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汉魏六朝宗教花初起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我国。佛教的传入在某种程度上给当时的人们以精神的寄托之外,同时也产生了中国传统插花的雏形——佛教插花。佛门称花为“华”,花、华不二,献于佛菩萨前的称为“献花”,“借花献佛”一词就源于此,散布坛场四周的称“散华”。佛教的十供养像香、花、灯、涂、果、茶、食、宝、珠、衣,其中又以香和花最为普遍。在坛场的供桌上,花更是重要的供品之一。佛经里有许多与花相关的典故和用语,如拈花微笑、天女散花、花开见佛、舌灿莲花、花果自成、花开莲现、九品莲花、百鸟衔花、梦幻空华、镜花水月、莲华藏世界等,都使花的精神更加提升。
另外,在东汉最初的佛教造像艺术中,如江苏连云港市孔望山的东汉佛教造像已出现了用莲花供佛的图像,在佛像之旁,一名高鼻深目的胡人右手执一枝三瓣莲花,用以供佛。东汉的康孟祥译的《修行本起经》中写道,“须臾佛到,知童子心时,有一女持瓶盛花,佛度光明,彻照花瓶,变为琉璃……”。从中可以看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扎根的同时,佛教插花也传入了中国。佛教徒多在佛像前供花,或是在佛像出巡、佛经的讲授会堂上供花,主要有3种形式的供花:散花、皿花、瓶花。散花,就是用银线穿各色珠子以及莲花瓣、花形剪纸等,于佛像出巡或佛经讲堂时散下,以助其盛。东晋高僧法显在其《佛国记》中记载佛像出巡时:“门楼上夫人采女遥散众华,纷纷而下”。后秦的鸠摩罗什译的《金刚经》亦有“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以诸华(花)香而散其处”。故而在佛画中多见飞天散花的形象,多源于此。皿花,是一种盆碗状的器皿内放置花朵、花瓣,供于佛像前。瓶花,是以宝瓶插上莲花,供养佛像,多喜用玻璃制宝瓶,象征光明、清净。在北魏时代的龙门石窟浮雕中,有一幅宾阳中洞的石浮雕画——《帝后礼佛图》,极为著名。此图表现北魏皇室成员拜佛之情景。其中一名贵族妇女,手执花束,以一枝盛开的莲花为主,两边各衬一枝比主花低的莲雷、莲蓬,比例恰当,十分美观,表现了当时插花供佛的情形。
南北朝时,以贮水容器插贮切花已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南史•晋安王•子懋传》记载,王子懋为其母求平安,献花供佛,众僧将所献的莲花插于铜罂之中,以水浸其根,使花不萎衰。《南齐书》记载:“沙门于殿前诵经,武帝为感,梦见优悬钵花于经案。宣旨使御府为铜花,插御床四角”。以铜为花,无萎谢之忧,插于床边,象征对佛教之信奉。汉魏六朝时期,道教插花艺术也已有雏形。在早期的道教仪式中,就有以花果祭神的习俗,并用大量的实有或幻想的花果代表着长生、成仙等愿望,这些成为道教插花的基础。早期的道教盛行神仙说,在汉代的画像石艺术中,多有西王母等神仙的画像石。西王母身边常有仙人随侍,手执嘉禾、灵芝,西王母本人手执嘉禾,如山东仓山县城前村画像。在当时,道教把西王母敬为善良的女神,故而以嘉禾、灵芝相伴。又如《拾遗记》,记有青莲、素荷、冰荷等仙境之花。在佛教和道教的双重影响下,汉魏六朝时期的插花的类型主要以宗教插花为主,其特点是追求清静恬淡,庄严肃穆。花材也多以与宗教有关的莲、灵芝、果实类等为主。
2隋唐的院体花在宫中流行
隋唐时期,国力昌盛,文化、艺术也得到了大力发展,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园艺技术的进步,为赏花、插花的广泛流行提供了物质基础。隋唐时,思想界实行三教并尊,宗教哲学进入全盛时期。当时,佛教中的禅宗盛行,禅宗六祖慧能,主张以顿悟之法领悟佛家真理。他喜爱梅花,所过之处常插梅花作为标志。隐含着佛理之喻,对后世禅家起到肇始之功。唐代卢愣迦绘的《六尊者图》中有缸插牡丹,为禅家花较早的图画记载。在举世闻名的敦煌佛教壁画中,绘着人们去拜佛时多执花枝或皿花供佛。在许多窟中绘有的手执托盘的飞天,凌空飞起,正是佛家皿花的写照。在《西游记》中描绘的观世音菩萨就有手托宝瓶中插柳枝的造型。另外,在佛家的讲经法会上,也设有瓶花为装饰。一幅绘有唐代高僧玄奘讲经的《玄奘讲学图》上,绘有两瓶莲花,花叶相称,成对装饰于讲经堂前,瓶中花型对成,组织严谨,以正中一高枝为主,两边各配对成的花枝。道教以崇尚长生、成仙,多吟诵使人长寿的松、枸杞等植物,以表心意。至于《八十七神仙卷》中诸位神仙手持的盘花、瓶花更是丰富的插花艺术资料。哲学上的兼容,促使了思想的一致,同时,隋唐时期,国家大一同,社会、政局较为稳定,呈现繁荣的景象。这种繁荣也影响着艺术领域,雍容华贵的气质、大气自由的精神贯穿于唐代的插花中。再加上盛唐时期,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为唐代插花艺术提供了发展的涨力。在这种背景下,唐代的插花艺术更加注重形式美。盛唐主导“势壮为美”,“文质彬彬”、“尽善尽美”,在花材的选取上,讲究雍容华贵的气质,主要以花形硕大的牡丹、芍药为主,此外,还经常选用一些富含吉祥的花材,如用梅、竹、松、柏、山茶、水仙、瑞香、月季、天竺、剑兰等十种花材,寓意“十全十美”。在插花的花型上也是以富贵壮丽的风格为主,故此时期的主要类型为宫体花,亦称院体花。宫体花,主要流行于隋唐时期的宫廷中,花材以牡丹、芍药为主,体现富丽之感。此花形体硕壮,色彩艳丽,花枝繁盛,结构严谨,装饰味浓,充满宫廷煊赫堂皇的气势,庄严大方。此种花型要求衬托平衡,避免过疏过密,花枝长度约为花器高度加半径之和。
3宋元理念花、心象花并蒂争辉
宋元时期,中国插花进入了普及时期。宋时,国力已不如唐时强盛,但毕竟结束了五代的割据局面,经济文化更加进步。花卉如牡丹、菊等品种进一步丰富,而其观赏更具多样性。插花艺术因而得以继续发展。元代继承宋代插花之余绪,也显得绚丽多彩。宋代提倡理性,三教合一发展到了宋代被统称为理学。理学是以宋儒论学多言天地万物之理而命名的,其中以朱程理学为代表。强调理高于一切,认为应存天理,灭人欲,极为重视道德思想;更进一步提倡阴阳互变,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观,要求人们静观万物,从中体会到时光变迁,宇宙奥秘。理学又是北宋以后政治经济发展的表现,宋代的社会动荡不定,许多文人士流为避现实多退隐于山水之间,寄情于山水花草之间,以表心意。正如周敦颐的学生程颢诗云:“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对花开花落等景象更为敏感。因而,宋代花卉艺术更深入地倾注入作者的思想,表达着作者的高尚品德。宋代插花比之唐代插花更显得意味深长。理性内涵加清丽外形,具有清纯美丽的形态。宋代的社会比不上唐代的博大气概,文人不再狂放,而是内敛;不再激情汹涌,而是冷静地思考。宋朝的时代精神就是清雅、隽秀之气质。这种气质反映到花卉文化中,形成了精细描绘,以花抒写理性的主流。所以,在插花构图中,讲究线条美,常以梅花、腊梅等枝条来插制。这与唐代喜用牡丹的富丽不同。司马光《独乐园记》记述了他迁居洛阳后,难与时人相同而独居独乐园读书游赏的情趣。文中还记载了许多花卉,在其中独自逍遥“迁叟平日多处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窥仁义之原,探礼乐之事。……”从这里可以看出,宋代的儒士总是把哲思与花木、与大自然相联系。所以,文人义士常以花材影射人格,在花材的选取上喜用松、竹、梅、柏、兰、桂、山茶、水仙等寓意深刻的花材,表达人生抱负、理想等。表现在插花花型上,就是理性内涵加上清丽的外形,自有纯美的意境,因而,宋代的插花花型以理念花为主。理念花以瓶花为多,以理为表,以意为理,或解说教义,或阐述教理,或影射人格,或嘲讽时政。花材多用松、柏、竹、梅、兰、桂、山茶、水仙等素雅者。结构以清为精神之所在,以疏为意念之依归,注重枝叶的线条美。
元朝的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中后期,极为注重吸收以儒学为主的思想文化,继承了宋代的理学思想。与此同时,在艺术领域也继承了宋代的绪统,尤其是花卉文化继承宋代之风流,同时又具有时代特色。元朝实行的种族歧视制度,使汉族文人受到元统治者的歧视,落魄不得意,多追求闲适自在,不屑为官。所以,元代的艺术中有这种闲散、淡雅的味道。另外,还受到文人画和花鸟画的影响,插花多为借花消愁或表达个人心中的追求,花材多以梅、竹、菊、兰等名花表现文人清雅、闲韵、伤逝等情感,从而出现了“心象花”。心象花,为文人借花消愁以舒心中积郁所做,作品偏于狂怪孤傲,或荒寒冷僻,表现出浪漫、无拘无束、轻巧秀丽和潇洒,表达个人内在之冥想。花型不定,多种多样,花器也古里精怪,瓶花吊花不一,纯属作者心里的表达,他人不易领会其中之含义。这种花型与院体花恰恰相反,常人多不采用。
4明清新理念花、文人花、写景花和象形花竞相峥嵘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萌芽的壮大,花卉商业生产盛行,插花也向市民普及。在思想领域,明代的王守仁继承发扬了宋陆九渊开创的心学思想,完成了心学体系。明中期以后,心学几乎取代朱程理学,在思想领域影响颇大。心学认为,“心外无物,无外无理”,“身之主率便是心,心之本体便是理,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认为“心”与“物”二合一,不可分离。虽然这是一种主观唯心学说,但也表现出当时的文士更注重于自我性灵的发展。将自我与宇宙万物结合起来,寄托着心性于山水花卉等事物之间,驾御着宇宙事物自由地观照、思考自然与人生。诗人、花艺家袁宏道便以此为依据,提倡在文章中抒发真形,不加矫饰。他的《瓶史》写及插花,构图、造型上也崇尚天然美、纯真美,远离名利等污浊之物。这些思潮,都继承了老庄的哲学,又有时代之特征。明清时期的陈腐礼教,森严的等级关系,腐败的朝政,都促使这种思潮出现,产生了抵御黑暗的力量。而严重的思想扼制,没有言论自由的大环境,又是不堪忍受的,这更促使人们转向自然,更加爱花,以花为伴侣,抒发真情,隐逸于其间。如明代的高启《寻胡隐者》诗:“渡水复渡水,看花复看花。春风江上路,不觉到君家”。有如清代诗人龚自珍著名的《病梅馆》一文借用当时的人不爱自然之梅,偏爱病态的梅花,映射封建阶级严酷的思想遏制。所以,在花材的选取方面,注重木本花材的折取,例如,松、柏、杉、柳、枫等情趣木本,还有一些寓意深刻的花材,如,“岁寒三友”、“四君子”等,主要目的是借花草抒情,影射人格,以寄心意。插花名家高濂、张谦德、袁宏道、陈氵昊子等无不如此。在这种背景下,明清时期出现了4种插花的花型,主要是新理念花、文人花、写景花以及象形花,贯穿于明清时期的插花艺术发展中,而这4种花型又不是相续发展,而是交错于其中的。新理念花盛行于明初,此类花型为院体花和理念花结合之产物。结构以中立型为骨干,花材有10余种,以瓶花为主,花器比例为二比一,有高大壮丽之特色。文人花,主要指文人人格花。文人插花不重排场,不为祈福,主要讲求情趣。所用的花器较为朴实,花材则以色彩素雅的“四君子”、“岁寒三友”等为主,借花明志抒情。并注重陈设环境的衬托,使作品清雅脱俗。写景花,模仿盆景表现手法,描写赞美自然景观,诸如深山幽谷、小溪池畔、庭院一角等,达到具备风情雨露,精妙入神的境界,以盘花为多。在色彩选择上,多采用绿色、棕色系统之色彩,如深绿、浅绿、棕色、黄色、白色等。写景花仿照盆景之手法,但取材与盆景不同,花器用水盘、平盘、平板等,花材则可采用松、柏、杉、柳、枫,或梅、竹、桃、梨、樱等树枝,以及枯干、树根、苔木、苔藤、苔石等,再配以山野花草点缀,必能表达出山野景况,通过插花艺术这一巧妙的手法,“取得缩龙成寸,小中见大的效果”,可以解说教意,影射人格,借境抒怀,或狂热潇洒,或孤僻冷漠。象形花,源于花材与古董的自然结合,以干材或疏果的外形和色泽为造型基础,进行设计布置,根据时令、场所、个人爱好、时代特征进行创作,往往籍著作者的想象,利用点、线、面、块的组合,予以技巧的运用。象形花名目繁多,应用极广,有的以花头编扎而成,有的以常绿花、叶绑扎制作,有的利用瓜果、食物雕塑成形。形状有鸟、兽、鱼、虫、人物、亭台等。花材多用、月季、桂花、黄杨、雀梅、山茶、石榴、葛藤等。
