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把握新媒体环境，引导主流文化传播
社会环境的发展与变迁要求社会确立优秀的主流文化，同时对优秀的传统话进行有效传承、改革与创新。毫无疑问，社会是新媒体使用最为广泛、最为活跃的群体，新媒体环境对现代社会人民的社会管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新媒体环境是社会环境中人与物的延伸，是现实环境与虚拟环境交替影响的一个重要系统。新媒体环境下社会管理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以“中国梦”新的理念与正能量驱动社会人民在新媒体环境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与能动性，积极建设健康向上的新媒体环境。社会管理者在工作过程中，要科学把握新媒体环境，提高自身对新媒体环境新的信息辨识与信息选择能力，深入了解新媒体环境下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思想动态与心理特点，立足于新媒体环境的信息传播功能机制与交流技巧，健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管理机制，转变社会管理传统的工作方式和思路，营造有利于社会人民思想成长、综合素质提升的新媒体环境。“中国梦”新的思想理念为教育者在复杂的新媒体环境中如何辨识、选择正面的新媒体信息，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能动性与创造性提供理论支撑，要建设一个积极向上的新媒体环境，全面调动学生适应新媒体环境的主动性，开发新媒体环境的教育价值，基于新媒体环境拓展社会管理的育人功能，创新社会管理的发展路径。同时，根据社会人民的思想动态发展与精神文化需要，建立融合当代社会主流文化，社会思想、知识性以及服务性与一体的网站，强化新媒体环境培育社会人民的重要影响力，研究社会管理在新媒体环境下创新发展的突破点，实现师生之间的网上与网下互动，确立社会人民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探寻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通过不断的探索与实践经验总结，全面、科学的把握新媒体环境的作用机制与实现方式，立足新媒体平台与社会管理实践教育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转化，进一步健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管理的保障机制，创新社会管理的方式方法，全面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发展。
二、国防教育是实现社会科学管理的关键环节
(一)国防教育是实现社会科学管理的重要路径
中国国防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国防教育的载体选择是国防教育内容的承载形式，国防教育要素的联系纽带，国防教育活动的组织形式，实践中应科学选择国防教育载体，全面发挥教育载体的长效功能。国防教育主要核心是培育与中国梦相适应的国防理念。国防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保证，国防教育对国家国防建设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亟须努力培育与中国梦相适应的国防观念，全面建设、巩固与发展中国的国防力量。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支柱，培育与中国梦相契合的国防教育观念首要普及、强化的国防教育，训练群体国防知识与技能，强化执行国防义务的能力与意识;其次要科学把握形势发展方向，坚持与时俱进，传承国防文化，创新国防教育方式，以全国为传播载体，将国防观念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各行各业，渗透到社会人民的思维与生活之中。中国国防文化建设过程中要秉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理念，跟随改革开放的步伐，走进世界，开阔视野，汲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理念，有机统一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单一性与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树立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尊重新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新的价值体系。中国国防文化的凝练与培育工程需要以民族文化为建设载体，将民族文化作为中国国防文化建设的原动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民族文化，强化社会人民的民族认同理念，促使社会各层群体形成正确的国防意识与观念。
(二)基于国防教育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
中国国防教育载体的运用直接影响着中国国防教育整个过程开展的效率、效果与效益，国防教育载体具备承载性、目的性、系统性、相对性及规范性五大特性，研究国防教育载体运用策略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第一，基于国防教育载体，整合价值观教育。科学选择国防教育载体，面对中国社会实施国情教育、国家安全观念教育、近代史教育、国防义务意识教育。中国国防教育载体运用策略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际，着眼于世界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前沿，汲取世界优秀科学文化理念，传承中华各个民族的优秀传统，以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与稳定力为实施目标，以正确精神文明理念引导社会，进而全面拓展中国国防教育文化，实现中国教育载体的社会价值。第二，强化社会国防文化培育。中国国防教育是社会建设与巩固国防的重要基础，是捍卫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综合国力的有效途径。中国国防文化教育培养要紧贴时代主题，从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整合社会相关力量，从军事干部的思想抓起，提升军事干部的思想意识与综合能力，全面发挥领导干部的正面影响力，推进中国的国防教育工作，强化社会的国防观念与忧患意识。国防文化培育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思想理论为实践执行过程的结合，思想理论培育要使社会具备国防建设的基本知识，具备快速的应变能力与专业技能，具备一个正确的内在动机与态度;在实践执行的过程中，要求社会遵守国防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注重人文理念与思想道德的培养，总结相应的经验与教训，并反馈至相关的国防文化建设项目之中，创新中国国防教育实施途径。第三，融合国防教育与国内培育目标要求，提高中国对国防教育载体的认知水平。对中国国防教育的过程中，要以军人的精神风貌为载体，创新爱国主义内容，整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将国防教育与社会教育有效融合。国防教育过程中，要透过国防教育载体建设符合中国国情发展的国防文化，全面拓展国防教育内容，开展国防教育活动，激发中国的爱国主义情感，强化社会的危机感与忧患意识，建立的责任感与荣誉感，将国内的理想与目标转化为国防建设的驱动力。国防教育是实现社会管理的关键环节，直接决定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结束语
一
文明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易经》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解释道：“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早期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总是以自然界为参照系，而且原本就视自然与社会为一体。古人所谓“天下文明”，首先指的是一种美好的自然状态：春光明媚，万物竞生，赏心悦目；进一步则指人世间即社会的和谐、有序与清明，指社会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已不再指涉自然，而专指社会摆脱“野蛮”的发展状态。
借助于传统的物质与精神二分法，人们习惯于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分类概括了人类文明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能够抓住文明的这两大方面，无疑也就把握了社会文明的整体。但人类文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它同时还包括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规范体系。在物质与精神二分法的理解中，文明的制度方面往往被归入精神文明方面。然而我们知道，制度不仅具有精神性，而且具有物质性；不仅是观念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历史形式，制度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将社会文明的这一方面称为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即政治制度文明，无疑是社会制度文明的核心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因为除了政治制度，还有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三足之鼎立，使社会架构保持稳定。其中任何一足的偏废，都会导致社会的倾颓。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技术能力及其创造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为前提，物质生产劳动又以劳动者所拥有的物质技术能力为手段，而这种物质技术能力则是以一定的劳动资料为标志的。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物质文明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而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物质技术能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物质文明的核心在于其技术文明，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物质技术的发展程度。从社会由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向信息技术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巨大步伐。
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大体分为两方面：其一是科学文化方面。这是人们在客观知识和生存智慧上的进步状态，表现为社会的教育、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其二是思想道德方面。这是人们在观念意识和人际协调上的进步状态，包括社会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风俗时尚，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表现为人们的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社会组织的有序和协调。社会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科学文化方面是精神文明中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所在。思想道德方面则规定着科学文化乃至整个人的活动的方向，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反映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质。
