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技术与机械电子技术的相互融合是个比较大的课题，从提出之日起，各行各业都是非常瞩目的一件事。该篇文章作者以全局的角度，独到新颖的视角，诠释了计算机技术与机械电子技术互相融合的重要作用，与未来发展的趋势，结合当前现状对这两种技术融合产生的问题进行分析，同一时间，对加速这两种技术的相互融合提出了一些参考性的建议等。
一、机械电子技术概要
机械制造的相关行业当中普遍引入电子技术指的是在机械动力、信息处理、控制与主功能上引入现代化的电子技术。所以，机械电子技术我们也可以将它说成是把机械装置、电子化技术与软件等互相叠加组成系统的一类总称。在我们国家现如今机械电子技术的发展过程当中，机械电子技术时至今日也已经变成在体系上独树一帜的学科[1]。还有，伴随现代化科学技术、电子、网络、智能技术行业不断发展与壮大，机械电子技术还会被赋上全新的内容。但是它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机械电子技术以系统化的观点为前提，将机械电子、微电子、自动控制、计算机、信息、传感测控、信息变换、软件编程与接口技术等全体技术，凭借系统功能与优化组织的目标，理性配置和布局各个单元，基于功能多、质量高、可靠性高、能耗低的基础上实现其特有功能的价值，并让整个系统趋于优化的工程技术统称。基于这些内容生成的系统，则构建成了一套机械电子技术的系统与相关产品。在现代化工产业领域中，基于社会对化工产品总的需求量，还有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要求化工设备需要满足相关生产工艺基本性能要求。化工设备各项性能均要靠机械电子技术辅助达标，设备机械电子技术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与否，是对化工产品产量与质量等的最好判别标准[2]。当代的机械电子技术可以说是以传统化工技术为前提，进而再做总结和探究的，我们通过现如今化工生产的工艺需求，逐渐形成科学、客观、具体的技术新类型，对于生产技术发展和创新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二、对计算机技术与机械电子技术的融合认识和理解
两种技术相互融合是社会经济演进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生产体制与生产方式创新的体现。对于现代社会下的中国来说，特殊发展模式与国情，要求我们把计算机技术同机械电子技术放到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当中去把握。所以，要理解计算机技术与机械电子技术融合必须首先理解机械电子技术，要理解机械电子技术首先要理解计算机技术。计算机技术发展下的网络社会是继原始狩猎、工农业社会后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与发展新阶段。计算机技术可以作为该社会经济主线来看，是网络社会核心内容，计算机技术与机械电子技术融合是现今社会全人类所要面对的问题，而不单是相关工作者的使命。
三、机械电子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关系
机械电子的系统可以说是相当的不稳定，导致了相关系统输入和输出关系处理上不是很容易。当代社会需求系统又是多种多样的，需要同一系统能够兼容并济，能够满足多种要求。计算机系统在遇到需要信息处理的时候，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因此以知识作为基准的计算机技术处理方式已经开始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了。计算机技术组建系统所引用的方法当中，主要用到的为神经网络与模糊推理的系统。在对输入与输出关系进行处理的时候，这两种方法既是互相联系又是互朱小川西华大学四川成都610039相制约的。神经网络所采用的是分布方式，而模糊推理采用的是规则方式[3]。神经网络相关系统在进行输入的时候因为各神经元间存在固有联系导致了计算量相对较大，模糊推理相关系统则正好相反。针对精度方面，神经网络相关系统精度高且曲面较为光滑，模糊推理相关系统精度低且曲面呈台阶状分布。利用神经模糊网络相关系统将两者功能最大限度融合与一处，使信息表达趋于合理化，表达空间也是最适合的。
四、计算机技术在机械电子技术中的应用
机械电子技术因为它的不稳定特性，致使数据输出与输入上发展的仍然比较迟缓，急需引用先进计算机技术促成工程的伟大变革。结合模糊推理与神经网络相关系统，不仅提高了它的精密度，还确保机械电子技术未来向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模糊推理相关系统采取的是规则方式对信息进行保存处理，机械意义是非常深远的，神经网络相关系统用分布方式保障了各神经部件紧密连接，使计算量合理提升。结合这两种方式，保障计算机技术发挥最大价值，最终实现了计算机技术与机械电子技术的相互融合。
结语
现代化社会是一个集科技与经济为一体的时代，无论是任何技术都是需要在其应用的过程当中，结合先进科学技术体系上的创新，进而推动各类型技术向全面创新的方向发展。谈到机械电子技术创新，针对现代的机械设备在科学应用和管理上的重要意义都是可见一般的，同一时间机械设备的应用技术在科学创新方面也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
关键词：中西体育；文化融合；竞技武术散打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3）01-0051-05
竞技武术散打体系的构建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这种由传统武术提取而来融合西方文化因子的新的武术技击体系形式，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已经与传统武术技击体系几乎完全不同，由此，引来了竞技武术散打文化归属的争论。持批判态度的观点认为，竞技武术散打已经没有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延续，是西方竞技格斗项目的简单照搬与模仿，是“三拳、三腿、三摔”、“拳击加腿加摔”的简单重组，体现不出中华武术的文化内涵，是与中华武术没有太大关系的现代竞技体育项目。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竞技武术散打是对传统武术中所固有的格斗对抗方法的挖掘，从“相搏”、“手搏”、“卞”、“白打”到“散手”再到“散打”，是传统步步演变的结果，是两人按照一定的规则，运用武术中的踢、打、摔等攻防技法制胜对方的、徒手对抗的现代竞技体育项目，它是中国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1]，是中国的传统体育项目。持赞同态度的观点认为，体育属性是散打运动得以发展的基础[2]，竞技武术散打是时代的产物，是武术在当今时代与时俱进的征象，是对传统武术的继承和现代竞技体育的借鉴相融合下的一种新的武术形式，是武术文化现代化发展的结果，我们不应该过多地去争论竞技武术散打的文化归属问题，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其发展，并努力挖掘传统武术文化的现代价值，以填补武术文化在转向工业文明社会中的传统文化缺失。
可以肯定，不管持什么态度，目的是为了使竞技武术散打更好地发展，百家争鸣更加促使了竞技武术散打的快速发展。作为一种现代文化，从它的普及程度、文化内涵、时代性等各方面来考察，它都不失为当代中国的一种优秀文化。我们应该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二元对峙模式[3]，现代正是传统发展的演变和结果，是传统文化自我更新及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的结果。正如洪浩教授指出的“竞技武术是中西体育文化融合的产物，是武术现代化的产物，是当代人创造的一个新名词[4]。”同样，我们应当跳出传统武术击技与竞技武术散打的二元对立，它是传统武术击技在现代社会的一种自我更新，或者是中西体育文化融合下产生的一种新的武术形式。在本文中，笔者以文化融合为视角尝试着解读竞技武术散打相关争论的原因和出发点，以揭示竞技武术散打的文化归属、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为竞技武术散打的发展作理论支撑，用于更好地宣传和弘扬武术文化。
1 中西体育文化融合视角下的竞技武术散打
文化融合是指文化调整的方式之一[5]。指某几种具体的文化形态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形成新的文化形态[6]。这几种具体的文化形态通过自觉或强制的形式进行相互间的传播、冲突、对话、筛选、移植、整合等过程，原来的文化体系经过这个过程而相互影响、调整和适应，逐渐地改变原有文化的结构和个性，使原来互不相同的文化形态相互接近，最后在这种相互适应的调整中逐渐地走向统一。在这个过程中第三种文化体系逐渐产生，形成新的文化形态，而原来的文化形态可能随之而消失，或者以其顽强的文化生命力按照原来的方向发展。中国文化即是一种融合型的文化，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在秦朝大一统帝国的形成中逐渐地使各种文化开始走向统一，经过汉朝政权的强化最终确立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以道家和中国化了的佛家为主体共同构成了融合型的中国文化。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文化曾经多次遭受其他民族的入侵，但最终入住中原的其他民族逐渐地融入了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之中。
19世纪中叶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敲击下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农业文明输给了新近兴起的海洋文明。在两种文明的迎头相遇中，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产生了直接的接触和冲突，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融合、创新和发展。武术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和其他文化一样，它伴随了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并且和中华文化中的其他文化相交互融，共同构成了当今繁荣的武术文化体系。主流文化的变革与发展必然导致附属文化作出相应的变化与调整。武术文化在这种冲突与交融中也产生了自己的新的武术文化体系――竞技武术，主要包括竞技武术套路、散打和推手等内容。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等，标志是清末民初废除武举（1901）建立现代新式学校及马良的《中华新武术》等，竞技武术散打的雏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在1928年第一次国术国考项目中就包括徒手的拳脚门（散打）、摔角门[7]341，1933年第二次国术国考中预试有了评分细则，对抗比试有了统一的护具[7]344。在近百年的发展中，竞技武术散打几经挫折，先是战乱年代的支离破碎，接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唯套路方向发展及的影响等，最终在改革开放的东风中才开始了它的蓬勃发展。经过了近百年、尤其近三十几年的不断调试，竞技武术散打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成为了一种新的武术形式。
20132 竞技武术散打争论的再认识
2.1 对竞技武术散打的批判与肯定
竞技武术是异质的西方体育文化与东方传统武术文化融合而产生的“新武术”，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它，能发现不同的文化特质，由此，也出现了对竞技武术的褒扬与批驳[4]。
2.1.1 对竞技武术散打的批判
