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文章试图进行初步的学理阐述,基于大约120年以来中外相关文献的发掘梳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
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盛先生说，他过去接受的有关历史和世界的基本观念是：“ 现代 ”（等于西方文化）比“传统”（等于中国文化）好。但是在他“试图用经济学去剖析历史”之后，对此观念产生了怀疑。这是因为他发现经济学的一般假定与他认知中的历史不那么吻合。盛洪先生的结论是：“要么是经济学错了，要么是历史（或西方主流文化编造的历史）错了。”这个结论看上去顺理成章，但其中有些基本的预设恐怕是成 问题 的。我对经济学全无所知，也许那学科里很讲究对与错这样的价值判断。但历史本身是人类已经发生的往事，是否应该或可以由今人来判断其是非，已经要打一个大问号（古今人不同其实也就像同时段不同地域的人我之别，今人如果可以据今之准则来判定昔人的是与非，则盛先生不欣赏的由西人据其准则来判定其他人的是非，也没有什么可非议的）；进而言之，据人类中不占多数的一部分人的（盛先生已指出：“经济学可谓西学的一种”）后起的（今日所谓的经济学，即使被称为“古典”者，也不过是近代才兴起）一个不那么大的门类的学说，是否足以判断整个人类历史的对与错，答案恐怕只能是否定的。在前面的两个“要么”中，盛洪先生说他“宁肯相信后者”，但就此层面看来，实只可能是前者。但如果一定要讲究对错，还可以有超越于经济学和“历史”的第三个选择：盛洪先生自己是“错的。 其实盛先生也没“错”，他只是没有说明他关注和讨论的到底是历史还是历史学，而这两者的差别实已大到不可不说明的程度了。据盛先生括号中的话看，他真正意之所指，大约是历史学。但这又牵涉到另一个问题：严格的历史学恰最不讲究对与错这样的价值判断。合格的史学学人一般将价值的判断留给 研究 价值的专家，而自己只作史学范围内的学术判断。用西人的话说，史学讲究的是几个W：who（何人）、 when （何时）、where（何处）、what（何事或什么）、why（为何）、以及how（何以或怎样）。盛先生在讨论经济学“怎样（how）”挑战历史时，没有事先界定他挑战的是“什么（what）”历史，这也许对经济学无关紧要，却不甚符合史学的“一般假定”（假如有的话）。换言之，历史学追求的是“客观”（是否能客观又是一事），而不是对错。
那么，问题出在“何处”（where）呢？盛先生相信，大多数30、40岁且与他“有着相近的有关历史和世界的知识结构的人，都会持有这种看法。”所以，问题实际上不在历史或一般的史学，而在于某种特定“知识结构”中的特定“历史”。其实，如果盛先生读史的随机性不那么强或范围稍宽，则他根据经济学原理读出的有关历史的几点收获，已为史学论著言及，至少就可以在全不涉及经济学的拙作之中找到。这样自己打广告，即胡适爱说的“戏台里喝彩”，还要请读者原谅。从“学族主义”的立场言，盛先生的“挑战”使史学学人不能不做出反应，既反应则不能不举例，在讲究“文责自负”的今天，虽然许多 内容 是别人的论著讲得更好，通常还是说自己的比较稳当。 例如，中西“殖民”概念（实质上就是中西文化对异族异国的基本方略）的不同；中国人本不以成败论英雄，西潮冲击后始改变观念；以及在尚让不争层面，按西方标准，近代中国人比西方更现代化等观点，都是盛先生用经济学手法“剖析”出的“新”见解。实际上，这些问题中国史学界在20、30年代就讨论过，也提出过与盛先生见解相似的观念（但与盛先生一样不很系统）。个人从1993年以来，也在有关文章书籍中多次比较详细地讨论过这些问题。我们当然不能要求经济学人盛先生读史到全无遗漏的程度，因此我很愿意在这里简要地重复一些我曾论证过的基本观点，希望能够说明：盛先生用经济学 理论 “发现”的“历史”，先已在不涉及经济学 方法 的史学研究中存在；如果要讲究对与错且假设盛先生的观点是“对”的，史学也就不可能是“错”的。我对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是这样的：
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也有自我文化优越感，两千多年中国人讲究的夷夏之辨，正是建立在文野之分的基础上。但中国传统行为准则的一个要点即《礼记》所谓“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要别人先表示了“向学”的愿望且肯拜师，然后才鼓励教诲之。主动向人输出知识，即是“好为人师”，这样的行为是不被提倡的。这一准则同样适用于中外关系。中国儒生对非华夏文化的“夷狄”，主要是采取“修文德以来之”的方式。若“夷狄”本身无“变夏”的愿望，中国懦生一般并不觉得有努力使其“变夏”的责任感，更不用说使命感了。反之，处于中西文化之争前沿的西方传教士的最终目的是在精神上征服全世界，故对于异教徒始终有传播福音以使其皈依基督教的强烈使命感。多数传教士的确宁愿采取说服的方式，但当中国人不接受说服时，他们中许多人也支持强制的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方对中国是采取了一种“凡可能说服时皆说服，不得已则强制”的方略（这当然只是一种日后的理想型诠释模式，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事先就预定有这样清楚的谋略）。因此，是否主动（并且不惜使用强制手段）输出自己的“优越”文化，是中西之间的一个根本差异。
编辑。 而传教士之所以能不顾基督教反暴力的基本准则而在 中国 让同于炮舰政策，主要的原因有三：一是其最终目的是精神征服，二是其西方文化优越观的支持，三是其对欧洲中世纪尚武精神的无意识传承。由于目的是征服，迈出从说服不成到直接支持用武这一步并不太难。而以反暴力为宗旨的基督徒之所以能公开支持使用武力而不觉于心不安，其心理依据即在他们坚持欧洲文化优越观。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对“劣等”民族实施不同的准则而不觉违背了自己的价值观念。这正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心态。［4］这就是章太炎指出的：这些“始创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即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5］来华外国人中最和平的一部分的传教士的尚武言行，既支持了中国人视西方为“夷狄”的认知（传统中国观念认为“夷狄”性如犬羊，其一个特征就是好争斗），也透露出传教士无意识中传承了西方中世纪的尚武心态。［6］在尚文轻武这一点上，可以说中国士人的心态恐怕比一些传教士更接近近代西方，以西方的标准看，也就是比传教士更加 现代 化。这一点尊西的胡适、周作人都曾言及。
具有诡论意义的是，到19世纪晚期，传教士在接触了更多尚文轻武的中国文化后，已逐渐走出中世纪余荫而变得更现代化，也就是更趋于采取和平手段；而此时受西潮 影响 的中国士人恰经历了相反的转变，在吸收了较多的西方意识、包括前近代的尚武意识后，他们越来越返向前近代的征战精神，逐渐得出中西文化竞争最终是一场“学战”的观念（这是进步还是退步端视以什么为标准）。这样一种重力尚争的倾向已为严复版进化论的风行准备了语境，到严复译述《天演论》并化约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简单公式时，许多中国士人很快被说服就不足为奇了。甲午兵战失败，士人纷纷寻因。《天演论》一出，简明而系统化，人皆以为言其所欲言。
一旦胜者是因为其文化优越这样一种观念在士人心中树立起来，失败者的传统 自然 象粉一般碎了。既然中国屡被战败，由其文化必然低劣。中国人以前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 历史 上两个从人变成神的关羽和岳飞以及一个半人半神的诸葛亮都不算是成功者。如今则承认败即是劣，可知其价值观念已完全转到西方一边了。此时“西方”即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既定组成部分。这一权势虽然不如不平等条约那样明显，但以对中国人思想的 发展 演变而言，其影响的深远恐怕还在不平等条约之上。从民初到今天，都有人将西潮冲击的产物误读作中国的传统。 上面简述的拙见都已在不同的文章书籍中发表，这样看来，盛洪先生依据 经济 学原理读出的历史新见，其实是史学界既存的观点。故他所说的经济学实际上并不曾挑战历史学，他不过是读“错”了历史书。但这个责任当然在写书的史学学人而非盛先生。历史学人有意无意间写出数量不少的导人得出对史学认识“错误”的论著是无庸讳言的。盛先生读“错”了历史书这个现象的确提示着史学的悲哀。这样一种史学内部的自我毁损，对史学的负面影响远超过“向钱看”的商业大潮和其他方面的什么干扰对学术的冲击。如果从一种“学族主义”的立场看，它们至少影响了整个历史学在经济学面前的失格。由于责任显然在写历史书的学人，在这一点上，经济学者盛洪先生的确“挑战”了每个史学学人。
这就涉及到最近讨论得热烈的学术规范的 问题 了。今日史学界最重要的任务，恐怕就是再次强调史学的学术戒律。例如，近年史学界转引史料而不注明已有成风的趋势，以至于《近代史 研究 》最近不得不专门刊出一“敬告作者”说：“近来发现有的来稿引用史料错漏不少，数十字的引文，错漏竟达七八处之多。有的甚至连注释也每每有误，依其所注往往查不到相应的引文。”这样的“史料”，可以断定必为转引，且很可能是第三四手的转引。要纠正这个趋势，很大程度上仍靠学术界与学者敬业的态度。《近代史研究》的告示就是一个敬业的象征。广而言之，整个学术界的同行心目中需要有一个虽不一定可明言，但大致能会意的共同学术标准（能够量化的所谓学术规范及在此基础上的学术批评，虽然是必须，还只是低一级的要求）。作为学人自己，则当如孔子所说，应“修辞立其诚”，同时要增强自律（self-censorship）之心。盖知自律而后敬业，敬业而后自尊，而后少“偏见”，然后可在讲求学术戒律的基础上把握立说尺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当然取决于治史者的学养，但仍可以而且必须落实在实证之上。
今日史学界另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空论和新见奇论日增，假设的大胆远超过求证的小心，远未达到孔子所说的“言有物”的标准。有些口吐真言式的空论新论多少也受西人影响。西人近年好说治史不可能“客观”，任何史家必受其所在时空及心态、学养等多方面的影响。此说自有所本，尼采关于意识即不可逃避的特定文化和语言所造成的个人不言部分的表现这一经典解释，就直接支持了至今流行的“知识都是有偏见的”这一观念。这个问题太深远，非这里说很清楚的。但即使确实如此，也提倡不得。我们今日治史，千万不能迷信西人这一 理论 。倒不如提倡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余英时先生说：“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7］这是见道之言。取法乎上，尚可期能得其中；有追求客观此一念存，学人有意无意间即有所自律，即使有时兴之所致，无意中不免附会穿凿，还不致太离谱。从方动一面看，治学也如作人，总要存高远一些的目标，努力向之趋近，庶几不致为小见所误导。这大概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之意吧。从被动一面看，胡适曾教人以做官之法治学，以谨慎不出错为宗旨，就是一种着眼于学术戒律的防卫性自律心态。关键在于，若不悬追求客观这一不可及的目标，不讲学术戒律者就真是如入无人之境了。要做到“言有物”并接近客观，同样必须落实在实证之上。
这些问题或者更凸显了许多人早已在哀叹的“史学危机”。不过近年史学界也略有兴旺的景象，那就是不少其他学科的学人对史学的兴趣逐渐浓厚起来。思想史的研究，早已是 哲学 出身的学人在唱主角，近年又有相当部分素质颇高的中文出身的学人参与，提出不少新见。经济学人盛洪先生对史学的新兴趣，又是一个鼓舞人的迹象。的确，史学到今日的局面，已不可能不走跨学科的路径。不过，除了集体协作外，实施跨学科研究的前提是研究者受过系统的多学科训练，否则要跨过去实难。比如以心理 分析 的 方法 治思想史，不仅有帮助，简直可以说是必须；这在西方曾热过一段时期，惟成功之例至今不多，主要就是因为受到两方面系统训练的人太少。没有多学科的训练而贸然尝试跨学科的研究，用句不太雅训的话说，或难出始乱终弃的结局。
我在本文中杜撰了“学族主义”这个词并两用之，实是受盛先生因为“不能长期默许减弱经济学解释力的修正”就顺口判定历史或史学“错误”这样一种敬本业的立场影响所致。严格按学理说，要讲对错，如果史学没有“错”，盛先生其实也就挑战了他专长的经济学。有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其实早已与盛洪先生产生了共鸣。英国史家汤普森（E.P. Thompson）大约在20年前曾指出： 工业 化 社会 的观念未必适用于理解更早的社会。比如“经济”这个范畴，对18世纪的英国，就不具有今人认知中那么大的诠释力量；因为生活在18世纪的英国人的“希望和动机是不能用与该 时代 不相属的经济概念来解释的”。［8］可知西人早就在“试图用经济学去剖析历史”了。汤普森是史学家，所以他未敢上升到从根本去怀疑经济学的是否“错”，但他知道最好改用对历史更有诠释力的范畴。合汤普森与盛洪先生之所见，经济学诠释力最强的方面，恐怕还是在经济范围之内。但经济学家盛洪先生的挑战，无疑会促使历史学界多层面的反思。作为史学学人，我衷心感谢盛先生。
注释：
[1] 引自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8页。
[3] 新文化人周作人早就说过：“虽然文化侵略未必尽真，总之此种文化带有国族的影子，乃是事实。”周作人：《苦口甘口》，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版，第15页。
这是索洛针对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过度地追求一般均衡和数学形式主义的抱怨。19 世纪初，托马斯马尔萨斯也有过同样的批评性论述: 对我来说，现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存在错误和分歧的主要原因是近乎鲁莽地简化和概括。这是马尔萨斯针对亚当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等人在经济学研究中越来越追求公理性的演绎主义方法，并试图从少数一般性命题中得出一般性结论的批评。
另一方面，大卫休谟认识到，科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因果解释，而一系列事实本身不可以验证事件之间的任何因果关系。这表明了一种观点，任何科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解释，解释包含了对于因果关系的理解。而任何经验性的探索不可能自己建立因果关系，原因是不可以被察觉到的，数据不可能为我们表明原因和结果。一系列事件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必然是原因和结果的指示，相关性并不是因果关系。因果关系需要事先假设，经验本身不能提供因果解释。卡尔门格尔的观点是，经济学发展的初始或者全部过程都不能仅仅依靠事实。描述必须依赖于先前的理论概念，而且描述本身不能对经济现实进行解释。
一、历史史实的重要性
亚当斯密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导致专业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财富增加。劳动分工起源于交换能力，交换能力的发展源自市场范围的扩大。亚当斯密的这些观点是从历史的考察中得出的，从对学徒制的细微观察到扣针工厂作业的经典分析，以及对货币制度起源的论述，都反映了亚当斯密对现实和历史过程的关注。吴承明说: 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是结合历史实际来提出他们的经济理论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三篇就是讲经济史。
马歇尔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的公认先驱之一，均衡价格论是马歇尔经济理论的核心和基础。对于许多经济学家而言，马歇尔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但人们忽视了马歇尔对历史现实问题的关注。在《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中，马歇尔说:经济学的职能是收集、整理和分析经济事实，并用从现象和经验中得来的知识，去决定各种原因的眼前和最终的结果。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在教科书《经济学原理( 第4 版) 》前言致学生的信中引用马歇尔的话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物的学问。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 包括当前) 的经济现象，他说，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经验。创新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弗里曼说到，熊彼特认为理论、统计、历史和社会学应该卓有成效地结合起来。在《商业周期》中，熊彼特开宗明义说到，历史对于理解我们面临的问题具有最重要的贡献，他在《经济分析史》中指出，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然后是统计，接着是理论。张培刚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译本序言中说到: 熊彼特的著作强调并采用历史的方法，强调追根溯源，查明来龙去脉，重考据和历史事实，治学严谨，注解详明。对于书中涉及的某人、某事、某种著述、某种学说、某种分析方法或分析工具，熊彼特无不力求对其历史渊源和发展现状，旁征博引，阐述清楚。有时在正文里不能尽其详，则辅之以详细的注解，务求把事实弄明白，或把问题搞彻底。
熊彼特之后的创新经济学者、制度主义学者、演化经济学者以及主流经济学的部分学者针对新古典主义一般均衡和过度的数学形式主义，表达了对历史过程和现实问题的关注。演化经济学家，欧洲老制度学派学者杰弗里霍奇逊说过，由于摒弃了以前的历史研究倾向，经济学在整体上变形了。它不再将重点放在对于真实社会经济系统的研究上，而是追求对于个体选择进行演绎主义的探讨。
在谈到新制度主义经济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后期研究思想的转变时，弗里曼说到，诺斯长期致力于研究人类历史核心之谜，解释不同的历史变迁路径，他特别注重研究制度的形成与演化。诺斯的研究主题与老一代历史学家接近，由此使他怀疑新古典假设的适用性，并最终得出结论: 新古典假设实际上是理解制度存在、形成和演化的绊脚石。对制度的考量要求放弃过于简化的理性原则，需要探讨环境的复杂性。诺斯后期放弃了将制度视为有效经济单位的早期观点，也不再用简单的交易成本模式表示制度，这样他更接近老历史学派。将制度纳入历史可以使我们讲述的故事更为精彩，围绕制度建立起来的经济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副制度存续与变迁的图画，也就是一个演化的故事。
