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兴起与70年代，起始于1978年出版的G.A.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在80年代形成一种学术思潮，影响至今。严格的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学派或者流派，因为它没有通常能够成为学派的基本的立论特征，比如，相互认可的基本特征，原理，主要观点等，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松散的互相讨论、学者之间的观点并不是互相认同，那为什么称之为一个学派呢？原因有两个，以使他们的研究方法都有英美分析哲学的底子，采取的用分析的方法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分析哲学20世纪起源于英国，1905年罗素《论指标》，其产生是自然科学升入发展，数理逻辑影响空前的催化下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潮，强调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分解分析法，就是把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或组成要素，形式分析法，分析科学预言，命题，推理形式结构，意义分析法，分析词语，命题的意义，特别是分析元逻辑，元科学语言的意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确化，清晰，严密。其二他们声称以马克思主义为研究对象，追求的是重构一种既是科学的又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的意义是指，符合20世纪的哲学标准，机构严谨，话语明确，革命的意义是说，一种有关解放的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些注重理论的诠释和概念化，拒绝或批判各种形式的方法论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微观基础，一些强调以理性选择为方法论原则探讨理论的微观基础，既反对整体主义也对基础注意持某种否定态度，而且从实践和理论角度来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一套和信心年集中在一起的紧凑实体，不存在一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存在一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分析的马克思只是将不同的观点和研究路径结合到了一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其研究对象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方法论问题，二是经验理论部门，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三是规范理论部分，主要是对异化，剥削等伦理问题的分析。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是柯亨，埃尔斯特，罗默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各自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柯亨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取得了影响，罗默是最具创造性和独创性的人物，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积极剥削的博弈理影响很大，埃尔斯特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对马克思的否定多于重构，他对方法论的研究影响颇大，赖特将它的阶级理论与在几个国家进行的经验调研结合起来，提供了一种对实际现存于资本主义中的阶级和剥削模式的剖析，他还发起并参与了名为“真正的乌托邦”的对社会主义建设前景的研究，范帕里斯将环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他的基本收入理论影响广泛，布伦纳对不同的前资本主义欧洲经济中阶级结构的变动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说明，重新开展了关于从封建主义相资本主义过渡的特征的争论，鲍尔斯以有关不完善的劳动契约的思想，考察了工厂中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巴洛汉研究了第三世界的半封建关系和新生的资本主义，他还与罗默一起研究了有关市场社会主义设计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最近的，金里卡也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自己的经典评价。通过一个体系在考察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剥削和异化理论，对强制性的转移剩余价值就是剥削这一个观点的坚持，事实上，这是一种对自我所有权的自由至上主义的关注，金里卡对正义、平等这些伦理与哲学概念也作出了重新解构与诠释，用自己特有的方法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可以说对政治哲学发生了重要影响。在这里尤其是有关对剥削和异化的分析，对这些规范理论的伦理性分析，确实需要我们认真地把握。
二、对剥削理论地分析
1、经典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进行展开的。马克思从商品一因素到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性。再到只有劳动力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又是基于其劳动价值理论之上的，即剥削也就是对被剥削者在剩余劳动时间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种剥夺。剥削特指资本家从工人的劳动中榨取的价值（以产品的形式），超过了对工人劳动力的报酬（以工资的形式）。资本家就是工人的剥削者，资本家只是在能够榨取公认的“剩余价值”的前提下才会雇用工人，因此，这种通过剥削把剩余价值从工人转向资本家的做法存在于所有的劳资关系中，劳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马克思对剥削的概念采取了这种技术性的定义。并且马克思主义者都把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当作不正以的证据，事实上，当作不正义的范例。马克思主义的剥削观是否还有道德意义，例如，是否涉及着对他人的不公平利用，技术意义上的剥削是一种不正义，对此的传统论正是这样的。
a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
b资本家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
c劳动者所获得的价值少于他所创造的价值
d资本家获得了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
e劳动者被资本家剥削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对剥削下的技术性定义，并且左证了这是一种不正义的范例。随着时代的变化，也遭来了广泛的质疑。
2、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
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按照劳动价值论，产品的价值由生产该产品所需的劳动量来决定，但如柯亨所指出的那样，劳动价值论事实上正好与a相反，因为，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说法，产品的价值由当下所需的生产这种产品的劳动量所决定，而不由再生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所决定，如果技术革新使得当下生产某种产品只需要过去一般的劳动量，劳动价值论就说，对于已经在过去生产出来的产品而言，即使投入其中的劳动量没有什么变化，该产品的价值也只有以前的一半，如果劳动价值论是正确的话，工人实际投入的劳动就不是价值的决定因素。重要的不是工人创造了价值，而是他们创造了具有价值的东西，使得剥削的指控得以成立的，不是资本家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一部分价值，而是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东西所具有的价值的一部分，创造具有价值的产品不同于创造那些产品的价值，而前者才真正构成了对剥削的指控，就算不是工人创造了产品的价值。因此，恰当的论证是这样的：
aa只有劳动这才是创造产品的人，而产品才具有价值
bb资本家获得了产品的一部分价值
cc劳动者所获得的价值要少于他所创造的产品具有的价值
dd资本家获得了劳动者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的一部分
ee劳动者被资本家所剥削
当然这种论证还是不能解决关于正义的问题，因为存在着主动将自己的劳动力贡献出来的问题，后来将这种剥削关系加上了强迫这一限制性条件，工人为资本家工作必须是强迫的结果，对剩余价值的强迫转移是一种剥削。但是这种限定也出现了问题，他把严格意义上讲并非出自强迫的劳资关系排除到了剥削范围之外，同时剩余价值的强迫转移在很多情况下也可能是正当的。最重要的是，按照这种强迫的观点，保护儿童和妇女的强制性征税也是一种剥削。剥削理论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问题。这引起了第二次的修正。是不是剥削取决于对剩余价值的具体处理是否符合更大的分配正义的模式，存在着使剥削成为不正义的更深的不正义，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
第二、对剩余价值强迫转移的修正，正如罗默后来对剥削的定义，不是基于剩余价值的转移，而是基于对生产资料的不平等拥有，按照他的观点，某人是否遭到了剥削，取决于在一种假像的分配平等条件下他的境遇是否会更好，那种假像的条件意味着，某人可以带走自己的劳动力和人均拥有的外部资源而推出现行的分配条件，如果我们把不同的经济群体当作由现行财产关系确定规则的游戏的参与者。那么，某个群体一旦满足了下述条件就被视为遭到了剥削，如果该群体的成员带着人均拥有的外部资源推出了这个游戏并开始自己的游戏之后其处境反而更好，按照罗默的看法，如果退出资本主义的游戏，在岗工人和下岗工人的处境都会变得更好。因此遭到了剥削。剥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分配不正义的最常见的结果，在这里就直接解决了强迫与正义的问题，这样的解释允许我们处理劳资关系之外的分配不正义，这些都源于对资源的不公平占有。但是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3、金里卡的质疑与意见
首先罗默扩大了剥削的范围，并使之覆盖所有形式的分配不平等，我们需要基础性的原则去证明人们对自身和外部资源拥有的权利和资格，只有从在先的和更宽泛的关于不平等分配的原则，才能推导出剥削的观点，金指出剥削不过是分配不正以的诸多形式中的一种；金对罗默混淆了平等与剥削也提出了批评，如果不平等需要某种更深入的平等原则加以裁决，这就是要使拥有资源的途径化的伦理命令，剥削在平等理论中就不再占有道德关注的中心地位；关于私有财产的不平等占有，金里卡认为并不一定导致剥削，如果能够在罗尔斯“持有财产的民主”得那样制度中产生，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选择的后果，如果人们的不同偏好是在正义的条件下形成的，事实上也是这样的，相反，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也许会引起剥削，使资源平等也许不会产生剥削，而使资源社会化也许会产生剥削，这取决于人们的偏好和境遇；最重要的是，金里卡通过一种整体的有关对正义地分析，表达了与罗尔斯等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的正义观相一致的部分，而不是仅仅简单的一种摆设。
三、对异化理论的分析
1、经典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仅是对剥削的关注，而且诉求这对异化的完善论式的关注，这种完善论的观点不仅强调，私有财产的问题在于存在剥削，而且因为剥削的受益者遭到了异化而无法发展他们作为人的本质能力。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分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劳动产品的异化，即劳动生产出来劳动产品成为奴役和统治劳动者的异己力量。“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4页)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于是劳动者在劳动中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的与自身相对立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便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便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便越少。第二，劳动活动的异化，即劳动者的劳动成为一种被迫的强制劳动“‘对劳动者来说，劳动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受到摧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5页)第三，人的本质的异化，即把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改造世界的活动“变成与人异类的本质，变成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人是类存在物，这不仅是说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把类作为自己的对象，而且是说人把自己也当作活生生的类，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对待这种自由的存在物同自然也是和谐统一的。异化劳动从人那里把自然异化出去。第四，人与人的异化，即劳动产品为他人所占有。马克思指出，外在于人并奴役人的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存在物只能是人本身。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自己同作为异己的、与之相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目_也生产出其它人同他的生广“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本身同这些其它人的关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
2、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质疑与重构
