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世界地缘政治秩序正面临深度调整的背景中，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作用日益凸显，发达国家的文化战略显示出步步为营的姿态。文化强国已成为西方主要政治体为实现其地缘战略目标而使用的常态策略。创新传播手段，提高文化软实力，不仅美国战略智库对此一直情有独钟，而且美国传媒业也是一直精心布局。布热津斯基直截了当地指出，没有本能的、固有的民族抱负(它甚至无须作出强有力的表述)，任何民族都无法立足于伟大国家之列。他还独到地指出，“只有那些国家，具有以某种不确定的方式促成在文化上自发地爆发出不断探索和取胜的、富于自信、敢于竞争和充满活力的欲望，才能自行转变成一个明显高出别国一头的实体。”这足以证明美国战略设计者的心智所系。而美国的文化传播者则通过人尽皆知的“三片”一直在精心地实践着这一美国式的抱负。新技术革命为美国实现其文化霸权和改造其信息传播手段提供了便捷，媒介融合亦成为其传播发展潮流。今年10月1日，美国报业标杆《纽约时报》管理层表示，将启动最新裁员计划，拟裁减100名新闻编辑，其首席执行官马克-汤普森就直言不讳道出,裁员计划的目标是“通过裁员控制成本可继续投资《纽约时报》的数字化未来”。研究“9.11”以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不难发现，在竭力保持军事、经济、金融在全球领导力并持续不断扩张其影响之同时，美国更加看重其传播策略和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在新旧媒介深度融合中，美国文化强国的雄厚基础和数字化技术的创新能力焕发出美式文化的勃勃生机。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发展日新月异，其迅猛态势正深刻地改变着各国新闻文化传播事业的局面。有研究统计，在短短一分的时间里，互联网上会出现如此信息图景：Face-book上传了41万张照片；谷歌处理了400多万次搜索请求；QQ空间上传了13.9万张照片；新浪微博了9.5万条微博信息。这一互联网海量信息即时与传播的速度与容积，是传统纸质媒介无法想象的。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起的一个名为“昨天你读报纸了吗？”的调查显示，美国报纸读者的平均年龄超过了45岁，30岁以下的读者不到10%，而50%以上的读者超过了65岁，年轻代很少阅读报纸而大量转向互联网寻求资讯、知识与社交，这一新的需求在深刻地改变着传播业态、传播方式、以及传播者的行为，当然也广泛地影响着媒介生态，深刻地改变着世界各国政府文化传播战略与策略，传统媒介面临体制性变革是大势所趋。1877年创办的《华盛顿邮报》是美国最负盛名的报纸之一,曾因揭露“水门事件”、“五角大楼越战文件”、“棱镜门”等事件而轰动全球，但近年来，《华盛顿邮报》的订阅量和广告收入也在不断下降，2013年上半年，该报的发行量就下降了7%。这直接导致其最终被卖给亚马逊网络购物中心缔造者贝索斯的最直接的原因，《华盛顿邮报》与贝索斯的融合将加强其传播的效应，美国文化帝国的霸权梦想或可以长袖善舞，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启发。
新闻传播对内的使命是铸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的民族精神，对外则要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宣传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时代品质，牢牢掌握舆论的制高点，使“近者悦，远者来”，让世界真正体会中国文化尊重自然、开放包容、和谐共生、强健不息、追求和平的灵魂与魅力。中国是文化大国，在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征途中，要将文化大国的丰厚资源转化成文化强国的软实力，必须加强文化传播战略设计，加快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传播体系。因此,顺应世界信息技术发展运用的潮流，创新传播媒介体制机制，推动传统媒介和新兴媒介深度融合，既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内生需求,也是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迫切要求。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指出，“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这为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指明了方向。媒介融合将导致中国传播事业的一次深刻变革并将为中国软实力的建成插上现代翅膀。
2.我国媒介融合的现状与问题
近几十年来，伴随改革开放，我国传媒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初始的媒介融合起步不并不算晚，其形式上大致经历了组建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创办新闻网站，创设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兴媒体，向多媒介融合的立体化、特色化方向演进的几个阶段，与此同时，新兴媒体逐步向传统媒体渗透也日益成为明显之趋向。从1996年1月15日《广州日报》挂牌成为国内第一家报业集团起，我国报业集团道路已经走了将近20年，至2002年底，全国共组建39家报业集团。1995年10月20日，《中国贸易报》走上互联网，成为中国第一个上网的媒体，经过20年的发展，我国稍有影响力的媒体都开设了自己的新闻网站。以安徽为例，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省内各大省级报纸即着手组建报业集团，到新世纪头十年内，各个报业集团也全部完成了网络平台的建构，多媒介运行的传播业态基本形成。安徽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于2003年，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已形成以《安徽日报》为龙头的十二报三刊一网站的媒体集团格局，其网络媒体中安在线运行也收到了巨大成效，成为纸制媒介的强大补充，同时，集团每周分别在美洲、澳洲、欧洲、非洲同步出版五个周刊。《合肥晚报》报业集团也成为一个鲜明亮点。安徽时代传媒、安徽电视台、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的集团化整合或上市运行成为同业翘楚，或者深度发展，服务三个强省战略目标，历近20年发展，安徽传统媒体初步完成了历史性转型，传媒业态得到了优化，新兴媒体在安徽传媒生态中的作用日益提高，各个地方传统媒体的革新也硕果累累，媒介融合呈现向深度演进的态势。2013年10月，由安徽省委宣传部组织的“崛起安徽•投资热土微行动”集中采访报道活动，安徽省省直主流媒体法人微博记者深入阜阳、亳州、宿州三市，进行了为期6天的采访，这是安徽宣传史上首次利用新媒体的大型采访活动，产生了巨大效应，也标示着安徽媒介融合发展从政策研讨向操作实践演进，安徽传媒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手段实现转型，已成为各大媒体的共识。媒介融合在中央媒体的创新性发展中也结出了硕果。
2012年7月22日，《人民日报》法人微博@人民日报在新浪微博上线，短短8个月内，粉丝数量就超过了1000万，到2014年5月，粉丝数量突破了2000万。201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开通腾讯微博账号，2014年5月，听众达到了1150多万。两者相加，@人民日报的粉丝总量就达到了3100多万。这与《人民日报》纸媒发行的280万份订阅数完全是隔如天壤，换言之，一个法人微博账号所聚集的读者，相当于又办了11份《人民日报》的纸媒。跟踪考察@人民日报，有研究者发现，其每发一条微博，会平均转发超过1300次，最高转发超过20万次，如果从理论上分析，每次转发可以带来100-500次阅读，那么@人民日报的一条微博，最高就可影响到2000万-1亿的网民。人民日报这种融合新兴媒体而催生新型传播形态的国内传统媒体集群正在出现。今年10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发起传统媒体官方微博“从企业看信心”经济形势主题采访活动,组织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经济日报等11家中央媒体官方微博,走进国内部分省、区、市企业一线采访,进行微博直播,通过传播企业发展正能量,传递我国经济形势向好发展的信心。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和新浪联合的报告，截至2013年底，新浪认证的媒体官方微博达到24000多个，其中，三大传统媒体（广播、电视、报纸）的官方微博达到13500多个。
微信公众号和新闻客户端的开设也已成各大媒体争夺受众的有力手段。这说明我国媒介融合实践迈开了实质性步伐，取得了较好的经验，安徽媒介融合态势也证明在文化强省战略政策感召下，新闻文化传播生态正在迅速改变，成为文化领域的一个鲜明时代特点。但也必须看到，尽管移动互联网的“微时代”越来越热，媒介融合在主流媒体中也取得了上述巨大成绩，全媒介时代对主流媒体传播业态的冲击导致其自我改变的动力正在增加，但将移动互联平台、技术与传统媒体实现深度融合，不同体制、模式、功能的媒介实现跨越体制机制障碍，媒介组织方式实现创新性融合的国内媒介仍然凤毛麟角。我国媒介融合现状与实现文化强国的中国梦目标要求、与中央为实现国家五位一体战略的要求，仍然存在巨大差距。我国媒介融合仍然普遍存在着许多问题：
2.1融合认识不足相当数量的新闻单位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中，已经实现了有效的互补和促进，从而加强了文化传播的效应，为其传播方式和业态的改善提供了支撑。但总的来说，在实际工作中，主流媒体对媒介融合的认识仍然不足，许多媒介管理者对媒介融合发展在文化软实力的提高过程中的战略价值还存在观念的缺失现象。刘奇葆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不足和缺失表现为有的满足现状，患得患失；有的存在畏难情绪和惰性心理，缺乏信心；有的存在惯性思维。由于多数网站没有新闻采访权，内容供给必须依赖于传统媒体,这也导致了传统媒体的优越感。据尼尔森评级数据一项名为《在线读者行为报告》的研究称,对数百万博客和社会媒体站点的分析表明，80%的链接都是美国传统媒体公司；站点内容中仅14%为原创，67%的热门新闻站点的新闻来源于传统媒体；站点人员中13%的人是收集管理员，专门收集传统媒体的新闻。传统媒体依赖体制所拥有的丰富资源以及在历史中积累的传播公信力远远超过了新兴媒体,一些传统媒体管理者对媒介融合仍然或多或少表现出“看不见，看不起，看不懂，跟不上”的现象。梳理各类社交媒体信息不难发现，传统媒体斗志昂扬的复苏豪言不绝于耳,这足以证明传统媒介对媒介融合观念与时代要求的反差。
2.2体制障碍突出研究显示，上述观念认识的滞后在传媒业界大致表现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搭建新媒体平台是拯救传统媒体衰落的最有效途径，能有效扭转传统媒体广告收入急速下滑的局面，一种观点则认为媒介融合是一件烧钱的游戏，更有人惊呼“不办新媒体是等死，办新媒体是找死。”仔细考察这两种观点形成的原因，我们发现主要是由于根深蒂固的体制痼疾所导致。一方面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所依赖的体制土壤存在巨大差异，其对融合的预期截然相反，另一方面传媒资源配置方式迥异导致其参与的主动性明显不同，新兴媒体依靠网络和数字技术，走市场化发展之路，其话题设置、传播敏感以及顺应公众诉求的能力甚至超越了传统媒体。在大数据分析取代了传统的统计手段，云服务释放了无限的信息空间时代背景中，传媒影响的体制壁垒已经逐渐失去其唯一的效用，舆论生态已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媒体丢失的新闻资源却被新兴媒体大量发掘并迅速“在网上迅速生成、发酵、扩散”。这就造成了一方面传统媒体习惯于固守体制，其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实际发挥的作用难成正比，另一方面新兴媒体则寻求持续创新，以不断维持其传播的新技术能力优势，一方面新兴媒体热衷于对传统媒体的渗透，而传统媒体则陷入体制的依赖路径，成为自我创新的阻滞。在新形势下，这种体制障碍严重地约束了媒介融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成为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
