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水资源费征收工作是国家调控与管理水资源、保护资源与环境的主要措施，随着法治建设的健全，水资源费征收的法律法规也逐步完善。目前主要有：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规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申请领取取水许可证，并缴纳水资源费，取得取水权。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征收管理水资源费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2、《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二款规定：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缴纳水资源费。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经批准的年度取水计划取水。超计划或者超定额取水的，对超计划或者超定额部分累进收取水资源费。
3、《江苏省水资源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超计划取地下水和在水资源紧缺的地区超计划取地表水的，对超计划取水部分，按照累进加价原则加收水资源费：超计划取水百分之五以上不足百分之十的部分加收一倍水资源费；超计划取水百分之十以上不足百分之二十的部分加收二倍水资源费；超计划取水百分之二十以上不足百分之三十的部分加收三倍水资源费；㈣超计划取水百分之三十以上的部分加收五倍水资源费。另外，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水资源费和超计划加收水资源费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
二、水资源费征收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当前，水资源费的征收工作困难比较多，通过对征收工作人员的调查走访，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在于：
1、法律法规不健全
水资源的使用情况复杂，虽然国家在1988年制定了《水法》，国务院出台了《管理条例》，江苏省出台了地方《管理条例》，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均存在着很多不完善之处，缺乏统一的、权威性的征收标准。导致各地区各自为政，部门之间职能分工不清，执法盲区与较差执法现象时有出现，很多地方对水库用水、矿泉水、地热水、城市地下水的水资源费征收问题还在争论不休，有的地方水政部门在执法中还承受了败诉的结果。使得水资源费的征收严重缺乏权威性。
2、取水户认识不足
许多人认为水资源和空气一样，不应当交费。同时，在实践中出现各地水资源费政策不统一、征收程序不规范、使用方向不合理等问题。而地方性的收费标准给人一种乱收费的假象，导致水用户对政策不理解。有的用户认为自己已经交了水费，不应该再交水资源费，对水资源费的概念都不理解，因而部分用户拒绝交费。
3、执法力度不足
过去受立法限制，对于无证取水者只能“责令停止取水”，对于不按规定取水的只能“责令限期纠正违法行为”。水政部门的这些处理手段对当事人没有足够的约束力，也难以实现纠正当事人违法行为的目的，给水行政执法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当前，虽然执法的法律依据已经解决，但是无论是执法者与违法者在接受上还需要宣传教育。
4、地方行政干预严重
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除了经常遇到的人情阻力之外，更多的是来自行政部分的干扰。一些政府人员把干扰水资源费的征收作为对企业的保护措施来对待，给水政部分增加压力。这种至上而下的压力，严重干扰水资源费征收，也影响了征收的权威性。
5、执法人员信心不足
执法人员在本身在长期的执法难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执法信心不强，在征收过程中有畏缩现象。缺少与违法现象做坚决斗争的信心，导致了水资源费征收不到位，有的“意思意思”了事，有的比之不谈。
6、管理监督难，标准不统一
一方面，对于用水的监管与定量不准确，存在过大的弹性，例如：一些工业企业取水普遍采用包年协议收费方式等。另一方面，存在着监督难的现象，例如：一些单位和个人偷偷打井，或者在打井的时候避开执法人员的检查，甚至不让执法人员进门；一些用户私自更换计量表等等。
三、建议与对策
关键词:水资源 管理 进展
我国水资源存在主要问题是短缺、污染和灾害,水资源管理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建立水资源管理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水资源管理学是管理水资源知识体系,以水资源为管理对象,探讨水资源高效利用保护的各种措施规律,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资源管理学研究内容包括水资源数量管理、质量管理、法律管理、权属管理、行政管理、规划管理、配置管理、经济管理、投资管理、风险管理、技术管理、工程管理、数字化管理、国际水资源管理、安全管理等等。
1、 水资源管理学内涵
加强水资源管理成为有关水资源领域出现最为频繁的词汇。但究竟什么是水资源管理,目前学术界尚未统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在不同的卷中,对水资源管理有不同的解释。综观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概念,有以下特点:首先,从整体上来看,他们都是以水资源开发作为主线,“保护”处于被动的地位;其次,视野相对狭窄,大多数概念只局限于水资源本身,缺乏复合系统下对水资源的综合认识,以水论水;第三,缺乏生态环境的和水资源高效利用的内涵。基于此,作者认为,水资源管理就是为了满足人类水资源需求及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总和。
水资源管理学是从学科角度对水资源管理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是水资源管理知识体系,是建立在水文学、水资源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基础之上的新的交叉性综合性学科。通过水资源管理学的研究,可以为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利用效率,保障水资源安全,通过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2、水资源管理学研究内容
水资源管理学研究对象很明确,就是围绕水资源持续高效利用的而展开的一系列管理活动。目前,水资源危机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水资源危机的出现和加剧与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缺乏对水资源的有效保护和管理有着重要的关系。水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人类的绝大多数经济活动都要涉及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和未来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目标。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解释多种多样,但都基本围绕着 “满足目前需要但不破坏未来发展需求的能力”这一核心思想。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现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人类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要求人类必须正视干旱洪涝灾害、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等诸多与水资源相关的问题,这给水资源管理学提出了新挑战和难得的机遇。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活动无法应对挑战。实现可持续的水资源利用目标必须改变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活动,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的和综合的观点构建全新的现代水资源管理体系,这成为水资源管理学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
具体地说,水资源管理学的研究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水资源数量管理和质量管理、水资源法律管理、水资源权属管理、水资源行政管理、 水资源规划管理、 水资源配置管理、 水资源经济管理、 水资源投资管理、 水资源风险管理、 水资源利用技术管理、水资源工程管理、 水资源数字化管理、 国际水资源管理、水资源综合管理、水资源安全管理和水资源数字化管理等等。
3、 国内外水资源管理学研究进展
3.1 国际水资源管理学研究进展
到目前为止,明确提出水资源管理学的文献极为有限。根据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实际水资源管理活动的特点,国际上也对新形势下的水资源管理理论和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和研究,并就一些问题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他们主要围绕着“可持续发展条件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目标对水资源管理活动的要求”而展开。这些研究活动为水资源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诞生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96年在日本京都召开了“国际水资源及环境研究大会:面向21世纪新的挑战”,讨论了流域尺度的可持续水资源系统管理的应用实例等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水文计划工作组1996年将“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其定义为“支承从现在到未来社会及其福利要求,而不破坏他们赖以生存的水文循环及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水的管理和使用”。[1][1]水资源可持续管理要求在水资源规划、开发和管理中,寻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人类社会福利之间的最佳联系与协调。与传统的水资源管理相比,可持续水资源强调了未来变化、社会福利、水文循环、生态系统保护这样完整性的水的管理,使“未来遗憾可能性达到最小的水的管理决策”。世界银行将水资源管理定义为一系列水资源相关领域(如水电、水资源供给与供给设施,灌溉与排水等)一体化管理。综合水资源管理的观点应该在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方面确保考虑社会、经济、环境和技术等多方面因素[2][2]。
关键词：水资源管理进展
我国水资源存在主要问题是短缺、污染和灾害，水资源管理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建立水资源管理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水资源管理学是管理水资源知识体系，以水资源为管理对象，探讨水资源高效利用保护的各种措施规律，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资源管理学研究内容包括水资源数量管理、质量管理、法律管理、权属管理、行政管理、规划管理、配置管理、经济管理、投资管理、风险管理、技术管理、工程管理、数字化管理、国际水资源管理、安全管理等等。
一、水资源管理学内涵
加强水资源管理成为有关水资源领域出现最为频繁的词汇。但究竟什么是水资源管理，目前学术界尚未统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在不同的卷中，对水资源管理有不同的解释。综观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概念，有以下特点：首先，从整体上来看，他们都是以水资源开发作为主线，“保护”处于被动的地位；其次，视野相对狭窄，大多数概念只局限于水资源本身，缺乏复合系统下对水资源的综合认识，以水论水；第三，缺乏生态环境的和水资源高效利用的内涵。基于此，作者认为，水资源管理就是为了满足人类水资源需求及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总和。
水资源管理学是从学科角度对水资源管理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是水资源管理知识体系，是建立在水文学、水资源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基础之上的新的交叉性综合性学科。通过水资源管理学的研究，可以为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利用效率，保障水资源安全，通过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水资源管理学研究内容
水资源管理学研究对象很明确，就是围绕水资源持续高效利用的而展开的一系列管理活动。目前，水资源危机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水资源危机的出现和加剧与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缺乏对水资源的有效保护和管理有着重要的关系。水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人类的绝大多数经济活动都要涉及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和未来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目标。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解释多种多样，但都基本围绕着“满足目前需要但不破坏未来发展需求的能力”这一核心思想。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现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人类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要求人类必须正视干旱洪涝灾害、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等诸多与水资源相关的问题，这给水资源管理学提出了新挑战和难得的机遇。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活动无法应对挑战。实现可持续的水资源利用目标必须改变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活动，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的和综合的观点构建全新的现代水资源管理体系，这成为水资源管理学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
具体地说，水资源管理学的研究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水资源数量管理和质量管理、水资源法律管理、水资源权属管理、水资源行政管理、水资源规划管理、水资源配置管理、水资源经济管理、水资源投资管理、水资源风险管理、水资源利用技术管理、水资源工程管理、水资源数字化管理、国际水资源管理、水资源综合管理、水资源安全管理和水资源数字化管理等等。
三、国内外水资源管理学研究进展
3.1国际水资源管理学研究进展
到目前为止，明确提出水资源管理学的文献极为有限。根据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实际水资源管理活动的特点，国际上也对新形势下的水资源管理理论和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和研究，并就一些问题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他们主要围绕着“可持续发展条件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目标对水资源管理活动的要求”而展开。这些研究活动为水资源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诞生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1992年爱尔兰召开的“国际水和环境大会—21世纪的发展与展望”上提出了水资源系统及可持续研究的问题。1993年“第二届国际实验与网络资料水流情势学术大会”上探讨了水资源管理的水文学基础和信息资料问题。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主持，国际水资源协会与国际水文科学协办召开了“变化世界中的水资源管理研究规划国际学术研讨会”，探讨了可持续发展水资源管理研究展望、水资源开发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水资源可持续管理的决策支持系统和水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四个专题。
