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村推进扶贫开发的现状
自2001年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工作以来，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乡、村的各级干部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重点村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是贫困状况明显缓解。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以来，在上级扶贫部门的正确指导和亲切关怀下，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井冈山革命精神，千方百计增加收入，摆脱贫困。永新县石桥镇白鹭村全村养殖鱼苗600多亩。户均超过一亩；井冈山市睦村乡靠种植油茶、果树增加收入，实现脱贫致富。经过多年的努力，全市贫困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贫困人口由2000年的59万人减少到2008年的20，1万人。
二是重点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在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工作中，我们在坚持工作到村，扶贫到户原则的同时，十分注重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近5年，全市投入扶贫资金19156万元，帮助贫困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扶持贫困乡、村农田基本建设项目2180个，扶持交通建设项目1060个，扶持电力建设项目53个，扶持文教卫生项目141个，兴建和改造乡村中、小学117所，乡村卫生院24所。永新县怀忠镇茶源村和石桥镇北岭村每个村小组都通了水泥路，交通重要条件极大改善。
三是生活环境得到改善。坚持整村推进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在重点村进行了新农村建设试点，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各重点村开展“三清三改”，使各重点村脏、乱、差环境得到有效整治，村容村貌大有改观。永新县怀忠镇茶源村共有15个自然村，其中有11个自然村已实施了新农村建设，现在村内环境优美，村容整洁，村民文化生活丰富。同时，还为8.28万户贫困群众安装了自来水；建沼气池3.09万座，受益农户达3.13万户；贫困群众的生活质量明显改善。
四是贫困群众素质得到提高。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把提高贫困地区群众的综合素质作为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一是大力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近五年，全市扶贫系统共举办各类实用技术培训班1421期，培训12.3万人次。二是着力抓好劳动力转移培训。我们按照政府扶持，群众参与，市场运作，分级负责的原则，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2005年以来，全市扶贫系统劳动力转移培训达42845人次，通过培训农民工劳务收入普遍提高。
多年来的扶贫开发工作，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贫困地区群众也比较满意。但是通过调查发现，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与科学发展观不相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扶贫资金的投入与扶贫任务的艰巨性不相适应。由于种种原因，我市的扶贫开发工作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一是贫困发生率高。到2008年底，全市共有贫困人口200622人，贫困发生率达5.32％，大大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3.91％；二是基础设施薄弱，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差。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大多地处边远，道路不畅，有的地方甚至不通公路；水利设施欠缺，农村水旱灾害频繁，农业靠天吃饭的现象比较普遍；教育、医疗、通讯等也普遍滞后，基础设施建设欠帐较多，扶贫资金缺口较大。
(二)扶贫方式与增强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不相适应。从调查情况来看，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重基础设施建设，轻群众增加收入的产业开发，有70％以上的整村推进资金用于了基础设施建设，用于产业扶贫的资金不到20％。由于修路、农田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实施比较简单，广大群众也普遍受益，建成后能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发挥效益，基层干部容易产生成就感和提高群众满意度。而要帮助贫困群众增强造血功能，建立贫困地区增收的长效机制。一方面要着力实施产业扶贫，另一方面是要着力提高贫困地区群众的素质。
(三)整村推进扶贫开发与有针对性地帮助困难群众脱贫致富不相适应。在我们的扶贫开发工作中，不论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产业扶贫、劳动力转移培训和移民扶贫。无论是贫困户还是富裕户，全村一个政策，几乎毫无差别。要针对贫困群众实施特别优惠的扶贫政策，确保我们确定的贫困户是真正的贫困户，使我们对贫困户进行重点扶持，广大群众才能够心服口服。
(四)资金管理手续繁琐与提高工作效率不相适应。扶贫资金实行财政报帐制以来，有效防止了扶贫资金被截留、挪用等现象的发生，充分发挥了扶贫资金使用效益。但有的地方也普遍反映，扶贫资金报帐的审批手续过于繁琐，扶贫资金的支出，乡、村、村小组干部和经手人签字盖章后，要分别送县扶贫办、财政局领导签字和分管扶贫以及分管财政的县领导审批，有时村干部到县城往往找不到人，即使找到了，一次也找不全。有的项目扶助资金1—2万元，村干部报帐需来回县城好几趟，增加了村里的开支，不利用提高工作效率。
(五)扶贫机构自身建设与扶贫工作的复杂性不相适应。市、县扶贫部门普遍存在干部年龄老化，知识结构不合理，缺乏专业知识等方面的问题，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乡镇分管扶贫的领导变动频繁，乡镇没有扶贫专职干部。扶贫部门工作经费紧张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制约着扶贫开发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对改进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全体动员，加大扶贫投入。一是随着各级财政收入的增长，不断增加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的扶贫专项投入。二是充分发挥农业、交通、水务、发改委、农业综合开发等涉农部门的积极性，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通力协作，各记其功”的原则，促使各项涉农资金向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倾斜，形成扶贫开发工作合力。三是进一步深化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定点扶贫和动员党员干部“1+1”扶贫工作，掀起社会扶贫的新高潮。四是进一步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井冈山精神，要让贫困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到“苦熬不如苦干”的道理，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国家扶持和社会各界的帮助是必要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当地干部群众的自身努力，从内心深处克服“等靠要”的思想，大大激发他们的创业热情，真正做到自己的家园自己建，自己的家业自己创，把勤劳致富变成贫困群众的自觉行动。
(二)统筹兼顾，努力增加群众收入。在扶贫开发项目的选择上，要统筹兼顾，不仅要重视贫困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更要注重增强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增收的问题。
