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行知论农村幼儿教育的重要性
陶行知十分重视幼儿教育，认为幼儿教育是人生的基础教育。他明确指出，“人格教育，端赖六岁以前培养”，“凡人生所需之重要习惯、倾向、态度多半可以在六岁以前培养成功。换句话说，六岁以前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培养得好，以后只需顺着他继长增高的培养上去，自然成为社会的优良分子;倘使培养得不好，那么，习惯成了不易改，倾向定了不易移，态度决了不易变”。如待到他们入学后再去纠正其已形成的坏习惯、坏倾向、坏态度，即使教师花费九牛二虎之力，也往往事倍功半，很难予以改正，甚至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不良分子。因此，幼儿教育不仅是人生的基础，也是整个学校教育的基础，这个基础打得好，学校教育就顺利，反之，学校教育就难以成功。陶行知认为，最需要和最欢迎幼稚园的地方是农村，“农村是幼稚园可以发现的新大陆”，“乡村幼稚园，是乡村社会普遍的、永久的需求”。创办乡村幼儿园不仅是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于广大农民朋友来说也是现实的需要。这是因为，“在中国乡村里，幼稚园格外来得需要。乡村幼稚园除了为幼稚儿童造幸福以外，还可以节省农忙时农妇的精力，又可以间接帮助小学生减少缺课”。“倘使农村里有了幼稚园，就能给这些孩子一种相当的教育，并能给农民一种最切要的帮助”，家长们肯定都会乐意将孩子送入幼儿园，“所以乡村幼稚园的功效比城市幼稚园还要大”，陶行知非常乐观的认为，倘使办理得当，乡村幼稚园可以先小学而普及。
二、主张创办适合国情的、省钱的、平民的乡村
幼儿园，并提出了普及幼稚教育的设想陶行知尖锐地指出，当时国内的幼稚园害了三种大病，一是外国病，二是花钱病，三是富贵病。陶行知提出，新创办的乡村幼稚园，要改革这三种弊病，只有“把外国的幼稚园化成中国的幼稚园，把费钱的幼稚园化成省钱的幼稚园，把富贵的幼稚园化成平民的幼稚园”，幼稚园才真正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普及。首先，建设适合国情的幼儿园。陶先生分析研究了当时中国的国情，指出中国80%的人口住在农村，且农村经济萎缩，农民生活极度贫穷，文化落后。农村又是最需要幼稚园的，所以幼稚园的下乡运动势在必行、毫无疑义，但必须对幼稚园进行根本变革，使之适合中国国情方能到乡村去。要充分利用眼前的音乐、诗歌、故事、玩具及自然界来陶冶儿童，自编幼儿教材，使之中国化。其次，建设省钱的幼儿园。陶行知办幼儿园的目的是普及人民大众的幼儿教育，用最少的经费办理最好的教育是他办园的重要原则。如何因陋就简，以最少的投入办出好的幼儿园是他思考的主要问题。陶行知指出，省钱的第一个办法是打破外国偶像，因为幼儿园的教材、教具和玩具都依靠外国，外国货价格昂贵，自然费钱很多，费钱既多，自然不易推广。第二个办法是训练本乡师资教导本乡儿童，从本村挑选一二天资聪敏、富有同情心的妇女，经过相当训练之后，担任乡村幼稚园的教师。第三个办法就是运用本村小学手工科及本村工匠仿制玩具，用少的金钱办出好的教育。第三，建设平民的幼儿园。陶行知指出，费钱的幼儿教育，只有富贵子弟可以享受，而平民子弟是没有份的。因此，他提出打破富人对幼稚园的垄断，建设平民化的幼儿园。在陶行知看来，“幼稚园花钱既省，取费自廉，平民的儿童当能享受机会均等。教师取之乡间，与村儿生活气味相投，自易亲近。这两件事都可以叫幼稚园向平民方向行走”。在创办中国化的幼稚园的同时，陶行知还大力倡导普及幼稚教育，他说:“教人要从小教起。小学教育是建国之根本;幼稚教育尤为根本之根本。小学教育应该普及，幼稚教育也应当普及。”他身体力行，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乡村幼儿园———南京燕子矶幼稚园，为幼儿教育走向中国农村做出了表率。他说，“将来全国同志起而提倡，使个个乡村都有这样一个幼稚园，使个个幼儿都能享受幼稚园的幸福，那更是我们所朝夕祷祝的了”。
三、关于农村幼儿教育的内容与方法
陶行知强调教育内容应贴近幼儿生活。他指出，生活决定教育，教育离不开生活，教育应以生活为中心，生活是幼儿教育的内容，幼儿的生活就是幼儿的教育，过什么样的生活就是受什么样的教育。如果我们把幼儿的教育与幼儿的生活相互割裂，把教育看作是幼儿生活之外的东西，那么幼儿的教育就远离了生活。因此，他认为选择幼儿教育内容应考虑幼儿的知识经验基础，应从幼儿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去寻找丰富有趣的内容。贴近生活的教育更有利于幼儿对学习的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更有利于理解和掌握学习内容。陶行知要求必以家园所住地为中心，要充分运用眼前的音乐、诗歌、故事、玩具及自然界陶冶儿童，他坚决反对洋化的教育内容，反对脱离幼儿生活实际的教育。主张周围环境中的地质、昆虫、野兽、鸟雀、草药、环境卫生、花草树木、瓜果豆菜、日月星辰等都应成为幼儿学习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教育内容生活化是陶行知幼儿教育思想的重要特色。南京燕子矶幼稚园实验能充分说明这一点。陶行知主张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生活来编写教材，以幼儿的生活为中心，和幼儿的实际生活相连，把附近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出产物品以及儿童歌谣、儿童故事、儿童游戏、儿童语言等搜集起来，加以编制，作为教育幼儿的课程、教材。如燕子矶幼稚园四周有滚滚长江，燕子矶头有四季新鲜的花草农产。
