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保持了稳步增长态势，同时，影响投资增长的因素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一）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量变化特点
经过3年治理通货膨胀的努力，1996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名义值，以下无特别说明均同）从1993年的61.8％降至14.8％，1997年在惯性作用下进一步滑至8.8％。1998年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新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加大了国债投资力度，投资有所回升；1999年由于国债发行时机没有把握好等原因，造成了投资一度滑坡，增速降到5.1%的低谷；这个问题后来得到了重视，从2000年开始，投资增长率逐年提高，2002年达到了16.1％（见图1）。
图11990年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变动
近年来投资增长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全社会投资中国有经济比重较大，国有投资增长对全社会投资“影响力”较大，投资增长机制仍不完善。第二，投资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十分紧密。投资很大程度上成为宏观政策的调节手段，主要表现为在经济增长率过高、通货膨胀严重时,减少投资抑制经济过热；在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长率持续放缓时，增加投资防止经济过冷（见下表1）。第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生特点突出，可持续性和自主增长能力不足。
表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资本形成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比重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可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以下各表如无特别说明均同。
（二）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变化的主要特点
投资分类变动呈现以下特点：
1.从所有制性质上看，个体和其他经济等非国有投资已取代国有投资升至首要地位
1997～1998年，启动内需主要是依靠国有投资的增长，其中1998年国有投资增长率分别高于集体、个体和其他投资增长8.5、8.2和5.8个百分点，国有投资增量部分占全部投资增量比重比1997年上升12个百分点，达到66%。1999年以来，国有和集体投资效益下降，积极性也随之降低。1999年，二者各增长3.8%和3.5%，分别低于个体和其他投资约4个和1.5个百分点；2000年，集体投资有所回升，国有经济投资受上年基数较大的影响仅增长3.5%，低于个体和其他经济投资8.7和25个百分点；2001年国有经济投资增长回升到6.7%，与此同时，个体投资和其他投资则逐步适应经济环境，保持了稳固的上升势头，增长率从1997年的6.8%和13%提升至15.3%和28.9%。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投资增量占全部投资增量的比重由1997年的约37%提升到约63%，占据了首要地位；2002年，国有和其他投资增长17％，集体经济投资增速提高到11.8％，个体投资继续保持高达15.7％的增长率。可以判断，我国非国有投资已经具有启动迹象（见图2）。
图2分经济类型各项投资增长率（％）
2.从管理渠道上看，投资重点从基本建设逐步转向更新改造和房地产投资
政府国债投资主要反映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因此政策性投资最直接、最主要的作用是影响基本建设投资的变化。根据不同投资的增长情况，可以分析政策性投资和非政策性投资因素作用程度的变化。表2显示，1998年，基本建设投资是推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增长率是最高的，达到20.16％，另一方面其在总投资增量中的比重是最大的，为57.7％，这主要是由于扩大内需政策在初始阶段重点放在基本建设投资上，因此政策性因素对投资影响度很大。1999年，基本建设投资受上年基数较大因素的制约增长率只有4.52％，在投资增量中的比重降低到37.2%,但政策性投资力度仍然很大，而更新改造投资受控制加工工业项目政策的影响，同比下降了0.7%。2000年，投资重点发生了较大变化，开始由维持短期经济扩张的基本建设投资转向具有中长期性质的更新改造投资上来。当年基本建设投资增速为7.8％，在投资增量中的比重维持在31.7％。更新改造投资增速升到13.88％，比重达到20.3%，为近十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房地产投资、其他投资增幅明显提高，2001年二者在投资增量中所占比重分别为31.66%和16.92%，房地产投资已成为投资增长的主体贡献部分。2002年投资态势有所反复，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率比上年提高6个百分点，比重提高了8.17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前期国债投资项目需注入大量后续资金，更新改造投资增长11.1％，比重下降了将近8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增长21.9％，比上年下降5.4个百分点，比重降低了8个百分点，但这一情况在2003年1、2月份得到扭转，国有及其他类型投资中更新改造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再次提高，分别达到41.8％和37％。这种情况表明，政策性因素对投资增长的影响力度开始下降，非政策因素影响力度正在逐步提高。
表2全社会投资（分管理渠道）增长情况和增量占全部投资增量比重（名义，%)
3.从投资资金来源看，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稳定了投资预期，自筹和其他资金起着主要支撑作用
图3各项投资资金来源增长率（％）
图4各项资金来源构成比重（％）
从增长率和比重看。自1997年起国家预算内资金保持了较快增长，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到71％和54％的高速度，到2001年逐步降至20.71%的水平。国家预算内投资在全部投资中比重由1997年的2.8%稳步升到2001年的6.7%；国内贷款增速波动较大，波幅处在3%到17%之间，但其比重基本保持稳定，始终维持于20％左右；利用外资从1997年到2000年一直是负增长，2001年才开始扭转这一态势，比上年微增了2.03%。利用外资比重呈逐年下降之势，由1997年的10.6％下降到2001年4.6％；自筹和其他资金除1999年增长较低（4.18％）外，其他年份均比较稳定，处于10％以上，比重始终保持在67％以上，2001年为69.6%（见图3、图4）。
从贡献率看。根据各项资金来源名义增长率以及其构成，我们得出其名义贡献值。1996年，受政策收缩影响，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对全部投资资金来源增长的贡献率仅为0.02个百分点，1997年略微回升到0.32个百分点。1998年实施扩大内需政策以来，国家预算内资金对投资资金来源的贡献率大幅上升，1999年达到3.39个百分点，2001年为1.39个百分点；1997年至2001年，国内贷款贡献率由0.86个百分点上升到1.46个百分点，变动情况与预算内资金相类；利用外资贡献率一度从1997年的-0.24个百分点滑到1999年-1.56个百分点的低谷，2001年外资形势好转，贡献率转升为0.09个百分点；自筹和其他资金贡献率2001年为12个百分点，比1997年大幅提升了4.6个百分点（见表3）。
投资资金来源体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国家预算内资金近年来保持较高增长，有效平衡了因外部环境恶化造成的外资减少的负面冲击，改善了对投资资金的预期，稳定了企业自筹和其他资金的信心。第二，国内贷款的执行受两方面制约。一方面，商业银行为适应金融改革要求，必须降低呆坏账比率，而优质的贷款对象较为缺乏，客观上造成银行贷款谨慎，超额准备金大幅增加。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为配合政府宏观政策必须适当扩大货币供应量，因此，商业银行有保证国家有关投资项目配套贷款的任务。这是银行贷款增幅波动很大的原因。并且，由于前一项约束要“软”于后一项，因此出现了贷款资金在总投资中比重又很稳定的现象。这一方面体现了稳健货币政策的特点和任务之一是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执行，另一方面也说明货币政策对扩大内需直接拉动力较弱。第三，利用外资在经历了几年的低迷之后已经显现出回升势头，所占比重的降低幅度也已经减弱。利用外资是我国投资资金来源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其自身有很强的风险意识和较高的经济效益，但仅从增量角度看，目前外资对全社会投资的作用是非常微弱的，是一项不稳定的资金来源。第四，自筹和其他资金始终比较“理性”，其积极与否主要取决于整体经济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既不会轻易错过好收益的投资项目，也不会空泛地对政府政策“捧场”。自筹和其他资金在环境恶化时期增长率大幅下降，随着外部环境改善，其恢复很快，并且增长十分稳定，在总投资中比重占到将近七成，对扩大内需起着重要贡献作用。
表3各项资金来源贡献率(%)
表中各项资金来源增长率为名义增长率。
注：各项资金来源贡献率=各项资金来源名义增长率*各项资金来源比重
二、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变动的主要因素
近几年的投资需求变动，主要受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即市场因素、资金来源因素、投资预期因素和投资环境因素。
（一）市场因素
随着居民收入提高和有关刺激消费措施的出台，我国消费结构得到了提升，进而使投资领域得到扩展。其一是房地产业。90年代中期以后，住房开始成为城镇居民新的消费热点，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消费信贷措施等为这一消费热点的形成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其二是城市化发展。近几年政府投入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城市化形成了积极的推动。同时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也正在逐步对民间投资和外资放开，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其三是受国际“新经济”的拉动，电子信息及相关产业出现了比较宽阔的投资领域。其四是教育、医疗、文化娱乐、旅游等方面的投资领域不断扩大。其五是西部开发战略为投资开拓了新的市场。总体看，经过几年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市场逐步表现活跃，新的投资领域日益扩大。
（二）资金来源因素
政策性因素对资金来源的影响决定着投资效率和自主增长动力。根据上文对投资结构的分析，1998～1999年，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量持续提高，在总投资增量中占据一定的比重（分别为14%和45%），基本建设投资增量占全部投资增量的比重也很大，这一时期政策性因素对投资资金来源的影响度较高。从2000年开始，情况发生明显变化，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率已降低到接近1997年的水平（11.32%），在各项资金的增量中，国家预算内资金所占比重大幅度降低(2000年为8.4％)。与此同时，自筹和其他投资资金比重迅速上升(由1998年的65％升至2001年的90％），基本建设投资增量占全部投资增量比重下降。
