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是南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国家，自1972年中新两国建交以来，经贸关系一直稳定、健康地发展。1997年，新西兰第一个与中国签署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2011年，新西兰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发达国家，为中国商品在新西兰市场上公平竞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2011年12月，中新开始筹备建立中新自由贸易区，经过三年的谈判，于2008年4月签署了协议，该协定已于10月1日正式生效。作为第一个与发达国家建立的自贸区，其为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签订FTA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蓝本。 一、中国与新西兰FTA谈判的历史性进展 (一)谈判进程回顾 近年来，中新两国经贸关系稳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加强。为进一步深化两国友好合作关系，2011年11月，胡锦涛主席与克拉克总理共同宣布启动中新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由此拉开了谈判序幕。谈判历时三年，两国领导人从中新关系及两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积极推动谈判进程。2006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新西兰，与克拉克总理共同确定了一至两年内达成全面、高质量、平衡以及为双方所接受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2007年，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又与克拉克总理多次会晤，不断为谈判注入动力。经过三年15轮谈判，2007年12月，双方最终就《协定》涉及的所有问题达成一致。2008年4月7日，中国与新西兰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新西兰成为首个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发达国家。 (二)本次签订FTA的主要内容 中新协定的内容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根据该协定，新方承诺将在2016年1月1日前取消全部自华进口产品关税，其中63.6％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起即实现零关税。中方承诺将在2019年1月1日前取消97.2％自新西兰进口的产品关税，其中24.3％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起即实现零关税。此外，双方还就服务贸易做出了高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并对包括技术工人在内的人员流动做出了具体规定。 二、中国与新西兰FTA谈判成功的意义及问题 中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有利于双方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更好地利用双方在经济上的互补性，促进双边贸易增长，实现共同繁荣的目标。 在货物领域，双方通过进一步降低和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相互开放市场，可以让两国人民享受到价格更低、内容多样的商品。在服务领域，双方将通过改善市场准入条件，促进相互间人员的资格认证，推动两国的服务贸易发展。在投资领域，双方将通过加强投资促进和保护方面的合作，建立更加透明和便利的投资体制，提高两国投资吸引力，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投资机遇。此外，自由贸易区还将为两国在海关、检验检疫、知识产权、中小企业等领域建立合作平台，促使双边经贸活动更加活跃。所以，中新双边自贸协定的签订必然为两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好的契机。然而，“危”与“机”总是并存，中国与新西兰FTA谈判成功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中国获得的直接利益十分有限 由于中新两国经济规模差距甚远，2007年中国的GDP是新西兰GDP的33倍多；中国已成为新西兰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而新西兰在中国贸易伙伴中的排名却颇为靠后，2007年和2008年前两个月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比重均只有0.17％。虽然服装鞋帽等出口商品的关税由实施自贸协定前的14％逐步降为零关税，国内相关出口企业将会因此而受益。但由于新西兰的人口只有410万，市场规模有限，中国出口商品利润增加不会太大。但对于新西兰，特别是对于占该国总经济产值一半的农业部门来说，这个协定将给他们带来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而对于中国，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所能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显然不如对新西兰那么突出。 (二)中国部分产业受到威胁 新西兰是世界上农业发达国家之一，其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强，特别是畜牧业尤其发达，大宗农产品如畜产品、水果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相比之下，中国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有9亿农村人口，农业人均资源匮乏，特别是水、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生产规模较小，土地密集型大宗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目前，我国从新西兰进口的主要产品是乳品、木材、纸浆和畜牧产品，其中乳品约占新西兰向中国出口货物总额的五分之一，而最近几个月新西兰向中国出口乳品的增长量 已高达80％。因此，我国的奶业、畜牧业等必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三)协定的示范效应有待探索 目前，新西兰作为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并与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其举动虽然理论上会对其他倡导建立自贸区的国家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但是，这种示范效应对欧、美、日等西方贸易大国的示范意义却非常小。但如果我国在双边贸易过程中能够与更多的西方贸易大国签订FTA，则可争取到更多的公平贸易机会，以应对不公正的贸易规则。所以，今后签订FTA的工作方向在保证与中小国家不断磋商的基础上，重点应加强与贸易大国签定自贸协定的可行性研究。 三、中新双边服务贸易前景展望 (一)中新双边劳务合作前景 1 新西兰的劳务市场概况 近年来，由于新西兰经济持续增长，就业形势空前看好。然而在新西兰众多的行业中，普遍存在着劳工短缺的现象，特别是技术工人以及粗工。新西兰劳工部的报告显示，2003年新西兰16个主要行业雇用的技术工人总数为11.06万人，招聘需求满足率仅为41％。在这16个行业中，招聘需求满足率最低的是汽车电工(15％)、砌砖工(23％)和细木工及管道工(32％)，按照推算，短缺数量比较大的是木工、电工和汽车机械工。目前，熟练劳工短缺已经成为新西兰企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据新西兰劳工部统计，2005年上半年，一度有60％的新西兰企业面临技术工人短缺问题，创三十年来最高记录。劳工短缺问题引起新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的解决办法包括对内加强教育、培训，对外积极引进紧缺人才。 2 双边劳务合作机遇展望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具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新西兰目前紧缺的建筑工、木工、渔工、果园工和牧场工等，我国都有较大竞争优势。一些技术工种如电工、机械、管道、汽车维修等，我国也都有供给能力。从长期来看，这是一个较为稳定、经济效益高、值得开拓的市场。近年来，一些新西兰本地企业曾经尝试输入中国技术工人和粗工，供求双方反映都很积极。如果能够进一步增加政策扶植力度，将对今后中新双边劳务合作产生深远意义。 在中新FTA中双方承诺将进一步便利两国人员往来，新西兰将为中医、中餐厨师、中文教师、武术教练、中文导游等五类职业提供八百个工作许可，并允许车工、焊工、计算机应用工程师、审计师等二十类职业至少一千名中方人员赴新工作。根据中新FTA的新政策，对于满足要求且找到雇主的中国技术性劳动人才，一次可许可1800名到新西兰进行临时性工作。由此可以预见，在中新FTA的促进下，今后两国的双边劳务合作将进一步加强。 (二)中新双边教育合作前景 1 新西兰的教育市场概况 新西兰高水准的教育一直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其教育体制被视为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之一。教育出口是新西兰的第四大支柱产业，在新西兰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7年底，新西兰共有来自150个国家的9万多名国际留学生在此学习和生活，而中国赴新留学生达3.2万人之多，这些留学生每年为新西兰带来超过20亿新西兰元的财政收入。近几年来，赴留学新西兰热潮有所减退，于是新西兰推出了留学新政策，从留学贷款，到覆盖本科、研究生、博士各阶段的政府奖学金项目，吸引了大量留学生。新西兰政府于2007年8月宣布，为了更好的促进国内教育出口，吸引更多留学生前来，政府将在未来四年内投入1000万新西兰元用于教育出口的宣传和其他教育出口推广措施。 2 双边教育合作机遇展望 目前，新西兰不断致力于加强中新两国政府、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为中国学生到留学新西兰提供帮助。为加强两国教育合作，2011年新西兰政府任命了新西兰教育参赞，其作用是帮助中新两国教育部门不断探讨提高教育质量，同时开通了留学生指导与照顾的沟通渠道。在院校合作方面，新西兰开展了两国间大量的校际联合办学，以保证尽可能多的中国学生接受新西兰优秀师资的指导并学习相应课程。新西兰政府还为中国学生提供各种资金支持，包括新西兰国际博士研究奖学金、新西兰国际本科学费奖学金等。2008年，除参加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外，新西兰还准备开展其他活动，这对于促进双方教育合作将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2008年4月8日，双方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关于在高等教育领域内相互承认学历和学位的协议》，并共同启动了中国一新西兰博士研究生互换奖学金项目。该协议的签署及中新 双方的各种举措表明了双方对于长期教育合作的高度重视，相信在中新FTA的进一步促进下，中新教育合作将会有更光明的前景。 (三)中新双边旅游合作前景 1 新西兰的旅游市场概况 旅游出口是新西兰除奶制品以外最大的出口收入来源。新西兰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旅游业的发展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局面，近五年年均增长5％以上，其直接和间接的年产值约占GDP的9％。每年有230多万名来自海外的游客拜访新西兰，2006年新西兰旅游出口总额为47.5亿美元，进口额为25.3亿美元。旅游业占其全部服务贸易总额的58.7％，其中旅游出口占全部服务出口的32.9％。旅游业的兴盛也带动了航空、交通、酒店和餐饮等行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已跃居新西兰第四大游客来源地，是新西兰旅游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 2 双边旅游合作机遇展望 中国是新西兰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并且市场前景广阔。自从中新两国政府于1999年签署“旅游目的地计划”后，中国到新西兰的游客以年均22％的速度增长。近年来，随着中新经贸关系的不断加深，来自中国的移民和留学人口急剧增加，这使两国之间的人员来往日益频繁。目前，平均每年前往新西兰的中国旅游者有12.4万人。新西兰政府希望在未来的五年里到新西兰旅游的中国游客增加一倍，预计达到26万人左右。 据新西兰旅游局统计，每年出境旅游的中国游客多达3980万人，而新西兰2007年接待的中国游客仅有12.2万人。因此，中国作为新西兰的旅游出口市场，还有很大的潜力。对此，新西兰针对中国游客推出一系列促销措施，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2008年7月18日，新西兰第一大城市奥克兰正式开通了直飞中国首都北京的航班。随着中新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赴新旅游签证更加便利，预计未来几年赴新西兰进行公务旅行和观光度假的中国居民仍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探亲访友以及留学人员也会保持稳定增长。据新西兰航空公司、新西兰旅游局等机构预测，未来五年内中国将成为新西兰的第三大入境旅游市场。
关键词：贸易引力模型；双边贸易；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713 文献标识码： A
传统的的国际贸易理论均侧重于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模式和福利效果，而忽视了现实世界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贸易流量的决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引力模型为诠释双边贸易流量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贸易引力模型是由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中演化而来的，万有引力定律认为两物体间的相互引力与两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与两物体间距离成反比。而贸易引力模型正是借鉴了万有引力定律，来对国际贸易的双边贸易流量进行计量研究。首先是由丁伯根（Tinbergen）和波伊豪宁（Poyhonen）在20世纪60年分别开启了对国际贸易的双边贸易流量进行计量研究的进程。该模型认为，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同他们的经济规模正相关，与他们的实际距离负相关。他虽然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但是在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始终无法对双边贸易进行实证研究的情况下，贸易引力模型无疑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1962年丁伯根（Tinbergen）采用的双边贸易流量计量研究模型是经济计量学上的一种简约形式。他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一国向另一个国的贸易流动主要取决于用GDP测量的国家经济规模和两国间的地理距离。 这一方法的革新之处在于,在原有的贸易流量计量模型（只考虑了两国国民生产总值）中追加了两个解释变量：地理距离和优惠贸易协定，并用对数线性形式予以模型化。其贸易模型的表示形式如下：
丁伯根（Tinbergen）在运用双边贸易流量模型的简化形式和最小二乘法时间回归分析系列技术时，对15个发达和3个不发达共18个国家1959年的贸易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 在95%的概率水平上显著地不等于零。而在同类研究中，丁伯根（Tinbergen）选用了42个国家的样本做了同样的计算，再次发现 在2σ而非3σ水平上明显出现统计显著性。正如估算的各种系数所显示的性质一样，国家间距离对于贸易的扩张效用具有很强的作用，可以解释所谓名义贸易值的75%.
