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从来就是一种以文化—政治为目的的语际交流行为，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刘宓庆，2007）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非功利的翻译事业，翻译作为一个整体总是服务于某种特定的文化战略目的。纵观中西翻译史上出现的翻译高潮无不具有鲜明的文化战略色彩，罗马帝国（公元前27 年- 公元284 年）从古希腊进行文化输血以补充其匮乏的文化资源； 中世纪教会为加强其宗教统治对《圣经》的翻译； 文艺复兴时期源于思想和文学革新的翻译；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汉代佛经翻译给沉闷衰退的西汉带来了新的精神慰藉和诉求本文由收集整理； 明清时期的科技翻译“师夷长技以制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倡导的“为起义的奴隶搬运军火”（陈福康，2000）的翻译则是直接为革命服务。因而，对翻译的考量应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我们“应该从文化战略的角度来看待翻译”。（刘宓庆，2007）。
一、文化转向与翻译文化战略观
中国历史上大抵有四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第三次是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第四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西学的全面翻译。这四次翻译高潮无一不是配合着当时特殊的历史与文化国情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古以来翻译就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简单文字转化过程，而是文化交流、国家发展的重要手段。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大国地位的不断提升，对外弘扬中华文化，提升文化影响力，正成为中国新时期新的战略发展点。刘宓庆教授所提出的“翻译文化战略观”正是顺应当前历史潮流，反映时代使命的翻译理念。在《中国翻译界要树立文化战略观》一文中，刘宓庆向中国当今翻译工作者提出了如下若干问题：翻译界是否对当前的历史大势和现实要求有充分认识？中国的翻译队伍是否站在文化战略考量的制高点来观照中国的翻译事业？中国的翻译从业者是否意识到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把握住了文化战略考量这个中国翻译思想的价值观核心（刘宓庆，2006：7）他认为，翻译作为一种以文化一政治为目的的语际交流行为，从古至今对一个国家的发展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每个民族要生存、发展，就一定要有自己的生存、发展战略，而文化战略正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提出，中国人应该从文化战略的高度来看待翻译。翻译文化战略观的内涵定义主要分为四个层次：首先，要从文化战略的高度来定位中国翻译事业；其次，要心系国运盛衰，继承发扬译界先驱精神，将个人事业心与忧国感时之志密切结合；第三，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学；第四，要正确对待西方翻译理论，将中国翻译理论紧贴中国历史和现实国情。翻译工作的作用之于外交、外宣、外贸以及所有的对外交往与合作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在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战略下，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可以说，刘宓庆教授将翻译的文化观上升到国家战略角度，正切合了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对我国翻译事业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二、 中国翻译文化战略的原因
首先，中国译学孕育于丰富的中华文化母体中，无处不留下中华文化的痕迹，这就与西方译论迥然不同，二者在社会组织形式、物质生存方式和人文地理环境三大方面都有所不相同：前者发轫于宗法分封制，长期属于农耕自然经济，地处半封闭的温带大河大陆，周边文明发展相对滞后，而后者发轫于城邦共和制，长期属于农商——农工相结合的“领主经济”，地处开放性海洋型认为地理环境，文化交流如百川交汇。以上三个大的方面的差异派生出汉语和西方语言在语言文字结构、语言流通版图和语言流通形式上的不同，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差异是汉语和西方语言分数不同的语系，它们之间不存在语源上的“同根联系”这一基本的语言，文化现实决定了中国翻译理论必须十分重视“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并将我们的语言转化理论描写建筑在“语言-文化比较描写”的基础上。这是中国译论和西方译论的重大差别之一。
其次，中国久远的人文哲学传统历来重视“意义”（概念、思想、意念等）。古代义理之辨可以追溯到魏晋时代的王弼，他提出了著名的重义命题“得象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将孔墨时代的主题意念进行深化，表现为“命题三维化”（意、言、象）。汉语总是将意义实体和语义承载糅合在一起考虑：意义和形式都不要诉求“单打一”的手段，中国人总是双管齐下，关注意义，兼顾审美。后世的很多翻译理论都没有离开“重意义”这条主脉。严复的“信达雅”，林语堂的“忠实”原则，傅雷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钱钟书的“化境”以及刘重德的“信达切”原则，都强调了重视意义。由此可见，中国翻译十分重视意义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文本理解理论，并将译学意义理论建筑在广泛的基础研究，如与决定形式的意向研究，话语结构研究，句法转换机制等。中国传统译论一贯重视意义，这是中国翻译意义观的一大特色，这个源远流长的特色是十分可贵的，应该加以阐扬。
中国翻译也与美学有很密切的关系。汉语历来重视感性，突出整体意境和美感，富于结构美、符号美、韵律美、抒情美、意境美等。符号美指它的高度形象化和意象化，同时又及语音提示性和语义提示性于一身，几乎每个汉字都有一层又一层的语义涵蕴，汉语的语义涵蕴常常与物质感性相联系。语言审美感性也深深的参与了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的斟词酌句过程。汉语这门感性的语言，与视觉感性和听觉感性密不可分，而中国翻译传统意义观中感性把握、重体悟的思想源头，这种体悟本身来讲就是一种美。中国人倾向于以一种美感心态来掂量语言的立意、抒情、遣词、造句、谋篇（起承转合），这种中国人特有的“语言美感心态”被刘勰叫做“文心”。中国人的“文心”成分体现了黑格尔的一句名言“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与形态语言想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汉语独特的美学素质：重意念、重形象、重感性、重神合、重了悟。汉语的美学素质是气质性的、结构性的，同时又是功能性的，属于审美形态的语言。汉语表现出与其他语言不同的美学特征和文化内涵，值得我们去珍惜和保护。
关键词： 科技文 翻译 功能翻译理论
1.引言
较之其他翻译文本，科技文本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译文要求兼顾精准性和规范性，这就对翻译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际情况中，作为中西方科技活动交流的主要媒介，科技论文由于其较强的专业性，使得英译工作发展缓慢，无论是科技工作者还是专业翻译者，都很难保证译文质量，致使科技文英译水平良莠不齐，这与中国的科技迅猛发展之势形成落差，提高中文科技文献英译水平是适应中国科技“走出去”形势的当务之急。
具体而言， 科技文英译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英译工作多着眼于单句词语、语句或语段层面上的翻译，如何将科技文英译兼顾句法（包括语句内部的词汇和语法）和篇章层面应作为研究重点。文本类型理论及翻译目的论为探索科技文英译技巧和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撑。
2.功能翻译理论
功能翻译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德国学派整合了费米尔的目的论、赖斯的功能翻译批评理论、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及诺德的“功能加忠诚原则”。
其中，目的论现已成为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理论之一。该理论将翻译阐述为承载着本身的目的，并通过冲破文化障碍促进文化间交流的行为。选择翻译方法或策略的标准在于翻译本身的预期目标。目的论是建立在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忠实原则基础上的[1]。
赖斯将语言学的文本功能理论迁移到翻译行为的研究中，提出了功能翻译批评理论。该理论建立在布勒的语言功能三分法基础上，将文本分为信息型、表情型、感染型和视听媒体型四种类型[2]。
翻译行为理论是目的论的深化与发展。从翻译过程出发，曼塔利将翻译阐释为一种“跨文化合作”的行为，认为其是有自身目的并注重结果的活动，翻译过程则是文化转化关联的交流过程;从翻译参与者行为及作用角度出发，曼塔利认为翻译并不是单纯的文字本身的翻译，而是通过翻译打破语言障碍，从而促进文化的交流[3]。
诺德的“功能加忠诚原则”是对功能翻译批评理论的补充，不仅强调翻译本身的功能，还重视翻译对原著及读者的忠诚。在此，“功能”指译文可以在目标语国家的文化体系中起到学术交流作用;“忠诚”指翻译既要忠实原著又要兼顾读者的语言习惯。这一理论给出了翻译过程中经常碰到的一些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如哪些语句属于可以保留，而哪些属于必须保留并进行相应的改写。
综上，功能翻译理论内部主流理论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系统解决翻译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3.功能翻译理论指导下的科技文的翻译
功能翻译理论的某些特征能够迎合科技文在句法翻译（包括词汇&语法）和整体篇章翻译方面的特点。
3.1词汇翻译
3.1.1动词名词化
与汉语动词使用的灵活性不同，英语中动词的形态改变有严格限制，动词名词化的方式在不影响原文意义的同时，有利于句子结构的精简。在忠实性原则指导下，科技文英译倾向使用名词化动词，以顺应目标语的表达习惯与文本特点。举例如下：
原文：……打造医疗旅游资源的品牌价值，开拓医疗旅游市场的规模，提升医疗旅游服务与产品的质量……
译文：…the building of brand value of medical tourism resources， the expansion of medical tourism marke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medical tourism services and products…（动词的处理在此加粗标注）
分析：原文中使用了多个并列动词，使得句子更加简短有力。翻译时应将这些动词名词化（“打造”翻译为“the building of”;“开拓”翻译为“the expansion of”等），以保证句子结构与层次的清晰性，更符合英文表达习惯。
3.1.2渲染词的省译
为增强语气，中文科技文通常带有很多中国特色的渲染词汇，是中国人独特思维方式的体现;然而，科技英语更关注文章的周密严谨，用简练的表达突出文章的重点信息。在翻译过程中，可以将渲染词省译。举例如下：
原文：……对我国医疗旅游资源的空间布局、特征、类型等更加深入地讨论……有利于医疗旅游资源的合理使用，大力提高我国医疗旅游资源的市场竞争力，有针对性地创新更多的医疗旅游产品……
译文：… the discussion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and type of medical tourism resource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China’s unique medical resources are favorable to the use of medical tourism resources， the improvement of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medical tourism resources， the creation of more medical tourism products…（省译部分加粗标注）
分析：原文中使用了很多渲染词，例如“更加”、“深入地”、“合理”、“大力”、“有针对性地”等，都采取了省译策略，使译文更加简洁易懂。
3.1.3术语的处理
科技论文专业性强，术语使用密度高，翻译应当关注术语表达的准确性。举例如下：
原文：该文主要运用了定性的研究方法，包含网络分析法、实地调研法、SWOT分析法等。
译文：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is the main method of this paper， including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field research method and SWOT（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Threat） analysis method.
