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前中国文艺理论发展；问题；出路；现实语境；可选择的现代性。
一。
新时期以来是各项事业大发展的时期，也是文艺理论大发展的时期，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是不容抹杀的。但笔者又同时认为，这并不等于说，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就没有问题了，相反，如果我们多关注些问题，就会发现，当前中国文艺理论不仅不是没有问题，而且有些问题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如果对此再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极有可能对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造成根本上的戕害，职是之故，笔者觉得很有必要将这些问题予以清理，以引起疗治的注意，反思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学术意识缺乏。学术意识就是一种以学术为重的学术关怀意识，具体表现则为，在对待学术问题上，多一些站在学术立场上的讨论与沟通，少一些从个人私欲出发的意气用事、党同伐异的非科学态度。当代中国文论研究对一些问题的讨论，不乏观点的碰撞与交锋，本来，在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对待理论问题，表达不同的观点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正所谓真理是越辩越明，问题是越辩越清，并且有利于学术活动的正常与深入开展，关键是要以学术为重的学术意识为出发点与归宿点，这是与名利意气不相水火的。但现在又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在当前中国学界，谈文学与文论研究的学术意识，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们身处的现实，一言以蔽之，就是与名利意气相裹挟的低俗风气日盛，而严肃认真的学术意识日见匮乏。
中国学界曾经有过严谨的学术意识传统，即便是在新时期以前，如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李泽厚、朱光潜、蔡仪、吕荧等美学家也进行过相互论争，却是纯粹的学术探讨性质，少有意气之语，更无谩骂之辞。尽管随着文革的发生，这种严谨的学术意识传统有所中断，但从新时期以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的早期，学术界的论争与批评还是非常严肃认真、重学术的。那么，以学术为重的学术意识传统渐行渐远而名利意气之风愈行愈烈起于何时呢？笔者以为，要联系整个中国的社会转型来作出判断，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的文化体制也开始了市场化的转型。按照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这无疑有利于中国文化艺术场域与政治权力场域作更深层的剥离，从而确立其自身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市场化、产业化也使中国的学术被裹挟到了一种市场化、甚至非学术化的状态下，以学术为重的学术意识受到侵蚀。如果说，新时期以前，特别是文革之后，学术的政治化曾使中国的学术惨遭“政治”暴力，真正的学术成了“真空”，那么，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学术的市场化则使中国的学术再度迷失自我，学术具有了商品的市场价值，并与学者的切身利益相联系，现在的学术探讨与论争已经不再那么纯粹。在这种市场化的背景下，遵循商业的逻辑，确实如有学者所说的，许多人“干脆随波逐流，参与文化市场炒作谋取利益”
[1]
。不少人以学术之名，行个人之利，商业批评盛行，铜臭气息十足，用“相当严重”
一词来形容，并非是骇人听闻，在很多人眼中，个人利益远比学术清誉重要，学问做得好不好，没有关系，关键是自身利益不能受损，否则，当然要还以颜色。同时，也不能否认，一些学术问题的讨论，可能也根本没有一些人所揣度的所谓“阴谋”动机，而在事实上，背后则可能还是要牵涉到探讨者与论争者之间的权力之争、利益分配、资源重组等问题，故此，很多人在学术问题上，有着唯我独尊的心态，并不欢迎别人的质疑与批评，因为质疑与批评很可能会被认为是学术水平低下，进而影响到他的学术声誉及与之相关联的种种利益，一旦受到质疑与批评，心理自然也就接受不了，遑论学术立场上的宽容与心平气和的学理探讨，甚至出现气急败坏式的谩骂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是问题意识缺乏。一切文学艺术实践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中发生的。因此，文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问题，必然是根由一定的社会历史状况所提出的问题，是实践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实状况与实践需要的变化，使基于这种变化的重新发问成为必然。
然而，在当代中国的文论研究领域，问题意识的缺乏又是十分普遍而令人担忧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论的现实状况是什么？不少人是在没有搞清楚这一问题的前提下，在对当代中国文论发表着自己的意见。如在对待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与文艺学的边界问题、文化研究等话题的态度上，都有此种表现。在对待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上，一方面，有人无视社会历史总体发展的大势与当代社会生活的转型向我们提出的新问题，无视一度是文学艺术的专属性能的审美性向日常生活渗透与扩张的事实，一概否认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出现；而另一方面，又有人看不到中国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的事实，盲目夸大日常生活审美化，同样也是无视现实，很大程度上只是照搬挪用西方理论，而“结合中国当下具体实际的本土化的问题意识尚不够自觉”[2]，这样“把人家的理论观点、理论照搬过来，用来套我们的现实”，“解决不了我们国家的问题”。[3]在对待文学与文艺学的边界问题上，一方面，有人无视文学自身在当代历史发展中产生的扩容与越界事实，以坚持文学与文艺学的既有边界；而另一方面，又有人则无限放大这种扩容与越界，以至人为取消“文学”，也同样是不尊重事实。在对待文化研究的问题上，一方面，有人无视当代文艺理论学科自身内在逻辑发展必然引发的文化转向问题，否认文化研究的合理性因素，而对文化研究大加挞伐；而另一方面，又有人将文化研究万能化，无视其它文艺理论研究方法的合理存在。凡此种种，都不是基于中国文论的现实状况提出的问题与发出的议论，因而，只能是“假”问题与“空”发的议论。
一
学科的科学化要求学科话语独立，显而易见，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就不可能有话语的权力。因此，必须对学科定位，划准边界。
文学是意识形态，文学理论作为文本同样也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概念是宽泛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之间是有区别的，意识形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概念的含混不清，必然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失语现象。把形形的意识形态都理解为主流意识形态，就断送了不同意识形态应有的话语权力，所谓的话语只能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诠释与注解，话语的独立性完全湮没了。不可否认，主流意识形态对其他意识形态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那是具有特殊性和阶段性的。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言，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面对民族危亡的时刻，要求文艺从属于主流意识形态是合情合理的，国难当头，不知亡国恨的吟唱风花雪月，无疑是极不和谐的音调。此时，文学的宣传功能被转借和扩张，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就此而论，《讲话》的历史地位也是无法否定的，即使在西方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现象。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现代主义在西方崛起且声势浩大，然而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现代主义的声浪仿佛在一夜之间无影无踪了，这种相似显然不是偶然的。
当然，《讲话》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文本，在深层的意义上政治的范式在起着作用，准确地说，《讲话》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对文艺提出的政治要求。因此，它并不是文论话语，而是政治话语，或者说是特殊条件下政治话语对文论话语的合理要求。本来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理应归还的文论话语，竟找不到了话语的权力。最后只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呜唱的合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首先不排除政治话语的强制性，其次，学科本身不成形，再者学科不成形就不可能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又何来话语的权力呢?所以，中国文学理论在实现学科化的今天就必须强调科学化，严格区分各种文本的话语性质，自觉地建立起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使各种不同的语码回归自己的母体，以有效地防止不应有的话语掠夺。
