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孙子说：从前善于用兵打仗的人，总是首先创造出不可被战胜的条件，然后去等待敌人可被我战胜的条件的出现。不可被战胜的条件，其创造在于我方自身；而可以为我所战胜的条件或可乘之隙的是否出现，那就在敌人方面了。善于用兵打仗的人，能够创造出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而不能迫使敌人一定会为我所战胜。所以说，胜利可以预见，但不能单凭自己的主观努力就会实现。创造不可被战胜的条件，是我方在防御过程中所要解决的问题；一旦敌方出现可以被战胜的条件，那么我方就需采取攻势动作了。采取防御，是由于敌人的力量比我强大；而采取攻势，则是由于敌人的力量较我弱小。善于防御的人，能深密隐蔽兵形，犹如藏在极深的地下，敌莫知所在；善于进攻的人，能高度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犹如动作于九霄云外，敌莫知所御。所以，这样既能保存自己而又能取得完全胜利预见胜利不超过常人的见识，就算不上高明中最高明的；经过激烈的战斗而夺取胜利，并博得天下人的称赞，也不能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这就好比能举秋毫之重算不上多力，能见日月之光算不上眼明，能闻雷霆之声算不上耳聪一样。古时所说善于用兵打仗的人，都是在敌人已经处于可能为我战胜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原文]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
[译文]古时所说的善于打仗的人，总是取胜于容易战胜的敌人
。"胜于易胜"在实际的战争中可以最简单地演化为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如何创造条件，发现敌人最容易战胜的一面（即最弱的一面）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解放战争时期的宿北战役就是个先打弱敌、胜于易胜的好战例。
1946年12月，军集中25个半旅，分兵四路，从东北台、淮阴、宿迁和峰县向我进犯，企图占领苏北，消灭华东主力。敌军来势汹汹，单从兵力对比来看，敌军显然是强者。但它有弱点，其最大的弱点是进攻面过宽，各路间隙太大，很难互相策应支持，战役上协同配合不力，这一弱点有利于我军在内线实行机动应战，有利于我军各个歼灭敌人。
拣弱的来打，哪一路较弱就先打哪一路，，粟裕经过分析认为：从宿迁进攻沐阳、新安镇的这一路，由徐州绥署副主任吴奇伟指挥，辖整编师第11师和第69师，和其他几路相比，这一路比较好打，而这一路中，11师是强者，是蒋军的"五大主力"之一，但这一路第69师突出冒进，所辖3个半旅也是拼凑起来的"插花"班子，战斗力不强，内部矛盾亦多，该师师长戴之奇是特务出身，虽属死硬分子，但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在战役部署上，他的3个旅在东西一线展开，师部只带一个团，位于最右翼，翼侧暴露，便于我南北对进，首先从敌之左翼打开缺口，而后实行两面夹击。经过战略合围和战术分割，使敌首尾不能相顾，无法互相支援。
所以、粟裕决定集中兵力打戴之奇的整编69师。结果，在宿北全歼戴的69师3个半旅共约2万余人。戴之奇无路可走，自杀身亡。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拣弱的先打，无异于变整体弱势为局部强势，变战略防御为战役战斗的局部反攻。我兵力就整体来说与敌相差甚远，但集中力量对付一支弱敌，就显得绰绰有余。把弱敌消灭了，强敌必将受到威慑和削弱，就比较容易对付了。
再强大的敌人也有其软弱的一面，而善战的将领，必须先使自己立于不败，再调动自己较为有力的部分，击溃敌人弱的力量，抓住机会，取得胜利，这就是"胜子易胜"计谋的精髓之处。
《孙子兵法》也称《吴孙子》，是中国迄今流传下来的时间最早、内容最完整、影响最深远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该书的作者孙武，是春秋末年齐国人(今山东惠民一带)，为逃避齐国的战祸，辗转到南方的吴国，因为熟知兵法，吴国大将伍子胥将孙武推荐给吴王，于是孙武向吴王献上自己的兵法，并做了吴国的将军。此后孙武帮助吴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显名诸侯”，由此，《孙子兵法》流传于世。由于其经历主要在吴国，故人称“吴孙子”。可见《孙子兵法》大约成书于春秋末期。两汉时期官方曾经三次组织人员整理各家兵书，《史记》、《汉书》均提到了《孙子兵法》，东汉末，曹操认为当时流行的《孙子兵法》过于“烦富”，且没有抓住“兵书”的主旨，因此曹操专门为此书做了注解，名为《孙子略解》。南北朝至唐，为《孙子兵法》注解者渐多。北宋时期，由于边塞军事吃紧，朝廷特别重视“兵书”，于是组织人力编纂了《武经七书》，《孙子兵法》列“武经”之首，第一次被当作官办教材进行讲授。而且自宋代始兴起了《孙子兵法》研究的热潮，一些文人将以前历代(东汉末至北宋)名家注解的“孙子兵法”收集起来，合称《十一家注孙子》。《武经七书》和《十一家注孙子》是后世《孙子兵法》传本的主要来源。明清以后，《孙子兵法》的研究仍热度不减。
《孙子兵法》第一次走出国门是在唐代，由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传至日本；18世纪又由传教士翻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据说拿破仑经常词读《孙子兵法》，20世纪初期，《孙子兵法》被翻译成英文，开始在西方国家流传，并被各院校当作必读的军事教材：到20世纪80年代，《孙子兵法》已被翻译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出现全球性“孙子热”。不过，现代人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已不局限于战争和军事及政治的方面，而上升到经济管理、人事关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
《孙膑兵法》也称作《孙子兵法》、《齐孙子》，作者为孙膑本人及其弟子。孙膑出生地在今山东鄄城、阳谷一带，是孙武的后世子孙，晚孙武百余年。“孙子膑脚”和“马陵之战”是了解孙膑最好的两件事例。孙膑原与魏国将军的庞涓同师学艺，但庞涓妒才，自觉不如孙膑，于是将孙膑骗到魏国后软禁起来，并施以膑刑，挖掉了孙膑的膝盖骨，故此后人又以“孙膑”呼之，真名倒忽略了。后来孙膑被一位来魏国的齐国使者偷偷运到齐国，推荐给齐国的大将田忌，并受到齐威王的重用。《史记》记载，在围魏救赵战略中，齐宣王采用孙膑的计谍，最后孙膑以“减灶诱敌”的计略，在马陵大败魏军，击杀魏将庞涓，俘虏魏国太子申。马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经典的以谋略取胜的战例，此战也使孙膑举成名，名留青史。现在据学者考证及新出土的《孙子兵法》记载，擒庞涓实为桂陵之战。由于其经历主要在齐国，故人称“齐孙子”。虽然早期文献还见有孙膑其人其事的记载，但《汉书》以后，就几乎失载了。人们推测《孙膑兵法》大约在东汉后期失传，已失传近1800年。
临沂两部汉简本《孙子兵法》的问世
汉简本《孙子兵法》源于一次不经意的发现。
1972年4月10日上午，“临沂文物组”工作人员接到群众报告，说在临沂地区卫生局基建工地上发现了一座古墓。基建工地位于临沂市南部的一座名为银雀山的山岗上，这里原是一处汉代墓地。于是有关工作人员连忙赶到，并和工地负责人协商有关发掘事宜。4月14日，“临沂文物组”工作人员正式清理先前已被建筑工地挖开的一座墓葬，4月17日清理完毕。这是一座岩墓，墓坑直接在岩石上开凿而成，长314、宽226厘米，墓坑内有木质棺椁，木椁长264、宽176厘米；木棺在木椁内西侧，棺内放置人体尸骨，已腐朽，另放置少量的漆木器、铜镜等随葬品：木椁东侧为器物箱，放置大量的陶器、漆木器、钱币等随葬品。两部《孙子兵法》竹简就放置在器物间隙之中。4月14日下午，是这次发现值得铭记的日子。杨殿旭、刘心健等先生的名字同样值得铭记在册，他们来自临沂文物组，是他们首先发现竹简。据后来回忆，杨殿旭在墓葬中清理器物时，看到一根竹片从水中漂浮上来，很不经意地漂洗了一下竹片上的泥浆(清理墓葬时，墓坑内有积水)，并说“你们看，这上面有字”，并把竹片递给了墓坑上面的人。刘心健先生在现场，经仔细辨认后，确认竹片上写的是“齐桓公问管子日”几个字，当时就兴奋起来，大呼：这是古代的“竹简”!在发明纸张之前，古人把书籍文字写在制作好的“竹片”或“木片”上，分别称为“竹简”和“木牍”，也就是说，“竹简”就是古代的“文书”。因此，文物工作人员当即要求施工人员停工，并安排人员保护现场，同时上报临沂地区和山东省上级部门。山东省文物部门随即派遣山东省博物馆有关专家前来发掘指导。该墓被编号为“伍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不久在号汉墓的西侧又发现二号汉墓，也出土一批竹简。事后经初步整理统计，一号汉墓出土竹简4942枚，大部分为“兵书”，二号汉墓出土竹简32枚，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
临沂汉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发掘出土后经过了保护处理，至今一直保存在山东博物馆。2011年，此批竹简被评选为“山东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两部竹简本《孙子兵法》的意义