分析：对于专业人士而言，原文中的SW OT分析法不难理解，但是考虑到非专业读者的阅读体验，因此在括号中将各字母的含义表示出来。
3.2语法翻译与篇章翻译
语法翻译通常融于篇章翻译中，在此将二者结合阐述。较之其他文体，科技文英译应注意的语法点主要在于主动变被动的处理。根据相关统计，在科技文教科书中，大约有将近一半的动词使用了被动语态，而汉语中更习惯主动语态的使用。因此，为了使得译文读者更容易理解，在翻译过程中要对语态作适当的转换。举例如下：
原文：……制订合理的医疗旅游方案，深入挖掘我国医疗旅游的独特优势，并进行医疗旅游产品的设计与创新。
译文：… a reasonable medical tourism scheme is developed，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medical tourism are exploited， and medical tourism product is designed and created.
分析：由于原文较长，而且结构相对复杂，因此在翻译时首先进行了断句。在翻译后半部分时，将汉语中的主动语态转换成被动语态，将汉语主动语态“制订”翻译成英语被动语态的“is developed”，将汉语主动语态的“挖掘”翻译成英语被动语态的“are exploited”，将汉语主动语态的“设计与创新”翻译成英语被动语态的“is designed and created”。这种不具备感彩的翻译方式，不但能够客观地将原文的语态特点表示出来，还能够让科技文的信息功能更加明显。
4.结语
在功能翻译理论的指导下，翻译不仅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变，更是一种具备较强目的性的交际行为。在翻译过程中，应当使用合理的处理策略，将译文的信息功能充分体现出来，实现交际目标。科技文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以内容表达为目标的信息文本，为了将科技文的功能体现出来，需要运用交际翻译的合理处理策略，在保持原文信息不变的前提下，按照实际语体的习惯与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转换与删减，从而使得科技文翻译质量更高。
参考文献：
[1]杨瑛.功能翻译理论与科技英语文体翻译方法分析[J].陕西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05）.
每个民族在其形成、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都会形成独特的风俗习惯，这种约定俗成的民族文化是其他没有参与文化建设的外人很难理解的。比如说对动植物或颜色态度的不同。
(一)动植物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喜欢的动物或植物，不同的民族对同一种事物的态度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dog，英语中有大量俚语: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Everydoghasitsday(人人都有幸运之时);Heisaluckydog(幸运儿)等都表现出对狗的喜爱。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狗是受人鄙视的动物，一般带有狗的习语都是含有贬义色彩的、骂人的话语。比如“猪狗不如”“狗仗人势”“走狗”“狗腿子”等。又如猫头鹰，在中国是不吉祥的，预示着要死亡的鸟;而在英国等一些国家则被认为是智慧的象征，“aswiseasanowl”，owlish都是形容人像猫头鹰一样聪明。另如goat，中国人认为goat(羊)是温顺、听话的动物，但在西方国家有“色鬼”“牺牲品”的意思。
(二)颜色鉴于各地所处地理环境与生活处境各异，颜色词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偏差，而即便是相同的色彩，从东西方环境和文化角度来说也包含着各自迥异的含义。中国红代表大吉大利，是喜庆、美好、欢快的象征，在结婚宴席等大型庆祝活动上，都以红色为主调来装扮环境、突出氛围。中国的鞭炮是红色的包装，过年的对联一定是红颜色的，送人的一定是“红包”，“开门红”蕴涵的一定是好运开始的寓意。另外，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红”代表和年轻女子有关的事物。“红妆”是女子的衣着，“红颜”指美丽的女子，“女红”指以女人手工制作出的传统技艺。然而英语中的“red”和汉语中的“红”所代表的意义就有所不同。例如“paintitred”的意思是意为“把某事物描绘成骇人听闻的样子”，这样就含有贬义。在中国，白色意味着悲怆、哀伤和死亡。同样的白色在西方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思，它是洁白和纯真的化身，在教堂，结婚的女方身着飘逸的白婚纱，喻示着纯洁和贞洁。而在中国，充满喜气的红色却在西方象征着战争、对抗、流血，总之和暴力甚至死亡密切相关。外国翻译家在翻译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时，对这部著作的书名就采取了回避态度。而是使用了《石头记》这个与红色无关的名字。这样的翻译既保留了原著的开篇本意，又不至于让西方人一看书名就产生排斥反应，从而达到了很好的翻译效果。再比如在翻译《红楼梦》时便对“红”做了灵活处理: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译者把“怡红院”译为“GreenDelights”而不是“RedDelights”，主要是从西方文化角度出发，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信息对等转化，从而达到翻译的目的。
二、价值观念对翻译的影响
价值衡量会因为文化审美差异而产生不同的结果，这是地域文化和东西方文化差异构成的结构原因，也是区域文化的深层烙印，它深刻左右人们的心态、视角和审美方式。
(一)道德观念西方法律文化是一种个性化突出的以人为本的法律观，崇尚个人自由和个人维权思路。于这种利益环境脱胎下生成的人性文化，这种体现生命个体意识，高扬公平、奋斗以及自由的人文思想严重冲击着东方地域文化和法律意识。“individualism”这样的价值观到了中国汉语中则是“个人主义”，完全成为一个贬义词，它与“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相背离，在中文中被解释为“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把个体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仅顾自己，不顾别人”的观念和做法。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对于这种“喻于利”的小人，是要受责、挨罚的，严重者还要入刑。
(二)神话传说不同的沃土孕育出来的文化是有区别的，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文学作品也是异彩纷呈。要想深入地解读作品，把握文中的思想，就必须了解其形成文化背后的沃土。古希腊、罗马传统文化中的神话故事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出现得非常频繁，许多西方文学艺术家们都曾从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和素材。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过程中，多次出现引用了古希腊、罗马神话的场景，极大地丰富了文学作品的表现效果。但是如果对希腊、罗马神话故事的了解不充分，就不可能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所要表达的深刻思想。所以在翻译工作中，需要有效把握多元文化下的表达方式，通过掌握神话的内涵思想，传达出原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就最广为人知的“阿喀琉斯之踵”来说，“ShynessisherAchilles’heel”。Achille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位战争英雄，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后把他浸到冥河中洗浴，这样他的身体就可以刀枪不入，然而入浸的时候他的母亲是握着他的脚踵的，这成了他的致命弱点，结果他被对手用箭射中脚踵而死，所以“Achilles’heel”代指一个人的致命弱点。所以“ShynessisherAchill’heel”是“害羞是她的致命弱点”的意思。明白了这些神话故事，有助于翻译工作的进行。
三、多元文化下的翻译策略
对于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表面论述上，关注文化间的差异有助于把握作品的中心思想，做到“信、达、雅”的信息完美传递。翻译的终极任务就是拉近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在中间架起一座桥梁，有效地传递信息。鲁迅在《拿来主义》中曾经极力呼吁要学会“拿来”，这是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而提出的一种文化立场。“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造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既然是翻译，就要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翻译，实际上也是一种再创作。从鲁迅所译的《死魂灵》可以明确地看到他通过积极能动的翻译活动，对促进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在充分认知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对异文化采用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与气魄，推动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翻译的实质是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存在的，语言是服务于文化思想的表达的，文化的性质决定了翻译的艺术形式。在小说《名利场》中有这样一段描述:“SheisjustasrichasmostofthegirlswhocomeouttoIn-dia．Imightgofarther，andfareworse．”在这段话中，并不能只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进行翻译，它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正如杨必所翻译的，“跟那些出国到印度去的女孩们比一比，她不见得穷到哪里去。说不定我左等右等，反而挑着个不如她的”。在原文学作品中，并不是要强调路程的远近和所花路费的多少，所以译者将原文蕴涵的深层内涵结合文中的语境转化成了汉语的表层结构，反映了原文所要表达的思想，减少了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