哲学与艺术自产生以来便相伴而生。前者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艺术内涵的先导；而艺术也蕴含着艺术家理理性的思考，由此在二者之间产生一种有机的、动态的辩证统一关系。基于此，笔者从传统哲学的角度，一方面论述了哲学与艺术之间的联系以及此种联系的根源；另一方面分析了艺术价值的内涵与呈现方式，从而对艺术和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
哲学；艺术价值；辩证关系
一、哲学与艺术的内涵概述
从西方哲学发展史的角度来说，苏格拉底的出现使人们从对“自然”的关注转变为对“人”的关注，由此实现了西方哲学革命性的进步。中国的哲学虽然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深邃的学说，但却不具有西方哲学系统化的特征，尤其是与现实政治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散发出浓厚的伦理道德的韵味。但二者的共通之处就在于强调哲学是对人生、社会、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也即是一种思维式的或者是辩证式的智慧和乐趣，包括人为何而生存、人的价值、人的本性、人的幸福等诸多问题。正如西方学者将哲学定义为“爱智慧”，强调哲学不是艺术，但却能给人以美感；不是宗教，但却给人以信仰；不是科学，但却给人以启迪；不是道德，但却能引入向善。这便是哲学的内涵1。那么，艺术是什么呢？宗白华曾经说过：“艺术是人类通过情感和想象的手段来认识和反映世界，表达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一种独特方式。”也即是说，艺术是人的经验、知识、情感、思想、审美在特定物象中的再现，表达语言、文字所难以陈述的主观感受，由此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意效果。在本质上，艺术创造属于一种文化娱乐活动，主要是慰藉人的主观缺憾，满足人的情感器官的需求。因此，艺术的呈现既要迎合人在现实社会中的主观需求；同时又必须塑造甚至是改变人的观念形态。正是这一特性使得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是一种珍贵的存在。
二、哲学视野下的艺术价值研究
哲学是人类理性思考的结果，思辨着人类自身及其与社会、自然、宇宙之间的本质问题，从而介于科学与神学之间的“模糊地带”。而艺术是人们从经验、情感、思想、审美或者是价值的角度，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生存空间以及不同的文化氛围中，书写着迥异的情感思想。因此，哲学与艺术分属于不同的领域，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实现手段上都呈现出鲜明的差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艺术植根于人们经验的丰富和思维的进化，是一种创作行为，自人类自由思考以来，便依赖于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生和生活的各种理解。而人们的此种理解则蕴含着深厚的哲学基础。它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审美趣味、思维意象、情感表达、价值追求等等，从而也决定着人们所能接受的艺术形式和艺术理念。一般来说，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体现在思想的过程和行动的过程两个方面。哲学虽然建构在人类思辨的基础之上，但却是通过语言、文字呈现出来的，使其思想被客观化和固定化。艺术与哲学的区别远远小于同科学的区别。它们之间不是思维方式的不同，而是表达中介的差异。哲学追求所表达观点的准确性、明确性、系统性等特征，使情感转变成思想，使感性思维凝固为理性结构，因此，需要灵活应用语言文字符号，否则会导致模糊或者是松散的表达效果，使人不知所以然。但艺术却恰恰相反。它不仅拥有诗歌、绘画、舞蹈、音乐等诸多表达方式；而且追求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思想内涵，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从而极大地增强了艺术品的审美价值，比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以及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虚、空的艺术手法等等，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艺术的审美特征。哲学是艺术的核心思维基础，由此决定了艺术家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追求方向；而艺术比哲学拥有更丰富的表现手段和更自由的表达内容，因此，反过来又通过不断的价值创新推动了哲学的发展。
三、哲学方法论对于艺术研究的价值
二十世纪，在此思想的指导下，艺术理论研究活动也开始广泛使用认识论研究方法，因此，关于艺术价值的研究和探索也开始被放在认识论的哲学基础之上，尤其是在前苏联的美学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目前，部分艺术理论研究活动仍然沿用了哲学领域认识论的研究方法。黄海澄曾这样描述认识论指导下的前苏联美学研究活动：“文学艺术作为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认识形式，把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欣赏和艺术批评都单纯地纳入哲学认识论的研究范畴。理论认识和艺术认识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采取抽象的形式，一个采取形象的形式，除此之外，便没有其它的任何区别。这是以哲学认识论为基础的文学艺术观念，或者是从哲学认识论中推演出来的文学艺术观念和方法。2”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以及前苏联认识论美学理念的指导下，我国近现代诸多艺术家都将艺术价值的本质问题纳入哲学认识论的研究领域。比如著名艺术家凌继尧在《艺术美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中提出：“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便是对认识论的探索。艺术也是建立在对现实认识的基础之上，呈现出明确的审美意识，虽然不同于哲学的认识，但双方存在紧密联系。”由此看出，凌继尧先生也并没有摆脱前苏联艺术研究的庸俗认识论法，审美认识论在现当代社会甚至是传统社会中的艺术发展史上根深蒂固。
四、总结
总体来说，哲学从非生命的运动轨迹中感受生活的活力，从生命的多舛中体味非生命的幻变，由此深入探索人与自然、社会、宇宙的真实存在；艺术则是努力追求生命的本质意义，并通过物质性的深刻印迹使之长存。哲学和艺术自产生以来，便相依相存。前者为后者提供思想、精神、理念上的指导，深化其价值内涵，使艺术创作显得更加意义深刻；而后者则通过多样化的创作手段和自由化的创作理念，丰富哲学理论，推动哲学研究的发展。因此，艺术家既要具备娴熟的艺术创作技巧和丰富的艺术理论知识；同时还必须具有哲学的视野和内涵，由此才能创作出引人深思的艺术品。
作者：田慧超 单位：许昌学院美术学院
注释
1（美）亚瑟•C•但托.《艺术设计研究》.2010（3）95-108页
2黄海澄，《艺术价值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16页
参考文献
[1]（法）丹娜.《艺术哲学》[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
[2]朱志荣.《中艺术哲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美）诺埃尔•卡洛尔.《大众艺术哲学纲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4]宫寒冬.《人的心灵的文化形式：宗教、艺术与哲学》[J].《学术交流》.2006（9）.45-47页
一、 中国哲学与中国传统艺术
（一） 中国哲学
哲学是起源于希腊文，是爱与智慧的组成，并在世界各国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使用。中国哲学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即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其独特的思想价值观念远远走在历史的前沿。
中国哲学的基本观点包括三个方面：天道观、人道观以及知行观。
天道观，这是关于世界本源的根本问题，是对天与天人的关系展开的不同辩论。老子明确否认天是最高主宰，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道，认为：万物生于有，也生于无，老子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基础，是对世界本源的认识与思考，老子哲学的发展推进了哲学理论体系的发展。[1]
人道观，是关于人生与为人之道的根本观点，人道观是先秦时期哲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人的因素逐渐得到重视，着重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及突出作用，儒家思想强调“克己复礼”和“爱人”的思想观念，老子主张以“无为”来表达人生理想，以“逍遥”来追求精神境界。