对竞技武术散打的批判由来已久，最多是“散打四不像”、“三拳三腿三摔”、“拳击加腿加摔”等，程大力等认为，散手擂台上的徒手，无例外地采用的都是“站起来”的姿势，然而这种站起来打的“武术”，哪里还有一点武术的影子。连弓、马、仆、虚都没有，散手算什么中国武术[8]。现今所谓散手，实际上抄袭临摹自国外的自由搏击，而散手王争霸赛不分体重级别总决赛，是生硬混合两种竞技文化截然不同的原则。所谓散手，拳法百分之百是西洋拳击的；腿法大半是泰拳的；摔法虽然被某些人自诩为克敌制胜的法宝，但它实际上与中国跤毫无关系，而只是从西洋自由式、古典式摔跤学来的几招[9]。散打很难体现出中国武术打的巧妙与深奥，从而失去了其应有的精、气、神、劲等武术神韵，也必然弱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10]。
回到竞技武术散打文化归属的争论上来，竞技武术散打不能全面的展现传统武术击技的精髓，“三拳三腿三摔”、“拳击加腿加摔”等，原因在于它只是一种新的武术形式，它代表的并不是全部的武术击技内容，它展现的只是传统武术击技中部分符合竞技体育的精髓部分，这种批判源于忽略了它还要从属的竞技体育属性。同理一味的坚守竞技武术散打是对传统武术中所固有的格斗对抗方法的挖掘与整理，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竞技格斗对抗形式，是完全由传统招法提取而来的竞技武术散打。盲目的保守中国古已有之，这种观点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古已有之的擂台对抗、切磋交流，只是武术竞技形式的一种，并不能等同于现代化了的竞技武术散打。这种传统性的坚守源于忽略了竞技武术散打中西方的一些现代性的组成因子。
4 竞技武术散打形成的思考
竞技武术散打的形成，其实是传统武术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复兴问题，是武术人对传统武术文化的自觉反思，是传统武术文化在当今社会怎样积极地去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用以补充和充实到现代世界竞技格斗体系当中去。传统武术文化的复兴问题要求武术人在精神层面保有一坚持。正如徐复观先生指出的“真有文化自觉的人，他的精神状态应当是‘古今同在’的；并且由古今同在的程度，来决定他的精神的深度和广度。所以复兴中国文化，在精神上，必然是复古的，同时也必然是开新的；复古与开新从精神上说乃是同时存在[18]。”竞技武术散打在最近30余年的发展中，取得的成绩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理论建设明显滞后，关于竞技武术散打的文化建设与研究匮乏，这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我们在精神层面上缺乏“古今同在”的精神状态，或者精神层面的“开新”大于“复古”。在整个国际社会争创文化软实力的今天，竞技武术散打的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4.1 武术技击体系的多元重构
在众多以跆拳道、拳击、泰拳等作为范式来研究竞技武术散打的推广、技术、文化等问题时，我们可否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文化及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人们的需要也是多元的，跆拳道、拳击、泰拳只所以能够在中国迅速发展，和人们的多元需要是有联系的，和中国武术击技文化的多元建构不足是有关系的。在多元文化共存、多元价值取向的今天，竞技武术散打只是武术技击竞技的一种方式，只是武术击技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也不可能适合爱好者一生去习练。武术击技文化的多元重构已经迫在眉睫，中国武术职业联赛的成功即是一种昭示。反思竞技武术散打、跆拳道、泰拳、拳击等所有的竞技格斗项目，它们只是不同规则下的动作组合，在规则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的技战术、制度和精神等方面的重新建构，是用拳、腿、摔、拿，器械、徒手等全方位、多角度、多领域的重新编排、整理和融合下所产生的一种有别于其他特征的新体系。
4.2 增强竞技类武术项目的文化表现力
对竞技武术散打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还源于它的主体话语权及文化表现力的缺失。技术体系、训练方法等只是竞技武术散打文化表现力的某些部分，我们大可不必因为过多的追随传统而拒绝现代科学体系，况且现代科学体系也不仅仅是西方的独创，同样存在着中国的一些组成因子。关键是除了这些方面外的文化表现力的不足。竞技武术散打在比赛中支撑选手在赛场上拼搏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精神，不屈不挠、自强不息、兼爱、礼仪、武德等等，这些能够表现中国人精神、代表中国人性格的种种文化现象却没有通过竞技类武术项目的舞台进行宣传和表达。研究者认为这些文化的展现远远大于主体文化的宣传力，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将这种内在的精神通过各种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观看比赛向受众传播种种能够代表中国人精神、文化及价值的诸现象。
5 结语
5.1 竞技武术散打是对传统武术击技的继承和竞技体育的借鉴相融合下的一种新的武术形式，是武术现代化发展的结果。对竞技武术散打文化归属的相关争论，源于批判者没有看到竞技武术散打代表的并不是全部的武术击技内容，它展现的只是传统武术击技中符合竞技体育的精髓部分，这种批判源于忽略了竞技武术散打还要从属于竞技体育的属性；一味的坚守竞技武术散打是对传统武术文化中所固有的格斗对抗方法的挖掘，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竞技格斗对抗形式。这种盲目坚守传统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它忽略了竞技武术散打中西方的一些现代性的组成因子。
5.2 在整个国际社会争创文化软实力的今天，竞技武术散打的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在多元文化共存、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里，竞技武术散打只是武术击技竞技的一种方式，只是武术击技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新的武术击技类项目的构建已经迫在眉睫。对竞技武术散打的争论启示我们传统体育的复兴与建设，要增加其附属文化的建设、增强文化表现力，彰显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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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丰富并充实了设计教学的内容
这一名词的出现主要是伴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日益提高，而传统的技术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与人们生活的需要，为了包含更丰富的信息传达内容，它便随之产生。而今，“视觉传达设计”这一名词已被广泛采纳使用。它推动着当今时代步入了数字化和视图化的时代，使得信息得以平面化、形象化、直观化和视觉化，表现方式也由最初的平面转为三维乃至思维的图像形式，而且表达出的内容更是丰富多样，这样也同时带动着印刷行业和影视媒体领域的多媒体化发展。所以，在视觉设计教学中，突破传统的教学方式已势在必行。由于这门课程本身就是需要运用多媒体技术的，因此能够直观地将所要讲解的知识以视图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得学生在图像与声音以及动画等比较新颖的方式中轻松收获知识，这就对数字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能够提升学生的兴趣，提高教学效率。
1.2优化了设计教学的模式
一个学生能否成才与教育模式的优劣息息相关。而互联网作为视觉传达设计新的交流平台，丰富的信息资源、互动的图文演绎以及高速度高效率的传播方式都推动着视觉传达设计的前进与发展。现在的教育方式大致采用：观念型、技能型和素质型三种方式，而在视觉传达设计教学中主要采取的便是“素质型”，主要是为了培养并提升设计的综合能力。这样对学生的要求也提高了，不仅需要他们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和艺术上的修养，还需要跨领域的了解学科知识。采取多媒体教学的课堂，更能满足教师与学生教学与学习的需要与互动，打破了传统教学的时间、空间以及地域的局限，能够引领学生自主性地去学习。
2多媒体技术在视觉传达设计教学中应用要点分析
2.1多媒体教学与教育理论应相吻合
在现今信息化日益发达的今天，教学追求的不仅是教育教学的现代化来提升教学质量，还有着学生个人的素质修养和综合能力的一个提升，这就需要教学设备的现代化与技术的信息化和现代化，以及教学观念和内容形式的及时更新从而与社会同步。当前的传达设计教学所要求的不仅是实用型的人才，同样也强调着创新，希望通过现代的这种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是学生能够在老师的引领指导下，开拓思路轻松学习，促进学生的持续性成长与个性化成长。
2.2多媒体教学中人文与科技应协调
发展数字化时代的出现，为我们传达信息提供了更方便更直观的信息阅读方式的同时，也让人们对数字化技术有着一种盲目地崇拜与向往。人们的交流方式正一步一步地变化着，计算机技术显得越来越权威，人们对人文价值的关怀显得越来越少。师生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淡漠、学生的道德观念道德意识越来越弱，重视技艺轻视道德艺术，更甚至对文化道德知识也产生了厌烦之类的情绪的问题。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传达技术知识的同时，更要兼顾人文教学，不能将学生培养成实用型的“机器”，注重以人为本的教育教学理念，进行人性化教育，走向国际化的同时，还要兼顾着民族化。
3结语
关键词 媒介间性；媒介融合；本体论；媒介边界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提出，媒介技术在分化，而文化在融合。新旧媒介融合发展是当下媒介现状的主旋律，随着融合进入纵深阶段，探索媒介融合的深层规律已成为重要议题。本文通过分析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发展脉络，挖掘其在新旧媒介融合传播中的新价值，并将媒介间性视为重新理解和诠释媒介融合的一个理论维度，探讨其在当下重新获得新概念内涵的可能。
对于媒介间性概念的来源，学术界说法不一、争论颇多，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它经常被当做一个新发明的概念。实际上，作为一个术语，媒介间性在西方学术界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在人文艺术多个领域形成丰富的理论传统，但其在传播学领域尚属新兴概念。《英汉大词典》对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的前缀“inter-”的解释为：1.表示相互；2.表示“在…中间”，“在…之间”，“在…内”，因此中文文献中的intermediality有两种译法：“互媒体性”和“媒介间性”，本文采用第二种译法。在概念内涵上，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有重合之处，两者都关注新旧媒介之间关系。不同的是，媒介融合侧重媒介技术维度的关系，而媒介间性则侧重媒介文化维度的关系。维尔纳・沃尔夫（Wenner Wolf）认为，广义的媒介间性涵盖了不同媒介间的任何关系，狭义的媒介间性则聚焦人类艺术作品中一种以上媒介参与的现象。
