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3-16 15:57:49
序言：写作是分享个人见解和探索未知领域的桥梁，我们为您精选了8篇的社会心理学论文样本，期待这些样本能够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和启发，请尽情阅读。
1.1社会营销理念的提出与应用20世纪70年代，Kotler和Zalman首次提出社会营销的理念，他们试图将成功的商业营销策略用于推广对社会和公众有益的观点、态度和行为，并将这种理念称为“社会营销(socialmarket-ing)”。社会营销通过使用市场营销的原理与技术影响目标受众，让他们自愿地接受、拒绝、改变或放弃某种行为，从而促进个人、集体或社会整体利益。社会营销将健康行为、健康服务理念看做“产品”，要想让目标受众接受这些产品，就必须以消费者为中心，围绕他们的需要和想法开展营销策略。社会营销通过行为改变策略、营销组合的运用等，影响受众群体的观念和行为，并通过受众细分等方法，按照不同受众群体对资源的需求合理配置资源，将有限的资源分配给最需要的群体。近几十年来，社会营销被社会学和心理学工作者成功地运用于一系列社会运动和公共健康活动，如促进母乳喂养，减少高脂肪食品的消费，控制吸烟，减少酒后驾车，预防艾滋病等。这些成功案例说明社会营销是一种改变目标受众行为的有效工具，也促使我们思考社会营销理念应用于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可能性。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也可以看作学校为学生提供的一种心理健康服务。这里我们将心理健康工作看作一个大的范畴，其中不仅包括个体和团体心理咨询，也包括心理健康教育、朋辈辅导、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普及等活动，以及其他可能开展的心理健康促进形式。如何充分利用现有的服务条件为学生提供最有帮助的服务，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
1.2社会营销理念和心理健康服务的共通性社会营销与传统的市场营销的本质区别在于，社会营销的价值导向是目标受众的利益，而非营销者的利益。所有社会营销策略都是为了让受众最大限度地接受某种有益的观念或行为。它和心理健康工作的方法和原则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天然的联系为社会营销理念应用于心理健康工作提供了契机。首先，前者的立足点是目标受众的利益，而后者以学生的利益作为核心价值和工作导向，目的在于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困扰，获得个人成长，达到心理健康。其次，两者都尊重学生的独特性。心理健康服务针对学生的不同需求为他们提供服务，最大限度地尊重和满足每个个体独特的需要。同样，社会营销要求服务提供者根据不同受众对象的需要、价值观、能力、兴趣、文化背景等，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这样才能激发受众接受和保持期望行为的兴趣，最终改变学生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态度和行为。最后，两者都遵循自愿原则。一般而言，学生是否接受心理健康服务、接受何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完全出于自愿。对于有必要接受咨询但本身不愿求助的学生，不适于采用强制手段(除按照《精神卫生法》需实施非自愿住院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外)。社会营销利用行为改变的原理和技术，通过转变观念，提升动机，最终改变行为，相比于法律、政策等强制手段，是一种更为温和、更为人性化的行为改变方式。社会营销理念与心理健康服务之间的上述共通性，为将其引入到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奠定了基础。
2社会营销的工作原则
社会营销是传统的市场营销理论和方法在一个新领域里的运用。在商业领域里所采用的市场营销的原理和技巧，大多都可以运用于社会营销。概括地说，社会营销的工作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行为目标(behavioralgoals):社会营销关注的基本问题是行为改变。为了使营销计划切实有效，营销者要始终关注自己的策略能否影响目标受众，以及怎样影响。对受众知识和态度的改变是通往切实的行为改变的手段之一，因此社会营销可以和教育、宣传工作相结合，以便发挥长期作用，使某种观念、态度深入人心，但社会营销更关注如何将观念、态度转化成行为。为了达到行为改变的目标，营销者可以将最终目标划分成一些易于实现的行为步骤，并根据不同的行为目标发展出相应的营销策略。受众细分(audiencesegmentation):社会营销不提倡“为所有人做所有事”。根据受众细分原则实施目标行动，来达到营销目的，让社会营销者能利用有限的资源获得最大限度的成功。受众细分的过程是将庞大的异质性群体划分成同质性相对较强的亚群体，划分依据就是那些会影响他们对营销策略的反应的特质，如年龄、性别等人口统计学变量，而更常用的划分标准是受众目前的行为、未来的计划、改变的意愿、产品忠诚度，以及心理统计学特征，如生活方式、价值观、人格特征等。这种将服务对象细分的方式，有利于根据不同亚群体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将资源有效地分配给最需要的群体。竞争分析(competitoranalysis):任何妨碍受众群体产生目标行为的因素都可以看做竞争，具体通常指能满足受众群体需求的其他行为选择或产品。社会营销者必须了解自己的产品面临哪些竞争，使自己的产品具有吸引力，比其他产品更能满足受众的需要。心理健康服务面临的竞争通常是其他解决心理障碍的途径，比如就心理咨询而言，其面临的竞争有求助于亲友、自我心理调节等，每种途径都能满足大学生特定的心理需求，对解决问题也有一定帮助，营销的关键是揭示其他方法不具备的心理咨询的特有优势。虽然在直接提供行为指导方面，心理咨询不如求助亲友，在降低污名和求助风险上，心理咨询不如自我调节，但心理咨询的优势在于让求助者获得人格的成长，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获得情绪的自我调节能力，这些作用是其他方法难以企及的。营销组合(themarketingmix)的运用:营销组合是指营销策略实施的核心要素，这些要素主要包括产品(product)价格(price)地点(place)和推广(promotion)，因而又被称为4P营销理论。从心理健康服务代价与获益的角度理解4P理论，心理健康工作者需要提升学生参与心理健康活动的获益(产品策略)，降低代价(价格策略)，确保服务可以方便的获得(地点策略)，并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向学生呈现以上信息(推广策略)。
3社会营销理念下心理健康工作的具体措施
3.1现状和需求调查为了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服务，首先要对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和心理服务需求进行调查。社会营销者认为，“不要急于向受众强调意识、接受程度和知识，而是应该先搞清楚人们需要什么服务，想从服务中获得什么益处，以及我们面对什么样的障碍［16］。”细致全面的调查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宣传和干预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心理健康服务需求调查，心理健康工作者需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学生心理健康和心理障碍的状况如何?学生对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状况如何?是什么因素阻碍或促进了学生利用心理健康服务?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帮助我们了解心理服务的潜在需求和资源配置的侧重点，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便于针对学生的需要制定相应的干预形式和措施，对第三个问题则能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提供依据。现阶段国内心理健康工作者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了解主要是凭主观经验，实证数据大部分来自已经接受咨询的学生，样本缺乏代表性，难以了解学生总体情况。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应尽量使调查对象能够代表某范围内的学生总体。如果大范围的调查难以实施，则可以通过严格控制抽样方法的小范围调查结果推测总体。对心理服务的需求所包括的内容有: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接纳和认可程度;希望从心理健康服务中获得的益处，需要的心理服务方式，如个别咨询，心理健康课程，朋辈心理辅导，团体咨询等。以上调查内容需要结合学生的人口学特征、心理障碍的特点等展开。综合以上各因素，心理健康工作者可以将工作范围内的学生总体拆分成同质性较高的亚群体，然后针对每个群体的特点进行宣传和干预。