首先，要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在产业的选择上要突出“一村一品”，突出地方特色，只有符合当地实际的特色产业，才会有生命力，才有发展潜力。在扶持方式上，一是要建立示范。通过建立示范户、示范基地来带动产业发展，通过示范点开展技术培训。二是要由龙头企业或经济合作组织为农民提供服务。龙头企业或经济合作组织为农民发展产业提供技术服务，统一销售农产品，为农民解决后顾之忧，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三是拓宽渠道，增加扶贫投入。国家投入的扶贫资金有限，要发展扶贫产业，就必须广开门路，不断增加投入，在尽可能多安排一点扶贫资金用于发展产业外，要努力争取信贷资金支持，扶贫资金用于贴息，使小额信贷资金用于产业扶贫。在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发展“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储金会”，千方百计破解产业扶贫的资金难题。
其次，要千方百计拓宽贫困群众的就业门路。当前，务工收入真正成了贫困群众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民工返乡严重阻碍了农民增收。在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拓宽贫困群众的就业渠道。从调查情况看，科技文化素质低，缺乏劳动技能是贫困群众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因此，要以贫困户劳动力转移就业为目标，大力开展专业技术培训，提高贫困户劳动力专业技能，增加其就业机会。要促进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与本地工业园区内企业加强合作，为企业开展定向培训，鼓励本地企业尽可能多招收贫困户劳动力，增加农民的务工收入，促其尽快脱贫致富。
(三)突出重点，瞄准贫困群体。在扶贫开发的实践中，必须瞄准贫困群体，努力实现扶贫资金向贫困户倾斜的目标，使扶贫资金与国家各项支农资金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促进。其它支农资金搞普惠制，扶贫资金搞特惠制，资金使用上区别对待，让穷人从中获益更多。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建档立卡工作。要按照国家提高后的扶贫标准，对人均纯收入1196元以下的贫困户建档立卡，给贫困户发放扶助证书。二是扶贫资金必须突出重点，要向贫困户倾斜，重点扶持贫困群体。在产业扶贫、移民扶贫和劳动力转移培训等扶贫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要建立一套向贫困户倾斜的长效机制，移民扶贫的补助标准、产业扶贫的补助标准和劳动转移培训的补助标准，一般户和贫困户都要有区别，富裕户、一般户和贫困户不能同等享受扶贫资金。
一、扶贫开发前提在顺势借势
“势”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判断；“势”是一种发展态势，也是一种历史机遇。顺势借势，就是科学认知机遇、准确把握机遇，在抢抓机遇中形成新的优势、实现新的发展。由于历史欠账多、发展底子薄、造血功能差，南江的发展仍是低基础上的新发展、增长仍是低水平上的新增长、进步仍是低起点上的新进步，基本县情要求我们必须抓好扶贫，根本任务决定我们必须加快发展，最大实际促使我们拼抢机遇。南江扶贫开发，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
一要登高望远谋势。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看得远才能谋全局。南江扶贫开发若仅靠自身力量推进，不仅过程长、成本大、见效慢，而且同发达地区差距会更大，抓住机遇不仅能加快，而且会事半功倍。全县各级干部要不断强化知责之心、担责之能、履责之行，不断提高捕捉机遇、把握机遇、利用机遇、创造机遇的能力；要组织专门力量学习政策、研究政策、对接政策、细化政策、培训政策、宣讲政策，将国家普惠政策和特殊政策最大程度地转化为项目、转化为加快南江发展的资源和财富；要深入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一线情况和阶段特征，使决策达到愿与事相一、人与事相宜、时与事相适；要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推进深入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活动常态化；要强化垫背意识，立足当前，狠抓长远，多干打基础、谋长远、利百姓的事。
二要眼观六路谋市。环境千变万化，机遇稍纵即失。市场经济条件下，机遇无处不在，需要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事才能抢占先机，否则就会错失良机。扶贫开发的基础在改善民生，重点在产业发展，核心在增收致富，出路在市场拉动。这就需要我们把握市场规律，对接市场需求，做强市场商品，发展市场经济。向上看，要吃准摸透市场行情，准确把握发展方向；向下看，要突出南江资源优势和传统产业，做大主导产业，扩大市场份额；向前看，别只想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个人利益，要多思考长远发展、长期规划、长年打算；向后看，边前进边回顾，边推进边总结，力求扬长避短、难中求进；向外看，向先进典型学习，取长补短，少走弯路；向内看，多自我检查、自我总结，增强抓扶贫开发的主动性。
三要沉下身子谋事。说，“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机遇是一种可能性，不是现实性。机遇多，但利用率低，产生的效果不一定好；机遇少，但利用率高，往往会产生奇迹，关键要在实干中利用和转换机遇。全县各级干部要沉下身子，用心想事、用心谋事、用心干事；要围绕“四个特别”，加快机关效能建设，采取铁的手段，彻底根除“醒得早、起得晚”，“说得多、做得少”，“出经验、不出成果”，“思想解放、行动迟缓”等痼疾。要始终保持一种“等不起”的紧迫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慢不得”的危机感，以主动出击的战斗精神和“狭路相逢勇者胜”的亮剑精神，做一个积极主动的执行者，领导苦抓，部门苦战，干部苦干；敢于吃苦，敢于吃亏，敢于吃硬；稳住心神，坐稳板凳，扎稳马步，不讲困难讲实干，不讲条件讲发展，不讲得失讲奉献，主动出击，创新突破，逗硬落实，奋发有为。
二、扶贫开发重点在有序开发
客观地讲，南江扶贫开发形势严峻，无论是GDP，还是人均纯收入，都大大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甚远相差太远。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多，返贫现象广，整体贫穷落后，是我们的基本县情，如果面面俱到，很难突破。要坚持“输血”与“造血”有机结合，更加注重“造血”，抓重点、抓关键、抓根本，这是我们开创扶贫开发工作新局面的现实选择和有效途径。
一要改造大环境招财。分析南江贫穷落后的原因，最根本的是生产生活条件差，生产要素吸咐能力弱，农村土地、劳动力、资金和技术处于“净流出”状态。农村要跨越发展，就要改变“空壳”状态，积极筑巢引凤，以环境的改善回引发展要素，使农村重焕生机与活力。要坚持全县“一盘棋”的思想，在建设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实行城乡规划同步、政策同等、措施同力、发展同步。要以项目为支撑，大力实施农村“畅通、命脉、动力、信息、生态、安居”等六大基础工程，推进农村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环保、住居环境更优化。以实施土地整理项目为载体，改良耕作条件，加快土地流转，推进园区建设，搭建发展平台。同时，配套优惠政策，积极招商引资，回引务工人才，推进优势资源向农村优化配置和合理流动，用“洼地”招财带农民发财。
二要发展大产业育财。实践表明，产业是支撑地方发展的基石。纵观南江农村，传统农业占据主导地位，粮猪二元结构突出，成本高收益低、增产不增收，只能饱肚子、不能富袋子，面临着结构不合理、支柱产业缺乏、特色经济规模小等诸多问题。南江要大发展，必须培育大产业。要按照“绿色农业为基础、新型工业为主导、生态旅游为龙头”的思路，依托大交通带来的人气效应、支撑效应、带动效应，围绕产业聚集力、要素转化力、市场竞争力、区域影响力等核心要素，突出优势抓产业，依托项目抓产业，把握市场抓产业。从通道经济功能分区出发，着眼发挥南江的地理优势、资源优势、比较优势，抓好现有品牌产业的规模扩张和一村一品、一业一企、一产业一品牌的创建工作，重点抓好光雾山旅游园、乐坝工业园和特色农业园建设，努力把南江建成全省重要的生态农业、生态旅游、清洁能源基地和绿色经济示范区，努力建成国际国内旅游目的地、周边大中城市厨房补给地、城乡居民日常用品加工地。
三要培育新农民生财。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农民是扶贫开发的主体，抓扶贫开发就得从提高农民素质这个根本入手，授人与渔。要按照“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要求，整合农口、科技、教育、卫生、司法、群团等培训资源，以技能培训为载体、特色产业为依托、培养科技示范户为重点，拓宽培训渠道，完善培训机制，重点开展农业科技、转移就业和发展创业三大培训，实施“绿色证书”、“科技培训”等工程，打造技能民工，培育新型农民。将发展教育事业作为加快南江发展、群众脱贫致富的治本之策，巩固提升基础教育，尽快普及高中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借灾后重建项目，优化农村教育环境，稳步推进“小学进乡、初中进镇、高中进城”。要采取有力措施，实施职教攻坚，确保职高人数逐年增加，确保初中毕业生不能上高中的，全部进入职业学校学习技能；要从贫困学生开始，逐步实现免费职业教育。