作为一个舶来品，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两个概念发生联系是一个新现象。自2010年始，为了更为清晰地阐释媒介间性的内涵，研究者们常常将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相提并论，这个做法回应了数字技术引发的媒介边界消解现象：一方面产生了融合的数字终端，另一方面则是同样的信息或内容在不同媒介之间穿梭游移。媒介融合关注前者，而媒介间性关注后者。在理论前提上，媒介融合被视为具有浓厚的技术中心论色彩，而媒介间性则被视为具有文化中心论背景，两者既有区别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的关系浅析
对于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说法，有人认为媒介间性是媒介融合的补充，即“补充说”；有人认为媒介间性不仅是一个学术概念，而且是一种理论和方法论，其解释力在传播研究中超越后者，即“超越说”。对于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的理论倾向，还分别存在“技术中心论”与“文化中心论”的说法。
“补充说”认为，媒介融合关注的是传统媒体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实现自身进化，而媒介间性关注媒体间相互作用力所产生的传播效应，可以与媒介融合形成补充关系。每一种新媒体与旧媒体之间都存在密切的联系，而这种相互关系以具有强大冲击力的新媒体的作用为中心，具有各种媒体在震荡的媒体环境中寻求新的平衡关系的特点。而“超越说”则认为，媒介融合理论充满技术乌托邦色彩，在当下新旧媒介并存的环境中存在局限，其根本缺陷在于掩盖了媒介数字化变革中内在的结构性变化与社会性变化，通过强化同质性的过程，媒介融合模糊了媒介变革中的区隔性，所有的现象被同一个概念覆盖。而媒介间性则更多将注意力放在传播环境的特殊性中，因此能够超越媒介融合的缺陷。芬兰学者尤哈・海尔克曼认为，“媒介间性比媒介融合提供了更为有用和有效的方法，用以分析媒介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影响与后果。媒介间性的概念更加注重于变幻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媒介形式的持续性和媒介的结合与再结合（articulation and re-articulation）”。
由于历史背景与理论传统的差异，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代表着不同的媒介观。尤哈・海尔克曼（Juha Herkman）提出，媒介融合是技术中心论，而媒介间性是文化中心论（表1）。
媒介融合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伴随媒介数字化而兴起的概念，一般被认为由美国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olas Negroponte）提出。此后，媒介融合成为一个兼容并包的概念，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传播学与媒介产业研究中的热门术语。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索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在《自由的科技》一书中提出，技术驱动的整合一直是媒介融合概念的主要面向。由此，媒介融合披上了技术决定论色彩。不同于前者，媒介间性发端于人文艺术领域，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为文学、文化、戏剧电影等研究领域的热门术语，因此披上了文化决定论色彩。
在历史上，媒介间性与媒介融合有过多重交叉，但其重心与媒体融合倒是恰恰相反：媒介融合强调的是技术视野下的媒介共性，媒介间性强调的是文化视野下的媒介边界。而在宏观意义上，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并不矛盾，可以共同指向未来“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由此，媒介间性可以成为重新理解与诠释媒介融合的另一个维度。
二、媒介间性概念起源与发展
（一）媒介间性的起源
媒介间性的源头曾被视作一种艺术创作思潮。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媒介间性起源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来源于激浪艺术家迪克・黑根斯（Dick Higgins）的跨媒介（intermedia）创作理念及相关论著。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对于媒介间性的讨论集中在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艺术中，聚焦于文本与形象之间的关系。作为学术术语，媒介间性出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其跨学科之旅中，媒介间性首先受到电影研究热烈拥抱，戏剧研究也对其展开正式讨论，由于其概念背景原因，文学研究是否已全面接受此概念则尚不明确。
在文学领域，媒介间性被视为二十世纪末期英国文学研究中的一种跨媒介转向（intermedialturn），在这个范式中，研究者倡导于以文学为中心，用媒介间性概念探讨文学与多种媒介之间的多重交叉关系。而文化研究对于媒介间性的系统性分析始于对数字化和互联网的讨论，主要聚焦在它对于文本的影响。通过媒介间性概念，文本间性的概念被扩展，应用到数字互联网文本形式的分析中。而在艺术研究领域，媒介间性被认为是二十世纪艺术与媒介研究的主流，其概念历史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学者倾向于将媒介间性视为一种更为宽泛的思潮，所有后现代艺术和媒介均席卷其中。
对媒介间性的讨论是二十世纪末期欧美人文艺术研究领域的一个理论转型现象，其背景是媒介数字化浪潮对文学和艺术生产领域形成全面影响，是学术界对于媒介技术变迁驱动文学艺术生产转型的回应。而现在，以往对于媒介间性的定义开始面临挑战，越演越烈的“后媒介”环境将为媒介间性带来新的理论空间，同时媒介的商业化、全球化、数字化趋势，更使其作为一种跨学科理论愈发凸显出来。
（二）本体与融合：作为艺术（文本）生产方式的媒介间性
媒介间性与戏剧电影研究颇有渊源，许多研究者推崇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认为媒介在艺术（或文本）生产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独特的媒介，这种媒介将艺术与其他艺术形式区别开来。克里斯托弗.B.巴姆（Christopher B.Balme）曾总结三种“媒介间性”研究的范畴：1.一个创作主题从一种媒介转移到另外一种媒介；2.媒介间性作为文本间性的一种特殊形态；3.在不同的媒介中，对某一种特定媒介的美学传统进行再创造（re-creation）。另外，研究者对于媒介间性的讨论充满本体论色彩，延斯・施勒特（Jens SchrOter）认为，媒介间性意味着对媒介的重新界定，一种媒介只有在与其他媒介发生联系时才能界定此媒介的本体，单独对一个特定的媒介下定义是不可能的，除非拿它与其他媒介相比较。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媒介定义模糊是常出现的问题之一。尤哈・海尔克曼认为，媒介间性理论可以作为一种方法论，通过媒介相互之间的作用和联系来界定某种特定的媒介，“预设不同媒介之间存在这么一种关系（媒介间性，笔者注），媒介身份才能通过相互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被认可和被阐释。对媒介身份的重要思考是媒介间性研究方法的关键所在。”对某种媒介进行界定时，媒介间性会将媒介置于某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对媒介的定义来自于媒介与其他媒介作为比较研究时产生的意义，有利于研究者沿着历史脉络梳理某种媒介在不同社会情境或媒介环境中与其他媒介的关系，进而探索媒介身份及价值回归。例如，在对电视媒介的阐释中，学者菲利普・奥斯兰德（Philip Auslander）曾通过电视与其他媒介进行对比得出结论，认为电视是电影、戏剧、广播等媒介的融合形式。“电视不仅仅是简单地改变了现有的媒介形式（戏剧、电影、广播），而是改变和融合它们，把它们变成不一样的东西。”
在此范式中，媒介“边界”（boundary/border）的穿透是媒介间性概念的基本范畴，而近十年间，随着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媒介与艺术的边界逐渐模糊，以往媒介间性概念中的媒介“边界”穿透的标准不再适用。在2010左右，媒介间性研究出现新的趋势，媒介“边界”讨论再次出现热潮。尤尔根.E.米勒（J n rgenE.M ti ller）论述认为，媒介间性是对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杂交”（media hybridity）的延展，麦克卢汉暗示媒介之间有固定的边界，而媒介“杂交”概念对于跨媒介研究来说非常狭隘，而媒介间性包含了跨媒介过程的社会功能层面，该层面与媒介地图中的文化技术互动相联系。劳斯・埃勒斯特罗姆（Larse EllestrOm）认为，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交叉，而非相互隔绝的，“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媒介间性是已经建立的媒介边界被穿透的结果，实际上，媒介边界并不天然存在，但是为了解释媒介间性，我们需要讨论边界。”上述在本体论意义上对媒介边界的讨论丰富了媒介间性的内涵，对于如何解释融合背景下新旧媒介之间边界消失的现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它或许暗示着，媒介间性研究的重心将是技术融合之后新旧媒介在内容生产与传播领域的新现象。
（三）意义与融合：作为文本间性延展的媒介间性
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媒介间性被视为文本间性在媒介范畴内的延展或创新。在这个范式之中，研究者首先反对抛弃文本、或背离以文本为中心去研究“文本一媒介”的关系。维尔纳・沃尔夫（Werner Wolf）认为，媒介间性的概念不是一个理论上的假想物，而是来自文学与媒介的关系，“在历史上和当代现实中有实质上的根基，上千年来被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东西，与其他媒介发生了多重交叉关系。”其次，研究者还将媒介间性视为一个可与文本间性相对应、相比较的概念。“文本间性认为所有的文本都和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都是有迹可循的，对于媒介间性来说，媒介来也是如此。”“（媒介间性）在广泛的意义上，也是我们这里所认可的，是文本间性之与媒介的对等概念，它涵盖了不同媒介间的任何关系。”
文本间性概念指向媒介维度，最早可见于约翰・菲斯克（John Fisk）对文本间性的阐释，他将大众文化文本的文本间性分为水平和垂直两个纬度。文化学者米克・莱赫托宁（MikkoLehtonen）认为，垂直文本间性因文本与传播媒介发生联系，因而与媒介间性概念联系更为紧密。“在文本间性的概念中，所有的文本在阅读中都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发生联系，文本知识被读者所拥有。媒介间性的概念转而表明，这些其他的文本、以及文本知识，并非一定或必须来自于相同的媒介。”因此，他将媒介间性定义为“超越媒介边界的文本间性”（图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对文本间性的讨论，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上，都在试图阐释跨媒介理论。尤其是在九十年代，媒介间性实际上顺着巴赫金的对话概念与克斯提娃的文本间性理论，为这两者提供了基础条件（Irina 0.Rajewsky，2005）。在国内，媒介间性亦被认为源自巴赫金或克里斯提娃，也是因为其与文本间性长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实际上，这种说法遭遇到广泛批评，克里斯托弗.B.巴姆批评文本间性限制了媒介间性的空间，或者使得媒介间性泛化。尤哈・海尔克曼（Juha Herkman）批评这种思路是特定领域的学者为保持学科纯粹性的思路，媒介间性应与文本间性这些概念区别开来，如果可以被作为一种不同媒介间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关系而被广泛理解，它将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概念。杨霜也认为，媒介间性与文本间性有着共通的思维角度，同样具有反权威、反逻辑、去除中心、消融界限的特征，但如果涉及到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的关系研究，互媒体性（媒介间性的另外一种译法，笔者注）比文本间性涵盖的内容与形式更为多样，影响力也更为强大。