许明在《作为科学的文艺学是否可能》一文中说：“以政治替代学术的倾向虽然早已开始纠正，但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纠正以后眼前是一片空白。许多人在不以政治为惟一标准的原则确立以后，却不会回到学术本身。直至90年代后期，我们仍摆脱不了这种发生在深层次的失语现象。”①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学人们长期养成的对主流意识形态那集体无意识的诉求，又不适当地把文学和文论摆在同主流意识形态并驾齐驱的位置上，怎能不出现这种深层次的失语现象呢?文学理论话语应远离中心找准自己的位置，学人们不应有走向边缘的失落，文学也好，文学理论也好，不可能成为中心话语，文学理论虽是意识形态，无可否认，它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惟有找回自我，才能消除失语。话语掠夺是不正常的，配角充主角，躲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衣襟下，从深层次上说是失语，从表面上审视恐也否定不了其话语变态的事实。
没有独立的话语系统也是造成这种失语现象的重要原因。话语不独立，就使文论话语缺少起码的稳定性，于是就增加了转借的随机性和随意性，诚如钱中文在《文学理论的自主性问题》一文中所言：“五六十年代，前苏联的文学理论成了我们的文学理论，八十年代，美国人的文学理论中的种种概念，又成了我们文学理论中的常用语。这并不是说外国的不能用，因为它们确实具有使对象获得科学说明的能力，但我们自己在哪里?我们是否能在文学研究中形成自己的话语?”②形不成自己的话语，我们就时时面临着使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文论殖民化问题，以及文论的复古问题，更避免不了其他意识形态的掠夺问题。所以，必须要建立文学基础理论话语系统，没有相对独立的话语系统，就丧失了中国文论科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了根的浮萍，又何谈中国文论的自主性。
二
建立中国文学理论独立的话语系统，不仅要防止话语掠夺，还要防止话语扩张。自我膨胀也会招至话语变态，当文学理论的建构没有了边界，即会出现出卖话语的尴尬，这就要求学人们首先要对概念和范畴进行科学的学理化界定，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科学游戏规则。例如对“典型”概念的界定就是文学理论明显的话语扩张，它超越了自身的游戏规则，已不是文学理论话语而是哲学话语。即“典型”就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黑格尔的游戏规则，使我们陷入了哲学的范式而不能自拔，而且竟让我们痛苦地研究了一百年终不得要领。由于哲学范式的作祟，什么“类型说”、“阶级说”、“必然与偶然说”、“中介说”、“特殊说”等等，都是他说，不是我说。文学理论所操持的已不是自己的话语，都是他者的话语。哲学是宏观的，包罗万象的，它的抽象与空洞掩盖不了对具体问题界定的空泛。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而文学典型是什么呢?哲学什么都说了，也什么都没有说。不进行哲学的还原，我们必然要走入数学化的哲学公式，失语就成了必然，起码也会造成语境混乱。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我们把文学最终界定在了“反映”上，反映——能动反映——审美反映。在“反映”这个语码前面无论加多少定语，还是哲学的话码，如此语境混乱，怎能使话语独立呢?难道文学就找不到自己的话语方式吗?宗白华先生在他的论著《意境》中有一句众人皆知的名言，“没有想像就没有艺术创造”。即艺术所以谓艺术，是一种想像性的创造。文学是语言艺术，同样也是一种想像性的创造。这是对文学恰如其分的定位。无庸讳言，文学是用语言塑造艺术形象，表达思想感情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科学地说，它不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合目的的想像性创造。诚然，理论是抽象的，但理论间的层次是不同的，因此，要建立中国文论独立的话语系统位置非常重要，尤其在各种学科交叉多元探索的今天，方位感的错离，话语的无度扩张，必然要带来话语系统的变态。
童庆炳先生在他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就文学理论的形态问题进行了基本的概括。他说：“文学作为一种极为复杂的、广延性极强的事物，决定了文学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使文学理论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文学哲学、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符号学、文学价值学、文学信息学和文学文化学等是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③从广义上说，这种概括是合理的，多元的探索对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也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多形态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狭义的文学基础理论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广义的形态应称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形态，对各种研究形态的把握，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话语扩张，我们不能使文学基础理论话语成为各种话语杂糅的大拼盘。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概念和范畴要进行学理性的定位。哲学的、美学的、政治的、道德的等等不属于文学理论的概念，不能进入文学理论的话语系统。
防止话语扩张，要注意命题的科学性。就文学的起源问题而论，由一尊的劳动说到上世纪80年代的巫术说、摹仿说、心灵表现说、游戏说各有道理的肯定，以及围绕着劳动所展开的各种说，使劳动说本身发生了动摇，事实亦正是如此，把文学的起源归之为劳动不无牵强，劳动说和围绕着劳动见仁见智的各种说法，都脱离不了“劳动创造了人”的先验假设。劳动——人——文学所组成的派生式因果链条，使这一命题总给人一种立论的虚假性，假使文学起源的根本原因是劳动，那么导致文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从科学的意义上来讲，这一命题忽视了主体在文学创造活动中的支配地位。鲁迅在假设基础上的推论，普列汉诺夫对原始部落精心的现象描述，无一例外地忽视了主体的内在活动。
外在的研究的确需要，但最终应回到主体本身，否则，我们无法走近文艺本体。尤其对于具体的创作活动，现有的发生命题似乎是一个毫不相干的命题。我们必须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直接原因的探索上。文学是人创造的，只有回归到人，才能搞清文学发生的直接原因。在现实的存在中，人与动物最显著的区别是：人做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存在，既是现实的，也是精神的，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显著标志。精神的张力场拥有无限的张力度，这种张力就与现实形成了一个悖论。简言之，现实是有限的，人类的精神需求是无限的，现实的有限性，常常使人类无限的精神需求陷入困境，于是人类那不满足的精神世界，就会对现实困境行使超越。联想、想像、幻想等都是为超越现实所采取的心理自救的途径。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对现实无奈的超越，儿童从安徒生的童话里所寻求的也是对现实无知的超越，金庸的武侠小说所以受到人们的青睐，也是满足了人们超越现实的愿望。当然，人类心理世界那强烈的超越现实困境的愿望是分层次的，有知与无知的，成熟与不成熟的。这里面也包蕴着一个背反，即对现实愈无知愈不成熟，他的超越愿望愈强烈显著。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神话只能产生在原始的不发达阶段，这是因为：“神话不过是通过人们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改造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④面对原始生产力低下的状况，神话便成了原始人类超越现实困境的形式。从逻辑上去认识“劳动创造了人”，只意味着劳动创造了创造文学艺术的主体，并没有创造文艺，换言之，文学艺术不是劳动创造的，而是人创造的。如果把文艺的起源归之为劳动，就等于取消了创造文艺的主体，不着边际的追溯扩张，只能导致科学意义上的痛苦。
三
学科的科学化要求学人们增强学科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话语独立意识的自觉与否，将直接影响文论话语的科学化进程。学科话语系统的建构，要从该学科的特殊性入手，不能简单照搬，诚如“艺术概论”对“文学概论”的诉求，“文学概论”对“美学”的诉求等，都缺少基本的话语独立意识。于是就造成了“美学”对“文学概论”的掠夺，“文学概论”对“艺术概论”的掠夺，尤其“艺术概论”几乎成了“文学概论”翻版。造成这种学科话语的变态，有主流话语的强制问题，治学心态问题，学风问题，学科年轻不成熟问题等等，更有缺少学科独立意识的问题。我们狂热地诉求各种话语，却很难忍住寂寞，在科学化的轨道上通过学理性的研究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
建国以来，学人们对政治话语那带有集体无意识的心理诉求，常常使我们抛开自身应有的话语，围绕着政治话语，甚至操持着政治话语去研究文论问题，致使各种文学观念的论争都伴随着浓烈的火药味而游离出文学本身。这的确是缺少话语独立意识的悲哀。诚如上面所举：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现代主义突然湮没，而当大战结束，现代主义的声浪再发而不可收。这种自觉意识和我们伴随《讲话》走了半个世纪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我们不能脱离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去认识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我们在学科意识自觉上的差距。
