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学批评；话语分析；社会意识； 商业化
詹姆逊对西方社会文化状态和社会矛盾状态的分析和批判对于我们研究文学和全面地分析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陈炀，2004）。詹姆逊正是由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判方法，才能开拓出从社会意识形态的的视角解读文学文本的方法。同时詹姆逊对后现代的研究侧重于资本主义系统本身，更具体地说，从生产方式和商业化的角度注重文学实践，是詹姆逊文学批评的重要特征。分析这些矛盾，推测其发展趋势以求得对现实的深刻认识。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以社会意识形态和商业化研究手法为基础来全面阐述后现代文学批判性。
詹姆逊认为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分析必须与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的经济和商业化特征联系起来。基于此，我们通过分析其中的矛盾和冲突来全新地展示后现代文学对现实的批判视角。詹姆逊成功地将意识形态和商业化的分析手法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采用细致的文本话语分析实现文本研究与社会分析的结合。因此文学批评必须重返意识形态的阵地（胡亚敏，2003)，直面权力和控制等社会问题来解读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学实践。在后现代背景下，后现代文学文本的研究必然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商业化社会现状相结合（蓝水，2005），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商业化分析的视角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可谓是一种内在的，行之有效的工具。我们借鉴于此进一步在话语分析中全面展开对后现代文学批判的分析和展示，开辟出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和商业化方式通过话语分析相联系的新途径以便更加彻底清晰地洞察和透析复杂的社会实践（孙 辉，2005)。
后现代文学批判的目的应该致力于揭示出意识形态企图掩藏或超越的东西，通过话语分析维护和坚持既定意识形态的真理部分，揭示其错误部分 (Althusser，1971)。因此我们在进行后现代文学研究时要完整的理解意识形态批判的内容和任务，就必须建立一种与文学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方法，从而对后现代文学批判进行新的阐释(Douglas，1989)。后现代文学话语分析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可以如实的反映和实现意识形态功能对后现代社会进行揭示和批判(Jameson， 1991)，这必然会在《小大亨》的话语分析中得到充分体现。借鉴于此，我们具体阐释《小大亨》的话语分析和实践是如何行使其意识形态功能的，从而帮助我们理解，体验诸种种文学叙事创造或编撰的被抑制的现实，揭示或阐明世界（胡亚敏，2002）以体现后现代文学的批判视角。
从斯特拉的意见中可以看出爱德华是绝对有能力跟科恩商谈和处理关于财产继承的相关法律事务。而巴斯特姑妈朱莉娅和安妮却完全持有相反的意见，坚持爱德华的父亲詹姆士来全权彻底处理所有的相关事宜。当斯特拉提及到爱德华应该自己跟科恩商谈出生证明和签署合同的相关事务时，姑妈们对此意见提出了强烈的反对并一致表明詹姆士在此事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行动权，这就表明了在后现代传统家庭中长辈的权威和统治地位是绝对不允许动摇的。在这种家庭等级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影响下，爱德华在其父亲过问财产继承事务之前根本没有权力参与或咨询。这也是姑妈们不同意也不允许他跟科恩讨论和磋商具体细节的真实意图之所在。事实上这已经清晰地表现出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和矛盾，谈话中的平等关系无法确定，自由对话的空间也是不符存在的。借助于话语分析我们可以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视角窥见和挖掘后现代社会实践中固有的，内在的矛盾冲突和根深蒂固的传统教条和观念，更重要的是评价和分析在貌似真理的意识表象中虚伪和欺骗性的本质，从而抵制潜在的真实意图。这恰如其分地解释到文学批评从意识形态分析入手的必要性（胡亚敏，2003），可以直接面对曾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被忽视的社会实践中的权力和控制。通过话语分析我们我们清晰看到《小大亨》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将如何使自身权力立场合法化的各种策略， 而处于对立面的意识形态则往往采取隐蔽的策略力图对抗和破坏主导价值体系。因此在话语分析这个层面上，《小大亨》中的话语实践成为显而易见的充满意识形态的手段，成为社会实践象征的策略。在此种情况下话语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挖掘文学文本中潜在的意识形态踪迹和展现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以此来体现后现代文学的批判视角。
立足于西方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后现代文学批评也就必然主张通过话语分析的手法对文本中影射的社会矛盾和状况进行批判性分析，推测其发展趋势，以求得对现实的深刻认识（蓝水， 2005）。后现代文学实践与市场体系和商品形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后现代背景下，商品化的逻辑全面渗入文学领域，为此，通过文学批评作用于现实，这也是后现代文学研究和实践的动因和目的，由此我们将从商业化分析的视角以话语分析的手法来全面展现小说《小大亨》中的文学批判视角。接下来我们以克劳雷，朱伯特的学生们之间的对话为例来分析证实资本主义商业运作是以资本增殖为导向的。
——什么是委托书？
——股票委托书？哦？我想孩子们最好你们先要知道一点关于苹果的价钱的常识，然后再谈这个问题，能跟上我的思路吗？现在首先，从总体上来看股票市场是什么呢，无论如何，那就是将需要购买的一方与将要售出的一方集合在一起。现在如果你在销售什么商品，明确的东西…… 他用手比划成一个篮子， 让我们假设是篮子。你应该可以发现想找到这种篮子的买家的确是一件相当有难度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拥有制造篮子公司的股票，你就可以马上将其出售。总是有买家在某处等待着，可能在五千里之外，你不一定认识，也没有必要看到他是谁，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是的这些篮子又怎样呢？如果假设这家制造篮子的公司自己都无法销售商品时？
——好的，我们只好马上开始谈谈古老的供求规律，不是吗，他们大概首先不会开始生产篮子除非……
——他们都因为自己生产的篮子没有人购买而陷入困境，那么谁还想购买他们的股票？
——是的，好，如果象这样就会导致股票价格的下跌，是吗，那么古老的规律……
——那么这种古老的供应和衰落法则伴随着篮子的滞销对于他们的股票又有什么区别呢？好似任何人买卖股票都是为了急于抛售他，那么人们怎样知道它的价值呢？就好象那些家伙撕碎这些纸张扔到地板上一样，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那么我们用自己的钱购买了钻石电缆的股票而如果没有人愿意购买电缆时该怎么办，就好似没有人购买滞销的篮子一样，其结果必然是大家聚在一起撕烂手中的股票纸然后扔在地板上，这将意味着什么？
-等等现在，等等。首先，你们将不会被钻石股票套牢，请相信我所说的话。第二点， 在股票交易所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清晰地知道他在做什么，认识他所操作的股票每一便士意味着什么。还有第三点，股票的价格不会是毫无控制的，就象你们所说的，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外边正在进行交易工作的专业人士，很多人都称的上是专家……(P84-85引文为笔者试译)
学生们首先就什么是委托书展开提问，然而克劳雷就直接将话题转移到商品的价钱上并以篮子的业务为例进一步阐述了在股票市场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买与卖，其被认为是促进商品流通和交换的平台。但是学生们马上就反问到如果生产的篮子不能销售该怎么办，而克劳雷打着供求关系规律的幌子相应地进行解释完全无视市场上真正的需要。因此这样的解释将必然更使学生们感到困惑不解，他们的疑问是谁将会购买和操作这种商品的股票如果其产品本身都无法销售，这样也必然会引起股票价格的下跌。学生们所想要了解并不是单纯地股票的买与卖，更为重要的是，想探询股票的真正价值，股票的买卖并不是盲目的跟风，因此他们相当清楚购买钻石电缆的股票并不是为了最后把它撕碎扔在地板上，而是要洞察所投资股票的真正价值。最后克劳雷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只是保证他们将不会被钻石电缆的股票所套牢，并一再强调股票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十分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强项就是擅长进行股票交易。为了设法劝解学生们确信购买股票的益处，他进一步解释到股价是被那些在股市中发挥着积极和决定性作用的专家们所控制的。上述话语分析主要是围绕着美国商业活动展开的，我们看到商业化的已经从最大程度上转变为标准化的动机，内在的资本逻辑已经在商业活动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小大亨》中的话语实践反射出资本运作的新特点，这也有力地证明话语分析和资本商业化的背景相结合提供了一种分析后现代美国社会潜在社会矛盾的全新的彻底清晰的洞察视角，更加明确地以诊断的眼光来辨析资本的商业化逻辑和复杂的商业现象。我们注意到文学话语分析从商业化的视角已经成为展示后现代社会商业实践的有效途径和策略，从中我们可以全面的辨析到后现代美国社会中大公司赚钱的渠道和捷径就是通过靠欺诈和投机，这正说明了在后现代社会中资本家所关心的是商品和资本的流通和循环而不是生产。因此后现代文学批判紧密地跟商业化的逻辑视角相结合并且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渗透和融合来展现后现代社会实践的本质以体现文学话语实践中的批判性。
詹姆逊的文学批评方式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通过对《小大亨》中的话语分析将后现代文学批判与这个时期所出现的种种社会意识功能和商业化因素联系起来分析和研究后现代文学，从而致力于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和批判资本主义现实世界。
参考文献
［1］胡亚敏. 詹姆逊的文化转向与批评实践［J］.第42卷第2 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
［2］蓝水，熊筝.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转向-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N］，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5，（5）.
［3］李世涛.后现代文化理论建构中的批判性视角［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2）.
［4］ Althusser， L.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A］，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C］. London ：New Left Books.
［5］ Best， S. (1989). Postmodernism， Jameson Critique. Washington Press.
［6］Douglas Kellner (1989). Postmodernism Jameson Critique， Washington： Maisonneuve Press.