物质文明无疑是精神文明的前提，没有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本就无从谈起。反过来说，精神文明又是巩固和发展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并且通过思想观念的导引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文明。人类作为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主体，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组成某种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以一定的社会制度为其条件，而一定的制度文明又是由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决定的。制度是文明创造者的社会结合、组织和协调方式，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总体上是在互动中发展的，既有相互促进，也有相互制约。三种文明发展的曲线，总是在协调与不协调、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摇摆。这三匹马拉动的社会文明之车，可以由于其中一两匹骏马的带动而疾驰，也可能因为其中一两匹弱马的拖累而缓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各自作为子系统在系统中综合的结果。系统整合的结果，可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可能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系统整体内部各部分间结构和功能关系的优化。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而滋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意识，严重干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和运行。某些腐朽、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借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之机沉渣泛起，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历史再一次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
针对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甚至出现“滑坡”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必须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我国新世纪社会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
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体系，是现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总趋势和总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曾经出现过一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模式逐渐受到来自经济发展本身的严峻挑战。能源和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全球性问题，都是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恶果，如今已成为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还蔓延种种“社会病”，造成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某种程度衰退的共生现象。在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之后，人们的发展价值观开始转变，“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这种新的发展观在注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同时，强调建设现代社会文明以及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此后，“综合发展观”又进一步将人类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现象，必然涉及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要求社会机体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健康的走势和内在的活力，并给社会带来公正、安全、平等和文明。精神文明如果长期落后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就可能积淀为严重的社会意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造成社会发展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消极因素，往往要比来自市场本身的消极因素顽固得多。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实践证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实行市场经济，就越是需要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并把这种建设融会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全部过程。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对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高度依赖，集中体现了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同志4月28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中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可以而且应当大有作为的。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成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着思想保证。哲学社会科学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思考的对象，分析和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探索和揭示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它所提供的科学成果，不断为人们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当代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鉴别力和思想素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正确、合理、有效的实践方式。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知识依据和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构成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不仅使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得到深化和拓展，而且使人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在社会认识、管理和决策方面，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专家多方面反复论证，而且需要广泛听取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的意见。所谓科学认识、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中的“科学”，应当是全面和综合意义上的大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尤其需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的不同看法。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规定社会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体现在它的科学文化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思想道德方面。而无论科学文化的进步或思想道德的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它规定和保证科学文化进步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为人们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和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为人们确立思维方式、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提供理性规范。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的兴盛或衰落标志着社会精神文明的兴盛或衰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意味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它的停滞或落后则表征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停滞或落后。哲学社会科学代表着社会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缺乏自我意识，他可能是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一个社会若缺乏自我意识，无异于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人在不清醒状态下的行为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构成威胁，如果整个社会都不清醒，没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却又不断地采取行动，其危险性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兴旺发达和发挥作用，是社会精神文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尤其具有这种标志性的作用。有人曾以哲学倾向来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的文明与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哲学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内的整个文明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指出：“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哲学何用？作为人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观念把握方式，哲学为人类提供理论思维。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社会提供确定性认识，为社会规范提供科学依据。而哲学则进一步凝结着科学中最核心、最精华的东西，形成以哲学理性为特征的理论思维，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是哲学思考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分析、综合、批判和反思，给人智慧，使人聪明。但哲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伦理等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以此为思想素材的哲学的充分发展。全部精神文明与哲学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是内在地联系着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哲学概括了社会精神文明的精华部分，把日常认识和科学认识上升到哲学认识的高度，从而抓住了它的灵魂、本质或核心，使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质的飞跃。因此，哲学是精神文明较高的发展层次或阶段，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晶。任何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任何高度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高度发展的哲学。真正的哲学总是反映自己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并促进一定时代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当代，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堪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的哲学。
