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社会科学管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按其职能和隶属关系分为以下5组。
第一组，由联邦、部和主管部门以及基层科研机构组成的自上而下的科学管理体系。联邦一级的管理结构包括：总统和总统行政事务管理局；政府和中央机关管理机构。总统行政事务管理局下设科学技术政策委员会，并由总统助理专门负责科研问题。政府和中央一级的科学管理机构包括：俄罗斯联邦会议及其下属科学、文化、教育、保健与生态委员会和科学分委员会；国家杜马及其下属教育和科学委员会与科学分委员会；中央机关中的科学和教育部；跨主管部门科技政策协调委员会。部和主管部门一级的管理机构包括：俄罗斯科学和技术政策部；科学、高等教育和技术部；科学院等。基层科研管理机构包括：科学中心；研究所；地方研究机构以及仍处于萌芽状态的独立研究机构。
第二组，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和社会对科学需求的变化，俄罗斯境内最大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某些变化，新增设了一些市场需要的科研机构，那些过时的、脱离市场需求的机构被撤销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科学院除保留了原苏联科学院时期设置的4个社会科学学部（即历史学部，经济学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法学学部，文学和语言学部）以外，新增设了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部，原社会科学总部被撤销了。目前各学部的科研组织结构具体变化如下：
历史学部除保留原有的考古学研究所、通史研究所、俄罗斯史研究所（原苏联史研究所）、斯拉夫和巴尔干学研究所、米克卢霍一马克来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原苏联科学院档案馆）以外，新增设了物质文明史研究所、彼得大帝民族学和人类学博物馆。学部设以下学术委员会：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委员会，俄罗斯革命史问题学术委员会，社会改革与革命史问题学术委员会，俄罗斯国际关系与对外政策史学术委员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一般发展史和特殊发展史学术委员会，宗教在历史中的作用学术委员会，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俄罗斯学术委员会，俄罗斯与世界经济史问题学术委员会，历史编纂学和历史科学学术委员会，历史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学术委员会，古文献学、档案学和历史－语文邻近学科委员会，历史研究中的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应用委员会，纹章学委员会，俄罗斯历史学家全国委员会（原苏联历史学家全国委员会），斯拉夫文化研究与普及学术委员会。撤销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学术委员会，社会学问题学术委员会，东方学学术委员会，斯拉夫学学术委员会，苏联外交学术委员会，科学史学术委员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史学术委员会，历史地理学和制图学学术委员会，考古学学术委员会，国民经济历史科学数据委员会，苏联历史学家全国委员会，俄罗斯巴勒斯坦协会。对以下学术机构实行科学方法论领导：俄罗斯国家历史公共图书馆，西伯利亚分院历史、语文和哲学研究所，俄罗斯国防部军事史研究所，布良斯克社会科学研究所，雅库茨克科学中心语言、文学和历史研究所，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史、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所，乌拉尔分院历史和考古学研究所，乌法科学中心历史、语言和文学研究所，达吉斯坦科学中心历史研究所，鞑靼斯坦科学院伊勃拉吉莫夫语言、文学和历史研究所，乌拉尔分院卡累利阿科学中心和科米科学中心语言、文学和历史研究所，卡尔梅克社会科学研究所。
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法学学部保留了原有的国家与法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心理学研究所和社会学研究所，新增设了社会、政治研究所和人学研究所。撤销了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史研究所。设以下学术委员会和协会：哲学教研室圣彼得堡哲学教研室、俄罗斯国际法协会（原全苏国际法协会），俄罗斯政治科学协会（原全苏政治科学协会），俄罗斯美学协会，俄罗斯心理学家协会，俄罗斯社会学家协会（原苏联社会学协会），全俄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协会，俄罗斯哲学协会（原苏联哲学协会），科技史和科技哲学全国委员会，人的活力问题科教中心，科技哲学和社会学问题学术委员会，俄罗斯生物伦理学全国委员会。撤销了国家、政府和法的发展学术委员会，无神论和宗教批判综合研究学术委员会，宇宙空间法律问题委员会。
经济学部除保留了原有的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圣彼得堡经济和数学研究所，农工联合企业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所，远东研究所，索契科学研究中心，生产力和自然资源研究委员会（原生产力委员会），经济理论和企业经营教研室，经济研究所，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人口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沃洛格达科学协作中心。新增设了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市场问题研究所，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就业问题研究所，对外经济研究所，国民经济研究院与俄罗斯科学院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研究所。撤销了计划和标准科学研究所，全苏控制论科学研究所，国际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设以下学术委员会：市场经济及其职能机制形成问题学术委员会，经济最佳职能系统理论基础学术委员会，农业改革问题学术委员会，地区经济与国际关系问题学术委员会，社会和文化发展综合问题学术委员会，俄罗斯经济部和俄罗斯科学院人口和劳动资源问题学术委员会，中国综合研究学术委员会，经济科研机构协会。撤销了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经济学术委员会，“两个体系和不发达国家经济竞赛”学术委员会，苏联国民经济概况学术委员会，价格形成的基础学术委员会，国民经济最佳计划与管理学术委员会，人口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学术委员会，苏联生产力配置学术委员会，基金、基本投资和新设备学术委员会，生产的经济核算和物质刺激学术委员会，生产力委员会，发展中国家问题学术委员会。对以下机构实行科学方法论领导：俄罗斯经济部和俄罗斯科学院过渡时期经济政策研究所，西伯利亚分院工业生产的经济与组织研究所，雅库特科学中心北部自然资源的综合开发经济研究所，布里雅特科学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远东分院经济研究所，阿穆尔斯克综合科学研究所，乌拉尔分院经济研究所，科米科学中心北部经济与社会问题研究所，乌菲姆科学中心经济研究所，科拉科学中心经济问题研究所，卡累利阿科学中心经济部和俄罗斯科学院达吉斯坦科学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
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部下设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欧洲研究所，非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比较政治学与工人运动研究所，世界研究所。成立了美国问题综合研究学术委员会，非洲国家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问题学术委员会。
文学和语言学部保留了原有的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俄罗斯语言研究所，语言学研究所，卡尔梅克社会科学研究所，外语教研室，圣彼得堡外语教研室，伊勃拉吉莫夫语言、文学和历史研究所。设有“俄罗斯和世界精神文化（语言、文学、民俗学和艺术）基础研究规划”学术委员会，世界文化史学术委员会，民俗学学术委员会，俄罗斯斯拉夫学全国委员会，俄罗斯联邦突厥学家全国委员会，俄罗斯芬兰—乌戈尔语系语言学家全国委员会，语文科学史委员会，普希金委员会。撤销了当代世界文学发展学术委员会，苏联民族语言发展学术委员会，“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诗学和小说风格学问题”学术委员会，俄罗斯古典小说史学术委员会，苏联语言学理论学术委员会，词汇学和词典学学术委员会，民间创作学术委员会，方言学和语言史学术委员会，苏联斯拉夫语文学家委员会。
第三组，支持科学发展的基金会。对于俄罗斯社会科学来讲，基金会的成立是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组织与管理系统中出现的一种全新的科研管理形式，是俄罗斯改革的直接结果。目前，俄罗斯有三个较大的基金会——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和俄罗斯技术发展基金会。此外还有一些小型的基金会，其中包括地区的、地方的和城市的基金会。上述三大基金会属国家独立机构，同俄罗斯科学院、科学和技术政策部有密切联系，但其工作性质有原则区别。它们的成立为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家的科研课题和论著的出版提供了物质保障，活跃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引进了竞争机制和初步创建了专家鉴定体系。除此之外，在这一组中还应该包括外国在俄罗斯设立的基金会，它们之所以能在俄罗斯科学舞台上出现也完全是同俄罗斯的改革分不开的。因此，它们的出现也可算作俄罗斯科学结构发生变化的一个新特点。尽管它们不涉及俄罗斯科学研究管理结构，但它们给予了俄罗斯科学组织或机构以及部分学者非常现实的财政支持。
第四组，“社会组织”的成立，包括各种学术团体、职业学者联合会、研究院或协会、各种国际研究院或协会。它们在规模上、结构上、权威性和其他参数上都各不相同。这些社会组织的成立，说明俄罗斯科研人员积极性的高涨和科学结构化的进程远远没有结束。另外，随着改革不断深入，我们还可以发现在俄罗斯科学管理系统中由部级单位和科研机构联手成立的两个机构：一是由科学和技术政策部与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联合成立的地区科技合作中心，该中心的出现说明国家科技政策发展的新方向；二是由科学和技术政策部与国家科学、高等教育和技术部联合成立的共和国专家鉴定委员会科研咨询中心。该中心是独立机构，负责对科研规划和草案的鉴定与评估，落实国家科技政策。共和国专家鉴定委员会科学咨询中心的成立标志着过去时期在数量上占统治地位的主管部门鉴定委员会评定的质的变化，即中心采用非意识形态化的、客观的、独立的和正确的现代方法对研究规划与草案作出恰如其份的鉴定结论，真正发挥专家鉴定应尽的职能作用。
第五组，“科学和科学服务”部门所有制的新形式。最近几年，随着经济改革和大规模私有化的深入发展，在俄罗斯科学组织中出现了独立的科研机构或部门。这些机构和部门的建立或是靠原先属于国家的科研组织和企业的私有化，或是靠有关“科学和科学服务”部门的各种私人企业而建立起来的。但由于俄罗斯今天仍处于“混乱时代”（俄罗斯人用这个本来专指俄国16世纪末17世纪初变乱迭起的那个时期的术语来表征和指称当今的俄罗斯），加之有关数据不全，甚至在一部著作中前后说法都不一致，所以对于目前俄罗斯的国有与私人独立科研机构或部门在数量上的对比关系很难作出评价。再者，这里所讲的俄罗斯改革时期出现的独立科研机构又往往集中在部门科学系统和工厂科学系统内，也有一部分是设在科学院科学系统和高等院校科学系统的“科学和科学服务”部门以及科学中心内，其研究对象多为自然科学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所以在此不做过多描述。
三、科研经费
俄罗斯在改革年代已形成自己一套新的科研资金筹措系统。科研经费除主要依靠国家预算拨款外，还依靠部分预算外资金，以及大企业家、高等院校、私人非盈利组织、国外和学术组织的资助和捐赠。
俄罗斯科研经费拨款来源的构成 ％
1994
1995
1996
国家预算拨款
61[*]
60.5[*]
60.7[*]
预算外资金
6.3
6.7
6.2
大企业家资金
19.9
17.4
15.3
高等院校资金
0.2
0.1
0.1
私人非盈利组织资金
0.1
0.02
0.5
国外资金
2.0
4.6
5.6
学术组织资金
10.5
10.6
11.5
＊包括大学预算拨款（1994年—0.6%;1995年—0.3%;1996年—0.3%）和国有部门组织资金（1995年—13.3%;1996年—12.9%）。
资料来源：《俄罗斯科学数据：1997年（统计手册）》，1997年，莫斯科：科学研究与统计中心出版社出版，第45页。
由于预算外资金和地方以及国外资金比较分散，所以在此着重介绍国家预算拨款。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科研经费（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的国家预算拨款分为5个方面：(1)部和主管部门；(2)专项预算基金；(3)优先发展规划；(4)支持学科带头人和主要学派的竞争资金；(5)基础科学和基础教育计算机联网和数据库的建设资金。资金管理由俄罗斯科学和技术政策部负责。
1.部和主管部门的科研经费
该项预算内科研经费包括科学院系统、部门科学系统和高教科学系统的拨款。由于俄罗斯社会科学机构主要集中在科学院系统的俄罗斯科学院内，所以在部和主管部门的预算拨款中着重介绍俄罗斯科学院的科研经费。
俄罗斯科学院预算内科研经费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日常经费；二是科研机关、其他科学设施和工程项目的建设投资。日常经费主要包括“基础研究”预算经费。俄罗斯科学院的“基础研究”预算经费分属于俄罗斯科学院院部、西伯利亚分院、乌拉尔分院和远东分院，其结构共分四大项：地质考察；住房补贴；科研机构经费；专项计划开支。后者又分为科学文献出版费、购买图书文献费、优秀学者和青年学者的国家奖学金、研究所科研设备费、房屋修缮费、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经费、俄罗斯科学院博物馆开支、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经费、俄罗斯科学院管理的储备金等19项支出。科研机构经费包括科研费用和工资。俄罗斯科学院院部的“基础研究”预算经费，由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决定和直接拨给下属18个学部（其中包括5个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部），科学中心，圣彼得堡科学中心主席团，俄罗斯科学院机关。最后，各学部和科学中心等根据下属科研机构具体预算申请情况再进行分配。
2.专项预算基金
该项预算拨款包括对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科技领域小企业发展基金会的拨款。因后者主要资助的是具体企业经营方面的应用研究，所以在此不作介绍，而主要介绍前两个基金会的经费与管理。
根据1992年4月27日俄罗斯总统第426号《成立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的命令，俄罗斯政府每年向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拨款3%的联邦科学预算资金。1992年11月3日俄罗斯政府通过第845号《关于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的决议，正式批准基金会章程。一个月以后基金会课题招标工作启动。1993～1994年共认真审查了3.6万份申请，（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2000份申请），其中6000份获得资助，资助率只占16.6%。资助率不高的原因并非完全由于内容偏差和质量不高所致，而是由于资金有限。为此，俄罗斯政府于1994年将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3%的联邦科学预算拨款提高到4%，从而缓解了基金会1995和1996年的科研计划招标活动。
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绝大部分资金主要用于研究报告和出版基金。1993年，这两项费用占基金会预算拨款总额的60%，1994占75%。除此之外，基金会对举办学术会议、科研集体的物质基础设施和信息化系统及数据库的建设也给予资助。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的活动经费（包括场地租赁费、人员待遇、技术装备费、专家鉴定费等）只占费用总额的1.2%。
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是于1994年11月在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因此，1994年头10个月，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经费是从俄罗斯基础研究基金会那里分得的，1994年最后几个月的经费则由俄罗斯政府通过国家科学和技术政策部拨给的，这笔联邦预算经费共计53亿卢布。也就是说，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1994年的经费来自两个渠道，共计142亿卢布。据俄罗斯科学研究与统计中心的统计资料证实，1995年国家从“基础研究和科技进步”联邦预算中共拨给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236.656亿卢布，1996年——481.511亿卢布，1997年——1361亿卢布。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预算拨款主要用于资助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个人或小集体的课题研究、出版、考察、会议、国际交流等活动。
