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并非反对分配正义
对马克思反对分配正义的误读肇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罗伯特?塔克尔和艾伦?伍德等人引发争论，一大批学者诸如胡萨米、杰拉斯、布坎南、科亨等人纷纷加入论战，这些争论有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篡改，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诚然，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确实“把‘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的观念当作‘陈词滥调’加以攻击”①。在马克思那里，只有“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才能保障完全意义上的平等和正义，否则，即使是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所实行的“按劳分配”的“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②。据此，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反对分配正义，拒斥和批判平等、公平，这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性误读。基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马克思认为，分配正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是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此说来，分配正义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最早发生于马克思所说的“第一大社会形态”，当整个社会处于普遍的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中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资源极度匮乏，甚至没有剩余产品可供分配，此时社会不公表现为一种社会常态，个人偶然的公正意识和公正诉求根本不可能具有社会普遍性，因此分配正义也无从谈起。只有当人们从人的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得到一定的自由，成为独立的个体进入“第二大社会形态”中——即私有财产关系表现为现代工业资本的“资本逻辑”统治，资本与劳动、资本家与工人的普遍对立支配整个社会结构格局的资本主义时代，分配正义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巳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于是，靠血缘宗法关系、人身依附、等级从属支撑的社会，被得到一定人身自由拥有不同数量财富的“平等的人”组成的“市民社会”所取代，资本奴役劳动、物统治人，分配正义的诉求真正取得了普遍性的社会诉求形式。马克思从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自身越贫困这一现实中的异化现象出发，揭示了私有制下异化劳动的秘密，批判了资本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以及资本与劳动、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而资本主义的这一内在矛盾的自我否定性已经决定了“第三大社会形态”将实现“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
这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为根本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那里，分配正义体现为遵循个体化的差异原则的“按需分配”，因而也表征着在社会范围内普遍实现的个人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洛克等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把正义归结为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权利的保障，力图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要素~个人权利特别是私有财产权利完全合乎正义的理念。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正义观建立在“自然法权”先验逻辑预设的基础之上，而“自然法权”虽然以法权的形式确认了市场主体平等、自由的法律地位，但是由于它以理性为原则，从抽象的人和抽象人性出发，抽象掉了现实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异，因此所谓“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其实“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充其量不过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辩护，本质上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和拉萨尔等人的“平等工资”观念，反对把社会主义的任务归结为实现抽象的“公平”、“正义”、“平等”等等，正是因为这些道德观念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幻象，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法权表述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等，作为抽象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正义，在维护形式正义的同时也造成了实质的不正义。在马克思看来，一个正义的社会必须消除在劳动活动及其结果之外的一切不平等，因此，正义与否不应从分配方式决定的法权观念中寻找，而应从生产方式决定的经济关系中寻找。
基于马克思劳动权利平等的分配正义原则，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和制度背景，即生产资料为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劳动价值的统一标准，等量劳动时间创造等量价值，由中央簿记机构根据每个人提供的劳动量统一分配社会消费资料，也就是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是自由而平等的，而相对于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则仍然是一种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由此可见，对马克思关于“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的引证不能孤立地看，马克思并非简单地反对分配正义，而是超越了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以宏大的唯物史观来探讨消灭私有财产、消灭资本的根本路径，通过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实现，以追求人类全面发展自由解放的正义旨趣来探索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真正的公平正义不是用平均主义去决定不同人的分配所得，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只能按照某一客观尺度进行分配，这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而按劳动成果分配，恰恰体现了经济还不发达或还未充分发达社会的公平。因此，我们不能忽视、更不能抹杀马克思对正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二、资本泛辑与分配正义
当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视野来审视分配正义问题时，就意味着这个问题已不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了。如果说经济学解释力的局限性呼唤着经济学走向哲学，哲学分析的抽象性要求哲学走向经济学，那么经济哲学正是在这双重呼唤中生成的更佳路径。事实上，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它原本不是一个单纯对当代经济生活范畴的批判，而是一个与人类生存进化、与国民财富相关联的经济解放运动，承载着对经济现代性的诊断和批判。我们看到，正是在作为经济学与哲学交叉学科的经济哲学理论视阈中才生发出对分配正义的完整追问：分配正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具体原则和现实举措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马克思曾经指出：“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
人类历史演进到货币化的生存世界，尤其是出现了具有无限增值本性的资本之后，资本逻辑刺激人类的无限欲望，造成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矛盾：“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而这一矛盾又通过观念层面的“经济个人主义”、“价值通约主义”以及“欲求消费主义”等，无限地夸大为资本逻辑的普遍永恒，从而直接导致公平与效率的失衡、贫富差距悬殊的呈现和加剧。可以说，货币化生存世界中资本的逻辑越是展开，分配正义越是陷入矛盾境地。其一，经济个人主义在分配正义的天平上为预设的“理性经济人”添加了功利主义砝码。经济.个人主义，以个人经济行为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构成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行为主体的原子式个人，即无限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功利主义的个人从主观感受出发，仅仅考虑个人当下的个人权利、经济利益；而满足这一私人利益和利己心的根本手段则是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构成这一生产与交换体系内在逻辑的就是货币原则或资本原则。经济个人主义不但认为集体利益天然地就是个人利益的加总，全然不顾现实的个人真实的生存处境，更为重要的是，就功利主义对人的心智的蒙蔽和侵蚀而言，它造成了一种假象：工人和资本家一样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而劳动，因此，资本家出钱，工人出卖劳动力，他们之间是公平的交易。其二，价值通约主义的平等原则本身成为不平等的源泉。价值通约主义，以经济性符号来兑换对象化世界的一切存在。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即货币，乃是最具价值通约性的经济符号，成为“人人经手、事事需要、天天相遇、处处流通”的“经济大车轮，商业大工具”，客观上造成了货币可以通兑一切的假象。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初，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以“经济人”的“平等”来颠覆封建制度“等级人”的不平等，但这个价值通约主义的光荣理想很快被资本剥削剩余劳动价值的秉性所造成的阶级不平等所破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价值通约主义的批判是与他对资本主义三大拜物教的拜物逻辑批判联系在一起的，从商品拜物教到货币拜物教再到资本拜物教，价值通约主义裸地表现为：“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转化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②。“商品一货币一资本”的拜物逻辑、攫取剩余价值所遵循的价值通约主义乃是服从于自我无限增值的资本逻辑，至此资本逻辑已取得了支配整个社会行为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三，欲求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控制着日常生活，消费的平均化替代了分配正义的问题。欲求消费主义，以一种虚假的欲望符号体系操纵和奴役着日常生活世界，生产第一性被消费第一性所取代，资本的触须扩张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人们的需求与日常生活受到了全面的编排，表现出一种消费盲目从众和文化无意识的状态。
当今世界，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以普遍异化劳动为主要特征的非人的残酷性现实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了，资本主义的统治不再表现为将普遍的物质匮乏和超强度的劳动强加于工人，而是凭借经济技术发展的成就对工人更加“温和”地控制，这种控制依赖于欲求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精神支柱，通过许多细致精微的形式不知不觉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侵蚀着人们的社会意识，让人们相信消费的平均化已经使分配正义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于是，资本主义通过控制消费全面控制了日常生活。此时，人们消费的对象不再直接是使用价值具体的物性，而是消费符号，在其中能满足欲望的自我价值认同的符号。流行与时尚消解了传统社会个体所承载的理想、信念，成为唯一能够统一与引导人们行动的共同神话。消费！消费！再消费！这是消费社会的符咒，因为贫困不再是人们最担心的问题，人们宁愿“举债度日”、“恶意透支”、“报复性消费"、“炫耀性消费”，也不愿被流行体系抛弃。在“我欲故我在”、“我买故我在”的消费社会宣言中，资本主义完成了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化。