3.2有针对性的宣传有时候，心理服务的潜在使用者并不清楚他们需要什么服务，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帮助，还可能拒绝帮助，这使得心理健康服务的宣传工作至关重要。社会营销理念下的宣传不仅包括告知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存在以及获得途径，更应该告诉学生如何明智地利用有限的服务资源选择适合自己的心理服务。基于现状和需求调查结果，心理健康工作者可以根据亚群体的特点制定宣传策略。例如，就心理咨询服务的宣传而言，有些学生并不了解咨询如何工作，也不知道如何识别心理障碍，这时要重点宣传有关心理健康的知识，如心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判别，心理咨询的工作范围、工作方式、有何作用等。有些学生对咨询有基本了解，但因为对咨询工作的水平缺乏信任而选择不求助，这时强调咨询的专业性和咨询效果是宣传的重点。有些学生本身已经有较高求助意愿，研究表明，对这样的学生可以通过建构积极的求助网络，强调平等人文的咨询关系，尝试提高他们作为咨询当事人的自我效能，降低他们对咨询风险的预期，来促进专业求助行为。
3.3层次化的心理健康干预心理健康状况和服务需求的调查将学生细分为不同的亚群体后，层次化干预即针对这些亚群体的特点，给予不同强度、不同形式的干预。国外一些高校以心理障碍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为划分标准实施分级干预，其工作模式值得借鉴。例如，美国一些高校建立了心理咨询分级制度，将学生的心理障碍划分为不同级别，并给予相应的干预措施。日本大学的心理辅导由三级不同的心理援助构成，一级心理援助的服务对象是全体学生，援助的特征是预防性的，其目的是促进发展和适应环境;二级心理援助的服务对象是在学习、心理、社会和升学就业等方面出现问题的学生，援助的特征是预防和早期发现;三级援助服务的对象是有特别援助需求的学生，如那些有明显心理问题的学生。由于每个学校的情况不同，并非每个学校都要开展相同的活动。鉴于国内高校普遍人手不足、资源有限，可以用面向大多数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学生的总体心理素质和健康水平，预防心理障碍的发生;开展有针对性的讲座和知识普及解决学生的发展性问题;用团体辅导、朋辈辅导解决一般心理问题;对问题比较严重的学生提供个体心理咨询和治疗。要适时开展我国大学生心理咨询的循证研究，提高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规范性，克服当前普遍存在的干预实务工作的随意性。循证心理咨询会使接受心理健康服务的学生获得有关咨询目标、咨询过程、咨询时长等方面更多、更确切的信息，这将促使他们变得更加主动，从而有效增强来访者的自我改变动机，同时降低阻抗发生的概率。循证心理咨询也能帮助初级心理咨询师更清晰咨询目标与干预策略间的关系，即使具有丰富从业经验的咨询师，也能通过循证心理咨询提供跨流派的、更为灵活的专业技术支持。
3.4层次化的分工和专业技能训练针对大学生心理障碍性质和特点的层次化干预，需要心理健康工作者具备相应水平的专业技能。心理健康工作涉及的范围和内容比较广泛，为了保证服务的质量和专业性，不同的工作内容之间应该形成层次明确的分工体系。在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很多高校，学校的心理健康工作注重多学科整合，形成了专职心理咨询师、辅导员、专业辅助人员、教师、学生朋辈辅导员、社会工作者相结合的心理辅导网络。现阶段我国高校，普遍存在心理咨询师兼任心理健康课程教师、思想政治教师(辅导员)兼任心理辅导老师的现象。工作内容的杂糅，使得心理健康工作者很难发展精深的专业技能，因此服务质量也难以保证。为了提高心理健康工作者的专业素质，首先有必要厘清各个岗位主要针对哪个层次的心理健康问题，而后针对该层次心理健康问题所需的专业技能，对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提供不同的培训。例如，专职和兼职的心理咨询师应该具备识别各种心理障碍的能力，心理咨询，包括危机干预的知识和技术;根据服务对象和形式的不同，团体咨询师和个体咨询师，发展性咨询和障碍性咨询的技能培训也各有侧重;心理健康教师主要的工作是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升心理素质;而对于辅导员兼职心理咨询工作，本身即存在专业能力薄弱、针对性减弱、角色定位模糊和管理模式限制等弊端，并不适于开展专业的心理咨询，因此对辅导员的培训重点可以放在有能力识别心理障碍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并及时转介。
二语习得领域长期占据主导的两大心理学理论基础是行为主义(Behaviorism和认知心理学（Cogni-tivism）。这两种理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习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学习过程的影响。随着研究者逐步认识到学习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尤其是学习者的母语社会文化及语言背景，20世纪90年代在前苏联发展心理学家LevS.Vygotsky的心智发展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Theory），不仅对当代心理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与外语教学也产生了巨大的指导意义（Lantolf，2000b；Arnold,2004）。本文主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讨论外语课堂中的语言与文化教学。
二、社会文化理论
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LevS.Vygotsky及其同事于1920至1930年间共同提出了社会文化理论，其核心观点为社会文化、历史是影响个体发展的首要因素，认为发展或学习是先发生于社会而后通过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为中介的活动逐步内化于个人的过程。中介（media-tion）、最近发展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活动论（activitytheory）、调节(regulation)、支架（scaffolding）是社会文化论的重要概念。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且独特的概念是人脑的高级认知活动（如记忆、注意和理性思维等）受到中介的调节，人们通过各种中介来联系世界；中介包括物理工具，如桌椅和电脑等，和符号工具，如音乐、艺术和最重要的语言（Lantolf,2000,p.80）。根据Vygotsky，我们研究的对象不应该是语言系统本身，比如语法和词汇等，而应该研究人类借助语言的调节机制所进行的社会人际交流。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社会文化与个体心理活动紧密相关，人们通过参与外部的社会文化活动，将外界的社会言语（socialspeech）通过语言这一中介内化为个体内部的心理机能（Vygotsky，1978）。
通过协同对话——中介，儿童或初学者能被诱导着培养成一种共享的意识，直至最后吸收新的知识和技能于他们自己个体意识中，因此成功地完成从协同的个体间的活动向个人内在的自主活动转变。这种协同对话过程就是支架(scaffol-ding)。Vygotsky关于学习和发展之间关系的最广为人知的最充分的阐述就是他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他（1978，p.85）将最近发展区定义为：“实际的发展水平与潜在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前者由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定；后者则是指在成人的指导下或是与能力较强的同伴合作时，儿童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最近发展区内，需要大量的指导性参与活动，教学应走在发展的前面并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潜能。
三、社会文化理论指导的语言与文化教学方法
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外语教学不仅关注在相关情境中合理、灵活使用语言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发展学习者分析、评判、识别课堂内外的不同行为方式。接下来我们主要分析外语课堂中常见的几种教学方法，这些方法的总体目标相似，但在课堂中创设的各种教学情境有些不一样。有些多以学习者为中心，学习者的生活环境是课程设计和教学内容的基础；还有些以学习者和知识为中心，其设计的学习环境不仅要帮助学习者理解课堂内外的生活环境，也要开阔他们的交流视野并融入其他的环境中去。
（一）提问法（problem-posingapproach）
这是一种通常用于移民成人以社区为基础的语言学习（adultimmi-grantcommunity-basedlanguagepro-grammes）。这种方法始于学习者的经验，尤其是他们在教室外的社区内面临的问题或复杂事件等。该方法的目标是帮助认清学习者生活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基础，提高学习者认识这之间的联系，帮助学习者通过他们认为有益的方式获得必要的交流技巧和知识。提问法的三个基本成分是：听（listening），教师通过在课堂内外观察学习者，并界定其所关心的问题；对话（dialogue），将以上的关心的问题作为起点，教师和学习者以关注或问题及其看法和反应为内容相互对话；行为（ac-tion），这些探讨帮助学习者将他们的所学用于课堂外。
