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人合一”与政治思维
让我们从思维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所谓“思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相对于“存在”而言，这指的是意识、精神；相对于感性认识而言，这指的是理性认识及其过程。就后一种意义来说，思维表现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间接与概括性的反映，其内涵相对较大而外延相对较小；就前一种意义来说，思维表现为客观世界的认知及其境界创造，其内涵相对较小而外延相对较大。就类型而论，人们一般将之分为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
笔者以为，除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这两种类型之外，应该还有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类型，这就是“象征思维”。黑格尔说：“‘象征’无论就它的概念来说，还是就它在历史上的出现的次第来说，都是艺术的开始……”[1]按照黑格尔的观点，象征的担当者是贯注了自觉意识的符号，它与单纯的符号或记号不同，意义与表现意义的手段之关系不是一种完全任意构成的拼凑。一方面，象征以感性形象为符号，这必然遵循着形象思维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象征背后蕴含着一种深层次的意义，这种意义的理喻所遵循的原则乃是逻辑的。因此，象征思维既不是单纯的形象思维，也不是单纯的逻辑思维，它既包含着形象思维，也贯注着逻辑思维，是两者兼而有之的中间思维状态。此等中间思维状态与中国传统政治具有什么关系呢？初看起来，这似乎只是一种任意的关联，但只要稍微推究一下，就会发现彼此确实存在着奥妙的关系。为了揭示中国传统政治与象征思维的关系，我们这里有必要先对行业或者专业思维问题作一番交代。所谓行业思维或专业思维，就是一般思维规律在具体行业或者专业领域中的应用而形成的一套思维原则与形式。例如，将一般思维规律应用于戏剧行业，就形成了戏剧思维；应用于商业领域，就形成了商业思维；应用于外交领域，就形成了外交思维；应用于经济领域，就形成了经济思维；同样道理，将一般思维规律应用于政治领域，也就形成了政治思维。就广泛的角度而言，政治是一种社会管理模式或者称作社会管理的运行机制。如何在管理过程中有效地进行操作，这就需要对该领域的客观存在有一番了解和判断，从而才能形成决策和行动。对中国来说，也就是需要对中国的国情、社情有一番了解，才能形成对中国社会的管理决策与行动。
一般地说，政治思维具有两个基本特点。首先，站在主体立场上论证所掌握的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批判对立政治制度或衰变制度的不合理性。其次，体现了政治主体对社会存在与次序的掌控性。可以说，任何政治思想家的思维都建立在这两个基点上。不过，必须指出，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历史时期中的政治主体对于这两大特点的表现却又有许多差别。如果说，古代西方国家因伯拉图与亚里斯多德一类人物之逻辑学成就的巨大影响而体现出比较明显的逻辑论证式的政治思维，那么古代中国则因传统象征思维的巨大影响而体现出比较明显的象征比类式的政治思维。追溯一下历史，我们不会忘记，中华民族从结绳记事开始就逐步地形成了象征思维。而仓吉造字，象形比类，更使象征思维得到了强化。《周易》创造了卦象符号与语言文字符号相互转换的模式，在长期的经学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这在思想领域无疑成为巨大支撑。故而，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必然具有这种文化背景的投影。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象征思维乃是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重心。传统象征思维在政治上的投影，表现为“天人合一”观念在社会政治组织中的根深蒂固作用。思想史表明，中国先民们很早就在思考“人”与“天”的关系问题。尽管说法各有不同，但认为“天”与“人”在本质上“合一”的思想却占居主导地位。所谓“合一”，包含着两层基本意义：一是说天人相通；二是说天人相类。前者把“天”与“人”当作一个息息相通的整体；后者则把天的结构模式当作人类社会组织以及个体肉体组织范本，以为天所具有的，在人及其社会组织中也照样具有。“天”是人类的本原，而人则是天的缩影。这种象征思维法式应用于政治组织，就得出了帝王是“天子”的观念。因此，将天子所统领的政权看作天的恩赐，这种思想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显然，这是把人类与天当作整体来把握的；另一方面，古人在观察中认识到天体自然界的运行，了解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当他们将这种认识应用于政权组织时就形成了春夏秋冬四季之官职。《周礼》中的的官职记载明显体现了这种特色。不仅如此，古人还将天体结构与地上的社区组织对应起来。他们基于长期的观察，确认了太阳系中九星的重要地位，于是在行政区域划分时便提出了“九州”的思路。凡此诸多迹象都反映了“天人合一”的象征思维特点，而这种象征思维在传统中国政治中的确具有独特的规范作用。
二、“尚中”与政治核心
中国古代的政治结构模式不仅遵循着“天人合一”的象征思维，而且也贯注着“尚中”的思想理念。自上古至近代，政权是围绕着帝王天子核心来运行的。帝王天子居于朝廷之中，其所受到的尊崇体现了中国政治大道统的“尚中”原则。这种原则在外在形态上也是通过象征来展现的。我们知道，天子所穿的龙袍是黄色的。“黄色”本身就代表了“中”。因为在古代，以青、赤、黄、白、黑五色代表五方；青与赤代表东与南；白与黑代表西与北；黄色居于五色之中，代表中央。再往深一个层次看，五色之黄与五行之“土”又是相配合的。“土”居金木水火之中，与五色之黄色可以互相转换。从某个角度看，“土”可以黄色来象征；反过来说，黄色也可以“土”来象征。这种彼此的相互转换恰好说明了“中”的理念的极端重要意义。在政治上，“土”与“黄”所代表的是上古至农业文明时代对于帝王的组织核心地位的肯定，同时也表明了号令一统的思想观念。“尚中”的思想观念并非出于封建时代。其实，早在原始社会的五帝传说时期便已略见端倪。中华民族素以黄帝为人文初祖。顾名思义，所谓“黄帝”当然是居五色之中且统领四方的中央帝。《淮南子·天文训》说：“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这种以“土”居中央，以黄帝为统领四方之帝的理路，在思想上所遵循的即“尚中”原则。从语言符号之象征来看，“尚中”原则不仅蕴含于“黄帝”的名称里，也扩散于黄帝之佐“后土”上。《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称：“社稷五祀……土正曰后土。……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作为黄帝之“佐”，后土的官职是“土正”。所谓“土正”就是“土官”。《礼记·月令》称季夏之月“其神后土”。注曰：“后土，亦颛顼氏之子，曰黎，兼为土官。”从《礼记·月令》的记载可知，后土乃是合于五行之土位的重要官员，文中之“季夏”又称“长夏”，在时令上居于四季之中位，故后土所居之位显然也是中位，其“尚中”思想在这里也得到体现。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早在原始社会的政治组织内，“尚中”已经被作为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实施着。在《周易》这部素有“群经之首”的古老典籍里，“尚中”理念有了进一步发展。《易》继承了先前那种以黄色象征中土的思想，“得中”则称为吉。《坤卦》六五爻辞说：“黄裳，元吉。”按《易》之重卦，由两个三画卦构成，每个三画卦都有一个中爻。六五之爻居上卦之中，而“黄”则居五色之中，象征中道。实际上，在“十翼”（即《易传》之十篇）内，有关中道的思想已成为其卦象阐释的一条基本规则。爻有阳有阴，阳为刚，阴为柔，刚柔之爻不论居于上卦之中或下卦之中都称作“得中”，亦即刚柔得中，或为一刚得中，或为一柔得中，或为双刚得中，或为双柔得中，或为刚柔分中，此等情形皆视为吉利。如《观卦》《彖传》云：“中正以观天下。”这是对《观卦》六二与九五爻而言。六二阴爻为柔，居下卦之中位、臣位；九五阳爻为刚，居上卦之中位、君位。六二与九五象征君臣各居其位，各守中正之道，故为吉利之象。再如《比卦》第五爻为阳爻，其辞云：“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象传》云：“显比之吉，位正中也。”从《周易》的卦爻象征里，我们可以明了，“中”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上下四方相对应而存在的，有君必有臣，有臣必有民。因此，守中道这种理念又意味着一种社会政治次序。从政治学角度看，“尚中”既意味着以“中”为贵，又表征以“中”制四方的行政管辖。前引《淮南子·天文训》所称黄帝“执绳而制四方”一语即说明这一点。有学者认为，“执绳”是在图腾柱上测日影的活动，“制四方”是对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辅助立柱的控制[2]。但从《国语·鲁语》所言“黄帝能成命百物，与明民共财”的记载看，其“执绳”活动似乎不是一种单纯的天文技术活动，而是有比较明显的行政象征意义，“绳”可以转化为尺度，引申之则为规矩原则。故而，“制四方”应该是按照一定的规矩来治理四方。后世所谓“土旺四季，罗络始终”、“守中以制外”当缘起于黄帝“制四方”的神话传说。《尚书·召诰》云：“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这里的“王”指的是“周成王”。其意思是说，周成王卜问上帝，在洛邑（土中）亲自治理天下。在古代，洛邑是九州的中心。《白虎通·京师篇》谓：“《尚书》王者必即土中何？所以均教道，平往来，使善易以闻，恶易以闻，明当惧慎。”这个解释既体现了“土中”的特殊地位，又说明了作为“土中”的京师不是与世隔绝的，而是与“四方”有往来的。王居“土中”并非在那里什么事情都不干，而是要“均教道”，即使伦理教化得以均衡地展开。这种思想在汉代以来一直还是被承袭着。如《汉书·地理志下》谓：“昔周公营洛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南齐书·萧颖胄传》：“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将黄金铸造的“龙”埋在土中，这表面看来似乎与政治无关，但实际上是以象征手法来表达对于“土中”的尊崇景仰，而《汉书·地理志》所讲“蕃屏四方”则表明“四方”诸侯对于据守“土中”的天子是臣服的。
三、“中和”与政治调理
不过，也必须看到，“尚中”理念在政治上的应用并非仅仅意味着四方对“土中”的臣服，而是同时兼有“中和”的社会关系调理意义。居中而“和”，谓之“中和”，这种由“尚中”发展起来的政治哲学观念在道家与儒家的文化传承系统里有各自的表述。《道德经》称：“冲气以为和。”所谓“冲”通为“中”，故“冲气”即是中气、中和之气。孔子《论语·雍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过去，学术界一些人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总是把它当作“马虎”哲学的典型加以批判，其实孔子这句话是从《易经》的“刚柔得中”思想发展而来的，它不是教人做和事老，而是告诫人们，事物发展具有相对性，有正面必有反面，有好必有坏。在这种相对的事物关系中，有一个中和的道理存在，所谓“中庸”就是注意到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使之中和而不至于出现偏颇。例如，一位领导者面对各种不同意见，应该保留那些正确的，而舍去那些错误的。孔子的这种思想在后来的《中庸》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中庸》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中庸》以“中”为天地大本，明中和之妙用，蕴含天人对应之理则。作者以为“和”是天地定位，万物化生的“达道”。这就把“中和”提高到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层次上来认识了。就孔子及其后学而言，他们论述“中和”应该说主要是从伦理的角度展开的，但也不否认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因为在中国古代政治与伦理本来就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将“中和”观念应用于处理君臣将相关系，这并非向壁虚造。从《太平经》里，就可以找到许多以中和为思想指导以处理政治关系的例证。