以上数据表明，近年来俄罗斯政府通过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为课题研究和著作出版等提供的经费呈逐年上升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仅解决了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出版难的问题，同时也使人文社会科学家间接地获得了国家拨款的资助，缓解了人文科学家工资收入偏低的局面，稳定了科研队伍。
3.优先发展规划经费
该项预算内拨款包括以下7项规划用费：(1)国家科学中心发展规划研制经费；(2)国家科技规划研制经费；(3)地区科学中心和地区科研规划研制经费；(4)国际性草案和规划研制经费；(5)重点国民经济规划和草案研制经费；(6)科学创新基础设施发展规划研制经费；(7)急需购置仪器和设备规划以及其他经费。其中，国家科技规划、重点国民经济规划和草案以及国际性草案和规划从苏联解体后就开始列入了俄罗斯联邦预算拨款项目，其余各项从1993年和1994年才开始立项并同时列入国家预算拨款。近年来，俄罗斯政府根据俄罗斯科学改革发展战略和俄罗斯社会需要，对科研优先发展方向作了适当调整：撤销了俄罗斯大学发展规划；增加了科学创新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急需购置仪器和设备规划以及其他规划的拨款项目；把国家科学中心发展规划放到了科学发展的重中之重的位置；地区科学中心和地区科研规划也从原来的第七位升至第三位。
在规划的管理上，每项规划都设有各自的学术委员会，其成员主要是从事相应问题研究的科研机构的代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一些规划，除每项规划设有学术委员会外，还设有科学政策委员会。科学政策委员会不仅有俄罗斯科研机构代表参加，而且有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此外，还有一些规划是按学科划分的，每一学科都设有自己的学术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主要负责专家鉴定，具体草案的筛选、审核和成果评估工作。从总体上看，在学术委员会中都设有一个由主席、副主席、学术秘书和学科委员会主席组成的领导核心小组。核心小组每年举行1-2次会议，主要解决向各个学科规划拨款和与资金划拨有关的资金分配问题。
【参考文献】
1.谢苗诺夫，E.B.,1996年，《俄罗斯科学的现实与幻想》，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
2.阿夫杜洛夫，A.H.,库利金，A.M.,1996,《俄罗斯科技潜力结构与变动》，莫斯科：乌克兰艾利多利阿尔出版社出版。
4.1996年6月13日俄罗斯总统第884号《关于俄罗斯科学发展理论》的命令，载于《俄罗斯科学院通讯》，1999年第10期第867页。
5.1996年，《俄罗斯科学发展理论》，载于《俄罗斯科学院通讯》，第1期第25-27页。
6.1998年7月2日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对《科学和国家科技政策》修改和补充的决定，minstp.ru/docs/uri/98/0-4/i.htm,1999年11月5日下载。
7.1993年，俄罗斯科学和技术政策部《关于地区科技政策》，minstp.ru/docs/min/05-001/htm,1999年10月11日下载。
8.1995年，《俄罗斯的科学：1994年》，莫斯科：科学研究与统计中心出版社出版，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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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俄罗斯科学院》，1994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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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93年4月1日俄罗斯联邦上议院关于《俄罗斯科学院》的规定，minstp.ru/docs/uri/99/2-016.htm,1999年11月5日下载。
13.索尔特科夫，E.T.,《关于1992年基础研究优先发展方向管理的工作报告》，minstp.ru/docs/min/12—003.htm,1999年10月11日下载。
14.《科学研究与试验设计工作的拨款条例》，minstp.ru/docs/min/24-001.htm,1999年10月12日下载。
15.1996年2月27日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关于俄罗斯科研机构拨款计划》的规定，载于《俄罗斯科学院通讯》，1996年第六期第570-573页。
【关键词】 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会计信息化逐步发展成为我国会计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已经确立，其对传统会计理论及企业信息化的影响也越发明显。会计信息化理论的深入研究，在会计信息化学科建设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热点反映出的研究导向，是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的“风向标”，对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的水平和质量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
一、我国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热点的简要回顾
根据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我国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热点的历史演变可划分为三大阶段，见表1。
第一阶段的主要研究热点，从研究内容上聚类，基本上可归集为传统手工会计业务如何进行电子化数据处理问题上。第二阶段的研究热点，大体可归集为会计信息系统如何与所在组织的管理信息系统融合问题上。第三阶段的研究的热点，涉及网络财务报告和XBRL语言的相关研究较多，体现出较为明显的计算机网络特性。值得注意的是，从1979年至今，会计信息系统审计一直是我国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热点，已成为我国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的传统命题。三个阶段研究热点的演变，反映出较为明显的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由会计信息系统内部向外部渗透的趋势。
根据有关文献披露的历史过程，笔者认为第一阶段主要研究热点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第二及第三阶段的研究热点，除了受政府相关部门的持续推动影响外，信息化产品市场及国际信息化环境对研究热点的影响似乎已成为主要驱动力。
二、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热点的学术影响
某一特定学科的基础理论的“唯我”特色及其理论深度，是决定该学科在相关理论界的学术影响及被认可程度的关键因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是我国两大部级科研基金，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我国相关学科的最高研究水平。这两大项目非常注重选题的理论研究深度和创新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申报项目的理论价值和意义是能否获得立项的“瓶颈性”指标。
根据学科的隶属关系，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项目可以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申请立项。笔者以上述两大部级科研基金为主要参照，简要分析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热点的学术影响。
（一）会计信息化相关项目获国家自然基金立项简况
能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获得立项，应该熟谙其一贯提倡的“顶天立地”理念。所谓“顶天”，即是把握科学发展的国际前沿、规范研究方法，推进成果的国际化；所谓“立地”即是要尽可能从中国管理实践中提炼出可能产生理论创新的科学问题，通过研究完成理论升华，并尽可能地运用这些理论创新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管理问题。按照这种理念，被批准立项的项目应在理论价值和意义方面具有较高的水准。
笔者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批准立项的管理信息系统类项目和会计信息系统类项目进行了统计，为便于对比分析，将会计信息系统类项目和管理信息系统类项目分开统计，统计数据中的这两类项目无相互隶属关系。统计的时间跨度自1991年至2009年（19个计划年度），统计范围包括面上项目、地区项目、青年项目、应急项目、重点项目和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六类项目，统计结果见表2。
另外，笔者还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信息科学部网站披露的历年批准立项项目资料进行了检索，没有发现属于与会计信息系统交叉研究的立项项目。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
1.涉及管理信息系统的立项项目相对集中，在19年时间里，每年均获得批准立项，累计下来共计约500项，占管理科学部全部立项项目总项的8.79%；尤其是在2000年，获批项目达38项，占比为17.5%。
2.涉及会计信息系统的立项项目相对较少，与管理信息系统学科相比，差距较大，19年时间里，只获得批准立项10项，占比约为2‰，平均每年不足1项，共计14个年度出现空缺，2009年立项最多，也仅为4项，其中有3项隶属于会计信息系统审计与内控研究范围。详见表3。
（二）会计信息化相关项目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简况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没有单独的管理学项目类别，涉及管理信息系统及会计信息系统的项目主要分布在经济理论、应用经济及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项目类别中，因此笔者对这三类项目中属于管理信息系统和会计信息系统的立项项目进行了统计，同样，为便于对比分析，将会计信息系统类项目和管理信息系统类项目分开统计，统计数据中的这两类项目无相互隶属关系。统计的时间跨度从1993年到2009年，共17个计划年度。统计范围包括重大项目及委托研究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自筹经费项目。
1993年至2009年，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类立项项目471项，其中属于信息化的项目共207项，占比达44%，属于与会计信息系统交叉研究的项目空缺。
1993年至2009年，经济理论类项目获得批准立项1 323项，其中属于管理信息系统的项目共7项，占总经济理论项目获得批准立项总数的0.53%，属于会计信息系统的项目空缺。
1993年至2009年，应用经济类项目获得批准立项2 388项，其中属于管理信息系统的共60项，占应用经济类项目获得批准立项总数的2.51%；属于会计信息系统的共5项，同口径占比为0.21%。详见表4与表5。
从表5中可以看到，5个项目中有4项涉及会计信息系统审计与内控内容，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倾向趋同。
（三）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热点的学术影响相对较弱
从上述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立项项目中，管理信息系统类项目获批比例相对较高，会计信息系统类项目获批比例相对较低，而且与管理信息系统类项目相比，差距较大，管理信息系统类项目已达到“百分比级”，而会计信息系统类项目只达到“千分比级”（由于未能检索到涉及会计信息系统的申报项目数量，尚无法对是否存在因申报项目少导致获批项目少的情况作出判断）。
获批项目中属于会计信息系统审计与内控问题研究的课题数量较多，说明上述两大部级科研基金管理方对“会计信息系统审计与内控”这一研究热点的认同程度较高，总体上看，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热点在重大部级科研项目立项方面反映出来的学术影响力相对较弱。
三、启示与思考
（一）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领域和内容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发展
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热点是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领域和内容的焦点。笔者检索了针对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领域和内容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论文类文献，发现为数较少，除会计信息化有关会议综述类文章外，只检索到如下几篇：《会计信息系统国际研究回眸与思考》（张瑞君、孙，2007）、《我国财务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庄明来，2009）、《我国会计电算化研究的历史分期及学术倾向》（庄明来，2002）。广泛深入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也许有助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地”理念的实现，促进会计信息化理论的升华。
（二）继续强化深入开展会计信息化基本理论研究的学术倾向
上述统计数据反映出一个现象，即非单一会计信息系统的管理信息系统类项目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这两大部级科研基金较高程度的认同，而偏重于会计信息系统的项目却未能获得相应的认可度。这自然会使人们产生疑问，作为管理信息系统子系统之一的会计信息系统，为什么其相关研究问题未能获得相应的认可程度呢？上述现象是否反映了这种情况，即会计信息系统作为管理信息系统的子系统，相关理论业已十分成熟，不需要再做深入研究，从而形成了会计信息系统项目获批项目较少的局面？很显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会计信息系统理论业已成熟，这种说法可能难以获得广泛的认同。
事实上，三十年以来，我国众多专家和学者非常重视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基础理论和环境理论研究方面仍然明显不足。基础理论和环境理论有欠缺，就难以有力地支撑会计信息化应用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进而从整体上弱化会计信息化研究的理论性。这可能是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项目未能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较高认可度的重要原因。
面对这种情况，有必要继续强化深入开展会计信息化基本理论研究的学术倾向，坚持以提升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价值和扩大会计信息化理论研究学术影响为目标，鼓励和支持会计信息化基础理论和环境理论研究。
（三）应充分关注会计信息系统内控和审计阶段研究成果对会计信息化基础理论的影响
从上述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获批项目中属于会计信息系统审计与内控问题研究的课题数量最多。这一方面反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对这类研究项目理论研究深度的认同，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经济活动对会计信息系统审计与内控理论和方法的较强需求。随着国家自然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对这类项目的认可和批准立项，可能会引致其他各级纵向和横向科研基金支持和赞助会计信息系统审计与内控研究活动，我们期待着该类研究的丰硕成果能够早日面世。
会计信息系统内控和审计与会计信息化实务有着内生的、无法割裂的必然联系，早在1998年，邱寒就深入探讨了会计软件如何适应现代审计的要求。从理论层面分析，会计信息系统内控和审计理论与会计信息化基础理论的关系也应是内生关系，二者会相互影响和渗透。因此，应充分关注会计信息系统内控和审计阶段研究成果的进展情况，深入分析其对会计信息化基础理论和环境理论的深刻影响，可以考虑以会计信息化审计与内控理论对会计信息化基础理论需求为研究起点，“驱动”会计信息化基础理论和环境理论的深入研究。
【主要参考文献】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2010项目指南［M］.