而几乎同时，德国经济学家波伊豪宁（Poyhonen）完成了国际贸易双边贸易流量计量研究的主要成果。波伊豪宁（Poyhonen）对1958年欧洲国家的贸易数据进行了整理计算，但与丁伯根（Tinbergen）所不同的是，波伊豪宁（Poyhonen）在研究中采用的是截面数据（panel data），选用的计量模型也是和截面数据相适应的结构形式（structural form）。 波伊豪宁（Poyhonen）的模型可以描述如下：
在对引力模型运用于双边贸易流量计量研究进行探源时，我们不能不谈到林纳曼（Linnemann）的重要贡献。林纳曼（Linnemann）是第三位系统研究贸易引力模型应用于双边贸易流量计量分析的经济学家，并且首次对贸易引力模型的研究分析进行了系统集成，在模型构造和变量涉及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技术路径和学术思想。 他的主要贡献还在于，除了原有的两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地理距离等解释变量之外，还首次引入了两个新的解释变量，极大地丰富了贸易引力模型。这两个新的解释变量分别是人口这一内生变量和贸易政策（比如优惠贸易协定）这一虚拟变量。林纳曼（Linnemann）的模型用对数形式表达如下：
经济学家为了检验政策、历史、文化等因素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又逐步将贸易限制措施、殖民关系、共同语言等指标加入到引力模型中。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东盟和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就未来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协议。2002年11月，当时的中国总理朱基与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本章就是要通过引入合理的变量来对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逐步建设是否对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产生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
本模型检验所采用的数据的来源分别为：2004年中国及东盟10国与其各自的30个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总额，来自于IMF出版的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2005光盘；各国或地区200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自于世界银行网站的统计数据库；各国或地区2004年的人口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网站的统计数据库；中国及东盟10国到各自主要贸易伙伴的距离采用的是国家（或地区）i的首府到国家（或地区）j的首府的实际空间距离，该数据由美国农业研究院网站(wcrl.ars.usda.gov/cec/java/lat-long.htm)提供。
二、模型的建立
本文以林纳曼（Linnemann）的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并对其进行了适当的修改：2002年11月，当时的中国总理朱基与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一经达成，立刻引起世界广泛的关注。因此在本模型中笔者将设立虚拟变量FT，以检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是否对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产生影响。
通过以上修改，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引力模型如下：
三、模型计算和结果
首先，我们只考察基本因素，即GDP、人口和空间距离对各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的影响。我们用Eviews3.1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表1。
由表1可以看到，DW统计值为1.263，存在自相关问题，Eviews软件可以通过在原简单线性回归方程中添加AR（1）来消除一阶序列自相关，添加AR（2）消除二阶自相关，添加AR（3）消除三阶自相关，依此类推。这里我们在原方程中添加AR（1）来消除自相关问题，结果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到，方程的拟合度较好，而且中国以及东盟各国对外贸易额受GDP、人口以及空间距离的影响，其中GDP产生正的影响，而人口和空间距离产生负的影响。特别是GDP和空间距离，他们的系数分别为1.039和-1.531，系数绝对值较大，也就是说他们对被解释变量（双边贸易额）产生的影响较大；而人口的系数为-0.148，可见人口的影响相对来说要小一些。
现在在原方程中添加FT虚拟变量，采取（1）式的形式，用Eviews3.1计算得到结果如表3。
从表3可以看到，DW值为1.261，说明同样存在自相关问题，添加AR(1)以消除自相关问题后结果如表4。
由表4可以看到，GDP、人口、空间距离以及FT都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以及东盟10国与其各自的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关系，且都能通过1%显著水平的t检验，而且R2 、F统计值以及DW值也都比较理想，因此，该模型的检验是比较成功的。
从表4的结果来看，GDP、人口、空间距离以及FT都对进出口额具有显著性较高的影响。其中，GDP与进出口额正相关，而空间距离与进出口额负相关，且GDP和空间距离的系数分别为1.061和-1.290，这与预测也是相符的，说明经济规模对双边贸易有促进作用，而空间距离对双边贸易有阻碍作用；人口与进出口额负相关，而且人口的系数为-0.186，其绝对值较小，说明人口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相对于经济规模和空间距离来说要小得多。再者，FT的系数为正，说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对其双边贸易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引力模型结果的分析
从上面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GDP、人口、空间距离以及制度安排（FT）对中国以及东盟10国与其各自的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都能产生一定的影响，成为影响中国以及东盟10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从实证检验的整体来看（见表4），决定中国及东盟10国与其各自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额最主要因素是各国的经济总量和空间距离，其中经济总量（GDP）的回归系数为1.061，空间距离的回归系数为-1.290，这说明中国及东盟10国与其各自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额与两国的经济总量正相关，与两个国家之间的空间距离负相关。由此可以设想，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各国的对外贸易额也会不断的增长，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十分迅速，GDP年增长率都保持在8%以上 ，另外，中国与东盟各国也是友好邻国，甚至与越南等东盟国家接壤，地理上十分接近，交通十分便利，由此可以预见，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额会有大规模的增长。
第二，根据上面的模型计算结果（见表4），中国及东盟10国与其各自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额与人口呈负相关，但是回归系数只有-0.186，也就是说人口的增长会对双边贸易产生负的影响，但是影响很小。对于人口因素对一国的对外贸易是有促进作用还是有阻碍作用这一问题，不同学者的实证检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说明人口因素对贸易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人口增加，国内分工深化，减少了国际贸易；另一方面，人口增加会创造需求，又会增加国际贸易。正是人口对国际贸易的这样的双重作用，使得在上面的回归分析的结论中发现人口对双边贸易额呈系数绝对值很小的负相关关系。
第三、根据表4结果可以看到，虚拟变量FT的回归系数为0.691，说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对中国与东盟10国之间的双边贸易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现实当中，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增长率在2004年为35.3%，其中出口额增长了38.7%，进口额增长了33.1%，增长率都高于平均水平，这说明本文的模型计算结果与事实是相吻合的。
第四，根据表4的模型结果，我们可以用Eviews3.1软件预测中国及东盟10国与各自的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量。为了能够简单明了地显示中国及东盟10国与各自主要贸易伙伴的实际贸易额与其模型预测值的关系，我们采用实际贸易额T与其模型预测贸易量T*的比值T/T*，该值在1左右时说明二者比较吻合，该值越小说明两国之间的贸易潜力越大，反之则贸易潜力越小。
对中国以及东盟10国与其各自30个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边贸易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经济规模和空间距离是影响中国以及东盟10国对外贸易的最主要因素，其中经济规模与双边贸易额正相关，空间距离与双边贸易额负相关；人口也会对国际贸易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但是影响程度较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对中国与东盟10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相信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不断完善，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将会有飞速的发展。
作者单位：仲恺农业技术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彼得•林德特，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国际经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89-95.