四
从人类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内在联系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以社会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方面为研究的对象，成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觉意识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与同属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方面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促进自然科学的进步。
纵向考察科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今天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到分化，再由分化到整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古代，人类科学知识呈现整体性的特点。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一起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既无门类之分，更无学科之别。我们很难认定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纯粹的科学家，也很难断定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究竟属于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古代社会的神权是既反科学精神也反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从神学和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开来，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才逐渐形成的。
在近代，科学明显呈现分化的态势。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数百年间，科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分化，首先是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然后是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进一步则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各自学科的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这种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而且越分越细。然而科学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制约着学科的分化，“分久必合”，在当代，科学学科的发展又显现出整合的特点。
科学研究的共同使命是探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科学探索，二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从根本上讲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都是对人类的生活、实践、需要及其主客观条件的认识和理解；都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都在思想的探索中体现出求实、创新和理性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联系，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历史的暂时性，“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历来有结成联盟推动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传统。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正在结成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联盟，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呈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学问题相互融合。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出现，往往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协同研究方能解决。“人体基因组计划”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启动的一项全球性合作的科研大课题。这本是一个遗传学课题，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伦理、商业、法律和哲学上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关于个人基因组资料的隐私权问题，关于不以人作为实验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维护医德和科学道德等伦理问题，关于人体基因研究成果的商品开发所涉及的商业和法律问题等等。
二是科学学科相互交叉。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系列“横断学科”，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连接和贯通起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异军突起，横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很深的鸿沟，而是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成为众多新的科学理论的生长点。
三是科学方法相互借鉴和吸收。自然科学中常用的数学方法等研究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社会科学确立的“解释学方法”已为自然科学所采用，自然科学正在经历“解释学转向”。这些表明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趋同和一致性。除此之外，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反馈方法、黑箱方法、模型化方法和最优化方法等现代科学思维的一般方法，也都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得到广泛运用。
论文摘要: 人文社会科学是人类整个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概念及分类，探讨目前我国高校认可的社科成果评价体系，阐述高职院人文社会成果评价的八项原则。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已成为学术发展的瓶颈，不科学、不合理的评价已催生了大量的学术不端现象甚至学术腐败，严重阻碍了学术的繁荣和发展。高职院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中坚力量, 迫切要求加强建立和完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和机制, 鼓励科研创新, 营造崇尚学术、促进学术进步的良好学术氛围和制度环境。探讨高职学院人文社科成果的评价原则，有利于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高职科研竞争力。
一、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概念及分类
人文社会科学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社会变革等社会现象作为其研究对象, 其研究成果本身就是以对诸多社会现象、社会规律、社会实践的价值和意义作出判断和评价的形式而存在的, 相比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 表现出其内在的广泛性、复杂性、历史性和社会性。人文社会科学是一个由众多学科组成的庞大学科群，包括：哲学、历史学、文艺学、宗教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军事学、新闻传播学、体育科学、情报与文献学、地理学等25大类。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形式可分为：著作、论文和研究咨询报告三类，按研究的内容分为: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决策咨询研究。
二、高校认可的社科成果评价体系
三、高职院人文社会成果评价原则
1.科学性原则。首先要有科研理论做指导，使评价指标体系在基本概念和逻辑结构上严谨、合理，抓住科研工作的实质，并具有充分的针对性。同时，还必须客观地反映高职院校科研实践，抓住科研工作中最重要的、最本质的和最有代表性的方面。合理、有效的成果评价不仅包括制定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而且包括评价者对评价指标的科学、规范的掌握和运用, 即评价体系与评价形式的双重科学性。
2.创新性原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以探索性和创造性为基本特征的，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的过程，是不断修正错误的理论和认识、正确把握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指导人们实践的过程。高职社科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创新性，应当是评价科研成果的唯一标准、最高标准。不具创新也就失去了学术意义。
3.可比性原则。评价体系要能适应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评价对象间的比较，既适应于同一对象基期与报告期的纵向比较，又适应于不同评价对象之间的横向比较。同时，高职学院的科研水平与能力是不可能与办学历史较长的本科高校相比拟的，因此，在横向比较时应按同类型、同层次的学校来进行比较和评价。
4.实用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具有简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简约性指尽量选取较少的指标反映较全面的情况；可行性指评价指标所需的数据要易于采集，无论是定性评价指标还是定量评价指标，其信息来源渠道必须可靠，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能够保证，并且容易取得；可操作性指所选取的指标要尽量与评价对象现有数据衔接，必要的新指标应定义明确，便于数据采集。高职学院的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社科成果，必须对高职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有指导意义，产丰富与充实其它科学的的理论，才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5.实效性原则。一方面重视成果自身“含金量”及对学科理论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另一方面, 有些社科研究成果包涵巨大的潜在效益, 是社会现象历史轨迹的再现, 需要时间和实践的双重检验, 社科成果评价者也必须重视这种潜在性。高职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不长，理论研究不足，因此研究和探索高职教育与院校管理的成果，对促进区域经济建设、更好地实现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功能具有现实意义。
6.综合性原则。成果评价不仅是对成果价值的一种认可, 更重要的则是对社会行为的规范发挥潜移默化的主导和辐射作用。由于社科研究的社会性和时代性以及成果价值的多样性, 使得社科研究成果的评价表现出高于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复杂性。建立在成果价值多样性和复杂性基础之上的评价准则, 具体评价时必须考虑因地、因时、因人等各种主客观因素, 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整体性。