他们将之充分利用，以红薯、蚕豆等作为香甜的土货点心，以麦杆、豆杆等废物为手工材料，以芦苇、野等可爱的自然物为玩具、教材。幼稚园的课程就是依生活所需而设置的，有洒扫整理、音乐、画画、手工制作、讲故事猜谜语、学数数、学读法、游戏、生产教育等。这样，不仅锻炼了学生，而且不用校工，减少了开支。在生活材料方面，以不花钱或少花钱、就地取材为原则。在燕幼四周，好似满山遍地的废物，都是极好的材料，这一层，从不曾感到没有，只愁着不能充分利用。据当时短期的实验，得到许多可以利用的东西如下:香甜的土货点心，如红薯、蚕豆、豌豆、大豆、红豆、面粉、玉蜀黍、萝卜、芋头、藕等;上等的废物手工材料，如玉蜀黍的棒子、麦杆、豆杆、荷叶、糖果皮、果核、破袜子、破布片、旧报纸、鸡蛋壳、旧邮票、木头、贝壳、鸡毛等;可爱的自然物，如石子、松针、芦苇、棉花、松果、小鱼、虾、河蚌、小鸡、螺蛳、蜜蜂等。在教学方法方面，陶行知主张解放儿童，培养幼儿的创造力。在他看来，只有创造的教育，才是真教育。他强调把培养儿童的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放在教育的突出地位。而发挥创造力的先决条件就是解放儿童。为此，陶行知提出“六大解放”，即解放幼儿的头脑、双手、眼睛、嘴巴、空间、时间。
陶行知特别强调要解放幼儿的空间，把学生从牢笼式的学校中解放出来，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寻找真知识。他殷切地嘱托教师:“领导小朋友冲锋到大自然里去追求真知识”，“解放小孩子的空间，让他们去接触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清山、绿水、日月、星辰以及大社会中的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自由地对宇宙发问，与万物为友，并且向中外古今三百六十行学习。”只有解放了空间，幼儿才能搜集丰富的资料，扩大认识的眼界，以发挥其内在的创造力。陶行知认为，学校周围的环境就是教育幼儿的最好课堂，因此要特别注意校址的选择，要求不仅自然环境优美、雄阔，而且社会风气优良、淳朴。如他创办的燕子矶幼稚园四周有滚滚长江，燕子矶头有四季新鲜的花草农产。他还主张，“把房屋的教室打破，房屋的教室，不过是用来遮风避雨的地方，我们要把幼稚生放到大自然界里去，要以幼稚生足力所能到的地方为教室的范围。高山之巅可以写生，长林之内可以游唱，草坪之上可以谈心，这是神秘的大自然为我们设下的幽美而富丽的教室，我们不要辜负了他的美意”。尤其是室内设备极其简单的幼稚园，更应该常常把幼儿放到大自然里去。既然孩子们的学多是在户外，教学内容也相应改变，要增加谈话、故事、游戏、唱歌、手工的份量而减少读书写字的份量。
陶行知还特别强调要解放幼儿的双手，鼓励幼儿自制教具、玩具。陶行知认为穷国也能办好教育，一是可以玩些不花钱的把戏，“运用本村小学手工科及本村工匠仿制玩具”。二是可以教幼儿“自造枪炮”，鼓励儿童自造仪器和教玩具。他提出老师要学会充分利用废旧物品制作实验材料，并引导幼儿注意收集各种废旧物品，如各种瓶子、管子、布料、纸等等，教师还要引导幼儿利用家常用品和废旧物品自己制作教具、玩具。为办成经济节省的平民幼稚园，南京燕子矶幼稚园的教师就利用玉米棒子、麦秸、豆杆、荷叶等自制各种教具和玩具。陶行知曾利用农村随处可见的沙和水制作了“清水沙盘”，“清水沙盘”不但是一个玩具，而且是一个千变万化的学习工具。
四、关于农村幼儿教育的师资培训
要想在全国普及幼儿教育，就必须有相应的师资力量，陶行知认为“普及教育的最大难关是教师的训练”。按陶行知的估计，想要普及幼稚教育，全国至少需要幼儿教师150万，在旧中国财力不济的情况下，这么庞大的师资需求是一个最难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陶行知提出了培养幼儿教育师资的两种途径。他说:“幼稚师范是要办的，但幼稚师范必须根本改造才能培养新幼稚园之师资。纵然如此，我们也不能专靠正式幼稚师范去培养全部的师资。”一是创办新型幼稚师范。陶行知提出:“现行师范教育将学理与实习分为二事，简直是以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所出的人才和普通中学不相上下”，幼稚师范里的功课不免有些繁琐而近于闭门造车，进了三、五年的幼稚师范，到了幼稚园去还不免感到手足无措。幼稚师范必须根本改造，才能培养新幼稚园之师资。在师范教育课程内容的设置上，他主张安排儿童文学、园艺、美术、音乐、自然科学、医疗卫生、家庭伦理以及幼稚园活动等。陶行知创办了晓庄师范第二院，即幼稚师范学院，幼稚师范学院根据其生活教育理论，改革了传统的教学内容与方法，摒弃了传统教育中学用分家的弊端，采用“教学做合一”的方法来培养幼教师资，师生们经常在一起开展各种教学做的讨论会、演示活动，通过这种方法使幼儿师范生获得实际有用的知识，培养出来的幼教师资大多成为幼教的行家里手。二是采用“艺友制”培训幼儿教师。陶行知认为，单靠幼稚师范培养师资显然是不可取的，同时也是不可能的。陶行知用穷办法来解决穷国家的幼儿师资问题，提出了解决当时“师荒”的第二条途径———“艺友制”，这可谓陶行知发明创造的、独具匠心的师资培训方法。陶行知发现传统的徒弟制是一个可借鉴的方法，但是传统的徒弟制有很多弊端，最根本的就是师徒之间关系不平等，师傅不愿轻易传授技艺。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展为“艺友制”。陶行知对“艺友制”是这样解释的:“艺是艺术，或可作手艺解。友就是朋友。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艺术或手艺便是艺友制。”他认为:“师范教育的功用是培养教师。教师的生活是艺术生活。教师的职务也是一种手艺，应当亲自动手去干的。学做教师有两种途径:一是从师，二是访友。跟朋友操练比从师来得格外自然，格外有效力。所以要想做好教师，最好是和好教师做朋友。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教师，便是艺友制师范教育。”幼稚教育的对象是幼稚生，学做幼稚教师的人，离开对象———幼稚生，又怎么能够学得好?