［2］ 中国会计学会会计信息化专业委员会.辉煌历程―中国会计信息化30年［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44.
自从《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问世以来，以此为检索和评价工具，对我国经济学、管理学两大学科的研究现状进行文献计量的统计分析与评价，频频出现。但对两大学科体系的分支学科（子学科）的研究现状进行客观的定量分析，非常少见。由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学科范围较广，且子学科间学科性质差异较大，各子学科在文献利用方面有其不同的特点[1]，因此，笔者认为，以子学科为单位分别研究更具针对性和参考价值。鉴于此，本文以会计学科①为研究对象,对具有代表性的76种CSSCI经济学和管理学来源期刊在2004—2008年间刊载的会计研究学术论文进行了一次系统搜集统计，用科学的量化指标对近五年来我国会计研究学术论文产出的机构分布、作者分布、作者职称学历结构分布、合著论文与基金资助论文分布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地分析梳理与揭示，以期为了解和掌握会计研究学术论文产出现状提供第一手资料，从而为推动各机构的学术交流、人才引进、学科建设等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二、数据来源
（一）来源期刊与文献数据库的确定
严格说来，期刊的质量能反映所刊载的论文质量，而论文（数据源）的质量，又直接影响统计分析的结果，通过反复比较国内几大引文数据库，最终确定以CSSCI2008-2009来源期刊[2]为样本，并参照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提供的2004-2006年各期刊在本学科领域影响因子的统计排序[3]，选定CSSCI管理学来源期刊中排名在前的核心期刊②25种、经济学来源期刊中排名在前的核心期刊50种和来源期刊《中国会计评论》，共计76种，作为本次检索统计的来源期刊。选择CSSCI数据库作为本次检索的文献数据源。
（二）数据的检索搜集与建库
由于会计学科与许多相邻学科的相互交叉与渗透，有时对某篇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所属的学科范畴，仅凭论文题名无法准确判断，所以，对文献的搜寻与甄别成了本文的重中之重。具体操作方法：首先，在CSSCI中，对来源期刊发表的“原发论文”（不包括短论、会议综述、非正式论文以及增刊论文，检索时间到2009年7月10日），根据题名海选一遍，保存相关的论文信息，内容包括：题名、作者、中文关键词、中文摘要、作者单位、基金项目、刊名、年、期，在Excel中，按内容项目建立文献数据结构表以便统计整理；对模棱两可、无法准确判断的论文题名，做上标识。第二，对有标识的论文题名，根据中文摘要，进行甄别、取舍。最后，在统计作者职称、学历信息时③，对照纸质期刊仔细地逐一核实，最终确定本文统计分析所需要的文献数据信息。
三、统计分析方法
目前，国内关于文献计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的外部特征的定量统计分析，包括发文量（或称产出量）和被引量两个指标，它反映了所研究对象的活跃程度和被认可程度，是衡量所研究对象科研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本文主要以发文量为切入点，基于定量化研究方法，利用Excel为数据统计工具，对76种来源期刊2004-2008年间发表的会计研究领域的学术论文，分门别类，归类后再分类汇总、统计、排序，得出论文的作者机构分布、作者分布、作者职称学历结构、合著论文与基金资助论文分布，试图用科学的量化指标，客观地分析近五年来我国会计研究学术论文的产出现状。
四、统计分析结果
（一）论文的作者机构分析
通过检索统计，76种来源期刊在2004-2008年间共刊载会计研究学术论文5279篇，各年度论文产出基本均衡、稳定（见表1)；按第一作者统计，共涉及485个机构。4912篇论文来自高校，占发文总量的93%；科研院所占1.14%；2.96%和2.9%的作者分别来自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单位。为了更具体地了解各机构的发文情况，表2给出了在50篇以上的前27个机构的排名情况。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前27个机构中，除财政部外，其余都是高等院校。26所高校共3189篇，占发文总量的60.42%，其余众多高校占32.58%，高校间研究能力的差距一目了然。尤其是排在第一名和第三名的厦门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不仅发文量占绝对优势，而且各年度的发文量非常均衡，这说明它们具有相对稳定的研究力量和可持续发展性，是国内会计研究领域当之无愧的领头羊和王牌军。由于期刊主办单位容易在自己主办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所以，为了更客观、更合理地反映机构的发文量，笔者特别对各机构2004—2008年间在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期刊的影响因子最高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刊物《经济研究》和《管理世界》以及会计研究领域的权威期刊《会计研究》上的发文情况进行了统计，从表3中数据可以看出，在这三种影响最大的刊物上发表会计论文较多的机构在会计研究领域的总发文量大多也处在前列。
（二）作者发文量的统计分析
的数量是衡量一个研究者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标，为了使统计数据趋于合理，本文对多作者合著的论文采取打折计算，具体计算方法参照多所重点高校教师科研成果的统计标准：二名作者的分值划分为0.6和0.4；三名作者为0.6、0.25、0.15；四名作者为0.6、0.2、0.1、0.1；署名在第四作者以后的均为0.1。表6给出了2004—2008年最多的前40名作者。这40名作者近五年来一直活跃在会计研究领域里，他们当中既有对会计研究一生孜孜以求、笔耕不辍的学界大师、学术泰斗（如葛家澍、潘飞、盖地等），也有年轻的后起之秀（如李明辉、吴联生、雷光勇等）。深入研究样本资料可以发现，这些高产作者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具有明确的研究方向或研究主线（如李明辉发表的论文始终以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研究为主线，葛家澍教授发表的论文始终以会计准则研究为主线）。
（三）作者职称、学历结构的统计分析
职称是衡量专业人员工作能力与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在检索统计的论文作者中，具有正高级、副高级和中级职称的作者的数量，分别占发文总量的35%、26%和16%；博士研究生（含博士后、在职博士生）和硕士研究生的发文量分别占65%和4%（见表7）。统计时发现，博士后和在职博士生、在职硕士生一般同时也注明了职称信息，这样就可以大致推算出论文作者的职称、学历结构比例为：高级（正、副高）∶中级∶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61∶16∶22∶1。可以看出，具有高级职称（正、副高）的作者是目前我国会计研究领域创作力量最强，论文成果最多的一个群体，也是我国会计研究的主要力量。但也不可小视近40%具有中级职称的作者及博士研究生，他们大多为青年人，学历高、专业基础扎实，且精力充沛、思想活跃、富于想象、具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他们接受新事物快、吸收新知识、新信息、新方法主动性强，同时还有来自职称晋升、科研奖励等诸方面的压力将可能变成他们刻苦钻研的动力，推动他们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四）合著论文的统计分析期刊论文合著是科研合作成果推出的一种重要形式，从表8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论文独撰与论文合著的比例大约为40%︰60%，合著论文的比例明显高于独撰。从各年度数据来看，合著论文的数量和比例还在不断提高，而独撰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从合作的规模来看，在被统计的3204篇合著论文中，2人合著的有2264篇，占总体的70.76%；3人合著的有800篇，占总体的24.97%；4人及以上的有140篇，占总体4.37%。主要还是以2-3人为主的小规模的合作形式，且呈增长趋势；而4人以上的合作偏少，各年度数量上略有起伏。
论文合著是科学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也是一种必然趋势。笔者在检索统计时就发现了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第一，合著论文的作者中许多都是非会计学科的研究背景；第二，合著论文的作者类型多样化：有同一机构内同专业、不同研究方向合作的；有同一机构跨专业、跨学科合作的；还有不同机构间合作的；极少数国际间合作研究的，这无疑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一种科学研究的思路与模式。当然，从论文合著来研究科研合作，是基于理想化合著的假设，在实践中，可能还存在大量出于评聘职称等功利性目的的“挂名合著”现象，这里无法严格界定。（五）基金资助论文的统计分析基金资助论文是指由国家各级政府部门、各类基金组织和企事业单位提供科研经费而产出的研究论文，它是科研活动的主要产出形式，代表着某研究领域内新动向、新趋势，具有较大难度和较高水准，受到研究人员的普遍关注与重视。本文研究基金论文数量，试图揭示会计研究过程中受到基金资助的情况，表9给出了2004—2008各年度受到各种基金资助的发文情况。从表中数据来看，基金资助的发文量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且增长幅度逐年加大，2008年基金发文量已占发文总量的55.94%，比2004年翻了一番。这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的会计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和重视；但不同类型基金的论文增长幅度有差别。从基金论文级别来看，受部级基金资助的论文比例明显高于部级、省（市）级和校院其他级，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论文数量远远多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相差4倍，这可能是由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项目的结项并未作严格要求，致使有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论文未标注基金来源，从而导致论文数量上的差距。此外，从表中数据还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家自科基金还是社科基金，重点（或重大）项目太少，尤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五、结论、启示与思考
基于上述五个方面的数据分析，对近五年我国会计研究学术论文产出现状可以作出以下结论，并从中得到一些启示与思考：
（一）简要结论
首先，在会计研究学术论文的产出机构中，高校占有绝对优势（占总发文量的93%）；且高校间研究能力差距悬殊，总体来讲，综合性大学的研究实力和学术水准强于财经类大学；此外，会计实务界的研究力量太显薄弱（不到3%）。其次，在会计研究学术论文产出的高产作者中，大多出自研究实力雄厚、学术氛围浓厚的学术团队里；深入观察样本资料还可以发现，他们都具有明确的研究方向或研究主线；高级职称（正、副高）的作者是论文成果最多的一个群体（占总量的61%），其次是中级和博士研究生（占38%）。最后，基金论文与合著论文在数量和比例上皆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两者成正比关系；合著论文的合作规模主要是以2-3人为主的小规模合作，且合作形式多样化；基金资助的论文中，部级基金资助的论文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基金，自科基金论文数量远远多于社科基金，但重点（或重大）项目太少，尤其是部级社科基金项目。
（二）启示与思考
第一，会计专业设置较久、会计专业教育层次齐全（学士、硕士、博士）的老牌财经类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例外），其科研实力和学术水准有待进一步提高！师资队伍应尽量避免“近亲繁殖”、“几代同堂”[5]的现象。
第二，会计实务界的研究力量太显薄弱（不到3%），值得重视！任何理论研究都不能脱离实践，否则很容易陷理论研究于“隔靴搔痒”的境地，影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会计是一门实务性很强的学科，为数不少的会计实务界的会计学专业的硕士甚至博士，他们既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也有较强的理论研究能力，还有来自实践的第一手材料和切身的感受，应该比远离会计实践的高校研究者更容易出成果。同时，会计研究者也不能始终禁锢在书斋里，为研究而研究，应该深入到企业，就像教师深入到课堂中一样，这样会发现有更多的课题需要去研究，其研究成果才能真正对实务界和政策制定者有价值。
论文摘要：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是为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营效益，运用会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各种社会保险基金及其运动进行反映和监督的一门专业会计。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是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本文主要探讨社会保险基金会计的特点和会计核算体系等问题。