三、分配正义何以可能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彻底消灭阶级对立和私有制，才能实现对资产阶级正义观的根本超越和对资本逻辑的根本超越。一方面，长期的剥削与阶级斗争会使无产阶级在数量与力量上达到巅峰，最终资产阶级的统治，扬弃私有制；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是物质财富的极度丰富，人们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基于这两个方面条件的成熟，当私有制彻底被废除，共产主义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时，人们必然都能够充分地自我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那时，不再具有利益冲突，也就不再有阶级分化，平等就变成不可避免的了。然而，一些学者基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事实对此产生了新的看法。例如，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科亨?认为，在马克思那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强，从而能够自动地成为革命的主力军，而科亨发现，受剥削和极度贫乏的无产阶级正处于一个解体的过程中。另外，社会生态危机的出现表明，我们的环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可预见的将来，物质资源总是稀缺的，无法实现按需分配，如果说存在一种摆脱危机的方法的话，它必定包括要大大减少分天的消费。阿马蒂亚?森也提出了可行能力平等（equalityofcapabilities)观，在森看来“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自由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因此促进人们的可行能力是实现平等的首要任务。在与德沃金和诺齐克关于平等与自由的论战中，科亨最后得到的结论是，我们对于生活具有平等的选择权，也就是我们的不平等要反映我们履行的不同责任。
科亨在评析罗尔斯《正义论》的基础上，认为分配正义的对象不只在于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或者说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根本制度，他更强调两种力量：一是权力的力量，即正义的制度；二是个人的力量，即在正义制度框架之内的个人选择。因此，除了强调我们要重视正义制度的建设之外，他还特别强调我们要重视社会风尚的改造。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就意味着分配正义得以实现至少需要三个基础：一是权力体系对资本逻辑的制约，二是正义制度的建设完善，三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文化风尚建设。一言以蔽之，在社会主义力量的引导与制约下，处理好权力、资本及其相互关系是分配正义的现实核心问题。首先，权力体系对资本逻辑的制约至关重要。科亨“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的诘问发人深省，在私有制存在的状况下，劳资矛盾是必然存在的，这个时候权力体系的制衡作用体现了保护劳动者的重大立场，彰显了劳动的价值。资本逻辑总是追逐利益的，经济个人主义的市场原则有重大缺陷，会导致收人和财富的不平等，甚或是极端的不平等。正如有学者大声疾呼：“一种社会制度，如果把真正人性化的社会应当拥有经济发展的最大化、社会发展的最大化、人的全面发展的最大化的三者目标，仅仅变为单一的追求资本发展最大化的目标，它一定是一个失控的社会，资本失去公共权力的监督，人的贪财欲望会把社会变成‘霍布斯丛林’；它一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精神严重遭受物欲挤压，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处处可见，人的精神家园严重失缺；它一定是一个危险的社会，财富的无度扩张，必然导致社会更严重的不公，社会矛盾激化，各种冲突乃至战争不可避免。”?因此，只有捍卫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权力体系对资本逻辑的制约，才能消除市场任性对劳动和消费权利的影响。其次，正义制度的建设完善必不可少。资本的本性就是扩张，资本逻辑的渗透与社会关系、权力体系的勾结是灾难性的。事实上，由于市场风险和天赋差异造成的贫富差异并不会引起人们极度的愤怒，人们痛恨的并不是单纯的财富差异，而是对于财富的贪婪引起的权利侵害与权力腐败造成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
【关键词】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 哲学思维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6-0036-02
一、思S与哲学思维
理解哲学思维，首先要理解一下思维。思维按意识形式的不同分为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逻辑思维以知性、理性活动为主，其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推理。形象思维是以感性为主的活动，其基本形式是意象、想象、联想。思维按对象和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日常思维、文学艺术思维、科学思维、宗教思维、哲学思维等类型。由于哲学研究的对象具有超验性和高度抽象性的一面，这种性质使人们不能直接感觉到它，也不能用颜色、体积、温度、导电性等感觉经验的术语来描述它，因此哲学思维具有超越性、整体性、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特点。
二、哲学思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
政治经济学以研究经济活动为对象。但经济活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在由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等活动共同组成的社会环境中运行的。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不仅要研究它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还要全面探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但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并不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所以要运用哲学中的社会形态，即唯物史观的理论来看待资本主义本质论的宏观理论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以哲学的视角研究政治经济学，用哲学的思维方法分析把握政治经济学，从更宏观的视野准确、全面、深刻的认识经济、研究经济，才使我们清楚了经济发展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从而准确的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因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1.用哲学思维研究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背景和指导原则。
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来看，伟大导师马克思在其进行理论研究的过程时，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而是其在进行历史哲学研究的过程中遇到难题，为了解决其所遇到难题，如不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无法继续，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于哲学语境哲学思维中，从哲学思维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背景和指导原则。
2.用哲学思维研究政治经济学，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和作用。
马克思一生的理论研究的两大突出贡献是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和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而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马克思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揭示物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消亡的必然性以及它将被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这些实际上就是确立了他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所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目的，而是从宏观视角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从哲学全局性、整体性的视野和高度入手研究经济问题的，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最终必将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3.哲学思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首先：从哲学思维超越性、整体性角度，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线索，探讨的主题是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那么，它是怎样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呢？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就是具体到在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的根本任务。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要探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首先就要有一个理论武器。这个理论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讲包括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解读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提供了理论武器，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资本主义本质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解读，揭示了资本主义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证明和运用。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经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证明和运用；最后科学社会主义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落脚点。
其次：充分体现哲学思念批判性、反思性特性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大量运用
辩证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主义立场，也是马克思始终坚持的彻底的批判主义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体现辩证法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种，主要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矛盾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
（1）“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运用“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从简单概念到复杂概念，从概念到原理进行一系列理论研究和阐述。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核心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劳动价值理论是整个商品经济理论的一般规律，是研究资本主义本质的一个理论前提，具有普遍性意义。要想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剩余价值理论，首先就要清楚商品经济的一般理论：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研究劳动价值论的关键词是价值。他的劳动价值论找到的第一个层次是价值。如何找到价值？马克思以商品为切入点，研究商品二因素：价值和使用价值，从而找到价值这个关键词。马克思在此处研究价值，是从价值质的层面上看。这一部分要运用哲学的理论，特别是哲学中辩证法里面的质量统一来理解。任何商品都是质量的统一，价值也是质量的统一。研究商品二因素，探讨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看价值的质的问题。在这里面只关注质，不探讨量。找到了价值，接着再探讨价值的来源是什么，由谁产生？从而进入第二个层次：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抽象劳动） 。马克思找到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形成价值，从而找到价值形成的源泉。找到价值的质及价值形成源泉以后，运用哲学辩证法里质量统一原理来进一步理解政治经济学里的价值，从而进入第三个层次：价值量（生产环节）。如果只谈价值，一般把它界定在质的层面。只有谈价值量，才是关于量的问题的理解。