后现代主义的小说作品是一个矛盾逻辑的产物，追求的是真实的虚构和冷漠的抒情。后现代主义小说在矛盾对撞中产生，在矛盾中发展，故意以麻木冷漠的态度，裸地向阅读者昭示小说作品纯属虚构。而在后现代的诗歌创作中，诗人常常采用反讽的手法，将自己的思想和文化进行含蓄化地表达，欲扬先抑的创作手法对读者形成了明显的感觉冲击力。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就是通过矛盾对立的统一结合，打破有形与无形的传统界限，将其糅合在一起，在矛盾碰撞与火花激荡中将作者的感情加以宣泄，并将这种感觉和思维模式借助文学的途径传递给读者，传递给世界大众。他们大声地向世界宣示，这世界没有什么可以不用文学手段表达的，文学并非清高地独立于世，而应该是和人们的现实生活真真切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与传播彻底颠覆了人们对传统文学表达的认识，扩大了文学创作的领域和范畴，创作的形式也有了较大的突破。美国作家冯尼格在其小说作品《绝佳的早餐》中，直接采用图画这一画面感最强的方式，将作品中难以言表的思想内容进行表述，拓展了读者的思维空间，引发读者的无限遐想。小说家库夫在《临时保姆》中，将小说的要素进行了划分和打乱，108个独立的片段单元使得小说的内容更为抽象，却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表达效果，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片段进行欣赏等等。这就是后现代文学艺术家们创作的手法和技巧，在他们心中，艺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们将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了更为广泛的阐述和发展。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冷漠孤独的法国新小说和充满嘲讽意味的美国黑色幽默小说。
二、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消费趋势分析
西方后现代主义是继现代主义之后，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受社会的现代性影响，主要是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所形成的产物。其鼎盛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受这一思潮影响，在西方当代文学中又形成了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新小说、黑色幽默、垮掉的一代、元小说、魔幻现实主义、投射诗、具体诗、语言诗等在内的不同文学流派。存在主义最早兴起于法国，其后扩展到整个欧美；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最早也是始于法国，继而漫延到整个西方文学界；“垮掉的一代”和黑色幽默源于美国；魔幻现实主义则由拉丁美洲开始，继而影响到整个世界文学；具体诗产生于德语国家和拉美国家，而语言诗则兴于美国；元小说的兴起地域要广得多，包括英国、法国、美国以及阿根廷等欧美国家。借助于全球化的力量，这些形成于欧美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创作思潮很快就影响到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学，并在东西方文学之间形成了相互碰撞、影响和渗透。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消费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而是将消费对象逐渐锁定于文学的附加值上面。这种消费模式虽然并没有改变文学作品的使用价值，但却经过包装加工，大大改变了其内在的价值。人们就是借着此种消费方式，来提升自我的存在感和认同感，强调自我或社会地位的确认和证明。当今社会，所有的社会消费或者说经济消费，特别是文学的消费，都有一种欲望性消费的趋势，追求的是没有内涵的，肤浅的快餐文化，更强调的是一种身体或精神上的暂时性的获得和压力释放。
三、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消费现状的反思
文学对于人类自身来讲何以如此重要?随着时代的变化，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但是，无论有多少种解释，文学所具有的基本意识形态价值、审美价值和文学意义都是无法被抹杀的。文学的后现代性是当代世界各民族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共同特征，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属于文学共生与发展的产物。同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一样，欧美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消费趋势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是整个世界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产生的产物，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逆转性。首先，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文学创作方法的多元性，使世界文学呈现出各个流派多元发展的态势，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与各国文化的交流。其次，受高科技发展的影响，网络文学的发展必定是利大于弊。虽然网络文学是对精英文学的化解，但网络文学的快捷性和娱乐性可以加快人与人之间思想交流的速度，在当代人快速与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中，网络文学对后现代文学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第三，电子和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虽然是对纸质图书市场和印刷业的极大冲击，但是，图像式和网络式的文学作品对于人们的视觉可以产生更加强烈的冲击力并以更加快捷的传递方式传递给读者和观众。因此，以图像和网络形式出现的后现代文学，新颖的表现形式无疑为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一方面欧美后现代文学消费的产生和发展，对世界文化的传播交流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唯有消费才有发展，这是众所周知的不二定理。消费将原本高处不胜寒的，只属于贵族阶层欣赏的文化，向社会底层的文化素养不高的民众展开了双臂。在这里，无论高深还是肤浅，无论庸俗还是高雅，所有的文化、文学内容都被打碎打乱，并重新柔和形成了一种可以被所有阶层都欣赏和喜欢的文化形式。同时，欧美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消费对于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也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另一方面，欧美后现代文学的消费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消极的影响。首先、人们对于文学的创作，需要浓厚的文化积累和创作灵感的碰撞，同样，文学的修养也要经过一定时期的累加和积淀。但是随着消费趋势的大行其道，直接就导致了文学作品的程式化生产，追求的是快速，以满足消费者对快餐文化的需求。以迎合大众，追求庸俗肤浅的商业化过程，对于文学的价值提炼和积淀是非常不利的，偏离了健康、积极的方向。欧美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消费趋势对于人们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学读者来讲，进行了消费至上，甚至拜金主义的价值观输出，从而攫取了大量社会财富。
四、结语
文学理论后现代主义中国文论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科技、媒介和消费水平高度发达的结果，它的宗旨是反现代主义，即“背叛了现代主义对超越性、永恒性和深度性的追求”，呈现出对多元化、解构经典和反本质追求的倾向，这种态势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方面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1985年，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弗・詹姆逊在北大作了的名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专题讲座，次年同名演讲集译著在中国出版发行。一石激起千层浪，当时受后现代主义影响颇深的中国青年学者王宁、王一川、陈晓明等人纷纷出书解读或译介后现论，响应这股风潮。后现代主义波及到了海峡两岸的文艺理论、文学、电影等各个方面，引起学界乃至社会强烈的反响。
在热议的同时，有人对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文学理论家从学术研究角度论证了这一问题。首先，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和理念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次，后现代主义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批评视角和方法，为文学理论的拓宽了道路，发展出更多可能性；最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也有助其成长的土壤和条件：科技的迅猛发达、信息的飞速传递、各种媒介层出不穷、文化进一步形成产业化和商业化模式、艺术逐步趋向大众化和日常化，这都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所要面对和解释的对象。鉴于后现代主义自身特点和其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国文学理论家们一方面要杜绝后现代主义一味反现代主义的弊端，另一方面，要找准后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文论的契合点，使二者和谐地融合，同时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为新世纪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拓宽发展道路，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在后现代主义的渗透下，中国文化氛围以及文人心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反传统、反本质成为学界热点，文艺学学科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也被发掘出来，亟待解决。
一、反本质主义在新世纪文论教材中的凸显
新世纪的三本教材（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版、王一川《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版和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版，2007修订版）的出版和推广，是后现代主义对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最直接最具影响力的改变。“本质主义”是三本教材的核心关键词，它们动摇了作为大学统编教材的童庆炳现实的《文学理论教程》的官方地位，彻底了对文学进行的本质主义界定的传统。三本教材的作者一致认为，传统文学理论在讨论文学之前总会给文学设定一个本质，在这一大前提之下再向读者和学生介绍文学的规律。但这一前提根本就是一个错误。陶东风在其发表在2001年《文学评论》上的《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中就强烈表示，文艺研究和教学要克服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束缚。他认为童庆炳的教材被“审美本质主义”的框框所束缚。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便是针对童版教材而写的，既要学本质，同样也要彻底地反“审美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继承了后现代主义对传统质疑、解构的精神，为文学理论学者推荐了一种全新的探索视角，为文学理论和教材的拓展了一条更具潜力的发展道路。但如果辩证地看待这种反本质主义，需要注意，文学本身虽然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发生着改变，但不可否认，一定有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本质特性存在，并且是超越时空存在的，对此应加以区别对待。
二、关于当代文论边界问题的研讨
文学理论仅仅依靠新的哲学思想和观念输入是不够的，正如童庆炳在《文学理论的边界》中指出的，“文学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机、积极的学术联系”，文学理论只有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才有生存空间。但应该是以陶东风主张的通过研究“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作为建构方法，还是童庆炳先生认为的要回归文学现状本身，即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为根本。前者希望借鉴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力图改变文艺学的尴尬处境；后者则认为固守文学实践阵地也可以绝地反攻。对于截然相反的两种论调，朱立元先生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认为“吸收文化研究的某些思路、视角、思考方式、研究方法和合理成果，对于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仅仅依靠文化研究拯救文艺学也不现实。毕竟中西方的文艺理论发展过程和状况存在着差异；再者，文化研究在西方已走入了“性文化研究”的死胡同，自身难保。因此，朱先生既主张回归文学本身，也提倡对当前的通俗文学文化现象加以关注，并很好地解决古今文论、中外文论的融合问题才是根本。
三、当代文论“失语症”
四川大学的曹顺庆教授提出了当代文论“失语症”的问题。他认为，当代文论丧失了表达自我的语言，一味跟从西方理论思维和话语，引用借鉴多过创新和思考，这是后现代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针对中国文论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缺点，曹顺庆提出了首先应当加强古代文论向现代话语的转换，“从传统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等方面入手，发掘、复苏、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强调中西文论的对话和融合；其次是将西方文论中国化，即“处处以我为主，以中国文化为主，来‘化西方’，而不是处处让西方‘化中国’”，避免中国文论被后现代主义同化。这两点的核心都是以中国文论建设为中心，利用西方思想来辅助和为其服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这也成为了文艺学学科建设的一个强大目标，是中国文艺理论者为当代文艺学建设所做出的创造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岳川.后现代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童庆炳.文学的理论边界.江西社会科学，2004，（6）.
[3]朱立元.关于当前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的几点思考.文学评论，2006，（3）.
〔摘要〕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面前，文学理论核心范畴的内涵发生了较大变化，这意味着该学科正走向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审视这些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核心范畴本身的局限、发展空间及发展方向，这对于培养研究生的独立判断能力，大有裨益。本质论的弊病，不在追求共同性、抽象性，而在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本质；真实论的弊病，在于执着于认识论，从而走向历史哲学和概念哲学，走向将感情抽象为思想；语言论的现代内涵，远超过传统语言观，既丰富了语言论本身，也丰富了文学理论。三大范畴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关键词〕文学理论核心范畴；本质论；真实论；语言论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1-0039-06