虽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为禁止私有财产提供了很好的辩护。但是劳动的异化与否却并非唯一的价值准绳。如果我愿意通过异化劳动而获得闲暇。同时有些人对消费价值的关注，使得他们宁愿去获得异化劳动，而非异化劳动也不是天赐馅饼，需要动用资源去获得。同时非异化劳动也是对友谊是一种威胁，这种对生产的关注，却是忽视了友谊和消费的价值。它并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利益。同时，自由合作的生产，才能使我们成为认这个观点并不能成立，人们会赋予劳动的不同的价值，只要提供一种机会平等的条件和财产的公平划分，异化劳动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福祉，完善论并不完全是正确的。
另外一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则作了另外一种角度的修正，他们并没有就如何分配资源给与完善论的启示，他们预见说，人们将会珍视非异化劳动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他们绝不同意用闲暇时间或家庭生活的增加来对异化进行弥补。
3、金里卡的质疑与意见
对于这种预见，金里卡认为，通过禁止非异化劳动而干涉人们的选择是没有道理的，对有意思的工作进行分配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每个人的偏好并不一样，不应该不恰当的把某些个人的偏好放到特殊的地位，而是对个体带入市场交换的资源进行修正性分配。个体在拥有平等资源份额的情况下，自由的决定什么是愿意从事的有价值的事情，这会引起一系列关于公平分配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尝试着给出自己独特的答案。
关键词：异化理论；异化劳动；人的异化
中图分类号：B-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4-0086-02
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介绍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对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研究：一是关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思想渊源，二是关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三是关于马克思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关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思想渊源
近代最早使用异化概念的是霍布斯。其次是卢梭、爱尔维修。异化概念真正被纳入唯心主义轨道，则始于德国古典哲学。费希特使用在先，黑格尔紧随其后并把异化概念变成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他从客观唯心主义的角度出发，把自然界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异化。他使用异化概念构造了他的自然和社会的生成和发展图式，建立了他的精神异化理论。费尔巴哈则完全把黑格尔的理论颠覆了。他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并不是上帝（绝对理念）异化为人，相反而是人异化为上帝，上帝的本质是对象化了的人的本质，这就赋予了异化概念以唯物主义哲学的性质。因此，马克思以异化劳动概念为核心的异化理论究竟是更多的来源于黑格尔还是来源于费尔巴哈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1]，大部分学者强调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影响，因为作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之哲学基础的人本主义是来源于费尔巴哈。也有论者如王若水[2]认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巴黎手稿的影响也很大。因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所包含的否定性辩证法是从黑格尔那里来的。我国学者杨适[3]却独树一帜地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演变没有经历过费尔巴哈时期，他的异化理论是直接从黑格尔的劳动生成人并为人的本质的思想而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作出的贡献，其秘密就在于他们认为对象的本质并非在自身而是在于人，在于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活动这一方面。因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成为使人从这些异己对象的奴役下争得解放的理论。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既吸收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也将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因此马克思在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会有机地将两者中有益的思想结合起来。笔者认为杨适的说法非常具有独创性，不同于他人的观点，这种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演变没有经历过费尔巴哈时期的想法在学术界中独树一帜。
二、关于马克思对异化范畴的创造性发展
（一）关于马克思对异化范畴的界定及与前人的异同
马克思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生产劳动。劳动是人的“类生活”，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了。多数学者大致都承认异化劳动概念不同于旧哲学的基本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以经济事实为根据的现实性，二是代表劳动阶级的利益的阶级性，三是通过扬弃私有制来扬弃异化的革命性。
1.异化劳动概念的现实性
关于异化劳动概念的现实性，郭国勋和魏中军在《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考察——、和的内在联系》中的观点是具有代表性的[4]，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不同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者有三：
（1）马克思是以物质生产也就是实践作为理论的来源。黑格尔则是以绝对精神的自我创造性为前提。费尔巴哈则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
（2）马克思的异化主体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工人和资本家。黑格尔的异化主体则是“绝对精神”。费尔巴哈的异化主体则是“从神异化而来的”人。
（3）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不仅揭示了人同人所创造的事物之间的对抗，而且指出这种对抗的实质在于劳动和资本的对抗，它既反映出物对人的现实的统治，又表明人对人统治的社会关系。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则是讲精神异化，并把异化和对象化混为一谈。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虽然包含物同人相对抗的含义，但这种异化其实只有在宗教中才能产生和出现，没有对现实形成对抗作用。
2.异化劳动概念的阶级性和革命性
关于异化劳动概念的阶级性和革命性，汝信在《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5]中有着代表性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虽同青年黑格尔的劳动和异化概念相似，但有着本质的不同。马克思谈劳动的异化，目的在于批判私有制，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才使人产生了自我的异化。在于说明若要真正的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和扬弃异化，方法只有彻底地消灭私有制；黑格尔则认为只有靠自我意识的发展才能克服异化。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自我异化的事实，得出了无产阶级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解放自己，这就在历史上第一次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和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掘墓人的历史作用，而黑格尔则认为工人注定是受压迫要遭受痛苦的。
（二）关于异化范畴前提问题的争论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这样规定人的本质的：“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对这一规定学者们主要争论的焦点在：“人”是现实的人还是抽象的人；是原始未异化的人还是原始已经异化的人。多数论者认为异化劳动概念的前提是人。然而，是什么样的人呢？有些论者认为是具有抽象的“类本质”的人。马克思以高度完善化的人作为人的原型，以理想的社会状态作为未来社会的模式，异化是从这种原型和模式开始，异化的扬弃则是人向其原型和社会向其模式的复归。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只是以人的社会共同性替换了费尔巴哈的人的自然共同性，所以他的人不是现实的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也只是以经济事实为对象，这并不等于以经济事实为前提，而它的前提还是抽象的人。
三、关于马克思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笔者所找到的文章中，专家学者们对异化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或发展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之一观点基本不存在分歧。马克思对政治经济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始于巴黎手稿，完成于《资本论》。在这一过程中，异化概念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异化概念的内涵逐渐丰富，这也使异化概念不但具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容，而且具有更加深刻的哲学方面的含义。异化理论对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产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创立了完整形态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之后，异化理论就成为他们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马克思的哲学人本主义和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有着历史发展和逻辑发展的一致性，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相对独立而又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俞吾金在《再论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6]中指出异化理论的三方面作用：第一，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表现在，马克思把这一理论运用于对经济生活尤其是劳动的分析中，从而提出了“异化劳动”这一新观念。第二，异化理论的作用也表现在他与马克思提出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内在关系上。第三，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揭示了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础性的、普遍的表现形式——“物化”（或“商品拜物教”）现象。正是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揭露，马克思不仅坚持了异化理论，而且对这一理论做出了创造性的推进。
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笔者的观点是：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和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还从异化理论出发批判地研究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论述了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共产主义的核心是异化的扬弃。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实现了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同一。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试图超越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探寻对历史的现实理解，认识到了私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问题，指出只有工业实践才是人的真正本质力量。总之，异化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充分地理解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才能更加清楚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前后脉络，才能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学说和否定辩证法。
参考文献：
[1]潘家森.我国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简介[J].国内哲学动态，1982，（6）：6-11.
[2]王若水.关于“异化”的概念——从黑格尔到马克思[C].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第一辑，1971.
[3]杨适.关于评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一些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1，（6）：67-82.
[4]郭国勋，魏中军.对马克思异化思想发展的考察——《手稿》、《形态》和《资本论》中异化思想的内在联系[J].社会科学辑刊，1982，（8）.
[5]汝信.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J].哲学研究，1978，（8）.
[6]俞吾金.再论异化理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J].哲学研究，2009（12）.