所以，认真说起来，学做幼稚教师要在幼稚园里学，才能得到真正的本领。陶行知认为这种办法不但是最有效力之教师培植法，并且是推广普及教育师资之重要途径。如通过对乡村男教师的夫人、未婚妻进行训练，让其在创办乡村幼儿园的同时培养艺友，艺友学成之后又可另办幼儿园，再培养艺友。多办一所幼稚园，即是多增加一所训练师资的地方，如此滚雪球似地发展下去，即可缓解乡村幼教师资的不足。陶行知同样开展了艺友制实验。如燕子矶幼稚园成立后，燕子矶小学校长丁超的夫人和两位女毕业生随着晓庄幼稚师范教育指导员张宗麟、徐世壁学办乡村幼稚园，进步很快。艺友学习和培训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期:让艺友实地参观幼稚生的各种活动，学做一个儿童的领导者。
第二期:指示给艺友一些具体的方法，如怎样讲故事，怎样带小朋友玩，让他们学习一些做教师的基本技能。
摘要：稚声合唱是针对三到六岁幼儿园的儿童开展的合唱，三到六岁儿童音域很窄，音量小，音准不稳定，语言速度较慢等特点，训练时要用轻声高位等科学的训练方法，以游戏、图谱等儿童化的教学手段，提高儿童稚声合唱的和谐合唱能力与音乐综合素养，既培养儿童多声部的合唱能力，又培养从小合作的意识，为幼儿的音乐生活锦上添花。
关键词：稚声合唱；特点；训练探究
我国的合唱艺术在迅猛发展，老、中、青、少各种的合唱团层出不穷，但是，“少”指的是六岁以上的童声合唱，没有六岁以内的稚声合唱。各类合唱比赛也名目繁多，就是没有看到官方组织的稚声合唱比赛。不举行稚声合唱比赛，肯定有其局限性。因此，探索稚声合唱训练策略有它特殊的意义。
一、关于稚声合唱的命名
通常，我们把合唱分为同声合唱（女声合唱、男声合唱与童声合唱）和混声合唱（混声二部、混声三部、混声四部等）。其中，童声合唱的年龄为六岁到十六岁，那么，六岁以内的幼儿园小朋友的合唱活动又该如何命名？中国著名指挥家、教育家，国际童声合唱及表演艺术协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杨鸿年教授，在他的《童声合唱训练学》一书中这样表述：“根据童声的发展阶段来看可分为：稚声期，童声期、变声期。从能说比较完整的语言的幼儿开始至五六岁之间（相当于幼儿园小、中、大班）均属稚声期。”受启发于杨教授以上对童声发展阶段的界定，我把三到六岁之间即幼儿园小、中、大班开展的合唱活动称之为稚声合唱。
二、稚声合唱的特点
针对学龄前儿童开展的稚声合唱，是以幼儿园小、中、大班（三到六岁之间）儿童为主体，以幼儿园的老师担任指挥，对每一阶段的儿童进行合唱训练的一种群体活动。根据三到六岁的学龄前儿童的身心发展的特点，参照杨鸿年教授对稚声特点的精辟阐述，我总结出稚声合唱的以下几个特点：
1.音色：稚嫩，脆弱，不宜做长时间的训练，小班不超过二十分钟，中班在三十分钟左右，大班四十分钟时间的练唱，还要分时段练习。
2.音域：音域很窄，小班为小字一组的C到小字一组的a；中班为小字组的b到小字一组的b；大班为小字组的a到小字二组的C。
3.音量：肺活量小，音量不大，因此，胸腔用得少，只能唱短小的乐句，如：《梦之船》《摘草莓》《两只小鸟》（美国童谣）等幼儿合唱曲。
4.音准：3到6岁的儿童可以说是白纸一张，他们音准不稳定，和声训练难度很大，可以从单音入手，接着是音程，然后到和声，循序渐进。
5.语言：学龄前儿童语言速度较慢，声音细小，口腔开度不大，舌部不够灵活，不大识字等。
6.音乐作品：短小精悍，目前大部分的作品需要幼儿老师将儿歌进行创编。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适合3到6岁孩子演唱的稚声合唱作品。
基于以上的特点，教师在训练时要选好合唱作品，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发挥幼儿模仿能力强，喜欢游戏、图片，速记能力快等优势，运用科学的方法与切实有效的教学手段开展稚声合唱，让孩子伴随在稚声合唱的音乐世界中成长。
三、稚声合唱的训练探究
匈牙利作曲家、民族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柯达伊.左尔坦在1941年发表的《音乐在幼儿园》的文中提到：“现代心理学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证实3岁到7岁的年龄段是最重要的受教育阶段。这个年龄段被损害、被疏忽的地方，将来难以弥补。这个阶段影响着人生的发展，教育的起点必须始自幼儿园。”那么，从小得到稚声合唱的训练，将影响其终生。就是再精明的父母也无法为3到6岁学龄前儿童提供一个群体学习与创造音乐的环境，只有幼儿园或合唱团队才能让他们在稚声期就受到良好的和声训练，正规化的音准、节奏、听力等训练与体验，进行童趣的合唱表演和童话般的音乐感受等，能快乐地由音乐伴随成长甚至伴你一生。因此，在开展稚声合唱的训练上，要抓住稚声的特点，以儿童化的语言交流为平台，模仿、记忆、图谱、游戏等为辅助手段，加上奥尔夫、柯达伊等世界先进教育家的方法，尊重学龄孩子身心发展的规律，科学地训练。技术上做到让孩子用轻声、高位、和谐地歌唱，能力上达到音乐综合水平的培养与提高，让孩子在快乐中歌唱、童趣中成长。
（一）训练上，儿童化切实有效的手段