（四）融合与文化：作为媒介认同机制的媒介间性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之下，媒介间性研究开始关注新旧媒介边界消失之后发生的文化融合现象，如信息的穿梭游移、意见的冲突协商，意义的逐渐趋同。亨利・詹金斯曾提出的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概念，将媒介融合视为一个文化转向、一个消费者驱动的机制。消费者移民式穿梭于各种媒介，通过互动与集体智慧建构自己的神话，构成媒介文化的新面貌。“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一切，每一个人知道一点，如果我们能倾泻我们的信息、合并我们的技能，我们就可以将碎片放在一起。”媒介融合中的文化转向促使我们思考，在一个重大媒介事件中，哪些媒介或传播主体能起到沟通、协调和整合的作用？
传播学领域中的媒介间性研究往往聚焦于此。例如，尤哈・海尔克曼曾研究2006-2008年芬兰政治选举，结论是芬兰政治传播领域传统媒体仍占主导地位、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隔阂依旧，以至于无法形成融合文化。“并非像融合概念所说的‘走到一起’，传播与媒介在格式、标准等方面的多样性甚于以往，更有历史、社会、美学和体制等方面的因素使得对单个媒介的认同顽固持续着。”杨霜以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事件为例，分析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渠道互补、内容分享和内容对立”的关系，认为传统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具有“安全倾向”，网络媒体具有“危险倾向”，而“第三方机构”（研究机构的学者群体、民间社团组织）“成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有效结合的‘互媒体’实践的重要平台，成为借助网络媒体互动优势提升传统媒体信息质量的有效手段，最终为促进科学传播与民意和谐互动做出贡献。”在现有相关研究中，每一种媒介均被视为独特的媒介形式或内容生产方式，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考察其在传播领域的角色关系、相互作用和影响力。如在关于芬兰政治选举的研究中，尤哈・海尔克曼采用访谈法界定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在竞选中的角色与特征，并根据四种媒介的特性推论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与此类似，杨霜也在媒介间性研究中提及四种媒介的不同功能，借此推断新旧媒介危机事件传播中优势互补的状态。
孟建提出，媒介融合的“数字终端”转向实现了数字技术对媒介边界的消解。“媒介与媒介之间的传统界限化为乌有，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内容得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共享，媒介与媒介之间的融合，不再只是必要，而成为了必然。”在边界消失之后，媒介间性研究关注的是信息在不同媒介间逐渐调适、实现受众认同的过程与机制，其核心为新旧媒介融合传播可以推动媒介向心力，强调媒介的凝聚力与社会整合功能。与媒介融合不同，媒介间性对新旧媒介互动关系的研究深入到信息聚合、意义整合、文化融合的层次，尤其关注集体意识的凝聚和群体身份认同。
三、媒介间性是重新理解媒介融合的另一个理论维度
尽管同时发端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媒介融合与媒介间性却在数字化浪潮中形成了不同路径。媒介融合一词在大众视野中频频出现，而媒介间性则稍显冷僻。当下，两者殊途同归，共同指向新旧媒介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媒介间性既非媒介融合理论的补充也非超越，而是重新理解媒介融合另外一个维度。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传统媒体建设新兴媒体，二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互动发展，三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现在正进入第三个阶段。融合已成为当下媒介关系的主流方向，而文化融合是新旧媒介之间融合关系进入复杂阶段的时候发生的。随着新旧媒介融合走向纵深阶段，以技术决定论为导向的媒介融合在解释新现象时难免乏力，尤其是在文化层面，未来媒介将在内容生产、传播结构、价值观念领域发生一系列深刻变革，这并非媒介融合一词所能完全解释，而媒介间性作为另外一种维度，重新理解与阐释媒介融合带来的变化。
在媒介融合背景之下，新旧媒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交叉重合性。劳斯・埃勒斯特罗姆（LarseEllestrOm）指出：“什么是媒介间性？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清楚什么是媒介，媒介间性在哪里为它们之间的‘鸿沟’搭建了桥梁。”媒介间性将媒介文化而非技术作为融合主体，考察新旧媒介在冲突中对话、在协商中共谋的动态，探索不同媒介共通之处，为搭建媒介之间的对话平台，促进媒介文化深度融合提供启示与方法。广义上，媒介间性涉及到对多种媒介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与媒介融合不同，媒介间性探索新旧媒介互动传播的客观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媒介的融合路径与格局提出建议。狭义上，媒介间性研究将每种媒介均视为具有独特内容生产体系与文化特征的个体，关注媒介在深度融合过程重构传播格局的过程，如：新旧媒介如何在重大事件传播中重新定位，进而形成传播合力；新旧媒介在互动过程中如何超越主体限制、融合不同社群的话语，形成更为广泛的共识；新旧媒介如何相互促进，转换固有角色，重塑媒介形象，形成更强大的公信力。在新旧媒介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媒介间性重点考察新旧媒介在冲突中对话、在协商中共谋的动态，以及新旧媒介弥合话语裂痕与观念鸿沟，合作共建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过程。因此，在融合大范畴之内，媒介间性能够超脱以往技术偏向的融合话语对新旧媒介关系的宽泛解释，同时区别于一直以来在文学艺术研究中的批判模式，通过对新形势下媒介生态与传播格局的参与观察形成新的理论空间。
论文摘 要 智能交通系统 （ITS） 是集成于信息技术、传输技术、电子技术、及计算机处理技术等多种类电子工程技术，而建立起的实时、高效、准确的综合运输和管理体系。其中，数据压缩和数据融合技术使得ITS技术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智能交通系统中信息的特征，探讨了数据压缩和数据融合技术涉及的关键技术及要求，分析了技术应用及现实突破。
1 ITS信息及特征分析
1.1 智能交通信息（ITS）
交通系统由包括4个基本要素：人（交通出行者、驾驶员和管理者）、物（货物）、各类交通工具和相应的交通设施构成。交通信息是指所有与交通系统的四大要素相关联的信息，是ATMS的关键基础。面向ATMS的基础交通信息主要是指与交通运行状态和交通管理有关的交通信息，是交通信息中最直接、最基础的信息。基础交通信息包括基础交通地理信息、交通实时状态信息、交通控制和管理信息、交通政策法规信息、公共交通信息。
1.2 基础交通信息的属性特征
基础交通信息是一种在大范围内、全方位发挥作用的，实时、准确、高效的综合运输和管理系统，其应具有以下一些基本属性特征：1）准确性；2）及时性；3）共享性；4）信息的采集具有实时性和动态性；5）具有海量信息特征；6）增值性。
2 数据压缩处理技术
交通信息一方面时采集到的信息烦杂多样，要想利用这些不同类别的信息，需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另一方面，交通信息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空间性和随机性，因此对它的研究分析需要建立在广泛统计的基础上，应用各类信息处理技术和统计分析方法来探索它的规律性。
所谓多媒体技术就是能对多种载体（媒体）上的信息和多种存储（媒质）上的信息进行处理的技术，特点主要表现在它的综合性和交互性。交通信息是属于多媒体信息范畴。若要实时的综合处理声音、图像、视频、文字等多媒体信息，其数据量是非常大的。要传输或存储这样大的数据量是非常困难的，必须对其进行压缩编码，在满足实际需要的前提下，尽量减少要传输或存储的数据量。
数据压缩主要依靠信源编码技术。一般的，图像压缩技术可分为两大类：无损压缩和有损压缩技术。在多媒体应用中常用的压缩方法有PCM（脉冲编码调制）、预测编码、变换编码、插值和外推法、统计编码、矢量量化和子带编码等；混合编码是近年来广泛采用的方法。新一代的数据压缩方法，如基于模型的压缩方法、分形压缩和小波变换方法等也已经接近实用化水平。
3 信息融合技术
信息融合技术在单纯数据采集融合（即一次融合）阶段称为数据融合，是研究多种信息的获取、传输与处理的基本方法、技术、手段以及信息的表示、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的一门技术。融合是指采集并集成各种信息源、多媒体和多格式信息，从而生成完整、准确、及时和有效的综合信息，它比直接从各信息源得到的信息更简洁、更少冗余、更有用途。
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ATMS）是一个典型的多传感器系统，信息融合技术给交通信息加工和处理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方法，信息融合技术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能合理协调多源数据，充分综合有用信息，提高在多变环境中正确决策的能力。
在信息融合领域使用的主要数学工具或方法有概率论、推理网络、模糊理论和神经网络等，其中使用较多的是概率论、模糊理论、推理网络。当然，除了这几种常用的方法之外，还有其他很多解决途径。
3.1 概率论
在融合技术中最早应用的就是概率论。在一个公共空间根据概率或似然函数对输入数据建模，在一定的先验概率情况下，根据贝叶斯规则合并这些概率以获得每个输出假设的概率，这样可以处理不确定性问题。贝叶斯方法的主要难点在于对概率分布的描述，特别是当数据是由低档传感器给出时，就显得更为困难。另外，在进行计算的时候，常常简单地假定信息源是独立的，这个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非常受限制。卡尔曼滤波方法则根据早先估计和最新观测，递推地提供对观测特性的估计。另外，概率论和模糊集理论的综合应用给解决多源数据的融合问题提供了工具。
3.2 模糊理论
模糊集理论是基于分类的局部理论，因此，从产生起就有许多模糊分类技术得以发展。隶属函数可以表达词语的意思，这在数字表达和符号表达之间建立了一个便利的交互接口。在信息融合的应用中主要是通过与特征相连的规则对专家知识进行建模。另外，可以采用模糊理论来对数字化信息进行严格地、折衷或是宽松地建模。模糊理论的另一个方面是可以处理非精确描述问题，还能够自适应地归并信息。对估计过程的模糊拓展可以解决信息或决策冲突问题，应用于传感器融合、专家意见综合以及数据库融合，特别是在信息很少，又只是定性信息的情况下效果较好。
3.3 推理网络
