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族团结进步中“进步”的认知与现实价值审视/严庆//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34～38
多元聚一：民族工作三维度/马英杰//广西民族研究，-2016，（3）.39～47
国家整合视角下印尼亚齐民族分离问题研究/周俊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8～25
津巴布韦殖民时期的土地剥夺、种族隔离与民族反抗/沈晓雷//世界民族，-2016，（4）.1～14
经济社会转型中民族问题的治理逻辑/曹爱军//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26～31
拉美区域民族主义的历史嬗变：民族认同与多元表达/李紫莹//世界民族，-2016，（4）.22～28
民族地区政治参与机制的扩散效应研究/张宸珲，何丽娟//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4）.71～73
民族区域自治立法权与一般地方立法权的关系：以“优惠照顾理论”范式为视角/沈寿文//广西民族研究，-2016，（3）.48～54
民族区域自治与因俗而治/马经//云南社会科学，-2016，（5）.112～116
民族团结视域下云南藏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实践经验与启示/张应华，李康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32～37
区域协同与跨域治理：“一带一路”中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张立国//广西民族研究，-2016，（4）.43～49
新常态下民族工作的实践主线：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之一：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四/杨昌儒，柏友恒//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 1～05
新常态下民族工作的制度保障：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六/董强，盖守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12～20
新常态下民族工作的主题宗旨：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五/刘吉昌//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 6～11
意大利南蒂罗尔地区自治的实践与挑战/袁剑//世界民族，-2016，（4）.29～37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基层社会自治体系及其现代治理启示/贺金瑞//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5）. 5～10
二、 理论研究
传统人类学发展理念述论/朱凌飞，高孟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5）.72～78
从游离到复归：我国民族文化传承反思/保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4）.110～115
“大国崛起”与人类学应用实践：基于英美经验的反思与启示/潘天舒//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4）.12～16
反思化约主义思维：关于经济因素在民族问题中地位的思考/侯发兵//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4）.13～18
公共人类学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陈兴贵//广西民族研究，-2016，（3）.86～93
权力、阐释与自我的追寻：民族志“主体”三种类型论/杨雪//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07～12
人类学、医学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访凯博文教授/涂炯，张文义/问，凯博文/答，程瑜/校审//思想战线，-2016，（5）.04～09
人类学的问题意识与回归活态的文化：附记刘新教授的五次人类学系列讲座/赵旭东//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6，（3）.30～44
日本民俗学者岩本通弥教授访谈录/毕雪飞，[日]岩本通弥，施尧//民俗研究，-2016，（5）.21～26
社会性别视角下“女性照顾”现象研究： 对农村唇腭裂儿童照顾群体的访谈/杨生勇，谢洪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15～119
神圣与世俗：人类学仪式与社会研究/刘涛//青海民族研究，-2016，（3）.54～59
试议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和内涵/菅志翔，何俊芳//青海民族研究，-2016，（3）.70～74
同姓联宗类型研究： 兼论族群认同视野下的联宗/张勇华，周建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5）.27～33
推进我国民族理论发展和民族工作创新的“两辆马车”：金炳镐、马戎关于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辩论之辨析/刘吉昌，吴钧//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6，（3）.54～64
也论族格：从“天赋人权”展开/朱俊//广西民族研究，-2016，（3）.55～64
依法治国视阈下“民族平等”理论内涵新探/徐磊//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4）.8～12
质性研究的方法论再反思/应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59～63
中国民族志早期实践中的主体建构：基于《江村经济》《金翼》的分析/何菊//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13～19
主体民族志与当代民族志的走向/刘海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2～06
主体民族志与民族志范式变迁：人类学学者访谈之七十九/徐杰舜/问，朱炳祥/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39～44
族群认同、族群认同变迁及族属标示及认同/袁同凯，朱筱煦，孙娟//青海民族研究，-2016，（3）.33～37
三、 社会、文化及其变迁
城市化过程中家庭的变化/[日]岩本通弥著，施尧译//民俗研究，-2016，（5）.5～20
城市转型中的老字号、老商街：首尔与北京的比较/张继焦//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4）.17～20
川东、北部墓葬碑刻中的龙纹饰与四川丧葬民俗/肖卫东//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4）.53～56
传统民俗复兴的文化乡愁叙事：以上海浦东三林镇为例/游红霞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72～76
从“桃姑”到“哈妹”： 京族妇女文化角色变迁的人类学考察/戚剑玲//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5）.86～91
从祭祀仪式到表达反抗：防风传说的民间性转化/夏楠//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77～82
村规民约与藏区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基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田野调查/贾伟，李臣玲//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4）.16～20
村落文化场域中的濡化机制：海努克人的群体、仪式与口头传统/热依汗古丽・依玛木//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4）.61～65
“村落自治”中的国家：日本宫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的田野调查/李晶，红英//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46～56
地方认同与族际关系的仪式表达：青海三川地区二郎神祭典仪式的考察/刘目斌//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5）.17～23
《滇省夷人图说》中的婚俗图像解析/刘星雨，苍铭//广西民族研究，-2016，（4）.81～87
断裂与接续：撒奇莱雅族正名后的族群维系与文化重建/郑伟斌，王宏涛//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5）.11～16
俄罗斯非穆斯林地区居民的伊斯兰教印象：基于阿穆尔州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李昕，[俄]E.A.Bopoнкова//世界民族，-2016，（4）.77～86
“公共的但不文明”的空间：乡镇敬老院“规训”的在场： 基于山东省H镇敬老院的个案研究/刘林，豆书龙//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5）.34～40
惯习区隔与政策壁垒：北京市公立学校随迁子女文化融合困境的人类学分析/何颖//广西民族研究，-2016，（4）.19～25
国家认同视阈下越南骆越文化的研究流变：以对“安阳王建瓯骆国”史料解读为线索/周智生，杨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38～45
哈尼族聚居区的哈尼族与汉族居民相互文化适应研究：基于云南省金平县马鞍底乡的调查/赵永乐，何莹//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06～113
哈尼族青少年的文化适应及其心理效应/胡发稳，李丽菊，荀利波//广西民族研究，-2016，（3）.94～104
海南渔民《更路簿》的时代考证与文化特征/夏代云，牟琦，何宇阳//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54～59
花亡配婚：广西南宁地区的冥婚：兼与香港、台湾冥婚的比较/吕永升//民俗研究，-2016，（5）.146～157
基于大众文化视角下少数民族电影的变迁/王埃亮//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121～125
基于非遗名录统计分析的少数民族曲艺保护与传承研究/刘琪，王月月//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6，（4）.59～67
吉林省40个城乡社区老年产业营销服务状况的调查研究/杨怀印，边浩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14～118
老字号的空间嵌入性：香港甄城记糖果公司的个案研究/高崇//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4）.21～25
流动文化与教育塑造：对城市随迁子女学校教育状况的人类学研究/冯跃，周宜，马敏//广西民族研究，-2016，（4）.10～18
蒙古族萨满教的历史文化根源/包桂芹//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5）.24～27
民族村寨传统饮酒仪节的现代旅游体验模式研究/赖斌，杨丽娟//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4）.135～141
民族地区农户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影响因素评价研究：以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为例/黄朝明，董友琴，李泽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5）.18～26
民族嵌入式社区建设实践的理论思考：基于云南大理关迤社区的调查/杨刚，李若青//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5）.47～50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蒙古族穆斯林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调适与共存/乌小花，郝囡//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33～37
宁夏兴泾镇回族的割礼仪式解读/周晶，陶瑞//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5）.28～31
青海牧区民族社会工作实践研究：以青海湖南岸ZQH村为例/乔益洁等//青海民族研究，-2016，（3）.75～79
“人本文化”的口头表述和行为实践：彝族火把节的文化人类学透视/李祥林//广西民族研究，-2016，（3）.79～85
萨满文化的动漫化保护和传承/宗世英，王礼华//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164～168
陕北传统民居浅析/马本和，宗千翔//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144～148
“圣物”与“商品”之间：青海热贡唐卡交换二重性特征的人类学分析/李元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5）.5～10
天水人的人文特征：西北汉族族群研究之三/徐杰舜//青海民族大学，-2016，（3）.1～6
文化数字化保护视域下藏族民间舞蹈研究：以藏族锅庄舞为例/冯涛，毕研洁//青海民族研究，-2016，（3）.181～184
我国主流宗教观的历史变迁与当代革新/牟钟鉴//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4）.19～24
西南民族地区农民生计方式的变迁与演进：基于乌江流域穿青人的视角/熊正贤//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00～105
湘鄂民族地区传统村落发展的实践与思考：以龙山县捞车村和来凤县舍米湖村为例/姜爱//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4）.11～15
新疆离婚人口变化及其地域、民族、城乡差异分析：基于第四、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肖建飞//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131～143
新媒体背景下民族地区文化传播的困境及对策：以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为例/王建华//青海民族大学，-2016，（3）.19～25
酉水流域摆手舞文化的和谐共生/莫代山//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5）.60～64
中国与非洲：能否跨越制度与文化的边界：基于某合资玻璃厂的工商人类学考察/徐薇//青海民族研究，-2016，（3）.43～48
中原地区婚俗变迁初探：以河南开封尉氏县L村为例/纳日碧力戈，马静//民俗研究，-2016，（5）.117～124
主体民族志研究：布与贵州苗寨的当家女人/简美玲//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27～38
走出国门的中医：以针灸在美国近十年发展趋势为例/景军，崔佳//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4）.26～31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断裂与冲突：马来西亚华人穆斯林身份转换的现象和本质/马进，王瑞萍，刘建宁，周芳//世界民族，-2016，（4）.55～62
作为研究视角的“社”信仰：以广西龙江流域村落历史及祭祀习俗为个案/覃慧宁//广西民族研究，-2016，（4）.88～96
四、研究动态、综述与书评
从渔业社区到海权问题：国外海洋人类学研究述评/赵婧D，张先清//广西民族研究，-2016，（4）.74～80
德国的纳西学研究学术史略/杨福泉//思想战线，-2016，（5）.48～54
动情的观察者与历史感的抒写： 对铁穆尔文集《苍天的耳语》的人类学阐释/巴战龙//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5）.77～85
国内外学界对埃及科普特人问题的研究/彭超，陈天社//世界民族，-2016，（4）.104～110
将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2016年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座谈会纪实/周大鸣，高丙中，范可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4）.47～58
近年来我国回汉民族关系研究述评/闵文义//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5）.42～46
近三十年来美国犹太人的社会性变迁/孙晓玲//世界民族，-2016，（4）.87～94
摘 要：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的相互关系着眼，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进化论的渊源。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认知论基础上，通过进化论与文化相对论，单一历史与多元历史等相关的理论的并置，从人类学的视野里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进行反思。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发展论；进化论；认知论；相对主义；多元历史
作者简介：覃健；出生年月：1981.10.01；工作单位：广西外国语学院；职称：助教； 学历：研究生； 研究方向：外国文学，比较文学，文学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5-0236-02
在社会学史上，马克思是一位伟大而卓越的社会学家，被称为西方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他从批判的视角出发，建立了他的社会发展理论，这已为大众所熟知。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20世纪末、全球化浪潮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击着世界各个角落时，卡尔・马克思名字再次出现。当代全球化运动可以视之为肇始于19世纪甚至于更早的工业革命时期，而最早在理论上把握这一社会事实的社会学者就是马克思。一定意义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全球化语境下的社会发展理论。他从“世界史”的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历史的全球化性质，论证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途径，指明了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人的自由解放。
时至今日，在人类同处地球村，全球普同化时代里，也提供了对马克思理论范式重新审视反思的契机。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多的是响起了地方的边缘的声音。多元文化的兴起，使得人类对自身文化，社会，历史的发展保持了更多的尊重和关怀，对人类存在的多样性也变成了对人类和谐的一种理想追求和价值核心。正是基于此，笔者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理论以一种人类学反思认知论的思考方式来重新审视，借以此来更好的正视我们今天的处境。而这一处境既是关于现代中国这样的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关系着整个人类世界的。
一、社会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
如果我们恢复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我们必然要关注到19世纪发生于英国，随后却影响世界影响整个人类命运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当然是要提到当时的博物学家达尔文先生周游全球而写下的恢宏的著作《物种起源》。正是这一本书，开启了人类对人类自我成为一个类的整体来思考历史。从此以后，人类的发展从人种学上，遗传学上得到了自然科学的证据，以此证明人类作为共同一个类的群体于自然之中进化而来。人类是自然之子，人类并非是神创而来。这一自然之子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和环境做斗争。正是在这一个与自然的调适斗争过程中，逐渐与其他动物产生了分化。达尔文自己把《物种起源》称为“一部长篇争辩”，它论证了两个问题：第一，物种是可变的，生物是进化的。当时绝大部分读了《物种起源》的生物学家都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进化论从此取代神创论，成为生物学研究的基石。第二，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动力。
【关键词】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创新
【作者】陈英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1-0066-007
理论是学术思想的最高形式。理论创新是科学发展的本质特征，当然也是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本质特征。人类学民族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与许多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它本质上的“跨学科性”，当然不可避免地分化出一些独立研究领域和共同研究题材的分支学科，这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认识论的必然，其理论创新，作为学科构建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从现存的理论和今后各分支学科的发展趋势上去考虑。
一般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体系包括基础理论和一般理论两个方面。
基础理论涉及人类学民族学定义；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其他相邻学科，如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与人类学民族学关系的理论；人类学民族学其他分支学科，如历史民族学、考古民族学、经济民族学、社会民族学、政治民族学、语言民族学、地理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构建及其同人类学民族学主体学科关系的理论。另外，还有人类学民族学学科体系建设等其他理论。
一般理论涉及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理论；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制度和家庭婚姻理论以及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形成、发展、变化的理论和观点等。
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分3类：一是宏观理论，如人类学中的进化理论、传播理论、功能理论、结构理论；二是中观理论，如人类学中的婚姻家庭理论、亲属制度理论、国家形成理论；三是微观理论，认为一个归纳经验现象，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命题就是一个微观理论。