作为一项会计活动，社会保险基金会计的目的是通过发挥会计的反映、监督等职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营效益，满足广大劳动者社会保障的需要。社会保险基金会计的对象是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管理的社会保险基金及其运动情况。社会保险基金专款专用，专户管理，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自身活动的管理经费相分离，社会保险基金会计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自身的会计活动也要区别开来，以准确地反映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营状况并实施有效的监督。
一、社会保险基金会计的性质和意义
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是为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行效益，运用会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各种社会保险基金及其运动进行反映和监督的一门专业会计。作为一项会计活动，社会保险基金会计的目的是通过发挥会计的反映、监督等职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行效益，满足广大被保险人的需要。从对象上看，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是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管理的社会保险基金及其运动进行的专门反映和监督。这样就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管理的社会保险基金与其自身活动的管理经费区别开来，从而可以准确地反映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行状况并实施有效的监督。社会保险基金会计与社会保险会计是有区别的，社会保险会计是一个复合概念，是所有社会保险经济业务会计活动的总称。
社会保险基金会计与一般基金会计也有差别，对基金会计有两种理解，一是特指西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在西方根据会计服务对象活动目的的不同，一般将会计分为两大类，即：企业会计和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由于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是按照基金理论，采用基金会计工具进行反映与控制的，因而西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也称为基金会计。社会保险基金会计与基金会计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两者都以基金理论为基础，都以基金作为会计主体，两者的服务领域都是非营利性的等；但西方基金会计中的基金是隶属于政府或某一机构的，其运行和管理方式都不同于社会保险基金。因而，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在核算对象、核算原则等方面与西方基金会计有一定的差异。
二、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核算的特点
由于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是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与企业会计和预算会计相比较，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既有会计所具有的一些共性内容，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具体表现在：
第一，以基金为会计核算主体。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以企业和单位为会计核算主体，而社会保险基金的会计核算主体是基金本身。所以，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和医疗保险基金等会计核算的主体分别为各项基金。
第二，以收付实现制为会计核算基础。企业会计核算的基础是权责发生制，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基础是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但是经营活动，以内部成本核算的，应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而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是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社会保险基金会计之所以采用收付实现制，主要考虑社会保险基金纳入国家社会保障预算，以实际收到或实际支付的款项为确认标准，能如实反映国家社会保障预算的收入、支出和结存情况，防止社会保障预算虚收、虚支现象的发生。它与我国预算会计的一般记账基础也是一致的。
第三，社会保险基金会计要素的特殊性。企业会计的要素包括资产、负债、业主权益、收入和成本费用。预算会计的会计要素包括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支出。社会保险基金会计的要素包括资产、负债、基金、收入和支出。社会保险基金的会计要素虽然有些要素名称与企业会计、预算会计相同，但其内容构成上有很大不同。
第四，社会保险基金的资金账户设置有其特殊性。为保证社会保险基金安全与完整，有计划地收缴与发放，防止挪用、侵蚀基金，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和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规定将社会保险基金视为财政资金纳入预算进行管理。基金收入形成的资金按规定全部划入财政专户，基金支出所需资金由财政专户划拨到支出户，由支出户再向保险对象支付或直接通过财政专户划拨。由于会计核算上体现了对保险基金管理的这一特殊要求，因此有“财政专户存款”账户。
第五，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和支出核算有其特殊性。由于社会保险基金是保险对象的“养命线”、“保命钱”，政府对其最后余缺负有补充、填补作用，因此，对其实行预算管理，纳人社会保障预算，按年度考核。在会计核算上基金的收入类科目和支出类科目核算和反映当年社会保险基金的收人和支出，年度结束后，所有收入类科目和支出类科目的余额均需全部转入基金类科目，形成结余。
三、改进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核算制度的建议
通过采用科学的方法，全面、真实、及时地反映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行情况，为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以便于他们及时了解社会保险的运行状况，评价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绩效，作出正确的决策，确保社会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转。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核算体系是指为实现会计目标，依照社会保险基金会计的基本理论确定的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核算的具体内容、选择程序和方法。社会保险基金会计核算体系的设计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确定核算的具体内容。要把各种社会保险基金业务信息变为会计信息，就要根据会计活动的特点，选择确定可以纳入核算体系的经济业务，并对这些经济业务进行必要的划分归类。这样，不仅明确了会计核算的具体内容，而且对这些业务的性质、特征有了进一步认识，它是设置会计账户、选择会计方法的基础。二是制定合理的记录与报告的程序与方法。确定核算内容之后，就要解决如何对其进行记录、报告的问题，即确定设置哪些账户、选用何种记账方法、设计哪些会计报表、采用何种核算形式等，从而准确的对社会保险基金进行会计核算和报告。
参考文献
[1]俞传尧.社会保障理论与实务[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8
关键词：女大学生 金钱观 现状 原因及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4-0276-01
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女大学生的性格比较开放，相比之下对待社会事务更加缺乏防备心理，女大学生不喜欢委曲求全、喜欢自我塑造，让社会上的人充分的认识自己。这样的心理势必会导致女大学生心理膨胀比较频繁，而根据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表明，一旦人的心理开始膨胀，也就有了一定的心理需求，利用这种需求实现自己的虚荣心，最终在观念上彻底社会化，因此，研究女大学生的金钱观念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一、当代女大学生的金钱观的特点
金钱观可以分为金钱本质观、金钱价值观、金钱行为观三部分，金钱本质观主要是存在的目的和手段工具，就是人要生存，就必须金钱满足物质需要，而金钱价值观包括生存性价值、关系性价值以及发展性价值，在本质观的基础上实现价值观需求；而金钱行为观则是一种获取的手段和支配方式，实现了价值观，形成了本质观，最终目的是要对一定的行为需要奠定基础，可以说，本质观、价值观、行为观三种是递进关系，逐层深入，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构建女大学生的金钱观，在分析女大学生省的金钱观特点的问题上同样需要对这几种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对当代女大学生金钱观的基本理论和构建模式的分析，可以说女大学生的金钱观具有较大的动性，因此，对于女大学生金钱观的特点的分析也具有一定变动性。对此问题，笔者层做过一定的访谈和问卷分析，虽然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代女大学生的金钱观的特点。
首先，当代女大学生的金钱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变化。以年级为自变量，大学生金钱观诸因素、金钱价值观、金钱行为观及总问卷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在总的金钱观上，大三与大二、大一，大四与大二、大一差异显著，表现为大三>大二>大一，大四>大二>大一。在金钱价值观和金钱行为观上年级差异也非常显著。其中在金钱价值观上，表现为大三>大二>大一、大四>大一；金钱行为观上，表现为大四>大一、大三>大一。这说明在所有年级的大学生中，大三学生最看重金钱对于自身各个方面的价值，而大四学生在金钱的行为上功利性最强。另一方面，大四学生对金钱的占有欲望最强烈，大三、大四学生在金钱的获取手段上最倾向于激进冒险，大一学生在金钱的支配方式上最为传统节俭，大三学生支配金钱比大一学生更有利己倾向。
其次，女大学生的金钱观在不同的专业表现的变量较大。整体上，大学生金钱观存在显著的专业差异。表现为文科>理科>艺术。在金钱价值观上也存在显著的专业差异，表现为文科>理科>艺术。但金钱行为观上专业差异不显著。这说明文科大学生最看重金钱对于自身各个方面的价值，理科大学生次之，艺术类大学生最不看重金钱对于自身的价值。从诸因素的检验结果来看，不同专业大学生在大多数因素上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事后比较显示，这种显著性差异表现在文科专业大学生与其他专业大学生之间。在金钱价值观诸因素上，生存性价值和享乐性价值文理科差异显著，均表现为文科>理科。说明文科大学生比理科大学生更看重金钱在生存和享乐上的价值。金钱行为观上虽然专业差异不显著，但支配方式因素上文科与理科和艺术大学生差异显著，表现为文科>理科>艺术。这说明文科大学生最注重现代消费。
再次，家庭因素对女大学生的金钱观有着一定的影响。在对家庭问题进行一定的分析的情况下，要有一定的观念上的差别，家庭经济情况以及是否是独生子女成为两个讨论的焦点问题。通过问卷和访谈可以知道，75%以上的独生子女家庭的女大学生的金钱观比较高，较为华丽，也就是说独生子女的心理优势为其金钱观的成立增加了一定的筹码。而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女大学生，金钱观扭曲的较多，这说明，家庭环境对女大学生的影响是较大的，同时也是利弊俱在的，要注意积极引导家庭因素所引发的正能量，让家庭成为女大学生树立良好金钱观的保障性因素。
二、促进女大学生金钱观的正确树立
要实现对女大学生的金钱观的正确树立的引导，必须要对多种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理论基础，有效指导实践需要。
首先，社会要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社会大环境的好与坏，是影响女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对社会风气进行有效的过滤，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女大学生金钱观的有力指引，只有这样才能让女大学生在形成金钱观的理论上有所依靠。
其次，学校教育不可缺少。学校是学生成才的重要保障性因素，老师也成为学生的终身导师，因此，老师要积极配合学校做好女大学生的思想工作，树立良好的金钱观，并且一直保证这种正确的观念能够发展下去。
最后，实现良好的家庭教育。家长是学生的第一导师，要在女大学生的发展过程中积极引导、循序渐进的疏导思想，在金钱观的树立上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要绝对加强家庭金钱环境的培养，让女大学生对此环境有一定的适应。
结束语
通过一定的调研数据来分析女大学生的金钱观，对其中的理论构建、基本特点以及如何引导女大学生树立正确的金钱观进行体系化的分析，希望这样的研究能够促进理论界以及实务界对该问题的重视，共同致力于这一社会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1]张传龄.后现代思潮对大学生的冲击[J]..当代青年研究，2007（5）：50，51.