(一) 西方文化中的面子论
西方学者Goffman以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面子提出看法,他指出“一个人在某一具体交际场合中,通过采取言语动作而为自己获得的正面的社会价值,是按照社会所赞许的属性而创造的自我形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戏剧理论,他将整个社会比作一个剧场,所有人都在其中进行角色扮演,在台前,人类表现出前台行为,这是一种社会期待下的理想行为,以博取他人的赞许,而在台后,不想被观众发现识破的行为称为后台行为,是人们刻意隐藏的内在部分, 在演出部分中能否表现出符合社会期待的前台行为便关系到表演者的颜面。“面子策略”是人们在交际中所采取的与面子相一致的行动,如避免发生尴尬、丧失自尊等。他说,人们在交往中无时无刻不涉及“脸面工作”,而“脸面工作”是互相配合的,也就是说面子的维持和赋予取决于他人,一个人丢不丢面子归根到底掌握在他人手中,要想自己不丢面子,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不去伤害他人的面子。因此,人们在交际中总是使用礼貌语言。
Ting-Toomey在其“面子磋商理论”中将面子分为自我面子和他人面子,认为不同文化对自我的差异导致东西方对自我呈现不同的样貌,进而导致了东西方面子概念上的差异。Brown和 Levinson将“面子”定义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意欲为自己挣得的一种在公众中的个人形象”。通过与他人的交际, 这种形象可以被损害, 保持或增强。他们认为每个交际参与者都具有两种面子: 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积极面子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喜爱、欣赏和尊敬; 消极面子是指不希望别人强加于自己, 自己的行为不受别人的干涉、阻碍, 有自己选择行动的自由。Brown和Levinson认为在会话过程中谈话双方的两种面子都会受到侵袭: 即说话人和听话人同时面临着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的威胁。因此, 绝大多数言语行为都是威胁面子的行为,而礼貌的会话功能就在于保护面子, 降低面子威胁行为的威胁程度。
(二) 中国人的面子论
早期中国学者对面子的研究出自于对中国国民性的探讨, 直到40年代胡先缙才将面子以社会科学的观点重新审视,称为面子研究的开端。汉文化中的“面子”包括两个组成部分:“面”和“脸”。胡先缙用语义分析法对二者的定义进行了研究,“脸”指的是社会对个人内在道德品格的评价,而 “面” 则是籍由种种努力获得的外在成就,如地位,财富等。作为礼貌理论中的两个核心概念,面子和礼貌是紧密相连的,正如Peccei指出,“礼貌就是对他人的面子需求表示认可,是典型人为满足面子需求所采取的各种理”[3]。实施礼貌就意味着照顾和抬高对方的面子, 向对方表示尊重,而维持和增加对方的面子就意味着有礼貌,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实现人际和谐。
在汉文化中,面子是个体身份与理想形象要求的表现, 是个体社会地位、社会价值和处世要求等的总和。个体的行为必须符合这种身份和形象的要求。在汉文化社会里,具有一些公认的道德规范与理想人格标准,它们规范着个体的言行,例如仁义要求、德才要求、忠信要求等。个体的言行符合社会普遍的标准就挣得了面子,违背这种普遍的标准就丢了面子。面子是人情关系与人际影响的象征。汉文化社会特别重视人情关系和人际关系的融洽, 情面被看成是个体人际影响度和关系融洽度的标尺。在人际交往中,给对方以情面,达成关系的和谐, 就给了对方莫大的面子, 反之就会驳了对方的面子。
(三)中西方面子理论之差异
不同文化背景下,面子理论自然会有所差异,Ting-Toomey指出的西方个体主义的视角下,面子与私下的我较为接近,注重与外在社会的互动后产生个人的内在的行为标准,在东方集体主义的文化下,公开我与私下我具有一段差异,东方的面子概念较注重在整体价值下个体外显行为的面子,如同陈之昭所指出的“自我摄入的对象”,中国人的“我”可能也融入“大我”的性质,并不只是单一独立的个体。何有晖在1976年对面子的定义是“面子是个人基于他在社交网络中所占的地位、合宜的角色表现与被人接纳的行为操守,而从他人获得的尊重与恭敬;个人所获得的面子乃视个人及其关系密切者的生活举止与社会威望是否吻合而定; 而在两个人交往的情况,面子可说是一种相互的服从、尊重与恭敬, 是双方都期望获得,同时准备回报的”。由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中西方面子观的最基本差异在于上下关系,亲近他人。
(四)中西方面子理论差异之成因
关键词：英文电影 汉译；归化；异化
在中国，数百部英语电影和电视剧每年如洪水一般涌入，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文化元素嵌入在电影和电视节目，中国文化已经受到英语文化入侵。作为国内享有颇高知名度的影视平台，豆瓣电影在外文电影的翻译上具有相对较高的参考价值。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其片名的翻译会不可避免地遇到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不可能完全实现源语和译语的对等。恰当灵活地使用归化和异化理论，能达到体现异域文化和符合译入语观众审美情趣的目的。归化是以目的语文化风俗为指导，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熟知的表达形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以尽量减轻译文读者对译入文化的异质感。异化是指以源语文化为导向，要求翻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形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一、影视翻译回顾
音像制品的翻译历史只有几十年，但是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它的介入和参与已经变得足够宽广。对于电影制作及电视行业来说，西方国家无疑是优于其他地域的，尤其是美国和欧洲。欧洲的研究人员已经做了很多优秀的影视翻译作品，若干论文已发表在这个领域，且论文研究涉及各个学科的各个方面。翻译中有一个特殊的部分“艺术与娱乐”，在那里出现了许多影视翻译的名人，如博士Karamitroglou、芭芭拉·施瓦茨教授和丹尼斯·波特。此外，许多科研院所的视听翻译也已被发现，像欧洲媒体的独立电视委员会和欧洲屏幕取词研究协会研究所。这些机构努力的进行影视翻译研究，并奠定了他们对这一领域的指导方针。在所有研究结果上总结的问题便是：从质量控制与评估方法上出发，对视听作品翻译的教学与培训进行优化，从而优化视听翻译的语言问题和视听翻译的文化因素问题。
影视翻译的研究在中国才刚刚开始。中国影视翻译的开发和研究上的往往更加实在，根据翻译研究经验构成了两种主要问题：一个是集体的字符，而另一个被进一步分成两个分支：审视和回顾。回顾我们所做的工作和研究，并重视他们的理论和历史，再进一步进行影视翻译。这些程序可以让我们清楚那些我们一直在做的，并告诉我们接下来需要做些什么。例如，马正在他的翻译中提供了五个原则；提出影视翻译的重要性，呼吁翻译更注重回顾。其分析书面语言和电影语言的差异，并介绍了四大特点，就是可听性，即时性，全面性和不拘小节。该研究点出中国的影视翻译的发展方向和潜在的研究问题，为今后的研究铺垫了音频视频翻译的文化路径，也重建、修改和转让了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有了自己丰富的文化，独特的涵义和不同文化的沟通。
二、归化和异化
（一）归化
归化具体指的是表达接受TL文化，让本地和翻译文本理解受体TL为导向的文化。主张让源语言向译入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靠拢。“书面翻译文本可以以这样的方式，他们可以以一个完美的替代或更换影响到一些密切合作。”译者应被用来作为归化策略，目的是在于翻译的文字流畅和透明，就像本身就是为译入语境打造的一样。同样，每一种语言表达思想，目的是最大可能的翻译其他文化到了译入语熟悉的和可识别的文化中，从而使读者很容易的接收异地文化。
（二）异化
异化是翻译SL文化导向，为了留住外地人的SL文化尽可能保持原有的风味。冲着异化翻译的风格，抵抗当代风格，文化和习惯规范，故意破坏目标惯例保留原点。不像归化，异化往往注重一定SL文化相关的元素被标记为由文本所传达的基本信息。所通过思想的立场是，翻译是等于异端。最大数量的词汇和结构的SL文化是借来的，并引入到TL文化，尽可能的保持原来的语言的精髓。
（三）归于与异化历史回顾
“在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面向语言的翻译方法开始出现翻译研究”。异化和归化的重点一直都是在语言水平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又出现争议，且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文化，历史和社会。”。异化在竞选中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民族优越感，从而对影响目标语言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人们不应该走极端，尤其是在翻译的平滑度或透明度上。此外，意识形态是是影响翻译的另外一个因素，如果它确实是必要的，你不应该过分强调异化的重要性。“相反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之间的冲突可以担任免费翻译和直译时间磨损争论的政治和文化以及语言的扩展。”1987年，刘应凯在他发表的论文中指出，中国翻译领域在异化翻译上有错误，主要体现为以下五种形式：优雅经典的话滥用；四字成语的滥用；典故的滥用；抽象图像的滥用和滥用更换。另外许渊冲主张归化，他清楚地看到了东方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并提出了文化竞争的理论来处理这些文化差异。也就是说，为了使TT更美丽，译者应充分利用TL的实力。例如，使用四个字符的短语被广泛承认为一体的特点，以及中国语言的长处。许渊冲使用了大量的四字词在他的翻译中，也喜欢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短语在他的翻译作品中。其实，归化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归化翻译使观众更容易得到意思。然而，自然和平滑度往往达到不惜牺牲消息的ST的风格和文化。异化翻译保留了ST的形式特征，从而知会SL文化的读者，但语言功能和外来文化的图像可能会导致信息过载。综上所述，无论是异化和归化都会在翻译过程中有所损失。这是很难判断哪种方式更好的。
三、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的应用
（一）电影片名翻译中归化的应用
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注定了电影片名翻译和原来名称的偏差。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导致部分的语义变化和文化的损失。大多数观众并不了解源语言文化，或知之甚少，难以跨越沟壑。在电影片名翻译中，源名需要根据目标语文化和适度归化的标准进行适当的调整。即使翻译与原来的名称不同，但只要它忠实地传达整体的原意和功能，那就是一个成功的翻译。例如《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被翻译成《廊桥遗梦》，这个目的是围绕主题突出中国人的习惯。显示的中文字符“遗”，“梦”的悲剧故事；廊桥的位置和描述的英雄，暗示“桥”，是指“桥”的标志是古代中国情人怨气聚集的地方。四个中国字放在一起，既简单又简洁，足以揭示主题，启发群众的想象力，更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和观影视野，给观众描绘了一个婉约凄美的爱情故事。如果直译为“麦迪逊之桥”，中国的观众不会立刻明白电影的目的，从标题上来看，这部电影将不会吸引中国观众走进影院。另一个例子是美国电影《阿甘正传》。这部电影描绘了一个智商低于75并在1950-1990的美国社会变革中成功的美国青年。这部电影非常幽默和嘲讽。翻译为“阿甘正传”，忠实地传达电影的视角和真实意图，考虑到了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在中国文化中，“阿”，通常用在前面的名字作为一个昵称，以示亲密，这仍然运用在今天的浙江，福建南部，江苏，广东，香港，澳门和台湾。这种高度的归化翻译对观众有着很好的提示，中国观众会很容易猜的出来从标题的内容。
其他的例子，如爱情电影《Milk Money》被翻译成“风月俏佳人”，《Speed》被译为《生死时速》；科幻电影《The Tracker》被翻译成《闪客帝国》，扣人心弦的电影《The Sixth Sense》翻译成《灵异第六感》或《阴阳眼》，就像著名电影《Gone with the Wind》被译为《乱世佳人》，《My Fair Lady》译为《窈窕淑女》等。