以上这些理论归纳起来，有些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少数则属于自然科学。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或是处于两个学科的交汇地带；或是相关学科外延部分的交叉、渗透或融合，构建起一个学术共同体，一直支撑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重点研究：对社会制度的研究，对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的研究，对的研究，对社会文化的研究，对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对种族的研究，对民族分布的研究，对民族迁徙、相互同化、相互融合的研究，等等。
近些年来，由于人类学民族学基础理论的支持，其研究方向逐渐转向新时期的社会热点问题，诸如新时期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民族地区儿童和青少年研究、农民工城市化和市民化研究、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研究、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边疆地区民族研究、少数民族权益研究、少数民族女性研究与性别文化研究、少数民族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民族地区戒烟和艾滋病防治研究、民族地区突发性事件的应对机制及重大灾害后重建研究、周边国家民族问题及国外民族志的研究等。对于上述研究，我们不应该把它仅仅看成是传统研究的惯性延伸，而应该看做是一些学者在不脱离人类学民族学的主要旨趣――描述文化现象和理论诠释的同时，致力于推动人类学民族学的专业知识应用于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这当中触及到一些分支学科的文理交融，是加强各学科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思考和解决方法，改变学科分割状况，鼓励以问题为中心打破学科壁垒和解决跨学科问题的最佳路径。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在引领社会变革及推动自身理论创新的要求亦显得更加突出，尤其是跨学科互用互证地融合创新已成为促进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发展的新路径。
面对本学科及相邻、相近、相关分支学科的大量新旧内容，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认识、掌握、提炼，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有学者指出，人类学民族学学术创新包括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观点创新。笔者认同这种提法。笔者以为，理论的形成与学术的发展呈反哺作用，两者的完善与发展是相辅相承的。理论的产生要做到逻辑上的自洽，尽量减少内在矛盾，并能够提供新的解释力。而目前的人类学民族学一般理论和基础理论都显得跟不上时展的要求，这表现在有些基础理论阙如；有些理论研究与应用分割运行；有些理论套路简单。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学民族学推进自主理论创新，妨碍学科理论水平的提升及学术实践的可持续发展，举以下3个例子为证：
例证1：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缺失在讨论这一问题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形形的哲学定义，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爱智义、逻辑义、世界观义……。爱智义在古希腊意味着“爱智的学问”，是指通过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追思”，以获得智慧；逻辑义是狭义的哲学概念，古希腊亦称“逻各斯”；世界观义则是19世纪通行的“哲学就是世界观”的说法，这种说法今天依然根深蒂固。哲学与世界观看起来有差别，但关系密切，必定回避不了“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这一命题”。随着时代的演进，当今“哲学”涵盖宽泛，大致分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其功能也有所不同。中国哲学重视对人生观和宇宙观的感悟与塑造；西方哲学关注思辨精神，主流坚持逻辑分析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归属和指向而言，与现代哲学发展走向具有高度的契舍性，它注重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其基本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总体上说，哲学作为人类自我意识的宏观大理论，其特有的存在方式及其对“事情”判定方式的独到之处，体现了人类思维的超越性追求，根植于人的反思、批判与超越本性。从这种意义上讲，哲学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既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精华，也是一个民族理论思维的基本内核，它的秉性之一就是对时代主题给予关注，以便在理论与实践的思辨性竞合中修炼、提升合理的判断。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上个世纪初，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们在量子力学创立过程中对其原理和方法论方面所涉及的“物理实在”、“自然的因果性”、“空间和时间”以及对于观察与理论之间关系的理解等问题的争论，也已经不单纯是从物理学的角度，而更像是一场哲学争论。科学巨匠们如此这般地执意将物理学研究延伸至哲学领域，恰恰说明是其研究的内在需要。自然科学领域况且如此，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我们社会科学更离不开哲学。特别是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和国情的要求。应该看到，当下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同样活跃，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思想资源的挖掘及其当代意义的阐释相当热门。
对于人类学民族学而言，笔者以为，哲学是魂，人类学民族学是根，没有哲学思想内涵的人类学民族学是不存在的。应该看到，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散见于我国人类学民族学学术体系中，其思想资源主要是通过对社会生活各种现象的观察与研究，去发现其本质和规律，为研究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方法论。今天，站在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结合人类学民族学现实问题的研究重新温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自然会有新的视角和关注点。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人类社会纷繁事项方式相比，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些理论、概念、问题等一般具有直接的现实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具有基本的概括性，是对多门学科的再抽象。可以说，人类学民族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是现实与思想的对话。如果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推导、验证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使其哲学化，不仅能够使人类学民族学整体特质随之丰盈，还能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视野，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提供启发，同时也能够以此作为切入点，一方面反思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发展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超越困境提供思想储备，以便更好地拓展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使其发展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由此而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如果能够努力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学派，用人类学民族学哲学构筑人类学民族学的学术思想基础，并由此构建起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理论原点①和研究的逻辑起点②的学术平台，并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范式，对于人类学民族学今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更需要哲学的直接介入。从认识论层面，人类学民族学注重实践，往往以问题为先导而缺乏抽象的说明作为其研究的核心或主题；从方法论层面，人类学民族学追求实证、量化标准而遑论自身的理论问题。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如果能够从上述两个层面上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发挥其对人类学民族学在概念、意识、规律以及与其它学科的同一性等问题的澄清作用，其原则上所要求的是持续地置理论于鲜活的实践之中，并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地吸收新的经验，以便更新理论，而不是简单的看成是纯粹理论概念的演绎，不失为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操作层面上的科学化提供了重要途径。这既存在着构建一个新理论体系的学术需要，也存在着解决工作中碰到问题的实际需要。换言之，人类学民族学哲学兼具实践价值和评判功能，其主要特征应该是：通过一些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的研究，致力于发现规律性的认识；提供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和实践进行哲学反思的平台，探讨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主要功能；以期对人类学民族学的逻辑、方法、模式的探讨，构建一种实践理论的可能与边界；增加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实践的理性重建，展示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基本旨趣；坚持对人类学民族学的实践、经验、理论、假设等给予评价，并为这些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则是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的研究目标。只有这样，才能整体提升我们的学术境界，深入探讨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规律与趋势，基本了解人类学民族学基础理论的形成与演变，尽快厘清人类学民族学的概念界定，不断追问人类学民族学的时代背景和哲学背景。这对于推动哲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的因果关系问题的思考以及保持传统人类学民族学的思维风格也极具积极意义，它既能使得我们研究中思维线索清晰，也能清除我们实践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还能在人类学民族学调查与研究中转换视角，不断地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研究范式，使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在这一点上，我曾在《民族学通讯》第122期上，就民族学哲学的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等做过提纲式的刍议。
例证2：“田野调查”研究范式老化“田野调查”是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产生的基石，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也应该在田野调查中得到提升和总结。
真正的“问题”来自于社会矛盾。作为一名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要注意“问题意识”，面对的问题是现实的，回答问题的方式是理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尽量长期在一个地方进行实地调查，尽量融入到当地社会，与不同阶层、性别、年龄、信仰的人群接触，对关注的事项进行观察与思考，详细了解一个地方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以“非我”来论述“我”，这是人类学民族学的优势所在。但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是，我们虽然没有脱离田野，可我们的田野实践并没有真正实现由民族调查向人类学民族学调查的转变。例如，当今的“田野调查”，有些还在沿用当年那种对特定民族做叙事式描述的研究模式，它所呈现的主要是纯粹的“客观”描述。少数研究成果甚至还在“炒”《五种丛书》的研究体例，在先前老课题的模式上兜圈子，有意无意地让人看出一种抄袭的游丝，这种没有创新的陈陈相因，对学科发展没有多大补益。还应该指出的是，有些田野的研究时段基本上属于历史学的研究问题――“过去”，只注重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强调事件的历史性。过多地采用文献和历史考证方法研究问题，引用现实田野素材非常有限。而当代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除了非常注重尝试对现实现象进行的客观性说明外，还非常注重文化的“深描”及意义的阐释，总是对现实变化中的人与事怀有浓厚兴趣，常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突破自身的研究手段，来认识当今社会的文化及其变迁。例如，20世纪50年代之前，人类学民族学家只关注有边界的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系统，“民族”是其最主要的研究单位。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逐渐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现代化元素涌入我国乡村社会。由于市场因素渗入，农民们挣脱了土地的束缚，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模式及农民的价值观念迥异于过去。现今农村问题的落脚点并不是生存问题，而是发展和消亡问题。从农村城镇化发展速度上看，多数农民“田夫野老”式的生活方式将从“田园时代”进入“都市时代”。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可能会达到70%。那时的“田野”，或被称作是“身边的田野”，而现在的“田野”，或被称作是“远方的田野”。
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学民族学出现了质疑田野工作中的时态性、客观性与科学性的声音。我们应该承认，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成果的质量考量，除了同田野工作时间的长与短、调查地点的生与熟、观察事物的粗与细，以及撰写者对问题的认识水平有密切关系外，方法论上也存有重要因素。可以认为，“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跟不上时代要求，其研究成果的偏颇之处在所难免。简言之，“当前的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方法除了一般方法外，还包括建立范式”。所谓“范式”，从本质上讲是包括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的研究模型，它是研究问题、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所使用的一套相对固定的分析框架，是由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它已成为近几十年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概念。“范式”在库恩那里，是一个内容丰富、包括了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科学工作者所共同信奉和共同遵守并奉为圭臬的重要科学原理和科学方法。然而，我们还是知道了以牛顿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一次革命，即从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范式转变到伽利略――牛顿范式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科学界，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也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学术规范和理解范式，它的研究范式应当随着某些问题的探讨而不断变换模式。因为，田野调查往往是对同一问题研究视角的不断变更，更是对不同相关问题的连续探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调查的深入，我们就会发现，当一种研究范式持续到一定阶段已经欠缺完善，必须探讨、表征新的研究范式，这不仅影响到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也影响到田野调查新的理论范式的产生。由此而论，要想摆脱前人窠臼，更新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理论范式，首先应该在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研究范式上不囿于以前的框架，在不断地借鉴和融合现念及其他成分的基础上，实现自身伦理的提升与优化，尽量用新的研究视角思考问题。因此，在研究范式上，除了通过深入参与观察特定人群，俗称“蹲点”来获得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实证性研究外，还应该尽量掌握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后实证范式中，研究方法多以量化分析为主，其理论依据为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人类学民族学应该更多地使用“定量方法”，在以往文字叙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定量数据的收集（如人口普查、问卷式调查、成绩测试），采用移动、多点、多元的田野调查方法来横向比较社会人群中的差异性，也可以采用广泛用于社会科学中的“多方验证法”，尽情地表达人文思考。
例证3：生态人类学研究重心还需强化“生态”一词最早用于人们对生物学领域的研究。50多年前，西方国家就提出了生态德育，如今已步入规范化和系统化阶段。学界关于生态的探讨在哲学、史学、法学等领域也从未停息，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生态学作为生物科学领域中的子科学取得了快速发展。生态学研究的对象是生物个体、生态系统、生物种群等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其分析原理和研究方法早已被各门科学所采纳，有些已成为某些学科发展的新路径。在生态学方法的推动下，一些新兴学科，如生态经济学、生态心理学、认知生态学、历史生态学、生态人类学等亦应运而生，有的渐趋成熟。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也成为经济建设中一项有价值的基本诉求，自然也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比如，为人们所熟知的我国生态经济学，始于上世纪80年代，30多年来取得了迅速发展。目前学界对“生态经济”的内涵存有3种不同的认识：①它是一种生态型的经济类型。②它是一种“生态与经济协调”的指导思想。③它是由生态学和经济学交叉结合形成的新兴边缘学科。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生态经济学这些理论是为“生态与经济协调”这一生态经济学核心理论的建立和“生态型经济”的实现提供理论基础和具体实践的一种居于领先地位的理论和理论体系，正在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还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一些关注生态政治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学者开始认真发掘马克思主义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自此，较为活跃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异军突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探讨生态问题时，有别于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强调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工具来解决当代生态危机，比西方其它绿色思潮具有更大的优势，其理论的侧重点不仅仅停留在人与自然辩证关系层面，而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升至人与人的关系层面及社会制度的层面上来研究分析。他们明确宣称自己的生态学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只有诉诸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然而，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这就决定了他们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生态问题的所有努力是很有限的。尽管如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讨还是对我们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马克思现代性理论和推进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迪作用。