2.3人才队伍缺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人类两大生产门类的生产不断进化过程中，生产力的每一次飞跃都依赖于新的劳动工具的革新。人类传播史也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从“铅与火”、“光与电”到“数与网”，人类传播方式的每次飞跃都源于传播手段和传播工具的革新，现代化传播手段依凭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总是通过掌握这些技术的人才而转化为生产力的。在当代传播高度依赖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时代，媒介融合对人才的依赖就显得更加突出。有数据统计显示，中国电视、互联网、手机用户、网民数量已是全球第一，而在未来5年内，中国新媒体人才和媒体融合人才的缺口大约在60万到80万人之间。大多数传统媒体采编方式约束于其媒介形式，因此人才队伍单一化成为普遍现象。以安徽为例，各个报业集团、广播电视集团，时代传媒集团等传统媒介文字、音像采编人员充盈，而能整合网络技术、视频采编、客户端服务、微博应用、文字书写、中英文贯通的新型高素质、专业化、应用型传媒人才则处于紧缺状态。地方主流媒介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即将到来的媒介融合大潮将对传播专业人才提出更新更高的期待。
3.媒介融合对新闻传播类人才培养的新期待
“你终于降临，思想突破了藩篱，终于展翅飞向遥远的世界，在那里，正进行这郑重的对话，这就是过去与未来。”这是恩格斯对印刷术发明的赞誉，实际上也道出了我们对媒介融合及其人才生长的期待之情。人类的传播史既是一部技术进步史，也是一部人才成长史。造纸和印刷术导致纸制媒体的产生，也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报人和出版家；电报的发明加快了通讯社的发展，也成就了大批新闻电讯人才。今天，以物联网和云计算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引领人类享受信息消费带来的便利，同时也对新闻传播专业从业者的基本素质、道德品质、战略思维能力、信息化处理技术、全媒介采编本领、市场化策划与营销水平、大数据挖掘与处理技术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这也为高等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和培养模式提出了新要求：
3.1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新闻观，强化传播专业人才职业道德教育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是坚持作用的前提。对任何一个追求文明进步、民主法治的国家来说，新闻媒介作为社会之公器，其意识形态宣传的功能与作用都是巨大的。它们客观公正的报道、抑恶扬善的定位，是公众利益的守护者，是社会的瞭望哨和监测仪。锋芒锐利的舆论监督，每每刺穿社会的脓疮，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尤其是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世界已经成为真正的地球村，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与渗透、不同文化文明的交融与矛盾、不同利益集团的明争与暗斗，在传输与挖掘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过程中，变得更加虚拟而便捷。因此，在媒介融合的传播过程中，维护国家利益与文化安全、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这就要求新闻传播从业者必须具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党的坚贞品格，筑牢思想道德的底线，牢固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明辨是非对错，把握舆论方向，恪守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和新闻伦理。因此，在新闻传播、艺术设计、信息技术专业教育的培养方案中必须增加这些教育的分量，改革课程体系，创新培养出适应媒介融合时代合格的全媒介业务操作与经营管理人才。
3.2要遵循和驾御两大规律，强化传播专业人才互联网思维能力2014年8月18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强调，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这对媒介融合背景中新闻传播人才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战略性要求，也为新闻传播类教育改革指明了新方向。首先，媒介融合要求从业者善于把握新闻传播和新兴媒体发展的规律，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培养必须紧紧抓住这个战略要求，从国家需求出发，培养专业人才驾驭新闻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的能力。无论媒介融合侧重哪个方面，也无论融合以后传播介质怎样变化，但其作为新闻传播和意识形态管理的基本规律仍有其延续性和一致性，这就要求媒介融合的管理者、新闻信息采编从业者，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把握这一规律，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尤其要对新兴媒体发展趋势、运行与变化规律、功能与效用做出准确判断，从而发挥出最好的传播效果。其次，在新形势下，高等新闻传播类专业教育具有新颖而深刻的时代内涵，必须加强传播专业人才互联网思维训练，摆脱传统培养方案中的思维定势，优化人才知识结构体系架构与设计，增加传播学与新兴媒体理论与实践教学内容，拓展学生世界眼光和国际化传播视野，融合信息集成与数据挖掘技术课程，改革专业课程体系和教材教法，培养出未来引领融合时代媒介所需要的具有国家水准的人才。
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新闻传播的客观环境发生极大改变，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如何推动新闻传播理论与新闻传播实践更好地融合，助推新闻传播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问题。在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新媒体等技术广泛运用的时代，新闻传播研究的客观环境更为复杂。为促进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探寻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契合点，加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具有现实意义。
二、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相融的重要意义
作为研究新闻信息传播现象的学科，新闻传播研究对促进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闻传播研究具有科学性、严谨性和系统性，需要在正确、全面的理论指导下开展实践研究。新闻传播理论可认为是新闻传播客观过程中所形成的规律，受不同政治体制和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将形成不同的新闻传播理论。基于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历程分析，新闻传播研究理论遵循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就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闻传播过程而言，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催生了不同的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即资本主义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研究理论）。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发展水平均较为落后，自改革开放以后，新闻传播研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累累硕果，我国也逐步形成了富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建设仍然与新闻传播研究实践的发展节奏“有所脱节”，为此，加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建设，推动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相融具有重要意义。
三、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认知
（一）新闻传播实践“孕育”新闻传播理论
根据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脱胎于”实践，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同样具有这样的包含关系。应当认识到，新闻传播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始终跟随新闻传播实践不断嬗变、完善和发展。新闻传播实践是无止境的过程，新闻传播实践更是促进新闻传播理论发展完善的“源头活水”。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多领域全球化的背景下，“软实力竞争”成为各国在国际舞台上“角力”的重要体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实践可谓迎来了空前良好的发展机遇，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的历程便是中国新闻传播实践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直接印证。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有力、稳健领导下，新闻工作者们不断发挥自身的力量，新闻传播成功扮演了各地区、各民族联系的“纽带”角色，为促进中国内部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不容忽视的历史性贡献；同时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传播实践中“慎言慎行”“握好笔杆子”，将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真实历程客观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为推动中外信息交融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峥嵘”的实践历程之中，新闻工作者逐渐摸索、总结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共同之处，二者均起源和发展于新闻传播实践。
（二）新闻传播理论反作用于新闻传播实践
新闻传播理论支撑新闻传播实践有效应对深刻、复杂、多变的新闻传播环境，有效解决新闻传播实践面临的现实问题。在信息化、数字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实践面临更加深刻、复杂而多变的新闻传播环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闻传播实践所面临问题的难度。特别是在如今的信息化环境之中，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正加速传统传媒格局的转变和推动传播秩序重建。最为典型的是，以“双微一自”（微博、微信、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组分正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
新闻传播实践正逐渐由传统的专业化媒体机构传播转变为公众参与的大众传播，传播机制逐渐由“党政主导传播”转变为“社会多向传播”，传播范围也由“单一、局部地区传播”向“跨地区、跨时空”转变。新闻传播理论是对于新闻传播客观规律的总结和归纳，是在长期的新闻传播实践中总结而出的宝贵经验，新闻传播理论如同坚定的旗帜，它能够从新闻传播制度构建、内容生产以及传播渠道优化等角度有效加强新闻传播实践对复杂多变新闻传播环境的应对，提高新闻传播实践技巧性、艺术性，增强新闻传播实践之成效，适应新时期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需求。