研究价值量是怎样决定、由谁决定、如何计算的问题之后，必然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规律，这样便进入第四个层次：价值规律（生产、流通） 。价值规律是从生产到流通、从质到量来研究整个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包括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即对价值的质和量是怎样决定的问题做规律上的理解。 第五个层次叫价值形式发展。价值形式发展有四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落脚点到货币阶段，即价值的最高形式是货币。为什么要谈货币呢？因为找到价值的货币形态，才可以看到货币购买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后转化为资本。劳动力成为商品生产出剩余价值即产生价值增值。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揭示出资本家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本质和实质。这部分为剩余价值理论研究做了理论上的铺垫。
（2）矛盾分析法
矛盾分析法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矛盾分析法的广泛运用不胜枚举。如：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时，以商品作为切入点，通过剖析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展现了作为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关系：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二者是对立统一关系。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是指：两者相互依存，统一于商品体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是指：两者相互排斥，二者不可兼得。买卖双方都不能同时既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又获得商品的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把商品卖出去，才能使商品的生产者实现商品的价值，使消费者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解决存在于商品内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揭示了决定商品二重性来源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3）历史与逻辑的方法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考察时，既有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的考察，也有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察；既考察它的历史和现实，也分析它的发展趋势。纵横结合，全面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凸显其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非永恒性。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两个最伟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在剩余价值理论研究中，从资本分析到剩余价值生产、掩盖与瓜分与分割、最后到经济危机，这一研究脉络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矛盾萌芽的简单商品开始，到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的时间发展顺序，运用历史与逻辑方法的结合，最终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客观、准确地揭示出资本主义本质；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社会代替；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在2005年高校本科思政课新课程方案出台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一起整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思维研究，不仅可以更加完整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而且可以为学生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周呈呈：《资本论>哲学语境研究》，海南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论文摘要：本文从经济哲学的概念出发，解释了什么是经济哲学及经济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重点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历史地位，以及在当今社会的时代背景下的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经济哲学的概念及传统的历史发展
关于经济哲学的概念，有人认为经济哲学"处于哲学和经济学交叉地带"，研究的是各个经济形态的"共有的、基本的规律和问题"。而有的人则认为：经济哲学"不是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所形成的交叉学科，而是一门部门哲学。还有一种中立的看法："经济哲学是用哲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或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具有哲学性质的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我国有关学者认为“经济哲学是一门专指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学科，属于与经济学相交叉，渗透着经济内容的应用哲学。
自从亚当•斯密正式建立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之后，经济思想的出现就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正是在古希腊的哲学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思想是如何从哲学中发生的，如何作为一种经济哲学开始出现的。古希腊作为经济哲学的诞生地，作为经济学的发源地，为我们更好的研究经济哲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古希腊的哲学家们自苏格拉底开始将目光注意到人自身上来，“人是万物的中心”，“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在古希腊，正是由于这种对于人自身的哲学关注中逐渐发散，才产生了对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经济事务的性质的理解，这就是经济哲学的方法。这样的传统一直传承到亚当•斯密那里，我们可以从他的代表著作《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的关系中便可以发现。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是将哲学与经济学研究相结合的典范
马克思的一生都很重视对经济学的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都体现了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使其哲学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是经济学的，但是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又是哲学的。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哲学与经济学研究的结合，从而使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变成科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在经济学和哲学的创造性结合中作出贡献：一是创立唯物史观，二是提出剩余价值学说。对哲学的经济学研究催生了唯物史观的哲学之果；而在新的哲学指导下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改造又导致剩余价值学说的诞生。
（一）马克思主要的代表作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本著作虽然都是哲学性的，但其深厚的根基却是经济学的，即是对经济学研究的哲学升华。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科学实践观的建立。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包括对劳动的理解，都不是停留于经济学的层面，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把实践理解为感性的、对象性活动，理解为现实的主体实际地改变对象世界的活动。可见，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哲学升华。
第二，对人的本质的科学界定。历史是人的活动。通过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马克思提出了根本不同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新认识。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指的就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而劳动是构成社会关系总和的基础。这表明人的本质是移植于人们头脑中的由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个人的社会关系，人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存在。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这两本著作也充满将哲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社会的创造性成果，它们的发表标志着新世界观的公开问世。马克思致力于在继承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最终提出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研究的思想结晶，它既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又是内容极其丰富的哲学著作。在《资本论》中，一方面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等逐步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领域，另一方面，又不断回溯到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形态以及向未来共产主义过渡的经济运动必然性的考察，实现了在社会生活总体中具体地、历史地把握人类历史前进的规律。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对当代社会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从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主要表现在立足于社会结构理论，从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态大趋势。我们在致力于新时期经济哲学的建设时，应当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的这种传统。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善于运用经济哲学要研究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是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它研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协调二者的发展。从经济社会的现实出发研究，对社会主义市场发展动力机制，经济行为的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全面发展等一系列问题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整体性；政治经济学；繁荣与振兴
中图分类号：F09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1-052-05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末《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迄今为止，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整体上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思想界和政治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近些年来，相比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繁荣，政治经济学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去经济学化”，即指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对象、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研究人员的专业志向及研究成果等方面呈现出逐渐远离政治经济学的趋势。本文在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现状的基础上，揭示了“去经济学化”的成因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利影响，强调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促进研究进程的深入和研究成果的推广，重振政治经济学将是未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的现状和表现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日渐浓厚的哲学色彩，研究成果更加靠近哲学学科
