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是一项风险转移的商业活动。由于风险无所不在无处不有，理性的人们应该厌恶风险[1]，需要丰富多彩的保险产品规避风险。这正是保险公司存在的理由。
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的经济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这是心理学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面对风险决策，人们是会选择躲避呢，还是勇往直前？保险公司如何面对客户非理性——甘冒风险拒绝保险的行为呢？
一.人的非理性拒绝保险
让我们来做这样两个实验。一是有两个选择，A是肯定赢1000(1000,1)，B是50％可能性赢2000元，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2000,0.5)。你会选择哪一个呢？超过80%的人都选择A，这说明人是风险规避的。二是这样两个选择，A是你肯定损失1000元（-1000，1），B是50％可能性你损失2000元，50％可能性你什么都不损失（-2000，0.5）。结果，超过70%的人选择B，这说明他们是风险偏好的。
可是，仔细分析一下上面两个问题，你会发现他们是完全一样的。假定你现在先赢了2000元，那么肯定赢1000元，也就是从赢来的2000元钱中肯定损失1000元；50％赢2000元也就是有50％的可能性不损失钱；50％什么也拿不到就相当于50％的可能性损失2000元。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人在面临获得时，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风险；而在面对损失时，人人都成了冒险家了。这就是卡尼曼“前景理论”的两大“定律”。
人在面临获得的时候，喜欢躲避风险，而在面临损失时，却又倾向于冒险了。这是卡尼曼[2]（Kahneman）与特沃斯基（Tversky）的“前景理论”[3]的重要观点。理性使我们规避风险，非理性又让我们有风险偏好。
在人寿保险行为中人们有同样的非理。纯粹保障型产品没有储蓄型产品受欢迎。保险是一种损失性风险，这是由保险基本原理——损失补偿——决定的。用“前景理论”的实验描述人寿保险就是两种选择保险A有50%[4]可能死亡损失生命和1000元（保费）获得2000元（保险金），50%生存但损失1000元（保费），不保险B有50%可能死亡损失生命，50%生存而没有损失。如果把保险金当成对生命损失的补偿，那么A是（-1000，1），B是（-2000，0.5）。大部分人选择不保险B，这说明他们是风险偏好的。所以人们的非理性拒绝保险——风险规避——而寻求风险。
二.非理性人寿保险产品
显然，保险公司不会有上述的损失概率达到50%的产品。保险人经营的风险发生的概率一般不高。这是保险产品的经济可行性要求。理性上讲，保险的目的是风险转移与损失分担。只有纯保障性产品才是被保险人最理性的保险选择。由于人们面对损失的非理性，纯保障性保险产品往往不被市场接受。人寿保险市场主要是具有储蓄[5]功能的产品。长期死亡险和短期意外险占总保费比例不到十分之一，加上健康险也不到五分之一。
2002年全国人身保险保费2275亿，其中人身意外伤害险保费79亿，健康险保费122亿，寿险保费2074亿[6]。占人身险保费91%以上的寿险保费中属于纯保障责任的保费不到10%。大量的还本性的两全险和养老金险，客户可以反还保费同时又得到了保险保障。其实是用客户保费的利息充当了保险保障的保费。这种利息收入对客户不敏感。这就是芝加哥大学萨勒（Thaler）教授所提出的“心理账户”的概念。
钱就是钱。同样是100元，是工资挣来的，还是赢来的，或者路上拣来的，对于消费者来说，应该是一样的。可是事实却不然。一般来说，你会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存起来舍不得花，而如果是一笔意外之财，可能很快就花掉了。
这证明了人是有限理性的另一个方面：钱并不具备完全的替代性，虽说同样是100元，但在消费者的脑袋里，分别为不同来路的钱建立了两个不同的账户，挣来的钱和意外之财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今天晚上你打算去听一场音乐会。票价是200元，在你马上要出发的时候，你发现你把最近买的价值200元的电话卡弄丢了。你是否还会去听这场音乐会？实验表明，大部分的回答者仍旧会去听。可是如果情况变一下，假设你昨天花了200元钱买了一张今天晚上的音乐会票子。在你马上要出发的时候，突然发现你把票子弄丢了。如果你想要听音乐会，就必须再花200元钱买张票，你是否还会去听？结果却是，大部分人回答说不去了。
可仔细想一想，上面这两个回答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不管丢掉的是电话卡还是音乐会票，总之是丢失了价值200元的东西，从损失的金钱上看，并没有区别，没有道理丢了电话卡后仍旧去听音乐会，而丢失了票子之后就不去听了。原因就在于，在人们的脑海中，把电话卡和音乐会票归到了不同的账户中，所以丢失了电话卡不会影响音乐会所在账户的预算和支出，大部分人仍旧选择去听音乐会。但是丢了的音乐会票和后来需要再买的票子都被归入同一个账户，所以看上去就好像要花400元听一场音乐会了。人们当然觉得这样不划算了。
同样的，保险客户对所交保费与保费的利息建立了不同的帐户，保费是自己付出的而利息是获得的“意外”之财。显然，保险客户更看重保费。
这种保险市场的选择正好映证了“前景理论”的结论。面对客户的非理性选择，保险人要有针对性的非理性产品。
三.非理性寿险营销
面对人们的非理性决策，在寿险营销中必须抓住客户心理，理性地进行非理性营销。
1让计划书看起来很美
卡尼曼在做诺贝尔演讲时，特地谈到了一位华人学者的研究成果，他就是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中心主任奚恺元教授[7]。
来看一个奚教授于1998年发表的冰淇淋实验。现在有两杯哈根达斯冰淇淋，一杯冰淇淋A有7盎司，装在5盎司的杯子里面，看上去快要溢出来了；另一杯冰淇淋B是8盎司，但是装在了10盎司的杯子里，所以看上去还没装满。你愿意为哪一份冰淇淋付更多的钱呢？
如果人们喜欢冰淇淋，那么8盎司的冰淇淋比7盎司多，如果人们喜欢杯子，那么10盎司的杯子也要比5盎司的大。可是实验结果表明，在分别判断的情况下（评点：也就是不能把这两杯冰淇淋放在一起比较，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决策所依据的参考信息往往是不充分的），人们反而愿意为分量少的冰淇淋付更多的钱。实验表明：平均来讲，人们愿意花2.26美元买7盎司的冰淇淋，却只愿意用1.66美元买8盎司的冰淇淋。
这契合了卡尼曼等心理学家所描述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在做决策时，并不是去计算一个物品的真正价值，而是用某种比较容易评价的线索来判断。比如在冰淇淋实验中，人们其实是根据冰淇淋到底满不满来决定给不同的冰淇淋支付多少钱的。
在为客户设计保险计划时，可以附加风险很低的保障责任。客户花相对主险保费很少钱获得很高保障（保额）。这让客户看起来很美的计划书必容易让客户满意。
2突出客户获得“前景理论”的另一重要“定律”是：人们对损失和获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损失的痛苦要远远大于获得的快乐。在寿险营销中通过适当的话术突出客户获得的快乐，弱化损失的痛苦。
先让我们来看一个萨勒曾提出的问题：假设你得了一种病，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低于美国年均车祸的死亡率）会突然死亡，现在有一种药吃了以后可以把死亡的可能性降到零，那么你愿意花多少钱来买这种药呢？那么现在请你再想一下，假定你身体很健康，如果说现在医药公司想找一些人测试他们新研制的一种药品，这种药服用后会使你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突然死亡，那么你要求医药公司花多少钱来补偿你呢？在实验中，很多人会说愿意出几百块钱来买药，但是即使医药公司花几万块钱，他们也不愿参加试药实验。这其实就是损失规避心理在作怪。得病后治好病是一种相对不敏感的获得，而本身健康的情况下增加死亡的概率对人们来说却是难以接受的损失，显然，人们对损失要求的补偿，要远远高于他们愿意为治病所支付的钱。
健康险中有一种住院津贴的责任，相对补偿性的医疗报销责任，住院津贴是很受欢迎的产品[8]。被保人觉得报销性责任没有给他带来额外“收获”，而津贴却有“收获”。版权所有
再来看一个卡尼曼与特沃斯基的著名实验：假定美国正在为预防一种罕见疾病的爆发做准备，预计这种疾病会使600人死亡。现在有两种方案，采用A方案，可以救200人；采用B方案，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救600人，三分之二的可能一个也救不了。显然，救人是一种获得，所以人们不愿冒风险，更愿意选择A方案。
现在来看另外一种描述，有两种方案，A方案会使400人死亡，而B方案有1/3的可能性无人死亡，有2/3的可能性600人全部死亡。死亡是一种失去，因此人们更倾向于冒风险，选择方案B。
而事实上，两种情况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救活200人等于死亡400人；1/3可能救活600人等于1/3可能一个也没有死亡。可见，不同的表述方式改变的仅仅参照点——是拿死亡，还是救活作参照点，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表述方式上将得与失参照点平移以“获得”为中心。例如损失20元保费，获得200020元保额（保额加反还保费[9]），表述成（净）获得200000元。
3改变客户的参照系
不过，损失和获得并不是绝对的。人们在面临获得的时候规避风险，而在面临损失的时候偏爱风险，而损失和获得又是相对于参照点而言的，改变人们在评价事物时所使用的参照点，可以改变人们对风险的态度。
比如有一家公司面临两个投资决策，投资方案A肯定盈利200万，投资方案B有50％的可能性盈利300万，50％的可能盈利100万。这时候，如果公司的盈利目标定得比较低，比方说是100万，那么方案A看起来好像多赚了100万，而B则是要么刚好达到目标，要么多盈利200万。A和B看起来都是获得，这时候员工大多不愿冒风险，倾向于选择方案A；而反之，如果公司的目标定得比较高，比如说300万，那么方案A就像是少赚了100万，而B要么刚好达到目标，要么少赚200万，这时候两个方案都是损失，所以员工反而会抱着冒冒风险说不定可以达到目标的心理，选择有风险的投资方案B。可见，老板完全可以通过改变盈利目标来改变员工对待风险的态度。
在制订保险计划时，有两种方法可以改变参照系。一种是将保费损失隐含必要消费中或相对必要消费不明显。例如，航空意外险保费相对机票价格不是损失。同样，可以有列车旅客意外险、汽车旅客意外险等，只要保费不超过车票价格的5%，人们是不敏感的。另一种是提高客户对现有生活的优越感，进而产生保持这种生活持久下去的愿望，从而厌恶风险增加保险需求。
4帮助客户完美
再来看一个奚教授做的餐具的实验。比方说现在有一家家具店正在清仓大甩卖，你看到一套餐具，有8个菜碟、8个汤碗和8个点心碟，共24件，每件都是完好无损的，那么你愿意支付多少钱买这套餐具呢？如果你看到另外一套餐具有40件，其中24件和刚刚提到的完全相同，而且完好无损，另外这套餐具中还有8个杯子和8个茶托，其中2个杯子和7个茶托都已经破损了。你又愿意为这套餐具付多少钱呢？结果表明，在只知道其中一套餐具的情况下，人们愿意为第一套餐具支付33美元，却只愿意为第二套餐具支付24美元。
这里显示了人们追求完美的心理。“完整性”本身是一种美。一套餐具件数再多，破了几个就不美了。如果客户已经买保险了或是老客户，我们可以指出他保险计划存在“缺陷”，需要新的保险保障来完善。象补充医疗是对社保医疗的完善，补充养老是对社保养老的完善。人的生、老、病、死都需要保险保障。“完整性”是我们拓展保险市场的金钥匙。
5调整客户“心理帐户”
人们分别为不同来路的钱建立了两个不同的账户，挣来的钱和意外之财是不一样的。同样，也为不同的消费建立“心理帐户”。有些消费帐户预算总是会比较充裕而稳定，有些帐户波动性大而成为临时和备用帐户。如果说服客户动用临时帐户进行保险计划相对比较容易。在客户收入帐户与消费帐户之间有些关系紧密几乎是同一个帐户，有些比较随意，有一个分配过程。往往固定收入用于固定消费联系非常紧密，只有有盈余时才分配到非固定消费和投资帐户。
我们不要将保险计划固定到消费帐户。针对客户的财务状况，让投资帐户贫乏的客户把保险列入消费帐户，让投资帐户充足的客户把保险列入投资帐户。有些收入帐户的“意外”收入需要时间分配到消费和投资帐户。在这个过程中，引导客户参与保险计划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6小数法则
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往往会以偏概全、以小见大。概率论中贝叶斯定理的大数法则告诉我们，一个理性推断行为不仅会使用大样本的所有信息，也会利用所有的先验信息。但实际上人们往往只是重视了条件概率，而忽视了先验概率。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提出了他们称之为“小数法则”的许多例子，即人们通常会根据自己已知的少数例子来作推测。我们都知道，概率论中存在“大数定理”，指的是当分析样本接近于总体时，样本中某事件发生的概率将接近于总体概率。而“小数法则偏差”是指人们将小样本中某事件的概率分布看成是总体分布。人们在根据现有信息对不确定事件进行判断时似乎不关心样本的大小，也就是与“样本无关”。例如，投掷6次硬币如果出现4次正面2次背面，人们会将这个结果“推论”到投掷1000次的情况，因而高估出现正面的概率。这也说明人们往往会过于简单地将对不确定事件条件下的判断建立在少量信息的基础上。中国有句古话，“亡羊补牢”。如果发现邻居被人偷盗，会加强自己家的防盗系统，安装防盗门和防盗网等。其实，从社会总体上看，入屋盗窃发生的概率与邻居家被盗没有直接关系。人们往往从身边发生的小数有时是偶然事件去推理，判断。这正是与大数法则相对的小数法则。如果保险人从大数法则出发判断损失概率是理性的，那么个人从个别事件推理出的损失风险是非理性的。
保险人可以通过各种媒体，用专题节目、专栏[10]形式广泛报道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意外事故、灾难事件，加深读者对各种危险的印象，触发客户非理性联想，提高公众投保意识。
7悲剧的感染力
假设这个小岛上有1000户居民，90％居民的房屋都被台风摧毁了。如果你是联合国的官员，你以为联合国应该支援多少钱呢？但假如这个岛上有18000户居民，其中有10％居民的房子被摧毁了（你不知道前面一种情况），你又认为联合国应该支援多少钱呢？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后面一种情况下的损失显然更大。可实验的结果显示，人们觉得在前面一种情况下，联合国需要支援1500万美元，但在后面一种情况下，人们觉得联合国只需要支援1000万美元。
90%的破坏性产生的悲剧色彩给人们以震撼。这正是航空意外险在没有推销的情况下购买比例超过80%的原因之一。因为航空事故的死亡率几乎是100%。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加深了人们对航空事故印象，提高了对航空危险的厌恶程度。同样的原因，保险人通过各种媒体广泛报道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意外事故、灾难事件时，要选择更惨烈、悲剧色彩更浓的事件进行更深入的跟踪报道。
四.最大化人们的幸福版权所有
人们最终追求的是幸福，而不是金钱。这是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人们在追求金钱时，往往异化了。金钱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传统经济学认为增加人们的财富是提高人们幸福水平的最有效的手段。但奚教授认为，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很小的因素之一，人们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举个例子，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人均GDP翻了几番，但是许多研究发现，人们的幸福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压力反而增加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们耗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和资源，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财富，但是人们的幸福程度却没有什么变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归根究底，人们最终在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有更多的金钱。因为，从“效用最大化”出发，对人本身最大的效用不是财富，而是幸福本身。
我们不能一味地用金钱来衡量客户的得失。安全感的满足、爱心与责任心的体现、时尚的追求等是一份保险计划给人们心理上幸福感。所以在引导客户的享受保险的诸多幸福与快乐前提是保险的交费计划要确实可行，不至于成为生活的负担。只有这样客户才能体验纯粹的幸福与满足。
通过完善的客户服务，保险人与客户建立紧密联系，使客户产生归属感。
五.结语
大多数人的行为作为个体不是非理性的，人们不会断然地去冒险、也不会不加考虑地去买保险。我们总是会遵循某种可以使我们有预见地或系统考虑问题的方式来进行决策，只不过这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传统的理性决策模型。绝对的理性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占有足够信息，二是具有完备逻辑。这两个条件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是无法真正满足，何况在比较紧急时还有一个时效性问题，即运用逻辑尽可能快。所以人们非理性是绝对的。保险产品的特点和人们需求隐性化决定了人们非理性地拒绝保险。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要针对人们的非理性进行产品设计和保险营销。
[1]创立博弈论的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教授用个人收入的效用曲线解释了理性经济人也有风险偏好的情况。