（二）电影片名翻译中异化的应用
“在电影片名翻译，异化策略应该也不能低估。放弃预先存在的不合时宜的表达异化翻译的目标语言文化，语言的表达和追求创新的陌生感。它主张翻译的源语言或原作者的目的，保持原来的含义，并尽可能地传达原文的异国文化。在异化战略的指导下，翻译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直接方式的翻译和音译。与此同时，观众充满了好奇，并积极理解和感受的电影可以带来的外域文化。例如，《Casablanca》，现在翻译的《卡萨布兰卡》已经被中国观众所接受。还有《Troy》，《Babel》和《Seven》，这些电影的片名强烈的宗教色彩和神话意义与外文化交流的深度，现在广大的中国观众已经非常熟悉，分别译为《特洛伊》，《巴别塔》和《七宗罪》。另外一个例子，《The Silence of the Lambs》被翻译为《沉默的羔羊》，让中国观众知道很多关于羊肉和圣经中的神。产生于1955年的电影《The Seven Year Itch》直接译为《七年之痒》，现在中国人已经熟悉并牢记在他们的脑海里。电影片名翻译的异化翻译方法促使中国观众在陌生的环境中，细细地品味和感受外来文化。它延伸经验的视野，丰富形式的语言和目标语言的表达都充分体现了外来文化的浸入。其他的例子也是一样，《Shrek》译为《怪物史莱克》，《The Godfather》译为《教父》，《A Beautiful Mind》译为《美丽心灵》这些异化翻译中国观众都熟悉。因为语言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沟通变得复杂，Ventuti指出，翻译是纯粹的游戏，是隐藏和参与偶尔露出有时强调的差异。异化是承认和容忍的差异，并提出他们的目标语言。洋化的源文本翻译仍然是异域的，但打破了目标语言的文化习俗。这样的背叛是强制性的，目的是忠实于源文本的翻译。
四、结语
电影是一种流行的艺术形式和文化交流的形式。电影和原题翻译过程中，为了满足观众的精神需求，译者应充分理解其中的含义，使得翻译结果接近目标语言，并确保影片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片名的英文翻译被译的更完整，不仅有方法，还要有坚实的语言功底，丰厚的文化底蕴和长期的实践。译者应该努力探索大量的外国电影片名翻译实践的规律，再扬长避短的应用在新的英文电影片名翻译当中。
电影的体现了美国社交场合或交际活动的多样性，而教科书只能教美国的一些理论。当我们在享受翻译成功的动态影像时，我们不应该只被其出色的演员和精湛的情节吸引，更应该注重对话的本质，把它们转化为我们国家的某种文化。例如如何选择一个更好的词或短语，在相同的情况下，达到同样的沟通和文化的影响？在建设中的社会现实的电影语言功能如何？这些都是问题，我们需要牢记。但无论译者运用归化法还是异化法，最终目的还是恰到好处的译出原题的文化。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促进各国之间文化的交流，才是对归化与异化翻译法在英文电影名称翻译运用上最好的诠释。（作者单位：江汉大学）
参考文献
[1]Venuti， 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肖陆锦：英语影片名汉译技法探讨.江汉石油学院学报，2001年。
关键词：文化差异；管理沟通；能力提升
沟通是人与人之间思想交流的过程，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思维方式、意识形态、行为准则的差异就会对沟通方式产生影响。在沟通的语言、语气、方式、背景、时间场合等因素上都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沟通是人类社会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就开始创建简单的沟通方式进行交流，与自然界斗争的过程促就了人类沟通方式的不断完善提高，文字和语言作为沟通的工具产生了，文字和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也随之孕育发展。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不同的地域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文化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沟通方式。
一、语言表达方式
进行沟通时西方人喜欢直截了当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而东方人则会采取比较婉转隐讳的方式表达观点。西方人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并对人对事进行客观地看待和评价，东方人则在表达自己观点时要考虑周围人的看法、影响等，尽量考虑各方的影响，追求和谐，由于顾虑重重而使得表达出来的观点有时不一定客观真实。作为信息接受者，西方人能直接得到对方传达的信息，但东方人有时则要分析揣摩对方传递出的信息背后的真实意思才能准确地领悟到对方的意图。特别是在纵向沟通上，西方人会直接表达和沟通，东方人会含蓄地沟通，东方人会在沟通过程后继续花时间去回味和分析接受到的信息的准确含义。中国是受集体主义、高背景文化沟通影响的国家，内敛、含蓄、隐讳的表达方式常给人留下神秘、深不可测的印象。同时，交际圈划分、重视面子、回避冲突、讲求和谐等特点对中国人的人际沟通的表达方式产生影响。
二、沟通的场合和方式
西方人会选择正式的场合和渠道进行沟通，在工作中会设立较完整的纵向和横向的沟通渠道，使信息得到完整及时的沟通传达，信息接收者也能通过正规方式进行沟通反馈，沟通渠道比较通畅，沟通中的问题能及时得到发现和解决，效率也更高。东方人含蓄的沟通方式使得很多沟通会选择采取非正式的沟通方式进行，在沟通渠道上，较注重从上至下的沟通，缺乏对横向及从下至上沟通渠道的构建，因此信息接受者无法正常进行沟通反馈。在管理中就较容易出现误会，也容易形成沟通渠道不畅，使不满情绪长期积压无法得到有效释放，造成管理中积怨的产生，也会使得非正式渠道的信息传播盛行。西方人很少议论和传播从非正式渠道得来的消息，但中国人则很愿意传播和相信小道消息。
三、沟通的效率
西方的沟通由于比较注重互动和双向的沟通，因此沟通中信息的传递和接受不容易发生偏差，效率较高。西方在沟通中很重视对人性和个性的尊重，允许对方提出疑问和看法，并及时通过沟通解决问题，达成共识，不会使抱怨情绪积压无法得到疏导而成为影响行动的阻力。西方人在工作环境中都会比较容易抱着开朗积极的心态去工作与沟通，有什么想法观点也会及时表达，很少为人情世故烦恼。而中国由于受封建统治思想的禁锢和影响，下级服从上级的观念根深蒂固，缺乏对个性的尊重与关注，因此在沟通中以命令为主，互动沟通很少，员工即使有想法和意见或者疑惑都无法及时表达，由于沟通的单向性，使得沟通中信息会发生偏差并得不到及时纠正，沟通效率不高，在行动中员工也难免带着情绪做事，甚至事倍功半。沟通效率的高低就直接影响了管理效率的高低，这也是我们在管理水平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差距的因素所在。沟通是管理中最基础的一环，如果沟通不到位，企业的管理活动将寸步难行。
美国国家训练发展协会公布了对世界各国经理人的综合能力评鉴测试结果。在过去6年中，中国有7000多名经理人作了这项管理才能评鉴测试。结果显示，英国经理人的12项关键管理能力的平均分数为57%，美国为56%，加拿大为55%，而中国为48%，其中，中国经理人行政能力明显比欧美高，目标与标准设定高达75%，但是中国经理人的沟通能力却远远不如西方。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影响下，中国人思想中形成了接受统治、服从上级、追求中庸与和谐的观念，对于人性和个性的尊重较缺乏，这些观念因封建统治的需要产生和形成，步入现代商品经济社会后，市场竞争的发展对人们的观念和思想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市场经济崇尚自由、公平，尊重个性与创新。封闭保守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已被社会发展所淘汰。因此在由计划经济模式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中，我们在管理中的差距被显现出来。中国企业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和销售都是受计划指导，没有竞争机制，企业的效率水平较低。在管理中也习惯于领导决策后由上至下的传达，不同层级之间的互动式沟通很少。作为组织的管理者，也不太关注管理中的沟通问题和提高沟通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常常抱怨人际关系带来的压力很大。有关研究表明：我国企业管理中70%的错误是不善于沟通造成的。国内许多企业在管理沟通方面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企业缺乏战略管理，员工对企业没有统一的认识；内部沟通渠道单一或不完善，缺乏灵活性，进而企业内部的信息传递进程缓慢，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运作进程和决策效率；沟通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甚至用个人感情影响沟通，严重时到了希望他方犯错误的地步；信息沟通反馈机制不健全，企业内部的沟通发起者根本无从了解信息的传递进程和决策的执行程度；信息不畅，上向下多，下向上不少，横向几乎没有；信息过滤，管理者难以获得全面准确信息；信息扭曲，管理者无法准确了解情况，不能做出明智的决策；正式沟通少，主要借助非正式沟通，小道消息常被使用。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传统观念的影响、文化背景的影响、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和领导者的风格等。
四、沟通水平的提升途径
由于我国的文化思想背景的影响，加之发展市场经济的历程也很短，在管理素质上的欠缺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文化中的从众和中庸思想影响了我们对个性的尊重和关注程度，习惯于对上级的服从也影响了管理中对互动沟通渠道的建立和完善。在计划经济时企业工作量不饱满，使得员工喜欢聚在一起谈论和制造小道消息，造成信息的曲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在不断变革和完善，要生存就要提高竞争力，竞争力和发展的潜力就要从提高管理水平中来。管理沟通水平的好坏是管理能力提升的基础，没有沟通企业就不能形成良好的运行体系，所有成员都将变得盲目。
面对竞争的挑战，我们必须要从根本上去审视我们的文化，去客观的分析文化底蕴对我们的有利和不利的影响因素，我们需要建立一种自信和对个性的尊重，转变观念上固有的一些消极和被动，积极地去看待事物，善待身边的人与事。心态调整了，思想的束缚解开了，我们才能轻松上阵。我们民族的文化是应该继续传承和发扬的，但文化影响中形成的封闭、消极、中庸的思维模式却是应该转变的。对人性的尊重，对创新的尊重是我们应该树立的观念。世界是变化的，任何人都无法阻碍事物变化和发展的规律，我们必须跳出自己狭隘的心理空间，我们需要更多客观的理念去看待分析事物。我们如果解决了观念上的问题，就能很顺利地找到改善沟通能力的方法和途径。在企业中，我们必须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沟通体系，形成无障碍的信息沟通。在企业管理中注重人性化管理，建立起创新的激励机制，讲求效率和业绩，使员工更多地将思想和精力投入到提升个人工作能力中去。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体系就能使员工与企业、员工与管理层决策层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企业能很快形成的凝聚力并转变为核心竞争力，为此，在企业内部如何强调沟通都不为过。高效沟通才是个人乃至企业真正的核心能力。
综上所述，不同的文化孕育了东西方不同的社会文明，不同的文化也对人们的沟通产生了影响，东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沟通方式。沟通是社会发展的工具和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加剧，沟通在组织中的任务越来越重，管理沟通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管理沟通能力的增强是形成组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所在，因此我们在面对市场经济挑战的今天，必须勇于面对我们在沟通能力中的弱势和差距所在，以积极的心态反思问题，寻找突破的途径。
参考文献：
1.刘为军.浅谈管理沟通的作用及途径[J].江汉石油职工大学学报. 2007(05).