[2]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第四版) [M].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1998.145-150.
[3][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M].四川：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88-91.
【关键词】贸易成本；“一带一路”
一、文献综述
Anderson和Van（2004）认为国际贸易成本应该是除生产商品的边际成本之外的，一切将商品送达最终使用者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从贸易成本角度研究国际贸易发展状况，剖析国家间、区域间的贸易动态演变是当今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证领域的趋势。目前，贸易成本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两种：直接测度法与间接测度法。直接测度法属于一种“事前”测度，是利用一些可直接观测的或者某一类成本费用（如运输成本、关税等）来直接测度的指标。如Hummels（1999）从一些贸易统计类杂志上获取了部分国家海、空运费的平均费率，发现运输费率因国家、产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并且随着技术的进步，运输成本对运输距离的敏感程度呈下降势。间接测度法试图规避直接测度法采用单一要素全部贸易成本的尴尬，其属于一种“事后测度”。Novy（2006）在Anderson和van研究的基础上，从多边均衡出发推导出具有微观理论基础的贸易成本测度方法，并用“引力剩余”的概念来衡量双边贸易成本，将其定义为双边贸易相对于双边国内贸易的综合性指标。
二、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根据Novy改进的双边贸易成本测算模型：
costcit=costict=1-exportcitexportictgdpct-exportctgdpit-exportits212ρ-1
双边贸易流量、GDP数据export自EPS全球统计数据库获得；ρ代表替代弹性，总结现有各种文献的估计结果，替代弹性ρ很可能介于510之间（Anderson和van Wincoop）。Novy、钱学锋和梁琦都将ρ设定为8，故本文将借鉴其经验将ρ的值设置为8；s为贸易双方的可贸易品份额，一般而言，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可贸易品的份额也比较高，鉴于中国与大多数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不齐，又兼顾估计的便捷性，故将s设置为经验极值的平均数0.55。
三、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成本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本文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31个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并计算了历年平均数、总下降率、年均下降率三个指标。因本文贸易成本统计的时间跨度为20022011年，涵盖26个经济体，可以观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成本的空间差异和动态演变状况。同时，本文将美国、日本、德国和澳大利亚四个国家数据作为发达经济体代表，以示比较。
如上表所示：从总体来看，除马来西亚外，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且除个别国家外，中国对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均高于对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从最近期间2011年来看，中国出口贸易成本最低的国家前三位分别是马来西亚、泰国、沙特；后三位分别是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希腊。从历年平均数来看，中国出口贸易成本最低的国家前三位分别是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后三位国家分别是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立陶宛。可见“一带一路”国家中中国出口贸易成本较低的国家多集中于东南亚，而出口贸易成本较高的多是中东欧国家。
四、结论
综上，可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成本存在着地区差异，总体上高于对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成本水平。其中，东南亚地区是中国ν獬隹诿骋壮杀咀畹偷牡厍，中东欧地区是中国出口贸易成本最高的地区，这既有自然地理的因素，也有人为指定的制度政策阻碍。因此笔者认为在新形势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要充分依附“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发挥“一带一路”战略的辐射范围、贯通亚欧大陆的经贸合作桥梁作用，在充分交流合作和双赢的基础上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实现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钱学锋、梁琦.测度中国与G7的双边贸易成本――一个改进引力模型方法的应用[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2）：5362
内容摘要：货物贸易的增长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货物贸易出口的流量及流向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贸易引力模型在解释两国双边实际贸易流动中应用较为广泛。因此，根据我国的国情，合理增减解释变量，本文建立了适合我国的货物出口贸易的引力模型，并从实证角度进行分析，验证了决定我国货物出口贸易额的主要因素是双方经济规模（GDP总量）、空间距离和制度安排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对策。
关键词：贸易引力模型 货物贸易 贸易安排
问题的提出
在出口导向战略的支配下，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量高速增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 2008年，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561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8%。其中，货物出口14285亿美元，同比增长17.2%；货物进口11331亿美元，同比增长18.5%。进出口差额（出口减进口）295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28亿美元。2009年进出口额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已经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2010年，我国进出口额大幅回升，接近3万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对外贸易增长快于国民经济总体增长，快于同期世界经济贸易增长。我国同欧盟、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占我国同世界贸易进出口额的75％左右，并且近两年其出口额也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货物贸易的增长是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贸易的增长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着乘数效应。因此，对我国货物贸易出口的流量及流向分析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它有助于加快我国货物贸易的增长，为其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到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再到新贸易理论，一般均侧重于解释贸易产生原因、贸易模型和贸易福利效果，忽视了贸易流量及流向的问题。贸易引力模型（Trade Gravity Model）的建立不是从理论的演绎出发而是以对现实贸易关系较为直观的判断为依据，其试图以模型形式研究并探讨双边贸易流动和流向的决定。与其他理论相比，贸易引力的分析框架解释了传统要素禀赋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引入了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人口、空间距离及双边贸易的制度安排等变量来解释双边贸易流量及流向的问题，并且贸易引力模型对两国或地区的双边贸易进行了量化，为国际贸易开辟了计量研究的空间。该理论被视为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在实际贸易流动的研究中应用广泛。近几年，我国的许多学者以此模型为基础，对我国的双边贸易及其贸易安排进行了实证研究，史朝兴、顾海英基于行业贸易引力模型分析我国蔬菜出口贸易的流量和流向，但对货物贸易出口的流量及流向分析基本上还处于空白。
本文用贸易引力模型分析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流量和流向，解释我国同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流量和流向模式，找出决定我国贸易流量和流向的因素，得出相关结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从而为出口贸易增长提供帮助。
我国双边贸易引力模型构建
（一）贸易引力模型概述
国际贸易中的引力模型是指两个国家之间的单项贸易流量与其各自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与其之间的距离成反比。Tingerben（1962）和Poyhonen（1963）最早将引力模型用于研究国际贸易量，他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两国之间的贸易量同两国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间的距离成反比。出口国经济总量反映了潜在的供给能力，进口国经济总量反映了潜在的供给能力，双方距离（运输成本）则构成了两国之间贸易的阻力因素。Tingerben和Poyhonen贸易引力模型的原始形式可以表示为：
式中Tij指i国（或地区，下同）和j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Gi和Gj分别指i国和j国的国民收入，通常以一国的GDP代替，Dij指i国和j国间的空间距离，A为常数。为了便于实证检验，将原模型转化为线性的对数形式并添加随机误差项得到：
其中ln表示自然对数；α，βi（i＝1，2）表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数学意义为Tij对GiGj和Dij的弹性；εij是回归误差； 他们对该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空间距离对双边贸易额会产生显著影响，而且贸易引力模型至少可以解释75％的名义贸易额。
Linnermann引入了两个新的解释变量：人口这一内生变量和贸易政策这一虚拟变量，丰富了贸易引力模型。Linnemann的模型用对数形式表达如下：
式中Pi和Pj指i国和j国的人口，Policy指贸易协定，如果双方签订优惠贸易协定则为1，否则为0。Linnermann通过引入人口和贸易政策这些变量，使贸易引力模型更好地解释实际的双边贸易。
Casetti（1972）通过两条外生变量系列的有机结合，提出计量研究的扩展法。扩展法为贸易引力提供了新的实证检验方法，也使该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实际贸易额。Frankel（1997）强调了贸易伙伴之间是否有陆地连性等地理运输便利。Tamirisa（1999）还考虑了经济一体化措施、贸易限制等制度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经济学家为了检验贸易政策、历史等因素对贸易流量的影响，逐步将优惠贸易政策、贸易限制措施、殖民关系及文化联系等指标引入引力模型，这些变量可以被分别归结为阻力和助力因素两类，大大丰富和拓展了引力模型的内涵与应用范围。贸易引力模型成功地被运用于国际贸易时政的研究中，而且还被广泛用于测算贸易引力、鉴别贸易集团效果、分析贸易模式以及估计边界成本等领域。
（二）模型构建
贸易引力模型是对现实贸易关系较直接的判断，具有较强的现实适用性。主要运用于分析贸易的流量和流向分析。其模型引入的变量可以通过相应的指标，进而进行量化，分析各要素对贸易规模的影响作用。这对于分析我国贸易出口的流量及流向问题具有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本文以之前学者对贸易引力的研究为基础，根据我国双边贸易的实际情况，假设我国同其他国家的贸易额由双方经济规模、人口、距离及双边制度安排等因素决定，建立反映我国双边贸易的引力模型，得到的贸易引力方程为：
对此式两边取对数后得到贸易引力模型为：
其中Tj为我国同j国的贸易额；Dj为我国同j国的距离；Sj为两国间的制度安排，在此主要是看贸易伙伴国是否为亚太经合（APEC）组织的成员。如果是则赋值为1，否则为0；a、b、c、d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三）各解释变量引入意义及系数符号的预测
把我国和进口国的GDP和人口同时放入模型进行估计主要是因为一个国家从另一个国家的总购买随着其人均收入和总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即进口国的人均GDP和总GDP可作为反映收入大小的指标。同时，贸易引力模型还假定一国出口产品的选择还同该国的人均GDP和总GDP有着正相关关系。假定其他条件不变，那么一国更多地是倾向于从一较大的、更为富有的国家进口产品。这样在贸易引力模型中出口国的GDP就成了反映产量的指标。因此进口国和出口国的收入水准的高低将影响到双边贸易的水平。出口国的GDP反映了该国或地区的出口供给能力，经济总量越大潜在的出口能力越大，进而双边贸易的流量越大；进口国的GDP反映了该国的进口需求能力，经济总量越大，潜在的进口能力越大，进而双边贸易流量越大。因此，其回归系数应为正。
在模型中加入距离变量是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实际距离构成了影响贸易流动的因素，贸易距离增加，相应地运输成本也就增加了，从而产品的销售价格也随之增加。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相邻或距离较近国家生产的产品，就是基于此原因。因此，双边贸易同两国之间的距离具有负相关关系。