从以上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到，生态经济学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都有各自的研究重心和较为完善的理论框架。相比起来，虽然源于西方并已拥有150多年历史的人类学于20世纪初被引入我国，在当时就已经开始了对社会关系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并于20世纪60年展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可现有的理论还存在着短板，除了引用目前比较主流的基本理论“二元制衡论”，认为：从终极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存在所导致的生态问题，都是地球生命体系与人类社会两大体系并存、互动、延续、派生的结果。除此之外，余下的有关理论则显得有些庞杂，或是明显缺乏主导性理论，或是基本理论存在偏颇。就好比盛行于20世纪50年代的由美国学者J・H・斯图尔德借用生态学的研究视角及方法提出的“文化生态学”，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学者赞同他的主张，转而采纳了文化和环境可以互动的主张。
有学者认为，目前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可以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文化，另一块是生态；或者分为三大块，一块是思想观念，一块是社会结构，再一块就是生态环境。可见生态研究的学术地位。对于这样一门人文学科，厘清其学理，关系到学科的基本定位和未来发展，而目前我国生态人类学需要认识的问题是：能否凸显学科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学科本位意识与学科融合趋势的张力中，深入到人类学与生态学的交汇地带，在学理上构建起新的理论框架，真正认识到，生态观念来源于神话传说、、禁忌习俗、乡规民约、习惯法、生产方式等文化形态；认识到，生态人类学是研究生态文明及生态文化发展和生存规律的学科。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有以下两点愚见：
其一，就“生态文明”而言，对其重视并展开研究，标志着生态人类学在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彻悟。“如何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关键在于实现人类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关涉到如何看待生态文明的本质”。单从生态价值观来说，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虽然存有对立或差别，但它们都把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和重建看做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而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恰恰也是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问题。笔者以为，我国生态人类学要超越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确立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用生态有机整体意识的思维方式来指导研究，启发人们以生态整体利益自觉主动地限制超越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物质欲求；在探寻人类充分享有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的同时，提出保障自然资源合理开发的建议或意见，努力把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的观念变成人们的价值追求。为此，其研究重点或理论侧重点应该放在生态价值观视域下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的“文化”现象和由此而产生的后果等问题上。应该承认，生态文明意味着经济增长和生态改善并重，当然是一个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但对于生态人类学而言，生态文明是其研究的重心。生态文明从文化历程上考察，是人类获利于自然和还利于自然过程中的文化表白，这种文化介入是自觉或不自觉进行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在审视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探究生态文明现象，使其促进更新生态文化，达到人与自然始终保持和谐统一。例如，发展生态农业是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点。生态农业中的“文化因素”应该是我们学术上所关心的内容，从这方面展开研究，既可以少有疑义地证明我国生态人类学学科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又可以以此为基础，加深对生态人类学基本概念的理解和基本理论的挖掘，不断梳理和拓展我们的研究空间，使生态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二，从“生态文化”角度讲，文化生态学作为人类学生态研究的发端，同时也就有了人类生态学研究的意义。“从文化生态学到生态人类学，标志着人类学的生态研究，从人类主位到人类与自然互为主位的变化……。在文化生态学时期，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人类与自然的互动，是以人类文化为主位的互动。到了生态人类学时期，这种互动就成了双方互据主位、互为主体、互为主导、互为宗旨的一种平衡的共生”。笔者以为，无论哪个时期，文化本是人类与非人动物之自然生存状态的超越，而人与自然则具有“社会的人”和“自然的社会”双重属性。作为“社会的人”，不论怎样，文化因素始终决定其在生存中的主导作用。作为“自然的社会”（可以理解为纯自然和社会两者的结合），亦离不开社会文化的渲染。也就是说，无论是人类保护自然，利用自然，还是破坏自然，自然界一经人类参与立刻就被打上“文化”的烙印。自然界中，人的存在是社会发展各种条件所依托的根本，由此所产生的各种文化是人与自然界发生效应的各种行为。“文化”从另一个角度讲，是一种传统的存在，是知识、认识引发人类行为的含金量，人类生活中面对自然的一举一动都应该看做是文化的传承。例如，举世闻名的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境内的龙脊梯田，上溯元代，下迄清朝，是当地民族生存意愿和共同文化心理的集中表现，堪称稻作文化的典范。谁都知道，它并非是原生态自然景观，而是人化生态的悉心再造。龙脊梯田除了核心内涵是以水稻种植为手段，提供人们粮食为目的之外，所折射的人类在经年累月劳作过程中不断积淀形成的文化形态，就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了。对此，我们不想追随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文化决定环境”观点的骥尾，只想从生态人类学角度认证：人与在人类涉足下的自然界仍然是一种非平衡的共生，即使存在着平衡共生，对于宇宙运行而言，也是暂时的平衡，它的被打破，有时作用于带有人类文化色彩的行为；有时作用于大自然对生态本源的影响。由此证明，“人类带有文化色彩的行为”不仅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命题，也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之一。因为，“人类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破坏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人的‘无限性’和‘绝对理性’支配下的社会发展方式和发展理念”。我们要从生态的角度研究“人类带有文化色彩的行为”，重点审视其在人类生态危机中深层次的文化因素，深挖其研究视角中“与人有关”的现象。只有找出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耦合运行的文化特点，才能真正克服人与自然的矛盾。
作者：王建民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云南大学民族学专业设在人文学院，社会学专业设在公共管理学院，民族研究院则设有人类学博物馆、民族学研究所、人类学教研室;民族学和社会学作为云南民族大学有特色和优势的学科都设在人文学院，分为民族学和社会学两个系。贵州民族大学2009年12月将原社会发展学院的社会学、社会工作两学科专业与原民族文化学院的民族学、历史学两学科专业合并成立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但专业依然是分设的。一些省级社会科学院中也分别有民族学和社会学两个研究所。近年来，虽然各大学和研究机构有学科调整，但基本格局未曾改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分设机构的情况更频繁地出现在近年各大学机构扩展的过程中。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全国著名高校先后建立社会学专业及研究所，今年又纷纷建立人类学研究机构。抗战之前，在大学中，除了南开大学存在一个1923年开设但仅延续两年左右的人类学系，清华大学有一个寿命只有几年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系之外，并没有其他以人类学、民族学命名的专业系科。抗日战争结束后，伴随着美国学术影响的扩大，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逐渐被更多人所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自1947至1949年先后批准暨南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建立人类学系，台北大学也建立了考古人类学系。如果再加上1944年建立的与民族学有关的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的边政学系，全国专业系科中设有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也并不多。在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因为研究力量的局限，将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这些关系较为密切的学科置于同一研究机构中的状况更为常见。如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曾一度建立社会学与人类学系，不久，因主要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史禄国等教授离校，又复名为社会学系。更多的社会学系当时并没有挂上人类学或民族学之名，但通常都要开设相关课程。对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的早期历史略有研究的学者都知道，除了上述人类学系和中央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外，许多人类学家在社会学系中工作，一些社会学家具有人类学倾向。若细数名单，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吴文藻、徐声金、赵承信、杨堃、吴泽霖、柯象峰、陶云逵、徐益棠、胡鉴民、伍锐麟、陈序经、林惠祥、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岑家梧、谷苞、胡庆钧、陈国钧、陈永龄等都曾经在社会学系中任教，在社会学系中或讲授人类学、民族学课程，或从事过相关田野工作，或撰写过相关论著。其中不少人类学学家还出任过当时一些著名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20世纪前半期，大学社会学系多开设有关于人类学、民族学的课程。如私立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社会组)课程纲要中列有社会基础、社会变迁、社会起源、社会进化、人类起源、民俗学等课程［3］。北方著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拉德克利夫－布朗访华前后，开设有吴文藻讲授的社会人类学、家族制度，赵承信讲授的社区调查，拉德克利夫－布朗讲授的比较社会学、社会学研究等课程［4］。
抗战期间，边疆民族问题引起了更多有识之士的重视，国民政府也在经济十分紧张的状况下，对边政研究给予了更多投入。当时设立的金陵大学社会学系边疆社会组开设的课程有民族学大纲(或称民族学)、边疆地理及人文地理(或设边疆史地通论)、中国民族、西南边疆、西北边疆、东北边疆等［6］。抗战胜利之后，随着人类学的扩展，不仅有人类学单独设系，类似课程在各校社会学系中也更为普遍。上述诸课程均是较为典型的人类学、民族学课程，从课程体系来看，尽管课时量不多，但基本上是从学科结构出发考虑课程设置，在课程内容上也体现了当时世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如吴文藻的社会人类学为社会学系主修学生的必修课程，具体内容包括导言与背景、文化的分析、文化的综合、文化的研究法等。“从社区着眼，以求了解中国之边疆民族及其社会文化;附带注意部落社区与乡村社区之对比。”［4］由于当时社会学系开设的课程多由国外引进，一些大学，特别是教会大学社会学系使用外国原版教材者较其他文科系为多。尽管外文教材多选取国外人类学、民族学名著，有利于更直接地吸收国际学术的养分，减小了与国际学术界的差异，但这类教材一是距离中国的实际太远，二是读者面小，影响了民族学的广泛传播。因而，从一开始，一些大学教师就试图编写符合本校学生要求、适合中国实际情况、包括中国资料的教材。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社会学组使用自编教材，1928－1929年度，在社会学原理、社会起源、社会进化、社会调查、家庭研究等有关民族学的课程教学中，都使用该校教授自编的教学大纲，并制定参考书［7］。时任该系教授的林惠祥由各国材料编译成《文化人类学》，1934年作为大学教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从物质文化、社会组织、宗教、艺术、语言文字五个部分论述，以包容文化人类学的各种材料，又以人类学总论作为导言，并加文化人类学略史，以说明各种重要原则及学派。当时，各大学社会学系多数较为重视实地调查，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学生经常参加各种类型的考察。在抗战之前，虽然许多学校的实地调查较为侧重于社会学方面，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等，也时常仅以问卷形式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所占比例并不算大，但也已经成为一些学生的自觉选择。许多教师注意要求学生联系中国的实际来学习和调查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平郊村的研究中，由系主任赵承信领导三、四年级学生每星期下乡两三次，由当地人作向导，逐户拜访，并编制表格，记录日记，搜集实地资料［8］。除学校组织的集体调查研究外，也积极鼓励学生利用假期进行调查。燕京大学学生陈礼颂在校期间选修了吴文藻开设的家庭学课程，他对于潮州村落社区的宗族问题产生兴趣，“全是吴师文藻循循善诱之功，并承他介绍葛(学溥)氏一书所引起的”，吴文藻“早就知道笔者(陈礼颂)籍隶潮州澄海县，同时又素知潮州宗族色彩浓厚，故此他便极力鼓励笔者趁返乡度假之便，不妨利用机会试做一次初步的调查研究。”［9］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一些人类学界的重要学者也在20世纪前半期到中国进行讲学。1935年秋，英国著名的功能学派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应吴文藻邀请，到中国讲学和访问。自是年10月起，用约一个半月的时间，在燕京大学开设了“比较社会学”课程，并主持了“中国乡村社会学调查”讨论班，其间有百余名学生研习这两门课程。当时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林耀华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的课程学习，并请他担任了其硕士论文的材料组织导师。拉德克利夫－布朗在中国讲学期间，“学生所有报告建议，氏皆一一指导，批评得失，鼓励学业”［4］。他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在中国研究，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住在乡村里;而且乡村是够小的社区，可供给一两个调查员在一、二年之内完成一种精密研究的机会”。并对怎样进行这种调查进行了具体指导［10］。拉德克利夫－布朗对功能主义理论与方法的阐发，在中国学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林耀华为欢迎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其到达北京前夕即写成《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近代社会》一文，在天津《益世报》副刊《社会研究》上发表，介绍了功能学派理论特色，并运用功能学派理论对中国近代社会进行了简略分析。林耀华当时已经受功能学派的影响数年，立意要下乡实地考察，抱着研究起始为实地工作，至终仍是实地工作的态度，对福建莆田宗族乡村进行考察［11］。得到拉德克利夫－布朗指导之后，林耀华又发表题为《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社会》的论文，以宗族、家族和个人为起点分析宗族社会，在不同层次的讨论中，运用了功能学派社区是各部分各方面互相联系的整体的观点［12］。他1935年写成了15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义序宗族研究》，由于学习中接受了功能学派的理论，论文形成阶段又受到功能学派代表人物的启发，表现出明显的功能学派的影响。结束了在燕京大学的讲学后，吴文藻陪同拉德克利夫－布朗，南下武汉、南京、上海、广州诸城市进行访问、考察，通过学术报告等形式与当地学者进行交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将当时中国社会学界的重要刊物《社会学界》第九卷作为纪念布朗教授来华讲学特辑出版，其中刊登了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四篇论文:《社会科学中之功能观念》、《人类学研究之现状》、《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和《原始法律》。吴文藻在该辑刊物上发表《布朗教授的思想背景及其在学术上的贡献》一文。1936－1937年间，吴文藻教授请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怀特(L．White)在燕京大学作长期讲学，以人类学及方法论为讲题。还曾计划请当时在国际人类学界已经显露头角的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人类学家萨丕尔(E．Sapir)、哈佛大学阿伦斯伯格(C．M．Arensberg)和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家弗思(R．Firth)等到燕京大学讲学。后因“七•七事变”计划中断。
尽管有人认为人类学属于人文学科或属于历史学科，还有人主张它是政治学科或科学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但大部分学者还是把它纳入社会科学学科中，被视为社会科学中的独立学科。由于人类学这样的学科地位，与同属社会科学的社会学学科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具备在研究中互相启发、互相借鉴的更大可能性。不过，在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关系讨论中有许多不同观点。法国社会学年刊派的学者曾经将民族学视为社会学的一部分，认为民族学是为社会学提供资料的，仅仅是一门叙述性的学科。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涵义最初非常广泛，有部分学者甚至认为社会学是人类学或民族学的一部分。1997年修订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目录上，在将民族学作为民族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之一的同时，把人类学调整置于社会学一级学科之下，作为其中的二级学科，与社会学、人口学、民俗学并列。2012年的目录调整经过激烈争执，依然维持了这个格局，并将目录扩展到了大学本科专业层次。这一举措反映了无论在学科分类还是在现实研究中，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学科的关系直至今日至少在部分学者心目中依然处于比较混乱或模糊的状态。从前文的讨论中，笔者也追溯了中国学科发展场景中人类学与社会学在20世纪前半期的密切关系。对此问题的深入认识和解释需要从以往对两个学科的关系认识的梳理和重新思考开始。20世纪前半期，一些中国学者就试图对社会学与人类学或民族学的关系进行梳理。林惠祥在《文化人类学》一书中认为:“社会学讨论人类社会的根本原则，而人类的社会的现象其实就是‘超有机现象’，既文化的现象，而人类学研究的也就是文化的现象。由这样看来，这二科几于全同了。所以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很多为同一人(如斯宾塞、萨姆纳、托马斯、哥登威塞等人)，而这两种著作也常相通，社会学中论‘社会起源’之处更完全是人类学的材料，而大学中也常将这两种科学合为一系。”［13］15－16当时许多中国学者的研究都涉及两个领域，不易简单地划定到底哪项属于民族学，哪项属于社会学。他们在这两个学科发展初期分工并不明确，往往采用兼容并蓄的办法，在学术实践中表现出交叉或相近关系，有时甚至是同一的。许多老一辈中国社会学家也是民族学家，研究的课题往往涉及两个学科，著作既被视为民族学杰作，又被列入社会学书目。杨堃也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前民族学和社会学是很难划分的［14］。在现代学科分类体系中，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相互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关联性。一方面，尽管民族、族群、文化、社会等概念均有不同，但民族或族群通常是社会的重要组成成分或社会概念，社会都是以遵循某种特定的文化观念的人类群体构成的。另一方面，所有民族或族群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中，文化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结果，是社会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说，被群体共享的文化观念和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在人类学传统中，在许多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文化的同时，也存在着兴趣在作为一个社会单位的社会之上的理论范式。“最初人类学基本上关注的是社会的性质:人类怎样开始互相协作，社会如何以及为什么随着时间推移而变迁。当历时研究的兴趣被颠覆之后，关注的是社会怎样被组织起来的，或者关注其功能。功能主义者、结构－功能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互相争论不休，他们对究竟应当强调个体间的关系，社会制度间的关系，还是个体占据的社会范畴间的关系不衷一是。然而，对社会的关注都超过了文化，在这样一种基本兴趣上他们是大体一致的。互动论者、过程论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如此。”［15］正如功能学派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也把他自己的学问称为“比较社会学”一样，这些理论流派常常被视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共同遗产。与此同时，我们又应该看到两个学科之间的差异。在学科初创时期，林惠祥认为:“⑴人类学的性质是历史的，社会学则为理论的。人类学是实地研究各种制度的原始状况而寻出相对的原理，社会学则就取这种原理，并广取别种社会科学所得的原理合并一处，而统论人类社会的全局。⑵社会学详究人类的‘结合’，即社会的生活;人类学则对此问题不过考究其原始状况，此外人类的物质生活、心灵生活都要顾到;至于人类的发生与种族的区分，全属于体质方面的，更和社会学无关了。