1996年在日本京都召开了“国际水资源及环境研究大会：面向21世纪新的挑战”，讨论了流域尺度的可持续水资源系统管理的应用实例等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水文计划工作组1996年将“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其定义为“支承从现在到未来社会及其福利要求，而不破坏他们赖以生存的水文循环及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水的管理和使用”。
水资源可持续管理要求在水资源规划、开发和管理中，寻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人类社会福利之间的最佳联系与协调。与传统的水资源管理相比，可持续水资源强调了未来变化、社会福利、水文循环、生态系统保护这样完整性的水的管理，使“未来遗憾可能性达到最小的水的管理决策”。世界银行将水资源管理定义为一系列水资源相关领域（如水电、水资源供给与供给设施，灌溉与排水等）一体化管理。综合水资源管理的观点应该在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方面确保考虑社会、经济、环境和技术等多方面因素。
1997年召开的第5届“不确定性增加下的水资源可持续管理学术大会”，洪水与干旱管理、水资源开发对环境的影响、水文与生态模拟和环境风险评价等成为重要议题。
1998年在武汉召开了“98年国际水资源量与质的可持续研讨会”，探讨了流域水量与水质的统一管理问题。1998年国际水文学会在荷兰召开了“区域水资源管理研讨会”，探讨了水资源管理的经验和教训、面对挑战的区域可持续水资源管理、水资源管理的研究方法。
2000国际水文科学学会（IAHS）年在美国召开了“水资源综合管理研讨会”。这次研讨会主要探讨了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内容和目标，以及交流水资源综合管理的经验。此次研讨会达成一个共识：未来水资源管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流域的统一管理。流域统一管理是流域内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统一协作管理，其目的是防止土地退化、保护淡水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的基本框架是政府和社区公众的共同管理。会议认为，为了实现流域统一管理的目标，必须做到以下几点：①复杂的水资源管理活动必须建立在有效的科学规划基础之上；②必须显著提高预测各项管理活动结果的能力；③为了达到水资源管理的目的，持续的检测和评估工作十分必要；④水资源管理活动的管理过程必须是透明的和公开的。（MiguelA.Marino等，2001）2001年，国际水文科学学会在荷兰召开了“区域水资源管理研讨会”，会议针对区域范围内水资源管理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讨，包括：以往水资源管理活动的经验和教训；面对新挑战的区域可持续水资源管理；水资源管理的研究方法。
伴随着国际学术界对现代水资源管理活动的研究和讨论，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相继出版了多部论述“水资源管理活动”的专著，这些专著大多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很少从学科的角度对水资源管理的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的论述和研究。尽管如此，这些专著还是探讨和研究了大量有关现代水资源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使我们能够大致了解目前国际学术界关于水资源活动的主要理论和具体内容。并且通过编著者对一些论述水资源管理活动的论文的整理和归类，我们可以从中基本上了解到当前国际学术界对水资源管理理论体系的划分。
MiguelA.Marino和SlobodanP.Simonovic在2001编著出版的《水资源综合管理》收录了国际水文科学学会（IAHS）2000年在美国召开的“水资源综合管理研讨会”的文章。
MiguelA.Marino和SlobodanP.Simonovic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从事水资源管理活动的目标和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不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而新的管理方式仍在摸索中，水资源管理活动正处在探索过程中。作者认为，在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活动中，僵化的管理体制（包括法律、政策和管理机构）是实现水资源有效管理的最大障碍。管理体制的官僚作风、不负责任以及缺乏战略性指导原则导致水管理体系效率低下，缺乏远见，并且拒绝与水资源利益相关者就水资源管理问题进行公开的交流和探讨。新的水资源管理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寻求实现长期可持续利用水资源的水资源管理方式，为此，他们认为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将是水资源管理活动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新的水资源管理活动必须包含水环境治理和保护问题、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水资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以及水资源管理决策中的公众参与问题。
由C.A.Brebbia和P.Anagnostopolos在2002年编著出版的《水资源管理》（Ⅰ和Ⅱ）收集了2000年和2001年两年间国际上一系列关于“水资源管理”国际会议上的文章。
C.A.Brebbia和P.Anagnostopolos在本书的前言中指出，当前水资源管理问题在全球变得越来越复杂。水资源管理活动主要面临着的主要问题是：人口的增长和人均水需水的增加正在家具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与此对应的是，水污染、水资源浪费以及气候变迁等因素却正在威胁着水资源的供给。这套书从10个方面论述了当代水资源管理活动的内容，他们是：水资源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灌溉水管理，流域管理，生活用水管理，水质管理和水活动管理，废水处置和管理，管道输水和渠道输水管理，水文模型，地下水管理，沿岸和港口水资源管理。（C.A.BrebbiaP.Anagnostopolos，2002）。值得注意的是C.A.Brebbia和P.Anagnostopolos在书中指出，现代水资源管理所涉及学科和领域已经超出了传统水文地质学中关于水资源管理的思考和限制。
由M.AL—Rashed、V.P.Singh和M.M.Sherif合作编著的《水资源发展与管理（Ⅳ）》中从7个方面论述了水资源管理的内容，这7个方面包括：水资源管理的目标、政策和原则，水资源稀缺和保护，用水管理，水资源管理、规划、水权分析和处置的决策支持系统，水电和灌溉的发展潜力，灌溉水管理，水资源稀缺管理。
其他一些比较著名的著作还包括B.DattaRay,R.P.Athparia的《水与水资源管理》（1999年）；A.FarooqKhan的《水资源管理：挑战与责任》（199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的《水资源管理：综合政策》（1989）等。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学术界并未明确提出水资源管理学的概念，但在国际上许多大学中，都开设了以“水资源管理”为名称的课程，这些课程的开始以及对水资源管理活动的讲述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水资源管理学的形成。例如在美国特拉华流域委员会计划和行动部部长Dr.KennethF.Najjar在VILLANOVA大学为水利工程学、水文地质学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开设的“水资源规划0与管理”课程介绍中，Dr.KennethF.Najjar认为，“水资源规划与管理”是对水资源规划、分析、设计、经济管理的理论和实际方法等综合型课程，主要包括水资源法律和规章条例，流域管理、水资源建模、地下水和地表水需求和共给分析、洪水管理、水资源质量管理、湿地保护。水资源供给规划包括水资源使用、需求项目，水资源配置、水容量扩充。该课程还包括水库运行等相关问题。水资源规划与管理是关于水资源的综合问题的考虑，这些问题来自于从静态的水资源法律和章程到动态的自然资源的应用。
3.2国内水资源管学研究进展
我国关于水资源管理理论的研究开始与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的水资源管理研究主要是对实际水资源管理活动中的管理内容的简单罗列和堆加，并未从理论的高度来对水资源管理的体系和框架进行系统的阐述。随着我国水资源危机的不断加剧以及可持续发展对现代水资源管理的要求和挑战，学术界开始逐渐关注水资源管理理论的探讨和框架体系的构建。
赵保璋主编的《水资源管理》（1994年）是我国出版较早的专门论述水资源管理的专著之一。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大气降水、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水分以及废水、污水等水形态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有机的联系，统一而相互转化的整体。而现实中，长期以来我国水管理体制较为混乱，水权分散，形成了“多龙治水”的局面。该书认为，水资源管理应该以水的资源观点、水的系统观点、水的经济观点以及水的法制观点出发，对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规划布局与调配，以及水资源保护等方面建立统一的、系统的综合管理体制，按照相关法律由水行政部门实施管理。该书认为水资源管理活动主要包括规划管理、开发管理、用水管理和水环境管理（赵保璋，1994）。
冯尚友在《水资源持续利用与管理导论》一书中将水资源管理定位为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在水资源及水环境的开发、治理、保护、利用过程中，所进行的统筹规划、政策指导、组织实施、协调控制、监督检查等一系列规范性活动的总称。统筹规划是合理利用有限水资源的整体布局、全面策划的关键；政策指导是进行水事活动决策的规则和指南；组织实施是通过立法、行政、经济、技术和教育等形式组织社会力量，实施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一系列活动实践；协调控制是处理好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同关系和水事活动之间的矛盾关系，控制好社会用水与供水的平衡和减轻水旱灾害损失的各种措施；监督检查则是不断提高水的利用率和执行正确方针政策的必须手段。
吴季松在2000年和2002年先后出版了《水资源及其管理的研究与应用》和《现代水资源管理学概论》两本专著。前一部是作者多年来关于水资源管理问题的报告和讲话的汇编（吴季松，2002）。《现代水资源管理学概论》一书中，作者对水资源管理的指导思想、水资源管理工作的基本目标以及主要内容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从整体来看，该书更多的是从水行政管理角度探讨了水资源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左其亭和陈曦2003年合著并出版了《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规划与管理活动》。该书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出发，对水资源管理理论作了初步探讨。该书专门探讨了现代水资源管理工作的工作流程、管理目标和水资源管理基本内容，并且提出了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加强教育、提高工作觉悟和参与意识；制定水资源合理利用措施、制定水资源管理政策、水资源统一管理以及实时进行水量分配和调度。根据信息技术发展的特点和现代水资源管理的要求，该书还专门探讨了水资源的信息化管理，介绍了电子信息技术和“3S”（GIS、GPS和RS）技术在水资源管理活动中的应用。
林洪孝在《水资源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界定水资源管理活动为：依据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遵循水资源系统自然循环功能，按照经济社会规律和生态环境规律，运用法规、行政、经济、技术、教育等手段，通过全面系统的规划，优化水资源配置，对人们的涉水行为进行调整与控制，保障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社会和谐持续发展。该书对水资源管理的理论和框架体系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论述了水资源管理活动的目标、原则和方法等内容，并构架了水资源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提出，随着人类水资源问题认识的发展深化，水资源管理逐渐形成了专门的技术和学科，其管理领域涉及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等许多方面，其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水资源权属管理、水资源政策管理、水资源综合评价与规划管理、水量分配与调度管理、水质控制与保护管理、节水管理、防汛与抗洪管理、水情监测与预报管理、水资源组织与协调管理以及其他水资源日常管理等十个方面。该书对水资源管理活动的概括和构架基本上包含了但前水资源管理活动的所有内容，是目前比较全面的水资源管理的概括和总结。
姜文来、唐曲等2004年出版了《水资源管理学导论》，本书是国内外首部系统论述水资源管理学的专著。本书在界定水资源管理学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对水资源管理学的基本理论进行探讨，然后专题阐述水资源管理的各个领域，最后展开案例研究。全书共分十九章，第一章，水资源管理学概述，界定了水资源管理学的内涵、研究内容、研究进展和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第二章，水资源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分别阐述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理论、水资源复合系统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和水资源管理学的管理学基础；第三章—第十七章，专题论述，论述了水资源的数量管理、质量管理、经济管理、权属管理、规划管理、工程管理、地下水资源管理、国际水资源管理、投资管理、行政管理、风险管理、安全管理、数字化管理和其他水资源相关管理；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案例研究，以首都圈农业水资源、民勤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展开研究。
四、结束语
由于水资源是与人类生存和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近年来由于水资源短缺引发的各种问题，长期以来对有关专家学者对水资源管理极为关注，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水资源管理学产生与发展具有深厚的基础。水资源管理学是水资源管理的知识体系，是建立在众多学科之上的交叉性综合性学科。积极推进和发展水资源管理学，对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管理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姜文来，唐曲，雷波，水资源管理学导论，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姜文来，初论水资源管理学，中国水利，2004（3）；
赵宝璋，水资源管理，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4；
吴季松，现代水资源管理概论，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2；
林洪孝，水资源管理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3；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旅游合作已成为各地旅游业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联动发展的重要途径。关中—天水经济区在旅游资源、经济基础、交通设施、产业政策等基础条件方面具备比较优势，为区域内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可能性。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应从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构建无障碍旅游区，建立共享信息市场，实现区域旅游整体促销，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等方面展开。
关中—天水经济区范围包括陕西省的西安、咸阳、渭南、铜川、宝鸡、杨凌、商洛(部分区县)和甘肃省天水市所辖行政区域，总面积7.98万平方公里。该经济区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较好，交通设施比较完善，旅游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指导下，在经济区内培育一体化旅游市场，实现区域无障碍旅游是其旅游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背景及理论基础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提出的背景