总体来看，影响投资增长的政策性因素作用减弱，非政策性因素作用提高，投资自主增长的能力已开始显现。但另一方面，2002年投资（不包括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与前面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口径不同）增长情况反映出非政策性因素的作用基础仍不稳固，国内贷款、自筹资金的增长速度（分别为24.6％和20.5％）仍低于预算内资金的增幅（26.8％）。可以说，投资演变进程是政策与非政策性因素此消彼长的反映，投资增长已开始转入政策和市场共同推动的状态，但政策推动特点仍很显著。（三）投资预期因素
投资活动很大程度上受到预期制约，近年来我国投资趋于活跃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预期变化所致。主要表现在：第一，一部分企业经过调整以后具备了新的发展目标，投资愿望增强；第二，就业压力，生存和发展的压力（或者说是“动力”）增大，不断增强着各方面的投资愿望；第三，1999年以后，受政策刺激，宏观经济形势出现转机，国际经济环境有所好转，改善了投资预期，增强了投资愿望。
当前国际经济虽总体好转，但仍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国内经济自发增长动力仍显不足，社会消费仍然存在很多制约因素。受这些因素影响，投资预期仍不可过于乐观。据调查(调查数据来源：“企业经营者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2年185号)，2002年企业经营者认为政府投资“合适”的比例为25.4%，比2001年下降了1.6个百分点，认为民间投资“合适”的下降了3.9个百分点，而认为民间投资不足的则上升了1个百分点。虽然调查中所列各选项对于被调查者有不同理解，但我们从中也能看出企业家预期的大致变动情况。
（四）政策环境因素
第一，五年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发行总计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对投资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从目前情况看，积极财政政策仍是拉动投资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信心保证。国家在经济、社会、生态保护、结构调整等方面仍需要较强的财政支持。第二，税收政策方面的若干措施为投资创造了更加宽松的条件。包括免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等。第三，稳健货币政策采取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发放再贷款、加强出口信贷、加大技改贴息等多种手段，提高货币供应量，满足市场资金需求。第四，有关土地管理制度的政策调整（如对建设用地项目管理、国土资源审批会审、土地出让招标拍卖等有关方面政策的调整等）鼓励了投资的积极性。第五，简化通关手续、提高通关工作效率等多方面配套措施，改善了出口型企业的生产和投资积极性。第六，在加入WTO后的市场规则调整过程中，取消部分行业准入限制，改革审批制度，投资主体的产权保护得到加强。
利用我们建立的中国宏观经济月度计量模型，可以给出1998年以来扩大内需有关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模型中投资数据均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影响效果的定量分析。
从各个时段看，扩大内需政策每年拉动投资增长提高0.5~6个百分点左右。1998年上半年，我国仍然在采取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模型分析显示，1~6月投资相关政策影响实际投资增长速度下降5.86个百分点，而下半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后实际投资增长速度提高了5.46个百分点，有力地扭转了投资需求的疲弱态势，支持了经济增长；1999年上半年投资增长仍然较高，主要是由于上年发行国债效力仍然发挥着作用，拉动实际投资增长提高了0.83个百分点；2000年，由于国际形势不乐观，中央继续加大宏观政策力度，拉动实际投资增长提高4.04个百分点，为扩大内需、抑制通缩做出了重要贡献；2001年，政策拉动实际投资增长提高了2.79个百分点；2002年1~8月提高了6.26个百分点。
从各项政策效果来看，财政政策的拉动效果明显高于利率和其它经济政策。1998年～2002年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变价）受利率下调影响平均提高大约3.59个百分点，约占投资增长率的16％；而财政支出平均拉动投资增长提高约5.12个百分点，约占投资增长率的28％；这两大政策因素以外的其它政策影响力度约为0.83个百分点，约占投资增长率的4％；综合考虑扩大内需各项主要政策措施对投资的影响力为7.2个百分点，约占投资增长率的39％。
定量分析给我们以更直观的概念，它一定程度上表明，在扩大内需政策执行的5年间，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配合实施，对国有投资增长起到了有效的而且是主要的作用（见表4）。
表4模型对1998～2002年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动态预测结果（不变价，％）
注：各方案假设条件如下，方案1：利率保持上年度水平；方案2：财政支出保持上年度水平；方案3：除利率和财政政策以外的其它经济政策保持中性（即政策变量为零）；方案4：利率、财政支出保持上年度水平且其它经济政策保持中性。
以上四方面因素虽然也存在一定交叉部分，比如市场变动和投资政策环境变化会反映到企业预期上，但总体看，投资领域不断扩大、投资愿望增强，成为影响投资变动的重要因素，投资资金增长中的非政策性因素增强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支持了投资自主增长能力的提高。
综合考虑四方面因素影响，200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情况将比较平稳，投资结构和投资效率将得到有效提升。根据模型分析结果，在基准假设条件下（现有汇率政策不变、财政政策和其它政策均保持上年连续性），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约为15.5%。
三、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面临的形势
“十五”时期，我国经济处在一个全面开放、加速改革进程的关键时刻，经济增长模式由追求数量扩张转向注重质量和效益提高。在已初步形成的买方市场条件下需要进一步调整市场供求结构，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提升居民消费结构。因此，我国未来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很大，投资发展面临有利和不利两方面因素。有利因素包括：
（一）我国经济水平仍处较低阶段，客观上使得投资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第一，生产能力方面。根据经济学理论，投资产生的条件之一是经济发展达到潜在产出水平。在此条件下，新增投资可以增加未来经济增长能力。我国经济目前还未达到潜在增长水平（刘国光，2002），前期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表面上看来似乎未来投资发展势头不会十分有力，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目前多数过剩的生产能力主要分布于传统领域中，这些投资领域已经趋于狭窄，投资风险较高，综合效益较低，这部分过剩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的确有待淘汰和转型。但另一方面，在高技术信息产品、大型成套设备制造、房地产开发方面，生产能力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相互影响、相互推动，这些领域投资积极性正在得到进一步增强。
第二，基础设施方面。我国基础设施密度(按人口或按面积平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很远(王梦奎，陆百甫，卢中原：“中国经济的阶段性变化、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前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2002年4月)，在“十五”期间甚至未来更长的一段时期内需要大力发展，如电力、能源、公路、铁路等。1997年，中国人均消耗石油当量907千克，人均消耗电力714千瓦时，而同年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1692千克和2053千瓦时。2000年，中国每百万人仅拥有铁路54.3公里，公路1108公里，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214公里和4750公里。截至2002年11月，我国高速公路只有2万公里，每百万人只拥有15.7公里。因此，未来比较长的时期内基础设施建设潜在的投资需求仍然巨大。
第三，城市化发展方面。我国城市化率只有33％左右，而1997年世界平均水平为46％，中等收入国家为49％，高收入国家为76％。城市化发展一方面提供大量投资机会，另一方面伴随的劳动力结构的改善将进一步鼓励消费和投资增长以及结构的提升，进而为传统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制造业规模的扩大创造机遇。这些方面也都是极具吸引力的投资热点。
第四，科技进步方面。我国确立的以科技为推动力的方针政策为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拓宽了空间。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提高。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技术进步潜力巨大，尤其对属于技术、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来说，投资需求更强烈。同时，买方市场的初步形成，使得以往适应供不应求市场格局的企业经营方式难以为继，市场导向型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成为当前改革的重中之重。从总体效果看，以科技进步为基础的内涵型增长模式的建立，将更有助于培育微观主体健康的投资行为，从而提高投资效益。
（二）持续的高储蓄率是投资发展的基本保证
我国投资资金供给并非是严重的问题，也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资金供给由以国营集体企业为主逐步转向以居民储蓄为主，我国储蓄率从“六五”时期33.5%上升到“八五”期间的41%，“九五”时期也保持在大约38%的高水平，表现出充裕的态势。高储蓄率一方面说明市场投资的渠道仍不顺畅，另一方面也说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正处于质变的关键时刻，预示下一步市场活跃的可能性逐渐增大，投资回报将有较大改善。总之，高储蓄率为投资稳定增长提供了量的保证，这是投资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
（三）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为投融资市场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8年以来，扩大内需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与政策调控能力和调控特点相配合，贯穿投资政策始终，尤其是在初期时候则是以基本建设投资为主要手段，中央政府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大多数投向基本建设。我国政府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一直没有办到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经验表明，基础设施环境的改善与未来投资的增长之间是高度正相关的。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引导激励了民间投资愿望，打破了原有的投资增长空间束缚。