推理网络的构建和应用有着很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3年由一位名叫John H W ig-more的美国学者所做的研究工作。近来，许多对于分析复杂推理网络的理论往往基于贝叶斯规则的推论，并且都被归类于贝叶斯网络。目前，大多数贝叶斯网络的研究都包括了对于概率有效传播的算法拓展，同时它在整个网络中也充当了新证据的角色。同时贝叶斯网络在许多A1任务里都己作为对于不确定推理的标准化有效方法。贝叶斯网络的优点是简洁、易于处理相关事件。缺点是不能区分不知道和不确定事件，并且要求处理的对象具有相关性。在实际运用中一般不知道先验概率，当假定的先验概率与实际相矛盾时，推理结果很差，特别是在处理多假设和多条件问题时显得相当复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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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才培养模式；金融领域；“就业难”与“用工荒”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2月4日
一、金融领域“就业难”与“用工荒”现象
近年来，“就业难”与“用工荒”现象悄然渗入金融领域。一方面由于高校连年扩招，金融学领跑热门专业，毕业生与日俱增，但传统金融机构岗位有限，招聘条件水涨船高，“就业难”问题不期而至；另一方面许多新型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小额贷款组织、资金互助社、互联网金融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求贤若渴，急需大量金融人才，却尴尬遭遇“用工荒”。
显然，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人才培养模式与金融实践契合度不高是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亟须加强对现有高等教育体系的审视，引导普通高校战略转型，发展现代本科职业教育，顺应金融业发展潮流，探索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从根本上破解金融领域“就业难”和“用工荒”。
二、现有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问题
（一）人才培养目标不够务实。目前，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势头良好，但尚未建成良好的高等教育生态体系，本科职业教育职能弱化。而部分高校存在思路不清晰、定位不准确、目标不务实问题。不顾自身在社会认知度、信誉积淀、教学管理、教学条件等实际而拔高人才培养目标，实行“精英型”培养战略。同时，缺少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不了解当前金融发展现状与趋势，不掌握市场需求状况，导致人才培养不接“地气”，与金融实践脱节。
（二）人才培养模式缺乏创新。一部分由专科升格而成的高校，未能很好地传承与发扬应用技能型特色，仅在原有基础上简单调整，有的甚至只增加了几门金融理论课程，培养出的学生愈发“眼高手低”，与市场要求渐行渐远。一些新建的高校则普遍奉行“拿来主义”――直接照抄照搬研究型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忽略生源质量不高、师资力量不强等现实，培养出的学生只懂得基本理论知识，仅会“纸上谈兵”，缺乏应用技术能力，与经济、金融发展需要契合度低。
（三）应用技术能力培养欠缺。当前，多数高校实行“7+1”的人才培养计划，即7个学期进行理论学习及实验，最后1个学期进行实训、实习等。理论课多且脱离实践，实验、实训很少，缺乏应用技术能力的培养。金融机构只得“补课”――进行2～6个月的岗前培训。为了留足这一时间，校园招聘连年提前，从原来的当年春季提前到上年冬季甚至秋季。为给学生更多时间应聘，有些学校又压缩课程，提前结束校内课程，甚至取消了校内实训。这样，就形成了“学校压课――学生应用技术能力差――金融机构提前招聘”的恶性循环。
（四）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高校金融专业课程体系的系统性不强，重理论，轻实践。以苏北某校为例，该校金融学专业通识教育课程，包括公共必修课和公共选修课，主要是政治、英语、体育等，共计1，068个学时。学科专业课程，包括学科基础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共计1，392个学时。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有26周。其中，军训、读书活动、学年论文、毕业论文、暑期专业实践、毕业实习用时22周；由企业经营管理实习、商业银行模拟实习、国际结算模拟实习、保险学模拟实习组成的校内实践教学仅有4周。
（五）职业道德教育几近空白。金融机构以货币为经营对象，为此需要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素养。随着电子技术深入发展，网络金融普及，社会对金融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金融行业对于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愈发重视。但当前高校受条件所限，普遍强调学生对金融专业知识的学习、理解与运用，忽略了金融职业道德素质的培养和教育。近年来，金融领域犯罪频繁发生，金融机构操作风险高，企业内部员工、特别是青年员工职务犯罪增多也反映了高校金融职业道德教育的缺失。
（六）教师实践能力有待提高。近年来，高校金融学科师资队伍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主要体现在学历、学术方面。大多数教师是“出校门、进校门”，金融理论功底较强，但实践经验匮乏，既不能根据实践需要合理设定实践教学计划，也不能科学安排实践教学内容，更不能准确地指导学生实践，与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的要求相去甚远。仍以苏北某校为例，总共4个年级，12个自然班，600余名学生，金融专业教师仅6名，只有1名教师具有金融从业经验，却承担了16门金融专业课程、4门金融实训课程的教学任务。
三、创新金融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模式若干建议
（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人才培养目标。教育主管部门应做好统筹，完善高等教育生态体系，保留一定量研究型高校的同时，推动应用技术型高校建设。深化教育改革，努力建成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有机衔接的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尤其是本科职业教育，把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作为重点。全面推进金融专业设置改革，确保与社会需要紧密对接。
同时，应用技术型高校应从实际情况出发，在准确定位基础上，积极探索“差异化、特色化”之路。顺应金融发展趋势，面向社会，紧盯市场需求，以应用技术型人才为培养目标，为村镇银行、互联网金融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输送人才。发挥原有的办学优势，培养重心从理论转向理论与务实并重，从专业知识型向综合素质型转变，培养既有深厚理论基础又有较强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适应能力并“适销对路”的金融人才。
（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突出应用技术型特点。首先，摈弃“7+1”而实行“5+2+1”的金融人才培养模式，即前5个学期进行理论学习，后2个学期进行校内实训，最后1个学期进行校外实习、撰写论文等，加强学生应用技术能力的培养，使他们能够“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其次，结合我国金融“分业经营”实际，将专业细分为银行、保险、证券三大方向，甚至将银行方向再进一步细分为大型、中型、小型、微型/类银行，让学生结合未来职业规划自主选择，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技能实训，培养应用技术能力，提高与金融发展需要契合度；再次，完善学分制度，在强调必修知识基础上，增加选修知识比重，配合学生进行职业准备。针对混业经营的潮流，探索金融主干知识稳定不变，通过开设经济、金融相关选修知识，弹性地结合金融前沿理论和行业发展动态，开设选修知识，拓宽学生金融视野，增加知识的广度与深度，为将来实行金融混业经营打好基础。
（三）改革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培养应用技术能力。一方面不折不扣地贯彻四年院校教育，采取课程实训与综合实训、校内实训与校外见习、模拟与实战“三结合”专业实习模式。并通过增加校内实训环节、落实校外专业实习，充分体现产教融合、学以致用，全面提高学生的应用技术能力，彻底打破“学校压课――学生应用技术能力差――金融机构提前招聘”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改变灌输式教学方法，培养应用技术能力。丰富教学手段，采取案例讨论、角色互换模拟讲课、情景式教学等方法，丰富课堂授课手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要求学生关注金融时事、聚焦金融热点，通过召开座谈会、开展辩论赛、撰写论文等形式，提高专业思辨能力，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通过金融模拟使学生直接进行角色体验，增强感性认识，强化对专业技能的认知。
（四）完善课程体系设置，提高实训课程比重。改变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现象，增加金融实训课程、创造更多实践机会。加强校内金融实验室建设，利用仿真金融模拟教学软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习主动性，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通过产、学、研合作或者校企合作办学等方式，依托校外实习、实训基地，让学生通过亲身实践的经历提升自身应用技术能力。
同时，改革传统考试制度，实行多元化评价体系，将教学管理的重心前移，贯穿于整个教学考核的全过程，迫使学生的学习精力由期末突击应付移至全部教学过程中，从而端正学习态度和考试态度，提高学习效率。
（五）强化职业道德教育，培养服务意识。金融从业者应具有崇高理想、高尚品德，能够淡泊名利，因此金融教育强调以德为先。要将道德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融入校园文化建设、融入日常课堂教学、融入实训和实习中。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着力加强职业道德、伦理、社会学、法律等职业素质教育；注重人文关怀精神和人际沟通能力的培养，使金融学生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和关爱他人、尊重他人、团队合作的良好职业素养。”
具体而言，应将金融职业道德教育纳入教学实践中。通过设置《金融职业操守》课程，及时灌输正确的金融道德标准和职业理念，强化学生基本道德修养，培养学生良好的个人品质、道德修养和心理素质。同时，加强学生服务意识培养，从专业知识、文化技能、礼仪修养等方面提高社交能力、有效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等综合素质。
（六）引入现代学徒制，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教师是提高金融人才培养质量、提升高校社会服务能力、服务行业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坚持产业链和教育链有机融合，通过推进政府主导、市场主导、行业组织主导三种校企合作模式，建立校企合作利益共同体，搭建校内实训、金融机构实践、应用技术研究、社会服务等平台，加强应用型师资队伍体系建设。