学科话语的独立，不能只在自发的盲目状态中进行，必须要有话语独立的自觉意识去制导。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对故有命题的求证，却很少怀疑故有命题，在虚拟的正确前提驱使下，采用同化的心理机制去牵强地求证，谬误自然百出。再就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关系而言，我们用对立统一法则去套化，得出的结论仍是一个哲学公式的再书写，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形式有相对的独立性，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将内容与形式推至审美的统一，以减轻正常思维情况下的痛苦，斯大林的某些看法，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在马、恩的思维框架里不是对立统一，而是“同一”，“同一”的不可分割被人为地撕裂为二元对立，致使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痛苦不堪。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绕开这个二元对立的怪圈，从“同一”的角度去认真地思考一些问题呢?就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要素的划分而言，完全没有必要进行内容与形式的归属区分，如果将诸要素统称为构成文学作品的因素，操作起来岂不更接近创作实际?要增强学科独立的自觉意识，就必须要修炼出科学的怀疑精神，世界上本没有绝对永恒的真理，更不需要人为地制造出非科学的“理念”，不断地求异和否定是科学历史的真谛，所以恩格斯指出：“科学的历史，就是把这种荒缪思想逐渐消除的历史，就是以新的然而较少荒谬的荒谬思想来代替它的历史。”⑤无庸讳言，学科自觉的独立意识，离不开开拓创新否定原有“真理”的过程。
自觉的独立意识还体现为自觉地吸纳和转化。实现真正的吸纳和转化，首先要保持良好的学术心态，克服由急功近利所带来的浮躁心理。积极拓荒且精心耕耘，我们既需要治小学的严谨，也需要治今文经学的奔放，无论严谨和奔放，只有用学理性的丝线，才能放飞出科学的风筝。
广泛吸纳古今中外合理的东西，有意识的充实和完善我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必须要作到学习深入、消化得当。20世纪的后20年，西方大量的文论引进中国，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回顾来路，我们究竟消化掉多少呢?生吞活剥，浅尝辄止，非驴非马令人啼笑皆非者多。就“意识流”而言，无论中国文论界，批评界，电影理论界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消化不良问题。例如把意识流手法等同于意识流牵强附会，于是王蒙的作品被称为“意识流”作品。“意识流”的创作原则，不等于“意识流”具体的创造手法，借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和技巧，并不意味着照拓了“意识流”的原则。王蒙在20世纪80年代的无奈，说明了王蒙的清醒和理性上的自觉。电影理论界亦然，笼统地把“时空交错”界定为“意识流电影”的标志，只触其表，未得其核。于是《小花》、《天云山传奇》被誉为“意识流电影”的代表作。相对于《广岛之恋》等真正的“意识流电影”，我们实在有指鹿为马的悲哀。在电影的表述话语中，“意识流”必然会产生时空交错，但时空交错并不等于“意识流”。传统的叙述话语如“倒叙”、“插叙”等同样会产生时空交错，但它不是“意识流”，即使在电影里偶尔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只要没有跳出理性的规范，怎么可以称之为“意识流电影”呢?所以《小花》、《天云山传奇》根本不是“意识流电影”。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文化冲突大学英语教学交谈分析法跨文化交际教学
改革开放以来，国与国之间经济、政治交流日益频繁。在这个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文化碰撞也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跨文化交际，英文叫做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或者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主要是国与国之间在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的交流。由于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标志性符号，在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文化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对方国家文化就成为国与国之间能够顺利交流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写作论文。
笔者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在与当地人进行交流过程中，发现了许多交流障碍。比如在与当地人见面哪怕是第一次见面时，他们都问“Howareyou?”或者“Howiseverythinggoing?”“Howareyougoing?”几乎没有人问“Howdoyoudo?”起初笔者感觉这可能是澳大利亚人的特殊问候方式，也许英美不同。可当笔者在与当地英美游客接触时，他们和澳大利亚人的问候方式是一样的，因此，这样的问候方式并非澳洲特有。而且，笔者在澳大利亚学习过程中发现，其实现在很多澳大利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语言正追随美国人，同时澳洲又是英联邦国家，因此，澳洲人的语言完全可以代表英国或者美国。还有这样一个例子，nativespeaker给“Howareyou?”的回答令人诧异，并非多年来中学英文课本上所教的“Fine,thankyou，andyou?”而是“Good,good.Andyou?”再比如，对“Thankyou”这样一个包括中国未受过英语教育的人都知道的用语，对方的回答既不是“That’sallright.”也不是“Notatall.”而是“Noworries!”而且笔者在后来观看美国电影“27Dresses”也有此发现。当然，有时也有人回答“You’rewelcome!”还有，中国学生喜欢用“please”这个单词，因为翻译过来是“请…”，觉得用这个单词非常礼貌。可是英语国家的人则不然。一次，笔者在email里向导师请教一个问题后这样写道“Tellmesomethingaboutthatplease.”后来导师告诉我，其实这样说很不礼貌，因为这是个祈使句，给他的感觉是我在“命令”他去做，让他很不舒服。后来笔者了解到，其实英语国家的人并不是用“please”来表示礼貌的请求，而是“Canyou…?”或者“Couldyou…?”如果要用“please”也是用在一般疑问句中“Canyouplease…?”或者更礼貌的话“Couldyouplease…?”还有一个例子很值得思考，当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的时候，学生的回答是ofcourse，当时老师大怒，实际上，学生的并不是有意要惹怒老师的，因为在中文中，ofcourse是“当然”的意思，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样说没什么不礼貌，可是，在NS听起来就不舒服，他们会理解成“那当然啦，你傻啊，连这都不知道”。这些例子给我们带来一个问题去思考，即为什么我们中国学生在去英美国家语境中会遇到这么多交流障碍呢？
造成这个问题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是EFL国家，语言环境相对不好。但最主要的原因不在此，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英语教学存在问题,跨文化交际的意识比较欠缺。那么，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大学英语教师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多找机会邀请英美国家的外籍教师到课堂上与学生进行交流。由于中国与英美国家在文化上存在诧异，因此，在表达方式上大相径庭。比如，中国人会说“拦路虎”，而英文却用狮子来表达，即“alionintheway”。所以经常请他们来课堂，对学生了解国外文化会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充分利用英文原声电影。在一学期给学生放一到两次英文原声电影，看电影的时候，学生可以了解英语国家的风土人情，人们的生活方式等，使学生仿佛置身其中。如果课堂上抽不出时间，教师可以将自己下载的电影拷贝给学生，让他们课后看，当然，要给他们布置任务，比如，写影评或者从电影中找出NS对话中的用词用语及其特点。
其次，教授阅读（包括精读、泛读）的教师在课堂上应多找一些真文，即authentictext。近几年，英语教育界不断提倡运用真文教学。真文的好处是，它由NS所写，可以说是原汁原味。阅读真文有利于学生了解英语国家人民的思维方式或者价值观念等。选择真文的途径有很多，比如，英文原版小说，国外的英文杂志、报纸等。我们处在互联网时代，国外英文杂志、报纸等都可以在网上搜到。
最后，要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口语教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此，笔者提出口语教师应采用交谈分析法教授口语。
长期以来，中国英语口语教学多采用视听法。视听法教学主要是在教学中广泛使用声、光电的现代化教学技术设备，使语言与形象紧密结合，在情景中整体感知外语的声音和结构，从而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使其自然掌握英语。其中drills也就是句型练习构成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使用句型练习固然有其优点，但由于教材所使用的句子很多都是人为加工而成，其劣势也很明显。笔者上面所提到的在澳洲遇到的交际问题就是其劣势的体现。笔者认为，用“交谈分析法”教授口语应该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McCarthy指出，语篇分析是对语言与语境的关系的分析。Paltridge认为，之所以要进行语篇分析，其原因是它能够给语言学习者展示语言应用的真实画面从而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对话者的语言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在特定语境中的意思。因此，掌握英语国家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语言的技巧能够使英语学习者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Burns,Joyce和Gollin指出，分析语篇的方法有五种，即，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交换结构理论、评论话语理论和交谈分析。在此，笔者谈谈交谈分析法。
Cook提出，交谈分析法是对话语的局部和微小细节层面做分析。因此交谈分析法主要分析对话中的小单元，例如对话开始语与结束语（openingsandclosings），对话统一体（adjacencypairs），说话次序（sequences），话论转化（turntaking），对话的修补（repair）等等。Cook将对话统一体，说话次序和对话的修补归为一类，并成其为“话论类别”。下面具体谈谈话论转化与话论类别这两大理论。