首先，要选择儿童化的语言交流平台。比如《两只小鸟》歌词口语化，朗朗上口，老师在教此曲时，可以用讲故事的形式引入，孩子一下子就被故事吸引住，然后老师唱一遍旋律，提出问题：两只小鸟的名字叫什么？它们坐在哪儿？做什么了？后半段是小朋友盼望小鸟归来。用儿童化的语速与孩子交流，亲切的语调拉近与孩子的距离，用生动的语言、形象贴切的描绘，夸张而又富有感染力语气，充满童趣的形体语言，孩子能快速熟悉歌词且深深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其次，图谱、游戏等为辅助手段。不随意识记也是学龄孩子身心发展的特性之一，它有助于训练的高度实效。一个例子：一首《小星星》卡农式合唱曲，前面是卡农，到最后一句时要齐唱“满天都是小星星”，没借助其他手段，看指挥来合唱时，只有三分之一的孩子能唱好；借助图谱合唱，就由大部分的孩子能整齐唱出最后一句，孩子的不随意识记明显提高了排练的效率。游戏也是提高不随意识记的一种幼儿教学中常用手法，把合唱曲《梦之船》编成游戏，高音部小朋友坐在小船上，低音部孩子拿着桨，划小船，孩子兴趣高，节奏和音准恰到好处，记忆也随着手段的不断交替变化而得到强化与提升。
第三，借鉴奥尔夫、柯达伊等世界先进教育家的方法。“诉诸感性，回归人本”，这是奥尔夫音乐教育的基本理念，本能的唱、奏、舞蹈是符合孩子的天性，奥尔夫抓住这一特点，启发和诱导孩子学习和创造。我们不但要学习、借鉴奥尔夫的先进理念，也要研究柯达伊、达尔克罗斯等世界先进教育家的教育理论，在稚声合唱的综合能力训练中，一切从孩子出发，以孩子为中心，想出许多的办法来促进孩子开心地学。如节奏学习中：身体当乐器，练习各种节奏；模仿老师的动作学习节奏；孩子徒手拍出各种节奏等，还可以把节奏编成各种自然界的模拟声：全十六分节奏为跑步时发出的“嘁嚓嘁嚓”的声音；前十六分节奏为母鸡下蛋后的叫声“咯咯哒”等，在教师的引导下作音乐性的律动，必然沉浸在一种游戏般的欢快之中，孩子在不知不觉地接受着音高、节奏、听辨、协调统一等综合音乐能力的训练。
（二）技术上，轻声、高位、和谐地合唱
我国著名的儿童音乐教育家、南京师范大学许卓娅教授在《歌唱活动》中专门阐述了儿童歌唱发声的特点，她认为幼儿教师必须为幼儿提供合适幼儿歌唱特点的范唱，即“高位，轻声，向前唱”，才能吸引幼儿歌唱的兴趣。日本著名的儿童音乐教育家平川三郎研究儿童的发声方法，在《儿童歌唱发声》一书中提到：用头声方法来训练儿童最有效。在稚声合唱训练过程中，寻找高位置，即孩子撒娇的声音位置，它是稚声期孩子都有的、自然的头腔位置，充分利用稚声期孩子与生俱来就有的本能来发声、歌唱，既遵循孩子的成长规律，又达到声音的自然统一。稚声期孩子的声音很幼嫩，用轻声歌唱，既保护嗓子，又能听到其他声部的和声，从中训练听辨能力与音准，培养孩子多声部的综合能力，只有在高位轻声合唱，才能做到和谐动听。当然，还要巧妙地训练气息的控制，咬吐字的统一，音色的变化，音准与节奏的准确等。尤其在进行和声训练时，先让孩子唱高音部的某一高音，老师唱出低三度（大三或小三度）的音，让孩子倾听、感受大三与小三度和谐的音响效果，并与孩子一起分享、体验音程中大三与小三度和谐的音程关系，在反复的练习中进行高低音声部的音程训练，试着由高低声部找准自己的声部音高，同时唱出来，循序渐进地让孩子唱出纯四、纯五度乃至三声部的和声等，渐渐感受到和谐的音响，理解和声和谐的效果，形成和声的初步概念，并通过稚声合唱曲的练唱，体验轻声、高位、和谐的美妙。
（三）能力上，综合音乐素质的培养与提高
更多的父母在孩子3到6岁成长期间，选择让孩子唱儿歌、背唐诗等个体化的教育方式，再有教养的家庭也不可能为儿童创造一个群体化的条件，让孩子在群体中感受音乐，体验和声，接受良好音高、音准、节奏、试唱、练耳等音乐综合能力的训练。因此，只有稚声合唱，它在幼儿园中开展，为3到6岁幼儿综合音乐素质的培养与提高架起极具艰巨的桥梁。
1.音高、音准的训练
稚声期的孩子音准极不稳定，尤其指3、4岁的小班孩子，没有音高概念，但他们是一张白纸，不可盲目下笔。把音高分好家，让孩子跟着老师的琴声，找到他们各自的家；也可在柯尔文手势的指引下，唱准小字一组的C到小字一组的a的音高等训练音高、音准的方法。幼儿在愉快的练习中感受音乐，潜移默化地得到音高、音准的训练，从小有了音高、音准的概念，为其今后人生之路铺上美丽的音乐彩虹。
2.节拍、节奏的训练
稚声期的儿童最先是在妈妈的歌谣与催眠曲中感受节拍与节奏，因此，在稚声合唱中，通过规律性强的歌谣和朗朗上口的说唱音乐来训练幼儿的节拍与节奏感；也可以用游戏让孩子在节奏中成长，比如奥尔夫的节奏训练方法、达尔克罗斯的模声节奏、图谱式的节奏训练等，即让孩子在玩中得到节拍、节奏的学习，又有效地提高了乐感。
3.模仿、记忆能力的训练
模记是孩子的天性，从丫丫学话到开步走，从背唐诗宋词到学唱儿歌，无一不在模记中进行。稚声合唱可以抓住孩子的这一天性，进行音高、音准、节拍、节奏、和声、歌词等的训练，即在模仿、记忆中学唱歌谱、歌词，学习歌唱发声技巧，学习和声音程等。许多家长都会和学龄前儿童做这种游戏：模拟动物的各种叫声，让孩子说出是什么动物名称。可见，孩子对声音及其敏感。在训练音准时，老师可以让孩子模唱单音，数周后，把单音变成音程，这时，孩子马上就会发现其中的变化，老师要引导孩子：回音长的是低音，特别明亮的、音消失得快的是高音，并渐渐让孩子尝试着哼唱。事实证明，孩子的可塑性很强，没过多久他们就能唱好简单的音程。发挥老师的语言技巧：生动的言语，贴切的描绘，夸张的语气，形象而又儿童化、充满童趣的语言技巧，让孩子在模仿中自然地记忆下旋律、歌词等；加上有趣的图谱、游戏化等手段，使稚声合唱的模仿、记忆稚气又童趣。
稚声合唱是在幼儿园中对学龄前儿童进行的合唱活动，通过科学的训练，技巧上达到轻声、高位，和谐地歌唱，培养孩子具有多声部的合唱能力，与集体合作的能力，音准、节奏等音乐综合的能力，稚声合唱是稚声期孩子成长的优质奶酪。
参考文献：
[1]杨鸿年.《童声合唱训练学》（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2.3.