[2]卡尼曼因为对非理性经济行为的研究，建立了“前景理论”而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3]概括来说，前景理论有以下三个基本原理：（a）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的时候是风险规避的；（b）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风险偏爱的；（c）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
[4]生命表显示60岁的人在20年间的死亡率超过50%。
[5]这里不指因平准保费必然产生的储蓄。
[6]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统计资料。
[7]奚教授用心理学来研究经济学、市场学、决策学等学科的问题，是这个领域的主要学者之一。
[8]保险人往往将医疗津贴产品作为附加险来促主险销售。
论文摘要：在当今社会中，无论是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还是社会结构的变革与适应，都离不开保险业的作用。随着市场的扩大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保险业发展的经济效应、社会稳定及协调发展效应愈加明显。文章从保险业发展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两方面对山西保险业发展的功能进行了评述。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保险业大有作为。第一，发挥经济助推器的作用，通过风险管理和损失补偿，为人们的创新与发展提供有利支持，可以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第二，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通过养老和健康保障，保险可以解决人们生活的后顾之忧，促进社会的协调稳定。
一、保险业发展的经济效应
1.经济补偿效应。保险是分摊意外损失的一种财务安排，通过向所有被保险人收取保险费来补偿少数被保险人遭受的意外损失。因此，少数不幸的被保险人的损失由包括受损者在内的所有被保险人分担。作为一种集合和分散风险的机制，随着业务范围的拓展和保险经营技术的提高，经济补偿效应将逐步得到充分发挥。
近年来,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重大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人民生命和财产多次遭受重大损失，保险业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经济补偿的重任，为灾后重建、恢复生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在1998年特大洪灾和2003年非典、2005年禽流感及重大煤矿事故中,保险业及时赔付，有效地恢复了生产和安定了人民生活。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个人把商业保险作为养老、医疗保障和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据统计，2004年山西省保险业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保险金达到19.7亿元，2005年达到20.08亿元，2006年达到25.27亿元，2007年达到52.5亿元。例如，2004年8月18日，大同合成橡胶集团发生的特大爆炸事故，生产线遭受严重毁坏。人保财险山西分公司接到报案迅速赶到现场。经过初步查勘后，立即支付预付赔款400万元。并于2004年12月24日经公估机构里算后，向大同橡胶集团支付赔款869.59万元，使该受灾单位迅速恢复生产和经营。2004年10月7日，山西运城虹桥旅行社承办的旅游团发生严重车祸，造成3人死亡、8人重伤、12人轻伤的恶性事故，人保财险山西分公司支付旅行社责任险赔款125万元。2008年3月9日，阳泉市平定县山西海祥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了一起严重火灾事故，造成6名矿工窒息死亡。大地保险阳泉中心支公司接到报案后，加大理赔“绿色通道”的开放力度，及时支付保险赔款120万元。
2.资金融通效应。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险业是金融业的三大支柱之一。许多商业保险公司作为契约型储蓄机构筹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具有来源稳定、期限长、规模大的特点，内在的投资需求使保险公司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建设资金，而且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保险具有资金融通效应。保险费是预付的，保险赔偿或给付责任要在整个保险期内履行，还有损失发生与给付之间存在间隔、历年赔付率波动、巨灾发生的可能性等因素，因此保险公司要提留各种准备金。运用暂时闲置的大量准备金保证保险资金的运动是必要的，投资可以进一步增加收益和增强给付能力。投资收入既是金融市场资金的重要来源，也是保险公司收入和利润的重要来源。
保险业通过收取保险费，集聚社会闲散资金，建立保险基金，再通过银行存款、购买国债等形式进行资金运用，为基础设施、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等建设融通了资金，为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支援了经济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了改革顺利进行。2004年，我国各省市保费收入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较为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保险需求弹性值为1.49%。
保险资金通过投资国债、证券投资基金和同业拆借等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保险的资金融通效应将逐步得到发挥。
3.收入分配效应。保险基金的形成涉及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交往，即感到风险的行为主体（投保人）愿意出钱（保险费）给另一行为主体（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在收到保险费后形成保险基金，当保险人出现保险事故发生损失时，愿意按照事先的约定进行赔（给）付。这是典型的交换，社会保险的财务及给付机制影响到储蓄与资本积累、劳动力市场供求和收入再分配的形成。
二、保险业发展的社会效应
保险作为现代生活风险管理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贯穿于人的生、老、病、死全过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保险所提供的已经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而且成为一种有利于社会安全的制度安排，渗透到经济的各行各业、社会的各个领域、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参与社会风险管理、减少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纠纷、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社会效应逐步发挥。
1.社会稳定效应。保险公司从承保、计算费率到理赔都要与灾害事故打交道，需要掌握财产的分布和各种灾害事故损失的统计资料，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研究，积累防灾防损经验。减少灾害事故能相应减少保险的给付，从而增加保险资金积累和降低保险费率，所以保险公司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加强防灾防损工作，宣传并向防灾防损部门投资，把防灾防损作为保险的首要任务。保险赔偿只是分摊灾害事故损失，但整个社会仍受到危害，只有防灾防损才能减少灾害事故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投保人投保只是预防万一，他们宁可保险费白缴，也不希望灾害事故发生。可见，保险公司是社会防灾防损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门。
目前我国下岗失业人员较多，保险业正确处理了改革、稳定、发展的关系，以社会稳定为己任，积极创造就业机会，仅通过招收业务人员，就解决了130多万人的就业难题，缓解了就业压力，维护了社会稳定。
2.社会保障效应。近几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了较快发展，社会保险费收入和参保人数都有较大幅度增长。但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政策，只能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不能满足人们大病医疗的需要，也不能满足人们退休后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需要。为弥补这一缺口，保险业报出了一系列商业医疗、养老保险，满足了人们较高层次的保障需要。养老保险不仅可以保障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而且可以减轻子女负担，增加扩展家庭效用，还可以增加子女教育投资，提高收入预期。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解除了人们医疗、养老等的后顾之忧。
3.社会管理效应。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辅助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通过不断开拓服务领域，保险可以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有利于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政府可以运用保险这一市场经济手段辅助社会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企业风险管理日益成为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保险作为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在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人们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保障需求将更多地依赖于时常化的手段来解决。保险将逐步成为个人生涯规划和家庭保障计划的重要内容。
4.本地化效应。保险业只有融入地方经济，服务于地方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近年来，山西省各保险公司不断寻找保险发展的增长点和服务地方经济的切入点，从支持支柱产业、服务“三农”、推动责任险等方面创新产品和服务，拓宽保险发展领域。作为全国最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山西矿产资源丰富，尤以煤炭储量为最。煤炭行业是山西经济的支柱产业，安全保障问题又是备受政府和人民关注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推动煤矿雇主责任险发展，组建专业性煤炭保险公司。针对各地频繁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和公共责任事故，2004年12月,山西省在采煤行业推动开展煤矿职工工伤保险、井下职工意外伤害保险等。2006年11月，山西省开始将商业责任保险机制引入全省安全生产领域，特别是采掘业、建筑业等高危行业，大力引导和鼓励生产经营单位积极投保责任保险，实现安全生产的有效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参考文献：
1.朱文胜.保险理论研究的思考.保险研究，2000(3)
提要：相互制保险作为农业保险的一种模式在我国已试行了四年，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法律法规的缺失是最为严重的一个，其次就是财政补贴力度不足限制了相互制保险在我国的发展。
农业保险是世界各国支持和稳定农业生产的三大政策性措施之一。发展农业保险既是农业生产面临自然风险的客观需要，又是保障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乃至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安定社会生活的必然要求。由此，我国对现有的各种农业保险模式进行实践，其中就包括相互保险，它也是现在各国普遍采取的农业保险模式。
一、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的成立
针对我国农业保险日趋萎缩的现状，2004年保监会加大了农业保险的实施力度，尝试多种模式。2005年1月11日，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简称阳光保险）正式挂牌开业。阳光保险是经保监会批准成立的我国第一家相互制保险公司，它的建立突破了《公司法》和《保险法》，填补了我国相互制公司模式的空白，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迈出了新的一步。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是在黑龙江垦区开办14年农业互助保险的基础上，由该区20万农户发起设立的、以投保人作为法人组成成员、以从事相互保险为目的的法人机构。
农业保险，是以生长期、可收获期的农作物和养殖动物作为保险标的，在保险标的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而发生经济损失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农业保险的标的物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农业保险承担的危险也非常复杂，多数危险属于巨灾型，农业保险业务存在高风险、高赔付、预期收益有限等特点，经营风险大。另外，农业保险业务分散，管理费用和经营成本都非常高。农业保险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其从整体上不具盈利性，农业保险产品难以商品化，农业保险业务不能够按照商业保险的一般规则进行经营。
相互制保险公司是由所有参加保险的人为自己办理保险而合作成立的法人组织，投保人向保险公司缴纳保费，获得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服务，保险公司出现赢利时，可以向投保人分配盈余、赠送保险或降低保费。相互制保险公司的出资人就是投保人，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由其选举出董事会作为经营决策和执行机构，选举出监事会作为公司运营的监督机构；董事会选聘的经营管理层作为公司的经营机构。相互制保险公司是非营利组织，其经营方式是，由会员事先缴纳基金，并按时缴付保险费，但仅负有限责任；相互保险公司经营如有盈余，完全由会员共享，或分别摊还，或拨作公积金；会员兼具投保人与保险人双重身份；公司没有股东，经营目的是为参加该组织的投保人谋取福利，这正符合农业保险的特殊性。
二、阳光保险发展状况
目前，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设有13个分支公司、94个保险社，2，000个保险分社，其中广东分公司于今年2月20日在广州成立。其农业保险种类包括马铃薯种植保险、青贮玉米种植保险、甜菜种植保险、小粒豆种植保险、亚麻种植保险、杂豆种植保险、养猪保险、牛肉保险、农业机械设备损失险等9大类。四年来，阳光保险始终坚持把服务“三农”和落实国家惠农政策作为企业的经营宗旨，共承保粮食作物总面积1.3亿亩；累计支付农业保险赔款17.4亿元，使57.9万受灾农户得到及时赔付，保障了农户的生产和生活稳定，发挥了农业保险惠民、安民、富民的作用。2007年在阳光保险相互制模式的吸引下，黑龙江20.8万农户投保了阳光保险的相关险种，其中黑龙江垦区15万户，地方农村5.8万户。阳光保险2007年承保黑龙江粮食作物2，850万亩，占全省粮食作物面积的20%以上，其中在垦区承保2，576万亩，保费收入3亿元，在地方农村承保275.5万亩，保费收入2，750万元。同时，阳光保险还在齐齐哈尔、安达等地承保奶牛1.8万头，在黑龙江垦区承保能繁母猪17.6万头。
三、阳光保险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阳光保险成立之初，各界学者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互制保险在我国发展的相应思路。阳光保险在成立后的这四年中不断发展，解决实际经营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但其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一）缺乏法律保障。我国现行的《保险法》是一部商业保险法，而农业保险一般是政策性保险，所以，现有的《保险法》并不适合于农业保险。尤其是相互制保险公司更具特殊性，它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保险公司，也不适用《公司法》。我国《保险法》和《公司法》目前对于国有独资、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有限责任公司都要求具有一定金额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但如何看待相互保险公司在开业时申报的“资本金”，并在统计和会计报表上做出正确反映，法律并不明确。因此，阳光保险在正常经营及信息披露时就遇到许多问题，开业申报的“资本金”到底是算“自有资本”还是“负债”？