7.发展性原则。社会在不断发展，这就要求社科研究成果评价者必须与时俱进, 以科学的发展观去评价具体的研究成果。另外, 评价的标准也要随之不断地发展变化, 以适应社科发展的趋势和规律。随着高职教育的发展，对高职教育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因此，高职社科成果也要不断推陈出新。
8.同行性原则。从对研究成果的认识和了解程度来看, 除作者之外, 对成果内容、意义理解力、认识力最强的就是高职学院的同行们。另外从学科发展和学术方向培育方面来讲, 社科成果评价也必须高度重视和遵循同行评价原则。
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精神的载体兼具传播科学精神的重要作用，受分科教育系统和二元论世界观的影响，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担负人文精神传播的重任有其自身的优势。社会科学普及即个人、组织有目的地将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面向民众进行广泛传播，社会科学普及是社会分工背景下成果共享的必然要求，是人类社会均衡发展、共求和谐的重要途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社会科学工作的下游组件，是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载体，是社会科学与民众之间的中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的共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重要性的集中表述也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中远期发展要求。社会科学普及主体的专业性、组织性和社会科学普及客体的受益范围、受益程度反映着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效果，各级社会科学联合会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体的主要组织协调者，民众作为社会科学普及的客体主要接受了安防、法规、卫生、经济等方面的服务和教育。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成效不仅仅表现在普及工作的具体实践现象中，而且还表现在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中。学术界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相关研究主要表现在意义论证、载体创新、立法保障、与自然科普工作比较、战略提升规划等方面，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实践重点集中在普及主体素能提升、普及宣传、普及策略建设等方面，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共同促进着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本质上是理念和方法的传播活动、社会性的教育行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社会科学普及作为一种广义的教育社会活动其目标必须包含“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传播理论和教育理论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并在普及工作中已多有应用，但教育哲学论的辨析鲜见。教育哲学以反思教育理念前提和实践基础为特征而区别于教育学对教育过程的控制，教育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使教育活动能够建立在稳固的哲学基础上避免教育的狂妄和迷失。教育哲学对社会科学普及的宏观指向目标具有导向作用，对社会科学普及的具体实施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以教育哲学的视角审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既是社会科学普及的自我反思也是教育哲学理论的实践检验。目前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进一步提升普及工作的效率和影响力度成为新时期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点，社会科学普及的策略建设是普及工作的理论前提。研究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客体性状和诉求是普及工作的必要准备，也是普及工作自身建设的运行保障。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策略探析可以依照普及工作的知识传播规律进行传播学、教育学构建，也可以对普及工作的运行理论前提和过程基础进行教育哲学探析，选择教育哲学视角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进行评析是相关理论的补白和实践探索的新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发生在社会有机体中，教育哲学的视角不仅能够在宏观上把握社会科学普及的方向也能在具体实施中促进反思和改良。宏观指向保障了其工作方向的先进性，普及工作的具体实施是提升工作效率的着力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教育哲学探析有着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和有益性。
二、社会科学普及的教育哲学评析
社会科学及其普及的重要性源于人本身的目的性，自然科学外求诸理于人之外（即便是以人为对象的生物、医学等领域的研究仍旧是将人作为对象和工具而外在于人），只是为了获得认识自我的多个视角，人本身仍旧是目的。社会科学是回归人的目的性的切近道路，也是人向世界出发的隐性工具。“随着自然科学和技术，尤其是生物科技和信息科技，对人类生活的日益渗透，它们缺乏人文关怀的一面也日益暴露出来”，人终究只能是目的而非手段和工具，“认识你自己”的呼声反而在当代科技盛行的背景中增强，“人作为目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重要性认同只可能暂时遗忘而不能被否决。自然科学出游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归家，只是自然科学的游子心暂时被大自然的奇妙所吸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否定项常常指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普及的肯定项与自然科学诉求同归于人。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实践和成果普及主要以社会个体和个体社会关系为对象，是人类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自我回归，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更加关注实践活动的目的性和意义性。相较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所解决的是人本身和人类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社会科学以人的社会关系为背景观照人的存在，有别于自然科学所关注的自然背景。约翰•杜威在讨论教育问题时提出：“科学的进步已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关于生活目的和生活幸福的思想。”这里的“科学”显然特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直观性上较之社会科学具有明显的优势，社会科学普及相对于自然科学普及工作有着较多的困难。困难产生的内在原因是社会科学普及的赋性没有得到普及主、客体双方的深刻认同，困难的外因在于由二元论世界观和工具理性所致的自然科学崇拜统治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科学普及是克服此困难的有效途径，社会科学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社会科学相较于自然科学更加贴近于人的存在，是对自然科学疏离人的纠错。社会科学普及的赋性在于引导、思考并解答社会进程背景下个体存在的社会意义，促进个体社会化积极效果的发生，引导个体的自我发展的同时也促进社会群体的共同发展。自然科学是人的工具而非目的，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应该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依归，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野应该在人的存在中淡化直至消除。
当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实施者的主要精力大多投入在传播社会科学知识的活动中，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功能发挥，对民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这种投入在策略上有重大缺陷，至少存在三个弊端：其一，与基础教育的功能重合。基础教育的重要目的是传播基础性的社会科学知识，基础教育未能周全的社会科学知识才是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内容，若将有限的社会资源用于重复性的劳动则降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社会科学普及由此被民众所轻视和慢待。社会科学普及内容的重复是导致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效率低下的工作认识缺陷。其二，遗落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点，难以通过引导、示范的教育功用发挥促动个体社会化的主要功能。社会科学普及的重点在于社会科学方法、思想的普及，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仅仅是普及工作的一部分，是社会科学普及重点达成的依托和凭借。通过社会科学方法和思想的传播，促进个体社会化的进程是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重点，由之进而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带动作用。其三，过渡谦让于自然科学的显性成果，轻视社会科学的隐性功用。面向细微生活的自然科学的知识传播和技能教育受到普遍的欢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若“学步”于此将导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功用的遗落。自然科学成果及其普及因其直观性而产生了光环效应，自身的不足被遮蔽；“在人们生存能力、条件和状况越来越得到很大改善的今天，人们反而对存在的意义发生了疑问，这可能是‘现代病’的总根源”，“现代病”已经逐渐暴露出光环掩映下的意义失落问题，这个问题的解答正是社会科学的重要功用所在，这种功用在时效、影响力上均强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普及的现状是放弃了自身的优势去模仿同事的特有技能，这就必然消解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方法论基础和价值性能，社会科学普及客体的感受和态度逐步惨淡，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的自信心也必将受挫。社会科学普及的策略问题在于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对象——民众的影响上则表现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认知偏差，这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策略缺陷的外在表现。民众执意于对自我生存直接获益的知识和技能，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对此有先天不足，社会科学的有益性在于对个体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进行宏观、间接地导向和纠错，这种作用具有间接性和长期性，难以对受体产生直接、短期的直观收益。自然科学普及工作的高效运行得势于民众对自然科学知识、方法和思想的需要，这种需要指向当下的生存，这是社会个体存在的必然反应。通过社会科学普及来增益社会个体乃至社会机体的存在和发展是普及工作的根本所在，如何凸显这一积极效果是提升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效率、改良工作策略的重要任务。“社会科学普及是面向大众、惠及民众的事业，民众参与的程度直接关系到社会科学普及的效果”，民众的社会存在状态影响着社会科学普及的需求度和需求内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策略和方法必须结合社会个体的具体存在状态。民众的认知内容固着于当下生存内容，忽视了生存的方向性和价值内涵，坚持以促进个体社会化和社会和谐化为纲，以民众的社会角色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参考变量，是当下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指导思想。