首先，话论转化。TenHave认为，话论转化是交谈分析的核心理论。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话论转化指的是对话中一个人结束话语之后，另一个人紧接着说话，以此类推。Cook认为交谈分析法主要是描述对话者之间如何转化话论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他们话语重叠或者中止。因为不同文化之间使用不同的话论转化机制，不同国家的人们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得到话论以及传递话论，因此分析话论转化非常必要。当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谈话中想要得到话论，他们通常使用一定的谈话技巧，比如提高话音；假如想要传递话论，他们一般借用一些信号，比如“mhm”,“yeah”,“so”,or“anyway”来中止他们的话语。Burns,Joyce和Gollin认为在日常对话中，经常会出现话语重叠，话语重叠可表达不同的目的，包括表示不赞成，迫切以及恼怒等。
其次，话论类别。Eggins和Slade认为对话统一体是由两个紧密联系着的对语组成。比如，howareyou/good;goodmorning/goodmorning。Cook指出在英语口语中，如果对话一方提出问题，提供帮助，提出批评等，通常会得到满意或不满意的回答。话论类别中的说话次序包括两种：插入次序和话题次序转换。Paltridge指出，插入次序指的是第二组对话统一体插入第一组对话统一体中，从而将第一组对话统一体分开。Cook提出，话题次序转换是指话题从一个转换成另一个然后又回到第一个话题。Paltridge指出，对话的修补指的是对话者纠正他们在谈话中的错误。TenHave认为，对话的修补是在谈话过程中解决问题的一种“有组织的方式”。
在口语课堂上，教师应该充分利用NS在真实情景下的对话，对话可以是面对面，也可以是电话对话。将对话的transcript用OHT展示给学生，用交谈分析法对transcript进行仔细分析。这样可以让学生“看”到对话内容，更加细致地学习NS是如何交流的。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在实际应用中，具体怎么做，下面网址nixon.archives.gov/find/tapes/watergate/wspf/000-000_37d.pdf的例子是一个电话对话的transcript，笔者将对它怎样在口语课堂上应用做以具体分析。
假设口语教师用交谈分析法进行教授并选定这个电话对话作为范例，首先，教师应让学生注意对话中的第一个“hello”不是问候，而是对电话铃声召唤的回复。这就同时纠正了
中国学生很习惯用hello来与外国人打招呼问好的错误表达方式。其次，教师应告诉学生，在通常情况下NS对话的第一个话题一般不是对话的真正原因，因此在这个电话对话中，第一对话论“hi/howareyou;I’mpretty,prettygood/good”仅仅只是一般的闲聊，并非打电话的真实原因。这样告诉学生，有利于学生在与外国人对话中培养良好的对话习惯，如果一开始就直接说自己谈话的原因，NS势必会感觉比较突兀。然后，让学生观察一下对话中的话题转换。这篇电话对话的话题转换是这样的（“^”代表话题转换）：问候^约会的时间与地点^接到O’Brien的电话^有关Dean的事情^安排好下一次约会^E告知K有关陪审团事宜。分析过程中，让学生观察NS是如何进行话题的转换的，从这篇电话对话看出，NS会用一些技巧，例如升高音调并提出问题“didhetellyouaboutDean?”,“now,canyou…”.最后，教师让学生注意NS是如何使用话语技巧的，NS会使用一些填充词或者反馈语，例如，“well”,“uh-huh”,“sure”,“yeah”,“uh—hm”,“um,hum”，“right”等。学生学习这些有助于他们在与NS交流时显得更加自然，为自己争取一些思考时间，不至于陷入尴尬的境地。
总之，不管是英语听、说、读、写教学的任何环节，其主要目的都是使学生能够与英美国家人民进行交流，交流过程也是文化的交流，因此，为了使学生英语实际应用能力得到提高，跨文化交际教学应该得到英语教师的重视。
参考文献:
[1]Burns,A.,Joyce,H.&Gollin,S.(1996).Iseewhatyoumean:Usingspoken
[2]discourseintheclassroom.Sydney:NationalCentreforEnglish
[3]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MacquarieUniversity
[4]Cook,G.(1989).Discourse.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5]Eggins,S.&Slade,D.(1997).Analysingcasualconversation.London:Cassell
[6]McCarthy,M.(1991).Discourseanalysisforlanguageteacher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
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传播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增??人民大众的理论认同、制度认同和道路认同，抵制西方话语不断侵蚀和解构，都迫切要求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如何用中国话语科学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和中国成就，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目前马克思主义研究面临的新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内涵和结构
话语是对情感、思想、态度、行为等的表达形式，话语包括文字的、书面的话语，口头的、言词的话语以及话语因行动产生的作用。从传播学看，话语是传播者对大众传播信息的媒介。在政治学里，话语则成为社会组织确立其地位且被其他组织认识的权力表达，即话语权。应当依据话语理论，从多个视角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转化为中国特色理论形态及实践探索的过程[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层含义，一个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探索道路的历史过程，另一个是实践的理论成果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首先指用中国语言文字表达的指导中国实践、探索中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话语体系和体现中国智慧、诠释中国道路、彰显中国特色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前者强调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重在理论的翻译和创新，后者重视在实践中的理论概括，构造中国特色思想。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还体现在理论的大众化、时代性和国际性。以人为本、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以人为本的理念就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要与人民大众结合，体现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一切要从人民大众出发，人民大众满不满意成为工作的重要标准。以人为本还要求话语创新和传播要通俗化、生活化，要让人民大众理解、接受和认同，能够身体力行。大众化还要求尊重人民的创造，及时将人民的鲜活经验概括反映到马克思主义话语中来。与时俱进要求马克思主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不能停滞不前，不能凝固僵化，要反映时代的最强音，要回答时代的新课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互联网一体化使世界成为“地球村”，关起门来发展自己已不可能，唯有积极应对，主动参与，才能赢得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必须要有全球意识，用国际化话语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对话，吸收有益成分，丰富自己，传播中国理念，分享中国经验，发出中国声音，捍卫中国权益，贡献中国智慧，争夺国际话语权。
再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还可分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政治话语即“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思想”，反映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追求、社会理想，决定并引导各种社会观念，也引导知识精英的学术话语和普通群众的大众话语。政治话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政治精英中国共产党领袖们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话语权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广泛认同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学术话语是知识精英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所用话语，还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使用的话语，前者话语有引导后者的功能，后者话语有丰富、验证前者的作用。大众话语就是人民大众所理解所认同的马克思主义，对群众有直接的影响。政治话语要引领学术话语，学术话语要维护、丰富、发展政治话语，而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都要引导且要主动转化为大众话语，大众话语切忌直接搬用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要做到通俗易懂，百姓喜闻乐见。
最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还包括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话语有显性话语和隐性话语。显性话语就是用明确的文字和语言表达的话语，隐性话语则不着文字，也不用语言，而传播者和接受者都能“意识到”的话语，它通常通过行为等传达某种含义。理论话语属于显性话语，实践话语属于隐性话语。重视隐性话语，可以更好地传情达意，实现显性话语的作用。理论话语就是运用概念等逻辑工具构造的观念体系，用文字和语言表达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话语包括制度话语和政策话语。实践话语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构建的社会制度、运作机制、解决具体问题的大政方针及其效用。这种无声的话语实实在在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实践。