高校文学理论课程，事关对文学的宏观把握与微观品析，其难度和要求非一般课程所能比，在设置之初就被寄予了特殊的期许。作为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核心课程，文学理论对学习者的要求自然更高了：以本科阶段学习的一般理论为基础，及时掌握国内外研究的最新进展，进入文学理论的深层次问题并能作出自己的判断。就现在研究生的实际学习情况来看，跟上最新理论潮流基本上不成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困难在于：面对新潮理论，能否抓住问题的实质，避免矮子观场、随人说妍，独立作出自己的判断。要实现这个目的，途径很多，从核心范畴的内涵演变入手，为重要方式之一。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变化，最终都必定会体现为核心范畴的内涵演变。通过审视这些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核心范畴本身的局限、发展空间及发展方向。就文学理论而言，基本的核心范畴一定不能漏掉本质论、真实论和语言论。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下，这几个范畴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有关它们是否应该保留在文学理论这门学科之中的争论，也早已开始。因此，掌握它们的来龙去脉和内涵演变，对于提高文艺学专业研究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以及独立作出价值判断的理论鉴别能力，意义重大。
一、本质论
后现代思潮在学理上用以挑战文学理论的武器，首推反本质主义。我们在苏联专家直接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文学理论学科与课程，是以本质主义为方法论的：提出“文学是什么”这一最为根本的问题，孜孜以求地追寻答案，并以该答案为基础，构架几乎囊括古今中外所有文学现象的理论体系。
把握反本质主义的理论原点，是应对挑战的前提。
对反本质主义问题的探讨，恐怕要注意避免以维特根斯坦为标竿，而应当追溯至欧洲中世纪以奥卡姆为典型代表的唯名论对实在论的批判，了解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如何剃除“不必要地增加实体或基
质”[1](239)之类的累赘物：“能以较少者完成的事物若以较多者去作即是徒劳”、“如无必要，勿增实体”。[2](570)尤其应当回到波普尔反本质主义方法论的出发点，在波普尔那里，他是将本质主义与唯名论相对立的。[3](67)本质主义方法论（其前身还有历史主义、理性主义）以揭示事物本质并用定义加以描述为目的，而唯名论方法论则以描述事物在各种情况下的状态为目的。至于如何描述、如何科学、有效地描述，则与语言规则有关了。接着这个思路来理解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反本质主义思想，对于他那些类似于测试人类智力极限的逻辑语义推论，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些。
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追求共性，后者追求个性。用波普尔的话来说，就是本质主义所达到的是“含糊”，反本质主义所追求的是“精确”。[3](68)弄清了两者对立的关键所在，就没有必要恶意贬低本质主义方法论，例如用“毒汁”来形容，[4](5)更无必要列举大量事实来指责反
本质主义方法论的不实之处。那样的话，只会又一次陷于以往常见的那种争论：双方总有充足的理由指责对方的致命缺陷，又都无法否定对方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也就是说，只要能够心平气和地看问题，就会意识到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间存在相容性。
学术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仅仅以社会现实中的日常经验为依据，是无法应对学术论争的。否则，对待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仅用一句“艺术至今仍然存在”足矣，不需要克罗齐煞费苦心构建另外的逻辑理论，通过指出黑格尔逻辑理论的不足，来驳倒“艺术终结论”。附带说一句，杜书瀛先生对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也有十分精辟的辨析，指出我们同样误解了黑格尔：“终结”不是“消亡。”[5](18-21)
后现代思潮虽然没有运用像黑格尔那种一以贯之的逻辑理论，但其基本出发点是语言，却是不争的事实。从具体的语言使用出发，比较容易接近“个别”、“具体”、“精确”，达到将过度抽象还原为本色、从天空回到地面的目的。且不说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的反中心主义，就是直接来源于他对语言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独到辨析。相比之下，我们的文学理论，一直比较偏向于形而上的思辨那一块，即通向“抽象”、“含糊”的那一块，而对于具体语言这比较容易通向“个别”、“具体”的一块，则相对忽略一些。
其实，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不啻文学理论的资源宝库之一。比如，对于《诗经》中的“国风”，多年来无人提出任何疑问。而根据新出土文献《孔子诗论》，我们得知：“国风”二字，是避刘邦之讳的结果，原为“邦风”。[6](15-16)虽一字之别，然而个中涵义，大有深意焉。如今文学理论“无边化”过程中所包含的走向“田野”，如果指的是田野出土的资料，那真是太好了！密切关注最新出土资料，对比、对照古籍中关键字词的异同，对文学理论的基础工作来说，意义十分重大。最明显的事例，莫过于江苏仪征胥浦101 号西汉末年墓中出土的《先令券书》。
这份遗嘱表明了当时社会的家庭关系：长子具有家长地位，去世前立遗嘱；母亲嫁过三个男人，现从长子而居。这个材料对于重新理解《孔雀东南飞》大有裨益：为什么刘兰芝回到娘家后所感到的压力主要来自其兄而非其母，因为家长是其兄长而非母亲；刘兰芝殉死并非出于一妇不事二夫的贞烈观念，而纯属感情问题。[7]
再如，一直争论不休的“羊大为美”和“羊人为美”的问题，要是仅只停留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分歧恐怕永远得不到解决。我国著名甲骨文研究专家陈炜湛先生，从甲骨文入手，指出许慎的误解，证实了“羊人为美”。在古代，人们狩猎时头上戴着兽角，装扮成野兽的样子，可以提高狩猎的效率，久而久之，这种兽角就逐渐演变为装饰品。“早期的甲骨文里美字就不少，也有好几种写法……美字也是一个象形字，本是一个人戴着两双羊角而正立的形象……人正立而戴羊角，所强调的正是美好的装饰，亦即装饰之美”。[8](246-247) 十分有趣的是，我国甲骨文里“美”字的来历，与普列汉诺夫考察原始人关于美的概念的产生过程，具有惊人的一致：“野蛮人在使用虎的皮、爪和牙齿或是野牛的皮和角来装饰自己的时候，他是在暗示自己的灵巧和有力，因为谁战胜了灵巧的东西，谁自己就是灵巧的人，谁战胜了力大的东西，谁自己就是有力的人。”[9](314-315)时间一长，这些起初只是作为勇敢、灵巧和有力的标记而佩戴的东西，渐渐引起审美的感觉，演变为装饰品了。
实，不正好说明人类艺术的起源和美感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吗？而到目前为止，本质主义思路存在的主要问题，不也就是执着于探讨文学艺术的共同性——本质——吗？如果世上确实存在着共同性、本质，或者说人们确实可以从现象中概括出共同性、本质，那么，大大方方地进行探讨，又有何妨？没有必要因为这种思路也确实存在会使研究对象处于僵化境地的问题，就刻意回避甚或一概否定。所以，企图追求并运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本质来规定人类文学艺术的特性及发展，肯定行不通，但是，如果企图运用反本质主义来反对本质主义，恐怕也行不通。
非常赞同杜书瀛先生的意见：要本质、要普遍，但是不要主义，要规律，但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5](239)
二、真实论
真实论既是认识论命题，也是美学命题，还同语言学命题相关。在文学理论领域，三者密切相关。
从认识论看文学，就存
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再现是否符合对象以及符合程度的问题，也即是否真实的问题。在古希腊时期，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对于文学创作要不要追求真实的问题，就产生了分歧：一个主张“按照事物应有的样子来描写”；一个主张“根据人的实际形象塑造角色”。[10](178)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有关真实性的争论，一直络绎不绝，而且常常与政治紧密挂钩。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干脆否定真实性的观点。[11]
真实论的背后是认识论。从西方形而上学认识论传统看，支配真实论的认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起初是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后来就是从历史哲学角度，以社会进化的理想模式为判断认识是否符合对象的主要标准。
“求知是人的本能”。[12](1)这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篇的第一句话。古希腊先哲奠定了西方文明中以求知为己任的认识论传统，几千年来一直发扬光大，造福于世人。
在绵延而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认识论一直在质疑中前行。其所遭受的最主要质疑，要而言之，首先是认识的前提何以可靠的问题。古希腊的许多哲学家，在考察人的认识能力之前，就宣称人们能够获得关于事物本性的知识，另有一些被称作怀疑主义的哲学家，认为这是一种独断态度，经不起检验。独断论者将知识建立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上，而怀疑主义者则提出，感觉经验具有相对性，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知识，不具有普遍性和确定性。他们所提出的质疑，揭示了形而上学认识论无法回避的“无穷后退”窘境：“用来证明一个所研究的事物的证据其自身亦需要进一步的证明，而这个证明本身又需要进一步的证明，如此类推，以至无穷”。[13](23)这种“无穷后退”，实质上也就是后来的现代阐释学所指出的“阐释的循环”。如何破解“无穷后退”这一窘境，其实是一个如何确立认识前提的难题。直到笛卡尔推出“我思故我在”——我在思考，说明我存在，因而不必再用其他什么证据来证明我存在了——“无穷后退”的认识论前提问题才算告一段落。然而由此而来的心物二元对立，又将笛卡尔置于无法将身心统一起来的更为难堪的窘境。黑格尔的辩证法，堪称人类认识史上的分水岭，他提出“实体即主体”的原理，[14](10)用他独创的辩证思维方式，解决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纠结的共同难题：人类精神认识“绝对”的过程，也即“绝对”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哲学是自己证明自己的，“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完成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圆圈”。[14](11)
仅仅解决前提是不够的，如何保证知识的普遍有效性，更是认识论发展历程中的头等大事。康德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恰如他自己所言，是一次哥白尼革命，他颠倒了以往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相一致的符合论真理观，提出认识对象与认识主体先天知性范畴相一致的“知性为自然立法”的认识理论。康德的探索，是直接受到休谟启发的。休谟对因果关系的质疑，令他如梦初醒： “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15](9)因为，根据个别事例或经验得出的知识，是不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具有普遍性的依据，在于普遍存在于人心中的“先验综合判断”这一先天知性范畴。
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认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发现这种思维方式的最大弊病，就是主客二分，由此必然导致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人类对大自然无穷尽的征服与索取，导致近代以来的深刻人文危机。他认为人与世界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所谓的“在之中”，是指人在世界之中，人不可以冷冰冰地站在世界的对面，将世界当作自己的对象、客体。他的思路，自然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思，并直接导致了当今方兴未艾的生态美学。
从认识论角度看，真实论的发展必然走向历史哲学，也即将社会进化的理想模式作为判断认识是否符合对象的主要标准。真实论的最高表现形态典型环境理论，就是以历史哲学为立论基础和判断依据的。
文学发展的历程表明：当社会演变呈现出与预想模式相吻合的发展特征时，真实论就得到特别关注；反之，就会被忽略，甚或受到质疑。典型环境理论在目前趋于平淡，从现实角度看，是因为社会发展没有出现与预期模式的吻合，倒是在全球化的浪潮面前，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得到凸显，于是文化问题便成为吸引文学理论关注的焦点。从理论层面看，不是典型环境理论本身出了的问题，更不是真实论出了问题，而是以认识论作为真实论的理论依
据这一思路出现了问题。
文学不可能离开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此即文学真实的源头。但是文学又不能止于日常生活经验，止于对真实的追求，尤其是不能把对真实的追求转化为对抽象的本质真实的追求，否则，就会成为历史哲学，就会走向干巴巴的概念哲学。[16](147)从美学角度看真实论，最重要的，就是文学不能追求将活生生的感情提炼为抽象的思想，不能追求将活生生的生活抽象为干巴巴的本质概念。也就是说，文学虽然离不开真实作为基础，但是一定要超越真实。超越的结果，不是高度抽象的概念，仍然是活生生的具体生动的人与世界。在看待文学这个问题上，认识论与审美论，好像接力赛，认识论跑的是第一棒，只有由审美论接着跑，比赛才能正常进行。在文学研究领域，认识论是不能包打天下的。同理，要排除认识论的想法一样站不住脚。
三、语言论
语言真是奇妙之级！它毫无疑问是人类的创造物，但是人类的一切表达，又都被语言所控制。前面谈到本质论的时候，已经指出，克服本质论弊病——过度抽象、从而使对象僵化——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重视具体语言的使用，以达到具体、精确、个别。但话说回来，人们又是如何实现过度抽象的呢，难道不是通过语言吗？所以，审视语言论的内涵变化，眼光可稍稍移出抽象与具体之争，关注传统与现代之别。
传统的语言论，把语言当作交流的工具。语言是纯粹客观的，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运用纯客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反过来说，无论思想和感情的倾向性有多么强烈，与表达者所使用的语言的性质都没有关系。正如武器一样，在敌人手里，可用来侵略、犯罪；在战士手里，可用来保家卫国。至于文学语言或艺术语言，关键在于以各种方式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尽可能放大语言本身所包含的音乐性、形象性、含蓄性等等元素，从而产生文学效果或艺术效果。
现代的语言论则不同。首先在于提出语言除了客观性之外，还有被客观性所遮掩的意识形态色彩、权力色彩等等。凡是通过语言说出来的，都不是纯粹客观的。道理很简单，任何人，都生活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他通过语言所说的一切，都不可避免要受到具体文化语境的制约或支配。这个观点，几乎成为后现代思潮中解构理论的潜在理论基点。
学的语言观则与此不同，它所做的，恰恰是要把语言的客观性推向极致：将语言表述中所有不科学的命题、没有实际意义的语句，全部清除。这样一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语言来说的东西就很少了。虽然有了科学的精确性，但是语言的应用范围却大幅收窄，世界的范围大幅收窄，维特根斯坦的目的也就实现了：“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17](79)只是，如果严格按照这种语言观，人类的思想还有文学，恐怕大都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了。
现代语言观中，最重要的变化，还是把语言的地位提升到远高于交流工具的地位。理解这种现代语言观的要点之一，就是借鉴信息论视角来看世界，承认万物有言。不要以为世界上只有人类才拥有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世界上的一切，无论生物还是植物，无论有机界还是无机界，都具有自己的语言。一旦能够读懂万物有言的具体内容，就会达到人与万物交流、合一的境界。这种境界，正是文学或艺术所追求的意境。所以说，文学或艺术语言，就最高层次来说，就是通达人与万物交流、合一意境的语言。
一旦通达万物有言，对人类语言的把握就不在话下了。所以文学或艺术语言是最丰富、最深邃的语言。