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哲学家就一直处于多数席位。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创始人卢卡奇、科尔什和葛兰西都是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传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实就是：专业哲学家在其中占了压倒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得到改变，当时除了萨特放弃了学术生涯成为一名作家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所有的幸存者……都成为专业的哲学家”。20世纪50-60年代，当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阵地转移到高等院校之后，相关学者的学科背景也大多是哲学。如意大利共产党的一位重要人物德拉·沃尔佩，曾经以专业哲学家的身份发起了一场范围较广的哲学论战。由梅洛·庞蒂（1955）、佩里·安德森（1976）和马丁·杰伊（1984）等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罗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单中，专业哲学家无一例外地占据主导地位。正因为如此，国内学者通常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定性为哲学、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很少有人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济理论联系在一起。事实也是这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确实较少涉足经济学领域”，甚至“特别轻视以至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由于多数研究者的专业哲学家身份，必然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语言特点以及叙述方式等方面不断靠近哲学学科。翻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资料，极易让人产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哲学流派或哲学思潮相等同的错觉。
第二，除了哲学以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化艺术、社会学甚至历史学等领域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政治经济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哲学化倾向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从40年代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又逐步转向文化批判领域。二战后，文化研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文化作为研究的中心议题，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忽视经济学和政治学。除了文化领域的繁荣以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也十分显著。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陆续落入低谷，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在社会学和历史学中得到了保留。在这一阶段的美国，生态环境、性别种族、社会阶级、全球化以及新帝国主义等社会问题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主题。关注拉丁美洲的一些学者，如保罗·巴兰、安德烈·弗兰克、卡多索等人，主要以社会学为导向研究不发达问题。与此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领域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法国年鉴历史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关于“经济世界”的概念，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都产生了一定的启示作用。而《马克思主义与整体性》一书的作者马丁·杰伊，以历史学家的视角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概念，试图从整体上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提供一个“历史平衡表”。他同时还强调指出，由于历史学家的思考是“非完成的、不确定的和解释性的”，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正在行进的过程”，仍处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动之中。美国当代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考察了人类社会与历史的变迁，对“阶级斗争和现代性的兴起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史学研究。”作为一位非常活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布伦纳的著述颇丰，其中很多观点和主张都引起学术界的热议。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去经济学化”现象值得警惕。安德森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曾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化倾向表示困惑，认为它“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的轨道。”。如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哲学化倾向仍在持续，而且相比于哲学、文化艺术、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进展，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严重滞后。学术界必须高度重视“去经济学化”，认真反思个中原因，并及时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的成因分析
第一，20世纪西欧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多次失败以及反马克思主义集权势力的影响，是导致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冷落的一个主要原因
一方面，以脱离社会现实、忽视政治经济学、注重哲学等学科为突出特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实践受到挫败后的结果。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苏联社会主义政权逐渐巩固的同时，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却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惨败。一些人的失望情绪剧增，“很少有人再相信正在兴起的第三世界将领导全球革命”，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放弃了改造世界的努力，转而试图去解释世界。他们“切断了它本该具有的、与争取革命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的纽带”，开始退回到书斋，变成了“彬彬有礼的乡绅”和“幻想破灭、失去了政治权威、墨守成规的学究”，而且颠倒了马克思由哲学转到政治学再到经济学的研究路线，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大都消失了，代之以哲学、文学、艺术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繁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远远超出了它过去的中间水平，达到了全面成熟的高度，而且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还很典型地率先研究文学的发展过程——深入到上层建筑的更高领域——仿佛要以灿烂的文采来补偿他们对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结构和基础的忽视。”。
另一方面，反马克思主义集权势力的影响，也迫使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远离政治经济学。20世纪30年代，随着德国纳粹势力的增强，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了逃避现实问题而不得不转向纯学术的探讨。如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基地，法兰克福研究所出于躲避纳粹的考虑曾出走美国。为了避免遭到政治上的报复和获得更多经济上的捐助，该研究所开始研究哲学、美学和艺术等非社会现实问题。20世纪40年代末期，当法兰克福研究所重新返回德国后，由于其重要成员纷纷被许以高薪或委以高位，他们的理论研究就更加失去现实批判的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给人以脱离现实政治活动的纯粹理论的印象，法兰克福学派要对此负主要责任。它的成员形成了一个国际性派别，他们享有终身教授职位，报酬优厚，不受市场的荼毒，受到学术机构的尊敬，但却对无产阶级日益蔑视——忘记了自己本来是应该支持无产阶级事业的。”意大利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被投入监狱，或者被迫流亡海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逐渐趋于沉寂。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马克思主义被当作异类成为打击迫害的对象，与马克思有关的课程被清除出课堂，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被送入牢房，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有好感或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纷纷被解除教职，马克思主义理论变得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立，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再一次受到了强烈压制。
第二，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不满以及苏联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失败的教训，是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缺少创新的重要因素
作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伊始，赋予自身的一个特殊历史使命就是对后者进行清算。他们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禁止对重大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或者持有不同意见，“堵塞了理论与实践之间沟通变革的任何渠道”，是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所谓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研究，却以冷落政治经济学为代价。加拿大学者阿兰·弗里曼在某种程度上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的原因，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美学领域的异端，而对格罗斯曼和罗斯多尔斯基等人富有挑战性的经济学理论视而不见，主要原因在于对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机械论马克思主义的不满。
20世纪50-60年代，得益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指导，西方国家迎来了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与此同时，苏联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一些痼疾不断显现，经济上的重大失误、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后果也被世人诟病，“当社会主义在东方正处于建设（或者被错建）期间，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也恢复了活力，这使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下降了。”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东欧剧变，西方世界再一次开始攻击马克思主义。有的西方学者直接宣告马克思主义已经灭亡，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了。因为“根据苏联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即原创马克思主义观点中所描绘的社会主义）来评判，苏联实验应该是一场显而易见的大规模失败。”有学者认为不仅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失败，而且包括柬埔寨和北朝鲜等国在内的一些“实现马克思式社会主义的尝试”的国家，也无一例外地都造成了“不可宽恕的后果”，因此，“以社会主义名义犯下的恐怖罪行不胜枚举，这足以让任何试图在21世纪追求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人止步不前。”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又一次处于低潮，政治经济学研究自然无法实现突破与创新。