最后，反映经济组织成员国、共有边界和贸易保护程度等变量系数的估计值应该为正值。因为共同的经济组织和共有边界会使贸易阻力减少从而促进成员国和相邻国家之间贸易的发展，而同样各国贸易保护力度的大小也一样对贸易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模型只是在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并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建立的，该模型的解释变量是否具有显著性，是否能够解释我国的双边贸易，还需要进行实证检验。
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10年我国和30个主要贸易伙伴的截面数据作为实证检验对象。这30个贸易伙伴地处世界各地，而且2010年我国和这30个贸易伙伴的出口总额约占我国同世界贸易出口额的92％以上，基本反映了我国对外贸易情况。
我国和各个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出口额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我国和各个贸易伙伴国的GDP和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司网页，我国和贸易伙伴国的空间距离是指我国的首都北京和贸易伙伴国的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通过航空路线获得。
利用收集的统计数据，通过计量软件Eviews5对我国的贸易引力模型进行回归。首次回归结果如下：
lnTJ=11.1462+0.5232lnGGj+0.0973*
（5.6558） （6.6911） （-1.2244）
ln[(G/P)(Gj/Pj)]-0.4040lnDJ+0.9676APEC
（-2.4212） （3.7708）
R2=0.7801 F=22.1735 D.W=1.7175
从以上回归结果来看，由于变量ln[（G/P)(Gj/Pj)]的t统计值不能通过严格的t检验。因此，在我国双边贸易的引力模型中人均GDP并不显著，即该变量对我国双边贸易额不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剔除变量ln[（G/P)(Gj/Pj)]对模型再次进行回归分析，最后得到的统计结果如下：
lnTJ=10.3752+0.4775lnGGJ-
（5.5032） （6.8854）
0.4258lnDJ+0.8918APEC
（-2.5130） （3.5471）
R2 =0.7669 F=28.5174 D.W=1.7531
从统计结果的计量意义看，以GDP、空间距离和APEC为解释变量的贸易引力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和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状况。
由统计结果可知，方程的拟合优度尚可。方程的显著性检验很好，除常数项外各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检验也比较成功，而且通过D.W值计算出方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因此，从计量意义看，该模型的检验较为成功。另外，通过Eviews5，利用已有的各参数系数，对我国与各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额进行预测，其拟合状况如图1所示。 平均绝对百分误差为4.09％，说明方程拟合效果很好，而且也反映在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检验中，我国双边贸易没有离异样本。
再从统计结果的实际意义看，GDP、空间距离和APEC这几个因素对我国双边贸易额的影响都比较显著，这说明这3个变量是目前影响我国双边贸易的最主要因素。
首先，AEPC的系数最大，这表明，我国货物出口的流向主要是APEC国家或地区。这一结果也与事实相符，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如美国、日本、韩国等都是APEC的成员。APEC逐步实施各种贸易便利化计划和措施，来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另外自2004年1月1日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订的CEPA实施以来，香港同内地贸易实现零关税推动内地与港澳经济一体化，内地同香港的贸易流量日益增加，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其次，GDP和空间距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如前面所预测的一样，分别为正相关和负相关，但GDP对贸易的促进作用略大于距离对贸易的阻碍作用，这说明GDP因素比距离因素对贸易的影响更大一些。而GDP又分为GDP总量和人均GDP，分析表明反映经济规模的GDP总量比人均GDP对贸易的影响结果是不一样的，有研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贸易规模更多地由贸易伙伴的GDP总量决定，则说明这个国家的贸易结构尚处于低级阶段；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贸易规模更多地由贸易伙伴国的人均GDP决定，则说明该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已占据了有利的地位。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对我国的贸易量居于首位，占我国贸易总量的40％左右。这样看来我国的贸易结构是不合理的，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再次，就是空间距离的阻碍作用。显然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空间距离越大，运输成本就越大，信息交流也就越难，从而阻碍了贸易往来，所以在发展新的贸易伙伴时，空间距离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有关文献研究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距离的阻碍力度有所减弱，距离的阻碍系数也在变小。但这是否得益于运输技术的改进或者社会信息化的提高，或者是目前我国贸易品种不是很受运输成本的约束，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政策建议
（一）强化积极因素
从实证检验的整体来看，决定我国同各贸易伙伴国的货物贸易出口额的主要因素是制度安排，此处为APEC的显著性表现。无论从贸易流量还是流向来看2009年我国和APEC成员国的双边贸易量都占主导地位，2009年我国最大的20个贸易伙伴中有12个是APEC成员，这些都反映了参加区域经济合作对我国外贸的积极影响。因此在发展外贸时，应以与APEC成员的双边贸易为立足点，同时也要积极扩展与非APEC成员间的双边贸易，避免对APEC成员的过度依赖。此外，还要积极参与其他贸易集团的建立和发展，如目前的CEPA、中东自由贸易区等。不仅可以降低关税，消除贸易壁垒，增强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还可以促进国内市场的扩大和成熟，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利用其乘数效应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强化积极因素还在于提升产业水平，改善贸易结构。事实上，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竞争关系，而与发达国家更多的是互补关系。因此决定双边贸易额的经济规模因素比人均国民收入因素贡献更多，这就意味着我国必须努力提升产业水平，改善贸易结构。目前在协调好三大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要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一般在70%左右，而我国的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只比30%略多，所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第三产业还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另外，第一、第二产业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不高也是我国贸易发展滞后的很大原因，这使得我国在国际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我国应提升产业结构进而改善贸易结构，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特别是对信息产业的投入，提高国际竞争力。
（二）转变消极因素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出口竞争环境大大改善，国外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关税壁垒及许可证、配额等传统的非关税壁垒也在逐步降低，我国产品出口进入一个新阶段，但我国产品并未在国际市场上畅通无阻，近年来，以技术贸易壁垒为核心的各种新贸易壁垒不断出现，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技术法规和标准体系，同时通过参与国际谈判，在贸易壁垒制定的标准和谈判方面，与相关的贸易伙伴国进行协商，进而以提高我国的贸易地位，从而增加贸易出口额。同时，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起步比较晚，国内企业与国外的一些大企业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所以我国的企业也要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竞争力，并且能够理性地应对贸易壁垒。这样才能与国家政策做到相辅相成，从而把消极因素变成积极因素。
转变消极因素除应对贸易壁垒以外，还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大力发展边境贸易。地理上的空间距离虽不能更改，但是可以通过培育、发展我国的贸易伙伴，减弱空间距离带来的贸易障碍，从而使我国的双边贸易空间进一步扩大。利用我国漫长的边界线、众多邻国的优势，与邻国建立正常的双边贸易关系，那么空间距离的阻碍作用将得到较大程度的弱化。这样对我国的贸易增长以及经济发展也是有较大推动作用的。
（三）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
扩大双边贸易还要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在巩固已有的国际市场的同时还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从我国近几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流量来看，我国已形成了美国、日本、中国香港、韩国等稳固的国际市场，他们大多都是发达国家或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是我国初级产品的出口市场和高级产品的进口市场，巩固这些市场对我国具有重大的意义。开拓新的国际市场，一般而言有印度、菲律宾、芬兰、瑞士、瑞典等国家，这些国家之中既包括了发达国家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众所周知，进一步开拓发达国家的市场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同时我国也需要积极努力和发展中国家搞好贸易关系，因为现在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大多数，与大多数国家搞好贸易关系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虽然要与这些国家发展成新的贸易伙伴不容易，因为他们同我国一般存在较严重的贸易壁垒，但是这些国家又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尽快排除与其之间的发展障碍，有利于我国国际市场的开拓，扩大双边贸易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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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中美双边贸易额的不断增大，美中贸易逆差已成为双边贸易摩擦的主要焦点之一。通过对近30年来美中双边贸易数据的分析，并在结合维农(raymond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相似性比较分析，得出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结论。另外，这种结构性的逆差对中方也是不利的，但会随着中方的经济发展而逐渐缩小，甚至消除。如果双方加以不适当的人为干预，不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还会损害双方的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等政策建议。
1、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通过大力引进外资来发展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美贸易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美国在2004年成为了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占我国对外贸易的14.8％，仅次于欧盟(15.5％)。1997年美国超过日本成为了我国最大的海外市场。根据美国2000年的统计数据，我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三大进口国。2006年，我国取代墨西哥成为了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由此可见，中美双边贸易已经成为两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美中两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猛增到2009年的3659.8亿美元，短短的30年时间增长了146倍之多。近几年来，美中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根据美国官方统计，在美中贸易中，美国自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2009年贸易逆差达到2268.3亿美元。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在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中，中国对外贸易一直为逆差，1993年开始转变为顺差，2009年底顺差为1960.7亿美元。