四、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思考
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新闻传播实践孕育新闻传播研究理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指导和支撑新闻传播实践取得良好成效。笔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二者之间具备“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融合关系，关于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个人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一）党性和群众性的统一
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应当以党性和群众性的统一为基本原则。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均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取得胜利的必然前提是坚持党的领导。为此，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融合应充分尊重党性和群众性的统一。具体而言，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应当体现阶级意志、权利，这要求新闻工作者开展工作时，首先在思想上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性，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将党的政策、方针融于新闻传播实践中，正确、全面地展示党的纲领、方略。
其次，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应当体现群众性，亦即人民性，这要求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充分考虑人民的权益，为民解忧。回顾历史经验可知，只有充分坚持党性和群众性的统一，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才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效。
（二）妥善报道特殊性事件
新闻传播是一门应用型学科，主要任务是系统性地传递客观的新闻现象和信息，促进新闻传播业进步。当前正值社会转型发展的特殊时期，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时常见诸报端。特殊事件的报道是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均关注重点问题，例如，中外新闻工作者都热衷于跟进热点事件，同时，在事件报道中探索、总结出值得推广的报道经验（也可称之为研究所取得的理论）。
天津塘沽爆炸事件是一起轰动中外的重大安全事件，当时有新闻工作者第一时间对此事件进行了跟进报道，在有限的时间内快速地传播了事件的客观信息。针对该事件中网上所流传的谣言、虚假信息，有新闻工作者第一时间通过微博微信等渠道快速地进行辟谣，有效消除了虚假信息传播的不良影响。由此可见，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应当注重妥善报道特殊性事件。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有必要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对特殊性事件妥善报道的事例进行深入剖析，总结新闻传播实践经验，为推动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铺垫良好基础。
（三）加强本土化研究
上文提到，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任务是传播执政党的新闻信息。从更深层次地角度分析，新闻传播的意义在于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目前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发展水平较之于西方国家还有所不足，新闻传播学研究理论诞于西方，服务于中国发展。为实现新闻传播学的“洋为中用”，加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本土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应当加强本土化研究。
一是应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围绕“新闻传播为公、为民”的核心原则，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体系的新闻传播价值取向。
二是应当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融合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提供了必要的哲学养分，它对新闻工作者所必备的政治素养、职业素养等提出了系列的观点和理论，这对于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是注重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备许多有益于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融合发展的元素，新闻传播研究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应充分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例如，“民本思想”“为生民立命”“先天下之忧而忧”等，吸收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增强新闻传播研究的文化底蕴。
四是积极借鉴国内外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本土化研究并非是“闭关锁国”，一方面，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的本土化研究要围绕中国新闻传播的客观环境和诉求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另一方面，中国新闻传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又应当以高度开放的态度，保持国际化视野，积极借鉴国外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成果，同时，反思其研究的局限性，以本土化研究为核心，加快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研究体系。
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 R. 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转贴于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 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 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 个，博士后流动站2 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 ：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 ，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摘要]：本文提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阶段性发展和方法论运用的变化。分析的重点：1、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2、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3、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4、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指吸取传播学的科学路径及合理内核，在传统新闻学的基础上，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审视体育新闻传播现象）研究与方法论（指以对活动与现象的认识方法为对象的科学。它研究的是人们运用怎样的观点考察活动与现象，并把认识加工成系统化的理论方法）运用，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期间，既有经验可以总结，也有可引以为戒的问题存在。总结三十年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与方法论运用，对未来体育新闻传播学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不揣浅陋，对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与方法论运用的历史进程做整体而粗疏的考察，不当之处，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1 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
1985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由马信德撰写的《体育新闻ABC》，虽然这本书的学术研究样式还不太成型，但不能不认可它是我国第一本体育新闻的研究成果。书中对体育新闻的起源、功能、特征、采访术、写作、直播与解说艺术等方面的介绍，为我国体育新闻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在研究方法上，马先生主要遵循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作者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体育记者，对体育新闻在采访实践中所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针对这些情况应采取的对应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在实践总结的基础上，作者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性思考，概括出对体育新闻记者的特殊工作要求：熟悉竞赛规则、了解运动技术、深入赛场内外、亲临比赛现场、由表及里善于挖掘与发现数字背后的故事。对体育新闻的特殊功能也提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思考，提出在新时期体育新闻是焕发民族精神的“振奋剂”，是爱国主义的“活教材”，是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播种机”，是精神文明的“测试仪”。
2 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
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继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足球职业联赛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全国各大媒体迅速开辟体育专栏、体育副刊、体育频道，体育新闻以空前规模的传播局面登上媒体平台。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也开始在学术期刊上出现。