2.张霞，胡建元.管理沟通的障碍与疏导[J].企业活力. 2005(01).
【关键词】酒店管理 企业文化 对比分析
当今社会，酒店集团在经历了价格竞争和质量竞争之后，最终必将走向企业文化竞争。越来越多的酒店意识到，满足自身发展需求兼具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是酒店发展的软实力，是酒店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核心竞争力。然而，一个酒店企业文化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尤其是在全球一体化和国际化发展步伐加快的今天，酒店企业不仅要面对经营过程中新生的日常管理问题，还要面对因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的其他管理问题。因此，我国酒店要想在全球的竞争中占有优势，就必须对中外酒店企业文化之间的差异有清醒的认识。
一、文化、企业文化及酒店企业文化
“文化”一词，至今为止尚未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文化对经济、社会和人本身的影响之深刻已是不由争辩的事实。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狭义的文化则指后者。不管广义狭义，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创造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沉淀物。
企业文化，或称组织文化，是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具有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的总称。根据企业文化层次理论，企业文化可分为企业物质文化、企业行为文化、企业制度文化和核心的企业精神文化。一般来说，广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核心的精神文化；狭义的企业文化指企业的精神文化。为了更科学全面地把握酒店企业文化的内涵，本文对酒店企业文化作如下定义：
酒店企业文化是指酒店企业在长期经营管理过程中，逐渐发现、总结并凝结成的，为全酒店员工所认同并遵守的经营理念、管理制度、行为规范、企业愿景以及价值观和一切物质形态等的总和。其内容主要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以及处于核心地位的精神文化。
二、中外酒店集团企业文化的对比
（一）物质文化比较
酒店的物质文化指酒店的建筑和设施设备（即酒店的硬件）所表现出的文化，是酒店企业其他文化的物质载体。
通过对大量中外酒店的对比研究发现：相应级别的中外酒店在物质文化上差异不大。它们大多地处城市CBD，交通便利；建筑识别性强；客房格调雅致，并配备技术先进的服务设施；齐全的休闲康乐等配套设施；支持全球交互预定的销售网络。
（二）行为文化比较
酒店的行为文化指酒店企业员工在企业经营、对外宣传、人际关系活动、文娱体育活动、以及人员管理中产生的文化。它是酒店企业经营作风、精神风貌、人际关系的动态体现，也是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的折射。
中外酒店企业的行为文化差异显著，究其根本是国家文化层面上的差异。具体到酒店内部，主要体现在服务顾客时的语言、举止等方面。比如，“服务进房”和“卫生间贴身服务”在中国看来是酒店热诚待客的表现，而在外国却被视作不尊重顾客隐私，甚至严重侵犯顾客私生活的行为。
（三）制度文化比较
酒店企业制度文化指酒店企业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主动创制组织的规范体系时所表现出的文化，它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中介。
中外酒店企业在制度文化上差异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决策方式不同。在国外，由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精神的影响，企业上下级之间的权力距离较小。决策管理追求理性和民主，力求做到制度化、程序化，以此作为高效率的保证。相反，在国内，受中国传统君臣等级文化的影响，企业内部存在较大的权力距离。许多酒店企业决策方式是“环链式”，即在做重大决策时，为了保证不出现或降低失误，通常采取企业领导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决断的方式。但是，随着企业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国酒店企业的管理模式也在逐步升级，呈现国际化的特点。
（2）制度理念不同。在国外，酒店企业十分注重规章制度的建立，并要求员工严格遵守，凡事对事不对人，因此显得理性而缺乏人情味。在国内，由于大多企业都是家族式管理模式，成员之间都处在微妙的人情关系中，管理上更多靠的是无形的社会伦理秩序。
（四）精神文化比较
酒店企业的精神文化是酒店企业在经营管理实践中，在社会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作用下形成的一种长期精神成果和文化观念的综合，它是酒店企业文化的灵魂，决定着酒店企业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
在国外，酒店企业的精神文化是以追求利润和价值为出发点，但它们深谙利润和价值由人创造，也应与人分享的道理。为此，国外酒店都非常重视员工个人能力的挖掘和使用，并把酒店的利益的追求和员工个人价值的实现绑在一起。只要你有能力，有创意就能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而且，当你取得成功时，就可分享利益和获得荣耀；而当你失败时，依然能得到企业精神上的认可。
[关键词]自主学习 文化差异 建构主义 认知 任务型 合作型
[作者简介]闫爱静（1974- ），女，吉林四平人，吉林师范大学大学外语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二语习得、应用语言学。（吉林 四平 136000）
[课题项目]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西文化差异与大学英语自主学习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吉教科文合字[2010]第436号）和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西方高等教育公平性之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11B339）的结题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24-0106-02
20世纪80年代自主学习理论在西方得以系统地提出和实践，该理论强调学习者对自己的学习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意识的参与、控制并加以负责。自主学习理论对于提高学习者主体意识，突出学生主体地位，使教学过程由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有效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以及步入社会后的终身学习能力，是目前西方世界非常重视的重要教育改革方法和措施。但是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根植于西方的自主学习理论所强调的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意识、自我计划、决策和反思能力等因素在我国大学生身上普遍表现薄弱，于是自主学习理论是否适合我国国情，正引发着不小争议。本文将就此问题展开论述，并提出自主学习理论如何在我国传统文化背景下进行本土化融合。
一、自主学习理论概述
1.自主学习概念的提出。自主学习理论最早由法国的Henri Holec经过近十年的研究于1979年正式提出，即学习者自主（learner autonomy），“自己负责自己的学习的能力”；Little（1991）指出，自主学习是“一种独立的、进行客观的批评性的思考，作出决策并采取独立行动的能力”。其他语言学家和研究者根据不同视角有着其他的提法，如independent learning， self-directed learning， self-access learning 等，但这些概念的本质都体现了相同的自主性内涵：强调学习者对于自身学习的责任态度和能力。学习者要对整个学习过程，包括学习内容的选择、学习目标的确立、学习计划的制订，学习过程中方法和技巧的选用，学习结果的反思和评定等，无论客观环境如何，都要体现出高度自觉性、责任感以及相应的自主态度及能力。
2.自主学习的理论来源。自主学习理论来源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认知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 由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Piaget）于20世纪60 年代提出， 后来在维果茨基（Vygotsky）、奥苏贝尔（Ausubel）、布鲁纳（Bruner）等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的努力下得到丰富和发展，并逐渐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生是认知的主体， 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新的知识体系的建成是学习者与原有的知识体系、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不断发现和探索从而形成新的论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不是直接向学生灌输知识，而是对学生的知识建构起帮助和促进作用。建构主义理论找到了人类认知周围世界并进行知识积累和内化的客观规律，自主学习理论则是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将因此进一步获得关于自身和周围世界更大的自由，是人本主义的进一步升华。
二、自主学习理论的东西方文化对比分析
自主学习理论在语言教学方面的研究与应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在欧美已经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指导原则，许多国家和地区，如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都在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上体现了对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和训练的普遍的教育目标，并取得了外语教学的满意效果。然而当自主学习理论被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时，其文化的普遍适应性受到质疑，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自主学习理论产生的土壤为典型的西方独立、民主、自由的文化背景，崇尚自我、满足自我需求、追求独立自主的个性主义（individualism）价值观几乎在所有人心中扎下了根，因而教育过程的独立、自主对于每个人接受起来也是自然和水到渠成的。学习者会自觉地选择学习内容、确立学习目标、制订学习计划，有意识地自觉选用学习方法和技巧，同时对学习结果进行自我反思和评定。
中国自古以来的漫长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剥夺了人们大量自我决定权，一切听命于上级，即君权、父权、夫权。人们总是在自我熟悉的定位上重复着听从、服从、执行的行为，使得人们自我决断的意识渐渐淡化和模糊。虽然新中国的建立，从制度上打破了这种权力压制，赋予人们主人翁的地位，以民主的形式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但人们潜意识里仍然无法摆脱依赖和听从的思维定式。而且中华民族很多优秀的传统如“师道尊严”“孝敬父母”的“敬”“听”“从”思想一直作为中国传统美德的一部分不断延续和发展。教育过程中学生视老师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权威，对其言听计从，这必然与自主学习的基本要求产生巨大冲突，或者说对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来说是个巨大的阻力。于是国内的有些研究者认为，盲目复制这种舶来品并不明智，国外的理智的语言学家也警告把这种学习理论不加以考虑地强加于东方文化，容易犯“教学法上的霸权主义”。很显然，如果找不到该理论在我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下的契合点，那么自主学习理论要么被拒之门外，要么束之高阁，要么将面临照抄照搬、盲目移植所产生的必然失败的后果。