二、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重要意义
首先，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有利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特别是学术话语创新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相辅相成，内在一致。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社会的变迁，实践的推进，都要求理论创新，做到理论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话语创新，要求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回答实践碰到的新课题，科学解读全球化和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机遇和风险，为下一步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价值导向和解决思路。
其次，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有利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治组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执行者。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巩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执政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当前，社会利益分化，不同观念的涌现，以及社会发展出现的种种问题，再加上全球化的发展，互联网的出现，西方各种观念的冲击和影响，都给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提出挑战，也不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只有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科学回答实践提出的问题，稳妥推动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真正实现以人为本，正确应对各种挑战，方能未雨绸缪，化危为机，立于不败之地。
再次，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有利于增强人民大众的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在人民大众的认同。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小众玩物，而始终是和人民大众联系在一起的。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让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理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创新既要凸显以人为本的坚定立场，也要说人民的话，说百姓听得懂、愿意听的话。没有人民大众的认同，再正确的理论，只能是孤芳自赏，路越走越窄，直到无路可走。
最后，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有利于与西方对话，争夺话语权。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是大国，中国的事就是世界的事，诚然，中国话语不等于世界话语，但中国的成就使得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对相似国情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基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打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就有了与西方发展模式相联系的西方话语平等对话的资格。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既要回答中国的发展，也要回应全球治理，做出中国对人类的贡献，展示中国的智慧，积极彰显中国话语的力量。
三、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路径
第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基础上，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根据自然社会规律推动社会进步解放自身和人类的学说，它虽然诞生在一百多年前，它仍然有着强烈的时代适应性，当2008年世界爆发次贷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时候，人们还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中寻找应对危机的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巨大成功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比正确和强大生命力。但是，今天的世界不同于19世纪的欧洲，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时不我待，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有变革的内在要求，不能简单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和结论解读当今世界，更不能直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必须看到有些个别结论脱离当今的实际，或者被实践证明是错的。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否定什么，肯定什么，发展什么，坚持什么，关系到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大问题。
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等，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立场，将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终极实现目标，把以人为本作为评判一切工作和理论的根本标准；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做到实事求是，按照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推动社会进步；要始终坚持逻辑和历史统一、具体和抽象统一的方法，坚持科学的思维方法。创新离不开继承，发展离不开坚持，没有坚持和继承，那是离经叛道，是另起炉灶。如果没有基本的坚持，语言不管怎样的华丽，内容不管如何的新奇，都不是真正的创新，而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背离或别有用心的肢解，和打着创新旗号的悄然解构、颠覆。
第二，在科学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基础上，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实践推动理论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创新的基础、来源和动力[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社会理想，对中国实践取得巨大成就进行总结，做出科学概括，回答中国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对新时期改革开放比如政府简政放权、国有企业改革、司法改革、金融开放与监管等的探索和求解，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创新的基本内容，唯有紧扣中国实践、中国模式、中国成就、中国问题，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用中国智慧、中国话语指导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
创新中国话语，要有开放的心态，要学习和借鉴别国的经验，吸取别人的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要走得稳，走得快，少走弯路，不仅要从其他国家学经验，如人民币国际化要学习英镑、美元的国际化经验，思想教育也可学习美国重视隐性教育做法等等，而且，要努力避免再犯别人发展过程中犯过的错误，如巴西、墨西哥、印度等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贫民窟现象。向别人学习，可以丰富中国话语，提升中国智慧。
当今世界是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中国已是世界的一部分，参与全球事务，不仅是大国的责任，也事关自身的权益。随着中国全面开放，开放力度加大，中国商品、中国资本、中国公民、中国人民币乃至中国文化都走向世界，中国已经深度参与全球化。中国话语必须回应全球问题，如气候问题、反恐问题、国际权力重组等，这些事关人类和中国的未来，中国绝不能置身事外，而应当积极参与，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