实行现代学徒制，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请进来”是指聘请金融高管、行业精英、业务骨干、技能标兵走进校园，介绍金融最新动态、关注金融热点、分享实战经验、传授实践技艺，帮助学生树立服务理念、提升应用技术能力。“走出去”是创造条件，鼓励、支持教师深入金融一线部门，如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进行系统地学习、培训，尽快补足实践“短板”，尽早成为“双师型”教师。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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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办刊理念
办刊理念是期刊工作者在实践中通过理性思考所形成的思想和观念，它决定着实践活动的质量和效果。先进的办刊理念是对期刊出版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反映，对办好期刊、提高期刊影响力具有总体性和根本性的指导作用。理念创新处于一切创新的顶层，办刊理念创新就是对整个办刊工作的顶层设计。“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发展遭遇“寒冬”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学术期刊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对科技期刊来说，尽管在可预见的未来传统纸质期刊不可能完全消失，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进步，纸质期刊发行量将会大幅度减少。媒体融合将是期刊发展的大势，期刊工作者的重心将不再只是传统的三审、编辑、校对，传播特别是新技术传播将成为期刊工作者的一个新的工作重心。关注、学习和应用新媒体技术传播产品是科技期刊工作者必须做的日常工作之一，也应当成为现代办刊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创新不是完全推倒重来，办刊理念创新既要尊重期刊实际，也要认清期刊发展大势。对高校科技期刊（学报）来说，既要有坚守学术定位的阵地意识，又要有“互联网+”时代的创新理念，认清大势，抓住机遇，才能做到因势而谋，在传统学术期刊和新兴媒体的融合中找准新时期办刊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找准新的定位，形成新的办刊理念。在先进办刊理念的指导下，高校期刊编辑部才能在办刊实践中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在媒体融合中更好地抓住关键，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把数字化、工具化、网络化等新媒体技术融入今后的编辑出版工作全流程，使高校科技期刊（学报）更好地服务于高校的教学科研活动，不断提高高校科技期刊（学报）的影响力，为向国内外展示我国高校先进科研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和科技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学术价值决定传播力，内容仍是根本
期刊影响力受制于传播力。对包括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在内的学术期刊而言，主要读者对象局限于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有着小众性特征。尽管所刊载论文的影响力与期刊影响力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但从根本上讲，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论文影响力决定期刊影响力。学术价值越高的论文越能得到相关学科专家及研究生的认可，即刊载论文的学术价值决定期刊传播力。刊载论文的传播力大，对应期刊的影响力才会大。因此，刊载论文的整体学术质量，即内容的生产仍是最基础、最根本的工作。
1．稿源拓展，着眼学术热点目前，我国科技期刊数量已近6000种，其中高校科技期刊（学报）有1000多种，完全称得上是科技期刊的量产大国。但若以学术质量和学界认可度评判，中国科技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的国内外影响力则不容乐观。狠抓稿源建设，多渠道组约优质稿件依然是提高期刊学术质量的根本途径［3］。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可利用网络优势和文献资源大数据库，使用科学的文献检索和分析方法去发现学科热词，动态定位学术研究热点及相关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以此作为潜在目标作者群，着眼学术热点，定向约稿，持续拓展优质稿源并迅速处理刊发，抢到学术热点并及时传播，自然有益于提高论文质量和期刊影响力。此外，积极参与相关学科的重要学术会议，关注国家立项的各类基金项目等也是定位学术热点的有效途径［4］。在科技创新的大背景下，建设一批与我国科研能力大幅提高相匹配的科技期刊已日益成为我国科研管理部门领导、科研工作者、期刊出版领域等专家学者的共识［5］。2015年底，国务院正式印发了推动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方案，为高校科技期刊（学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高校科技期刊（学报）要依托高校的传统优势学科和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具体导向和任务，着眼学术热点，组约优质稿源，构筑内容特色，提升特色栏目学术品质，通过优质内容吸引和集聚国内外读者群，培育潜在作者群，实现科技期刊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2．提高编辑加工质量科技论文的学术影响力本质上取决于选题的创新及研究成果的层次和水平，但很多编辑在处理稿件时发现，有些作者的研究选题非常新，也处于学科研究前沿，却由于水平有限，未能很好地将研究成果呈现给读者。因此，科技期刊编辑通过编辑加工工作来提高论文的撰写水平和表达层次是编辑工作的应有之义，也是提高科技期刊影响力的一个途径。需要强调的是，在网络大数据普及的环境下，论文能够在海量信息中被读者检索到，并能依靠内容质量“粘”住读者，无疑将极大提高论文直接被引的可能性。从检索角度来说，关键词是论文的首要检索标志，它在提高论文的被检索和引用概率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键词选用不当，他引自然不会高，同样也很难被第三方文摘库收录。因此，关键词的选用不宜片面追求新颖，应选用规范化的并收入正式主题词表中的叙词及其上位词、下位词或替代词，在此基础上可结合文章主题选用必要的或能彰显新颖性的自由词作为关键词，但总数应控制在3—8个。此外，提高科技期刊标准化水平也是提高编辑加工质量的重要环节。如计量单位的标准化、专业术语的规范化、英文摘要的国际化等，这些都会直接影响论文被国际同行检索或被国际主流数据库收录的可能性，也关乎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化水平。
三、媒体融合中要有所作为
1．主动参与，注重大读者思维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传统媒体加速步入以“数与网”为典型特征的互联网时代。作为传统媒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期刊，在出版发行模式、传播渠道、读者范围以及内部运行机制等方面，都面临媒体融合大势的冲击和影响，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新的形势，高校科技期刊工作者必须克服观望心理，不断转变传统办刊理念，积极适应国内外办刊环境变化，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不断开创媒体融合发展的办刊新局面。媒体融合的最终目的是要创造用户价值，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垂直化服务。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读者接受信息的渠道和数量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潜在读者范围将会更加广泛，这对提高期刊影响力来说显然是个很好的机会。由于现实原因，我国不少高校科技期刊虽号称面向国内外，但很大程度上是为教师评职称或研究生获取学位服务的，读者范围更是局限于以作者本人为主体的少数人。新媒体时代，高校科技期刊（学报）要有大读者思维，要通过思维互换来夯实读者基础，想读者之所想；利用各种网络资源和现实途径分析所有潜在读者的信息获取习惯和喜好，在确保内容品质的基础上，传播力求简单，服务注重精准定位和方便互动，让读者参与期刊媒体的生产流程，让更多的读者成为高校期刊的“粉丝”。
2．树立技术先导理念，融合发展新媒体时代，技术已成为现代科技期刊融合的有力支撑，科技期刊的融合发展要树立技术先导理念。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是当今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期刊融合发展所要依赖的新技术。树立技术先导理念，就是要结合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实际，勇于学习新技术，不断开发期刊出版传播的软件和技术，引领和驱动传统科技期刊和新媒体的融合发展。要在获取优质内容和条件的基础上，争取更多的软硬件投入，搭建采编、出版发行网络平台，架构多媒体传播渠道，实现高校科技期刊和各种媒介资源、技术要素的有效整合，逐渐形成一体化的组织架构和人性化的传播体系。拥有相对稳定的网络平台和高质量的技术架构为科技期刊的弹性发展提供支持，将是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在媒体融合大潮中得以持久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数字化产品开发方面，力求兼顾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喜好，同时有利于第三方检索。一方面，专业读者既是读者又是潜在作者，他们首先关注的是期刊的科技含量和文章的学术价值，吸引专业读者，也是培养潜在作者，是保持科技期刊生命力的源泉，是期刊之本。另一方面，方便快捷获取阅读内容是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对科技期刊的共同期待，数字化产品既要让专业读者及时获取和感受到其传播内容的科学性和新颖性，又要让包括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在内的读者及时感受到其便捷性。此外，高校科技期刊在自身人力、财力、技术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与知网、超星集团等高端数字化平台合作的方式来提高期刊的影响力。如超星集团开发推出的基于流媒体技术的移动客户端，得到越来越多期刊的认可和使用，特别是在高校师生中颇受欢迎，可谓媒体融合中技术开发的成功案例。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应用好新媒体工具，积极探索开发适合作者、编者、读者全流程互动参与的出版传播形式，找到真正符合高校科技期刊数字化转型的道路，更好地与新媒体融合，不断增强期刊的品牌建设力和传播能力，不断应用新技术拓展期刊的影响力。