三、教育哲学视域下的社会科学普及策略
运用教育哲学对社会科学普及的前提、过程和目的进行分析发现，社会科学普及出现了工作观念错误、策略失误的情况，社会科学普及客体的认知偏差也产生了消极影响，应对这些问题成为社会科学普及实践的必要准备。社会科学是人的存在的意义辩护者和生存引导者，改变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观念和策略而建立起社会科学新形象能够促进民众对社会科学的认知转变。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成效不尽人意的重要内因可以归纳为功能定位错误、工作重点不明、无视自身的隐性功用三方面因素，对于民众的认知偏差的外因可以通过因势利导的策略达成弱化甚至是消除偏差的效果。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内容应该是基础教育所开展社会科学普及的补足和深化，社会科学普及的工作重点是通过引导、示范的教育功用引发个体的存在反思从而促进个体的社会化，这种促进是终身的。促进可以产生连锁反应成为个体自动克服困难、追求幸福的主动行为，无须为社会科学普及的个体依赖性担忧。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式微是社会现状的反映，社会科学普及主体也受社会现状的影响，提高社会普及工作效率的前提便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体的自身建设。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得到了初步的实现，不少同志沉溺于对成就的享乐且理想追求淡忘，其生存失去了可持续发展性。人文精神的弱化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宏观精神祈求波动的微观表现，进而弱化了专注人类社会本身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和实践下游的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也进而松懈。我党先进的
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基础维持着社会科学相关工作的前进，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应该抵制社会进程中逆流的影响，认清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通过社会科学普及对社会现状产生积极的反作用。社会科学知识传播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有限，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也非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重点应该是社会科学思想、方法的普及，促进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共同发展。知识传播只是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部分任务，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主体性任务当是引发民众反思个体存在的社会意义，探求人类社会进程中个体关系对个体发生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产生自发的知识获取行为，从而达成促成人类社会知识体系共享的目的，进而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效应。社会科学普及是当代社会意义失落症的药引，自然科学的成果只是最高伦理准则“幸福”的间接工具，为幸福进行分析和论证的只能由社会科学所彰显的社会价值体系所担当。推崇幸福的物质要素是物质匮乏年代所造成的社会阴影，该阴影被当代社会的富足和时代背景下的“和平”“发展”之光所消除，社会发展和时代背景要求社会工作者担当起回归人本身的责任，正因为这种担当使得自然科学的显性成果才能回归其所属的工具性，才能使得社会科学的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只有在这种工作环境中，社会科学普及的重要性才能得到客观、准确的表述，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的自信才得以重建。个体社会进程的视角下不乏追求理想的行为，这种个体理想追求常常圈囿于个体自身而对社会发展难以产生巨大的贡献，即便产生了积极效应也是客观结果而已，也很少会有我党创建初期、建国前后的社会群体性的理想追求图景。大多数民众大都处于社会理想追求淡化的状态，自然科学知识、方法和思想能够对其生存产生直观而迅捷的效应，社会科学知识、方法和思想被视之无用。个体的社会发展受动于个体理想而陷于直观、感受性的生存世界，奥伊肯指出：“迷恋于直接环境不可能给生活以内容，在它给我们提供的生活背后，永远有一种深刻的、无法满足的渴望。”这种“渴望”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渴望。任何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都不能脱离社会现实，都不能用不切实际的祈求带动具体的需求，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必须立足于当代社会进程和民众思想状况的特点，辩证地处理社会个体存在与发展的关系问题。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必须面向民众实际的生存，不能“空对空”地进行理论宣讲，如若这样只能自我陶醉于远离生活的理想世界，只能被生活所抛弃，最终戮害自身而自哀自怜、愤世嫉俗，这是近现代哲学本体论研究的病症，社会科学也染疾于此深受其害。社会科学普及必须立足现实，认真贯彻党中央多年前提出又在新形式下发扬光大的“群众路线”精神，引导民众发现自身最为根本的、最为重要的利益——人的全面发展，将对幸福的追求落实在具体的生活中。立足于社会个体特定的生活情境，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客体进行因势利导，才能高效的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在此所言之“势”，意指个体存在的社会性和个体意义的必要性，物质文明成为民众利益的现实表现，精神文明建设集中地表述了民众生活的隐性内容，“两个文明”的外延是社会科学普及的大势。社会科学普及不能临摹自然科学普及工作，两者毕竟有着巨大的差异，但自然科学普及工作的高度接纳性的原因作为可鉴用以变革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策略。有些研究者从强权视角提出了诸如国家权力介入、立法保障等一些建议，社会工作普及强制化的效果预期难以乐观，社会科学普及立法倡议是理想淡忘情境下意图发挥理想带动机制的国家意志手段介入，这种介入的效率已经被其特定情境所弱化，这些建议忽视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社会民众尚未产生社会
摘要：当前国内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研究阵营日趋式微，亦有许多学者质疑马克思主义是否是一门真正的政治学科。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解读并定位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的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定位、马克思主义的建构和马克思主义的善待四个方面进行严谨的论证后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政治学而且还是一门政治科学。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现正指导并将长期指导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科学；政治学当前国内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研究阵营日趋式微,亦有许多学者质疑马克思主义是否是一门真正的政治学科,更遑论政治科学了。据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一项对政治学科教材调查统计资料显示：在所调查的93种政治学科教材中,只有5部教材的书名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相关命题命名(其中国内著作4部,外国译著1部)。而笔者在苏州大学图书馆查阅的189种有关政治学科教材中此类教材更少,只有蓝英著的《社会主义政治学说史》和王沪宁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政治的逻辑》两部。窥一而知万,上述统计数据充分显示出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视程度日益降低，也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政治学的地位正日益受到以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为代表的政治学流派的严重挑战。因此,在当今社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的解读并定位,是非常有必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系统的思想观点学说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和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问世为标志。它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其主要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19世纪科学技术的新成果，特别是细胞学说的确立，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的发现、进化论的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马克思主义”一词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的总称在马克思在世时已经出现，恩格斯在80年代初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并在1886年专门作了说明。[1]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里马克思主义一直被各国无产阶级阶级确定为指导思想并指导着各国无产阶级阶级革命运动。随着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处的社会背景已发生深刻的变化。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应有地位的争论较为激烈。如何正确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对于清除各种错误观点，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地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从思维的向度出发解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座富矿，如何对其进行解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方法按照不同的思维向度划分大致有以下三种:第一种解读是马克思主义全能论。此种观点断章取义照搬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某种观点，机械地应用于社会主义实践,其收效甚微,同时产生负面效应，反而让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产生怀疑。如“中国”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该种论点的典型代表。第二种解读是马克思主义无用论。此种观点近年来甚嚣尘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的产物,已远远不能适应当前时展的需要,应坚决予以摒弃而代之于西方实证主义政治学,此乃典型的西化学者的观点，其实质是要全面抛弃马克思主义，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八九反革命暴乱”就是这种观点的极端外在表现。第三种解读是马克思主义科学论。[2]此种观点将马克思主义融入整个政治学领域内加以宏观地考察,体现了一种科学的观点。这种解读将马克思主义大致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政治学原著表达的相关政治思想,观点和学说。