⑶社会学常就文明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而论，人类学虽也涉及文明社会，然其研究多关于史前时代及野蛮社会。”［13］16吴文藻先生也主张，“文化人类学必须以代表原始人类的现代未开化民族的生活状况为范围”［16］。蔡元培曾在中国社会学社成立时发表关于社会学与民族学的演说，他主张社会学是研究现代社会的，但要知道现代社会的真相，就要知道其历史发展，研究“现代未开化民族”的民族学可以补助社会学［17］。至今不少学者对两个学科关系的认识依然与这些中国第一代人类学家并无二致。从学科的缘起上看，可以说这种见解不无道理。社会学是为了解决西方社会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后的社会问题而诞生的，而人类学、民族学的产生和早期发展则与西方向外殖民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西方某些学者在讨论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关系时，认为两者的区别是前者主要研究异质的、他者的社会，即“原始”、“落后”、“野蛮”民族，后者研究同质的、自我的社会，即现代社会、文明社会和西方社会;前者探讨的是过去或者现在的“过去”，后者研究“现实存在”。这种看法明显地带有西方民族学殖民主义色彩的烙印。然而，也应当认识到，将这种区分运用到中国之时，构成了一种新的隐喻，到了中国学术中，内地汉人社会被看成是现代社会，少数民族社会则成为原始社会的替代品。某一项研究在中国属于社会学，到了国外就列入人类学或民族学之中，由于西方社会学多侧重于研究本国工业社会，而20世纪前半期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则多研究异民族，中国和西方学者根据田野调查所作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研究著作到西方语境中，也被西方学术界理所当然地视为文化人类学著作。与此同时，在西方国家研究中国汉人社会的学者在这种学科分类系统下，在他们自己的体系中可能属于人类学、民族学，而这些人到了中国就可能会被称为社会学家。在中国学者的实践中，费孝通用他心目中更偏向社会学的作品《江村经济》，获得了马林诺夫斯基的首肯，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名著。而费孝通千里迢迢带到英国的他和王同惠一起搜集的广西大瑶山社会组织调查和体质测量资料，原本是他心目中更人类学的材料却被马林诺夫斯基否定了。另一本中国人类学名著《金翼》，是林耀华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利用作助教的余暇完成的。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是《贵州的苗蛮》，尽管主要是根据文献完成的，但更接近当时中国学者心目中的人类学。至于《一个中国的乡村———山东省台头村》的作者杨懋春在西方人眼中是一位人类学家，在中国学者心目中却是农村社会学家。这种将研究对象按照假想的等级进行排列的做法表现出西方中心主义在学科分类上的强烈影响，但似乎也表现出中国学者对于少数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认识立场，并可以说明国族主义影响下的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界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颇深。20世纪前半期，更多中国学者具有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愫，力求说明中国社会的性质，透过中国古代文化和边疆民族文化发展历程来论证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希望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能够为国家和民族贫弱状况的改变贡献力量。实证主义科学理念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类学理论取向因此在中国社会学界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响应，许多社会学家不仅乐意将相关知识加入到课程体系中，亦积极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田野工作。在“抗战建国”的政治动员之后更是如此。应当看到，至今这种学科关系的认识依然有一席之地，则说明对于这些学科研究对象仍然缺乏深入的分析和反思。有学者指出，在人类学、民族学界，主张民族学只研究落后民族，不研究先进民族;只研究少数民族，不研究多数民族，势必将民族学的手脚束缚起来，学科发展受到限制，甚至等于取消民族学［18］。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已经突破了过去的局限，将视野放在各民族和族群互动于其中的当代社会文化之上。而国内部分学者至今依然坚持只研究少数民族或以少数民族研究为主的策略，另一部分学者则采取更为包容和扩展的角度进行研究，加之学术理论和方法追求不同及对国际学术的认识差异，近年来国内人类学、民族学两个学科逐渐主动剥离或被动分离①。事实上，人类学与社会学学科之间的差异更多地表现在研究方法上。早期的人类学因为研究无文字社会，必须进行田野工作来获取材料，而在那个时候社会学家把时间更多地花费在图书馆里［19］。尽管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人类学、民族学学术传统被批评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人类学家更重视深入到作为他者的研究对象群体内部做以局内参与观察为特色的田野调查，研究程序的基础是记述细节和对被观察现象的解释，如果讨论涉及变量关系更侧重对为什么的讨论。社会学逐渐有了更多的实地调查，强调研究方法，甚至被刻薄地批评为“方法最讲究而结果最小化的学科”，主流社会学注重统计资料的搜集和积累，注意量化研究，以问卷和抽样调查为最常用的手段，以变量关系和根据统计学作出规律性解释为基本研究程序。不过，到了中国场景中，特别是在乡村社区，由于研究的限制，许多外国学者在对作为他者的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中往往更多地采用实地观察和访谈方法②，即使一些学科定位偏向社会学的学者也是如此。也许与研究方法的差异有关，学科分工有时也和城乡间的差异联系起来，研究乡村社会的因为问卷调查方法使用不易，往往需要调查者用类似结构性访谈的方式完成，而这多为人类学家。研究城市社会的大部分属于社会学家，研究中也更多采用问卷和量表之类的工具。近几十年来，国内外人类学、民族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于研究方法有了很大的突破，非主流社会学也有更多的人开始强调详尽的田野民族志调查，且经常被其他学科的研究工作者借鉴，受到整个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而人类学家开始使用抽样问卷调查，在研究中增加了量化分析，但以周密细致的田野工作为基础的描述性民族志资料仍然是其解释和理论发展的基础。由于人类学重视田野民族志调查，在田野工作设计，参与观察和进行深度访谈，民族志资料获取、整理和分析等方面都发展了不少经验，并通过民族学博物馆积累和展示世界各地民族或族群的文化。在研究方法上经过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角度的认识和分析，发展到对民族志的反思，强调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从宏观的研究方法来讲，人类学较多地采用归纳法，社会学在研究中多用演绎法。前者在研究时，往往把所研究的对象作为文化独特性的体现者加以认识，注意利用历史比较和跨文化比较方法找出异同，强调作为民族或族群特性的文化特征。社会学即使是进行小范围的、社区的研究，亦往往试图从个别中进行抽象，以求总结和认识至少是一定范围的共同规律或普遍社会现象。当然，这种方法上的差别只是相对而言，人类学家也有人更多关注共同性，社会学研究免不了对各种特殊性的认识。也许我们对学科差别的认识可以从研究方法扩展到研究的侧重点和角度之上。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劳德•克拉克洪(ClydeKluckhohn)指出，人类学和社会学都研究人类，但有各自的园地:社会学研究人类的相互关系，人类学则关注人类基本的解剖学和文化上的联系与差异［20］。在摒除了研究对象等级性排列和内外差别的前提下，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侧重点或角度的差别表现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不同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社会学则关注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问题。民族或族群是由共同文化作为纽带的人类群体，在相互联系和互动的同时，有着各自在经济生活、分布地域、语言、、文化表现等方面的差异，强调的是人们在文化上的共享性。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是人们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有机体，强调的是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从更具体的研究来说，在研究社会化过程时，人类学将注意力集中于文化的濡化，强调某一文化对于社会成员的作用和文化差异的影响;社会学则注重探讨一个生物人怎样向一个社会人转化，考虑社会生活的延续、文化的传递、个性的传递和社会结构的维持与发展。在研究当代社会发展问题时，人类学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人们的传统文化对于发展造成如何的障碍和怎样克服文化障碍，实现文化调适;社会学则去关心社会矛盾的解决，社会的冲突或协调。人类学家在研究问题之前考虑的是文化的保持、发展和变化，社会学家在此时则主要考虑社会问题的解决或社会矛盾的缓和。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和阐述文化的延续、演变和变异，社会学的研究目的则在探讨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由此推衍，也许在具体的研究个案中，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两个学科的差异。学科分野的意识和对学科纯洁性的追求有关。学科恢复和重建以来，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在各自领域有了蓬勃的发展，加强各自学科建设，推进多学科的学术繁荣，是势所必然。每一门学科均在探索自身的面貌，以在映出其形象的镜子里找到界定自己的特征，为了奠定自己的生存基础都会坚持各种标准，都要在共同目标、对象、概念工具和能力的关系中来构想学科自身。然而，在通过讨论学科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学科定位的同时，应当关注跨学科的统一性，并努力从事跨学科的研究实践［21］。必须强调学科园地之间的这些篱笆并不是一种必然性的存在，无论生活方式还是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甚至学科界限和学科本身都免不了建构的成分。人类社会文化研究园地内的花卉需要更多样的养料，也有许多肥沃土地未能开垦，通过学科之间相互扶助、帮衬和支援的双向乃至多向互动，借鉴学科边界之外的理论和方法，超越篱笆的隔离不断探索，甚或共同协作耕耘，才能使上述各学科的研究有更多、更丰富的结果。
一、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末：人类学的中国启蒙、实践与学术转型
基于对中国人类学学术思想史发展脉络的理解，我们把中国人类学在20世上半期发展历史的下限确定在20世纪50年代末。20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是近代以来变革最为激烈的时期，出于救亡图存的爱国民族主义情结，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最先自觉地接受各种西方社会思潮，意图“洋为中用”，改造中国社会，使之走上富强之路。以古典进化论作为先导的人类学理论思想就是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进入中国社会，并逐渐为国人了解和接受。为了叙述的条理性，我们把这个时期的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又细分为三个小时段，它们分别代表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启蒙、实践与学术转型。
（1）、人类学的中国启蒙：20世纪初-----20世纪20年代末
作为知识的人类学在中西方社会历史文献中早就存在了。我们可以从二千多年前留下来的《历史》、《日耳曼尼亚志》、《史记》、《山海经》等文献中看到“人类学知识”的历史痕迹。但我们在这里指涉的人类学，是指近代以来才发展起来的知识传统，也就是如沃勒斯坦所言的，到十九世纪才完成自己“蜕化”的作为学科的人类学（沃勒斯坦：1997：22 ）。
受生物和社会进化论的影响，19世纪人类学研究的主题就是古典进化论学说，它带有对于客观性和进步性的深切关怀，主张社会与人文类型的研究应着眼于社会理论的实证价值，能直接为社会变革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这无疑与20世纪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求索的改良社会的思想路径是契合的，所以，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人类学的理论思想传人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和进入。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的译著在中国问世：
英国的赫胥黎 著 严复译的《天演论》在1895年完成，1903年出版；
德奥帝国的哈伯兰（michael haberland）著林纾、魏易译的《民种学》在1903年由北京大学堂馆书局印刷发行；
英国的斯宾塞（h. spencer）著 严复译的《群学肄言》（又名《社会学研究》）在1903年全书由上海文明编译书局出版；
法国的涂尔干著 许德珩译《社会学方法论》在192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英国的威斯特马克(e. westmarck) 著《人类婚姻史》五四运动期间在北平《晨报》连载达一年之久；
日本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起了桥梁作用。
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萨端 译的日本学者贺长雄的原著《族制进化论》；
1903年马君武把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第二编《社会学引论》的日译本转译成中文；
另外还有林楷青译 鸟居龙藏著的《人种志》、高种译 太原祈一著的《社会问题》等等；
不难看出，这些译著主要集中在二个方面：一是为人种学和民族学著作，二是为社会进化的人类学著作，而且以后者居多。这些译著为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使国人不但了解了能改造社会的人类学进化理论，而且更重要的是促使一些知识分子自发地“西学中用”，并运用这些理论思想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来审视中国的现实社会。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基于西方人类学思想的中国最早的人类学著作，像1903年刘师培著《中国民族志》，1906年章太炎著的《俱分进化论》，1918年陈映璜著《人类学》，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顾寿白著的《人类学大意》等等，这些著作都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已传入中国的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来解析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或者说，著述的作者试图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求本土的概念，以理解西方的思想体系。如刘师培在《中国民族志》一书中记述了中国历史上诸民族的分布、兴衰以及同化，其中即以“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观点来分析，强调中华民族必须自强。又比如说，严复把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study of sociology）翻译为《群学肄言》，就是基于中国古代荀子的思想，他说：“斯宾塞……是根据进化理论来解析人类社会和文明起源，我把这种科学称为社会群体科学，因为正如荀子所说的，人类优于动物之处就在于其形成社会群体的能力”（转自王正毅：2000：358）。在这些著述中，不难看出有些分析尽管在今天看来并不尽完美，但却十分切中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
在运用西方人类学知识分析中国现实和历史的同时，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思考把相关的知识系统化和制度化，进行科学的学科建设。
1906年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在文学科大学中，可以设经学、理学、史学、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四种，其中前三科的课程都应包括社会学，史学课程中还包括人类学；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中规定：文科文学门理科动物学门设人类学课程；
与此同时，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人类学系或确定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出现了专门的人类学教职和教授，如：
李济1923年应聘为南开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后转聘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人类学讲师；
厦门大学1922年开设了社会学课程，不久设立了历史社会学系，到20年代末先后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博士徐声宝，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等，并有相当丰富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出版；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担任校长后，成立研究所，设立国学门，社会科学门等，1917年，在国学门通科（一、二年级）就开设了人类学课程，北京大学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近世歌谣的收集工作，把研究视点转向平民生活。
另外，燕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等先后开设了人类学社会学的相关专业。所以,可以说从20世纪初到1927年，中国的人类学知识逐步得到了机构性的制度化，并逐步从进化论、人种学和民族学的思想启蒙转化为一个具有学科体制的知识体系（王铭铭：2000：397）。当然，更为重要的是，1928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这些区域性和全国性的专业机构的设立，为推进人类学在中国的实际研究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和人员准备工作，把中国早期的人类学的发展推向了实践阶段。
（2）人类学的中国实践：20世纪30年代初-----20世纪40年代末
此处言及的人类学的中国实践，既指涉实地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又包括西方人类学理论思想的“中国化”。这二十年是中国社会发展中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人类学早期发展的“黄金时期”。大量的各类专门化的研究机构的设立，大范围的科学的田野调查，以及许多当代仍健在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怀着对认识和改造国家的满腔热血，脚踏实地的追求自己“科学救国”的理想，他们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播下了燎原的“火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28年始，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有组织、有计划系统地开展对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
1928年夏，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夫妇、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特约编辑员容肇祖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助理员杨成志等受派去云南进行人类学方面的调查；
1928年8月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黎光明到川边作民物学调查，同年夏，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派遣颜复礼和专任编辑员商承祖，与地质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联合组成广西科学调查团，前往广西对瑶族进行调查；
1929年初，林惠祥受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的委派去台湾进行高山族调查；
1929年4月末，民族学组的凌纯声和商成祖赴东北进行满---通古斯语民族的调查；
在20世纪30年代，还有燕京大学杨懋春的山东胶县台头村调查，李景汉的定县调查，凌纯声和芮逸夫的浙闽畲族调查，刘咸、杨成志、伍锐麟、王兴瑞、江应梁等先后对海南岛的黎族调查；
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著名的调查还有1935年费孝通、王同惠的广西大瑶山调查和江村调查；1934和1937年林耀华的黄村和义序调查，凌纯声、逸夫等对湘西的苗族瑶族调查；陈礼颂对潮州地区村落社区和宗族的调查；陈达对闽粤社会和南洋华侨的调查；陈序经、伍锐麟、杨成志等对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的蛋民调查；罗香林对广东北江等地的客家文化调查，以及有关机构的大、小凉山的彝族调查等等，不一而足。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从东南沿海转移到大西南，人类学的研究中心也随之转移到西南、西北一带，学者们仍坚持调查研究的学术风范，并形成了颇有特色的边政研究。这个时期的调查大多是在当时的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带有明显的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比较突出的调查有：
1938年李安宅等人到甘肃从事藏族文化的促进工作和社会人类学的实地调查，并对藏传佛教作了研究；
1939年费孝通、张之毅等在“云南三村”调查；
1941年许烺光的云南大理调查，大夏大学的吴泽霖、陈国钧等在贵州调查；
194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组成了以凌纯声任团长的川康民族考察团，调查川康民族文化；
1942年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学组的助理研究员张之毅到新疆调查社会经济；
1943年林耀华从美国学成回国，与胡良珍等到四川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考察；