由于巨额贸易逆差的存在，导致美中经贸关系引发许多问题，如反倾销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纺织品配额问题等。本文结合产品周期理论从两国贸易逆差总量、商品结构和贸易方式对美中贸易逆差进行分析。
2、中美贸易额及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产品周期理论主要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如果要分析美中贸易逆差是否是符合产品周期理论假设条件所规定的结构性的，那么就不仅要讨论中美间双边贸易总额之间的关系，还要深入探讨中美贸易产品的结构性差异，只有结合了这两方面的因素，才能说明美中贸易逆差的首要原因。
2.1中美贸易额的总量分析
为了更真实客观的反映数据的可信性，本文分别采用中国官方公布的中方贸易顺差数据和美国官方公布的美方贸易逆差数据，虽然双方的加总并不是平衡数据，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哪方的统计存在误差，只是统计范围的差别，比如对直接外资投资企业进出口统计标准和统计口径的不同等原因。基于以上原则，本文整理了美中双方1980年至2006年27年间的贸易总量的统计数据，见图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1)中美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特别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双边贸易额以每年约20％以上的速度增长，到2006年美国成为中国的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美国也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国，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场。(2)尽管中美双方的统计口径存在上亿美元的差距，但是纵观美中贸易26年间的差额变化，总体趋势是不可争议的，即中国的贸易顺差在逐年增大，但增速有所放缓；美国的贸易逆差也逐年增大，但逆差的扩大也呈逐年减小趋势。
2.2中美贸易的产品结构的比较分析
对中美两国的历年贸易总额进行分析，只能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感性概念。因此，除此之外，还应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商品结构进行仔细分析。本文选取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根据中国从美国的分类商品进出口值，我们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的分类商品值。本文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95-2006年进行分析。数据的选取标准采用sitc一位数，本文将两国出口商品按1位数的sitc代码分为农产品(0＋1＋2)、初级产品(3＋4)、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6+8)及相对资本密集型制成品(5+7+9)。因此在具体分析时，本文将0-9类商品划分为农产品、初级产品、相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图2形象地显示了美中贸易在这四类商品上的不平衡值。
由上图可以看出，1995-2006年期间，中国的农产品一直处于逆差状态；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从1996年开始由逆差转为顺差，虽然2001年出现小幅回落，但2002年以后增长迅速；而相对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处于缓慢上升的顺差状态，但是其比重却占了美中逆差额的绝大部分；初级产品相对处于较低贸易额平缓发展的状态。
2.3结合产品周期理论分析美中贸易逆差的性质。
经济学家维农(raymond 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从技术变化的角度探讨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他认为某种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完成一次循环，需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初始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这三个阶段中，各国由于自身的发展阶段和比较优势的不同，贸易的形式、范围和数量都有所区别。如图3所示，t0-t1时期是产品的研发期，t1-t2时期是贸易的初始阶段，贸易主要发生在少数发达国家之间，这两个时期共同构成了比较优势理论中的初始期；随着国际贸易的深化，在t2-t3时期扩展至新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进口需求旺盛，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海外市场，在t3时期，次发达国家基于自身比较优势成为净出口国，在t4时期，首要发达国家由于竞争激烈，研发、管理、营销等方面成本的提高，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逐渐由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这三个时期就是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长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产品已实现了标准化，并普及到广大的市场汇总，参与国际贸易各国厂商的生产基本达到了最佳规模点，劳动力红利成为发展中国家后发制人的主要手段，制造业的长足发展使发展中国家在t5时期由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这一转变即意味着产品周期理论中的成熟期的到来。
通过对比笔者发现，根据产品周期理论绘制的图3中代表中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3曲线和代表美国进出口商品平衡额的l1曲线，与根据中美贸易实际发生量绘制的图2.1种的中国顺差额和美国贸易逆差额存在惊人的相似性。此外，由于美中贸易逆差额主要来自相对劳动密集型和相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使上述分析由曲线上的“惊人的相似性”转变为实际贸易状况符合产品周期理论的指导。
综上，可以得出美中贸易逆差额是结构性的，是美中两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所不可避免的必经阶段。图2.3中标出的t5时期即是中国加入wto组织前后的时期，是中国经历自78年改革开放以来卓有成效的积蓄性发展所达到的必然高度。
3、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美国向中国出口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中国向美国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国际贸易形势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一定的稳定性。结合产品周期理论，本文认为，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并且随着中国的发展，这种贸易逆差将会经历一个峰值，随后逐渐下降。2009年和2010年的初步数据显示，美中贸易逆差额的扩大趋势正在逐步放缓。但是，由产品周期理论(图2.3l2)可知，即使中国发展到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能够实现零顺差的地步，即中国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时候，美国仍会面对着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这些问题不是美国施加政治压力、外汇压力以及舆论压力所能克服的。这种贸易逆差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发生自由国际贸易时所必然产生的。
另外，美中贸易巨大逆差的存在也表明中美经济潜力、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这种贸易顺差对中方来说也是不利的。
综上，我国应该继续大力推进产业结构改革，建设创新性社会，加大创新投入在企业成本中的比重，努力实现由高污染、高消耗、低附加值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向出口低污染、低消耗、高附加值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转变。这一转变需要长期的、渐进式的进行，因此，本文建议尊重国际贸易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人为的给双边贸易加以负面限制，这样对双边贸易各国都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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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品内贸易；经济周期；协同性；亚太地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CGL107）；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EYC02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作者简介：邵军（1979-），男，安徽宿州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经济与贸易研究；李爽（1990-），女，江苏扬州人，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国际经济与贸易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5/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3-0048-06收稿日期：2013-08-22
引言
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是指不同国家的经济行为由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出现的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宋玉华 等，2003）。近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各国宏观经济联系的紧密度日益增强，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亚太地区无疑是当前全球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区域，加快经济一体化、建立互惠合作机制已成为一种共识。目前亚太地区已建成多个双边或多边自贸区，中日韩这三个最为重要的经济体也已于2013年初开启了建设自贸区的谈判。快速推进的经济一体化以及越来越紧密的经济联系，也促使学界开始关注亚太地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问题，其中的重点就是导致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各种形成机制。
自从上世纪末以来，国际分工格局出现了一个新变化，这就是全球生产网络逐渐发展形成，并直接推动了产品内分工和产品内贸易的迅猛发展，从速度上看，近年来产品内贸易的增速已经超过了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徐康宁 等，2007）。基于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要素禀赋优势，亚太地区成为全球产品内贸易最为集中的地区，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运输成本的降低，这一贸易模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将是亚太国际贸易格局中最为突出的特征。产品内贸易对亚太地区经济周期协同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还是一个未被探讨的新问题。但基于其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位置，这个问题的答案又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我们讨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多边合作机制构建等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针对这一研究空白，本文将在既有研究基础上，采用2000年～2010年亚太地区15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产品内贸易及相关数据，就其对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并力图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含义。
一、文献综述
一般认为，导致不同国家经济活动出现同步性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分别是国际贸易、经济结构相似性及金融一体化，这其中贸易因素近年被讨论的最多。根据传统贸易理论模型，国际贸易会推动各国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贸易自由化程度越高、规模越大，各国专业化水平越高，从而各国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程度也就会越低（Eichegreen，1992；Krugman，1993）。不过，这一论断实际上针对的是产业间贸易的情况。Frankel等（1998）指出如果产业内贸易占主体（在发达经济体中往往事实如此），那么贸易规模越大，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反而可能会越高，他们进一步基于21个工业化国家长时间跨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并证实了上述论断。实证研究方面，Imbs（2004）以OECD 国家数据为基础，采用联立方程组的方法考察了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的影响显著为正，而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产业内贸易。Shin等（2004）、Cortinhas（2005）针对东亚国家的研究也表明，双边产业内贸易对于提高GDP 增长协同性具有正向作用。