[2]杨立梅 .《柯达伊音乐教育思想与匈牙利音乐教育》（上
海教育出版社）2000.7
[3]乐丁.《少儿合唱队练声曲选粹》（上海音乐出版社）
【关键词】澳门;幼儿教育;现况;教育制度;师资培育
【中图分类号】G6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0)04-0025-04
一、继往开来的教育制度
澳门回归祖国后,特区政府对教育的关注及投入显著增加,先前由葡萄牙政府于1991年制定的《澳门教育制度》已不适应特区的教育发展,因此,新的适应澳门教育发展的教育制度《非高等教育纲要法》(以下简称为《纲要法》)在2006年12月应运而生。〔1〕从整体思路看,《纲要法》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制定了落实十五年免费基础教育的时间表①。免费教育的范围为公立学校及免费教育学校网络②内的正规教育,包括了3年幼稚园、6年小学、3年初中和3年高中教育。其二,《纲要法》把官立学校改称为公立学校,以淡化先前葡萄牙政府所营造的教育机构的官方色彩。其三,《纲要法》突出说明了教育总目标以及各阶段教育的课程与教学指引。其四,《纲要法》把持续教育这一领域分得更细,更贴切地反映了特区目前的教育格局,同时也表明了特区政府对终身学习这一理念的大力倡导。
《纲要法》对幼儿教育的价值取向也作了阐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要点。一是依据《纲要法》,视幼儿教育为正规教育的第一阶段。二是在具体表述幼儿园教育目标时增加了一些合乎时代需要的内容。例如:培养幼儿的合群习性,培养幼儿初步的环保意识等。这些新增加的目标内容说明教育部门洞察到了一些世界性的社会发展议题。三是鉴于过去有不少幼稚园自设留级制度很可能损害幼儿的身心健康,《纲要法》第三款明确说明幼稚园在没有得到家长同意的前提下,不得强行让幼儿留级。四是单独设立有关家庭教育内容的条文,这表明教育部门对家庭教育和家园合作的重视。
虽然《纲要法》对幼儿教育的阐释不是特别多,但意义深远。首先,把幼儿教育视为正规教育的第一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一直以来以为的正规教育(formal education)由小学教育开始的观念。当这一观念普遍为民众所接受时,相信有更多的人会充分认识到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和独特价值。其次,增加的条款跟澳门幼儿教育现状密切相关,比如一般民众不重视幼儿教育、家长往往把教育孩子的责任推给教育机构、孩子的团结合作精神较欠缺等等。可以说,《纲要法》是澳门回归祖国后在教育领域推出的一项继往开来的制度。
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幼儿教育现状
1.幼教机构
澳门的幼教机构大致可分为托儿所及幼稚园两种。前者收托年龄为3个月至3岁前,后者为3岁至6岁。几乎所有托幼机构都提供全天的服务及课程。根据2008年澳门政府统计资料,澳门有32间托儿所①及55间幼稚园②。〔1,2〕根据澳门教育暨青年局统计,2007/2008学年幼儿数为9065人,幼儿园教师人数为501人,〔3〕私立幼教机构(包括营利和非营利)主要由私人、社团或教会开办。非营利幼教机构必须在年度财务报告中说明其收入是如何运用于机构运作的,据此可得到政府的津贴。可见,澳门的幼儿教育主要由民间力量来承担,但政府通过相关制度加以监管和资助。这种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部门的分工。澳门的幼稚园由教育暨青年局管理,托儿所则由社会工作局管理。众所周知,幼稚园有更明显的教育机构特点,托儿所则带有一定的福利性质,在师资要求上,幼稚园的教师必须具备教育暨青年局认可的合格学历(最低要求是中学毕业后接受三年专业培训),托儿所则没有学历或专业培训的要求。关于托幼机构的设施设备,教育暨青年局及社会工作局各有各的标准。
(2)提供课程体系的参考。虽然在回归以前,澳门的幼儿教育未被视为正规教育的组成部分,但回归前的教育暨青年司(教育暨青年局的前身)出版过系列的教学、学习组织计划书和幼儿教育及小学教育预备班大纲,并以此作为幼稚园开展课程与教学工作的参考。〔4,5〕当时,澳门的各幼稚园都有各自的课程。社会工作局直到2004年才开始对托儿所的教育活动内容进行探讨并试图建立托儿所的课程体系。由于澳门大部分的幼稚园及托儿所属私立机构,因此,教育暨青年局和社会工作局所建立的课程体系只是作为各园开展活动的参考。
2.师资的培训制度
《纲要法》第八章涉及教育机构的人力资源问题,第四十二条具体说明了人员培训要求。它将师资培训分为职前和在职两部分,并说明前者的目的是帮助教师获取专业资格,后者的目的则是为在职教师提供专业培训机会以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此外,《纲要法》第四十一条强调幼稚园教师应通过参加培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政府承诺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条件和资源。这些内容反映了特区政府对持续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重视。在特区,一般来说,由澳门大学教育学院负责教师的职前和在职培训,圣若瑟中学也开设两年制的幼稚园文凭课程,澳门高等校际学院则不定期地开设一年制的教育学课程,〔6〕教育暨青年局还委托内地南京师范大学为澳门提供园长离岸培训课程。
目前,澳门大学教育学院是澳门最具规模的幼教师资培训基地。澳门大学教育学院曾于1995年开始为职前学员开设为期三年的日间及夜间课程,称为教育科学高等专科学位课程(1995~2005年),已完成两年文凭课程的在职教师可以直接进入该课程的第三年学习阶段。为了持续提升澳门在职幼稚园的专业水平,澳门大学教育学院于1999~2007年连续开办属性为第二阶段培训的两年制补充(夜间)学位课程。完成教育科学高等专科学位的在职学员可以通过继续修读第二阶段的补充课程获取教育学士学位,获得高等专科学位的毕业生则必须在成为正式幼儿园教师后才能报读第二阶段的课程。从2005年开始,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开设了四年制教育科学学士学位课程,更加系统地开展幼稚园师资培养工作。
3.澳门师资培训课程的重点
现在,澳门大学教育学院的学前教育学士学位课程设置主要根据Lee S. Shulman的观点。Shulman(1987)〔7〕认为,教师要想在教学工作上有卓越的表现,知识领域(domains or categories of knowledge)的储备要深且广。他把一些教师只会照本宣科的现象归究为他们知识领域储备上的不足。Shulman同时关注到,教师的思考模式是教与学成功与否的关键条件之一,他认为,教师的思考模式往往决定了他的教学形态,并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考模式。此外,该学位课程的设置还借鉴了技术观和批判的分析观等相关理论。〔8〕该理论认为,教学法是师资培训课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培养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教育工作者是课程设置的一个重要目的。教师应该具有分析及解释能力,为最终培养出具有分析和批判思维能力的一代新人作出贡献。
4.师资培训的现状
(1)职前培养
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幼教师资培养方案的课程由五部分组成,分别是通识教育、教育专业基础、学科知识、学科教学及教学实习,详见下表。
相较以往的课程结构,本课程结构最突出的变化在于实习和研究两方面。除了保留最后一年(即第四年)为全年实习时间之外,本课程安排的实习时间整体上有所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参观学习以及微格教学(micro-teaching),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适应未来课堂教学需要。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不再进行行动研究和撰写论文,而改为学习系统的教育研究理论。其次,本课程加大了体育、艺术科目的学分。同时,学生还要学习一些旨在提高个人素养的科目,例如思想方法、个人及社会教育、中国及澳门文化内容等。
澳门的幼教师资培养方案并没有包含新入职教师导入阶段(induction period),学生在完成第四年的实习并且取得各科合格成绩后,便可获取由澳门大学颁发的毕业证书,同时得到教育暨青年局的教师资格认定书,之后可以直接进入澳门的幼稚园做教师。至于幼稚园是否会自设新入职教师导入计划,则是另外的问题,在此不作深入讨论。