[2]吕延勤，杨培强.制约高校大学生创业的因素与对策[J]. 中国高教研究，2009 年.
[3]温波，王建润.论差异性社会的文化矛盾与文化整合[J].江海学刊，2011 年.
关 键 词:金融;学科建设;优势特色;交叉培植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2)03-0069-03
一、 各高校的金融学科建设要契合自己的办学目标定位
现代金融的发展迫切要求金融学科的动态发展, 金融学科的定位必须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要求。金融学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学科,其内涵和外延随着金融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20世纪初,金融学主要包括货币、信用和银行三个方面;后来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又加入了货币政策、金融宏观调控;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国际货币体系的调整、重组,资本市场理论获得发展;当今,金融创新和表外业务增长,金融风险规避与监管理论兴起,金融学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丰富和拓展。同时,金融一体化、金融自由化、金融市场化与金融电子化已成为金融实践未来发展的总体趋势。金融实践发展推进金融理论研究领域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表现为:研究对象的开放性、创新性与学科综合化,研究视角微观化,研究方法和手段数理化、模型化。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给金融学科建设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金融学科的建设必须与时俱进,用立意高远的战略眼光, 动态地把握金融学科体系的真实内涵,拓展与更新金融学科领域的内容,对金融学科建设进行准确定位。
金融学科建设的定位应与办学目标的定位相一致。高校的办学目标定位有多层涵义:一是办学层次的定位。 如高校把自身定位为全国乃至世界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或定位为富有地区、 具有行业特色的学校,其学科建设的定位必然不一样。二是学科性质的定位。很明显,将院校办成诸如财经类、师范类、农林类、综合类或其他性质的院校,与之相适应的学科建设在性质定位上是不同的, 在确定的学科性质范围内的学科建设目标、 方向、 重点无疑不同。三是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 由于经济社会对金融人才的需求是多元化、 综合化的, 人才培养目标模式也是多层次、多类别的。如金融本科、硕士、博士层次,或如学术型、 管理型、 技术操作型等金融分类人才培养等。分层次培养不同类型的金融人才, 学科建设的布局重点、 分类人才培养科学衔接和比例构成是不同的。学科建设是学校的根本性建设,其准确定位无疑应契合办学目标。
二、走出“社会需求”的认识误区,找准金融学科建设的落脚点
金融学科建设以“与社会需求相适应”为其基本的原则。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往往陷入“社会需求”的认识误区:将“社会需求”简单等同于“市场需求”,导致学科建设上追求短期效益和短期目标;将学科发展的社会需求混同于就业“热点”,将优势学科与优势专业混同于“热门”专业,脱离自身实际,热衷于热门专业,盲目跟风、趋同,导致人才培养低水平重复和单一化,造成的人才市场供求结构的失衡与扭曲现象,最终使其原有的某种优势特色的学科或专业严重滑坡甚至消失。因此,我们应该走出误区,真正找到金融学科建设的落脚点。
一是学科建设必须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但绝不意味着学科建设一味追求短期效益或短期目标。恰恰相反,确立学科建设的目标必须放弃对短期效益的追求,应树立高层次、高水平、综合性的目标价值取向。就金融学科而言,应注意紧跟金融学内涵上深化和外延上扩展的动态,以学科的综合、交叉为指导思想,根据学科的内在联系构建金融学科体系,做到金融基础学科宽厚、主干与重点学科突出、优势特色和新兴交叉学科发展迅速。
二是遵循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原则,要求金融学科建设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持续性。既要满足、服从于社会现实需求,又要超越其现实需求。这不仅因为“社会需求”比“市场需求”要宽泛得多,而且因为社会需求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变化之中,它不仅仅显现为现实的社会需求,还隐藏着潜在的社会需求。还因为金融基础学科在短期内难以体现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从带动金融经济发展的长久利益和金融学科的根本建设来看又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仅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或停留在就业“热门”专业这些外在化的现实需求上,就很难应对科学技术发展、金融经济周期变化等对金融人才多元化的、动态的需求,无异于无为地受市场牵引、被动地适应社会需求,忽视了对社会需求尤其是潜在的、具有拓展趋势需求的挖掘、引领和创造,难以抓住社会需求链条,无从发挥学科建设适应社会需求的整体效应。
三、认识现代金融学科的“学科群”特征,着力打造金融重点学科和优势特色学科
金融学科本身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它是由一个“学科群”组成的。现代金融学科的“学科群”特征,要求金融学科建设上有重点、有层次的推进,以最终体现金融学科发展的全面完整和真实有效性, 而首当其冲地是打造重点学科尤其是优势特色学科。
(一)合理学科布局
明确区分金融重点学科与一般分支学科, 着力进行三级重点学科(院级、省级、部级重点学科)的递进建设, 使金融重点学科的布局形成金字塔式结构,形成相互配合和支撑的态势,并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基础,带动其他分支学科建设。
(二)以优势特色学科建设为龙头
金融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因其具有示范作用和广泛的凝聚力,可以带动其他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成为金融学科建设的生命线。建设金融优势特色学科,要注意遵循金融教育教学规律,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择优、强优为根本,以突出特色为核心,充分体现学校办学特色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特色; 要根据金融经济发展需要,增强其学科建设的前瞻性、开放性、独创性、适应性。
(三)以金融重点专业和特色专业建设为依托,打造金融重点学科和优势特色学科 学科是“源”,专业是“流”。学科建设是专业建设的基础,专业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基地。金融重点学科和优势特色学科的培育, 离不开金融重点专业和特色专业的建设。金融重点、特色专业建设体现在专业下优化的人才培养方案上。 人才培养方案主要包括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实践教学环节等基本内容。
1. 要形成优化、 创新、 特色鲜明的课程体系结构, 把握好课程所研究的主要对象和揭示的中心任务。一是必须强化专业主干课程,突出一门高质量的统帅课程, 以主要体现重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如金融本科层次的主干课程可以包括金融学、 金融市场学、金融中介学、中央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学、保险学、国际金融学、公司 财务、金融工程、投资学等10门,其统帅课程就是金融学。二是在主干课程基础上,各高校依据自身优势特色、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设置富有特色的专业课程体系, 如传统财经类院校可以突出其专业性、应用性强的优势,综合类院校则更多体现经济学与管理学相结合的特色, 理工类院校可特别强化在数理金融和方法论方面的发展等。就各高校而言,以自身的资源优势重点打造好优势特色学科;就全国而言,以有利于形成一个“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学科群体,推动国内金融学科建设整体发展。
2. 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上, 要深入研究社会对金融人才知识、能力、素质结构的要求以及金融业、金融学科发展的需要,积极开发反映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的新课程。要将金融业发展形成的新知识、新成果、新技术引入教学内容,着力培养学生的知识再生能力;积极探索以能力培养为主的教学模式,采用探究式与研究性、 反思性、 合作性教学等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促进各种形式的质疑、交流、对话与合作。
3. 应特别注重加强金融实践教学,建立开放的金融实践教学体系。注意探索以课题研究带动教学的模式,将研究成果和研究思维注入实践教学,提高实践动手能力;注意产、学、研结合,吸收学生参与学科前沿研究或参与企业等实体单位的研发项目;举办金融情景教学、金融学沙龙和信用学会、保险学会、理财学会等学术性社团,活化学生的理论知识;积极开展实习实训和社会实践活动,拓宽实践教学渠道。
四、加强科学研究和学科队伍建设,攻占学术高地,培育学科的优势与特色
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内在规定,尤为优势特色学科的重要衡量标志。金融学科建设应坚持金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全面发展,“学”与“术”不可偏废;依据学校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竞争条件,以学科方向结构调整为切入点,扬长避短并形成自己的学科特点;培养教师从事科学研究所必需的知识储备、学术品格、思维方式及方法论修养;形成一种能够促进学术自由发展和教学相长的学术传统与学术氛围;建立科研激励机制,鼓励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教师攻占学术制高点;加强对金融基础理论和热点问题的研究,创立标志性的科研成果等。
学科是否有优势、有特色,前提是学术水平。加强学科学术队伍建设是搞好学科建设的关键。要依据金融学科建设需要,建立一支以学术带头人为骨干,教学和科研综合水平高、结构合理的学科学术梯队。在梯队培养模式上可借鉴国外有关经验,如产学一体化模式、产学同组化模式、委托模式和市场化模式。要制定培养、扶持和吸纳学科优秀人才的政策和管理制度,如学科带头人“科研休假制度”,招揽人才的“筑巢引凤工程”,鼓励在职攻读博士学位,选派人员出国进修或参加国际会议交流等。
五、重视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培植,整合创新,发掘学科建设的“亮点”
现代金融的发展趋势及教育与学科发展规律,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金融学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融关系。例如,金融学与法学的交叉融合。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需要从金融活动的视角研究法律问题和以法的方式考察研究金融问题, 把社会成员的金融活动置于履行社会契约的境域中。又如,金融学与数理经济学的交叉融合。现代金融理论中的“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就是体现。 这些理论已成为西方金融学领域中的主流金融学。再如,金融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的交叉融合。行为金融学将心理学和社会学纳入金融投资的行为分析,在西方已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派。还有,金融学科建设必须与计算机网络技术动态结合。 计算机技术是金融学科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工具性技能,它推动着具有电子化、信息化、系统化、工程化特征的现代金融的发展。 金融学只有与其他学科之间构成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扶持的生态系统,才能使金融学科建设置于坚实的基础上。 金融学科建设必须及时顺应这一学科发展态势, 探求自身与新兴学科的契合点, 在学科交叉的结合部和空白地带挖掘金融学科建设的“亮点”。
参考文献:
[1]中央财大等高校联合课题组. 金融学科建设与发展战略研究[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09-156.
[2]曾康霖. 论当代金融学科发展及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J]. 金融研究,2005(10):1-8.
[3]姜波克. 推进金融学的教学与研究[N]. 中华读书报,2003-07-16.