第三，在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理论和话语关系的基础上，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国建设的指导思想，这是基本认识，是不容怀疑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理论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精神之源、情感之根、智慧之所。随着中国的崛起，文化的自信，中国人开始为自己的文化自豪，这有合理之处，改造、继承、恢复某些文化，如服饰、建筑等文化，可以满足人们的情感、审美等需要，发掘传统巡视制度，已成为当今反腐的重要制度安排等等，但要注意到，今天的生产生活条件、社会制度、人们的价值观，与以往有天地之别，绝不可能简单恢复传统观念，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学者们提出四条思路，启蒙-解释模式；比较学模式；意识形态模式；民族-本土模式[3]，既然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传统文化就是被改造的对象，所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只是糟粕多少，精华多少的问题。但这种逻辑过于简单，没有考虑马克思主义某些结论会过时，还有与中国文化适应的问题。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关系定义为改造、融合的关系，可能是一条科学思路。
到目前为止，西方发展积累的许多经验是成功的，先发优势使后来者纷纷效仿，建立在西方先发经验优势的西方话语，遂成为席卷全球、具有极大号召力的世界话语，西方化就是现代化，西方价值就成为“普世价值”，一时成为世界主流话语。虽然中国发展取得很大成功，但国内不少人还是奉西方话语为圭臬，裁剪中国经验，解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话语。西方话语固然有一些合理内容，但迷信西方话语绝非明智之举。西方话语还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包含太多西方价值的私货。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为美国霸权背书，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为资本主义唱赞歌，却无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对西方话语还是要采取批判借鉴吸收的态度，一定要看清它的意识形态性，看清它非科学的一面，不能身在中国头在西方，不能穿西方鞋走中国路。要研究西方经验和教训，用中国视角审视，用马克思主义话语总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和自信，正确对待西方话语，加大中国话语的世界影响力。
第四，在不断改进文风，采用对话型语言增进人民认同和践行基础上，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必须考虑话语传播效果，必须考虑人民大众的接受和认同。话语传播创新需要不断改进文风，牢记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树立对话意识，甘为人民大众做学生，讲群众听得懂、喜欢听的话，要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说到百姓的心里去。
值得关注的是，小说话题的这些理论阐述的确定，与该教材的编者曹文轩的学术著作《小说门》有许多相通之处，《小说门》中的理论在教材中有诸多体现，《外国小说欣赏》饱含曹文轩的学术观念。在此，我们将两书关于小说话题的部分作一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在话题的选择上，叙述、场景、主题、人物、情节、结构、情感、虚构等八个小说的基本元素都能在曹文轩的学术作品《小说门》中找到来源，“虚构”、“结构”等标题甚至是直接取用。教材在话题设置很大程度上依托编者曹文轩的理论著作《小说门》，曹文轩在绪言中就提到：
《小说门》将坚持我在《思维论――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一书中所坚持的一点――充分理论化，将它作为小说的理论来进行论述，但又不打算落入那种“大而无当”的理论幻景与一般学术文字的叙述俗套，也不打算采用某些叙事学研究者的那种吹毛求疵的、刻板的、过于量化的路数；尽量将学术研究所必要的理性与对文学进行学术研究所必要的理性与对文学进行学术研究时所必要的艺术悟性结合起来，来完成对若干问题的论述。我首先承认的是我自身的阅读经验。
而在后记中，曹文轩也强调：这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纯粹的学术著作，书中的观点虽然是经过长期大量阅读理论著作所形成的，但更多的是自己在创作实践中所体悟到而形成的。
可见，曹文轩《小说门》注重理论化，是有着自己许多的阅读体悟的学术性作品。但是作为一本语文教科书，读者是使用该教材的教师和学生，而不是专业的小说理论的研究者或外国小说方面的学者，因此在内容选择和语言表达上，编者在借鉴的同时也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我们以“结构”这一话题为例：
以上是两本书关于“结构”这一小说基本元素的一些内容安排，我们可以看到，《小说门》中的“结构”的切入点很大，描述也相对宽泛，而教材中的“结构”话题则针对性更强，观点明确。见微知著，《外国小说欣赏》在“话题”呈现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1.话题选择难度适中
这八个话题与小说这一体裁紧密相关，是欣赏或者研究小说会考虑的一些基本元素，这些元素也是获得广泛认可的，存在的争议也表较少；而这些话题，特别是其中的基本话题，也充分考虑到了学生的接受水平，是中学生在欣赏小说，特别是外国小说时最需要了解也是最需要学会运用的基础元素，而延展话题则是为学生提供更多方面的考虑，这种理论知识上形成的梯度，使学生在对知识的接受上能够步步深入，层层递进。编者曹文轩在《外国小说欣赏》前言中也提到“话题的深度，既不按当下高中生的上等水平设定，也不按当下高中生的低等水平设定，而以高中生的中等水平作为参照。”而选择这些难度适中的话题，也符合《课程标准》对于学生在“小说与戏剧”系列的课程评价――“以学生的审美能力、艺术趣味和欣赏个性作为评价的重点，如能否对作品人物、情节、场景等产生具体的感受，能否在阅读中产生感情的共鸣，能否发现作品的丰富内蕴和深层意义，是否有独到的见解，是否具有批判质疑的能力。”
2.话题阐述深入浅出
编者在表达话题的内容上也充分考虑了中学生的能力与水平，以多举例，多提炼，少纠缠名词术语的方式，将专业化的理论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让学生能大致看懂基本话题，也让学生进入一个新境界，感受到学习外国小说的新视角，同时通过延展话题也将欣赏外国小说的难度展示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学生进一步探究。教材第六单元的话题是“结构”。书中认为“结构是一个‘容器’”，“一个好的结构有两个特点：一是能够将生活中的某些点滴事件、情绪固定下来，二是还能够充分展示生活本身的多姿。”。而这在《小说门》中是没有具体说明的；另一方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对于小说元素具体阐释，《外国小说欣赏》结构话题中的“层层推进”就来源于《小说门》中，结构形态中的“层递”，但两者在语言表述上有着明显区别：
“古典小说常采用层层推进的结构。这种小说线路比较清晰，并且有规律性的频率。即使是在规模较大的小说中，存在主线与复线，或者几条平行的线索，小说家也可以让节奏感一直有条不紊地保持到结尾。”――《外国小说欣赏》
“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小说结构。古典形态的小说，十有八九，都是这样一种结构。这种小说线路较为清晰。它虽然并不是大路朝天笔直一条，但它的弯曲也是清晰的，并且有规律性的频率。起、落、起、落，或起、起、落、落，总会有一种明快的运行节奏。可以是只有一条脉络纵贯全文，也可以有复线一并向前。后者情况相对复杂一些。越是大规模的小说，就越有可能有复线的设置――只有一条脉络会大致单调。复线与主线还会交叉，并发生感染，互为对峙又互为融合。有时，复线会融入主线而消失，有时，在融入后又会生出复线。……”――《小说门》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古典小说这一层层推进、层递的结构，教材的描述简练、通俗，易于学生理解，而《小说门》则更加丰富和详细，也有更理论化、专业化的术语。如果说前者是“严谨的教材语言”，那么后者语言则有着明显的“曹文轩风格”。
深入浅出的另一鲜明特征就是在阐述话题时“多举例”。在阐述话题的过程中，首先自然有针对这一单元的两篇选文来进行赏析的。如在阐述“层层推进”这一结构时，就结合了这一单元的精读文本《牲畜林》；在阐述话题时，又引入了大量的外国小说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受到认可、肯定也是学生比较熟悉的，或给出相关片段，或整体概说，这些例子既使抽象的话题概念形象化，便于学生理解话题，吸收知识，又为学生欣赏外国小说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
话题的编排是《外国小说欣赏》的一大特色，也是教材在编排上的创新之处，肯定这一突破的同时，笔者也存在一些疑问：
1.话题选择的理据
《外国小说欣赏》和《小说门》的紧密联系不言而喻，教材也选择了对于学生来说难度适中的“话题”，但纵览《小说门》，其包含的小说知识非常丰富，有许多元素在笔者看来也是值得或是有必要让学生掌握，或者说是进一步学习的，如“时间”、“空间”两大元素，结构中除“层递”之外结构的几个形态（双拱、串联、镶嵌、框架、环形、交错）……因此，话题选择的理据是不充分的，为什么选择这几个元素，而不是另外几个，为什么选择其中的这几个小点而不是另外几个，选择时的标准具体如何，编者并未给出明确的回答。而曹文轩在创作《小说门》时，也提到“这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纯粹的学术著作，书中的观点虽然是经过长期大量阅读理论著作所形成的，但更多的是自己在创作实践中所体悟到而形成的。”这虽是编者曹文轩的谦虚之语，但这八个元素的理论依据是不是足够，可能就会给人一些疑问。笔者认为，这八个话题是在欣赏小说过程中必须给予关注的，但从各自的内涵、外延来看，是不是属于同一层面的内容，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例如有些是小说整体（叙述、结构、虚构等），有些是内容局部（场景、人物、情节等）；而有些话题部分甚至还出现一些冗杂，例如在“情节”这一话题中有“摇摆”，又有“结构”中提到的“危机”，难免会让学生在略显专业化的描述中产生疑惑；此外，在外国小说的欣赏上，小说的语言、小说修辞、荒诞化等等也是研究小说的热点，编者也可以适当跳脱出《小说门》，适当进行选择。
2.话题顺序的理据
正如上文提到的，有些话题关注的是宏观上的小说整体，而有些则是微观上的内容局部，进一步引出笔者的追问则是这八个话题的编排顺序的依据为何，内部逻辑是什么，是按照难易程度还是话题的重要程度或是其他，这些都不是十分清楚，编者也并未说明。在初中阶段及高中的必修课程中，学生也接触到小说的学习，必修教材教师教学涉及较多，学生学习较为熟悉的是传统的元素：人物、环境、情节、主题等。而选修课程是在必修课的基础上的拓展与提高，或侧重于实际应用，或着眼于鉴赏陶冶，或旨在引导探索研究。那么，选修教材必须考虑必修教材的情况，从教师的教学进度，学生的接受程度上来说，可以将一些传统的熟悉的小说元素安排在前面，再延伸新的元素与话题，建构小说知识系统，提高学生欣赏水平。而教材《前言》中提到的“对话题的阐释，以介绍文学常识为尺度，顺便勾画外国小说在某一方面的变化脉络。”以教师和学生的阅读，变化脉络的勾画是存在相当大的难度的，教材也没有通过话题板块，将变化脉络解释成明确的条理和头绪，还需纵深挖掘，浅易解释。
