教育。现代网络传媒已使信息传播速度在瞬间传遍全球，同时也是当今民意表达最快最多的场所，这一点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各种焦点事件在网上都会有非常广泛的激烈的讨论，网络舆论都显示出了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被正义利用也可以被邪恶利用，网络高速发展使各种资讯快速传播，文化安全问题就更加棘手，不良文化在因特网上流行的现象日趋严重，色情、暴力、迷信和邪教信息在网上泛滥成灾，网上民意放大和失真现象严重，网上道德逐渐沦丧。这些现象已经成为威胁我国文化安全的一大公害，这已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构建网络文化的钢铁长城势在必行。目前的“红网”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缺乏社会影响力，还需要加强文化安全教育网站及论坛建设，对于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现象及时曝光，吸引广大网民能够通过新闻跟贴、论坛上贴等方式在网上迅速形成舆论讨论，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提高人们的文化安全意识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能力。好的书刊、影视作品总是能在无形之中教育人感染人。我们要把文化安全问题渗透到文化产品之中，寓文化安全教育于无形之中，这一点美国的好莱坞应该是学习的“榜样”，美国一直通过影视、书刊等媒介及其他文化产品向外输出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的好莱坞在文化战略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使欧盟的一些国家不得不采取“文化例外”的政策来抵御美国的文化入侵。相比而言，中国就不那么乐观，虽然我们进口电影，也有一定的配额限制，但是现在通过盗版、网络下载等途径，国外的电影大量进入我国文化市场，对我国的文化产业冲击很大，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冲击就更大了。我们必须学会应对的方法，那就是通过我们国产电影的发展来抗衡国外电影，同时要把文化安全教育渗透到影视作品中，渗透到整个文化产业之中。二是充分利用民族传统节日进行文化安全教育。民族传统节日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现，更是民族文化的传承。“端午节”被韩国申办成世界保护遗产，对国人的触动很大，感受到了一丝文化危机。这恰恰说明我国某些传统节日的文化传统在不断消解，至少是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不过国人对某些传统节日还是有很强的认同，如春节时无论在哪里都不会忘记要回家过年，中秋佳节也会有一家团圆的强烈渴望。这就是我们进行文化安全教育最好的时间，可以通过媒体进行渲染节日气氛，增强传统节日的文化认同。我们首先必须要重视传统节日，西洋节日已经对我国传统节日构成严重的挑战，特别是青年人更热衷西方的情人节、愚人节、甚至是圣诞节、平安夜，当然这里有商家的炒作，青年人也并不会深入了解西方节日的内涵，只是更喜欢西方节日的浪漫形式，但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当青年人过西方的节日多于自己民族的节日的时候，民族节日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由谁来传承呢？国家已经对民族传统节日是否应该放假问题，作出了非常正确的决定，清明、端午、中秋、除夕已定为了国家法定假日，这在民众心中民族节日的地位就会得到提升，也会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我们也看到民族节日也出现“物质化”倾向，而忽视了文化精神内涵，如月饼因包装而身价倍增，“天价年夜饭”，节日竟然只是商家炒作赚钱的借口，而节日所传承的民族精神却并未得到重视。我们要利用节日这样一个契机，积极开展一些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增强民族文化自尊心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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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本书中有很多最近研究成果，其中含有6篇日语语言学（含汉日语言对比）论文、2篇日语教学研究论文、4篇日本文学论文、10篇日本社会文化论文。作者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的教授、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他们在自身领域内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以专业眼光以及丰富的日语教学实践经验审视了我国高等院校日本文学研究以及日语专业教育发展现状，提出了独特观点。从内容上来讲，此书不但包括了本科生、研究生教育阶段的日本文学研究现状、问题和方法等，也牵涉了日本文学史的研究以及相关学科建设，是一部综合性的文化专辑。