（二）课堂学习者共同体（com-munitiesoflearnersintheclassroom）
课堂活动与学习者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创造有效的课堂学习者共同体。在社会情境的协同的互利的过程中学习者通过参与课堂活动获得新的理解、学得新的技能，最终发展新的社会文化认识。在此共同体中学与教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学习者共同体视课堂为探究社区（communitiesofinquiry），在此探究（inquiry）不是为承担特定课题而使用的特定教学方法。在探究社区中，课堂活动是开放式地探索性地研究，来自群体的真实经历，也是该群体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和话题。这些开放式的话题和问题允许更多的可能性，使得学生彼此协作构建他们的理解和视角。教学活动是在情境中的，有特定时间地点的，需要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场合完成。教学是手段而非结果。
关键词： 新闻学 理论体系 公共性
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时常被人质疑，这一问题值得每一位新闻学学者深思。郑保卫教授扛起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大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比较明确，回答了中国新闻学的特性问题，有助于明确中国新闻学的个性价值和努力方向。新闻学只有充实了自身的内涵，凸显了自身特色，才能进一步巩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理论溯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提出
由于新闻在中国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新闻学又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人发出“新闻无学论”[1]的质疑，甚至一度有人认为新闻学已“走入黄昏”[2]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学并未走入黄昏，而是在不断迈向辉煌，新闻学学科的基础扎实，其学科独立性具有现实和理论依据。郑保卫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逐步开放的学术氛围，都为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现实基础。[3]新闻学的学科创新是宏观创新理念的要求，是新闻事业内在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工作不断创新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闻学。[4]郑保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在找准问题、继承传统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坚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坚持在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照下和在马克思新闻观的指导下发展新闻学学科。[5]他提出，我国新闻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当是构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最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6]郑保卫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要坚持用马克思新闻观作指导，并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7]
郑保卫教授的观念为我们探索新闻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应该说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如何明确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功能，解决这一体系的贡献和普世性、阐释力等问题，规避理论构建中的伦理风险，都值得我们深思。
二、理论的时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内在上与目前学界认同的推进“去西方化”理论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学开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以信息、传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传的学术话语，希望借西方话语达到学术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极大解放。经过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现象开始引起学界的讨论，新闻学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并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能体现中国的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这种“去西方化”理论研究，虽然任重道远，但目前学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就是应该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黄卫星所言，当务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而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8]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视野被进一步扩大，学术研究的诸多禁忌开始被打破，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再次被重新审视，在“再政治化”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的公共参与精神。
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目前，新闻学研究面临的是一个黄金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并面临转型，信息化持续加速新闻需求高涨，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公众公共意识不断增强。姜飞[9]认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面临的社会形势和公共需求，同战后美国对新闻传播学的需求十分相似。在这个冠之以“转型”、“信息”、“风险”、“新媒体”等名称的社会中，传播媒介和新闻媒体的作用空前重要，而党和政府、企业组织、公众个人等，对新闻传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涨。这个时代是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期，新闻学有必要加强“去西方化”研究，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或许可以成为“去西方化”理论的一个恰当选择。
三、理论合法性：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和文化书写
学界中的很多人对但凡牵涉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远之。他们认为，理论应该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够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实践的检验，或者理论应该是意识形态中立的，不应有政治倾向。这些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学性，学术不是政治，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理论也应该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和适应性。但理论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活动，仍然无法解释实践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而且理论也无法回避自身的意识形态。