如前所述，相互公司开业之前筹集的启动资金的性质不同于股份公司的“资本”或“股本”。股份制保险公司的“资本金”不仅用于支付创立费用、初期的经营费用，更重要的是用于公司履行赔偿责任的担保资金，而相互保险公司的这部分资金却不扮演“担保金”的角色。因此，应当在《保险法》和《公司法》中增加对于相互公司的适用规则，日本的《保险业法》就是如此，即在关于相互公司的规定中增加了《商法》对于相互公司的适用情况。该法将相互保险公司筹集的开业资金称为“基金”，相当于股份制保险公司的“股份认购申请书”，对相互保险公司称为“基金认购申请书”，相当于股份制保险公司“股份的数额”，对相互保险公司称为“基金的认购额”，等等。
另一方面，对于农业保险中的“巨灾风险保障基金”的性质没有相关法律作出说明。阳光保险在经营中，提取每年保费收入的10％建立“巨灾风险保障基金”，税务部门认为这部分资金作为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的一部分应该缴纳企业所得税。然而，就相互保险公司而言，保障基金的建立是作为出现巨大灾情的赔偿的补充，是为了减少灾民的损失，不应对其征收所得税；而且这些基金都是投保人的税后收入形成的，只是用做损失补偿的一种准备，不存在利润因素，因而没有赢利可言，根本就不属于所得税的课征范围。
（二）财政补贴不足。对于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而言，目前得到的财政支持仅局限于部分保费补贴。按照公司设计的建立“三方筹集”保费的新模式，申请国家给予财政补贴的20%的部分一直难以足额到位，2005年共收取农险保费21，984万元，假如国家财政补贴20%，应该为4，396万元，但财政补贴仅到位2，000万元，资金缺口2，396万元。2006年共收取农险保费25，394万元，假如国家补贴20%，应该为5，042万元，但财政补贴仅到位2，400万元，资金缺口2，642万元。两年共缺口资金5，038万元。由于国家财政补贴额度不足10%，目前其余部分由农垦企业集团利润留成部分予以补充。但农垦地区的非凡性在于，农垦企业集团的利润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农户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换句话说，农垦系统内部的补贴实际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部分保费分摊表面上看是自上而下的补贴，实际上农民仍然是最终的承担主体。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财政对于保费补贴的比例非常低。由于财政补贴不到位，给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造成较大幅度的亏损，农业保险难以实现精算平衡。阳光公司2005～2006年综合赔付率为87.47%，综合费用率25.74%，综合成本率113.21%，亏损总金额为5，908万元。
根据国外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的经验，国家一般会对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的运行费用给予50%以上甚至全额补贴。由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非盈利性，国家对运营经费的补贴将使政策性农业保险近似于纯费率运营（去掉了保险公司确定保费率时加入的管理费率和利润率因素），从而间接地降低农户的保费负担，有效提高保险公司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农业部农垦局课题研究组.我国农业保险财政政策问题研究[J].中国农垦，2008.3.
【内容提要】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差异，各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差异很大；由于现行养老保险体制的覆盖面不同，现行体制内的赡养率也有较大差异。如果必须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那么从最小化改革成本的角度看，立即对现行体制实施改革也许并非最佳选择，而应根据各国的现状妥善选择实施改革的时间。本文通过分析给出了以OLG模型方法计算改革成本的一个公式，在对该公式的各组成部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存在最佳改革时机的结论。
【关键词】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成本最小化
【正文】
一、引言
（一）问题的提起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创立于19世纪下半叶。二战以前，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基本上采用部分积累、部分现收现付式的全国缴费计划（Weaver1982，转引自WorldBank，1994）。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战争期间的财政混乱局面，人们对基金支持的养老金计划产生了怀疑，公共养老金计划日益成为以缴费制、依靠工资税筹资和现收现付等为特点的计划(WorldBank,1994)。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已步入成熟期。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在经过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慢，并且由于生育率的大幅下降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年龄结构日趋老化。建立在现收现付系统上的社会保障支出日益庞大甚至入不敷出，终于产生了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福利危机”。
20世纪80年代初期，智利成功地完成了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完全基金制的私有化改革，彻底摆脱了社会保障体制对经济的制约作用，使经济走上了良性发展轨道。受智利改革成功的鼓舞，世界各国纷纷对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广泛展开对各种类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利弊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对是否转向完全基金制还是转向部分现收现付、部分基金制的混合制仍存在较大分歧。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MartinFeldstein为主席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积极倡导对现收现付为主的现行美国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认为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以完全基金制为特点的私有化改革，既有助于解决社会保障制度的未来赤字问题，又可以提高国民储蓄率，并可促进经济增长。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PeterA.Diamond为主席的美国国家社会保险研究院(NationalAcademyofSocialInsurance)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美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无大的财政问题，只需将退休年龄与人均期望寿命指数化并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一部分投资于股票市场即可解决未来的财务问题（李珍，1998）。产生这种分歧的原因，在于对影响社会保障体系运转的各因素认识上的差异。支持转向基金制的人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老化将使现收现付制走向崩溃。反对者则认为，人均期望寿命的延长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重要因素，通过适当提高退休年龄即可部分缓解现收现付制面临的压力．同时将现时的盈余进行投资使其得到增值亦可使现收现付系统得以延续。由于完全基金制高度依赖于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基金的持续增值，政策的稳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速度等无不对其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受近年来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鼓舞，部分人认为完全基金制可使国家彻底摆脱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带来的困境，但有关完全基金制对经济发展影响方面的争论仍在继续。
近年来有许多经济学家对各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具备的优缺点进行了广泛细致的研究(Per-OlovJohansson,1998)，但尚未发现有人就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是否存在最佳时机进行过研究的报导。当前，在世界银行的大力倡导下，迫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带来的压力，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展开。
（二）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分类
世界各国采纳的养老保险制度差异很大，大体可归为三大类：一是现收现付式；二是基金式；三是以上两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的融合，也称做混合式(WorldBank,1994)。
现收现付(Pa-As-You-GO,PAYG)式养老保险制度是通过征收工资税筹集资金的。具体表现为，在任何时点，养老保险体系对正在工作的一代人以其工资收入的一定百分比收取养老保险费，同时用所收取的资金对体制内已退休者支付退休金。
基金制(PensionFund)又称积累制，是近年来较受人们推崇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该制度是通过积累起一笔资金用于支付未来的债务，使总的缴费额加上投资收益在任何时候都足以现值付清全部当期债务。
混合式养老保险制度是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与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的混合体。在这种体制下，在职职工上缴的养老保险费中的一部分将被用于支付目前已退休者的退休金，剩余部分则以基金形式形成积累，留待将来退休时作为其养老金的一部分。
（三）各种养老保险制度的比较
为了便于分析，根据现收现付制度的运行规律给出如下定义：(1)p(a,t)为t年初养老保险体制已覆盖的年龄为a的人数。(2)假定养老保险费率为一常数c，即养老保险体制内所有人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占其收入的比例为常数（不同国家c的变动幅度很大，从略高于10%到超过30%不等，并且一般是受保人与雇主按比例分摊该项费用）。(3)不同收入组别的人，其工资水平只与参加工作的年限有关（注：由于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工资收入将呈上升趋势（利用1998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提供的1997年月平均工资数据，以工资收入作为因变量，工作年限作为自变量做线性回归，其R[2]=0.974），此处为便于讨论，假定随工作年限的增长，工资增加的幅度为常数。），即：
W[,a]=W[,0](1+(a-a[,0])w)
式中：a[,0]为参加工作时的年龄，W[,a]表示工作年限为(a-a[,0])的一组人的年平均工资，W[,0]为参加工作第一年的工资，w为年工资增长率。(4)假定所有人都在年龄为a[,0]时开始工作，于a[,1]岁末时退休（为简化起见，暂不考虑失业因素），人均期望寿命为a[,2]。(5)在现收现付制下，已退休者每年领取的退休金为W[,r]。
则有：t年收取的保险费总额为
附图{图}
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下，若在职期间按规定交纳了养老保险费则在退休后即可开始领取退休金，并且通常规定年度领取的退休金为该年度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某一百分比R（替代率）（注：对退休金的发放标准的管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将退休金按工资进行指数化；二是将退休金按通货膨胀率进行指数化，此处系指前一种指数化方法。），所以有，附图{图}
（当规定退休金为职工在职期间最后n年工资的某一百分比R[,n]时（注：此处为将退休金按通货膨胀率进行指数化的一种特例。），
附图{图}
当年度收支保持平衡时，有：
附图{图}
通过式(1)可以看出，在推广现收现付制度的初期，由于附图{图}很小，即受益人较少，而附图{图}较大，即缴费人较多，因而在较低的养老保险税率下即可收取较多的养老保险费，从而保证支付给退休者较高的养老金；随着制度覆盖面的加大，受益人附图{图}逐渐增多，缴费人附图{图}也在增加，仅交纳过极少养老保险税（由于制度是在其工作一段时间后才开始推行的，这批人未能在整个工作期间向制度交纳养老保险费）的一些人，得以领取较多的退休金；当制度覆盖面达到一定程度后，新进入者明显呈下降趋势，缴费人附图{图}增长缓慢，与此同时受益人附图{图}却仍在继续增加，缴费人与受益人之比持续下降，在缴费率不变的情况下，年度内缴费将有可能不足以满足支付退休金的需要。要想使现行制度维持下去，惟一可选择的办法是提高养老保险费率。
正如世界银行的研究者指出的：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有着典型的生命周期，该周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在制度处于第一阶段时，覆盖率低，缴费人和受益人的比例很高，大多数国家在这一时期处于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且人口增长较快的阶段，所以可积累起一大笔当期盈余为该制度提供资金。第二阶段时，覆盖率加大，缴费人与受益人的比例降低，未在整个工作期间缴费的人却获得足额的津贴，缴费率虽然提高，但盈余减少或消失了。大多数国家在这一时期处于人口年龄结构稳定且人口增长放缓的阶段。第三阶段，大多数人被覆盖并享有足额的退休津贴，人口已经老化，缴费人与受益人之比持续下降，大多数国家出现较大的当期赤字，直至制度走向崩溃(WorldBank,1994)。
在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下，工作期间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形成养老保险基金，制度将保证该基金的最低收益率；在满足规定的缴费年限并达到退休年龄后即可一次性支取或分期支取过去个人缴费及其所得收益。按照上面定义的符号，加入保险制度时的年龄为a[,0]时，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下退休金的发放标准为（等额分期支取的情况）：
附图{图}
式中r为年收益率，a[,0]为个人交纳养老保险费的最低年龄。
从式(2)可以看出，完全基金制仅依赖于交纳的养老保险费的高低与基金的增值。任何该制度下的受益人都将在退休后领取个人在工作期间曾交纳过的养老保险费以及这笔资金的收益，缴费低者领取的养老金也少。显然，完全基金制不存在现收现付制那样的生命周期。然而，该制度当基金无法达到预期增值时，将无法支付应付的退休金。
因此，在实施养老保险计划的最初几年里，由于几乎没有适合的受益人，制度赡养率（注：制度的赡养率定义为制度内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与制度内交纳养老保险费的人数之比。）很低，现收现付制常常显得比完全积累制优越。当制度渐趋成熟时，更多退休人员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现收现付制度的优越性消失了。但如果工资的增长率加上劳动力增长率超过利率，现收现付制在长期运作中仍然具有成本优势和较高的收益率。在这种情况下，现收现付制能使各代人生活得更好：每代人都能得到比他们支付过的缴费额高的养老金现值。但是如果工资的增长率加上劳动力增长率低于利率，完全积累制计划就具备长期运作的成本优势以及较高的收益率(WorldBank,1994)。
混合式养老保险制度因其部分为现收现付制，部分为基金制，其性能特点介于两者之间。养老保险税率不可能每年都进行调整，所谓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在最初阶段由于存在较多的盈余而形成积累，实际上等同于混合式养老保险；随着现收现付制度的成熟，过去的盈余逐渐被用于弥补养老金支付的缺口，直至最终用完所有的资金而走向真正的现收现付。所以在混合式养老保险制度下，当现收现付与基金部分分开管理时，其现收现付部分也会因制度的成熟而有可能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而其基金部分在不能达到预期收益时同样会遇到支付困难。
（四）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