知行观，使人们对社会发展及对世界的认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思维水平的提高，中国古代哲学家对认识论也有了不同层面的理解，以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观念来探索认识的起源、发展。
中国哲学的起源历史悠久，最早是在先秦时期，相比于世界其他国家同时期的哲学来说，是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哲学形态之一，随着封建社会的稳定发展，小农经济占据主要地位，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提和基础是殷周哲学，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将中国传统哲学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时展特色且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具有较高组织形态的哲学。
中国哲学与经学相结合，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自然认识的限制，使得宗教神学一直处于较高的统治地位，中国哲学的发展以儒学为正统，儒学是适合封建君主统治的哲学体系，一些倾向于唯物主义哲学的思想家，注重对自身哲学的发展和研究，对宗教神学的观点进行批判，以中国哲学为研究范本，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和延伸。[2]
中国古代哲学是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具有深厚的封建色彩和伦理学色彩，诸子百家中大多数的思想理论是以天道观作为其发展自身哲学思想体系的理论依据。儒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学说，在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中逐渐成为封建正统哲学体系，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也与道德认识和道德修养相联系。中国古代哲学具有独特的传统概念和范畴，将中国哲学的思维水平和理论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中国传统艺术
中国传统艺术内容丰富，包括工艺美术、建筑雕刻以及戏曲、绘画、书法等，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积累，将中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沉淀其中，这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宝贵财富，更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本文对传统艺术的研究主要包括绘画、书法、音乐、戏曲四个方面。
绘画，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新时期时代的彩陶纹样及岩石壁画，原始的绘画技巧没有过多的雕饰，但已初步具备了造型的能力，对动、植物等动静形态也能抓住其主要表现特征，以此种方式来表达民族的信仰、人民的愿望以及对生活的向往。中国绘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以毛笔、水墨以及宣纸为主要材料，通过构建独特的透视理念，到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以高度的想象力及概括力，通过出色的技巧和表现手段，使中国传统艺术文化具体独特的魅力，并为世界其他国家予以借鉴吸收。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是通过书法家个人对生活的感受、修养、学识以及个人兴趣等所折射出来的，书法是一种使用艺术，常被用做题词及牌匾。书法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更加倾向于对主观精神艺术的表现，书法艺术在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中，从甲骨文与金文开始的一系列演变，形成篆书隶书、行书、楷书以及草书等不同的字体形式，先后出现了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以及怀素等诸多的书法大家，他们根据自己对书法艺术的不同理解，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将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音乐，中国传统音乐的内涵及外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中国音乐不仅仅是对传统音乐的传承，同样也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接受和按照西方音乐理论进行相应的创作及改编。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国人按照本民族固有的音乐表现方法和形式，对音乐进行的创造，它不仅仅包括从古自今流传下来的作品，还包括借鉴吸收外来精华所创作的音乐作品。
戏曲是中国传统戏剧的表现形式，是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以及杂技、表演在内的因素和艺术。戏曲起源历史悠久，在原始社会便已开始萌芽，经过漫长的丰富、改革和发展，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艺术体系，中国戏曲主要包括：宋元南戏、原名杂居以及明清传奇、近代京剧、地方戏，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传统的戏剧文化。
二、 论中国哲学对传统艺术的影响
一个民族、时代以及社会的发展，与本民族的哲学和艺术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哲学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观念和学说，是社会意识的能动反映，而艺术则能更好地将这些观念和学说以抽象或具体的形式展现出来，我国传统的艺术作品中包含着哲学的深刻观念和内容，它不仅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能有效地带动民族精神的形成。艺术与哲学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从广义上来讲，艺术也是哲学的一部分，对这一观点的强调，是对民族化的艺术形式的集中体现，也得以建立现代化美学的哲学研究体系。中国传统艺术作品在其理念表达以及观念展示中以抽象性、写意性以及表现性为主，都是源自于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联系，以哲学的视角对中国传统艺术进行鉴赏和研究，以艺术化的传达方式来表现哲学精神，也使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受到了启发。
1.哲学是内省的智慧，着重塑造伟大的人格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是对社会发展的集中反映，而艺术作品则是对社会需求的体现，中国古代处于封建君主专制社会，小农经济以及封闭式的社会发展模式，使得人民更加向往自由、民主的生产生活方式，这种需求体现在艺术作品中，表达了人民对生活的向往。中国哲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人们的思想也随之变化，对艺术作品的表现形式也就趋于多样化，而作品所表达的哲学精神和诉求则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
中国传统哲学是内省的智慧，是对人和世界的认知，它致力于塑造人们伟大的人格。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本质区别在于：将最高真理理解成为一种对德性的认知和感悟，它依附于人的社会关系，而不是重视对客观对象的分析、解释、区分及推理。中国哲学的“自觉性”是其他哲学体系所无法企及的，这种自觉性是对宗教观念意识的淡薄，这也是哲学研究者常说的问题，这种淡薄是对君主制度、伦理制度以及封建专制制度的遵从，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其他国家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相似的特征，但在一些方面也有区别。
中国传统艺术的创造核心动力来源于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在意识水平的基础上不断深入和发展。“情动”是一种内在的动力，区别于西方美学常说的外在动力，中国的古诗、词中便能简介的体验到作者的愁绪，忧患意识是相对固定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条件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2. 中国传统艺术的人性化发展道路
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被看做是一种德性化人格的发展道路，艺术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并没有要求客观事物要与艺术作品相符，反而更加强调以“意”为主要表达目的，以“传情达意”为主要表现形式，因此，艺术作品也可以“形不似而神似”。艺术创作者要在具备一定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培养健全的人格以及较高的精神境界，在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要着重强调“意诚”，艺术作品能从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人的精神境界。中国美学没有过分的追求形式美，而是将形式以一种启示、象征、道理、人格的形式表现出来，哲学上对人格的追求导致了艺术上写意的原则。中国的艺术家和美学家在进行作品创作的过程中，兼顾神似与形似。因此，反映时展需求、展现时代精神的中国传统艺术与中国哲学在内容和形式上保持一致性，以反映社会发展实际的艺术作品来引起社会效果，成为理想作品，以一种豁达的力量，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