三、对自主学习概念及其与东方文化关系的再认识
20世纪80年代初由Henri Holec和其他语言学家提出的“学习者自主”的概念单纯强调了学习者在理想的状态下对整个学习过程的理想自控状态，是一种狭义的概念理解，按照这一标准及目标，我国一些研究者曾经在中国学生身上做的所有研究几乎都显示出我国学生极低的自主学习能力。这一结果必然导致自主学习理论在我国英语教育领域应用的挫败和悲观感，要想科学客观有效地采纳和利用该理论，我们必须对学习者自主概念的范围、程度进一步扩展，使其更具包容性，同时挖掘出我国传统文化与该理论的契合点，使其文化适用性更加广泛和具有灵活性。
著名语言学家Littlewood在考虑到自主学习概念的文化适宜性的时候曾指出三点东方特殊的文化传统，它们将影响东方学生的自主学习的模式及方法：（1）亚洲社会的集体主义导向，即以集体利益和荣誉而不是个人利益为奋斗目标，带着更强的动机与责任感进行学习活动。如为家庭、家族甚至是国家的荣誉和发展而学习，光宗耀祖、振兴国家，一直是我国很多学成者的巨大动力与鞭策。虽然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从出于集体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产生的强烈学习动机来看，与自主学习理论所强调的积极主动地学习来说并不相悖；（2）基于权力与权威的教与学关系，即师道尊严。中国自古以师者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主体，从而实现知识与思想的传播，因而师者的地位和权威一直受到重视与尊重。但是由于我国历史等级思想的局限导致学生畏惧权威、依从权威，缺乏独立思考与创新精神则需要从改变整个社会对于科学、教育及人类自身的科学再认识而实现，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3）对于勤奋的坚定信念，东方文化认为通过勤奋，跟借助天赋相比，同样甚至会获得更大的成功，如勤能补拙、天道酬勤等。鉴于此，我国传统的东方文化传统将使得我国学生产生不同于西方学生的自主学习态度、信念和模式。
除以上Littlewood指出的东方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外，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还有很多在学习动机、学习态度、与他人的学习关系、学习意志力、学习技巧、治学原则等方面广为流传的积极经验及教诲，如“天生我才必有用”“熟能生巧”“铁杵磨针”“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这些经验及教诲非常有效地激励我国学生汲取知识，完善自我，不断进步，对自主学习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和实践将起到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因此，在我国优势的传统文化背景下，运用现代科学的课程设计及管理模式，培养和加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必将成为我国大学英语改革的主要方向和内容。
四、适合我国国情的自主学习新模式
我国经济等综合能力相比西方还有很大距离，学生学习英语的环境并不理想，加之老师与学生的比例严重失衡，大班教学带来的弊端不断呈现，因此，加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不仅仅是符合人类认知规律的体现，也是迅速有效提高大学生英语学习质量，解决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瓶颈问题，更是加快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步伐切实可行的途径。2007 年7月我国教育部新制定并颁布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明确提出要“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 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结合我国的特殊文化特点和国情，确立有我国特色的自主学习理论框架和实践模式，要做到两个转变和两个结合：
1.两个转变。第一，教师角色意识和能力的转变。自主学习理论对传统教学方式最大的颠覆形式之一就是教师和学生角色的彻底转变，教师由原来课堂教学的主角、主宰和权威的地位退下来成为辅助者、协助者、设计者。这种转变要求教师从意识和能力上同时转变，而角色意识的转变则是前提和基础，这一点对于数千年来一直作为教学权威和主宰的高高在上的教师角色来说并不容易，很多教师感觉无所适从。所以通过专门的学习和培训使教师转变意识是前提，同时还要对新增加的角色责任和能力进行有效的培训和提高，从而进一步保证学生角色的转变以及教学新模式和方法的设计及实施，这对于自主学习理论的实践起着成败攸关的关键作用。
第二，学生自主意识及学习行为的转变。学生作为自主学习模式的主体进行角色转变是大学英语改革的目标和关键。我国的学生由于历史原因，习惯于听从、执行，并且学习行为多局限于记录、模仿、记忆和复述，让他们改变自己的角色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积极、主动地参与、展开课堂活动，并进行必要的思考、抉择和评判是十分困难的。而且面对我国传统文化里“面子负效应”的问题，以及“重群克己，重他轻己”的思想，学生同样很难主动地把自己展示或暴露于众目的审视之下，所以要想让学生角色发生根本性改变，教师首先要善于观察和预测学生的心理变化，并在角色意识上要对学生进行深入的指导和培训，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动机和责任意识，同时营造宽松和谐的氛围，把学生的焦虑感降到最低，而且有效地指导和培养学生的主动参与、思考和抉择的技巧和能力。俗话说“艺高人胆大”，在能力和成绩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主动性会呈现正增长。
2.两个结合。第一，任务型与合作教学相结合的课堂教学方法。鉴于我国的文化历史背景，我国的学生不适合充当完全自主学习者，我国老师相对于西方教师必须有较多的介入和引导任务，做到不专制和不垄断的同时，又不放任，使学生成为不完全自主学习者。但是这种介入和指导绝对不同于以前的角色代替似的讲解和灌输。与当前众多的教学方法相比较分析，任务型教学方法一方面能实现教师的宏观指导和掌控，同时最能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和锻炼学生复杂的思考和应用能力。而我国长期以来特有的重群克己的集体主义观念又使学生很难总是作为个体出来承担某种活动角色；相反，小组（集体）合作完成任务可以让同学们感觉更轻松自然、减轻焦虑，同时营造更多交流和互动的机会。所以任务型和合作型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可以说是较为理想的实现学生自主学习和锻炼的有效方法。
第二，课堂教学与课后自主学习相结合模式。课堂上任务型与合作型教学方法的结合能有效培养和锻炼学生自主思考、判断和抉择的意识和能力，为课后相对完全的自主学习活动做了有效的训练和准备，使得学生更快地向完全自主学习者转变。而课后的自主学习是课堂教学的有序延伸，也是实现自主学习实践、培养自主学能、实现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最终目标的必要而有力的保障。
当然，课后自主学习需要有强大和物质和技术支持。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投入的不断提高，很多学校已经建立功能较为完备的自主学习中心，但是规模和人机比例远远无法与西方相比，所以结合我国国情，有效利用现有的设备支持，设计和布置要求学生独立选择、完成、评判和反思的学习任务，并加以监督和指导，做好自主学习的课堂和课后的有效衔接，将大大加快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进程。
自主学习理论无论对于学生个体发展，还是对于整体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前景，然而切实与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相结合，进行教学大纲的调整、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方法的创新开发才能保证其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领域的有效实施并获得成功。这种结合应该体现在大学英语教学的各个宏观及微观环节，其影响力甚至有一天将波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
[参考文献]
[1]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2]李红.学习自主性与中国英语教学[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8（10）.
[3]彭金定.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学习者自主”问题研究[J].外语界，2002（3）.
[4]戚宏波.学习者自主的理论溯源[J].山东外语教学，2007（6）.
[5]王笃勤.大学英语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J].外语界，2002（5）.
[6]张建伟，陈琦.从认知主义到建构主义[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4）.
[7]Hedge T.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M].Oxford：OUP，2000.
[8]Holec H.Autonomy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M].Oxford：Pergamon，1981.
关键词：国家文化;潜在举报人;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伦理冲突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1-0044-04
基金项目：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促进我国城市居民家庭功能整合的社区治理研究”（14YJCZH103）;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公民社会视域下我国行政伦理决策问题研究”[吉教科文合字（2013）第74号]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昕（1980-），男，长春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长春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分析及行政伦理理论研究。
国家文化对于潜在举报人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并不突然，甚至让人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事实上，这种影响从早期的家庭教育就已经开始侵入，通过学校学习、组织工作以及与社会相接触进一步加强。这些精神领域上的变化影响人们的性格、信仰以及伦理判断，Sparks & Pan（2010） 肯定这种影响的存在，并认为“伦理判断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评估过程，但它包括了某些无意识的本能的判断，受制于本身固有的信念和偏见”。[1]Rest（1986）在对伦理判断进行定义的过程中也提出本能伦理判断的辅助作用。Messick（2009）甚至认为“伦理判断更多的是一个本能的过程，而不是通常被认为的存在某种伦理决策模式”。[2]当然并非所有的国家文化都会指向举报行为的正义性，国家文化某些负面的作用也会抑制举报意愿，给潜在举报人带来伦理判断上的困扰。