该书卷十八至卷三十四《和三气兴帝王法》指出：“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极为中也。地有三名，为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欲太平也，此三者常当腹心，不失铢分，使同一忧，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矣。”[4]又说：“元气与自然太和之气相通，并力同心，时恍恍未有形也，三气凝，共生天地。天地与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生凡物，凡物与三光相通，并力同心，共照明天地。……君臣民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一国，此皆本之元气自然天地授命，凡事悉皆三相通，乃道可成也。”[5]《太平经》从元气论出发，根据“一分为三”的结构模式，将天地自然以及人类社会的存在状况进行类比，最后归结到“君臣民”的关系问题上，其目标是为了“共成一国”，这很明显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而其方法则在于一个“和”字，它讲“太和”、“中和”无非是为了人间社会的“并力同心”。《太平经》这种思想应该说是以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为前提的，所以它强调“和”在某种程度上看乃反映了人们的社会政治要求。
当然，必须看到的是，传统上所谓“中和”也不是提倡彼此意见的完全相同，抹煞区别，而是讲究“别中的协调”。《晏子春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景公在冬至打猎，晏子在遄台陪伴。时有大臣梁丘据也来到那里。景公就说：“只有据与我相和呀！”晏子针对性地说：“梁丘据只是与您相同而已，怎么谈得上是相和呢？”景公问：“‘相和’与‘相同’有区别吗？晏子回答说：“有区别。‘相和’好像做羹汤一样，用水、火、醋、肉酱、咸盐、酸梅等，来烹饪鱼肉，用柴烧，通过厨师来调和，以五味作调济，补充味道不足之处。这样，君子才能吃它，也才会感觉可心爽口。君臣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君王认为适宜的政事，其中不免也会存在不适当的地方。作为臣子，如果能够指出那些不恰当的地方，就可以使所行的政事趋于完美；再说，君王认为不当的事，也有适当的地方，为臣者指出其恰当的地方，就可以改正不当的地方……但是，这位梁丘据就不是这样，他只是一味附随而已，君王认为可以，他也说可以；君王认为不可以，他也说不可以。这就好像用水去调济水，谁能吃这样的羹汤呢？‘相同’就是这样不好。”景公听了晏子的一番分析，连连赞叹，以为晏子说得有理。――这个故事表明，中和不是没有原则的苟同，而是取长补短，互相搭配，使之更好发挥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看，政治上要能够真正地达到“中和”，还必须采纳不同意见。关于这一点，我们从《贞观政要》里可以发现许多发人深省的趣事。该书记载：“长乐公主，文德皇后所生也。贞观六年将出降，敕所司资送，倍于长公主。魏徵奏言：昔汉明帝欲封其子，帝曰：‘朕子岂得同于先帝子乎？可半楚、淮阳王。’前史以为美谈。天子姐妹为长公主，天子之女为公主，既加长字，良以尊于公主也，情虽有殊，义无等别。若令公主之礼有过长公主，理恐不可，实愿陛下思之。”太宗称善。乃以其言告后，后叹曰：‘尝闻陛下敬重魏徵，殊未知其故，而今闻其谏，乃能以义制人主之情，真社稷臣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妻，曲蒙礼敬，情义深重，每将有言，必俟颜色，尚不敢轻犯威严，况在臣下，情疏礼隔？故韩非谓之说难，东方朔称其不易，良有以也。忠言逆耳而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深所要急，纳之则世治，杜之这世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6]这个故事中的“长乐公主”是指唐太宗的第五女；而“长公主”是指唐高祖之女。故事围绕长乐公主出嫁的嫁妆规格是否可以超过唐太宗之姐妹“长公主”一事展开情节。按照唐太宗原先的安排，长乐公主出嫁，因为是自己的女儿，所以准备给予重重的陪嫁，其嫁妆超过“长公主”一倍。魏徵对此颇不以为然，他直截了当进谏，请求唐太宗慎重而为。唐太宗最后采纳了魏徵的意见，并且将魏徵的进谏向皇后通报，皇后十分称赞魏徵的进谏。这虽然是关涉两个公主的嫁妆问题，但却反映了政治生活中的“公平”原则。因为皇帝家事在封建社会中也具有政治意义，所以如何处理好家事，也关系到国是。在这种情况下，魏徵大胆进言，而唐太宗也能够采纳之，一方面体现了魏徵不是无原则的和事老，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唐代政治生活中处理君臣关系实际上遵循着“中和”的理念。像唐太宗与魏徵这样密切的君臣关系，在历史上虽然比较少见，但能够纳谏的皇帝却并非仅仅唐太宗一人。稽考一下《资治通鉴》以及其它诸多史书，我们不难发现此类资料。可见，“尚中”与“中和”作为中国古代影响深远的思想理念，它们在传统政治活动中是不可或缺的两大精神杠杠。
四、“阴阳五行”与政治秩序
既然政治意味着一种社会管理，那么任何在位的管理者总是希望建立起一种稳定秩序并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来维持这种秩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不过，不同的民族由于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区别，对于秩序的稳固而言，却各有自己不同的思路和论证的根据。就古代中国来讲，论及秩序问题，我们是无法回避传统的“阴阳五行”理论的，因为它在实际上已经发挥了政治秩序的理论根基的效用。所以，我们也就不能不对此稍做探讨。
台湾学者邝芷人先生在《阴阳五行及其体系》一书中说：“阴阳五行的原则系统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甚至生活方式的影响既远且深。阴阳五行的体系被应用来解释朝代兴替；说明伦理规则、政治制度，以及其它人文价值规范之正当性；作为音律理论之基础原则，解释与预测气象之变化以及医药病疾之原理，以及用来建立预测人生祸福之禄命法。凡此种种，皆表明阴阳五行的原理在传统中国的学术思想中被视为一种‘一般系统理论’的。”[7]邝先生这一段话对“阴阳五行”理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做了很好的概括。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把“阴阳五行”称为“一般系统理论”。不论这个提法是否能够被大部分学术界人士所接受，它对于“阴阳五行”理论特色的理解来说无疑是富有启迪意义的。
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阴阳”与“五行”本属于两个思想体系，五行思想早于阴阳思想；五行指的是木火土金水，阴阳即互相对待的两极。经过一定阶段的发展，阴阳与五行互相融合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就五行来说，其所包含的基本原则无非是取象比类和相生相克。所谓“取象比类”就是根据五行本有的性质功用，将人们所可认识的宇宙事物进行归类，于是有了心肝肾肺脾“五脏”及呼、笑、歌、哭、恐“五声”等等的对应概念组。这种对应在《礼记·月令》以及《吕氏春秋》等书中已经使用得相当普遍。至于“相生相克”指的是五行之间对立统一的相互关系。古人为了使五行理论更具有实用价值，又引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与之配合，因十天干本来就是阴阳交错的，当五行与天干汇合之后实际上意味着五行与阴阳相错综而成为一个理论整体了。
对于阴阳五行理论的科学性问题，向来有许多非议。但不论现代学者如何对这个理论进行尖锐的批判，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起的奠基性作用则是不可抹煞的事实。笔者在这里由于论述主题之规范，无法对这个理论在传统文化诸多方面的影响进行评述，但就政治领域来作一番审视却是可能的。
阴阳五行与传统中国政治的关系早在这个理论成型时就已经确立了。因为这个理论成型于上古宗教气氛浓厚的背景中，而那时的宗教活动同时也就是政治活动，所以要将之分离出来自然是困难的事。随着人们社会活动的扩展和思维水平的提高，阴阳五行便成为政权存在与秩序的思想支撑。这种情况在战国秦汉间便有明显之体现。董仲舒《春秋繁露》一书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在该书中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而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故谓治，逆则乱，顺之则法。”[8]董仲舒这段行文自天地之气的追溯开始，进而论及阴阳、四时、五行。可以看出，他是把阴阳五行当作一个理论整体来应用和发挥的。其中所言之“治”，一方面是是指社会管理，另一方面是指这种管理达到了有序的境界。两者构成了稳固的政治统治的完整意义。在他看来，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就必须遵照阴阳五行的理论来行事，只有“顺”之而行，才能有“法”而“治”；否则，“逆”而行之便要出现混乱的局面。董仲舒在总括了阴阳五行理论对于社会治理的作用之后，紧接着结合古代职官的相互作用以及四时更替与朝政的变化说明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运作规则，他以司农为木，以司马为火，以司营为土，司徒为金，司寇为水，以为彼此具有相生相胜的关系。不论这种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还是董仲舒主观设定的，我们都难于否认它在后来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从白虎观经学会议，到班固所辑录的《白虎通义》的流行，从纬书的政治性预言到隋代萧吉的《五行大义》，以及明清之际先后制定的与政治相关或者为政治服务的种种历法，我们都能够看到这种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政治秩序论证。然而，有趣的是，阴阳五行既可以为政治秩序做论证，也可以作为社会转型、改朝换代的思想工具。这是因为阴阳五行理论乃出于先民对事物存在与发展历程的观察。阴阳既统一又对立，而五行可以相生，也可以相克，这种理论本身宣告了事物并非永久不变，更不是永恒存在。事实上，古人也是这样认识的。萧吉说：“日一南，万物死；日一北，万物生。”[9]这个描述是以阴阳转换为根据的。为什么说“日一南，万物死”呢？因为“南”意味着“阳盛”，盛极必衰，阳转为阴，入阴则为“死”；为什么说“日一北，万物生”呢？因为“北”意味着“阴盛”，盛极亦必衰，阴转为阳，阳初起则生。这种事物“生死”的阴阳变换也可以通过五行来解释。《白虎通义》说：“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转相生，故有终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胜者死囚，故王者休。”[10]《白虎通义》以王、相、休、囚、死来形容事物发展的五个阶段。按照这种轮转方式，五行的每一种都有“王”的阶段，也都有“亡”的时刻。宇宙事物就在这种轮转过程中生死交替着。显然，五行的轮转乃是阴阳变换理念的进一步发展，两者都是为了表征大千世界事物的关联性与暂时性。在古人看来，这种“规律”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没有不升降的太阳，也没有不兴衰的朝代。历史上，朝代的兴衰问题，先民们有种种不同的表示法，而最有趣的则是颜色。由于五行本身可以五色来替代，朝代的兴替也就可以不同的颜色来象征。《史记·封禅书》说：“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蚓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这段话记载了秦朝以“水”为运，崇尚“黑色”的根由。在义理上，这遵循的是邹衍的“五德转移”说。根据这个“理论”，黄帝为土德，尚黄；夏代为木德，尚青；殷代为金德，尚白；周代为火德，尚赤。由邹衍所提出的“五德转移”说不仅成为秦始皇取代周代而帝的理论根据，而且深深影响了汉代以来的社会政治体制。甚至连汉末的黄巾起义也利用了这个理论，高喊“苍天已死亡，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所谓“苍天”指汉王朝，而“黄天”则指黄巾起义将建立的新政权。有研究者指出，黄巾起义口号改了汉王朝的“气运”[11]；不论其真实情况如何，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阴阳五行理论所蕴含的事物兴衰原则确实为农民起义所采撷。这就说明，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并非只是维护社会秩序之稳定；相反，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在他们取代旧政权的时候往往都以为自己是符合天地自然的“气运”，而将旧政权视为“气运”的终结者。虽然这种政治历史循环论在今天看来并不是什么科学，但我们却可以透过其相关的资料比较清晰地理出传统中国之政权兴衰更替的发展脉络。（作者詹石窗，1954年生，哲学博士，毕业于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现为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宗教学研究所所长。已撰有《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等著作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现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宗教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注释：