三、扶贫开发关键在方法得法
因多种原因，南江扶贫开发任务重、难度大、周期长，全县各级干部要自觉地肩负起扶贫和发展的双重责任，既要刚化举措实干苦干，又要讲究方法聪明地干；既埋头拉车，又抬头看路，要采取一切可行办法，努力实现扶贫和发展的双重目标，全面夺取扶贫和发展的双胜利。
一要坚持以点带面。以点带面，不是形式主义，而是一种工作推进方法，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在国家层面，从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到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就是以点带面的范例；从南江来看，抓槐树、九泉等扶贫重点村建设，目的在于先行试点、探索经验，后整村推进、联片开发。在规划上，要按照国家政策要求，先有计划地集中力量打造一批扶贫开发重点村、示范片，后逐村推进、整体脱贫。在步骤上，坚持先易后难，先抓典型引路，后抓面上推广；先抓基础改善，后抓亮点培育；先抓园区建设，后抓联片开发；先抓积极性高的，后抓行动较慢的；先抓易成项目，后抓难点工程，抓关键人带多数人，等等。超级秘书网
一、红色旅游可成为老区发展经济的突破口
红色旅游业可为老区经济发展创造新契机，提供新引擎，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扶贫工程。发展红色旅游，可调整农业结构、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农产品转化、加工、增值，扩大畜牧、水产、园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绿色食品的生产。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扩展非农产业，促进乡镇企业和农村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发展，开拓农民外部增收潜力。可以将革命老区的历史文化和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依托自身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培育革命老区的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
旅游业是一项就业成本较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中许多工作都必须靠员工手工操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就缓解了当地的就业压力。另外，旅游业就业层次比较丰富，特别是有些服务工作并不需要很多技术，可以为文化素质不高的广大农村妇女和刚刚进入社会的男女青年提供就业机会。
旅游业也是一项综合性产业，涉及到食、住、行、游、购、娱等多个方面，这些需求在客观上要求旅游产品在面向旅游市场时具有较高综合性，它不仅涉及交通业、饭店业、娱乐业等旅游部门的各行业，还涉及文化、教育、卫生、轻工业、重工业、建筑业、农副业等非旅游行业的各部门。因此，旅游业发展可以带动旅游目的地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从而成为振兴地方经济的主导产业。
二、红色旅游可加快老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旅游资源开发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是一个综合的主体开发过程。发展红色旅游，可进入性是关键，交通必须先行，要使旅游地同外界的交通联系以及旅游地内部的交通运输实现便利和畅通。因此，必须完善各种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各种交通运营的安排。除此之外，还要建设和完善包括供水、供电、通讯、车站码头以及相应的银行、保险、医院、商店等在内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包括饭店、餐饮、娱乐场所等在内的旅游服务设施。这些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是旅游开发中要实现的基本物质条件，它们既满足旅游者的旅居生活需要，同时当地居民也受益。红色旅游的开展，必然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状况，加大对农村道路、安全饮用水、农村能源、改厨改厕等设施的投入，完善电力、广播、通讯、电讯等配套设施建设，加强农村环境建设，开展对农村生活垃圾、沟渠水塘、院落畜圈的整治，危旧房屋更新改造，搞好乡村建设规划，因地制宜地建设具有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情的民居民宅，美观实用，节约土地，改善村容村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使老区农民能够真正享受现代化成果。同时，随着老区行路难、用电难、饮水难等状况的改善，逐步解决了制约老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促使老区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
三、红色旅游可促进老区民众观念更新和素质提高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老区的民众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相对落后保守，不少人很难接受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缺乏市场、商品、开放等先进观念。红色旅游景点不同于一般自然景点，它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涵，大多数红色旅游接待地地域文化底蕴丰富，当地民风淳朴，民俗风情各具特色。革命先辈给老区人民留下的不仅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革命历史文化遗址和遗物，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征途中，创造了诸如长征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为代表的伟大民族精神、伟大革命精神。这既可以使游客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同时伴随着各种阶层、职业、年龄的旅游者涌来，把现代文明带进来，打破老区原有的封闭状态，引起人员、信息、科技、文化、资源、商品的大流动，将大大促进老区与发达地区的交流与互动，在与外来游客的交流、交往中，可使老区人民接受外来文化的熏陶，解放思想，开阔视野，引导老区人民增强劳动致富意识、积累意识、商品意识、科技意识，使之产生脱贫致富的内在动机，教育老区群众克服长期困扰老区经济发展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习惯，树立文明、科学的生活观和生活习惯。使农民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水平、民主法制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从而提升整体素质，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守法纪、讲文明”的新型农民。
四、红色旅游可促进资源开发与保护，落实科学发展观
[关键词]政策网络;文化扶贫;网络结构;网络互动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08-0066-05
一、政策网络理论与文化扶贫
（一）政策网络理论的核心内容
1.政策网络的内涵。汉夫是最早主张将“网络”概念引入政策分析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网络”一词提示了一个事实，即“政策制定包含了数量巨大的公共行动者和私人行动者，他们来自于政府与社会的各个功能领域和不同的层面”[2]。随着政策网络相关研究的深入，关于“政策网络”的定义，各国学者以多样化的研究视角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德国学者常常把政策网络看作是一种政府治理模式，英国学者大多把政策网络理解为能够用来描述既定政策领域内的各种关系，而美国学者习惯把政策网络看作是一种有价值的分析工具[3]。本研究认为政策网络是分析既定政策领域政策过程的有效工具，并可以将“政策网络”定义为：政策网络是指在某一政策领域内，由于共同的利益或资源相互依赖而联系在一起的一群组织或者若干组织的联合体，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动态的、多种多样的，网络内的结构及互动影响着政策网络的运行状态和最终的政策效果。
（二）文化扶贫的概念界定