3．优化编辑出版流程目前，国际主流科技期刊大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立体化网络平台，以荷兰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集团和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科技出版集团为代表的出版巨头仍在持续投入巨资建设先进的数字平台，出版流程和管理模式也正朝着与期刊数字化、网络化相适应的方向逐步完善，媒体融合程度日益加深。而国内科技期刊仍然停留在“观望者众、行动者寡”的阶段，甚至有些人仍认为“把论文电子版挂在网上就是数字化”了，媒体融合意识欠缺，改革积极性不够，期刊数字化水平明显滞后。媒体融合发展不仅是大众传媒领域，也是涉及学术期刊领域的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但目前国内还缺乏有关数字出版等网络信息产品的管理或指导规范，科技期刊基本上还在沿用传统的编辑出版流程和管理模式。要想在数字化大潮中持续绽放生机和活力，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必须行动起来，优化、升级采编流程和出版流程，积极推动学报编辑部改革创新，敢于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再造适应期刊融合发展的编辑出版体系。在经费使用上，改变以往大量资金单纯投入具体编辑业务的片面做法，大幅度向技术投入倾斜，增强开展数字化出版业务的自主研发能力。在流程分工上，不仅要打破编辑部内部不同角色、不同板块之间的分工模式，还要主动出击，打破科技期刊（学报）编辑部与现代媒体行业的业务边界，让传统科技期刊与现代媒体产业充分融合，以积极的心态解决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创新传统编辑部工作机制，构建适合高校科技期刊（学报）的现代出版传播体系。
4．完善学习和激励体系，提升人力资源竞争力与一切实践活动一样，从事编辑出版及传播工作的主体是人，因此，传统科技期刊与新兴媒体的融合最终也要归结为人的融合。传统期刊要进一步树立人力资本观念，促进传统编辑的身份、角色转型，完善学习和激励体系，倒逼传统期刊编辑向全媒体编辑转型。由于管理体制及技术人才稀缺的原因，高校科技期刊难以大量引进新媒体技术人才，宜通过改革现有的管理和激励体系，促进现有人员的融合转型。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上，一要结合当前的职称改革，完善编辑部人才考核评价机制和绩效考核体系，激发编辑人员在组稿、编辑、传播等整个生产流程中应用新媒体技术的积极性，从根本上强化整个团队的新媒体意识。二要加强与新媒体企业和培训机构的合作，对现有编辑队伍开展音频、视频、新媒体平台等内容的培训，着力培养一批既具有期刊相关专业知识，又掌握编校技能，还通晓现代信息传播规律的复合型人才，造就一支全媒体型科技期刊队伍，提升编辑团队的人力资源竞争力。
【关键词】 科技金融 高技术产业 湖北省
一、引言
当前，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推进经济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也是实行创新驱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科技创新离不开要素的投入，特别是与金融发展密不可分，因此衍生出科技金融这一概念。在本文的定义中，科技金融是涵盖科学技术研发、孵化、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的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配套金融资源以及政策支持服务，其本质上还是一种金融资源投入。推动科技创新与金融服务的紧密结合，形成完善的科技金融体系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内容。科技金融目前发挥的效果如何，以及各个变量作用方式的分析在学术界还存在不同的侧重点。当前研究主要关注于以下几方面：对科技金融这一概念进行理论定义（赵昌文，2009;房汉廷，2011;洪银兴，2011等），一般存在着广义和狭义的内容范畴;科技金融指标变量的选取，包括产出指标（王海、叶元熙，2003），金融投入指标（吕江林，2012）等;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作用研究（林毅夫、李永军，2001;余泳泽，2011;R.Levine，1993等）。此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存在的问题，例如科技企业融资困难、对科技金融某一指标（例如政府投入）作用机制的研究、全国层面科技投入产出分析、科技金融指标体系的建立以及实证分析、高科技园区科技金融政策体系的构建等。
上述文献对于了解科技金融含义以及对其作用效果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但较少根据实际情况对省际层面进行研究分析，同时对于作用机制、指标的选取上缺乏经济理论的解释。目前我国完整的科技金融系统尚未建立起来，其作用机制也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的贡献之一在于，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未来发展趋势，定义科技金融系统，不仅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作用机制分析，同时对于系统中各个具体变量对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作用效果进行了分析梳理，从而对整个作用机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贡献之二，在于通过具有代表性的省际数据进行分析，了解当前科技金融实际运行情况，通过实证来验证在经济理论下对科技金融作用情况的预期，并且对实证结果做出了具体分析，而不拘泥于先前的研究成果。
二、科技金融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分析
从总体来看，科技金融作为一种要素投入资源，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的作用可分为直接、间接两种：
第一，从直接作用来看，科技金融是作为一种资金来源，属于资本要素投入。鉴于高技术产业自身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特点，二者存在高度契合，因此，科技金融在资金供给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资金投入到具体企业中，不管是购买装备、建设厂房、研发试验等等都是推进产业发展，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由于高技术企业风险较大的特点，许多高技术企业同时还面临一定的融资困境。
第二，从间接作用来看，科技金融这个体系发挥的功能不局限于提供资金支持，本文将其归纳为“延伸效果”。例如，风险投资机构还可以进入决策层，通过市场化管理对经理人进行激励约束，或者经验丰富的风投机构能够直接参与企业运营管理，利用自身专业化优势监督指导投资决策，辅助企业创新成功;通过成立高技术产业引导基金带动民间资本对增加对初创型高技术企业的投资;专营的科技银行除了降低高技术企业融资成本和门槛之外，还开发出知识产权抵押贷款、应收账款抵押贷款等金融创新产品，在融资的同时加强了对高技术企业发展、管理质量的监督，间接促进企业成长。总之，间接作用的表现就在于，除拓宽基本的融资渠道之外，在提升服务企业的经营水平等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针对上述归纳的直接、间接作用方式并结合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目的在于探究针对湖北省科技金融结合效果如何。鉴于科技金融系统中既有企业自由资金、政府配套专项投资，也融合了金融市场的资助，作用方式各有差异，同时交叉重叠的政策也会使最终作用效果复杂。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科技金融系统中各变量进行具体分析。
本文认为企业自有资金代表着研发最原始的投入，是科技金融系统中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通过分析高技术产业发展阶段特征以及配套的融资方式可以总结出，企业自由资金投入明显的特征是高效，即不仅能够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而且效果显著，这通常与资金的稀缺性以及资金的使用方式、重视程度等有关，因此在本文的体系构建中，特意搜集了R&D项目内部支出经费（代表着企业内部自有资金的投入）这一指标，来进一步证实企业自由资金的作用效果。
对于政府财政经费对R&D投入而言，目前的研究结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多数研究表明政府科研资助对企业研发有激励作用，但李左峰等（2012）学者通过细化政府补贴类型后总结出，政府R&D补贴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都存在，既取决于企业技术商业化能力，也取决于企业自身技术能力和水平，还可能受到企业所有制、研发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最终结果要根据样本的情况实际分析。本文正是沿着这一思路进行下去，根据具体样本数据的可获得性进行分析再看实际效果。
对于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支持效果（包括银行贷款、风险机构投资等），目前的研究结果相对一致。理论和实证层面都证实金融机构的支持对于企业融资进而研发、产业化等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后续的实证中，本文会根据实际情况，去验证其对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效果。
三、实证研究――以湖北省高技术产业为例
湖北省地处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地区过渡地带，是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支点、中心和全国交通枢纽，科教文化资源位于全国前列，同时承东启西肩负着产业转移和升级的战略地位。因此，在发展模式上湖北省要力争从物质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使经济增长更多依靠自主创新、管理创新和劳动者质量的提升，并且要强化创新驱动的政策环境。湖北省在科技创新驱动方面一大亮点是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这是继北京中关村后全国第二个部级自主创新示范区。根据科技部公布的最新全国高新区排名，东湖高新区综合排名列第三位，其中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能力在全国高新区排名第二，显示出较强的自主创新研发能力。在2009年国务院的批示文件中明确指出，东湖高新区可以参照中关村科技高新区的有关政策，开展科技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探索科技金融高效合理的作用机制不仅是东湖部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更是促进湖北省“十二五”科学发展的重要举措，对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和湖北省在中部崛起中的重要战略支点作用的发挥都具有重大意义。鉴于此，本文选取湖北省作为研究对象，探索科技金融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作用，试图揭示其中的作用关系并找出当前科技金融所取得的成效，并湖北省为科技金融体系的健全完善提出相关的建议。
1、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着重考虑科技金融对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最终选取的样本周期为2003――2011年，以有效发明专利数、高技术产品出货值、R&D项目内部支出经费、政府财政投入、金融机构贷款数、创业风险投资数量构成研究变量，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年鉴》、《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其中的创业风险投资数量通过《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整理补充得到。