1、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成立。2008年8月，由天水市旅游局发起，经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和天水等六市旅游局共同协商，就关中—天水经济区六市间建立旅游友好合作关系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六城市间成立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西安市旅游局为常设执行主席方。这一组织的成立，使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问题被提上议程。
2、《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正式出台。2009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发改西部[2009]500号，以下简称《关天规划》)正式出台，标志着关天经济区的发展上升到全国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层面。《关天规划》明确要求：加强精品旅游景区和精品旅游线路建设，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功能，提升旅游资源产业化经营水平；加强旅游管理机制创新，大力发展旅游经济，把经济区建设成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为了贯彻落实《关天规划》提出的这一产业政策，经济区内各大旅游城市展开联合行动。
3、西安、天水两市签署战略合作和旅游合作协议。2009年9月，西安市政府和天水市政府正式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两市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和《旅游合作协议》。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市将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开展交流与合作，构筑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旅游合作协议》的主题是：着力打造西安—宝鸡—天水丝绸之路旅游走廊，力争开通两市旅游专列，逐步推进区域内无障碍旅游，积极探索两地旅游一票制。
(二)关中—天水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1、不平衡增长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1958年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的。赫希曼认为，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首先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进行投资，可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增长论主张集中有限的资金，扶持具有较强产业关联度的产业部门。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资源状况来看，必须用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而旅游业就是这样的产业。旅游业具有较大的综合关联效应，其发展不仅可以带动与之相关联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事业、住宿业、房地产业的提升，而且可以推动与之相关联的铁路运输、餐饮、航空运输、批发和零售等产业的发展。
2、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1955)，后经布代维尔(法)、弗里德曼(美)、缪尔达尔(瑞典)等人丰富和发展。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实施平衡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推动空间经济极化发展。建设增长极的根本目的在于释放极点能量，以带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内，通过旅游一体化的发展，以西安作为增长极，通过区域之间的合作，释放核心区西安的经济能量，从而带动区内其他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3、“点—轴”开发理论。完整提出“点一轴系统”理论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先生。该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客体在区域内总是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在“点”上积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点”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各级中心城市，是区域内重点发展的对象。“轴”指由交通、通信和能源通道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而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设施通过物质流和信息流对附近区域有扩散作用。“点—轴系统”理论是区域开发的基础性理论。已经在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中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区域旅游开发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4、核心—边缘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由弗里德曼(美)在1966年提出。弗里德曼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由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核心区域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边缘区域组成，核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核心居于统治地位，边缘在发展上依赖于核心，但这种空间结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区域的空间关系会不断调整，经济的区域空间结构不断变化，最终达到区域空间一体化。从关天经济区的实际来看，西安依靠其丰富的旅游资源，便利的航空、铁路等交通条件及其在陕西省的重要政治地位，成为区域内旅游发展的核心城市，周围的咸阳、渭南、宝鸡、天水等城市为西安旅游业发展的边缘区域，表现为一个典型的“核心—边缘”模式。
二、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的合作基础
(一)旅游资源基础
关天经济区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包括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人文活动等类型，既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又有差异性和互补性。众多的资源类型为旅游一体化整合、提高整体吸引力提供了基础，而其中最具优势的资源集中于历史人文方面，是国内典型的人文旅游资源富集区。旅游资源中的文化要素包括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中国始祖文化，大地湾、北首岭、梁带村、半坡等原始遗迹文化，周秦汉唐等中国盛世文化，麦积山、法门寺、大雁塔、楼观台、龙门洞等宗教文化，以及关山、秦岭、渭河等山水文化。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可以根据区域文化特征，在产品及线路设计、形象塑造、营销宣传等方面，从大区域整体文化入手，形成独具特色的整体性旅游形象。
(二)社会经济基础
关中—天水经济区是继成渝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之后我国西部第三个部级经济区，是我国西部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各地在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西安是陕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铜川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石灰石、油页岩资源储量大；宝鸡工业基础雄厚，是西部工业重镇，装备制造业优势突出，重型汽车、数控机床、精密磨床、电子仪器仪表、石油钻采设备、铁路桥梁及钛材等60多个产品销量居全国或世界同行业前列；咸阳被誉为“中国第一”，拥有深厚的传统医学文化积淀，历史上名医药师荟萃，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医学文化遗产，素有“医药保健城”的美称；渭南是陕西“粮仓”、“棉库”，农业产业化水平较高，是陕西最大的果品冷藏群和全国最大的果汁生产基地，也是陕西乃至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杨凌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而今已成为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997)，突出的农业优势使其被誉为中国“农科城”；天水有“陇上小江南”之称，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目前已形成了具有一定实力和特色的区域工业体系，天水也是西北最大的天然林基地之一，发展种植业和农林产品深加工业前景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优势互补，为整个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三)交通设施基础
便捷的交通条件是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关天经济区交通设施良好，贯通东西的陇海铁路是这一区域的铁路交通动脉，随着宝天高速的开通，高速公路也横贯这一地区。目前关中地区已经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畅达的交通网络，基本实现了区域内部通道和对外交通干线网络化。特别是西宝、郑西高铁的开通和对高速公路的改造，以及各重点旅游景区线路的完善，使经济区的旅游交通更为通畅。根据《关天规划》方案，关天经济区下一步将继续大力发展公路及铁路交通，扩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建宝鸡机场，迁建天水机场。到2020年，实现区域内所有县(市、区)通高等级公路，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两环三横四纵六辐射”高速公路网络。
(四)产业政策导向
国家在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旅游业是经济区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之一。陕西是我国现代旅游发展最早的区域之一，而关中地区的旅游发展一直是陕西人文旅游的核心。随着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关中地区各地都出台了支持旅游发展的产业政策。西安市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为主线，通过放宽旅游市场准入、创新体制机制、加大政府投入和金融支持等保障措施，加快把旅游业培育成为第一主导产业；渭南市发改委深入市内各景区景点调查研究，学习借鉴旅游产业发达地区的经验，结合渭南实际，提出了《旅游业发展专项规划》；咸阳与西安合作建立“大长安国际古都旅游圈”，以提高自身旅游价值；宝鸡市在2009年初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并成立文化旅游发展的专门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与旅游有关的招商引资项目；天水市通过制定高标准旅游规划、加强营销宣传力度、加大对旅游的投资来确保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并且主动与关中地区各城市联系，构建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经济合作共同体。地方政府种种积极的产业政策成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促进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一)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
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旅游资源丰富、互补性较强，要想充分发挥其旅游资源优势，区内各方必须用“大旅游、大发展”的思想指导旅游一体化发展，共同编制区域旅游发展规划，打造统一的关天经济区旅游品牌，树立关天经济区旅游的整体形象。在旅游空间竞争与合作时，既充分体现各自的特色又能整合共同的优势，既有特色项目又不会产生近距离的替代产品，借对方的资源优势来弥补自己的资源缺陷，共同打造精品旅游景区、线路，以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目的。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条件，完善差异化的旅游产品体系，构建互补的旅游产品群，满足不同层次旅游者的需求。
(二)构建关中—天水无障碍旅游区
无障碍旅游是各旅游区为了消除区域壁垒，达到区域间旅游经济合作，旅游资源、产品、市场和信息的共享，实现旅游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新型的区域旅游合作形式。构建关天无障碍旅游区需做到以下几点。实现游客在关天经济区旅游过程完全无障碍，在食、住、行、游、购、娱等各方面都能达到同城旅游的效果；允许经济区内其他城市的旅行社在自己的区域内开设分支机构，鼓励优秀旅游企业跨城市连锁经营；逐步取消关天经济区内的国内旅游地陪制、跨城市旅行社组团及其他旅游壁垒和进入障碍；在交通上，要突破行政区域界线，优化区域交通网络，实现区域内主要景点、景区之间的高可达性，从而真正实现无障碍旅游和区域旅游的—体化。
(三)建立经济区共享信息市场
区域旅游合作主体的行为决策是否有利于双方合作的展开，依赖于各合作方信息的对称性。因此，为了使区域旅游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各城市之间经济政策和相关措施要尽可能公开，以增加区域旅游合作的可预测性，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相互信息封锁而导致的合作风险。各地应加快建设区域信息化交流网，加强与国家以及国际相一致的电子商务规则标准和法规等方面的建设；建立区域信息交流协作机制，加强区域信息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实现区域内公共主干信息传送网、卫星传送网、信息应用系统的联通；联合出台电子政务信息和信用体系信息的共享方案，尽快建立跨省区、覆盖整个区域的旅游信息平台，保证游客在异地可直接了解到区域内任何一地的住宿、旅游产品等方面的信息，使各旅游城市互为旅游客源地、互为旅游接待地，通过高效的信息平台，做到旅游信息共享，实现多方互利共赢。
(四)实现经济区旅游整体促销
要加强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之间的交流，推动各市旅游共同发展。以提升区域旅游形象为目的，建立政府、企业联合的宣传促销机制，把一些品位度较高的旅游景点进行打包宣传促销。各市应积极组团参加对方城市主办的线路推介会、旅游文化节、旅游论坛等活动，相互加大旅游宣传促销力度，在可能的情况下，联合组团参加国内、国际旅游展览会，共同编印旅游地图、旅游指南、旅游画册，制作旅游光碟，合力打造区域旅游品牌；积极利用政府信息网和旅游网，实现各市旅游网站友情链接，不定期区域旅游协作信息；对区域内各城市间旅游宣传片进行置换播出，让本市市民能够了解区域内其他城市最新的旅游资讯，激发市民旅游动机，实现客源互动；实现旅行社、星级饭店、景区、交通等宣传促销互动，使旅游线路推介宣传品进大堂、宣传音像品进客房、旅游工艺品和土特产进商场、菜肴风味小吃进餐厅；在本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设立区域旅游宣传咨询专柜，在星级酒店互相摆放对方城市的旅游宣传资料，扩大旅游宣传促销的覆盖面。
(五)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
为积极营造关天经济区旅游快速发展的氛围，尽快形成“中国国家地理中心之旅”(首届关—天经济区各市旅游局长座淡会中提出，2010)的热潮，区内各大城市应共同实施市民互访旅游计划，即在政府的主导下，指定专业旅行社，通过工会、妇联、教育、老龄委、共青团等组织和部门以及街办、社区，组织行业职工、学生、老年人和市民，开展以两市互为旅游目的地的各种奖励游、疗休养游、修学游、夕阳红游、休闲游等形式多样的市民互访旅游计划，以此引领旅游导向、实现旅游互动；在政府主导下，由旅游、文物、交通等部门与旅游企业携手，以优惠价格、优良产品、优质服务，互推惠及民生的旅游产品，以此激发民众的旅游动机、刺激旅游消费。
[参考文献]
[1]关天经济区域旅游城市合作行动计划(2010年度)[eb／ol].