最早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在《中国体育科技》1994年4期上，由秦春霖撰写的《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对于竞技体育商业化的驱动和影响》。该文着重讨论了体育商业化和大众传播的结合基础，大众传播对体育商业化的驱动作用，以及大众传播影响下商业化竞技体育项目的特征。
紧接着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5年1期上，又刊出了由郝勤撰写的《对体育新闻学学科性质特征及学科建设》，文章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体育新闻研究的性质特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体育新闻是现代新闻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体育的重要特征，是现代体育与新闻媒体的高度结合；体育新闻学是一门边缘性、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至此以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文章相继在各种刊物上出现，体现出研究内容从窄到宽，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学术研究成果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参研人员从少到多，最为集中的参研者是体育院校体育学研究学者等研究特点。
从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看，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多为体育院校的体育学学者。从他们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是借鉴与运用体育学的研究方法。而我国体育学研究方法，受到体育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很大，因为体育史学科在我国体育科学领域是最早出现的、研究成果较多并相对成熟的一门学科，从事体育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大都有体育史学的学术背景。体育史学研究方法在文革后期的发展，首先是提出了应当全面地理解史学方法论，纠正文革时期提出的阐明历史问题的方法只能是阶级分析方法的观点。指出社会历史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立足于研究对象整体，用历史的观点考察问题。其次是多学科方法引入历史研究，包括有系统方法、社会学方法、历史比较法、心理学方法等。另外还提出了对实证方法的重新评价，重新提出重视“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实证方法。
在这样的学科方法论的指导背景下，最初的具有开拓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多数是运用体育史或体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去解释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如陈天仁的《体育信息传播对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影响》（《上海体院学报》1996年1期），韩志芳的《1978---1996年我国报纸体育信息传播的题材变化》（《河北体育学院学报》1999年1期），郝勤的《体育新闻价值与价值实现》（《成都体院学报》1998年1期），易剑东的《体育新闻报道的困惑与选择》（《体育文史》1997年6期），周果的《论体育消息导语的心理接近性》（《沈阳体院学报》1998年3期），高松龄的《从中国电视体育节目播出特点看体育的社会化趋势》（《体育科学研究》1998年2期）等。这些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一般采用社科研究常用的文献资料法、比较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方法等等。这些研究成果的开拓性，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初期建设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但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当时的研究主题与话语表达，在体育人文社科研究的圈子里还能自成一家之言，而与整个大新闻传播研究的话语主题，有着相当的距离。
3 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
2000年以来，围绕着申办奥运、筹办奥运、举办奥运的重大赛事活动的主线，无论电视媒体、报纸媒体、网络媒体的体育节目频道、栏目、体育专刊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迅速扩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高涨期。
在全国体育院校校刊和综合性新闻传播期刊上，不间断地刊载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论文，也陆续出现了有一定学术质量的研究文章。如肖沛雄的《论体育市场和大众传播》（《体育科学》2001年1期），王宏江的《我国当代体育报纸现状分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年4期），黎莎的《对体育新闻基本特征的探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4期），先后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的圈子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2004年，由高等体育出版社出版了郝勤撰写的我国第一部《体育新闻学》专著，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该书的出版是我国体育新闻研究开始系统化的重要标志。
紧接着的2005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成立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分会；2006年第八届体育科学大会首次列出了体育新闻与传播专场学术论文报告会；2008年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组织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的分会场。在这些首创性的、显著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活动的带动下，研究成果日益丰硕，进一步体现出学术研究成果显著增加，专著明显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内容全面（涉猎到理论研究、业务研究、史学研究）；研究参与人员形成以新闻和体育新闻专业研究生、教师为主，媒体新闻工作者为辅的局面等特点。
值得欣喜的是这一阶段在研究方法论运用上的突破。最突出的是传播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在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引入与渗透。这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队伍里，开始引进了一批传播学研究学者，他们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突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以往的体育学者们积极与全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战场接轨，主动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运用到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中。
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是引进与借鉴西方传播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其中以批判学派的定性研究方法论和经验学派的定量研究方法论为主流。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主要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传统学派，多从行为主义角度进行研究，在研究中注重经验材料和实证考察，特点是：对现行社会体制是否合理并不关心，而是维护与改进现存社会体制及其功能。在方法上坚持经验性的实证研究立场，在方向上坚持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在指导思想上则坚持多元主义的社会观。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批判学派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有：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批判的观点；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 ideological analysis）的观点；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
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引导下，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找到了新的学术研究兴奋点和增长点，无论是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和批判学派多元定性研究的思维方式，都开始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初见端倪。如郭晴的《对成都体育新闻受众的实证研究》（《成都体院学报》2004年4期），毕雪梅的《体育新闻传播提供娱乐的另一种解读》（《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10期），张延平的《语义活用——体育新闻语言常用的修辞手法》（《河北体院学报》2004年1期），肖鸿波的《试论体育专业报纸的垄断趋势》（《上海体院学报》2004年6期），陈国强的《大型体育赛事的媒介服务——以2006年网球大师杯为例》（《传播学论坛集》2005年），罗青的《全球化体育事件与国家形象营销》（《传播学论坛集》2006年）等等。这些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除采用传统的文献资料法、比较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方法外，更多地是运用了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如内容分析法、个案研究、控制实验、实地调查、抽样设计与实施、问卷设计与可行性分析、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在理论模型上，也更多地借鉴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如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媒介生态理论、媒介双重性理论、“知沟”理论、“拟态环境”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媒介批判理论等等。
总体来说，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在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有较大的突破，使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越来越接近新闻传播常规性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也引来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纵观整个研究成果，无论学术专著和学术研究活动，在学术质量上都比前一个阶段有明显的提高，但在研究中，也有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