后现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质疑，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人文学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那些曾经想当然地被当做事实，或者被当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础的“确定性因素”，成为有问题的东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所有建构的真理都是通过排斥和修辞的强有力的“谎言”而变得可能的，没有一个“完整的”第一时间知识大全。[11]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不仅仅限于文学界和人类学界，但人类学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后现代思潮带来的质疑权威、消解中心、打破权力，给传统的理论带来诸多挑战，这种质疑给所谓的普世理论和客观真理以巨大打击，普世理论和绝对中立都是被后现代给解构了的“神话”，他们并不存在。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实验民族志的启发下，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理论构建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构建普世理论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态度。
但是，如果放弃理论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又从何而来呢？公共人类学的实践或许对我们有一定启示意义。公共人类学的主要声望来自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它从过去的研究所积累的传统中吸取智慧并应用于当代。[12]学术研究应该是作者（学者）利用文本（理论）与读者（公众）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面对的是具体的公众，要解决的是理论的普世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解决过程中，普世性成为解决“本土问题”的前提和语境，而“本土理论”成为特殊人群面对的特殊问题，并证实或证伪普世理论。我们要发展的新闻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新闻学学者借助这一理论体系建立同中国公众的公共关系。以公共精神为基本原则，这符合学术研究的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
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总在一个原点开始旅行，后人会按照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但是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走入歧途，误入困境。这时知识会推崇复古或是返回原点，重新考问，摆脱困境，以便开始新的旅程。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当原有的学术传统难以解决困境中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返回原点。在这个原点，永远高昂着人性，永远驻扎着对人的生命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后现代主义返回了这样的原点，打破了原来树立的传统和权威，但在打破这一切的同时，它仍然在建构。后现代民族志同样打破了民族志积累起来的权威，但同时它也致力于一种新的秩序。
现在，新闻学的理论构建也急需做这么一项工作：返回原点。返回原点，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们传统理论无法支撑社会发展、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刻，返回那一时代，梳理最近30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经验和不足，以公众联系的时代变迁为底色，在总结的基础上创新，描绘新的理论图景。这种总结的源泉就是30年来的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四、理论阐释力：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目前，中国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很多西方理论无法在中国得到验证，因此中国研究成为理论验证的天然“试验场”。很多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特性表述为“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表达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更喜欢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圈”。我们所要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就是要解决这种怪现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这种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学者在走入一个村寨做研究时，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处的乡情、县情、省情，乃至国情和整个世界。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闭起来，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论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特殊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对西方理论进行发展或修正，它的创立目的是强化普世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学术界以外再建立一个理论界，学术理论是不分国界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完全的开放系统，它最早借鉴了西方理论，并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同当前的现实中国保持了密切关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欢迎西方理论和西方学者的检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中国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影响逐步提升，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这一理论建立在从殖民时代开始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经济格局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全新尝试和探索实践基础之上，建立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影响逐步扩大的基础之上，这些现代历史上的崭新经历和发展历史将给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以更强的阐释力。
我们的态度并不是为了通过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建立一种真正的“普世理论”。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一书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词，用来说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这种“有承诺的、不完全的”真理带来的“一种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为机智表达的源泉”。[13]或许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就是要探索这样一种“部分的真理”，这种部分真理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论或真理不同，但这种真理面对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公众时，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并与世界交流。