摘 要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的兵学圣典，其高超的思想智慧和巨大的军事价值举世公认，和平年代，其蕴含的管理学思想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被商界誉为必读的管理圣经，本文将就孙子兵法中的管理学思想做出阐释，并结合管理五大职能做出具体论述，以期彰显《孙子兵法》在当今管理过程中可能发挥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 孙子兵法 计划 组织 领导 激励 控制
《孙子兵法》--中国古代的兵学圣典，其高超的思想智慧和巨大的军事价值举世公认，现在，在这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年代，它依旧散发着不可抗拒的魅力，被越来越多的运用到经济建设领域，用于指导各种经济活动，成为了优化管理的神兵利器，更被商界誉为必读的管理圣经，今天我就借用孙子探胜这一题目浅谈一下自己对孙子兵法中的管理学思想的一些理解和认识，以及《孙子兵法》对管理活动取得有效成果的指导作用。
一般认为管理的五大职能为：计划、组织、领导、激励、控制。有绩效的管理活动需要从这几个方面进行综合的分析与考虑，只有将这几项职能发挥的和谐有力，才能真正确保管理活动取得成功，孙子兵法中蕴含的许多管理智慧在这些方面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对管理活动的有效进行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孙子兵法》与计划职能
宗旨、远景、目标是计划中最宏观的部分，也是最具有指导意义的部分。孙子曰：“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孙子看来，“安国全军”是军队的基本任务，也是兵事战争的目的，而其兵法十三篇皆是是紧扣这一主题进行的，从管理学意义上讲，组织只有对自己的宗旨和使命有清醒的认识，各项工作都以主要宗旨为出发点，不进行偏离宗旨的活动，集中力量发展企业的主要事业，才能合理有效的利用资源，使企业得到良好的发展，当然，宗旨的正确性和内在生命力是坚持宗旨的必要前提！
计划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决策。决策――“用兵之道，以计为首”，孙子把事关全局的战略决策称之为“庙算”，提出“未战先算”，“多算胜”，“少算不胜”的论断。并在如何进行决策方面提出：经五事，校之以“七计”，以求得对战争情势的深刻认识，从而正确指导战争；孙子这种由 “经” “校” “索”构成的战略决策的程序和模式，至今仍不失为我们科学决策的范本。
此外《孙子兵法》对如何科学决策进行了详细探讨，纵观全书，体现出三条基本的决策原则：
第一，知的原则。孙子从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指出将帅作战指挥应立足客观，全面掌握信息，并视之为科学决策的基础和前提。《孙子兵法・.谋攻》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的著名论断。《孙子法・军争》中也有：“不知诸候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有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可见，知乃将领之要，决策所依。这条原则要求：知的范围要广，既要了解自然环境也要了解社会环境，既要知己又要知彼；知的程度要高，必须全面、准确、深入、快捷的收集信息，为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保障。
第二，谋的原则。谋即谋划、谋算，是领导者通过情况分析，对战争做出正确的判断估计，制定并选择出最佳作战方案的活动。谋是决策的核心。孙子说：“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谋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甚至可以不战而胜，谓之“上兵伐谋”。
第三，变的原则。孙子认识到战争中存在许多矛盾，如：攻守、虚实、奇正、生死等等。矛盾的两面，相互对立统一，且在一定条件下向其对立面转化。因而，他告诫领导者要善于根据矛盾的发展变化对原有政策进行适当调整，以创造条件，使矛盾朝有利于我的方向转化。孙子讲：“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战争的瞬息万变决定了决策的变通性。决策只有做到了“因利而制权”，适机而动，顺势而变，才能为作战提供科学的指导。
以上不过是关于《孙子兵法》中关于计划职能的智慧的一点点认识，其关于计划的指导性见解绝不仅限于此，相信深入了解《孙子兵法》后，我们的计划行为会得到更好的指导。
二、《孙子兵法》与组织职能
无论是军事活动还是管理活动，都是社会化的活动，因此，都要依据一定的组织机构和组织活动。如何设计组织机构、管理组织机构，使之高效运转，并最终完成组织目标，是管理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在这方面，孙子的智慧也很有启发性。
春秋到战国中期，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对庞大军队的组织管理，越来越成为决定军队实力，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孙子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对规范军队的组织管理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孙子于《始计篇》写到：“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认为：“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阐明懂得组织的原则和方法，是为将者的必备素养之一，关系到作战的胜败。孙子又曰：“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令孰行？…赏罚孰明？”可见孙子在组织管理方面有深刻见解：
首先，要制定明确的规章制度。 “法者，典制、官道、主用也。”所谓法，是指队的编制、法令、法规和对各级指挥官职责的划分管理，以及后勤军需管理制度。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定规章制度一方面可使将士明确自己的位置和责任，增强自我约束力；另一方面可避免领导工作的随意性和神秘感，实现组织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
其次，严格按制度管理。统帅军队必须令行禁止，军纪严明，让士卒心悦诚服。其方式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既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统一军队思想，又要以强制的军纪、军规约束将士言行。孙子反对军队“乱而不治”。认为只有部队编制有序，管理严密，才能“治众如治寡”，产生强有力的战斗力。
再次，赏罚分明。孙子重视赏罚对军队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并对之详加论述。一是赏罚时机。赏罚需要把握适当时机，以增强效果。孙子曰：“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二是赏罚对象。孙子提出：“赏其先得者”、“赏其厚于间”，既要赏“冒类”人物鼓励杀敌立功，又要厚待身处危境的间谍，以安其心。可见赏罚不在于人数多少，而在于典型。三是赏罚之物。孙子强调物质奖励，要求将领在战胜之后，把战利品分给参战士卒，并指出吝啬财物不论功行赏会有危险，即“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四是赏罚有度。“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赏罚过滥则功效无。领导者要慎用赏罚，力求发挥其最大效力。
组织职能在管理中发挥着十分基本的作用，对于管理活动其他职能的顺利发挥影响重大，孙子兵法中关于如何发挥组织职能的学说对于建立组织，制定组织规范，发挥组织功效影响重大，对我们当今的管理活动也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孙子兵法》与领导职能
《孙子兵法》是一部蕴涵丰富领导思想的军事著作，它所揭示的领导思想，经历了若干世纪至今仍给人启迪，值得现代领导思考和借鉴。《孙子兵法》十三篇都贯穿着对将帅的最高要求，孙子非常慎重地提到“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另外，《孙子兵法・作战篇》还说：“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可见，孙武非常重视将帅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下面分别对《孙子兵法》中有关领导职能的思想加以探讨。
（一）领导宗旨。《兵法》首篇《计》有云：“道者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所谓“道”，从领导学角度来看，可理解为正确的领导宗旨。孙子把“主孰有道”放在战前敌我对比分析的第一条，足见道之重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竞争仍然是“道”之争，只有遵循“以信誉取胜，以质量争先”的经营正道，才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立于不败。