[2]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2009)[eb／ol].htcp：／／www.shaanxi
关键词：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资源诅咒；资源福祉；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荷兰病”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1.3；F26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6）06001210
一、引言
自然资源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经济发展的一般经验和经典经济理论都预示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会构成经济发展的“额外”优势（windfall）或者福祉（blessing）。然而实践中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远不是新古典生产函数预示的这样简单，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系列研究发现很多国家的丰富资源阻碍了其经济发展（Auty，1986，1993；Gelb，1988），学术界延续Auty（1993）的做法将这种现象称为“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从发现这个悖论开始，经济学界一直致力于将资源诅咒从统计现象上升为经济原理，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基本上沿着两条线索进行：一是对资源诅咒事实进行进一步检验，二是基于经济学原理探讨资源诅咒的作用机制。
1.资源诅咒的事实检验
Auty（1986）、Gelb（1988）等通过案例研究发现了资源诅咒现象，而从统计角度考察资源诅咒则始于Sachs & Warner（1995，1997，2001），其系列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影响因素之后，国家层面仍然存在统计意义上的资源诅咒现象。之后，包括Auty（2001）、Manzano & Rigobon（2001）等的诸多实证研究也从统计上支持了存在资源诅咒的结论。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的研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案例分析方面，国际矿业与金属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ining and Metals）对Auty（1993）和Gelb（1988）研究涉及的国家（智利、秘鲁、加纳和坦桑尼亚）在21世纪初期的经济表现重新进行分析后发现，资源产业有力地支撑了其经济增长和发展（ICMM，2006）；Auty（2001）自己也发现在1960―1990年经济绩效突出（人均GDP比资源丰富国家增长速度快两到三倍）的资源贫乏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表现却刚好相反，并将这一现象归因于1980―1990年的石油价格下降；Wright & Czelusta（2002）的研究则发现挪威、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一些资源丰富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未出现（或成功避免）资源诅咒现象。在统计分析方面，一些学者在改变了研究时期与资源丰裕度度量标准后发现，Sachs & Warner等所分析的样本的资源诅咒现象消失了（Salaimartin et al，2003；Wright and Czelusta，2004；Ding et al，2005；Stijns，2005）。
陈纪平：经济发展阶段、结构变迁与资源诅咒
可以看出，资源诅咒是否存在有着很强的样本时期和测度方法依赖性，在统计上和微观层面均没有获得一致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相关研究的重心开始转向如何解释这些差异：为什么自然资源在阻碍有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却构成另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福祉？
2.资源诅咒的作用机制
经济研究文献中关于资源诅咒的形成机制主要有六种：
第一，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逐渐恶化的长期趋势。这一机制的提出来自前资源诅咒时期的Prebisch（1950）和Singer（1950），认为初级资源产品由于需求弹性小于制造业产品而导致相对价格逐渐降低，进而出现资源丰富国家经济反而落后的现象。这一机制的问题，首先在于与经验事实的不一致，其次是低估或忽略了经济主体对价格波动的调整能力。
第二，资源行业收益的波动造成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效率低下。国际资源商品价格剧烈波动会给政府财政政策、公共管理以及企业管理带来困难，因为极不确定的收益增加了政府实施精确财政政策的难度和投资风险，从而损害了经济效率；与此同时，价格波动形成的“额外收益”更容易被消费而不是投资，从而不利于经济积累与长期发展（Auty，1998；Mikesell，1997）。
第三，“荷兰病”机制。资源丰富国家在资源出口贸易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资源产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导致经济过热、通胀和本币高估，使其他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另一方面吸引劳动力、资本从非资源产业流向资源产业，损害经济发展持续性（Fardmanesh，1991）。这种曾对荷兰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并因此得名的机制后来被广义化，即资源优势会诱使政府在产业政策上倾向于资源产业，从而阻滞了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
第四，挤出效应。这种机制包含在广义“荷兰病”机制当中，是指在一些转型经济体和小型国家中，拥有很大资源分配权力的政府往往出于政治战略目的而对资源产业投入过多的经济资源，结果“挤出”其他产业的发展（Buffie，1993）。
第五，政府干预增多和效率降低。按照新古典经济理论和华盛顿共识的观点，政府参与经济必然意味着效率降低。一方面由于自然资源产业大多由国有企业来经营，在私人经营背景下也会吸引更多的政府干预，因此资源丰富国家的经济效率比资源贫乏国家普遍较低，经济增长自然也表现不佳（Auty，1998；Sarraf et al，2001；Ross，2001）；另一方面资源产业往往由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经营，从而导致财富过度集中，滋生严重的腐败和寻租现象（Auty，1998）。这两方面都通过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而损害长期经济增长效率。
第六，社会、文化与政治影响。资源丰富的国家在政治上倾向于专制体制或更低水平的民主（Wantchekon，2002），一些研究还发现资源丰富的国家往往与内战相联系（Collier，2009），这些都严重阻碍了经济的顺利发展。
上述六个机制中，贸易条件恶化、收益波动两者与现实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政府效率以及社会文化政治影响则缺乏严密的经济学基础，因此包括挤出效应的“荷兰病”被认为是最主要的资源诅咒机制。
由于自然资源只是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之一，因此要从统计角度检验资源诅咒现象是否存在以及上述作用机制的经验一致性，必须剔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回归分析中引入这些外生因素来剔除其影响是经济研究中处理此类问题的方法之一，已有文献中，主要有六个外生变量被纳入关于资源诅咒的研究：资源收入的储蓄水平、社会民主类型（总统制或议会制）、制度质量、资源类型、资源地理位置和经济体的工业化阶段。其中，将工业化阶段作为外生变量的实证分析仍然处于国别案例层面，相关的统计分析与机制研究尚未展开（Torvik，2009）。
上述文献综述表明，一个能够初步明确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诅咒（curse）”“福祉（blessing）”性质的一般性理论框架还没有出现。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做一些边际工作，延续“扩充外生变量”和“探析作用机制”的两个线索，将经济发展阶段纳入分析框架，通过经济结构变迁效应来解释资源丰裕度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及结果，并以我国区域（省际）经济发展的经验数据对理论框架进行实证检验。下文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构建理论框架并阐述实证检验的思路，第三部分对实证分析的数据和方法进行说明，第四部分进行统计分析以验证理论框架的经验一致性，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说明本文理论框架的政策启示。
二、理论框架与实证思路
1.理论框架
本文建立一个三段论式的理论模型，以解释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命题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变迁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路径，结构变迁通过提高经济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是这一路径的动力基础。
分析经济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的早期工作，主要是发展经济学家针对欠发达经济所做的经验研究（Kuznets，1971；Chenery et al，1975），其结论表明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之一，欠发达经济进步缓慢的原因在于结构不能及时得到调整。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框架对此进行了一般性阐述，认为市场制度不完善限制了要素面对价格差异的边际调整（RosensteinRodan，1961），这一点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通过交易费用概念得到严格的数理逻辑论证。
按照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生产活动不断深化的分工与专业化。在生产活动范围内，这一趋势促进农业与工业生产迂回程度增加，在产业结构上则表现为第二产业份额的不断上升，同时在市场组织层面增加交易活动数量，进而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第三产业份额的持续上升，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体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杨小凯，2003）。从而，经济结构“高级化”变迁是所有经济体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必然路径。
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来看，经济要素会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流动，直到不同部门要素价格相同，这种要素的流动会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经济的发展往往以非均衡的路径进行，即技术进步和要素供给状况在不同企业、部门和产业之间不会以相同速率变化，从而导致要素价格在这些经济单位出现差异。因此，以要素价格一致程度为标准的经济结构“合理化”变迁，也是所有经济增长的常规方式。
无论是经济结构“高级化”的长期趋势，还是“合理化”的短期运动，都会促进总生产率的增长，Peneder（2003）将这种不同于部门内效率增长的、单纯由经济结构变迁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称为结构红利（structure bonus）。
命题二：较高的自然资源禀赋会在经济结构变迁路径中形成一个资源依赖型结构“黑洞”：未形成前加速经济结构变迁，形成后阻碍经济结构变迁。
在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初期阶段，相对于一般经济体的逐步积累过程，具有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可以通过国际（区际）贸易避开市场规模不足的约束，推动资源产业跨越式发展。贸易带动资源类产业在无内部需求条件下快速发展，一方面本身构成经济结构的“非农化”变迁，另一方面可以换取资本加速物质资本积累，两方面共同促进了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其中后一种作用在发展经济学中有充分的论证：投资不足被认为是欠发达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约束（Lewis，1955；Rostow，1960），仅仅依靠储蓄的自我循环很难突破经济起飞所需要的最低资本存量，需要一个“大推动（big push）”来突破这种不断自我强化的贫穷循环（RosensteinRodan，1961；Murphy et al，1989）。显然，丰富的自然资源可以充当此类幸运国家（地区）工业化的“大推动”。
当自然资源丰富的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达到一定程度后，已经形成的资源依赖型经济结构反过来会阻碍其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变迁。这一点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解释：（1）发展迅速的资源行业通过“荷兰病”机制挤出了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这是最主要的原因；（2）“资源型”经济导致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滋生腐败与寻租，从总体上降低了市场制度效率，阻碍要素流动和经济结构变迁；（3）经济结构高级化变迁的“红利”主要来自新产业的溢出效应，但后者通常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政府为了突出短期经济绩效而往往会实行倾向于资源产业的投资和其他要素管理政策，阻碍经济结构顺利变迁。
命题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工业化初期，丰富的自然资源构成经济发展的福祉（blessing）；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丰富的自然资源则阻碍经济增长，资源福祉效应逐步被抵消并在一定时期转化为资源诅咒（curse）。
其中HL、Y、L、i和n分别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产值、就业量、产业和产业总数。显然，HL越小，产业结构越合理。
（2）产业结构高级化
按照配第―克拉克定理，经济发展进程中结构演化的方向是产值和要素比重沿着第一、二、三产业方向持续上升，这个动态过程即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因此，许多研究直接使用非农产业比重、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来测度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干春晖 等，2011）；为了克服这两个指标不够全面的局限性，一些研究发展出产业结构高级化综合指标（付凌晖，2010；郑少智 等，2011）。本文采用付凌晖（2010）的综合指标，具体构造方法为：首先构建以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为坐标的产业结构向量（xt1，xt2，xt3），然后分别计算产业结构向量与标准向量I1=（1，0，0）、I2=（0，1，0）、I3=（0，0，1）的夹角θt1、θt2、θt3，最后计算t年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GJt=3i=1ik=1θtk
计算具体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指数，需要各地区产值结构比例和就业结构比例数据，本文使用2001―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按三次产业分地区生产总值构成”和“按三次产业分就业人员数（年底数）构成”两个统计表中的对应数据进行计算。
3.结构变迁绩效
本文利用ShiftShare模型来分解产业结构变迁在劳动生产率增长中的贡献。用Yt和Lt分别表示t时期经济总体的产出与就业水平，用LPti、Lti、lti分别表示i产业在t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就业量和就业人数在经济总体中的比重，则t时期经济总体的劳动生产率LPt可以表示为：
LPt=YtLt=ni=1LPtiLtiLt=ni=1LPtilti