3.话题与选文的侧重
《外国小说欣赏》以“话题”为核心来指导单元编排，这是其特色与突破，但强调小说的相关知识到鲜明突出的地位，突出了语文的工具性，但是否会削弱其文学性，忽视学生独立的情感体验，也是值得思考的。这一编排方式对小说元素进行集中阐释，使得在教材中小说专业化、理论化的知识的比重逼近与小说选文的比重。为了阐述知识，文本在教科书中是被当作“例子”来呼应话题，但选文本身又具有的经典地位，这就会给教师教学、学生学习造成困惑，即学习中究竟是该以知识为重点，还是以选文为重点，另一方面选文的经典性也代表着其有强大的可读性，以简单的一个或某几个话题来解读是否会给学生造成单一指示，给多角度欣赏小说造成障碍也是一个疑惑。
参考文献：
[1]曹文轩，2002 《小说门》。
[2]《走进新课程》丛书编委会组织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 2004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解读。
[3]张影，2011.4 《新课程背景下的外国小说欣赏课教学探究》。
伴随近年来中国高考受到美国高考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的强烈冲击，其中的写作题Essay更是引发了教育界的广泛青睐。在此背景下，将近年全国各地语文高考作文试题与Essay作一番比较分析，对2014年高考作文的研制、评价和应试指导均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一、中国高考作文：文体意识和价值定位
伴随第八次课程改革的持续推进，对考生思想情感过多束缚的“全命题作文”和“半命题作文”逐年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趋向宽松的“话题+材料作文”：且由提供封闭式材料的话题作文向开放式材料的话题作文演变。新世纪开篇以“答案是丰富多彩的”为题，话题作文作为一种相对开放的全新作文题型开始出现并日益引人注目——这就为考生的自主思维、自由选择和独立表达提供了多维、开放、无规囿的精神平台。但是，去了“硬性命题”之后，“软性命题”难免遗留负面影响。换言之，“作文潜规则”改头换面地制约着考生的自主思维，成为青春生命语用过程中的软性约束。
例如，2013年高考作文就鲜明地延续着近年来这种艰难的开放势头，而且，就总体而言则变得更能承载考生作为“个人主体”的思想容量。尤其是2012年才刚刚现身、充满自由论说色彩和不确定性的话题作文，已经占据了2013年各地多数考卷卷面。可以判断：开放视野、催生思维、鼓励表现，进而对母语教育乃至整个基础教育发挥积极的导航作用——这是大陆近年来高考作文命题的趋势性表现。
其一，高考作文的话题及其材料更趋开放多元，提供考生一种自由思维的宽广空间。请看：
1.“爱迪生怎么看手机”（北京卷）。
2.“更重要的事”（上海卷）。
3.“我愿意……”（湖南卷）。
4.“上善若水任方圆”（湖北卷）。
5.“过一个平衡的生活”（四川卷）。
6.“经验与勇气”（新课标卷）等。
这些话题（具体标题自拟），仅从字面审读就知道是提供考生一种颇具弹性度的思维框架或思维向度，并配以同样灵活而开放的辅或提示性材料。
1.话题“三句话看童心”（浙江卷）：“中国作家丰子恺：孩子的眼光是直线的，不会转弯。英国作家赫胥黎：为什么人的年龄在延长，而少男少女的心灵却在提前硬化？美国作家菲尔丁（应为“英国作家戈尔丁”）：世界在失去伟大的孩提王国，一旦失去这一王国，那就是真正的沉沦。”
2.话题“根据大豆写作文”（重庆卷）：“大豆是蛋白质含量极其丰富而又十分廉价的食物。可它的境遇曾一度尴尬，煮熟的大豆难以引起人们的食欲，并且会使肠胃胀气。人们需要更好的大豆食用方式，后来，用盐卤点制豆浆而发明了豆腐。豆腐的诞生彻底改变了大豆的命运。豆腐让人体对大豆蛋白的吸收和利用，变得更加容易；豆腐柔软变通的个性给擅长烹饪的中国人留有极大的创造空间，豆腐也因此被制作出品类繁多的菜肴，以适应不同地区人们的口味和喜好。所有这些，让普通的大豆得到了升华。”
如果是心智能量蕴藏丰富的考生，面对如此充满思辨性的话题材料，就如面对可供个人思维自由舒展的巨大精神空间——这无疑就是获得一种凭借语言来充分展示自我才智并享受表达满足感和成就感的难得良机。从总体上说，地方卷作文话题比全国卷更具开放性、思辨性乃至异质性。
其二，高考作文的文体意识更趋明确，“述评”或“评议”成为作文的主流表达
新世纪以来，单纯叙事或记人的传统文体逐渐淡出考生与教师的视野。即使所给材料是事件叙述、情景描摹或细节呈现，其考试旨趣也并不在让学子对客观性人事再作精致到位的“复现”——至少是为了从人和事出发而再作申论，或者是就表面现象而开发其深层内蕴。广东卷所给的是叙述材料：“有一个人白手起家，成了富翁。他为人慷慨，热心于慈善事业。一天，他了解到有三个贫困家庭，生活难以为继。他同情这几个家庭的处境，决定向他们提供捐助。一家十分感激，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帮助。一家犹豫着接受了，但声明一定会偿还。一家谢谢他的好意，但认为这是一种施舍，拒绝了。”这样的话题材料各地考卷中比比皆是，其特点有二：或者是现象性材料下面覆盖着可供考生深度开发的比较丰富的思想资源；或者话题本身就是思辨性观点的组合，不同的价值观念有待考生深入辨析、有所取舍。因此，这样“话题+材料”的命题形式内在地规定着考生无法以平面化的传统“记叙文”去完成，而必须以观点为统帅、以评议为方法、以论证为过程的“思想评论体”。换言之，这样的“命题”形式，即使其中的提示语包含着“文体不限”的表述，其实也隐含着明确的“文体意识”或“文体倾向”，并同时也规约着考生依循文体而采用相宜的语言表达即评论。进而言之，出题人文体意识的更趋明确和自觉，正实现着高考作文对长期固守的再现“客观人事”记叙文的悄然超越，甚至也正在启动着对观点单一、论证过程格式化、思维高度同质化的“应试型议论文”的深刻超越。这与国际流行的美国高考作文Essay注重考核学子将来学术研究必需的独立评论能力的旨趣，正趋向一致化。需要强调指出：上述所谓“文体超越”将悄然撬转基础教育作文教学的价值支点，引发学子思维品质的深层转型。
其三，高考作文的价值定位更趋合理，引导学子表现和发展理性思辨力和表达力
从上述的引例就可得知，“后命题时代”的作文命题形式旨在考量学子自由个性、充盈活力的思想力和表达力，而不是仅仅局限在观念高尚、思想健康、语言规范这些传统的“作文套路”里。“全命题时代”的作文只有符号化、抽象化的公共主体“我们”（we），而缺失灵思洋溢、个性卓越的特定单数第一人称“我”（I）。这种“个人主体”的灵魂被抽空，必致假大空的泡沫作文泛滥成灾，绚丽面具下“人”“文”分离以致对立。而通过对新世纪以来流行的“给出材料+给出话题+自拟标题”作文类型的数量统计来看，这类自由度大、去全封闭、去全命题的“自主作文”，已经构成一种接轨全球化背景下作文教学普世价值的日益浩荡的主流趋势。近年来，该类作文每年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即2009年12/16、2010年14/18、2011年13/17、2012年14/17、2013年15/18。数据比例表明：历年来各省市的命题研制者似乎心有所约，相当稳定、持续地引导考生向着多元个性、独立表达的新路径、新向度发展，共同推崇每位考生作为写作主体的独特、自由的思辨力和表达力的全面展示。这早已跨越了传统作文要求考生客观主义地再现盛世华丽或唯美主义地粉饰现实灰暗的旧时代。其中蕴含着一个重要的写作元命题：语言表达唯有回归个人主体、回归自我心灵，才可能形成自由而强盛的思想力和表达力。
二、美国高考作文Essay：文体特色和价值取向
纵观近年来美国Essay的文体和命题概况，深具特色，值得从中汲取蕴涵在命题中的创新性学术文化理念、以完善大陆高考作文命题并创新作文教学[1]。
Essay作为美国大学招生中的学术创新短作文，其考试题型结构如下：前半部分是“提示”（Prompt），介绍话题、背景、多元观点；后半部分是“任务”（Assignment），说明写作的文体及其具体要求。前者卷卷出新、篇篇有变，后者相对固定。作为一种学术评论体的Essay，其文体结构一般要求三个部分：首先是总起段，提出作者的基本观点，这是全文的逻辑起点和灵魂所在；中间是主体部分，包含若干自然段，这是对观点的论证过程，包括缜密的思想演绎、适当的事例或细节引入、有针对性的现象分析等；最后是结束段，以结论回应开头的观点并作升华或拓展。Essay是一种以阐述观点为主、辅以事实材料的学术性、思想性评论体。它以作者基本观点统领全文，重在表达个人独特的思想倾向或价值评判，贯穿全文的主线就是缜密严谨的论证。
一方面，作为篇幅不长、结构稳定、评论为主的Essay文体，旨在释放考生的思想和心智，主观特色鲜明，个人化倾向强烈。
美国高考Essay的“命题”（2011—2012）[2]：
1.对他人的动机和诚意持怀疑态度是明智的吗，甚至那些人看起来是值得信赖的？
2.个体像集体中的其他人一样思考和生活是否始终是有害的？
3.进步往往会包含一种重大的缺陷或问题吗？
4.人们是否付诸了过多的信任于专家或权威的指引？
Essay作为评论体的特征前提性地决定了考生必须不仅对个人的精神旅程作纵深回溯，而且更要向自我的内心世界作出深度掘进，而命题的思维容量就鲜明体现了这种价值引导。就句子表达形态而言，Essay的“命题”不是一个包含肯定或否定的陈述句（通常不用确切指向的陈述句），更不是我们所习惯的某种不能“逆向证伪”、只能“正向证实”的单一向度的确凿命题；恰恰相反，它们无一例外是一种深含待解问题、价值指向多元的“疑问句”——所提供的是宽泛的“问题域”而不是对问题本身的精确结论或导向，因此，Essay的“命题”不可能允许考生的思维仅停留在对一般客观事物的表浅印象上或标准化共识上，即使背熟了预制的作文模版，也无法直接简单“套入”其中。这种由“疑问句”所承载的鲜明的“问题意识”，正是Essay文体所标举、所引导的显性思维特征——指向不确定的无疆界“思维宇宙”，推崇超越性的思想力。
另一方面，Essay话题材料架构了充满不确定性的思维空间。
话题材料往往提供一则或是概括的事实、或是具体的现象、或是意味深长的名言、或是历史的趋向等等，而共同点唯有一个：蕴含着多元选择的可能。至于考生如何判断与评说，取决于自身的人生阅历、思想倾向和文化修养。Essay最显著、最鲜明、最具有标志性的就是话题“提示”对思维取向的“不提示”：包含着种种可能但又要进行充分的论证。较之于表达不同判断更具难度的则是提供逻辑论证的链条，包括事实、细节、理据等等。
三、比较与前瞻：深入突破话题和材料的惯性限制
综上两方面所述，中国高考作文已经超越了封闭狭隘的“全命题时代”的种种规束，表现出“后命题时代”的显著进步；但是，就中美高考作文话题和材料的多元开放性而言，由于文化背景和社会习俗之间的历史及地域差别，中国高考作文在命题研制和话题取舍方面尚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试以2013年三段材料为例。
1.“沙子和珍珠”（辽宁卷话题）：“一位年轻人事业无成非常郁闷，一天他在海滩上遇到一位老人。老人抓起一把沙子扔在沙滩上，问“你能找到吗？”，年轻人说不能。老人又抓起一颗珍珠扔在沙滩上，问“这回呢？”，年轻人说能。年轻人恍然大悟，一个人，只有做珍珠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材料）
2.“经验与勇气”（新课标卷话题）：“一位商人得到一块价值不菲的宝石，但却发现宝石上有一条裂缝，如果能从裂缝处切开，就能得到两块完美的宝石。当地许多富有经验的老工匠都不敢去切割这样一块昂贵的宝石，这时，一位年轻工匠勇敢地站了出来，并且完美的切割出了两块宝石。年轻工匠的师傅感叹地说，有些时候不仅需要足够的经验，更需要抛却许多顾虑的勇气。”（材料）