另外，弗里曼在他的《光阴似箭》中还部分总结了演化经济学处理史实的问题。演化经济学家对整合历史和经济学的必要性做出了响应，经济学演化不能脱离历史，必须将经济学涉及的因果关系理解为复杂的决定过程而不是决定论。人为推理必须让位于对分析和决策具体、翔实的研究和推敲，以恢复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弗里曼呼吁要回归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回归经济学本质，回归古典经济学的目的，回到历史和统计方法的共同发源地。他强调经济学不能脱离历史，只有这样，经济学才能够探究其本来目标，即处于不断演化，不可逆转的复杂进程中的现实经济。
弗里曼直言: 历史就是过渡，经济学是研究过渡的科学，经济学一开始就是并且仍将是一门历史科学，因为只有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经济主题，还因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相得益彰。
二、经济理论的重要性
中国经济史学者吴承明说: 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绩效。这就必然涉及经济学理论。李剑鸣指出，现代史家大多重视理论对治史的意义。傅斯年、顾颉刚等学者强调史料的核心地位，但他们并不否认理论的意义。吕思勉敏锐地看到了社会科学理论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在20 世纪40 年代初就强调要学习这些理论。李剑鸣强调了吸取不同学科理论知识对于治史的重要性，他说: 考据与义理并重，即在掌握翔实可靠的历史史料的前提下，参照一定的理论和概念来阐释史实的意义，以求得史识。史识的获得需要理论介入，需要用理论在史实中考察，才能发现史识。他说，史学自身的理论资源并不丰富，需要从其他学科，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语言学中汲取理论的滋养，以烛照史实，分析具体问题，建立解释框架。其中，社会学理论之于社会史，经济学理论之于经济史等，都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因而，要提高理论修养，在其他学科中吸收相关学科的知识，包括理论知识，以求得史识。
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评论说，历史学家们满怀热情地投身于实证主义纲领的第一部分，从事研究他们所能确定的一切事实。结果是详尽的历史知识大量地增加起来，根据对证据的精确的和批判的考订而达到一种史无前例的程度。历史学的良心把自己认同于每一桩孤立的事实都出之以一种无限谨慎的态度。单纯为了事实而确定事实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它的合理性的证明是远在它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之中，那是这些已经被确定的事实所能够做到或者是应该做到的。实证主义在它那工作的这一方面所留给近代历史编纂学的遗产，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二者的一种结合。而且不能对这种或那种政策是一种明智的政策吗? 这种或那种经济体系是健全的吗?进行判断。
西方经济学家在强调要重视历史事实的过程中，并没有否认理论的作用。亚当斯密明智地试图将归纳与演绎进行结合。在重视经验研究的前提下，马歇尔认识到，获取知识还需要额外的、理论上的努力。他说: 虽然经济学家一定要对事实充满渴望，但是一定不能仅仅满足于事实。他一定要对过去能对现代问题直接做出解释这样的念头表示怀疑。对于马歇尔来说，历史事实是基本的，但是它们本身并不能为我们提供答案，单纯了解一系列的事实并不能解释任何问题。事实本身是静默的。观察本身并不能直接揭示事物的原因，它只能发现一系列事物。在经济或社会问题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另外一件事情的绝对先例。人类的生活环境是如此多变，每一个事情都是众多原因的复杂结果，这些原因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过去绝不会为未来提供简单的、直接的参考。
马歇尔认为事实不能自我解释，经济学不能仅仅靠事实前进，他承认经济学不可避免地会利用一些普遍的原理和概念。同时，马歇尔把经济理论中心的、普遍的内核看为不是具体事实本身，而是发现具体事实的工具。
三、经济理论和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的重要作用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论述了理论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科学的经济学家在于掌握三类技术: 历史、统计和理论。当他在讲到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历史经验时，他在其后的注释中明确解释说: 这样说并不会使下面将要解释的理论成为不可能的东西或无用的东西经济史本身就需要理论的帮助。但熊彼特给理论打上了引号，意指有别于其他人的先验性假设的理论概念。对于熊彼特，经济理论是所有的概念( 例如: 边际替代率边际生产力乘数，加速因素) 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这些关系的方法，是这些零星用具的总和( 包括关键性有用的假定在内) ，是一个工具箱，用以解释和阐发历史史实。
这种观点类似于约翰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中有关历史和理论的论述，许多人说理论和历史是对立的，情况最好也不能兼而有之;一个历史学家的本行不是以理论术语来进行思考，或者顶多承认他可以利用某些不相连贯的理论作为前提来解释某些特定的历史过程，仅此而已马克思从他的经济学中确曾得出某些总的概念，他把这种概念应用于历史，因此他在历史中发现的模式在历史以外得到了某种支持。
霍奇逊在《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 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一书中指出，任何事实陈述的建立都需要概念和理论，任何科学解释都包含关于因果关系的假设，而这是在经验数据中找不到的，它们必须被事先假设，经验数据本身不能提供因果解释。他在总结自己的论点时提出，科学不能仅仅是对经验细节的描述，描述自身，不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总是要运用理论和概念。科学不可能在没有一些一般性或者普遍性陈述和原理的情况下前进。解释真实因果机制的解释性统一是进行科学研究的目标。这里，霍奇逊的观点强调了理论知识作为对史实进行阐发的逻辑框架作用以及概念工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离开某些较为一般性的概念，我们就无法讨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系统。在任何涉及延绵的历史研究中，使用一些非历史的理论概念是不可避免的。针对德国旧历史学派的部分学者在研究中仅关注经验现实的方法，霍奇逊评论说: 由于偏好对于特定现象做简单描述而拒绝理论，这种生硬地诉诸历史事实的方法，典型地出现在许多旧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他们认为单纯描述具有可行性，似乎事实本身就能够自我解释一样。但是，如果之前没有概念框架和理论知识基础，做出这种描述也是不可能的。
在总结旧历史学派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失败中，霍奇逊总结性地指出，所有对事实的描述都是充满理论的，所有的描述都要运用先前的理论和概念框架，如果没有一些先前存在的概念框架，就不能确定任何事实，就不能进行识别和分类，也不能赋予它们任何意义。而且，如果没有因果关系假设，那么对任何现象都不会有足够的科学解释。
卡尔门格尔指出，在经验现象能够被描述或理解之前，理论框架和概念工具是必要的; 庞巴维克谈到: 如果不稍微谈到一般性的理论和概念前提，我几乎不可能就一个经济问题做出报告，更不要说讨论它了。
四、经济史中的史论结合
吴承明指出，史料考证过程中，综合观察在于判断吾人可认识事实间之关系，以及其与演化上之整个及一般间之关系，免致忽视极有价值之史料或误采不良之史料。侯外庐于其书自序中说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有三个步骤: 第一是花费精力研究理论，得出答案; 第二是谨守考据辨伪方法，订正史料; 第三是将史料与社会发展规律统一成文。吴承明指出，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求历史的实况，史料考证和文本诠释都十分重要。
但历史学不是史料学，理解历史还需要理论，须借助于抽象思维和理性判断，用科学方法分析历史是完全必要的。他认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经济学说，在历史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他说，史无定法，要根据时空条件，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史料的可能，选用适当的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方法。针对如何运用理论，他说: 任何经济学理论都要假设若干条件或因素是不变的或者略去，否则不能抽象出理论来。这种假设是与历史相悖的，因而，应用时必须用历史学的特长来规范时间、地区特点和考察范围，使理论在小环境内起分析方法的作用。
马克斯韦伯倡导为了研究经济现象，有必要吸收借鉴大量学科和分支学科，用理论概念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张培刚在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文版序言中还提到，在熊彼特的其它几本最有代表性的围绕创新理论而建立他自己的学说体系的著作，即《经济发展理论》《商业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这三本著作里，熊彼特都明显地采用了历史分析方法，并始终意图把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二者结合起来。这种意图和作法，在《经济分析史》里以及在传记著作《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里，也是有明显的体现的。熊彼特总是试图把不同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不同分析工具的产生和运用，与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和背景联系起来。总之，熊彼特无时无刻不是试图把历史的发展和理论的探究二者融合在一起。
李剑鸣指出，如何处理理论与历史的关系，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以史实俯就原理，不是历史研究的正途，理论只是史家用来关照历史的工具，而不是历史本身的一部分。运用某种理论，其目的在于寻找最佳的切入点，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从而揭示史实的意义，建构叙事的框架。因此，理论必须服从于历史解释的需要，而不能让历史来迁就理论。他总结说: 在处理论和史的关系时，最好是史论结合，切忌生搬硬套，堆砌概念。归根结底，在史论关系中，史是基本的和核心的，而论则依附于或服务于史，论必须与史实密切结合在一起。
五、结语
方法与目的密切相关。事实上，几乎每种新的研究方法都是随着某种新的理论而来，这种理论和方法就形成一个学派。本文原以“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派与方法”为题，现为节省篇幅，略去学派。有些学派，如乾嘉学派、计量学派，可以避免讲理论，专谈方法。而多数学派却不能元全避免，因为在那里理论就是方法，这在下文自明。
我想谈的有：(1)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2)历史唯物主义；(3)经济计量学方法；(4)发展经济学方法:(5)区域论和周期论:(6)社会学方法，(7)系统论方法。所谈或详简，或我所不知而举疑，故日杂谈。
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
我国史学一向重视文献学的方法。这方法的精神就是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征；用现代话说就是“论从史出”。治史必自史料始，以占有史料为第一义，这是个好传统，初学者尤然。文献学方法包括校勘、辨伪功夫。又所论多宏观，故重典章制度。同时，它包含归纳法，广征博引，力戒孤证。在表达上，“让史料自己说话”，质朴、简洁、有力。
“多问阙疑”，史料既多，考据学随之而兴。考据学至清代极盛。清代考据学之大功在于它抵制了宋明理学唯心主义的推论，追求历史信息(文献)的本来面貌，故梁启超称其有实证主义精神;又因清人逃避政治，能钩稽沉隐，无所避讳，即顾炎武所倡“实事求是”。但清代学者考据的出发点不是事物，而是文字音义。又所论多属微观，视野狭隘，流于繁琐。或为文而文，示计实效。盖原用于经学，治史反成缺点。
不过，文献学、考据学都是不断发展的。至近代，受西方实证科学影响，己日益光大而重实效。若陈寅恪，固考据学大师，其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文史考据之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金明馆丛稿》)
我国历也文献至为丰富，史籍、地志之外，笔记、诗文、报刊等早已入史。近又致力于档案、碑刻、民间文书之发掘。历史档案浩若烟海，近年开发清刑部题本，已美不胜收，而其他尚少系统整理。民间文书更是无穷宝藏。若徽州档案、孔府档案、盛宣怀档案刚在利用，而散在各地的文契、租约、账册、书簿等都有待征集。文献学、考据学内容日广，大有可为。方法本身也将改进，资料库和电子计算机的利用即其一例。总之，前途广阔。
单靠文献学、考据学方法亦有其弊。正如列宁所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①这就不是论从史出，而是史随论走了。因此，史料愈多，愈简要有科学的驾驭史料的方法。这方法，首先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经济史的基本方法，其他方法之得失都要用它来衡量。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包括一系列原则和规律，不只是方法。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写历史，而是研究历史，即研究一个未知领域或未决问题，不如把它看作方法。这是因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规律虽是客观存在，但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别的学科来说，可用作逻辑论证，如评某文学作品，可说它不符合历史规律。但对研究历史本身来说，却不能这样。如五种生产方式，可称为社会发展规律，但具体研究某民族历史时，缺奴隶社会者有之，缺封建社会者有之，缺资本主义社会者更有之。这些“缺”正是研究的目的。
对于研究工作者来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足教义，而是方法”①。“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也没有企附说明一切，而只是企求提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②
这种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以为，其核心，也是我们在实践中用得最多的，就是历史辩证法。辩证法思想来自人们观察自然现象的总结，即自然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应用于研究社会川史”。这本是恩格斯的意思，由斯大林明确说出③。因而，钱学森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社会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相并列，这是很有见地的。
附带说，许多科学的方法部是来源于对自然界的观察。十八世纪培根、笛卡儿的实证主义和归纳逻辑，近代的计量学方法、系统论方法，都是首先应用于自然科学，然后移植于社会科学。它们的科学地位也在这里。辩证法也是这样，当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将随着科学的日新月异而不断发展。
但是，过去我们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却很少讲辩证法，而把国家、阶级、阶级斗争当作主要内容。这是因为，我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分成两门课(这也作俑于斯大林)，前者讲辩证法，后者就不讲了。也因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是在民主革命战争中开始的，继之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很自然地突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这是1879年马克思发出的一个指挥革命行动的通告中说的。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经济的发展，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
这个“本意”也招致不少误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变成“线性因果关系”，僵化了的公式。恩格斯晚年，在1893年给弗·梅林的信中说，马克思和他当初是着重从经济基础中“探索出”政治、法权等观念的，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当时是批判黑格尔等唯心主义。但也因此犯了个错误，即忽视各种思想领域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并在历史上起作用。因而他提出“归根到底是经济”的修正。次年，在给符·博尔乌斯的信中全面发挥了这一点:首先，经济基础不仅是经济关系，而是包括全部技术装备和地理环境。其次，“并不只有经济状况才足原因”，政治和意识形态都互相影响。同时，经济并不是白发起作用，而是经过人的决策，“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原来，1890年他就提出历史是由人们的意志“合力”创造的理论，而人们的意志是由生活条件决定的④。