二、发展研究
注重实用性。以前我国高校的日语教学中，注重单一的语言学习，缺乏训练和培养学生综合知识能力，这就导致学生知识面较窄，学习视野不开阔，走入社会难以适应竞争激烈的环境。所以，我国在日本文学以及日语专业教育教学中，需要密切结合社会实际情况，从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方面上入手。注重复合型人才培养。我国日本文学以及日语专业教育以复合型与双语教学为发展方向，通常日语专业课程设置包括必修课与选修课，必修课意味着各大专业学生在学习相应公共课程之外，还需要学习好相应的专业基础课程。高年级学生在学习好日语课程与日语文化知识后，还需要学习一些选修课程，以达到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目的。选修课一部分是高校结合教学定位进行指定，一部分可以结合学生自身兴趣爱好选取。无论是选修课还是公共课，在建设中都需要高校结合实际情况，没有通过论证而盲目进行课程设置势必会影响到教学质量的提高。在设置课程中，以课时压缩方法为基础，以“弹性学时”入手，做到减少课程时间，提高课程效果，增加学生平日里自主学习时间，努力提升他们日本文学以及专业教育水平。这就需要把握好日本文学以及日语专业教育的质与量，注重在教学整体中让教学内容起到应有的作用，即追求内容新颖的同时，切实满足实际需求。当前在我国日本文学以及日语专业教育中，存在着日语教学内容更新缓慢问题，高校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与财力资源，以丰富学生知识体系，满足提高办学效益的现实需求。因此，高校需要结合自身办学情况，合理定位这门学科，进而明确我国日本文学以及日语专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本书内容完整、图文并茂，有着很广的适用范围，不但有着系统的学术理论研究成果，而且也与我国日本文学以及日语专业教育教学和发展实践相符。此书以理论研究为主，有基础知识，也达到了理论上的高度，讲解了很多学习方法，也有相应的操作步骤，对我国日本文学以及日语专业教育发展进行了深入介绍，并概括性讲解了我国日语教学中的问题，不但让学生从宏观上掌握好这门专业的学习，而且也大大加强了学生实践能力，促进了学生掌握基本的日本文学以及日语专业教育教学内容。同时，本书从多个角度研究了日本语言文化，针对性较强，对于发展我国日本文学以及日语专业教育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学力论；教学论；发展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128（2008）09-0039-04
一、日本的学力论
据日本学者考证，在白川静的《宇通》等汉和词典中，“学力”一词是12世纪中国南宋时代开始使用的，意为“深厚的学问”，在日本江户时代初期已成为通用语。1905年有“壮丁学力调查”一说。而学力作为日本教育理论的基本概念，特别是成为教育界关心、议论的焦点则是自日本战后开始的。青木诚四郎1950年出版的《新教育与学力低下》是日本第一本冠以“学力”字眼的学术著作。
战后初期，日本“基础学力论争”的导火线是1948年前后通过大众传媒而引发的社会对于“学力低下”的焦虑和不满。社会舆论批评说，孩子“不会写书信”、“县政府的地名也不知道”，认为这种“学力低下”是由于战中和战后初期学校与教育的功能事实上陷于瘫痪的体制所致，问题的焦点在于当时推行的“新教育”。
对此，“新教育”的倡导者青木诚四狼反驳道：强调“读、写、算”的观点是陈腐的“知识主义”的学历观。在新的学力观看来，“读、写、算”不过是一种“工具”，提高“生活的理解力”与端正“生活态度”才是目的。因此，所谓“学力低下”的指责是基于陈腐的学力观的批判。批判“新教育”的急先锋国分一太郎则认为，“读、写、算”的“基础学力”是开启人类文化宝库最好的钥匙，他批评“新教育”轻视了这个钥匙，强调“捍卫基础学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新一轮的学力论争又开始了，其直接导火线是冈部恒治、户濑信之、西村和雄合著的《不会分数的大学生》（东洋经济新报社）与和田秀树、西村、户濑合著的《轻视算术导致学力崩溃》（讲谈社）等著作的出版，引发了社会对学力的又一次论争。这次学力论争是由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宽松教育”（主要是一种强调“综合学习时间”的教育）所引起的。也有学者认为这次学力低下争论的不是基础学力的下降，而是学生的学习意愿的下降，如佐藤教授认为，目前日本中小学最迫切的问题不是学力低下，而是儿童学习意愿的下降，儿童“从学习中逃走了”，主要表现在大量校外学习时间的减少。
从上面的两次典型时期的学力论争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学力与教育教学的关系之密切。那么什么是学力，学力的结构是怎样的，学力与教育教学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笔者将分别进行阐述。
1.什么是学力