同时，入世效应将促进投资领域更加开放。一是外经贸活动的活跃将带动我国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和企业的发展。近两年国际制造业基地正在逐渐向我国转移，这是我国宏观经济环境改善、投资吸引力增强的表现；二是通过对我国法律规章的修订，逐步适应国际规范，将进一步迫使给予国内企业以同等待遇，这比直接对国内企业进行政策保护更加有效；三是对外开放有了一大步跨越，这对很多固有的陈腐观念形成冲击，新的服务和新的管理思想将逐步改造原先的政府和企业行为，从而使投资具有市场理性，投资效率得到提高。
投资领域还存在以下制约因素：
1.消费存在体制障碍
拉动经济的根本在于社会消费，扩大内需重点不但要放在投资增长上，也要考虑对消费的支持。这两年在消费上没有太好举措，甚至一方面鼓励居民消费，另一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体制障碍，制约着消费结构升级。主要问题，一是国内市场存在严重壁垒，自由贸易环境有待改善。二是商品质量没有保障，消费者对部分商品质量信心不足，消费行为和愿望仍然比较谨慎。三是缺乏规范的消费环境,价格欺诈、虚假广告、强制交易和不平等合同条款等现象依然大量存在,严重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四是消费信贷多数限于政策行为，不是银行从切身利益角度出发提供的金融服务项目等。消除这些障碍难度很大，处理不好可能使矛盾扩大。
2.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机制不顺畅，形成资金和项目供求之间的双向错位
在我国现阶段的投融资体制中,银行仍然起着最重要的中介作用,但是由于银行改革进展比较缓慢,导致大量的储蓄资金或沉淀下来，或利用效率低下。虽然稳健货币政策要求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加大贷款投放，但是国有商业银行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惜贷现象，减少放贷或只提供给政府要求支持的国有项目，货币政策效力不大理想。同时，银行大量的超额准备金只满足于吃中央银行的利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此来应付中央对银行降低不良贷款比例的行政命令。这样一来，造成了银行资金闲置和企业发展筹资困难的并存。
3.投资体制改革相关的其他问题
第一，投资产权主体仍然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投融资改革要求实现“谁投资，谁决策，谁承担风险”，但是目前政府不但对基础设施项目亲自抓，甚至对企业投资决策也过多干预。一些地方政府“全力”帮助地方企业搞活经营，一来可以增加地方财力，二来还树立了所谓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好范例。企业投资行为通常是主管机构和企业领导人讨价还价的结果，有的甚至是上级主管机构的意志起决定性作用，上级领导成为投资行为的实际决策者。企业投资不按市场规则行事，致力于研究如何寻找到政策优先权支持，造成信息传导机制失效。这样做的结果扭曲了政府和企业的行为，破坏了正常的政企关系。
第二，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不健全影响投资效率的提高。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缺乏必要的可行性分析，缺乏硬的预算约束，包括长期效果评估，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企业经理人行为应当是主观上追求个人收入和声誉的最大化，客观上实现企业经营的利润最大化。目前多数企业中这条纽带是断裂的，因此企业实现的仅是经营稳定化，主要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如实现所谓的扭亏增盈，积极配合实施下岗再就业工作等。企业家则在隐蔽信息的手段下，利用对企业的直接领导权为个人谋取最大利益，以弥补企业家的机会成本，同时伺机换取政治收益。
第三，信用秩序不良造成资金运动受阻。我国经济中有许多领域都存在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造成社会信用缺失，经济秩序混乱，非常明显地制约了经济发展。目前，企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信用缺乏，资金运动过程中，供求各方面都存在着道德风险。有的企业领导人甚至说：“从借钱的那天起，我就根本没有想到过以后要还。”在这种条件下，企业难以通过正常的信用关系获得需要的资金，造成投融资体制的恶化。
四、政策建议
投资体制改革目标应当是促进投资体制在长期向规范化、制度化、市场化方向发展，同时防止短期内投资过快增长引发的低效率问题。
（一）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落实已经确立的改革目标
1998年，国家计委曾提出了明确的投资体制总体改革目标(投资体制改革目标是：（1）到2000年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投融资体制框架，即企业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核、发展资本市场、健全服务体系、强化监督反馈。（2）将实行“谁投资、谁决策、谁承担风险”的原则。除重大项目外，政府一般不再对项目进行审核，而改为登记备案制。银行的商业化改革进程将加快。商业银行按有关法律，根据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原则，自主决策，独立承担贷款风险。（3）政府财政性投资改革思路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明确划分事权，根据事权划分确定各级政府的投资范围。政府的财政性投资将分为政府公共事业投资和政府产业开发投资。两类投资的比例关系将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客观需要确定。（4）今后国家对投资主要实行以间接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通过法制手段进行投融资管理，将是新投资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从中可以看出，有关部门对我国投资体制存在的问题是有共识的。然而到今天，有些方面与目标仍有很大差距。当前我们应当抓住外部局势好转的有利条件，将这项改革措施尽快贯彻实施。确立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投资主体地位，形成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银行独立审贷，政府宏观调控的新的投资体制。
（二）大力促进投资资金来源多元化发展
第一，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理顺企业依据成本效益分析和风险收益比较的筹资原则，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奠定投融资市场化的微观基础，使企业能够在现代市场环境中筹措到发展所需资金。
第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形成高效的资金融通渠道。鼓励发展非国有银行机构，实现金融业对内开放。完善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在融资体制方面逐步建立适应民间投资需要的多层次金融体系，以保证民间投资资金的供应。加快发展直接融资，将资金的风险责任引入到投资行为中来，解脱资本市场为国企改革服务的错误目标，还其市场化本色。
（三）改善投资环境，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
第一，加强投资立法，为投资主体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重点加强投资产权的独立性、投资收益权、投资所有权、投资契约的履行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制建设，强化政策规定的透明度和稳定性。加强执法监督力度，坚决从严查处和制裁各种侵权行为和人员。
第二，促进政府转变职能，为投资活动提供有效服务。政府职能应尽快调整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维护社会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务上来。在市场准入方面，继续清理现行投资准入政策，体现国民待遇和公平竞争原则，打破所有制界限、部门垄断和地区封锁。进一步建立公开、透明、讲求实效的行政审批制度，减少对企业和社会投资的行政审批，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投资活动的成本，尤其是某些“交易成本”。
第三，实行公平合理的税收政策。调整不公平税赋，切实减轻民间投资者的负担。对企业投资于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可部分抵免企业所得税，对个人的实业投资可全额或部分抵免相应的个人所得税，利用税收政策引导民间投资投向高新技术、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和西部地区。
第四，充分发挥行业自律和市场中介服务体系作用。鼓励建立为民间投资者服务的商会、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支持发展法律、财会、技术、管理和市场信息等中介服务组织。
宏观经济研究部王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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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对华投资的如此不均衡，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英国学者邓宁在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一个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是有三个因素决定的，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把区位优势看作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习惯等非经济因素。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04）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前两个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朴商天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只简要的讲述了影响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对某些区域存在着哪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并没有解释。本文根据这些学者提出的因素，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的具体情况，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启示。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张立（2002）对FDI在我国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引入了各省执行FDI优惠政策的时间，结果显示，各省执行优惠政策的时间先后对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政策开放较早的地区，利用自己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最先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的集中区。1992年中国开放内陆城市并实行也沿海地区相同的鼓励政策，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近几年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有所增长，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征程。