一、崇尚集体主义的国家文化对于举报行为的抗拒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公认的伦理认知，韩国的儒家文化以及日本的终身雇佣制是亚洲文化的代表，这两种特殊的社会文化，都一定程度地抑制了潜在举报人的举报意愿，尤其当举报人强烈的个人伦理认知遭遇社会文化抑制时，就会产生由于压抑自身伦理冲动而出现的伦理矛盾。当然，随着国际合作的不断加强，西方管理方式和文化思想都对原有的亚洲文化氛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韩国的儒家文化以及日本的终身雇佣制，都伴随着这种国际文化的融合出现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其所坚持的部分理念也逐渐发生改变，但社会文化的根本不会轻易被改变，尤其存续在人们内心当中的、根深蒂固的伦理认知仍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日常的行为模式，因而儒家文化和终身雇佣制所带来的对于举报行为的抵制也会保留在潜在举报人的潜意识当中，这也是国家固有的社会文化为潜在举报人带来伦理困扰的一个缩影。
1.崇尚儒家文化的韩国并不鼓励举报行为。2001年，韩国第一部反腐败法提请审议，迅速引起社会范围内的激烈辩论，人们对于是否应该对那些举报他们所在组织不法行为的人给予法律支持莫衷一是。反对者惊讶这种法律意识的诞生，认为“这种激进的告密行为只能存在于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国家里，不应该也不允许存在于韩国这种遵从儒家思想和集体主义的国家当中，支持举报行为将直接破坏组织和谐发展，甚至动摇社会的和谐发展的根本”。[3]儒家文化在韩国拥有近2000年的漫长历史，虽然韩国不是儒家文化的原产国，但并没有经历类似于我国新文化运动和的文化革新运动，也没有遭受“”式的文化冲击，因此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儒家文化的思想精髓。这也是韩国在面对西方文化侵染过程中，一方面能够取其精华大力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加快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去其糟粕抵制金钱至上、个人主义和糜烂生活的主要原因。对于儒家文化的坚持造就了韩国富有特色的社会文化，在面对他种文化冲击的国际现实当中能够稳中求进，以不变应万变，但儒家文化的固有弊端也随之保留了下来，存续在韩国社会文化当中，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举报行为就是其中之一，儒家文化营造的社会伦理氛围极大地限制了潜在举报人举报意愿的产生。
“等级观念”束缚潜在举报人的举报意愿。儒家文化的核心构架“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实质是封建社会为了能够限制民众思想从而巩固其帝权统治而定制的伦理规范。“三纲五常”要求为臣者、为父者、为妻者要无条件地服从其君、其父和其夫，从而强化国家和中央的权力，也硬性的规定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因为任何社会角色都逃离不了君臣、父子、夫妻这三种基础关系。朱熹的这种思想对韩国的民众具有异常广泛、深远的影响，“韩国《宪法》明确规定，大韩民国是‘三权分立’国家，但实际运作上是以总统统率的行政机构为‘纲’，政府享有最高的权威和最大的权力。”[4]国家最高权力的设定直接影响各级公共组织，间接影响国内各类组织，这种权力服从在等级结构清晰的组织当中表现尤为突出，组织成员被要求严格执行上级的一切命令，任何质疑都被看做是愚蠢的表现，对错误行为的质疑就是对管理者权威的挑衅，也是对组织权力分配的不信任，这种对于绝对权力的服从随着西方文化的介入和国家新型教育的开展在逐渐淡化，但融于启蒙教育的“等级观念”仍然是潜在举报人举报意愿产生的阻力之一。
“家庭观念”阻碍外部举报行为的产生。儒家文化强调家庭观念，其推崇的君臣、父子、夫妻都是在“家”的概念下产生的，“国”即“家”，在“国”的治理当中“君”即为“父”，对于君的服从要像在家里尊敬父亲那样;“家”亦即“国”，在家的生活当中“父”即为“君”，对于父的尊敬也要像在国家治理当中对于君的命令一样，因此在儒家文化理念当中“国”和“家”是同等含义。这种“国”和“家”很快就过渡到在日常组织生活当中的由血缘、地缘、学缘（同学、师兄弟）关系产生的“家族意识”。在家族意识的影响下，每个人都不孤单，自动形成意识中的各种团体，团体成员对于团体利益具有强烈的保护意识，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排外情绪，每个人只有在团体当中才具备应有的个体价值，只有在为团体目标服务的时候才具备行为价值，因此，这种家庭意识的负面影响就是重视人的社会属性而忽视了人的个人属性，个体成为国家、组织、团体的附属品，失去自身独立伦理辨识的动力。于是，对于血缘、地缘和学缘关系的强调充斥当代韩国的各个领域，自动团队归属造成了众多的利益群体，这也是韩国严重、贫富差距加大的根源之一。这种家族观念不仅使潜在举报人丧失自主伦理辨识的原动力，同时在家庭观念的利益驱动下，很少有人会将“家庭”范畴内的错误行为向“家庭”以外公开，这不仅会使自身遭到“家庭”驱逐，同时其他“家庭”也不会接纳一个背叛者，失去家庭庇佑的举报人将承受道德的谴责和现实的报复。
“和谐观念”削弱潜在举报人的举报意愿。“三纲五常”中的“五常”包括“仁、义、礼、智、信”，其中孔子对于“仁、义、礼”的解释为“仁者人（爱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礼记・中庸》）
，强调“仁”是对他人要谦让、容忍，创造和谐;“义”是在他人遭遇困难的时候，主动伸出援助之手;“礼”强调对人应有礼，弯腰低头，以敬待人。其强调的根本核心就是要创造仁爱他人、谦让有礼，和谐的社会关系。韩国社会当中很强调“仁、义、礼”，重视社会的和谐和组织的有序，在日常生活当中，韩国人很重视对于前辈的尊重和对于敬语的普遍使用，这种谦和有礼的处事风格有利于形成组织凝聚力，但不利于由举报意愿到举报行为实施的转化，当潜在举报人发现他人错误行为时，想到的不是如何阻止其继续发生或者怎样进行举报，反而是设身处地的为错误行为的实施者寻找辩护理由，以理解和谅解错误行为的存在为出发点，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
的处事原则主动放弃举报行为，以谦卑有礼的态度向错误行为的实施者提出自己的想法。以上种种以儒家思想为伦理主导的行为，很难想象会及时制止错误行为的继续，反而在发现错误行为的同一时间就开始逐渐削弱举报意愿，最后即使没有达到纵容也会演变为容忍。
2.日本的终身雇佣制阻碍举报意愿的产生。日本终身雇佣制度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一度被认为是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原因。采用终身雇佣制度的组织在管理上具备一定的优势，首先，处于终身雇佣制度调解下的组织富有凝聚力，所采用的年功序列工资机制也有利于员工与组织之间产生相互依赖的雇佣关系，同时组织可以投入大量资本进行员工培训而不需顾忌人力资本的流失。其次，处于终身雇佣制度管理下的员工不用担心有失业的风险，也不用忧心于跳槽公司的选择，可以完全依照组织定制的职业规划来塑造自身所应具备的各项能力;终身雇佣制度的存在客观地减少了失业、跳槽、挖人、商业泄密等现象的发生，一定程度上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和谐秩序的建立起到促进作用。但这种相互依赖和稳定社会结构的制度设计也制造了一种封闭的组织文化，强烈的依赖关系也进一步阻碍了潜在举报人举报意愿的形成。
相对封闭的组织文化限制潜在举报人的行为意识。终身雇佣制度限制组织的裁员行为，没有理由的裁员会被业界认为企业选人制度的失败或者组织管理不善的表现，因此一般情况下，员工会在同一组织当中工作多年，组织也愿意营造犹如家庭一样的组织文化氛围，促使员工将自身的利益与组织利益紧密相连，进一步产生对于组织的忠诚心理。然而这种受到社会承认和尊重的忠诚，却客观上限制了举报行为的发生，员工因为不具备接触其他文化的基础，从而在思想上被严格的限定在盲目忠诚的伦理认知上，破坏组织形象、损害组织利益的举报行为顺理成章的被认为是一种背叛，举报行为被认为是举报人不满足于组织现有的给予的一种反抗。封闭的组织文化已经先入为主地设定了举报人的负面形象，从组织成员加入组织的第一天开始，入职培训就让每个人都背负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意识当中存在如何能够平衡组织在每个人身上的付出的想法，组织无偿培训经费的投入，各种各样福利、待遇的给予，经济困难时的不裁员的承诺，都使新进组织成员产生亏欠组织的意识，尤其当以上不成文的承诺都变为现实的时候，这种亏欠心理就逐渐演变成了对组织的盲目忠诚。同时，组织愿景规划也使组织成员对于未来的职业发展充满信心，膨胀的信心使成员们认定错误行为的发生仅仅是实现组织正义愿景的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错误思想让他们认为，举报行为是无法理解最终正义的表现，是不值得信任和支持的，同样是属于非忠诚的表现。
绝对依赖的雇佣关系使举报人失去应有的保护。终身雇佣制度严格的限定了跳槽、挖人等事件的发生，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生活内容和社会关系都衍生于组织，类似于我国建国初期的“单位人”制度，正常的雇员都会有自己的组织，任何没有组织或被组织遗弃的雇员都被认为是不好的，失去了组织的保护的雇员也都变得孤单和无助，任何组织也不会轻易雇佣其他组织裁掉的雇员，因为只有那些被认为严重损害组织利益的人才会被辞退，任何组织也不会需要这样的人员。同时，终身雇佣制度又推崇年功序列工资制，即以入职的年份和资历作为主要的薪酬评定指标，每个跳槽或被辞退的员工在新的单位的年薪都要从头算起，这也使许多人无法承担跳槽的代价，以上制度优势促使组织和雇员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的依赖关系，同时其制度劣势就是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也变相的使举报人失去了应有的救助保护。举报人的行为可能导致组织利益受损，也会使组织的社会声誉和业界威望一落千丈，因此，任何组织也无法容忍举报人继续工作于本组织当中。终身雇佣制度下的解雇，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损失，被解雇者不仅需要面对现实的失业损失，同时还要面对未来的就业压力。因此，绝对依赖的雇佣关系也严格的限制了潜在举报人举报意愿的产生。
二、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家文化对于举报行为的抵触
相对于集体主义，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家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上更加能够接受和理解举报行为，但事实上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国家文化当中，仍然存在来自于国家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对于举报行为的抵触情绪，这种抵触情绪并不明显，作用也并没有达到彻底改变潜在举报人的举报决策的程度，但在潜意识当中却发挥着微妙的能够影响伦理判断的作用。
1.美国个人主义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逃避思想。个人主义在西方文化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是资本主义社会模式和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的基础。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权利、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个人价值的至高无上，这些观点在美国的文化体系中尤为重要，从1776年《独立宣言》的开始，独立自由的个人价值理念便成为美国的立国之本，个人主义也成为美国文化的精髓之一。