抗战期间，还有李方桂、罗常培、马学良等在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对侗族、水族、傣族、纳西族、彝族、独龙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调查。
这个时期的调查大多是以资料收集的形式完成的。抗战胜利后，才系统地加以整理，在此基础上，陆续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专著，如1947年商务印书馆（上海）出版了凌纯声、芮逸夫在1941年的湘西调查成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林耀华1944年写就的《凉山夷家》也在这年出版，另外还有：
194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了费孝通等在1943、1944年云南三村的调查成果《被土地束缚的中国》；
1948年王兴瑞的海南岛黎族调查的成果《海南岛黎人调查报告》出版；
1948年江应梁的云南调查成果结成研究文集《西南边疆民族论丛》由珠海大学印行；
所有这些调查涉及社会文化、体质、语言、历史、考古等各个方面，留下了大量的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锻炼和培养了一批研究骨干，这既是一个通过调查尝试将理论与中国各民族的实际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过程，又是一个人类学中国化的实践过程。
（3）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转型：20世纪50年代
学术思想的演进与社会的变迁有极大的相关性，一方面可以说某一学术思想的产生发展是某一社会时段的折射，另一方面它又并不一定与社会“事件”（如政权更替，意识形态的转变等）同时发生，前者往往滞后于后者，毕竟学术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则。正是基于这点考虑，我们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50年代末这10年看成是中国人类学的学术转型时期，并把它归入中国人类学早期发展的时间范畴之内。从学理上来看，至少有三个学术现象可以体现出其特征：
其一，组织机构的调整。随着新兴政权的建立，原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使命也宣告终结（其中有小部分的机构和人员迁台，继续从事相关研究）。大学里的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院系也面临着“撤、停、并、转”的命运，即使是这样，这个工作的最终完成拖到了50年代末期，期间贯穿着民族院校和与文化人类学类似的“民族学”专业的建立等“事件”。尔后形成的组织格局就是：华东、华南的人类学民族学机构被取消，华北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形式保留了研究队伍，并充实了一些南方学者。至于其他各地的人类学研究机构几乎消失殆尽。
其二，研究人员的分流与思想改造。机构不存在了，这些研究人员不得不分流到其他的单位，除了一部分人集中到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南民族学院，能继续从事少数民族的研究以外，其余大多数的人类学者不得不转向历史学和考古学，并且从事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不仅如此，为了能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彻底的决裂，这些从“旧世界”过来的，一直从事“资产阶级性质”的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在新政权的指导下，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洗脑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50年代时期，在人类学民族学界，出现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著述，如林耀华在1951年运用恩格斯的劳动观点，写出了《从猿到人的研究》，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梁钊韬、厦门大学历史系的林惠祥等转向从事原始社会史和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并自己编写新教材《原始社会史》、《人类学概论》、《中国考古学通论》等。这种思想改造运动直到50年代末“反右运动”的兴起，才发展延续到另一层次的更为激烈的思想革命运动。
其三，人类学研究思想“苏维埃化”的完成。随着新兴政权的建立，确立以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思想成为新政权的当务之急，这项工作首先在知识分子集中的高等院校展开。1952--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学里进行院系调整，高等教育部提出“苏联经验中国化”的口号，在全国高等院校中，依照苏联模式展开各项工作。于是，在各类学术刊物中，出现了大量的关于苏联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学的文章和著作，高等院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也是按照苏联模式来改造的，更为重要的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出局”，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得以完全确立，所以，有学者在反思中国人类学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学术思想时，就认为主要是秉承单一的原始社会史和少数民族政策的研究路径（王铭铭：1997：27）。这个研究取向具体贯彻于民族识别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工作思路之中。
新兴政权在民族事物上的最迫切的具体工作就是如何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从1953—1956年开展的全国性的民族识别工作和1956始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50年年代末“反右运动”一开始曾一度中断，但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工作中的理论指导思想就是社会进化论，把民族访问所见到的风俗、语言、制度、经济等现象归结为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残余”。随着这两项工作的完成，参加这项工作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也基本上完成了其思想的“洗礼”和转变，他们的研究兴趣和理论取向也从多元归于单一，完全站到马克思主义的阵线上来了。所以，从学术思想来说，基本上完成了转型。
尽管如此，从50年代末开始，新兴的政权对党内的矛盾，对于阶级斗争和官僚主义重新出现的担忧，以及对于政权稳定的关系的考虑，使以政党为核心的国家逐步采取一种极端的策略来摧毁可能存在的威胁。自由知识分子显然一直是1979年以前以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所密切关注的威胁之一（王铭铭：2000：418）。也就是从这时起，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三反五反”、“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等运动，对学者们从思想到肉体都进行了彻底的打击，同时也把中国大陆的人类学的发展推向了低谷甚至停滞发展的境地。但作为知识的人类学通过流向相关的分支学科得以生存和低度发展。
二、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知识的人类学的蛰伏和低度发展
这20年是中国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的劫难，不但各类学术研究机构完全被解散，而且研究者本人的权利也完全被剥夺：他们的思想被否定，他们的书籍被没收和焚烧，有的甚至丧失了生命，也就是说，这些运动从制度上彻底瓦解了人类学这门“资产阶级学科”。但作为知识的人类学仍能以它自己的方式得以发展。比如在否定人类学学科的情况下，担心被扣上资产阶级帽子的学者们不敢再提人类学，转而以民族研究、民族问题的提法取代。在进行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的同时，一些人类学家也在进行书斋式的研究工作。他们一般关注的是原始社会史、中国的民族关系史、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等与社会现实比较疏离的问题。换言之，人类学的社会和文化研究被历史学式的考古、语言、民族研究所取代。并且，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比如说，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按照苏式古人类学的方向展开研究，在各省文管会、博物馆及有关单位的配合下，发现了北京猿人、元谋猿人、蓝田猿人以及其他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少数民族语言学、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民族政策等研究在配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治理民族关系上起了重要作用。这些研究虽然可以作为人类学研究的素材，但只是起了资料知识的作用，对学科本身的意义并不大。
与此同时，在台湾的人类学却一直延续它的发展路子。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一批与该政权关系密切的人类学家随迁台湾。他们在台湾继续人类学的研究，一方面重建和新建人类学的研究机构，另一方面，在研究对象上转向台湾原住民，在研究方法上仍坚持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取向。1949年成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并于1953年创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考古人类学刊》，1955年台湾政治大学建立边政学系，1955年成立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筹备处和“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些专业性的研究机构不仅为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建立了组织框架，更重要的是，在偏隅一方的台湾延续了人类学在中国的持续发展。这一时期对台湾原住民的人类学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台湾学者黄应贵就认为，有关原住民的研究成果已发展到了理论建构的萌芽之际，如果没有1965年正式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在推进台湾的人类学研究取向的转变的话，有关人类学本土研究的“中国经验”的理论就会喷薄而出。
1965年以后，台湾学者的关注点从对文化史的建构转向对现存文化结构功能的分析，和对台湾社会文化现实问题的关注，也就是说，台湾的人类学开始把研究对象从原住民转向汉族。这个学术转型可以说是在西方的汉学人类学家的推动下进行的。由于不准外国人进入中国大陆做研究，西方的汉学家们把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当作他们研究汉人社会的“实验场”。在西方强势学术场域的影响下，台湾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从宗族、民间信仰、大小传统、经济方式、社会结构以及海外华人的社区研究等方面切入，来研究中国的汉人社会，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提出了一些具有原创性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一直影响至今，比如，李亦圆对民间信仰和华人社会的研究，陈其南对弗里德曼宗族范式的富有建设性的批判，庄英章对台湾地方社会结构和经济的经验研究等，从这些研究中抽象出来的理论方法一度成为大陆人类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以后与台湾人类学对话的主要“命题”。
这一时期在台湾的人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显示出人类学发展的“繁荣”，但如果我们把它置于一个较大的空间和较长的时间维度中，并从整个百年学术史的发展角度而言，这种“繁荣”并不能改变这一时期中国人类学低度发展的事实。毕竟，台湾是文化中国的一个部分，而且它是一个移民社会，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地方性知识”并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中国社会的“浓缩”，因此基于此上的研究而得出的所谓“台湾经验”并不具有中国文化的普适意义，此其一；其二，台湾的人类学研究从学术思想上来看，仍是沿袭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并没有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概念，并因此对世界人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20世纪80年代台湾的社会学人类学界提出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的讨论，不能不说是它对这一“缺陷”的自主审视和反思。显然，要完全走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低迷”状态，单有台湾的“繁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期望整个中国人类学的全面复兴和发展，可喜的是，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大陆政治运动的结束，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也迎来了它的春天。
三、20世纪80年代初---21世纪初：作为学科的人类学的重建与兴盛
华勒斯坦认为，任何一种知识成为一门制度化的学科有三种主要方法是不可逾越的，那就是：大学以这些学科名称设立学系（或至少设立教授职位），成立国家学者机构（后来更成立国际学者机构），图书馆亦开始以这些学科作为书籍分类的系统（华勒斯坦：1999：214）。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类学的重建过程也是沿袭这个路径。1978年，一些社会科学学科相继恢复或筹备重建，上海开始酝酿成立人类学会，1979年4月，在昆明召开全国民族研究规划会议，民族学组的一些代表呼吁重建人类学，1980年9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类学学会筹委会，1981年1月，教育部正式批准中山大学建立人类学系，同年5月4日—9日首届全国人类学学术会议在厦门大学召开，会上正式成立中国人类学会，并推选了第一届理事会、主席团和顾问。所以，可以说，中国人类学学科的重建是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复办和中国人类学会的成立为标志（周大鸣：1992：137）。
随着人类学学会的成立，研究机构不断增多，专业队伍也不断扩大，50年代被“撤、停、并、转”的各高等院校里的人类学社会学系也纷纷恢复和重建，被分流的人类学家重新回到人类学研究的阵营里，他们抓住科学的春天，以饱满的、高昂的热情投入到人类学的研究中去，一时使人类学的研究呈现出繁花似锦的局面。1984年厦门大学成立人类学研究所和人类学系，1985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民族学系，1987年云南民族学院在历史系设立了民族学专业，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族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专业教学科研机构也开设人类学的课程，培养人类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不仅如此，人类学的各种学术活动也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到80年代末，单中国人类学学会就举行了三次年会，一次笔会，一次小型座谈会和一些专题讨论会，1984年12月在中山大学举行了“中山大学校庆60周年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国内人类学的第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人类学与世界同行的交流。1989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国际都市人类学学术会议。这些学术活动不但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发出了人类学的最强音，而且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激发了老中青年人类学者的科研创作热情，一批批的人类学著作面世，如林耀华和杨堃分别著有《民族学概论》，梁焦韬的《中国民族学概论》，吴汝康的《古人类学》，童恩正的《文化人类学》，庄孔韶的《教育人类学》，周大鸣和乔晓勤的《现代人类学》等总论性的书籍，还有一些论文集和调研专著，比如中国人类学会编的《人类学研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编的《人类学论文选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李安民的《漂泊的大地》，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编的《崇武研究》，格勒的《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等等。
作为一门西来的学科，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一直承受着“洋风”的吹拂，在人类学重建的头十年，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国门打开，中国人类学届和人类学者笑迎世界各地的人类学家，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如许良光、高斯明、张光直、宾福德、中根千枝等都来华访问过，还有一些大型的代表团如美国人类学社会学代表团、温纳·格伦人类学基金代表团、澳大利亚博物馆代表团等，当然也有不少的外国学者参加在中国召开的人类学国际会议，如前面提到的中山大学的国际人类学会议，北京的都市人类学会议等都有国际代表出席。我们也能走出国门，到国外访学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83年8月，秋浦就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加拿大举行的第十一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1989年我国组团参加南斯拉夫第十二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1990年参加了在法国举行的瑶族国际会议。
与涉外学术活动紧密相连的是大量外文书籍的翻译出版，80年代中期出版的有关人类学的外文译著之滥觞，俨然有20世纪初“西学东渐”时的风范，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有30余家出版社出有人类学方面的译著，在出版的二十余个系列丛书中，人类学译著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著中信手拈来的就有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社会人类学方法》，列维—斯特劳斯的《广阔的视野》，基辛的《文化与社会》，f·普洛格的《文化的演进与行为》，马文·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莫里斯·布洛克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等。这些译著的出版为当时的中国社会的“文化热”提供了一个“异域文化”的参照物。也为当时开展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大讨论立起了一面反观自我的“镜子”。
到90年代，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兴盛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老中青学术梯队的框架已搭建起来，中青年学者已开始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中坚力量。经过十年的恢复性发展，各类研究机构已经完善，研究人员已经到位，主要的任务就是人才的培养问题。70年代末80年代初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进入高等院校学习人类学民族学知识的学子，到这时已发展成熟成为各单位的骨干，开始接上老一辈传递过来的“接力棒“。费孝通、林耀华、宋蜀华等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既有大师般的恢宏气势，又有诲人不倦的谆谆教诲，后辈就是在这种春风化雨般的学术氛围里成熟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庄孔韶的《银翅》，周大鸣的《中国乡村都市化》，彭兆荣的《西南舅权论》，麻国庆的《家与中国社会结构》等。90年代中期，一批在80年代出国学习的学子学成回国，如中央民族大学的庄孔韶，北京大学的王铭铭、麻国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纳日碧力戈、翁乃群、黄平，厦门大学的彭兆荣等，他们大多在国外求学数载，对当代西方人类学的发展现状和话语有相当的了解，他们的研究能直接与现代西方人类学接轨和对话，给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也提升了中国人类学研究队伍的整体素质。
（2）科际整合的研究取向显示出人类学无论在理论建设，还是在具体的应用中所表现出来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一方面人类学工作者自我超越原有的兴趣，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人类学又与其他的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相结合，以望取得研究上的新突破。如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的人类学系利用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群的优势，重视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将自然科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运用到探索族群形成的生物遗传特征及其与文化的关系，与生态学、经济学等学科结合探讨民族文化、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与生物学、物理学和古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相结合，对早期人类的环境和生态进行研究。这些不仅是国内领先的研究，也是国际研究的前沿课题。科际整合的方法有利于打破学科“界线”，达到各学科之间理论和方法的“互渗”和借用。这种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有可能催生新的“边缘学科”，并产生原创性的理论方法，同时，多角度的研究取向更易于我们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