对于学力的解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国分一太郎、矢川德光的“读、写、算”的基础学力论；广冈亮藏的学力的层结构论――将学力分为个别性能力与概括性认识的基础学力和行为性态度的问题解决学力；城丸章夫的最低本质经验论――即基础学力应是“国民应学习的最低的学习内容”，它由国民的要求来决定；大田尧的作为生活的学力论――学力是“人通过后天的学习而获得的在社会上生活下去的能力的整体”；泽田庆辅的教育评价的学力论――学力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操作能力，也包含了现实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能力，认为教育评价就是将学力细分后对其能力展开分析，客观地诊断其能力的程度为目的的“测验”。
那目前的新学力观对学力的解释又是怎样的呢？新学力观旨在培育学习动机与主动应付社会变化的能力，其观点是：任何一门学科教学的目标，大体有四个部分：（1）关心、意欲、态度；（2）思考力、判断力、表现力；（3）技能；（4）知识、理解。有人形象地将其描述为冰山模型（详见图1）。
由图1可以看出，现代学力包括两个部分：习得内容（知识、理解与技能）和习得能力（思考力、判断力、表现力和关心、意欲、态度），而且培养的重点正在从“习得内容”转向“习得能力”。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习得内容和习得能力是相辅相成的，内容是能力发展的基础，能力是内容的延伸和拓展，两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离开了哪一部分，都不能形成一座完整的“冰山”。
综上，笔者对于学力的理解：它是指通过后天学习和实践而获得的种种能力，其中包括知识、技能的获得能力，提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积极态度的培养等。
2.学力的结构
日本的远山启用“术、学、观”来勾勒“学力结构”，详见表1。
学力结构模型研究中，一般区分了三种不同层次的学力成分。
第一层次：学力基础，包括性格因子，生理因子和一般职能因子。
第二层次：基础学力，作为最低限度的国民教养或作为一个公民所必须的以三基（读、写、算）为中心的基础教养。
第三层次：发展性学力，以问题解决与创造性相结合的、有个性的思考力为轴心的学力，也称创造性学力。
3.学力与教育教学的关系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格的成长，而人格是涵盖了学力的种种能力的整体结构，同时又是世界观、价值观的体系。从这个意义上，人格是以学力为其构成部分且对学力拥有主导性与涵盖性的。学力成长是人格成长的“主干工程”。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所谓学校，就是通过学力成长出人格的。
至于学力与教学的关系，将在第二部分中详细阐述。
二、日本学力论影响下的的教学论
日本的学力论对教学论发展的影响，笔者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教学价值取向
从以上学力论演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于学力的理解已渐渐由基础知识和技能转向态度和能力，这是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变革而做出的明智选择。反映在教学价值取向上，由过去的系统知识取向转为实用主义取向。
这突出地表现在教学中注重知识的实用性和应用性，把教育教学视为经济发展的工具的价值观。而当前日本的教学中在强调最基本的基础知识学习之外，更加注重能力的培养，注重科学方法和科学价值观的培育，重视个性化教育，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科学与人文教育并重，渗透STS（科学、技术、社会）教育。
2.教育教学目标
从过去的以国家的发展为目的开始转向注重学生个性及创造性的发展。
主要反映在：在临时教育审议会发表的四份教改报告中，规定了今后日本教育发展的方向和改革的基本思想，提出面向21世纪的三项教育目标：（1）广阔的胸怀、强健的身体和丰富的创造力；（2）自由、自律和公共的精神；（3）世界中的日本人。
从以上教育目标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学校教学中非常注重学生丰富个性、创造性的培养，国民的本土意识和国际意识的培养。而目前日本教育界流行的“培养面向世界的日本人”，就是很好的佐证和体现。
3.课程
日本的学校课程越来越讲求实用性，这与学力概念内涵的不断扩展是密切相关的。为了培养面向世界的日本人，也为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目前日本学校在课程上以综合课程为主，此外还有活动课程，学科课程，德育课程，特别活动（包括课外学习室，俱乐部活动，学生会活动，学校正常活动等）。综合课程以理科和社会科课程为主。
4.师生关系
在把对学力的理解仅仅局限于知识和技能的阶段，师生关系是师道尊严式的，即以教师的讲授为主，教师具有绝对的权威，学生处于接受的地位，几乎没有自。
而随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对于学力的理解也在加深，人们开始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世界观，学生的主体地位受到了重视，在教学上，师生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朋友式的民主关系，主要表现在教师和学生在人格上是平等关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开始注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师生之间形成一种平等的朋友式的关系。