（二）领导者个人修养。孙子从军事角度看到了领导素质对国家兴亡的重要作用。《孙子兵法・谋攻》曰：“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孙子兵法・作战》亦云：“知兵之将，民之司令，国家安危之主也。”把将领视为国家的栋梁和支柱。因而“将孰有能”也成为进行敌我实力对比，判断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之一。既然领导素质如此重要，就迫切要求领导者要有严于律己的精神和不断学习的自觉性，努力提高自身修养，以更好地完成其肩负的历史使命。
四、《孙子兵法》与激励职能
《孙子兵法》中有丰富的激发士兵斗志的思想，并且一直影响着中、外战争史上许多著名战役中将帅的战绩。孙武主张物质刺激的激励效果。物质需要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物质奖赏是激励的现实手段。所以孙武说“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通过物质激励就可以使士兵保持高昂的斗志和顽强的作战风格。物质刺激固然重要，但精神激励才是孙武的根本法则，他用“爱兵如婴”这种类似儒家“仁爱”式的情感投人，进行情感管理，赢得民众支持，鼓动民众信念，激起国民拥戴，如“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孙武这种“爱民”思想，正体现了战略性、全局性的精神激励，也反映了他深知社会结构的粘合剂是社会心理因素的道理，现代企业管理中“感情投资”策略正是借鉴了孙武的精神激励思想。
五、《孙子兵法》与控制职能
控制职能的发挥对于管理者来说主要是一个如何“用权”的过程，不同级别领导权力的分配是领导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只有充分明确上下级的职责范围，并且各级领导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行事管理权，才可保证管理活动的顺利开展。孙武在《孙子兵法・谋攻篇》有精辟的论述：“不知三军之事，而问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可见，在控制职能方面看，孙武极力反对上级过多地干预下级的工作和越权行事，要求上级领导充分地下放权力，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下级领导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自主地行使自己职责范围内的权力。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事无大小必亲躬是领导者之大忌，但不能放权完全放弃管理，核心的保持领导权威的权力一定要牢固的掌握在自己手中。
以上就是就《孙子兵法》中的管理思想浅探出的“胜”，《孙子兵法》强调如何在竞争中制胜，这和现代企业的目标相吻合，它是一部完整的“战略著作”，有十分严谨的结构体系，它的每一部分都能恰如其分地“嫁接”到企业管理之中，从而产生具体的指导意义，它写于一个变革的时期，这和现在企业的总体生存环境大同小异。提出了“正兵御敌，奇兵制胜”的思想，指出领导者在保证不败的基础上，出奇制胜。如何在“正和”的基础上做到“奇胜”，这一点对当今的企业管理者尤为重要。无怪乎这部2500年前的关于军事战略方面的著作对当代企业管理依旧能产生如此重要的指导作用，相信对《孙子兵法》的深入探究会带给管理学人士更多的惊喜和收获，中华文化灿烂辉煌，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一定会在这些智慧和优秀思想的指导下取得更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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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子兵法》的作者是有着“兵圣”之称的孙武。孙武是春秋时期有名的军事家，他的著作《孙子兵法》在后来的军事领域被广泛的推广应用，而目前这本兵书更是被翻译成各种各样的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2、《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早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约2300年，被誉为“兵学圣典”。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
3、《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
4、《孙子兵法》被奉为兵家经典。诞生已有2500年历史，历代都有研究。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如今，《孙子兵法》已经走向世界。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汉代版《孙子兵法》竹简1972年出土于临沂银雀山汉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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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曹操;《孙子注》;孙武;军事思想中图分类号:K2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0964(2011)06-00090-5在孙武军事思想的发展历程中,曹操可称得上是一位具有里程碑式的人物,其《孙子注》(又称《孙子略解》)不仅是现存《孙子》最早的注本,也是最早的定本,对孙子军事思想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今天见到的《孙子》,都是在曹操注本的基础上,经过宋代的《武经》、《孙子十一家注》以及曹注单行本等流传于世的。因此,可以说,曹操是孙武军事思想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现存《孙子》共6040字,而曹操《孙子注》就有3871字,约占正文的65%,且语言非常精要简洁。
曹操《孙子注》的内容,主要是阐释《孙子》的要义,而在实际的注释过程中,却表现出了非常丰富的内涵,既有对原文军事思想内容的解释,也有根据自身军事实践所作的现身说法,更有对词语本身所做的注解。可以说,这些内容不仅发展了孙武的军事思想,也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面对“不得已而用之”的军事武力而进行的深层次思考。
一、“审计重举。明画深图”——《孙子注》对《孙子》的继承与发展曹操的《孙子注》在注释原文时,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对原文的理论观点、经验概括、实战案例以及军事术语、地理环境等都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
这些阐释既有对原文的一般性解释,更多的则是阐发,深人透彻地分析了原文的思想精髓。这些正是曹操对孙子军事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我国古代兵学成就的总结性概括,对以后的兵学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1.用奇守正原则
无论是《孙子兵法》,还是《孙子注》,都十分重视用奇守正原则在军事实践中的作用,曹操在《孙子注》中更是多次说明用奇守正的重要性。在《谋攻篇》中,曹操典型地发挥了如何“用奇守正”思想:五则攻之,[曹注:以五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倍则分之,[曹注:以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敌则能战之,[曹注:己与敌人众等,善者犹当设伏奇以胜之。]少则能守之,[曹注:高壁坚垒,勿与战也。]不若则能避之。[曹注:引兵避之也。]《孙子》认为,当兵力五倍于敌时,就采用进攻之法;一倍于敌人时就将敌人一分为二,各个击破;与敌人力量相等时,就主动作战;兵力少于敌人时,就不能冒险进攻,只能坚守壁垒;力量远逊于敌时,就撤军躲避。原文并没有谈到具体的战术原则,而曹操在注文中却将这些内容进一步发挥,提出了在这几种情况下如何使用战术。他认为,兵力五倍于敌人时,可以用五分之三的兵力正面进攻,用五分之二的兵力奇袭。兵力一倍于敌人时,用一半兵力正面进攻,一半兵力奇袭。即便是与敌人力量相等,好的将领也会积极布置奇袭战术出奇制胜。由此可见,曹操在战术运用上,非常重视“用奇”这一事半功倍的措施。
在《势篇》中,曹操也谈到了“奇正”战术:“正者第31卷第6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11月军行已出界,近师者贪财,皆贵卖,则百姓虚竭也。[’]将“贪财”者“贵卖”军需物资而导致的直接后果不是指向军费增加,而是指向“百姓虚竭”,视角是百姓而不是军队,这是极为可贵的民本思想。同样,在注释原文“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作战篇》)时,曹操说:百姓财殚尽而兵不解,则运粮尽力于原野也。
十去其七者,所破费也。。
曹操的民本思想也体现在对士兵的关怀方面。