[1]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页。
[2]详见陆思贤《神话考古》，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178页。
[3]《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25页。
[4]《太平经合校》第19页。
[5]《太平经合校》第148－149页。
[6]（唐）吴兢编著：《贞观政要》卷五，岳鹿书社1996年版，第195页。
[7]邝芷人：《阴阳五行及其体系》，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页。
[8]（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9]（隋）萧吉：《五行大义》，武陵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页。
通过问卷调查围绕《测评体系》各项指标在各大高校具体开展落实情况，以福建省高校推行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实践为主要调查对象。全面审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调查统计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对当前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因素进行分析，更加有针对性提出解决对策，并进一步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
(一)对精细化的科学内涵理解不到位，忽略执行中柔性要求
对于精细化理念科学内涵的理解和认识不到位，盲目追求工作中巨细无遗，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工作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执行中注重制度的刚性而忽略执行中柔性要求，阻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科学发展。这是福建高校实施的精细化方案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调查中辅导员反映:过多细化量化的工作，让工作人员只顾着埋头做事，而无法考虑工作落实的实效性。同时在执行规章制度中，没有把制度的刚性与执行中柔性要求相结合，不太注重方式方法的科学性，忽视了人性化的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工作需要得到师生的认同，积极配合。如果师生对推行精细化教育和管理认识不到位，管理者以频繁的检查、严格的评比等“刚性制度”强制规范师生的行为，将会导致师生表面上服从而内心抵触，从而不利于思想政治工作各环节的落实，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也就无从谈起。
(二)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路径探索不够，全员育人机制有待完善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科学化，必须在路径上进行积极、全面、有效的探索并且建立全员参与、全程渗透、全方位实施的育人机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对辅导员、班主任工作做出了众多量化和定性考核。例如每周要下学生宿舍和学生谈话几次，做几次家访，认真撰写工作心得，定期给学生开展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等。而对于全校师生如何共同参与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中探索并不多。例如对专业任课教师、后勤管理人员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要求基本都没有涉及到。当问到“你们学校在全员参与、全程渗透、全方位实施的育人方面做的如何的问卷中”时。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科学化就是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对现代媒体的充分运用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科学水平重要途径。调查中显示:当问及“学校在利用现代媒体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思政专题网站、校园网络舆情监控、网上心理健康等)方面做得如何?”时。高校正是对有效路径探索不够，全员育人机制不健全，包括对现代媒体利用不充分，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受阻。
(三)对思政运行机制、执行保障探索不够，以学生为本的理念落实不到位
加强组织领导建设，健全思政运行机制，强化执行力，落实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调查中发现，高校做了大量思政工作，但是落实在学生身上实际效果并不佳。例如运行机制不健全，执行保障和有效激励措施没有跟上，有效监督机制不完善、考核标准缺乏科学性，执行队伍素质能力不强等因素影响，使得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能真正落实到位，从而导致以学生为本的育人理念落实不到位，阻碍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4］。调查显示:当问到“你们学校在落实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方面做的如何?”落实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要切实关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调查发现，高校都设有校级心理咨询机构和场所，并配备专职心理教师，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但当问到:“你们学校在落实从校级、院(系)和班级三级开展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体系方面如何?”。调查结果说明了由于组织领导、运行机制、执行保障不够健全，高校在落实以人为本、关注学生心理问题方面做的不尽人意，直接影响教育效果落实和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
二、精细化视角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对策
精细化视角下探讨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解决对策，会使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形成科学的理论和科学的工作方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发展。
(一)强化理论学习，警惕精细化误区，提高思政教育实效性和科学水平
强化精细化理论学习，加强师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工作的认同度，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进行的首要前提。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有两层含义，首先是科学化。全校开展精细化理念学习时，必须让师生意识到:精细化绝不是搞“繁琐哲学”，而是坚持以人为本，以精益求精的态度，面对错综复杂的关系，能审时度势，突出工作的重点，分清主次，抓主要矛盾，解决关键问题。其次是精致化。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把握基础上对大学生进行细致的教育，使思想政治教育覆盖到每一个过程、细化到每一个环节、规范到每一个步骤、具体到每一个事件、落实到每一个学生［5］。强化理论学习提升思政工作科学水平中必须让全体师生警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误区:误区一，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不是盲目追求巨细无遗。过多的细节管理抑制了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发挥，限制师生自身发展的需求，违背以人为本的理念，不符合科学管理的要求。误区二，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工作不是过分注重“刚性管理”。制度的刚性固然是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顺利实施的前提，但是学生思想工作中精、细、准不同于企业生产活动，需要实行刚性与柔性相结合的管理制度。误区三，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不是过分注重“细节管理”而忽视“战略管理”。一定程度上要处理好战略目标与具体目标，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解决关键问题，引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方向。只有科学认识和正确理解精细化的深刻内涵才能保证工作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二)健全运行机制，强化执行保障力度，提升思政工作科学水平
健全组织领导机制，形成工作责权明晰、科学高效，党政齐抓共管引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科学化的根本保证。健全思政组织领导机制就是要创新管理理念，健全思政教育日常工作运行制度，明确思政教育岗位责任制，保证思政工作具体落实到位;强化思政工作流程化，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规范化，形成公平、竞争、激励的工作环境。通过岗位职责明确化、工作流程化、制度规范化、考核标准化使各工作环节相互配合，有机联合，增强工作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从而提高思政工作科学化水平。职业化、专业化、知识化的思政队伍是确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执行力和思政工作科学性的前提。党政干部、共青团员、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班主任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执行主体、专职人员、组织保证。具体来说这支队伍可以从领导队伍专家化、思想政治理论队伍务实化、辅导员队伍专业化、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信息化等方面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执行保障的科学化［5］。