仅仅弄清语言观的内涵变化，还远远不够。对语言的理解，必须能够将其与人们的日常经验联系起来、与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文学经验联系起来。为此，还必须解决人的现实知觉与语言的关系，以及语言如何将在场的东西与不在场的东西连结起来的问题。
每个人的知觉是个体性的，语言则是普遍性的，两者之间有“鸿沟”：普遍性无法达到个体性。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不知有多少哲人受困于此！分析哲学家莫汉蒂以靠近海德格尔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语言要想与其所指称的单一性事实同一，必须此事实本身就是主体与客体的融合。”但是莫汉蒂毕竟不能“真正懂得有意义的世界本身必然是主体与客体的融合”，他虽然看到了知觉中单一东西所显现的不在场的东西，可他采取的是缩小视角的方式，甚至缩小到某个个人的“主观语言”，以捕捉这单纯在场的东西。张世英先生的办法则反之
“不是从整个领域向在场的单一性东西缩小，而是由在场者向整个领域即向不在场的东西扩大、延伸，以至把握这整个领域，把握在场与不在场、显现与隐蔽相融合的整个‘天人合一’的境界”。[16](205)
在这里，要点是“万物相通”：单一即个体也可通至“整体”。也就是说，不要把个人知觉的个体性限于在场的东西，而要看到在场的东西背后的不在场的东西。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讲究的是通过现象看本质，现代的主客相融思维，则讲究透过在场的东西看不在场的东西，但不在场的东西不是像“本质”那样抽象的概念，仍是活生生的现实世界。
解决了个人知觉中个别事物与语言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以新的方式，解决了康德所致力的认识能力与知识的确定性问题：知识的确定性、普遍性，不在于先验的知性，而在于个别的知觉与不在场的东西的“万物相通”，因为“相通”，它不是单一的在场，而是与不在场紧密相联的。
这样一来，不仅在当代语境下重新解决了困扰人们上千年的认识论难题，尤其能够破解因后现代思潮影响而产生的对文学真实问题的质疑：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惟一的宇宙之中，他的任何知觉，都是对这惟一宇宙的个别视角的知觉，然而其背后又关联着无穷无尽的不在场的东西，惟一的宇宙在其中得以显现。也就是说，个人知觉中的个别的东西，与宇宙整体有着实在的、真实的联系。这联系也具有一定普遍性，并非仅仅是个别的。同样道理，单个作家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以及单个读者对作品的真实感受，一定也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因而文学真实的存在，是不可否认，也没法否定的。只是，再不可将具有相当程度普遍性的文学真实，坚持当作对所有文学的定性了。
经过梳理可以看出，本质论、真实论和语言论，作为文学理论的核心范畴，三者之间其实是相联相通的：本质论的出发点之一，应该说就是对现象真实的抽象。就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而言，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真实论问题，既涉及到认识论，也涉及到语言论；语言论问题，在现代意义上，不仅与真实论密切相关，更与本质论在文学或艺术的最高层次，即意境的层次上相通相联。
目前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理论新潮的向往和敏感是值得称道的，落伍者的名声几乎与他们无缘。需要注意的，应该是真正做到扎实、深入地掌握、研究深层次问题，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避免在新潮面前盲目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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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胜利）
postmodern thought challenges and intensional changes in the
literary theoretical core category
wangkun
（sun yat-sen uni
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china）
后现代在西方的兴起已经走过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从政治上的法国五月风暴到哲学上的思维革命，再到美国的文学批评，其美学风格、思维模式、艺术成就等借助理论的旅行而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现象。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文学研究界以其对于生活变革的敏感在中国推动后现代思潮研究的时候，中国学界刚刚从现代启蒙的亢奋中冷静下来，还没有适应后现代的眩晕，一致指责后现代解构思维的虚无主义倾向，并站在线性历史发展观的立场，否认现代性仍未完成的中国与后现代的关联，后现代思潮对于本土经验的理论意义及其阐释效力则在其视域之外。90年代初期，学界似乎不再谈论思想启蒙，中国同时也正式纳入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全球资本以其巨大的流动性冲击中国，中国现代性工程成为官方和民间的共识，现代性话语成为主导性的话语形态，中国学界真正经验到现代性的“震惊体验”，西方现代性的文化经验即刻变成感同身受的自我认同，前此的盲视被迅速祛除，同时，电子媒介、国际传媒、跨国公司等以其固有的渗透性横向移植中国，中国成为一个传统、现代、后现代混杂的文化实体。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也成为西方主导的全球文化的一部分，后现代思潮在中国就此有了接受的现实语境。于是，由文学研究界主导的后现代研究成为中国的显学，一时间“非常后现代”，后现代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重要问题。
后现代思潮一方面是全球新的经济秩序导致的全球文化的新现实，另一方面是西方思维传统的产物，其诱因是法国的1968年革命，其文化基因是西方传统的否定式批判思维，其起始是解构主义哲学。全球一体化带来了人类面临问题的同质化，同时导致了人们思维方式、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生存方式的巨大变化。如何把握后现代的生活状况，如何表述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如何诠释后现代的艺术表达，如何创造后现代的哲学文化就成为后现代研究的工作重心。后理论时代的理论，既非文学理论，也非美学理论，而是包括了哲学、美学、文学等理论。这样的纠缠表明，文学理论的独立存在似乎在消失，文学理论的边界显示其模糊性，因此治文学理论的学者也把视角深入其他领地，这恰好契合了文化研究的要旨，即跨学科性，这样把当论命名为文化理论似乎更为合适。当代文化理论，或者后理论时代的理论，既然如此包罗万象而超越了传统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视野，那么必然是因为当代的社会现实已经超越了传统理论的阐释视域，是社会的转型导致了新的理论的出现。后现代主义虽然拒绝体系性的理论，但后理论并非拒绝理论，而仍然是一套理论，而任何理论都由一套概念范畴组成，把握住那一套范畴就把握住了理论的主旨，这就是《后理论时代的来临》(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的作者的基本思路。宋伟教授抓住一系列范畴，深入后理论的堂奥，带领我们去接受新理论的洗礼。面对西方的后现代这一文化现象，要讲清楚其来龙去脉，必须在哲学的层面讲述其历史构造。这个问题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启蒙运动以来直到20世纪中期的哲学，这是后现代哲学思潮直接反对的思想领域，本书的第三和第四章讲述这一主题。二是后现论本身，该书的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七章聚焦这一问题。三是后现代除了理论层面的法国哲学，还包括后现代文化，即表现为文化艺术形态的人们的历史观、时空观和存在状态的新变，该书的第八，到第十一章分别论述了这些问题。此外，后现论旅行到中国后，对中国当代的文学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改变了传统美学文学研究的问题和言说方式，该书的第五和第六章以美学为例论述了这一问题。
现代性话语杂陈，歧义丛生，具有多副面孔，如宋伟指出的，有社会的现代性、文化的现代性、审美的现代性、自反的现代性，有流动的现代性、坚固的现代性、可选择的现代性，有终结的现代性、未竟的现代性；有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加上现代与前现代、后现代的交织，一时间话语纷纭，不知所终。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很重要，因为中国已经纳入现代性日程，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面临的很多问题也就是此前西方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急需思想学术界解决。本书的主题之一，是帮助我们认识现代、现代性和后现代的复杂交错的关系。
如何把握后现代主义，我认为要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后现代文化，二是后现论。前者指的是，随着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发生在西方社会生活中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历史观、价值观、审美观的巨大变化，那种无深度、身体性的、感性的、极端体验的、视觉化的、非历史的、具有某种精神分裂症状的新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随着大众传媒和跨国公司的发展，随着地球村的日益成型，已经对所有纳入全球化之中的国家民族带来了影响，后现代的生活方式已经在上海、北京的街头存在。走在现代景观的都市中，全世界恍然一体，人们的衣着、化妆，甚至走路的姿势，整齐光洁的玻璃屏幕的高楼，都那么似曾相识，此乃后现代的一体化的到来。后现论主要指的是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的群星谱。当代法国的后现论一方面反对此前现代性理论对人的宰制，另一方面回应当代的后现代生活方式，提出的一系列令人惊异的思想观念，在传统理性立场的人看来是虚无，其实是对理性牢笼的反叛，是对人的创造性的解放。意义不在理性，不在彼岸，不在终极，而在当下，当下身体的愉悦抵抗着一切意识形态的控制，这反而是告诫人们存在的即刻性，正是对个体生命意义的一次解放，何谈虚无。在谈后现代的时候，一方面要抓住后现论，一方面则兼及后现代景观，宋伟的思路兼顾了这两个方面。本书以理论主题的方式在复杂的理论纠缠中讲述后现论，凝聚着作者对西方思想从古希腊一直到今天的深刻领悟。西方哲学史就是人类追求自由的思考历史，对西方思想的理解，除了深厚的学养，更要有对自由本身的个人体认。自由是什么难以界定，因为自由是“是”本身，我们只知道自由不是什么的，只能依靠体验性的描述言说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与诗是相通的。本书处处以诗化语言表述自由，以理性逻辑辨析人类追求自由所产生的悖论，如：“人面临着一个难以摆脱的悖论。人的生命是一个向无限可能性敞开的生成过程，人永远地是一个生成，因而不应该有某种指令或规定他所生成的确定性。可如果没有了生成的指向性，人赖以生存的根基与安身立命之所便荡然无存，生成的价值和意义也就彻底崩解。换句话说，生成如果不能达成是其所是的向度，生成的价值和意义便丧失殆尽，生成便也就成为一种迷乱或纯粹的偶发。”(《后理论时代的来临》，P110)在这种对自由的追问和考辩中，包含着人生真相的呈现和存在智慧的呼唤。
利奥塔说，后现代起源于现代之初，即是说，在现代性发生的初期，批判就开始了，这个说法不准确，我认为宋伟的说法，即后现代的出现才使得对现代的批判成为可能更符合历史事实。现代性问题的突出，是因为后现代的兴起，“正是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断裂之处，现代性的问题才浮出历史地表，因为，作为自我辩护、自我确证和自我反思的现代性，从来就不可能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后理论时代的来临》，P7)也就是说，没有后现代的兴起，现代社会的思想根源，现代社会的问题无从呈出。宋伟认为，现代性的问题，是因为后现代的出场才是可能的，现代性无法自我修复自我批判，因为“真正的反思批判只可能从其外部发生。解构批判的后现代性理论话语的兴起，使‘现代’真正成为一个可疑的问题，为现代性批判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空间”。(《后理论时代的来临》，P33)但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现代性的转型还未完成，激烈的如西方那样的批判可能导致与权力意识形态形成共谋，即拒绝社会的现代转型。激进的后现代在中国可能变成保守的意识形态，变成中国社会变革的障碍，这是中国学界在言说后现代批判时必须注意的。对于中国思想界来说，如何继承和借鉴西方现代的思想文化遗产，如何剥离后现代思想的繁杂，呈现其创造性的面相是最主要的问题。我认为，如何让现代性的基本文化制度的层面，即已经为联合国定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形成为各种条约协定的东西，成为中国走向现代的日常意识，以抗拒当下中国的国家主义、以爱国主义表现出来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差异和特色为护身符拒绝普世价值的各种偏执思想，是清醒的中国思想界的重任。因为所有的文化领域都充满了斗争，当伪装为各种宏大叙事形式其实是控制性的思想密布在一个民族的思想领空的时候，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的罹难就不可避免了。这样的伤痛在中国殷鉴不远。因此，我们要大力呼吁现代性，鼓吹现代性，但更要辨明现代性，即现代性文化中有哪些是西方的地域性知识，哪些是普世的有利于第三世界人民的福祉的知识。就是在西方，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并非要退回到历史之中，比如纳粹的上台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除了哲学反思之外，德国并没有在现代社会制度的选择上重走回头路，反对现代民主制度，而是进一步完善民主制度。确实，希特勒上台是民主选举的结果，但屠杀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违反了宪法。战后，为了杜绝类似的悲剧发生，为了抵制极权及其造成的大众的盲信的狂热，德国在制定法律制度时，加入了违宪审查这一条，即是，在实施任何一项法律时，由独立的律师和法学学者以是否违反宪法对之加以审核。民主制度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后现代批判并没有主张回到前现代的制度，而是主张更民主的制度，更开放的社会，主张人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路是有道理的。
中国后现代的命运多舛，保守派否定其虚无主义，激进派肯定其批判精神，客观研究者冷静述说其理论逻辑，艺术敏感者亲身实践其要义，时尚引领者模仿其方式，大部分人则以身外之物漠然视之，但后现代作为文化思潮，作为价值观念，作为历史时空观，作为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本身就是我们的生存处境，因此，如何言说，如何认识，如何创造我们的后现代就成为学界的话题。10多年来，中国的后现代走过了拒绝、论争、接受到冷静研究的曲折历程。概而言之，中国学界在后现代问题上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后现代，后现代的思想脉络、社会基础、理论所指是什么，后现代的价值维度如何，后现代对于中国的可能性意义何在，后现代对于传统文艺美学的变革具有何种影响等等。后现代就是我们当下的生存处境，按照解释学的观点，历史没有赋予我们由传统而来的距离视点，这就使我们把握对象变得困难，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后现代是我们的生存现实，我们的表述就可获得冷静研究不可能有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
我很赞同宋伟教授对于当代中国美学的看法，即当代中国的实践美学实质上是启蒙现代性的美学，这种主体性美学的思想来源是德国古典美学，它鼓吹和肯定主体性，认为是人的主体的实践力量，即改造自然和社会的主体力量创造了美，如宋伟说：“作为理论先导，主体审美主义满怀着现代化的憧憬呼吁现代的来临，正是在这充满憧憬的呼唤中，现代性危机及其后果等诸多问题被有意无意地遗忘或忽视了。”(《后理论时代的来临》，P27—28)实践美学无法面对现代乃至后现代对德国古典主体性哲学的批判，无法面对人类的实践已经造成了人本身和自然的异化的现实。文艺理论、文艺美学的主题和面貌随时代而改变，文学艺术和哲学美学观念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文艺美学的形态变化。在后代的历史视域中，此前文艺美学的概念要么是假命题而被否定，要么其合理内容被吸收进新的概念中，要么以新的方式解决旧的问题。按照艾布拉姆斯的观点，文艺理论要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即世界一作家一文本一读者。西方古典文艺理论的主题是前二者，这与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假设相关。传统哲学认为世界有一个本体，通过理性方法可能通达这个本体，语言是认识本体的工具，因此，通过语言认识现象背后的生活的本质就是文学的基本要务。作家是如何创作的，是如何通过创作反映世界本体的，也就是说，作家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西方古典文艺美学的基本主题。那么，后现代的文本和读者是如何突出的呢?下面，我接着宋伟的思路，从西方文艺理论的历史发展看后现代文艺理论诸范畴出场的逻辑必然性。