四、结语
关键词：文学翻译 思维特征 主体 主体能动性
近年来，随着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深入，对其探讨也出现了多元化、多角度的趋势。译者的主体地位及其创造性得到了普遍认可，但人们也辨证地看到了其受制约的一面，强调译者在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同时必定包含着受动性的一面（王玉，1995；陈大亮，2004）；查明建、田雨（2003）从翻译过程、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译作与原作和译入语文学的互文关系等几方面探讨了译者主体性的表现；有的则分析了翻译规范与译者主体意识之间的关系（孙艺风，2003）。这些理论探讨旨在为我们理清译事上的一些基本问题，让译者在文本操作中有理可依，但由于多半停留在“说理”的层面，在实践操作中缺乏可证性，有待结合实证研究形成系统的、具有指导性的理论建构。
本文旨在探讨译者的主体性，翻译主体性和译者主体性的关系问题不在此详述。要解析“译者主体性”，首先要弄清何谓“主体性”。主体性最根本的内容是人的实践能力和创造力，简言之，是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陈先达，1991：115）。而译者主体性就是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领域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从中体现出一种艺术人格自觉和文化、审美创造力”（屠国元、朱献珑，2003）。可见，译者主体性最本质的体现是他的主观能动性，受到的各种制约因素包括有来自“边缘主体”的作者和读者，还有外部客观因素如社会文化环境，两种语言的特点、规律等，以及自身的审美力、创造力、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等。如前所述，译者主体性体现在多方面，本文着眼于揭示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所表现的思维形式与特征，通过对居祖纯（2000）“必要的青涩”的英译文进行分析，主要考察译者如何在客体（文本）相关的制约、规定下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1．主题关联性思维与主体能动性
“必要的青涩”这篇小品文用青涩的苹果来比喻混沌未开的青春，颂扬其纯朴、真实的本质，劝诫青少年莫要做早熟的果实。文章没有直白的说教，通过买苹果这一生活小事逐步演绎出全文的主旨，寓意深刻，耐人寻味。“青涩”二字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且在文中多处出现。我们通过对照以下4句的原文与译文，来探究译者对这个文眼的处理是否紧扣主题，是否丰满地表现了其内涵。
1）原：必要的青涩（题目）
译：the indispensability of greenness
2）原：唇齿之间的那一分青涩在不断转变着，反倒显得生动、真实。
译：The harshness or bitterness on the tongue constantly renews and therefore remains forever vivid and realistic.
3）原：然而混沌未开的青春毕竟是朴素真实的，它拒绝雕饰的幼稚犹如苹果青涩的一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译：However，one’s uninitiated and unsophisticated youth is simple and genuine. Just like the unripeness of the apple， the youth’s innocence of embellishments is a logical necessity.
4）原：青涩是与生俱来、无法磨灭的班驳胎记，我们大可不必为自己幼稚粗拙的一面过分地脸红。
译：The greenness of youth， like an indelible birthmark， is nothing to be overly ashamed of.
“青涩”分别是颜色和味觉词的组合，在这四处译文中，译者并没有把它的色味都全译出，而是分别处理成greenness / harshness or bitterness / unripeness / greenness of youth。译者究竟是如何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的呢？是否符合原文的意图呢？其实任何语篇都受其主题控制和支配，对词义语境化内涵的理解与解释都必须以反映主题的宏观命题结构为依据，即作品主题必须得到微观命题的说明，二者之间具有认知关联性（华，2004:181）。居先生认为作者的意图“不在于讲怎样选择苹果，而是指出人年轻时的“青涩”，即“幼稚、粗拙”是“必要的”，据此考证字典得出greenness就是指an underlying innocence，从而得出“青涩”是green(ness)的喻义。因此，题目就以 the indispensability of greenness来反映全文的主旨。这个题目译文的精彩之处在于：译入语与原语的表达方式在所指与能指上都达到一致，且这一微观命题巧妙地点明了语篇主题，取得了最佳关联。译例4的译文与译例1相似。尽管译者没有道出他的操作理据，他的思维轨迹我们还是可以窥见一斑。作者把“青涩”比做“胎记”，又提到“幼稚粗拙”，这些关联性极强的词语至少给了译者这样的启示：“青涩”只能是一种抹不掉的特质，它不会是颜色也不可能是味道；“幼稚粗拙”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阶段，是无法避免、无法忘怀的，所以“青涩”应当就是指“幼稚粗拙”的青少年时期。这样的释义与上面提到的语篇主题也是极为吻合的，但若按译例1也译成“greenness”，则词义显得过为宽泛，因为它的次要义素可以是颜色，或是指一种稚嫩，作为题目采用却可以一语双关，涵盖全文，给读者以更大的想象空间；但此句是接近尾声，全文的主题已浮出水面，所以利用词语的搭配greenness of youth，对它限制词义，使得不但全句合乎逻辑，与全文更是浑然一体，首尾呼应。
译例2中，译者没有把“青”色译出，并把“唇齿之间”译为“舌头上”。是因为译者从认知逻辑的角度考虑到“对不同味道做出反应的是舌头，‘青’是颜色词，于舌头无关”，而且认为“青涩”二字在此是因果关系，即因“青”（年幼无知）而“涩”（痛苦、粗拙），所以把“青”略去不译。刘宓庆在《翻译与语言哲学》（2001：72）一书中谈到主体能动性在客体之源的前提下，可以得到充分发挥的4种表现形式，其一是“翻译主体可以对原作文本本身进行广泛的参校及参证（语义及行文的真伪判断、是非判断及勘疏辨析）”。我们以段中的前一分句来考证译文的合理性：“也许，成熟、甜蜜乃至完美，并非生命的终级意义，更重要的倒是向这一目标趋近过程中万般况味的体验；……”。显然，此处“万般况味”指的并非是“味道”这一表层意思，而是生活的各种体验，引出后一分句即译例2用“青涩”来比喻成长中所经历过的种种酸楚。我们再来看原文的次级主题，因为语篇的宏观主题要靠段落主题、语句主题以及微观命题来印证，实现其逐步推进和发展。原文主要由3段组成，各语段主题的内在结构是：买青苹果――喜好青涩（贴近生活本质）――颂扬质朴青春。第二句属于第二段落，译者用harshness和bitterness来明指味苦和暗指生活的痛苦，构成双关含义，可见译者是在语段主题和语篇主题的双重制约下发挥主体能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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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例3的“青涩”，译者一反常态地不谈“颜色”，也不讲“味道”，采用了“unripeness”。居先生知道“有的品种的苹果就是熟透也还是碧青”，并没有把“苹果青涩的一面”按字面译为“the greenness of apple”，那样会与主题无关。“苹果的青涩”与“拒绝雕饰的幼稚”的相似点是尚未成熟，“unripeness”一词不但符合比喻的神韵，也对所在第三段的主题起了烘托作用。
任何文本都有向读者呈现的特定主题及主题倾向――作者创作意图，并以抽象概括化了的思想内容物化于作品之中（曾利沙，2005a）。这篇文章中作者用苹果的青涩这一形象可感物来比喻幼稚青春这一较为深刻的主题，正是译者抓住这点，充分发挥了主题关联性思维，才能在客体的制约下跳着灵动、自如的舞步。
2．语言结构逻辑思维与主体能动性
中国人的思维重直觉，重整体把握，西方人则重理性，重逻辑分析，语言上最突出的表现是汉语的“意合”和英语的“形合”。“意合”是指话语中词句语言单位的结合主要靠语意的关联，缺乏明显的外在形式标记。“形合”是指要借助各种形式手段，包括词汇和语法手段来实现词句间的连接。许多汉语的句子结构都带着这种典型的意合特点，若用英语的逻辑形式和语法规范来分析，都是不符合逻辑的，因而，翻译过程中必然牵涉到两种语言结构形式的转换。我们来考证以下一个译例，看译者是如何实现语言结构的转换的。
原：重温仓促来去的日子，那成熟之前的天真幼稚印象最深：爱、被爱、错爱、落叶般瑟缩的痛苦以及繁硕如花枝招展的欢乐，样样都是第一次……
译：Looking back on quickly-elapsed years， we may find that the period of innocence and naivety seems to have given us the deepest impression: loving and being loved the first time， letting the first chance slip by， unprecedentedly sorrowful feelings like fallen leaves withering fast and the first time-experienced ecstatic joys like flowers in full blossom.