限于实际的运用和人们认识的局限因素,后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著作断章取义,并未真正融汇贯通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政治学思想，此乃历史的时代的和人的认识局限性造成的。因此，有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并未真正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或身后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后人对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理解和放大,积极向社会扩展,推广应用,主要表现为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铁托主义、金日成主义、卡斯特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在各自的国家成为官方的指导思想，发挥着指导实践的重要作用。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溢出,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发展。我们应承认，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真正贴近马恩的实际思想解读马克思主义。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是棵大树,扎根于西方的土地,其枝叶已发展出欧洲的范围。第三种划分的科学性在于较为客观具体,有的放矢而又不失之于空泛。同时又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中所作的贡献,做到中西兼顾，全面考量，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准确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定位。二、从科学的高度出发定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究竟应该如何定位，我认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比较论证得出。在论证马克思主义是否是政治科学之前，我们应先界定政治学和政治科学的定义。一般意义上而言,政治学是一门研究政治现象的科学。在当代政治学科的研究中,对政治学的定义主要有如下观点,即国家政治学,道德政治学,法律政治学,管理政治学,分配政治学,政策政治学,权力政治学等七种。此种划分由于观察角度不一样，其研究的侧重点亦不同，缺乏对政治学从宏观上的整体把握。笔者认为，德国政治学者列奥·斯特劳斯对政治学的分类或许更为恰当,也代表了当前西方政治学界对政治学科分类的主流划分走向。他按照政治学家从事政治学研究的方法即是运用价值判断还是事实判断的标准将政治学划分为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3]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原本都指政治学,是一回事。随着哲学与科学的分野，便有非科学的政治哲学和非哲学的政治科学之分，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坚持事实与价值相分离，主张社会科学必须将自己的研究范围严格限于事实领域，应用经验或自然科学的方法，以从中求的确定无疑的规律，从而否定了以前政治学界以价值判断区分政治学与非政治学的方法。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成为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因此，在西方政治科学日益成为政治学研究主流的情况下,将其作为判断某种思想是不是科学,应该是不失之为公正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组成的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给无产阶级的解放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它分析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规律，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了科学依据。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归宿，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终结，给无产阶级指明改变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具体条件和途径的一般规律。它首先是一种涉及到国家理论和社会改造的政治学说，其学说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用暴力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让无产阶级获得整个世界”。这种国家主张和社会理想的主题应归属于政治哲学之类。[5]马克思主义在立足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价值判断的前提下,在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分析中运用各种数学知识和统计工具等实证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从历史,经济,阶级等方面进行严密论证,从中高度抽象地概括出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必然规律。[6]这种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融为一体的研究方法，符合西方实证科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定义，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形成了科学的政治学理论体系。
三、从内容的角度出发建构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目前学术界对其理论体系划分大致有两种。第一种观点是传统的划分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来划分。另一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顺序来划分。第一种观点即按传统划分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体系，它包含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7]这三个组成部分不是彼此割裂的，它们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在同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中发展的；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的；是在对时展提出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创造性研究过程中不断发展的。第二种观点即按时展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分为马克思主义特殊和马克思主义一般。[8]按照列宁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一般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或称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各民族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有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特殊即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指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并被他们的拥护者所坚持并发展的思想理论，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两部分，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各民族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实现各自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一般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特殊；马克思主义各民族国家简单相加之总和可能大于或小于马克思主义一般。小于的情形是指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各取所需,并不能真正充分挖掘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全部资源。大于情形是指各国在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上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充满生机和活力。其原著包括：第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政治学原著;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或身后的继承者的著作,主要包括列宁、斯大林、、邓小平、和等人的有关政治学著作；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有关著作。该流派代表人物主要以西方非官方机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为主，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种划分的最终结果导致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官方马克思主义”和“学界马克思主义”两种，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表明马克思主义正摆脱“御用主义”镣铐的桎梏，恢复其自身的社会科学性，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既然马克思主义是政治科学，那么，在当前实际工作中，我们对其应采用什么样的态度呢？四、从创新的态度出发善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着的理论体系，其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源自生生不息的社会实践。[9]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将进一步丰富，它的一些结论也会过时，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10]笔者认为，无论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现实如何变化，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时都应从创新的高度出发看待马克思主义。1.应当系统地善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行动理论，是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革命性。[11]马克思主义充分地吸取了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是一个系统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和一些基本理论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因此，我们既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去孤立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也不能形而上学地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个别结论，实用主义地用经典作家的个别观点去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其他观点。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政治公理，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人类社会除了阶级斗争之外也存在着其他的政治公理，不能把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背离。2.