首先是语言学革命与文本概念的呈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曾经是中国学界关于文学的基本规定，但这一规定并没有揭示出文学语言的根本特征，而当代西方的语言哲学正可以深化这一问题。西方近代哲学认为，通过语言人们可以认识世界，因此，作家以语言为媒介可与世界打交道，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成为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当代西方语言哲学发现，我们的一切存在于语言的奥秘中，解释语言就能解释一切。我们不可能直接与世界打交道，我们与世界之间横隔着语言符号这一个中介。语言不是作家反映世界的工具，语言本身自成系统。作家的语言因带有个人体验性而具有创造性，但运用一种语言同时就是对先在的语言系统及积淀其中的思想文化的认肯，因此，语言本身成为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而在主体、客体、艺术真实等概念的背后仍然是工具论而非存在论语言观，这种文学思想认为，文学语言只是表达意义的工具，是无关大义的媒介，语言对于文学的重要意义还未被真正意识到。
语言学对于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革命性意义。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揭示了语言的自足性和系统性，工具论语言观退后，文学文本的语言性被突出。语言并不是透明的，语言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能指在所指上滑动，语言并不由其对应的世界图像获得意义，语言的意义存在于自身的区别和延异中，因此，文学作品并不反映世界，文艺的世界关联就被否定，独立于世界和作家的文本被突出。在索绪尔之后，在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那里，语言学把传统的作品改变为文本。在传统文艺理论看来，作品(writing)的根源是作家(writer)，是作家创造了文学作品，因此，文学批评就是找出作家与文学的关联，作家是文学作品的意义之源。语言又是透明的，是作家反映世界的工具，世界是客观的，作家就是运用语言去反映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因此，作家与世界的关联是文艺理论的主题。但是，在语言学革命后，文学文本因为语言的自足性而与世界无关，文学与时代、与作家、与环境的关联被切断，因此，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衰落，作家批评、传记批评、社会学批评隐退，与其相关的系列美学概念如典型、再现、模仿、本质规律等都被认为是虚假命题。
其次是存在论解释学与读者地位的提升。海德格尔揭示了人的存在的解释性，解释不是应用性的阅读活动，解释就是人的存在本身。到加达默尔，解释范围延伸到一切历史流传物和文本。从欣赏到解释，字面变化的背后是理论范式的转变。传统的文学阅读理论认为，文学作品的含义是固定的，欣赏就是对作品含义的理解和接受，就是去领会作者对象化到作品中的意图，在此，读者是被动的，读者的任务就是去接受先在的作品中的意义。作品高于读者，作家也高于读者。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改造提升人类灵魂的园丁，而读者则是需要普及教育的对象，这一现象与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垄断教育而广大人民群众缺乏教育的状况相关。在解释学那里，作品欣赏变成文本解释，解释就是对文本含义的创造或补替，解释活动是积极的正读或创造性的误读，但解释活动又是由文本本身的虚实结构决定的，因此，文本的解释并非任意，文本的实体性结构规定了接受的方向和可能性。文本的审美接受完成于读者的阅读，文本的存在是解释性的，只有获得了阅读接受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审美对象。因此，读者构造了审美对象，读者的阅读活动是文本变成审美对象的决定性条件。文本的意义在对象的结构与读者的接受前见之间的互动中完成。因此，读者在后现代视域中被突出。从对象看，文本因为镶嵌于历史和语言文化系统中而不存在客观固定的意义，从主体来说，因为个体读者前见的差异，文本的解释活动是无限绵延的，这样，后现代的读者和文本概念赋予了传统文学作品无限可能的开放性，后现代的创造性由此可见一斑。后现代解构的是传统哲学的终极的本源意义，但它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是全世界，没有了固定的终极的所指，我们正可以创造多元化的无限的意义。
一、现代性与文学理论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个非常繁复的概念。它最早是由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首次界定其含义的。“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为了使任何现代性都值得变成古典性,必须把人类生活无意间置于其中的神秘美提炼出来……谁要是在古代作品中研究纯艺术、逻辑和一般方法以外的东西,谁就要倒霉!因为陷入太深,他就忘了现时,放弃了时势所提供的价值和特权,因为几乎我们全部的独创性都来自时间打在我们感觉上的印记。”[1]从文中可以看出:波德莱尔是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阐释“现代性”,认同现时、当下;艺术要将“现代”与“永恒”结合起来才是完美的;艺术研究不能陷入到故纸堆里,要肯定当时的个人的独特感受。 其后,现代性逐渐蔓延到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等领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描述和侧重点,它的内涵与外延日渐丰富与复杂。 利奥塔在早期以其对“现代性”是一种宏大、垄断叙事或元叙事的批判而著名,他对现性、启蒙、总体化思想给予了猛烈的抨击,缔造了后现代重镇,但随后他又对“现代性”进行了“重写”,他说:“在现代性中已有了后现代性,因为现代性就是现代的时间性,它自身就包含者自我超越,改变自己的冲动力。”[2]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1990年出版)中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3]其显著特征是“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一国家”等。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单一的现代性》(2003年出版)中认为,现代性有四个基本准则:“1•断代无法避免。2•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别的,它是一种叙事类型。3•不能根据立体性分类对现代性叙事进行安排;意识和主体性无法得到展现;我们能够叙述的仅仅是现代性的多种情景。4•任何一种现代性理论,只有当客观存在能和后现代与现代之间发生断裂的假定达成妥协时才有意义。”[4]卡林内斯库认为现代性有五副面孔,孔巴尼翁认为现代性有五个矛盾。事实上,有关“现代性”的观念远远不止以上这些,中外学者对此的解释举不胜举,而且不是简单、单纯的,其间还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那么,现代性有没有一定的统一性呢?“我们应当看到‘现代性’这个概念所具有的多义性、双重性、矛盾性和差异性,而不能教条地把它们简单化,但这不应当成为我们无限期地推迟对该概念进行必要解释的理由,成为我们含糊其辞的借口。虽然这个概念的使用范围广泛,涉及历史层次、美学价值、意识形态动向,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些使用中发现一些统一的语义场。”[5]无论在什么领域,如果把这个领域内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作比,就会显示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与精神状态。国内一些论者认为:“‘现代性’关涉到的应当是现代的一个最抽象、最深刻的层面,那就是价值观念的层面。作为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现代性’体现为以下的主导性价值:独立、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个人本位、主体意识、总体性、认同感、中心主义、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征服自然等。与之相应的是,作为前现代社会,即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前现代性’体现为以下的主导性价值:身份、血缘、服从、依附、家族至上、等级观念、特权意识、人情关系、神权崇拜等……”[6]在精神状态上,“现代性”相对于“传统性”的因循守旧表现出的是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相对于“传统性”的闭关自守、自以为是是视野开阔、思想自由。“现代性”还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反传统”,具有强烈的反思意识。 在对“现代性”有一些了解之后,让我们再去追问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钱中文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他认为:“在文学理论中,探讨现代性问题,自然不能把它与科学、人道、民主、自由、平等、权利等观念及其历史精神、整体指向等同起来,但是又不能与之分离开来。文学理论要求的现代性,只能根据现代性的普遍精神,与文学理论自身呈现的现实状态,从合乎发展趋势的要求出发,给以确定。”“当今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自身的科学化,使文学理论走向自身,走向自律,获得自主性;表现在文学理论走向开放、多元与对话;表现在促进文学人文精神化,使文学理论适度地走向文化理论批评,获得新的改造。”[7]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追求可以追溯至中国近代,国门被迫打开,欧风美雨之下,文学理论实现自主,文学理论不再置于文学创作之后,产生了成仿吾、冯雪峰、林伯修等大批职业理论家;文学理论实现学科化,文学概论赫然出现在大学课程表上,脱离古学、经学,得以建制。但是,其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追求一度中断了,直到20世纪晚期,随着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译介在中国再次掀起新高潮,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追求再次启动。 二、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追求与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译介 从20世纪晚期开始,中国文学理论重新走上现代性追求之路,在这条崇尚独立自由、追求主体意识、富于反省反思的求索之路上,既有中国文学理论自身的孜孜不倦、自强不息,又有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之于的重大影响。 首先,20世纪80年代初文艺美学学科的提出,预示了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追求起步。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开始走出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氛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政治统帅一切,改革开放,首先就是突破政治统帅一切。什么是最少政治性而又最有正当性的思想呢?美学。”[8]人们开始普遍关注从美学角度思考文学理论,把审美感性作为文学艺术的根本特性。由此,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学者提出的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新学科———文艺美学。文艺美学是新时期学术研究突破“左”的思想禁锢和僵化理论模式的重要成果,是对文学是“阶级斗争工具论”等庸俗政治、社会文艺学的反拨,它要求文艺研究要有自主性、自律性,要回到文艺本身,注重文艺的审美特性。文艺美学学科的提出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自身建设的需要和必然,标志着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起步。同时,它倚重的美学视角,从审美话语阐释文学艺术,为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进入中国文学理论建设提供了重要契机。而且,文艺美学从诞生起就具备的研究方法的多元、研究视野开阔,也使得中国学者接受相对陌生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变得容易。#p#分页标题#e# 其次,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在现代性精神诉求中走向开放、多元与对话。在研究中国文学理论现代化进程中,“文学主体性大讨论”是不可遗漏的,它涉及的人员之广、持续的时间之长、所具备的理论之深,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惹眼的学术景观之一,它是学术研究转型的一个关节。钱谷融、李泽厚、刘再复等人在这场大讨论中对“人”的主体地位进行肯定与深化,使文学理论界普遍认为文学理论应以文学审美活动为核心,以探求文学活动审美规律为根本。文学理论研究回到了文学本身,获得了自我,正是在此基础上,现代西方文学理论以其特色为中国学者所借鉴,并全面介入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 20世纪80年代涌入中国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包括:弗洛伊德主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读者批评、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力比多”升华、白日梦、俄狄浦斯情结等理论为文学创作与人的心理之间的关系分析提供了大量的理论资源,引导人们去发掘精神世界,从心理角度分析作品、作者和读者,对于打破机械反映论、关注文学内部审美活动具有重大意义。 俄国形式主义特别提出“文学性”、“陌生化”的概念,探寻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如何在文学作品里将熟悉的情感体验获得新鲜感、产生美感。英美新批评认为形式就是内容,文学研究的本体就是文学文本,讲究细读。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对于文学研究采取的都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深切的关注度,文学研究回到了文学本位,有力地推进了对文学主体性和独特性的探讨。结构主义者以语言学的术语和方法应用到文学研究上,对作品进行整体分析,寻找隐性的结构模式,深化了文学内部规律的研究,把对文学本体的认识推进到语言本体的维度。对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的文学主体性追求中的影响,陈原诚和王宁在《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一书中,给予了恰当评价,(结构主义批评)“不仅仅是一种借用来的文学研究方法,其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是通过这种对文学研究的定位,和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一道突出了文艺作品自身的价值,实际上是确立了文学的独立品格,以之打倒传统的庸俗社会学的文学思想和批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说,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的意义首先体现在对整个文学观念的革新上,这种文学观念的革新促进了文学研究的现代性。”[9]读者批评包括阐释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伽达默尔完成了阐释学现代意义的转化,他展开了一系列命题:“成见”、“视界融合”、“效果历史”,强调读者与“传统”、“历史”的对话。接受美学重点阐述的是读者接受作品的过程,形成以读者为核心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读者反应批评以重视阅读主体的能动性而著称。读者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催生了一种个人化意义经验形式———作为个人的读者的意义阐释权,意义不再是唯一固定的,而与读者的“成见”、“视界”息息相关,读者不仅是意义的阐释者,而且是意义生成的干扰者。