关于文化扶贫内涵，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比较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艾利森・戴维斯在其著作《社会下层工人动机之研究》中对文化扶贫的相近概念即贫困文化进行了解释，认为贫困文化是指“穷人由于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下，形成的一种特定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系等，这种亚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对周围的人（特别是后代）产生影响，从而代代相传，使贫困本身得以在这种亚文化的保护下维持和繁衍”。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在《五个家庭：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个案研究》一书也对“贫困文化”进行了研究，认为穷人贫困和贫困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贫困文化的氛围一旦形成，就会固化，会对下一代产生重要的影响。[1]虽然国内外学者对贫困文化与文化扶贫进行了系列论述，但并未形成对文化扶贫概念的统一认识。本文将文化扶贫的内涵界定为：与物质扶贫相对应，在物质扶贫的同时，通过加强文化传播、丰富文化生活、加强文化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式，引导贫困地区人民正确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从而提高贫困地区整体人口素质和居民文化水平的过程。文化扶贫强调以人为本，提高农民素质。在推进整体扶贫工作中，必须将文化扶贫同物质扶贫紧密联系，物质扶贫是扶贫的前提，文化扶贫是物质扶贫的进一步延展，只有物质扶贫和文化扶贫结合成一个系统工程，才能够实现扶贫工作的高效和可持续，才能进一步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2.政策网络的典型特征。第一，行动者的相互依赖。各种政策网络行动者必须通过与其他行动者交换资料和信息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各个行动者拥有相同的权力，不同的参与者在政策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同时不同的参与者相互影响和变化，具有动态性。第二，行动者关系的持续性。政策网络由关系形态组成，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持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从而形成制度化过程。第三，行动者多元。政策网络行动者非单一，是它的典型特征。多元行动者包括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等广泛的利益群体。网络内的多元行动者掌握一定的资源，并努力在政策过程中通过政策行动来实现各自的目标和利益。第四，政策网络的博弈互动。政策网络就是各种行动者通过发挥和利用自身资源的优势，为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相互博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个过程。第五，政策网络的制度规则性。制度是由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体系组成的、调整人们之间互动与合作关系的行为准则或规范[4]。政策网络行动者因为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在网络互动中形成多样化的网络关系和规则。
（三）政策网络理论对文化扶贫研究的重要意义
1.政策网络理论为文化扶贫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运用政策网络分析模式，通过研究扶贫主体、客体等行动者在文化扶贫过程中的角色和行为，能够更生动具体的解释他们对文化扶贫效果所产生的影响，可以有力地推动文化扶贫工作的进展。
2.政策网络理论突破了传统的文化扶贫研究范式。政策网络理论运用全新的分析逻辑突破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分析模式，把文化扶贫研究的对象扩大到跨越政府层级和政府部门、涉及各种与文化扶贫相关利益主体的复杂社会关系网络。基于政策网络理论，在文化扶贫工作过程中，各参与者存在着自身利益，并对文化扶贫问题存在不同的权力与责任，在各利益相关团体互动时，也就展现出不同的行动与政策偏好，文化扶贫决策过程不再只是行政部门纯理性的规划性、指令性活动，而是多元行动者博弈互动的结果。
3.政策网络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文化扶贫过程。根据政策网络理论，政策网络内的行动者各自掌握不同的资源，没有任何行动者能唱独角戏，主导政策过程，治理的理念打破了以往政府独霸的时代，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必须相互依赖和合作来达成各自目标。政策网络理论从网络治理的路径出发，批评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策运行模式。强调政策行动者之间是通过网络内的互动与合作达成目标，而非通过传统科层制下的命令与规制，更好地揭示了文化扶贫政策实施过程的本质是网络治理。文化扶贫过程的实质就是各种政策主体通过正式或非正式互动，交换信息和资源，协调目标、策略和价值，以期解决贫困地区文化水平落后问题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二、辽宁省文化扶贫政策网络结构分析
政策网络结构分析主要探讨网络行动者的构成及其互动。行动者是指在某个政策过程中的主要参与主体，包括政策社群、生产者网络、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
（一）政策社群
辽宁省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扶贫开发由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要求，切实落实扶贫工作责任制。扶贫政策参与行动者主要包括省市县各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扶贫办）、省市县各级财政和民政部门、各级党政机关定点扶贫单位及其人员。在文化扶贫工作过程中，无论是发挥领导作用的主体，还是参与主体都属于国家机关和单位，存在明显的隶属关系和依赖，这些单位的组成人员进出有严格的限制和规定，因此根据罗茨对政策社群特点的分析，依据其彼此稳定互动的关系和成员参与的高度限制性，将上述行动者界定为辽宁省文化扶贫政策社群。辽宁省文化扶贫政策社群中，以扶贫办为主要责任主体，负责省内扶贫开发工作的全面推行。省扶贫办下设扶贫调研处、扶贫开发处、扶贫资金管理处、社会扶贫处、财务文秘室一级扶贫统计监测中心等核心部门，各部门共同协作，并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搞好全省的扶贫开发，构建和谐辽宁，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然而，通过辽宁省文化扶贫政策社群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政策社群的构成中并没有专门的文化扶贫部门或机构，对文化扶贫工作的重视还有待进一步强化，将文化扶贫纳入辽宁省扶贫开发总体工作网络系统之中。
（二）专业网络
政策网络中的专业网络是指参与政策过程的专家学者、思想库和智囊团，这些群体为政策制定、执行及评估等提供专业的理论指导和反馈。辽宁省文化扶贫工作专业网络参与者主要包括辽宁省内高校中的专家学者、省内社科类科研院所、政策研究中心，通过科研课题的形式研究辽宁省扶贫开发相关问题，为辽宁省扶贫开发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咨询建议。同时，省直机关公务员在积极参与定点扶贫工作实践的同时也对辽宁省扶贫开发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探讨，以期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探索我省扶贫开发工作的有效途径。
然而，无论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还是参与扶贫工作的工作人员，他们对扶贫开发的理论探讨往往集中在经济扶贫领域，即对文化扶贫的理论研究相对落后。
（三）议题网络
政策网络理论中的议题网络是指参与者平等、自由的参与政策问题的讨论并表达自己的意见，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松散，不稳定，没有严格的垂直连接，仅有一定程度的水平依赖，是最广泛的参与者范畴。辽宁省文化扶贫过程中的议题网络参与者包括参与扶贫开发工作的公民个人、新闻媒体、社会团体等。
三、构建多元互动的新型文化扶贫政策网络
（一）建立文化扶贫网络共同体