他根据原文“将者:智、信、仁、勇、严也”【l,提出了“将宜五德备也”的具体要求,认为将领应该具备这五种品德,才能够带好兵、打好仗。其中“仁”的要求,很明显是指将领对士兵的仁爱思想。在《谋攻篇》中,还指责了一些将领在无法保证士兵生命的前提下,就悍然攻城的错误做法,他说:将忿不待攻城器,而使士卒缘城而上,如蚁之缘墙,杀伤士卒也。加曹操的这种民本思想,在汉末动乱的社会中,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孙子注》的语言学贡献曹操《孙子注》虽然为兵学着作,但其中的词语解释、概念阐发、理论剖析、引经据典等充满了真知灼见,反映了曹操作为文学家的语言表达能力,对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发展贡献也是巨大的。
1.择要释词
《孙子注》中,有不少文字是对原文的直接注释。注释方法则根据原文内容不断变化,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在词语解释中,或详细解释,不厌其烦,或抓住要点,画龙点睛,或简明扼要,点到为止,或释词与释义兼有,两者并重,如: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辕韫,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阒,又三月然后已。[曹注:修,治也。橹,大楣也。辕辊者,辕床也;辕床其下四轮,从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备也。器械者,机关攻守之总名,蜚楼云梯之属。距闺者,踊土积高而前,以附其城也。]。
故其疾如风,[曹注:击空虚也。]其徐如林;[曹注:不见利也。]侵掠如火,[曹注:疾也。]不动如山。
[曹注:守也。]l1“
2.引经据典引经据典往往能增强文章的说服力量,曹操在《孙子注》中也不断使用经典说法,或采用他人观-12·点,以增强文章的客观性。仅在一段短短的序文中,曹操就引用了多处经典:操闻上古有弧矢之利,《论语》日:“足兵。”《尚书》:“八政日师。”《易》日:“师贞,丈人吉。”《诗》日:“王赫斯怒,爰征其旅。”黄帝汤武咸用干戚以济世也。《司马法》日:“人故杀人,杀之可也。”【]‘序>作者连续使用了各种典籍中关于动兵、用武的观点,表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在行文中,曹操更是随手引用经典语言。
3.阐幽发微
阐幽发微是曹操在《孙子注》中对自己的理论观点加以发挥的手法,在原文中,不少内容过于简略,甚至含义模糊,曹操就更多地进行阐释,以使原文意义更加明确。如: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曹注:以车战能得敌车十乘已上,赏赐之。不言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者赏之,而言赏得者何?言欲开示赏其所得车之卒也。陈车之法: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官,卒长一人;车十乘,乘将吏二人。因而用之,故别言赐之,欲使将恩下及也。或云:言使自有车十乘已上与敌战,但取其有功者赏之,其十乘已下,虽一乘独得,余九乘皆赏之,所以率进上士也。
原文只有三句话,但注文却洋洋洒洒,详细分说,而且还引用另说,唯恐其义表达不明。
4.语源学成就
曹操《孙子注》在语言方面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富,他的许多语言、注文成为后世引用的典范。据曹海花《从看曹注的语言学价值》统计,《汉语大词典》释义直接利用曹注的就有20条,首例采用曹注的有9条,另有《汉语大词典》例证提到曹注的12条,“失收某词”者7条,“失收义项”者1O条。兹择引如下:[驰车]1.古代轻型的战车。《孙子·作战》:“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 ,革车千乘,带甲十万。”曹操注:“驰车,轻车也,驾驷马。”[合交]犹结交。《孙子·九地》:“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曹操注:“结诸侯也。”在一种词典中这样重视曹注,充分说明了曹注在语源学上的重要价值。
四、“择便利而行也”——曹操的兵学理论与军事实践曹操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充分利用了《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书》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其《孙子马宝记:曹操《孙子注》的成就及其实践价值的指挥才能。
4.扰敌诱敌原则
战场上,双方你死我活的战斗中,都会有一些特殊事情发生,如为财物所利诱,一旦士兵被财物吸引,就会大大降低战斗力,甚至失去战斗能力。所以,战争中以利诱敌也是常用的战术。曹操《孙子注》就多次谈到此种手法,如:以利诱敌,敌远离其垒,而以便势击其空虚孤特也。[]’。
在实际的战斗中,曹操也典型地使用了这一战术。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面对越来越多的敌人骑兵,曹操就采用了诱敌深入之计,他将大量辎重放置道旁,“诸将以为敌骑多,不如还保营。苟攸日:‘此所以饵敌,如何去之!’绍骑将文丑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至。诸将复白:‘可上马。’公日:‘未也。’有顷,骑至稍多,或分趣辎重。
公日:‘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遂纵兵击,大破之,斩丑”[2119。曹操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这次胜利大震袁军。
5.观察预见原则
在复杂的战斗形势下,要善于观察敌情,对事情的发展要有预见性,这也是对将领的最基本要求。
预见准确,就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孙子注》提及预见性时说: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曹注:当见未萌。]¨要求要“当见未萌”,即在事情还没有发生时,要看到将来的发展结果。
曹操在东征乌桓之时,对袁尚、袁熙兄弟逃往辽东所采取的措施,就反映了曹操高度的预见能力0曹操打败乌丸之后,袁尚、袁熙与单于残部数千骑兵逃往辽东。辽东太守公孙康本来依仗与中原路途遥远而不服统治,所以有人建议曹操直接征讨公孙康,并擒获袁氏兄弟。但曹操料定公孙康将杀死袁氏兄弟请功,所以,曹操径自率兵回师。不久,公孙康果然将袁氏兄弟首级送给曹操。至此,袁氏势力彻底消亡。袁绍所占据之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全部被曹操平定。
6.水注火攻原则
常言道:水火无情。当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非常手段就会起到一举定乾坤的作用。当然,其杀伤力是巨大的,不光是对军队,对百姓也是如此。
所以,明君良将不到万不得已时是不会采取这种非常措施的。
曹操在《孙子注》中,根据原文也多次提到了水火之性及用水火的手段,如:八尺日仞。决水千仞,其势疾也。M火佐者,取胜明也;水佐者,但可以绝敌道、分敌军,不可以夺敌蓄积。[】因水势流急,无可抵抗,所以,决水千仞,便势如破竹。同样,火势猛,纵火焚烧,就会使敌人丧失作战物资,失去战斗力。
这两种手段,曹操在实战过程中都曾经成功地使用过。
建安三年(198年)冬,曹操与吕布战于下邳,曹操久攻不克。这时,因为连续作战,士卒疲惫,不少人想撤军返回,曹操采纳苟攸、郭嘉的计策,将泗水、沂水决开灌进城内。一个月后,吕布大将宋宪、魏续等捆绑着陈宫举城投降。曹操活捉了吕布、陈宫,将他们尽皆斩杀。
至于火攻,最成功者当属官渡之战中曹操火烧袁绍乌巢粮仓,使袁绍不战自退。
二、“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孙子注》的民本思想作为实际的统治者,曹操关心民生、关注民瘼的民本思想是非常突出的。曹操在其着名的诗歌《蒿里行》中就悲怆地咏叹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4H在《蠲河北租赋令》中,曹操也说:“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_4J3。在《孙子注》中,曹操也同样表现出了这种关心民生疾苦的良苦用心。如:黄帝汤武成用干戚以济世也圣人之用兵,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11o~)将黄帝、圣人的用兵原则归纳为“济世”、“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等等,也就意味着这是用兵的最基本原则。凡用兵者,只有在保证是救民于水火、除此别无他法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这是将动用武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最后一种手段。与此相应,曹操在《计篇》中也用“天意”、“阴阳”等神圣原则限制用兵: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故《司马法》日:“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曹操这种处心积虑的解释,显然是把百姓福祉放在军事行动的第一位的,表现出了封建时代一个卓越政治家崇高的政治境界。
除了用“天意”、“圣人”等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者对用兵进行约束之外,曹操还用具体的事例来解释用兵的巨大危害,在解释《孙子兵法·作战篇》原文“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时,曹操注释云:·11.当敌,奇兵从旁击不备也。”¨l酾“自‘无穷如天地’已下,皆以喻奇正之无穷也。”【1170这种“用奇守正”战术,是孙子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获得的宝贵经验,经过曹操的发挥,更显示出了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可以称得上是战争史上的法宝。