第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阵营内部，以追求研究成果的实用性、有效性为导向，经济学研究的功利化趋向明显，理论研究的短期行为限制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发展与创新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去经济学化”，并非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完全将经济学研究拒之门外，或者该领域的研究彻底中断。事实上，二战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一些学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讨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原因，不发达政治经济学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巴兰为代表的“垄断停滞论”、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论”、以弗兰克为代表的“不发达的发展理论”、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和以阿明为代表的“不平等交换论”等学说，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分析了当前世界贫富分化的格局以及第三世界国家长期落后的原因。再如，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都把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积累作为研究重心，并且以制度为背景分析了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调节方式、积累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变化，探讨了资本主义发展形态的多样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现实问题。他们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还对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上述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共性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即他们都以现实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以提供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为研究的宗旨和目标。笔者认为，与社会现实高度契合的理论研究值得提倡，但是一味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单纯以实践为导向的理论研究必将导致两种可能：一方面，在研究主题的选择上，把是否有用作为取舍的标准，研究活动渐趋功利，研究成果也将由于缺少普遍意义和推广价值而无法产生持久的影响；另一方面，从短期看与现实关联度有所欠缺的、重大的基础性经济理论受到冷落，甚至被以过时、无用等为借口彻底放弃。其最终的结果是：因为经济学基础理论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实用性、有效性为原则的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由于缺乏深度的理论支撑，研究进程将无法深入，研究的成果和结论也将流于肤浅。最近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就是一例。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经济危机问题成为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是现有的成果表明，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只是局限于经济危机的现象层面，研究的目标直指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案和治理措施等当下难题，缺少从更深层次解释经济危机的根源、产生和传导机制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危机理论的解读，尚不能与马克思的原创性贡献相提并论。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去经济学化”的负面效应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受到破坏，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受到制约
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问题成为国内外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概念，学术界至今没有达成共识。国外有些学者从代表更多人立场的角度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国内学者大多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及马克思主义学科等三个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宗旨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整体性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整体性，谋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理论支撑。笔者依据国内学者关于整体性内涵的第一种理解，即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整体性的观点出发，认为既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学说共同构成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这些组成部分理应以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彼此均衡、共同繁荣的平等关系共存于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下，如果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来发展和建设，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而且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背道而驰。
令人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长期局限于哲学、文化艺术、社会学和历史学等领域而表现出来的“去经济学化”倾向，一方面，导致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枯燥的文字、晦涩的语言、似是而非的表述、模棱两可的观点见长，已经沦落为一种自说自话、自我封闭、自娱自乐的小众游戏，“西方理论家中的论争充满令人望而生畏的专业术语，因为他们根本不是面向普通人，而是面向其他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小圈子”。马克思主义理论无法实现普及和让更多的人了解，面临着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宿命；另一方面，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缺少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们“对于现代社会，只能用落后于时代的阶级斗争法来阐述”，而这又加剧了西方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不解甚至反感情绪，从而为反对派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过时论”、“错误论”、“放弃论”等主张提供口实。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阵营内部的这种自我瓦解行为，不仅导致理论自身的正当性受到质疑，更进一步限制了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发生断裂。不同观点和学说的沟通与交流日益困难，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向更广范围的传播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改造马克思的一些名词术语和基本原理，而完全忽略或损害了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内在逻辑。如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试图用“经济剩余”的概念代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范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罗默，对马克思的剥削范畴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剥削被泛化为任何人类社会都存在的不平等状态，马克思着重强调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度这一本质特征不复存在。根据罗默的术语改造，剥削现象也将出现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基遭受致命打击。在改造《资本论》一些基本概念术语的基础上，西方学者相继提出了一些替代性的理论学说，如用经济剩余增长规律代替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用斯拉法的标准商品体系替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用消费不足或利润率下降来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从而放弃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根源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结论。
西方学者改造《资本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范畴及基本原理的尝试，实质上陷入了文字游戏的怪圈。经过这些学者的改造运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逐渐演变成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名词术语，或者若干空洞无物极富辩护性的理论口号，完全没有顾及这些概念和原理的内在逻辑关联，经济学研究呈现碎片化的特点，再加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动态分析与均衡分析等多元方法论的对立与冲突，影响了不同观点的沟通和交流。这一切直接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至今都无法建立一个概念清晰、逻辑严密、体系完整、观点明确、结论一致的理论体系。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体系性特征恰恰是经济学持久魅力的重要源泉。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一研究现状，既无法超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又不能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得到足够的重视，占得应有的席位，并获得更广泛的推广。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与中国实际情况与特色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仅是实现中国更好发展的需要，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需要。在政治、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进程中，各国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中国想要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不仅需要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也需要马克主义哲学这样被事件检验过的真理来指导方向，实现中国社会的更好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导向是改变世界，并且和时代、无产阶级确立了关系，是其与其他哲学的本质区别。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批判了旧世界，是无产阶级改变剥削等不平等状况的理论武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对人民群众进行的革命、社会的建设作出指导，同时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被人民群众补充丰富，实现自身的向前发展。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其实践中的中国化，具有丰富的实践指导意义。随着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地影响，中国也正是被这种力量所震撼，而当时的通过正需要相应的理论来指引方向，随之便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的西方理论，但是在经过实践证明之后，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才是真正适应我国国情的理论，才能真正的改变中国当时的境况。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没有全盘的接受，而是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情况，有选择的、批判的接纳其适合我国社会发展的理论部分，并运用于实践中，使中国脱离了水深火热的苦海，得到了全中国的解放，实现中国的更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新，在一次次的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为中国政治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目的及基本途径