2劳动力成本及工资水平因素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强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水平，工资高低与外商投资呈负相关关系。朴商天（2004）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关系的正确性。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这就是外资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但是过高的工资水平也会抑制外资的流入。以长江三角洲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成本显示，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和苏州等地的工资水平，远高于长江以北地区城市。工资成本对FDI分布的影响就是，未来的长三角地区外资可能会更倾向于投资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甚至转移到区外。工资成本的上升对长三角的外资流入是一个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区开发较早，当外资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成本不断攀升，对FDI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单位土地面积的GDP衡量，深圳、汕头、广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国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引进外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4.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和信息通讯等）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马考维茨(Markowitz)是现资组合分析理论的创始人。经过大量观察和分析，他认为若在具有相同回报率的两个证券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任何投资者都会选择风险小的。这同时也表明投资者若要追求高回报必定要承担高风险。同样，出于回避风险的原因，投资者通常持有多样化投资组合。马考维茨从对回报和风险的定量出发，系统地研究了投资组合的特性，从数学上解释了投资者的避险行为，并提出了投资组合的优化方法。
一个投资组合是由组成的各证券及其权重所确定。因此，投资组合的期望回报率是其成分证券期望回报率的加权平均。除了确定期望回报率外，估计出投资组合相应的风险也是很重要的。投资组合的风险是由其回报率的标准方差来定义的。这些统计量是描述回报率围绕其平均值变化的程度，如果变化剧烈则表明回报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即风险较大。
从投资组合方差的数学展开式中可以看到投资组合的方差与各成分证券的方差、权重以及成分证券间的协方差有关，而协方差与任意两证券的相关系数成正比。相关系数越小，其协方差就越小，投资组合的总体风险也就越小。因此，选择不相关的证券应是构建投资组合的目标。另外，由投资组合方差的数学展开式可以得出：增加证券可以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
基于回避风险的假设，马考维茨建立了一个投资组合的分析模型，其要点为：(1)投资组合的两个相关特征是期望回报率及其方差。(2)投资将选择在给定风险水平下期望回报率最大的投资组合，或在给定期望回报率水平下风险最低的投资组合。(3)对每种证券的期望回报率、方差和与其他证券的协方差进行估计和挑选，并进行数学规划(mathematicalprogramming)，以确定各证券在投资者资金中的比重。
二、投资战略
投资股市的基金经理通常采用一些不同的投资战略。最常见的投资类型是增长型投资和收益型投资。不同类型的投资战略给予投资者更多的选择，但也使投资计划的制定变得复杂化。
选择增长型或收益型的股票是基金经理们最常用的投资战略。增长型公司的特点是有较高的盈利增长率和赢余保留率；收益型公司的特点是有较高的股息收益率。判断一家公司的持续增长通常会有因信息不足带来的风险，而股息收益率所依赖的信息相对比较可靠，风险也比较低。美国股市的历史数据显示，就长期而言，增长型投资的回报率要高于收益型投资，但收益型投资的回报率比较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增长型公司会随着时间不断壮大，其回报率会逐渐回落。历史数据证实增长型大公司和收益型大公司的长期平均回报率趋于相同。另外，投资战略还可以分为积极投资战略和消极投资战略。积极投资战略的主要特点是不断地选择进出市场或市场中不同产业的时机。前者被称为市场时机选择者(markettimer)，后者为类别轮换者。
市场时机选择者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减现金增股票，提高投资组合的beta以增加风险；在市场不好时，反过来做。必须注意的是市场时机的选择本身带有风险。相应地，如果投资机构在市场时机选择上采用消极立场，则应使其投资组合的风险与长期投资组合所要达到的目标一致。
类别轮换者会根据对各类别的前景判断来随时增加或减少其在投资组合中的权重。但这种对类别前景的判断本身带有风险。若投资者没有这方面的预测能力，则应选择与市场指数中的类别权重相应的投资组合。
最积极的投资战略是选择时机买进和卖出单一股票，而最消极的投资战略是长期持有指数投资组合。
公司资产规模的大小通常决定了股票的流动性。规模大的公司，其股票的流动性一般较好；小公司股票的流动性相对较差，因此风险较大。从美国股市的历史数据中可以发现，就长期而言，小公司的平均回报率大于大公司，但回报率的波动较大。
三、投资组合风险
我们已经知道，投资组合的风险是用投资组合回报率的标准方差来度量，而且，增加投资组合中的证券个数可以降低投资组合的总体风险。但是，由于股票间实际存在的相关性，无论怎么增加个数都不能将投资组合的总体风险降到零。事实上，投资组合的证券个数越多，投资组合与市场的相关性就越大，投资组合风险中与市场有关的风险份额就越大。这种与市场有关并作用于所有证券而无法通过多样化予以消除的风险称为系统风险或市场风险。而不能被市场解释的风险称为非系统风险或可消除风险。所以，无限制地增加成分证券个数将使投资组合的风险降到指数的市场风险。
风险控制的基本思想是，当一个投资组合的成分证券个数足够多时，其非系统风险趋于零，总体风险趋于系统风险，这时，投资组合的风险就可以用指数期货来对冲。对冲的实际结果完全取决于投资组合和大市的相关程度。若投资组合与大市指数完全相关，投资组合的风险就能百分之百地被对冲，否则只能部分被抵消。
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是由投资组合对市场的相关系数乘以投资组合的标准差来表达，而这里的相关系数是投资组合与市场的协方差除以市场的标准差和投资组合的标准差。因此，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正好可以由投资组合对大市指数的统计回归分析中的beta值来表达。投资组合对大市的beta值是衡量投资组合系统风险的主要度量。投资组合的回报率、方差或标准差以及其beta值是投资组合分析和管理中的三个最重要的数据。
在投资组合的另一重要理论是在资本市场理论中引入了无风险资产的概念。在实际中，我们可以将国库券认为是无风险资产。任何投资组合都可以看成是无风险资产和其他风险资产的组合。于是，投资组合的期望回报率可以表达成大市回报率与无风险回报率之差乘以beta值再加上无风险回报率。
国际金融投资行业也广泛地使用VAR(Value-at-Risk)的方法来分析和管理投资组合甚至公司全部资产的风险。VAR实际上是衡量资产价值变动率的方法。其基本概念是：假设某投资组合的回报率是以正态分布，衡量在确定的概率下投资组合可能出现的亏损金额。VAR值就是用均值减一个标准方差的回报率，可以用来计算亏损。
四、投资组合业绩评价
通常有两种不同的方法对投资组合的业绩进行评估。养老金、保险基金、信托基金和其他基金的主要投资计划发起人一般会考察投资过程的各个主要方面，如资产配置、资产类别的权重和各类别重的证券选择。这类评估称为属性评估。对很多投资者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对一个特定的投资策略或投资机构效率的评价，如对有明确投资策略的开放式基金的评估。这种评估叫做指标评估。评估投资组合最直接的指标是回报率。但只有在相同或类似的风险水平下比较回报率才有实际的意义。从美国开放式互助基金的历史数据可以看到，增长型基金的beta值最高，系统风险最高，相应在牛市时的回报率最高，在熊市时的回报率最低。平衡型的基金则相反。收益—增长型的基金的系统风险和回报率都在增长型和平衡型的基金之间。由此可见，任何一种基金在一个时期所获得的回报率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基金的风险特性和基金在当时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在评估基金时，首先应将基金按风险等级分组，每一组的风险大致相同，然后在组中比较回报率的大小。
投资组合的回报率是特定期间内投资组合的价值变化加上所获得的任何收益。对封闭式基金来说，由于没有资金的流进和流出，回报率的计算相对比较容易。对开放式基金而言，频繁的现金流动使普通的回报率计算无法反映基金经理的实际表现。开放式基金的回报率通常使用基金单位价值来计算。基金单位价值法的基本思想是：当有现金流入时，以当时的基金单位净资产值来增加基金的单位数量；当有基金回赎时，基金的单位数量则减少。因此，现金的流动不会引起净资产的变化，只是发生基金单位数量的变化。于是，我们可以直接使用期初和期末的净资产值来计算开放式基金投资组合的回报率。
没有经过风险调整的回报率有很大的局限性。进行风险调整后评估投资组合表现的最常见的方法是以每单位风险回报率作为评判标准。两个最重要的每单位风险回报率的评判指标是夏普比例(ShameRatio)和特雷诺比例(TreynorRatio)。夏普比例是投资组合回报率超过无风险利率的部分，除以回报率的标准方差。特雷诺比例是投资组合回报率超过无风险利率的部分，除以投资组合的beta值。这两个指标的不同在于，前者体现了投资组合回报率对全部风险的敏感度，而后者反映对市场风险或系统风险的敏感度。对投资组合回报率、其方差以及beta值的进一步研究还可以定量显示基金经理在证券选择和市场时机选择等方面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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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年开始，受“泡沫经济”的影响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美国的风险投资由高峰转入低谷，投资额和筹资额均大幅下降，德国的风险投资业也由高潮转入调整之中。经历了3年的低迷期后，美国的风险投资开始缓慢回升。目前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已达4000多家，风险投资总额达1000亿美元，形成了一个由风险资本家、风险投资家和各种中介机构组成的高效运作的市场体系，风险投资已成为推动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为确立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德国联邦政府十分重视改善风险投资的外部环境，采取了制定新规则、修改现有法规、推出风险投资计划等一系列具体措施来活跃风险投资市场，以促进企业创业和技术创新的发展。
目前我国风险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借鉴国外风险投资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针对我国现实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风险投资环境与风险投资体系，才能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业健康快速的发展。本文从制度结构、金融体系和法制状况等角度出发，通过对美国和德国风险投资的比较分析，从中得到一些对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有益启示。
一、风险资本来源分析