曹操一生征战无数,经常使用这一“奇正战术”。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曹操与吕布大战于定陶,“时太祖兵少,设伏,纵奇兵击,大破之”[2112。
建安三年(198年),曹操再征张绣,但担心许昌被袭,便撤军返回。不料张绣却尾随而至,试图掩袭曹军。在安众,张绣与刘表联军占据险要位置,前后夹击,将曹操围在核心。曹操于夜间凿挖地道,将辎重悉数运出,并埋伏了骑兵。天明之后,张绣等认为曹操要逃跑了,便派遣全部兵力追击,曹操看到时机已到,指挥奇兵突袭,曹军步兵、骑兵合力夹攻,大败张绣与刘表军队。
曹操的这种奇袭战术,屡屡得手,显示出了曹操高超的军事指挥能力。
2.知己知彼原则
知己知彼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只有详尽地了解敌方情况,才有可能占据战场主动权。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曹操在《孙子注》中也具体阐述了这一战争要诀。
兵法:一曰度,二日量,三曰数,四日称,五曰胜。
[曹注:胜败之政,用兵之法,当以此五事称量,知敌之情。]地生度,[曹注:因地形势而度之。]度生量,量生数,[曹注:知其远近广狭,知其人数也。]数生称,[曹注:称量敌孰愈也。]称生胜。[曹注:称量之数,知其胜负所在。]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曹注:轻不能举重也。]1162这两段论述都表达出了知己知彼原则的指导思想。前段将原文的“五事”即五种做法作为了解敌方情况的重要考量,认为一场战役的胜负,取决于对这五种情况的把握,这也是用兵的基本方法。后段则根据原文的叙述,将知己知彼原则做进一步发挥,“因地形势而度之”,“知其远近广狭,知其人数也”,“称量敌孰愈也”,“称量之数,知其胜负所在”等等表述,将原文比较抽象的内容解释得清清楚楚。在军事实践中,曹操也十分重视知己知彼原则的运用。
建安九年(204年),在与袁尚争夺邺城的战斗中,曹操水淹邺城,袁尚回军相救。曹军诸将皆以为“此归师,人自为战,不如避之”。曹操却说:“尚从大道·1O·来,当避之;若循西山来者,此成禽耳。”为了判断袁尚的内心动向,曹操前后派遣多支部队相继观察,并及时报告。结果袁尚果然从西山归来,“公大喜,会诸将日:‘孤已得冀州,诸君知之乎?’皆日:‘不知。’公日:‘诸君方见不久也”。最终曹操一举击破袁尚,逼其狼狈逃往中山。邺城牢牢掌握于曹操手中。这次战役,曹操就充分运用了“知己知彼”原则,他命人不断观察袁尚的行军路线,由此判断袁尚是否要决一死战,因为“归师勿遏”是用兵常识,但是如果袁尚走小路行军,说明他并不想鱼死网破,这就大大降低了部队的战斗力。曹操正是这样抓住了敌人的心理,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文中对曹操的这一做法大加赞赏,他说:“从大道来,则人怀救根本,不顾胜败,有必死之志。
循山而来,则其战可前可却,人有依险自全之心,无同心致命之意,操所以料尚如此,《兵法》所谓‘观敌而动’者也。”[3]撕3.变与不变原则战争是由人来操纵的,再加上 不断变化的气象条件、突如其来的敌情,甚至内部异常现象(如突发疾病瘟疫、反叛)等,这不仅要求将领要有良好的应对心态,更要能够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否则,只能处于被动地位。
曹操《孙子注》就多次论述了战争中的变与不变原则。如: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临敌变化,不可先传。故日料敌在心,察机在目也。_l在这里,曹操充分强调了“形”、“势”的变化,“兵无常形”、“兵不厌诈”等,就是指战场上不断变化的形势。形、势犹如水流,没有固定的模式,作为将领,只有凭借深邃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判断力来了解各种变化、因应异常现象,才能掌握战场主动权。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远征乌桓,在部队到达位于右北平郡鲜卑王庭附近,并逼近柳城、距离单于王庭不足二百里远的时候,被单于发现,曹军突然遭遇大量敌人。袁尚、袁熙与蹋顿单于等带领数万骑兵迎击曹军。曹操与辎重车辆走在队伍后面,士兵未来得及准备,大多未穿铠甲,曹操左右将士都极为害怕。关键时刻,曹操沉着应对,他找到一处高地观望,看到敌人阵形不整,便下令发动突然袭击。曹操令张辽为先锋,迅速扑向敌人。敌军遭到突然进攻,阵营大乱。曹军斩杀了蹋顿单于,俘虏敌人二十余万。袁尚、袁熙与单于残部数千骑兵逃往辽东。
曹操远在“客场”却能采取主动,体现了其善于应变马宝记:曹操《孙子注》的成就及其实践价值注》中的不少说法都来自于实践经验总结。在《孙子注》中,曹操曾经两次提到自己的实战情况:以十敌一则围之,是将智勇等而兵利钝均也。
若主弱客强,不用十也。操所以倍兵围下邳,生擒吕布也。]城小而固,粮饶,不可攻也。操所以置华费而深入徐州,得十四县也。。。
这是曹操在注释《孙子》时很好的现身说法,用自己的实际战例,诠释注文的基本内容。其注虽简略,然皆切中旨要。
曹操一生,经历战役无数,作为一个军事家,曹操的军事实践并不是一条条拘泥于兵法理论的,而是结合各种实际情况,综合使用兵法。除上引例证外,下面我们通过另一些战例来分析曹操军事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1.官渡之战:奇计突袭,火攻鸟巢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与袁绍官渡之战,更显示出了曹操善用奇计的特点当双方战事胶着的时候,曹操也几乎坚持不下去了,这时候,许攸来降,告诉曹操可以火攻乌巢,烧掉袁绍粮仓。火攻,是曹操善于运用的战术,火烧乌巢,曹操做了精密的安排,采用骑兵突袭、果断出击等办法,大获全胜。
2.西北讨叛:随机应变,反间扰敌建安十六年(211年),张鲁占据汉中,三月,曹操派遣钟繇、夏侯渊讨伐。实际上,曹操讨伐张鲁的更重要目的是想剿灭长时间割据西北的马超与韩遂,孙权欲暗中联络马超,令曹操腹背受敌。曹操很早就想除掉这块心头之患,但师出无名。所以,他想借这次出兵寻找借口将二人予以清除。
曹操亲自出征,马超、韩遂立刻发动叛乱。看到曹军实力强大,马超便请求与曹操割河西之地为和,被曹操断然拒绝。求和不成,马超便屡次挑战,但曹操置之不理,马超无奈,除了请求割地之外,又附加上了送儿子为人质的条件。曹操采用贾诩离间马超和韩遂的计策,利用与韩遂阵前相见的机会,引起马超对韩遂的猜疑。几天后,曹操又写信给韩遂,信中故意涂涂改改,目的是让马超看到后,怀疑信件是韩遂改的,果然,马超再次中计。离间之计成功,曹操便开始与马超面对面交锋,双方交战,马超、韩遂败逃凉州。至此,关中平定。可以说,曹操的军事实践与《孙子》及曹操自己的军事理论完全一致,表现了曹操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
3.合肥之战:知人善任,锦囊施计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征讨张鲁时,担心合肥安全,当时,合肥驻军只有7000兵力,与孙权1O万大军相比,可谓众寡悬殊。尤其是张辽、乐进、李典素来不和。曹操非常清楚这些情况,所以,一方面,他给文官薛悌施以妙计,要求他在关键时候拿给三人看。另一方面,他安排较为稳重的乐进守城,以保城池无虞。又安排骁勇善战的张辽、李典出战,并要求他们在孙权立足未稳之时采取凌厉攻势,迎头痛击。只有这样,才有取胜的可能。张辽等人深得曹操意旨,终于以少胜多,击退敌军。这次战例说明了曹操知人善任的用人特点。其实,孙盛早就认识到了曹操的高明之处,并大加赞赏。
4.许下屯田:立根固本,足食强兵粮食是保证战争胜利的重要物质基础,《孙子注》中多次谈到粮食问题,如“道者,粮路也”J8。
“欲战必先算其费,务因粮于敌也。”_6作为北方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曹操十分重视粮食生产问题。早在刚刚奉迎天子都许的第二年,曹操就接受了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大兴屯田。让枣祗、任峻等率领民众和军队在许昌周围广开屯田。
所以,曹操在以后的征战中,因为有了充足的粮食,为取得战争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曹操的《孙子注》不但继承、发展了孙子兵学理论思想,使孙子的军事思想得以发扬光大,正如孙星衍所云:“秦汉已来,用兵皆用其法或秘其书,不肯注以传世,魏武始为之注。”也体现出了曹操仁政爱民、治军有方的帝王风范,其深厚的文学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富的实战经验,将永远成为后人效法的楷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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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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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曹海花.从《汉语大词典》看《孙子》曹注的语言学价值[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42-46.