对于任何形式的养老保险制度而言，其受益人均为制度覆盖者。因此，讨论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应只就制度内的人口年龄结构而言。
1.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是代际资源的转移，制度内人口的老龄化必然对其产生影响。
(1)因生育率持续下降导致的人口老龄化。若人口老龄化出现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的最初阶段，制度的赡养率（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与交纳养老保险费的人数之比）较低，短期内随着制度覆盖面的增大，制度的赡养率不会有太快的增长，但制度趋于成熟的过程将明显缩短。若人口老龄化出现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的成长期，赡养率已达到一定水平，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意味着进入制度的新人呈下降趋势，制度覆盖面增大的速度必将放慢，将导致制度成熟的速度加快。若人口老龄化出现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的成熟期，赡养率已达较高水平，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将使缴费人口趋于减少而领取养老金的人口呈上升趋势，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必将迅速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
(2)因人均期望寿命延长导致的人口老龄化。从式(1)可以看出，当退休年龄及替代率保持不变时，人均期望寿命的延长，致使a[,2]-a[,1]增大（领取退休金的年龄组别增加），若缴费率不变，必然会使制度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直至走向崩溃；但若能适当提高退休年龄a[,1]，将有可能在缴费率不变的条件下使替代率保持不变。
2.对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下，每一个人的退休金来自过去交纳的养老保险金及其增值，该制度不存在代际资源的转移，因生育率下降造成的制度内人口的老龄化并不会对制度产生影响；但当人口老龄化源自人均期望寿命的增加时（a[,2]-a[,1]加大），该制度也将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若要保持缴费率不变，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提高退休年龄或寄希望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使资金快速增值。
3.对混合式养老保险制度的冲击。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当出现因生育率持续下降造成的人口老龄化，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必将在未来产生支付危机，而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制度不会受到影响；当人口老龄化源自人均期望寿命延长时，两种养老保险制度均需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才可避免发生支付危机。因此作为两种制度的混合体，混合式养老保险制度无法应付因生育率下降造成的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对因人均期望寿命延长形成的人口老龄化也只有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才可使制度避免产生支付危机。
当前人口老龄化的形成既有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原因，也有因医疗和生活水平提高使人均期望寿命提高的原因，至于两种因素哪个作用更大些，仍在讨论之中。战后，生育率持续下降，不论其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有多大，必然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之一；而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基金式和混合式养老保险制度明显优于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所以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已是众多专家学者的共识。
二、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成本的界定
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成本主要指因改革而使社会将要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不仅与原体制的遗留问题有关，也与未来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世界银行，1998）。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意味着原制度的终结与新制度的开始。然而由于原制度内不同年龄组别的人已向原制度交纳过不同年限的养老保险费用，当原制度保持不变时，这些人退休后原制度有义务为其发放相应的退休金。过去原制度用收取的保险费支付已退休者的退休金，因而对现已退休和正在工作并已交纳过一定年限养老保险费的人形成隐性债务。这些债务不仅不会随制度的改革而消失，反而会因制度的改革而使隐性债务显性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债务并非需要立即支付，而是可以在未来需要时分期支付的。
（一）人口学因素对改革成本的影响
人口学因素是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的主要诱因之一。原体制内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均预期寿命的增加等，无疑将对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成本产生重要影响。人口学因素对改革成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原体制内人口的年龄结构。从某一特定时点看，若体制内的赡养率很高，则表明现行制度的债务（注：制度的债务分为两类：一类是需要向现已退休者（老人）支付的养老金；另一类是，现在仍在工作，但已向现行制度交纳过养老保险费的人（中人）将来退休金的一部分。）较大，若此时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则原制度所欠债务的支付高峰将集中于改革后的最初阶段；若体制内的赡养率处在较低水平，则表明原制度的债务较小，实施改革后所需支付的剩余养老金较少。当从某一时间段进行考察时，若原体制内的赡养率已经较高而且呈上升趋势，则表明原制度的债务较大，并且改革后不久就将面临养老金支付的高峰期；而若体制内的赡养率呈下降趋势，则表明债务正在减少；若推迟实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时间，短期内体制内的赡养率呈下降趋势，并且在一定期间内不会发生支付危机，则应待体制内的赡养率下降到一定水平时再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
2.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下，当退休年龄保持不变时，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将使人们在退休后领取退休金的年限加长，因而由制度支付的养老金将会增加。在对现行养老金体制进行改革时，原制度遗留的债务（将需支付的养老金）不仅与每年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有关，也与需要偿还债务的期限密切相关。当未来人均期望寿命随着医疗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加时，则将意味着原制度偿还债务的数量和期限将同时增加。因此，人均期望寿命的延长将使原制度的债务负担加大。
3.即将被现行制度覆盖的人口的年龄构成。这将引起现行体制内人口年龄构成的变化，使原体制内的赡养率发生变化。当对改革的实施时间进行选择时，该项因素将起一定的作用，必须在考虑之列。
（二）经济学因素对改革成本的影响
假定养老金体制改革发生在t年，而在改革后的第n年需付出的养老金总额为W(t+n)，则原制度遗留的债务在改革发生时的现值为：
附图{图}
式中，r为预期年收益率，m表示需要为原体制支付遗留债务的年限（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发生后，原体制覆盖范围内最后一个生存者的死亡时间与改革时点间的年限）。由于相对而言，W(t+n)和m主要取决于人口学因素的影响，因此影响原制度遗留债务现值的经济学因素等同于影响投资收益率r的因素。
首先，经济增长速度将对投资收益率产生影响。若改革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较高的经济增长必然产生较高的投资需求，因而将可望有较高的投资收益，从现值看，r增加，原体制的债务将会减少；若改革发生在经济增长缓慢甚至不景气阶段，投资需求必然较低，将不会有太高的投资收益，从现值看，r较小，原体制的债务将会加大。
其次，实际利率对投资收益率的影响。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差，在名义利率一定的情况下，若通货膨胀率较高则实际利率较低，因而r较小，从现值看原体制的债务将会加大；若通货膨胀率较低则实际利率较高，因而r较大，从现值看原体制的债务将趋于减少。同理，在通货膨胀率不变的情况下，当名义利率较高时，则实际利率也较高，因而r较大，从现值看原体制的债务将趋于减少；而当名义利率较低时，实际利率也较低，因而r也较小，从现值看原体制的债务将会加大。
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因素也将对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带来间接影响。一是，实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时的财政状况。一般而言上缴的养老保险费与一般政府财政税收是分开管理的，但在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时原体制遗留的债务却必须由政府承担。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还清所有原体制遗留的债务。因此，若实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时政府有较大的财政盈余，则将非常有利于对原体制遗留债务的清偿；若实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时政府已有较大的财政赤字，则对于筹集清偿原体制遗留债务的资金十分不利。二是，实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时的就业状况。提高退休年龄是使养老保险体制有效化解人口老龄危机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当提高退休年龄作为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措施之一时，必将使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在劳动力需求一定下，失业率必将呈上升趋势，政府将承担更多的失业救济费用。因此，在考虑改革成本时，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项内容。三是，养老金体制改革是否会要求增加缴费率？如果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将需要增加缴费才能获得当前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下的退休金收入水平，则增税将使消费需求下降，进而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良影响。四是，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是否会降低替代率？实际上这是从另一角度来看上述问题。若保持现在的缴费率不足以获得当前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下的退休金收入水平，预期收入水平的下降将使消费需求下降，进而也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良影响。五是，若选择大量发行国债的方式为清偿原体制遗留债务筹集资金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
（三）社会学因素对改革成本的影响
第一，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意味着社会统筹水平的降低。当由于个人的短视行为未能为退休后的生活积累足够的资金时，老年贫困者将会增加，社会将为保障最低生活水平而承担更多的社会救济费用。
第二，保证代际公平是政府的一项社会责任。由于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而使某一代人的付出大大低于所得，则将产生较为严重的社会后果。
第三，性别差异将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下，由于一旦在工作期间按规定交纳了养老保险费，则在退休后无论生存多少年，每年都将有权领取既定额度的退休金。但在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体制下，退休后领取的退休金数量是固定的（即工作期间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及其增值），当生存年限较长时，年度内领取的退休金数量必然下降。生理差异使女性期望寿命一般高于男性，而当前在许多国家女性退休年龄均低于男性，所以在完全基金式养老保险体制下，女性退休后的收入会大大低于男性。同样情况下，女性老年贫困者将大大高于男性，这必将加重社会负担。
（四）养老保险体制现状对改革成本的影响
养老保险体制现状是决定改革成本的关键因素之一。当现行养老保险体制处于发展初期，覆盖面较小，原体制遗留的债务较少，只需付出较小的代价就可完成养老保险体制的改革；当该制度进入成长期，覆盖面加大，原体制遗留的债务相对较多，改革的成本必然加大；当现行制度进入成熟期，覆盖面已扩大到一定程度，赡养率较高，原体制遗留的债务必然较多，社会必然要为改革付出很高的代价。
当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时，若原体制尚有部分盈余以抵消部分债务，则将使体制改革的成本减小；反之则无疑于火上浇油，与其立即对其进行改革，倒不如先想办法筹集资金让现行体制负债运营一段时间，待其渡过支付高峰后再进行改革。
原体制承诺的替代率的高低是决定改革成本的重要因素。当其他因素相同时，较高的替代率将意味着原体制遗留较大的债务，反之则债务较小。
原体制规定的退休金计发方式也是决定改革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原养老保险体制规定退休金与工资增长率挂钩的情况下，随着在职职工工资的增长，原体制遗留债务的现值也将增长。而在原养老保险体制规定退休金与物价上涨幅度挂钩的情况下，原体制遗留债务的现值将随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上升。
三、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成本最小化研究版权所有
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将对不同年龄组别人的经济状况产生影响，下面采用OLG(OverLappingGenerations)模型方法分析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成本最小化问题。OLG模型是目前广泛应用于有关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研究的一种方法。第一个大规模仿真OLG模型由Auerbach与Kotlikoff建于1987年，它由55个给定期望寿命且有远见的队列组成，技术进步设为外生而劳动力为内生。该模型在后续研究中得到一定的扩展，如增加了不确定的期望寿命，可贸易与不可贸易商品，不同的消费群体及贷款限制等因素，但与最初Auerbach与Kotlikoff所建模型相比并无太大的变化。1989年Auerbach等人用此模型分析人口变化对四个OECD国家（美国、日本、德国以及瑞典）产生的影响。在对退休金标准、财政政策以及经济的开放程度等进行不同假设的前提下，他们对人口老龄化将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模拟。1997年Kotlikoff等人又用OLG模型对美国社会保障系统的私有化影响进行模拟，并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OLG模型已被一些研究人员用于研究有关养老金改革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智利）的影响。KetilHviding与MarcelMérette于1998年又对Auerbach等人的模型进行了扩展，把对养老金改革和人口老龄化两方面的研究进一步结合起来(HvidingandMérette,1998)。