西方读者批评的意义在于,它为中国文学主体现代性建构中增加了“读者中心”的内容。 以弗莱为代表的神话—原型批评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界既陌生又熟悉。它以文化人类学为基础,重视原始文化心理积淀,文化色彩浓厚,远离政治;其中贯穿了文学发展与人类历史发展的互动逻辑,有力超越了机械反映文学理论;从文学整体文学传统中认识作品的背景和意义,具有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它被广泛应用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学寻根小说的分析中,不断启发中国学者挖掘传统文化精神,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问题提到理论建设日程之上,进而丰富着20世纪90年代前期中国文艺理论界对文学主体性的认识。 对20世纪晚期中国文学理论影响最深最广的“西马”社会批评:第一代以卢卡奇、葛兰西为代表、第二代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西马”长期关注文艺与社会的关系,反对前苏联把文艺直接介入社会生活的工具论文艺观,充分肯定文艺以其自身的审美特性与社会发生关系,对社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意识形态的引导和塑造上。“西马”将文艺的社会性与独特性较好结合,使得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不至于“向内转”而遮蔽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主体性研究也更加全面而没有走极端。 最后,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借助西方“后”理论进行自我反思和超越。由上文的分析可知,不断的反省、反思是现代性的重要特点,西方“后”理论是现代性的发展要求和必然结果,是对西方现论的颠覆和解构。 西方“后”理论主要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新历史主义等,它们的显著特征就是对本质与整体的“嘲弄”。 解构主义从结构主义阵营中分化而来,拆解、破坏文学形式本体观,认为把文学语言和结构看作文学本体是“逻格斯中心主义”的产物。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强调语言的意义不是生发于先验的外在于语言的实在或固定的本质,而是语言系统各种因素之间差异性关系的产物,这种语言系统向新因素敞开,因而不断改变着自身,语言以差异为根,是变动着的‘差异的系统游戏’,其展示出不可化约和不断增生的多样性”,[10]表明文学作品没有终极绝对真理,意义产生于文本的互文性、语言符号能指的滑动。 解构主义的观点对于文学主体认识构成了挑战,但同时也给中国文学理论更大的发挥空间,使其视角伸向影视等更广阔的文化领域。 女性主义批评认为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是男性视角、男性霸权的产物,主张以政治性、颠覆性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文学艺术、文学批评,她们要通过对文学艺术的再解读、对女性文学传统的发掘来反抗男性社会,为女性争得文化阵地,提高女性社会地位。所以文学主体性在女性主义批评那里,经过了性别视角再烛照。#p#分页标题#e# “后殖民批评与我们惯常熟悉的文学研究不同。它的视野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文本中的‘文学性’,而是将目光扩展到国际政治和金融、跨国公司、超级大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研究这些现象是如何经过文化和文学的转换而再现出来的”[11]。后殖民批评具有“全球化”的批评品性,文学作品不具备真正独立的价值,而是国际政治文化视野下的观念反映体。后殖民批评促使中国文学批评家更加关注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为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提供更多借鉴。 新历史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历史的文本性”,历史文本是由语言构成的,与文学一样,具有诗性、语言性、虚构性。它打破了文学与历史的隔膜,消解了“传统”的权威性,开拓了“文化诗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推动了文学研究的向外转,加强了文学人文精神化,促进了文学理论适度地走向文化理论批评。
詹姆逊教授曾经在他的经典性著作《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表示：“作为文学批评家，我认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从作品文本的句法分析开始评论”。这一说法源于新批评派的主张。新批评理论立足文本的语义分析，注重文学的形式研究，即从审美自治角度加强对文学深入探讨，提出文学本体论的研究路线。作为一种重要文学理论研究范式——新批评缘起于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形式主义研究，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英国，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美国文学研究界出现蔚为壮观、波澜壮阔的新批评景观。从二十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伴随新左派的出现以及欧陆人文研究传统的传入，渐渐衰落。
詹姆逊诞生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中期，作为一个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他经历了较为独特的思想历程。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在美国文坛占统治地位的是以对文本的语义分析为主的新批评派。20世纪50年代末期，詹姆逊在读博士期间曾经留学德国与法国。这时期正是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流行德法之际。因此，尽管在导师奥尔巴赫与斯皮泽相关的新批评文体学影响下，詹姆逊完成了博士论文《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1961年出版）。但是，德法的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思想已经在其中形成一种明确的反动因素，使这样一本著作明显带有反对文学常规，反对文体学霸权模式色彩。其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高潮，出现新左派，再加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性质的越南战争运动高涨，詹姆逊也开始投身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之中，并写作了反映黑格尔与马克思辩证传统的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形式》（1970年出版）。
在《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辩证传统，阐释美欧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时，介绍了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布洛赫、卢卡奇、萨特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形成了自己较为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这些思想帮助他走出新批评模式的以文本分析（对作品进行语义分析）为中心的批评视界，也为他日后确立起“人学批判”思维路线开辟了思想道路。后来不久，他自发地以自己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思想诠释批判了法国的结构主义思潮，写作了《语言的牢笼》（1972）。并于其后，较为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研究，发表许多理论探索与文化研究作品，进行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实践，写作了关于魔幻小说、电影、绘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文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帝国主义、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新左派等领域的重多文章（其中很多篇章收入了《理论的意识形态》一书）。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文学的“政治无意识”理念，认为文学是对社会的表征，文学研究应该摆脱“新批评”模式而走向更加广阔的文化批评。
二、“文化批评”的不断深入开展
20世纪70年代，詹姆逊自觉地以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来审视文学文本以及电影、绘画等艺术，以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帝国主义、新左派、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等现象。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发现政治无意识无处不在，在文学中也不例外。于是，在跨越了整个文化经验领域的思考基础上，提出文学的政治无意识本质观点，自觉的写作并在1981年出版《政治无意识》。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指出文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进而提出文化批评观点，走上关注文化文本的研究道路，这样一来，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其文本的关注到对重要的文化文本——电影的关注，再走向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关注，便成为一种自然。
《政治无意识》是詹姆逊对20世纪80年代之前自己马克思主义文学批判思想的总结，可以说是其文学理论研究历程中一部成熟的文学方法论著作，也是其思想成熟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其中包含对文学形式历史的较为系统的思想创见。正是在这部著作中，他树立起来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批判的文学研究与其他社会文化批判理念。政治无意识理念确立起来之后，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以及电影工业等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的自己较为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审视（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观我们将另文探讨）。1982年，在韦特尼博物馆讲座上詹姆逊作了《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的演讲，形成了对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基本看法，并在后来发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詹姆逊以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将后现代主义归结为一种文化要素，即后现代是一种文化“要素”，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可以容纳那些残存的或突然产生的反对它的种种文化形式的系统。“在这部著作中，他把晚期/多国/消费资本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经济基础的重要参照，后现代主义文化是这个总体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分期。”《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发表，标志其独特的后现代主义思想观点逐渐树立起来，也真正拉开了其著名的文化批评大幕。
《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发表之后，他将研究目光投向远距离纯文学文本较远的影视作品，并在1990年、1992年分别出版了专门性较强的影视研究著作《可见的签名》和《地缘政治美学》。其后，进一步关注社会文化现象，将自己的思维视点从文学文本扩展到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种种社会文化现象，并于1998年出版《文化转向》，明确指出自己演变成为了一名文化批评家。在这样的一个研究过程中，一种社会人学的批判思维逐渐树立起来，为其新世纪思维观点的进一步突飞猛进——转移到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现象的关注提供了可靠保障。
詹姆逊1980年写作《论阐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出版《政治无意识》，确立起相对较完备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观，逐渐将思维视域转移到对文学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上，受欧陆法国后现代主义以及德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影响，开始考察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逻辑——后现代主义。如美国新左派主要代表佩里·安德森所言：“没有哪个作 者像詹姆逊那样深入探讨或全面研究后现代的文化、社会一经济和地域一政治层面的理论。”（见佩里·安德森1998年春为詹姆逊的《文化转向》所作《前言》）在詹姆逊看来，文艺的奥秘在于社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文艺。因此，在詹姆逊的理论研究中，文艺研究与社会历史本质发现并驾齐驱。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主要的内容是后现代主义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非常关注社会历史文化发展。将文学研究放进广阔的社会文化历史视域进行深层结构的思想透视是他一贯做法，在这种对文学的社会本质透视过程中，逐渐将思想视点集中在对后现代主义的本质思考。
综合起来看，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透视即其卷帙浩繁的“文化批评”创作可以划分为这样两个阶段。第一，历史化分析与意识形态考察阶段，即如同对现代主义进行历史化分析以及意识形态考察一样，将后现代主义文化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来审视，将后现代主义视为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表征，其代表著作为：《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后现代的诸种理论》《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第二，结合社会文化、艺术现象变化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深入的思维考察与性质批判（代表著作：《后现代的诸种理论》《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后现代性中形象的转变》《艺术的终结还是历史的终结》）；此外，还有进行社会精神变革实质发现即逻辑分析，例如：他在《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中指出：“我们已经看到了后现代主义复制或再造——强化——消费资本主义逻辑的方式；而更为有意义的问题是，它是否也有某种抗拒那个逻辑的方法。”其中已经包孕纯粹哲学批判的影子。
三、“现代性”的哲学批判
当资本主义的政治诡计、暴力色情等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淹没思想启蒙的伟大、“法国大革命”的崇高，人们内心开始重新渴望现代主义及其乌托邦——现代性。20世纪末米勒、布鲁姆等人对“回归经典”的号召成为后现代主义之后——“新美学”理想的最高呼唤。历史进入21世纪，詹姆逊针对这些精神现象的变化，仍然不断深化自己的理论研究，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实现了巨大思想跃迁。