美国的风险投资基金主要来源于养老基金（包括公共退休基金和公司退休基金），而在德国的风险资本来源中，银行是最重要的资金提供者。如表1所示，以2002年美国和德国的风险资本来源为例，在美国，有40%的风险资本来自于养老基金，而在德国这一比例只有0.5%。德国有62%的风险资本来自于金融机构，而美国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风险资本只有10%。由于税制方面的原因，德国的养老基金一般都掌握在企业家手中，而且企业和政府的养老基金契约均是短期的，因此养老基金基本上不涉足风险投资领域。美国以养老基金为主的机构投资者，不但大大增加了风险资金的数量，而且使资本供给具有独立性。相对独立的风险资本来源使得风险资本家具有较大的经营自，能以最有效的方式获取投资收益。在德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投资额约占风险资本总额的一半左右，风险投资参与者比较单一，缺乏多层次的风险投资体系，发展不够全面，难以满足不同风险企业多层次、多元化的资金需求和服务需求。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严重缺陷，目前政府财政拨款依然是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美国政府在风险投资发展之初，也曾对风险投资予以资金支持。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小企业投资法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小企业投资公司。小企业投资公司可以向美国政府的“小企业管理署”贷款到相当于自身资产3倍的款项。政府的资助和积极参与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但我们需注意到，政府在发展风险投资中应该主要发挥引导和监控作用，而不宜成为风险投资的主体。否则容易导致投资效率不高和道德风险，并且削弱民间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积极性。随着风险投资的不断发展，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应该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政府资本在风险投资进入良性运作后应逐渐缩小其所占的比例，主要任务是为风险投资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并建立健全相关的制度体系。我国发展风险投资，一定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充分发挥个人、企业、机构投资者、银行和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潜力和作用，形成多元化的风险资本来源和多层次的风险投资体系。
二、风险投资的组织形式分析
在国外，风险投资机构的组织形式主要有3种类型：公司制、有限合伙制和信托制。
美国风险投资业的高度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有限合伙制的迅速发展。在这一组织形式的风险投资机构中，存在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两类合伙人。通常，有限合伙人以99%的出资比例为限承担有限责任，普通合伙人以1%的出资比例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依据美国法律，有限合伙制企业无需交纳企业所得税，只要交纳个人所得税，这大大降低了经营成本。以养老基金和慈善机构等为主体的机构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不用交纳资本所得税，从而避免了双重征税。这一组织形式不仅迎合了美国的税收政策和法律政策，而且通过资本的纽带将风险资本家和风险投资家连接在一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提高了激励力度，降低了成本，将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
数据来源：汤姆逊经济委员会、EVCA2004年报。
德国的风险投资机构多是作为大银行和大证券公司的附属机构而存在。长期以来，德国推出的扶持创业企业和中小企业政策始终以扩大银行信贷额度、改善信贷条件和提高信贷发放率为着眼点，养成了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心理。德国政府的风险投资促进计划等，均是针对银行等金融机构从事风险贷款制定的贴息和担保计划，其目的是鼓励金融机构进行风险投资。加之德国一贯稳健保守的经营理念，使有限合伙制和私人投资方式在德国缺乏生存环境，导致金融机构附属的风险投资公司成为主要的组织形式。这种类型的组织形式在促进非自有资本投资市场发展的同时，影响了个人投资市场的发育，抑制了企业对真正意义上自有资本的需求。
目前，我国风险投资机构的主要形式是公司制。在公司制的组织形式下，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对分离，使得委托问题十分突出，影响了对实际运作管理团队的激励和约束，虽然有限合伙制被公认为是最有利于风险投资发展的组织形式，在美国也运作得非常成功，但其与特定的制度、法律和经济背景密切相关。从中国现有的法律框架和现实的市场环境来看，现在并不适宜采取有限合伙制。首先，受现行《公司法》的约束，我国还不具备实行有限合伙制的制度保障。其次，我国尚未形成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的专业群体。所以，针对我国现实的经济法律环境，应该探索一种在我国既有效又可行的风险投资机构组织形式。我国的一些风险投资实践者们，在这一方面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例如，2000年江苏高新风险投资公司借鉴国内外风险投资成功的管理模式，在其组织上实现了两个分离。一个是基金和公司分离，另一个就是投资与管理分离。风险投资基金有一个专门的基金管委会，高新公司是一个独立注册的公司，相当于一个托管机构，有自己独立的董事会。这种组织安排解决了公司制下资本全额实缴后给人造成的经营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有限合伙制对一般合伙人的激励和约束方面的合理性。
三、风险投资退出分析
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是风险投资的关键和核心，它既是过去风险投资行为的终点，又是新风险投资行为的起点，只有完成了有效的退出才能实现风险投资的最终目的。由于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发达程度的差异，美国和德国在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选择上各有所侧重。风险投资的主要退出方式包括上市、股权转让、并购、回购和清算。
美国的资本市场体系相当发达，拥有主板市场、二板市场、NASDAQ市场和地方性证券市场4个层次。特别是NASDAQ市场，为美国的风险投资提供了良好的退出通道，促进了大批高科技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微软、英特尔、雅虎等一些世界闻名的高科技企业最初都是借助其发展起来的。德国的资本市场远不如美国发达，德国的二板市场是在效仿美国NASDAQ市场的基础上于1979年3月10日设立的，称之为新市场。在设立之初，新市场对上市公司条件、交易规则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做出了适宜风险投资发展的规定，这一金融制度变革给德国风险资本的退出创造了一个有效的渠道。
自NASDAQ市场建立后，美国的风险资本大部分都是通过IPO方式退出的，这也是能给风险投资家和投资企业带来最高回报率的一种退出方式。但从图1可以看出，2001年开始，美国风险投资以IPO退出的数量急剧下降。2000年，以IPO退出的项目数有262个，2001年猛跌到41个，到2003年只有29个项目以IPO方式退出。近年来，美国风险投资以兼并收购方式(M&A)退出的数量占风险投资退出数的比例越来越高。在2000年以前，德国的风险投资也较倾向于股票市场尤其是“新市场”来实现退出。但随着网络经济泡沫的出现和破灭，IPO这个曾经是最重要最有利的退出渠道近年来在德国成了不可接受的选择。如表2所示：根据欧洲风险投资协会的最新统计数据，2002年德国没有一个风险投资项目通过IPO退出，2003年通过IPO退出的项目也仅有一个。在德国的全能银行体系下，银行可以持有工商企业的股票。因此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密切而稳定，对于公司控股权的转让较少通过证券市场进行。由于缺乏通常的股权转让渠道，清算成了近年来德国风险资本退出的主流，影响了德国风险投资的发展。而美国的大股东多为机构投资者，在持股公司业绩不好时，机构投资者一般不直接干预公司运转，而是改变自己的股票组合，在证券市场卖出该公司的股票，使得公司接管与兼并事件频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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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VCA2004年报
在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建设上，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单一性和股权分置的特殊性使得处于成熟前期的由风险资本支持的创业企业难以通过上市实现退出。加之我国二板市场尚为建立，主板市场上市门槛又过高，所以IPO虽然是风险企业最满意的选择，但在我国却未必是最主要和最现实的选择。从美国NASDAQ的上市企业看，即使是IPO成功的企业，股价大部分也只能维持在发行价格，而且每年被摘牌退市的企业也为数不少。2004年5月17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终于破壳而出，但它依然保留了股权分置的制度缺陷和较高的上市条件，因此并未给风险投资的退出带来根本性改善。从目前的运行情况来看，它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质意义。美国的经验也说明，风险投资的发展并非一定受制于创业板的建立。美国的风险投资始于1946年，但NASDAQ市场却诞生于1971年。结合我国的具体条件，在实现风险资本退出时，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退出策略。以政府资金为主的风险企业可以采取回购方式退出，以利于明晰企业产权，当企业发展规模较大，股权回购有困难时，可以考虑多种退出方式并用，以增加退出的可能性。我国已在北京、上海、天津、西安等地成立了产权交易所，可充分利用产权市场交易时间短、费用低、资源利用充分的特点来实现退出。
四、风险投资的政策环境分析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工具，对政策环境具有很高的要求。政策环境的健全与否是风险投资公司在确定投资时考虑的一个主要因素，对风险投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风险投资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要使风险投资获得大力发展，政府必须要有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引导和支持，要有对应的法律体系和资本市场体系与之相配套。
完善的政策环境是美国风险投资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资本的有力引导、放宽风险资本的来源、鼓励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宽松的法律法规环境以及发达的资本市场体系无不体现了政策支持在美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各个阶段所发挥的促进和推动作用。1958年美国颁布实施《中小企业投资法》，并据此建立了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确立了风险投资基金的合法主体地位。在风险投资的税收方面，美国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的“计划和法规”，如1982年美国国会通过《小企业发展法》，维持了将近20年的低所得税。美国采取对风险投资额的60%免除征税，其余的40%减半征收所得税的措施，使得风险投资的税率从49%下降到20%。政策环境的改造和完善不仅为风险投资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且有利于风险投资行业的规范。