应当历史地善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人运动兴起的产物，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理解，决不能用今天的现实去裁剪当时的理论，否则就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误解。例如，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需要出发，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私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采取鼓励措施，对合法的资本收益采取保护政策。对此，我们既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倡导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资本收益，就断定我们的改革措施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反过来去挖空心思地论证，马克思当年的理论中就包含着对私有制、市场经济和按资分配的肯定和鼓励。同时，也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反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3.应当开放地善待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或实践，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开放的视野考察国际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从理论上说是发现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从实践上说是为了解放全人类。[12]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研究，同样也必须具有放眼世界的眼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主要体现在其对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的解释能力上，而不是对某个国家的特殊发展规律的解释。相应地，也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到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实践中，不仅要用某个国家的具体实践，而且要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发展现实来检验其理论的正确性。用开放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另一层意思是，应当兼收并蓄,充分借鉴和善于吸取世界各国对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研究成果,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大量的专家学者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应当批判地借鉴和吸取其合理的成分。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门政治学而且还是一门政治科学。立足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变化的新实践，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科学完整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原理，我们应结合新的实际，通过理论创新，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只有这样，才能避开理论盲目争论的误区，还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科学的本来面目，集中精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参考文献:[1]中共中央编译局.政治学简明词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乔耀章.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3][美]列奥·斯特劳斯.政治哲学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4]刘惠恕.中国政治哲学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6]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7]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列主义原著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9]王沪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政治的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0]俞可平.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3)[11]王惠岩.政治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2]孙关宏、胡雨春.政治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正文】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于1998年研制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评价中心按照文献计量学规律，采取期刊影响因子等定量与学科专家等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和动态管理的办法，筛选CSSCI来源期刊作为统计源。目前大陆现期期刊9000余种，其中人文社科期刊4500余种，除去通俗等非学术性期刊，学术、准学术人文社科期刊共3000余种。2004年从3000余种中精选出来源期刊461种。由于教育部已正式启用CSSCI作为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评估、申报的依据之一，许多高校已启用CSSCI作为文科教师科研评价的依据，许多学者撰文充分肯定了CSSCI的检索和一定的评价作用。因此，许多期刊编辑部迫切希望了解CSSCI来源期刊选择的标准、指标和方法，研讨期刊审稿、引文注释等方面的规范要求，交流提高期刊学术水平的经验，建议由评价中心主办一次期刊学术研讨会。
2005年4月6～8日，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办的“中文社会科学期刊学术规范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来自国内的29个省、市、自治区的187个期刊社的241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来源期刊社113家。会议的主题是贯彻落实2004年8月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的精神，研讨学术期刊学术规范的内容，推进中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学术规范进程，提高“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质量，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会议以大会发言和小组研讨方式进行。大会开幕式由南京大学校长助理、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主任周宪教授主持，南京大学副校长张异宾教授致开幕词。评价中心叶继元教授、邹志仁教授、吴向东研究员、袁培国教授、韩新民教授分别做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学术规范探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及其来源期刊的选定》、《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编辑规范及其实现》、《引文索引和期刊编辑与评价》和《关于共建CSSCI全文数据库的说明》的演讲。此外，《大学图书馆学报》副主编何朝晖、《开放教育研究》执行主编希建华、《广东社会科学》总编辑刘泽生等先后在大会上做了发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胡敏中教授、《海南金融》王丽娅主编、《敦煌研究》杨秀清研究员、《广东社会科学》刘泽生总编辑、《探索》苏伟主编与《科技进步与对策》高建平副主编分别代表六个小组汇报了小组研讨情况。代表们对人文社科期刊规范的意义与内容、CSSCI的评价作用与导向、CSSCI来源期刊选择与数量、自引、实引（注出出处、页码）、期刊半衰期等指标的含义、编辑、著录规范及文献注释与参考文献的异同、CSSCI全文数据库的建立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1.人文社科期刊规范的意义与内容
代表们认为，学术期刊是学术系统中重要的一环，是发表研究成果的主渠道，是其他媒体不能代替的。但目前不少期刊编辑部学术意识不强，对期刊应遵守的学术规范重视不够，在内容与形式上违反规范的不合格作品较多，研讨学术规范非常有必要。期刊编辑部的学术规范意识强了，就能将不符合学术规范的稿件排除在外，真正发挥人文社科期刊在登载人文社科科研成果、开展学术交流、发现培养学术人才、促进知识积累与创新的重要作用。人文社科期刊学术规范包括哪些内容？CSSCI代表认为，至少可以包括基本规范、审稿规范、编辑规范、著录规范、出版规范、期刊评价规范。不仅有形式上的规范，而且有内容上的规范。许多代表希望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定期举办学术规范的研讨会或培训班，深入探讨、普及有关知识，成为全国的研讨和培训基地。
[page_break]2.CSSCI的评价作用与导向
代表们认为，南大的CSSCI是公平、客观的，因为它能反映广大作者利用科研成果的综合情况，不是少数人能左右的，也没有工作人员的主观成分，是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产物，其研制是很有必要的，有利于学术成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并已在全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和积极的影响。其导向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它为中国文科学术期刊的认证和评价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当然，CSSCI的评价作用也不是绝对的、惟一的、排他的，它必须与专家评价结合使用。
3.CSSCI来源期刊的选择与数量
代表们认为，以引文量、影响因子、半衰期等定量指标和专家评审等定性标准筛选来源期刊是合理的。那种认为CSSCI来源期刊是根据期刊的行政级别来选择的观点，是不对的。来源期刊与核心期刊相同点多于不同点，两者都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定性定量筛选出来的学术性期刊，不过两者的目的、作用有别。真正的核心期刊或高质量的来源期刊对自己发表的论文有一定的评价作用，但并不具有完全的评价作用。夸大来源期刊与核心期刊对论文的绝对作用，不是研究者的错，而是科研管理部门的责任。
不少代表认为，CSSCI来源期刊数量偏少，应增加到500种左右。但另有不少代表则持相反意见，认为应坚持必要的门槛，不能滥竽充数。当中国文科学术期刊整体的质量达到一定标准的时候，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可以适度增加一些。有的代表建议调整筛选周期，变一年一次为2～3年一次，以减少期刊社的压力，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在筛选时，还应适当考虑各类期刊的比例、期刊的学科覆盖面及小语种期刊、党校期刊、地方综合性社科类期刊等特殊性。希望CSSCI以适当方式将影响因子等排名信息及时通报各期刊，以有利于期刊社了解自己处在什么位置，明确努力方向。
4.自引、实引（注出出处、页码）、期刊半衰期等指标的含义
自我引用简称“自引”(Self-citation)，是指著者（包括个人著者、团体著者、期刊、学科、地域和国家等）引用自己已发表的论著或与他人合著的论著。正常的自引可以考察各国、各地域、各学科、各期刊、各著者的研究连续性、积累性和研究水平，但人为过度自引则仍是失范行为。许多代表认为，应善于区分合理自引与过度自引、合理互相引用与恶性互惠引用。可以将合理的自引率设置一个权重，或规定一定的比例，不能将自引等一刀切。CSSCI代表提出，可用期刊他引影响因子、期刊相对影响、期刊的开放度、期刊的影响面等指标解决合理自引、合理互相引用、特殊半衰期等问题。所谓实引，是指一定要在正文中标注，并在文后参考文献或文献注释中标出具体出处或页码。实引可以防止论文中的伪引。一些代表还提出了区分正面引用与负面引用、观点引用与材料引用对于学术评价的意义问题。