5.教育教学方法
由于在教学中，注重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更加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形成，所以在教育教学方法上，改变了过去只是一味灌输的做法，而是更加强调问题解决式的、自主探究的方法。
6.教学评价
在教学评价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单纯以成绩的高低来评价学生（即结果评价）的做法已经过时，目前日本的教学评价的发展趋向如下。
第一，成就度评价。它是以布鲁姆的“掌握学习”理论为依据，以“保障学力、保障成长”为口号展开的。布鲁姆的“掌握学习”理论强调保障每一个学生的学力水准，而“评价”则是支撑学力水准的重要因素，还提出了“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终结性评价”的系列，借以保障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借助教学单元进程中实施的“形成性评价”，把后续学程分为“矫正性学程”与“发展性学程”，视学生的学习成就度细致地准备学习的轨道。
第二，摆脱传统的书面测试中心的评价方式，依据多样的方式展开多元评价。除了成绩测验，学习测验外，采用另外一些方法，诸如撰写论文、表演实技、制作工业品等，多角度地把握学生的进步。
第三，“自我评价”与“相互评价”的推广。这是同“质性评价”密切相关的。在现代评价理论中倡导“真实评价（authentic evaluation）”，这种评价强调，通过学生在实际情境中应用知识的活动、作品、笔记、设计等第一手的资料，来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及其结果。但是，由于“自我评价”与“相互评价”费时费力，其普及需要有一个过程。
综上所述，日本学力论已成为日本教育教学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学力论的演变是随着教育的改革而发展的，日本教育界对于学力的理解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在新时代，对于学力的理解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从学力的争鸣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教学论也在不断的变革和发展。由此，我们可以说，日本的学力和教育教学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学力的变革和发展是随着教育教学的变革而展开的，而学力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教育教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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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英敛之；大公报；女学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转折点，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救亡图存意识更加强烈，倡办女学的呼声开始兴起。时期，梁启超提出女子教育是一切教育之根本，是“天下存亡、强弱之大源”（1）在倡办女学的舆论宣传中，英敛之主办的《大公报》独具特色。（2）《大公报》创刊伊始，即响亮的宣告“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3）。作为当时社会上最具影响力的报刊，《大公报》一直关注着女子教育，乃至妇女的发展，格外重视女子教育宣传。在创刊第一天就表明了振兴女学的美好愿望。此后，频繁刊登有关女子教育的内容，不仅如此，《大公报》对女子教育的宣传不是杂乱无章的任意所为，而是系统全面的策划之举，运用宣传技巧，多角度的宣传女子教育，无论从宣传方法还是宣传效果上都高人一筹。
一、以论说“立言”，直接倡导女子教育
论说是清末民初报刊中最常见的一种文体，通常是针对现实生活中新近发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事件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直接发表议论。从《大公报》创刊起，论说就是该报的一个主要内容。这一时期的论说或宣扬民主政治、讽刺社会不良现象，或呼吁建立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其中，宣传女子教育的论说占有相当的分量。这些论说或出自编撰之手，或来自热心女学的开明人士。文风也各具特点，或笔锋犀利，一针见血；或语言平实，润物无声。《大公报》建立起的这种“群体的自白形式”也为呼吁女子教育这一群体“提供了参与的机会”（4）。
1904年是《大公报》宣传女子教育的一个重要时期，英敛之聘用江西才女吕碧城为《大公报》的编辑，使得《大公报》有了专门从事女学宣传的人员，这一时期文章的风格也较以往有所不同。论述比前两年的论说更加尖锐有利，眼光更加独到，观点更加鲜明，更能够站在女性的角度倡导女子教育。更能使读者明白“民者，国之本也；女者，家之本也。”，女子并不是“只为男子之附庸”，不可以“抑之、制之、玩弄之”（5），广大女性一样需要教育，只有大力兴办女学，才能“铺助国家之公益，激发个人之权利”，才能使“男女均强之，国敌其败也”（6），呼声振聋发聩。