与美国一样，德国十分重视对中小企业创新和风险投资的支持，通过高技术小企业风险投资计划(BTU)以股权投资方式，通过欧洲振兴创新计划(ERP)以政府贷款形式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90年代中期以来，德国联邦政府十分重视改善风险投资的外部政策环境，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报告，并采取了修改完善法规和实施税收优惠等一系列措施。与美国相比，德国在政策环境改善方面，政府对风险投资的干预更加直接，多是采用银行管理政府科技贷款的模式。由政府和银行共同承担风险，以低息贷款等方式来改善风险投资的政策环境。这种方式十分强调政府计划在经济政策和市场行为中的重要作用，不利于调动民间投资者的参与。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风险投资以来，为了从政策环境上为其提供良好的实现基础，曾先后出台过一系列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政策法规。但从风险投资业界的反映来看，相对于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客观需要而言，政策环境的改善力度还是不足。我国在制定《公司法》、《企业合伙法》、《专利法》时尚未考虑到风险投资信息高度不对称性和收入非线性的特点，现有的政策法律体系极大地抑制了我国风险投资机制的创新。在我国的现行税制下，风险投资和普通投资一样需要交纳各种税收，双重征税问题非常突出。
通过对美国和德国风险投资政策环境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两国政府都十分重视为风险投资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在对风险投资的扶持中，两国都制定了一些法律来保证风险投资的健康发展。如美国制定了《中小企业投资法》和《小企业发展法》等法案；德国也制定了《德国金融市场促进法》和《简化接受资本法》等法案。在投资环境的改善方面，两国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如提供税收优惠、提供财政支持、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和风险投资等等。借鉴他们的发展经验，我们应该尽快弥补和完善原有政策环境的缺陷，建立规范风险投资运营机制的法律环境，有效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采用专门针对风险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促进我国风险投资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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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矿业资源禀赋丰裕。勘探项目投入量巨大
澳大利亚是传统的矿业开采国，有“坐在矿车上的国家”之称，是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的世界第三大矿产品生产国。澳大利亚的矿石开采主要用于出口，其出口量占开采量的80％。
澳大利亚的矿石产品种类繁多、品位优良，且储量巨大。目前已探明的矿产中，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有铀、铅、锌、钽和镉；居世界第二位的有铋、错、铪；居世界第三位的有煤、铝土矿、金、钴、锂和金刚石等。为我国进口商青睐的铁矿石资源的年储量也已达到180亿吨。据统计，2007年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1.46亿吨，占我国铁矿石进口总量的38％。
澳大利亚拥有许多世界级的矿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西澳大利亚州的哈默斯利铁矿带，昆士兰州的蒙特艾萨铅锌矿区，新南威尔士州的莱特宁山脉黑蛋白石矿床等。
在具备优良的矿业资源禀赋的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对矿业勘探也相当重视，对矿石勘探项目的投入巨大且投入额逐年增加。澳大利亚政府在增加勘探支出的同时，也注重提高勘探技术的科技含量。2007年，政府启动了新一代矿产勘探计划——“玻璃地球”计划。该计划利用三维可视化和地质模拟等技术，使大陆表层1公里以内的地域，像“玻璃一样透明”，从而大大提高了勘探效率与准确性。
(二)交通运输条件便利。港口设施完备
澳大利亚位于南太平洋要冲，交通便利，远洋运输业发达，是重要的国际运输中心之一。运输成本较低，运输效率极高。墨尔本港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现代商业港，港口的年吞吐量在6400万吨以上，有4万平方米的堆场，码头上铺设铁路线，油罐车可直达码头。凯恩斯港、悉尼港、弗里曼特尔港亦是其重要商贸港口。赫德兰港是其主要的矿物出口港之一。
(三)低利率、低通涨，经济持续增长
澳大利亚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具有低利率、低通胀、经济持续增长的特点。根据经合组织的报告，澳大利亚2006、2007、2008财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8％、4.1％和2.5％。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预计2009—2010财年的经济增长率将放缓为1.7％。不难看出，澳大利亚的经济颇具活力，其经济增长率超过了经合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
(四)外资政策趋于鼓励性
大体上看，澳大利亚对外资的政策是鼓励性的。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澳大利亚政府就开始放宽对外国资本的限制。在当今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进一步减少外资限制条款，以吸引全球有竞争力的经济实体投资。
1.放宽准入审批限制
从1999年9月起，澳大利亚政府将外国对澳大利亚既存企业投资的政府审批底线，以及外国公司中澳大利亚资产被另一外国公司收购时须向澳政府通知的底线由原来的500万澳元放宽到5000万澳元。这一政策极大地方便了投资额在5000万澳元以下的中国企业，使投资者避免了繁杂的审批手续，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投资收益。
2.放松矿业投资的股权限制
澳大利亚政府取消了在新矿业开发项目中，澳大利亚人要拥有一半股权的限制[投资主体为外国政府(包括国企)时不适用]，同时外国人接管既存采矿企业，也不必再进行经济利益检测。
(五)与中国具有良好的经济贸易关系
澳大利亚与中国具有良好的经贸关系。1972年，澳中签署了两国贸易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文件。1978年澳政府宣布对中国实行普惠制待遇。近年来，我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额逐年攀升，2007年中澳双边贸易总额已达到438.5亿美元。同时，中澳之间的投资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澳大利亚已成为中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IDD)的第六大目的地。仅2007年，中国对澳大利亚非金融类项目直接投资额已逾9.4亿美元。同年，澳大利亚在华的新增投资项目487个，实际使用金额3.5亿美元。
(六)法律体系健全。外资可得到充分保障
澳大利亚虽然没有统一的外资法，但外资活动主要由1975年通过的《外国收购和接管法》、《公司法》等法律监管。澳大利亚的各州政府、地方政府也分别出台相应法律，保护外资在本州、本地方的合法权益。
总体而言，澳大利亚的矿业投资环境良好，但在当今经济背景与海外投资者对澳大利亚矿业的收购狂潮下，我们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风险。
二、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机遇与风险
投资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体现出明显的时代性。仅热衷于历史材料的堆砌，而忽视时代本身特点的投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当今世界，投资形势瞬息万变，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投资者又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风险?
(一)危机中的矿产投资机遇
1.金融危机成为澳大利亚矿业股指“走绿”的推动器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是继上世纪初“大萧条”之后，波及面最广、影响最深刻的一次全球性经济衰退。许多国家的支柱产业都受到危机的影响，澳大利亚也不例外。其矿业产业正面临着生产规模缩小与被迫裁员的窘境，截至2009年4月，澳大利亚矿业企业裁员已逾1.2万人。与此同时，市场上不断走低的矿石价格更使矿山开发者措手不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截至2008年底，国际市场上主要金属如铜、铝、铅、锌等的价格指数分别下跌20％、16％、40％、31％，且无明显反弹迹象。长期的萧条也导致企业内资金流动出现严重困难。在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澳大利亚矿业股领跌股市，然而这也为我国投资者“低价收购”提供了机会。
2.下跌使中国投资者“掏腰包”时更有底气
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投资者带来的另一利好消息是澳元下跌。澳元汇率于2008年7月中旬开始大幅下跌。澳元兑人民币汇率由1:6.6636，跌至8月中旬的1:5.9378。2009年，澳元下跌趋势更是不可逆转，根据外汇价牌，4月中旬，澳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4.9727。澳元的持续下跌为中国投资者的并购又增添了筹码。
3.澳大利亚矿主与中国矿业企业“联姻”的欲望强烈
金融危机带来的投资机遇对于世界各国的投资者都是均等的，但是澳大利亚矿业企业主观上更愿意与中国企业“联姻”。澳大利亚铅锌矿大亨Perilya公司面对恶意收购，主动寻求中金岭南，提出收购要约；澳洲第三大铁矿石出口商ForteseueMetalsGroup也积极地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就可能的投资机会展开对话。澳大利亚矿业巨头表现得如此主动，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看重中国广阔的市场。中国作为矿业资源消费大国，有色金属需求量已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市场资源广大。中国虽是矿产大国，但贫矿多、富矿少，多数产品的原料供应对外依存度较高。尤其是当今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更加需要品位优越的矿业产品。同时，中国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逐渐开放，也使得更多海外受困企业把目光投向中国。其次是中国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中国主要矿业企业具有相当实力，能够提供目标企业急需的现金。中国的矿业生产以供给“内需”为主，金融危机对其影响十分有限，许多大型矿业企业并没有受到金融风暴的大规模冲击。同时，中国矿业实体自身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管理体制、掌握着广阔的矿带，资金力量雄厚，国际信誉优良，涌现出中国铝业、中金岭南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矿业实体。面临大量债务问题的澳大利亚矿业企业与这样的投资者“联姻”，更有利于帮助企业走出困境，提升信心。
金融危机下，现金为王，中国在此时恰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投资者可以为目标企业提供足够资金，而不是采取股权交易的形式。目标企业的决策者由于担心用于交易的股票在恶劣的经济环境下极有可能贬值，因此更愿意与能够提供现金交易的中国企业接触。