经济结构相似性是导致国际经济周期协同的另一个原因。一般认为，经济结构相似的国家受共同行业冲击的可能性更大，经济周期协同程度也会更高，不过从实证研究结果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例如，Imbs（2004）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两国经济结构相似度更高，经济周期协同度也更高；而Baxter等（2005）基于一百多个国家样本数据的研究却显示，经济结构相似度变量的估计系数并不稳定，并不是一个稳健的解释变量。国际金融一体化也是导致经济周期协同性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有研究认为金融一体化会对各国专业化模式产生影响，例如，Kalem-Ozcan等（2003）指出风险分担（risk-sharing）行为与专业化存在显著正相关，由于金融一体化能够使风险在各国间有效分担，进而将会提高各国专业化水平，弱化经济周期协同性。另一方面，也有研究结果指出国际资本流动具有相关性（Claessens，2001），因而金融一体化的深入会强化各国经济联系，国际资本流动的传染效应就是这样的例子。综合起来，金融一体化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的总体联系并不明确，还需要实证研究加以判断。
近年，随着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国内学者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研究逐渐增多，重点就在于分析各种因素、特别是贸易因素对协同性的影响。例如，张兵（2002）考察了东亚地区的经济周期协同性，结果发现区域内经济周期协同性随着国际贸易与FDI 联系的加强而越为一致。任志祥等（2004）的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联互动性逐步增强，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的相关性较弱，特别是与美国的经济周期并不存在协同性。罗斐等（2005）的研究认为，东亚经济体双边贸易强度的增加并不一定增强宏观经济波动的协同性，一个可能性的原因就是东亚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是产业间贸易而不是产业内贸易。程惠芳等（2010） 将中国的贸易伙伴国分为欧盟国家、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三个样本，基于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了双边贸易强度与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相关系数，发现双边贸易强度的影响均显著为正。杜群阳等（2011）研究发现产业内贸易是中国与东亚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主要传导渠道，而随着产业内贸易比重的提高，中国与东亚贸易伙伴经济周期的协动性趋强。
自从上世纪末期以来，国际分工格局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这就是全球生产网络的建立促使过去产业间或产业内的分工演变为产品内分工。具体而言，在这种分工模式下，参与分工的国家不是就不同产品进行合作，而是在同一产品内部根据价值链的划分进行分工，相关企业只需从事一个产品内若干部件的生产，不发达国家的企业也可以参与较为高级的产品的生产，从而把众多的国家和地区卷入进来。近年，基于这种产品内分工而产生的零部件或中间品贸易即产品内贸易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大超过了世界贸易平均增长水平，极大增强了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一些随机事件的发生就清晰揭示了这一点。例如，2001年911事件后美加边境的暂时关闭，迫使美国三大汽车厂因无法获得加拿大零部件而部分停工；2011年日本海啸沉重打击了亚太地区电子产业供应链，全球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供应一度严重紧张。亚太地区是全球产品内分工和产品内贸易最为集中的区域，在地区经济一体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这种新型贸易模式对于各国经济周期协同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但从检索结果来看，目前还未有从产品内贸易视角来研究亚太地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相关文献。基于此，本文将在既有研究基础上，采用2000年～2010年亚太地区15个主要经济体的相关数据，就这一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并力图在所得结论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含义。
二、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和变量说明
借鉴既有研究文献（Frankel et al，1998；Baxter et al，2005），本文采用一个标准的分析框架，将经济周期协同性对包括产品内贸易强度在内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计量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ρij，t=αij+β1TIij，t+β2SSij，t+β3FINANCEij，t+εij，t
其中，i和j表示不同国家，t表示时期。被解释变量ρij，t反映国家i和国家j双边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以往研究多采用一段时期内不同国家实际GDP的交叉相关系数来反映经济周期协同性，这样一来实证分析中的其他变量只能选择样本期均值或期初值，或者至多将整个样本期划分为若干子样本期，然后依据时期数有限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这种处理方法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变量的时变性，由此导致估计效率的降低。Cerqueira等（2009）针对这些不足，提出了一个以标准化增长率的差异性为基础来测量协同性程度的指数，该指数可以计算出每一时期不同国家间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避免了样本删失的问题并提高了估计效率。具体而言，该指数计算方法为
ρij，t=1-112
di，t-di111T∑Tt-1（di，t-di）2-dj，t-dj111T∑Tt-1（dj，t-dj）22
其中，di，t和di分别为时期t国家i的实际GDP增长率及样本期内实际GDP年均增长率，dj，t和dj则为国家j的对应指标值。指数值越大，表明两国之间经济周期协动性程度越高，如果两国经济波动完全一致，则指数达到最大值1。
计量模型中的主要解释变量包括双边贸易强度、结构相似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等。国际贸易是导致经济周期协同性的重要原因，我们采用双边贸易规模与两国贸易总额之和的比值来反映双边贸易强度，具体计算方法为
TIij，t=Xij，t+Mij，t1Ti，t+Tj，t
其中，Xij，t是时期t国家i向国家j的出口额，Mij，t是时期t国家i自国家j的进口额。Ti，t 和Tj，t 分别是国家i和j的进出口总额。本文研究的重心是产品内贸易对于亚太地区各国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因此，我们将贸易强度变量TI进一步分解为产品内贸易强度（PCTI）和其他产品贸易强度（NPCTI）：
PCTIij，t=PCXij，t+PCMij，t1Ti，t+Tj，t 和
NPCTIij，t=NPCXij，t+NPCMij，t1Ti，t+Tj，t
其中，Ti，t和Tj，t的含义如前，而PCXij，t和PCMij，t分别表示时期t国家i向国家j出口以及自国家j进口的零部件和中间产品金额，NPCXij，t和NPCMij，t分别表示其他产品的出口和进口额。
本文采用绝对值指数来测量不同国家经济结构相似程度（Krugman，1991；Imbs，2004），具体计算方法为
SSij，t=∑N1n=1sni，t-snj，t
其中，sni，t是产业n的增加值在国家i的总增加值中所占份额。如果两个国家具有完全不同的行业部门结构，SS指数取值最大；相反，如果两国具有完全一样的经济结构，则指数取最小值零。在两种极端情况之间，两国经济结构相似度越高，则SS指数取值越小。
相对而言，双边金融一体化程度是个较难测量的指标。Imbs（2004）提出有三种指标可以选择，一是根据IMF出版的AREAER 所公布的资本账户限制指数，采用两国相应指数之和反映双边金融一体化程度；二是计算各国风险分担（risksharing）指数，采用两国相应指数之和来反映双边金融一体化程度；三是计算Lane和MilesiFerretti（2001）提出的指数LMF=（NFA/GDP）i，t-（NFA/GDP）j，t，NFA表示外部资产状况，LMF值越高，两个国家的外部资产状况差别越大，相对于那些外部资产状况相似的国家，这些国家相互借贷的可能性更高，金融一体化程度也会相对更高。由于受数据来源的限制，本文将采用第三种方法，即计算LMF指数来反映双边金融一体化程度。
（二）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包括了亚太地区的主要经济体，具体包括中国、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5个国家，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0年～2010年。对相关变量的数据来源进行简要说明。双边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的计算需要用到各国实际GDP增长率，该数据系根据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数据库提供的不变价格GDP 数据计算得出。计算贸易强度所需要的相关贸易流量数据来自BACI数据库，该数据库的原始数据来源为UNCOMTRADE。相较于直接采用UNCOMTRADE，BACI数据库的优势在于它通过一定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处理，将原数据库中按CIF价格统计的进口数据调整为按FOB价格统计，从而剔除了贸易成本对于计算结果的影响。我们首先根据BACI 提供的数据计算出各国总的贸易额和双边贸易额，在此基础上计算贸易强度，进一步地，根据Ando等（2012）提供的零部件和中间产品所对应的HS6 位数产品编码，计算出双边产品内贸易规模和其他产品贸易规模，以此为基础计算产品内贸易强度和其他产品贸易强度。计算经济结构相似度需要使用各国各产业增加值，该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共同数据库的National Accounts Estimates of Main Aggregates，其中的产业按国际标准产业标准ISICRev3分类。计算反映金融一体化程度的LMF指数需要使用到NFA 数据，该数据根据累积经常账户或累积资本账户计算得出，数据来源为IMF 的IFS 和BOPS 数据库。
三、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将使用动态面板计量方法来分析各因素对于亚太地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这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经济增长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动态连续性，而增长率是构建协同性变量的核心，因而引入其滞后项加以控制这种动态性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既有研究指出贸易变量具有内生性，从而使估计结果产生偏差，动态面板计量方法的优势即在于，它可以采用贸易变量的滞后值作为其工具变量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具体实证结果在表1中给出。模型（1）中，我们仅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了双边贸易强度变量TI，用于对贸易因素的影响进行初步判断，其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双边贸易强度的上升将会提高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程度。不过，本文研究的重心是产品内贸易对于亚太地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因此，我们进一步将双边贸易分解为产品内贸易和其他产品贸易两类，分别计算两类产品的贸易强度。在表1模型（2）中，我们引入产品内贸易强度PCTI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该变量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即产品内贸易强度的上升将会显著提高双边经济周期协同性；模型（3）中，我们同时引入了产品内贸易强度PCTI和其他产品贸易强度NPCTI，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即两类产品贸易强度的提高都加强了双边经济周期协同的程度。考虑到贸易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这里的估计均使用了其滞后期值作为工具变量，从Sargan检验结果来看，检验值都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即估计结果是有效的。
数值为稳健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显著；AR（1）检验残差差分的一阶序列相关性，AR（2）检验残差差分的二阶序列相关；Sargan检验工具变量有效性。
如前所述，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做出最终结论之前，我们还需要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对应于模型（2）和（3），我们在模型（4）和（5）中引入了双边经济结构相似度、金融一体化程度等控制变量，以及反映自贸区影响效应的虚拟变量ASEAN和NAFTA，分别对应于东盟成员国以及北美自贸协定成员国。从模型（4）和（5）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产品内贸易强度PCTI的估计结果与模型（2）和（3）是基本一致的，即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经济结构、金融一体化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产品内贸易强度的提高，亚太地区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的程度也将会显著增强。作为全球最为重要的经济区，近年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快速提升，全球生产网络下的产品内分工更是把亚太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导致各国经济活动呈现很高的关联度和相互依赖性，某一特定地区受到的冲击往往会迅速波及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像美国911事件、日本海啸等偶然事件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就清楚地揭示出这一点。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运输成本的大幅下降，产品内分工及贸易的发展未来仍将是亚太地区国际分工格局的一个基本特征，各国经济联系必然会越来越紧密，就此而言，加强区域内的双边与多边合作，建立有效的经济、政治、安全合作机制，对于亚太各国都是有益且极为必要的。