(三)落实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创新思政教育方式，推动思政教育科学发展
落实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要根据时代要求和学生需求，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符合规律、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符合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精细化视角下要求思政工作者关爱和尊重学生，坚持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一切为了学生的理念，了解和尊重学生，满足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成长需求。在落实以学生为本的要求中，根据时代变化和学生需求，不断创新思政教育理念和方式，使思政教育内容贴近化、时代化，方法现代化、科学化。教育内容贴近实际，才能符合实际，只有符合实际的教育才是科学的。中国梦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中国梦内涵着理想信仰、价值观、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学子梦等思政教育内容是高校思政同仁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宣传中国梦教育中必须认真思考的时代问题。同时将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人际交往、职业心理素质、就业创业等内容纳入思政教育内容。这样才能做到教育内容贴近化、时代化和生活化。教育方法现代化着重教育上科学性和教育覆盖上的广泛性，使教育达到每个角落，实现细致化［5］。大学生思政教育必须充分利用课堂主渠道、校园文化主旋律、学校社团等社会实践活动及网络宣传辐射等途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多样化、生动化、科学化。充分发挥校园网、QQ群、微博、博客、微信、易信等新媒体的教育辐射功能，实现思政教育网络化、信息化、科学化。
(四)建设“四为一体”的长效合力机制，保证思政教育科学发展
一、经学谶纬化与汉朝神学政治文化
两汉统治者尊崇谶纬之学，使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志形态，其礼仪、官制、五经异同，甚而国宪等多以谶纬论断。在这种形势下，谶纬之学风靡一时。两汉经学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在阐释和注疏经书的过程中，都汲取和渗透了大量谶纬神学思想，从而确立了经书的神圣性和绝对性地位。谶纬借神化经书、神化孔子来达到提高自身地位的目的。谶托名于“天”或“神”的旨意，纬书则依托被神圣化了的孔子，称其是孔子为汉朝制定的法规，多借神道来说人事，力图把天道与人事合一，其内容多与皇权政治兴亡密切相关，其思想是先验主义、神秘主义的唯心论、有神论、宿命论，带有极为强烈的神学色彩。
在汉代神学统治的大环境下，儒家对待鬼神怪异的态度也发生了鲜明的转变，由最初不语怪力乱神的纯儒变得侈谈神怪，喜以阴阳灾异推言时政，往往将自然界所发生的各种灾变、怪诞现象都和政治、伦理、道德等联系开来，从而促使经学神秘化、经学谶纬化。谶纬神学在借“天谴”来实现其政治批判意图的同时，又为封建统治者构建了治国的范本和崇高的政治理念，一种应该竭力模仿的社会、人和文化的理想，如三皇五帝是儒家所尊崇的圣王，是天皇、天帝道德意志在人间的人和实践者。纬书运用感生、异表、受命、符瑞等手段，将他们神化、圣化，使人和神合二为一、融为一体，“以极端神化的方法树立了帝王的权威，使之成为通天人之际的圣王”[1]，如颛顼“依鬼神以制义”(《大戴礼记·五帝德》);周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诗·大雅·文王》)“总体而言，汉代的谶纬之学是以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诠释手段，以政权与神权的合一为根本理念的一种独特的政治——历史观，在某种意义上，则是中国最为原始的宗教观念在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的系统而精致的复活。”
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而终登大宝，创立大汉王朝。这时，如何确立帝王的绝对权威，如何昭示天命归依，确立汉朝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就成了摆在统治者面前的一大难题。从政治学上说，政权的合法性即权力的正当性，是指被统治者对当权者权利的认同。这就需要借助具有强大威慑力的“天命”、鬼神的神秘力量，来肯定刘汉政权的绝对权威。首先要解决的是“天命”的问题，谶纬之学从“神道设教”的政治指向出发，创立汉朝始祖刘邦的政治神话，其出生就如同上古贤圣君王一样，是“有感”而生的，是“天子”，如《春秋·握诚图》：“刘媪梦赤鸟如龙，戏己，生执嘉。”“执嘉妻含始游洛池，赤珠出，刻曰：‘玉英，吞此者为王客。’以其年生刘季，为汉皇。”[3]826《诗纬·含神雾》亦云：“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汉皇。后赤龙感女媪，刘季兴。”[3]463据此以推知，刘邦是秉受天神的精气，感天而生的真命天子，是赤帝子下凡(汉朝在五行之运中属德为火)。并且天生异表：“帝季，日角、载胜、斗胸、龟背、龙股，长七尺八寸，明圣宽仁，好任主轸。”[3]1185他取得天下是天神的旨意，其皇权为天神所授予，乃“受命诛横，顺天之德”[3](621。此外，还有“五星聚东井”及斩白蛇等政治神话，从而为汉政权的开创寻找到了一种以神秘主义为内涵的神学理论依据，从天道方面论证了刘汉王朝统治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并且，依纬书五行之运，汉承周后，早在春秋时代孔子“西狩获麟”、“端门受命”时，汉朝的天命就已定了。谶纬之学往往渗透和体现着两汉政治统治的神学特征，把现实中的一切都比附于天意，旨在“神道设教”，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服务，从而确立了一整套神化的封建统治秩序，确立了三纲五常的神圣地位，以及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及绝对的意义。
谶纬之学运用感生、异表、受命、符瑞等手段，将上古贤圣君王及汉朝的统治者神化、圣化，认为他们是天皇、天帝的子孙，代表上天的旨意统治人世，其君权是神所授予的，神圣不可侵犯。当然，对他们的神化、圣化的最终落脚点还是现实政治。谶纬神学就是把现实的政治权益通过天命、圣人的旨意来表达出来，如纬书对孔子的神化、圣化，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将汉朝的统治权进行神化，为刘姓政权摇旗呐喊。需要注意的是，谶纬之学从属于政治生活，具有国家神学的性质。在古代，图谶及其解释权属于统治者所专有，是当权者的绝对特权和优越标志，不允许他人染指，否则就是以身试法，冒天下之大不韪。
二、纬书政治神话
谶纬神学体系中的神话，尤其是纬书中的政治神话与单纯文化意义上的神话并不相同。二者虽皆由“虚”征“实”，有着相同的思维符号、思维来源、审美潜能和类比推理，但谶纬之学与神话所产生的社会条件、心理基础、思维方式和历史文化背景存在差异性，二者在性质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谶纬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对原始神话进行了主观加工、改造，将上古神话圣统与人间帝统相联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神学体系，文化自觉意识和象征意义大大增强，与处于混沌无意识状态的原始神话不同。纬书政治神话是“理性化”了的缜密思维方式下的产物，已经不同于那种物我混同、无物不神的原始神话思维。当然，神话思维中的语言特点，也为纬书提供了比附和神化的可能性。正如李中华在《神秘文化的启示——纬书与汉代文化》一书中指出“纬书的神话系统是在各国封建社会走向正轨并逐步繁荣的时代出现的，因此，它虽然继承了我国远古时代的神话内容，但却失去了远古神话的淳朴特点，明显地带有文明时代的神话特征。”[4]纬书中的神话主要包括创世神话、历史人文神话和圣人神话，与上古神话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夸父逐日、共工怒触不周山、黄帝与炎帝争战等主要表现对自然的认识和征服自然的愿望不同。 谶纬之学往往借创造神话来树立自身的权威，如“圣人神话”的造作，对孔子神化、圣化，将之塑造成一个秉承上天意旨、全知全能的神化人物、一个通天的教主。从其出生到生平著述，全部以神话或宗教预言的形式来表现，如孔子的出生就非同凡人，是有感而生：“孔子母颜氏征在，游大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已往，梦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3](P576)依纬书五行之运，孔子为殷之后，故感黑帝而生，为“玄圣”。孔子感天而生，且天生异表：仲尼“海口”“龟背”“骈齿”“虎掌”“斗唇，舌理七重”[3](P1011) ，“孔子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3](P576)同时，孔子还是一位先知先觉的神圣之人，所谓“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3](P1016) “玄邱制命，帝卯行”[3](P988)，称孔子为汉立法、代汉立言。“孔子因此获得了无上的权威，而成了视通古今、全知全能的神圣。儒家经典和纬书自然因孔子而充满了神圣的色彩，典籍的神化也因孔子的先知和制法而得以完成。”[5]再者就是编造“圣人”感天而生的伪神话，借怪、力、乱、神来神化上古贤圣君王及汉朝帝王不同凡俗的出生，从而凸显受命帝王天命早定、君权天授的观念。从本质上说，汉代大量出现的感生神话都是统治者神化皇权、愚弄民众的产物。
[关键词] 网络文化 大学生 思想教育对策
信息网络化的时代，使人们充分享受到了在网上工作、学习、查询、购物、旅游、聊天、游戏等活动的方便和快捷。大学生自身的内在特点与网络本身所固有的新颖与快捷，以及它所带来的互动、平等、自由相契合。因此，青年学生既是最早接受互联网的群体之一，也是受网络影响最强、最普遍的。互联网为学生们学习和生活交往上提供了有利条件，拓宽了视野。满足了探究性学习的需要，提高了学习效率。使他们在尽情享受着高科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便利和丰富生活的同时，也在价值观念、思维方法、行为方式等方面受到了一些负面影响和冲击。而这一切，值得学校和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一、网络文化为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迎来新机遇
（一）网络文化的普及性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
传统的思想教育的弊端无视受教育者的需要和个体价值，缺乏吸引力、感染力和活力。教育者所掌握的相关信息有限且内容陈旧，难以拨动大学生情绪的兴奋点和敏感点。网络文化所传递信息的覆盖面之广，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媒所无法比拟的。一方面，网络文化的发展突破了思想政治教育时空局限，改变以往一对一、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另一方面，又可以最少的投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实现教育信息资源的共享，形成教育合力，迅速准确地了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和利益要求，及时、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引导。