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坚持理论建构的一般原则（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服务于公众和公共事业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应该放下对“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成见，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们理论创新的依据和可能。我们应该捕捉历史难得的机遇，将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纳入世界范畴之中，发扬公共精神，服务于中国的公共事业，扩展学术的公共空间，发挥学者的公共作用。
注释：
[1]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参见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2009年第3期。
[3]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6]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9]姜飞：《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5页。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36页。
[12]乔治·E·马库斯：《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页。
关键词: 大学毕业生 社会适应心理问题 对策
一、大学毕业生面踏入社会面临的的全新环境
近几年来,部分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面对全新的工作环境、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较为独立的生活环境等,很难适应,从而产生焦虑、压抑等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心理问题,就会极大地影响他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甚至会导致偏激的行为,对个人、社会都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和恶劣的后果。一般而言,学生从初入社会时的心理盲目适应,经过心理不适应,再到心理基本主动适应,其周期需要3―5年时间。自我意识和自我感受能力偏强的人,往往适应期要长一些,反之则短一些;心理比较脆弱、自我调控能力差、缺乏辩证思维的人,往往适应期要长一些,反之则短一些。由此可见,大学毕业生职业社会化的关键期就在毕业后的头几年。
二、在适应社会过程中产生的心理问题
1.理想和现实的极大反差让大学毕业生产生焦虑心理。
大学生毕业生拥有无数个理想、美梦。但面对实际的工作、生活环境,不少人不能马上适应下来,不能从基层做起,感觉和理想中落差很大,就产生了焦虑的心理。还有大学生对现在工作中复杂的技术也很难适应,感觉所学的知识远远不够,而且理论和实践相差很大。从而让他们感觉到很大的危机,调节不好会形成心理问题。
2.复杂的人际关系让大学生产生压抑感。
人际关系适应是社会适应的重要方面。调查结果显示,在大学毕业生的社会适应中,人际关系适应最好,无论是和领导、同事还是朋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关系很好。但仍有一部分毕业生在适应周期内承认自己在人际适应上有压抑感。这种压抑感往往从正式开始工作即产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在达到顶点以后逐渐回落。它由以下三种感受组成:一是个性失落感。大学时期允许个性在适当程度上发挥,而工作团队则是一个强调共性的地方,于是一些毕业生在与人相处时,过于压抑自己的个性,甚至为了某些需要而伪装自己。二是层级挤压感。刚从学校到社会工作,一般都要从最低的层级干起,即使同事们并没有压制年轻人的主观动机,但在工作上,尤其是在心理上,职场新人总是会感觉到来自职务地位的种种压抑。三是攀比失衡感。新进入职场的人习惯于与自己的同学、同龄人、同一批进入工作岗位的伙伴等作比较,比较的结果常常是优越于别人的方面被忽略,而逊人一筹的地方被放大,由此也容易产生压抑感。
3.生活的压力让大学毕业生心理矛盾感加重。
生活适应是大学毕业生社会适应的基本内容。在学校里面,大学生主要是面对学业问题。走上社会之后,大学生面临着婚姻、家庭等诸多问题。调查显示,在婚姻、家庭生活、文化生活方面,感到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占大多数,一般情况的占中等,不大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极少数;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与社会地位方面,感到很好和比较好的占30%以上,一般情况的占50%以上,很差和比较差的占15%左右。部分毕业生适应较差,是因为随着职业生活的全面展开,刚刚从业的激动兴奋渐趋平缓,好奇心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是许多矛盾和冲突的产生。
三、大学毕业生在社会适应中心理问题形成的原因
1.环境的变化。
高科技发展对人的专业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未来社会充满了竞争,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既呈多元化又呈综合化;知识不断生产和创新,瞬息万变。高科技的发展,信息时代知识的猛增与更新速度的加快,必然对人的专业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客观上决定了大学生走向社会后的不适应性。所谓生活技能是指个体能够采取正确的、适当的行为,有效地处理日常生活中的需要和挑战的能力。大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基本上处于与社会隔绝的状态,对社会缺乏了解和认识。刚进入工作岗位,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有许多东西需要重新学习。随着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剧,现不少大学毕业生总会发出“做人真难”、“活着真累”的感慨。
2.知识、能力的不足。
调查显示,毕业生在工作中明显感觉到知识不够用、能力不足。这说明大学毕业生的业务素质还不算高,他们在知识、技能和能力方面实践上还明显不足,特别是当今时代,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对人才规格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一些重要科研课题、技术革新项目与一些边缘学科,往往仅具备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是不够的。社会和学校的群体不同,有的毕业生在学校期间通过锻炼培养了自己的组织、协调等方面的能力,但走上社会面临复杂的群体,应对这些人际关系上还显得不是很适应。
3.工作、生活实践经验缺乏。
大学毕业生之所以在离开学校后的社会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矛盾感,其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必要的生活实践经验,涉世尚浅,容易想当然地想象社会生活的美好,而又往往脱离现实条件。具体来说,一方面,从小到大,家庭教育忽视生活技能的训练,较少提供给他们生活实践能力培养的机会,他们养成依赖性,遇事易激动,情绪缺乏控制,处世不够老练。另一方面,学校教育多是传授理论知识,即使是少有的生活知识讲解,也缺乏真枪实弹的实践。生活技能是在掌握了相应的原理和操作方法的基础上,通过练习获得的,只有通过反复练习才能由不会到会、由不熟练到熟练,继而逐步形成技能。所以,生活技能的培养是以探究体验为主要形式的实践活动,只有把智力活动和操作活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重视直接体验和经验学习,才能使多方面的实际能力得到培养。工作上更是如此,在学校主要是理论的学习,对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有相当的差距,平时也缺乏到工作一线锻炼的机会,所以一踏上工作岗位,便感觉缺乏实践技能,导致焦虑等心理问题。
四、心理问题的疏导对策
1.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让大学生毕业生形成稳定的心理状态。
(1)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陶冶学生的情操,塑造学生的美好心灵,培养学生的良好品德。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让学生在一种健康、融洽的关系中生活、学习和发展。优化校园文化环境,开展形式多样、健康活泼的文体活动、社团活动、学习竞赛、名家讲坛、社会调查和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加强学生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意识,并以活动为纽带,培养学生的人际交流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促进人格的自我完善。