2004年5月，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在抚顺市举办了“纪念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成立20周年学术研讨会”。8月，分别在辽宁省阜新市、吉林省松原市召开了全国第三届辽史契丹史、金史女真史学术研讨会。会后结集刊印了《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总第34期)。7月，由赤峰市人民政府、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等主办的“赤峰第三届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赤峰召开，会议刊印了《十至十三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暨赤峰第三届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12月，由濮阳市文化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等主办的“纪念澶渊之盟签署10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濮阳召开，本次研讨会刊印了《澶渊之盟一千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
本年度辽金史著作可谓硕果累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史文存·隋唐宋辽金元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贾敬颜著《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何天明著《辽代政权机构史稿》(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白鹤皋著《辽上京史话》(远方出版社)、盖之庸著《探寻逝去的王朝——辽耶律羽之墓》(内蒙古大学出版社)、阎崇东著《辽夏金元陵》(中国青年出版社)、何光岳著《女真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薛瑞兆著《金代科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孙伯君著《金代女真语》(辽宁民族出版社)、孟繁清等著《金元时期的燕赵文化人》(河北人民出版社)、赵琦著《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人民出版社)、都兴智著《辽金史研究》(人民出版社)等一批专著先后出版，为辽金史学界增添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编辑的《西夏研究丛书》第四辑，于2004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已出版的著述包括史金波著《西夏出版研究》、杜建录主编《20世纪西夏学》、张竹梅著《西夏语音研究》、杨志高校证《宋西事案》、杨满忠整理《番汉合时掌中珠》等西夏历史论著。
以下主要就本年度发表的论文做简要综述，文中难免挂一漏万，恳请方家学者指正。
一、政治史政治制度史人物研究
政治史。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辽金两朝标榜正统并试图寻找德运的依据，辽金王朝的正统性之争，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程尼娜《辽代女真属国、属部研究》(《史学集刊》第2期)指出，辽朝对女真各属国、属部的统辖，可分为三个地区、四种统辖制度，这充分体现了辽朝“因俗而治”的治国方针。王善军《世选制度与契丹的家族势力》(《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一文考查了世选制度的发展，详细论述了世选制度与契丹家族势力的关系，指出世选制度为契丹家族势力的维持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陈广恩《论西夏立国长久的一个重要原因》(《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认为西夏立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拥有并苦心经营河套地区。赵永春《论金熙宗的改革》(《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一文认为金熙宗变“女真旧制”而全面采用汉制，促使女真奴隶社会迅速转向封建社会，在金朝历史转型时期，金熙宗所做出的贡献尤为重要。此外，相关论文还有乐厚权《论辽宋夏金时期的各族盟誓与传统共享》(《长江大学学报》第1期)、任爱君《从舍利到帝王：耶律阿保机“化家为国”的历史背景及时代内涵》(《社会科学辑刊》第2期)、伍纯初《从西夏王族的姓氏变化看其与中原政权的关系》(《天中学刊》第4期)等。
政治制度史。辽代政权机构是辽史研究中难度较大的课题。何天明所著《辽代政权机构史稿》一书对辽朝的枢密院制度、宰相制度、翰林院与大林牙院、北南大王院、夷离毕院、宣徽院、大于越府与大惕隐司等制度和相关机构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就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作了讨论。张志勇《辽朝选任官吏的方式考述》(《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辽朝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完备的官吏管理制度，并对世选制、科举制、察举制、征召制、人粟补官法、恩荫等选官方式以及任官的限制条件等作了论述。冯小琴《辽代政权中的汉族官僚集团》(《甘肃高师学报》第6期)一文对辽朝汉宫的来源、地位以及对辽朝的影响等方面作了论述。王德朋《金朝前期汉官集团述论》(《史学月刊》第9期)一文则对金朝前期汉官队伍的构成、汉官政策以及汉宫对前期政权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王福鑫《宋夏情报战初探——以元昊时期为中心》(《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通过对元昊时期宋夏之间的情报战的论述，指出西夏在情报战中居主导地位，宋朝则处于被动地位，并认为情报战的胜负直接影响了正面战场的胜败和宋夏关系的发展态势。贾随生、李园《西夏军事后勤供给概论》(《宁夏社会科学》第2期)对西夏军粮、武器、马匹的供给情况作了探讨，认为西夏军事后勤供给体制的最主要特点是军事后勤供给是由国家、家族、部落民三级组织系统来实现的，并分析了其优越性及弊端。姜歆《西夏法律思想定型化初探》(《固原师专学报》第2期)通过对《天盛律令》的分析和论述，认为《天盛律令》标志着西夏法规、法律价值、法律制度体系等基本定型。姜歆在《论西夏法典中的狱政管理制度——兼与唐、宋律令的比较研究》(《宁夏大学学报》第5期)则指出《天盛律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狱政管理法律体系和富有特色的狱政制度。李辉《金代金银牌制度的再考述》(《北方文物》第4期)论述了金代金、银牌的传承与用途。都兴智《金代科举的女真进士科》(《黑龙江民族丛刊》第6期)对金代科举女真进士科的创立、考试的内容与方式、录取与授官等问题作了论述。此外，相关论文还有杨清华《金章宗时期的行省建置》(《鞍山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贾随生《浅论西夏军事后勤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固原师专学报》第2期)、邵方《西夏服制与亲属等级制度研究》(《法学评论》第3期)等。
人物研究。孟宪玉《萧挞览之死深探》(《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9期)认为，宋军获得辽方军情对萧挞览的死亡起到关键作用，萧挞览的死又与辽宋议和的大背景分不开。张维慎、周五龙《略论金世宗对官吏贪赃枉法的预防与惩罚》(《陕西教育学院学报》第1期)论述了金世宗针对官吏贪赃枉法采取的预防和惩罚结合的六条措施。兰婷、王晖《试论金世宗的教育思想》(《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从女真贵族教育、汉文化教育、女真旧俗教育等角度，系统地分析了金世宗的教育思想。李成《论女真帝王海陵完颜亮的诗词艺术》(《黑龙江民族丛刊》第1期)一文论述了海陵王的文学艺术风格，指出这是女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反映，是其内心的艺术写照。周延良《金源完颜璟文行诗词考评》(《民族文学研究》第2期)分析了金章宗统治者作为少数民族诗人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心态。相关论文还有刘达科《金元之际诗人房皞探微》(《江苏大学学报》第1期)、[日]高桥幸吉《元好问和元结》(《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周益新《金代医家常仲明生平、家世、著述考略》(《山西中医》第4期)等。
二、经济史
张国庆《辽代牧、农经济区域的分布与变迁》(《民族研究》第4期)一文论述了辽代前期牧农经济的分布格局和辽代中后期牧农经济区域的变迁。辽朝农耕区域的扩大和辽朝农业经济地位的上升，为后来的金元统治时期北方农牧经济区域格局的形成及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孟庆山《辽代的农牧政策与农牧经济发展》(《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辽朝牧业和农业取得的发展和契丹民族对牧业和农业的正确发展策略有密切的关系。韩茂莉《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与人口容量》(《地理研究》第5期)指出，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核心区屡次转移，与人口、资源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环境压力相关。金代出现的农业核心区由老哈河流域向大凌河流域发展的趋向，既是农业开发的结果，也是局部地区因环境所迫，人们以二次移民形式寻求新一阶段人地平衡的手段。李新贵《西夏牧业经济若干要素的考察与分析》(《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对西夏的牧区分布、牧区面积、牲畜的结构比例、载畜量、牧区人口等构成等牧业经济的若干要素进行了考察与分析。赵斌、张睿丽《西夏盐政述论》(《西北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考察了西夏盐业产地、生产方式、政府对盐业的控制与管理等几个问题。牛达生《浅论西夏铁钱及铁钱专用区的设置》(《中国钱币》第4期)论述了西夏铁钱的发现、分布特点、版别、铁钱专用区的设置等问题。李跃《对金朝流通纸币的一些看法》(《南方文物》第1期)对金朝交钞产生的社会背景、主要原因、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并介绍了金朝发行的几种主要纸币的情况。
此外，相关论文还有白光《大辽物产论》(《农业考古》第1期)、李新贵《西夏牲畜小考》(《农业考古》第1期)、陈习刚《五代辽宋西夏金时期的葡萄和葡萄酒》(《南通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等。
三、社会史文化史
社会生活史。王小甫《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考察了回鹘摩尼教文化对契丹社会发展的影响。作者认为回鹘汗国崩溃给契丹传统社会带来了新的激励因素，摩尼教的传入为契丹传统社会的飞跃与变革提供了新的精神武器，为契丹建国作出了贡献。宋德金《辽金人的忠孝观》(《史学集刊》第4期)对辽金时期忠孝观念的形成发展进行了论述，认为是辽金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孟古托力《金朝儒家民族观探微——金以前儒家民族观发展的历史轨迹》(《北方文物》第3期)探讨了金朝儒家民族观多层面的内容，认为儒家民族观的开放性、整合性在金朝得以发挥乃至升华，同时其保守性、排他性也得到有效的抑制。王胤卿《契丹民族鸡冠壶的文化诠释》(《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第1期)一文对辽代契丹族的特色器物鸡冠壶进行了文化层面的阐述，揭示了鸡冠壶对于契丹文化的功能和意义。此外，相关论文还有晏选军《金学发展路向考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张志勇《辽金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及启示》(《北方文物》第2期)、刘刚《论辽代体育对金元清体育的影响》(《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第1期)等。
邵方《西夏党项社会的族际婚》(《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就西夏民间族际通婚、王室中的族际婚、西夏与宋辽金元族际婚的比较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冯小琴《契丹辽人的敬母风尚》(《兰州学刊》第6期)一文认为，契丹民族的敬母风俗对辽的政权具有直接的影响，并在辽中期以后得到了法律的认可。有关风俗的论文还有颜诚《辽代真容偶像葬俗刍议》(《文物春秋》第3期)、孙昌盛《略论西夏的墓葬形制和丧葬习俗》(《东南文化》第5期)等．
张国庆《论辽代家庭生活中佛教文化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论述了佛教文化对辽代家庭生活在思想上、家庭财产处置上、日常行为上、生活习俗上的诸多影响。孟凡云、唐玉萍《耶律阿保机的“龙崇拜”及其宗教渊源》(《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第4期)认为阿保机的“龙崇拜”属于宗教范畴，从宗教渊源上分析，其中主要成分为萨满教习俗，也包括中原儒教、道教和佛教影响。李清凌《与宋夏金时期西北的佛教》(《西藏大学学报》第4期)通过对宋夏金时期西北佛教的论述，总结了中国佛教在宋夏金时期的区域化、民族化、民间化的时代特点，以及发展趋势。王德朋《金代道教述论》(《中华文化论坛》第3期)分析了道教发展的历史背景，考证了金代道教领袖的创教历程及传教事迹，对金代道教发展的整体状况作出了较为全面的勾勒。相关论文还有崔红芬《僧人在西夏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程群与邱秩浩《万松行秀与金元佛教》(《法音》第4期)、杨晓国《金元时期全真教在山西活动探索》(《晋阳学刊》第4期)、华方田《辽金元佛教》(《佛教文化》第2期)等。
科技医学史。罗树宝《印刷字体史话(七)辽、夏、金、元的印刷字体》(《印刷杂志》第2期)认为辽西夏金的印刷水平与两宋不相上下，印刷字体也有着相同之处。周峰《略论金代的浮桥》(《博物馆研究》第2期)认为金代的浮桥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在金代的战争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还有杜成辉、杨文义《辽代科技成就略论》(《雁北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宫艳君、黄俐君《从辽代绵帽谈缂丝的织造工艺》(《承德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期)等。
周俊兵《金代政治因素对中医药发展之影响》(《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第3期)从金代政府对医药学发展的重视、儒医结合促进了医药学的发展、社会政治需要刺激着医药学的发展三个方面探究了促使金代医药文化发展的原因。朱星《金元四大家论治食伤》(《江西中医学院学报》第1期)总结了金元四大家治食伤的特点。本年金代医学史的研究文章较多，主要偏重于对金元四大家的医学及医学思想进行研究。相关论文还有张俐敏与陈文莉《金元四大家学术思想之间的相互渗透及影响》(《山西中医学院学报》第l期)、李成文《金元四大家的脾胃观》(《河南中医》第5期)等。
文学艺术史。本年度辽金文学研究成果亦颇为可观。据不完全统计，有张晶著《辽金元文学论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和《辽金诗学思想研究》(辽海出版社)、刘达科注评《辽金元诗选评》(三秦出版社)、康金声与李丹合著《金元辞赋论略》(学苑出版社)、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编《中国诗学研究·辽金诗学研究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刘明今著《辽金元文学史案》(上海古籍出版社)、白巍著《宋辽金西夏绘画史》(海风出版社)等10余部著作。