（二）网络文化的平等性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可接受性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重在说教，教育者同大学生的关系是一种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关系，而受教育者总是处于被动接受教育的地位，学生易产生逆反心理。而网络文化则可以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由厌倦教育转向潜移默化和自觉接受。其原因一是大学生崇尚网络文化衍生出的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他们试图在网上消除现实中的不平等性，且更喜欢那种与生俱来的平等性。二是网络的虚拟性特点消除了大学生的思想顾虑，上网以匿名进入，不用担心暴露自己的身份，每个人都可以敞开心扉，自由地发表个人的意见、观点和见解，有利于心灵交流。三是网络文化集知识性、政治性、思想性、实践性、娱乐性和趣味性于一体，形象直观并且极易抓住大学生的感官，引起同学们的广泛共鸣。
（三）网络文化的时代性更新了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网络文化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各种用以进行比较、对照、选择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科学观念。互联网作为当代最革命性的科学技术之一，必然推动人们思想大解放。而乐于接受新事物的大学生必然率先受到影响，创新、求实、文明、竞争、合作、发展等观念被他们普遍地认同。网络生活让同学们形成了多元化观念、全球意识和效率观念，他们通过一些文化网站参观世界著名的博物馆、艺术馆、图书馆及旅游胜地，不断改造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思想观念，这不仅有利于大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和自我意识的完善，更符合时代价值导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四）网络文化的丰富性为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奠定了理论基础
首先，网络文化有利于健全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心理结构，形成完善的人格。其二，网络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大学生心理健康，而心理健康是当代大学生成才的重要保证。其三，网络文化可以激发大学生的求知欲和创新精神，增强他们积极上进，勤勉致学的信念。
二、网络文化对大学生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网络使学生在价值观上产生异化和扭曲
最初的互联网源于美国，网络基础语言都是英语，网络上的信息95%是英文，而中文语言达不到1%。以美国为首的西文发达国家占据了国际互联网信息资源的绝对控制权，网民们不自觉地接受着“美国文化”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大学生的思想价值观念也正处于激烈的动荡和交锋之中，长期接触网络，很容易受到网上一些不良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同程度地消解我们民族的文化影响力，在价值观上产生倾斜。
（二）网络文化中的垃圾信息对大学生的身心造成危害
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个专家曾花了18个月的时间，调查了网上92万条信息、图片及影片，判定其中83.5%的内容带有色情成份，互联网上一年有45万个和文件。我国也有人搞非法，在一项“是否有网络违规或违法行为”的调查问卷中，大学生中有12.5%的人承认曾经“获得他人非法的邮件”，98%的人曾经“查阅黄色图片或文字”。这表明互联网上的不良信息对学生的心理和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三）网络可使大学生道德价值失范
大量的网络信息为上网的大学生学习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开拓了他们的眼界，大大丰富了他们的课余生活。但是这些信息都是没有加工筛选的原始信息，良莠不齐。在各种信息、观点自由表达的网络上，个人主义、利已主义和实用主义等西方价值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追求奢侈等腐朽生活方式以及注重感官刺激的庸俗情趣，乘信息大潮汹涌而来，这将导致社会道德的主要规范作用减弱甚至消失，由此造成道德评价失范，最终导致大学生选择迷惘和价值取向紊乱。
（四）网络可使大学生养成惰性和不劳而获的思想，并导致思维能力的减退
某些大学生过多依赖电脑，而对书本阅读和亲身实践方面的弱化,使得获取知识方式成了一种“快餐模式”，这必然使人的知识水平下降。网络的高度综合性和高度图像化的特点，也会导致人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阅读能力退步。经调查发现：经常“泡在网上的大学生，其写字作文、分析综合评论欣赏的能力，要比接受传统学习的学生差一些。
（五）网络可影响身心健康成长
大学生长期迷恋网络世界，一方面挤占了课余锻炼和参与社会实践及正常的学习时间，不利于养成健康的体魄和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也不利于学习。另一方面，长时间的上网也极易导致眼睛疲劳和神经衰弱，造成视力下降、情绪不振等疾病，影响身体发育，严重的还会导致心理疾病。
三、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一）弘扬主旋律，注重大学生网络的法制教育和德育教育
强化大学生网络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规范大学生网上行为，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工作中，应建设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体的主题教育网站，大力弘扬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主旋律。要培养大学生的网络法制意识，增强网络空间的权利、义务观念，增强大学生的网络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帮助他们明辨在网络社会中的合法与非法、有罪与无罪等问题，提高对网络陷阱的识别能力。与此同时，在网络道德建设中，还必须加强“网德、网风”建设,将网络技术发展与人文精神培养有机结合起来，使道德成为网络文明最坚实的依托。
（二）加强建设高素质的网络思想教育队伍
培养和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效率的网络思想教育队伍，是网络时代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一方面要具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和高度的责任感。另一方面要提高信息把握和处理方面的素质，具备思想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能够熟练使用网络，驾驭网络，及时解决网络传播中出现的问题，努力使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生动形象，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掌握社会动态，准确把握大学生的思想脉搏。
（三）加强校园网舆论引导和思想辅导功能，唱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旋律
校园BBS是所有高校大学生浏览最多、最受欢迎的交流平台。因此，加强校园网BBS舆论引导和思想辅导功能，是唱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旋律的中心环节。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校园生活，及时了解大学生的思想状况，积极回答和解决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要对一些敏感的思想及观点进行疏导、分析和辅导，帮助学生明辨是非,提高思想认识。对于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给予特殊关注，做好思想引导、释疑解惑，既严格把好政治关，又以平等的身份和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要在积极占领网上思想、文化阵地的同时，全面加强高校网络信息安全与舆论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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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政治文化，路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以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民主、参政意识和法制观念为基本内容，植根于中国优秀的政治文化传统，扬弃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民主性精华，从而形成的政治思想、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心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这一政治文化已初具雏形，更加完备的形态正在建设之中。科学发展观作为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对于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建设起着积极的导引作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和现实背景
在政党政治时代，国家要保持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能否建立起先进的政治文化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执政党要大力挖掘社会的有效合理价值，建立起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自觉履行的认识体系和信仰体系，从而实现集体行动的协调与合作。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50多年的历史来看，思想作为指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强大理论武器，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中国百年来的屈辱历史，而且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封建专制的政治局面，使中国从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发展成一个初具工业体系、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作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思想引导人们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成为精神的富有者，为新型政治文化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理论实现了由阶级斗争政治观向经济建设政治观的转变，将民众的政治情感由激越导向理性，把政治评价由理想转为现实，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构建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更加准确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价值取向的基本内涵，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政治认同感，调动了人们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政治价值观出现了过分注重物的因素而忽视人的需求，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公平等偏向，因而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新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要求。