（一）根本目的
随着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各国之间既竞争激烈又密切合作的关系，使得中国越来越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理论来进行指导。结合实践与理论，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目的就是指导和帮助中国社会解决面临的难题，以更好的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相较解放初期，我国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政治上实力的增强，经济上的飞速发展，文化上的与世界融合，中国作为东方大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因此，实践证明了当社会遇到困难时，需要去借鉴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优秀的经验理论，并结合自身实际才能够走出困境，实现更好发展。
（二）基本途径
随着时代的不断往前发展，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理论精华，但是要永远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对其进行发展与创新是必不可少的，很显然这一点在中国得到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基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情况，是在实践中科学发展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导着中国实践的过程中，在适应中国的发展中不断地得到丰富与创新，也提升了我国人民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民素质，增强了综合国力。
三、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一）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终极目标就是帮助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这也是全体中共党员的责任与义务。在追求目标的过程，我们受过挫折，走过弯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经受住了历史与现实的考验，引导中国社会走向了一个新的时代，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华，摈弃了其不适合我国社会发展的部分，并且结合我国自身的经验教训，在逆境中实现了突破，得到更好的发展。
（二）正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哲学理论，具有理论性、政治性、批判性、继承性等多种特点，从不同的情况出发，又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了许多的发展方向，或许各方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但并不会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向前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实践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所以面对情况的不同，观点看法也就不一样，只有正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才能够真正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
（三）结合人民群众，实现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依托于人民群众，要得到丰富和创新发展更离不开人民群众，两者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不断根据中国发展的实情，对自己进行丰富和创新，才能真正一直成为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武器。
结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基础，还很好的帮助了我们总结历史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因此，我们只有在结合中国实情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才能不断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现补充、丰富、创新与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雍涛．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3，00．
［2］郭建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6．
摘要：本文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涵义及其发展的必要性出发，通过对其发展历程以及在新时代的发展的分析，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
关键字：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涵义；发展；进程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涵义及其发展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概念最先是由艾思奇等人提出来的，它主要是讲辩证唯物论在中国的现实化和通俗化问题，但规范性的表述仍然离不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而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经济领域和社会历史领域的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究其实质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华民族所吸收和运用。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基础。我们应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决不仅仅涉及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通俗化或具体应用，更要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发展和创新。因此，若说过去那种对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片面理解，其侧重点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传播，那么我们现在的理解，其侧重点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创新。
探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应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相结合，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看成一个过程两个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进行理论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哲学体系。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同时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同中国先进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相结合的过程。
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得到普及与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 (1917-1949)，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成就是由以为代表的一些政治家做出来的，李达、艾思奇等学者也基本上是以革命家的身份做出自己的哲学贡献的。在第二阶段 (1949-1978)，等人站在哲学的高度思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大大增加，但是，片面强调哲学的政治功能束缚了学者们的视野和思考的力度。第三阶段 (1978之后到如今)，由于强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邓小平、等政治家在战略思考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们也从原理上研究、从体系上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真正形成合力，从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局面。
3．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
哲学是人类理论思维的最高形式，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新时期哲学研究与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面向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方向，坚持“学术性与政治性相结合，学术包容与政治引领”相结合的原则，努力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和历史使命，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理论。美国学者雷蒙德·怀利从政治和文化维度两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解读，他认为在政治维度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国外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理论能够适合现代中国具体历史现实的特定方式；在文化角度上，它主要是指一种外来的思想学说和中国富有特色的文化性格之间的调和接受——或看上去调和接受。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时期处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带来挑战，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了契机。哲学要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和社会功能，就必须立足时代。立足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研究时代提出的问题并做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
4. 科学发展观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关系
马克恩主义哲学与不同时期的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与科学发展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方法和观点，科学分析了新世纪中国的新实际而提出的新的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新的层次，新时期的新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形态。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发展本质，赋予发展更丰富、更深刻的科学涵义，为全面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方针。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地发展，科学发展观破除传统的发展观念，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一种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思想的贯彻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思想阐明了人的属性、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话动、人的自由等关于人的基本问题。而科学发展观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思想，提出了发展中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中的 “以人为本 ”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参考文献:
[1]宋媛媛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 (11).