1.明确文化扶贫政策网络共同体的行动者。政策网络共同体有助于整合行动者资源，理顺行动者的关系。政策网络共同体是指包含政策制定主体、政策执行主体以及政策目标群体在内的政策联盟。政策制定主体包含党和政府领导者、专家学者、利益团体等;政策执行主体包括专门负责政策执行的行政人员和其他行为人。政策执行主体直接负责政策的实施，将政策观念形态、文本形式的东西转化为客观现实;政策目标群体是公共政策直接作用和影响的政策对象[5]。文化扶贫的目标群体包括贫困地区的全体成员，即文化扶贫的对象。目标群体对文化扶贫政策的理解与认同程度直接影响政策执行效果。所以，只有建立包含文化扶贫政策制定主体、政策执行主体以及政策目标群体在内的政策网络共同体才能实现文化扶贫中行动者的利益聚合。文化扶贫政策网络共同体是指包含政策社群、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的联合体，建立文化扶贫政策网络共同体有利于实现行动者利益与资源共享、参与地位平等和行动者偏好均衡。
2.实现共同体内网络行动者身份回归。文化扶贫的政策网络中，政府并不是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唯一主体，文化扶贫政策实施所影响的对象，参与文化扶贫过程的社会团体、企业、公民以及新闻媒体等同样是重要的网络主体，他们共同承担着分配文化扶贫资源、提升扶贫效果的责任。文化扶贫政策网络中这些参与主体被称为“行动者”，这不仅是名称的转变，更深层次的转变在于行动者在文化扶贫政策网络中主体身份的回归，与多中心治理理论相比，政策网络理论更强调政府在政策网络中的关键作用。因此，完善文化扶贫政策网络关键在于有效整合政府与其他行动者的利益，使行动者能回归应有的角色定位。在理想的文化扶贫政策网络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不再是文化扶贫政策网络的“主导者”，而是文化扶贫政策网络的“启动者”。
（二）加强网络行动者之间的网络互动
文化扶贫政策网络运行中，为达成共同目标，网络行动者应该实现信息共享，充分进行交流互动。目前辽宁省文化扶贫过程网络行动者的参与和互动十分有限，缺乏有效的技术平台是重要的原因。文化扶贫各个相关主体间必须建立交流平台，强化信息资源的共享。政府应发挥启动者作用，开启交流平台，提供交流场所与相关服务，促进交流顺利进行。
在网络化时代背景下，微博问政、微博参政的趋势明显，通过搭建多元网络技术平台，能够促进目标群体在文化扶贫政策制定环节中的参与，真正实现文化扶贫工作全过程的参与。要实现政策制定过程网络行动者的充分参与，实现政策社群与议题网络的充分互动，必须搭建多元网络技术平台。目前辽宁省的辽宁扶贫网已经建立贫困农户信息管理系统，并不断完善统计监测报表系统，逐步实现扶贫开发工作的信息化管理，使得辽宁省扶贫开发工作走向规范化。今后可以在已有的辽宁扶贫网站基础上，开发公众参与文化扶贫的专门平台，增加文化扶贫专栏。开通文化扶贫信息反馈的官方博客，利用公众熟悉的微博、博客等网络技术平台，使网络行动者多渠道参与文化扶贫，政策议程制定后，方案规划步骤中，让目标群体参与有限方案的搜集，通过建立信息网络技术平台广泛征询解决政策问题的方案，或直接召开座谈会进行建议征集，不仅征求专家学者的建议，而且将政策目标群体作为政策直接影响的标的团体，可以针对政策议题提出初步建议，并有权对备选政策方案做出预先评价。
（三）优化文化扶贫政策网络结构
建立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的弹性化网络结构。首先，提高网络行动者的自主性，特别是政策社群外行动者的自主性。强化网络共同体的功能，是提高行动者自主性的有效途径。网络共同体是问题解决为中心的网络结构的体现，成员间存在沟通、信任和信息共享等关系，通过平等参与和共同协商解决问题。同时，要提高以新闻媒体为代表的议题网络的自主性，改变以往自主性偏低的现状，使政策社群外的网络行动者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平等参与文化扶贫议题讨论。其次，强化网络行动者的整合性。由于不同参与者利益诉求和偏好的差异，现有政策网络行动者难以实现高度一致和协调。因此，强化网络行动者整合性，必须均衡各行动者的利益诉求，加强信息与资源的共享，使行动者充分交流，增强理解与互动，提高行动者意见的一致性和协调性。
（二）完善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环节
1.加强对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环节的重视。加强对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环节的重视，提高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的有效性是完善文化扶贫政策动态运行网络的关键。文化扶贫政策运行网络中，无论对政策社群还是议题网络，文化扶贫政策评估都具有重要意义。政策社群通过政策评估为政策反馈和追踪决策提供依据;通过政策评估发现既定政策存在的谬误，并以此寻求提高公共政策质量的途径;通过政策评估向社会成员证明自己的政策效果和能力，并以此作为继续寻获公众支持的基础。议题网络通过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确定政府在文化扶贫领域进行价值分配的公正程度;试图通过政策评估证明既定文化扶贫政策的错误，进而要求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
加强对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环节的重视，要求从政策制定环节就开始重视政策评估，对政策方案进行科学的预评估，为政策评估环节奠定基础;要求有确定的评估主体，从评估形式到评估内容以及评估程序都要有严格的制度化规定;要求对政策文化扶贫政策评估过程实施有效监督，避免政策评估简单化和形式化。
2.实现从内部评估到外部评估再到异体评估的转变。我国文化扶贫政策运行网络评估环节缺乏有效性，其重要原因在于没有确立正确的评估主体。多数评估是政府主导的内部评估。内部评估固有的评估内向性特点，直接导致政策评估缺少有效的外部监督力量，使文化扶贫政策评估流于形式。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意识提高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政策评估主体多元化、加强政策评估的公众参与、适当引入第三方等成为完善政策评估的必然要求，这些途径能够弥补政府内部主导的内向性评估产生的缺陷。多元主体参与的外部评估强调了政策评估的外部主导，即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由政策社群之外的行动者发起、组织和实施，并有权通过一定方式公布评估结果。显然，外部评估能够对文化扶贫政策的有效执行起到有效监督和激励的作用。但是外部评估中的“外部”是一个集合概念，由于外部评估之中还存在若干个体元素，多元且复杂，而且外部评估的多元评估主体格局中，缺乏明确的核心，某种程度上默认了政策社群在多元评估主体中的核心地位。因此，异体评估成为一种全新的选择。“异体”的概念是相对于“同体”而言，政策社群内对自身的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的评估，可称之为同体评估[6]。异体评估是指由政策社群之外主体对政策执行进行的评估，文化扶贫政策网络中的“异体”具体是指生产者网络、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异体评估强调的是整体力量的扭转，强调评估主体必须是政策社群外的某个异体，由该异体主导评估活动的全过程。
3.确立生产者网络为异体评估的核心。异体评估需要准确选择核心异体，即异体评估的核心主体。这正是异体评估与外部评估相比的优越所在。外部评估力求打破政府单一内部评估的模式，在政策评估中引入多个评估主体。但由于政策评估是一项涉及面广泛的复杂活动，必须有一个核心主体来主导政策评估全过程，缺少核心主体的多元主体评估格局难以形成有效合力，最终会导致评估的失败。
文化扶贫政策网络中，政策社群之外的“异体”主要包括以专家学者为核心的专业网络，以企业和社会组织为核心的生产者网络以及以普通民众和大众传媒为核心的议题网络。
贫困地区的广大居民是文化扶贫政策的目标群体。由于目标群体是公共政策作用和影响的直接对象，目标群体对政策的态度与反映直接影响政策的效果。目标群体对文化扶贫政策的反馈更能准确的评价政策执行情况。文化扶贫政策评估还涉及到公众与媒体的参与，但由于我国公民社会发展尚未成熟，使得公众作为异体评估核心缺少了现实条件。新闻媒体的活动具有分散性特点决定了媒体作为核心主体的评估难以保证政策评估活动的有效性。因此，基于政策评估的真实性、客观性和有效性考虑，选择企业或社会组织作为文化扶贫政策异体评估的核心。
4.确保评估结果在政策运行中的有效运用。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结论不能束之高阁，科学的政策评估是为了准确评价文化扶贫政策的执行情况，真实反映存在问题，评估结论要为文化扶贫政策的反馈及追踪决策奠定基础。文化扶贫政策终结、调整完善和政策发展都需要依赖政策评估，政策评估是文化扶贫政策网络运行链条上是关键结点。生产者网络主导下的文化扶贫政策异体评估，评估结果需要反馈给文化扶贫政策社群、生产者网络、专业网络和议题网络，实现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环节的行动者充分参与和互动，以便为政策追踪决策提供客观依据。及时客观的公布文化扶贫政策评估结果，确保政策结果在政策运行中的有效应用，使政策评估环节在文化扶贫政策生命周期中发挥关键作用，使文化扶贫政策链条完整、连续的运行。
参考文献：
[1]杨亚静.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扶贫研究[D].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5）：8-9.