3.哲学对艺术的影响
哲学和艺术作为人类精神和文化领域的两座高峰，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说，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思维等领域和方面的研究，具有普遍性和规律，艺术是对人类感性方面的体现；哲学是人类理性认识的最高表现形式，艺术则是人类感性认识的最高表现形式；哲学通过美学这一媒介，对艺术研究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艺术也通过自身特殊的表现形式，对哲学理念以及观念进行传播和体现，对哲学产生一定的影响。
哲学对艺术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艺术家的影响方面，艺术家在进行作品创作时，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并将这些影响通过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古老且非表象的经验关系，艺术作品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并不是栖息于艺术家而生的，同样也不是艺术家所独有的属性。
哲学对艺术的影响，体现在一大批理性艺术作品的涌现以及促进艺术潮流的形成。艺术潮流的形成与哲学思想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艺术潮流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具备不同的哲学基础，尽管艺术在总结之后，便不再具有哲学意义上的发展可能性，但仍然依赖于哲学理论，不同的艺术品是对不同理论和哲学体系的反映，这些艺术品的共生共存以及多元化的发展状态，使中国哲学对传统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艺术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是对艺术的体现。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作品中，并非是所有的艺术家都会将哲学思想包含在作品创作中，也并不是每个中国传统艺术作品都具有哲学性。艺术对哲学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思维能力的创作方面，还表现在以艺术作品感染下的社会思维的变化与发展，艺术作品为哲学思维和方法的传播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这也是哲学的重要组成方面。
三、 以道家思想为主的中国哲学对传统艺术的影响分析
在中国哲学中，道家思想是极具代表性的，任何国家及社会都具有其相对应的艺术表现形式。道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自然无为”，是顺应事物自然发展规律而不加以强制的思想。老子思想认为，自然已经是事物发展的理想状态，而无为则是保持这一理想状态的基本方法。道家思想面对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实际，深入到人的心灵，从自然中寻找到一种人们解决自我的方式。道法自然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同样也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和基础法则，在诸子百家思想碰撞时期，道家思想以一种固执的方式守护着人的精神尊严，以一种超越人生困境以及世俗情形的方式，使人获得宁静的心境。老子的无名、守静笃、致虚极以及静观玄览的审美观念和认知观念创造关于艺术的鉴赏的审美范畴。
我国的传统绘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悠久的历史发展积淀，是对中国古典审美价值观的突出表现，中国绘画受到儒、法、道等思想观念的影响，成为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国画的题材选择主要包括：山水画、人物画以及花鸟画；表现形式主要包括：工笔画和写意画；中国画的题材选择以及表现形式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较深，其绘画素材多取于自然物象，并在其基础上进行线条、墨色以及形体的表现，讲求整体的统一性和道法自然的思想统一。老子哲学中的思想是对美学意境的体现，而美学意境也是对中国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国画讲求神似，而对形似则没有太多的要求。从中国画的整体结构上来说，中国绘画讲究天人合一以及内在的和谐统一，《庄子?齐物》一文中指出，天地与我兵圣，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与人均为自然而展开，中国绘画也遵循这一观点，讲究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以及天人感应这些辩证的哲学思想同样也是辩证的思维模式，是与中华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所积淀形成的内敛、平和的民族性格分不开的，讲究整体，倡导和谐。中国绘画追求天人合一，对精准形的反映并没有太多的要求，追求具体化的抽象事物，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完美与统一的艺术，正是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引导和作用下，中国绘画在题材选择以及表现手法上才能形成独特的审美意象和艺术取向。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道家思想贯穿于其中，宗教与艺术发展紧密联系，道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绘画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并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艺术，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哲学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
文学艺术和哲学，两者原来就交融共存，极为亲密，与生俱来就有着血肉关系。 在古希腊时代，文学艺术与哲学同出一源，哲学家几乎都是文学家，文艺学家亦身兼哲学家。比如柏拉图，他既是哲学家又是美学家。世界美学史上第一部美学专著：《大希庇阿斯篇》就出自他手；而且对音乐理论还有研究。亚里士多德既是哲学家又是文艺批评家。他的名著《诗学》与《修词学》等著作，都是西方最早具有科学系统性的美学著作。他开创了戏剧特别是悲剧的理论。19世纪俄国著名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曾说：“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述美学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二千余年”（《美学论文选》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129页）。与此同时，我国先秦时代，所有哲学家也几乎都是文艺学家，如先秦诸子: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墨子等人，他们不仅精通哲学，而且精通艺术；他们的哲学著述，都是优美的散文作品。虽然不能说古代的每一个哲学家都是文艺学家，但可以说没有一个文艺学家不是哲学家，或者身兼哲学家的。对于这个问题，我打算从三个方面来探讨。
一.从哲学与文艺学起源的学理上讲，文艺学与哲学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
首先，从文艺学与哲学的源头上看，二者同出一源.最早只有哲学，既无美学也无文艺学，美学与文艺学统统包含在哲学之中，美学的基本问题如美的本质，审美意识，审美对象等，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在美学中的具体表现。美学，则是具有哲学性质的科学，是作为人的世界观组成部分之一的审美观、艺术观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学说。哲学为美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而美学研究的成果又反过来丰富哲学的内容。早期的美学家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哲学家，是以哲学家的身份、并从哲学的角度去思索与研究美学。到了1750年，德国哲学家鲍姆嘉藤出版了一本后人称之为《美学》的著作(实际上是感性学)，才第一次将美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于是，鲍姆嘉藤便被誉为“美学之父”。他在该书的“导论”中一开始便说：“美学作为自由的艺术的思维，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鲍姆嘉藤: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1月北京版第13页)。在该书第一部分“理论美学”的第一章：“启迪学”的第一节“认识的美”中，一开始又指出:“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完善感性认识)，而这一完善也就是美，因此，感性认识的不完善就是丑，这是应当避免的”(同上书第18页）。由此可知，鲍姆嘉藤认为:美学就是用美的方式去思维的艺术(即用审美的态度去观察事物)，是美的艺术理论，是关于感性认识的完善亦即美的科学。从此处不仅可以看到早期美学理论的哲学内核，也可以看到他的艺术学实质。大家知道，哲学对世界的认识，也是从感性认识开始，然后上升到理性，最后抽象为理论。从认识论上看，文艺学与哲学是同出一源的。
当然，美学与哲学尽管同出一源、亲密无间，但毕竟是两门独立的科学，两者也有着显著的区别：哲学研究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而美学只研究美、美感、美的创造、美的鉴赏与美的批评的一般规律，两者是整体与局部、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研究的对象与范围有所不同。美学研究的范围要比哲学小，而且研究的问题比哲学更为具体一些。