它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求真务实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民本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观，为构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信仰的政治价值新体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现代民主国家的本质都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的。欧洲资产阶级在埋葬封建制度的同时，将确立人的价值的人权思想、人道主义输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比之下，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中，封建官吏管理民众的主要手段是愚民、驭民、牧民。他们信奉“民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国家意识、服从意识比较强，而平等意识、自主意识和参政意识相对弱。尽管古代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提倡过“以民为本”，但它是建立在“君本”基础之上的。就其实质而言，只不过是维护王权统治的一种手段。正如陈独秀所论：“以古时之民本主义，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2〕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整个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劳苦大众在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政治文化作为一种不同于政治制度的政治现象，具有一种相对稳定性，其变动速率往往与政治制度的变动不同步，从而导致了中国人在拥有法定的政治平等权之后，要实现真正意义上政治平等却是举步维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逐步有所认识和强调，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3〕，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中民主因素在不断增强。
新世纪新阶段，作为科学发展观重要原则的“以人为本”，已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理念和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原则体现在中国特色政治文化构建中，必然要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问题——公民权利的平等问题。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是确立“以人为本”价值目标的根本依据。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权利是普遍和平等的，是每个人所应有的利益诉求。总书记明确指出：“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5〕这里，是将“权利公平”放到了首位。可见，讲“以人为本”，在政治上第一位的应是“以人的权利为本”。坚持“以人为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就是要塑造人人平等的政治心态和均等参与的政治氛围，从而达到政治地位的平等化，让每个公民都能充分享受政治自由这一权利。
三、统筹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持续20多年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经济上的空前繁荣。但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由于市场给人们提供的机会以及对市场机会把握的不同，加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政策因素的影响，所以使社会群体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时出现了两大差异：一是区域差异，一是城乡差异。试看下面几组数据，上海与贵州人均GDP相对差距1978年为9.1倍，到1997年扩大为11.1倍，到2002年更扩大为12.9倍。城镇居民与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现价)相对差距1978年为2.36倍，1998年为2.51倍，2002年又扩大为3.1倍。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相对差距1978年为2.68倍，到2002年扩大到3.29倍。1999年省级区域中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山西之比为2.52：1，城市中人均收入最高的深圳的与最低的西宁之比为4.31：1（以上数据参见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利益的得失必然会引发人们政治心理的变化，进而使得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倾向都发生变化，使政治文化中本来就存在的多元交织局面更加复杂化。
据调查资料显示，1989年在回答“政治是少数人争权夺利还是管理人民大众的事”时，65.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后者，20.9%的选择了前者，对政治的消极评价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略呈上升趋势，随年龄增长而下降，与职业的社会声誉成正比〔6〕。1991年北京市民对政治形势较为满意的只占28.4%，到1995年上升到41.6%〔7〕。1995年乡镇政权换届选举中的选民，只有58.9%的被调查者是“精心选择自己所信赖的人”，其余多是随大流或应付〔8〕。2000年河南农民中有70%的以上对党的基本路线持积极肯定态度，有86.4%的认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我国国情，分析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农民情况发现：经济状况好的对党的政策赞成率高，反之就低，甚至有36.3%的贫困农民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质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9〕。2001年上海市高校师生中有81%的教师和77%的学生赞成“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同意“社会主义终究可以战胜资本主义”的只有54%的教师和48%的学生〔10〕。2002年深圳居民在“现行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是否适应”的问题上，有43.4%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太适应”或“不适应”，民营企业创业人员中持这一观点的高达58.9%〔11〕。从以上不同年份、不同地域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各种成分，因利益分配的不同而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前者是讲“为谁发展”，解决的是发展价值主体是谁的问题；后者是讲“怎么样发展”，揭示的是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是要造福于全体人民的。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贯彻“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中，前两个“统筹”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现阶段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在农村和西部，这两个问题处理好了，中国的广大地域和绝大多数人口就安定了，社会发展就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基础。
四、和谐稳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新世纪的前20年，中国的发展处于一个关键的战略机遇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加速推进，必然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的社会产生更为强大的冲击，更易引发新旧政治文化更替过程中文化的功能紊乱，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这就要求执政党及时地提供一种能为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普遍认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并以此在多元价值之间保持合理张力，抑制各种价值观之间的紧张，在包容的基础上达成更多的共识，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当然，在一个社会中，不同的个体因条件、经历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价值观，但在所有这些个体的“合力”作用下，总会形成一个全社会能基本认同的政治文化即主导政治价值。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作为当代中国的主导政治价值，这些理论通过对政治系统进行合理性、合法性的解释和说明，为当代中国社会成员提供了政治文化精神与政治智慧的动力支持。同时，还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对人们进行系统、深入和切实的理论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使人民大众对国家政治统治体系、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的理想、目标、意识、原则和规则等广泛地采取社会政治认同态度，从而保证国家大政方针和政策、政令贯彻的畅通，以实现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科学发展观本身的价值取向就是构建和谐社会，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题中应有之义。这里的“和谐”，是指不同事物之间协调、均衡、有序的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新世纪新阶段要实现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目标，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通过协调社会系统运行的效率与公平，缓解社会风险与贫富差距拉大后部分社会成员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和边缘化，缓和社会心理危机，扩大对主流政治文化认同感。同时，通过吸取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的精华，以“和而不同”原则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多样化进程，在共生共长、相辅相成的基础上，进一步弘扬先进思想文化，把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汇成一股容纳百川的精神合力，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成。
注释：
〔1〕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81.