[2]Tanja anizing Babylon on the different conception of policy networks，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8：255-257.
[3]石凯，胡伟.政策网络理论：政策过程的新范式[J].国外社会科学，2006，（3）：55-56.
[4]周光辉.当代中国决策体制的形成与变革[J].中国社会科学，2011，（3）：102，103-109，113.
20世纪80年代以来，贫困问题这个世界性的研究议题开始受到业界的关注，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开始了旅游在消除贫困问题上的研究和实践。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突出。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旅游扶贫成为解决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力抓手。
一、旅游扶贫的内涵
英国国际发展局（DFID）在1999年一份报告中提出了“扶贫旅游”（PPT，Pro-Poor-Tourism）一词，即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作为发展旅游的一种途径，它不仅强调要让贫困人口不仅获得经济利益，更要使其获得社会及文化方面的发展机会。
我国对于旅游扶贫定义说法不一。自1991年贵州省提出“旅游扶贫”口号后，众多专家学者纷纷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吴忠军（1996）提出旅游扶贫就是借助于贫困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开办经济实体，使得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李并成（2002）指出，扶贫旅游要对贫困地区的旅游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和利用，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及其相关产业，从而改善自身发展及投资环境，达到脱贫致富的最终目的;郭清霞（2003）指出，旅游扶贫要以贫困地区特有的旅游资源条件为基础，以市场导向，政府和社会资本大力扶持引导旅游业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良性循环;隆学文、马礼（2004）认为，旅游扶贫作为一种全新的扶贫模式，通过当地的资源优势发展扶贫旅游，有利于带动地区经济发展，进而脱贫致富，而且认为这是贫困地区完成经济流程转变的路径选择之一。
综上，旅游扶贫是在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贫困地区，通过新办经济实体，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使得旅游业形成支柱产业，从而带动地区相关产业发展，实现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二、国内外旅游扶贫发展研究现状
国外扶旅游扶贫理论研究较国内更加成熟。国外扶贫旅游理论的发展受到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批判阶段、可替展和后结构主义等理论的影响，并不断得到演化，并以此更好地推动了旅游扶贫的具体实践。其次，国外旅游扶贫的研究内容涵盖了自然旅游、遗产旅游、农业旅游、住宿业及社区旅游等扶贫内容，这些扶贫方式都与研究区域的资源类别和文化相关。甚至包括国际发展组织、非政府组织及政府和企业在内的旅游扶贫专题研究，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当地旅游业发展。此外，在研究区域和方法上，国外旅游扶贫主要集中于非洲、南美洲和亚洲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但也不乏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学、管理学和地理学等诸多研究方法蕴含其中，旅游扶贫量化研究成行，形成了大量数量化、体系化和规范化的理论研究成果。
中国旅游扶贫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致经历了旅游扶贫研究起步阶段（1987-1996年）、初步发展阶段（1997-2001年）和快速发展阶段（2002-2007年），1987年发表的《湖南省大庸市广开门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成为当时最早涉及研究旅游扶贫问题的学术论文。中国旅游扶贫研究重点重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政府、社区、贫困人口在旅游扶贫中的作用研究;旅游扶贫战略和模式研究;旅游扶贫效应研究;旅游扶贫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等。其次，中国旅游扶贫研究区域主要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山区，如云南、广西、湖北、贵州及甘肃等人口大省，民族地区的旅游扶贫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专家学者研究的热点议题;研究方法上大多采用定性研究，也有运用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进行的量化研究。与国外相比，中国在旅游扶贫专题研究方面稍显不足。
三、中国旅游扶贫发展研究趋势
（一）着眼于微观层次研究，聚焦旅游扶贫核心
贫困地区人口作为旅游扶贫体系当中的重要一环，仍然是旅游扶贫研究的重点。从微观视角入手，把握旅游扶贫的核心，有助于在进行旅游扶贫研究的过程中，兼顾旅游扶贫战略、旅游扶贫发展模式对贫困人口经济利益和发展机会的影响，协调产业发展和相关者利益，使得旅游扶贫真正发挥脱贫致富的作用，造福贫困地区。
（二）研究方法创新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通过对旅游扶贫体系涉及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环节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加之实证研究，有助于理清各个要素的相互关系，找出中国旅游扶贫的症结，进而探寻适合区域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可行发展模式和利益保障机制。同时，引用地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更多新颖的研究方法参与到旅游扶贫研究中，运用反贫困理论和博弈论等新的理论，着力解决贫困地区旅游扶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创新更多体系化和规范化的理论研究成果。
（三）旅游扶贫专题研究加强
未来，随着旅游扶贫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不断加强，城市贫困问题、旅游扶贫效应、消除扶贫与旅游发展的互动机制、旅游扶贫相关利益主体研究、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等内容将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成为今后旅游扶贫研究的重点。这些相关专题研究将为今后旅游扶贫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也将为中国旅游扶贫模式和具体实践提供指南。
关键词：新闻 扶贫 影响
一.新闻扶贫的必要性
扶贫工作作为我国不遗余力执行的政策已历经30余载，媒体作为宣传的必要工具，在党建工作中紧紧结合扶贫工作，发挥各新闻媒体的特点，联动相关部门，精心策划活动，几级助力扶贫工作的开展。随着扶贫目标2020年小康社会的临近，新闻扶贫活动积极为贫困群体提供足够的扶贫意见和建议，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人民民主原则，坚持将贫困群体作为重点报道对象，强化了媒体行业与贫困群众的密切联系，定义了新闻扶贫的具体内涵，营造了较为适合当代扶贫工作发展的环境，赢得了社会贫困人口及扶贫机构的广泛关注。同时传播媒介的迅速更新迭代与传统媒体格局形成相互竞争局面，也使得新闻扶贫不断以新面貌发挥作用。新媒体下的新闻扶贫一方面赋予了普通民众参与扶贫的渠道，另一方面使贫困群体得到了与社会密切联系的机会。现阶段，贫困地区相较于非贫困地区在新闻媒体有关于扶贫信息的传播略落后，传播形式较单一，对新闻扶贫的顺利开展形成一定的阻碍，规范新闻扶贫工作，加强媒体信息化交流，提升扶贫相关知识覆盖率有助于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和新闻扶贫的深化顺利开展。