t时期经济总体相对于0期（基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gt为：
gt=LPt-LP0LP0=ni=1（LPti-LP0i）l0iLP0+
ni=1（lti-l0i）LP0iLP0+ni=1（LPti-LP0i）（lti-l0i）LP0
上式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分解为三部分：一是内部增长效应，指在结构不变情况下各产业要素生产率增长对总体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通常被解释为由各个产业内部的技术进步和组织效率提高等因素导致的要素生产率增长；二是静态转移效应，指在各产业要素生产率不变条件下，要素从生产率水平较低的产业部门流向生产率水平较高部门所引起的要素生产率增长；三是动态转移效应，指要素从增长率较慢的产业流向增长率较快的产业所引起的增长效应，它是产业结构变化和生产率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静态转移效应和动态转移效应一起被称为结构效应（structure effect，SE），表示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份额，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红利。
要分解出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需要计算三次产业在基期和末期的就业比例、劳动生产率、总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因此需要各产业和经济总体的就业人数、按不变价格计量的生产总值。本文采用2001―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应项目的数据进行计算，其中分产业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为：利用各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计算各年度相对于2000年水平的增长指数，然后乘以2000年绝对值得到各年度分产业和经济总体生产总值（2000年价格水平）我国各种统计年鉴中，采用指数方法计算的各产业生产总值的总和不等于同种方法计算的经济总体的生产总值，出于统一和简化目的，本文采用产业加总方法计算经济总体生产总值。 。
四、实证检验
1.实证假说的构建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课题组（2007）的研究结果，截至2005年我国在整体上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但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各省（市、自治区）中，贵州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前半阶段，处于前工业化阶段，其余省份分布在工业化初期后半段、工业化中期和后工业化时期。2006―2010年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的高速发展，但区域差异任然明显，可以认为我国各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在2010年分别处于工业化初期后半段、工业中期和后工业化时期。
按照理论框架的命题二、三，基于上述经济发展阶段判断，可以对我国的经济现实做出三个假说来检验理论框架：（1）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性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表现为资源诅咒，在经济发展较落后省份表现为资源福祉；（2）如果不控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的诅咒（福祉）性质在统计上不显著；（3）由于各省份的工业化起始阶段已经完成，因此丰富的资源阻碍了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变迁，同时削弱了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检验
图2给出了2010年各省份人均GDP与资源丰裕度指标的对应分布情况，样本按照人均GDP进行了从左至右的升序排列。图2中，以升序的人均GDP为基准，各省份资源丰裕度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图中趋势线为自动生成）。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中，自然资源越丰富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从而资源构成经济发展的福祉；相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中，自然资源越丰富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资源构成经济发展的诅咒。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趋势特征，进一步利用图2中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模型中因变量为2010年人均GDP的对数值，自变量包括资源丰裕度的对数值以及对样本数据进行排序分类的虚拟变量D（对应图2表现的阶段特征，人均GDP较低的16个省份的D值取0，其余取1）。回归分“分阶段”和“不分阶段”两种情况进行，结果见表1。考虑经济发展阶段的回归分析表明（结果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中，人均GDP对资源丰裕度的弹性系数大于零且具有较高的显著性，说明丰富的资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表现为资源福祉；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中，人均GDP资源丰裕度的系数小于零（0.250-0.423=-0.273）且具有较高的显著性，说明丰富的资源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表现为资源诅咒。在不考虑经济发展阶段的回归分析中（结果一），资源丰裕度的影响几乎没有显著性，其原因在于在经济发展阶段高度分散的经济总体中，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福祉与诅咒相互抵消而无法显示。
3.经济结构变迁机制检验
为了检验关于我国省际经济的第三个假说，建立以下截面数据计量模型：
Vi=β0+β1ZYi+β2HL0i+β3GJ0i+β4D1i+
β5D2i+β6INSTi+μi
其中，i代表31个省（市、自治区）；因变量Vi代表经济增长诸变量，包括2010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2010年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2000―2010年经济效率增长中的结构效应（即结构红利SEi）；自变量包括资源丰裕度指标、2000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2000年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西部与非西部地区的虚拟变量（D1i）、中部与非中部地区的虚拟变量（D2i）。利用第三部分确定的指标与数据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以产业结构变量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中，资源丰裕度均表现出了显著的阻碍效应：（1）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回归中，资源丰裕度系数为正，并以0.05显著性水平通过t检验，由于合理化指数越高，产业结构越不合理，因此自然资源越丰富，区域产业结构越不合理；（2）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回归中，资源丰裕度系数为负，且通过0.05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因此自然资源越丰富，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越低；（3）以结构效应为因变量的回归中，资源丰裕度系数小于零，且通过0.05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总之，应用截面数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支持了第三个假说，即丰富的自然资源阻碍了经济结构的顺利变迁，并降低了产业结构效应。
五、结语
本文基于产业结构变迁视角将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引入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中。根据发展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经济发展必然表现为经济结构的高级化与合理化变迁过程，而自然资源禀赋正是通过影响经济结构变迁过程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路径，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性质：工业化初期，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资源产业迅速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的非农化结构变迁，对经济发展形成“资源福祉”效应；工业化初期阶段之后，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成为经济结构变迁的主要内容，良好的资源禀赋则通过“荷兰病”等机制阻碍经济结构变迁，从而对经济发展形成“资源诅咒”效应。
从理论演化角度讲，本文的分析框架提高了对资源诅咒现象的解释力。按照命题三表述的结论，在不分经济发展阶段的情况下对所有国家或区域进行横向比较分析，资源诅咒的结论是极不稳定的；而对于单个国家或区域来讲，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发展作用的性质也会发生改变。将经济发展阶段作为考察的影响因素之后，以往研究中相互冲突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获得一致的解释。例如Stevens（2003）发现资源诅咒只是近年来的现象，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早期经济发展中资源禀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Auty（2001）更是直接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显著地表现为资源福祉，但其后开始逐渐转化成资源诅咒。显然，这些都是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导致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性质由“福祉”转化成“诅咒”。
本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也对我国的资源诅咒问题提供了更为一般的解释。我国是否存在资源诅咒是一个政策意义非常强的问题，然而到目前为止结论并不统一。与大部分文献倾向于认为中国存在资源诅咒不同，方颖等（2011）在利用和本文一致的变量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我国并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Zhang等（2008）的研究引入了时间因素，发现在1985―2005年中国存在资源诅咒，而在1995―2005年不存在。按照本文的分析框架，一方面，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进程中，自然资源作用于经济发展的性质会发生改变；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性质会随区域不同而不同。因此，分析我国的资源诅咒问题，应考虑研究时期和区域的差别，这样可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逻辑现实一致性，对相关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也有更高的参考价值。对于我国资源型区域的经济转型，本文的实证分析结论可以衍生出两方面有益的政策启示：资源诅咒的监测方法和避免原则。
资源诅咒的监测方面，目前学术界和政策部门基本上采取人均GDP等经济发展水平指标来判断一个区域是否存在资源诅咒，这种以结果状态为着眼点的监测方法显然不利于资源诅咒的避免。根据前述理论框架，资源诅咒不像自然资源一样是“天赋的”，其形成是一个需要一定时间的渐进过程，其中的机制是经济结构的高级化、合理化变迁被阻碍。从而，可以通过对经济结构的演化方向及其效率的横向比较来动态监测资源诅咒的形成过程，进而可以及时采取相应政策措施以尽量避免资源诅咒现象的生产。
按照上述结论，避免资源诅咒本质上就是要实现资源比较优势的转化，其中核心是防止经济结构变迁被锁定在资源依赖型结构状态。现实中的市场制度往往是不健全的，面临资源诅咒风险的国家或地区要避免“荷兰病”机制的产生，一方面要加快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另一方面更要采取适当的产业政策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在促进产业升级方面，资源丰富区域需要在资源福祉期利用资源产业的额外收益（windfall）进行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前瞻性投资，为经济结构的进一步高级化和合理化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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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uctural Change
and Resource Curse
CHEN Jiping
（School of Economics，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inconsistency of resource curse principle in reality， this paper bring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factor into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impact of constructing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logic conclusion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shows that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promote economic structural nonagricultural change through primary product trade and become the resource blessedn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fter the beginning stage， however， the rich natural resources hinder economic structural change through such mechanisms as “Dutch disease” and then become resource curse of the development. The statistical data based on 31 provinces of China show that the lessdeveloped provinces have resources blessedness but the higherdeveloped provinces encounter resource curse， and empirical analysis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logic. By the dynamic supervision on economic structure， the supervision on resource curse should be changed from “afterward supervision” to “process supervis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taking measures to avoid resource curse. The governments should make efforts to upgrade and rational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areas with abundant resources should make preparation for the transition and upgrading of economic structure at the blessedness stage.