4 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纵观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在近几年由于借鉴与运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有力地推进了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向前发展的步伐。但当前在研究中，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是不予提倡的。也就是说切忌不要从定性研究模式，向传播学经验学派定量研究的过渡倾斜。不能不承认，这许多年来，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入的主流，这也是经验主义传播学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有牵强模仿和套用研究样式、理论模型的原因之一。
过分看重实证的定量研究也会有失偏颇。其实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其中变量复杂多变，单靠实证的数字与材料是不可能得出全面的结论的；而且每个人的思想都会对自身有所影响，所谓以“纯客观”的态度来进行研究也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我们知道传播学批判学派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目前美国英国等国不少的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因此，在我们引入传播学的方法论视角时，应该关注到这种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不要片面地强调某一种研究视角与研究手段的运用。
培养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也是目前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回顾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进程，可以看到我们最初的研究更多地是遵循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积累，从自我母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研究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就目前我们正经历的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过程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跟着大传播的研究走），还缺乏主动的思考方法论问题的意识。而事实上任何研究都存在着方法论的改进和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将促成重大研究成果的出现。
当然这样的情况与我国科学研究整体上对方法、方法论的漠视有关。而与国人这方面轻视态度相反的是，西方的学术研究则很重视方法、方法论问题。从西方科学研究的历史长河来看，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培根、波尔普，再到库恩、马克斯.韦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从辩证法、工具理性到归纳与演绎、证实与伪证、范式理论、科学研究纲领、反对方法、价值中立……，各种方法论的探求已成为自觉。必须承认，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与重视方法论问题息息相关。著名生物学家巴浦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事物的更辽阔的前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
目前我国各大高等体育院校的学者们，陆续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选题。这些较为重大研究课题的展开与研究成果，除了对已有研究方法论的更主动、更客观、更准确、更熟练地运用之外，还应该重视结合体育新闻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概括和提炼适用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观点，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型。在提倡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与开放的同时，还要考虑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体育新闻传播的特殊性和体育新闻传播实践发展相结合。
[参考文献]
李舒，传播学方法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5月
根据章程，研究委员会一届4年。在第一届届满之时，请允许我再次回顾研究委员会设立、发展之历程。中央民族大学白润生教授在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二十载，在白先生个人努力和带动下，逐渐凝聚起了一批致力于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学者。2008年9月，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了“首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在这次的会上，与会代表一致呼吁成立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会，并由中央民族大学牵头，成立筹备委员会。
成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会的设想得到了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大力支持与帮助。2009年6月6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新闻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通过讨论和表决，同意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筹备组建“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白润生教授为会长候选人。论证申报材料准备齐备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报送国家民政部后，不曾想白润生教授年龄已超，不符合国家民政部规定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负责人不得超过70岁的条件。为使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领域有学术交流平台，更好地推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凝聚全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力量，以免白润生教授及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者、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会的发起单位、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诸多努力付之东流，中国新闻史学会提议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另择他人作为会长人选。经过讨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推荐副院长赵丽芳副教授为会长人选，继续筹备学会申报工作。2010年6月，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的“第二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上，组委会将此事通报给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会的发起单位代表，大家以推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建设为重，一致同意推举赵丽芳为会长候选人。
2010年11月26日，在厦门召开的中国新闻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上，批准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赵丽芳为“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会长候选人。随后再次经过材料准备，经由中国新闻史学会报送国家民政部后于2011年7月获准成立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负责人为赵丽芳，秘书处设在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1年12月3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并在第一次理事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章程，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中国传媒大学益西拉姆教授、河北大学白贵教授、西北民族大学牛丽红教授、民族学院周德仓教授当选为副会长、常务理事。新疆大学帕哈尔丁教授、中南民族大学高卫华教授、大连民族学院于凤静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刘立刚副教授当选为常务理事。中央民族大学刘立刚副教授担任学会秘书长。白润生教授为学会名誉会长。2013年，在贵州民族大学召开的会员大会上增补兰州大学张硕勋副教授、贵州民族大学颜春龙教授为常务理事，西北民族大学副会长变更为刘俭云教授。2015年，在中南民族大学召开的会员大会上增补内蒙古日报社《新闻论坛》主编陈玉文高级编辑为常务理事。会员单位集中在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除以上会长单位和常务理事单位外，还有西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内蒙古民族大学、延边大学、云南大学、广西大学、湖北民族学院、新疆石河子大学、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宁夏大学、内蒙古大学、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红河学院等，此外，还有来自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的个人会员。
在少数民族新闻史二级分会第一届届满之时，请允许我代表学会对以白润生先生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新闻史书写者、研究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对中国新闻史学会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白先生为学会建立做出了卓越贡献，这批学者的努力改写了中国新闻史的书写方式，让民族地区的媒介史研究得以有一席之地。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赵玉明教授、前任会长程曼丽教授对二级分会抱以厚望，对设立之事给予多次指点；中国新闻史学会秘书处刘书峰、邓绍根老师为准备申报材料，忙前忙后，尽心尽力；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会对分会设立之事予以周全考虑和支持，内部虽有不同意见，但大多数理事还是投了支持票。对研究会发起单位、会员单位多年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会员规模虽然不大，但相对稳定，辨识度较高，认同感较强。对学会成立以来承办会员大会、常务理事会及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的中央民族大学、贵州民族大学、新疆石河子大学、云南红河学院、中南民族大学以及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大学表示衷心的感谢。