采用OLG模型方法对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成本最小化进行研究，主要出于以下考虑：一是，在现行养老保险体制下，体制内不同年龄组别、不同缴费年限的人上缴的养老保险费用被用于支付体制内已退休者的退休金，为此，现行体制是一种存在代际间(Intergeneration)资源转移的体制。二是，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实施改革必然涉及如何对原体制遗留债务进行清偿的问题，而每年偿还的债务也是针对多个年龄组别（即多个出生队列）进行的。三是，原体制遗留债务的清偿需要延续许多年，因而由经济因素决定的折现率将对债务额的大小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我们给出如下假设：
(1)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可选择在t[,0]至t[,1]年内开始推行；并且一旦决定实施改革，所有现行体制覆盖下的养老保险对象均立即转入新体制。
(2)现行体制下对退休者养老金的发放标准为：领取的养老金与退休前n年内的平均工资之比为R[,n]。
(3)现行体制的结构为P(a,y,t)，其中a表示年龄，y表示已缴费年限，t为年度。
(4)若改革发生在t[,0]年之后，在改革之前的几年内仍将有人进入现行体制，新进入的人的年龄构成为NP(a,t)，其中，a为年龄，t为年度，并且t[,0]≤t≤t[,1]，当不计死亡影响时，t年度现行体制的结构将为：
附图{图}
(5)假定改革方案规定原体制下已缴费者按已缴费年限占应缴费年限的比例为系数确定未来原体制应向其支付的养老金数额。
(6)截至t[,0]年年初，现行体制内资金盈余为TC[,0]。
(7)预计资金的年收益率为r（当预计资金收益率会有所变化时，可以r(t)表示。在此仅假定其为一常数）。
(8)在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前现行养老保险费率保持不变，即现行养老保险体制内的所有人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占其收入的比例均为常数C。
(9)不同收入组别的人，其工资增长只与参加工作的年限有关，工作年限每增加一年，工资将增加一个固定的比例w，同时假定第一年的工资水平为W[,0]。
(10)假定所有人都在年龄为a[,0]时开始工作，于a[,1]岁末时退休，人均期望寿命为a[,2](t)（为将人均期望寿命延长的情况考虑在内，此处将人均期望寿命设为时间的函数。下面将死亡概率设为时间的函数也出于同样的考虑）。
(11)在现收现付制下，已退休者每年领取的退休金为W[,r]。
(12)假定决定人均期望寿命的年龄别死亡概率为d(a,t)，对于已退休者（即年龄大于a[,1]者），每年a岁组尚存人数将等于上年初a-1岁组尚存人数减去该年龄组在上一年内的死亡人数，即：
P(a,y,t)=P(a-1,y,t-1)
-p(a-1,y,t-1)·d(a-1,t-1)
=p(a-1,y,t-1)
·(1-d(a-1,t-1))
（请注意：到退休时，已缴费年限y将不再改变，保持为定值；由于工作年龄段的死亡概率较低，为简化起见，假定所有人都能存活至退休年龄；但退休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死亡概率将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必须在考虑之列）。
若改革发生在t′时刻，原体制所欠债务总额的现值将取决于以下三部分的大小：
(1)t[,0]时刻的盈余，在t′时刻的现值：
TC[,0]·(1+r)[t-t[,0]](3)
(2)现行体制在t[,0]到t′期间的收支差额在t′时刻的现值：
附图{图}
（式中，第一部分为各年度收取的养老保险费，第二部分为各年度支出的退休金）。(3)在t′时刻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时，现行体制在未来应支付的退休金在t′时刻的现值：
附图{图}
式中T表示现行体制未来应支付退休金的最高年限，由人均期望寿命增长的幅度决定。图1给出式(5)所述情况。
图1中第一部分为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时已退休者（老人），他们在生命结束前，将领取全额退休金，即式(5)中的第一部分；图中第二部分为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时尚未达到退休年龄，但已向原体制交纳过一定年限的养老保险费者（中人），他们在到达退休年龄后，原体制应根据他们过去的缴费情况（图中第三部分）向其支付一定比例的退休金，即式(5)中的第二部分。
为讨论方便，把式(3)记为TD1，把式(4)记为TD2，把式(5)记为TD3，当在t′时刻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时，原体制遗留债务TD为：
TD=TD3-TD1-TD2(6)
可以看出，TD的大小取决于体制内人口的年龄结构、预计资金的年收益率、退休金替代率（退休金与退休前工资收入之比），以及工资增长的幅度和决定人均期望寿命的年龄别死亡概率等（为简化，此处并未考虑退休年龄提高、就业状况、经济发展速度等方面的影响。要想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必须进行计算机仿真）。
对于TD1而言，TC[,0]为一常数项，当可以保证r为大于零的小数时，有：当t′固定时，(1+r)t′-t将与r呈同方向变化，r增大则(1+r)t′-t增大；r减小则(1+r)t′-t变小。同样，当r固定时，(1+r)t′-t也将与t′呈同方向变化。
附图{图}
图1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时原体制遗留债权所有者年龄结构示意图①
①在改革后的某一时刻t，对原体制拥有债权者由两部分人组成：改革时已退休者（老人，年龄为B到a[,2](t)）和改革时尚未退休但已向原体制交纳(A-a[,0])年以上养老保险费在时刻t已退休者（中人，年龄为a[,1]到B）。
因此，TD1是r与t′的增函数。当投资收益率为正值时，现时的盈余将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加。
TD2的情况尽管看起来较复杂，但在现行养老保险体制尚未出现入不敷出时，由于年度内收缴的养老保险费仍大于年度内为已退休者支付的养老金，所以TD2也将是r与t′的增函数。
从式(5)来看，在t′一定时TD3将与r（同上假定r＞0）呈反方向变化，而在r保持不变的情况下，TD3与t[1]间的关系将由改革时的年龄结构、替代率、工资增加幅度及未来的人均期望寿命等决定。
因此，在r一定的条件下，TD与t′的关系将决定于TD1、TD2、TD3之间的相对变化。
为便于讨论，假定TD1、TD2、TD3均为t′的函数，并且在[t[,0],t[,1]]上连续、可导，则TD也是t′的函数，并且在[t[,0],t[,1]]上连续、可导。上面的讨论表明：在r＞0的条件下，存在附图{图}
即恒有附图{图}，则在[t[,0],t[,1]]上TD的最小值出现在t[,0]处。这种情况表明，尽管现行体制的运行仍将产生盈余，但盈余及其增值的速度已低于债务增加速度，必须立即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实施改革的时间越迟，社会将要付出的代价越大。(2)若在[t[,0],t[,1]]上存在使
附图{图}
则t″点为使TD达到最小值的点。这种情况表明，在t″之前，保持现行体制，盈余仍将增加，并且盈余及其收益增加的速度大于现行体制对老人和中人形成的债务的增长速度，但在时间t″之后情况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盈余及其收益增加的速度将低于现行体制对老人和中人形成的债务的增长速度，因此应选择t″点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即t″点是对现行养老保险体制实施改革的最佳时点，选择在该时点进行改革可使改革的成本达到最小。(3)若在[t[,0],t[,1]]恒有
附图{图}
即不存在使附图{图}的点，则表明在[t[,0],t[,1]]上TD的最小值将位于t[,1]处。这种情况表明，在[t[,0],t[,1]]时间段内，保持现行体制，盈余将持续增加，并且盈余及其收益增加的速度大于现行体制对老人和中人形成的债务的增长速度。因此，在[t[,0],t[,1]]时间段内不应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而应视情况选择在t[,1]之后再决定是否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
由于附图{图}的大小与体制内人口的年龄结构密切相关，下面将就不同的人口年龄构成进行简单讨论：
(1)战后出现过人口出生高峰，但由于生育率持续下降和医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年龄构成已经老化，只是老化的速度较缓慢，美国及OECD的一些国家均属这类情况。
美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已覆盖大多数人，继续推行该制度则进入该制度的新人仅为刚及工作年龄的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内的人口年龄结构与总人口的年龄结构接近。
根据联合国1996年所做预测，美国2000、2020和2040年人口年龄结构见下表。
观察下表及图2并结合前面给出的公式，对美国而言，战后婴儿高峰期出生的这批人（以下简称为BBS）现在正是交纳养老保险费的主要力量。原因在于，BBS现已40岁左右，平均交纳养老保险费的年限已占应缴费年限的一半左右，而若选择此时进行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原体制仍将负担其退休金的近一半，而由于工资收入与年龄高度相关（注：在进行公式推导时，曾假定工资随参加工作的年限按固定比例增长，美国1998年《统计摘要》提供的数据基本符合这一规律，但50岁以上人的工资水平有所下降。），对于BBS来讲，在剩余的一半缴费年限中将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必将大大高于其已交纳的养老保险费，即式(4)中的第一项目前呈增加趋势。尽管式(4)中的第二项也将有所增长，但从总体看式(4)仍有一段时间将保持正值。目前美国养老保险体制已积累大笔盈余，并且年度财政赤字也已消除，所以如能在未来数年内使养老保险体制的盈余较好的增值，TD1与TD2都将增加，而TD3的第二部分即对中人的退休金债务将随着BBS退出工作年龄而大大减少，而与BBS在退休前这段时间所交纳的养老保险费相比，BBS退休后领取的退休金增加并不多，所以TD3第一部分的增量较小。因此，最小化的改革成本有可能存在于2020年之前的某个时点。
(2)在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同时，死亡率也急速下降，人口迅速老龄化，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均属此类情况。
中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已覆盖国有企业的绝大部分职工。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国有企业新增职工的速度已明显放慢，与此同时退休职工却迅速增加，为退休职工发放退休金已成为影响许多企业发展的障碍。从1997年起我国已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明确采纳了混合式养老保险体制。由于社会统筹的层次较低，而且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国家不可能拿出足够的资金对原体制遗留债务进行清偿，因此在现行体制下个人账户空账现象十分普遍，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于现收现付式体制的延续。
美国人口年龄结构表万人
年龄分组200020202040
0-41876.32156.22155.6
5-92045.62147.72127.7
10-142017.62043.62125.8
15-191940.21959.32148.4
20-241813.22006.72169.0
25-291833.62197.42162.2
30-342006.42183.52059.8
35-392276.22097.91979.6
40-442282.81944.72034.3
45-492032.71912.52208.6
50-541763.62016.72155.4
55-591360.42203.92032.2
60-641080.92113.91821.3
65-69943.11766.51697.9
70-74878.61389.91645.8
75-79735.1924.51582.3
80以上896.11163.02213.0
资料来源：TheSexandAgeDistributionoftheWorldPopulatios,The1996Revision,UnitedNations.
附图{图}
图2美国人口年龄结构图
资料来源：TheSexandAgeDistributionoftheWorldPopulations,The1996Revision,UnitedNations.
由于过去我国的养老保险体制仅覆盖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工，而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国有企业新增职工的速度已明显下降，当前体制内的年龄结构确实已经老化。但由于制度的覆盖面较小且社会统筹层次较低，制度仍处在发展阶段。如果加大制度的覆盖面，使目前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中的职工也进入养老保险体制，再加上目前因城镇化而带来的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涌入，在一定时期内现行体制将保持相当的盈余（TD1与TD2都将增加，并且TD2将快速增加），而由于体制内退休者（TD3中的第一部分）在短期内增加不多，如若利用前面给出的公式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并不是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革的最佳时机，现行体制遇到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提高统筹层次的途径加以解决（笔者根据有关统计资料对我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成本的最小化时机进行了模拟，印证了以上推论，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另外，在上面的讨论中，并未区分究竟是从现收现付制转向完全基金制，还是从现收现付制转向混合制，但是无论转向哪种制度，现行制度的遗留债务都是相同的，除人均期望寿命和预期收益率外，这笔债务仅由改革的时点和改革前现行体制的状况所决定，而与改革后制度的选择无关。
四、结论
无论是完全基金式、混合式还是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均无法抵御因人均寿命延长产生的人口老龄危机。但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既源于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也源于因医疗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的人均期望寿命延长。对于因生育率持续下降而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明显无法抵御其冲击，所以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已是大势所趋。
由于在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内每年收取的养老保险费中的大部分已用于对体制内退休者的退休金的支付，体制内已退休者（老人）和已向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交纳过数年养老保险费但目前尚未退休者（中人）未能形成积累，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就必然要求社会兑现原有的承诺，从而使原体制的隐性债务显性化。原体制遗留债务的大小是改革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在衡量改革成本时还应考虑经济增长、就业状况、财政承受能力、是否会导致通货膨胀以及贫困化、代际公平、男女性别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在对影响改革成本的部分因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下推断：由于存在年龄结构上的差异、人均预期寿命增长速度的不同以及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各国必然存在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的最佳时点，而并非改革得越早越好。在决定对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体制进行改革时，为使社会承担的改革成本达到最小化，应结合各国情况妥善选择改革的时机。版权所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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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银行(1998)《老年保障：中国的养老金体制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Hviding,Ketil&MarcelMérette(1998):MacroeconomicsEffectsofPensionReformsintheContextofAgingPopulations:OverlappingGenerationsModelSimulationsforSevenOECDCountries,OECDWorkingPaperECO/WKP(98)14,IssuedinJune.