[2]杨风云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和成果[J].希望月报,2008(6).
关键词：弗洛姆；人的概念；历史唯物主义
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经济主义和享乐主义式的唯物主义
弗洛姆认为,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莫过于人们对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东西横加指责。这也是最近几十年马克思哲学在西方社会中遭遇的境况。他说“在有名望的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所写的书籍和文章中,经常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可是,除了极少数人之外,似乎政治家们和新闻记者从来没有浏览一下马克思的著作,某些社会科学家也满足于对马克思的一知半解。”弗洛姆的这个批评是很到位的，在20世纪中叶,相当一批西方学者在攻击马克思主义时,并不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更不要说通过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科学理论，“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骂得最凶的人,绝大多数从未读过马克思的东西”。对于马克思的哲学“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谈论和描述它们,而不必对它们有所认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资格谈论马克思,而不需要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至少不需要阅读足够多的著作,以便对马克思的非常错综复杂而又精细微妙的思想体系有所了解”。这种情形大约也发生在一些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们身上。
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哲学的真相被严重地曲解了。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所有那些马克思的经典诠释者，不管是考茨基、列宁一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像伯恩斯坦那样的修正主义者，无一例外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解成经济决定论式的唯物主义。弗洛姆认为，他们所理解的这种哲学实际上“更接近于马克思所反对的19世纪资产阶级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而不接近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他们都没有“把马克思解释为是以他的人本主义的存在论(existentialism)为中心的”哲学。
马克思的哲学不是追逐世俗物质利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目标是使人在精神上得到解放，使人摆脱经济决定论的枷锁，使人的完整的人性得到恢复，使人与其伙伴们以及与自然界处于统一而且和谐的关系之中”。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不是简单地认同经济决定论，不是将物质力量奴役人的所谓客观规律说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是将人生泯灭在历史物质总体运动中，不是否认人的精神存在的重要价值。马克思追求的恰恰是人的解放。“马克思的学说并不认为人的主要动机就是获得物质财富;不仅如此，马克思的目标恰恰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脱出来，以便他能够成为具有充分人性的人;马克思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克服异化，恢复人使他自己与别人以及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能力。”马克思恰恰是要从经济力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粗俗的唯物主义中超脱出来。“这令人想起19世纪40年代初青年马克思《莱茵报》时期写下的文章，在那里，青年马克思有“下流的唯物主义”之说，他将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倾向称之为“黄金拜物教”,并贬斥为“三文铜钱即可买到的学问。”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弗洛姆声称“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精神性的生存论，它由于具有这种精神的特质，因而反对当代的唯物主义实践和那种伪装得不巧妙的唯物主义学说”。甚至说，这种社会主义“基本上是一种预言式的救世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是人本主义的哲学
伯恩斯坦与考茨基，普烈汉诺夫与列宁，在许多哲学理念和实践旨趣上是完全异质的。可弗洛姆说，他们在否认马克思是一个人本主义者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而弗洛姆在这本书里却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理论定位：马克思哲学的真谛是人本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宣言。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正是“来源于西方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这个传统自斯宾诺莎开始，通过18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哲学家，一直延续到歌德和黑格尔，这个传统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潜在才能得到实现的关怀”。他甚至认为“在以往的历史上，佛陀(Buddha)、希伯来的先知、耶酥基督、苏格拉底、文艺复兴的哲学家，以及从启蒙运动起到歌德和马克思为止的那些哲学家，都是伟大的人本主义者”。弗洛姆发问道，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本主义，那么为什么长久以来马克思哲学却不是以这种人本主义的形象被呈现?或者换句话说，马克思这种人本主义传统会在后来丧失?依他的分析，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两个关键性文本缺失的事实。一是代表马克思哲学人本主义真面目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直到1932年才发表，人们起初根本不知道存在这样的文本；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整文本也是于1932年第一次正式出版。这些文本的历史性缺失，对第二国际以后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歪曲和片面解释马克思的思想是很有用处的”。这证明，无法看到马克思的人学论著，是使马克思哲学畸变为物化哲学的历史原因。第二，更为近切的原因还在于“从马克思逝世到20世纪20年代这段时间内，哲学思想为实证主义的机械论的思想所统治，这种思想影响了像列宁和布哈林这样的思想家”。似乎这是导致马克思哲学退化成机械决定论的理论原因。
三、只有一个人本主义的马克思
在反对“两个马克思”这一点上，弗洛姆有专门的论辩。他不仅不同意西方“马克思学”的观点，还进一步批评了前苏联、东欧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青年马克思不成熟论”,并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在他看来，之所以在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青年马克思的形象被贬斥，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以及他们的社会制度跟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在一切方面都是矛盾的。在他们的制度中，人是受压抑的，是国家和生产的奴仆，而不是一切社会安排的最高目的。马克思的目的是使人的个性得到发展，这一目的在苏联的制度中遭到否定，其程度甚至比当代的资本主义还要严重。以弗洛姆的看法，正是因为在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专制体制中，人的解放并不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在那里，体制本身成为一切，而个人存在只不过是为了体制的稳定和运行，是可以牺牲和压抑的，这种历史现实，必然使前学者的理论思想中丧失人的基本地位，这种缺失甚至超过马克思所反对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弗洛姆的这一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体制的僵化和落后，是其理论畸化的前提。但是，这不能混淆一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即理论思想并不完全同构于现实，即使是在那个错误的时代里。