译者没有拘泥于原文的结构，他说“把‘样样都是第一次’作不同译法、放在不同位置”。他的依据在哪呢？细读之下，撇开原文朦胧、深邃的含义不说，我们不禁要问：在成熟之前的青春期产生的爱都是第一次吗？青春期所经历的痛苦和感受的欢乐就必定是人生的第一次吗？人们在真正懂得爱情、成熟之前，从萌素到恋爱并不限于一次。显然这句话是汉语意合特征的又一佐证。从认知逻辑的角度而言，该命题真正的所指是：在未成熟的青春期里所经受的第一次“爱、被爱、错爱、落叶般瑟缩的痛苦以及繁硕如花枝招展的欢乐”。鉴于英汉表达的差异性，译者将‘样样都是第一次’幻化成the first （time）/ the first （chance）/ unprecedentedly/ the first time-experienced，溶入到句中各词组里作修饰语，这样既完整地反映了命题，又合乎英语的逻辑思维，且避免了行文用语的重复。
3.形象思维与主体能动性
形象思维是以表象或具体形象语言进行的思维活动，是用形象方式反映现实或表述知情意的思维形态（孟宪鹏，1996）。文学作品中广泛利用形象思维的类比、联想等形式，激发读者按相似的规律来认识事物的本质，勾起丰富的联想。试看下面两例：
1）原：更重要的倒是向这一目标趋近过程中万般况味的体验。
译：What is more meaningful is the undergoing of various experiences and the savoring of diverse tastes in the trudge to that destination.
2）原：（……爱、被爱、错爱、落叶般瑟缩的痛苦以及繁硕如花枝招展的欢乐，样样都是第一次，）都曾在空白的履历上留下无可涂改的痕迹，也都具备着他物难以替代的价值。
译：All these have left inerasable marks on our path of life and have demonstrated their worth of being irreplaceable.
前面第一部分的分析已指出“万般况味”并非实指“味道”之意，译例1的原文采用了暗喻的手法：喻体是“万般况味”，本体是指生活的各种体验。作者寓情于形，译者也要利用译入语的“显象结构”来表现这一意象。形象思维的根本特点是通过塑造典型的形象来“使感性、杂多的生活现象升华为理性的审美的艺术形象，来显示事物本质规律的”（周建军，1994）。在英语中，译者只有利用抽象思维把握本质，建立逻辑秩序，才能发挥其形象思维，重构原文丰满的艺术形象。译者没有停留在艺术形象的简单复制上，而是增译了various experiences。本体的出现是否画蛇添足呢？是否会因此而抹杀了原文的美感？若按原文直译What is more meaningful is the undergoing of the savoring of diverse tastes in the trudge to that destination，译入语读者会一头雾水，savoring of diverse tastes 与the trudge to that destination 有内在逻辑关联吗？当读者无法make sense的同时，当然也无法体验到原文所创造的美的意境。译者将原作的精神风貌、审美价值和具体形象有机地融入到译文中，将various experiences和the savoring of diverse tastes并列，含义一目了然，正是译者的主体创造性赋予了译文独特的审美价值。
再看译例2，原文描述的对象是人生第一次所经历的情感体验。我们知道，情感体验不是工作经验，是无法在“履历”上留下痕迹的，但原文的着眼点是“空白”，汉语的意合性使得读者能根据这一形象联想到人生的历程。译者考虑到照搬原文的比喻“联想意义不富诗意，不美，反而会产生错误联想：在档案上留下记录”，所以换用英语中的类似比喻“inerasable marks on our path of life”.这个比喻所蕴涵的形象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痛楚和快乐就如同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行留下深深浅浅的一个个脚印。这个重构的艺术形象简洁明了，为大众读者所接受，忠实地阐释了原文蕴涵的质朴原理。文学作品中要让译文读者获得同样的审美感受，译者作为阐释者需要“充实作品的图式结构，至少部分地丰富不确定的领域，实现仅仅处在潜在状态的种种要素”（罗曼・英加登，1991）。由于各民族认知心理的差异，如原文形象的图式结构无法被译文读者所接受理解的话，译者还应当重建这一结构，正如该译文所示。
译者要将意蕴深邃的原文形象转化为内心的美学意象，再物化为译文中的外在形象，要借助创造性的形象思维，才能达到译文形象的“形、神、意”兼备（范勇，2001）。以上两例都充分体现了译者发挥形象思维的主观能动性，针对原作品的形象比喻，译者或是增译本体，或是改变喻体，与原作达到视界的融合。
4．结语
短文“必要的情涩”的英译文中没有词句对应的简单复制，处处流露着译者主体的叛逆性。译者凭着对原作主题的深刻了解，对英汉语言文化差异的把握，对美学的艺术感受，以及缜密的逻辑思维等等，从择词选义到句式结构到形象描述无不有理有据，语言表层的“异”恰好体现了精神实质的大同之处。由此可见，译者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以各种制约因素为前提，越是能掌握这些因素并善于利用的译者，他的能动性表现越强。限于篇幅，本文只简要探讨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表现的几种思维形式，这并不是其思维形态的全部表征，更不是译者主体性研究的全部内容，希望今后会涌现出更多以实证研究来探讨译者主体性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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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目的论；广告；广告翻译
经济全球化深深影响着翻译界。随着国际化经济交往的日益增加,广告翻译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传播媒体越来越多样化,如报纸、广播、电视、国际互联网等,而他们的生存都要依靠广告。翻译者发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跨文化交际。
一、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目的论
什么样的译文才是好译文?大部分人都认为译文应该准确清楚地表达原文的意思。确实,传统上许多语言学家都认为译文应该从文体以及其他语言学特征上与原文相同。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上出现了一种热潮,人们认为应该让译文和原文在语言的功能上对等,而不是在语言的形式上对应,即看读者是否能获得和原文一样的心理反应。
Nida认为功能对等就是要让译文和原文在语言的功能上对等,是读者心理反应的对等,而不是在语言的形式上对应。对等不能只局限在文字本身,他把判断对等与否的大权交给了读者的心理反应［1］。在Nida看来,翻译就是要在目的语中以最自然的方式重现原文中的信息,首先是重现意义,然后是风格。最好的译文读起来应该不像译文。要让原文和译文对等就必须使译文自然,使译文在译文读者心中的反应和原文在原文读者心中的反应相似。
Vermeer的目的性理论(skopostheories)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目的论是功能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最早是由德国学者费米尔(VemeerHansJ)于1978年在《普通翻译理论框架》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德国的功能翻译派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代表人物是卡塔琳娜莱斯(KatharinaReiss）,费米尔(HansJ.Vermeer)和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Nord）。诺德进一步完善了目的论。诺德给翻译下的定义为：“翻译是创作使其发挥某种功能的译语文本。它与其原语文本保持的联系将根据译文预期或所要求的功能得以具体化。翻译使由于客观存在的语言文化障碍而无法进行的交际行为得以顺利进行。”［2］诺德以译文的目的为准则，为译文的改译和增删提供了标准。根据目的论，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即一切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Theendjustifiesthemeans)(Nord,2001)。诺德将翻译的目的分为三种:译者的目的(如赚钱),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交际目的(如传递信息)以及使用特定的翻译策略或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使用直译以体现源语的语言结构)。通常情况下,“目的”是指译文的交际目的。那么目的从何而来呢?目的论认为,翻译过程的发起者(initiator)决定译文的交际目的,但当发起者因专业知识不足或其他原因对译文目的不甚明了的时候,译者可以与发起者协商，从特殊的翻译情况中得出译文目的［3］。目的性原则要求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是对等翻译理论所强调的原文和功能，而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要达到的一种或几种交际功能,即应以实现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预期功能为首要原则［4］。