（一）健全保险行业监管体系保险会计发展能够加快保险行业监管体系的完善步伐。保险行业的监管方针是“转方式、调结构、防风险、促发展”，核心是偿付能力及分类监管，在以上基础逐步建立并健全保险行业的监管体系。首先，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监管的关键，因此要加强建立系统化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监管体系的内因是偿付能力管理，外力辅以保险监管，构建了一个基于风险性的动态监管机制，加大了监管的约束力和执行力，有效保障了保险市场的平衡发展。其次，要加强建立高效的分类监管体系。分类监管体系分为覆盖法人机构和分支机构两个层面，能够提高监管的效率，以及实现监管的合理性、有效性、针对性，并且将公司划分成四种，分别是：A类、B类、C类、D类，各自实施对应的监管措施。
（二）完善保险公司内部经营管理保单处理采用成本费化的方式，可以帮助企业更新经营目标与规划。保费收入确认标准的改变会引起公司的会计核算体系、预算管理、业绩考核都会做出适当的改变或调整。重大保险风险测试以及保险准备金计量标准的应用，一方面使保险企业获得较大的自，另一方面要求公司必须要进行分级授权、分工协作、制约配合。
（三）实现保险监管与会计分离为了完成不同的任务，需要将会计规定和监管规定分离开来。在过去，保险公司通常是根据相关部门的规定来计提保险合同准备金，但是往往公司计提的准备金远大于实际的保险负债，这样严重阻碍了公司财务的透明度与公正度。这次的修订改革，使得保险监管与会计规定有效分离开，保障了保险市场稳定、持续、全面发展。
二、保险会计发展对保险行业经营和监管的负面影响
（一）提高了会计信息处理成本保险公司的会计信息处理系统需要具备某些特定功能，比如分拆保险合同储蓄成分、识别内含衍生金融工具等等。而且要按照准则规定，实时评价估测保险负债是否充足，再保资产是否减值，是否有完善可用的测算模型。而从建立模型到系统都会提高会计信息成本。
（二）引起财务数据的波动在新实施的保险会计制度中，保险企业不能依靠准备金来调整经或平滑历年的经营成果。但是如果关于公司盈利的会计信息被泄露，就会提升融资成本。财务数据的波动在对内融资方面，可能会加大经营风险，股东因此提出高回报率，从而提高了融资成本；在对外融资方面，银行等一些金融机构会根据新的会计制度确认信贷风险，并及时修改和调整指标，这极有可能增长了融资时间，加大了代价。总之，财务数据的大幅波动会降低投保率，提高退保率，保险公司需要采取措施来防止和杜绝。
（三）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1）评估准备金主要依靠的是保险公司的专业经验，这样的会计信息不仅缺乏可比性，且易成为调节利润的手段。公司盈利多，计提的准备金可以适当增加，税负降低；盈利少，准备金可以降低。最佳估计原则的应用使得准备金的评估变得宽松，保险公司依据自身的条件和状况确定利率，方便整理好财务报表。（2）很多评估标准都没有完善，包括：重大保险风险测试标准、保险费分拆标准、准备金评估标准等等。一是因为没有建立风险划分标准，保险费分拆的落实有待商量；二是因为没有确定统一的细则，不同的公司对其所做的分析理解及措施各不相同，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增添了会计报表编制的难度。
（四）保险公司的业绩未必增长公司业绩的大幅提升是会计准则修订的直接反映。据资料统计，我国一些知名保险公司，净利润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股价却也有不同程度的下跌，会计信息并不明确，也没有实现完全的透明化。新的准备金评估准则可以更好反映保险公司的负债状况，但是在体现公司经营成果方面却不尽如人意。一是改变了准备金评估方法后，降低了保险公司的负债额度，在某段时期内可能会增加公司的盈利，但是这种利润的增长可能只是短期的，并不一定就是公司真实业绩的反映。
（五）监管与会计分离增加了监管成本和风险（1）针对偿付能力监管，新准则确定了新的要求。新会计准则改变了过去偿付能力基于旧准则及报表科目的计算分析，这会影响到监管指标以及实际的偿付能力额度。在这种环境形势下，保险监管部门要努力落实监管的有效性，建立和健全偿付能力监管制度。（2）监管与会计的分离导致监管方加大了偿付能力监管的关注度，往往更针对保险业务风险，而对非保险业务风险会产生疏忽心理。（3）新准则与监管规则可能存在矛盾。监管规则的基础通常是会计数据，新准则的实施难免会阻碍到某些实施中的监管规则，所以需要及时进行调整。
（六）分业监管易发生监管真空现阶段，金融行业已经基本实现一体化，我国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再明显，诸如保险业、银行业、证券业等等。过去的银保合作、银证合作发展到如今的混业经营，比如金融控股、金融集团，均波及到保险公司的管理以及风险防范。这是个投资主体逐渐发展为多元化的时代，保险公司的风险将更加不可预测，其股权结构也将更加复杂。分业监管体制使得公司各部门之间的利益不再容易协调，而且各监管部门的信息不能及时共享，最终降低了监管效率。
三、关于保险会计发展的建议
（一）加快监管步伐，改善监管方法（1）促进各个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同时要加强保险公司与银行、银监局以及证监局的配合，健全相关的协作机制，统筹监督保险公司跨行跨市场的经营行为，努力完善监管体系。（2）促进会计准则与监管指标的协调性。新准则中指出要及时调整监管指标，从而使信息更时效、实用、透明。（3）改善监管方法，不仅要加强偿付能力监管，也要注重防范非保险业务风险。为保障保险业稳定、持续发展，建立高效的保险标准，健全保险业的经营模式。
（二）加强培养保险会计人才因为保险会计同时兼有保险学与会计学的特色，所以研究保险会计的相关工作人员要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我们在推动保险会计理论与实务发展的过程中，要积极培育理论与实务人员的素质，建设全面型高标准人才。
一、银行保险的内涵
所谓银行保险，最简单的解释是“借助银行卖保险”，即银行作为保险公司的兼业人实现保险分销；但根据业内人士的看法，银行保险包含更丰富的层次和内涵，Bancassurance一词足以说明银行和保险的融合才是真正的银行保险。银行保险是保险公司或银行采用的一种相互渗透和融合的战略，是将银行和保险等多种金融服务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客户资源的整合与销售渠道的共享，提供与保险有关的金融产品服务，以一体化的经营形式来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近二、三十年来，世界范围内出现的金融服务业一体化不是半个多世纪前金融混业经营的简单重复，它是在市场需求形态高级化、现代金融业经营管理手段有了巨大发展和进步的前提下，金融服务业走向更高级的融合经营阶段的标志。银行保险就是此大背景下产生的。由于银行业和保险业各自业内的竞争已趋于饱和，促使双方通过银行保险提高市场地位和自身的竞争能力。而计算机技术、现代通讯技术及相对宽松的管理制度也为银行与保险的融合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法律保证。因此，从其诞生以来，银行保险就成为了各国金融机构寻求发展的一个关键战略手段，并推动着金融保险市场向更深层次的发展。
从其形成和发展过程来看，银行保险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1）协议合作，即银行与保险公司通过合作协议或非正式的合作意向建立合作关系，建立销售联盟。（2）由银行和保险公司合资成立新的金融机构，结合双方优势，由新的机构经营银行保险业务。（3）通过兼并收购，将两个独立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合并。（4）银行成立自己的保险公司或保险公司设立自己的银行。
二、银行保险对中国保险业发展的现实意义
1．银行保险将带来我国保险经营模式的变革。
（1）保险经营理念的变革。一是从传统集中于少数同质化险种的营销模式向开办多险种营销模式的变革；二是经营理念从产品导向型到客户导向型的转变。今天，金融服务业的服务重点已经转移到客户的满意度、客户服务和立足公司及客户长期利益的价值层面。竞争的增强使客户对服务有了更好理解和关注。而银保合作可以加深保险公司与客户的关系，降低客户的信息收集成本和交易成本，为客户提供更多的服务选择，满足其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
（2）保险经营手段的变革。营销手段的变革主要体现在：首先，在市场调研上，运用银行丰富的资料储存和分析技术解析市场调研信息，对潜在的保险市场进行细分，找到能为公司带来最大利润率的潜在消费群体。其次，在营销渠道上，银行保险销售渠道可以使消费者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全面的信息，也可以使保险公司发掘更多的准客户群。保险业利用银行网点作为销售渠道，可以高效率地覆盖市场与客户，解决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不足的问题；并可借助客户对银行的信赖，有效缩短保险产品与广大客户之间的距离。
2．银行保险有助于提高我国保险市场的运行效率
与传统的营销方式不同，银行保险利用银行庞大的分支机构网络销售保险产品。这就使得银行保险的经营者可以凭其信息优势接触数量巨大的潜在客户，而不需要在社会上随机寻找潜在客户和准客户，主动联系进行保险展业，在扩大经营规模的同时降低保险产品的营销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根据有关资料显示，法国各类寿险公司的费用率在9—19%之间，而银行销售保险的费用率在4.5%左右；澳大利亚银行保险的营运成本通常为传统的1/3。同时，银行网点掌握客户的财务状况，因此可以减少保险公司应收账款中呆账的比例，降低经营风险。
此外，由于银行和保险公司联网，投保单通过柜台输入电脑，经保险公司核保出单，可以缩短客户投保到保险公司承保的时间。客户通过银行缴纳、自动划转保险费（包括客户的各期缴费和续期缴费）及银行代支保险金，可实现保险资金结算的快速、安全。
3．银行保险将促进我国保险核心资源的深度和广度开发
我国保险市场细分研究表明，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保险的需求不同。保险业利用银行客源广的优势，研究各个阶层的人数变化、收入水平、消费倾向，揣摩各自的保险需求，从而设计、开发出符合市场要求的保险产品。同时，中国保险市场的成熟度低，即使在竞争相对激烈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保险的普及率也仅在10%左右，这与西方超过60%的普及率相差甚远。银行保险的推广，可以增加保险市场的主体，有力地加快中国保险业、特别是寿险业的扩张速度，提高保险市场的竞争力度，培养健康、竞争、有效的保险市场。
4．银行保险有助于增强我国民族保险业应对WTO挑战的能力
入世后，获准进入我国的外资金融机构（包括金融控股公司）不仅资金实力雄厚，而且业务范围广泛。虽然它们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也要遵守分业经营的规定，但其海外母公司仍可通过统一的数据中心和资源调配等手段来降低分支机构的经营成本。所以民族保险业在更广范围内开展银行保险业务，充分发挥与银行业的联动优势，实现资源互补，扩大业务规模，有助于增强其与国外金融机构相抗衡的实力。同时，银行保险还有助于发挥民族保险业的本土优势。短时期内，外资保险业难以大规模地快速设立分支机构，因此会积极寻找国内银行等类的人。我国保险公司如能利用联系方便、信息及时、相互了解的条件，发展银行保险业务，抢先与银行建立长期深入的合作关系，有利于提高今后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银行与保险开展深层次合作，对提高我国保险业整体规模和服务水平，增加服务的技术含量，增强国际竞争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银行保险在我国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自恢复保险业务以来，逐步引入国际先进的保险营销模式和技术，获得了极大发展。1995年，国内市场开始出现银行保险销售模式。随着保险市场主体的明显增多和竞争的日益激烈，各保险公司急需通过以人为中介的展业来扩大市场份额，1997年纷纷与各商业银行签订了保险协议。从1999年开始，我国开始出现银行和保险公司合作的热潮。目前国内各大保险公司已和十几家商业银行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从银保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看，合作范围包括代收保险费、代付保险金、代销保险产品、融资业务、资金汇划网络结算、电子商务、联合发卡、保单质押贷款、客户信息共享、金融咨询服务等方面。我国的银行保险从出现至今不过五、六年的时间，合作形式完全是合作协议方式。协议的内容尽管相当丰富，甚至比欧洲某些放宽法律限制后国家的银行保险还广泛，例如共享客户信息、提供金融咨询服务等，但均是在不违背分业经营原则的前提下对现有业务品种的整合，合作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在机构和人员上不存在交叉，资本上也不存在融合，因此与国外的银保融合经营有着本质区别。
事实上，我国目前的银行保险还只限于单一的银行兼业经营保险模式，是浅层次的合作，与真正意义的银行保险还有很大差距。首先，我国保险公司和银行在营销理念、策略和手段上都不同程度地滞后于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市场需求和供给脱节，限制了银行保险业务的扩大。一些银行和保险公司对市场抢占的重视多于产品和客户成本的计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保险公司的信誉和未来的偿付能力。其次，在营销方式上，产品、价格、分销和促销等策略还处于彼此独立的初级运用阶段，业务融合度不高，没有发挥整体优势。在我国保险产品创新不足、雷同率极高的情况下，银行销售的产品多是一些保费低廉的短期产品或现有产品的简单组合，无形中还挤占了部分销售渠道，加剧了保险业内恶性竞争的局面。第三，在实践中，银行保险主要是围绕某一具体业务之间的联系而进行的互为合作，实质性的“战略联盟”不多。此外，从业人员的质与量也存在问题，尽管银行员工具备一定的金融知识，但对于保险专业知识和保险产品的了解很不够，远不能满足保险业务发展的需要；银行人员销售保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很不高。目前，我国银行保险在保费总额中的占比还非常有限，这一方面说明了问题，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我国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所拥有的巨大合作潜力和空间。
四、现阶段我国保险业发展银行保险的战略思考
（一）现阶段发展我国银行保险的模式选择
银行业与保险业由竞争走向合作，是成熟金融市场的客观要求，中国保险市场作为世界保险市场的一部分，必须顺应世界保险发展的大趋势。但我们也应清楚地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业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市场机制发达，制度较为完善，企业产权明晰，经济运行具有良好的微观基础，政府监管有力，减少了融合经营的风险，从而显示出银保业务合作进而相互兼并重组的优势。而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金融市场发育尚不完善，微观金融主体基础薄弱，经营管理落后，国民保险意识不高，制度建设及监管体系也不十分健全，限制了金融一体化在我国的发展，也制约了银行保险业务的发展动力和投保人直接到银行购买保险的主动性。因此，银行保险在我国需要长期地分步骤发展。在现实国情和法律框架下，银行和保险业目前的合作还不能涉及股权，而只能局限于双方缔结为战略伙伴，通过签署全面合作协议进行独立法人之间的实质性战略合作，即由保险公司提品支持，银行协助开发客户和助销保单。在积累了一定业务基础和经验，且微观主体实力得以积累、机制趋于健全时，可逐步放宽对银行保险业务的限制，适当选择试点保险公司与银行合资，允许其综合开展金融咨询服务、资产项目经营管理、基金投资等业务，使保险产品成为一种广义的金融投资工具。最后过渡到银行保险人，实现银行和保险的全面融合。
（二）现阶段我国保险业发展银行保险的对策
现阶段，我国保险业必须立足长远，树立全方位的现代经营观念，以产品和服务创新为重点，扎实做好各项基础工作，落实合作内容，推进银行保险向高级化、深层次方向发展。
1．深化改革，加快保险业自身的发展。国外银行与保险的联合是建立在保险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的。对于我国保险业来说，深化保险体制改革，加快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加强保险宣传以提高国民保险意识，是真正发挥银行保险战略优势的根本。对微观主体说，保险公司应提高公司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完善风险管理体系，树立优良的企业文化和良好的信誉品质，从而获得合作银行及消费者的信赖则是基础。
2．转换理念，更新认识。理念指导行动。随着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和市场的加剧，我国的银行保险合作必将向更具实质性和更高层次上发展。保险公司既要充分认识到银行保险的优势，更要改变过去陈旧的行业代办观念，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积极启动银行保险业务；从主要依赖价格、人员的低层次竞争，转变为依靠营销机制变革、产品创新和服务质量提高的高层次竞争。此外，还应加强对保险公司员工的教育，使他们真正理解银行保险的内涵和意义，变被动应付为主动开拓。
3．进行服务和保险产品的创新，使之融入银行的产品和服务渠道，发挥整体联动优势。银保合作的核心是寻找共同的客户市场，并提供多元化服务，保证客户的长期满意度，留住老客户，吸引新客户。为此，保险公司应与银行组成市场拓展专家小组，充分开发与利用客户资源，对市场进行细分、确定相应的目标市场，针对不同需求层次的准客户和潜在客户设计相应的保险产品和营销策略。
（1）开发适销的银行保险产品。这是银行保险业务得以发展的关键。产品应与销售方式联系起来，银行保险产品既要简单标准，条款通俗易懂，缴费不高，核保简单，客户容易接受并能在较短时间做出投保决定；同时又要能与银行业务相联系，以增加对银行客户的吸引力，调动银行的积极性，达到银行金融服务功能与保险保障功能的有机结合。目前，可以加大对现有保险产品的整合开发，如加大对短期寿险、意外险等比较容易改装成卡式产品的险种和对信贷类、存款类险种的开发力度；在加强与银行长期合作的认识的前提下，开发一些长期险产品；在财产险方面，可以考虑一些责任险，如职业责任险等；此外，还可以开发捆绑式混合型产品，如与信贷存储、信用卡等银行金融工具相关的内涵保险和附合保险等。同时，保险公司应针对不同阶层开发差异化产品，如面向高收入阶层的大额保险产品组合，面向中等收入阶层的年金或投资型保险产品，面向低收入阶层的简易小额保障性产品等，以丰富可供银行销售的保险产品。
（2）服务创新，提升服务内涵价值。目前可尝试开展诸如信函账单、电话服务和信用卡销售等新型销售方式。保险公司还可与银行联合培养专业的个人理财顾问，向客户提供财务规划，产品推介、条款解释和制单等服务；在银行的营业厅里及时公布各种保险信息，定期公布各种保险产品的销售排行等，使客户在一家银行就能获得方便、快捷、准确、多元的超市式服务。与此同时，保险公司可与银行联手建立银行保险售后跟踪服务系统，利用银行网点多的优势实现全国连锁，使购买银行保险产品的客户随时随地享受到由双方提供的多种优惠的附加值服务。
4．加快技术开发，建立和维护网络信息系统。运用现代化计算手段，建立银行与保险公司联网的网络信息系统，是开展银行保险的基础工作。一是实现保险公司和银行电子商务系统的连接，开发银行保险电子商务，使双方客户能直接从网上获得包括银行、保险及证券在内的全方位个人理财服务；二是加强保险公司内部自动核保系统、投保信息管理系统、结算系统与银行的合作，开发出适合银行保险需要的业务处理系统。由于保险产品一般需要核保，保险公司可采用非人工方式进行批量标准化处理，筛选出有问题的保件，如弱体群体、年龄偏大群体以及高额投保者等进行复核；同时，双方实现联网以及时输送和反馈投保信息，提高业务能力和业务质量；保险公司还应建立完善的业务数据系统，提供保单资料查询、个人账户查询、在线更改申请等客户自助和售后服务。此外，保险公司还应重视信息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员工电脑技能的提高，防止网上非法操作及黑客对网络的破坏，保证网络信息系统的正常运作。