在弗洛姆看来，前学界的“青年马克思不成熟论”与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马克思”的观点相对照:一个是仅仅肯定晚期马克思，贬斥早期人本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另一个是肯定早期马克思而简单地否定晚年马克思。各自走向了两极。而真实的情况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表达的关于人的基本思想，和在《资本论》中所表达的老年马克思的思想之间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这是说，马克思既没有像前学者所断言的那样抛弃了他的早期人本主义观点，也不是如“马克思学”所说晚期马克思“创作能力的某种丧退”,马克思的思想始终是一以贯之的，他从来没有放弃人本主义的思想。在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只有一个马克思，这就是作为人本主义哲学家的马克思。这是弗洛姆理论论说中最重要的逻辑支撑之一。弗洛姆认为，产生上述误识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在于人们对马克思经典文本之间内在关联认识不足。在《1844年手稿》发表之后，前学者为了说明青年马克思与1845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在思想上的异质性，曾经专门指认过前者与后者在文本上的不同。其中最关键的文本诠释质点，就是1845年以后马克思不再直接使用“人的类本质”和“异化”一类的概念。弗洛姆则认为1845年之后马克思的思想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仍然是马克思关注的对象，回击了前学者的观点。
四、对该书观点的回应
弗洛姆所谓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误认一说，在批评第二国际以来狭隘的经济决定论的意义上是有合理之处的，他还是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二种截然不同的理论意向。其一，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基础性因素的确是作为社会历史存在一般现实基础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这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这是不能否认的逻辑起点。如果弗罗姆连这一点也不能接受的话，他将直接倒退到唯心史观。其二，第二国际理论家错将马克思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对史前社会中物质力量奴役人，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所创造出来的经济利益制约人的物役性现象，误指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基石,这是一种极大的曲解。弗洛姆的批评在后一个语境中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弗洛姆将马克思的哲学仅仅视为一种伦理的人学抗议，而不是真正走向现实生活革命的实践指南,他所说的这种巨大影响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参考文献：
[1]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M].北京：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2]张一兵.另一个马克思：一种人本主义化的诠释[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05).
[3]季乃礼.弗洛姆的马克思主义观[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01).
在马克思这种方法论自觉中，我认为可概括为两个层面：一是历史性的思考；一是互 文性的解读。
所谓历史性的思考，实际上就是我上面所说的，虽然哲学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特征， 但任何哲学的产生都有其时代历史语境，我们在揭示哲学沉思中的内在逻辑时，还要善 于揭示这种哲学逻辑背后的深层历史过程，揭示出这种哲学中的历史意识，只有这样， 我们才不会将所有的哲学思考都置于同一个平面上，而是能够意识到不同时代的哲学， 具有其自身的时代问题。这种方法论自觉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当解来说，尤为重要。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认为首先需要对马克思哲学当解这个提法进行一种界定。 自80年代以来，马克思哲学的当解一直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热点，形成了两次 深层逻辑的建构：一是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前期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在这个讨论中 ，主导性的逻辑是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辩证法理论，强调的是实践的主体性地位与意义 。这一逻辑建构，在我看来，是以卢卡奇为中介的德国古典哲学式的建构，这一哲学逻 辑在现实的层面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期发展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从马克思回溯 到黑格尔的思路。这一思路被海德格尔哲学的出现冲淡了。一是90年代后期出现的存在 论逻辑，这是海德格尔的强势影响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新的解读。与前者相比， 这是马克思哲学从马克思走向当代的一种尝试，也是更深逻辑的建构，对激活国内马克 思哲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上述的思考中，对马克思哲学的当解，容 易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重要思考，实现与马克思哲学的对接性解释 。在我看来，这样的思考还不能真实地使马克思哲学走向当代，真实需要的是，如何从 马克思的哲学精神合乎逻辑地延伸到当代语境中。在这样一种延伸中，首先就要区分马 克思和马克思之后一些重要哲学问题域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的历史语境，然后要思 考从马克思的哲学逻辑中，能够经过哪些重要的理论质点过渡到对当代社会的思考，过 渡到对当代思想的审视。这是摆脱平面化对接中的深度解读，也是马克思哲学当解 的根本内涵。
从这一历史性规定来看，海德格尔的哲学对于马克思哲学当解来说，只具有一定 的中介意义，还不能使马克思哲学的当解逻辑地走向后海德格尔时代面临的问题。 英国学者鲍曼在面对现代社会时，曾简洁地将之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沉重的(凝固的) 现代性阶段，一是轻灵的(流动的)现代性阶段，前者的现实基础是“福特主义的工厂” ，这是“将人类活动简化为简单的、固定的动作，而且这些动作总的说来是预先设计好 了的，它意味着人们只有机械地服从它”(注：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 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8页。)，这是技术上的总体动员，与这种生产层面相对应的就 是政治层面的官僚制度与极权主义，而文化层面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揭示出来的文化控制 的意识形态。后者对应的是以电子符码为基础的信息时代，这是个体化与流动性的时代 ，也是公共空间消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以电子符码的编码为基础的“信息方式” (注：参见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引导着生产与消费(注 ：参见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按照美国学者里斯 曼的界定，这是西方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重要变化，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上发生的 第二次革命(注：大卫·里斯曼：《孤独的人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从这 样一种历史性的界定来看，海德格尔面对的仍然是福特主义时代，实际上他关于存在的 讨论中，在技术层面上就是福特主义全面的流水线生产，一种上手性支配存在性的过程 。而如何分析消费社会特别是电子符码为基础的信息方式时代，这是海德格尔无法面对 的。实际上这就给马克思哲学的当解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从马克思的哲 学思考中，合乎逻辑地走向对信息时代的批判分析。但要达到这一分析层面，又必须经 过一些重要的理论中介，如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等，海德格尔只是这些中介中的一个重 要质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