关键字： 安全机制，成本控制，水资源
一、水资源的安全机制
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不断提升，安全生态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各个生产领域都开始在安全机制的引导下进行实行市场提质。安全机制，是现代社会生活不断发展，经济生活不断提升的必然选择，在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人类生活岌岌可危的今天，安全机制的生产饿生活方式，有利于提升资源的利用率。
而水资源的安全机制是现代生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安全机制的影响下，有利于制定科学合理的水资源价格，以生态技术为手段，提高现代生产生活资源的利用率，减少无污染和浪费，建立环境友好型的现代经济形势，是安全机制的主要表现形式。
同时，水资源的安全机制是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下的产物，是新型的自然资源开采模式，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使得整个生产、消费和处理的过程呈现安全、生态、和谐的发展，是一种为人们所接受的生态经济。
水资源的定价及价格现象
水利万物而不争，水资源是我们生产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是经济科学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前提。人类活动处处离不开水，但是，水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鉴于水资源利用的普遍性，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特别是城市发展中，水资源的定价一般比较低，这就导致了部分人无节制的利用水资源，有意的浪费和污染水资源。
目前，我国的水资源发展现状已经岌岌可危，部分地区特别是北方地区，水资源匮乏比较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说，合理利用水资源是现代生产生活的重要主题，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有效关系到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长期稳定，而水资源的价格是水资源是否得以合理利用的基本表现形式。因此，水资源的价格要建立在正确分析水资源的成本的基础上，考虑到国家民生的重要前提。在安全机制的引导下，建立科学合理的水资源价格机制，构建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体系。
就当前国内外来说，对水资源价格及成本的研究比较多，主要由于水资源的重要作用，人们的每一种生产生活活动都离不开水资源。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水资源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水资源的边际效用价值学上，主要有庞巴维克的边际价格理论，以及帕累托的一般均衡理论等理论支持；而在我国，对水资源的价格机制和成本分析经历了无偿供水――低标准水价阶段――成本收费阶段等三个主要阶段。由此可见，对于水资源的成本分析，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水资源的成本分析理论支持
关于水资源价值的理论有多种多样，随着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认识程度和利用程度逐渐提高，研究自然资源的学者不断的进行理论创新，寻求更加适合的发展机制以促进人类生活的长期性和科学性。
一般来说，在水资源的研究中主要有劳动价值理论、生态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论等多种理论支持，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建立在安全机制的基础上，对自然资源进行科学的分析，从而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资源利用体系。
资源价值的成本分析一般建立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涵括了人类的劳动和环境因素。在自然资源价值估量中，要体现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再生成以及生态环境平衡的社会必要劳动。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自然资源的自然环境所涵括的一切成本，包括开发、修复和保护在内的实际成本在内，再依据一定的国际市场价格为参考，从而最终确定水资源的价值。结合一定的理论，水资源的价格包括成本、利润和资源税。
而水资源的边际效用理论主要是指，水资源的利用过程是一个效用的过程，虽然并不是通过必要的生产过程，但是效用不仅仅是一定的社会劳动，也包括必要的人类主观感受，用经济学的观点来说，就是不断增加水资源时获得的一系列递减效用中的最后一个单位所产生的效用即事水资源的边际效用。
四、在安全机制引导下的水资源成本分析法
一般来说，水资源的成本分析法主要有边际成本分析、完全成本分析以及平均成本分析三种主要方法。
第一，边际成本分析。水资源的边际成本分析是建立在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的现代分析方法，主要是指，在边际成本理论的支持下，实行的资源使用者所付出的价格与其所耗损的代价相等。具体来说，水资源的边际机会成本包括了边际生产成本、边际使用成本和边际外部成本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水资源的价格一般就建立在这三者的基础上。
第二，完全成本分析。根据水资源在开采和供水过程中的大投资、长周期特征，以及水资源的易污染的特征，进行相应的完全水资源成本分析法，是建立在最优化污染控制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模型。完全水资源成分分析法是由水资源自身的价值、人类生产劳动过程中所投入的价值、水资源开采和利用过程中引发的外部成本以及水资源的各种稀缺性所造成的机会成本等四种要素组成。
水资源的平均成本分析。平均成本分析是水资源比较常用的成本分析法，也是在市场定价中利用较为广泛的成本分析法，主要是通过相关的数据进行分析，将历史数据与实践记录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根据会计原理，在安全机制的引导下，进行社会水资源需求分析，再利用水行为方式划分不同类型的水资源消费群体，在不同的类型和用户中进行分类，计算各种类群的水资源平均服务成本，加上资源税的计算形成水资源的平均成本分析。
安全机制的水资源成本分析的重要意义
水资源是现代自然资源中比较重要的资源形势，是人类活动必不可少的要素。但是水资源的供需受到了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双重因素影响，这就导致了水资源成本的变化性，以及供需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水资源的污水处理和水利工程建设等都需要建立在较大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的前提下，在提高人民的节水意识和护水意识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的水系统建设。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水资源的安全成本分析有利于提升社会经济效益。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水资源的科学成本分析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从资源特征来看，水资源的生态成本分析有利于维护自然的长期性。
六、结语
无论是从边际成本的分析法、还是完全成本分析或者平均成本分析都必须建立在安全机制的前提下，进行科学的水资源成本分析，从而科学制定水资源的价格，正确估量其价值。在充分发挥水资源的最大价值的基础上，提高资源的成本效益，促进人们的生产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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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水资源管理成为有关水资源领域出现最为频繁的词汇。但究竟什么是水资源管理，目前学术界尚未统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在不同的卷中，对水资源管理有不同的解释。综观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概念，有以下特点：首先，从整体上来看，他们都是以水资源开发作为主线，“保护”处于被动的地位；其次，视野相对狭窄，大多数概念只局限于水资源本身，缺乏复合系统下对水资源的综合认识，以水论水；第三，缺乏生态环境的和水资源高效利用的内涵。基于此，作者认为，水资源管理就是为了满足人类水资源需求及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总和。
水资源管理学是从学科角度对水资源管理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是水资源管理知识体系，是建立在水文学、水资源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基础之上的新的交叉性综合性学科。通过水资源管理学的研究，可以为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利用效率，保障水资源安全，通过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水资源管理学研究内容
水资源管理学研究对象很明确，就是围绕水资源持续高效利用的而展开的一系列管理活动。目前，水资源危机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水资源危机的出现和加剧与人类在经济活动中缺乏对水资源的有效保护和管理有着重要的关系。水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人类的绝大多数经济活动都要涉及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和未来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目标。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解释多种多样，但都基本围绕着“满足目前需要但不破坏未来发展需求的能力”这一核心思想。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现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人类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要求人类必须正视干旱洪涝灾害、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等诸多与水资源相关的问题，这给水资源管理学提出了新挑战和难得的机遇。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活动无法应对挑战。实现可持续的水资源利用目标必须改变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活动，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的和综合的观点构建全新的现代水资源管理体系，这成为水资源管理学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
具体地说，水资源管理学的研究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水资源数量管理和质量管理、水资源法律管理、水资源权属管理、水资源行政管理、水资源规划管理、水资源配置管理、水资源经济管理、水资源投资管理、水资源风险管理、水资源利用技术管理、水资源工程管理、水资源数字化管理、国际水资源管理、水资源综合管理、水资源安全管理和水资源数字化管理等等。
三、国内外水资源管理学研究进展
3.1国际水资源管理学研究进展
到目前为止，明确提出水资源管理学的文献极为有限。根据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实际水资源管理活动的特点，国际上也对新形势下的水资源管理理论和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和研究，并就一些问题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他们主要围绕着“可持续发展条件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目标对水资源管理活动的要求”而展开。这些研究活动为水资源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诞生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1992年爱尔兰召开的“国际水和环境大会-21世纪的发展与展望”上提出了水资源系统及可持续研究的问题。1993年“第二届国际实验与网络资料水流情势学术大会”上探讨了水资源管理的水文学基础和信息资料问题。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主持，国际水资源协会与国际水文科学协办召开了“变化世界中的水资源管理研究规划国际学术研讨会”,探讨了可持续发展水资源管理研究展望、水资源开发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水资源可持续管理的决策支持系统和水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四个专题。
1996年在日本京都召开了“国际水资源及环境研究大会：面向21世纪新的挑战”,讨论了流域尺度的可持续水资源系统管理的应用实例等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水文计划工作组1996年将“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其定义为“支承从现在到未来社会及其福利要求，而不破坏他们赖以生存的水文循环及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水的管理和使用”.