纵观整部《孙子兵法》，孙子首先在开篇的第一句话中阐述了对战争重要意义的认识，即“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从而确立了以确保国家核心利益为中心的战略目标。以切实的利益作为核心和出发点，正是现实主义的典型特征。
古老兵法，根植于东方传统哲学
《孙子兵法》所论述的，事实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具体的驭兵之术的范畴，而是阐释了深刻的博弈哲理的，古老东方智慧的结晶，是高度概括的“道”而非具体的“术”，诚如明代名将戚继光所云，
“孙武之法，纲领精微，为奠加焉。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犹禅家所谓上乘之教也”。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孙子兵法》是被作为一部哲学著作而收入的。
《孙子兵法》中哲学思想的根源，有很大部分是来自“道”、“阴阳”、“四时”、“五行”等中国传统的数术的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特有的宇宙论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因此，它的整套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就是和西方战略思想迥异的，建立在不同的哲学基础之上的。东方传统哲学思想的根基，赋予了《孙子兵法》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孙子兵法》中的“道"
正如孔子和老子都是从他们自己所定义的“道”这个哲学本体作为本原出发来演绎其哲学，《孙子兵法》之中，
“道”也是处在第一位的因素。《孙子兵法》在开篇就讲到，兵者最根本的五个要素是“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古今中外，运筹帷幄内、决胜千里外者皆离不开这五个要素，而取胜的关键首先离不开的就是“道”，正所谓“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在《孙子兵法》的语境中，“道”也有其独有的意义，即“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激发所有人民的士气，达到全国上下一心，同生死共患难，这是战争取胜的根本，是其他一切因素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
在“道”之下，才是天时(天)，地利(地)，领导者的素质(将)以及管理制度(法)这四个因素。在西方战略中。与孙子所强调的“道”比较接近的理念是军事总体战观念，但是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在《总体战》中系统论述这种思想，已经是二十世纪的事情了，比《孙子兵法》晚了两千多年。当代许多企业将《孙子兵法》运用于管理时，首要的一点就是高度重视建立一套促进员工对企业高度认同，能够凝聚人心的企业文化作为其管理之“道”，其次才是具体管理制度的“法”，从而达到孙子所说的“修道而保法”。
阴阳五行论“兵法”
《孙子兵法》之中充斥着大量的阴阳相对的成对出现的二元范畴，诸如敌我、彼己、众寡、强弱、攻守、进退、胜败、奇正、虚实、迂直、利害、患利、勇怯、劳逸、饱饥、安动、静哗、久速、治乱、远近、得失、安危等等，不可胜数。孙子高度重视驾驭阴阳之间的相互转化来扭转局势，诸如“乱生于洽，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孙子所推崇的克敌之道，就是巧妙地利用阴阳相生或相克的原理来达到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的效果，即所谓的“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侍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避实击虚也是孙子所极力推崇的战咯一“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虚宴之道，归根到底还是阴阳之道的外延。正所谓是大道至简，一阴一阳。
五行的概念也寓于《孙子兵法》之中――“五行无常眭，四时无恒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通过五行相克相生，充满无常，没有哪一个能永恒地战胜其它各方这个原理，揭示了用兵务须灵活应变的道理。
总之，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等这一系列形而上的东方哲学的核心理念，运用于具体的军事领域之中，赋予了《孙子兵法》独特的超越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使之不仅仅是军事著作，更是一部深奥的哲学著作。这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其层次远远高于西方式的线性逻辑的战略思维。如果要打一个粗略的比喻的话，那么《孙子兵法》与西方的强调主要倚靠力量取胜的那种战略思维的差别，就有点像中国的太极拳和西方的拳击之间的差别。
战略思想之鼻祖，迄今无超越者
如果把视角放低一个层面，从更具象和实际的战略，计谋和博弈的层面来看一看《孙子兵法》的思想，也绝对是堪称经典的。美国战略理论家约翰，柯林斯认为“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而在它问世之后直到今天，都一直得到高度的评价――曹操日：
“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子所著深矣”，李世民日：
“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当代的许多外国学者也仍然都认为，《孙子兵法》在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军事著作中可谓是首屈一指的“让the best”。能获得这样的“双重第一”殊荣的经典著作，不论在那个学科中，都是极其罕见的。
孙子最早地明确提出了战略的概念，谓之日“庙算”，中国古代，凡遇重大战事，皆要告于祖庙，议于明堂，故而称之为“庙算”，在《孙子兵法》中，“庙算”具体所指的就是运筹帷幄之中的战前谋划，也正是现在所说的战略的意思。孙子还特别强调了其高度的重要性：“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这与《中庸》中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原则是类似的。这不仅仅是在军事中十分重要，而且是做一切事情都应该遵循的一条准则。在我们现在看来，这似乎已经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了，然而，知易行难，纵观古今，因为事先考虑不足而与成功无缘的机会又是何其之多呢?故而，直到今天，我们做出决策之前，都有必要用《孙子兵法》中的道理来时时警醒自己。
最早提出了成系统成体系的，成熟的战略思想的也是孙子，在这套战略思维中，缜密的逻辑贯穿其始终，即便用现代的博弈论模型去看，《孙子兵法》也完全经得起推敲。并且，这一套战略思想中的许多理念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也并不随时间变化而改变的普遍规律，所以无怪乎《孙子兵法》直到如今仍是各国兵家所必读之书。后世的战略思想，总是难以跳出孙子战略思想的基本框架，正如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为《孙子兵法》的英译本所写的序中所说，《孙子兵法》“迄今无超越者”。
与众不同的现实和理性
虽然问世于人们尚迷恋于依靠占卜，祭祀和神迹来指引战争的时代，《孙子兵法》却显出了一些与其时代有些不相符的，颇显超前的现实主义风格和强烈的理性色彩。这或许是因为齐国当时浓厚的学术氛围及自幼优越的学习环境造就了孙子过人的逻辑思辨能力吧。
战争也好，计谋也罢，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如何尽可能以最低的成本和风险，获得最大的收益来实现目标，也就是如何达到经济学上讲的“帕累托最优”，是整部兵法所要解答的问题。正是因为能够达这样的认识层次，所以孙子才能得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样精辟而高明的论断一在孙子眼中，战争无非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之一，而这种手段往往成本高，风险大。因此如果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就不应首选之，这与把追求战争的最大胜利本身作为目标的西方战略是截然不同的，与反对一切战争，主张“非攻”的墨子也是非常不同的――孙子既非好战，亦非反战，而是嗅战。
孙子高度强调手段与目标的一致，一切与达到目标不符的手段都是错误的，都将导向危险的歧途――“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兵贵胜，不贵久”等表达的都是这样的意思。
在理清了目标和手段的问题之后，下一层次的问题才是如何采取有效手段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又有不同的层次，“兵者诡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大原则之下，又有更加具体和细化的论述层层展开。
关键词：《孙子》；战争观；战争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3-0006-01
作为一部承前启后的兵书，《孙子》中的精华部分主要在于其对战争中战术、谋略的详细论述。《孙子》全书关于这方面的分析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将帅的选拔和军队训练