照恩格斯的说法，各领域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离经济愈远的领域，如纯思想领域，其曲线愈曲折。但如划出各曲线的中轴线，则“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跟后者平行而进”。这就是“归根到底”之义。我们不妨试画如图I。文学艺术的曲线起伏很大，几百年未必出一个诗圣。科学发展则到卡八世纪才突飞猛进。它们的中轴线则几乎平行了。
我想，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第一，要承认各领域的相对独立性。从这一点说，本来可以分别研究，如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等等。第二，又要有整体观、系统观。它们是相互影响的，研究经济史也要看到政治、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更不能摆出一副“我是基础、我决定你”的架势。“归根到底”是经济，但在一事一物上却未必。第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是这样，相互作用是辩证法的裴本原理，“反作用”其实就是作用。象生产和交换也“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又都互相制约和影响①。重农轻商思想不能进入史学界。总之，史学界头脑中经常保持辩证法，或可无虞。
经济计量学方法
经济计量学源于数理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已有百年历史，经济计量学也有数十年历史，我国现已用于计划和管理。但经济计量学用于历史研究，还是六十年代以来的事。它兴于美国，目前也以美国为独盛，在欧洲和日本史学界并非主流。
经济计量学用于历史研究有很大局限性。原来计量学用于现实经济，目的在设定最佳模式，选出最佳方案。用于历史则不行。历史不能选择，也不能假设。美国曾有人用反拟法(Contrafactureapproach)研究美国早期历史，结果不住。又因历史不能用实验或模拟办法取得所需数据，只能用已有统计和估计，不仅研究的时间多限于近代，范围也受限制。目前所用，大多只是回归分析(Regressionanalysis)和相关分析(Correlationanalysis)二法，回归分析又多限于单元线性。
线性回归是用一直线来表达两组变量间的平均变化关系，其原理见图Ⅱ。该图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实即原来统计学中的宣线趋势方法。图中曲线是1895-1913年新设厂矿历年投资的指数(X为时间，Y为投资指数)，AB线则为历年投资变化(在此为增长)的趋势。
在计量学中，AB线的含义已不尽为趋势，它称为回归线，即变化的理论值。其方程是:Y=a+bxX是自变量，Y是因变量；b是回归系数，即回归线的斜率;a是常数，即X=0时Y的值。有若干(最好20个以上)X和Y的经验数据，即可用段小平方法(公式略》求出a和b的值。而在经济史中，时间常为重要因素，故可将上式改为时间方程，即（Y=a+bt）t为时间(如年)，b则变成速率(如年率)。
美国学者赵冈从孔府档案中得出1736－－1775年议上县梅花庄麦、豆、高架、杂粮的历年产盘，用上式(他还加上一个平均为0的分布变量e)算出这期间亩产量Y的平均变化率b：麦、豆、高梁的b均为-0.04强，即平均每年下降4%，杂粮的b达-0.09。
其他用法，如LorenBrandt计算上海粮价Ps与国际市场粮价Pi变化的关系，方程为Ps=a+blP1+b2R+e其中R是汇率(因国内粮价用银，国际市场用金)，c是平均为0的分布变量。他用1876－－1930年逐年Ps、Pi、R的数值(实际计算时用对数1n)，得出b1=1.10；b2=-0.98。即上海粮价受国际粮价升降的作用和受汇率变动的作用(银价降粮价升，故为负数)都很大，以此论证上海粮价“整体化”于国际市场。
线性回归方法，计算并不困难，但其适宜性在于对资料的理解、运用，这仍有赖于定性分析。如上述新设厂矿之例，因每年之新投资并非当年消耗掉(与产量、交易量性质不同)，若用资本存鼓(前期的资本+当年投资-当年折旧)或资本集成(Capitalformation，即当年投资-当年折旧)为Y，则b值要低得多。后例国内外粮价，因未计入粮食进口量，结论尚感不足。青年学者吴柏均，同样用回归分析，发现国内外粮价与实际进口之关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口岸、不同粮种(米或麦及面粉)都有所不同。这就需要从进口数量、倾销政策、市场的垄断性等方面来解释。
再如我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价格剪刀差(国外称Termsoftrade)，不乏有人研究。但同是用1866――1936年南开指数，美国学者侯继明的计算是Y=76+0.44X，速率为每十年4％强；而RalphHuenemann之计算是Y=58.32+0.94X，速率为每十年9％强。我对这问题是分阶段观察：剪刀差扩大时期中国吃亏，逆剪刀差时中国受益，两相比较才有意义。又如工业发展速度，是研究较多的问题。美国学者章长基估计1912――1936年工矿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9.4％；ThomasRawski估计同期制造业的年增长率为12.7%;因所用代表产品不同。我以为，既无全面材料，还不如分行业考察为妥。总之，计量学虽定量，却未定死，要根据条件运用，才能有用二，现在谈相关分析。相关分析是找出两系列变景之间相互关联的密切程度，其原理见图Ⅲ。该图取自RobertHartwell对明代里甲制的研究。每里户数并非按规定的110户，因非农业人口不入里。图Ⅲ是许州7个县的里数X与户数Y的相关图;从7个点的位置可见里数与户数关系颇为密切。X与Y的密切程度即相关系数，通常用r(或r2)表示。若r=1，则各点在一直线上，毋需论证。若r=0，则两者无关系。若r为负数，则为负相关《如价格愈高销量愈小之类》。上述7县里数与户数之相关系数经计算(公式略)r=0.99，即密切度达99%。而广东13个县，其r=0.96；陕西23个县，r=0.94。
相关分析的应用拖围很广。一般说，凡作回归分析，同时即可得出相关系数，不能作回归分析者，亦常可作相关分析。问题是要有大量的连续性数据。因而目前所见，以用于人口、外贸、物价之研究者最多，以及研究铁路运输与贸易的关系，农场规模与产量的关系，均有成例。但应用最多的是拿它检验已有的论点或设想是否正确，亦以这种用法最为有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国棉纺业颇为发达，利润亦优。T.Rawski估计出1913――1936年历年纱厂利润，与同时期棉纺业的发展(以纱锭数代表)作相关分析，而r值仅为0.15――0.17。说明纱厂的利润大半并未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棉纺业的新投资主要来自业外。
反之，欲用相关分析推导出新的结论，则须慎重。如上述纱厂利润之变化与钢铁、水泥、机器三业之发展相关系数达0.86-0.91，非有文献证明，不能遽认为纱厂利润，投入比三业。又如按粮食运销路线常可得经过各地的价格关系。有人研究清代陕西粮价，按最大r值应是从陕西最南部向最北部运销;又米市中心苏州，与其米价相关最密切的地方竟是济南。类此情况，若迷信数字，必致失误。
图论为数学方法之一，但在经济史中尚难应用。不过，有时简单之图解也有助于研究。如R.Huenemann研究中国铁路的经济效益简式如图Ⅳ。AB是铁路边际运输成本。OT是运量(吨公里)。OP是传统运输平均运价，op’是铁路平均运价(均为元/吨公里)。则铁路的经济效益为三角形PCP“。从图可知：PCP’=1/2(OP-OP’)OT
1930年代，传统运输(大车驮运等，因铁路为南北线)运价平均按0.1元计，铁路平均运价为0.02元;1933年6条国有铁路的运最为2，896百万吨公里。代入上式，经济效益为116百万元。
我在论清代同内市场一文中，将市场商品按其相互交换关系分成三类，因各估出数值(万两)，并估出城市消费额C=2，195万两，因而可利用框图(图Ⅴ)得出下列不等式：
Ⅰ>Ⅱ>Ⅲ
Ⅰ-C≈Ⅱ
再从不等式中推导出结论。①
总之，用计量学方法研究经济史，有其局限性。国外所用，多限于研究生产力；国内有用于研究生产关系者，尚待开发。而其最大缺点是只见量变，不见质变，不往往为追求数据，连续性，忽视以至否定突变。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但其方法本身是科学的，用以检验、纠正已有之定性分析，最为有效。这种检验也可用统计学方法，做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可避免概念模糊、夸大、以局部作总结等弊病。因此我主张，在经济史研究中，凡能定量的，都应定量，不能定量的，也尽可能找出相对的数量概念。
发展经济学方法
发展经济学五、六十年代盛极一时，近已衰落。然而，它是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的，又注重长期趋势，它的方法以至一些论点，对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都能有所借鉴。
发展经济学学派众多，方法各异，但有一点共同的，即注重比较方法，这也是近年来我国倡行的。
六十年代以前的发展经济学，多是与英美等国的工业化过程相比较，一如过去史学界的西欧中心论。不过因学派不同，重点不同。如新凯恩斯学派注重投资效果，故常用Harrod-Domar经济增长模式(增长率G=S/Y，S为储蓄率，V为资本与产出比率)。新古典学派注意劳动力，故常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Y=rKaLB，K为资本，L为劳力)推导出各种增长模式。二元经济论者认为不发达国家存在着两种经济——传统农业经济和从西方输入的现代化工业经济，发展程度就是两者的消长。曾有人用这个观点研究中国经济史，致有口岸经济和内地经济之分。二元经济论集中到“无限剩余劳动”，即Lewis模式:传统农业中存在着一种生产效率极低的剩余劳动，其作，用等于0，他们转移到工业部门，经济就发展了。
用这些模式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自然不得要领。不过，我们过去的研究偏重生产关系，对资本、劳动注意不够，在这方面与外国工业化过程作对比研究，仍是有益的。青年学者李伯重研究明清江南经济，与十六至十八世纪中期的英国对比，以及近来一些与日本德川时代和明治时代经济的比较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六十年代以后，拉美经济学者在发展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研究方法也变成南北对比。同时，提出结构主义、依附论、不等价交换等理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已形成一种世界性经济结构，后者依附于前者，处于前者的边陪或卫星国地位。经济剩余被中心国榨取去，即使按照李嘉图比较成本说，也是处于不等价交换地位。他们运用大最资料和计最学方法作对比分析，这一点是十分可取的。显然，我们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不能只研究本国，而需要研究对方。我想，至少在某个方面或某些商品市场，确是形成一种国际经济结构。比较经济学方法不是比较两个孤立的国家，而是要研究两者的相互类系，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要点。
发展经济学中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理论和方法，如不均衡发展、发展阶段论、周期论等，将于下面分述。这些理论不只是从不发达国家出发，而是从整个经济史立论。
区域论和周期论
区域论和周期论是七十年代兴起的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学派，创始人当推WiiliamSkinner和RobertHartwell，近年来极为盛行，并流行于日本、法国的中国史学者。这方法又称为“空间时间研究法”(Spacialand，temporalstudy)。其把中国分为经济区，清以后加七东北成九大区。每区都有一两个核心区(Core)，经济发展是由核心区向边缘区（Periphery)推广。大区内由各级市场和资本、劳动力的转移相联系，形成多级性体系(Hierarchicsystem)。各大区的发展都有周期性。周期二般有四个阶段z边区(未开发)阶段，大发展阶段，衰落阶段和平衡阶段。如东南大区在唐开元前还处于边区状态，开元末到宋孝宗时大发展，此后处于平衡状态，商宋到元一度衰落，明洪武后又大发展。大发展时边缘区速于核心区，衰落时也是边缘区先衰落，两者之相关程度可用计量学方法算出等等。
日本著名史学家斯波义信最近采用这种方法研究江南农业和商业，得出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周期律：
980－－1030中度发展
1030－－1279大发展
1279－－1368衰落
1368－－1421恢复发展
1421－－1550平衡状态
这种研究方法虽是新兴的，但区域论和周期论却都源远流长。
区域论源于古老的地缘政治学。十九世纪初德国H.vonThuen发表《土地经济与国民经济》，随后有资源配置的理论。二十世纪美国出现传播论，研究美国经济由东向西、自南向北的发展。接着美国刊德国都有区位经济学，以至出现Losehchristalle的中地理论(Centralplacetheory)，也就是区域论中核心区和边缘区的来源。以中国之大，分区研究很有必要。我国有地方志传统，为此提供了便利。不过按行政区划又不如接经济区域为宜。近年来大陆和台湾学者研究城市和镇市经济史，即多按经济区，并多少受中地理论影响。但是象W.Skinner的强调各区域发展的非同步性和封闭性(Autarkic)，则属过分。
地区特性和区域间共性是对立的统一。中国自古就是大一统为主的国家，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等基本上是统一的，很早就有全国性市场。这一点和欧洲很不相同。美国籍学者王业键的清代粮价研究，用计量学方法说明各大区物价长期趋势的同步性，是个有力的证明。
周期论思想更早，我国春秋战国时即有范蠡、白圭的农业循环说。西方周期论有多家，我觉得最有贡献的是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的创新论，道出周期的根源。1934年他吸收苏联学者NikolaiKondratieff的大循环理论，提出康德拉捷夫周期。其第一期自工业革命到1842年，恰是鸦片战争；第二期断至1897年，恰临甲午之战;第三期终于1950年，恰是中国解放。当然这不过是巧合，但他是说西方经历了纺织工业钢铁工业、电化工业三个时代。其次当推罗斯托(Walt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提出主导经济部门和“起飞”的理论。我觉得“阶段”比“周期”的提法更好。
历史发展非直线，有盛有衰就是周期。事物发展出量变到质变，就自成阶段。我觉得应当这样去研究经济史，比用断代史的方法好，因经济发展往往是朝代断不开的。不过，西方的周期论一般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如照托夫勒(AlvinToffler)的说法，人类历史就变成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至信息社会，而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都不见了。美国学者用周期论研究中国经济，实际上找不出生产力盛衰的指标，只好用人口估计以及税赋、贸易等数字代替，因而所得结论并不确切。其实，如果不拘泥于计量学方法，还有更多的资料可用。
社会学方法
社会学内容广泛，其中有的部门如人口、劳动等己独立成专门学科，同时又有新部门出现，我这里以涉及经济史者为限，采取广义，把结构学派、功能和行为学说等也放入，实际它们已成经济学的分支了。
社会学就方法论说有其基本特点。第一，它认为每个民族或地区都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其发展也非同一道路。这就摆脱了“西欧中心论”，不去套西方工业化模式，而注意各民族、地区特点的比较研究，因而有“空间史学”之称。第二，它重视“底层”即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研究，把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等作为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扩大了方法的领域。第三，它非常重视社会调查，积累了一套科学调查方法。历史虽属往事，但经验证明，社会调查还是很有用的。
在三十年代以前，西方对中国史的认识长期受韦伯(MaxWeber)学说的支配，即中国是个儒教国家，缺乏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社会学方面研究中国活跃起来，而主要集中于家族制度、绅士阶层、科举制度等。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的研究更多些，他们还有人注意基层组织，提出“村落共同体”的理论，井大量利用原来满铁等机构的“中国惯行调查”。而研究民间组织、行会、商会者也不乏人。近年来，从传统文化和伦理思想研究历史的倾向又有抬头，其有力论证是:同受西方资本主义和经济侵略的冲击，而各民族、地区的反应和后果不同，重要原因即在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和适应性。因而有人称之为韦伯主义复兴。
我国早就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五四以后，新文化代替旧文化，“旧学”遭到否定，而最近两年，又重新注意传统文化以及孔学的研究了。这是个好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决定于内部力量，传统力量的继承和演变，应是经济史的一个课题。事实上，中国传统的政治以至伦理观点，都非一成不变，十八世纪以来演变尤大。我想，研究这种演变;如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有同等意义。
结构学派在经济学上是个新学派。其中心思想是，经济的发展不仅是生产力的进步，而且在于结构的合理，否则比例失调，产生危机。在经济史上，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它因1929年创刊《经济社会史年鉴》而得名。从方法论上说，最重要的就是“整体历史”论，反对描述个别部门、事件，因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利”，而历史是一系列“互相连锁”的机制。即使研究一国一地区历史，也是先研究地理、气候、交通等，即人与环境的历史，然后是人口、劳动、贸易、家庭、文化等，即群体的历史，最后才是政治、军事、外交等历史，有点上层建筑的味道。同时，他们主张研究质，不注意计是分析，而代之以结构分析。尊重传统，讲究平衡。我觉得，重视经济结构，以及人口、劳动、地理环境等研究，都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所需的。不过这派学者提及中国时，强调了传统平衡的作用，并不恰当。