论说类的文章的创作相对自由，限制较少，宣传效果也最好。《大公报》采取累进推出的方式，就女学问题的论说连续刊发，以增强传播效果。例如吕碧城的《论提倡女学之宗旨》这篇文章就采用了连续刊登的方式，在连续刊登论说后，第三日又刊登了论说《碧城女史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书后》。使读者不仅赞叹吕碧城精彩的文章，也从作者的渊博学识见识了女子教育的成功。
另外，这类文章的风格不一，有的半文半白，引经据典，谈论古今；有的浅白易懂，入情入理，好似与人闲话家常。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欧风美雨虽然浸润有年，但“中国教育，现尚限于少数人享受，故受教育者皆中流以上之家”（7），这种风格的多样，无疑扩大了受众的范围，在宣传上也更为普及。
二、消息配合论说，相得益彰
论说与消息各有其特点，但不是彼此分离。如果说在宣传女子教育中，论说是红花，那么这些消息则是绿叶，与红花相映。《大公报》不仅以论说宣传女学教育，还在“中外近事”、“外省新闻”等板块报道大量有关女子教育的消息。可见，英敛之时期《大公报》对于女子教育不仅仅是倡导，还对社会上的兴办女学的活动给予密切的关注。除此之外，一些与兴办女学相关的公文批复、政府政策、专件等官方信息的及时，更能体现出英敛之时期《大公报》对女子教育的重视。例如：对《天津系详监生张延龄等试办女学堂照录章程请立案文并批》（8）这一紧要公文的刊发，就是对张延龄等人联名申请创办女学堂的批复。这不仅体现出了英敛之办报在女子教育方面的关注，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使政府的办公更加透明，更好的实现了报刊在特定时期的上传下达的功能。
消息的报道比较简单，但覆盖范围广泛，涉及问题全面。这些消息中，与女子学堂有关的主要有女学招生、女学堂开学、女子学校新设立课程等几类；与教育风气有关的主要有赞扬学风、表扬教员等几类消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反映了女学兴起的状况。这一类的消息纪实性质较为明显，没有什么特定的技巧，但它的出现一样可以体现出《大公报》对于女子教育的关注。同时，消息也不是毫无情感的，它仍是明确表示报人意图和态度的一个重要渠道。例如1903年2月22日《大公报》刊登一则消息，报道美国领事贾满君之夫人兴办女学堂，这则消息的开头就直接说道“中国女学不兴实为华人前途之隐忧”（9），既赞扬了贾夫人的盛举，又表达了对中国女学发展落后的担忧。除了报道女子教育的发展情况，《大公报》也对学堂内良好的学风进行宣传，1904年7月28日，《大公报》刊登一则消息，赞扬了某位教习教育得法，使学生好学不倦，并称该教习为“女英雄”。大力提倡良好的学风，在无形中也为学界树立了良好的价值观。《大公报》还大力倡导广大女性出国留学。例如1904年8月19日，《大公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女史过津》，高度赞扬了肄业于日本东京实践女学校的陈彦安女士，并评价她“将来女史定造福北方不浅也”（10）。诸如此类的消息经常性的出现在报刊中，也鼓舞了广大女性的就学热情。
《大公报》刊登倡导女子教育的论说和消息，在数量上呈上升趋势，据统计，创刊之年，相关的报道只有几条，1903年为二十余条，1904年达到三十余条，而1906年，则多达近百条。（11）报道的增多，固然与女学兴办的数量增加迅速有关，但也和《大公报》一直把倡导女学作为宣传重点有关。
三、刊登女学广告，配合消息与论说宣传
在以论说、消息报道宣传女学的同时，《大公报》还独辟蹊径，利用与女子教育有关的广告对女子教育进行宣传。戈公振先生曾指出：“广告为商业发展之史乘，亦即文化进步之记录。人类生活，因科学之发明日趋繁密美满，而广告即有促进人生与指导人生之功能。”“广告不仅为工商界推销出品之一手段，实负有宣传文化与教育群众之使命也”。（12）《大公报》刊登有关女子教育的广告一是本着指导受众人生的目的，二也是为了宣传女子教育。女子广告的宣传也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03年开始出现一些间接宣传女子教育的广告，但数量较少，主要起促进人生与指导人生之功能；1905年后一些女学堂招生的广告逐渐出现，并且在数量上有所增长，商业性与宣传性更明显。
（一）依附在其他广告中宣传
1905年之前，女子教育还处在提倡阶段，女学还没有兴起，《大公报》刊登大量的文字提倡女子教育。这一时期，与兴办女学相关的广告虽然问世，但数量极少，基本都依附在其他广告中，《大公报》在设计和发刊这类广告时，有意将广告的商业内容和论说、消息糅合在一起，渗透倡办女学的主张。
1903年2月15日上海女学报馆刊登的一则“女报馆广告”，在最后一行中刊登“中外同志以及热心扶助女学之人，倘助以经费，除按期赠报掣给收条外，并姓氏登列本报”。（13）1904年5月18日《大公报》刊登一则京师女学卫生医院的广告，广告所占版面较大，除“京师女学卫生医院新章广告”几个字用了较大字号以外，其余近700字均采用一样的字体。广告说“一本医院宗旨系倡明女学，讲求卫生之理，凡中外可接见……一本医院为振兴女学之萌芽深愿与当代名媛共究教育之理，凡母教女德有关于卫生学术者，尤愿相与讲明以期女学日见昌达”（14），在之后才讲到卫生医院设有大药房，诊费情况以及医院的一些优惠的政策，但也不脱离女子教育。
（二）直接的广告宣传