在古代，一场战争的胜负完全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盛衰，所以在对待统帅三军的将领的选拔上，孙子更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规定，一个合格的将领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是“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即足智多谋、赏罚有信、士卒、英勇善战、严于律己。在处事上，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在才能上，要“知己知彼”，“知天知地”，“通于九变”；在管理上，要“令素行以教其民”，“与众相得”，使士卒能够“亲附”；在个人修养上，要“静以幽，正以治”。提醒将帅要避免骄傲自大、轻举妄动、勇而无谋、贪生怕死等毛病。
孙子主张训练士兵一定要严格，尽量提高士卒的作战能力，只有士卒都熟悉作战技能，军队在战场上才有胜利的可能，否则就很容易导致失败。
二、战略战术的应用
第一， 认真对比、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以及战场所处的地理位置、天时变化等。在充分掌握了这些信息之后，再制定详细的战略战术，争取战争的胜利。
战争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不可不认真考察。在战前，首先要做到“知己知彼”。为了做到“知彼”，孙子根据自己的实际指挥作战经验，在《行军篇》中总结出三十余种“相敌”的经验。这些经验在侦查条件有限的古代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一次正确或错误的“相敌”有时完全可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但是通过表面观察所收集到的信息毕竟十分有限，而从《虚实篇》有关“示形”的论述分析，如果敌方用计，用训练有素的军队故意表现混乱来迷惑敌人、本身强大的军队示敌以弱来诱惑敌人……那么根据孙子的“相敌”经验所得到的很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信息。
第二，我方兵力多于敌人就进攻，不足就采取防守，无论是攻是守，都要争取胜利，时时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
首先，作为一个合格的将领，要发挥才能在战场上创造出有利于己方的形势，使自己的军事力量得到合理的运用，灵活主动地打击敌人，但是不苛求于部署。
另外，为“不可胜”，时时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方法是正奇兵同时使用，出奇制胜，抓住敌人的薄弱部分狠狠打击。
最后，孙子认识到，要想在战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归根结底还要依靠绝对的实力：民心所向、经济的发展、军队的强弱。
第三，善用诡道，“示形动敌”。
《虚实篇》是孙子对于如何夺得战争主动权问题最为精彩也是最为集中的论述，在本篇孙子阐述了虚实结合、“避实击虚”、“示形动敌”等用兵之“诡道”。在战场上灵活应变，想尽办法让敌人暴漏出真实的情况，而我方却能做到“形人而我无形”，给敌人以错误的判断。如果我方要实施防御，那么敌人不管用什么办法都无法攻击，如果我方要攻击，就一定会置敌于死地。
但是“兵者诡道”，也是整部兵法中最高深莫测的，它要求将领能够在战场上灵活机动，造势、任势，利用各种条件，抓住敌人曝露出的任何弱点。
第四，兵贵神速。
孙子主张作战要速战速决，“速战”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打击敌人不给其喘息的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击敌人，这样就可以夺取战场上的主动权，做到应付自如。速战的另一个原因是旷日持久的战争会使国家经济枯竭，人民生活困难。
第五，当敌众我寡时，要使敌人兵力分散，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关于让敌人兵力分散的问题，孙子指出要用疑兵迷惑敌人，那么敌人就不知道我方要进攻的地方以及兵力的多少，敌人疑惑就会分散兵力处处防备，这时，我方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逐个击破，变不利为有利。
从战前的观察分析敌情、谋划作战策略，到在战场上虚实结合、示形动敌等，这些战术与谋略的运用都不是各自独立的，如在《谋攻篇》中，孙子提到集中优势兵力以达到以众击寡的目的：“并敌一向”、“并气积力”。但是在面对拥有优势兵力的敌人时，要想做到以众击寡就要结合《虚实篇》中所提到的“示形动敌”，是敌人无法摸清我方的虚实，从而达到使其“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可见一个用兵如神的优秀将领不但是在战场上所向无敌，更是能将各种兵家权谋了然于胸并且融会贯通的。
关键词：《孙子兵法》；智；仁；义利观；大学生人文精神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6-0112-03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认为，经典作品是每次重读都能带来新发现的书，是即使初读也像在重温的书，经典永远不会耗尽它向读者所说的东西[1]。《孙子兵法》正是一部值得反复阅读和不断阐释的传统经典。传统和现代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概念，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激进主义思潮中，传统成为落后、保守的代名词，使现代成为进步、创新的象征。中国的历史经验和西方的文艺复兴，证明脱离传统并不能走向现代，离开传统也很难实现创新；进行传统的现代性转化，是我们建立文化自信的途径之一。《孙子兵法》研究专家吴如嵩先生认为，对兵法的考据性工作已经完结，我们应该从现代的角度，探索兵法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与应用，并且与西方的强势文化相对照，才能显示兵法的现代价值[2]。
《孙子兵法》的思维方式、理性精神、人文价值、战略思想是渗透性的，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军事的解读。除了进行历史文化的挖掘，还可以进行现代管理学的渗透，积极服务于学校的专业建设，为大学生就业困难提供策略性支持，改变他们专业划分过细、知识结构过于单一、在市场上动辄捉襟见肘、难以纵横捭阖的困境。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孙子兵法》具备形而上的文化价值，也拥有形而下的可操作性策略。兵学思想的现代转化，可以弘扬传统智慧，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塑造大学生以人为本、仁智合一的人格精神，培养学生建立在共赢基础上的竞争能力，使他们树立理性的义利观，并且强化其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一、塑造以人为本、仁智合一的人格精神
与儒家文化以仁为首不同，《孙子兵法》（以下简称《兵法》）是重智的。在论述优秀将领必备的五种品格时，孙子把智放在首位：“将者，智信仁勇严也。”[3]把兵家五德和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兵家和儒家都具有“仁、智、信”的文化理念，在本质上这两种文化形态并不是对立冲突的，而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共同构成了齐鲁文化的基石，塑造着山东乃至中华民族的人格特征。
《兵法》的智有丰富的内涵，首先表现为蕴涵其中的科学理性精神。兵法的科学理性是对天命的怀疑，要做到知彼知己，事先了解敌情，不可用迷信鬼神的方法，不可用过去相似的事情做类比，也不可通过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位置去占卜，一定要从了解敌情的人那里去获得，这在占卜成风、笃信天命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对人的重视促进了情报学的发展，竞争情报专家包昌火先生认为，情报学的老祖宗不是西方的申农，而是东方的孙子。兵法的情报学知识可以使学生掌握收集情报信息的方法，在信息泛滥成灾的网络时代，学会甄别信息的真假是非常重要的。封建社会，宦官拥有信息解释权；网络时代，技术人员拥有信息制控权，从冷兵器时代到后工业社会，信息战一直是重要的竞争手段。
与此相关联的是孙子的信息化思维以及对数字的重视，《兵法》中不同的数字一共出现了近160次。我国古代哲学的特点是思维的含混性，但是孙子却用超越时代的科学思维对战争进行了定量分析，虽然数据的准确性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但其中表现了可贵的科学意识的萌芽。意大利学者克里斯托夫Υ擞屑高的评价，他认为孙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去对待社会现象，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是孙子的伟大成就。就重视科学和科学方法而言，在中国古代思想领域，孙子是一位孤独的先驱[4]。
在科学理性之外，《兵法》更有对谋略的重视。孙子主张：“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是最优化选择的策略，智慧的较量优于暴力对抗，尽量避免硬碰硬的流血战争，减少战争的伤亡。要尽量不战而屈人之兵，以智取胜而不是以力取胜，通过谋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胜利。这不仅体现了兵法对智谋的重视，同时也可以看出孙子的智建立在仁学基础之上。孙子的慎战甚至反战倾向，与穷兵黩武盲目鼓吹战争是迥然不同的，有专家认为孙子是和平主义者，这是不无道理的。
《兵法》充满智慧的仁体现了鲜明的人本主义倾向。“道”是兵家文化的核心，是战争中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是民心向背，在判断战争胜负的五种重要因素中，“道”处于首要地位。孙子推崇的“道”是民众与国君具有共同的革命目标，上下同欲，才能共同出生入死，取得战争的胜利。孙子对这种鲜明的人性化思想有细致的描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只有爱兵如子，才能共同赴汤蹈火，出生入死。这种把士卒当子的理念好像统领全篇的一个总纲，后面相继论述的以全取胜、围师必阙、强则避之等谋略，均从人性化的角度体现了唯人是保的主题。