行为和功能学说都源于社会学。行为学说是早期比拟于生物学的研究而来。功能学说则是认为社会现象不能用简单的因果关系去解释，时常是种瓜得豆，因而要研究先于结果(或目的)的东西，即功能。其理论用于经济学，形成制度学派。其制度(Institution)有制度和机构二义。如银行、交易所是一种制度，也是执行某种功能的机构。经济发展与否，就看这些机构执行其功能是否得当，以及各种功能配合得好坏，这种配合也就是结构(制度)。在方法论上，就是研究各种制度的功能效率。如钱庄的功能不如银行，漕运的功能不如商运。在研究中又特别重视服务性的功能，如商业、运输、资金融通、政府管理和税制等。有人把这些转化为交换成本，交换成本低，经济就有发展。国外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很多，一般把中国近代经济的不发展归之于运输落后，商业机构不健全、利息率高等，也用这种观点研究宋以后的市场、行会、商税和币制、票号、钱庄等。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政府作用的问题。我国经济史学者一向注意历代统治者的作用，而多强调赋税剥削、官田、官工商业、抑商和等消极作用。国外学者相反，一般认为，和欧洲封建社会相比，中国政府敛聚较轻，维持社会安定和经济秩序较有效率，对于水利、粮仓、救灾等大为赞扬。近年来，特别对于清政府的经济政策深为赞许，原因之一是中国在乾隆时就能养活三倍于过去人口。
系统论方法
这里所说系统论，包括控制论和信息论。它是五十年展起来的科学研究方法，目前已用于系统工程、系统管理、资源开发、经济预测、决策等。我国亦已逐步运用在运筹学、优选法等方面，并属先进。但是，用系统论方法研究历史，我尚未见国外此类著作，在中国却有不少论述，已形成一个学派。
系统论在中国，尤其是青年史学家中受到欢迎，大约因为它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许多原理本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提到过的。在我国的一些论述中，有些是讲系统论的一些原则，如整体观、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相互作用、功能、行为等，探讨这些原则在历史研究中的适用性。有些，如金观涛、刘青峰、李桂海、陈平诸家，则是把系统论用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其中金、刘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起结构》(1984年)可称代表作。
诸家研究的结论有个共同点，即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个超稳定系统，两千年来内部的振荡只引起王朝的更替，结果是封建模式的复制，重归于稳定。也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是个封闭系统，不能容纳外来因索输入，因而停留在稳定状态。我是不同意这种结论的。我曾批评过老的“停滞论”，包括根据亚细生产方式的研究而来的停滞论；以及近年来外国研究中国中提出的“传统平衡”、“高度平衡机括”等理论，认为它们是老停滞论的翻版。同时，中南从来不是个封闭国家，不仅汉唐如鲁迅所说采取“拿来主义”，直到明清海禁，许多重要农作物还是从国外引进的。不过，这里不是谈结论，那是可以各抒己见的，这里是谈方法。系统论的方法能否用于研究中国历史？
我的看法是，要看怎样应用。如果说，应用系统论一些原则作为观察、研究历史上某些问题的方法，那是完全可以的。事实上，象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相关分析以至功能;行为等学说，早已应用于历史研究了。但现在讨论的是，用系统论研究整个社会的历史，这就发生两个问题：一是大系统问题，一是计量问题。
目前我国的研究者大都是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三个子系统(也有分成四个的)，即权力(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思想)系统，可谓包罗万象。还要研究系统与外部环境(地理、气候、邻国)的关系，再加上上下两千年，研究的范围就庞大无比。如此大范围研究必很难深入。如果是抓要领，找共性和规律性，那就根本违反系统论原则，因为系统论不是抽象研究方法。如果只是租线条的研究，那就不易看出变化，以至不分南北，难辨汉唐。目前系统论用于现实问题，还都是小系统，如一项工程、一项预测、一项计划。系统工程之大者如阿波罗登月工程，涉及42万人。已知最大者是1967-1971年南朝鲜的国民经济模型，涉及全国3，900万人，但只限于经济，不包括政治、文化。更大范围的系统研究，目前还没有经验。
系统论的精神，也是其精华，就在于计量。由于精密计量，才能洞悉些微变化和偏差。为说明这点，举二个简例。一个系统的功能，是由它的输入和输出决定的，如图Ⅵ。一个经济系统(如工厂)的输入，有劳动、物资、能源、资金、信息(计划、图纸)五种，即u；其输出有产品、服务、能量、信息，即y。这些都是向量，都要计量(信息的计量单位是bit)。而总输入U和总输出Y都构成一个向量空间，其计量用范数。这就得出该系统的功能Z：
一个系统内部有若干元素，如图Ⅵ。各元素是互相联系的，但和一般概念不同，其联系有方向，有时序。如e1联系e4，即向e4输出，e4也向e1输出，但两者不同质，也不等价(否则就无意义了)。e3与各元素都有联系，但是单向输出。e2不与任何元素联系，但它向系统外输出。这些输出都是不等价的，可以构成一个矩阵方程，计算出α值，又因输出有劳动、有物资、有能量等，所以系统内形成五种流，即R，构成五个矩阵，即α。这就是该系统的结构，R说明结构的质，α说明结构的量。
再推下去，各元素内部又有不同状态(如有的车间机器多，有的车间技术强)，状态由多维向量计值。每个维的运动即行为，行为是它在空间的轨迹，用函数模型计值。此外，控制论、信息论中各项因子和效果也都要计值。
目前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的，除一些年代、人口数字外，都不计量，没有一个数学模型，这就失去了系统论的光辉。系统论方法中在数据不足时，也可不建立数学模型，先建立物理模型，作定性分析，但目的是为将来进入定量分析。在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时，连物理模型也难建立。因而所谓相互关系、功能、结构等，还是一放概念，看不出方向、时序、质和量。在论各种力量时，只能用集中、分散、增强、减弱等来表示。
系统论方法既是计量，前面谈经济计量学方法的一些缺点它也都存在。另外，系统论是不注意内部矛盾的，因为目前应用的都是人造系统(工程、计划、预测模型等)，不去人为地制造矛盾。系统论模型中，除按预定的输入变动外，其不稳、振荡都是来自外部干扰。控制论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不稳，使系统保持原有状态。这些都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原则的。
但我并不认为系统论方法不能用于研究历史。说：“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①我想，目前用大系统研究全社会历史的条件还不成熟，不如就一些经济史的专题，进行小系统研究，象系统工程那样，一项一项去做。因为经济史究竟还有点数据，有些从物理模型开始，还是可以的。系统论的方法，也是在不断发展的。方法论的进步，比我们经济史的研究更快。例如现在我们说的还是“老三论”，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已经出世了。
总结
我以为，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就方法论来说，应当扩大眼界，博采众家之长。这包括三层意思：
—－根据不同对象和现有条件，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同一问题，用不同方法去求解，以期得到更完备的论证；
—－用某种你最信任的方法，进行多题研究(这结果会形成一个学派)。
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要以文献学方法为基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中国经济史，直到今天，我们的研究还很不够。恩格斯说，要先认识事物，然后才可以认识它的过程。今天我们对历史上的许多事物还不清楚，或不很清楚，还需要一事一物、一个个专题，进行研究。在这种定性研究中，传统的方法，文献学“考据学”考古学的方法，仍是第一要义。至于研究其发展变化，即动态的研究，也要以史料为基础，不能单靠逻辑思维或计算机给出答案，即使给出，最好也要有文献学的证明。
每种研究方法，实际都代表一种理论，或由某个学派产生的。对每种方法，都要从它的思想根源、理论根源上检验一下。这个检验的标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方法虽与理论密切联系，仍有其独立性。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用以研究历史的方法却是辩证法。当代西方的许多研究方法，或来源于对自然界的研究，或是从研究生产力出发的，都有其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去检查，又可发现其局限性和缺点。经常保持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可使我们头脑清醒，在选择和运用方法上，更能得心应手。
方法与目的密切相关。事实上，几乎每种新的研究方法都是随着某种新的而来，这种理论和方法就形成一个学派。本文原以“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派与方法”为题，现为节省篇幅，略去学派。有些学派，如乾嘉学派、计量学派，可以避免讲理论，专谈方法。而多数学派却不能元全避免，因为在那里理论就是方法，这在下文自明。
我想谈的有：(1)学和考据学方法；(2)唯物主义；(3)经济计量学方法；(4)经济学方法:(5)区域论和周期论:(6)学方法，(7)系统论方法。所谈或详简，或我所不知而举疑，故日杂谈。
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
我国史学一向重视文献学的方法。这方法的精神就是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征；用话说就是“论从史出”。治史必自史料始，以占有史料为第一义，这是个好传统，初学者尤然。文献学方法包括校勘、辨伪功夫。又所论多宏观，故重典章制度。同时，它包含归纳法，广征博引，力戒孤证。在表达上，“让史料自己说话”，质朴、简洁、有力。
“多问阙疑”，史料既多，考据学随之而兴。考据学至清代极盛。清代考据学之大功在于它抵制了宋明唯心主义的推论，追求历史信息(文献)的本来面貌，故梁启超称其有实证主义精神;又因清人逃避，能钩稽沉隐，无所避讳，即顾炎武所倡“实事求是”。但清代学者考据的出发点不是事物，而是文字音义。又所论多属微观，视野狭隘，流于繁琐。或为文而文，示计实效。盖原用于经学，治史反成缺点。
不过，文献学、考据学都是不断发展的。至近代，受西方实证，己日益光大而重实效。若陈寅恪，固考据学大师，其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文史考据之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金明馆丛稿》)
我国历也文献至为丰富，史籍、地志之外，笔记、诗文、报刊等早已入史。近又致力于档案、碑刻、民间文书之发掘。历史档案浩若烟海，近年开发清刑部题本，已美不胜收，而其他尚少系统整理。民间文书更是无穷宝藏。若徽州档案、孔府档案、盛宣怀档案刚在利用，而散在各地的文契、租约、账册、书簿等都有待征集。文献学、考据学日广，大有可为。方法本身也将改进，资料库和机的利用即其一例。总之，前途广阔。
单靠文献学、考据学方法亦有其弊。正如列宁所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①这就不是论从史出，而是史随论走了。因此，史料愈多，愈简要有科学的驾驭史料的方法。这方法，首先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经济史的基本方法，其他方法之得失都要用它来衡量。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包括一系列原则和，不只是方法。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写历史，而是研究历史，即研究一个未知领域或未决，不如把它看作方法。这是因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规律虽是客观存在，但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别的学科来说，可用作逻辑论证，如评某文学作品，可说它不符合历史规律。但对研究历史本身来说，却不能这样。如五种生产方式，可称为社会发展规律，但具体研究某民族历史时，缺奴隶社会者有之，缺封建社会者有之，缺资本主义社会者更有之。这些“缺”正是研究的目的。
对于研究工作者来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足教义，而是方法”①。“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也没有企附说明一切，而只是企求提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②
这种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以为，其核心，也是我们在实践中用得最多的，就是历史辩证法。辩证法思想来自人们观察现象的，即自然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于研究社会川史”。这本是恩格斯的意思，由斯大林明确说出③。因而，钱学森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社会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相并列，这是很有见地的。
附带说，许多科学的方法部是来源于对自然界的观察。十八世纪培根、笛卡儿的实证主义和归纳逻辑，近代的计量学方法、系统论方法，都是首先应用于自然科学，然后移植于社会科学。它们的科学地位也在这里。辩证法也是这样，当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将随着科学的日新月异而不断发展。
但是，过去我们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却很少讲辩证法，而把国家、阶级、阶级斗争当作主要内容。这是因为，我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分成两门课(这也作俑于斯大林)，前者讲辩证法，后者就不讲了。也因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是在民主革命战争中开始的，继之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很自然地突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这是1879年马克思发出的一个指挥革命行动的通告中说的。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经济的发展，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
这个“本意”也招致不少误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变成“线性因果关系”，僵化了的公式。恩格斯晚年，在1893年给弗·梅林的信中说，马克思和他当初是着重从经济基础中“探索出”政治、法权等观念的，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当时是批判黑格尔等唯心主义。但也因此犯了个错误，即忽视各种思想领域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并在历史上起作用。因而他提出“归根到底是经济”的修正。次年，在给符·博尔乌斯的信中全面发挥了这一点:首先，经济基础不仅是经济关系，而是包括全部技术装备和地理环境。其次，“并不只有经济状况才足原因”，政治和意识形态都互相影响。同时，经济并不是白发起作用，而是经过人的决策，“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原来，1890年他就提出历史是由人们的意志“合力”创造的理论，而人们的意志是由生活条件决定的④。
照恩格斯的说法，各领域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离经济愈远的领域，如纯思想领域，其曲线愈曲折。但如划出各曲线的中轴线，则“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跟后者平行而进”。这就是“归根到底”之义。我们不妨试画如图I。文学的曲线起伏很大，几百年未必出一个诗圣。科学发展则到卡八世纪才突飞猛进。它们的中轴线则几乎平行了。
我想，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第一，要承认各领域的相对独立性。从这一点说，本来可以分别研究，如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等等。第二，又要有整体观、系统观。它们是相互影响的，研究经济史也要看到政治、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更不能摆出一副“我是基础、我决定你”的架势。“归根到底”是经济，但在一事一物上却未必。第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是这样，相互作用是辩证法的裴本原理，“反作用”其实就是作用。象生产和交换也“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又都互相制约和影响①。重农轻商思想不能进入史学界。总之，史学界头脑中经常保持辩证法，或可无虞。
经济计量学方法
经济计量学源于数理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已有百年历史，经济计量学也有数十年历史，我国现已用于计划和管理。但经济计量学用于历史研究，还是六十年代以来的事。它兴于美国，也以美国为独盛，在欧洲和日本史学界并非主流。
经济计量学用于历史研究有很大局限性。原来计量学用于现实经济，目的在设定最佳模式，选出最佳方案。用于历史则不行。历史不能选择，也不能假设。美国曾有人用反拟法(Contrafacture approach)研究美国早期历史，结果不住。又因历史不能用实验或模拟办法取得所需数据，只能用已有统计和估计，不仅研究的时间多限于近代，范围也受限制。目前所用，大多只是回归(Regression analysis)和相关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二法，回归分析又多限于单元线性。