水资源可持续管理要求在水资源规划、开发和管理中，寻求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人类社会福利之间的最佳联系与协调。与传统的水资源管理相比，可持续水资源强调了未来变化、社会福利、水文循环、生态系统保护这样完整性的水的管理，使“未来遗憾可能性达到最小的水的管理决策”.世界银行将水资源管理定义为一系列水资源相关领域（如水电、水资源供给与供给设施，灌溉与排水等）一体化管理。综合水资源管理的观点应该在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方面确保考虑社会、经济、环境和技术等多方面因素。
1997年召开的第5届“不确定性增加下的水资源可持续管理学术大会”,洪水与干旱管理、水资源开发对环境的影响、水文与生态模拟和环境风险评价等成为重要议题。
1998年在武汉召开了“98年国际水资源量与质的可持续研讨会”,探讨了流域水量与水质的统一管理问题。1998年国际水文学会在荷兰召开了“区域水资源管理研讨会”,探讨了水资源管理的经验和教训、面对挑战的区域可持续水资源管理、水资源管理的研究方法。
2000国际水文科学学会（IAHS）年在美国召开了“水资源综合管理研讨会”.这次研讨会主要探讨了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水资源综合管理的内容和目标，以及交流水资源综合管理的经验。此次研讨会达成一个共识：未来水资源管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流域的统一管理。流域统一管理是流域内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统一协作管理，其目的是防止土地退化、保护淡水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的基本框架是政府和社区公众的共同管理。会议认为，为了实现流域统一管理的目标，必须做到以下几点：①复杂的水资源管理活动必须建立在有效的科学规划基础之上；②必须显着提高预测各项管理活动结果的能力；③为了达到水资源管理的目的，持续的检测和评估工作十分必要；④水资源管理活动的管理过程必须是透明的和公开的。（MiguelA.Marino等，2001）2001年，国际水文科学学会在荷兰召开了“区域水资源管理研讨会”,会议针对区域范围内水资源管理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讨，包括：以往水资源管理活动的经验和教训；面对新挑战的区域可持续水资源管理；水资源管理的研究方法。
伴随着国际学术界对现代水资源管理活动的研究和讨论，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相继出版了多部论述“水资源管理活动”的专着，这些专着大多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很少从学科的角度对水资源管理的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的论述和研究。尽管如此，这些专着还是探讨和研究了大量有关现代水资源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使我们能够大致了解目前国际学术界关于水资源活动的主要理论和具体内容。并且通过编着者对一些论述水资源管理活动的论文的整理和归类，我们可以从中基本上了解到当前国际学术界对水资源管理理论体系的划分。
MiguelA.Marino和SlobodanP.Simonovic在2001编着出版的《水资源综合管理》收录了国际水文科学学会（IAHS）2000年在美国召开的“水资源综合管理研讨会”的文章。
MiguelA.Marino和SlobodanP.Simonovic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从事水资源管理活动的目标和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不可持续的水资源管理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而新的管理方式仍在摸索中，水资源管理活动正处在探索过程中。作者认为，在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活动中，僵化的管理体制（包括法律、政策和管理机构）是实现水资源有效管理的最大障碍。管理体制的官僚作风、不负责任以及缺乏战略性指导原则导致水管理体系效率低下，缺乏远见，并且拒绝与水资源利益相关者就水资源管理问题进行公开的交流和探讨。新的水资源管理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寻求实现长期可持续利用水资源的水资源管理方式，为此，他们认为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将是水资源管理活动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新的水资源管理活动必须包含水环境治理和保护问题、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水资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以及水资源管理决策中的公众参与问题。
由C.A.Brebbia和P.Anagnostopolos在2002年编着出版的《水资源管理》（Ⅰ和Ⅱ）收集了2000年和2001年两年间国际上一系列关于“水资源管理”国际会议上的文章。
C.A.Brebbia和P.Anagnostopolos在本书的前言中指出，当前水资源管理问题在全球变得越来越复杂。水资源管理活动主要面临着的主要问题是：人口的增长和人均水需水的增加正在家具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与此对应的是，水污染、水资源浪费以及气候变迁等因素却正在威胁着水资源的供给。这套书从10个方面论述了当代水资源管理活动的内容，他们是：水资源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灌溉水管理，流域管理，生活用水管理，水质管理和水活动管理，废水处置和管理，管道输水和渠道输水管理，水文模型，地下水管理，沿岸和港口水资源管理。（C.A.BrebbiaP.Anagnostopolos,2002）。值得注意的是C.A.Brebbia和P.Anagnostopolos在书中指出，现代水资源管理所涉及学科和领域已经超出了传统水文地质学中关于水资源管理的思考和限制。
由M.AL-Rashed、V.P.Singh和M.M.Sherif合作编着的《水资源发展与管理（Ⅳ）》中从7个方面论述了水资源管理的内容，这7个方面包括：水资源管理的目标、政策和原则，水资源稀缺和保护，用水管理，水资源管理、规划、水权分析和处置的决策支持系统，水电和灌溉的发展潜力，灌溉水管理，水资源稀缺管理。
其他一些比较着名的着作还包括B.DattaRay,R.P.Athparia的《水与水资源管理》（1999年）；A.FarooqKhan的《水资源管理：挑战与责任》（199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的《水资源管理：综合政策》（1989）等。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学术界并未明确提出水资源管理学的概念，但在国际上许多大学中，都开设了以“水资源管理”为名称的课程，这些课程的开始以及对水资源管理活动的讲述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水资源管理学的形成。例如在美国特拉华流域委员会计划和行动部部长Dr.KennethF.Najjar在VILLANOVA大学为水利工程学、水文地质学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开设的“水资源规划0与管理”课程介绍中，Dr.KennethF.Najjar认为，“水资源规划与管理”是对水资源规划、分析、设计、经济管理的理论和实际方法等综合型课程，主要包括水资源法律和规章条例，流域管理、水资源建模、地下水和地表水需求和共给分析、洪水管理、水资源质量管理、湿地保护。水资源供给规划包括水资源使用、需求项目，水资源配置、水容量扩充。该课程还包括水库运行等相关问题。水资源规划与管理是关于水资源的综合问题的考虑，这些问题来自于从静态的水资源法律和章程到动态的自然资源的应用。
3.2国内水资源管学研究进展
我国关于水资源管理理论的研究开始与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的水资源管理研究主要是对实际水资源管理活动中的管理内容的简单罗列和堆加，并未从理论的高度来对水资源管理的体系和框架进行系统的阐述。随着我国水资源危机的不断加剧以及可持续发展对现代水资源管理的要求和挑战，学术界开始逐渐关注水资源管理理论的探讨和框架体系的构建。
赵保璋主编的《水资源管理》（1994年）是我国出版较早的专门论述水资源管理的专着之一。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大气降水、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水分以及废水、污水等水形态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有机的联系，统一而相互转化的整体。而现实中，长期以来我国水管理体制较为混乱，水权分散，形成了“多龙治水”的局面。该书认为，水资源管理应该以水的资源观点、水的系统观点、水的经济观点以及水的法制观点出发，对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规划布局与调配，以及水资源保护等方面建立统一的、系统的综合管理体制，按照相关法律由水行政部门实施管理。该书认为水资源管理活动主要包括规划管理、开发管理、用水管理和水环境管理（赵保璋，1994）。
冯尚友在《水资源持续利用与管理导论》一书中将水资源管理定位为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在水资源及水环境的开发、治理、保护、利用过程中，所进行的统筹规划、政策指导、组织实施、协调控制、监督检查等一系列规范性活动的总称。统筹规划是合理利用有限水资源的整体布局、全面策划的关键；政策指导是进行水事活动决策的规则和指南；组织实施是通过立法、行政、经济、技术和教育等形式组织社会力量，实施水资源开发利用的一系列活动实践；协调控制是处理好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同关系和水事活动之间的矛盾关系，控制好社会用水与供水的平衡和减轻水旱灾害损失的各种措施；监督检查则是不断提高水的利用率和执行正确方针政策的必须手段。
吴季松在2000年和2002年先后出版了《水资源及其管理的研究与应用》和《现代水资源管理学概论》两本专着。前一部是作者多年来关于水资源管理问题的报告和讲话的汇编（吴季松，2002）。《现代水资源管理学概论》一书中，作者对水资源管理的指导思想、水资源管理工作的基本目标以及主要内容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从整体来看，该书更多的是从水行政管理角度探讨了水资源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左其亭和陈曦2003年合着并出版了《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规划与管理活动》。该书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出发，对水资源管理理论作了初步探讨。该书专门探讨了现代水资源管理工作的工作流程、管理目标和水资源管理基本内容，并且提出了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加强教育、提高工作觉悟和参与意识；制定水资源合理利用措施、制定水资源管理政策、水资源统一管理以及实时进行水量分配和调度。根据信息技术发展的特点和现代水资源管理的要求，该书还专门探讨了水资源的信息化管理，介绍了电子信息技术和“3S”（GIS、GPS和RS）技术在水资源管理活动中的应用。
林洪孝在《水资源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界定水资源管理活动为：依据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遵循水资源系统自然循环功能，按照经济社会规律和生态环境规律，运用法规、行政、经济、技术、教育等手段，通过全面系统的规划，优化水资源配置，对人们的涉水行为进行调整与控制，保障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社会和谐持续发展。该书对水资源管理的理论和框架体系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论述了水资源管理活动的目标、原则和方法等内容，并构架了水资源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提出，随着人类水资源问题认识的发展深化，水资源管理逐渐形成了专门的技术和学科，其管理领域涉及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等许多方面，其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水资源权属管理、水资源政策管理、水资源综合评价与规划管理、水量分配与调度管理、水质控制与保护管理、节水管理、防汛与抗洪管理、水情监测与预报管理、水资源组织与协调管理以及其他水资源日常管理等十个方面。该书对水资源管理活动的概括和构架基本上包含了但前水资源管理活动的所有内容，是目前比较全面的水资源管理的概括和总结。
姜文来、唐曲等2004年出版了《水资源管理学导论》，本书是国内外首部系统论述水资源管理学的专着。本书在界定水资源管理学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对水资源管理学的基本理论进行探讨，然后专题阐述水资源管理的各个领域，最后展开案例研究。全书共分十九章，第一章，水资源管理学概述，界定了水资源管理学的内涵、研究内容、研究进展和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第二章，水资源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分别阐述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理论、水资源复合系统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和水资源管理学的管理学基础；第三章-第十七章，专题论述，论述了水资源的数量管理、质量管理、经济管理、权属管理、规划管理、工程管理、地下水资源管理、国际水资源管理、投资管理、行政管理、风险管理、安全管理、数字化管理和其他水资源相关管理；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案例研究，以首都圈农业水资源、民勤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展开研究。
关键词 资源诅咒；区域经济；资源丰度；荷兰病；传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4-0019-06
“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命题，其基本理念即丰富的资源趋于阻碍而非促进经济发展。工业革命以来大量经验事实表明，凡是资源先导型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其发展几乎都是不成功的，资源丰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往往慢于资源贫乏的经济体［1］。1965-1997年，石油大国沙特阿拉伯人均国民产值平均每年下降3%，伊朗人均产值每年下降2%，委内瑞拉每年下降1%；而资源状况一般的泰国乃至资源匮乏的新加坡和韩国，同期真实GDP增长率都在4%以上［2］。同样具有说服力的典型例证还有20世纪资源丰裕国家居多数的非洲和资源缺乏的瑞士、日本等国迥然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以及拥有大量高品位磷酸盐矿藏的瑙鲁国已经矿竭国衰，而资源相对贫乏的韩国、新加坡等国却在20世纪最后40年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3］。
对于许多国家而言，“资源诅咒”这一命题是成立的，大量的国外研究也都支持了这种理论。然而，国内对于资源诅咒理论的探讨尚不多见［2～9］。对于其在我国区域内部是否成立的实证分析，更缺乏系统的研究［3］。中国人多地少，自然资源虽然门类齐全，但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整体来说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但在某些地区也存在着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例如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能源、矿产、旅游、土地等自然资源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然而资源丰富并不见的表现为经济发展优势。实际上，在那些自然资源得到大规模开采的地区出现了更多收入不平等、产业结构畸形、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环境恶化等现象，这和“资源诅咒”所伴生的现象如出一辙。本文以省域面板数据为基础，探讨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几种不同代表性自然资源丰度之间的相关性，以此来检验“资源诅咒”理论在中国区域内部是否成立，并分析其传导机制。[JP]
1 资源诅咒理论的概念框架