由此可以看出，《兵法》的智是建立在仁基础上的智，只有爱护士卒，尊重个体的生命和尊严，他们才甘愿为之牺牲生命和尊严。优秀将领不但具备“智信仁勇严”的五德，更应该清楚发动战争不是为了获得个人功名，不能一将功成万骨枯；同样，退却逃跑也不回避个人应承担的罪责，永远把士卒和民众的生命价值放在首位，这便是做到以人为本了。
《兵法》“以人为本、仁智合一”的理念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对塑造大学生健全的人格精神，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的形成和转化期，兵学智慧可以开阔他们的知识视野，在进行职业规划时具有更准确的判断力，同时也可以提高他们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处变不惊的危机管理能力。《兵法》中的人本思想，可以使大学生置身于人类优秀的文化传统中，对现实世界进行深层次观照，对生命进行终极意义的叩寻；对生存世界具备更多人文关怀，更加尊重个体生命价值，懂得理解和关爱他人，树立高尚的人格理想和道德追求。传统文化中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仁学”理念将成为集体无意识，渗透在他们的血液里，无论将来走向哪个工作岗位，管理者或者是被管理者，都将成为他们一生的财富。
二、培养以共赢为基础的竞争力
《孙子兵法》作为先秦诸子百家的兵学代表作，具有其他哲学流派不同的文化内涵，它代表的“智文化”重谋略贵创新，其中蕴含的竞争意识更适宜于现代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兵学的竞争理念可以培养大学生的竞争意识与竞争能力，现代社会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不少专业就业困难，培养学生的竞争能力是非常必要的。
在传统文化中，儒家主流文化并不提倡竞争，《论语》规定了世俗社会的纲常伦理，社会和谐是建立在服从和孝悌基础上的。与儒家互补的道家文化提倡无为、不争、致虚、处下、守柔，老子的哲学是一种退守和避让的哲学。同儒道互补的主流文化不同，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兵家文化有鲜明的竞争意识，孙子认为善于用兵的人，“必以全争于天下。”竞争的策略要“以正合、以奇胜”，“正”是战争的常规思维，主要包括五事、五德、慎战、全胜等兵学理念；“奇”是超出常规的思维，比如“以迂为直”属于逆向思维，两点之间，不一定直线最短，有时最远最弯曲的路线恰恰是一条捷径。“因粮于敌”是借对方的力量发展自己，这是现代社会常用的借势方法。单人博弈时，要学习常山之蛇，提高自救能力。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需要“避实击虚”，寻找对方的阿喀琉斯之踵。
过分强调竞争的合理性，容易进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怪圈，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物界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用于人类社会，以公理和正义的名义为强权辩护，西方殖民者正是以优等民族的姿态，对落后民族进行合法掠夺。《兵法》提倡的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建立在共赢基础上的竞争。孙子主张对正在撤退回国的敌人不要去拦阻，包围敌人要留有缺口，对陷入绝境的敌人不要去逼迫。孙子的用兵原则告诉我们，不要置他人于死地，要给竞争对手一定的退路和生存空间，学会竞争更要学会妥协。当遭遇相同的生存困境时，即使与敌人在一起也要同舟共济，互相救援，就像左手救右手。美国博弈论专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通过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壕堑战系统发现，敌对双方相信“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策略。在某种情况下，敌对者也可以产生相互同情的情绪，合作可以在敌对双方之间产生[5]。
孙子的竞争智慧符合现代社会的生存理念，某些方面和“蓝海战略”有相似之处。《蓝海战略》是韩国学者W.钱・金和美国学者勒妮・莫博涅的研究成果，蓝海与红海相对，是一种超越竞争的全新思维模式。孙子主张锐卒勿攻，是避免硬碰硬的流血竞争；避其锐气，相当于摆脱竞争、寻找商机；避实击虚，是开辟无竞争或竞争比较薄弱的市场空间；穷寇勿迫，是给他人一定的生存空间；以迂为直，可以挖掘客户的潜在需求。通过兵法和蓝海战略的共同点可以看出，其竞争策略以良性竞争为主，这样才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兵法》的蓝海思维可以使大学生在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中另辟蹊径，开辟专业和职业的蓝海，寻求竞争力比较弱的就业空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模式。
大学生适当学习竞争的策略，可以通过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方式进行自我优化，让他们明白优和劣、强和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通过个人努力以及某些外在条件，优劣、强弱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兵学的共赢理念可以让学生懂得竞争的人性底线，要给对手一定的生存空间。马云曾经说过，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人能够温暖你，就要学会用左手温暖右手。《兵法》主张在关键时刻要救援你的敌人，就像左手救右手。《兵法》处处闪耀的人性光辉，对培养良性竞争文化是有积极意义的。
兵法提倡竞争，也提倡妥协。它的竞争意识、共赢特点，具备和现代商战相通的基因，使兵学理念用于商业管理时有一定理论根据。龙永图先生认为，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量，不少管理者把传统文化理念运用到现代管理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传统文化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系统，对它的现代阐释和应用可以增加它的活力。
三、树立理性的义利观
竞争的目的是什么？司马迁认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马克思说：“致富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6]《兵法》告诉我们，军争为利，利益是战争的直接内驱力；用兵要坚持有利就行印⒉焕就停止的原则，要能及时止损。孙子在谈论利益的同时也在考虑危害，“在害思利，在利思害。”不知道用兵的害处就不知道用兵的好处，这是一种辩证思维的模式。利是战争的驱动力，也是战争的重要手段，对于敌人要“利而诱之”，对于己方则“饵兵勿食”。毫无疑问，《孙子兵法》是一本并不耻于谈利的书，“利”在《兵法》中一共出现四十多次，但它并不是不择手段、没有道德底线的个人私利，而是受“仁”制约的国家利益。只有上下同欲，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也只有利合于主，这样的将领才是“国之宝也”。
孙子以国家利益为首位的原则和墨家有共同之处。墨子说：“义，利也。”义就是让他人受到恩泽，把有利于天下作为自己的职责；“孝，利亲也。”孝是为父母谋福利，忠是为国家谋利益。孔子对财富的态度也符合最基本的人性需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贵，是任何人都想得到的，但是要用正确的方法得到它；贫贱，是任何人都想摆脱的，但是要用正确的方法去摆脱它。若“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孔子也愿意去做；余英时先生认为，所谓的“执鞭之士”，就是《周礼》中的“胥”，是市场管理人员里级别最低的。每个“胥”掌管两家店，作为这两家店的保安，看守大门，维持秩序是他们的职责所在[7]。从中可以看出，孔子不但熟悉市场语言，而且对商业活动也不排斥。根据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人首先要满足物质层面的需求，然后才能实现尊重的需求，从而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
简单梳理传统文化的义利观，可以使当代大学生正确地看待物质利益，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不受利益诱惑，保持做人的良知，同时也不至于谈钱色变，耻于言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离开“利”去谈“义”只是空中楼阁；同样，离开“义”去谈“利”则会导致对金钱的崇拜和攫取。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树立理性的义利观，可以加快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同时促进精神文明的发展，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也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意]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4.
[2] 吴如嵩.孙子兵法新说[M].北京：出版社，2008：203.
[3] 中国人民军事科学院.孙子兵法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2.
[4] 张文儒.孙子兵法与企业战略[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137.
[5] [美]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M].吴坚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