5．平衡与银行的文化理念冲突，节约成本，重视利益分配。保险业在实施银行保险战略时，应该认识到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存在基本的文化冲突，并加以平衡；强化所有的推动因素，以产生最大价值。其中，银行保险能否获得最大利益是银行保险能否突破的关键。因此各保险公司应和银行共同制定业务发展规划，协调达成一致的战略目标，提高银行对其重视程度，并采取相应配套措施，如可考虑在业务启动初期适当提高手续费、减少过剩人员和重复的信息技术投资、协调销售广告活动等。
关键词：农业保险；农民收入；有效需求；面板门槛模型；边际消费倾向；保费补贴
文章编号：1003-6636（2013）02-0079-06；中图分类号：F840.66；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供需双冷”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中一直存在的现象。农业保险供给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农业保险外部性与保险公司利润最大化原则之间存在矛盾。但对于农业保险需求不足的原因，学术界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早期学者往往从农业保险的属性来进行解释，例如冯文丽、林宝清（2003）认为农民在投保农业保险后，会出现利益外溢的现象，消费的正外部性导致了需求不足[1]。费友海（2005）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困境的深层根源，同样认为农业保险自身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2]。上述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世界各国普遍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的现实，然而无法解释为什么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改革至今已进行八年，农业保险的参保率依然低于同样开展该业务的美国、西班牙等西方国家，这促使一些学者开始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自身特点入手来寻找原因。吴祥佑（2005）认为我国的农业保险是农业、保险业这两个弱质产业的“弱弱结合”，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分析认为，我国农业保险的市场失灵除了由于农业保险自身准公共品的性质外，还由于我国农民收入过低、人口规模过大、农业经营规模小、农产品价格和商品化程度低等原因[3]。
在上述众多因素中，农民收入过低是否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焦点。目前关于这一问题尚无定论，主要的观点可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可以简称为“无关论”。梁平等（2008）运用误差修正模型（ECM）研究了农业保险与农民收入二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但农民收入不是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的重要原因[4]。李林、王健（2010）运用Logit模型对河北省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农民收入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并不显著[5]。孙朋，陈盛伟（2011）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和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对山东省1983—2008 年农业保险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二者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有促进作用，但是农民收入的增长对于农业保险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6]。另一种更为主流的观点则认为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即“有关论”，但是在对这种关系进行定量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又不尽相同。张跃华等（2005）运用伯努利效用函数分析了农民收入水平与购买农业保险的动机之间的关系，通过理论分析表明收入对于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存在一个拐点：在拐点左侧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农民对于风险的规避程度增强，购买保险的动机增强；而在拐点右侧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农民对于风险的规避程度减少，购买保险的动机减弱。然而作者对山西省和江西省进行的实证分析却表明，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没有发现明显的拐点[7]。陈妍等（2007）从Von Neumann-Morgenstern效用函数和J. 斯蒂格利茨的保险需求理论出发， 运用Logit计量模型对湖北省农户样本数据分析后认为家庭农业收入对农业保险购买意愿有正的影响[8]。徐维（2009）通过测算陕西省保险需求收入弹性后发现，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存在三次函数关系[9]。杨浩（2011）通过把吉林省15个乡镇分成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保险需求的收入弹性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大，因此认为，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保险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0]。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详细探讨了农民收入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但是研究结论却存在重大差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混淆了“消费意愿”与“有效需求”的概念。已有文献大多从预期效用理论出发，通过构建效用函数来分析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论框架下描述的是农民收入对于农业保险“消费意愿”的影响，但是在实证分析时研究的却是收入水平对于农业保险的实际购买情况即“有效需求”的影响，这一概念的混淆造成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结论之间的偏离。
（二）实证研究方法及样本选择存在缺陷。已有文献主要采用两种方法来研究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一是将整体样本按照收入水平划分为不同的组，然后分组探讨收入水平与农业保险需求的关系，并加以比较；二是在模型中加入收入变量的二次项或三次项，然后分析这些高次项系数的显著性水平。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都值得商榷：前者在样本区间的划分上更多依赖于研究者的主观选择，很难避免人为划分样本区间而带来的偏误；后者由于自变量与其高次项之间往往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从而导致模型存在较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此外，目前国内学者在对农业保险的需求问题进行探讨时，几乎都以某一特定地区农户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Logit模型进行分析。由于我国区域之间差异较为明显，因此源于一个地区的研究结论可能并不具备普遍意义。[11]通过比较已有文献的实证结论我们也可以发现，基于不同地区调研数据得出的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的关系不尽相同，有些结论甚至恰好相反。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本文拟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深入探讨：首先，从“有效需求”的概念入手，细致地分析了收入水平对于保险有效需求影响的内在机理；其次，采用Hansen（1999）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12]来研究农民收入增长和农业保险需求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门槛模型本着“让数据说话”的原则，可以依据数据自身特点内生地划分样本区间，避免人为划分造成的偏误；宏观面板数据的运用，则能够保证研究结论的普遍意义。徐为山和吴坚隽（2006）曾提出运用面板模型对我国保险需求进行实证分析的设想，但由于当时我国保险市场发展尚不成熟，很多数据缺失而且时间序列又短，因而无法进行分组别的面板数据分析[13]。目前我国农业保险经过若干年的快速发展，能够保证模型估计所必需的时间维度和样本数量，相关统计资料的完善也使省际面板数据的使用成为可能。
二、收入水平对于保险有效需求影响的机理分析
保险的有效需求，是指在一定的风险发生概率和费率水平下，消费者在保险市场中愿意并且能够消费的保险产品数量。上述概念意味着保险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共同决定了保险的有效需求，二者缺一不可。就消费意愿而言，根据预期效用理论，消费者由于风险偏好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效用函数，因此对于保险产品具有不同的需求程度和购买意愿。一般而言，消费者的抗风险能力随着收入的增长会不断提高，购买保险的意愿会逐渐下降。就消费能力而言，保险产品作为一种“商品”，与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密切相关，消费者收入水平决定了保险的潜在需求能否转化为有效需求。
对于低收入者而言，虽然其购买保险产品以规避风险的需求非常迫切，但由于收入水平有限，不得不将绝大部分收入用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支出，因此购买保险的能力不足；中等收入者一方面由于经济基础并不稳固，存在成为低收入者的潜在风险，因此购买保险的意愿较强，另一方面其收入水平已经能够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具有购买保险产品的能力；高收入者已经拥有了非常坚实的经济基础，基本的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尽管具备购买保险产品的能力，但由于其能够凭借自身的财富抵御一般风险带来的损失，而且分散风险的渠道也比较多样，因此购买保险的积极性并不高。综上所述，从保险的有效需求来看，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购买保险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中等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此，收入水平与保险有效需求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二者之间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相关关系，即表现为区间效应。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不同收入区间内农民收入水平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的关系。以最基本的单一门槛模型为例，模型设定为：
yit=μit+θxit+β1ditI（qit≤γ）+β2ditI（qit>γ）+εit （1）
上述模型中的I（·）为指示函数，根据指示函数列示的条件可以将模型分为两段，因此上述模型还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yit=μit+θxit+β1dit+εit，qit≤γ
μit+θxit+β2dit+εit， qit>γ
其中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yit和dit分别代表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xit为一组对农业保险有效需求有显著影响的控制变量，θ为其相应的系数向量，qit为门槛变量，μit用于反映各省区不随时间变化且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εit～（0，σ2）为满足独立同分布假设的随机干扰项。
限于篇幅，门槛值γ的具体估算方法可以参照Hansen（1999）的论述[12]。得到γ的估计值之后，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检验：一是门槛效果是否显著，二是门槛变量的估计值是否等于其真实值。前者可以运用Hansen提出的自抽样法（Bootstrap）来获得F统计量的渐进分布，继而构造相应的P值进行检验；后者可以运用相应的似然比检验统计量进行检验。
以上是基于单门槛变量的分析，但在实际经济分析中可能出现多个门槛，例如模型（1）对应的双重门槛模型可以设定为：
yit=μi+θxit+β1ditI（qit≤γ1）+β2ditI（γ1
按照这种逻辑，可以将模型进一步扩展为多重门槛模型。双重门槛和多重门槛模型的估计和检验方法与上文单一门槛的情况类似，不再赘述。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考虑到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自2004年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改革之后才有较快的增长，在此之前由于相关统计资料的缺乏导致缺漏值过多，因此选取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2004—2010年相关数据作为样本。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数据库、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和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数据处理与模型的估计均采用stata11.0软件，相关的模型估计程序由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连玉君老师提供。
本文选取农业保险有效需求（y）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农民人均收入（inc）作为门槛变量，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前提下，着重研究农民收入水平与农业保险有效需求之间的门槛效应。相关变量的详细描述如下：
1.农业保险有效需求（y）。已有文献往往采用保险深度（保费收入/GDP）和保险密度（保费收入/总人口）来衡量保险市场的发展水平。但考虑到我国地方GDP数字普遍存在高估的情况，农村流动人口的增加也使得农村人口的统计数字与实际存在较大偏离，因此本文并未选择上述指标，而是选择农业保险保费支出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保费支出在农民收入中占的比重越大，表明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越高。
2.农民人均收入（inc）。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结构趋于多样化，其中家庭经营性收入与农业生产联系最为紧密，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对于农民是否购买农业保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本文选择的农民人均收入指标中只包含了家庭经营性收入。为避免通货膨胀和各地区价格水平的差异对统计结果的影响，本文用各地区历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对农民收入进行平减，求得以2004年为基期的农民实际收入值，以万元为单位。
3.其他控制变量。为了进一步控制各省区农村居民的个体效应，本文在模型中进一步加入下列控制变量：
（1）农业受灾面积（dis）。该变量等于各地区上一年度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总面积的比例。经验表明，自然灾害的规模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的风险预期，如果上一年度受灾较为严重，农民会产生强烈的避险需求，因此对农业保险需求的预期影响为正。
（2）农民受教育水平（edu）。该变量等于每百名农村劳动力中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张跃华等（2005）认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保险的作用和特点，更倾向于利用农业保险作为分散风险的手段，因此该变量对于农业保险需求的预期影响为正。
（3）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pol）。从2007年开始，中央财政陆续对各省区农业保险保费进行财政补贴，中央财政补贴有助于降低农民负担，激发了农民购买保险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保险的发展。本文在模型中加入反映这一政策效应的虚拟变量，若某地区当年开展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
（三）模型估计与分析
为了确定门槛个数，本文依次在不存在门槛效应、存在一个门槛和存在两个门槛的原假设下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本文发现单一门槛效果非常显著，而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效果并不显著，因此将模型设定为单一门槛模型。