功能派创造性地提出的目的性原则,突破了对等理论的限制,修正了传统的“忠实”标准,扩展了可译性范围,并增加了翻译策略,要求翻译活动必须依据翻译目的,以文本目的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使得翻译更贴近实际，对广告翻译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广告翻译的目的性和特征
目的论认为,译文的预期目的和功能决定翻译的方法。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PeterNewmark,1981）在他的《翻译方法》（ApproachestoTranslation）一书中,根据文本不同的内容、文体和功能,把文本分成三种类型:信息文本、表达文本、呼唤性文本。广告被列入呼唤性文本［5］。不同类别的文体有不同的目的和功能,因而对翻译的要求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也各有不同。要做好广告翻译,首先要弄清广告文本的目的和功能。
著名的美国市场营销协会(AmericanMarketingAssociationAMA)给广告下了这样的定义:Advertisingisthenonpersonalcommunicationofinformationusuallypaidforandusuallypersuasiveinnatureaboutproducts,servicesorideasbyidentifiedsponsorsthroughthevariousmedia.(广告是由特定的广告主通常以付费的方式,通过各种传播媒体对产品、劳务或观念等信息的非人员介绍及推广)。另外有种说法是“广告是个人或组织通过有偿取得的媒介,向一定的社会群体宣传其商品、服务或观念,并劝说他们购买或采取相应行为的活动”。据此可知,广告作为一种竞争性的商业行为,其目的是争取消费者,因而必然是以消费者为中心,投消费者之所好,供消费者之所需,以打动他们的心弦,促成其购买活动。这是商业广告的唯一目的,也是商业广告翻译的唯一目的。
一般来说,广告须遵循KISS原则,即“Keepitshortandsweet”。广告应力求简洁,一方面为商家节约投资,另一方面利于消费者的接受。不同文化的消费者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因此,广告文体风格也会因地域和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在翻译广告时,译者要特别注意去了解目的语文化的广告规范,使译文风格符合译语读者的品味。也就是说,广告翻译要遵循译入语的广告语体风格,要尊重译语文化,注重译文读者的反映。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广告翻译实现它的预期功能,有效地把产品介绍给译入语消费者,并促其购买产品。
目的论在广告翻译中的运用
三、目的论在广告翻译中的应用
目的性法则决定了译者在广告翻译中应考虑以下三个因素:译文语体、读者反映和译语文化。广告翻译方法的选择要由具体语篇的目的或功能来决定。也就是说,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
（一）广告翻译要符合译语广告文体的语言风格
由于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的不同,中西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审美习惯。中国美学强调中和之美、含蓄之美，重主观印象。这种美学标准表现出注重平衡、协调、融和的审美特征。表现在语言上就是讲求音韵和谐,形式对称，用词空泛含蓄，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西方哲学强调分析型抽象理性思维，重理性，重形式，强调主客体分明。这种审美观表现在语言形式上就形成了用词平实明快，句式结构严谨，修辞重简洁的特点。这种思维审美心理上的差别表现在广告语言上就是英语广告常使用一些简单朴实的词句，体现为一种简洁明快的美；而汉语广告常常辞藻华丽，成语迭用，体现出一种华丽的美［6］。如：
崂山，林木苍翠,繁花似锦，到处生机盎然，春天绿芽红花，夏天浓荫蔽日，秋天遍谷金黄，冬天玉树琼花。其中更不乏古树名木。景区内，古树名木有近300株，50%以上为国家一类保护植物，著名的有银杏、桧柏等。
这则介绍崂山的汉语广告采用了中国人喜爱的四言八句式，形式对称、辞藻华美,读起来音韵和谐，迎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很容易获得预期的效果。但译成英语时，就需要考虑社交语境的审美心理，删去无意义的信息，再现原文的内涵意义，突出信息传递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因此可译如下：
LaoshanScenicAreaisthicklycoveredwithtreesofmanyspecies,whichaddcreditforitsscenery.Amongthemover300areconsideredrareandprecious,halfofwhichareunderStatetop-levelprotection.Themostfamousspeciesincludegingkoandcypress.
又如我们通常会碰到这样的广告：“XX已获得国际和国内大奖”、“省优部优”等等,这主要与中国人较相信权威有关,但在提倡“个性”的西方国家,人们可能更注重个人的品位,不大在意官方的评论,这样的广告对西方人来说是晦涩难懂。我们更多地应该以实验数据、客观事实来说话，以符合西方文化观念和习用语言结构模式，达到刺激购买欲望的目的。
(二)广告翻译应注重译文读者的感受
目的性法则决定了广告翻译应注重译文读者的感受,迎合消费者心理。由于宣传对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背景,为了投其所好、避其所忌,同一条广告的翻译,针对不同的宣传对象会有不同的版本。为了达到商业目的,译者甚至可以不顾原文而再造一条广告。
例如Whisper卫生巾汉语音译为“护舒宝”。“Whisper”的英文意思是耳语、密谈,其意富含女性用品的形象性和女性味。而翻译为中文时,则传达给中国女性消费者该产品的功能和优良品质。宝洁公司的洗发用品Head&Shoulder汉译为“海飞丝”也是一个佳例。如果仅根据原文直译为头和肩或像台湾翻译为“海伦仙杜丝”,消费者听到或读到都茫然不知所谓。而译为“海飞丝”,词义的高雅文体和语用特征很容易就使人们联想起洗发类产品。电视广告配以青春少女飘逸柔顺的秀发随风飞扬的画面,在消费者中自然会激发强烈的购买欲望。又如举世闻名的“CocaCola”的中文译名“可口可乐”。Coca乃南美产的药用植物,Cola则为非洲产的硬壳果树木。这两个词除了表示两种植物的名称，似无其他的含义。它的中译不仅双声(可、口)叠韵(可、乐以国语为准)顺口，还可口,还可乐,符合中国的消费者的传统观念，也就是凡事图喜庆，可以说这种译名对此汽水在中国的风行有着巨大的影响。
（三）广告翻译应尊重译语文化
从目的论上看，翻译要求由目的语文化决定，原文只是起提供信息的作用，译者只有综合考虑了广告的翻译要求才能在翻译中更好实现广告目的，最有效的翻译不一定是忠实地再现原文。因此在广告翻译中,必须避免由于过分强调忠实而忽略翻译目的,忽略目的文化环境而导致的翻译失败。一种出口干电池的商标叫“白象”,英译成“WhiteElephant”。象在中国是吉祥的象征，可是awhiteelephant在英语中意为“沉重的负担”（aburdensomepossession）或“无用而累赘的东西”（useless）。这样的翻译显然是失败的。再如,“鸳鸯枕”在中国文化中象征夫妻恩爱,但如果译成“MandarinDucksPillowcase”,其语用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难以实现广告翻译的目的,不妨将其译为“LovebirdsPillowacse”更符合西方消费者的审美心理,并促成其购买行动的实现。又如：
在四川西部，有一美妙去处,它背依岷山主峰雪宝顶，树木苍翠，花香袭人，鸟声婉转，流水潺潺，它就是松潘县的黄龙。
OneofSichuan''''sfinestspotsisHuanglong,whichliesinSongpanjustbeneathXuebao,themainpeakoftheMinshanMoutain.Ithaslushgreenforestsfilledwithfragrantflowers,bubblingstreamsandsingingbirds.