美学研究的主体是艺术，研究的中心是艺术美，因此，它与艺术学又密切而不可分割。艺术学的很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渗透了美学理论，美学理论中的基本问题几乎都离不开艺术理论，两者是彼此渗透，互相转化的。美学以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艺术又是审美意识的集中表现。
但是，美学与艺术学也毕竟是两门独立的科学，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别。从学科的发展看，美学独立出来之前，它与艺术理论、哲学三合为一；美学独立之后，艺术理论便被包融到了美学之中。随着艺术创作与艺术理论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后来，艺术学便又从美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艺术学是19世纪末期从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们独立的科学，其先驱者是菲德勒(1841--1895)。在西方，鲍姆嘉藤被称为美学之父，菲德勒便被称为艺术学之父。无独有偶，这两门学科都率先出现在德国，这和17世纪以来德法两国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哲学的蓬勃发展和无比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
菲德勒并没有给艺术学命名和下定义，只是最早提出把美和艺术加以区别。他认为:从美学的立场只能说明艺术全部内容中的一部分，而艺术的创作活动并不完全从属于美的立场。他主张不要从由艺术作品所受到的美的快感出发做被动的探求，而是要从根本的人的存在状况来考察艺术本身的特性。也就是说，与其研究艺术的审美愉快心理的受动的一面，还不如重点研究艺术活动中人的本性的纯粹性、自律性、创造性。美学和艺术都以艺术为研究内容，但两者研究艺术的角度、重点不同。艺术学是研究艺术自身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既研究各门艺术的共同规律，又研究各门不同艺术的特殊性、具体的创作规律、欣赏规律。直接指导各门艺术的实践活动。而美学是研究美，美感和艺术的科学。美学要借助艺术的经验材料去全面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艺术学要借助美学对美和美感的一般规律进行哲学概括。由此可知:哲学，美学，艺术学，是同源分流发展的，从一开始便存在着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
二.从文艺创作的发展史上看，文艺学与哲学有着水乳交融的情源关系
在哲学初创阶段，文艺学经常是哲学思想的载体，直接演绎哲学理论，我国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著述，无不是如此。文艺学成了哲学的喉舌，为宣传哲学思想，传播哲学理论，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文艺学发展的漫长历史看，文艺学可以说对哲学情有独钟。比如全世界公认的三位顶级文学艺术泰斗: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他们的创作都充满了哲学意识，作品中蕴涵了丰富的哲学内容。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巨匠、现实主义大师，当时就被称为“时代的灵魂”，说“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本.琼孙语.转引自《莎士比亚全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北京版“前言”第2页)，是马克思最喜爱的三位诗人（西方所说“诗人”，泛指一切文学家和艺术家）：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歌德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评价极高。
莎士比亚给人类留下了39个剧本，两部长诗和154首十四行诗。特别是他的四大悲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威尼斯商人》等喜剧和《亨利四世》等历史剧，有着十分丰富的哲学内涵，致使现代研究家，如果要从他作品中展示的深广的社会生活与思想情感上去弄清莎士比亚的“真实身份”，简直不可能。从感性上看，他是哲学家、法学家、律师、诗人、戏剧家。他的《哈姆雷特》、《威尼斯商人》等作品，充满了哲学的思辩和律师的雄辩。他用哲学的眼光审视现实，透过对现实的精心刻画，给读者以爱、命运、复仇、嫉妒等以哲理的启示，让读者历久不忘，发挥着永久的艺术魅力。可以说，正是哲理提升了莎士比亚剧作的价值，提升了他在文艺发展史上的崇高地位，成就了他文学艺术巨人的英名。
巴尔扎克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他的巨著《人间喜剧》有97部(原计划完成150部，后因早逝而未全部完成)。他的挚友、著名小说家雨果在《巴尔扎克葬词》一文中说:“他的一生是短暂的，然而是饱满的。作品比岁月还多。”直接称赞他是哲学家、思想家、诗人、天才。世人对他的评价极高，把他的成就和马克思相比，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堪称“理论的《人间喜剧》”，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可喻为“形象的《资本论》”。
1842年，巴尔扎克花了比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时间还要多的时间完成了他著名的理论文章：《人间喜剧.前言》，这是他的创作总纲、现实主义的理论宣言，其中叙述了他庞大的创作计划，阐述了他一系列的创作观点。他宣称“法国社会将写他的历史，我只能当他的书记”。“书记”即秘书。就是说，他要以一个秘书的身份，“只限于严格摹写现实”、忠实地记录法国社会的历史。把《人间喜剧》写成形象性的“法国社会的通史”，“这个社会全部活动的集成”；要涵盖“他的整个社会”!而且，他作出了一个庞大的构想，将他的创作计划从137部发展为150部。设计为《风俗研究》:包括“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事生活”、“乡间生活”六大场景；《哲学研究》：包括《驴皮记》等；《分析研究》：从婚姻、社会、教育、德行等方面进行解剖与叙述。（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11月版，164---176页）这一计划如果全部完成，将是一部极其巨大的形象性法国通史。恩格斯在1888年4月初写给英国女作家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对他评价极高，称赞“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在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同时他还深刻指出：尽管“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但由于他的创作遵崇了唯物主义哲学观，遵崇了现实主义艺术法则，“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而行动；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指当时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63页)。
所谓“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实际上是作家忠于现实的客观结果，是社会生活实践的胜利，是唯物辨证法的胜利.这也正是评论家称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既是作家、诗人、又是哲学家的原因所在。没有哲学思维的人，没有掌握唯物辩证法的作家，绝不可能忠实于客观现实，深刻揭示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给人类与社会奉献出具有永久魅力的艺术精品。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泰纳在《巴尔扎克论>》中深刻指出:“一个科学家，如果没有哲学思想，便只是个供玩乐的人”(《文艺理论译丛》第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他认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它应该是一个思想家，一个哲学家。我国著名作家老舍也说过：“一个作家理当同时也是思想家”，“没有伟大的思想”，就“写不出伟大的作品”；我“所说的伟大思想就是马列主义的哲学思想”。一个缺乏哲学思想的人“只能看到表面现象，而不能进一步提高到哲理上，从石中剖出玉来”(见《老舍论创作.我的经验》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版 第181，180页)。
综观文学艺术的发展历史，“现实主义的胜利”大致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作者违背某种阶级的或者政治的偏见而取得胜利，如法国的巴尔扎克；第二种是作者超出某种阶级的或者政治的偏见而取得胜利，如法国的欧仁.苏；第三种是作者抛弃某种阶级的或者政治的偏见而取得胜利，如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也是世界文学泰斗之一，写出了享誉世界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哈吉.穆拉特》等巨著，他的创作，列宁给于了很高的评价，说他写出了俄国1861---1905年之间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历史，是俄国“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镜子。称赞他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创作了世界上第一流的作品”，“对社会上的撒谎和虚伪作了非常有力的、直率的、真诚的抗议”，“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见《列宁选集》第2卷369--370页)。还称赞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是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强烈的抗议者，激愤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列宁:《列.尼.托尔斯泰》，见《列宁全集》第16卷第321--324页)。同时又深刻指出了“托尔斯泰的作品，观点，学说，学派中的矛盾”，深刻地批判了他“勿以暴力抵抗邪恶”的反动的“托尔斯泰主义”，和他那“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等等。