本年度发表的有关文学艺术的论文也不少，下面仅择其要，略作介绍。李正民《试论金代“国朝文派”的发展演变》(《民族文学研究》第2期)探讨了“国朝文派”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胡传志《论诚斋体在金代的际遇》(《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论述了诚斋体传入金朝后的转变及原因。左洪涛《论金元时期全真道教词兴盛的原因》(《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对金元时期道教词兴盛的原因作了分析。狄宝心《宋金季末诗的时代心理比观与文化阐释》(《民族文学研究》第1期)通过论述宋金季末诗的时代心理和文化继承地的差异，认为南北双方的士人因其时代的需要，对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有关文学的论文还有李正民与裴兴荣《20世纪辽金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晋阳学刊》第3期)、张鸣《宋金“十大曲(乐)”笺说》(《文学遗产》第1期)、胡传志《论陆游笔下的北方及相关问题》(《中国韵文学刊》第2期)、徐翠先《金代全真教诗人邱处机诗歌创作初探》(《甘肃社会科学》第3期)、胡建次《金元诗论视野中的“趣”》(《济南大学学报》第4期)、杨栋《冀南出土磁窑器物上的金元词曲》(《文艺研究》第1期)、史铁良《金元诗数题》(《株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4期)等。
李清泉《辽代宫廷绘画机构的两种体制——兼论风格与画派》(《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第1期)讨论辽代宫廷绘画机构的两种体制，以及与两种体制有关的主要风格与画派问题。刘建丽《西夏民族音乐及其演变》(《宁夏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讨论了西夏音乐的发展和演变。张影《金教坊考》(《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金教坊在内部组织、职司以及表演方面与宋教坊相同点颇多。有关艺术的论文还有于淑华《辽代教坊乐及其对其他民族乐舞艺术的借鉴》(《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第3期)、刘勇《中的“四旦”真是四宫吗》(《中国音乐》第4期)、龙建国《论诸宫调对北曲的影响》(《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李清泉《叶茂台辽墓出土再认识》(《美术研究》第1期)、王昊《金代的“说话”艺术与话本小说的发展》(《北方论丛》第3期)、胡明伟《金代戏剧形态研究——兼考“院本名目”》(《南都学坛》第2期)等。
语言文字。孙伯君著《金代女真语》(辽宁民族出版社)是研究金代女真语的一部力作。该作者《辽金官制与契丹语》(《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考察了金代部分职官与辽代的渊源关系，明确了《辽史·百官志》所载契丹语官名的内涵。作者又在《宋元史籍中女真语的标音》(《民族语文》第4期)中讨论了宋元史籍中女真语对音汉字的基本标音规则。吴英喆《关于契丹小字中的“大金国”的“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一文根据契丹小字《郎君行记》和《博州防御使墓志》出现的契丹小字“大金国”的“金”的不同写法，构拟了意为“金”的单体契丹字的读音。相关论文还有吴英喆《关于契丹小字中的方位名称“东”》(《内蒙古大学学报》第1期)、邓福禄《疑难字考释》(《语言研究》第3期)、黎新第《近百年来宋辽金汉语共同语语音研究述略》(《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等。 四、民族史 民族关系史
民族史。除了何光岳著《女真源流史》，杨茂盛的《中国北疆古代民族政权形成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是另一部有关民族史的著作。蔡家艺《辽宋金夏境内的沙陀族遗民》(《民族研究》第5期)一文对散居在辽、宋、金、夏境内的沙陀族的来源、活动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王成国《论唐代契丹》(《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认为唐政权的建立为契丹的发展和强大创造了条件，契丹与唐的关系是封建大国境内少数民族局部势力与中央王朝的从属关系。周伟洲《霫与白霫考辨》(《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对两族相关材料进行梳理和辨析，探讨了霫与白霫分和的历史。相关论文还有何光岳与何小宏《达斡尔族的来源和分布》(《湖南城市学院学报》第4期)、何光岳《契丹的来源和迁徙》(《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第1期)、周伟洲《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拔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拔氏之族源问题》(《民族研究》第6期)、任崇岳《女真遗民在河南》(《寻根》第4期)、完颜玺《金兀术的后裔们》(《西部人》第6期)、蒋秀松《略论元明女真与辽金女真的关系》(《北方民族》第1期)等。
民族关系史。崔明德《辽朝和亲初探》(《民族研究》第4期)一文探讨了辽与西夏、阻卜、吐蕃、回鹘等政权和亲的动机、特点、作用及影响。王曾瑜《从康熙的议论谈宗泽、岳飞等抗金》(《史学月刊》第4期)一文就康熙帝对宋金战争的认识，指出应对宗泽、岳飞的抗金及抗金的正义性给予肯定。赵永春有关金宋关系史的三篇文章《完颜宗翰对宋政策述论》(《北方文物》第1期)、《完颜昌对宋态度的转变及其成因》(《史学集刊》第2期)、《完颜阿骨打对宋政策探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都从金朝方面着眼探讨金宋前期关系，又都以金朝人物为线索来展开分析和议论，分别探讨了宗翰对宋政策的演变及对金朝发展的影响，完颜昌对宋态度的转变及原因，金太祖对宋政策的原则和态度等问题。周峰《论金世宗时期的金丽关系》(《当代韩国》第4期)论述了金世宗初期金朝与高丽的关系以及金世宗对郑仲夫之乱、赵位宠之乱的对策。关于民族关系史的文章还有吕英亭《高丽王朝与辽、宋政治关系之比较》(《东岳论丛》第6期)、林威《金末契丹人附蒙反金现象初探》(《广西社会科学》第8期)、卢伟与赵一祎《试论契丹迅速灭亡渤海国的原因》(《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王晓燕《论宋与辽、夏、金的榷场贸易》(《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刘建丽《略论西辽与金朝及西域民族的关系》(《新疆大学学报》第3期)、黄兆宏《七至九世纪吐蕃与党项关系述论》(《青海民族研究》第2期)等。
五、文物考古 历史地理
文物考古。2003年3月发掘的吐尔基山辽代墓葬是一项重要的考古发现。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通辽市吐尔基山辽代墓葬》(《考古》第7期)指出吐尔基山墓属辽代早期贵族墓，有大量珍贵文物出土，在辽代墓葬中是罕见的。董新林《辽代墓葬形制与分期略论》(《考古》第8期)一文讨论了辽代墓葬形制的类别，探讨了墓葬分期与各期特征等问题。相关文章还有梁振晶等《辽宁阜新梯子庙二、三号辽墓发掘简报》(《北方文物》第1期)、张杰与朱涛《黑龙江省肇东市涝洲镇安业村发现的辽代墓葬》(《北方文物》第1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兴区青云店辽墓》(《考古》第2期)、郭珉与吴娟《塔虎城州治再议》(《北方文物》第4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金陵考古工作队《北京房山区金陵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考古》第2期)、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市金代徐龟墓》(《考古》第9期)、张庆国《宁安市前莲花村金代墓葬清理简报》(《北方文物》第4期)、卜常益《辽宁岫岩镇辽金遗址》(《北方文物》第3期)、王仙波与刘桂红《白城市境内辽金时期城址及其历史作用》(《博物馆研究》第2期)等。
彭善国《辽陶瓷形制因素论稿》(《内蒙古文物考古》第1期)认为，对契丹民族若干传统形制的继承和因循、对流行于唐代的若干形制模仿和借鉴、受西方文化因素影响出现的形制、辽地窑工创造的一些新形制等因素促成了辽陶瓷形制的鲜明特色。杨广文等《金元昌平崔村锣钹邑碑考释》(《中国历史文物》第1期)对北京市昌平公园石刻园内陈列的金元时期的昌平崔村锣钹邑碑进行了考释，对金代通检推排的实施时间提出新的认识，且据此认为辽代也曾实行过通检推排。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朝阳县石匠山辽、金、元时期的摩崖石刻》(《考古》第11期)一文对摩崖石刻的发现经过、石刻现状、石刻内容、石匠山的地望、摩崖石刻上的年款、石刻遗址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证。相关文章还有赵明星《论鸡冠壶上塑猴习俗》(《北方文物》第3期)、刘景文与王秀兰《辽金兵器研究》(《北方文物》第1期)、金申《辽代舍利石棺上的涅槃图》(《中原文物》第1期)、张兆祥《香河辽代地宫发现的白瓷贡具》(《收藏界》第10期)、彭善国《辽墓新出陶瓷的探讨——兼论“官”款瓷器问题》(《博物馆研究》第3期)、汤威《郑州地区出土金末官印考》(《华夏考古》第1期)、陆思贤与李迪《辽代祖州“石房子”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牛达生与牛志文《西夏铜火铳：我国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寻根》第6期)、李森《残碑考证——山东青州发现金代书法艺术瑰宝》(《北方文物》第2期)、杨新文《咸阳新发现一座金代墓葬出土的铜币》(《西安金融》第3期)、栗杨《黑龙江省阿城市发现金源郡王完颜公神道残碑》(《黑龙江民族丛刊》第1期)、张泰湘与仇伟《阿城金源郡王神道残碑的初步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第4期)、郑绍宗《河北出土金元时期铜权的分析与研究》(《文物春秋》第3期)、邢国言《双城市东利村发现“滨州邢家”银锭》(《北方文物》第2期)、许志国《金大定七年沈州双城县北范家庄西山道院宗主禅师石塔考略》(《北方文物》第3期)、张亚平《佳木斯市黎明村辽金墓群出土的文物》(《北方文物》第4期)。
历史地理。胡廷荣《辽中京至广平甸捺钵间驿馆考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对辽中京至冬捺钵广平甸间诸驿馆的地望进行了考证。韩茂莉《辽代西拉木伦河流域聚落分布与环境选择》(《地理学报》第4期)一文依据辽代西拉木伦河流域及毗邻地区的两类聚落，分析论证了农业开垦范围与环境扰动。作者又在《辽代西辽河流域气候变化及其环境特征》(《地理科学》第5期)中认为，西辽河流域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该地区基本的自然地理特征。王禹浪《金朝初期春水纳钵之地的考察——兼考“冒离纳钵”与“莫力街古城”之谜》(《黑龙江民族丛刊》第2期)一文对“冒离纳钵”的地理位置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冒离纳钵”即今日哈尔滨市郊区的莫力街古城。王禹浪、王宏北《金源地区历史地理考证四则》(《黑龙江民族丛刊》第4期)对金源地区的曲江县、宜春县、巴剌海山谋克城、寥晦城进行了考证。相关论文还有景爱《金中都的规划及影响——纪念金中都建立850年》(《北方文物》第4期)、武丽青《辽代利州故城》(《兰台世界》第1期)、乌凤丽《辽、金、元时期的利州》(《黑龙江民族丛刊》第2期)、杜春鹏与李丕华《辽代庞葛城遗址考》(《黑龙江史志》第4期)、谭延翘《卜奎不是金代的庞葛——与商榷》(《北方文物》第4期)、乔建国《义县奉国寺》(《兰台世界》第2期)等。
六、墓志与文献研究研究综述
墓志与文献研究。本年出版了两部辽金史考订与校勘的著作，即徐蜀编《宋辽金元正史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和张元济著、王绍曾等整理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金史校勘记、新五代史校勘记》(商务印书馆)。
都兴智、田立坤《后晋石重贵石延煦墓志铭考》(《文物》第11期)就石氏的族屑和世系、石重贵北迁相关问题、石氏北迁后的史实等问题作了考释和论证。袁海波、李宇峰《辽代汉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第5期)对辽宁阜新出土的《永清公主墓志》碑汉字内容进行考释，指出碑文证实了契丹族对炎黄子孙的认同，并参照《辽史》记载考证了碑文涉及的众多辽朝皇亲国戚。史金波《西夏户籍初探——4件西夏文草书户籍文书译释研究》(《民族研究》第5期)对新发现的4件西夏文草书户籍文书进行译释，探讨西夏黑水城地区的家庭类型、人口姓名、男女比例、民族居处、婚姻状况等现象，揭示了西夏户籍和军抄的密切关系。李范文《再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对《文海宝韵》中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了重新考证，对《文海宝韵》的内容即平声、上声、人声及《文海杂类》等进行了分析。聂鸿音《西夏文发愿文中的两个年号》(《固原师专学报》第5期)对经文中出现的“景佑”和“福圣承道”两个年号进行了阐释。崔红芬《中的帝师与国师》(《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对西夏的帝师和国师进行了整理和考订。胡玉冰《关于的若干问题》(《史学史研究》第2期)对《西夏书事》的编修、刊刻、评价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胡玉冰《宋人御夏“议边”专题文献述要》(《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对宋人御夏“议边”专题文献进行了整理和评述。
相关论文还有王昕《辽耶律宗愿墓志释文商榷》(《中国历史文物》第5期)，穆鸿利、孙伯君《蒙古国女真文、汉文初释》(《世界民族》第4期)，王德朋《论刘祁的史料价值》(《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李峰《元好问若干问题考辨》(《文物世界》第3期)，聂鸿音《贺兰山拜寺沟方塔所出的译传者》(《宁夏社会科学》第1期)，胡玉冰《考古发现的西夏文献资料及其研究价值》(《人文杂志》第3期)、《浅谈考古发现的西夏文献资料及其研究价值》(《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论略》(《固原师专学报》第4期)，宋璐璐《西夏译本中的两篇佚文》(《宁夏社会科学》第1期)，许生根《英藏黑水城文献社会文书述略》(《宁夏社会科学》第6期)，孙昌盛《方塔出土西夏汉文诗集研究三题》(《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等。
关键词 金融财务 专业人才 课程设置 应用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Comparative Study on US and Chinese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Talents' Application Ability Shape
LI Jing， WANG Jinghua， LI Bingjin， TONG Chen， LUO Meijuan， ZHOU Xuying
（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ingbo， Zhejiang 315211）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and society， to finance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but the application of China's financial capability is not fully meet the market demand. From the basic course of Chinese and US representative universities，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s，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general education core curriculum classes， such as starting to explore the basic course， professional core courses and elective courses and personnel application ability relevance， and SWOT analysis， get inspiration from culture to promote Chinese and US comparison of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in the application of China's financial capability.