(2)在职进修
相较职前师资培养工作,澳门特区政府对在职教师的进修投入较大且方式多元化。
一是提供脱产培训机会。根据《纲要法》,政府提供在职教师脱产带薪进修机会,但申请人必须任教十年及以上并由校方推荐及教育暨青年局批准。
二是实施学校优化计划。该计划规定,各学校(包括幼稚园)均可向教育暨青年局申请校内教员培训经费。培训人员、培训形式及经费使用方法可由校方自行决定,经审核同意后可以得到一定的补助。
三是组织外出参观与交流活动。为了拓展教师的视野,教育暨青年局定期举办各种交流活动,鼓励教师到境外参观。近年来,组织过赴日本、新西兰以及我国台湾、江苏南京、北京、上海等地的交流活动,费用全部由政府支付。
四是开设短期课程及讲座。在职教师可以利用暑假修读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及其他教育机构开设的暑假在职教师培训课程,参训教师只需自负报名费。如,教育暨青年局曾委托北京师范大学为澳门开设骨干教师培训课程,期望通过培训带动澳门幼稚园的课程教革。此外,教育暨青年局还通过各种途径为在职教师举办各种不同主题的专题讲座,例如创造力在教育中的作用、音乐课程的理论与实践、体适能的教与学,等等。
5.展望澳门幼教师资培训工作前景
根据澳门未来一个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澳门的幼教师资培训工作主要集中在职前的基本训练和在职的专业发展两个方面。为促进澳门幼教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已于2009年开设了澳门地区首个与幼儿教育相关的硕士课程,希望能吸引幼稚园行政人员、教师乃至家长来报考研读。该课程覆盖0~8岁儿童的教育和保育两方面内容,较充分体现了人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理念,包括开展多元文化教育、建立个体与社会的良好关系、关注健康教育等。〔9〕
当然,澳门的幼教师资培训工作在不断提高水平的同时,也面临不少挑战。
一是面临行业的市场竞争。今天,澳门的产业已由从前的造船业和纺织业转变为以业为龙头的旅游业及会展业,部分在职教师选择离开幼教行业寻找其他行业的工作机会。另外,澳门年轻一代对幼教专业的认同感明显下降。例如,虽然每年报读幼教师资在职培训课程的学员数量大致稳定,但素质却参差不齐。
二是面临课程结构的考量。在澳门幼教师资培训课程的重整工作中,实习安排仍然是一个大问题。以往大四学生全年都在幼稚园实习,几乎不与导师联系,而各幼稚园对实习生的指导方法和形式也各不相同,这样的现状难以保证实习生的实习质量。因此,如何设计和安排学生第四年的实习工作以及其他连带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是面临师资培训课程老化的问题。任何阶段的师资培训课程都有自身系统化和制度化的特性,很难对当下所有相关的社会新问题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学生或在职教师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仍可能对很多专业问题难以把握,怎样使幼教师资培训课程最大程度地与时俱进,还需要相关研究人员不断地深入研究与探讨。
参考文献:
〔1〕澳门特别行政区社会工作局.2008年澳门教育统计〔EB/OL〕.〔2007-08-30〕.ias.gov.mo.
〔2〕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暨青年局.学校资料〔EB/OL〕.〔2008-12-07〕.dsej.gov.mo.
〔3〕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暨青年局.统计资料〔EB/OL〕.〔2007-08-30〕.dsej.gov.mo.
〔4〕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暨青年司课程改革工作组.幼儿教育及小学教育预备班大纲〔S〕.澳门特别行政区青年司,1999.
〔5〕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暨青年司课程改革工作组.幼儿教育第一年教学/学习组织计划〔S〕.澳门特别行政区青年司,1999.
〔6〕澳门高等校际学院.相关文件〔EB/OL〕.〔2008-06-30〕.gaes.gov.mo.
〔7〕SHULMAN L S.Knowledge and teaching: Foundations of the new reform〔J〕.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1987, 57(1):1-22.
〔8〕颜秉.社会变迁中教师应具有的教学专业知能〔M〕//中国教育学会.社会变迁与教育发展.台北:台湾书店,1991:439-458.
〔9〕UNESCO.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ttrainingworkshop〔J〕. Bangkok,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2007,(8):21-24.
Developing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Macao SAR
Huang Jingy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Macao)
中国的现代幼儿教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最早对幼儿心理进行研究的人是谁？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 今天幼儿园里的各种教育形式是从哪里来的？
请记住陈鹤琴——这个把一生献给了“小孩子们”的教育家。
太平洋上的抉择
“一个人总是要有志向，定了志向，再定学什么，干什么。”父亲给我讲述他当年选择儿童教育作为终身事业的时候，总要说起这句话。
1914年夏天，父亲从清华学堂毕业了。跟当时他的大多数同学一样，父亲考取了庚款留美。当初中国国困民弱，许多人都想通过学医来强健国民的身体，父亲最初的理想也是学医。他把这个选择告诉了清华的周诒春校长，得到了校长的同意，周校长电告当时的留美监督，要求把父亲安排在美国最著名的医科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8月15日，父亲和其他赴美的留学生登上了“中国号”邮轮，开始留学的历程，日后成为父亲事业上的同志与挚友的大教育家陶行知也在其中。命运之神就这样巧妙地把他们安排到了一起，此次的同行，也成了他们终身友谊的发端。
踌躇满志的留学生们怀着对自由、民主、科学和新生活的向往，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乘风破浪，横渡太平洋。但是在船上待了不到三天，父亲就开始寝食不安了：“学医还是学教育？”“究竟我的志向是什么？是为个人生活吗？决不！是为一家的生活吗？也决不！我的理想是‘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医生是医病的，我是要医人的。我喜欢儿童，儿童也是喜欢我的，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好。”就这样，父亲确定了他一生的志向。
到达美国后，父亲努力寻找机会，改学了教育。
实验狂爸爸
1919年初，离当初规定的五年留学年限期满已经为时不远，而父亲当时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修满了30个学分，获得教育硕士学位开始准备他的博士研究论文了。博士论文至少还要有一年的功夫才能完成，父亲于是写了延期申请。
在等待审查核准的过程中，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郭秉文到美国物色教员，力请父亲下学期回国教书，并许诺3年后再设法送父亲回来完成博士学位。父亲就接受聘请回国了。
在父亲回国的最初8年里，除了在高校担任教职之外，还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儿童教育理论的研究之中。理论是要从实践中来的，怎么办呢？当时我的大哥一鸣已经出生了，父亲就拿一鸣做实验。他拍了一百多张照片（见插图），还用文字详细记录了孩子的成长过程：
（1）这个小孩子是1920年12月26日凌晨2点零9分生的。
（2）生后2秒就大哭，一直哭到2点19分，连续哭了10分钟，以后就是间断的哭了。
……
第135天
（36）他从睡梦中惊哭起来，两手向上，眼睛往上开了两次，哭出短而快的声音。