尽管托尔斯泰的宗教观是反动的，世界观中有很多唯心的东西，但他忠实于现实生活，同情农民，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民。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不惜把自己的土地分给农民；为了和农民打成一片，他不吃肉而只吃米粉团子。虽然他出身于贵族，但勇敢地背叛了贵族，完成了从贵族作家向农民作家的转变。虽然他的思想和宗教观仍然有很多唯心主义的东西，他作品中有很多缺陷甚至严重错误，但他的作品确实体现了唯物主义的艺术魅力。总的说来，他是伟大的。他深刻地描写和反映了俄国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是“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他和巴尔扎克类似，政治观、宗教观是反动的，但在创作上严格遵循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忠实于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对生活进行了真实的记录、深刻的解剖、生动的刻画，揭示了社会生活的一些本质，受到了列宁的肯定和赞扬，其作品至今仍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我国的文学创作虽然不能和世界文学硬性相比，但在这一点上仍然是一致的。凡是自觉地以唯物辨证法指导自己的创作，在创作中正确运用了哲学思维的作家，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作品的价值就有明显提高。比如鲁迅先生，他早年信奉进化论，不能正确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认不清现实的本质，一度感到苦闷、彷徨。当他接受了阶级论，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观察与分析社会和人生时，不仅心明眼亮，而且作品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都有了质的飞跃，写出了匕首、投枪式的杂文，深刻地揭露了敌人的丑恶嘴脸，昭示了社会与人生的真谛，给读者以振聋发聩的教育和启迪。如果就单篇（部）作品而论，也是如此。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历久不衰、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作品，大多数都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或者哲理意蕴。比如我国古典小说的“四大名旦”：《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中的一曲“好了歌”；《三国演义》中的一曲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及其开篇的“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深刻的哲理够我们永久咀嚼；我国古典诗词中大家耳熟能祥的王之焕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赵翼的《论诗五绝》之一：“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等等，它们所蕴藉的深刻的哲理内涵，不仅昭然若揭，而且已经为人们永远铭记。
总之，文学艺术与哲学的情缘关系，是永远割舍不断的，一旦割舍，就意味着艺术家修养的欠缺、思想的倒退、艺术价值的背离、艺术品位的沦落。
三.从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现状上看，文学艺术与哲学在不断绝缘
总之，勿论文学艺术与哲学在源头上，还是在发展过程中，都有密切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一般地说，缘分越浓，越深，文学艺术的价值就会越高；缘分越浅，价值就会越低，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是，在我国最近20余年的当代文艺的创作中，文艺与哲学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两者的缘分越来越淡漠，而且有些作家艺术家已经与哲学绝缘，致使文艺的水平与价值日益下降。首先是诗歌遭遇尴尬，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人调侃诗歌创作是“喇叭诗人不吹号，朦胧诗人睡大觉，情哥楼着情妹游，闲花野草咪咪笑”；到了上世纪末，诗歌不是无病呻吟就是自我张扬，并涌出了低俗色情作品与垃圾诗派。当代社会里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已经成为客观事实。于是诗歌被读者抛弃，被时代冷清。之后，散文一度红火了一阵，大散文、文化散文等纷纷登台亮相。而现在，散文又尽写一些个人的私情、小感触；有的则大写屋角角、被窝窝；床边边、针尖尖之类，也已被读者冷落。紧接着由于小说家受到市场经济的重金钱、重实利，轻思想、轻精神的影响，作品成了欲望的表现、金钱的附庸、情欲的宣泄；有些更成了权、钱、欲的“三陪”。作品的理想、激情、崇高、壮美荡然无存。短篇小说于是滑出了人们的视野，淡出了读者的选择“中心”，流落到了边缘。长篇小说每年出版的数量虽然多达2000余部，但真正有价质的不过二三十部。一些剧作家，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埋头大写“戏说”性剧作，争走庸俗搞笑、投机取巧之路；有的作家更是热衷于描写“床头、奶头和拳头”，其内容不堪入目。影视作品虽然不乏佳作，但更多的不是随意解构红色经典、肆意丑化英雄人物，就是低级的调情、搞笑，或者是末流的武打。致使每年审查时被“枪毙”的影视作品的数量，远远多于审查通过、准于放映和播出的数量。这些现象很值得我们思考。文艺不断被世人冷落，原因固然很多，但作家艺术家远离现实生活，忽视理论学习，价值观偏离，疏远哲学，缺乏哲学思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理性地说，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创作，成绩斐然，不可低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等，一度产生过振聋发聩的作用。但是，正如以上所述，由于近年来一些作家艺术家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偏差，审美观出现了问题，于是背离生活，胡编乱造：颠覆红色经典，玷污人民革命；诋毁革命英雄，嘲笑劳动模范；颂扬自私自利，宣染色情暴力；注重感官刺激，迎合猎奇心理等等。一些自称美男、美女的作家，更是亮出“下半身写作”、“胸口写作”或者“乳房写作”，大写小女人的性乱。一些作家、艺术家经不住金钱的利诱，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人格。有的作家甚至自称“痞子”、“流氓”、“妓女”，严重丧失道德和艺德。使文艺这一神圣的殿堂倍受污染，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深刻的反思。
胡锦涛同志在中共17大的报告中提出“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并深刻指出:“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要积极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坚持正确导向，弘扬社会正气。”要求文艺工作者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创作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这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文艺作品是属于美学形态的精神产品，应该通过审美形象去开掘人的情感世界与心灵美德，以感人的艺术魅力去引导人们的健康的审美价值取向。一个有良知和社会责任心的作家，应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努力创作出“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胡锦涛)，具有民族特色，饱含时代气息，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本质的优秀作品。文艺的历史反复证明，一个时代的大作家、大艺术家，能写出有较大影响的作品的作家艺术家，一定是一个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大哲学家、大语言家。一个大作家大艺术家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生活的典范与代表；是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与表达。缺乏理论素养、缺乏哲学思维的人，是根本做不到的。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同样，一个作家艺术家要想立于世界或者全国之林，就必须有较高的理论修养。真正杰出的作品，都渗透了作家、艺术家的理论见解和哲学意识，是对生活哲理的高度的具象概括和传神表现。非理性的作家、艺术家，不可能揭示生活的本质。他们作品中展现的的生活没有厚度，刻画的形象没有力度，表达的思想没有深度，作品的味不浓、意不深，艺术生命力必然短暂。