4.在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国家也在为企业排忧解难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但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投资者在做“走出去”的决策时难免有所顾虑。为此中国政府也在为矿业企业“撑腰”。2009年3月初，国务院通过了《十大重点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其中就包括有色金属行业的振兴规划。国家通过收储政策(目前出台的收储规划为：铝100万吨、铜40万吨、锌40万吨)，减少国内矿企的积压库存，保证企业现金流的活跃。通过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创新研究、鼓励优胜劣汰、优化重组，使产业升级，使相关企业在收购竞争中能够把腰板挺得更直。
(二)危机中的矿业投资风险
1.来自对手的竞争风险
机遇是平等的，其他国家或东道国的投资者在机遇来临时也不会畏首畏尾。所以，中国矿业投资者在海外并购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它们的并购竞争。这类竞争使我国企业的海外收购成本增加。比较典型的实例是，中金岭南联合印尼的安塔公司拟收购澳大利亚先驱公司，遇到了来自印尼的布米公司的竞争。双方你追我赶，多次提高收购价格。收购价由每股2.5元飙升至每股2.85元。中金岭南经过多方面考虑，不得以退出竞争，撤回要约。同样，中国铝业联合美国铝业收购澳矿业巨头力拓的部分股份时，也遇到了来自澳业巨头必和必拓的竞争。在其他收购案例中，投资者间的竞争更是不胜枚举。
2.来自东道国政府的审批风险
能源矿业产业涉及澳大利亚核心利益与国家安全，中国企业的大规模收购必然引起澳大利亚政府的警惕与担忧，促使其出台相应的限制性政策。2009年2月，澳大利亚政府要求外商投资必须“符合澳大利亚利益”，要求“投资透明，无政治背景”，这一模糊的政策为投资准入审批提供了极大的裁量自由度。同时，2009年2月17日，澳政府又宣布外国政府及其人(包括国企)对澳投资，必须通过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FIRB)的审核，并明确规定外资持股不得超过15％。
相比之下，此类风险更应该得到我国投资者的重视，因为它是一切主要风险的根源。为了不给它国留下“政府过分介入”的话柄，东道国政府可以将这种风险转化为单纯的竞争风险。通过支持本国有实力的企业参与竞争，来达到制约外国投资者的目的，然而在这类有东道国政府幕后支持的投资竞争中，我国企业是很难取胜的。
3.来自于目标企业的现存债务风险
有些澳大利亚的矿业企业在金融危机下，有大量债务无力偿还。中国投资者如果选择股权收购，就要承担相应的债务问题，这就要求收购企业本身有雄厚的实力。一些中小型企业在收购股权后，由于本身经验不足，管理不到位，缺乏流动资金，难以经营。所以，在股权收购时，一定要充分了解目标企业的债务情况，评估其风险是否是企业自身能够承担的。
三、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策略
中国矿业企业的海外投资机遇与风险并存。如何利用机遇、规避风险，是投资者亟需思考的问题。成功的投资往往是以成功的策略为基础，通过分析中国矿业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并购的几大特色案例，我们不难归纳出以下四条投资策略。
(一)投资目标与股权策略
矿业产业是澳大利亚能源产业的核心，关系其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澳大利亚政府对这一领域的投资审批始终采取相当审慎的态度。所以，中国的投资者在收购此类产业实体时，就要讲究策略。
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申请收购澳大利亚中小规模矿业实体，更容易获得澳大利亚政府的批准。而且在收购大型矿业实体时。不要总以“持大股”为目的，因为这样很容易引起东道国政府的恐慌并出台严厉的限制政策。所以，大项目的投资者可以瞄准目标企业在非东道国市场上市的股份以缓解东道国政府的忧虑。中国铝业联合美国铝业收购力拓公司时，就有意避开力拓在澳洲的上市股份，而选择收购其在英国上市的股份，但即使是这样，澳大利亚政府仍然做出了“延长三个月审查期”的决定(最终力拓选择放弃与中铝的结盟计划——编者)。
相比之下，中国五矿集团的遭遇则更为明显。该集团斥资17亿美元全资收购世界第二大锌矿开采商——澳大利亚OZMineral的申请被澳大利亚财政部门以“部分开发矿区(ProminentHill)涉及军事，不利于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为确保收购，中国五矿被迫放弃全资方式，以12.06亿美元收购OZMineral的部分资产，并放弃对军事矿山的控制权。这项修改计划最终获得了澳政府批准，但其规定此项收购是纯粹的资产收购，五矿集团并不能持有OZMineral的股权。
(二)投资交流与沟通策略
由于外国的投资审批者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不够了解，因此存在一些偏见。其中最为主要的偏见是“中国政府控制投资行为”。在大型投资项目中，东道国的审批者总想知道“中国政府在幕后的作用”。然而一旦在这方面得出不利结论，对中国投资者将是致命的打击。所以在投资项目的审批过程中，我们要积极、主动地与东道国政府取得沟通，消除其潜在疑虑。同时，我们也要通过沟通策略，充分考察目标企业，保证信息对称性，避免盲目投资。
投资者也可以向东道国政府做出一些承诺，譬如，保证收购后不大幅降低产品价格，使本国采购商获得过多利润；制定开采产品在东道国的销售比例；对企业的控制权保守索取等。中国铝业在收购力拓时就向澳大利亚投资审批机构保证“不谋求进入董事会，不会对力拓的经营施加影响”，以减少东道国政府的疑虑。
同时，中国投资者也要和目标企业搞好关系，使目标企业出面，游说其本国政府，这样比我们一味单方面的宣传更有实效。
(三)投资合作与共赢策略
投资需要大量资金，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如果能够找到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与我方共同收购，将是比较理想的选择。事实上，目前中国的几大海外收购项目，投资主体基本上都在寻找强大的合作伙伴。中国铝业在收购力拓公司时，选择美国铝业作为合作伙伴。美国铝业历史悠久，且是公认的“全球最大铝业公司”，在世界多个国家设立跨国机构，有丰富的投资经验。与这样的合作者共同收购，对于融资效率、风险的化解与分担都是有利的。
(四)投资竞争与退让策略
中国企业在与其他投资者竞争时，要充分分析自身情况，了解对手信息，及时、准确地做出决策调整。对于大手笔的收购，既要努力争取，也要量力而行，避免一时的决策失误使公司债台高筑、得不偿失。具体来讲，根据情势不同，可以采取两种竞争策略
一是主动出击，据理力争，维护企业在投资过程中的地位与利益。我们的竞争对手，特别是东道国的竞争对手更容易对我国企业的收购提出质疑，以达到拖延时间、从中渔利的目的。在中金岭南收购澳大利亚Per-ilya公司时，就受到了澳洲竞争者CBH公司的质疑。CBH公司的律师顾问团向澳大利亚政府相关部门反映，称中金岭南在收购过程中透露的信息影响了其公司收购计划，属于不公平竞争，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实施审查，同时要求PEM公司推迟召开股东大会。面对对手的指责，中金岭南及时做出反申诉，通过与澳政府投资审查部门的多次商谈，使对方明确了我们的收购是规范的、不受政府或大股东控制的，对手的指责站不住脚，由此解除了澳大利亚政府的疑虑，也迫使CBH公司退出竞争。
二是避其锋芒，放眼未来，暂时的退让有时是明智的表现。在与对手的竞争过程中，如果竞争对手过于强大，或者对手对该项投资过分执着。我们就要冷静分析竞争的结果，避免造成两败俱伤的情况。中金岭南集团在收购澳大利亚先驱公司时，遇到了来自印尼的布米公司的竞价收购。经过多次提高定价，收购价格越过中金岭南的“红线”。此时，中金岭南理智地放弃竞争，宣布收购失败。然而几个月之后，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矿产品价格大幅下跌，中金岭南抓住机会，收购了澳大利亚Pefilya公司，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澳铅锌业巨头50.1％的股份，成为中国首家绝对控股发达国家资源企业的公司。
两相对比，收购先驱公司48％的股份需要20多亿人民币，收购Pefilya公司50.1％的股份需要2亿人民币。中金岭南虽然在形式上退出了竞争，可在实际投资收益上以绝对优势击败了布米公司，成为此次竞争的真正赢家。倘若中金岭南不顾股东利益，缺乏理智地强行收购，恐怕现在已经处于入不敷出、极为危险的境地。
以上提及的四点投资策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总之，当代中国的投资者只有在认清当前形势，理清投资思路，优化投资策略的前提下，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矿业投资竞争中取得优势，并树立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崭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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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对知识经济进行了粗浅、模糊的描述。但说法不一，最具有代表性的是1996年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所下的定义：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相对于以土地资源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和以原材料、能源为基础的工业经济而言，它更强调知识积累的重要性。它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投入资产的无形化。在知识经济形态中，知识、智力等无形资产的投入起决定性作用。其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知识、智力的拉动。所以，无形资产的计量在知识经济下尤为重要。
一、无形资产计量上存在的问题
无形资产的本质特点是“无形”，这一特点导致它的价值可能分布在零至很大的区间。并且其价值本身和价值变动的频率和幅度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些都会进一步导致对其进行会计确认、计量、报告和管理的难度。
在传统的农业和工业经济下，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在企业中所占的比例也相当大。但在知识经济环境下，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所占比例日趋增加，有的已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会计若仍抱着稳健性原则的大旗，无疑会使企业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严重背离，导致会计信息严重失真，同时也违反了客观性和重要性会计原则。
二、无形资产计量缺陷带来的影响
（1）难以满足高科技行业无形资产所占比重不断提高的客观要求
在现行会计理论中，企业资源主要是指有形资产，虽然也不排除无形资产，但由于各种原因，无形资产在企业资源中始终只占次要地位。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而当前，企业在研发和销售阶段的巨大投入实质上主要是对无形资产的投入。这些资源是决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资源，也是决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不正视这一事实，仍将无形资产特别是人力资源排除在企业资产之外，不加以反映和核算，显然是与客观经济规律相背离的。
（2）不能准确体现知识经济时代扩大无形资产确认范围的现实要求
传统会计体制下，无形资产的确认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要求以事项的发生为依据，这就使得无形资产在确认时遇到困难：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企业外购和接受外部投资所形成的无形资产可以确认，而自创无形资产不能予以确认(只认可)；但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由知识创新所带来的企业价值增加和获得超额利润的能力成为一种较普遍的现象。无形资产地位的提高使得人们必须重新审视传统的确认方法，扩大其确认范围，使无形资产能够得到如实和充分的反映。