翻译这段旅游广告时，译者注意到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没有把黄龙译成“YellowDragon”，而是根据译文的文化语境译为“Huanglong”。在多元化的世界里，因各民族制度、信仰、道德观和价值观千差万别，人们往往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联想、看法和理解。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但语言像一面镜子反映着民族的全部文化。语言禁忌反映了风俗的不同。文化差异影响着广告译文预期目的的实现。因此,一个成功的广告翻译需要译者巧妙处理广告所要传达的信息及不同国家间的语言文化差异。译者不能仅仅局限于原文,还必须注意原广告中的文化意义,甚至还要根据受众国的情况表现和丰富原文中没有的文化内涵,使广告中的民族和传统文化更好地表达出来,从而达到宣传产品,促进销售的目的。广告翻译中文化意义的有效转换不仅能产生经济效益,还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四、结语
翻译是一项有目的的活动,应以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为首要原则,即遵循译文的目的性原则。广告是一种功能性很强的实用文体,广告翻译也应遵循译文的目的性原则,使广告功能在译语文化中顺利再现。为此,广告翻译应从译文语体、读者反应以及译语文化三个方面着手,采取各种灵活的译法,最终确保译文功能的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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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文体学研究的几个方面以及翻译实例对文体学与翻译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旨在强调文体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
一、引言
文体学是一门研究文体和语言风格的学科。它在西方传统修辞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直到本世纪初人们才开始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去探讨文体的问题。所以严格的意义上说，它是本世纪内才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文体学有传统文体学和现代文体学之分；传统文体学指用传统的分析方法分析作家的文学风格，研究代表作品风格特点的语言变体；现代文体学则指用现代语言学的原理与分析方法研究包括文学文体在内的各类文体，本文所说文体学当指后者。
近来较新的研究领域是用文体学的理论研究翻译及其规律。该领域的学者经过多年的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翻译和翻译风格，将翻译学与文体学结合起来即文体翻译研究，这是一门符合时代要求的全新的课题。本文拟从文体学的角度来探讨一下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
二、文体与翻译
文体学与翻译之间关系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
第一常规和变异的问题。“常规”和“变异”是文体学中的两个术语。“常规”即指“口语或书面语中人们所公认的标准形式”，“变异”是指“不符合公认的标准的语法和语义规范的话语的统称”。通俗一点说，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总要遵循一定的规范，而这就是常规；但人们在使用语言时也不会总是遵循某种语言规范而一成不变，相反，人们为了最恰当地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总是在使用语言时有所选择和变化，甚至使用偏离语言常规的话语或表现形式，这就是变异。请见下面例子：
the man (gatekeeper) went into drink his can of tea, the girls went on down the lane that was deep in soft dusk. gudrun was as if numbed in her mind by the sense of indomitable soft weight of the man, bearing down into the living body of the horse: the strong, indomitable thighs of the blond man clenching the palpitating body of the mare into pure control; a sort white magnetic domination from the loins and thighs and calves, enclosing and encompassing the mare heavily into unutterable subordination, soft-blood-subordination, terrible.
一般地说，涉及到语言规则方面的常规与变异是比较容易确定的，例子摘自james joyce 的ulysses，乔伊斯打破了标点符号常规，让句子连成一体，旨在表现人物的意识流动。我们知道, 常规与变异是相对而言的, 它们在对立中存在, 在比较中产生, 因此比较的方法是区分常规与变异的主要方法。在那短短的只有2个句子的段落中却有很多的重复,词汇重复和句法结构重复。这尤其表现在第二句的异乎寻常的扩展之中（而这些正是这一段中的变异之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那个重复得最多的词“soft” 在第一句中“soft dusk”是直截了当的形容词用法但是在下面一句中, “soft weight”就颇不寻常,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联觉表现。它可能是一种实际的描写有些东西重而柔软, 另一些东西又重又硬）。
第二、词句与篇章的问题。王佐良先生曾说过“文体学的贡献之一, 是使语言研究者把眼光从单句转移到整篇谈话或文章上面”，现代语言学家、文体学家不仅仅注意词与词或词与句子之间的关系, 他们还注意研究词或句子与段落以及整篇文章之间的关系。这样从单词、单句进而注意到段落乃至整篇文章, 对于文体学研究固然重要, 并且它对于翻译工作也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例如 ：
“i didn’t know dey was so many un um.i hain’t hearn about none un um,skasely,but ole king sollermun, onless you counts dem kings dat’s in a pack er k’yards.how much do a king git?”
“get?” i says;“why, they get a thousand dollars a month if they want it;......”
这是从马克· 吐温的《哈克贝利· 芬恩历险记》中的一段。中译本上的译文为： “ 我还不知道有这么多贵人哩。除了一个所罗门老国王,我差不多连一个都没听说过,除非你把一裸扑克牌里的王牌都算上。国王挣多少钱呢？”“挣钱”我说“ 哼,他们要钱的话,一月能拿一千块哪”。
这段译文从传统角度看算得上是上乘了。但从今天的文体学角度出发,并且考虑到这些语言与整个篇章以及背景之间的关系，尚有改进余地,尤其是第一段吉姆说的话。吉姆是个黑奴, 说黑人土话, 他未受过任何教育，所以说话中词汇语法错误很多。因此他与哈克的语言就有区别。其实这正是马克? 吐温为塑造人物形象而“ 煞费苦心写成的”，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译“ 俺不知道还有这么多贵人哩。俺哪听说过什么国王啊,只晓得有个所拉门老国王,除非你把扑克牌上的国王也算上。国王挣几个钱呢” “挣钱”，我说，“ 嗨,他们要钱的话,一个月能拿一千块呢”。
第三是对等问题即翻译讲究对等。从理论上说,翻译过程就是在另一种语言中寻找与原文对等的词语和表达方式但以往我们注意得较多的是意思上的对等，从文体学的角度出发,对等至少包括以下内容：意思相同；形式相同；文体相同；感彩相同。有位学者有一次在校对译稿时,发现一位同志将“he was already three score and ten.”译成他已70岁了，这样译尽管意思上完全对等了，但从文体学的角度看，译文与原文不是很吻合，因为“three score and ten” 虽是“70”的意思，但文体庄重古雅, 故改译成“ 他已至古稀之年”,因为“ 古稀之年” 一词来自“人到70古来稀” 这一熟语,故意思相同再则“ 古稀之年” 一词文体色彩也较为庄重,故与原文较吻合。
最后谈谈“ 适合性” 的问题。有些人在翻译时往往只注意语言的正确性,而忽视其适合性。对“什么样的语言适合什么样的场合”这一文体学的核心问题缺乏了解因而有时译文虽然正确通顺,却不能体现原文的风格和精神。这就是通常说的不得体，这种情况在原文具有独特的文体风格时显得尤为突出。例如,我们在翻译政论文章时就要注意政论文体的特点，语言庄重规范、结构严谨、句式复杂、长句多、逻辑性强、信息点多、语言冗余现象少,采用正规或极正规的文体,一般不采用口语体或非正规文体，如果忽视了这些特点,是很难能拿出好译文来的。所以,要解决译文的得体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进行一点文体学的研究,运用文体学的研究方法去分析原文的表现形式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关系,然后在译文中选取最为准确、最为适合、最为有效的表达手段去表现与原文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效果。
三、结论
以上谈及的只是文体学的几个方面，文体学涉及的范围非常广,从词汇、短语、句子到篇章结构,从语音、语法、修辞手段到韵律、节奏等方面,甚至涉及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等各方面的因素，当然,我们翻译工作者并非要像文体学家那样详尽、细致地去分析将要翻译的东西,而只是要运用文体学的理论从总体上把握所要译的材料,运用文体学的分析方法去处理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
总之,虽然文体学有其本身的局限,也不可能解决翻译中的一切问题,但从它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去研究文章的表层形式与深层含义、文体功能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出发,它对于解决现代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形式上的吻合“ 形似” 还是意义上的吻合“ 神似”,或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对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无疑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探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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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交际翻译理论，吴歌，谐音双关语