线性回归是用一直线来表达两组变量间的平均变化关系，其原理见图Ⅱ。该图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史资料》第二辑下册，实即原来统计学中的宣线趋势方法。图中曲线是1895-1913年新设厂矿历年投资的指数(X为时间，Y为投资指数)，A B线则为历年投资变化(在此为增长)的趋势。
在计量学中，AB线的含义已不尽为趋势，它称为回归线，即变化的理论值。其方程是: Y=a+bxX是自变量，Y是因变量；b是回归系数，即回归线的斜率;a是常数，即X=0时Y的值。有若干(最好20个以上)X和Y的经验数据，即可用段小平方法(公式略》求出a和b的值。而在经济史中，时间常为重要因素，故可将上式改为时间方程，即 （Y=a+bt）t为时间(如年)，b则变成速率(如年率)。
美国学者赵冈从孔府档案中得出1736－－1775年议上县梅花庄麦、豆、高架、杂粮的历年产盘，用上式(他还加上一个平均为0的分布变量e)算出这期间亩产量Y的平均变化率b：麦、豆、高梁的b均为-0.04强，即平均每年下降4%，杂粮的b达-0.09。
其他用法，如Loren Brandt 计算上海粮价Ps与国际市场粮价Pi变化的关系，方程为Ps=a +blP1+b2R+e其中R是汇率(因国内粮价用银，国际市场用金)，c是平均为0的分布变量。他用1876－－1930年逐年Ps、Pi、R的数值(实际计算时用对数1n)，得出b1=1.10；b2=-0.98。即上海粮价受国际粮价升降的作用和受汇率变动的作用(银价降粮价升，故为负数)都很大，以此论证上海粮价“整体化”于国际市场。
线性回归方法，计算并不困难，但其适宜性在于对资料的理解、运用，这仍有赖于定性分析。如上述新设厂矿之例，因每年之新投资并非当年消耗掉(与产量、交易量性质不同)，若用资本存鼓(前期的资本+当年投资-当年折旧)或资本集成(Capital formation ，即当年投资-当年折旧)为Y，则b值要低得多。后例国内外粮价，因未计入粮食进口量，结论尚感不足。青年学者吴柏均，同样用回归分析，发现国内外粮价与实际进口之关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口岸、不同粮种(米或麦及面粉)都有所不同。这就需要从进口数量、倾销政策、市场的垄断性等方面来解释。
再如我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价格剪刀差(国外称Terms oftrade)，不乏有人研究。但同是用1866――1936年南开指数，美国学者侯继明的计算是Y=76+0.44X，速率为每十年4％强；而Ralph Huenemann之计算是Y=58.32+0.94X，速率为每十年9％强。我对这问题是分阶段观察：剪刀差扩大时期中国吃亏，逆剪刀差时中国受益，两相比较才有意义。又如工业发展速度，是研究较多的问题。美国学者章长基估计1912――1936年工矿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9.4％；Thomas Rawski估计同期制造业的年增长率为12.7%;因所用代表产品不同。我以为，既无全面材料，还不如分行业考察为妥。总之，计量学虽定量，却未定死，要根据条件运用，才能有用二，现在谈相关分析。相关分析是找出两系列变景之间相互关联的密切程度，其原理见图Ⅲ。该图取自Robert Hartwell对明代里甲制的研究。每里户数并非按规定的110户，因非农业人口不入里。图Ⅲ是许州7个县的里数X与户数Y的相关图;从7个点的位置可见里数与户数关系颇为密切。X与Y的密切程度即相关系数，通常用r(或r2)表示。若r=1，则各点在一直线上，毋需论证。若r=0，则两者无关系。若r为负数，则为负相关《如价格愈高销量愈小之类》。上述7县里数与户数之相关系数经计算(公式略)r=0.99，即密切度达99%。而广东13个县，其r=0.96；陕西23个县，r=0.94。
相关分析的应用拖围很广。一般说，凡作回归分析，同时即可得出相关系数，不能作回归分析者，亦常可作相关分析。问题是要有大量的连续性数据。因而目前所见，以用于人口、外贸、物价之研究者最多，以及研究铁路运输与贸易的关系，农场规模与产量的关系，均有成例。但应用最多的是拿它检验已有的论点或设想是否正确，亦以这种用法最为有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国棉纺业颇为发达，利润亦优。T.Rawski估计出1913――1936年历年纱厂利润，与同时期棉纺业的发展(以纱锭数代表)作相关分析，而r值仅为0.15――0.17。说明纱厂的利润大半并未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棉纺业的新投资主要来自业外。
反之，欲用相关分析推导出新的结论，则须慎重。如上述纱厂利润之变化与钢铁、水泥、机器三业之发展相关系数达0.86-0.91，非有文献证明，不能遽认为纱厂利润，投入比三业。又如按粮食运销路线常可得经过各地的价格关系。有人研究清代陕西粮价，按最大r值应是从陕西最南部向最北部运销;又米市中心苏州，与其米价相关最密切的地方竟是济南。类此情况，若迷信数字，必致失误。
图论为数学方法之一，但在经济史中尚难应用。不过，有时简单之图解也有助于研究。如R. Huenemann研究中国铁路的经济效益简式如图Ⅳ。AB 是铁路边际运输成本。OT是运量(吨公里)。OP是传统运输平均运价，op’是铁路平均运价(均为元/吨公里)。则铁路的经济效益为三角形PCP“。从图可知：PCP’=1/2(OP-OP’)OT
1930年代，传统运输(大车驮运等，因铁路为南北线)运价平均按0.1元计，铁路平均运价为0.02元;1933年6条国有铁路的运最为2，896百万吨公里。代入上式，经济效益为116百万元。
我在论清代同内市场一文中，将市场商品按其相互交换关系分成三类，因各估出数值(万两)，并估出城市消费额C=2，195万两，因而可利用框图(图Ⅴ)得出下列不等式：
Ⅰ>Ⅱ>Ⅲ
Ⅰ-C≈Ⅱ
再从不等式中推导出结论。①
总之，用计量学方法研究经济史，有其局限性。国外所用，多限于研究生产力；国内有用于研究生产关系者，尚待开发。而其最大缺点是只见量变，不见质变，不往往为追求数据，连续性，忽视以至否定突变。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但其方法本身是科学的，用以检验、纠正已有之定性分析，最为有效。这种检验也可用统计学方法，做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可避免概念模糊、夸大、以局部作总结等弊病。因此我主张，在经济史研究中，凡能定量的，都应定量，不能定量的，也尽可能找出相对的数量概念。
学
发展经济学五、六十年代盛极一时，近已衰落。然而，它是不发达国家经济的，又注重长期趋势，它的方法以至一些论点，对研究近代经济史，都能有所借鉴。
发展经济学学派众多，方法各异，但有一点共同的，即注重比较方法，这也是近年来我国倡行的。
六十年代以前的发展经济学，多是与英美等国的化过程相比较，一如过去史学界的西欧中心论。不过因学派不同，重点不同。如新凯恩斯学派注重投资效果，故常用Harrod-Domar经济增长模式(增长率G=S/Y，S为储蓄率，V为资本与产出比率)。新古典学派注意劳动力，故常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Y=rKaLB，K为资本，L为劳力)推导出各种增长模式。二元经济论者认为不发达国家存在着两种经济——传统农业经济和从西方输入的化工业经济，发展程度就是两者的消长。曾有人用这个观点研究中国经济史，致有口岸经济和内地经济之分。二元经济论集中到“无限剩余劳动”，即 Lewis模式:传统农业中存在着一种生产效率极低的剩余劳动，其作，用等于0，他们转移到工业部门，经济就发展了。
用这些模式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不得要领。不过，我们过去的研究偏重生产关系，对资本、劳动注意不够，在这方面与外国工业化过程作对比研究，仍是有益的。青年学者李伯重研究明清江南经济，与十六至十八世纪中期的英国对比，以及近来一些与日本德川和明治时代经济的比较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六十年代以后，拉美经济学者在发展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研究方法也变成南北对比。同时，提出结构主义、依附论、不等价交换等。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已形成一种世界性经济结构，后者依附于前者，处于前者的边陪或卫星国地位。经济剩余被中心国榨取去，即使按照李嘉图比较成本说，也是处于不等价交换地位。他们运用大最资料和计最学方法作对比，这一点是十分可取的。显然，我们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不能只研究本国，而需要研究对方。我想，至少在某个方面或某些商品市场，确是形成一种国际经济结构。比较经济学方法不是比较两个孤立的国家，而是要研究两者的相互类系，这也是唯物主义的一个要点。
发展经济学中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理论和方法，如不均衡发展、发展阶段论、周期论等，将于下面分述。这些理论不只是从不发达国家出发，而是从整个经济史立论。
区域论和周期论
区域论和周期论是七十年代兴起的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学派，创始人当推Wiiliam Skinner和Robert Hartwell，近年来极为盛行，并流行于日本、法国的中国史学者。这方法又称为“空间时间研究法”(Spacial and ，temporal study)。其把中国分为八大经济区，清以后加七东北成九大区。每区都有一两个核心区(Core)，经济发展是由核心区向边缘区（Periphery)推广。大区内由各级市场和资本、劳动力的转移相联系，形成多级性体系(Hierarchic system)。各大区的发展都有周期性。周期二般有四个阶段z边区(未开发)阶段，大发展阶段，衰落阶段和平衡阶段。如东南大区在唐开元前还处于边区状态，开元末到宋孝宗时大发展，此后处于平衡状态，商宋到元一度衰落，明洪武后又大发展。大发展时边缘区速于核心区，衰落时也是边缘区先衰落，两者之相关程度可用计量学方法算出等等。
日本著名史学家斯波义信最近采用这种方法研究江南农业和商业，得出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周期律：
980－－1030 中度发展
1030－－1279 大发展
1279－－1368 衰落
1368－－1421 恢复发展
1421－－1550 平衡状态
这种研究方法虽是新兴的，但区域论和周期论却都源远流长。
区域论源于古老的地缘学。十九世纪初德国H.von Thuen 发表《土地经济与国民经济》，随后有资源配置的理论。二十世纪美国出现传播论，研究美国经济由东向西、自南向北的发展。接着美国刊德国都有区位经济学，以至出现Loseh christalle 的中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也就是区域论中核心区和边缘区的来源。以中国之大，分区研究很有必要。我国有地方志传统，为此提供了便利。不过按行政区划又不如接经济区域为宜。近年来大陆和学者研究城市和镇市经济史，即多按经济区，并多少受中地理论。但是象W.Skinner 的强调各区域发展的非同步性和封闭性(Autarkic)，则属过分。
地区特性和区域间共性是对立的统一。中国自古就是大一统为主的国家，经济制度和政治、等基本上是统一的，很早就有全国性市场。这一点和欧洲很不相同。美国籍学者王业键的清代粮价研究，用计量学方法说明各大区物价长期趋势的同步性，是个有力的证明。
周期论思想更早，我国春秋战国时即有范蠡、白圭的农业循环说。西方周期论有多家，我觉得最有贡献的是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的创新论，道出周期的根源。1934年他吸收苏联学者 Nikolai Kondratieff 的大循环理论，提出康德拉捷夫周期。其第一期自工业革命到1842年，恰是鸦片战争；第二期断至1897年，恰临甲午之战;第三期终于1950年，恰是中国解放。当然这不过是巧合，但他是说西方经历了纺织工业钢铁工业、电化工业三个时代。其次当推罗斯托(Walt 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提出主导经济部门和“起飞”的理论。我觉得“阶段”比“周期”的提法更好。
历史发展非直线，有盛有衰就是周期。事物发展出量变到质变，就自成阶段。我觉得应当这样去研究经济史，比用断代史的方法好，因经济发展往往是朝代断不开的。不过，西方的周期论一般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如照托夫勒(Alvin Toffler) 的说法，人类历史就变成渔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至信息社会，而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都不见了。美国学者用周期论研究中国经济，实际上找不出生产力盛衰的指标，只好用人口估计以及税赋、贸易等数字代替，因而所得结论并不确切。其实，如果不拘泥于计量学方法，还有更多的资料可用。
学
社会学广泛，其中有的部门如人口、劳动等己独立成专门学科，同时又有新部门出现，我这里以涉及史者为限，采取广义，把结构学派、功能和行为学说等也放入，实际它们已成经济学的分支了。
社会学就方法论说有其基本特点。第一，它认为每个民族或地区都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其也非同一道路。这就摆脱了“西欧中心论”，不去套西方化模式，而注意各民族、地区特点的比较，因而有“空间史学”之称。第二，它重视“底层”即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研究，把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等作为方法引入研究，扩大了方法的领域。第三，它非常重视社会调查，积累了一套调查方法。历史虽属往事，但经验证明，社会调查还是很有用的。
在三十年代以前，西方对史的认识长期受韦伯(Max Weber)学说的支配，即中国是个儒教国家，缺乏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社会学方面研究中国活跃起来，而主要集中于家族制度、绅士阶层、科举制度等。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的研究更多些，他们还有人注意基层组织，提出“村落共同体”的，井大量利用原来满铁等机构的“中国惯行调查”。而研究民间组织、行会、商会者也不乏人。近年来，从传统文化和伦理思想研究历史的倾向又有抬头，其有力论证是:同受西方资本主义和经济侵略的冲击，而各民族、地区的反应和后果不同，重要原因即在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和适应性。因而有人称之为韦伯主义复兴。
我国早就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五四以后，新文化代替旧文化，“旧学”遭到否定，而最近两年，又重新注意传统文化以及孔学的研究了。这是个好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决定于内部力量，传统力量的继承和演变，应是经济史的一个课题。事实上，中国传统的以至伦理观点，都非一成不变，十八世纪以来演变尤大。我想，研究这种演变;如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有同等意义。
结构学派在经济学上是个新学派。其中心思想是，经济的发展不仅是生产力的进步，而且在于结构的合理，否则比例失调，产生危机。在经济史上，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它因1929年创刊《经济社会史年鉴》而得名。从方法论上说，最重要的就是“整体历史”论，反对描述个别部门、事件，因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利”，而历史是一系列“互相连锁”的机制。即使研究一国一地区历史，也是先研究地理、气候、等，即人与环境的历史，然后是人口、劳动、贸易、家庭、文化等，即群体的历史，最后才是政治、军事、外交等历史，有点上层建筑的味道。同时，他们主张研究质，不注意计是，而代之以结构分析。尊重传统，讲究平衡。我觉得，重视经济结构，以及人口、劳动、地理环境等研究，都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所需的。不过这派学者提及中国时，强调了传统平衡的作用，并不恰当。
行为和功能学说都源于社会学。行为学说是早期比拟于生物学的研究而来。功能学说则是认为社会现象不能用简单的因果关系去解释，时常是种瓜得豆，因而要研究先于结果(或目的)的东西，即功能。其理论用于经济学，形成制度学派。其制度(Institution)有制度和机构二义。如银行、交易所是一种制度，也是执行某种功能的机构。经济发展与否，就看这些机构执行其功能是否得当，以及各种功能配合得好坏，这种配合也就是结构(制度)。在方法论上，就是研究各种制度的功能效率。如钱庄的功能不如银行，漕运的功能不如商运。在研究中又特别重视服务性的功能，如商业、运输、资通、政府管理和税制等。有人把这些转化为交换成本，交换成本低，经济就有发展。国外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很多，一般把中国近代经济的不发展归之于运输落后，商业机构不健全、利息率高等，也用这种观点研究宋以后的市场、行会、商税和币制、票号、钱庄等。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政府作用的。我国经济史学者一向注意历代统治者的作用，而多强调赋税剥削、官田、官工商业、抑商和贪污腐败等消极作用。国外学者相反，一般认为，和欧洲封建社会相比，中国政府敛聚较轻，维持社会安定和经济秩序较有效率，对于水利、粮仓、救灾等大为赞扬。近年来，特别对于清政府的经济政策深为赞许，原因之一是中国在乾隆时就能养活三倍于过去人口。
系统论方法
这里所说系统论，包括控制论和信息论。它是五十年展起来的科学研究方法，已用于系统工程、系统管理、资源开发、经济预测、决策等。我国亦已逐步运用在运筹学、优选法等方面，并属先进。但是，用系统论方法研究历史，我尚未见国外此类著作，在中国却有不少论述，已形成一个学派。
系统论在中国，尤其是青年史学家中受到欢迎，大约因为它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许多原理本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提到过的。在我国的一些论述中，有些是讲系统论的一些原则，如整体观、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相互作用、功能、行为等，探讨这些原则在历史研究中的适用性。有些，如金观涛、刘青峰、李桂海、陈平诸家，则是把系统论用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其中金、刘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起结构》(1984年)可称代表作。