〔2〕陈独秀.独秀文存：(二)〔C〕.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328.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8.
〔4〕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53.
〔5〕.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6-27.
〔6〕张明澍.中国“政治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18-21.
〔7〕辛岩.1995年北京市民社会心态调查〔J〕.民意，1996，（3）.
〔8〕张兴杰，吴钢.迈向理性：中国政治年报（1999年）〔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179.
〔9〕王景花.当代农民思想政治意识状况的调查分析〔J〕.思想政治教育，2000，（11）.
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变革的历史表明，不论是八十年代初期进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分离还是外汇体制改革，抑或是九十年代初分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等，中央政府一直都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主导者、发起者与组织者，而各级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及国有金融机构都只是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二行动集团。作为中央政府分支机构的地方政府既是地方行政机关，又是中央的人，而地方官员是地方政府的人，因而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再到地方官员存在着多层级的委托关系。虽然地方官员是由各级人大选出的，但中央的意志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人事控制向下传递，进而对地方官员的行为产生激励作用。与此同时，当前体制在经济上又高度分权，具有一定资源调控能力和配置权力的地方政府官员为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的政绩及分享财政税收增长的好处，有动机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这在中国实施财政体制分税制改革之后尤为突出。既然金融市场化会弱化政府部门对金融资源的掌控，地方政府阻碍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势必成为自发的逐利行为。另外，横向的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也会激励地方政府官员干预商业银行信贷投向。另一方面，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在人、财、物上与各级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级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上不得不呈现出亲政府行为，尤其是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本身就是由地方政府或地方国有企业出资组建的，其经营管理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各级地方政府的控制。有证据显示，中国有82.6%的城市商业银行是受地方政府控制的。事实上，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为了在政绩竞争中胜出，有动力通过其控制的城市商业银行向更能凸显政绩的项目发放贷款，这不仅会影响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还会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造成负面冲击。依据上述逻辑，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有动机也有能力干预地方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使其发展符合地方利益需求。因此，地方政府会成为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阻挠力量，干预商业银行的改革。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1:在当前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规模越大、对资源控制力越强的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干预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不同地区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所有制结构，比如，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高，东部地区私有经济比重较高。
众多国有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构成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包袱”，在地方财政收入既定的条件下，地方“包袱”越重的地区越不能有效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并且，地方国有企业作为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低成本的从商业银行借贷资金，会游说地方政府改变其经济政策，诱使地方政府阻挠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甚至会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去银行融资。在金融资源供给有限的条件下，国有经济凭借强势地位抢占金融资源，其从银行获得的资金越多，对民营经济产生的挤出效应就越严重，这不仅会阻碍金融市场化的进程，而且会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另一方面，国有经济之于地方政府不仅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还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并且在稳定就业、弥补市场缺陷、落实地方产业政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当国有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会帮助国有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甚至还会帮助争取上市指标。随着中国市场化过程的推进，国有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81.9%降到了2006年的30%。但最近几年出现了新的情况。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为尽快摆脱国外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提出了“4万亿”投资振兴计划，其中，中央财政承担1.18万亿元，剩余的2.82万亿元则由地方财政承担。在此背景下，为落实中央政府的投资刺激计划，各级地方政府依托各种融资平台从商业银行大规模抽取信贷资金。问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催生的天量“地方债”不仅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还延缓了银行业的市场化进程、扭曲了“政银关系”。本来想借助金融市场化改革彻底斩断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不当关系，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崛起却拉近了地方行政权力与国有商业银行的“距离”。依据上述逻辑，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2:在政治地位上更接近行政权力的国有企业有较强的能力“俘获”地方政府，进而使地方政府有动机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投向，所以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其金融市场化进程越慢。市场经济的顺利转型依赖于可靠的法律体系。若没有可靠的法律体系，人们无法预期从交易中获得的利益属于自己。正像LaPorta等(1997)实证研究发现的那样，若一国投资者的财产权受到了法律强有力的保护，那么该国金融发展水平往往较高。比如，德国银行体系的发达根源于对债权人的法律保护，英国发达的证券市场源自英国政府给予了投资者较强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法治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地区往往是官员腐败高发地区。
因此，我们可以将地区官员腐败与地区法治制度建设联系起来。在地区腐败较严重且缺乏高效的执法手段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的银行家们越没有动力进行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或创新，其金融市场化进程往往较慢，此环境下的银行家行为多偏向于非生产性活动。进言之，在恶劣的法治环境下，以科层等级制为特征的国有商业银行晋升方式并非由银行家的个人经营业绩决定，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政治表现和人脉关系，结果使大量人力资本被浪费在向上级领导“寻租”上;当银行家们的异质性才能不是用于投融资制度创新而是用于非生产性甚至破坏性的寻租活动时，没有人在意金融机构的声誉，也没有人关注经济中的潜在利润机会。再加上，在国家政策严禁私人组建民营银行的背景下，业已进入该领域的金融机构会获得制度性垄断租金，这会使具有行政垄断特征的国有金融机构丧失自主创新的动力。那些掌握金融机构行政控制权的银行家为了保持其垄断地位不受潜在竞争的威胁，甚至会与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寡头金融资本进行联合以借助其政治影响力游说权力当局，这极有可能封杀促进金融市场化的措施，结果使低效率的金融制度长期延存。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假说3:官员腐败不利于金融市场化的推进。
二、研究设计
(一)估计方法
考虑到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以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本文选择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回归方程(1)，这既有助于验证地区金融市场化的历史惯性和收敛性，也有助于克服内生性问题。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有比较严格的适用条件，一是要使用Sargan和Hensen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二是要检验模型的误差项是否存在二阶序列不相关性和一阶相关性。在估计回归方程(1)时，为了控制残差项序列相关，加入年度虚拟变量;在系统GMM估计时除了年份虚拟变量为外生变量外，其他所有自变量均被视作内生变量，这就大大削弱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所有的方程在估计时均考虑了组间异方差问题，使用怀特稳健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
(二)变量界定
为了验证上述假说，本文将樊纲等(2011)所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数”作为中国各省区金融业市场化进程的衡量指标(f)。在稳健性检验时采用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作为被解释变量。事实上，尽管非国有经济已是中国经济总量的主体，但其从商业银行获得的贷款比重却与其地位不符，而国有经济仍与商业银行保持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超经济联系，故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越低，表明金融业市场化改革越滞后。在2011年的报告中，只汇报了各省区1999年～2009年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但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指数(fc)却是从1997～2009年，为了扩大样本量，我们假设2010年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与2009年相同，将时间延长到2010年。本文关注的核心自变量是国有经济占比(soe)、官员腐败指数(corrp)、政府规模(gov_con)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本文借鉴吴一平和芮萌(2010)等学者的做法，使用职务犯罪立案数占当地公职人员总数来衡量各地区官员腐败程度。
(三)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中国1997～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除了被解释变量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外，主要变量的原始数据取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各省份2009～2010年《统计公报》、《中国检察年鉴(1998－2011)》。其中，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数额的原始数据单位为美元，通过各年中间汇率进行换算。样本包括31个省级单位，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省，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8省，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广西、内蒙古、贵州和云南等12省。
三、实证检验
(一)全样本估计结果