……
第490天
（196）模仿洗衣：他拿了一块肥皂，用手捻着，在洗衣板上磨来磨去，模仿他祖母洗衣服的样子……
在一鸣出生后的808天里，他的或哭或笑，或拉屎撒尿，或学步走路，或模仿大人做了个什么动作，都让初为人父的父亲如获至宝，一一记录在案。通过观察和试验，父亲对儿童的动作、好奇心、模仿、语言、记忆、思维等方面做了科学的分析，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1923年春天，父亲提出设立幼稚园的主张，得到他任教的东南大学教育科的支持。到了这一年的秋天，中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诞生了。幼稚园就设在我们家里，父亲则是园长。
在当时的中国，儿童教育还是一片荒原，父亲创办幼稚园的做法遭到了不少人的笑话：“一个留学生，堂堂大学教授，搞娃娃教育有什么出息？”但时间证明了父亲的正确。
“我有一百多个孩子”
1935年，日本的武装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使中国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儿童也灾难重重。8月1日，父亲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文章呼吁各界人士都重视和关心儿童，这一呼吁后来被称为“九条宏愿”：
“一、愿全国儿童从今日起，不论贫富，不论智愚，一律享受相当教育，达到身心两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发展。
二、愿全国盲哑及其他残废儿童，都能享受到特殊教育，尽量地发展他们天赋的才能，成为社会上有用的分子，同时使他们本身能享受到人类应有的幸福。
……
九、愿全国慈善家和一切成人们，对于凡百救济事业，先从儿童做起，遇到危险，先救儿童。”
“凡百救济事业，先从儿童做起，遇到危险，先救儿童。” 这样的话父亲可不是随便说说。1945年初，日本侵略者沿赣江南下，一时赣州吃紧。在这之前的8个月，父亲刚刚带着幼师二百多师生从泰和撤退到赣州，至今又不得不再度迁校。可是当时要钱没钱，要粮无粮，交通工具又没有着落。当时赣州大、中学校的作法是纷纷就地解散，幼师的同学听说后十分着急。父亲说：“我是一校之长，我就是讨饭也要带你们一起走。”
父亲去找当时赣南行署专员，要求他签发重庆教育部拨给赣州各学校的100万元迁校费，但是那人拒不签付。父亲气急无奈，愤然离去。后来通过朋友向青年会和圣公会借到了8万元，但是所有的船只都已经被当局控制，不得动用。父亲不得已只好恳求一名管船的职员借一条船给他。
管船的人以为他是为家眷借船，就问他：“你家有多少孩子要借船？”“我有一百多个孩子。”父亲回答说。没想到那个管船的职员竟读过父亲写的《我的半生》，他对父亲说：“我佩服你老先生奋斗的精神，无论怎样困难，一定分一条船给你们。”
挚友陶行知
“我们教育战线系同志，我们奋斗目标系同道，我们实践标准系同行，我们出生时代系同年，我们海外求学系同学，我们回国任教系同事，我们立志为人系表率，行知对我一生系楷模。”这是父亲八十八岁的时候应陶夫人之请，为纪念行知中学建校四十周年而作的题词。而这几句话，也准确地概括了父亲和陶行知先生的关系。
我小时候对于陶先生和他创办的晓庄师范都很熟悉。晓庄在我的脑子里就是“与农民打成一片、艰苦奋斗”的同义词。父亲常常向我们兄妹说起1927年3月的晓庄师范开学典礼。陶先生指着头顶的蓝天说：“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天花板。”指着脚下的黄土说：“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地板。”他说，晓庄不同于一般的学校，我们的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生活就是教育，教学做合一；我们要用手又用脑，创造新学校……13年后，父亲怀着与陶先生同样的气魄，在江西泰和的荒山上开辟了中国幼稚园的新园地。在创办幼师的第一天，他对师生和老乡说：“我们不是来读死书的，也不是来教死书的，让我们来推行活的教育。”
说起“读死书，教死书”，这里面也有父亲和陶先生的一段掌故：陶先生批判旧教育有句名言：“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父亲对于这句名言非常欣赏，他进而提出一定要把这种“死气沉沉的教育”改变为“前进的、自动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教育”，使教师“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让儿童“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这也是父亲“活教育思想”的发端。
1946年7 月，陶行知继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后，在“等着第三枪”的恐吓声中骤然病逝。父亲不顾白色恐怖可能带来危险，为陶先生追悼会的筹备活动奔波。各团体和组织发起的追悼筹备会公推父亲为筹委会主任，在10月27日的追悼会上，陶先生的遗像悬挂在主席台蓝色天幕的正中央，上面还有一条写着“民主之魂 教育之光”的横幅。父亲致词说：“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勇敢的民主战士；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我们要学习陶先生的革命精神！继承并努力完成陶先生未完成的事业！”
12月1日，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参加陶先生灵柩举行公葬的仪式，他代表51个团体宣读祭文，当读到“长江里流的不是水，是我们的泪，……你是穷孩子的保姆、人民的朋友、我们的导师，”“你吃得苦、穿得差、跑得累、住得坏……为老百姓服务……吃草也甘”，父亲号啕大哭，众人也为之泪下。
1947年1月，父亲在学校收到一封匿名恐吓信，信中画了一把匕首、三颗子弹，信中说：“陈鹤琴！你追悼陶行知！你等着吧！你的下场比陶行知还要惨！”对此，父亲坦然一笑，并且着手编写《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特辑》，在他主持的杂志《活教育》上刊发。
口述：陈一飞（陈鹤琴之子）
采写：本报记者 陈远
（陈鹤琴相关图片由其家人提供）
人物档案:儿童教育第一人
陈鹤琴（1892——1982），浙江上虞人。我国现代著名儿童教育专家，我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
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同年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教育硕士学位。
1919年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东南大学教务长。1923年陈鹤琴在南京创设了我国第一所实验幼稚园——私立南京鼓楼幼稚园。 这是中国第一家幼稚教育实验中心。1940年春，拒绝了当局请他出任国民教育司司长的邀请，而以“要做事、不做官”的决心到江西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
萧香庆女士，香港幼稚教育资深人士，拥有42年教育经验，现担任嘉德丽幼稚园、国际幼儿园校监。嘉德丽附属素茂教育服务有限公司，在沙田、粉岭、黄埔、富山、北角等地共拥有6间学校，坚持“先求人格，後求卓越”的教学理念，为幼儿终身学习奠定下重要基础，从而将孩子们培育成橛械掠胁拧⒃饰脑饰涞穆N楚精英。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幼儿教育，关乎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家庭的命运、一个国家的未来，看似简单，却至关重要。
萧香庆女士，香港资深幼教学府――嘉德丽校监，拥有42年的教学管理经验，一路从老师做到主任、校长、校监，见证了嘉德丽的建立、发展，推动其从无到有、从一间学校到六间学校的不断壮大；参与嘉德丽为上千家庭送去贴心明智的幼儿教育，伴随着四五千幼儿的成长，坚持以“先求人格，後求卓越”之教育思想，为美好和谐的社会奠定基石。
她是一朵向阳花，是温暖的象徵，拥有四十多年的幼教经验，倍受孩子们喜爱
“教妇初来，教儿婴孩”――幼儿教育，到底有多重要？或许，有人不以为然，首先，让我们来读一则故事。有一年，一位记者穹靡晃慌当炊科学奖的获得者，“对於成功，您在哪个学习阶段获益最多？”获奖者沉思了片刻，“幼儿园！是幼儿园的老师给予了我一生受益的习惯。”这则故事告诉了我们，幼儿教育的意义十分巨大。