同时，有关人类学的学术会议和交流活动大大增多。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国各地召开的有关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学术研讨会不下70余次，这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到目前为止，这个研讨班已举办了六届，在研讨班里融合国内外，汇集老中青学者，一方面达到了交流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培训了人类学的学术骨干。这些高层次的研讨班既整合了人类学研究的学术群体，又扩大了人类学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影响。另外，以各大学为单位举办的各类国际研讨会也在积极地扮演着这个角色。
（3）人类学知识的应用与普化已开始影响我国的社会经济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从人类学在中国的传入与发展来看，中国人类学一开始就有很强的应用性格，到90年代已能直接介入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如人类学专家在区域文化策划、综合社会评估、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和保护等方做了不少工作，在西部大开发中，人类学专家参与的民族省区文化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人文旅游规划、文化设计和社会评估已多次用于云南、内蒙、新疆、青海等省区的政府咨询和决策。
另外，由于深厚的学术传统和特殊的资源优势，人类学学科较易于直接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研究。如人类学者直接参与社会发展计划，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批人类学者参与一些国际机构（如联合国，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等）在华的发展项目的评估，在这方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参与的南昆铁路的建设对沿线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云南大学参与对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评估计划，即pra（参与式乡村评估），中山大学中国族群研究中心对江西、新疆等地农村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评估等，已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人类学对社会发展的“实用价值”。因此有人就认为这是“人类学在行动”。
不仅如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已可开始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认知方式。从学科发展历史来说，人类学经历了从知识到学科的制度化过程，到20世纪后半期，它的研究由于各种原因出现一种超现实的结构和心理研究趋势，使人们以为人类学是一门少数学者自娱的学问而与现实无涉，因此有人认为这是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边缘化”，与主流社会话语不和谐（孟宪范：2001：213--222）。但人类学研究的边缘视点和“异文化”视角使之能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史诗。比如说，人类学对民俗的研究已在改变人们对农民生活方式的看法，人们对他们的宗族观念，他们的民间信仰仪式等都开始有一个客观的审视，而不是单纯地以“封建迷信”斥之。对人类学知识的应用要有一个普化的过程，让人类学的知识真正服务于人民，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就是“走向人民”。这是知识回归大众的过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各国人民的交往增多，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人类学研究的“异文化”视角为我们消解这种文化差异而带来的冲突提供了工具。可以预见，在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知识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会加大，人类学也因此成为一门“显学”。
四、中国人类学百年审视：观点与讨论
对一个学科的百年发展历史做回望，要虑及到的方面着实很多，但我们认为就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而言，有三个方面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审视，那就是：（1）、人类学的西方话语支配性；（2）、本土化情结；（3）、历史的研究取向。下面我们逐一进行讨论。
（1）、人类学的西方话语支配性。可以这样说，中国人类学的百年发展历史一直伴随着这种现象。20世纪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除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西方著作的翻译以外，还有一批西方的学者活跃在中国各地。他们对中国学者的民族学知识的获取和中国民族学知识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在中国从事人类学调查的外国人类学家主要包括三支（王铭铭：2000：390）。第一支来自欧美，如荷兰人类学家德格鲁特（j.j.m.de groot）等；第二支来自日本，如鸟居龙藏等；第三支来自俄国，譬如，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在1912年就对中国东北诸民族展开调查和研究工作，以后又对华北、华南和西南的各民族进行体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不仅如此，他还参加了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人类学工作，培养了一些体质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影响了包括费孝通在内的一批中国早期的人类学家的成长。另外，还有一批外国来华的官员、传教士、旅行家、商人、汉学家和新闻工作者等对中国社会的记录，也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他们的中国研究提炼出来的研究模式，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旨趣，使得中国早期的人类学研究处于研读和模仿阶段。因而，可以说西方人关于中国文化的早期研究，是中国人类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之一，同时也因此开始了西方人类学对中国研究的强势支配地位的局面。
20世纪50年代---80年代，由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限制，欧美的人类学家不能到中国大陆进行调查，他们转而去台湾、香港和东南亚等地的华人社会作调查，港、台等地的人类学的发展和兴盛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从基本的理论思想到具体的调查方法，就连用来分析社会文化现象的概念，研究的主题，以及表述的方式都深深地打上西方汉学人类学的“烙印”。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打开国门，那些原来只能在港台等地做调查的西方人类学家，得以进入中国大陆进行人类学的调查和研究。我们一些学子得以走出国门，到西方欧美社会学习它们的最新的人类学知识，这些又合成一股强势的西方人类学思想的支配话语，使得我们至今的人类学研究仍在西方话语霸权的支配之下。尽管如此，强势之下仍有喑哑之声，在中国人类学的百年发展历史之中，一些民族主义意识较强的中国学者在这种重压之下激发出来的自强精神和学术自觉意识，让我们一直能听到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呐喊”。
（2）、本土化情结。回顾过去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百年历史，我们一直都在宣泄自己的本土化情结。可以言表的至少就有三次，第一次在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社会和正着手重建社会科学的中国大陆，第三次是在中国大陆人类学研究与台湾和新近归国的学子之间的思想碰撞的90年代。为什么我们一直萦绕在这种情结之中？单以民族感情是不足以解析清楚的，因为每一次的兴起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情景”。
30年代的中国人类学界在经过20、30年的西方人类学思想的影响，在研究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的过程中，一些学者不满足对于西方人类学的简单移植，试图从中国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人类学学科知识，开始了所谓的人类学中国化的探索，它基本上沿袭这么一个轨迹：中体西用---晚清国粹派---全盘西化论---中国本位文化论---中国化运动。像吴文藻先生在传播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提出了创立“中国学派”的口号。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30年代的“中国化”思潮代表着中国人类学在20世纪早期发展时从对于“西学”的兴趣，转向利用“西学”的学理来倡导本土社会和境内少数族群的研究取向，而且这种思潮的涌动一直延及到80年代初。80年代，这个话题在台湾和香港再次被提出，他们发出“学术研究本土化”的声音，不但要求研究理论本土化，而且研究方法也要本土化。换言之，要发展出来一套自己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从原因上来分析，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台湾香港人类学界对30多年仰人鼻息的发展状况的反思，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台湾香港人类学研究的自主意识的加强。与此同时，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社会科学的全面重建阶段，在本土化的潮流中，以一种很隐喻的方法表达了这层意思。诚如邓正来所言，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所谓“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话题，其实质就是试图通过社会科学的学科恢复和学科建制以使中国社会科学摆脱此前30年来的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科学在当时的本土性问题（邓正来：2000：1—2）。到了90年代中后期，包括港台在内的中国社会又发出了本土化的声音，它以广西民族学院1999年召开的“人类学本土化”会议为亮点，回应了二个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学术争鸣现象，一个就是大陆学者在回应台湾人类学家乔健的文章《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时所反映出来的“情绪”，另一个“事件”就是历史学者评述人类学者王铭铭的著作《社区的历程》，从而引起所谓的学术批评规范化的讨论（曹树基等）。从表面看来，似乎是由于政治隔离带来的误解和学科之间的歧见，但从深层来看，这里反映出了拥有所谓的本土知识的学者对秉承西方学术思想的学者的反弹，只不过它以一种极端的批判的形式，表明了社会科学研究中“本土化”研究的紧迫性。
可见，在整个本土化过程的呐喊中，一直萦绕着二条线索，一是学术思想的顽强的自主精神；二是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后者，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对其的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因为这种本土化情结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科学界都普遍存在，原因就是“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是与这些国家、民族的本土化（独立）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社会科学本土化是西方文化体系与本土文化体系矛盾、冲突、斗争的缩影”（周大鸣：1998：71）。换言之，具体某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的演变与其政治选择是密切相关的（王正毅：2000：389）。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本土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要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观念，要提出与西方不同的理论，以此说明西方观念所开展出来的理论并非唯一的认知自然真实的方法。所以，我们认为，本土化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保持学术上的独立单位和保持本土的特色为本土服务，另一方面要注意学术的普遍性，或者说世界性，使本土人类学能与世界同行交流，并为世界做出贡献（周大鸣：1998：72）。诚如李亦圆先生所说，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在建构可以适合全人类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行为与文化的理论，否则，故步自封于中国文化的理论，也就与西方文化理论自以为是唯一的研究途径没有什么不一样了。所以，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的本土化情结最终要解决的是建构一个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解析框架。（李亦圆：1998：3 ）。那么，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研究有可能从什么方面产生出“中国经验”的理论方法，并因此对世界人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呢？我们认为，它就是历史取向的研究方法。
（3）、历史的研究取向。我们知道，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是从对现代社会中现存的所谓简单原始的部落社会开始的，用埃里克·沃尔夫的话说，他们是“没有历史的民族”。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是从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功能学派开始的，它注重对简单社会的共时性的研究，缺乏历时性的分析。也就是说，传统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缺乏“历史感”，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理论方法，在人类学转向对复杂的文明的社会做研究时，是否“适用”？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应该要用什么样的理论方法和发展出什么样的分析性概念才能准确地认识其社会的本质？显然，人类学的发展受到了挑战。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从一开始就秉承历史向度的研究，一方面我们有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可供研究，另一方面，我们最早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大多是学历史或者是“国学”出身的，他们有深厚的历史学功底，而更重要的是，如果要认清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本质，非得要从历史入手。自20世纪前半期开始，中国人类学的研究都注意到与历史学的结合，把历时性的研究与共时性的研究融入一体，进行了纵横结合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这个特点尤其体现在深受美国历史学派和德国传播学派影响的华南地区的人类学研究的取向上，以中央研究院、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为中心形成相对注重族群文化区域类型的田野考察，其解析模式一般围绕着语言—文化的特征而得以呈现，视空间分布的人文地理因素为还原田野观察所见现象的历史依据（王铭铭：2000：406）。至于在50年代以后对各民族的研究，则更是从历史的向度进行的，即使在中国人类学重建20年来的今天，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取向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湾和香港，都是始终如一地秉承着的，也许这种研究取向更能实现当年马凌若斯基对费孝通“研究文明社会”的期待，更能通达弗雷德曼 (maurice freedman) 所预言的“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到来。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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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邓正来 著《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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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铭铭 《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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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曹树基等 “学术研究与学术著作的评审”载 《文汇报》1998年11月13日。
“照顾 村落研究的中西方对话----评王铭铭《社区的历程》”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蔡 昉昉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蕴涵着深刻的“现代性”和“文化学”维度。澄清该问题有利于更为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现代性”和“文化学”两个概念，但从他有关社会发展理论的相关论述看，“现代性”和“文化学”维度已经内涵在其理论中。
近年来，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对该问题的论述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上。笔者试从“现代性”和“文化学”两个视角和维度来阐发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认为“现代性”和“文化学”维度是我们深层次理解、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路径。
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现代性”维度
对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进行研究是国内理论界刚刚兴起的一股研究热潮，马克思的这方面思想还有待于我们去深入研究。“……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就是它并非是一般意义的现代性哲学，而主要是一种理论性的社会理论。关于现代性理论的阐发是同对现代社会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性”本身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和表现，涉及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但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有两个主要来源，在阐发的过程中遵循着两条基本的理论路径:一是它本身所具有内在的理性思维传统(批判地继承了西方传统哲学的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传统)。二是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批判分析而使其“现代性”的思想得以展现。
“现代性”思想本身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思想领域。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是基于现代生产资本逻辑的内在批判，但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的对现代生产和资本逻辑的批判并不排斥我们从其他的理论的维度展开其现代性思想的阐述。有这样一种观点即: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提出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它只强调了一个思想维度即理性、乐观、肯定性的维度，而缺乏应有的否定性、批判性、反思性的维度。笔者不同意这一看法，恰恰相反，因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本身就内在包含着否定、批判、反思性的维度，正是通过反思与批判，反思和理性、乐观、建构相结合的双重维度，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内在包含现代性的一切特征，同时又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性的理论特征，即我们所说的否定、批判性的维度。它本身就是一个内在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结晶体。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而展开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的根本价值取向是建构一种理想的现代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最高理论旨趣。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并不是一种理论空想，而是非常重视感性的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立足于科学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在赞美现代性的巨大成就方面超过了未来主义，同时以它对这一时代的无情谴责超过了反资本主义的浪漫派。它既是启蒙主义的后裔又是对它的内在超越(批判者)，不能用当前西方文化争论中时髦的赞成或反对现代主义的现成用语对它作出轻易的界定。现代主义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就是非常混乱的，它依赖着现代性，所以决不会真的反叛现代性。后现代主义要么使过去商品化，要么抹掉过去。唯独马克思鲜明地坚持了辩证法思想，就是说，现代历史是文明和野蛮不可分割的历史，既与浪漫主义怀旧思想相对立，也与现代化的自鸣得意相抵触”。基于此，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是与马克思哲学本性相适应的本源性理论视域，是马克思哲学与当代现实生活的内在结合点，是马克思哲学参与当代重大思想论争的切入口。因此，挖掘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对于梳理、反思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不可分割的。“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就明确揭示了由蒸汽机和机器引起的工业生产的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时期———现代时期”。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是这样论述现代性的思想的:“大工业发达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业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贸易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已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大工业普遍把世界各国人民相互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准备，使各国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