模型1表明，政府规模(gov_con)变量的系数为负数且显著，并且在模型4和模型5中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城市化等控制变量后，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进程仍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模型2中，引入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能力(exp)，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且显著;在模型3和模型6中引入更多的控制变量后，exp的系数仍为负且显著。值得强调的是，当在模型4中同时引入gov_con和exp后，发现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已不显著，但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这表明，政府消费变量包括exp的信息，或者说政府对资源的控制通过政府消费对金融市场化产生负面影响。模型1和模型2还表明，国有经济发展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其系数分别是－1.962和－1.69;在模型3中，引入国有经济与官员腐败的交乘项(soe_x_c)，发现该变量的系数为负值且显著，说明在国有经济占比越高的地区，官员腐败对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在模型4、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发现国有经济仍然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上述分析初步验证了假说2。官员腐败变量对金融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在模型5和模型6中分别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后，结果显示官员腐败变量的负面作用依然存在。这初步验证了假说3。需要说明的是，在其他模型中官员腐败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这似乎表明我们的结论并不具有稳健性;其实，这是由于官员腐败变量(corrp)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exp)变量在解释金融市场化时具有相同的效应，若同时引入这两个变量，必然引起多重共线性进而影响官员腐败变量的显著性;但这并不影响结论，仅表明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更有可能引致腐败，进而抑制金融的市场化推进。此外，从模型5和模型6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的地区，金融市场化进程越快。外商直接投资(fdi)对金融市场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城市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抑制了金融市场化的发展，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二)分地区估计结果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的假说，将31省区分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分组检验。由于政府消费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这两个变量具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我们在表3的前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消费进行回归，而在后3个模型中使用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进行回归。由于分组检验的样本量偏小，在回归中并没有控制时间虚拟变量。
1．模型1和模型4的估计结果表明，在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具有高度显著的负影响，因此西部地区有必要降低国有经济占比以加快金融市场化进程;模型2和模型5表明，中部地区国有经济对金融市场化的回归系数虽具有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模型3的估计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国有经济的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尽管在模型6中该变量仅在13%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2．从模型1和模型3可知，政府消费对西部和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化具有抑制作用，但只有西部地区通过了系数显著性检验;模型4、模型5和模型6表明，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在三大区域均抑制金融市场化推进但都不是很显著。
3．模型2和模型5表明，在中部地区，官员腐败严重抑制了金融市场化进程，但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虽具有理论预期的符号但并不显著。上述分析表明，主要核心解释变量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均符合理论预期，但显著性水平在三大区域存在差别，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三个假说。
(三)稳健性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结论是否会因被解释变量的选择不同而发生改变，将上文的金融市场化指数(f)替换成信贷资金分配指数(fc)，估计结果表明，国有经济增长不利于地区金融市场化的推进，官员腐败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政府控制资源的能力对金融市场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这与前文的分析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我们的假说。另外，本文还使用国有就业占比(soe_job)来衡量国有经济增长对金融市场化的影响，而被解释变量为金融市场化指数(f)，仍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此处不再赘述。
四、结论
>> 简论文化自觉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二维关系 简论消费文化视阈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浅谈思想政治教育在提高大学生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中的作用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文化自信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90后”大学生文化自信培养路径探讨 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路径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滞怠对大学生文化自觉的影响 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 大学生文化自觉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必要性研究 文化自觉视野下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论文化多元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简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的途径 简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建设 文化自觉自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使命 多元文化格局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寻 孝道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现路径研究 以先进文化指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选择 网络文化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路径分析 试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思考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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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尤其是初一学生，在进入到初中阶段以后会面临着许多不适应，如学习时间更长了，学习压力更大了，学习内容更多、更难了。有些学生心理上出现不适应，甚至出现了畏缩、自闭心理，极不利于教学工作的开展。政治学科应当充分承担起对学生思想引导和心理疏导的功能，要结合学生的角色转变进行有效引导，让他们顺利完成向中学生的角色转变，融入到初中学习生活之中。例如在《我是中学生了》一课教学中，笔者引导学生从作息时间、学习科目、学习难度以及初中阶段的重要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明白初中阶段和小学阶段存在着哪些差别，让学生在思想上将初中生活与小学生活划出明显的界限。明白跨过这一道门槛就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有新的目标任务、新的起点要求，也有更多的规则制度，让学生在讨论中明白自己所要完成的角色转变，消除一些思想上的消极因素，更好地投入到学习活动之中。
二、结合学生心理状态开展教育引导
初中生心理发展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对学生的健康成长以及各学科的教学工作都具有较大的影响。教师要密切结合学生心理状态开展教育疏导，政治学科应当更好地发挥对学生心理疏导的作用，让学生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昂扬的激情、积极的状态。笔者在教学中充分结合初中生的心理状态进行针对性的教育，例如《天生我才必有用》教学中，笔者重点对学生强化了自信心的教育，有些学生进入初中阶段以后，因为自身学习的滞后产生了自卑心理，与其他同学格格不入。对此，笔者针对性地进行了教育疏导，有意识地对班级的学生进行了点评，如有些学生文化学习非常优秀，有些学生在与人相处方面人缘很好，有的学生有一些美术、音乐方面的特长等等，通过发掘每一位学生身上的闪光点让学生提高自信心，也让其他同学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优势，消除成绩滞后而出现的自卑心理。另外，笔者还向学生介绍了一些虽然文化学习并不理想，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在不同领域获得成功的典型案例，让学生明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让学生在学习活动中增强自信心。
三、结合学生生活环境开展教育引导
人不是生活在真空，而是生活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之中，初中生也同样如此。校园的围墙隔断不了学生与生活的千丝万缕联系，各种消极的理念也掺杂在思想洪流之中对学生发生着影响，如盲目讲义气、争强好斗等等，这些让初中生也受到了影响，尤其是增强好斗这一消极的理念，对初中生的影响最为明显，近年来发生的多起青少年斗殴事件都源于这种消极思想的作祟。对此，笔者在教学中针对性开展了教育疏导。如《让人三尺又何妨》教学中，笔者从两个方面选取了正反案例对学生进行了教育疏导，一方面选取了邻里之间相互谦让、相互包容而和睦相处的案例，另一方面选取了某校两名初中生因为吃饭排队发生口角，最终斗殴致人重伤的负面典型，引导学生对正反两个案例进行对比分析，让学生明白“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以及更深地感悟宽容、理解在与人交往相处中的作用，让学生受到传统美德的熏陶。笔者还乘势引导学生进行回顾：自己生活中是否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如果有应当怎样改进改正、怎样更好地与人相处？这样的教育讨论活动让学生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对学生良好品格、正确心态的形成都具有积极的帮助。
四、结合学生思想诱惑开展教育引导
当今社会是一个五光十色、五花八门并充满诱惑的社会，社会上许多的不良诱惑对初中生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这些涉世未深、人生理念尚未完全形成的青少年，一旦被这些诱惑所吸引，极容易误入歧途，他们的人生将会因此而改变。笔者在教学中充分重视对学生的警示教育，让学生正确面对生活中的各种诱惑，以及提高思想抵制的敏感性。例如在《面对诱惑，学会说“不”》的教学中，笔者引导学生一起分析：我们周围的生活中存在着哪些不良的诱惑？列举出各种娱乐场所、黄赌毒等方面，要求学生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管好自己的思想、管好自己的身体，一定要以中学生德行操守严格要求自己，同时还要以法律法规约束自己的言行，决不能放纵自己，更不能参与到一些不应该参与的行为和活动之中。笔者还引导学生针对当前青少年中存在的一些诱惑进行深刻反思，以班级的名义向全校学生发出“抵制诱惑，从我做起”宣言签名活动，每人都签名参加宣言，并在校内进行流传，这让学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五、结合学生生活感知开展教育引导
在初中政治教学中，教师要侧重对学生进行主旋律的思想引导，让他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英明伟大，让他们从小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这些教育可以从学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开始，以他们的生活感知为基础进行教育引导，例如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教学中，笔者要求学生回家搜集老照片，向父母长辈了解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家庭的生活状况、周围的发展状况，和现在的生活条件、发展状况进行对比。通过查找老照片增强直观感知的方式，让学生深切领悟到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与社会建设发生的巨大变化等等，在这样的教育引导中，学生增强了对改革开放新时代的赞美之情，也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
六、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