资源禀赋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许多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曾认为，丰富的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但进入20世纪后，资源的丰富常与经济增长缓慢联系在一起，从50年代开始出现有关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讨论，例如Prebisch、Singer等人的“贸易条件恶化论”，认为是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造成了资源出口国的贫困［10］。也有学者认为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国际竞争力下降［11］，还有人认为缘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严重不足［12］。20世纪最后30年来，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资源丰裕的国家陷入了增长陷阱的事实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深思。1993年，Auty在研究资源输出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诅咒”的概念［13］。在此之后，Sachs和Warner利用95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证检验［14］。“资源诅咒”理论的相关研究也得到长足发展，成为近20年来发展经济学中最令人感兴趣的焦点之一［4］。
国内外学者对于“资源诅咒”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资源类型及其丰度的计量、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研究以及资源诅咒的实证与对策研究（见图1）。资源根据地理分布可以分为集中型资源（Point Resource）和扩散型资源（Diffuse Resource）［15］，不同资源类型资源丰度的计量不仅是资源诅咒理论的基础，而且也是目前研究的难点。不同的学者做过多种尝试，例如单一替代指标［15～18］、多元指标［20］等。对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的研究是“资源诅咒”理论的核心，丰富的资源趋于阻碍经济发展有多种作用机制［3，4，6，21］，常见的如贸易条件论、荷兰病、资源寻租与腐败、轻视人力资本投资以及资源财富的挤出效应和资源产业的挤出效应等。资源诅咒的残酷事实已经在许多资源丰富国家尤其是非洲和拉美地区得到显著体现。以至于欧佩克创始人埃弗森将石油称为“魔鬼的排泄物”，塞拉利昂驻联合国大使更将引发种族冲突的根源归结为“血腥的钻石”。
从直观上看，中国自然资源禀赋相对丰裕的中西部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远不如资源匮乏的东部地区，这种区域发展水平的明显差异性特征也符合上述资源诅咒原理。但中国学者对于资源诅咒理论的探讨较少，主要集中在对资源诅咒理论的评介以及中国某些资源诅咒案例和区域的实证研究上，最为典型且提及频率最高的山西省就是其中一个［8］。林振山等［9］通过构建资源约束条件下的三元函数区域增长模式，也证明资源指数越小越有利于区域资本的积累和社会生产总量的增加。此外，还有部分学者［3］［6］基于某一种或某一类资源进行了资源丰度与经济发展关系之间的检验，结果表明该命题在我国内部的地区层面同样成立，多数省份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制约了经济增长。
2 中国不同类型资源丰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检验
以我国不同类型资源和省域面板数据为基础，对1978-2004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丰度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基于数据可得性和比较的方便，数据不包括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并把重庆市仍归入四川省计算，共30个截面单位在27年内的时间序列资料。
资源类型的选择和度量是资源诅咒理论检验的关键点。为避免只选取某一种资源的片面性，并基于对不同资源类型资源诅咒现象之间进行比较的目的，本文选取以下五种类型的资源进行分析：水资源、耕地资源、能源资源（包括煤、石油和天然气）、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其中，水、土资源是人类社会生存的根本，矿产、能源和森林资源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22］。长期的实践表明，任何国家和地区发展对资源环境基础的整体需求基本就是以上五大资源的组合模式，其能够较全面的反映资源丰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其中，能源、矿产资源属于集中型资源，可以用传统的绝对丰度从总量上反映资源的赋存情况；对于水、耕地、森林等分散型资源，由于我国各省区的人口规模相差悬殊，只考虑绝对丰度缺乏可比性，需引入相对丰度，其度量方法是分别计算各地区各种资源人均拥有量相对于全国人均拥有量的比值。
国际上还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完全精确地度量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因此只能用一些尽量接近实际的方法和指标来代表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本文中，集中型资源的度量采用资源绝对丰裕度指数PRAI，扩散型资源采用相对资源丰裕度指数DRAI，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ri为i某资源量，R为该资源全国总量，Pi和P分别为i地和全国人口数量。水资源量为多年平均水资源量，森林资源数据为全国第五次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森林蓄积量数据，其他相关数据和实物指标皆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2005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矿业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综合统计年报》以及各省统计年鉴等相关统计资料中获得。经济发展水平可以用27年内GDP的平均增速来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利用式（1）、（2）的计算结果绘制散点图，如图2和表1所示。对[WTBZ]X、Y轴分别做如下划分：扩散型资源X轴取全国平均数的点即100%处，集中型资源X轴取全部30个截面单位的平均点即3.33%处；Y轴取中点即平均增速为14%处。由此构造出“资源丰度―经济发展”坐标系，并得到I、II、III、IV四个象限。其中处于第IV象限的省，其资源丰裕度指数在平均之上，但经济增长速度在平均之下，显然就是遭到“资源诅咒”的省市（由于水资源和森林资源在全国占据绝对优势，为显示方便图2中并未包含）。
由图2(a)-(e)和表1可以看出：①在中国省域层面，除水资源丰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性不明显外，其余四种资源丰度与区域经济发展都呈现出一定的负相关性，也就是说这四种资源都遭到了“资源诅咒”，其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耕地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森林资源；②处于第IV象限的省，绝大多数都位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并没有成为这些地区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资源诅咒”带来资源富有与经济落后的强烈反差，出现了所谓“富饶的贫困”现象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问题，最为典型的省份如山西、陕西、云南、贵州、辽宁和甘肃等，这可以从图2中的散点状况看得非常清晰。
为了反应中国区域经济与总的资源丰度的相互关系，我们再构造各省综合资源丰度指标予以分析。首先选用无量纲公式(3)对各省五种资源丰裕度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进行加权加和。森林、耕地、水、矿产、能源五种资源权值的选择根据其丰度与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回归系数的大小依次赋值为0.1067、0.4431、0.0003、0.2715、0.1784。
将计算得到的各省综合资源丰度指标与2004年各省人均GDP建立数量经济模型，用E表示30个截面单位的人均GDP，用R表示各省综合资源丰度。研究发现，E与R的对数成反比，其模型如下：
E=-7441.6ln(R)+34404(R2=0.6089)
以上模型说明我国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成相反的变化趋势。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间资源丰富地区经济发展水而较低的现象在我国省域之间仍然存在。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但是对自然资源的过分依赖反而使这些地区很容易遭到“资源诅咒”，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东部沿海地区自然资源本身并不多，但是通过中西部地区的资源流入，以及人力、技术、资本等替代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水而较高。
3 中国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
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往往是通过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Papyrakis等［21］通过构建“条件均衡假设”计量经济模型对数十个国家样本的分析，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本身有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考虑政府民主度、对外开放度、投资、贸易、教育水平等其他因素的消极间接作用，则资源丰度则反而限制经济的发展。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这些因素诱导的某种传导机制。归纳起来，中国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荷兰病”效应。“荷兰病（Dutch Disease）”是指20世纪50～70年代，荷兰由于发现大规模石油、天然气，采掘业部门的急剧膨胀带来了传统制造部门的萎缩并造成经济回落的“陷阱”，也称为非工业化［15］。澳大利亚的矿采业和英国北海的石油开采业也发现过类似的情形。自然资源出口收入的迅速增加导致本国货币升值，资源价格的波动和资源产出的骤升骤降导致利率和汇率的波动，都会损害经济效率。我国资源丰富地区普遍存在产业结构单一、加工链短、初级产品为主等问题，资源部门的扩张和制造业的萎缩必将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引发“荷兰病”和“资源诅咒”。
（2）制度效应。国外研究和实证都指出，资源越是丰富的地区越容易滋生贪婪的寻租行为和政府腐败，并引起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和资金外流，制度弱化才是“资源诅咒”产生作用的根源所在。我国主要大宗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历史上长期“抽血式”的发展对于地方的积累作用很小。由于产权制度不清晰、法律制度不完善、市场规则不健全［23］，实际经济运行中资源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权都很容易诱发腐败、寻租或掠夺式开采。
（3）“挤出”效应。资源财富的“挤出”效应表现在资源带来大量收入，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以补贴形式被非正当地用于幼稚产业或社会回报率较低的产业。资源产业的“挤出”效应则表现为资源产业的发展及其高收入容易导致制造、教育、R&D以及基础设施等其他产业投资不足。“挤出”效应最显著的特点是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忽视教育投资、高素质人才外流，自然资本逐渐挤出了人力资本，从而也丧失了现代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
（4）区位和交通因素。在中国，区位和交通运输条件也是解释资源诅咒带来的地区差距的原因之一［8］。资源较贫瘠的地区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优越的地理位置是这些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资源丰富的山西、陕西、云南等大多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交通条件不便，竞争力不强，使其资源优势消失。
4 结论与讨论
20世纪以后，资源丰富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现象引发了国内外大量在国家层面对于“资源诅咒”理论的探讨。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资源诅咒”在中国区域内部之间仍然成立，耕地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和森林资源都表现出了“资源诅咒”的特性，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是“资源诅咒”最典型的区域。“资源诅咒”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很多现象：
（1）中国的区域经济差距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始终存在着区域差距。改革开放以来，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由于遭到“资源诅咒”，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呈现扩大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受资源禀赋限制，还受劳动力、资金、技术和市场等多种条件的影响。尤其是技术进步的替代作用，资源流动成本的降低和东部地区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更加剧了西部地区资源优势的丧失。遭受“诅咒”的地区要摆脱“资源诅咒”，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就要努力提高资源利用和转化效率，提高资源占有水平和技术水平，延长资源产业链，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努力降低对资源本身的依赖性。
（2）中国面临的矿业资源城市的问题。目前大量资源型城市资源枯竭后的转型振兴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证明，我国的资源型城市并未避开“资源诅咒”规律。例如，大量矿业城市表现出对矿业高度的依赖性，资源的存在是工业区和城市存在的基本条件，资源的储量、品位和禀赋直接影响着矿业城市主导企业的效益与生命周期。伴随矿业由兴到盛再到衰的演变轨迹，单纯以矿业产业为支柱的矿业城市也必然要有着相似的发展轨迹。本文研究表明，东北地区是西部地区之外另一遭受“资源诅咒”最为集中的地区。在东北振兴和其他地区资源型城市发展和转型过程中，考虑如何避免“资源诅咒”将是一项长期任务。
（3）资源诅咒下“资源丰富―区域贫困―生态脆弱”的恶性循环。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同时多数也是生态脆弱地区，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粗放利用导致区域可持续性丧失，加上区域发展基础尤其是交通设施等的薄弱，出现了所谓的“代价型贫困”或者“富饶的贫困”现象，最为典型的如云南昭通地区、陕西榆林地区等。资源丰富、经济贫困、生态脆弱三大特性的叠加循环作用很容易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引发“资源诅咒”。
受限于数据的可等性，本文仅以省域面板为单位计算，如果能以县为单位进行资源丰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检验，无疑将更具说服力。此外，世界上仍然存在挪威等成功避免“资源诅咒”的国家，总结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并结合中国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的国家战略，消除资源诅咒的对策，需要今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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