1. 吴歌中的谐音双关语
吴歌是指吴语地区包括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市，即江浙沪等太湖流域地区的同属一个语言文化圈的民歌民谣。吴歌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即喜用谐音双关语，是由“谐言”和“关语”构成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这在吴歌中运用得非常普遍，历史上称之为“吴格”。使用最鼎盛的两个时期就是南朝和明朝。
在南朝时期，《子夜》、《欢闻》、《读曲》等数百首歌曲，都是这一类歌谣。其中《子夜歌》四十二首中一半使用了谐音双关语。如：“今日已欢别，合会在何时? 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期。”其中“空局”关语为“棋”，取其谐音为“期”。再比如“春蚕易感化，丝子已复生”（“春蚕”关“丝”谐“思”）；“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芙蓉”关“莲”谐“连”） 都是这一类谐音双关语。而在《读曲歌》八十九首中，几乎三分之二使用了谐音双关语。如：“打坏木栖床，谁能坐相思? 三更书石阙，忆子夜啼碑。”（“三更”关“夜”，“石阙”关“碑”谐音“悲”，“书”关“提”谐音“啼”。）又：“非欢独慊慊毕业论文格式，侬意亦驱驱。双灯俱时尽，奈何两无由”（“双”关“两”，“灯尽”关“无油”谐“无由”）。更有谐音双关语加叹谓构成歌谣的:“奈何许，石阙生口中，衔碑不得语。”可见谐音双关语在当时的民歌中运用很广泛。而且同一谐音双关语在多种曲调中反复出现，某些意象关系相对固定，比如“芙蓉”关“莲”，“方局”关“棋”“，黄莲”关“苦”，“石阙”关“碑”等等，说明当时谐音双关语运用已经格式化，成为一种很成熟的歌谣语言表达方式。吴歌中的谐音双关语，体现婉转细腻的情感特征，为南方人所特有。其以喻传情，以隐寓意，曲折诡谲，扑朔迷离，听众的思绪须得拐几个弯才能真正领会其本意，是这一时期吴地歌谣的重要标识。[1]
明代吴歌十分丰富，也喜用谐音双关语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如刘效祖《锁南枝》之“瞎虫蚁逃生，实撞着你线索。”等，然实不多见。唯近现的天启崇祯年间冯梦龙之《山歌》，谐音双关语俯拾皆是。冯系江苏吴县人，对吴格谐音双关语自然熟悉。其《山歌》十卷用吴方言写儿女情长，成就极其伟大，是吴歌史上难得的好歌词。请看几首用谐音双关语写就的短 歌：[2]
睃
思量同你好得场，弗用媒人弗用财。丝网捉鱼眼上起，千丈绫罗梭（谐“睃”）里来。
别
滔滔风急浪潮天，情哥郎扳椿要开舡。挟绢做裙郎无幅（谐“福”），屋檐头种菜姐无园（谐“圆”）。
旧人
情郎一去两三春，昨日书来约道今日上我门。将刀劈破陈桃核，霎时间要见旧时仁（谐“人”）。
冯梦龙运用谐音双关语更活，有的经过扩充令节奏更加活泼。如“姐道郎呀好像新笋出头再吃你逐节脱，花竹仿子绘竿多少班（《作难》）。”又:“好似黄柏皮做子酒儿，呷来腹中阴落落里介苦，生吞蟛蜞蟹爬肠（《思量》）。”另外毕业论文格式，谐音双关语大都用在短歌中，长篇山歌如《笼灯》、《门神》等却很少见。这说明谐音双关语最适用于独具本色的山野短歌。
前人对此已经作了大量研究工作。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将《吴声歌》中所用之谐声字概括成两大类.第一类，同声异字以见意者，如 “藕”为配偶之“偶”，以“芙蓉”为“夫容”，以“碑”为“悲” ，以“题”“蹄”为“啼”，以“梧”为“吾”，以“油”为因由之“由”，以“棋”为期会之“期”，以“堆”为“涕”，以“箭”为“见”，以“篱”为“离”，以“博”为“薄”，以计谋之“计”为发髻之“髻”，以衣裳之“衣”为依旧之“依”，以然否之“然”为燃烧之“燃”。第二类，同声同字以见意者，如以布匹之“匹”为匹偶之“匹”，以关门之“关”为关念之“关”，以消融之“消”为消瘦之“消”，以光亮之“亮”为见亮之“亮”，以飞龙之“骨”为思归之“骨”，以道路之“道”为说道之“道，以结实之“实”为诚实之“实”，以曲名之“散”为聚散之“散”，以药名之“散”为聚散之“散”，以曲名之“叹”为叹息之“叹”，以曲名之“吟”为呻吟之“吟”，以“风”波“流”水为游冶之“风流”，以围棋之“著子”为相思之“著子”，以故旧之“故”为本来之“故”等。此外，还有以二字声音相近而谐声以见意者，如以“星”为“心”，以“琴”为“情”之类皆是[3]。王运熙先生《六朝乐府民歌》中的《论吴声西曲与谐音双关语》将谐音分成“同音异字，同音同字毕业论文格式，混合”三类加以论述，同时还论述了六朝时期普遍使用谐音双关语的社会风气，并由此上溯到《诗经》与《史记》，论述了双音谐字的历史渊源，颇为详尽[4]。可以说，谐音双关语是吴歌最重要的表现手法及艺术特色，已成为历代研究者的共识。
2．交际翻译理论（CommunicativeTranslation）
由Peter Newmark提出的交际翻译理论即“译者应该将原语文本以其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都容易为译语读者所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准确的传递出来。”在交际翻译中，译作所产生的效果应力求接近原作，力图传译出原文确切的上下文意义，使译文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形式上都能为读者所接受。交际翻译把翻译的重点转移到原文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在译文中再现的过程和结果上来。在交际翻译中，译者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比原作更好的作品来，译者有权力纠正或改进原作的逻辑关系，用优美的语言替代原文中晦涩的文字，去掉原文中模糊、重复和冗长之处，修改或阐清术语。译者甚至可以更正原文中的事实错误和笔误，将脚注中的内容添加在正文中。交际翻译以译作的读者为中心，为那些不期待遇到阅读障碍的读者提供更通顺、清晰、符合读者语言文化习惯的译作来，并且还能产生和原文一样的语势[5]。
3. 谐音双关语的翻译
谐音双关是利用字或词语的语音条件，使某些字或词语在特定语境中具有双重意义。英语和汉语双关在格式和修辞作用上虽然大致相同，但由于两种语言的语音和表达方式等不同，英语双关译成汉语或汉语双关译成英语时，往往难以找到理想的翻译。但是，笔者认为以交际翻译理论为指导，可以实现谐音双关语的恰当翻译。下面以笔者曾参与编译汪榕培教授主编的《吴歌精华》（英汉对照）[6]一书中处理谐音双关语的例子来论述。
交际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应使译文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形式上都能为读者所接受；并以译作的读者为中心，为那些不期待遇到阅读障碍的读者提供更通顺、清晰、符合读者语言文化习惯的译作。所以除了首先要尊重原文的意义之外，还要回到译作的读者这个中心上来。而《吴歌精华》（英汉对照）一书是编译给参加第27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的中外嘉宾看的，所以译文必须明白、通畅、易懂，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都能读懂，所以我们采取的翻译策略是把谐音双关语的字面意思和所隐藏的意思都翻译出来，或者是直接把谐音双关语所隐藏的意思翻译出来，否则，中外读者往往不知所云。事实证明，我们的翻译为吴歌起到了很好的挽救和宣传作用，因为吴歌已经越来越少的人知晓它了，正因为此毕业论文格式，国家已于2006年把吴歌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下面来看书中几例：
例1：怜欢好情怀，移居作乡里。桐树生门前，出入见梧子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子夜歌》）
译文：I love my charming sweetheart all the more/When he moved his house to live near me. / With the Tung tree by my door，/ I can see my man as well as the tree.
在这首《子夜歌》中，最后一句“出入见梧子”，“梧子”谐音“吾子”，即“女方所爱的男子”，这里我们把“梧子”（the tree）和“吾子”（my man）两层意思都翻译出来了，同时，tree和第二句的最后一个词me押韵，整首诗形成abab的韵式。
例2：朝登凉台上，夕宿兰池里。乘月采芙蓉，夜夜得莲子。（《子夜四时歌》）
译文：I climb the terrace when the day is bright，/ And stay beside the lakeshore for the night./ Icollect lotus when the moon sheds light/ And pick the seeds，with my sweetheart in sight.
此歌中“ 芙蓉” 即“ 夫容” 的谐音，指被女性所钟爱的男子或丈夫；“容” 是仪容的意思。“莲” 谐“怜”，“莲子”即“ 怜子” ，译成口语就是“ 爱你”。这首歌曲显然是女子的口吻，“ 乘月采芙蓉”者，乘月会情郎也，“夜夜得莲子”者，即每个晚上都有得到同你相爱的机会，这两句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在翻译这首诗时，我们同样把它的两层意思lotus和my sweetheart都译出来了。
例3：思量同你好得场，弗用媒人弗用财。丝网捉鱼眼上起，千丈绫罗梭里来。（《山歌?睃》）
译文：If I’d like to getalong with you，/ Neither matchmaker nor gifts I need. / Asfish won’t escape from the mesh，/ So you won’t escape frommy eyes. / As satin comes from the shuttle，/ So lovecomes from the first sight.
在此歌中，“丝”、“思”谐音，“眼”双关“网眼与人眼”；“梭”谐“睃”，又与前文“眼”相呼应。冯梦龙有赞语道：“眼上起，梭里来，谐音双关语最妙，俗所谓双关二意体也。”此诗原文只有四行，但译文却有六行毕业论文格式，因为我们把最后两句所隐藏的谐音双关语也译出来了。因为译文的读者是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客人，如果只是直译成Fish won’t escape fromthe mesh，/ And satin comes from the shuttle，他们可能不知所云。
例4：情哥郎春天去子不觉咦立冬，/风花雪月一年空。/姐道：“郎呀，你好像浮麦牵来难见面，/厚纸糊窗弗透风。”（《久别》）
译文：In spring，you left andwinter is now here; / In vain I’ve missed you for thewhole year. / “It’s hard to seeyou just like getting flour from husk; / There’s not abit of news from you，” I’ll say to mydear.