进一步来看其他解释变量，这里我们以模型（5）的估计结果为基准。结果显示，其他产品的贸易强度变量NPCTI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综合PCTI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的结果，这充分表明贸易因素是亚太地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重要推力。经济结构相似度变量SS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即经济结构相似度越高（SS值越小），双边经济协同性程度越强，这主要是由于经济结构类似的国家更容易受到特定行业冲击的共同影响。金融一体化变量FINANCE的估计系数为负，但系数绝对值及显著性相对不高，这表明金融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双边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原因可能是由于金融一体化提高了各国专业水平从而起到弱化经济周期协同性的作用。不过对此结果我们还需持一定的谨慎性，因为金融一体化本身较难测量，分析结果也可能受指标选取因素的影响。观察反映区域一体化的两个虚拟变量ASEAN 和NAFTA，可以看出，ASEAN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NAFTA的系数显著为负，两者的影响并不一致，我们认为这很可能与两个协定所包含的不同国别构成有关。ASEAN主要是由经济发展水平较为相似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构成，经济结构相似，产品内贸易占各国贸易总量的比重很高，这些因素都会增强各国经济协同程度；而NAFTA协定中的美加与墨西哥的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别，美加是发达国家，墨西哥是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结构相似度较小，而且贸易也主要是产业间贸易，经济一体化的加深会进一步强化这种专业化的经济和贸易结构，因而有可能弱化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出于稳健性检验的目的，我们还采用了另一种方法，即以双边贸易规模与两国GDP之和的比重来反映贸易强度，相关结果在模型（6）一列给出。可以看出，各种检验结果表明估计模型有效，各变量估计系数除数值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外，系数符号方向均未发生变化，说明相关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对于具体计算结果，这里不再赘述。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基于2000年～2010年亚太地区15个主要经济体的相关数据，对区域内各国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的重点是近年由全球生产网络推动的产品内贸易对于协同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产品内贸易强度对于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增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双边经济结构相似度越高，各国经济周期协同性程度也会越强；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各国周期协同性强度，这很可能是由于金融一体化提升了各国专业化水平所致。
亚太地区是全球产品内分工及产品内贸易最为集中的区域，区域内各国已深深融入这一分工体系中，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已成为产品内分工及产品内贸易极为重要的参与主体，并且从中获得了显著的收益。长期来看，由于亚太地区所具有的地理优势及要素禀赋优势，产品内分工及产品内贸易的深入发展未来仍将是亚太地区国际分工格局的一个基本趋势，这也就意味着各国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提升，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将会逐步加强。应该看到，亚太地区是全球最具增长活力的地区，但同时也是全球政治、文化、社会结构最为多样化的地区，文化冲突、资源竞争、政治影响交汇等现实问题复杂突出，在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等多领域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创建和谐、互信、稳定、包容的增长模式，这对于实现亚太地区的共赢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体和贸易大国，应当充分发挥地区影响力，在区域一体化及多边合作机制建设方面承担起大国责任，例如，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建设、主动谋求地区安全事务主导权等都是可以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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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由贸易区；引力模型；贸易流量
中图分类号：F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9—0014—04＼
一、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也日益加强。在世界经济复苏不稳、多边贸易谈判受阻的情况下，推进双边或区域经济自由化正成为潮流，其主要表现就是日渐兴盛的自贸区建设。自由贸易区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不仅在于其建成之后关税减让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还有后续的资金、服务、人员流动等带来的诸多好处。自贸区的建立也表现出相关国家或地区加强合作的政治意愿，有助于改善政治关系，还可创造良好环境，增强成员国企业开展投资和经营活动的信心，在世界经济复苏道路曲折、各国经济政策仍需协调的背景下，这些优势显得更为突出。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进一步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联系，利用次区域合作机制，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合作。”可见，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尤其是建立与发展自由贸易区，已经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迄今，我国已经签署或处于对外商谈阶段的双边自由贸易区共有15个，涉及到遍及世界五大洲的28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已与东盟、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新加坡、秘鲁、哥斯达黎加签署并实施自贸协定。
二、文献综述
笔者通过对当前进行分析整理，发现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一是应用纯粹的经济理论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各国带来的收益和影响；二是利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模拟自贸区的建立，然后由模拟结果得出各国福利的变化；三是依据不同的经济理论，建立包括自由贸易区虚拟变量的计量模型，通过计量软件进行检验和回归，以分析各因素对参与国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纯经济理论分析
张蕴岭（2006）研究了紧密经济一体化导致出现两种效应：一种是经济相互依赖以及共同利益，另一种是追求市场开放以使经济交易更快、更有效。然后从这两方面分析了中国同东亚的经济一体化与合作的基础与深远意义，认为区域制度建设会为区内经济体实现最大化利益营造“公共产权”[1]。盛斌（2007）以中国的视角、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认为由于政治或外交因素，如果中国政府无法认同自贸区的某些条件和理念或者涉及中国利益的条款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亚太自由贸易区只将成为长期内经济上可行，但近期内不具政治现实性的方案[2]。李瑞林和骆华松（2007）则全面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效应与实现途径，得出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既有负效应又有正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途径应以市场化为基础，降低交易成本为核心，有效的主体组织和适当的补偿机制为保证[3]。
（二）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
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CGE）模型是应用于政策分析的有力工具，它通过模拟经济体内各参与者的行为，分析政策变动对整个经济及各部门供求关系的影响，测算在政策变动过程中的收益情况。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模型——全球贸易分析模型是最为广泛应用的CGE模型，它假定完全竞争条件和规模报酬不变，建立相关计算机程序，研究某项政策对一国产生的影响并找到最优应对方案。
Urata Shujiro，Kiyota（2003）用GTAP模型模拟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情况，得出该自由贸易区会提高三国的福利水平，而对三国之外的国家却会带来一定的福利损失[4]。Masahiro Kawai，Ganeshan Wignaraja（2007）运用CGE模型研究东盟分别与中日韩建立自由贸易区、东盟+中日韩、东盟+中日韩+印度+北美+欧盟这五种情况的福利效果并进行比较，其中ASEAN+6的建立能最大幅度地提高全球福利水平（2 998亿美元），其次为ASEAN+3（2 139亿美元），而东盟分别与中日韩建立自贸区所带来的全球福利增加分别只有820亿美元、451亿美元和142亿美元[5]。
（三）实证研究
Lucian Cernat（2001）利用面板数据和引力模型对发展中国家之间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所产生的贸易影响及对签约各国所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分别进行了研究[6]。
目前关于自由贸易区的研究都有其不足的地方：或者结合当前时势背景进行理论研究，缺乏实证上的检验和支持；或者是只是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模拟出自贸区建立后国家福利的增加或损失，缺乏对过程的解释；或者应用计量方法分析双边贸易潜力，但对影响贸易流量的因素的探究不够全面，对进口与出口两方面的影响程度未做充分的对比说明。因此，本文拟以中国和14个贸易伙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引力模型的方法，从总贸易流量与进出口贸易流量三个角度分别建立三个回归方程，以期全面分析自由贸易协定下各因素对中国贸易流量的影响。
三、理论推导与模型建立
（一）贸易引力模型的理论发展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本文以2000—2010年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印度、日本、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巴西和智利14个经济体的双边贸易为对象，分别建立总贸易引力模型和进出口贸易引力模型，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解释各种可能因素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作用。之所以选择以上样本国家是考虑到样本的多样性及与中国大陆贸易关系的互补性。因此，样本选用了一些发达国家，还选择了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及韩国等新兴经济体。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智利已与中国大陆签订FTA，也将它们纳入进样本。此外，还加入了金砖四国中的巴西和印度。
结合引力模型构造形式与变量选取方面的发展变化，考虑到同一项贸易政策对大国和小国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在模型中添加了贸易国经济总量与自由贸易协定虚拟变量的交叉项，确定如下对数化形式的模型方程，模型所涉及的变量如表1所示。
四、变量与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为中国与14个贸易伙伴国（地区）2000—2010年相关数据。考虑到样本的可得性和数据来源的一致性，贸易流量数据均来自联合国统计司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以购买力平价折算的各国（地区）生产总值以及总人口数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年度数据库。文化虚拟变量的取值根据维基百科对于东亚文化圈的定义整理获得。文化相近、历史上受中国政治及汉文化影响、过去或现在使用汉字、受中华法系影响的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文化区域都可以认为与中国文化相近的国家或地区。FTA虚拟变量根据各国（地区）向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通报注册情况获值，两国或地区中心城市的距离数据则取自著名地理网站。各变量的描述统计量如表2所示。
五、实证结果与说明