诸家研究的结论有个共同点，即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个超稳定系统，两千年来内部的振荡只引起王朝的更替，结果是封建模式的复制，重归于稳定。也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是个封闭系统，不能容纳外来因索输入，因而停留在稳定状态。我是不同意这种结论的。我曾批评过老的“停滞论”，包括根据亚细生产方式的研究而来的停滞论；以及近年来外国研究中国中提出的“传统平衡”、“高度平衡机括”等理论，认为它们是老停滞论的翻版。同时，中南从来不是个封闭国家，不仅汉唐如鲁迅所说采取“拿来主义”，直到明清海禁，许多重要农作物还是从国外引进的。不过，这里不是谈结论，那是可以各抒己见的，这里是谈方法。系统论的方法能否用于研究中国历史？
我的看法是，要看怎样。如果说，应用系统论一些原则作为观察、研究历史上某些问题的方法，那是完全可以的。事实上，象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相关分析以至功能;行为等学说，早已应用于历史研究了。但现在讨论的是，用系统论研究整个社会的历史，这就发生两个问题：一是大系统问题，一是计量问题。
目前我国的研究者大都是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三个子系统(也有分成四个的)，即权力(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思想)系统，可谓包罗万象。还要研究系统与外部环境(地理、气候、邻国)的关系，再加上上下两千年，研究的范围就庞大无比。如此大范围研究必很难深入。如果是抓要领，找共性和性，那就根本违反系统论原则，因为系统论不是抽象研究方法。如果只是租线条的研究，那就不易看出变化，以至不分南北，难辨汉唐。目前系统论用于现实问题，还都是小系统，如一项工程、一项预测、一项计划。系统工程之大者如阿波罗登月工程，涉及42万人。已知最大者是1967-1971年南朝鲜的国民经济模型，涉及全国3，900万人，但只限于经济，不包括政治、文化。更大范围的系统研究，目前还没有经验。
系统论的精神，也是其精华，就在于计量。由于精密计量，才能洞悉些微变化和偏差。为说明这点，举二个简例。一个系统的功能，是由它的输入和输出决定的，如图Ⅵ。一个经济系统(如工厂)的输入，有劳动、物资、能源、资金、信息(计划、图纸)五种，即u；其输出有产品、服务、能量、信息，即y。这些都是向量，都要计量(信息的计量单位是bit)。而总输入U和总输出Y都构成一个向量空间，其计量用范数。这就得出该系统的功能Z：
一个系统内部有若干元素，如图Ⅵ。各元素是互相联系的，但和一般概念不同，其联系有方向，有时序。如e1联系e4，即向e4输出，e4也向e1输出，但两者不同质，也不等价(否则就无意义了)。e3与各元素都有联系，但是单向输出。e2不与任何元素联系，但它向系统外输出。这些输出都是不等价的，可以构成一个矩阵方程，出α值，又因输出有劳动、有物资、有能量等，所以系统内形成五种流，即R，构成五个矩阵，即α。这就是该系统的结构，R说明结构的质，α说明结构的量。
再推下去，各元素内部又有不同状态(如有的车间机器多，有的车间技术强)，状态由多维向量计值。每个维的运动即行为，行为是它在空间的轨迹，用函数模型计值。此外，控制论、信息论中各项因子和效果也都要计值。
目前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的，除一些年代、人口数字外，都不计量，没有一个数学模型，这就失去了系统论的光辉。系统论方法中在数据不足时，也可不建立数学模型，先建立物理模型，作定性分析，但目的是为将来进入定量分析。在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时，连物理模型也难建立。因而所谓相互关系、功能、结构等，还是一放概念，看不出方向、时序、质和量。在论各种力量时，只能用集中、分散、增强、减弱等来表示。
系统论方法既是计量，前面谈经济计量学方法的一些缺点它也都存在。另外，系统论是不注意内部矛盾的，因为目前应用的都是人造系统(工程、计划、预测模型等)，不去人为地制造矛盾。系统论模型中，除按预定的输入变动外，其不稳、振荡都是来自外部干扰。控制论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不稳，使系统保持原有状态。这些都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原则的。
但我并不认为系统论方法不能用于研究历史。毛泽东说：“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①我想，目前用大系统研究全社会历史的条件还不成熟，不如就一些经济史的专题，进行小系统研究，象系统工程那样，一项一项去做。因为经济史究竟还有点数据，有些从物理模型开始，还是可以的。系统论的方法，也是在不断发展的。方法论的进步，比我们经济史的研究更快。例如现在我们说的还是“老三论”，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已经出世了。
总 结
我以为，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就方法论来说，应当扩大眼界，博采众家之长。这包括三层意思：
—－根据不同对象和现有条件，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同一问题，用不同方法去求解，以期得到更完备的论证；
—－用某种你最信任的方法，进行多题研究(这结果会形成一个学派)。
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要以学方法为基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中国经济史，直到今天，我们的研究还很不够。恩格斯说，要先认识事物，然后才可以认识它的过程。今天我们对历史上的许多事物还不清楚，或不很清楚，还需要一事一物、一个个专题，进行研究。在这种定性研究中，传统的方法，文献学“考据学”考古学的方法，仍是第一要义。至于研究其发展变化，即动态的研究，也要以史料为基础，不能单靠逻辑思维或计算机给出答案，即使给出，最好也要有文献学的证明。
每种研究方法，实际都代表一种理论，或由某个学派产生的。对每种方法，都要从它的思想根源、理论根源上检验一下。这个检验的标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方法虽与理论密切联系，仍有其独立性。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用以研究历史的方法却是辩证法。当代西方的许多研究方法，或来源于对界的研究，或是从研究生产力出发的，都有其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去检查，又可发现其局限性和缺点。经常保持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可使我们头脑清醒，在选择和运用方法上，更能得心应手。
一、李大钊输入西方近代史学观念的途径
李大钊对于西方近代史学的介绍与宣传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在北京高等学校里的授课，在各地发表演讲，在期刊上发表文章。
他在《狱中自述》中称：“钊夙研史学”，“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学科”。[2] 其实，留学归国后，他还在北京大学政治、史学两系讲授过唯物史观课程。其所讲内容集中体现于《史学思想史讲义》和《史学要论》中。
《史学思想史讲义》，包括“史观”、“今与古”、“鲍丹的历史思想”、“鲁雷（Louis Le Roy）的历史思想”、“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历史思想”、“韦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及其历史思想”、“孔道西（Condorcet）的历史思想”、“桑西门（Saint-Simon）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十一个专题。在李大钊看来，对史学思想做出重大贡献的西方思想家，除了以上几位外，还有弗兰西斯·培根、笛卡尔、帕士克、康德、孔德等人。
《史学要论》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史学与其相关学问间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六个专题，涉及培根、维柯、孔多塞、孔德、圣西门、马克思、恩格斯、弗里曼、兰普勒希特、文德尔斑、李恺尔特、菲林特等近代西方近代史学家、思想家的史学观念。关于文德尔斑和李凯尔特。李大钊分析了文蝶儿班德（W·Windelband）和理恺尔特（H·Rickert）的新理想主义历史哲学，在谈到韦柯对于历史学科学理论的贡献时，还提到米希莱将韦柯的《新科学》译成法文[3]。
此外，他尚在北京孔德学校讲演《今与古》，批驳“今不如昔”的观点；又在湖北高等师范演讲《进步的历史观》；还在上海大学演讲《演化与进步》和《研究历史的任务》；更在复旦大学讲演《史学与哲学》。这些演讲后大多发表出来。其中他在复旦大学的演讲《史学与哲学》，关于历史的定义，引用了菲林特、兰普勒希特、房龙等人的观点；关于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引用了培根、兰普勒希特、马克思等人的观点。李大钊在论唯物史观时还涉及黑格尔，如他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受海格尔的辩证法的影响。”[4]
1919年5月，到1923年底，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学灯》和《社会科学季刊》等刊物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演化与进步》、《桑西门的历史观》、《孔道西的历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等文章。其中所宣传的史学观念，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全都是西方的思想[5]。
二、李大钊对近代西方史学观念输入先日后俄的特点
李大钊对西方史学观念的输入，在地域方面具有先日后俄的特点，即先介绍由日本传来的民主主义思潮中所包含的史学思想，后宣传俄国革命影响下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包含的史学观念，而这一介绍又依赖日本学者的转介。
1913年底东渡日本至1916年5月辍学回国，李大钊受日本学界影响巨大。对此，学界有一定探讨，例如杨树升发表《李大钊留学日本和留日对他的影响》[6]指出，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曾听过浮田和民的《近代政治史（史学）》课程，并参加了这门课程的考试，考试成绩为70分。吴汉全以此为根据，把浮田和民《史学原论》和李大钊《史学要论》相比较，得出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得益于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影响的结论。他还把内田银藏《经济史总论》和《日本经济史研究》中关于史学的观点与李大钊《史学要论》中的相关内容相对比，认为李大钊还受到了内田银藏的影响[7]。
此外，他受日本学界影响，批评苏格兰史学家卡莱尔的思想，是专制政治所孕育的思想，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价值；相反认为托尔斯泰的思想精辟绝伦，足以为中国人的棒喝。李大钊指出，在卡莱尔看来，“英雄者，神人也，神而降为人者也，能见人之所不能见，知人之所不能知，此其所以异于常人也。”而托尔斯泰则认为，“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8] 这里，李大钊推崇托尔斯泰的群众观点，而批判卡莱尔的英雄史观[9]。
他希望从日本学界找到中国所需要的东西，然而事实上李大钊对日本思想界有所顾忌[10]。直至他从日本思想界寻求挽救中国理论的希望破灭，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他产生了震动性的影响[11]，加之由于俄国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风靡世界，欧洲各国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而且自1918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这样李大钊才“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转介绍于读者。”[12]
颇有意味的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又赖于日本学者的成果。1919年5月5日，他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其中《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译自河上肇的作品。他本人在《新青年》第6卷第五、六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中所引《哲学的贫困》、《共产者宣言》、《经济学批评》序文中的文字，也是出自河上肇的手笔。这是他本人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说明了的。
可见，李大钊所输入的西方史学观念，具有在地域上从日本转向俄国，而在途径上依赖日本学界的特点。
三、李大钊对近代西方史学观念输入的广泛性。
李大钊介绍了许多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家和史学家，例如维柯、格罗特、兰普勒希特和菲林特等，而且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介绍成为李大钊介绍西方史学的重点[13]。
从性质上说，他所研究和介绍的西方史学观念，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又有非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的输入，过去学界论述颇多，恕不赘言[14]。
这里举李大钊使用唯物史观认识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现代史为例来说明他对于唯物史观的运用。他认为，古代中国传说，在神农时代结绳为治，在那个时代大概是因为渔猎时代网（四古）为用，而弋获的物品必须用绳缚之，所以将此观念推演为结绳的文字。他说：“这种结绳的文字，如今虽不可考，然‘一’、‘二’、‘三’等字，古文作‘弌’、‘弍’、‘弎’，足以证明在渔猎时代于其所获物旁结绳以记数。”[15]他还分析了女权丧失的社会在文自字的反映。他以为，“女权消失以后，便发生了掠夺与买卖两种婚姻。看那奴字，便知有女子被掠夺而为奴隶的事。婚字从女，从昏，便知掠夺女子必在昏时。娶字从女，从取；嫁字从女从，从家，便知嫁娶是女子为人所取携离家适人的事，都可以认出掠夺婚姻的痕迹。”[16]通过文字分析中国古代史的做法在他的：《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还有多处。尽管有的时候他的分析是牵强的，但是表明他的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历史的努力。
他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也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指导。例如他对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解释就使用了唯物史观。他说：“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17]他认为，中国以农业立国，大家族制度在中国特别发达，孔子的学说就是适应中国两千多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可是到了近代，西洋文明打进来了，而西洋文明是动的，它的工业经济压迫东洋农业经济，民主的思想就动摇了孔子的伦理思想。但是中国地大物博，农业经济基础比较深厚，因而中国传统思想就同西方的思想发生激烈的冲突，不像日本国家下，农业经济基础薄弱，其孔子思想很快被西方的思想冲垮了。不过毕竟最后中国的孔子思想还是被西方民主思想压倒了。最后，他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孔子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第二，我们可以晓得中国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大家族制上的东西。中国思想的变动，就是家族制度崩坏的征候。第三，我们可以晓得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第四，我们可以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你们若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18]。
至于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的介绍，例如，关于波丹[19]的史学思想，李大钊在《古与今》中介绍和赞赏波丹对于历史退步学说的批判，他还在《史学思想史》中对波丹的史学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李大钊指出，波丹企图建立一种新的历史学说，以代替中世纪流行的观念。波丹指出，过去人们以为人类史是人的自由行为，是在不断的变迁中的，没有原则与秩序，这种看法很流行但却是错误的；相反人类的历史是有原则的，是人们可以理喻的，这就是历史的规律性及其可认识性。李大钊指出，波丹高于同时代人的地方，是于实用的倾向中含有科学价值的追求；而且他对于历史规律的认识实际受益于他的法律研究。波丹还反对历史退步的学说，过去流行古代“黄金时代”的说法，波氏否定这一说法，他把人类历史发展分为三大时期：东方民族占优势时期、地中海民族占优势时期、北方民族推翻罗马而在文化上为领导的时期。人类不是永远退落，而是在震动不已的循环中的渐次升高。李大钊还指出，波丹的历史观，是对伊壁鸠鲁学派的继承和发展，他的政治史观点来自于亚里士多德；就地理问题而言较之孟德斯鸠为显著；波丹举许多例子说明“七”、“九”、“十二”等一些神秘的数字决定了帝国的生存期，包含占星术的理论；波丹对历史过程的思考并没有将历史进步延伸到未来，不过又以乐观的态度看待人类在地球上的境遇，避免了宿命主义。总之，李大钊对波丹的研究，不仅介绍其思想内容，而且结合波丹的实际研究预以说明，分析波丹学术的渊源，以批判的眼光揭示波丹史学观念的贡献与局限。李大钊总体还是充分肯定波丹的，说：“鲍丹的新历史观，在史学上的贡献，如此其大，我们不能抹煞他的伟大的功绩”[20]。至于李大钊对其他西方思想家，诚然是，“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历史观到法国复辟时期诸史家的历史思想，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到英国史家卡莱尔、格罗特等人的学说，都曾作过广泛的介绍。”[21]