与中国新闻史学会其他分支机构相比，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规模较小，是一个相对边缘的学术共同体。但它在当下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更加不可或缺。学会也正在通过学术研究，智库发声，努力扩大社会影响力，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研究会成立4年以来，较好地发挥了全国性学术组织的领军作用，团结全国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为促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推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向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成立大会之外，分会还举办了4次会员大会暨“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2014年，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年会举办“民族新闻传播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分论坛。可以说，研究委员会近4年主要开展的工作集中在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方面。
进入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日益繁荣，影响力不断扩大，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的学者构成了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中坚力量。4年以来，研究委员会理事单位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集团军，呈现出了多中心、多面向的研究特色和良好发展态势。以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为代表的西北高校社会媒介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以民族大学为代表的陕西高校媒介史研究、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以云南大学为代表的南方高校的民族志传播学研究；以大连民族大学、延边大学为代表的东北少数民族媒介史研究；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新疆地区高校的单一民族媒介史，中亚传播研究；内蒙古高校的蒙古文媒介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与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研究，民族语言媒介史等均产生了一批较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是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将民族志传播学作为重点科研方向，张硕勋、张利洁、王芳、刘晓程等团队成员专业背景以民族学、人类学、新闻学为主。张硕勋副教授多年关注黄河上游藏区生活变迁中的媒介角色研究，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等学科权威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专著《大众传播与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变迁――以甘肃藏族地区为例》。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多位中青年教师也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其中李克副教授的专著《冲击碰撞下的交流与融合――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现状与对策研究》、朱杰副教授的专著《徘徊与踌躇中的抉择――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是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科近年来这一领域的成果体现。
民族学院（2014年更名为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社会发展的重大背景下准确寻找坐标，以新闻传播为研究主题，构建学科特色，在新闻传播史、中国藏语报刊史及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领域成果丰厚，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周德仓教授是这一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者。在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10周年院庆之际，又出版了《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文集以及《涉藏文献索引》。
云南大学是南方高校进行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基地，在用民族志方法进行传播学研究方面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科研团队。郭建斌教授在《独乡电视》后，又以云南迪庆、四川甘孜和昌都藏区为考察对象，研究农村电影放映员的社会角色及其变迁，以及国家话语、精英话语、民间话语对藏民认知的影响，出版了《寻找格桑梅朵――昌都地区流动电影放映田野研究实录》；孙信茹、杨星星、陈静静等中青年教师也将研究投向少数民族传统乡村社会，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等重要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是中部高校进行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区域中心。中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学术团队以高卫华、陈峻俊、黄迎新等教授为中坚，相继出版《民族文化传播与地方社会发展研究报告》《现代媒介与民族文化传播研究报告》《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等。武陵山区民族文化传播的调研报告也多次得到湖北省领导的批示。西南民族大学李谢莉副教授对西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新闻媒体关注较多，林晓华副教授对新媒体与民族地区信息传播关注较多，均有多篇相关。
大连民族大学研究重心在于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格局与区域史，于凤静教授是主要的研究者。延边大学朝鲜语媒介史的研究同样具有区域优势与学科特色。
河北大学白贵教授、金强老师的回族身份，使他们将中国近现代回族报刊史纳入研究视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现代回族报刊史》以优秀结项。
内蒙古高校以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的蒙古文新闻媒体研究为主要代表。乌云教授是主要的研究者。但因为研究主要以蒙古语文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界的交流较为困难，研究成果与传播受到一定限制。
新疆大学处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富矿中，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传播研究也具有近水楼台的优势。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论研究、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研究方面具有较强的科研团队，较早期有阿斯买・尼亚孜教授、帕哈尔丁教授，近年金玉萍教授成为新生力量，其专著《电视实践：一个村庄的民族志研究》对一个维吾尔聚居的村庄进行民族志调查，探讨村民的日常生活电视实践及其意义。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传播与民族地区社会变迁是学科重点建设方向，在白润生教授引领下，已经形成了一支中青年教师为主的研究力量，在继续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论领域的研究之外，还着力研究民族地区媒体的传播效果、功能与受众，研究民族地区新媒体发展，并与日本学者、台湾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拓展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视野与资料搜集渠道。史论方面，白润生教授集结多年研究出版了《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既有对以往研究的回顾，也有对新问题的思考；王晓英副教授的专著《民族新闻传播简论》是多年讲授民族新闻理论的结晶；赵丽芳副教授专注于民族语言媒介历史与功能的梳理，已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等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王斌老师多年关注、新疆的电视传播效果与影响力研究，著有《少数民族地区电视传播效果研究：以、新疆地区为例》。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方面，岳广鹏副教授著有《冲击、适应、重塑：网络与少数民族文化》，范小青副教授多篇论文关注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在中央民族大学新闻学专业开办30年之际，最重要的转向与结构调整，体现在新闻学（藏语基地班）的开设。面向藏区招收母语为藏语的学生，培养“懂国情、厚基础、宽视野、强双语、重实践”的藏汉双语新闻传播人才，既是国家战略之急迫，民族地区之需求，也是学校办学、学科建设之特色的体现。
内蒙古日报社《新闻论坛》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民族地区新闻媒体的建设与发展多有关注，专设栏目，刊发了大量的相关论文。在陈玉文主编及编辑部的努力下，内容质量大幅度提升，已经成为继《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之外，刊发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论文的主要平台。
以上例举难免挂一漏万，有待更全面的综述研究产生。作为一届会长，本人尽自己最大力量投身学会的各项工作，尤其学会初创阶段各种规章制度尚未形成，头绪多，问题多，基本疲于应付各种事务性工作，很多设想中的工作尚未开展。虽然在以上梳理中，近4年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初具规模、初有成果，但与早期少数民族新闻史的研究成绩相比，尚未产生新时期的具有学会特色的标志性成果。各会员单位也还是以自己的行政单位为大本营开展工作，学会并没有起到很好的学科共同体凝聚作用，对此深表歉意。
[关键词]全媒体 新闻评论 人才 培养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学术论文中出现“媒介融合”这个词语至今，[1]“媒介融合”已经提了十几年。从传统媒体触网，到传统媒体开通官方微博、官方微信;从单一形态的媒体到全媒体集团;从建构全媒体新闻中心，到培养全媒体记者;传媒界进行了媒介融合的各种改革与尝试。“全媒体”的概念在媒介融合进程中被提出并付诸实践，为媒介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实现的有效途径。但是如何融合、怎样融合依然是传媒界和学者们探索的焦点。