（3）没有将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会计纳入财务会计系统
目前，会计只承认知识产品（如专有技术等）的价值，没有确认人力资源的价值。在未来，人力资源会计将变得十分重要。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人力资源应被纳入现代财务会计系统，成为现代企业会计所要核算和监督的内容，进一步完善人力资源的核算方法，建立人力资源核算的账户体系。将多种计量模式有机结合，用以计量人力资源的价值；进一步明确人力资本的价值，人力资本所有者具有收益权，应参与企业剩余利润的分配。
（4）难以满足知识经济条件下无形资产计价方法多样化的要求
无形资产开发是企业长期战略的体现，是对未来进行的战略投资。由于知识和技术的不断创新，无形资产的现实价值及其所能提供的未来经济收益是不断变化的，而历史成本恰恰不能反映无形资产的这种变化。因此，我们不可能完全套用有形资产的历史成本计量方式来对无形资产进行计量。所以，应根据无形资产的特点，采用不同的计价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反映知识型企业的价值。
三、知识经济下无形资产的计量
会计计量是会计人员运用一定的计量模式，以货币为主要计量手段，并产生以货币定量信息为主的会计信息处理过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实质是确定无形资产的入账价值，无形资产未来价值的计量也要遵循这一特定标准：可验证性，不同的会计人员对同一项无形资产进行计量应得到相同的结果，其中结果可以互为验证。一致性，无形资产的计量所使用的方法要前后保持，不能随意变更，若需变更，要将变更的原因、情况在财务报告中说明。
企业价值是企业未来获利能力的资本化现值。在知识经济的今天，无形资产在企业经营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形资产的价值成为企业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财务计量方法应用于无形资产计量
（1）、确定无形资产的价值实现值。无形资产的价值实现值是指企业无形资产的真正转化价值。实际的无形资产价值可以高于或低于该数值，我们可将该数值理解为企业市场价值与净资产价值（股东权益）之间的差额。
（2）、确定无形资产的内部构成。采用财务数据与非财务发数据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即那些对企业未来绩效增长发挥重要作用的无形资产。假定A公司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从人力资产、市场关系型资产与结构型资产三个方面来分析，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并建立了一套无形资产指标体系。属于人力资产方面的无形资产有：员工竞争力、员工忠诚度、员工经验值、员工技能、创新能力；属于市场关系型资产方面的无形资产主要有：客户信息库、客户交往时间、客户类型、客户潜力、客户满意度；属于结构型资产方面的无形资产有：组织结构、组织进程、企业软件、企业数据库、合作者关系网；属于人力资产与结构型资产共有方面的无形资产有：组织学习能力、组织文化、组织科技；属于人力资产与市场关系型资产共有方面的无形资产有：客户关系；属于市场关系型资产与结构型资产共有的无形资产有：价值链、品牌、商标；属于三部分共有的无形资产有：综合关系、知识产品、专利技术、信息数据。
（3）、根据实际经验确定无形资产各构成部分的权重。企业的高层领导应当在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分析企业价值创造的过程，研究各类无形资产的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从而设定每类无形资产的权重。
2、实物期权法应用于无形资产计量传统的决策方法（如：现金流量折现方法和决策树方法）对投资者的决策都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实际的市场上，公司投资所面临的环境是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和竞争性。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如果遵循这些传统的投资方法的结论，经常会导致错误的投资决策或者使得投资者失去一些有利的投资机会。例如：在新经济时代，一些公司经常要投资于一些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例如风险投资家在项目的种子期选择相应的项目进行投资；投资一些还没有产生正的现金流的投资项目）等，我们已经无法利用传统的投资决策分析工具解释这些现实的经济现象。超级秘书网
[关键词]分析个人投资金融投资行为理论
1、金融投资行为理论分析
金融投资行为理论悄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其在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被主流经济学接纳之际，对人类个体和群体行为研究的日益重视，促成了传统的力学研究方式向以生命为中心的非线性复杂范式的转换，使得我们看到了金融理论与实际的沟壑有了弥合的可能。金融投资行为理论以期望理论、行为组合理论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为其理论基础，并将人类心理与行为纳入金融的研究框架，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模型：
首先，BSV模型。BSV模型认为，人们进行投资决策时存在两种错误范式：其1是选择性偏差，即投资者过分重视近期数据的变化模式，而对产生这些数据的总体特征重视不够，这种偏差导致股价对收益变化的反映不足。另1种是保守性偏差，投资者不能及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修正自己的预测模型，导致股价过度反应。
其次，DHS模型。该模型将投资者分为有信息和无信息两类。无信息的投资者不存在判断偏差，有信息的投资者存在着过度自信和有偏的自我归因。过度自信导致投资者夸大自己对股票价值判断的准确性；有偏的自我归因则使他们低估关于股票价值的公开信号。随着公共信息最终战胜行为偏差，对个人信息的过度反应和对公共信息的反应不足，就会导致股票回报的短期连续性和长期反转。
再次，统1理论模型。统1理论模型区别于BSV和DHS模型之处在于：它把研究重点放在不同作用者的作用机制上，而不是作用者的认知偏差方面。该模型把作用者分为“观察消息者”和“动量交易者”两类。观察消息者根据获得的关于未来价值的信息进行预测，其局限是完全不依赖于当前或过去的价格；“动量交易者”则完全依赖于过去的价格变化，其局限是他们的预测必须是过去价格历史的简单函数。
最后，羊群效应模型。该模型认为投资者羊群行为是符合最大效用准则的，是“群体压力”等情绪下贯彻的非理，有序列型和非序列型两种模型。在序列型模型中，投资者通过典型的贝叶斯过程从市场噪声，以及其他个体的决策中依次获取决策信息，这类决策的最大特征是其决策的序列性。非序列型则论证无论仿效倾向强或弱，都不会得到现代金融理论中关于股票的零点对称、单1模态的厚尾特征。
2、对金融投资者的个人行为分析
1.多为投机心理，短期行为严重
我国很多证券投资者入市并不是看重上市公司真实的投资价值，而是企图从中获取超额回报。绝大多数的投资者入市的主要原因是为通过股票的买卖价差而获利，这类人群多是为赚钱买卖差价进行短线操作;只有少数投资者进入股市是为了获得公司分红收益;38%的投资者因有闲置资金而，把股市看成是1个长期投资场所。高比例的企图赚取短期收益群体的存在是1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博取短线利润群体的过大是我国证券市场行情波动幅度.惊人的重要原因，这也是造成证券市场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1。从投资者入市动机上分析，就已经预示着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短期行为比较明显。
我国个人投资者更多的是短线投资、投机，而没有把股票作为长期的投资。另1方面，股票价格的剧烈波动诱发了1部分人的心理，盲目追求短期利益。由于证券投资者容易产生羊群效应，使这种市场短期行为具有很强的蔓延性，从而极大地加重了投资者孤注1掷的心理，1旦认为找到了机会，就会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不顾，冒险参与高风险的证券投资活动。在我国证券市场中，我国投资者的短期行为特征表现为比较明显的冒险心理和投机短期行为。
2.投资承受能力差
调查显示，我国个人投资者以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为主，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为工资收入，参与证券市场的时间普遍较短，证券投资意识很强，但投资经验相对缺乏，股市投入占家庭金融资产比例较大，这充分说明我国个人投资者的抗风险能力很弱，投资者对投资股市的“情感依托”强烈。
3.对股票专业知识了解不足
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的股票投资知识来自于非正规教育，主要通过朋好友的介绍、股评专家的讲解以及报刊、杂志的文章等获得;在做投资决策时，投资者大多依据“股评推荐”、“亲友引荐”，以及“小道消息”;在投资决策的方法上，两成以上的个人投资者决策几乎不做什么分析，而是凭自己的感觉随意或盲目地进行投资。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过于看重自己知道的或容易得到的信息，而忽视对其他信息的关注和深度挖掘。大多数投资者在评价投资失误时，往往将失误归咎于外界因素，如国家政策变化、上市公司造假，以及庄家操纵股价等，而只有少数个人投资者认为是自己的投资经验或投资知识不足;大部分投资者对新出现的金融品种如开放式投资基金的认知程度有限。
3、结语
总体来说，我国的股票市场中对于股票价格的影响因素过多，政策因素、大户操作因素，这说明中国股市不符合经典金融理论对于市场是有效的基本假设;同时，投资者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也不符合经典金融理论中，投资者对于风险总是厌恶的基本假定:在收益时，股民表现出对已有收益的贪婪，以及心理，而在被“套牢”时，又宁愿苦苦等待，以待反弹机会.这些特点都说明中国股民的投资心理符合金融投资行为理论的期望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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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首次修订进入最后阶段。据了解，新法首次增加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条款，互联网领域出现的一些全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被称为“市场经济宪法”，该法由1993年9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自1993年12月1日起施行，至今已有24年。
证券日报：据测算，截至6月21日第八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46.27美元/桶，变化率-6.35%，对应的汽柴油零售价将下调220元/吨左右，本轮调价窗口为6月23日24时。分析师表示，6月中下旬，主营追赶销售任务压力较大，因此本轮零售价下调之后，国内汽柴行情仍将延续下行走势。
美银美林：MSCI可能还需要很多年才会将A股全面纳入，假定是10年。交银国际洪灏：A股成功入摩最受惠的是大盘蓝筹股；A股的估值很可能将逐渐降至国际水平。高盛：未来5年，中国A股可能占到MSCI新兴市场指数的9%、MSCI全球指数的1%，带来约2300亿美元的指数投资资金流。
方星海：A股纳入MSCI指数，对人民币国际化是利好；价值投资理念的确立，长期资金的进入会有助金融市场发展。沪港通、深港通每日限额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MSCI未来会纳入更多A股，理论上可能到30%，沪港通、深港通额度可能不够用，未来可能通过改革QFII等方式解决额度问题。开放有利益也有风险。如果资金进出比较快，可能会对国内外汇市场有一定冲击，就需要靠市场化的方式完善外汇市场来应对。
证监会：赞赏MSCI将中国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这一决定；将进一步完善境外投资者投资A股的相关制度和规则，便利境外投资者通过包括跟踪MSCI指数在内的多种方式投资A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