二.新闻扶贫的影响
1.营造扶贫氛围。新闻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工作传播重要力量，兼顾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扶贫，营造足够的扶贫氛围能够在一定时期内提高贫困人口对扶贫任务的信心和耐心，深化社会扶贫力量的扶贫效应。营造适合扶贫的舆论环境要持之以恒。全民族脱贫致富既是全党、全社会的重要任务，又要细化到每一个贫困户、贫困村镇、贫困地区；既要有长远目标，又有近期指标；既正在不断取得实质性进步，也会产生新的问题。经过这样的新闻扶贫“渲染”，使社会上的扶贫舆论氛围保持持续热度，鼓舞国家机关单位、社会各界政企人士、普通大众对扶贫形成社会共同价值观，使贫困人口坚信扶贫政策的真实性和实效性，将扶贫攻坚工作融入全民族社会中，形成真正的新闻扶贫所营造的氛围。
2.传播有力信息及经验。脱贫致富的根本在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生质的变化。相对较发达的地区和已经脱贫致富的原贫困地区都经过了逐渐脱离贫困的阶段，这个阶段中会有较相适应的政策、扶贫讯息、扶贫经验等一系列重要信息，新闻扶贫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将这些先进信息和经验引入贫困地区，对贫困地区形成理论和实践双重指导。贫困地区一般自然生态脆弱、基础设施落后、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无法正常维持，而目前已有的光伏扶贫、构树扶贫、水利扶贫等基础性扶贫经验的推广就借助新闻扶贫的力量传达到贫困村镇中；同时来自四面八方的扶贫技术的涌入为地区脱贫针对年年贫困、越扶越贫等现象提供意见和建议，有力的信息经验可以减少过多的行政手段，将政府的扶贫行为逐渐向群众自身脱贫的市场经济活动转变，有利于贫困地区脱贫且不易返贫。
3.宣传精神扶贫。新闻扶贫的精神扶贫是通过宣传精神文明实现的。主要以围绕如何使贫困地区群众更好地树立社会主义的道德情操展开报道，围绕贫困地区如何树立正确的苦乐观价值观展开报道；围绕贫困地区如何开展移风易俗教育、加强推广科普工作以及帮助群众树立健康文明的新风尚展开报道来实现对贫困地区脱贫价值观扶持，从群众内部根治贫困惰性、返贫心态等。
4.对扶贫工作进行新闻监督。新闻媒体在扶贫领域的最大影响应属于其本身的媒体职能：新闻监督。新闻扶贫既完成了对扶贫项目的细节报道，又宣传了国家对待贫困的坚定决心，同时还对目前执行的扶贫政策行使监督的权利，监督扶贫工作的具体执行过程和政策实际效果并且对执行过程中的腐败问题起到了督促与惩罚并行的义务。
三.启示
【关键词】农村 贫困 精准扶贫 部门协作
在湘西第一次提出精准扶贫后，国内学术界掀起了精准扶贫研究的热潮。我国理论界对精准扶贫的研究较晚，国内研究精准扶贫的代表性学者有汪三贵、刘娟、许源源等。目前，理论界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部门协作问题研究上，主要集中在精准扶贫中政府部门间协作、政府与非政府部门协作等方面。
一、农村扶贫工作中政府部门间协作研究
关于政府在扶贫工作中扮演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吴德江（2011）指出，农村扶贫的公共产品特征决定了政府在扶贫中的主导与核心地位。政府主导体现在政府是反贫困制度的最大供给者，同时政府还是扶贫资源的组织者、分配者，以及资源过程的主导者、行动协调者与监督者。言（2014）认为，在中国权威式政府的体制下，扶贫领域中政府内部的跨部门协同机制是整个扶贫格局中的核心、元机制。韩广富和何玲（2015）指出，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始终是由各级政府主导的，这不仅体现在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而且把贫困地区作为公共财政支持的重点区域。
关于政府对口扶贫。徐永福主编的《携手铸辉煌》丛书，从闽西合作的背景入手，回顾了1996-2005年两省区合作的具体进程，概述了闽西合作的重要意义、成功经验。李勇（2012）认为，以地方政府合作为主导的东西对口扶贫协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反贫困事业提供新的扶贫模式，东西对口扶贫协作的经验对于地区间收入差距较大、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帮助贫困地区实施扶贫项目的能力相对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徐俊（2010）分析了公共部门对口扶贫现状，认为公共部门对口扶贫的具体行为方式往往是其实践活动的经验型总结。祝慧等（2016）认为，精准扶贫更注重贫困群体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仅依靠政府扶贫资金的支持不够，因而需要更多的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新一轮的扶贫开发。冯朝睿（2016）认为，要如期完成2020年我国贫困治理的总体目标，国家及扶贫治理部门，要加强“协同”扶贫理念，以改变以往的单一反贫困治理结构，实现多主体、多维度、多功能、多层次的多管齐下的协同反贫困共治局面。
二、农村扶贫工作中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的协作研究
国外农村扶贫工作中部门协作的研究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的研究居多。吉德伦、克莱默和萨拉蒙等人的政府――非营利组织关系的类型学理论研究了民间组织与政府组织关系，他们在对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关系进行跨国比较研究后，提出了政府与非营利部门关系的四种基本模式：即政府支配模式、第三部门支配模式、双重模式和合作模式。
我国在1990年代中晚期逐步发展起来对扶贫领域中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关系的研究。李小云是我国最早将参与式扶贫理论系统化和实践操作化的主要推动者和系统总结者，他通过分析民间组织在参与式扶贫中的有效性，提出了在国家、地方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建立联系共同扶贫的观点。蔡科云（2013）认为，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都是扶贫的主体，国家扶贫事业由单一政府行为向社会共同行为转变。合作扶贫的本质是政府也是社会组织、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合力”。王媛媛（2014）认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在扶贫的过程中，双方是互相合作，共同推进扶贫项目发展的。尤其是在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式和筹集渠道方面，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之间可以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李娟（2015）认为，企业在帮助农村群众脱贫致富，增加经济收入的过程中，其帮扶途径广泛，能从不同角度去审视贫困群众最需要帮助的不同方面，并且在不断实现帮扶方式的创新。
三、述评与展望
上述研究为精准扶贫部门协作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但由于其研究角度的不同，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仍要通过具体的调研实践，进一步完善。
一是精史銎恫棵判作相关政策和措施的研究要继续完善。目前，精准扶贫以帮扶单位扶贫到户的形式来开展工作，为了实现精准扶贫规范化、长期化和可持续，需要建立更加完备、更具操作性的部门间协作相关实施细则和政策措施。
二是精准扶贫部门协作可持续性需要加强。当下精准扶贫工作中，部门间协作程度低，持续性不强。因此，在精准扶贫中，部门协作要将以往“输血式”或者是救济式的扶贫变为“造血式”扶贫，治标治本，实现可持续协作的精准帮扶策略，还需要聚集所有人的智慧和力量积极探索。
三是精准扶贫部门协作的经验需要进一步总结。在近几年精准扶贫实践中，各地在精准扶贫部门协作中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各地在精准扶贫部门协作中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为其他同类型的地区提供经验借鉴，为精准扶贫部门协作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刘胜林，王雨林，庄天慧.基于文献研究法的精准扶贫综述[J].江西农业学报，2015 ，（12）.