5.编辑、著录规范及文献注释与参考文献的异同
大多数代表认为，期刊编辑、著录等形式规范，已有国家标准的，可先遵守国家标准；国家标准没有涉及或规定不妥的，可以提出修改建议或弥补办法。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国家标准《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新闻出版署颁布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试行）》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没有考虑到文科论文引用文献类型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且某些规定又过繁过细，没有以学术研究为本。文献注释与参考文献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哪些内容可以合并，哪些不能是关键所在。一些代表认为，在新规定正式出台之前，应该允许各个期刊杂志用不同的形式，不拘一格。有的代表对参考文献的标点符号、责任者、著作方式、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类型标识、版本、转引、网上资源等著录问题进行了详尽探讨。一些代表建议，南大以及其他有关大学，是否能够在一起研究一个大家认可的规范，在细节上做一些宽容，不要产生技术上的难题就可以。CSSCI代表认为，以《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为样本，发动广大学人、编辑等充分讨论，使其不断完善，最终制定出一个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中文习惯，文、理科都适用的规范框架。在通用规范框架下，制定出文科的规范，尔后文科各学科再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制定出具体细则。只有和而不同，既考虑普遍性，又突出特殊性，既有总体要求，又富有弹性，既有科学合理性，又有简单明了性，这样的规范才能便于理解和执行。
6.CSSCI全文数据库的建设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生活品质
一、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在坚持、邓小平和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充分肯定新时期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适应现代化建设，努力把握发展规律、汲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解决发展难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人本论认为：人的发展是发展的本质。人的发展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人的发展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概括地说，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使经济快速的发展，最终作用于人民的生活品质，使生活品质大幅提高。
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的社会。放到微观世界，就是人们的生活品质显著提高，生活更加幸福的社会。
二、构建和谐社会战略
1.关于和谐社会的理论
有关和谐社会的理论有许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1)“社会转型论”
该理论认为和谐社会是针对社会转型时期通常伴随的不稳定这一特定现状而言的。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但同时由此带来犯罪案件、经济纠纷、民事纠纷、数量的增长速度也很快。这一时期是社会问题多发期、社会结构最不稳定期，使社会运行不顺畅。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提出了和谐社会的问题。
（2)“内外依据论”
该理论认为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要是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就国内而言，我国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与此同时，我国社会出现了“五个多样化”。这些都对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提出了挑战。就国际而言，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压力愈来愈大。来自国内国际这两方面的原因，是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
2.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的涵义有广义和谐社会与狭义和谐社会之分。广义的和谐社会涵盖整个社会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是这些方面的有机统一；狭义的和谐社会涵盖的范围是相对于经济、政治、文化而言的社会生活领域，主要是指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包括社会事业、社会保障等。
就和谐社会的特征来说，以人为本是和谐社会的根本特点。和谐社会就是一个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的社会。这些特征包括：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发展，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改善；社会各阶层人们互相尊重，平等友爱，融洽和谐；改革择时有序，体制机制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把公平和正义作为核心价值取向的社会；实行和谐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协调各方利益；法制逐步健全，社会管理规范有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创造活力得到充分激发的社会。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
一是整合社会关系，重点是整合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竭力避免个别的局部利益冲突转化为整体的社会冲突；二是解决社会矛盾，重点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三是继续深化改革，创新和制定恰当的经济社会政策，推进户籍、人事、社会保障等方面体制的改革；四是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切实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五是调整城乡、区域和就业结构，使该缩小的农业劳动者阶层逐渐缩小，使该扩大的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逐渐扩大；六是推进社会公平，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既是前提与保证的关系，也是途径与目标的关系。和谐社会是人与人之间、党群之间、干群之间、邻里之间都要和谐。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就是文明发展、发展文明，包括发展的目的、发展的道路、发展的手段都要文明，这正是一种和谐的境界。要用和谐促发展，用发展促和谐。因为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只有不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才能保证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和目标的真正实现。所以二者是统一的，它们都统一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中，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是有机统一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条件。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比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要求更高、时间更长、任务更重，我们在完成了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达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之后，还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长期奋斗。“构建和谐社会”与“提高生活品质”两者的现实起点一致，目标一致，实践过程一致。
三、改革和政府转型
改革是为了调整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使多数人在改革中不断获益。目前中国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大多同改革不到位直接相关，因此，协调利益关系，建设和谐社会，需要以改革为主线，提供稳定的制度保障，将为保持社会良性发展和长远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需要加快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加强农村义务教育改革力度；从最低的救济制度出发，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条件的发达地区要率先为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政府转型要从以下五方面入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由统治型向治理型的转变；从以GDP为中心向以制度创新为中心的转变；政府要尽快实现由单纯注重经济增长到同时关注社会和谐发展的转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和基本的公共产品，用以解决市场主体所不能解决的许多公共问题，保护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政府不再是统治阶级的政府，而是为全体公民服务的政府。为此，传统的统治型的管理要改变，建设新的治理型政府，需要进行政治、社会多方面的改革。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长远预期，为经济发展提供最重要的制度性公共产品，鼓励制度创新，调动民间和政府两个积极性。要高度关注由于社会矛盾而导致的不可持续发展问题，让多数人分享改革成果，确立“效率与公平并重”的经济工作方针，着眼于最突出的社会矛盾，提供最紧迫的社会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改革更具现实性和操作性的应是以政府转型为重点。可以说，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时期的战略目标，与政府转型有着相当大的关联性。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任务大都与政府转型密切相关。金融体制改革和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与政府改革不到位有关。如果政府主导的投融资体制不改变，政府的职能没有根本改变，这些改革就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治、社会、环境、文化等等一系列问题都解决不好。因此，应当把政府转型作为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点。
通过改革和政府转型，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产生促进作用，影响人民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建立完善的社会各种制度，形成先进的文化氛围，建立和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的就业工作体系，把扩大就业作为各级政府主要的工作职责之一；制定公共服务的最低标准，保证低收入人群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广大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逐步创造条件，使社会保障向小城镇渗透，最终影响人民的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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