在这首《久别》中，最后一句“厚纸糊窗弗透风”意即“没有情哥郎的任何消息”，所以我们直接把这句背后的谐音双关语翻译出来There’s not a bit ofnews from you，让读者一目了然。
4. 结语
总之，谐音双关语是吴歌最重要的表现手法及艺术特色，是由“谐言”和“关语”构成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这在吴歌中运用得相当普遍。但是在把吴歌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这种谐音双关语给翻译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最后我们根据Peter Newmark所提出的交际翻译理论原则：“译者应力图传译出原文确切的上下文意义，使译文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形式上都能为读者所接受；并以译作的读者为中心，为那些不期待遇到阅读障碍的读者提供更通顺、清晰、合符读者语言文化习惯的译作来。”而我们编译《吴歌精华》（英汉对照）一书是给参加第27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的中外嘉宾看的，所以译文必须明白、通畅、易懂，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都能读懂，所以我们采取的翻译策略是把谐音双关语的字面意思和所隐藏的意思都翻译出来，或者是直接把谐音双关语所隐藏的意思翻译出来。
[参考文献]
[1]陈林.六朝民歌之“隐语”及其遗韵[J]. 中国音乐，1998，3.
[2]冯梦龙，等.明清民歌时调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陈跃进.道教在六朝的流传与江南民歌隐语[J]. 社会科学战线，1996，6.
[4]王运熙.六朝乐府民歌[M].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5]Peter Newmark.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1．地域文化不同导致的文化差异。地域文化指的是由所处地域、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所形成的文化，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种现象或事物采用不同的言语形式来表达。［3］112－113中国是个地大物博，幅员辽阔的国家，人们常常用“挥金如土”形容人花钱慷慨或挥霍无度。而英国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水对于英国人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所以他们用“spendmoneylikewater”来表示相同的意思。由于“土”对于他们来说是很珍贵的，若将“挥金如土”直译为“spendmoneylikeearth”英国人可能难以理解，从而造成交际障碍。作为岛国，英国在历史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与“boat”，“water”，“sailing”，“fish”相关的习语，而我国是农耕民族，习语自然与土地及耕作工具相关，所以英汉翻译时一定要根据各自的文化做出等值译文。如:“neveroffertoteachfishtoswim”(不要班门弄斧)，“abigfishinalittlepond”(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2．习俗文化不同导致的文化差异。不同的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规约和习俗。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反映民族的风俗习惯。日常打招呼，中国人大多使用“吃了吗?”“上哪呢?”等等，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随意感。可西方人会把这种打招呼的方式理解成为一种隐私干涉。在西方，日常打招呼他们会。单地说“Hello”，“Hi”，或按时间段问候，“Goodmorning!”“Goodafternoon!”“Goodevening!”。而英国人见面也会说:“Aniceday!”。中国传统婚礼习惯用红色，因为红色象征吉祥。在丧葬习俗中，丧色为白色。而在西方的风俗习惯中，白色却代表圣洁美好。所以，婚礼上新娘总是身着白色婚纱。所以，在翻译红色和白色时，译者要注重了解不同文化的风俗习惯，准确地表达语言所赋予的文化内涵。因此，“awhiteday”要译成“好日子”或“吉日”而不能直译成“白色的日子”。再如:yardsale(庭院售物)、garagesale(车库售物)、porchsale(门庭售物)或movingsale(搬家售物)，是英美国家一种独特的售物方式。由主人把家中多余不用的物品放在庭院中，车库里或门廊下廉价出售。而国内是没有这种做法的。因此，只有了解这种文化，才能正确翻译，否则，会根据字面意思造成误译。
3．思维模式不同导致的文化差异。思维模式是使用某一种语言的民族群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语言心理倾向。不同文化的人对外界认知模式的差异，往往导致思维模式的差异。中西文化认知角度的差异，表现在对同一事物具体与抽象特征敏感落点的不同。在对事物进行描写时，英语思维习惯往往把观察重点和视觉中心落在较为抽象的特征上，并以抽象的特征来说明更为具体的东西，而汉语的感知视点恰恰与此相反。如:中国人习惯性用具体的“锅碗瓢盆”指代厨房里的炊具，但因为认知视点的差异会误译为，“wok，bowl，gourd，la-dlebin”，而应抽象概括为“cookingutensils”。再如:“Hisbodyisveryhealthy．”(他的身体非常健康)、“Histwoeyesareblind．”(他双目失明)。从汉语的语言使用习惯来说，这两句说法没有问题。由于英语思维习惯把句意中心落在较为抽象的特征上，而汉语习惯落在具体的特征上，所以译文中的“body”，“eyes”就是一种汉语具体思维的体现，更地道的英语表达应该是“Heisveryhealthy”，“Heisblind”。语言与思维关系密切，不同的思维方式制约着语言的表达方式。所以，翻译时应充分了解两种语言的差异，排除思维习惯的干扰。
4．宗教文化不同导致的文化差异。宗教文化，作为一种以信仰为核心的特殊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习俗。英美人多信仰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凡事要遵从上帝的旨意。因此，英语中经常出现与“上帝”有关的语言表达，如:“Godblessme”、“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有些译者将这两句话直译成“上帝保佑”“上帝帮助自助者”。显然，这样的表达是不符合汉语文化的。由于中国受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深，所以，“Godblessme”译成“菩萨保佑”，“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译成“天助自助者”更符合汉语的文化传统，也更容易让中国读者理解。再如:“半路出家”(switchtoanewtradewithoutsolidfoundation)，“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takeapsiveattitudetowardone’swork)，“借花献佛”(topresentBuddhawithborrowedflowers—toborrowsomethingtomakeagiftofit)。“出家”、“和尚”，“佛”均是中国的宗教文化，为了避免理解上的难点，括号中的译文均采用了意译法。对于宗教文化方面存在的差异，在翻译时应予以注意，否则就会造成交际障碍。
5．情感联想不同导致的文化差异。语言的联想意义和社会文化是紧密相关的。在翻译中，尽管字面意义相同，但潜在的背景因素引起的心理联想会存在差异。一些看似相同的事物，不同文化习俗的读者，往往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联想。如:英语中“goose”含有蠢笨、呆头呆脑的意思，故而英语中有“stupidgoose”的说法，但对中国人来说，“鹅”是优雅、美丽、甚至高贵的化身，我们有洛宾王那首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咏鹅》为证，中国人无论如何不会将“鹅”与“蠢笨”联系起来。［2］狗在中国词汇中经常具有贬义色彩，“走狗、狗仗人势”等都带有强烈的讽刺意义。在西方，狗被视为宠物，带有褒义色彩，如aluckydog(幸运儿)、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等都体现了狗在西方人眼中的特殊地位。
6．价值导向不同导致的文化差异。价值导向是指社会或群体、个人在自身的多种具体价值取向中将其中某种取向确定为主导的追求方向的过程。由于价值导向不同，两种文化对于“谦逊”的看法截然不同。如:“modestdogsmissmuchmeet”(谦虚的狗没有肉吃)，“anexcessofmodestyobstructsthetongue”(谦虚过分束缚舌头)，“rulesmodestydestroygeniusart”(规则与谦逊会毁掉天才和艺术)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表明西方人认为“谦逊”无用。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注重“谦逊”。如:“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Modestyhelpsonegoforward，whereconceitmakesonelagbehind)，“满招损，谦受益”(Pridehurts，modestybenefits)，等等。西方英语国家一般强调个人行为，成就及个人价值。如:“Everymanforhimselfgodforusall”(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Everymanisthearchitectofhisownfuture”(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而我们更强调集体价值观，集体的成就。为了大局，可以牺牲掉个人的利益。因此，就有以下说法:“吃苦在先，享受在后。”(Thefirsttotoilthelttoenjoylife)这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强调集体的力量。再如:“众志成城”(Thereisverybigstrengthwhenpeoplejointogether)，“众人拾柴火焰高”(Manyhsmakelightwork)，“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inglethreadcan’tmakeacord，noringletreeaforest．)
二、结语
文化差异问题内容丰富而又复杂。在翻译过程中，只有充分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弄清源语言的真实涵义才能使译文贴切而又自然。在英汉翻译中，为了有效避免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误译，可以灵活采用不同的翻译技巧。在直译与意译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可以采用以下三种补偿策略。
1．对于词义空缺的词汇可以采用音译法。如:“阴(yin)”、“阳(yang)、bowling(保龄球)，disco(迪斯科)。
2．为了保留原文的文化色彩，可以采用释义法，注译法。如:theheelofAchilles(阿基里斯的脚跟———唯一致命的弱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