(2)加强心理训练,增强心理素质。大学毕业生们应主动了解心理健康知识,掌握一些心理问题的鉴别方法和基本的心理调适办法,比如通过听音乐、看电影、阅读书籍等发泄心中情绪,可以有助于毕业生们及时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减少情绪波动的频率与剧烈程度,减少发生心理问题的概率。大学毕业生的心理健康,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发展,而且是保障家庭和睦、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
2.正确认识自我,确定新的人生起跑点。
有关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一般被看作是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研究思路。费斯克(Fisk)在批评以信息运输为目的的媒介工具论的同时，给予了强调意义生产的媒介建构论以“符号学派”的地位［6］。汉诺•哈特(HannoHardt)(1992)也明确把关注意义问题的建构主义媒介研究思想称为文化批评学派［7］。在我国，邓理峰也开始把建构主义媒介观当作与媒介工具论(或者媒介实在论)并驾齐驱的媒介研究范式［8］。即便如此，学者们并没有在媒介建构论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对媒介建构现实的不同倾向作进一步的探讨。媒介现实的虚拟性告诉我们，它不仅与经验世界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而且还与媒介活动参与者的个体心理紧密相关，媒介—个体—社会三者共同构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三角关系，由此也形成了三种有关媒介建构研究的基本范式:关注媒介文本的符号学范式，关注社会现实层面的社会学范式，以及关注个体心理的社会心理学范式。下面就理论来源、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等几个方面作进一步阐述。
(一)符号学范式在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中，来自语言文化领域的学者常常把目光放在媒介语言的具体体现———文字、图象、声音等媒介文本上面，一般采用内容分析或者符号学方法，通过研究话语的修辞与内容变化来研究语言符号的意义及其生产过程，这种思路可以被称为符号学范式。这种范式起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来源于我们共享的文化符码。这种语言符号的概念意义(所指)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就是借助语言符号来思考和区分其所生活的世界的。因此，我们正是通过语言符号这种媒介，把我们的现实世界与社会历史文化建立起了联系。罗兰•巴尔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符号学中的意指思想［9］，正式把历史文化纬度引入符号学研究领域。他认为符号能指与所指两个层面之间的连接关系是一种意指关系，其中有两个核心序列(如图1):第一个序列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揭示的意义称为明示意，也是符号的常识性意义;第二个序列引进了文化纬度，关心的是符号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第二序列中，第一层面的符号成为第二层面符号的能指，而这能指又重新获得意义项所指层。这一层面的意义称为隐含意(文化义)。这样就把意指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现实与文化领域。巴尔特认为，文化层面与神话一样具有虚拟的特性，因而也称之为神话层。正是因为有了“意指”过程，意义丰富的文化系统成为了神话学的所指层面。符号学也完成了从语言符号学到神话符号学的蜕变。从第一系统的语言学到第二系统的神话学，与人发生关系的现实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在第一系统中，我们面对的是物的世界，有赖于我们的实践活动来体验。感觉到的世界也是实实在在的物理世界，有时间和空间的规定性。到了第二系统，物理世界完全变成符号世界，或者说变成神话的世界。我们接触的世界是一个超越了物理时空环境的心理世界。在那里，一切的经验不再依赖于我们的身体实践，而我们的文化想象力赋予了多种多样的符号(文字、图片和声音等)以形形的意义，这是理解、解释的结果。大众媒介(既包括传统的报纸、电视、广播和杂志等，也包括以网络为纽带的新媒介)建构的世界，就是一个第二系统意义上的符号世界。这个世界，是媒介从业人员借助一系列的图象、文字和声音符号建构而成的，并以新闻、广告与娱乐节目的形式出现。学者们正是以符号学理论为依据，以媒介文本为研究对象，而解释与揭示符号世界的意义呈现就成了学者们努力的目标。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Fairclough)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包括话语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在内的话语分析框架［10］。文本纬度的分析包括“词汇”(主要涉及个体语词)、“语法”(涉及与分句和句子连在一起的语词)、“连贯性”(涉及分句与句子如何被连接在一起)一直到“文本结构”(涉及文本的大范围的组织属性)层面;第二个向度话语实践，牵涉到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第三个向度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主要是在与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中讨论话语。这三个向度具有递升特征，最后指向以政治、意识形态等形式体现出来的社会实践层面。这个模式虽然以社会实践为最高层次，但是始终围绕媒介文本而展开，重点是解释媒介符号多层面的意义，因而就社会实践层面而言还是不够彻底的。
(二)社会学范式社会学范式重点关注媒介建构现实过程中社会现实或社会结构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在社会现实与媒介现实的互动影响过程中知识的生产与消费问题。社会学范式的理论来源以彼得•伯格(Peter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Luckmann)的知识社会学为主。他们改变了古典哲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从形而上的逻辑世界转到我们身体力行的日常生活世界。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蕴含的日常生活现实因为具有高度的真实性而“成为最重要的现实”，它们“以一个互为主观的世界，也是一个我与他人共享的世界，呈现在我面前”［11］。也就是说，日常生活现实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具有最高实在的价值。这个世界只有通过行动者的社会互动才能建构完成。伯格和卢克曼认为，社会生活中任何一个实在的建构，都只能是社会地建构，即通过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本身来建构。而基本的建构程序为制度化、合法化和社会化，正是通过这些过程，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称为主观与客观融合在一起的社会实在。伯格和卢克曼的知识社会学，主要探讨了个体是如何通过语言的社会互动来建构主观实在与客观实在交错存在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及如何使社会实在与符号实在沟通连接起来。HannaAdo-ni等学者(1984)认为这个理论之所以能被应用于媒介建构研究，是因为“大众媒介(新闻和娱乐)在惯习化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它对制度，既而稳定社会体系所提供的支持”［12］。说到底，该理论解决了媒介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媒介在建构社会现实中的重要地位等问题。由于社会学范式的研究重心在社会结构、社会化等社会一端，因而来探讨这种研究范式的研究问题时，我们会发现，文本意义或观念等文化范畴不是它的核心问题，相反，常识性的“知识”更适合成为媒介建构研究中社会学范式的研究主题。更确切地说，“知识”构成了各种意义的结构，离开它们，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而且，在媒介建构研究中，知识不是固有的，它是社会互动的结果，与社会互动密不可分。知识与社会结构、社会互动等共同构成了最为重要的研究命题。