[2]吴德江.农村扶贫中的政府行为研究[D].南宁：广西民族大学，2011.
[3]言.中国农村扶贫中的跨部门协同机制分析[J].宁夏社会科学，2014，（4）.
[4]韩广富，何玲.论中国政府同亚洲开发银行在农村扶贫开发领域的合作问题[J].理论学刊，2015，（3）.
[5]李勇.改革开放以来东西对口扶贫协作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2.
[6]徐俊.公共部门对口扶贫的瞄准问题初探[J].老区建设，2010，（2）.
[7]祝慧，莫光辉.精准扶贫的阶段性成效与创新突破[J].经济纵横，2016，（7）.
[8]冯朝睿.多中心协同反贫困治理体系研究――以滇西北边境山区为例[J].西北人口，2016，（4）.
[9]蔡科云.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扶贫及法律治理[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2）.
关键词 旅游扶贫 扶贫效应分析 扶贫模式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开发，旅游扶贫以旅游开发的形式带动经济欠发达地区脱贫致富。学术界或从理论或从实践角度对旅游扶贫展开了一系列研究。本文结合2015年5月以旅游扶贫为关键词在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上的检索结果为依据，总结出目前国内对旅游扶贫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扶贫效应研究、特定地区旅游扶贫开发、贫困人口受益研究、旅游扶贫模式和效益研究等四个角度。
1旅游扶贫效应研究
唐建兵认为人们一般强调了欠发达地区发展旅游业的有利因素，夸大了旅游扶贫的正效应，忽视或缩小了欠发达地区发展旅游业的不利因素和旅游扶贫的负效应。张小利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运用旅游乘数理论，以大量的数据对我国旅游扶贫的就业、收入、环境及社会文化效应进行分析。张伟从旅游业二元结构的角度对旅游扶贫效应进行研究，认为旅游业正式部门未能充分发挥扶贫效应，并对非正式部门产生“挤出效应”，使贫困人口被挤出旅游获利圈是导致旅游扶贫失效问题的重要原因。而从实践角度对旅游扶贫效应进行研究的有马亚妮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进行探讨，旨在通过对延安市旅游可持续发展程度的定量评价，认为旅游的乘数效应可以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
2特定地区旅游扶贫开发
李佳、钟林生及成升魁等（2009）以青海省三江源地区为例，运用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方法，探析了民族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和参与行为。研究表明，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正面效应感知明显而负面效应不敏感，对发展旅游总体上持支持态度，具有较高参与热情。吴莎结合影响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开发的因素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和优化措施。认为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贫困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并对利益分配体制进行不断地完善，推进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进度，才能使旅游扶贫发挥出相应的作用。
3贫困人口受益研究
张伟、张建春以及魏鸿雁等以安徽省铜锣寨风景区为例于旅游扶贫开发对贫困人口的经济影响和非经济影响，从实际效应――贫困人口在旅游扶贫开发中实际受益和发展情况、感知效应――贫困人口对景区旅游业发展及由此产生的生活变化的感知和态度、效应的可持续性3个方面对旅游扶贫效应中贫困人口的受益和发展情况进行评估。冯旭芳、徐敏聪以及王红等以山西省陵川县锡崖沟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其旅游开发的扶贫效应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旅游扶贫开发为贫困人口提供了较多的收入机会和发展机会，大多数村民都认为旅游开发对家庭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对今后旅游业的发展持积极支持态度。
4旅游扶贫模式和效益研究
肖建红，肖江南以宁夏六盘山旅游扶贫试验区为例探索出三种面向贫困人口的旅游扶贫模式（PPT），即以核心景区为基础的传统旅游PPT模式，以彭阳小流域治理生态景观和西吉马铃薯农作物景观为基础的摄影利基旅游PPT模式，以回乡文化、地域文化、丝路文化和红色文化等文化资源为基础的文化利基旅游PPT模式。李清娥以北川羌族自治县为例，研究发现当地开发和利用地震旅游资源，恢复和整合原有旅游资源，通过各项优惠扶持政策，选择适合而有效的旅游扶贫开发模式。
5结论与讨论
总体而言，对于旅游扶贫理论及其在国内的实践，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一些重大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如旅游扶贫被广泛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消除乡村贫困的方式，贫困地区居民从旅游扶贫中获益颇多。而对于旅游扶贫的模式，学术界也认为需要依据当地特有的资源条件，整合出资源优势走出自己的特色旅游发展之路。然而目前关于旅游扶贫的研究只是局限于旅游扶贫的效应、模式等层面，而没有就根本问题作出深入探讨，例如旅游扶贫的主体和核心是什么，也没有关注社区居民在旅游扶贫中的参与性问题。
参考文献
[1] 唐建兵.旅游扶贫效应研究[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版），2007（2）：71-75.
[2] 张小利.旅游扶贫效应的经济分析[D].复旦大学，2007.
[3] 张伟.旅游业二元结构对旅游扶贫效应的影响[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9（1）：44-49.
[4] 马亚妮.延安市旅游扶贫效应评价[J].现代经济信息，2014（18）：474.
[5] 李佳，钟林生.成升魁等民族贫困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和参与行为研究――以青海省三江源地区为例[J].旅游学刊，2009，24（8）：71-76.
[6] 吴莎.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开发的效应分析及优化探讨[J].管理学家，2013（11）：369.
[7] 张伟，张建春，魏鸿雁，等.基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扶贫效应评估――以安徽省铜锣寨风景区为例[J].旅游学刊，2005，20（5）：43-49.
[8] 冯旭芳，徐敏聪，王红，等.基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扶贫效应分析――以锡崖沟为例[J].生产力研究，2011（5）：91-92+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