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家应该远比崇尚集体主义的国家更加具备举报动机，然而研究发现，美国的传统个人主义文化过分强调个人利益的尊重和保护，促使行为个体产生一种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间接导致了一种凌驾于举报之上的行为――“逃避”。Louis Hartz（1955）在传统文化的产生和继承中找到这种隐藏在个人主义文化下的逃避思想，“欧洲人从17世纪来到美国本身就是对于欧洲苦闷生活的一种逃避，欧洲人当时一部分留在国内在与教规和封建的统治阶级进行斗争，而另一部分就选择了逃避，远避到陌生的今日的弗吉尼亚州，留守的人在社会体系中为了自由而斗争，而远避的人也为了建立自由而努力，不同的是远避的人只需要进行建设，而不需要对抗。”[5]Hirschman认为这种离开而不想要对抗的固有思想一直存留在最初殖民的一部分人的记忆当中，并且“这种凌驾于乱糟糟而又心碎的举报行为之上的干干净净的离开自始至终贯穿于美国国家历史当中”。[6]逃离欧洲的人在美国建立了新的国度，他们取得了远比留在欧洲继续斗争的人们更多的自由和平静，虽然这种奔向自由国度的讨论存在部分虚假的夸张，但这种虚构却给处于困境当中的人们提供了最重要的解决问题的范例。Hirschman认为这种范例效应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广阔的边界加上便利的交通环境使得美国人较其他国家的人更加倾向于用远避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顺从或者通过斗争”。[6]106因此当对于周围的环境或者社会秩序不满的时候，对于美国个人主义者来说最先想到的不是抗争，而是逃避，远离不喜欢的群体和社会环境建立新的秩序。这种文化理念也潜意识的影响到了潜在举报人的举报意愿，摆在他们面前的伦理问题是，“当你总是可以把自己从任何给定的环境中完全脱离出来的时候，为什么还有要提高你的声音去反驳从而将你自己陷入麻烦当中呢？”[6]108
然而这种远避也并非完全不需要代价，有的时候他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也给现实中的潜在举报人带来困扰：困扰之一，远避不能完全抹除过去的历史。现实中的行为个体为了逃避可能举报或者顺从所带来的不必要麻烦，一般都会选择默默地离开，但这并不能够改变了解或者知道错误事件发生的事实，因此在事件暴露后的查处过程中依然会受到牵连，某些行为个体也不会因为脱离了原有环境就会在意识当中彻底抹除害怕、担心以及伦理上的负罪感，因此无法证实错误事件将会对其带来身心上的双重伤害，就像当年欧洲殖民者为了逃离欧洲混乱的政治局面而来到美国，但并不能完全切断对于欧洲事态的关注一样。困扰之二，逃离将受到忠诚质疑。逃离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无声的对抗，与举报行为形式相反但同样受到管理者们的憎恶，举报虽然直接被划归为背叛但举报人仍相信组织当中还有正义的存在，而选择离开的人却是彻底地对组织丧失希望，完全的放弃，因此某种程度上离开反而是最不具备伦理正义的行为，完全是不忠诚的表现。同时，逃避者并不一定会脱离某个国家或者某个领域，当他的不忠诚的逃避行为被第二个接纳他的组织所发现时，也会产生某种憎恶的情绪，因为没人敢保证他的逃避思想或者逃避行为不会产生某种思维惯性，一旦组织遭遇困难，具备逃避思想的人往往最先放弃组织而找寻自我脱身的退路，因为他不在乎再次的逃避。困扰之三，逃避意味着要为新的开始付出努力。选择逃避的举报人会尽量切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当然也包括已经建立起来的一切社会关系、生活秩序以及个人成就，一切都要重头做起对于某些无法割舍过往成就和无法再创造辉煌的人是巨大的困扰，尤其当这种割舍成为一种惯性和借口时。
因此，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人也并非完全具有崇尚大无畏的英雄主义和打破一切的反抗精神，在其传统文化中隐藏的逃避思想也被现代美国人所继承下来，当遭遇错误事件，迷茫的潜在举报人因为无法判断哪种行为更符合伦理正义、何种行为更符合个人利益时，潜意识当中的逃避思想将倾向于暂时的将自己与错误行为隔离，但这种隔离又产生一定的成本，在潜在举报人无法判断是否能够承担所需要付出的逃避成本时，他将又会陷入另一个判断困境。
2.英国保守主义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妥协思想。英国也普遍崇尚于个人主义思想，尊重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尤其对个人政治权益非常重视，然而英国的个人主义思想却是在传统的保守主义国家文化的束缚中逐渐成长起来的，这也造成了个人主义思想中带有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色彩。英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历史悠久，有学者推定这种保守主义文化源于英国特殊的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恶劣的生活条件促成了英国人早期的忧患思想，同时造就了英国人对于稳定生活的渴望和现有资源的珍惜，当这种群体意愿达到极致时便产生了畸形的政治妥协和政治宽容，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威胁，这也是保守主义所蕴含的核心思想。这种由保守主义衍生出来的政治妥协贯穿了整个英国政治发展史，1689年形成多方政治妥协的最终成果――《权利法案》，公民获得了受到限制的政治权利：“公民不具备凌驾于接受统治的义务之上的自然权利”;[7]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获得了制度和议会的承认;国王和旧贵族获得了君主地位的保留，从而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君主立宪制度。这就是英国保守主义传统文化衍生出来的政治妥协思维主导下的政治改革，“只能局限于有毛病的部分，局限于有必要做出改动的部分;就连在这种时候，也只能在不会瓦解国家与政治整体的条件下进行，目标是从原有的社会因素中创建新的国家秩序。”[8]与生俱来的政治敏感性使得保守主义的坚持者意识到，旧有的秩序已经无法面对新生势力的冲击，人类对于新生事物的恐惧本能又使他们产生对于习惯事物的依赖，因此造就了多数英国制度设计都是保守主义者被迫妥协，而在政治妥协中又争取到了部分传统的延续。“保守主义是一种把变革捆绑起来硬塞在传统之中的保守主义。即传统是传统，变革也是传统，因为变革是传统的再生，变革是传统的延续。”[9]
英国举报制度设计也是保守主义政治妥协的结果。为了能够限制政治腐败和平息民众对与执政党不作为的不满，英国1998年颁布了《人权法案》（Human Rights Act）和《公共利益披露法案》（Public Interest Disclosure Act），但是两个法案都存在着明显的对于旧有权力维护和对举报行为的限制。《人权法案》承认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包括自由地持有观点，接受和传播信息和想法的行为不受公共权力的干涉，但并没有完全释放雇员对于组织事务的揭发权利。法案中严格限定公民言论自由权利并不涵盖对于机密信息的披露，也通过明示和暗示的条款来保护对于这些信息的披露，即使对于不涉及机密的材料的揭露，也会被认为是对于忠诚责任的破坏或者是对雇用合约的违背而被视为违法行为，这就进一步限制了雇员对于组织错误行为的揭发。《公共利益披露法案》是英国《劳工法》的一部分，规定雇员在发现组织错误行为时可以向有关权力机构进行举报，并且国家有责任对于实施有效举报的雇员进行保护。但该法案对于可以获得国家保护的举报人具有严格的限定：“（1）行为具备良好的诚信;（2）任何涵盖的信息和指控必须是真实有效的;（3）行为不是以个人获益为目的;（4）举报人必须首先将大部分相同的信息向雇主进行举报，除非有理由相信他们将因此遭到报复或者如果雇主警觉后会隐藏和销毁证据;（5）行为必须是合理的。”[10]从两部有关举报的法案当中不难发现，英国政府还是希望通过雇员的举报行为剔除违法违纪行为以及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健康，但英国政府的保守思想使其在制定法律时，又对举报行为提出很多的限制，这样势必为举报人带来一定困扰：首先，对于错误事件的定位提出要求。英法案要求被举报的错误事件的危害程度、范围都要达到相当程度，并且在事件性质上属于对公众健康和安全构成威胁的事件。这样高的评估要求促使举报人不仅要对错误事件的整体危害进行慎重考虑，同时也缩小了应被举报的错误事件的范围，其暗示的限制为：没有达到举报程度的事件，即使属于明显的违法行为也不需要进行举报。其次，对举报行为的合法和理性提出要求。即举报人的举报信息不能涉及组织的机密，同时又不能违背与组织签署的任何合约。但事实上，错误行为的有效证据大多属于组织运营的机密，而且任何雇佣合同都会对雇员的责任和义务进行严格规定，类似不能背叛组织的条文大多也涵盖其中，因此这种对于不涉及组织机密和不违背雇佣合同的规定也限制了举报行为的产生。最后，对于举报人的保护限定。英法案当中应允的保护中限定举报人必须首先进行内部举报，只有存在明确证据表明内部举报可能影响举报结果时，才能直接采取外部举报，但事实上，不具备合理程序和组织支持的内部举报对于举报人的威胁要远大于能够引起公众共鸣的外部举报，尤其当举报人无法判断内部举报的结果时，举报行为将遭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因此，在英国保守主义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其个人主义也只能妥协于部分权力的持有，对于个人权益和个人自由的坚持只能保持在法律严格限定的范围以内，而保守主义的社会稳定和传统延续思想促使其政策规划和法律制定都偏向于矛盾的内部协商解决，而不是这种将矛盾表象化的激烈举报行为。因而保守主义的传统文化孕育了人们解决事务的习惯，这种习惯融入到社会运行规则的制定，融入人们日常处理事务的习惯，也融入潜在举报人关于举报行为实施的决策当中。
三、结论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公认的伦理认知，并且伴随着世界文化的融合，每个国家的固有文化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演化，在文化融合中，可能某种意识形态在加强、可能某种伦理认知在减弱，也可能正处于思维过渡阶段的迷茫，但他们都无法摆脱由于民族文化传承所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韩国吸收中国古代传统儒家文化经典，日本为了恢复经济繁荣而创造出的终身雇佣制度，美国自由奔放的个人主义产生了独善其身的逃避思想，英国谨小慎微的保守主义造就了维稳求安的妥协思想，无论是崇尚集体主义的东方国家还是崇尚个人主义的西方国家，在其历史文化当中都能够寻找到使潜在举报人产生伦理判断困扰的因素，这些因素随着文化的进步逐渐沉淀在潜在举报人的潜意识当中，成为举报人伦理困境产生的根源。
参考文献：
[1]Sparks J. R. and Y. Pan. Ethical judgments in business ethics research Definition， and research agenda[J]. Joura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0， 91（3）.
[2]Messick D. What can psychology tell us about business ethic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9，（89）.
[3]Heungsik Park， Michael T. Rehg， Donggi Lee.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 Ethics and collectivism on whistleblowing intentions： a study of South Korean public employee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Vol.58， 2005：388.
[4]朴永焕. 反思韩国儒家文化的当代表现[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
[5]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55：85.
[6]Hirschman A O. Exit， Vocie and Loyalty[M]. Cambrida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106.
[7]斯克拉顿.保守主义的含义[M]. 王皖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2.
[8]爱德蒙・柏克.自由与传统[M].蒋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