(三)社会心理学范式社会心理学范式认为，媒介现实的建构是媒介活动参与者对媒介符号的接受、理解与阐释的过程，也是媒介活动参与者自我认同的过程。故媒介活动中参与者的心理及相关外在化就成了关键问题。该研究范式主要来源于符号互动论。符号互动论发端于乔治•赫伯特•米德(MeadGeorgeHerbert)，完成于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Blumer)。布鲁默认为符号互动论有三个基本前提:人们对事物所作出的行动是建立在意义基础上的，而这事物是因为意义而存在的;这些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一个人与他的同伴之间的社会互动;这些意义通过一个解释的过程得到处理或调整，而这个解释过程是人们在处理他所面对的事物的时候采用的途径。布鲁默进一步把它们概括为五个核心内容:自我(theself)、行为(theact)、社会互动(socialinteraction)、物体(objects)和集合的行为(jointaction)［13］。那么，符号互动论为何会成为重要的媒介建构研究范式?符号互动论虽然是一种心理学理论，但是它与传统的心理学理论不同，它的研究重点在于个体的符号互动。而媒介世界是典型的符号世界，受众接受与处理媒介信息的过程恰是典型的符号互动，而且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研究媒介建构又很好地填补了个体心理这一重要纬度，因此符号互动论就被运用到了媒介建构的研究中。传统的心理学来自于西方的实证思想，在研究思维与方法上倾向于定量实证。但是符号互动理论关注的是符号的互动，倾向于阐释法，例如生活史、自传、个案研究、非结构性访问以及参与式观察等。而研究的社会问题也与传统心理学大相径庭。JMCharon(1998)特别列举了多个研究例子。如在种族问题上，可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社会互动、传播、文化等策略上来理解种族主义和种族冲突;就性别差异问题而言，符号互动主义者所要努力理解的性别差异，就包括个体是怎样被社会化的，我们是怎样逐渐地接受我们的身份和界定该做什么等问题上［14］。国内学者毛晓光认为，当前用符号互动理论来研究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会越轨、两性符号命名、校园人群互动机制和移民的心理社会适应性等一系列问题［15］。
二、对三种研究范式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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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良好心态培育;研究综述
当前大学生良好心态培育问题已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从思想政治教育视域来研究培育大学生良好心态的问题就先要对当前国内外对此的研究现状进行理论上的梳理和分析。接下来，本文将从国内研究现状的综述，国外研究现状的综述，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价进行论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的综述
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中查找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并且论及到大学生良好心态培育的文章，对它们进行归纳和梳理后，我认为能够从以下几方面来阐述学界对本课题的研究：
⒈对心态的定义。翟云翔认为：“心态是心理态度的简称，是人们各种心理品质的具体表现，包括意识、气质、兴趣、观念、情感等等。”[1]赵卫川：“心态是心理态度的简称， 是人的各种心理品质的具体体现。它是人的意识、观念、动机、情感、气质、兴趣等心理素质的某种体现。”[2]张建勇指出：“心态就是由当前事物和过去经验引起心理活动在一段时间里出现的相对稳定的持续状态，是一个人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在特定时间内的综合表现。”[3]
⒉对良好心态的定义和内容。廖石美认为良好心态：“指对于跟自己有关的事物作出积极性、建设性的心理反应。”[4]邱镛妃认为良好心态：“是一种正向、乐观、平和、进取的心态”。[5]良好心态的内容，翟云翔认为“良好心态包括的内容有：学习心态、乐观心态、从容心态、宽容心态、坚持心态、感恩心态等。”[6]
⒊良好心态的作用。翟云翔指出良好心态“使人乐观、向上、热情、自信，是事业成功的先决条件”，[7]邱镛妃认为拥有良好心态的人“总是从积极角度平和地看待客观现实，能够一分为二地看待事物，遇到不幸或不顺心的事情时，不会怨天尤人，反而能从不利的事件中看到有利的一面。”[8]
⒋影响大学生良好心态培育的因素。翟云翔认为有两个因素，“恋爱因素和学习心态因素”。[9]赵卫川分析了影响大学生良好心态培育的环境因子，指出了三大因子“1.社会进步的大环境带来的挑战，2. 日趋激烈的就业竞争带来的压力，3.不同家庭生活条件带来的影响”。[10]
⒌培育大学生良好心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胡宇南，罗映光指出大学生良好心态培育“1，有利于维持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2，是树立大学生良好社会形象的重要前提，3，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1]赵卫川认为重视对良好心态的理解，对于“加强对莘莘学子如何处理好学习与就业、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能力、感情与生活等方面的问题， 始终保持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心态就显得非常重要。”[12]邱镛妃“培养大学生积极心态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保障大学生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13]
⒍培育大学生良好心态的对策建议机制。谭金蓉指出应努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构建大学生心态追踪调查与调控机制。第二，培养大学生基于能力的自我效能感。第三，形成以行动为主导的应对方式。第四，建立积极心态培训机制。”[14]高阳，马宁指出要“（一）制定并实施培养计划。（二）加强阳光教育。（三）关键的问题。”[15]翟云翔认为“（一）良好恋爱心态的培养。1.树立正确的恋爱观，2.正确处理学习与恋爱之间的关系，3.学会理性控制。（二）良好学习心态的培养。1.学习投入，2.学习调整，3.学习积累。（三）良好学习风气的培养。”[16]李俊芝“（一）积极引导和教育。（二）建构多维度的社会支持系统。（三）让大学生掌握自我调节心态的方法。”[17]构建大学生积极心态培养机制，邱镛妃认为“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高等学校大学生积极心态培养长效机制，包括教育机制、环境机制和评价机制”。[18]
⒎培育大学生良好心态的路径。谢丽丽主张“（一）注重自我调节，培育健康的思维方式、掌握心理健康的方法。（二）注重思想引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主流意识。（三）注重模式创新，引入主体间性教育理念提升大学生主体意识。（四）注重形成合力，构筑高校与家庭、社会培育一体化环境。（五）注重机制创新，建立大学生心态失衡监测预警机制。”[19]赵卫川探索了其有效途径，指出“1. 培养积极的心态，2. 培养忠诚的心态，3. 建立谦虚待人的态度，4. 培养感恩的心态，5. 培养同理心态。”[20]以某种方式，方法来培育，马积德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式，“以做平凡事，做平凡人，走平凡路为渠道，通过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来培育大学生良好心态。[21]
二、国外研究现状的综述
国外对于心态问题的研究是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心态史学，文化学等都会关注的，并且国外学者更多是应用多学科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去从事心态问题研究。其中对于研究心态问题有代表性的有社会心理学，西方心态史学。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社会心理现象和群体社会心理现象的心理学中的分支。更确切地说，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个体和群体对社会表象在心理上呈现出来的反应。那么，个体和群体的某些个心态问题也是对社会表象在心理上呈现出来的某种反应，因此就可以说，社会心理学是将个体和群体的心态问题当做心理问题去研究的。西方心态史学是西方将历史学知识科学和心理学知识科学融合起来形成的一个新领域，新理论和新方法。西方心态史学有双重含意“第一，方法论的含义，即心态史学是运用心理分析手段考察历史上人们精神状态的一种研究方法;第二，理论思维的含意，即心态史学是理解和解释人类历史活动的一种认识方式，它重视历史上各种类型人物的欲望、动机和价值观念，重视历史上各种社会集团、各种阶层的精神风貌，重视平静年代人们的精神活动和激荡岁月中人们的精神变化，重视上述这些因素对历史进程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2]西方心态史学对于心态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在现时期从国外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来看，国外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直接去研究探讨培育大学生的良好心态，却是将培育大学生的良好心态渗透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之中。