随着女子教育的发展，1905年起，《大公报》中的广告宣传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这些广告除去了提倡女子教育、阐述女子教育宗旨等内容外，直接刊登女子学堂招生的广告。就女子教育的招生广告而言，不同的女子学校所面对的学员不同，开设的课程不同，教授课程的教员也都有所不同。这一时期的广告虽没有什么新鲜惹眼的图片，却也能让读者看一眼便清晰明了。
这一时期女子教育的发展与1905年前的评论和消息宣传不可分割，这一阶段女学堂广告的数量逐渐增多，在教育广告中所占比例较大。以1912年9月为例，这个月有10所学校教育广告，其中就有两家是女学堂的。这些广告中招生广告一共出现了48次，女学堂的招生信息就出现了14次，占总招生广告的29.1%（不包括综合学堂招女学员的情况）。除此之外还聘请女教员广告5次。
这些女学堂的招生广告反映了女子教育的初步繁荣，从有关女子教育的广告的变化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出女子教育发展的趋势。这一时期女子教育的广告将评论和消息宣传中的内容转成实际、落到实处，这样可以使读者对女子教育的概念不仅停留在社会的广泛提倡和呼吁之中，使她们在支持女子教育的同时，通过广告上的信息还能找到将理论转付诸实践的场所。
四、结语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时期，对女子教育的倡导与宣传，是这一变化的表征之一，女子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更是中国妇女走向解放之路的重要一环。《大公报》作为大众传媒，不但展现了这一巨大的变革，而且很好的发挥了媒体的作用，推进了这一变革。当然，《大公报》关于女子教育的言论在激烈与尖锐性上，赶不上当时革命党人，但恰恰因为其较为温和，不趋于极端，而有更多的受众，更能入心入脑，亦能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一切，当然与《大公报》的创办者英敛之密切相关。在英敛之的指导下，《大公报》对女子教育的宣传可谓面面具到，说理清晰、观点鲜明的论说，内涵丰富的消息、别具一格的广告宣传，对吕碧城作为女学典范的打造和推介，都显示出，《大公报》对女子教育的宣传是一次初具体系，系统性的、较为成熟的宣传。
注释：
（1）梁启超：《论女学》，《时务报》，1897年4月12日
（2）《大公报》由英敛之于1902年6月17日创办于天津，英自任总理与编撰。辛亥革命后，英敛之虽名义上仍总理《大公报》，实际上已退居北京香山静宜园，以主要精力创办女学、辅仁社等慈善教育事业，从事天主教革新工作，后又创办辅仁大学，1916年将《大公报》售予王郅隆。
（3）《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
（4）《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马歇尔麦克卢汉著商务印书馆
（5）《大公报》1904年5月21日《论提倡女学之宗旨》续前稿吕碧城
（6）《大公报》1904年5月20日《论提倡女学之宗旨》吕碧城
（7）《季鸾文存》国民丛书第一编《中国今后之妇女问题》第26页
（8）《大公报》1904年6月27日紧要公文《天津系详监生张延龄等试办女学堂照录章程请立案文并批》
（9）《大公报》1903年2月22日夫人兴学
（10）《大公报》1904年8月19日中外近事《女史过津》
（11）梁景和：《近代中国女学演变的历史考察》，《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6期
（12）《中国报学史》戈公振民国丛书第二编第228页第229页
[关键词]廉洁教育 高校 学生管理
[作者简介]程晓娟(1972-)，女，四川什邡人，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四川 绵阳 621010)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06-0063-02
关于“廉洁”，《辞源》将其解释为“公正，不贪污”，《辞海》将其解释为“清廉，清白”，清廉就是不贪取不应得的钱财，清白就是指光明磊落的人生态度。廉洁教育是指一定社会为唤醒人的廉洁意识、培养廉洁情感、增强廉洁意志和促使廉洁行为习惯的社会活动。太学生廉洁教育，是指教育者用廉政文化的思想理论，对大学生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大学生不断提高道德自律意识，增强拒腐防变的良好心理品质，逐步形成廉洁自律，爱岗敬业的职业观念的社会实践活动。对大学生进行廉洁教育，是世界各国早已形成的共识，2003年10月，第五十八届联大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就将廉洁教育作为“中小学和大学课程在内的公共教育”的内容。廉洁教育不能脱离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而是要将其渗透于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日常教育管理之中，使廉洁教育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
一、廉洁教育与高校学生日常教育管理渗透融合的可行性