在西方思想者看来，“现代性源自启蒙主义，它所基于的原理是对进步的信念且相信人类理性可以并应当改变世界”。在西语里，“现代”是同“传统”相对的一个概念。依照黑格尔的世界万物相反相成辩证而生的原理，现代不能脱离传统而存在，在传统中一定有现代的影子。依照胡塞尔的“现代”是对“古代”特别是古希腊传统的复兴理论。当我们翻开西方文化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假如是以理性为内核的话，一定就是涵纳了超验想象、先验规定、经验分析、情绪体验的主体性焦虑——人的亘古不变的“存在焦虑”。依照这一视角，我们可以想见，现代性蕴含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中，而不是“现代主义”的简单精神表征。依此，我们可以推翻詹姆逊20世纪80年代甚至20世纪90年代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比如他肯定地说现代主义是对现实主义的一种时间性超越、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对现代主义的空间性超越）。假如现代性就是人的主体性的焦虑，是人关于生存与生活的一种整全性的存在焦虑。那么，依照詹姆逊的文化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的理论观点，我们就可以说无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文化都是对启蒙运动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超验想象、先验规定、经验分析、情绪体验等象征行为，均是现代性的表征，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性缺失”与“空间性变换”的根本差异，那种关于时间与空间的“书写的差异”的断想实际只是德里达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景观的一种描述或曰社会象征行为，并不是真正的真理解读。
后现代主义文化，也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在詹姆逊看来，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这样一种文化反映的正是资本主义经历民族市场时期、帝国主义垄断时期之后的最新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后工业文化即信息传媒技术获得大发展，视像文化获得大流行，崇高批判文化传统正在被淹没，代之而起的是臣服于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个体下的快感评判的文化——大众文化流行。拯救人们于大众文化之水火的现代性焦虑——乌托邦成为后现代主义之后文化的主要特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之后，处于核心文化地位的仍然应该是这种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乌托邦叙事。在我们看来，这些无疑是进步而正确的社会思想文化观点。究其原因，无怪乎这是蕴含着马克思现代性的社会批判的合理思想内核的一种文化批判。这不禁让我们联想，詹姆逊在资本主义横行的全球化时代，在世界全面进入资本主义笼罩时代究竟坚持了什么思想？
詹姆逊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坚持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特别是生产方式变革与经济形式变迁决定文化样貌作为批判的出发点，发扬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判思想，坚持的是乌托邦批判。乌托邦批判来源于社会主义理论，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批判是科学的资本主义批判，在对资本主义批判过程中坚持了空想社会主义时代的乌托邦思想。今天，在对全球化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依然应该坚持马克思的乌托邦批判视角，应该把这样的批判作为批判的思想基石。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现代性以理性为核心要素，通过对理性的分析我们看到，理性不反对超验的想象与先验的归纳，理性是有目标的，也一定是先验的归纳与超验的想象。詹姆逊的全球化批判理论不同于后现代主义“解构”特点的文化理论，与哈贝马斯提出社会交往行动理论一样，直接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实文化困境找来救命稻草——历史化的眼光、乌托邦的想象，表现出比较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的批判文化特征。此外，这种理论与晚期德里达的思想也非常一致。20世纪90年代，德里达开始寻找“解构思想”的理论前提，最终将 正义，将马克思以及莎士比亚等人的现代性幽灵思想作为自己思想的始源。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詹姆逊的现代主义追问——现代性哲学考察是伟大的，即：21世纪来临之后，尤其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逝世之后，其关于现代性的哲学批判有巨大精神启示意义。
四、詹姆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特点：“理论仍在途中”
早在1985年秋，詹姆逊曾经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讲学，将后现代诸种理论带入中国；2002年7月，詹姆逊再来中国，在华东师范大学为作了题为《现代性的幽灵》的演讲。从这两种演讲的对比中能发现其关注点的历史变迁。作为一个思想家，詹姆逊为我们不断提供崭新的学说与理念。他是一个不断进行理论探索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理论仍在途中”（1995年语言学会上与张旭东的谈话中提及）。他的理论睿智而深刻，内容丰富、精神厚重。综观其历程，1961年出版《萨特》之后，思想开始发生转向，即：20世纪60年代开始倾心马克思主义研究，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20年时间，先后出版梳理美国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批判研究结构主义并出版《语言的牢笼》，1980年出版比较成熟的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的《政治无意识》，并从此走上广阔的文化批评思想道路。
詹姆逊是个非常勤奋的学者，我们在各个思想领域均能见到他的身影。无论是新批评、还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德法晚期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人类学、民族学、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等等人文社会学术领域都是他思想泛舟之所，思考对象遍及文学、政治、电影、建筑、服装等诸多社会文化。詹姆逊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不断把异国思想引入美国，一方面从其理论发展本身探讨揭示其实质，一方面用来思索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情况。他的学术兴趣广泛，学术态度明确，学术思想稳定，我们能说他的理论研究在“文化转向”（具体应该说“转向文化批评”）之后（从《政治无意识》出版开始）就不再思考文学及其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仍然写作多篇关于文学及其理论的著作。关于文学的政治表征理论之作——《政治无意识》出版之后，文学还有其他文化现象均成为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思考与批判对象，变成他了解并把握社会发展状态的媒介。批判视域扩大，他并没有就此不关心文学。相反，他开始在更广阔思想视域中关心文学。
此外，詹姆逊不断在“武器的批判中”锻造改进“批判的武器”。这一点可以从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不断发展中见出。“理论仍在途中”是他对自己的理论研究的总结，也是他学术思想发展变化的真实写照。在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然而，这是他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接受开始进入马克思主义思想世界，但不断接触新思想，革新变更时代进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结果。就拿在《政治无意识》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来说吧，基本上可以说是德法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思想是他在批判地接受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断地汲取德法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想、批判结构主义思想，包括深入考察巴尔扎克等作家的反资本主义进步思想实质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我们通常把他的思想称为与空洞人道主义相对的历史主义思想，实际，本质上可以说是人道主义的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詹姆逊主张综合，向往一种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具体的乌托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简单割断历史，或是不要乌托邦的历史终结的观点。
论文内容提要 三十年文艺学走过了返正-开放-深化的历程:返正是以回归现实主义为主题纠正前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开放即以西方理论建构各种文艺学,深化则是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当代文化现实,与西方对话。三十年文艺学在学习西方、关注本土经验以及文论的创造性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导致当代中国文论失语症现象的出现。新世纪文艺学须吸取三十年文艺学的遗产并开拓新的领域,方可创造新的理论局面。
伴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学术已走过三十年。三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瞬间,但新时期三十年对于现代中国学术研究意义重大。自1842年以来,中国迈入现代性历程。基于政治局势的动荡,1949年以前的中国基本上是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建设无法自由伸展。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则因意识形态斗争,中国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学术文化处于停滞状态。1979年是一个标志,中国的现代化工程得以在开放的和平的环境中纳入全球化体系,中国的文化建设迎来了百年难遇的时机,学术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三十年来,伴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学术在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对本土现实的关注等方面步步深入,取得了新的成就。三十年形成了学术文化的新传统,这一传统既不同于1949年以前的政局动荡,传统断裂,非此即彼,也不同于1979年以前的斗争思维和夜郎自大,而是在和平环境中以开放的胸襟去除意识形态蔽障致力于学术文化的建设。在学术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回顾总结文艺学的学术历程,以便给新世纪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展开提供意识自觉和思想参照,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如何把握三十年文艺学的历史和问题呢?本文拟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以时间为线索,以问题为焦点,清理文艺学自身的发展演进历程。二是分析文艺学命题背后的历史背景和转换机制。三是总结三十年文艺学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在全球化语境中提出新的发展方向。
一、三十年文艺学的历程与问题
从时间和学术范式的转换历程看,三十年文艺学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现实主义回归和主体性张扬,二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的文艺学内转,三是九十年代的保守主义思潮,四是新世纪以来的文艺学边界扩张。
第一阶段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主题是回归现实主义,以典型论、能动反映论、性格组合论、形象思维等问题的讨论为焦点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纠正前此文艺学的偏失。文艺学界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高扬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一致,在文艺领域推动了思想解放。文艺学学者反对前此政治化的文艺学,批判政治对于文学研究的钳制,其中,文艺美学和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两者均以对审美的伸张强调文学的自主性。
第二阶段的主题是艺术自律性,时间是八十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随着学术开放的深化,文艺学迅速发展到第二阶段,这就是大力引进西方20世纪的文学理论,实现文学研究的内部转向,以扬弃前此文艺社会学的外部研究,从审美、语言、形式等方面研究文学文本是这一阶段的主题。文艺学的内转是西方理论推动的结果,主体性文艺学以康德否定具有浓厚西方近代机械唯物主义色彩的反映论美学;审美主义强调文艺的审美本性及其对于人生的意义,是对前此认识论文艺学的反驳;新方法论来自西方科学主义对于人文主义的渗透等。
从反驳政治化的文艺外部研究,到强调审美的生存本体论和文学的内部规律,从现实主义回归,到文学主体性、文艺心理学、形式主义、读者接受美学,中国八十年代的文艺学走过了艾伯拉姆斯所说的文学四要素的循环运动,完整地演绎了西方近现代的文艺理论,也契合了中国文艺学自身演进的特定逻辑。受制于政治语境和现实需要,八十年代中国文艺学演进的意识形态性极为突出,用伊格尔顿的话说,所有文学思想都是政治性的。正因为领导了思想启蒙,而不是回归纯粹的学院性的知识探索和思想批判,八十年代的文艺学反而因束缚于现实斗争而没有实现对于人类生存处境的超越性思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艺学的知识生产和思想创新。
第三阶段是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化保守主义时期。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纳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大众文化兴起,中国知识分子被边缘化,1993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知识分子拯救自身自我定位的应对。人文精神讨论针对市场经济的物化倾向,论者批判了市场化对于精神超越的摒弃,而在西方,人文精神正是现代世俗化的维护者。人文精神在中西的差异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现实关怀的表现,中国的人文学者延续了八十年代对于政治异化的批判精神,彰显了知识分子维护自身信仰的立场。学界通过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曲折生命的追寻和自由精神缺失的反思,获得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清醒意识。以人文精神讨论为中介,知识分子走上了专业化、学院化立场。回归文化本位,回归书斋,以专业定位自身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之后的新角色。随后,因为一系列政治的(八九风波以及一系列外交事件)、经济的(经济发展导致文化崛起的需要)、文化的(知识分子反思八十年代的激进思潮,主张回归传统文化以及海外新儒家的输入)缘由,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弥漫于社会,中国文艺学走向文化保守主义,典型代表是中国后殖民批评提出的中华性(1994年)和文论失语症(1996年)命题。中国后殖民批评把批判矛头对准西方文化霸权,试图获取民族文化代言人身份,这样,在西方是激进的后殖民理论,在中国却变成保守思潮。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文化过滤是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之后的自我增势,也表现了知识分子启蒙角色失落之后的无奈心态。文论失语症命题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共鸣,表达了文艺学在西潮之后要求回归传统文化的渴望,也表现了中国当代文论创造性缺失的焦虑。