3.“根据《忧天》写作文”（福建卷话题）：“我仰望着夜空，感到一阵惊恐；如果地球失去引力，我就会变成流星，无依无附在天宇飘行。哦，不能！为了拒绝这种‘自由’，我愿变成一段树根，深深地扎进地层。”（材料）
这三份作文样卷的问题具有共同性和典型性。一方面，话题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哲理性、开放性和伸展性，能够为考生提供支撑言说的平台和放飞心智的精神空间；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同样犯了一种共性过失：急于为考生“坐实”思维主题，急于为其“搭建”只供单行的“思维独木桥”。殊不知，其后果是封锁了考生的思维疆界；也许，这样为普通考生现场作文提供了一种“思想拐杖”，但对尖端考生而言则极大地限制了其新观念、新思想的自由翱翔——“过”大于“失”矣！难道让考生自己“大悟”、自己“感叹”，不是更真切、更深刻和更感人吗？即使是福建卷话题材料，虽然是诗人顾城的一首完整诗歌，但也是可以做技术处理的，免得“深深地扎进地层”成为现场考生的“共识”、以致鲜活学子最终亦纷纷然“深深地扎进”出卷人的“思维陷阱”啊！与美国高考作文材料比较，明显可以看到这样限制性的“提示语”（“年轻人恍然大悟……”“年轻工匠的师傅感叹地说……”）实在有封锁学生思维的嫌疑。而Essay的“提示”及其内含的话题材料则无限“放大”了“选择”“传统”话题的思考空间和表达天地，使来自不同家庭背景和文化背景的考生拥有不同的视点、不同的推断、不同的拓展，从而使之可能实现各自精彩的表现。
比较而言，中美两国高考作文在文体、话题和材料三方面各有特点。就文体而言，美国Essay将以思辨为主、经验或经历为辅的评论体作为唯一的文体，以承载考生的独立思考和个人见解；多数中国高考作文试卷允许考生从记叙文、议论文和应用文等多元体裁中自选一种，但长期应试作文训练致使考生的“记叙文”难免失之于平面复述，已经长盛不衰的“议论文”往往止步于过分同质化的公共表达。就话题而言，美国高考作文选题超常深刻、新人耳目，关键是话题本身前提性地具有正反性、不确定性和多元性特质，没有定论而贵在新见；中国高考作文卷因为各地情况有别、话题斑驳杂陈，总体而言令高端考生心灵为之震撼、眼睛为之明亮的“反流俗”话题不多，即使如2013年全国卷“真诚与友善”的话题，按教学常规思路其中包含的同质成分多于异质，一般易陷习惯性套路而难出新观念、新思维。就话题材料而言，美国作文考题的“提示”清晰导向多元开放、承载自由思维的无限空间；中国作文试题的“提示”或受话题本身的制约而难于展开、或习惯性“俯就”一般考生因而堵塞了优秀学子的卓越思维。
回顾中美两国高考作文题，我们清醒地看到：从单一闭锁的“全命题时代”到多元开放的“后命题时代”之深刻转型，表征着中国“考试文化”的蜕旧更新乃至中国教育的巨大进步。面对全球化文化博弈的严峻态势，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高考作文命题既长葆自身的审美特色（不能简单、表浅地视审美特色为“文艺腔”），又能汲取美国等国际高考作文命题的有益营养。固然不能很绝对地断定不同文化场域内两国高考话题的孰高孰低或孰优孰劣；但是，文化博弈取决于语言博弈、取决于母语教育的博弈。全球化时代需要中国学子很好驾驭母语、展示智慧，需要中国高考通过语言表达力的竞技来深远地引导母语教育的价值取向，并为“文化中国”的强势崛起而奠定“母语童子功”。
参考文献：
[1]潘涌.美国高考作文Essay的文体特征、命题指向及其启示——兼评2012年中国各地高考作文[J].课程教材教法，2012，（12）：112-117.
【关键词】巴赫金；对话理论；复调小说；狂欢化文本
米·米·巴赫金（1895-1975）是俄罗斯苏联时期享有世界性声誉的思想家。他在哲学、美学、文艺学和语言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巴赫金在文艺学方面的成就通过纵观其有关方面的著作和论述，其丰富、深邃的文艺学思想核心可以精练地概括为两个字——对话。巴赫金是以小说研究为出发点的。对话不仅仅是巴赫金文艺思想的核心，也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甚至是其整个学术思想的核心。因此，要想透彻地研究巴赫金文艺学领域的对话理论，是不能脱离其哲学思想和整个学术思想的。
一、对话理论
巴赫金的对话主义被认为是当今时代富于开拓性的事件。早在八十年代西方就宣称，我们现在正迈进巴赫金时代。不少学者在已逝的过去与未完成的当代之间划出了一个分水岭：“赫金之后”（after bakhtin）。换言之，巴赫金恰好在其边缘性中，成了某种聚焦点，他的思想引起了西方对整个思想文化的全面质疑和反思：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海德格尔，从福柯到德里达——即西方正试图用巴赫金的思想来拯救当代思想文化（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内部枯竭的危机。
可以说，《论行为哲学》是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开启，对我们理解他的对话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巴赫金在理论活动一开始，就抓住了本世纪哲学思想的最前沿性的问题，人的存在问题，人在世界中的存在。在《论行为哲学》中，巴赫金把人的存在作为存在的事件进行思考，在此基础上提出行为哲学。人作为个人，作为我，总是与他者、文化、世界联系着的，并形成一种对话关系，我对于自我、他人对于我，只有在个人的情况下，一般意义的价值才能变成真正有意义的价值。这就把存在问题同人的行为问题联系在了一起。但这里的“行为”绝对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行为的活动，它是属于人——“我”的具体的现实行为活动。
二、复调与对话理论
巴赫金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的研究中，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复调小说的首创者，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比做复调，只是作为一种现象的类比。即，复调最初是音乐中的一个名词，如同声音包括音高、音色、音域等。声音还指人的世界观和人的命运。人作为一个完整的声音进入对话。他不仅以自己的思想，而且以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全部个性参与对话。巴赫金认为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
“复调小说只是深化对话理论的一个突破口或说实验场。”复调小说至少有这样三种含义：（1）它是小说的一种新的体裁变体，其基本精神可以上溯到庄谐体；（2）它是一种新的艺术关照与艺术思维类型，它直接根植于狂欢化世界感受；（3）它是一种新的艺术模型。这一切最终都建立在对话基础上。对话可以说浸透了复调小说的各个层面。在这个由对话构成的小说世界里，参与者不是性格和形象，而是思想和人物的自我意识。人物的思想和自我意识成了作品的主人公。
复调是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定义，指“小说中有众多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复调也是他理想状态对话的代名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他提出一种复调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具体形式是教堂，象征着互不融合的心灵自由交往。他认为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和艺术思维类型。这种世界观决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写作。
在复调思想中，巴赫金充分表达了他的真理观：承认存在众多各自独立、不相融合、具有充分价值的意识，并不意味着否定统一真理的存在。对巴赫金而言，复调绝对不是意味着作者放弃捍卫自己的真理，作者注定是消极的而且只是剪辑他人观点、他人真理。复调主义小说的作者“具有深刻的积极性，但这个积极性带有特殊的对话性质。”
而独白性小说的作者具有的积极性则又是另外一回事。
三、狂欢化与对话理论
在巴赫金看来，狂欢化——特别是它的狂欢化对话，是理解小说的钥匙。
巴赫金认为，复调小说体裁中最本质的东西，是同民间的笑文化相联系的“狂欢化”。“狂欢化”是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创作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提出来的术语。它表示欧洲文学史（首先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中的民间狂欢创作传统。狂欢节是狂欢创作的源泉。在日常生活的、非狂欢节的条件下，由于等级制度森严壁垒，人们互不往来。当人们进入狂欢广场的时候，便置身于一个相反的世界之中，不分彼此、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尽情歌舞，处于半现实、半是幻想的境界。巴赫金揭示了拉伯雷在文学中再现狂欢节的整体世界的新图景，并认为拉伯雷的夸张现实主义和艺术思维的特征，反映了中世纪民间的笑文化，反映了每一个人参与创造历史的不朽的人民的生动感觉。他认为，民间的笑文化在其一切发展阶段中都是与官方文化对位的，它力求摧毁由传统沿袭下来的、为宗教和官方意识形态所推崇的、歪曲事物真正本性的一切阻碍。（下转第70页）
很显然，“在社会危机和文化断裂的转型期，狂欢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欢乐和创造性的盛大节庆的形式，来实现不同话语在权威话语隐遁时刻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将狂欢化研究置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视野之中，就会发现，狂欢研究已突显出其逻辑的必然了。在某种意义上讲，狂欢是对话理论的尘俗化、肉身化，对话则是狂欢的理性化、圣洁化。”
四、结语
纵观巴赫金的一生，他从话语出发，特别关注我与他人的对话，关注人的存在只有通过他人才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话语是两个人以及两个人以上的活动。在这一活动中，言说者需要有听众，这样的话语才是有意义的。而巴赫金对话语这一理论的追求在其复调以及狂欢化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同时在对话理论的匡正下，复调与狂欢化也得到了完善，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他作为文艺哲学家的最伟大的理论，而复调以及狂欢化是这一理论的支柱内容。可以说，复调是巴赫金对文学体裁的学术研究，狂欢化是巴赫金对文学内容表现形式的学术研究。
【参考文献】
[1]白春仁.巴赫金—求索对话思维[j].文学评论，1998.
[2]孔金.巴赫金传[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