Key words financial； professional talents； course setting； application ability
金融学界众多专家指出，金融学领域包括两大主流，一是投资，二是公司财务。在美国，金融学专业中往往包括财务学，没有专门开设财务管理专业，但在我国往往是将金融学和财务管理分设为两个不同的专业，而且分别授予经济学和管理学学位。为了方便中美专业对比，本文将财务和金融学专业视为同一类专业以分析中美两国在这一类专业人才应用能力塑造方面的异同，这并不影响研究的结论，因为在中国财务和金融专业人才应用能力培养差异不大。
财务金融应用能力，一般从是否具有扎实的财务金融理论基础、是否具有财务金融实务处理能力和是否具有信息运用能力三个角度来衡量。①本文以中美两国金融学排名前十的大学为研究对象，对比中美两国基础课程、金融核心课程和金融实务课程，分析中国财务金融应用人才之所以缺乏的原因。
1 美国相关课程设置
1.1 基础理论课程设置
美国高校金融学基础课包括公共核心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以及通识课程（以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课程设置为例），其中公共核心课程总计17门，占全部课程的43.7%，通识课程7门，占全部课程的17.9%。公共核心课程主要包括经济学导论、管理经济学、微积分、领导、合作与交流、写作、法律与法律程序介绍、企业责任和道德，风险管理会计学原理、商务统计入门、企业融资、货币经济与全球经济、管理学导论、市场营销学导论和计算机基础等课程；通识课程由三大类构成，每位学生必须以跨学科选课的方式选修语言、艺术和文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类中的部分课程。
美国高校从公共核心课程设置出发，保证学生在修读专业课程之前掌握充分的基础知识以及金融学基本分析工具，培养具有知识理论功底和掌握多种工具的金融应用性人才；从通识课程的设置出发，促使学生接触更多的知识，提高学生的信息处理能力与综合素质。美国各高校之间金融学专业公共核心课的具体设置存在差异，但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公共核心课程主要集中在宏微观经济学、会计学和金融学原理等课程。
1.2 金融实践课程设置
金融人才毕业后主要从事金融领域的各种工作，而且大都要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这就需要一定的经验以适应工作的需要。经验的获得有两种，一是通过自身的实践获得，二是通过他人的传授获得，而在校生的经验获得更多的依赖于他人的传授。实践课程具体可以分为两类：课内实践（如案例教学和讲座）和社会实践（如企业实习）。
（1）课内实践。美国顶尖商学院都十分重视课内实践课程的设置，以案例教学等课程为核心的课程教学，是美国金融学专业教学的一大特色。美国商学院非常重视案例教学的作用，在全美金融专业排名前五的大学中，尤以纽约大学（stern）商学院最具代表性，案例课程占总课程的比例较大，如破产与重组案例研究、企业融资案例、投资讲座和财务管理案例课程。
（2）社会实践。美国商学院社会实践活动丰富多彩，企业实习是美国商学院学生的必修课程。一般商学院利用学生的假期，如春假、暑假等，带领学生进行实习活动，如沃顿商学院等。而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哈斯商学院等采用的时用较长的时间到大型企业或跨国公司调研和学习，在此过程中了解大型企业如何运作。
2 中国相关课程设置
目前中国金融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主要由普通公共课、专业核心课程、专业基础课与选修课程组成。本文从中国金融学排名前五大高校本科生基础课程和金融实务课程的设置分析，探究课程设置与应用能力的相关性。
2.1 基础理论课程设置
中国高校金融学基础课包括普通公共课和专业基础课组成（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课程设置为例），其中普通公共课有五大类，专业基础课有8门。普通公共课包括马克思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课、应用基础课、自然科学课、人文素质课和艺术教育课等5类；专业基础课主要是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会计学和统计学等8门课程。②
中国各校的专业核心课程设置门数较多，一般有8门左右。核心课程设置的目的在于奠定学生扎实的理论基础，使学生在金融领域中能成为一个擅长处理各种问题的人才。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专业核心课程为例，该校共开设了包括税收制度与管理、保险学、国际金融、证券投资学、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投资经济学、现代公司财务和商法等8门课程。尽管各校金融专业核心课程的设置存在差异，但基本上都集中在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保险学、投资银行业务分析、证投资学和国际结算等课程。
2.2 金融实践课程设置
（1）课内实践。中国大学重视课内实践课程的设置，尤其是案例课程。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非常重视案例教学，为适应现代金融发展趋势对人才应用能力的要求，2002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启动了“高级金融教学实验项目”，旨在“用国际化的师资、国际化的课程设置和双语授课模式去提升教学质量，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融贯中西的高级人才”。（2）社会实践。与沃顿商学院的社会实践课程安排一样，中国大学的许多社会实践也一般安排在假期，尤其以暑假为主。但这些社会实践都是以认识社会，感知社会为主要内容的，主题可以是专业相关的，也可以是专业无关的。
3 中美两国相关课程及应用能力塑造比较
3.1 金融理论基础与信息运用能力
（1）理论基础。在专业基础课程与核心课程的设置上，中美两国高校存在差异。中美两国高校金融学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课程，都涉及该专业应该涵盖的理论与知识点，但是中国高校开设的金融学专业基础课程设置内容较浅显，同时专业核心课程的内容不够深化。（2）信息运用能力。专业基础课的设置可以提高对专业课知识的掌握，而公共核心课程和通识教育课程（美国）或者公共基础课程和选修课（中国）的设置不仅可以促进专业课的学习，同时提供更多的其它知识将之运用到财务金融工作中。
3.2 金融实务处理能力
（1）课内实践。首先是中国国内高校金融案例教学普及率相对于美国来说还存在差距，金融学专业排名较高的大学案例教学开展的情况相对较好；其次，案例的来源匮乏、更新速度慢，是中国案例教学存在的最主要问题。尽管中国国内案例教学已经较为普遍，但案例来源主要为国外的经典案例，适应于中国国情的案例较少，且每年新编案例较少。案例大部分由教师讲解，教师与学员互动不足，导致案例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素质的作用大打折扣。（2）社会实践。首先，对于一般的假期实习而言，虽说学校组织安排实习机会，但是往往是同学自己找实习单位实习，对于一部分不想实习的同学，则会通过各种途径拿到实习报告，以证明确实参与实习环节；其次，对于毕业实习而言，很多同学是抱着工作而非想要获得经验而去，虽说这段时间对于从事金融财务工作会有帮助，但是往往效果并不是很好；再次，美国许多高校有专门的协调组织实习的机构，有专门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合作企业、非盈利组织和机构。
4 中国金融财务专业人才应用能力塑造的启示
（1）学科交叉的课程体系有利于金融财务人才应用能力塑造。高等教育不仅为学生提供了职业发展的准备，更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我国的金融财务专业教育一是要研究我们一贯采用的普通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选修的体系是否合理，力争构建立体化的实践教学模式，设计合理的实践教学课程结构；二是要研究为我们金融事业的发展培养什么知识结构的金融财务人才，适时制定明确的实践教学目标；三是研究我们的教学组织结构如何能够满足跨学科人才培养的需要，采取有力的实践教学措施，使实践教学规范化，制度化。（2）实践课程质量主导着金融财务人才应用能力的实现。与美国高校相比，一方面应该加强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应该走出去，找到双方合作的结合点，与金融财务机构的建立更为广泛牢固的合作关系，提供更多专业的和非专业的实践岗位。（3）“表现艺术”教学方式是实现金融财务人才应用能力的主要方式。我们应该改革我国多年来沿用的以学科为导向的知识灌输为主，即只开发学生听觉能力的教学方式，而代之项目化组织、团队化运作的教学模式，以形成师生对社会热点、专业前沿的关注，消除学科壁垒，推动学生自主学习。（4）教师是实现金融财务人才应用能力的关键因素。一是学习国外高校，将从事金融财务实践的知名的银行家、企业家等请进课堂，用他们生动而真实的案例和经历教育涉世未深的莘莘学子，研讨社会中各种金融财务问题；二是将学校的教师推向社会、接触实践，在金融财务实践中寻找现实问题，与学生组成团队，共同研讨解决现实中的金融财务问题，使学生在操练中提高分析现实金融财务问题的能力，同时也提升教师队伍的质量，提升金融财务教学质量，提升金融财务人才应用能力。
基金项目：宁波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3A610283）；宁波市软科学项目（2013A10044）；宁波工程学院文科振兴计划；浙江省教学改革项目（实战导向型：财务管理案例教学法研究）；宁波市软科学（2013A10034）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