在这一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八十年代的启蒙理想被解构。市场经济导致大众,知识分子和权威意识形态从八十年代的契合走向九十年代的分化。知识分子不再是启蒙导师,大众享受着感性的世俗生活,权威意识形态则利用大众文化追求中华文化一体性的幻象。知识分子试图以民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对抗西方文化,特别是后现代的虚无倾向祛除了知识分子的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权威意识形态的需要,延误了中国未竟的现代性事业。
第四阶段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步入全球化时代,文艺学面临新的危机与转型。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以及学术交流的频繁,西方当代思潮迅速旅行到中国。因为全球化,中国与西方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与西方的学术研究同步发展,后现代、大众文化、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文化全球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成为世界性的学术问题。在这一阶段,中国文艺学不仅仅输入西方理论,而是具有了本土问题意识,因此,中国与西方的对话成为可能,文艺学再次表现了应对现实的革新思维的勇气。文化研究的输入所引起的对于文艺学边界的持久论争在2004年达到高潮,主要是,面对来势凶猛的传媒全球化和市场经济,面对日益扩张的审美化以及网络创作等,传统的文学存在方式被改写,文学经典被解构,文艺学的传统研究方式面临困境,于是,一系列问题出现,产生了文学性再厘定和坚守的论争,产生了审美泛化和文艺学边界扩张的问题,产生了文学经典的命运问题,文学与电影和视觉文化的关系问题,传统文学研究的范式变革等问题。中国知识分子不再充当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不再试图与主流权威合流,也不再以师者心态面对需要启蒙的大众,而是自觉为阐释者。在这一阶段,尊重思想和价值立场的多元化,在专业领域内平等对话等基本原则得以确立,健康的学术生态开始出现,中国文艺学逐渐走向成熟。
二、三十年文艺学的文化症候
三十年是文化激烈交锋和碰撞的时期,是百年中国文论建设外部条件最好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政治社会斗争退去,经济稳步发展,文化建设提上日程。三十年文论与中国的社会文化思想的改革开放同步,在反驳前此意识形态文论的基础上,输入西方文论,发掘中国传统文论,面对中国当下现实,多方面开拓文艺学的领域,取得了百年来最为重要的成就。总结三十年文艺学的历程,其显着特点可归纳如下。
首先,文艺学在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之间冲撞,选择的艰难与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与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语境,与中国当代经济发展所推动的文化要求相关。文艺学随着时代情势转换自身,不断提出新的命题和问题。从八十年代初期的回归现实主义,到主体性和文艺心理学的提出,再到文艺本体的研究;从九十年代的民族文化回归到20世纪以来的主动融入全球化语境,文艺学的主题变迁与时俱进。其次,文艺学表现了敏感于生活和应对现实的勇气。作为对文学,对生活的理性思考,文艺学的学术研究表现了与哲学的纯粹思辨不同的敏感性,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输入是因为中国市场化之后大众文化现象的出现;人文精神讨论,是因应市场经济对文化价值的挤压;生态美学的兴起,是因为现代化的发展导致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等等。最后,文艺学的价值指向表现了知识分子社会使命的承担。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不同,他们不是解构一切走向价值虚无,而是在解构当代和传统的主流价值之后仍然心存理想。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九十年代的文化回归和学术专业化,以及新近的文化研究的政治参与意识,都表现了中国文艺学可贵的文化承担的社会使命。知识分子经过半个世纪的痛苦历程和反思,自觉地祛除政治意识形态化,回归专业和学院研究,传承传统文化,彰显了文艺学的伦理维度,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
这些是三十年中国文艺学可贵的学术遗产和可资借鉴的思维取向。下面,以三十年文艺学的典型命题为例分析其文化症候。
第一,是文论创造性的缺失。九十年代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命题是文论失语症。失语症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国三十年乃至现代性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大力输入西方思潮之后,并没有实现自身的理论创造,没有创造出能够与中国传统文论媲美的新的文论,这一论断引起了文艺学界极大的共鸣。失语症的论断是在输入西方理论之后中国学界的清醒意识,表达了文艺学界对于三十年来西方理论轰炸的厌倦,指出了中国文艺学生产力低下这一事实。但我们要明白的是,文论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并不仅仅在于文论家自身,更有赖于中国当代伟大哲学和文学艺术的创造,以及独具形态的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建设,乃至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变革和知识分子独立性的获得。
文论失语症的出现,与当代中国文艺学缺乏本土经验的支撑相关。比如文艺学在90年代初期搬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批判大众文化,以后又引进英国文化研究、费斯克、葛兰西等人解释大众文化,但这些理论都忽视了中国大众文化本有的特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主张大众接受的主动性和革命性,这就无法解释中国的权威机构如中央电视台也鼓励大众文化这一现象。法兰克福学派主张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和大众的白痴化,但它无法解释中国八十年代大众文化对于一元化的权威意识形态的解构,忽视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历史进步性。实际上,大众文化在中国非常特殊。一方面,中国大众文化是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受到资本控制的市场化文化,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又因其附载着传统伦理及其宣泄作用又被中国权威意识形态所认肯,此外,中国的大众文化还因其感性投射为底层平民所欢迎。大众文化在中国契合了各方面的需要,西方的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完全解释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应该建立在中国大众文化特有的审美经验和文化意味之上,而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创造正是中国学界所缺乏的。
第二,是学习西方的偏失。在吸收西方理论的过程中,接受者的历史语境、理论本身的复杂性、本土的文化现实等都导致了西方理论的变异。比如学界对于韦尔施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接受,对于米勒的文学之死命题的理解以及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的解读等都没有逃过理论旅行和文化过滤的命运。应该说,我们学习西方并不够,学习其真精神更有待时日。
后殖民理论在西方是具有强烈政治性的激进理论,但中国后殖民批评过滤掉了后殖民理论的批判精神。之所以如此,除了中国知识圈缺乏自律性和独立性外,与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批判型知识分子传统有关,而批判理性精神是学术创新的根本。中国后殖民批评与英语学界的后殖民理论不同,它不是致力于权力结构的分析而是以大众文化如第三世界文学、电影批评等为操作文本,是因为在中国,大众文化是中华崛起之梦的最好范本。因此,大众文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主要的阐释对象。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发展,中华文化的崛起成为大众、官方和精英知识分子共同的百年梦想,中华性于是成为知识分子呼唤的文化理想,民族主义是其基本内涵。这种民族主义话语投合了官方和民间的需要,但失落了后殖民理论的精神并掩盖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分层和矛盾,而致力于分析本土的文化分层并为边缘文化发声提供道义支撑是后殖民理论的基本精神。可见,中国当代接受西方与知识分子自身的处境,与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状况的复杂性纠缠在一起,理论移植变成了文化过滤。
第三,是文化语境的钳制。新世纪以来最具典型性的文论问题是文化研究的兴起导致的文艺学边界的扩张。文化研究来自西方,它在中国兴起的原由:一是文化研究契合了中国当代审美泛化和文学性扩张的文化现实;二是借助于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突破了前此纯文本化审美化的弊病,使得文学研究走出学院的封闭性成为可能;三是文化研究的政治性凸现了知识分子以及中国文艺学特有的现实关切;四是文化研究容纳了西方近半个世纪的思想资源。在赛义德之后,超越性的文学审美难以存在。赛义德的卓越分析表明,非功利的文学隐含着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权力话语主导着文学审美。因此,在解构主义和后殖民理论之后,仅分析文学的审美层面显得狭隘;五是借助文化研究,中国文艺学接轨于当代西方的学术主潮。文化研究扩展了文艺学边界,是学科大联合的事业,其打通学科分界的企图符合去除现代学科分割弊端的世界大潮。基于此,文化研究提供了中国文艺学新的思维转型和范式变革,但中国文化研究缺乏的仍然是现实的批判精神。中国文化研究局限于无关痛痒的大众文化文本评说,而不是借鉴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深入分析当代中国的文化分层、资源分配、社会正义、政治结构、利益格局等根本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当代政治文化语境的钳制。
在市场经济和后现代思潮之后,启蒙精神和道德理性显得单薄乏力,于是中国知识分子改变了自身存在的方式,成为社会的解释者,放弃了参与社会变革的干预精神。这一方面是思想文化转型的结果,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无奈处境的表现。中国的现代性文化并没有实现,虽然生产力作为标志之一是提高了,但民主制度和环境指标却远没有达到。在大众不需要启蒙而沉迷于消费的今天,在权威话语仍未消解的今天,知识分子无奈而自觉地退出启蒙角色,不再干预现实,这是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和后殖民批评失却西方批判理论的政治性的原因。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艺学再也不充当思想解放的先锋,而是以反本质主义或去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回归文学理论的纯粹知识本身,文艺学与思想文化政治的关联被切断,这是文艺学社会承担意识的退化,是知识分子伦理责任的自我放逐。
在当代中国,官方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三方的关系极为复杂,它们互相钳制又互相利用。一方面,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和批判精神与市场和权威天然是对立的,另一方面,官方需要知识分子的理论构造和文化象征资本,而知识分子是次阶级,他们要求把文化资本转换成为经济资本,这就需要市场和官方的支持。当前文艺学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身体美学命题的兴起与知识分子的市场化有关,而在官方主办的各种文化寻根活动中都不乏知识分子身影,他们制造了民族主义崛起所需要的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一方面,官方需要大众文化以释放和安抚大众对于社会分层的不满,也需要大众文化鼓吹伦理和睦和文化崛起的巨型梦想,但又对大众文所蕴藏的反叛和革命倾向心存不安,因此把大众文化放置在一定的限度内。另一方面,大众需要大众文化释放感性需要,需要大众文化承诺虚假的民主权力。大众文化也借助经济力量渗透入知识圈,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众文化的英雄成为大学客座教授,大学教授借助传媒比如“百家讲坛”把象征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撇开三方的关系,事实是,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在中国仍然没有实现,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仍然需要在两面作战,即对权势说真话,对大众说真相,一方面吸收现代西方的批判理论对权势保持警惕,以构造现代性文化的多元和谐,另一方面对现代资本主宰的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不懈地批判,以伸张和保持人文理性对于社会的前瞻性和制衡性。
三、三十年文艺学的缺失与经验
三十年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与权威意识形态,与现代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与西方知识和中国传统,与中国文化现实的纠缠极其复杂。他们随着处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思维模式,谨慎处理与各种力量的关系,寻找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转型时期的处身方式,这些对中国当代的文艺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三十年文艺学可以返正-开放-深化的三段论总结:返正是以回归现实主义为主题纠正前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开放即以西方理论建构各种文艺学,深化则是在全球化语境下面对当代文化现实,与西方对话。八十年代初,随着现代性学术范式的确立,西方思潮被大量引入,但随着政治文化语境的变迁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当现代性真正实现于物质欲望的满足的时候,中国文艺学发现自己被边缘化,知识分子的师者角色不再,于是退守书斋和专业本位,并以人文精神坚守其批判的精英立场。九十年代以来,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挤压下,知识分子转换立场,从立法者变为阐释者,但在文化研究、性别批评、生态美学中,知识分子又以干预的立场切入当代中国文化政治,表现了人文学者的现实关怀。
三十年是中/西、传统/现代冲突和融合最为激烈的时刻,是文艺学各种论题轮番上阵,思潮迭起的时刻,但放眼世界,相比中国传统,三十年文艺学缺乏创新的思想观点,没有提出在世界上有影响的理论,没有提出具有传统文化精神的新的文艺思想。与所有文化转型时期一样,当代文艺学各种理论的纷纭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理论积淀。那么,为什么中国当代的学术生产力这么低下呢?为什么当代文艺学没有创造出与古代文论能够媲美的新体系呢?这就要谈到三十年文艺学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文艺学知识生产的外部环境。一旦探讨某一学科的整体必然延伸到本学科之外,文艺学知识理论的创新也必然不能在本学科之内解决。当代文艺学的理论创造与伟大的文学艺术的生产,与哲学美学的创新,与学术生态圈的良性运作,与人文知识分子自由创造精神的获得息息相关,而这些外部条件在中国还需相当的时间方可成就,文艺学的创新因此就必经相当的磨难。当代消费主义语境也阻碍了知识分子的创新。中国追求现代性已走过百年历程,但真正的现代化建设始于近30年。90年代之后,知识分子陷入现代化的震惊性体验中,因各种原因不再关心政治权利而把精力和兴趣集中在日常生活审美化和身体美学上。文艺学知识分子沉浸在大众文化的狂欢和消费主义的迷醉中,理性思维和距离感的缺乏导致学术生产力的低下。另外,学术生产管理体制,经济与学术的纠缠等也制约着当代文艺学的知识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