[关键词]高校;中国画;理论课;教学
著名的美术教育家陈传席说:“只有技能学习,没有理论学科的学习,不能叫美术教育,文化才能提高学生的素质,而技能则不能。”这段话精辟地阐明了美术理论在美术教学中的重要地位。系统的中国画艺术理论包括东西方艺术哲学、美学、中西方比较画论、中国画史画论等。要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还应该涉及与中国画相关的古典文学、音律、诗词、书法、篆刻等方面的内容。当然,要在短短三四年的学习时间里精研这么多的内容是不可能的,但是学校仍然需要合理安排学时,尽量让学生初窥门径,以利于今后的长期发展。真正的学习必定是艰辛的,李可染也讲 “用最深的功力打进去”,一味降低文化课的要求,降低对艺术类考生的素质要求,不利于学生成才,不利于中国画教育,更不利于中国画自身的传承与发展。
哲学是研究普遍规律的学科,也是培养思维方式与思维深度的学科。由于中国画与中国哲学的密切关系,学生必须对东方哲学有所了解。要准确定位东方的艺术哲学,最好的办法是与西方的艺术思想作比较,所以应当同时学习东西方艺术哲学,在比较中了解与掌握东方艺术哲学的特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艺术在发源阶段都体现出共同的特征――形象性、具体性、象征性。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原始人认为人与自然,生命与神灵之间都是贯通的。不同类型的生命之间并没有高低之分,生命与非生命之间也是完全平等的,都是“不可欺”的,梦中的事物与现实中的客观事物之间也没有真假之别,天地间的万物都是一个共同体,所有的部分都可以相互转化、相互沟通、相互渗透。从形式上看,原始艺术多运用单纯、朴拙的线条,以对称、几何形态为主,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从这个角度上看,东方艺术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始艺术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形态,而西方艺术则因为技术的发展而走上了科学、理性的道路。西方艺术哲学讲求唯物务实;而东方艺术哲学则唯心务虚。东西方艺术哲学都在各自的美术,文学,音乐等艺术领域打上了烙印,对比看来,相映成趣。如此更能理解潘天寿“东西方艺术为两座高峰”的理论。
美学是培养艺术修养的基础,是关于美与艺术的一般哲学研究,对学生理解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事实上,从提高艺术修养的角度来说,不论是学习艺术专业的学生,还是非艺术专业的学生,都应该具备一定的美学常识和基础。西方古典美学和艺术思想多是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艺术,将摹拟、再现、认识看做是艺术的本质特征;而中国古典美学则主要是从哲学和艺术心理学等角度观察和研究艺术,把表情达意看做是艺术的基本特征。所以也有人说,西方艺术是表现艺术,东方艺术是再现艺术,学生应当对两者进行综合的、辩证的思考。
中西方比较画论有利于学生比较中西方艺术的异同,并使学生从基础训练阶段就理解中西方在造型观念上的差异,善于区别不同种类绘画的基本特征。固本清源,从根本上掌握中国画的绘画思想与绘画语言。中国画专业的学生一定要扎实地掌握中国画史画论的相关内容,这样画出的画才能有根、有生命力。如中国画为什么首先要求“气韵生动”,而非“应物象形”,怎样理解“骨法用笔”等等。明代画家李日华说:“韵者,生动之趣,可以神游意会,陡然得之,不可以驻思得也。”但是他也认为。只要画者领悟深刻,技艺精湛,作品还是可以达到气韵生动的境界的。这也说明了无条件刻苦钻研基本功的必要性,古人严谨治学的方式不应该被抛弃,现代教育提倡快乐学习的前提也是“悟”进去,才能体会到其中的乐趣,而不是一味放任逍遥吧。
诗、书、画、印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各自具有独立的文化内涵和审美特质。“诗”泛指古典文学与诗词歌赋。“书”指书法,中国画历来讲究“书画同源”,强调以书法用笔入画。“印”是印章、印信,最初只是代签名,后发展为独特的篆刻艺术。诗书画印相结合,是中国画特有的艺术表现形式,几种艺术相融相生,既丰富了画面内容,又拓展了画面境界,给人以更丰富的美感享受。诗书画印结合是文人画的产物,绘画史一般把王维看做是把诗画结合一体的创始者,苏轼评价他的作品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北宋文学家、画家张舜民云:“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唐朝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首先倡导“书画同体”、“用笔同法”说。元代画家更强调画中的书法趣味,赵孟说:“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明清两代文人画雄踞画坛,诗书画印结合的艺术形式日臻完美。既要注意书画之间的相通,也要注意两者的区别,不能丢弃中国画的“绘画性”,也就是不能抹杀绘画本身作为造型艺术的特点,二者不可互相代替,否则容易误入歧途。诗、书、画、印等综合艺术修养的培养,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学习和理解中国绘画的文脉。
在实际教学中,绘画理论课往往不被重视,理论课的作用也远没有发挥出来。教师应根据不同理论课的特点,采用灵活的教学手段,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如涉及哲学或中西方比较的内容可组织学生辩论,美学则应联系生活实际进行演讲,对于诗书画印等综合文艺修养的培养可由学生推荐好书,讨论学习。只有开自由快乐研习之学风,才能真正体现出大学教育的学术风范。科技的发展进步,对文化艺术理论的“教”和“学”都是很有帮助的。可以说当今时代的学生比起之前任何年代都更有条件吸收各种知识,来丰富其知识结构。教师应当利用一切手段,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加深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理解,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应当看到虽然基础阶段的传统文化教育比较薄弱,但是全社会始终保持着对读书、受教育的广泛认同,生活和学习环境都在不断改善,世界的文化交流不断深化……这一切都为学生进行传统文化学习和交流创造了条件,传统文化艺术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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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丹纳.艺术哲学[M]. 傅雷 ,译. 人民
一、从整体思想上来看哲学美的存在
上面说过,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表明黑格尔是从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角度来理解美的。黑格尔认为,哲学是绝对精神发展中的第三个也是最高的阶段,在黑格尔看来,只有作为绝对精神发展最高阶段的哲学才最适合表达和显现绝对理念,这就启示我们:哲学美在黑格尔哲学中有可能存在。实际上,我们发现,在黑格尔整体的美学思想中,隐含着一条从自然美到艺术美和宗教美最后直至哲学美的路线。 关于什么是艺术,看法不尽一致,黑格尔从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角度来理解艺术,在黑格尔看来,“艺术的内容就是理念,艺术的形式就是诉诸感官的形象”[2]87。艺术较之自然,更适合表现理念,因而黑格尔认为艺术美高于自然美,但尽管如此,无论是艺术发展第一阶段的作为“艺术前的艺术”[3]9之象征型艺术,还是艺术发展第二阶段的古典型艺术,亦或还是不拘外在感性形式的艺术发展最后阶段的浪漫型艺术,其内容的表达都对外在感性有所依赖,都难免被外在感性所束缚,而有限的外在感性只能用来表达有局限性的一定范围内的内容,所以用艺术来显现无限的理念存在着缺陷,正是由于这个缺陷,艺术美就还不是最高的,“美的艺术只是一个解放的阶段,而不是最高的解放本身”[1]377。
黑格尔认为,宗教比艺术更能适合表现绝对理念,这就从艺术美过渡到宗教美。关于宗教美,也同哲学美一样,有其存在与否的问题,我们认为在黑格尔哲学中存在宗教美,其理由类比于本文对哲学美存在的论证,在此从略。
宗教美比艺术美要高,艺术是靠感性形式来表现内容,而宗教则是以表象形式表现内容,与艺术相比,宗教更能用来表达绝对理念,这是因为,宗教对绝对理念的表达不像艺术那样依靠于外在感性形式。这样一来,在这里就可以说宗教美要高于艺术美。但虽然如此,毕竟宗教还是通过表象来表现绝对理念的,而只要是表象,就或多或少依赖于直接的感性形式,表象所知的普遍性,无非是其对象之抽象的普遍性、该对象之非规定的本质或近似者。为了予以规定,表象不得不再度诉诸感性的规定,诉诸形象者[4],这样,由于并不能摆脱有限的直接的感性形式,因而宗教还不是用来显现绝对理念的最好形式。 只有哲学才是绝对理念的最高表现形式,哲学是以
概念的形式来表现绝对理念,概念的形式是无限的,它最适合表现绝对理念。这样一来,从整体思想上看,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认为存在着黑格尔之哲学美。
二、从文本上看哲学美的存在
艺术、宗教和哲学同属社会意识形态的顶层，尽管用不同的语言去描述人类的心灵活动，但都是人类心灵活动的体现。宗教、艺术和哲学,是人心灵的文化形式。人通过与宗教、艺术和哲学中的感觉、情感和意义进行"对话",使人与宗教、艺术和哲学的关系成为一种灵魂问答、思想共鸣和心灵对话的关系。黑格尔指出：“艺术从事于真实的事物，即意识的绝对对象，所以它也属于心灵的绝对领域，因此它在内容上和专门意义的宗教以及和哲学都处在同一基础上”。
法国的大雕塑家罗丹（1840―1917）说，艺术就是宗教。中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也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尽管他们的说法有些偏颇，也不应该是谁就是谁和谁代替谁的关系，但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艺术与宗教的紧密联系。张育英先生在《论宗教与艺术的关系》中提出：“如果把宗教和艺术，放到人类发展历史中公正地看，就不难发现，宗教与艺术之间，具有许多内在的同一性”。