“全媒体化，是指一种业务运作的整体模式与策略，即运用所有媒体手段和平台来构建大的报道体系。……从总体上看，报道便不再是单落点、单形态、台的，而是在多平台上进行多落点、多形态的传播。报纸、广播、电视与网络是这个报道体系的共同组成部分。”[2]强调新闻报道在多个平台上以多种形态的进行传播。有研究认为这是最早对于“全媒体”的界定[3]。可见，全媒体实际上是媒介融合之后的结果，是目前各传统媒体变革的方向。
全媒体概念的提出，本质上是传媒界面对网络与新媒体兴起而进行的自我调整。在全媒体语境下，新闻评论本身发生了很大变化，也给新闻评论教学带来了挑战。
一、全媒体语境下新闻评论的变化
全媒体化或说打造全媒体的探索几年以前就开始了，以推出数字化报纸为开端，逐渐向多平台、多落点、多形态发展。2012年3月，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杨兴锋在接受《中国记者》杂志社访谈时郑重宣称：“全媒体是南方报业转型的具体形式和载体。”并详细阐述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在经过两年多的思考、探索之后，进行全媒体转型的具体做法和思路。[4]在传统媒体进行媒介融合、媒介变革的同时，所有与媒介相关的一切，无不被卷入，被改变，新闻评论领域也不例外。
全媒体语境下，新闻评论发生了如下变化：
1.新闻评论的边界泛化。
在传统媒体中，新闻评论有清晰的形态边界：文字形态的新闻评论出现在报刊上，结构完整，事理分明;声音或视频形态的新闻评论出现在广播电视中，或是一段微型新闻评论文章的播音，或是一期评论节目的录音/直播。
而在全媒体语境下，新闻评论的边界变得模糊了，跟帖评论、微博评论、微信评论，这些只言片语的意见表达，还是新闻评论吗？按照新闻评论的定义：所谓新闻评论是传者借用大众传播工具或载体，对新近发生或发现的新闻事实、问题、现象直接表达自己意愿的一种有理性、有思想、有知识的论说形式。[5]而很多新兴评论形态如微博微信评论、跟帖评论中，的确包含了意见、评价和态度的表达，有些见解还很精辟，所议论的事物也确实是热门新闻事件，或者与现在有关，从新闻评论的定义来说，仍属于新闻评论，新闻评论的概念已经泛化。
2.评论传播渠道多样化。
传统新闻评论是在单个平台，以单一形态、单一传播方式进行的。纸质媒体上的新闻评论以文字形态存在，以纸张为载体;广播新闻评论以音频形态存在，以广播为传播媒介;电视新闻评论以视频形态存在，以电视为传播媒介;基本上互不干扰，各自为政。
但在全媒体语境下，这种单一的传播、隔膜的状态被打破。如《人民日报》，既有报纸的评论版，也有人民网观点频道，还有微博@人民日报评论部，以及微信公众号侠客岛等等。新闻评论显然不再以单一形态进行单一平台传播。在纸质版、彩信手机版、广播版、微博版等平台上传播同一新闻评论，显然不可能全部用文字评论形式或全部用音视频评论形式，而需要做成不同的、适合各传播平台的相应形式。微博微信版的新闻评论会力求简洁、形态丰富，纸质版的新闻评论会更注重文字表达和有理有据，广播节目会更注重生动活泼吸引听众……当各个传播平台相互配合，发挥各自传播优势，同时发出对某一新闻事件的评价性信息时，就能更好引起受众注意并形成舆论了。
3.评论比重进一步增加。
在全媒体语境下，传播渠道更多，获取新闻信息更加便捷，然而也更容易迷失在海量的新闻信息海洋中，人们更需要意见性信息来帮助自己看清事实、对事物作出判断，新闻评论的比重也因此迅速增加。如报纸评论版兴起，“从2002年起，报纸言论版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期，并从党报、机关报向都市类报纸扩展，全国上百家都市报先后开设了言论版。”[6]
不仅传统新闻评论体裁在传播内容中的比重增加，全媒体建设还促进了新的新闻评论样式产生。如“微评论”已经成为新闻评论中非常受欢迎的新成分，无论是报纸、广播、电视、电脑还是手机，都充分引入“微评论”。《新京报》开设“微博大义”专栏;南方电视台的《马后炮》中有个环节“你来我网”，就是引用各种网友的议论。
目前，各个传统媒体开设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力争在新媒体平台发挥舆论影响力，必然需要增加新闻评论的比重。如@人民日报专门开设“你好，明天”等评论小版块，为提升微博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全媒体语境对新闻评论教学提出的挑战
全媒体的发展给新闻评论带来的影响，也相应对新闻评论教学提出了挑战。
1.对传统新闻评论教材的挑战。
目前国内广泛使用的新闻评论教材大概有二十多种，但是可以这样说，没有一本教材是专门针对全媒体语境下的新闻评论教学而编写的。这种情况也可以理解，毕竟全媒体本身正在发展中，从实践层面沉淀到理论层面形成教材，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教学上不能等待，即便缺乏教材指导，新闻评论教师也需要自己去收集掌握相关知识和材料，将最新的业界动态加入到教学中。
2.对学生能力培养的挑战。
全媒体建设对新闻评论教学中的学生能力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从写作能力到全面动手能力的培养。传统新闻评论中，写作教学是大头，主要训练各种评论文体的写作。这个惯性思维也体现在教材上，很多教材建立在新闻评论写作的基础上，围绕构思、表达等“如何写”的主题来展开，对广播电视新闻评论一笔带过，更不提如何发挥广播电视媒体特性去制作新闻评论节目。
在全媒体语境下，新闻评论教学需要转变重心，从单纯培养评论写作能力，转变到写评论、说评论、制作评论节目、策划评论专题等全面动手能力的培养，如此方可培养出能适应全媒体多平台、多形态传播的人才。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做起来很难，就以评论视频制作来说，需要培养策划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出镜能力、摄录节目能力、编辑制作能力等。
3.对教学思路的挑战。
全媒体语境下的新闻评论教学，也面临打破单一、独立、分头讲授的教学思路的挑战，应该转变到多种评论样式融合运用的教学思路。
全媒体的发展趋势将是多种信息多种形态同时进行有机融合、有效搭配的传播，新闻评论将作为重要的影响舆论的因素穿插其中、无处不在。因此，不仅需要上述全面动手能力的培养，更需要能综合运用、有效搭配各评论样式，以达到整体良好传播效果的能力。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境，灵活运用。
三、全媒体语境下新闻评论教学的改革和探索
1.专业交叉与教学内容扩展。
在传统新闻评论教学中，新闻学专业侧重报刊新闻评论教学，广电专业侧重广播电视新闻评论教学，网络传播专业侧重于网络新闻评论教学，这样的格局显然不适应全媒体的要求，应该打破专业细分的藩篱，克服专业细分带来的隔阂，进行专业交叉，拓展教学内容，而不再强调专业界限、专业特点。
作为新闻学专业的教师，笔者一直致力于探索融合各种传播符号的新闻评论教学。借助报排实验室、电视演播厅、广播电视编辑室，打破专业界限，要求学生在新闻评论课程中学习文字、音频、视频这三种传播符号的新闻评论写作或节目制作。将教学内容从新闻评论写作的局限中拓展开来。
2.全面设计新闻评论实践教学。
为了培养全媒体语境下的新闻评论能力，教学中需要对实践教学环节进行重构。对一门新闻实务课程来说，无论课堂教学内容有多丰富有多详尽，也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目前新闻评论教学中，一般都会含有实践学时，但学时较少，难以达到有效的培养能力的目的。
因此，笔者在实践学时中注重训练学生较为全面的评论传播能力，让学生经历“三个一”：出品一份原创性的新闻评论特刊、策划制作一则广播新闻评论节目和一期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使学生能以多种形态、多种样式、在多种传播通道进行新闻评论信息的有效传播，以适应全媒体时代的人才需求。同时借助“五个一”工程，即承担着湖北省新闻传播重点（培育）学科平台的一报一刊一台一网一中心，来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积极参与实践。尤其是其中的“一中心”，也就是新成立的“融媒体传播实验中心”，可开展专项实训来培养学生成为全能型评论人才。这种探索还仅在初级阶段，需要认真、深入地研究实践教学的比例和方式方法，科学地进行全面设计。既要避免与业界脱节，又要真正发挥人才培养的作用。
3.提升教师自身全媒体评论运作能力。
既然要培养学生掌握报纸、广播、电视评论方面的动手能力，教师自己也必须熟悉这些评论内容的制作，还应该在这些方面有亲身经历和经验积累，才能教好这门实务课程。笔者曾经前往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调研，并参与其评论节目制作，因而亲身体验到与报刊评论完全不同的感觉。在广播新闻评论节目中，选题具有决定成败的关键作用，主持人对节目的掌控、对节目进程的安排影响到节目的整体风貌，而谈话嘉宾的善谈与否、普通话标准与否、声音是否适合广播等因素都能影响到传播效果……很多细微的体验，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是无从体会的。而如果教师没有这些方面的能力提升，就无法指导学生来培养全面动手能力。笔者因而非常赞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新闻评论教学中“教学型+科研型+实践型”的教师队伍建设。
注释：
[1]徐立军：《浅论人际传播在大众传播中的运用》，《声屏世界》1996年第12期
[2]彭兰：《媒介融合方向下的四个变革》，《青年记者》2009年第2期
[3] 戴仲辉，付玉辉：《2008-2011年中国全媒体研究综述》，中国传媒科技2012版，第1-2页
[4]周燕群，王武彬：《南方报业全媒体转型的思路与做法》，《中国记者》2012年第3期
[5] 赵振宇：《现代新闻评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新闻教育进入大学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反对的声音一方面来自于报界，一些人认为师徒 制是培养新闻记者最好的方式，另一方面来自于大学，1892 年报界巨头普利策带着捐款向哥伦 比亚大学校长塞思洛提出建立新闻学院的请求时，遭到婉言回绝，理由是设立这样一所学院会 损害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声誉。[2]虽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开始开设新闻 学课程或创建新闻学院，1918年北京大学也正式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但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 新闻学教育中“术”与“学”的争论久未平息。传播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为新闻学教育的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土壤，使其在大学中的学术身份与地位得到加强。传播学在学术层面，让研究 者们看到了另一片繁花盛开、广阔无垠的研究领地；在教育层面，又给传统新闻学带来了更为丰 富的理论滋养与批判意识。但对于起步较晚的中国传播学而言，传播学与新闻学边界的模糊不 清，核心理念与学术立场的模棱两可，使当前中国的传播学教育尚处于思考与探索阶段，未能确 立明确的教育目标，形成鲜明的教学特色。与相对成熟的西方传播学教育相比较，中国传播学的 未来发展可简要地归纳为三个焦点：明确“局外人”的批判视角，从“大众传播学”转向“传播 学”，以及通过加强理论建构推动学科建设。
“局内人”与“局外人”
在学术研究中，“‘局内人’指的是与研究对象同属于一个文化群体的人,他们享有共同的 (或比较类似的) 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局内人’之间通常共有比较类似的生活经 历,对事物往往有比较一致的视角和看法。‘局外人’指的是处在某一文化群体之外的人，与这 个群体没有从属关系。……由于‘局内人’之间通常享有一些共同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研究者可 能会对被研究者的某些语言和行为所隐含的意义失去敏感。他很容易认为自己对这些意义已经十 分了解了,没有必要再进行追问和探究。‘局外人’由于与被研究者分属不同的文化群体,有自己 一套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因此在研究中他可以与研究的现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可以在 研究的过程中利用自己的文化框架来帮助自己理解异文化中的某些现象。”[3]
在新闻传播学教育中，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罗德艾伦提出，新闻学与传播学应该有严格分界，新闻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职业记者，而传播学创办的宗旨在于培养传媒批评家与分析者。