此外，《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提到莱辛Lessing《人类教育论》，赫尔德Herder《历史哲学概论》，康德《通史概论》，黑格尔《历史哲学》。《史学与哲学》引Felint和Lamprecht、Vanloon关于历史学的定义[22]。李大钊因培根《学术的发展》论述史学、文学、哲学密不可分的哲学基础，那就是它们都是人的心灵的产物[23]。他还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以及发表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11月29日的《研究历史的任务》引用福利曼的名言“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说明政治史学的狭隘性。甚至，李大钊还论述了非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唯物史观的重要贡献，他说：“唯物史观，也不是由马氏创的，”孔道西“已经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是唯物史观的开创者。”桑西门“把经济的要素看得更重。”Thierry 、Mignet及 Guizot辈继起，袭圣西门氏的见解，谓一时代的理想、教义、宪法等，毕竟不外当时经济情形的反映。关于所有权的法制，是尤为重要的。蒲鲁东亦以国民经济为解释历史的钥匙，信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至于马氏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24]这些都表明李大钊在中国所传播的西方史学观念绝不仅仅是唯物史观。
从纯学术意义上看，他所传播的西方史学观念，除唯物史观或历史的经济史观外，还有历史进步观、历史研究对象的广泛性观点、历史认识相对性的观点、历史认识科学性思想、史料与历史解释并重的观念等。
欧洲近代史学的遗产之一，在于确立了历史进步的观念。19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把中国传统的公羊三世说与西方历史进化观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但到20世纪20年代初他们纷纷放弃历史进化的观念而陷入历史怀疑主义泥潭中。然而，李大钊却坚持宣扬历史进步的学说，但这种宣扬主要不是通过阐释唯物主义史观进行的，而是通过分析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思想展开的。
他在北京大学讲授史学思想史，其中有《今与古》，宣扬鲍丹（Jean Bodin）对古代黄金时代学说的批判，介绍培根(Francis Bacon )、笛卡儿(Descartes)和巴士库儿(Passcal)的知识进步学说，后来又于1923年2月在《社会科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文中说：“我们很感谢崇今派暗示给我们的乐天努力的历史观人生观”，应当“为今人奋力，为来者前驱。”[25]他还在北京孔德学校发表过类似的演讲，1922年1月8日以《今与古》为题刊登在《晨报》副刊上，说：“古代自有古代相当之价值，但古虽好，也包含于今之内。人的生活，是不断的生命（连续的生活）。由古而今，是一线串联的一个大生命”，“我们承古人的生活，而我们的子孙再接续我们的生活。我们要利用现在的生活，而加创造，使后世子孙得有黄金时代。”[26]
李大钊虽然宣扬历史进步观念，但对其取批判的态度。例如，他吸取了达尔文进化论的精义，认准历史是不断进步的，曾用达尔文进化观点解释道德的产生乃“社会的本能”[27]。但他反对斯宾塞的庸俗的社会进化论，曾说：“看呵，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28]他强调了社会进化中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掩盖的“互助”因素。再如，他称赞韦柯(Vico)的学说“很容易适用于进步的观念”[29]，还称赞孔道西，“不仅以确认开明与社会幸福的无限进步的确定为满足；他进而想出其本质，预示其方向，决定其标的，而强要辽远将来的探索。”[30]相反，批评鲍丹立论只限于过去及现在而未及于将来，“鲍丹之注重过去，亦犹培根之注重未来，皆能窥见半面的真理……必二子之相待，而后进步之真理之全，乃以大明于兹世。”[31]
李大钊还进一步分析了产生今不如昔观念的原因在于：
第一，“发此种感想的人，对于现在的人心、风俗、政治、道德都不满意，感觉苦痛，因而厌倦现在，认现在都是黑暗的，没有光明的。”
第二，“人大半是羡慕古人之心态盛，如古人在当时不过是一斤八两的分量，到现在人看来就有了千斤万斤的分量，这是受时间距离太远的影响，因而在心理上发生一种暗示，这种暗示可以把古人变成过于实在的伟大，如同拿显微镜看物一样。”
第三，“社会进化，是循环的、历史的演进，常是一盛一衰、一治一乱、一起一落。人若生当衰落的时代，每易回思过去的昌明。”
第四，“随着家族制度，发生崇祀祖先之思想，也可以引起崇拜古人的观念。”
第五，“现在也有不如古来的，如艺术。……因此也可以使人发生怀古的观念。”[32]
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提出了实证主义的史学思想，即“观念服从事实”、发现规律、研究人类社会的学问可以和自然科学一样成为实在的科学。以之为指导的实证主义史学，表明了坚定的历史学科学的信念；明确历史学不仅要搜集史料，而且要发现规律；主张不仅要研究政治史，而且要研究文化史。李大钊虽然没有明确标注自己对实证主义的推崇与介绍，但他主张历史学是科学，研究历史的任务是寻找真确的证据和寻出进步的真理，历史研究对象是全部人类的生活。可见这些关于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主张都是实证主义的。
李大钊主张历史学是科学。他曾指出，关于史学家职责有两种看法，一是，考证每个具体的史实以求其明确而寻求史实间的联系以明确其因果的关系；二是，不仅在就特殊事例的本身解释史实，更须汇类种种史实，一一类别而为比较，以研究古今东西全部历史的事实，为一般的解释，明普遍的理法。第一说反映史学正处于幼稚阶段，而第二说表明史学“与其他科学根本无异”。即使是第一说也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性质上的不同；是史学的幼稚，不是史学的特色；只能说史学的发展，尚未达到与其他科学相等的地步。”[33]关于历史研究的任务。李大钊在1923年11月29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研究历史的任务》一文，认为，“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34]他还在《史学要论》中陈述了史学的目的，“不仅在考证特殊史实，同时更宜为一般的理论的研究；于专以记述论究特殊史实的记述历史之外，尚有讨论一般的性质、理法的历史理论，亦不可不成立。”[35]至于历史研究对象，他以为历史学不仅仅限于政治史。他说：“历史是有生命的，是全人类的生活。人类生活的全体，不单是政治，此外还有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美术的种种生活。”[36]又说：“历史学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学问。” [37]如何处理史料与理论间的关系？李大钊对史料和理论都非常重视，认为“历史理论与记述历史，都是一样要紧。”又认为史料是基础，而理论使历史记述变成科学，他说：“必个个事实的考察比较的充分施行；而后关于普遍的理法的发见，始能比较的明确。”[38]而“历史理论的系统如能成立，则就个个情形均能据一定的理法以为解释与说明，必能供给历史记述以不可缺的知识，使记述历史愈能为科学的记述”。因此，在他看来，两者必须结合起来，所谓“二者共进，同臻于健全发达的地步，史学系统才能说是完成。”[39]显然，李大钊上述关于史学与方法的观点是实证主义的。
李大钊关于历史认识相对性的思想，似乎同他的历史学科学性认识相矛盾，甚至同当时胡适等人所宣扬的实用主义非常相似。这一点在他的《史学要论》中表达得非常明显。关于历史的真实，李大钊说：“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只有充分的纪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亦只是暂时的，要时时定的，要时时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40] 至于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李大钊说：“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去年的真理，到了今年，便不是真理了；昨日的真理，到了今日，又不成为真理了。同一历史事实，昔人的解释与今人的解释不同；同一人也，对于同一的史实，昔年的解释与今年的解释亦异。” [41]
四、李大钊传播近代西方史学观念所体现的批判精神
李大钊说过，“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42]他在介绍与评论西方史学思想时，如实介绍与中肯评价相结合，而且介绍先与评论；在评论思想家的局限时不是恶语相加。这一点除了表现在前面他对于波丹史学思想和进化论的批判外，还表现对孟德斯鸠和孔多塞的评论上。他既肯定孟德斯鸠的史学思想中所奠定的唯物论原则，又批评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真理与谬误参半，具有宿命论的倾向。尤其表现在他对于唯物史观的认识和宣传上。李大钊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并且是一位具有批判精神的学者，由于我们只强调前者因而掩盖了后者。他的批判眼光，恰恰体现了其学者面目，不仅不会有损于李大钊的光辉形象，相反使他愈加可敬了。
李大钊曾大力宣扬过唯物史观，这一点前人论述颇多；同时他对唯物史观采取批判的态度，对此无人语及。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批判主要是通过他分析其“局限性”体现出来的。这些“局限性”具体表现为，阶级斗争学说中的矛盾、唯物论中的机械性、抹煞一切伦理的观念。
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一直以来被人们视作他宣扬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就是这篇文章谈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局限问题。关于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的“矛盾冲突”。在当时人们看来，马克思一方面确认历史的原动力是生产力；另一方面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马克思一方面否认阶级的活动常可以有些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另一方面又说阶级斗争的活动，可以产生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说法是一个“明显的矛盾”。但又说：“在马氏学说之中，也有自圆的说法。……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的自然的变化以内。”转而又说：“但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并解释道：“这全因为一个学说最初成立的时候，每每陷于夸张过大的原故。”他得出的结论是，“他那唯物史观……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重要的贡献，……小小的瑕疵，不能掩盖了他那莫大的功绩。”[43]关于历史唯物论的机械性问题。当时有人认为，历史唯物论的经济现象可以变更法律现象，而法律现象不能变更经济现象的说法值得怀疑。李大钊诠释道：“在经济构造上建立的一切表面构造，如法律等，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但是他们都是随着经济全进路的大势走的，都是辅助着经济内部变化的，就是有时可以抑制各个的经济现象，也不能反抗经济全进路的大势。”他还说：“我们可以拿团体行动、法律、财产法三个联续的法则，补足阶级竞争的法则，不能拿他们推翻马氏唯物史观的全体。”[44]关于马克思抹煞一切伦理观念问题。当时人们以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抹煞了一切伦理的观念。对此，李大钊指出，“那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只因有阶级竞争的经济现象，天天在那里破坏，所以总不能实现。但这一段历史，马氏已把他划入人类历史的前史……马氏所谓真正的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又说：“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45]最后，他总结道：“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现。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46]
需要指出的是，那时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是不全面且缺乏深度的。李大钊也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例如，他一直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看成是经济史观。1920年，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认为，“比较起来，还是称马克思说为‘经济的历史观’妥当些”[47]1924年，《史学要论》又称：“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又称为经济的历史观。”[48]人所共知，马克思唯物史观不能简单称为经济史观或者经济决定论，而是具有辩证理念的。李大钊把她称为经济史观的这种看法不能不说是对她的误解。因而，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局限性的批判是可以再讨论的。不过，就他批评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局限来说，这是事实，从而表现出学者的批判精神。
李大钊把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史观”。塞利格曼出版《历史的经济观》，李大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说：“‘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是Karl Marx和Friedrich Engels一八四八年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发见的”， 后来有四种名称，即“历史之唯物的概念”、“历史的唯物主义”、“历史之经济的解释”、“经济的决定论”。他认为比较起来，还是“经济史观”一辞妥当些[49]。还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50]
还说：“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所以历史的唯物论者，于那些经济以外的一切物质的条件，也认他于人类社会有意义，有影响。不过因为他的影响甚微，而且随着人类的进化日益减退，结局只把他们看作经济的要件的支流罢了。”[51]
这些都表明早期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和态度同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尤其是在《史学要论》中所表达的关于唯物史观是截然不同的。这也说明他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有一个过程，那就是从批判到接受的转变。这一事实也印证了通常所说的“五四”运动使一批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主义的结论。
总之，李大钊所传播的史学观念是西方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只是其中的一种，他在批判西方史学文化时，自然也批判了唯物史观。可见，李大钊在改造社会时没有改变自己书生的本色。这种认识不仅丝毫不会影响他的光辉形象和人们对他历史地位的认识，相反使他的形象更丰满、真实，因而愈显得他的精神的可贵了。
转贴于 注释：
[1] 已经发表的相关成果有，张广智、张广勇《论李大钊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江海学刊》1986年3期），邹兆辰《李大钊与西方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1期）、《如何看待李大钊对西方史学思想的研究》（《河北学刊》2005年3期），侯且岸《李大钊与西方历史哲学》（《北京日报》文史版，1997年10月22日），吴汉全《李大钊史学思想受两位日本史家的影响》（ls11.com/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3859-16k）李勇《李大钊对西方史学观念的传播》（《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5期）。
[2] 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89页。
[3] 李大钊：《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又见人民出版社1984年《李大钊文集》下中的《史学要论》，1984年河北人民出版社搜集整理成《李大钊史学论集》中的《史学要论》。
[4] 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42页。
[5]他的这些言论，既被河北人民出版社搜集整理成《李大钊史学论集》于1984年9月出版，又被收入人民出版社同年12月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中。
[6] 《李大钊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
[7]吴汉全：《李大钊史学思想受两位日本史家的影响》，ls11.com/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3859-16k/2005.11.12.