首先，宗教为艺术提供了宗教题材和内容，最早期的艺术活动，如歌舞、绘画、岩画、雕塑，都是来反映某种宗教和祭祀活动，反映人们对宗教的信仰和崇拜，因此这些作品都带有很浓的宗教色彩，表现出某种神秘的神性控制。中外艺术史上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都以宗教艺术为主导，宗教艺术可谓于艺术史上最浓重与华丽的一笔，也成为艺术发展最直接的、生生不息的重要源泉。埃及的金字塔、古罗马的神庙、梵蒂冈的教堂以及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石窟艺术等，这些遍布世界各地的宗教艺术都是世界艺术史上的精品，因此，艺术发展的原动力就是宗教。
其次，宗教对艺术的表现形式和表现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佛教，尤其是禅宗，对中国文人和美学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唐代的诗人、大画家王维对禅宗有着深入的研究，将禅的意境、诗境、画境融为一体，使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被尊称为“文人画宗师”。 美学家蒋勋就特别推崇禅宗精神对于中国绘画风格的影响，他认为禅宗在绘画上启发了笔简形具之创作，以气韵为主的禅画由之兴起。可以说，禅画使中国的山水画在那一时期达到了艺术创作的顶峰。
然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艺术和哲学是两回事，甚至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艺术诉诸感情，哲学诉诸理智。艺术表现方式比较具体，哲学则很抽象。艺术用形象来说话，而哲学是用命题来说话，等等这些表象的不同难免让人们产生一些误解。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它建立在具体科学之上，是对具体科学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它关心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关心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现在和未来。而真正的艺术家同样把把艺术看作是他们思考世界和探索人生基本问题的途径，他们倾注了大量的情感在所创作的作品中并以此来表达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因此，艺术家们或多或少都会在其艺术作品中渗透着、寄寓着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等一系列哲学范畴的东西，而作品本身所折射出的哲学信号也成为评判、赏析作品的重要依据。因此，艺术与哲学的相互渗透，是不言而喻的。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画以立意”、“乐以象德”、“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等等的这些来看，就能深刻反映出两者的密切关联。
综上所述，人们对于艺术和哲学的关系也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理解。
在艺术与宗教和哲学三者的差异中，艺术与其它两者的差别是最大的。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宗教派别间的矛盾与冲突不断发生，有些甚至引发战争，哲学在严格意义上也是难以界定，而艺术由于保留了人的心灵的真诚与真实感受，最不容易产生抵触、最具包容性。
宗教与哲学是经过梳理后形成的系统化、理论化和规范化的体系，从这点看似乎与艺术有很大差别，但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和相互作用的。
关键词:舞动艺术;哲学;关系;发展
立足哲学对舞蹈进行分析，这种艺术形式主要根据人体在空间中的运动，达到美的形象的塑造，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通常，在一般人看来，舞蹈与哲学关系不大，一个隶属艺术范畴，一个属于世界观，同时，舞蹈更加形象和生动，而哲学突出的特点就是抽象，表面看来，二者毫无相关，很难存在交融，甚至有些人永远都不会将二者置于同一地位进行思考，也不会进行相关理论的研究，这其中包括从事舞蹈专业的人士。但是，如果将舞蹈艺术中的美与哲学中的辩证美学相结合，舞蹈艺术对于情感的表达很难与哲学脱离。
一、对舞蹈艺术的社会哲学性的介绍
立足人类发展，对于不同时代、民族的艺术，其与社会哲学关系密切。哲学体现了社会的自我观念，伟大的艺术作品呈现了更加深刻的哲学理念。在邓肯看来，哲学的概念是最高的满足，在尼采的发挥下，才能充分体现舞蹈的力量，他将尼采视为第一位哲学舞蹈家，将其作为精神上的舞蹈家。对于伟大的舞蹈作品，体现了民族和时代的特征，是社会思潮的产物，同时，能够积极参与社会的构建过程，集中体现了时代的特征。邓肯的思想是尼采哲学意识的深化和延展，实现了对古板和程式化的舞蹈形式的突破，借助哲学思想，与现代思想相结合，借助灵魂的指引，实现对舞蹈的升华，形成了一种超越肉体的新的哲学舞蹈思维。因此，将舞蹈划分为哲学的高级形式，十分必要。当舞蹈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需要对整个认识进行不断深化和升华。舞蹈与哲学具有接缘性的关系，这在根本上是由舞蹈自身的直觉性决定的。舞蹈的直觉有助于强化对事物的认识，实现对哲学思维的升华，但是，其发挥的不是辅的推理作用，而是切实推动舞蹈编导和舞者的发展，直接发展为最具普遍性和公理性的层次。其在舞蹈认识和创新行为中作用突出，也就是说，借助直觉，使得舞者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同时，也促使舞者的认识更加创新性与创造性。在直觉的指引下，舞者悟性更加突出。通常，对于直觉，其准备阶段主要是幻想、想象、形象以及潜意识，能够诱发舞蹈思路的创新，同时，灵感和启示是直接形成和闪现的时期，能够促进创新思路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甚至诱发出人意料的创造性成果。
二、对舞蹈艺术的审美性与行为哲学性的分析
哲学的不断发展对艺术家自觉哲理的追求和探索都产生影响，促使艺术的创作更加哲理色彩。随着审美标准的不断变化，舞者艺术创作的起源和表现模式不断发展。艺术之所以获得辉煌的发展机会，其主要源于思维的进化，也就是说，艺术是随着人们认识深度、广度和能力的提升而发展的。哲学的发展使得哲学型艺术作品形式的不断变化和发展。舞蹈艺术是人们创作的行为，这种行为源自人类思考的开始，其创作更具依赖于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在时代哲学思维的影响下，文学思潮形成和发展。为了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艺术，需要立足作为思维基础的哲学。一种艺术形式得以承认和传承的条件就是适应社会的审美标准，而决定这种审美情趣的就是整个社会的哲学意识。艺术表现形式多样，这也得益于哲学发展的表现形式。哲学的发展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对于真理的感悟。艺术能够表现生命的伟大，表现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不同的历史时期，艺术表现形式存在多样性，这在根本上影响了哲学的变化和发展。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哲学文化与民族艺术形式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三、对舞蹈艺术民族独立性的阐述
对于一个民族的了解，其哲学是重要的途径。文明的背后是哲学的推动。一旦缺少哲学的指引，民族将无法生存和发展。艺术创造的形式需要立足社会生活的需求，艺术构造的现实能够对人的观念产生影响。因此，哲学艺术决定了艺术的发展方向和审美层次。
四、对艺术与哲学关系的介绍
艺术的发展指引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此同时，人类的生产和思维也反映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正是因为艺术范畴的宽广性，同时，价值哲学精神的指导，才能实现艺术与哲学的相互交融，彼此深入，关注细节，相互促进，共同进步，哲学与艺术不是相互孤立的，互相交融与辉映，在本质上反映了人类思维的漫长发展。从古至今，哲学与艺术都处在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在不同的空间范畴内，彼此不停息的向前，不懈地追求着各自的目标。
五、对舞蹈美学中哲学的介绍
(一)立足舞蹈学进行分析
对于舞蹈，其在古代被归纳为“乐”类，但是，在近现代则被归属为“艺术”范畴，后期提出了舞蹈学，其中并没有明确体现哲学。但是，在舞蹈学的研究过程中，其最主要的参照学科为哲学。舞蹈的审美标准、表演理论以及学术研究的方法都要依赖于哲学，需要考量相关学科和门类的成果。
(二)立足舞蹈美学进行分析
美学源于哲学，是从哲学分化出来的支脉。在古典美学中，将美的创造与鉴赏给予区别对待，长此以往，创造与鉴赏呈现分离状态，不科学十分明显，因为创造本身就是鉴赏的过程。创造与鉴赏不可分割，创造者就是最初的鉴赏者。也就是说，如果不具备审美观，很难进行选择性的创造。舞蹈的发展需要哲学的指导，否则就会沦为与世俗争风的地步。
(三)立足舞蹈心理学进行分析
心理学也源于哲学，与美学相比，其发展相对较晚。对于舞蹈而言，身体的问题是技术的问题，心理的问题才是艺术的问题。舞蹈心理学以舞蹈为对象，以美学作为指导，立足科学的心理学，形成自己的学科体系。对于舞蹈心理学，其研究的目标不是整个舞蹈，需要将其限制在舞蹈行为之中的心理范畴。
六、结束语
综上，哲学与艺术关系密切，同时，哲学与舞蹈的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这与哲学与艺术的理解不可分割。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哲学与艺术必将不断影响，相互交融，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1］张冬梅，吴新华．论邓肯从“自然到自由”的舞蹈艺术思想［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7，01:60－65．
［2］武艳．中国舞蹈美学的问题域与发展趋势［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4，S2:130－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