1 廉洁教育与高校学生日常教育管理的终极目标一致。中共中央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制实施纲要》中明确要求，“把廉洁教育作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培养青少年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廉洁教育主要应该达到以下四个目标：培养学生的廉洁良知，增强学生廉洁情感；强化学生的廉洁意志，规范学生的廉洁行为；健全学生的人格，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熟悉廉政建设的基本理论知识，形成正确的廉洁理念。而学生日常教育管理工作通过开展学生日常行为管理、学生文化活动、突发事件应对处理、心理健康教育、学生党建、贫困生资助等一系列工作，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管理和生活秩序，努力提高学生遵纪守法的意识，学会文明礼貌、宽容和尊重他人，增强责任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为社会培养思想过硬、学风严谨、基础扎实、成绩优异、身心健康的合格人才。
2 廉洁教育与高校学生日常教育管理的内容相互交融。廉洁教育与学生日常教育管理虽然各有独立的教育内容，但它们在本质上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教育部于2007年3月下发了《关于在太中小学全面开展廉洁教育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廉洁教育的内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和主导，加强法制和诚信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组织学习党和国家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学生日常教育管理在积极落实各项学生事务性工作基础上对学生进行行为规范、价值引领、思想导向，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生活，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法纪教育、诚信教育(学业诚信、经济诚信、就业诚信等)、公平教育、敬业精神教育、奉献精神教育等，既是廉洁教育的内容，又是学生日常教育管理的要求。
3 廉洁教育与高校学生日常教育管理手段共享。有效的教育是教育者创设一定的教育环境，通过一系列措施将有关理论、理念、技术等教育内容传递给受教育者，增进受教育者的认知，激励其情感，产生思想上的共鸣，继而将这种认知、情感、思想内化、固化直至外化为教育者倡导的某种行为模式。严格的规章制度、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赏罚分明的约束激励机制、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建设、与时俱进的人性化关系构建以及充分发挥受教育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作用等都是廉洁教育和学生日常管理教育的共享资源。同时，党支部、团支部和学生会建设这三条相互配合又相对独立的传统学生日常管理教育途径也是对学生开展廉洁教育的平台和主渠道。
二、廉洁教育与高校学生日常教育管理渗透融合的必要性
1 廉洁教育与高校学生日常教育管理渗透融合，有利于增强廉洁教育的针对性。通过学生日常教育管理来开展廉洁教育，贴近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贴近学生的需求与愿望，使廉洁教育水到渠成。例如，将廉洁教育融入学生日常主题班会、团组织生活、校园文化活动中，通过开展廉洁漫画展、廉洁小品会演、廉洁辩论赛、廉洁文化大讲坛、廉洁之风图片展、反腐影视展播、廉政歌曲比赛、征文比赛等活动，让学生积极设计、组织、参与廉洁教育活动，使学生得到艺术文化的熏陶、能力的锻炼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在校园文化中营造崇尚廉洁、追求廉洁的氛围，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廉洁教育，道德品质得到提升和净化。
2 廉洁教育与高校学生日常教育管理渗透融合，有利于避免廉洁教育形式化。校园是社会的缩影，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各种形式投射到校园生活中，校园不再是一片远离世俗的净土，具备产生不廉洁思想和不廉洁行为的土壤和条件。在学生的日常教育管理中，很多时候涉及利益博弈和平衡，例如学业成绩评定、综合素质测评、经济困难认定、奖助学金评定、学生干部选拔和评优、推优入党、甚至违纪学生教育处理等，这些都关系到学生的荣誉、经济利益甚至个人前途等切身利益，同时也是对学生开展廉洁教育的素材和机会。针对这些日常教育管理事务提出廉洁教育的内容和目标，引导学生践行廉洁行为，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变廉洁文化的宣传者为廉洁行为的践行者，提高对廉洁教育和廉洁文化的认识，避免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在思想和认识上出现分化，产生诸如廉洁教育是“大人有病，孩子吃药”“领导有病、群众吃药”的疑问和看法，避免使廉洁教育流于形式，产生表面化效应。