从内容来看，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发展，国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日渐丰富，包括了“如环境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人权教育、现代人消费观念教育、国际和平与理解，以及适应未来社会的品德与素质教育等。”[23]从途径上看，“西方国家在实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一个共同点;以学校为中心，形成呈辐射状的家庭、学校、社会的相互配合的全方位教育网络。”[24]例如不仅“美国和西欧高校内严整的学生工作机构”，[25]并且往往还“通过职业咨询、心理咨询等方式进行”[26]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去塑造大学生的良好心态。从方法上看，国外高校注重运用多种教育方法来施行思想政治教育，“除了理论教育，还有大量的实践活动及环境感染熏陶教育，如调查与社会服务，课堂教学与各种校园活动等。”[27]正是通过这些既丰富，又“隐蔽”和“渗透”的思想政治教育，潜在地，历时弥久地养成大学生们良好的意识，态度，情感，观念，动机，兴趣等，至此培育出大学生们的良好心态。
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价
国内关于大学生良好心态培育的书籍，大多是从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管理学，思维科学，医学等学科视角去研究大学生良好心态的问题;至今国内尚无一部从思想政治教育视域来研究大学生良好心态培育的书籍。
国内在这方面的期刊文章包括学位论文的数目并不多，查找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且对这些期刊文章进行梳理和归纳后可以看出：对大学生心态的研究，重要期刊文献总共有七篇。在这七篇重要期刊文献中研究社会心态的就有五篇。从时间上看，这七篇重要期刊文献多是集中在最近的三、四年时间内发表出来的。说明近三、四年来学界对心态问题的研究有了一定成果。从内容上看，研究最多的就是社会心态。在重要期刊文献中有五篇都是研究社会心态的，有四篇都是研究大学生社会心态的。对大学生社会心态的研究有从不同时代，不同视域，不同角度进行的。并且指出了培育大学生社会心态的现实途径，这些对大学生社会心态的研究对本选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和启示。
国外的思想政治教育至今从未对培育大学生良好心态做过理论上的研究，但实际上，却是已经做了培育大学生良好心态之事。国外高校中设置课程中包含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另外，高校拥有系统的开展学生工作的工作机构，再者，已经形成了以学校为中心，家庭，社会都彼此协同作用，这些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发挥着思想政治教育作用，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手”;在国外“但社会生活中处处渗透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28]，这是“看不见的手”;正是通过“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交互作用来养成和塑造大学生们的情感，兴趣，动机，意识，观念等构成心态的各个要素，去培养大学生们的良好心态。
总体来看，对于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视野大学生良好心态培育的国内外文献资料，都有着其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这些都为我的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提供了理论研究上的出发点和立脚点。（作者单位：湖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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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见危不救 犯罪化 亲社会行为
近年来，见危不救行为在生活中频频发生。中国民众对于此种事件的舆论甚嚣尘上，各阶层民众从不同程度上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不断地声讨与讨伐见危不救行为的恶性事件。一时之间，要求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成为了社会媒体与大众的主流声音。虽然所有的讨论与批判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规制这种行为、减少这类现象的发生。但是立足于目前我国社会的现实，刑事立法是否应当不加限制地将一般主体的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还亟待深入研究与探讨。见危不救行为涉及了伦理、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社会心理学等诸多方面。人们对见危不救行为的价值判断容易受到个人认知、群体性情感、风险认知、自身能力的评价、文化传统、社会情感等所影响。关于见危不救是否应当犯罪化，本文侧重从亲社会行为角度进行探析。
一、“见危不救行为”的概念界定
关于见危不救行为的界定，学术界亦是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见危不救行为指在特定的危险情况下，行为人明知自己不对受害人实施救助，当事人就会发生死亡危险，有能力施救而不予施救的情形。有学者认为，见危不救行为是指救助者意识到他人的生命健康处于或即将处于重大危难之中，经过判断，认为该救助不会侵害自身及第三人利益，有能力救助而不予施救的情形。
从上述学术界的观点来看，见危不救行为的这些定义都具有如下要素：一是所需救助的利益处于或即将处于危险状态；二是见危不救行为人对于他人利益没有实施救助。然而，我们讨论见危不救行为的定义时，见危不救行为的主体是否应当不加限制地扩大到一般主体，而“危”的含义又该如何界定。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文的见危不救行为应当做如下定义，指他人生命健康或财产受到重大威胁时，有能力救助而不予救助，或虽不能施救但能协助而不予协助的行为。首先，见危不救行为的主体，在本文中讨论不加限制地认为是一般主体，不仅包括负有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主体，且包括仅负有道德义务的主体。其次，“危”的含义应当界定为，他人或公共利益处于重大危难时，导致或即将导致生命或财产的重大威胁。这种“危”的程度应当具备紧迫性，即人身安全或是财产利益受到的威胁必须是紧急的；严重性，即危险的发生必须具有严重性；真实性，这种危险应当是真实存在的，而非救助人臆想或误以为存在的，并且应当排除他人以欺诈的手段使救助人误以为存在的情况。再者，从见危不救行为的主观方面讲，应当认识到危险状态的存在。若救助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状态，或是认识到危险状态且认为不紧急、不严重、不真实，则不构成见危不救行为。从见危不救行为的客观方面讲，救助人应当有能力救助、报告或是呼救，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的要求都不应当强人所难。
二、“亲社会行为”的概念界定
在一些情况下人们会选择见危救助，而这一过程受社会认知、情感因素和推理决断等因素的影响。与利他主义动机的说法相比，笔者更倾向于救助行为属于亲社会行为的范畴。见危不救行为与见危救助行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它涉及了伦理、道德、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社会心理学等诸多方面。本文仅撷取一个视角，即从亲社会行为角度探讨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应当犯罪化。
探析亲社会行为对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的影响，首先，我们首先必须对亲社会行为的含义作出界定。亲社会行为是心理学家用来表达社会所确定的道德行动的术语，亲社会行为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指一种有利于他人的助人行为，这种助人行为符合社会期望的、对他人、社会、群体有益的行为。某种行为是亲社会的，并不意味着该行为一定是纯粹意义上的牺牲自己利益的行为。亲社会行为是既可以包含利他动机，也包含利己动机的。亲社会行为，不管助人者的动机是什么，助人的各种动机既体现为有利于他人、社会、群体，同时也存在自我满足感或获得物质利益等方面。亲社会行为主要包括谦让、合作、分享、奉献、同情、助人等形式。
（一）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