“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来未来的景象”。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对作为现代性现象出现的“现代化”理论的阐发。这方面的思想还渗透到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之中，这里就不逐一指出了。
二、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文化学”维度
关于从文化的角度来梳理和阐述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学界已有所涉及，但研究的远远不够，这一新的研究视角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从文化哲学的视野来审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这本身就是从深层次上梳理、挖掘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一种理论尝试。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一门从整体上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社会哲学理论，人类社会从根本上说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人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的存在物，还是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物。文化是以其自身特有的方式来表达人类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轨迹，文化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存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以文化符号的方式表征着人类自身发展的程度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整体特征。“文化规定了人的活动的目的，……为了实现人的存在价值，人必须创造能够表现人存在的意义或价值的符号系统。这样符号系统就是人的存在的基础和表现，就是人的世界”从哲学的高度并结合文化的角度来揭示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关系和发展轨迹的哲学分支学科，具体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文化哲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存在于当代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科学史、政治思想和精神思想等各个学科中，也表现在对宗教、艺术、语言等各种文化形式的研究之中，使这些文化形式建立在一个新的思维基础之上。从狭义上说，文化哲学是一种与理性主义哲学相对的思维传统。
从早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都集中体现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文化学视野。何萍教授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民族学笔记》(人类学笔记)三部著作来阐释马克思哲学中体现的文化哲学理论，对我们从文化学的视角梳理和阐发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从整体上看，这三部著作都是着眼于人的自我意识、人自身的发展，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较为系统地论述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文化学理论维度的经典性著作。著作中关于把人看成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和有关异化劳动理论，与文化哲学把文化看成是人自身和社会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具有异曲同工之效，并在理论逻辑上具有思维的同质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性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另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的产生、语言本质等方面的论述也体现了文化哲学的研究路数，即从文化形式的角度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是震动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文化学视野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致思取向，马克思在晚年著作《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中，紧密结合民族文化的发展历史来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走势。马克思赋予人的活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趋势和走向以文化学的内涵，即以上种种都是通过一定的文化形式表现出来。从文化学的视角来梳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并不是否定和脱离唯物史观的视野，而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进行多角度、多维度的阐发。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凸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文化学视野，这无疑是在更深层次上，更为细微地梳理、阐述和发展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体现。
三、小结
“现代性问题”已经是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现代性”维度也理应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思想维度。
当下现实的理论需求及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应有的理论维度决定着“现代性”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理论维度，以“现代性”作为建构当前中国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思想资源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人类学转向/人种志方法/科学技术人类学/文化解释学/本土方法论
【正文】
社会学与人类学1是两个有着密切关系的独立学科， 在它们的发展史中，其理论与方法的互相渗透与借鉴，对这两个学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史来说，至70年代中期以来，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相伴随，出现了“人类学转向”这种现象〔1〕， 在文献中也出现了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个提法。
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anthrohological turn），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研究角度（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我简称为对科学的人类学研究。
那么，这种人类学取向的研究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我认为，至少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含义是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在这里，作为文化现象考察，并不是斯诺所提的独立于人文文化之外的、与人文文化相对立的科学文化，而是把科学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与宗教、艺术、语言、习俗等文化现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种。这样就把现代科学纳入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第二个含义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采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选出某个科学家集本的场所，对科学家及其活动进行人种志〔2〕（ethnography）的研究，即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作详细的记载、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从宏观上把现代科学纳入人文文化范围，决定了研究的总倾向，那么，人种志的研究就属于微观的经验研究。在我看来，知识社会学的宏观定向相一致的研究和微观倾向发生学的研究[2] 正好与这两方面是相对应的。从这个角度说，整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都和“人类学转向”有直接关系。
（一）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一：科学是诗文化系统之一
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科学史家耶胡达·埃尔卡纳在《关于知识人类学的尝试性纲领》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他提出，在传统上，“科学很少被认为像艺术或宗教那样是属于人文文化整体的，因为它被看作是某种不相同的、独一无二的、互相背离的东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维度：宗教、艺术、科学、意识形态、普通常识、音乐，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文化系统。”[3埃尔卡纳从人类学角度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特·格尔茨的观点。在他的论文《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的理论》中，格尔茨说：“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本质上是符号论的。和m·韦伯一样， 我们相信，人类是挂在由他自己织就了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们必须把“文化看作那些网，因而对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4]我注意到， 虽然格尔茨在他的论述中是把科学列入文化解释的范围中的，但是他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后面还要讲这一点）。而埃尔卡纳同样是把科学作为文化解释的对象，并且根据他对格尔茨的“深描”方法的理解，对科学史中的“深描”作出了解释。
而这也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论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凯、巴恩斯、布鲁尔等人都在他们的主要代表著作中，把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重点放到科学知识上面，并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其他知识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拙著《科学社会学》一书的第十章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在这里主要是把这种理论倾向与“人类学转向”联系起来。
爱丁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著作《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就指出，科学是一种信念，只是一种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科学是亚文化的4集合’，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科学当然受到外部的整个大文化的影响。[5] 因提出“强纲领”主张而著名的布鲁尔也是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人类学现象来对待的。他的“强纲领”的第一条就把科学知识与信念并列，并且认为可以归结为社会的原因。[6] 他在评述维特根斯坦的知识的社会理论时曾明确地说“数学是人类学现象”。[7]
马尔凯在他的著作《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中，以专门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该书第三章的标题就是“科学中的文化解释”，鲜明地表示出文化人类学的倾向，这也就是说，他要对科学作一种文化意义的解释、文化意义的分析。他的这种文化意义的解释和分析是怎样做出的呢？
首先，他分析了科学社会学中关于科学家行为的社会规范的争论，分析了默顿的规范和米特洛夫的反规范，认为，在科学中，科学家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多种并存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共同遵守某种特定的规范，并不存在一种体制化的机制来保证科学家们都一致遵从或信奉某组特定的规范。在科学中， 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公式（verbal formulation），这就为科学共同体、 为科学家们提供了节目单（repertoire）或字典（vocabrary）， 科学家们可以灵活地使用它去分类不同社会背景中的不同职业行为。”因此，关于规范的讨论就走到了关于科学的文化资源的说明。”[8]这也就是说， 科学规范并不是像默顿所说的那样，并不是体制化的要求，而是“磋商”的结果，科学家们是从代表着不同文化资源的节目单及字典中去寻找自己的道德信奉原则的。
马尔凯的文化解释还在于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学考察。他研究了若干实际案例，从中做出分析，他的结论是，对于科学实验结果的意义是什么的评判、对于科学论断的有效与无效，并不存在普遍的、一成不变的标准，在实验和解释的过程中，个人的特点、具体的环境都会产生作用，他说，“科学一致，因而科学知识，并不是仅由证明正确或拒斥来达到的。科学家们经常面对的是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思想和智力方面的信奉不是由于应用事先确立的正式标准来实现的，而常常和必定是制作而成的。对于研究纲领的拒绝或采纳，是一个更加实用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学家的相对具体的旨趣利益影响的。”[8] 马尔凯承认在知识形成过程中，是存在着认识因素的，科学的判断和解释是受认识和社会因素影响的。他认为，不仅社会规范是社会地变化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研究纲领来说，认识和技术规范也是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解释的。”在社会意义的磋商和知识主张的评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与技术的公式表述，在具体情况下，是由每个参加者所选定的，所说明的；这两种资源，在具体科学知识被认可的过程中，在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和正式的证明程序中，是紧密地综合在一起的。”[8]
马尔凯关于科学的文化解释的结论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已经会聚到这样一种观念，即把科学看作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物理世界的本性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又说：“更好的普遍的公式是，科学知识是由磋商过程确立起来的，也就是被那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解释建立起来的。在这种磋商过程中，科学家们也运用认识和技术的资源；但最终结果还是依赖于可利用的其他社会资源。因此，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社会结论并不是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特定行动者群体看来是正确的科学主张罢了。”[8]
以上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一个含义的简单说明。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转向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源的，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代表着旧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的复活”，它反映的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注意重点的变化和重新取向的过程”。[1] 深入的研究将会说明，这种转向与当代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文化的思潮有着多种复杂的联系，不过，这已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了。
（二）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二：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
文化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起源于对初民社会（primary society）的研究， 起源于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对于“不开化的”、非欧洲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的发展相联系，形成了一种主要研究方法，这就是人种志方法（ethnogranhicat method）。 人种志研究就是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种研究首先要选定地点，即某个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为田野调查（field work）的基地，进行参与观察，作详细的记载，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类学著作。许多文化人类学的名著都是人种志研究的成果。这种研究要求有较长的时间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离开以后有时还有通讯联系或回访）；这种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学习当地的方言土语，尽可能地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个观察者的客观独立的立场，除了参与观察以外，研究人员通常选定或培养某个当地人作为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等等。这种研究也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于所研究的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对照性的分析。
当代人类学的人种志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于初民社会的研究（可研究的初民社会愈来愈少），已经发展到为对现代社会中某个社区、某些特殊人群的研究，例如，对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研究，[9] 对于工厂、精神病院、科层制的研究，等等。[10]人种志研究的技术也有很大进展，如广泛利用电影、录音、录像等等手段。显然，这种方法是可以同样应用于研究科学活动所在地和科学家人群的。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二个含义：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具体说来，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对科学进行的人种志研究。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对科学知识持有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以人类学家的身份进入实验室，他们以实验室为田野调查的基地，进行长期持续的参与观察，对于实验室的环境、仪器设备、科学家的日常活动和对话，对于科学家与实验室以外的联系，以至于科学论文的形成、发表，论文引证等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记载，做出分析，写出研究报告或专著。这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它们有一个概括性名称，即“实验室研究”（iaboratory s-ludies）。在这种成果中，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拉都尔对美国加州萨尔克实验室的研究、谢廷娜对伯克利大学中生物化学等相关实验室的研究和这两项研究的成果《实验室生活》和《知识的制造》以外，还有若干研究及其相应的成果。[2] 虽然这一批著者在他们的进一步分析中表现出差异和分歧，但他们的共同认识是“深入到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经验材料，就可有益于对科学的理解”。[11]而谢廷娜则把这一批“实验室研究”看作是说明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她说：“这个纲领是被若干个实验室研究所支持的。”[2]