对于模型中的控制变量而言，农业受灾面积（dis）和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pol）对于农业保险需求均有正面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是显著的，这些结论与前文的预期和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都是相符的。模型的截距项由共同项和各地区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两部分构成（因篇幅所限，表4中仅列出了共同项的估计值，各地区的个体效应估计值在文章附录中列出），代表了不可观测的确定性因素对于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共同项的估计结果为负值，除新疆、内蒙古等农业保险发展基础较好的省区外，各地区个体效应的估计值也多为负值，这表明仅依靠农业保险的自主发展，其需求会逐渐萎缩，这进一步证明了对农业保险进行财政补贴的必要性。农民受教育水平（edu）虽然对于农业保险需求有促进作用，但是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农业保险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对于农业风险的认识，与农民的务农年限有关，教育程度的影响相对有限。
本文分析的重点在于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的关系。从表4的结果来看，无论是低收入组还是高收入组，收入的增长都有助于促进农业保险的需求，只不过在低收入组这种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这一结论与前文理论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尽管对于农业保险有较高的潜在需求，但是其收入在满足了自身生存以及农业生产等必需开支后，能够用于购买农业保险的支出非常有限，无法将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模型的结果同样解释了近年来农业保险迅速发展的原因：2004年以前我国没有一个省份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位于门槛值以上，较低的收入水平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发展；自2005年以后，随着跨过低收入门槛的省份逐渐增加，收入的提高对于农业保险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农业保险的发展速度也越来越快。
然而前文理论分析中，高收入者保险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这一结论，在本文的实证研究中并没有被证实。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农民整体收入水平还处于比较低的阶段，与理论假设中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已经得到极大满足的“高收入者”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换而言之，我国农民收入水平还未达到“拐点”的水平，因此收入的提高与农业保险需求是正相关的，这与张跃华等（2005）的结论是一致的。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全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后表明，我国的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线性关系，而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具有门槛效应的非线性区间关系。相对而言，高收入群体对于农业保险的有效需求要大于低收入群体。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继续扩大农业保险试点范围，增加补贴力度。本文的结论不仅为学术界一直以来争论的话题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样也为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开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有助于克服农业保险外部性的特征，因此有必要将试点地区的经验进行推广，进一步扩大农业保险保障范围和覆盖区域，使农业保险惠及更多农民。政府同时也应给予农民更多保费补贴，政府的财政补贴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水平，有助于提升其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可以引导更多农民主动利用保险分散农业生产中的风险。
（二）实行农业保险差别化费率补贴政策。我国农业保险目前执行的是统一的补贴比例，即无论保险产品提供何种保障水平和保险责任，也不管相关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风险水平如何，政府都给予相同比例的保费补贴[14]。这种政策虽然保证了公平性，却损害了农业保险补贴的效用。实证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各省区之间农民收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进一步导致了农业保险需求的差异。如果能够为贫困地区的农民提供更多补贴，将有助于激发他们购买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将其对农业保险的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从而在整体上提高农业保险的参保水平。
（三）扩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收入。实证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大多数省份农民收入仍位于门槛值以下，农民收入不足严重制约了农业保险的需求。农业保险的发展不仅需要自身制度的完善，还有赖于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引导和扶持力度，通过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本文尽管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对农民收入与农业保险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但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只是研究了农民收入的绝对水平对农业保险需求的影响，从而使结论暗含了一个假设前提，即人均纯收入真实地反映了各地区大多数农户的收入水平，这样的假设可能忽视了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收入分配是否会对农业保险需求产生影响，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索和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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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ncome Influences the Demand of Agricultural Insurance： Evidence
Based on Panel Threshold Model Analysis
ZHANG Xin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laboratory of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Exchange，Liaon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Dalian，Liaoning 116052，China；School of Finance，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Liaoning 116052，China）
(一)企业文化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系统
关于企业文化的范畴，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已经基本成形，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威廉•大内(1981)提出了Z理论，并最早提出了企业文化的概念，将其研究的内容界定为人与企业、人与工作的关系;特伦斯•E•迪尔和艾伦•A•肯尼迪(1982)认为，根深蒂固的传统和广为接纳与共享的信念支配着当代的企业组织，这些传统和信念叫做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构成的主要要素有企业环境、价值观、英雄人物、习俗仪式、文化网络;约翰•P•科特和詹姆斯•L•赫斯克特(1992)认为，企业文化由共同价值观和部门行为规范组成，在深层次不易察觉的层面上，企业文化代表着拥有这种文化的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念，在容易察觉的层面上，企业文化体现了企业的行为方式或经营风格;艾德佳•沙因在《组织文化与领导》(1992)将组织文化定义为由人工制品(物质形态层次)、信奉的价值观和基本隐性假设三个层次组成的系统。而在管理实践领域，对企业文化的定义更加强调价值观对行为的指导作用。
曾经长期任麦肯锡公司总经理的马文•鲍尔将企业文化更为通俗地定义“我们做事的方式”。概括起来，本文认为:企业文化可以看作一个“以人为本”的系统，由企业环境、人、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构成。其中，企业环境指公司所处的社会、经济和市场环境，是对企业文化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人是系统的根本，是价值观和行为的载体，人分为群体和个体并存在相互作用关系;价值观和行为是系统的核心内容，两者间存在着激励、约束和反作用的关系;在系统中，存在着个体与群体、行为与价值观的融合或冲突，这两种力量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企业是强文化还是弱文化。大量研究表明，当企业文化在个体与群体和价值观与行为两个维度都达到较高的一致性时，企业呈现强文化，从而具备了成为优秀企业的必要条件之一，即拥有更好的绩效的企业一般拥有强文化。企业从价值观到行为的作用结果最终决定了其生产的产品的质量和效率，这是企业在产业保持竞争力的根本。
(二)企业文化的定位
如同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所强调的“以文教化”一样，企业文化必须有清晰的目标。即要建立起一个有效的企业文化系统，首先要明确企业文化要服务什么、或者说要从解决哪些核心问题，从此入手塑造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定位。定位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础和成功的前提，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和集中表现。企业文化只有通过准确的定位，才能从中发掘出自身最具价值的文化要素，最终构建出独具个性的企业文化。正确的文化定位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相反，如果定位不准，那么企业文化不但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反而会将企业引入经营误区，削弱竞争优势。
二、保险公司的文化建设应着力于培养员工的风险管理意识
保险公司作为专门从事保险业务经营的组织，管理的主要对象是风险，这也从跟本上决定了风险管理与保险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紧密关系。同其他企业一样，保险公司的企业文化系统可以定义为由企业环境、人、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构成的统一整体。保险公司的企业文化应该定位在那里?这也是保险公司企业文化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沙因的企业文化理论强调在梳理考察企业的外部适应性和内部融合性的基础上开展企业文化建设。所谓外部适应性主要指企业对外部的企业环境的认识与适应过程，而内部融合性主要指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组织，为了应对外部的企业环境变化，而对内部价值观、资源、制度、流程等的整合过程。实际上，对外部适应性的梳理就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因素进行认识的过程，而内部融合性梳理是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运用这一方法对保险公司的企业文化系统进行分析，可以清楚地识别其外部的环境驱动因素和内部融合因素，从而发现保险公司核心价值观和行为的关键所在，明确企业文化的定位。
(一)外部环境变化对保险公司企业文化系统存在风险管理适应性的要求
企业文化必须与外部的企业环境相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其企业文化建设有着强烈的驱动作用，促使其文化与环境相适应。作为保险公司，影响企业环境的因素包括经济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社会因素、气候变化和技术创新等因素。近些年来，保险公司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一是经济环境方面，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金融市场日益动荡，宏观经济的波动性和复杂性明显增强，经济运行风险逐步加大，对保险的需求和所承担的风险影响显著。二是政策环境方面，保险监管在三支柱监管体系的基础上强化了对风险管理的关注，制定了风险管理的相关政策和指标体系，采取更加保守而准确地进行风险估计正在成为监管趋势。三是市场环境方面，无论在保险市场还是证券市场，投保人和投资者都对所承担风险的信息披露有着强烈的需求，保险公司面临着提高风险信息透明度的挑战。四是社会因素方面，保险公司面临的老龄化和长寿风险带来的挑战，老年人的抚养比率逐年上升和个性化需求日渐增强的趋势给人身保险和年金业务带来挑战。五是气候变化方面，全球气候变化所引发的自然灾害和次生灾害日益频繁，社会经济损失金额不断加大，造成的保险损失相应日益增长，保险公司面临的累积责任和赔付压力不断增高。六是技术创新方面，在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联系性和联动性日趋紧密的背景下，金融创新呈现多样化和灵活化的特点，由此产生的风险不断涌现，风险的传递更加复杂，对保险公司的投资连结型产品和投资业务带来风险管理的新挑战。上述外部环境的变化表明，保险公司当前经营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明显加大，为企业文化建设带来了挑战，促使保险公司的文化系统在坚持盈利导向的同时必须加强风险管理导向以保证公司的持续稳健经营，增强企业文化与风险日增的外部环境的适应性。
(二)风险管理是保险公司文化系统实现内部要素融合的最佳路径
企业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存在着从价值观到行为、从群体到个体的有机统一的内在要求。要实现系统内部的价值观、资源、制度、行为等各种要素的内在统一，必须找到一条合适的路径，不同类型的企业有着不同选择。对于保险公司而言，风险管理是其经营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而风险管理的范畴又完全覆盖了保险公司文企业化系统中价值观、行为方式、人力资源配置等核心领域，因此，风险管理为企业文化系统内部诸要素的整合提供了有效的、甚至可以说是最佳的路径。
一是价值观层面，保险作为一种契约化的金融产品，提供的是一种经济补偿或保障，既体现了消费者对风险的偏好、习俗和态度，也体现了人们愿意通过购买保险来对付风险的行为方式，体现了人们之间的一种最大诚信原则，受道德、习俗、传统、民族、地域等文化特征的影响明显。保险公司的价值观建立在以大数法则和道德法律约束为条件形成的保险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追求可承受风险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体现了风险管理的核心理念。
二是行为层面，保险公司经营管理行为主要包括产品开发、核保、理赔、营销、再保险转分、财务管理、投资、审计等一系列活动，实际上就是对业务风险进行识别、计量、分散、控制、监督等系列风险处理过程，目的在于保证自上而下的业务决策行为和执行以及前、中、后台的业务操作与企业价值观指导下所形成的不同层面的制度、流程相一致，实现对风险的及时有效控制。
三是资源配置层面，人力资源是保险公司企业文化系统中最主要的资源，保险公司的人才队伍以拥有风险识别、计量等方面专业才能的精算师、核保师、理赔师等为核心构建，组织架构中既有横向以企业风险管理架构为基础构建的相互独立的风险管控的三道防线，又有纵向由高级管理层、职能部门层和员工操作层三个层面构成的风险决策、建议、操作的治理架构和管理机制，因此，保险公司企业文化系统中资源层面对风险管理存在刚性需求。此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保险与风险管理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决定了风险管理对保险公司企业文化的影响。一方面，风险管理学起源于保险学，保险学作为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是风险管理领域最早形成系统理论并反复实践的，对风险管理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现代企业风险管理的思想、架构、工具的发展对保险公司实施风险管理都产生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保险与风险管理无论在理论基础上、思想上还是方法上都有很多共同之处，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
综合上述分析发现，外部企业环境因素的变化促使保险公司有必要不断加强风险管理，而内部要素分析则表明以风险管理为主线对保险企业文化内部要素进行整合是可行的，并且是理想路径。因此，保险公司企业文化系统的构建应基于风险管理为核心，定位于服务风险管理。
三、结论与建议
作为企业的“血型”，企业文化展示了企业的个性。企业文化的范畴虽然有着不同的界定，但是核心内容是企业的价值观和行为。考虑到企业所处的环境和人的因素，企业文化可以看作一个受企业内外部因素综合影响的系统。企业文化定位是构建企业文化的前提，也指明了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实践方向。保险公司企业文化外部环境适应性分析和内部融合性的结果都表明，风险管理作为保险公司企业文化系统的定位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风险管理应是贯穿保险公司企业文化系统中从价值观到行为的主线索。中国保险业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所形成的结构问题、合规风险、诚信缺失等突出的问题，与保险公司普遍存在着注重规模和盈利而忽视风险管理的企业文化是密切相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