所选变量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科技金融变量和高技术产业发展创新变量。变量的选取参考了近年来国内外关于金融与科技创新活动的相关研究，其中，高技术产业发展变量包括有效发明专利数、高技术产品出货值，从衡量角度来看，高技术产品出货值可作为“量”指标，有效发明专利数作为“质”的指标。考虑到实用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都只是一种小的改进（叶子荣，2011），所以选用有效发明专利数作为衡量企业年度创新能力的一个指标，代表技术的突破性;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高技术产品出货值可以反映出高技术产品技术的可信度、成熟度以及技术附加值，是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直接的体现;因此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指标的经济含义，选取这两项来衡量高技术产业发展情况。
科技金融的四大变量是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R&D项目内部支出经费代表着企业自有资金的投入，对于我国相当部分尤其是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的企业来说，企业自有资金是其初始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代表着科技金融体系中底层的投入，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财政投入代表国家层面资金对科技领域的支持，是科技金融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技术创新基础保障，一般是通过对科技创新活动提供配套的税收优惠、贷款担保、引导基金等方式来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活动;金融机构贷款数主要是指政策性、商业银行、保险、担保机构等对高技术产业资金支持力度，在信用体系健全的情况下能够有效缓解科技创新的资金压力，从而起到促进作用;创业风险投资数量对于初创期、成长期的高技术企业融资非常重要，并且如前文所述，经验丰富的创投资金还代表着对高技术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创新管理，既通过融资直接支持创新活动，也通过管理间接带动高技术企业的发展。
为了下文分析方便，下表对文章中所涉及的变量及其缩写做了整理，便于分析。
2、计量模型
鉴于文章分析目的和数据特征，以及前人所研究成果，本文选用最普遍采用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形式。科技金融促进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函数表示如下：
Techi=ARDF■■GC■■FC■■VC■■e■ （1）
其中Tech代表高技术产业发展创新指标，代表着有效发明专利数、高技术产品出货值。RDF、GC、FC、VC分别代表研发项目内部支出经费、政府财政经费投入、金融机构贷款数、创业风险投资数量。？坠，？注，？酌，？准，？浊分别代表企业内部资金投入、政府资金投入、金融机构投入、风险投资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弹性。e代表随机误差项。
考虑到本文分析中所用样本数据较少，为解决内生性和自相关等问题，先对（1）式两边同时取对数，得到下列（2）式：
lnTechi=lnA+？琢lnRDFi+？茁lnGCi+？酌lnFCi+？准lnVCi+x （2）
进一步使用GMM（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检验。GMM方法不仅在动态面板数据中有着重要的应用，在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中也有理论意义。对于有限样本来说，其估计结果也会更有效。因此，最终使用GMM方法验证模型为上述（2）式。
3、实证结果与分析
从实证结果来看，总体来说科技金融指标变量对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有着较好的解释能力，下面对科技金融具体变量的解释能力做详细分析。
（1）从高技术产品出货值这一指标变量来看，研发资金投入和创业风险资金投入作用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且都为正向关系。政府财政支出和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贷款对于高技术产品出货值解释力明显不足，鉴于这两项投入资金的作用机制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可能存在偏误，直接拨款和贷款的目的性和影响可能会打折扣。目前，湖北省科技金融尤其是针对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金融创新体系还有待于提升，特别是科技银行在对高技术产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水平和能力上需要加强，需要对高技术产业金融服务进行创新，落实好金融投入特别是科技银行对高技术产业发展促进的作用（殷兴山，2010）;相比较而言，企业自有资金支出（R&D项目内部支出经费）和创业风险投资数量对高技术产品出货值促进作用则较为明显，尤其是企业内部R&D项目支出经费每增长1%，能促进高技术产品出货值增加约1%个单位;创业风险投资数量每增加1%，相应能提0.1%的出货值，符合分析预期，反映出这两项资金在使用效率方面比较高，成为缓解高技术产业融资压力、分散风险和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2）从有效发明专利数来看，企业内部R&D项目支出经费数和创业风险投资数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贷款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作用显著为正，符合预期的分析。企业内部R&D项目支出经费弹性最大，每增加1%的企业R&D投入会带来0.32%单位的有效发明专利产出。作为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最直接的指标，有效发明专利数直接体现出企业的研发能力，企业R&D经费和市场创业风险投资数量是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强有力的，代表着高效率的资金投入。实证一方面说明企业目前是而且应该是创新活动的主体，创新活动的资金配置效率要高于政府投入和金融机构的投入，另一方面说明，高质量的创业风险资金投入到高新技术产业中，对其科技创新活动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这有区别于对高技术产业出货值的影响。对比可以看出，科技金融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影响更主要还是表现在其创新研究领域，金融市场的效率大于以政府为主导的投入，这也为今后科技金融政策体系的制定和改善提供了一定方向。
（3）无论是对高技术产业出货值还是有效发明专利数而言，政府资金投入都不显著，缺乏解释力。对于政府资金投入效果目前已有专门的细致研究。由于政府科技管理职能的转变与科技体制发展的不同步，会导致政府资金投入的滞后性;对于湖北省而言，政府资金投入的滞后效应为3-4年，高于发达省份的平均水平;现有政府直接投入还包括直接拨款、低息贷款、政府采购等内容，各类政策的投入效应交叠或者抵消，较难分析出实际的作用效果。本文分析认为，现阶段政府资金投入作用不显著可能是多部门管理政府配套资金导致资金定位不准确，最终影响配套资金的使用效率;由于政府资金投入主要是构建健全的科技金融投入体系，弥补市场力量的不足，因此政府投入主要是针对初创期和成长期面临突出融资问题的高新技术企业，而在中后期应该让位于主要的市场金融资源来配置科技金融服务。受数据获取的限制，本文没有对不同阶段企业政府资金投入的效应区别分析，也可能是造成政府资金投入不显著的原因。总之基于本文的实证研究，政府资金投入的效果问题值得重视，在资金的投入方式、数量、落实情况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协调管理也许会有值得完善之处，以最大程度发挥政府对高技术产业配套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1、结论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了科技金融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创新的影响。实证部分以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和配套的科技金融系统为研究对象，在考虑数据的经济意义、可得性以及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最终选取2003-2011年度数据，有效发明专利数、高技术产品出货值等七个变量，分析了科技金融对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发展创新的绩效问题，得到的结论如下：第一，在本文所讨论的科技金融体系中，企业内部R&D经费支出和创业风险投资资金对于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发展创新作用最为明显，表现出较高的资金使用效率，代表着目前高效、专业化的资金来源，另一个较为显著的影响因素是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对高技术产业贷款，也是科技金融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政府资金投入对湖北省高技术产业发展创新作用不显著，可能与政府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有关。
2、政策建议
（1）政府应该探究对高技术产业财政投入方式，重点是初创期和成长期阶段，同时提高资金投入的管理方式并建立绩效评估机制，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政府还可以在引导基金、税收优惠等方面与财政直接投入相配合，协调配合提高政府资金投入的效率。
（2）鼓励现有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宽科技融资渠道，创新并开发推广符合高技术企业特点的金融服务，例如知识产权抵押、健全信用体系、设立专营科技银行、降低信贷门槛以及调整绩效评估考察方式等，使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能够在科技金融体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3）重视创业风险投资资金在高技术产业发展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加快发展创业风险投资规模和质量，特别是在初创期和成长期助高技术企业一臂之力，同时创业风险投资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经营管理的专业性，积极参与到科技企业前期的经营管理中，进一步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和企业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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