[8] 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7页。
[9] 1916年5月15日《民彝》创刊，发表了李大钊在樱花节期间所写《彝民与政治》一文，以古今中外历史为依据，倡导“唯民主义”和“立宪政治”。他还在8月20日《晨钟报》上发表《介绍哲人托尔斯泰》，说：托氏“生于专制国中，以热烈之赤诚，唱导博爱主义，传布博爱之福音于天下，扶弱摧强，知劳动之所以为神圣。身为贵族，而甘于菲食敝衣，与农民为伍，自挥额上之汗，以从事劳作。”（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6页。）这种蔑视专制，同情劳动群众的观点成为日后接受唯物史观的思想基础。问题是，他所宣扬的托尔斯泰的民主主义的思想从何而来呢？他的《日本之托尔斯泰热》回答了这一问题，相关材料引之于下：“日俄战后，托翁之名盛传于日本，一时研究其文学思想者颇众。后虽稍衰，而近二三年来此风又炽。至于今日，可谓极矣。‘托翁、托翁’之声，遍于三岛。团体如‘托尔斯泰协会’也，杂志如《托尔斯泰研究》也，殆皆专以研究托翁为职志者也。考其出版界，几举托翁一生浩如烟海之著作，尽行迻译，而摭撮其精英焉。”（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1页。）可见，李大钊在日本受托尔斯泰思想的影响，当无疑问。
[10] 日本学界于1917年4月号《中央公论》发文《何谓大亚细亚主义？》，要求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亚细亚理想。李大钊在1917年4月18日《甲寅》日刊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敏感地指出，“故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0页。）继而又在1919年元旦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进一步指出，建部遯吾、大光谷瑞、德富苏峰、小寺谦吉等人倡导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大日本主义的变名”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9页。）。但是，李大钊并未完全失望，因为随即日本出现的黎明会运动让他又看到一线“曙光”。日本新派学者吉野作造、福田德三、今井嘉幸诸博士组织黎明会，主张全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要求铲除社会不平等以求得整个世界共同进步。李大钊在《祝黎明会》中兴奋异常得说：“黎明的曙光出现了！东亚的晨钟响了！”（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42页。）不过，仅仅到7月13日，他就发出《忠告黎明会》，说：“看了福田博士的议论，仿佛他还在迷信侵略主义，简直找不出半点光明来，很令人失望。”（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4页。）
[11] 据张静如等人所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载，就在1918年3月—4月，李大钊连续致书林伯渠，介绍十月革命情况。到7月1日，《言治》季刊第3册发表他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公开盛称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足为和平之曙光”（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73页。）。又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说：“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3页。）这种精神，如他在《狱中自述》中所云，它对外表现为，“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90页）。显然，它与日本侵略主义大相径庭，正是李大钊所孜孜以求的。
[12]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6-47页。
[13] 参阅张广智《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之第十一章“现代西方史学在中国（上）”。
[14] 可以参考现成著作的相关论述，这些著作有：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胡逢祥和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想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马金科和洪京陵：《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罗志田：《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15] 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1页。
[16] 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2页。
[17]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7页。
[18]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4页。
[19] Jean Bodin，1529/30——1596，今译为波丹，李大钊译为鲍丹，法国思想家和史学家，著有《易于理解历史的方法》（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英文作Method for the Easy Comprehension of History）。
[20] 李大钊：《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97页。
[21] 张广智、张广勇：《论李大钊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江海学刊》，1986年第3期，第61-67页。
[22] 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37页。
[23] 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39页。李大钊：《史学要论·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商务印书馆1924年。
[24]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2页。
[25] 李大钊：《今与古》，《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2-283页。
[26] 李大钊：《今与古》，《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11-512页。
[27] 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6页。
[28] 李大钊：《新纪元》，《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7页。
[29] 李大钊：《韦柯及其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页。
[30] 李大钊：《孔道西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8页。
[31] 李大钊：《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92页。
[32] 李大钊：《今与古》，《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8-510页。
[33]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24-726页。
[34] 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8页。
[35]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28页。
[36] 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4页。
[37]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22页。
[38]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28页。
[39]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32页。
[40]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17页。
[41]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18页。
[42] 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46页。
[43]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3-64页。
[44]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页。
[45]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7-68页。
[46]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8-69页。
[47]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3-64页。
[48]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14-715页。
[49]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9页。
【关键词】大历史观；macro-history；宏观经济；唯物主义历史观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272-01
黄仁宇先生因大历史观声名鹊起，“大历史观”（英文为macro-history）也因黄先生的几本著作而渐入人心。虽然黄先生称“这名词该下由我创用”，但究其学术根源，不可不谓之广矣。黄先生自己也说：“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创意”，从宏观微观之说“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 文章非是高屋建瓴，而为管中窥豹，从小处着眼，尝试一探所谓大历史观的前世今生。
所谓大历史观，黄先生一贯坚持的事，由小见大，从事件看发展由社会经济结构看历史发展脉络，从文化、理念的更替，见时事的发展。简而言之，一切历史事件的发展，不以任何人物的出现而改变，而是人物顺势而为、因时而动，从偶尔到必然的转换。这种观念其实在各个领域，各个时间段，甚至在本身历史研究方面其实并不新颖。
一、宏观经济学
“大历史观”之得名，因袭于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野，黄先生悟出其间“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于是“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一方面借鉴了概念，一方面参考了方法。加之黄先生对历史的认知多从经济（食货）角度入手，可以说受益于宏观经济学良多。黄仁宇解释说：“这大历史有如宏观经济（macro—economic）。宏观经济不能统计失业就业的人数，不能分析物价，不能讲解物价指数。较详细分析仍待微观的工作。……我只希望治史者不要忘记后面一个大前提，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罢了。”
二、宏观哲学
黄先生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自由立场使得他并不排斥接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大历史观”中运动的、联系的、周期性的、符合治乱兴衰规律的、依存于经济状况的认识，也在相当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经济决定论等暗合。其长时间宽视野阶段性的历史认知，同社会发展史的分期分步地划定历史暗合。其从财税与经济的基点上审视历史的旨趣，则无不匹配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些文字表述中，黄仁宇也多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黄仁宇自己也承认受马克思影响，“刻下将历史视作冗长、互相继续而作梯度前进的观察时尤然”。
三、汤因比的大历史
在黄仁宇的阅读和交往过程中，一些既定存在并适合他的分析工具对他的大历史观的形成起到了良好的架构作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剑桥哈佛的相关理念都给了他有益的滋养。
黄仁宇先生亦自称信奉大历史观，试图“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这些特点，尤其在《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著作中，得到了体现。然而治大历史必要有扎实之史学功底，穿透时空隔阂之强劲穿透力，和敏锐把握历史命脉之深刻之透视力：而要把此三者用到纯熟精炼之地步，殊为不易，即便博学宏视如汤因比，也不能说是成功。黄仁宇更因受后天限制，治大历史自然难免要力不从心。因此，虽然先生其志可钦，其情可叹，这后两部著作，却明显现出力度不足，我以为他的努力基本可归为失败。
四、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
法国新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布罗代尔，在其《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一书中确立了他的历史观：长时段理论。他认为只有在长时段中才可能把握和解释历史现象，而短时段并不能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历史。长时段的历史可以说是一种“几乎不变的历史”，是各种“结构”起作用的历史。
做为黄仁宇的那个时代的学术强音，他既可以了解到布罗代尔的资本义理论并受到其影响，也会自然而然地从他那里借鉴到“长时段”。而黄先生的“大历史”，也确实在理念上与此相通并灵活地运用到了对中国历史的“描述”中。
五、个人经验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的形成，其最初的原由是因教学上的需要。面对美国学生这样并不希求对中国历史有详细的把握的受众，在四个课时内要讲述整个的中国历史，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要“五十分钟内涵盖二百多年的中国历史”，不能不寻求一种简约、干练、明快、提纲挈领、居高临下的法门。大历史观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酝酿。
把握黄先生的“大历史观”的学术和现实渊源，足以让我们丰满对其人其学的认识，既便于保持“价值中立”，也方便保持“了解之同情”。
参考文献：
[1]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J].时报，1989.
[2]黄仁宇.中国大历史[J].联经，1993.
[3]汤比因.历史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关键词]经济学说史 课程特点 教学效果
《经济学说史》是经济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它研究经济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学习本课程，能明了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了解今天流行的西方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来龙去脉，从而加深对它们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总结过去经济学说的发展，吸收以往经济研究中的科学成果和经验教训，创立适应现代要求的新的经济学说，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可见，该课程的开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从我国各高校该课程的教学实际来看，大多数学生反映该课程学习存在困难，学习缺乏兴趣，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本文拟从《经济学说史》课程本身的特点出发，提出提高教学效果的建议。
一、《经济学说史》课程的特点
1.历史跨度大，涉及人物多
《经济学说史》课程内容涵盖了自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起至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说止的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年代跨过几十个世纪，涉及众多的经济学派和经济学家。
2.经济理论繁杂
《经济学说史》课程以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派的主要经济思想和理论为主要学习内容。其中包括重商主义学派、重农主义学派、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空想社会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边际效用学派、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多个不同的经济学派，经济理论繁杂。
3.历史性强、阶级性突出
经济学说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和演变的，各个时期的经济学说，无一不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某种反映，都带有时代的烙印和特征。所以，经济学说是具有历史性的。
自从奴隶社会以来的人类社会都是阶级社会，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分裂为经济利益对立的不同阶级。由于经济学说研究的对象直接涉及到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所以，在阶级社会中，各种经济学说和经济理论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二、提高《经济学说史》课程教学效果的建议
1.精心组织教学内容
第一，编制“经济学分段表”，梳理教学内容。目前我国的《经济学说史》教材不少，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篇幅大，内容庞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陷入大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搞不清先后，分不清主次，辨不明重点，严重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在课堂教学中，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必须对教学内容进行梳理，通过编制“经济学分段表”， 把重要人物、重要观点、重要事件纳入其中，使学生对经济学说的发展脉络有清晰的认识。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把经济学说的演变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古典经济学阶段，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济思想，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以及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第二阶段是古典经济学阶段，包括从18世纪下半期亚当斯密经济学，经过19世纪初期李嘉图和萨伊等人的经济学，直到19世纪中期的约翰．穆勒的经济学，他们是产业革命前夕到第一次产业革命完成和初期发展阶段，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第三阶段是新古典经济学阶段，包括始于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边际革命，到该世纪90年代出现的马歇尔经济学，这种经济学的支配地位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第四阶段是当代经济学阶段，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出现，标志着这个阶段的开始。
第二，遵循“以一为主，联系背景，平行兼顾”原则，介绍经济学派。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历史中，经济学派层出不穷，这些经济学派存续时间长短不一，影响力大小不同，代表人物众寡悬殊。但事实证明，无论哪个学派，其各个成员的观点虽基本一致，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必须遵循“以一为主，联系背景，平行兼顾”的原则，才能使学生对这一学派全面了解并且印象深刻，记忆持久。所谓“以一为主”就是找出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对他的经济学说作重点介绍；“联系背景”就是在认识这一经济学派的时候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平行兼顾”就是在了解主要代表人物的经济学说的基础上兼顾介绍其他经济学家的学说，并把它们与主要代表人物的经济学说比较着讲，对他们的理论的继承和批判关系进行分析。
第三，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对经济学说和经济学家作出客观评价。经济学说的产生和发展总是跟经济学家们所处的历史条件紧密相关，一定的历史条件赋予当时的经济学家进行理论研究的任务，也为他们的经济学说打上历史的烙印。因此，我们在评价经济学说时，要运用历史分析法，把当时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而运用经济分析法则要求我们在评价每一个历史人物或他的经济思想时要跟他的社会经济根源联系起来。另外，由于经济学说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因此，在评价经济学说时，还要运用阶级分析法，要看他是代表什么阶级说话的，在这个阶级的立场上，他的理论有没有合理的地方。综合地运用这三种方法，才能对经济学说和经济学家作出客观的评价。
2.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第一，课前学习法。布置学生在课前将各个经济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及重大相关历史事件进行查阅、分析、提出问题，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提问和概括。课前学习法在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的同时，也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