进行计量检验之前首先要选择适宜的面板数据模型。本文顺序使用F—统计量和hausman检验方法分别检验模型不具有固定效应和具有随机效应的两个零假设，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包括年份和国家固定效应的方程估计表明二式不具有个体效应假设下的F—统计量都远大于任何可接受的临界值即拒绝原假设，方程中必含有时间和国家的个体效应，因此不能使用混合效应模型。其次，hausman检验显示，Wald统计量小于可接受临界值，原假设随机效应成立的概率在三个模型中均大于0.1，hausman检验接受随机效应原假设，因此，三个模型方程均宜采用随机效应计量模型。
三个模型虽都基于面板数据的贸易引力模型，但因被解释变量不同，回归结果略有差异，但大体上趋势一致，即随着变量的依次引入，三个模型方程拟合优度明显增加，说明距离、文化因素、自由贸易协定及其与贸易国（地区）经济规模的交叉项对贸易流量具有一定的影响。由于加入文化变量后，距离的系数符号发生变化或不再显著，因此可以判断距离与文化变量具有多重共线性，方程⑦和⑧是分别包含距离和文化变量的回归结果，下面对不同解释变量的表现进行分析：
首先，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乘积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预期相同，说明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地区）的贸易流量与双边经济总量正相关。GDP乘积增加1%，双方贸易总额、中国对其出口额及进口额1.2%左右，这表明经济规模是影响双边贸易量的重要因素，与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等人的结论相吻合。在经典的贸易引力模型中，GDP 总量对贸易额产生较大的影响。各国经济越发展，贸易额也会相应增长。
其次，人口因素与双边贸易流量显著负相关。对于人口因素在一国对外贸易中发挥的作用是促进还是阻碍，不同学者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本文的实证结果证实了N.D.Aitken（1973）等经济学家认为人口数量在统计上与贸易流量呈显著负相关。这是因为人口因素对贸易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人口增加使得国内分工深化，国际贸易将减少；另一方面，人口增加扩大了市场需求，促进国际贸易的增加。而我们的估计结果中体现出来的是其总效应即负面影响强于正向效果，这说明人口增加造成的国内分工深化明显大于其创造需求的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引力模型中的重要变量——贸易国（地区）中心城市之间的距离与双边贸易流量显著负相关，与预期相符。距离在双边贸易中确实是“阻抗因子”，空间距离越远则运输成本越高，信息交流越困难，从而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受到了限制。本文的实证结果也验证了这一事实，表明尽管当前国家之间制度安排日益紧密及运输物流业高速发展，空间距离的消极影响仍然存在，而且影响显著。两经济体中心城市距离增加1%，中国与其贸易总量、出口额和进口额的下降幅度分别为0.67%、0.63%和0.59%。
本文重点考察的一个因素——虚拟变量fta，它在三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之前的预期一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带来2%以上的贸易额的增加，说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双边贸易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也能反映出在目前多边贸易体制毫无进展的形势下，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势头却非常强劲的动力所在。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区域经济紧密合作的一种形式，通过优惠的贸易和投资条件，成员可收获巨大的经济利益。本文的实证结果也对中国开展自由贸易区战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外，文化虚拟变量在总贸易流量模型与进口贸易流量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若贸易国（地区）与中国文化接近，则中国与其总贸易额将比文化疏远的国家高出1.43%，出口额高出1.26%，进口额高出达1.50%，说明文化因素确实对双边贸易关系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与预期相符。
最后，在考察贸易国GDP规模大小对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方面，它们的交叉项在三个模型中都显著为负，说明某国家或地区若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其经济规模越大，反而不利于双边贸易的发展。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起步较晚，很多贸易协定正在完善和探索期，贸易国经济规模越大，经济一体化难度就越大，很多领域都需要协调和适应，所以在现阶段，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规模对双边贸易流量具有负面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负面影响会有所改善并转变成正面影响。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0—2010年中国与14个贸易伙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在传统贸易引力模型基础上扩展并建立实证模型，采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估计方法分析了自由贸易协定下各因素对中国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与贸易伙伴的经济总量、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安排以及相近的文化氛围都对双边贸易流量有正面影响。其中，相对于出口方面，自由贸易协定和文化相近性对进口的促进作用更大。而两国人口总量、中心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以及贸易国的经济规模则对双边贸易流量产生负面影响，其中，相对于进口方面，距离因素对出口的阻碍作用更大。
研究结果为中国开展自由贸易区战略提供了以下启示：首先，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区域经济紧密合作的一种形式，可以扩大成员之间的贸易往来，在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可促进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发展，中国应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步伐，加强和深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合作。其次，由于中国正处于自由贸易区战略实施的初期阶段，在选择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合作伙伴时，应优先选择经济规模适中、与中国距离相近且文化差异较小的国家或地区，这样可以降低自贸区各成员的磨合成本，更好地发挥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双边经济的促进作用，使中国真正分享其带来的各种利益。其三，现阶段距离因素仍是阻碍中国开展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因素，为了降低这种消极影响，中国应加快运输物流业的发展与完善，鼓励使用更加便捷的运输工具，加强运输通道的安全与疏通管理，为中国与较远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交往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使中国能够更好地融入到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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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引力模型；要素禀赋；重叠需求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而在我国对外贸易中，中美贸易关系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其贸易联系也十分紧密。而且自中美两国建交以来，中美两国的贸易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中美贸易对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福改善利等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通过引力模型、要素禀赋理论以及重叠需求理论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深化对中美贸易规模演变机理的认识，从而为中美之间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健康、良性发展提供理论指引。
二、基于引力模型的影响因素
引力模型的思想源于物理学中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最早将引力模型用于研究国际贸易的是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认为两国贸易额与其经济规模成正比，与两国距离成反比，简单的可以表示为：
贸易规模=GDPX GDPY/DXY
（GDPX：X国的经济规模 GDPY：Y国的经济规模 DXY：X国与Y国的距离）
基于引力模型，我们对中美贸易规模的变化进行研究。
从上面的图片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中国的GDP逐年上升，经济规模在不断扩大，美国的GDP也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额也在逐年增加，明显看到中国GDP、美国GDP和中美两国的贸易额都是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因此我们从图中得出的结论和引力模型一致，即两国的双边贸易规模与两国GDP正相关，与两国间的距离负相关。中国是经济不断迅猛发展的人口大国，并且增长势头十分强劲，并且中国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其经济规模十分庞大。而一国经济规模越大，其购买能力就越强，即两国的双边贸易规模与两国GDP正相关。距离其实是一个常数，随着通信、运输技术的不断革新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距离对双边贸易规模的制约性在不断地下降。
三、基于要素禀赋理论的影响因素
要素禀赋，这里是指一国所拥有的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比例。这是一个相对比例的概念，与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绝对数量无关。要素禀赋理论最初由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后经萨缪尔森等人不断完善，这一理论由H-O定理、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罗伯津斯基定理三个主要部分构成。H-O定理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一国出口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在中美贸易中，由于要素禀赋的差异，产生了比较优势，促进了双边贸易的产生。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与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统计报告：美国制造业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24.63美元，而中国制造业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只有70美分。除此之外，技术差异也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可将产品划分为初始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在初始期比较优势是研究和开发；在成长期，决定比较优势的最重要因素是资本；而在成熟期，非熟练或半熟练劳动则成为决定比较优势的最主要力量。所以就中美贸易的发展来看，美国主要是处于技术的研发以及资本投入的阶段，然后进行了产业转移到中国，而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发展制造业进行出口。
四、基于重叠需求理论的影响因素
要素禀赋理论从供给方面探讨国际贸易，而经济学家林德提出的重叠需求理论是从需求方面探讨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其核心思想是：两国之间贸易关系的密切程度是由两国的需求结构与收入水平决定。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在不断扩大，中国人均GDP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1952年，中国人均GDP约为54美元，美国人均GDP为2283美元，中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2.35%。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32美元，美国人均GDP为48352美元，这一年中国人均GDP为美国的11.23%。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中美两国重复需求的范围也在不断的扩大。因而依据重叠需求理论，如果其国民收入不断增加，则由于收入水平的提高，新的重复需要的商品便不断出现，贸易也相应的不断扩大，贸易中的新品种就会不断出现。而且在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中，国际贸易通过商品价格的均等化，会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所以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的工资有了很大的提高，消费水平不断提升，相比以前来看，对美国产品的消费在日益增加。
参考文献：
[1]李坤望.国际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06）.
[2]保罗・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海闻译国际经济学（第六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