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工作基础是长达一年零十个月的田野调查，他进入实验室观察科学家的日常活动，进行相关研究，他的书内容确实展现了人种志研究所得的大量资料：有实验室场景的多幅照片，有科学家在不同场合的对话记录，有科学仪器状况的一览表，有某项化学物质合成的报告记载，有科学家个人事业经历的摘要，等等。拉都尔运用这些资料得出了认识论的结论：实验室是文学标记的系统，仪器所显示的现象是“技术现象”，科学实验室中的事实是“人工事实”，因而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的陈述是磋商的结果等等。其实，拉都尔在《实验室生活》的第2版后记中就说过， 他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即科学认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他在参与观察中的工作只不过是搜集详尽的材料罢了。这就使得这部运用人种志研究的著作读起来与其他文化人类学的著作很不相同：其描述与分析结论似乎有某种不连贯；这些分析，与其说是文化人类学的，不如说是认识论的，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
《知识的制造》这部书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这部以人种志研究为基础的专著，已经完全把调查来的资料编纳入作者的认识论结论的框架中了。“科学家作为实践的推理者：知识是在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科学家作为索引性推理者：科学研究的机会主义和情境性”；“科学家作为类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则和革新的隐喻推理批评”；“科学家作为社会环境中的推理者，从科学同体到跨越科学的领域；”“科学家作为文学的推理者，或者实验室推理的嬗变”；“科学家作为符号推理者，或‘我们以什么造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这就是该书的章节标题所构成的框架。这样，在文化人类学著作中通常见到的对文化现象的完整而生动的描述性记载不存在了，资料“沦为”结论的例证。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讨论这些结论与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具体联系，那是需要专门的研究的。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科学知识的微观建构学派是运用人种志研究方法寻找经验资料支持和论证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不过，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学派的运用，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人种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为他们进入了认识的领域，而且是科学认识的领域。拉都尔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所使用的人种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与人种志方法相一致。”[11]因此，我们一方面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建构学派的“实验室研究”看作是“人类学转向”标志；另一方面，从严格的人类学意义上考察，又只能把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讨论的具体运用。
（三）
科学技术人类学：有待开发的领域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只不过是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取向或者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一种类型。全面系统论述科学技术人类学，笔者尚力所不及，仅就目前的初步认识，说明以下要点：
（1）科学技术人类学，在严格意义上说， 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科学技术所作的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早已存亡可以归纳入这个范畴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考古人类学及人种志研究对于含有科技内容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为民族数学（ethzo－mathmetie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ehiatny）、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医学人类学所研究的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3〕，等等。 因此，有的学者指示，“在这个意义下，人类学开始研究科学技术，要比跨学科领域sts研究科学技术早得多。”[13]当然， 人类学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学，是非西方文明中的传统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
（2）正因为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是关注欧洲以外的文化，所以， 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就必然处在专业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之外。现在，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已经发展为大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人类学家进入这个领域的仍然为数不多，为1988 年美国的4s’学会召开会议，有来自各学科的学者529人，其中人类学家只有18人。[13]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来毕竟出现了一批人类学取向的科学技术研究，其中就包括有前面提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那么，这些研究成果是由什么人完成的呢？”绝大部分科学人类学研究或者人种志研究是由社会学家、哲学家及其他并没有受过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专门训练的人完成的。”[14]这样一些社会学家哲学家在采取了人类学研究角度、完成了具有人类学特点的著作以后，就获得了人类学家的称号，如拉都尔就是一例。这些不是人类学家（或者说准人类学家）所作的研究，被人类学家看来是存在着某种混乱的，有人指出，“实验室研究”作为人种志研究的一种版本，是与人类学家的研究不相同的。”[14]拉都尔也谈到他的人种志研究所引起的批评。[11]
（3）正因为如此，为了更好地发展这个领域， 关心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家的建议是：必须弄清人种志方法的真谛，弄清这种方法的要害在于记和写（grapy）、在于描述， 在于通过写他们来说明人民和他们的文化；必须了解文化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整体主义的人种志学，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比较主义方法，以格尔茨为代表的符号象征主义的文化解释学等等。[14]我以为对于当代有重大跨学科影响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及其文化解释学尤应引起注意。[15]
（4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做的工作也许是接近于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的。如前所述，马尔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对科学进行了文化解释，埃尔卡纳则以专门的章节论述了“深描”方法在科学史中的运用，讨论了科学知识增长、科学与其他文化因素，历史舞台上的科学等。但我们没能读到埃尔卡纳或是马尔凯都没有运用人种志的“深描”方法所作具体的研究。而“实验室研究”所作的经验描述的意义在于得出认识论的、哲学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版本。这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规定去研究的文化现象，是格尔茨都认为是棘手的问题：科学。格尔茨是有法律实践经验的学者，他从文化解释的角度说明了法律现象，但是当他把科学与其他文化现象并列时，却不止一次地说过：“尽管我们很偏爱科学，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棘手的事务”，“但物理学和雕塑以及其他所有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类学上难以理解的问题。”[16]
（5）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决不局限于对实验室的研究， 可以从实验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扩展到学术会议上的扩展到法庭中的科学家，[10]这也就是说要“从实验室走向更为广阔的和多元的领域。”[13]有的社会学家选择了科学事业管理组织及其附属机构，[17] 有的学者进入了政府设立的海洋生物养殖经济研究组织[18]在这些研究中，注意的集点也不单纯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涉及到了这些机构中科学家的社会身份，涉及到实验室与顾客、科学知识与生产方法以及科学政策和经济组织的关系等问题。特别要揭示的是，同样进入实验室，其研究重点也不一定就是科学知识的生产，以特拉维克对美国及日本的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研究，其重点就是实验室组织结构，领导风格及什么是“良好”的物理学工作条件的模式差别。[19]
（6）正是因为如此， 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种志的田野调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样的；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这也就可以包括历史的研究、比较的方法、文本阅读、……等方法；并且基于这种种方法的运用，“对于‘科学技术’意义的定义，不可避免地以理解专家到理解非专家。”[13]虽然我们对于上述这些方法也许还不能都了解和掌握，但多样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7）总之，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极为扩散，各具特点， 我们只要看看《诸科学与诸文化》（《sciences and cultures》[1]）和《知识与社会第9卷，科学技术学人类学》[13] 这两部文集的论文题目就可以知道了。每个作者都按照自己对于人类学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注意焦点，进行不同的人类学探讨。研究这些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人类学的论著，要在纷云繁复的论述中弄清来龙去脉把握要害，我认为，有一项工作要做，这就是要注意作者所使用的主要关键概念，诸如“人工事实”、“技术现象”、“磋商”、“文本”、“深描”、“反思性”（reflexivity）、“结构的和形容的”（emve and etic），等等：它们就好像一片模糊背景中的亮点，了解除它们可以有助于深入的研究。
（8）在谈到实验室的人种志研究的时候， 不能不提到对实验室的民俗学研究，这就是社会学中民俗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 ）〔4〕代表人物加芬克尔及其学派的工作。麦克尔·林奇把这一批研究称之为“对科学工作的民俗学方法论研究（tthnomethodological studiesof scientific work）， 指出这种研究要详细考察实验室中“自然地组织起来的日常活动”“讨论”有关实验室工作的暂时的秩序”[20]。他并且专门著书论述了民俗学方法论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关系。[21]那么，这种研究与前述人种志研究有什么关系？在民俗学方法识者看来，人种志研究是与“民俗学方法论的文献是有密切关系”的，甚至认为那些作者都是“民俗学方法论的说明者”[20]；而人种志研究的学者则认为民俗学方法论是人种志研究的一种。[10]弄清这两种研究的区别与联系，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要指出的是，从已有的人种志研究的著作来看，他们确实从民俗学方法论者的著作中吸取了某些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知识社会学微观研究的特点也许是重要的。
（9）最后要说的是， 科学技术的人类学研究中的专业人类学家在增加，〔5〕但是非人类学背景研究人员仍然会占相当大的比重。 因为，专业人类学家即使转向现代社会生活的广大领域，能够专门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也毕竟是少数。这种情况，对于在人类学科并不充分发展的中国从事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者来说，也许是一种机会：他们也许可以增添几分勇气，去涉足这个确实颇为陌生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注释：
〔1〕人类学是一个大的综合性学科，包括有体质人类学、 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或称文化）人类学等分支学科，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文化）人类学。
〔2〕ethnography 另一种译法是民族志，我这里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书》的中文版的译法。
〔3〕1996年我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特尔多）人类学系讲学时，就见到一位研究藏医的研究生，她已不止一次到作田野调查。
〔4〕这个词在社会学中有多种译法，如：民俗学方法论， 人种方法论。
〔5〕从两本文集中的撰稿人可以看到这一点：1992 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第9卷9名作者中有4名是人类学家；而1982 年出版的《诸科学与论文化》9名作者中只有1名是人类学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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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david j.hess: "introduction: the new ethnographyand the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 ibid,pp.1—17.
[15] 詹姆斯·匹科克：《芬三流派：韦伯、帕森斯、格尔茨》，《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p.106—110.
[16] 格尔茨：《地方性知识》，《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p.91,p.93.
[17] slacie e. zabushy: " multiple conlexts, multiplemeaning: scientist in the europea space agency, in "knowledgeand society, vol.9.".
[18] m. collon and j.law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o-technicee networks: content and context revisited", in"kowlege and society, vol.8,1989 sludies in the sociologg ofscience past and preseut, jal press inc.
[19] karin knorr-cetina: " laboratory sludies and theconstruction approach in the stndy of scince and technologg,（日）《科学·技术·社会年版》1993、卷2p.138.
一、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构建的意义
（一）紧跟潮流，适应大众旅游时代
自2016年“两会”之后，旅游业首次整体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加强旅游交通、景区景点、自驾车营地等设施建设，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迎接正在兴起的大众旅游时代。”随着“带薪休假”制度的推出，更多人瞅准机遇，将旅游作为日常所必备的生活方式。可见，旅游业即将成为当下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专业应当紧随潮流，有必要引入一些科学的理论，构建一套适应大众旅游时代的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的理论体系，从各方面进行理论规范行为，使之顺应时代的潮流，更好地服务于旅游社会实践。
（二）迎合当下，匹配人才市场需求
随着旅游业突飞猛进地发展，各部门对旅游相关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旅游业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涉及了餐饮、酒店、交通、邮电等第三产业的各个部门，甚至还会依赖第一、二产业的产业链。如此庞大的综合性产业，需要应用型人才去规范、整合和管理，因此，旅行社、景区、旅游规划公司、旅游管理部门以及新兴的在线旅游平台等旅游企事业单位对旅游管理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激增。这就需要高校能培养出应用技能较强、综合素质较高的应用型旅游管理人才。此外，旅游学科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涵盖了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基础学科。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在培养学生应用技能过程中对这些基础学科理论的运用必不可少，用理论来指导实践，才能培养出匹配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
二、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构建的主要学科依据
（一）旅游管理的人类学理论基础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全面研究的学科群。从生物的角度研究人的学问称之为体质人类学，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的学问称之为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是研究人体构造和人的生理特性，通过对某一群体身体特征进行解剖，探讨人类的起源、分布、演化和发展。文化人类学是通过对某一民族行为特征及其接触的实体做出判断，进而揭示该民族人类文化的本质。而当下旅游拓展“六要素”――商、养、学、闲、情、奇无不处处体现人类学的学问，旅游者不再满足于饱览山水景色，而纷纷开始关注异域文化，凝视异地民族人们的相貌体征、生活习性、行为方式等，并从中探寻历史足印，来达到扩大认知、寄托情感、探奇求异等目的。
（二）旅游管理的社会学理论基础
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事实，包括客观事实的社会行为、社会结构、社会问题等和主观事实的人性、社会学心理等的拥有多重范式的学科。而旅游显然既是一种客观事实的社会行为，更是一种主观事实的精神行为。旅游管理正是对客观事实的社会行为进行标准化，以及对主观事实的精神行为进行规范化的过程。因此，社会学理论是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的构建的重要基础之一。
（三）旅游管理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经济是旅游发展的基础，经济发达的程度越强，意味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休闲旅游的需求也会增加。因此，党的“十”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会给旅游业创造更多的机会。与此同时，旅游业的发展也会对地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带动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因此旅游与经济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作为一门学科，旅游管理需要与经济学理论密切联系，如旅游经济学正是二者相结合而产生的一门学问。经济学理论也是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部分。
（四）旅游管理的心理学理论基础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一文中提出需求层次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需求按阶梯一样从低至高按层次可分为五种：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在生理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人们开始追求一种既能使精神愉悦，又能促进人际交往的健康方式――旅游，它既能带给人们自信、愉快的心理体验，又能满足人们社会交往的需求，还能拓宽眼界，强化自我概念和自尊，从而最终实现自我价值。因此，旅游管理无疑要借助心理学的理论，使学生能从旅游者心理活动的角度出发，进行旅游项目的策划和营销。
（五）旅游管理的文化学理论基础
休闲作为一种现实存在，通过人的外在行为表现，并由特定历史时代的人们对他们所面临的生命历程和所抱有的生活理想而确立起来的文化样式、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因此，休闲旅游也是一种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文化是旅游的环境，旅游是文化发展与繁荣的载体，没有附着文化的旅游行为是没有灵魂的行走过程。因此，旅游管理学科中的规划方向、设计理念、经营管理等各方面无不需要运用文化学的理论来进行指导，文化学为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的构建
广西应用型大学旅游管理类学生应用技能培养理论体系的结构应当包括两个主要层次：基础学科和专业学科，见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