[4] 换言之，新闻学教育是以“局内人”的理念，深入媒体文化本身，根据媒体的需要，传承媒体 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教授媒介产品的制作细节与职业技能，而传播学教育则应站在“局外 人”的立场，与媒介保持距离，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媒介对受众与社会的影响。在美国，虽然新闻 学与传播学也常常共存于同一学院，二者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但近年来，对大众传播批判性的 研究也日渐兴盛。[5]
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新闻与传播学院都开设了传播学的相关课程，如传播学概论、大众传播学 等等。但总体而言，新闻学与传播学在课程设置与教育理念上并无太大区别。新闻学与传播学的 本质差异也未能在各阶段的教育中得以体现。在本科教育阶段，传播学课程数量较少，大多作为 实务类课程的补充，以概论性课程为主。在研究生教育阶段，传播学胸怀广阔地将广播电视、广 告、网络、动画等相关专业纳入其中，新闻学则被相对狭义化，近乎成为“报业”的代名词。简 而言之，二者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传播学偏重于理论提升，新闻学专注于技能培训；传播学以电 子媒体、网络新媒体等为主要的媒体依托，新闻学将报纸作为主攻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 播学教育是对传统新闻学教育的锦上添花或领域扩张，并未显现出独立而强势的发展态势。
“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教育理念定位，为中国传播学教育的未来走向提供了有益参 考。传播学对于新闻学的区别或超越，不能仅仅停留于媒介形态的差异、涵盖面的宽窄，而应深 入到更为本质的学术立场、观察视角，以及教育目标、教育职能等层面。正如休梅克所言，批判 性思维应该成为传播学课程的一部分，首先要大量开设每一个传播专业的学生都应该知道的公共 核心课程，在此基础上再开设相关的技能课程。[6]
从“大众传播学”到“传播学”
查菲曾不无忧虑地提出，传播学中“小国割据”，是学术上的南斯拉夫，在“传播”这个大 的概念下，存在着无数的子概念，如大众传播、口语传播、电信传播等等，甚至很多传播学者也 把自己的研究作为文学和哲学批判研究的一个部分。[7]
在西方，大众传播媒介的相关教育与研究通常集中在新闻学领域，传播学是一个相对宽泛的 概念与范畴。但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传播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众传播学”的专有名 称。组织传播、人际传播、政治传播、健康研究等西方传播学研究与教育的重要领域，在中国依 然处于边缘地带，仅有少数院系开设了一两门课程。即使是大众传播学的教学，更多的注意力也 投向了美国经验学派的研究成果，对欧洲批判学派的关注明显不足。传播学教育在这个意义上甚 至狭义化为了“美国大众传播学”。
不可否认，大众传播学是传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大众媒介关联最密切的部分，但传 播学的狭义化明显阻碍了传播学教育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因而，陈力丹在论及传播学在中国的发 展朝向时特别提出，“课堂教学，要全面向学生传播传播学各个学派、各个方面的知识，避免以 大众传播学替代传播学。”[8]中国传播学教育从“大众传播学”到“传播学”的过渡，不仅需要 新闻传播学科内部的自省与革新，同时还需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良性互动。传播学多学科起源、 跨学科发展的自身特点，决定了传播学教育对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甚 至自然学科的依赖。因而，未来中国传播学教育一方面应该增加跨学科课程的比例，强调通识类 课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另一方面，相对新闻学教育，传播学教育更应强化理论基础，增加 理论类课程的比重，辅以新闻实践类课程。将传播学的若干子领域，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政 治传播等列入专业基础课程中。这不仅是中国传播学教育与世界接轨的必然走向，而且是传播学 学科建设与理论发展的必需。 53
学科建设与理论建构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在教育层面将新闻学与传播学合二为一是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一个学 科若要获得学术身份认同与学科地位，必须进行理论建构。一直以来，学术性与理论性的缺失是 新闻学的软肋。传播学的诞生给予了新闻学无数的学术想象与学术滋养。虽然较之新闻学，传播 学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传播学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先天不足”。其学科地位的缺乏在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核心知识与统一理论。1996年安德森分析了7种传播理论教材，从中鉴别出249 个各自不同的“理论”，其中195个仅在1本教材中出现过，也就是说，只有22%的理论在7本教材 中出现过1次以上，只有7%（18个）被3本以上的教材介绍。“如果传播理论真的是一个领域，那 么似乎应该有超过一半的介绍性教材，对该领域基本内容的7%以上达成一致意见。”[9]
对中国传播学研究而言，理论建构更是一项宏大而艰巨的工程。作为学术“舶来品”，传播 理论在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中，或是在“国际化”趋势下的理论译介和理论描述，或是在“本土 化”框架下的理论运用与理论测试，鲜有独立的理论创见。“理论”接近于科学法则，特指经过 完全检验的思想与观念，它是对一系列观测结果的解释，这些观测结果以被证实的假说为基础， 并多次被相互独立的研究者所检验。对个体研究和单独的研究者而言，只可能创立一个假说，而 不能创造理论。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学理论建构是全体研究者的共同追求与目标，中国学者应成 为其中的积极分子，中国传播学教育也力求为此添砖加瓦。
基于学科建设与理论建构的重任，传播学教育除了在本科生教育阶段强调理论素养之外，更 需要强调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在教育目标与宗旨上，明确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差异，强 调传播学教育的批判立场与理论视角，加强对学生的理论训练、理论积累与学术培养。在教材选 择上，尽可能使用英文原著，用原文原典还传播学原貌，既有利于学生英语能力的提高，又避免 二手资料造成的理解障碍。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加强研究方法的学习与训练，在全球化的理论背 景下充分激发本土化的学术想象力。
注 释：
[1] 与此对照，其他国家有不同的模式，如英国城市大学将大众传播系设在社会科学系，美国密苏里大学传播系独立于新闻学院，设在艺术与科学学院，台湾地区传播相关系所更广泛地分布于人文社会学院、传播学院、教育学院、管理学院、艺术学院等。
[2] 转引自单波. 反思新闻教育. 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3] 陈向明.质的研究中的“局内人”和“局外人”.社会学研究，1997（6）.
[4] 钟新. 英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严格分界. 国际新闻界，2002（5）.
[5] 钟新. 美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界限模糊. 国际新闻界，2002（6）.
[6] Shoemaker, P. J. (1993). Communication in crisis Theory, curricula, and powe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146-153.
[7] Rogers, E. M. & Chaffee, S. H. (1993).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y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125-131.
（一）新闻传播内容的发展趋势
传统情况下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是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件，其中主要以政治事件为主，新闻传播人员会对新闻产生的原因和相关内容进行分析和归纳。但是随着人们关注热点的转移和生活空间方式的转变，新闻报道的内容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民生新闻和虚拟类型的内容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特别是民生新闻，成为各个地方电视台新闻频道的主要内容，主要报道跟国计民生相关的内容。另外，新闻传播的内容将实现原创，人们可以通过随手拍或者随手录等方式，将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各种新闻到微博、空间或者视频网站等，为新闻节目的编排提供丰富的素材。
（二）网络时代下新闻传播模式的发展趋势
传统情况下，人们在进行新闻传播时以评论为主，然后对新闻信息后面包含的各种文化、法律以及道德等信息进行评论，跟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水平相差较大，群众的接受能力有限，因而该类新闻的收视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上各种贴近民生的话题越来越多，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对新闻内容进行自由评论，其评论的角度和语言都采用了平民化的方式，利于人们的接受，这也代表着网络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模式的新变化和趋势。所以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新闻传播模式要彻底打破原来的评论模式，采用平民化的评论方式对各类新闻信息进行评论，即新闻传播要向着多元化、幽默化和自然化的方式发展。
（三）网络时代下新闻传播效果的发展趋势
由于现阶段新闻传播的主要方式是网络，网络平台用户的数量非常庞大，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非常快和广。所以，当用户一条信息后，且被置顶后，该条信息就能够被所有用户浏览到，然后人们可以对其信息内容进行评论和转发。进而在其他信息传播平台上进行分享和传播，使得信息传播范围越来越广，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
（四）网络时代下新闻传播反馈的发展趋势
传统情况下的新闻传播，信息的评论只能够通过新闻工作者进行评论和探讨，人们参与的可能性较低，处于被动收听阶段。网络时代下，人们可以对新闻内容进行评论、顶或者踩等，参与新闻内容的评论。这是传统新闻传播模式所不能够达到的，也是未来新闻传播反馈的主要方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新闻传播的参与度。
二、新时代背景下新闻传媒人员的责任和义务
新闻传媒人员是进行新闻传播工作的主要人员，其工作过程中要不断创新思路，关注网络上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不断丰富新闻的内容。在其工作过程中，还要不断提高自己对各种新闻信息的敏感性，能够快速从众多的网络新闻中挖掘具有报道价值的新闻信息。最后，新闻传播人员还要不断加强对自身法律意识的培养，对新闻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考察，分析网络中提供的新闻信息中是否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切不可为了盲目追求新闻效果，而编造或者报道虚假新闻信息。
三、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