3 廉洁教育与高校学生日常教育管理渗透融合，有利于提高日常教育管理实效性。学生日常教育管理涉及学生学习、生活、思想、安全等各个方面的事务，容易就事论事，事务化倾向严重，或者容易将日常教育管理者看做是救火队、消防车，或者认为日常教育管理者只会机械地完成各种事务性活动，无法在管理服务学生中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
研究表明，廉洁文化具有导向性、内聚性、激励性等功能特性。将廉洁教育渗透在学生日常教育管理中，可以充分发挥廉洁文化的导向，正确引导学生个体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标准，同时对学生整体价值取向和行为起到导向作用，实现管理育人：可以充分发挥廉洁文化的内聚，确立凝聚点、产生凝聚力，使个人融入集体，产生归属感，降低管理成本；可以充分发挥廉洁文化的激励，激发学生的荣誉感、使命感和主人翁意识，变被动的管理为主动的参与，使学生实现从“要我为”到“我要为”的思想行为转变，提高管理效果。
三、廉洁教育与高校学生日常管理教育渗透融合的实然性
1 队伍领航：建设高素质的积极践行廉洁思想的学生教育管理队伍。学生教育管理工作者要始终把廉洁思想放在工作首位，将廉洁思想作为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价值追求，在教育管理活动中以身作则，积极践行廉洁思想，为学生创设廉洁文化氛围。这就要求学生教育管理工作者一是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强化廉洁理论学习和提高人文修养，能以廉洁思想自律；二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提高哲学思辨能力，在学生教育管理中能正确处理社会中的各种负面信息，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贪污、腐败等不廉洁现象，提高学生分辨是非的能力。
2 制度保证：完善并严格落实学生日常教育管理规章制度。制度的有效性在于保证管理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学生日常教育管理规章制度的有效性还在于为廉洁教育的推进提供制度保证和实践范式。对此，一是要保证制度的可行性、科学性、可操作性；二是要符合青年学生的思想、心理特征，必要时充分发挥学生主动性，由学生参与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完善；三是要遵循各项规章制度，透明操作，公开运行，培养学生的公平、公正意识，实现制度育人。
3 小处务基：构建廉洁教育与学生日常教育管理的最佳结合点。廉洁教育与学生日常教育管理渗透融合的最佳效果在于春风化雨、润物于无声，既是学生日常教育管理工作，又是对学生开展廉洁教育。一是针对学生日常行为提出廉洁要求，遵守校规校纪、服从管理、不搞特殊，对违纪行为要严肃处理，用刚性的纪律严格规范学生的行为，使其逐步养成廉洁的行为和习惯。二是倡导诚信做人，做到考试不作弊、作业不抄袭、论文不剽窃的学业诚信，做到不骗取贫困生资格争取经济资助、不拖欠同学钱财、不挪用学费增加父母负担的经济诚信。三是加强对干部日常行为的管理，要引导学生干部讲廉洁、讲诚信，树立当学生干部就是服务同学、奉献社会的思想和意识。
4 榜样示范：宣传先进，点面结合，正面教育，引领廉洁之风。社会心理学认为，社会影响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在他人的作用下，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会发生变化。在廉洁教育活动中，积极利用这一心理现象，树立廉洁典型，通过典型人物宣传，为个体行为提供参照、产生群体凝聚力。一是要积极宣传社会上的先进典型。二是要注意发掘学生身边的清正廉洁先进典型，例如典型教师、典型后勤服务者、典型学生等，三是要积极利用学生中的典型群体开展廉清教育。学生干部、学生党员是学生中的争优创先的先进群体，在廉洁教育中能起到群体典型示范作用。这支队伍既能协助老师开展日常教育管理工作，又能成为广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气候群、风向标。要建设好这支队伍，就一定要对学生干部的选拔、党员的发展严格把关，同时要加强干部、党员的后续管理和培养，杜绝放任式的管理模式。
5 环境熏陶：积极营造崇尚廉洁思想的教育管理氛围。人是环境的产物，社会氛围对个体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廉洁教育离不开直接的廉洁文化宣传，更离不开将受众置身于廉洁环境中提高认识、净化灵魂、锤炼品质。一是将廉洁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为学生廉洁教育营造一个重廉洁思想的教学环境，从理论上、宏观上提高学生对廉洁的认识。二是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走进廉洁教育效果良好的典型社区、工厂、乡村，让学生零距离接触为公、为民、不求名利的廉洁人物。三是利用主题班会开展廉洁讨论，引导学生用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存在于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以及少数人身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