1974年，抱着一份教育幼儿的热情，萧香庆女士投身了教育事业，在这里，面对着一个个活泼可爱、充满求知欲和好奇心的孩子，犹如踏进了一个充满希望、生机盎然的花园，那如何扮演好自己作为一名幼师的角色，如何才能教育好孩子们呢？
“幼儿教育，就如同一个播种梦想、孕育希望的过程。教育孩子的首要条件是――我们必须具备一颗爱孩子的爱心、耐心。”孩子是纯洁无邪的，处於真、善、美的原始状态，同时又是十分脆弱的，因而，作为启蒙孩子们成长的引领者，必须要以爱心、耐心，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倾听他们的想法，成为他们可以信任的人。
“除此之外，幼师要以身作则，谨言慎行。”孩子是一片白纸，但他们善於模仿，老师和家长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他们，“俗话说‘言传不如身教’，我们幼师必须有严格的行为规范，为孩子做好榜样。”在孩子们的心中，温柔亲切的萧香庆女士就如同一朵太阳花，向上、明艳、富有吸引力，让孩子们感受到师者的可敬、长者的温暖。每当她出现在孩子们中间，她都会被孩子们团团围住，与她十分亲昵，大部分毕业的学生们，回顾以往在幼儿园的过往，都对其爱戴有加。
同时，萧香庆女士十分注重培养教师团队，让老师们认同幼儿园的教学理念，方能更好地传承教育，让孩子们真正从中受惠。“我们将人的要素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而，我们学校非常注重老师的专业培训，还专门聘请了大量专业资格的外籍老师和普通话老师，专科专教，K裼眯∽槭浇萄В令孩子们得到足够的学习和互动机会。”
在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她尽心尽力，将孕育出一片绽放花香、展露芬芳的花园，让孩子们在有心的教育下，有爱地成长，走出幼稚园，其将成为社会上有担当、有爱心的一份子。
她是一朵玫瑰，是坚持的象徵，伴随嘉德丽从创立到卓越近三十年，更走向“先求人格、後求卓越”之全新道路
1988年，萧香庆女士参与创办了私立幼教机构――嘉德丽幼稚园，时至2004年，因为学校管理团队的更改，由温金海先生重新接办嘉德丽，输入了全新的办学理念，开展了嘉德丽全新局面。
“最难忘就是2004年，因办学理念的改变，若想使整个团队都要顺利过渡，无论是我们整个团队还是我个人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时，嘉德丽在温金海先生的带领之下，开始树立“先求人格，後求卓越”的办学理念，旨在培养孩子们一生一世所应用、体会的观念、习惯和能力。而对於当时的社会来说，开办“以人格、礼仪培养为幼教之本”的幼稚园有别於传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与突破，任重道远。
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曾说过：“什麽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他认为，孩子在学校里受教育，目的是养成习惯，增强能力。出了校门仍旧如此，习惯越自然越好，能力越强越好。为了能让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习惯，“我们以德育为先，充分利用一年当中的各种节日，融入孝顺、尊重、感恩、关怀、友爱、包容、谅解、勇气、自助、助人等学习主题，K精选《弟子规》和德育故事为教材，让孩子们日常学习，以培育孩子们品格及良好的习惯。”
在提升修养的同时，嘉德丽特别设置了全人发展、多元智能、因材施教的“六艺”课程，其中以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为本，让孩子们的德、智、体、艺得以全面发展，与此同时，还辅以“两文三语”，利用多元化的活动，培养孩子们自然运用语言的能力。
“2005年，嘉德丽又引入了‘儿童读经’校本课程，带领孩子们每天诵读中国传统的经典文章，如《弟子规》《大学》《三字经》《千字文》等，让这些经典篇章储存在孩子们的脑海中，让其不但拥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更对其未来的人生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除了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嘉德丽的孩子还积极走向社会，走进大自然，“我们常让孩子们走进长者中心，让他们为长者表演等，从中体会到照顾长者的快乐与责任；我们会让孩子们走进有机菜园，让他们真正用心呵护一颗种子从发芽到开花结果，认识到保护大自然的重要……”一所幼稚园，不单单只是做[戏、交朋友的地方，更是教会孩子们做人处事的道理，更是奠定了孩子们走向人生的正确方向。
一系列的改革与实践，今日的嘉德丽已成为家长心目中的一所了不起的幼稚园，更在香港幼教机构中独树一帜。“这一路走来，多亏了有同事们上下一心，发挥可贵的团队精神，才令我们嘉德丽屡受嘉奖。也正是这些困难和磨练，让我度过了难关，有了不同的人生体验。”
她是雨露，是阳光，是奉献的象徵，尽心尽力，为美好和谐的社会奠定基石
在“先求人格、後求卓越”的理念指导下，在温金海先生、萧香庆女士及其团队的齐心协力之下，嘉德丽2004年开办国际幼儿园，2006年开办黄埔校，2009年粉岭校迁往粉岭中心，2011年开办富山校，2014年开办北角校，完成了从一间学校到六间学校的长足发展。多年来，从嘉德丽毕业的孩子90%成功入读第一、二志愿小学。
今日，萧香庆女士欣喜地看到，“德育为本、专科专教”的教育思想，得到了社会和家长们的一致认同，嘉德丽不断蜕变、办学质量不断提升，优质的教学质量在家长中有口皆碑，成为孩子们喜爱的幼儿园、家长们信任的幼儿园，亦成为了香港幼教学府中的佼佼者之一。
然，从教四十多年，萧香庆女士对业界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十分担忧，她认为：作为幼教队伍中的一员，不能以私利为首，而应以教育下一代为使命，真正用心去做，“老师的使命在於发现、唤醒、引导，我们应把爱的阳光洒向每一位孩子，让生命的阳光照亮每一处角落。”
摘要： 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是一种由复制模仿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的模式。1919年后，引进的动力逐步加强。在引进的主体上，虽然政府与民间皆有作为，但明显呈现政府为主、民间为辅的格局。其引进的路径主要有译著及近代报刊等媒介；外国学者来华讲学；国外宗教势力传教行为的附带植入；各类学前教育师资培训机构的设立。其引进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包括海外幼儿心理与保育思想、学前教育体制思想、具体学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及教育方法、学前教育事业整体认识、学前幼儿关系学思想等。
中图分类号： G619.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3036409
Key words： modern times； preschool education thought； mode； path； content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introduction of the overseas preschool education thoughts was a kind of mode from copying，digesting and absorbing to independent innovation.After 1919，the introduction power gradually strengthened.Although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were the main body，obviously the government was a major role，the folk people are auxiliary.There were four main ways to introduce the thoughts： translations and newspapers，foreign scholars visiting China to give lectures，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religious forces on missionary behavior，the establishment of various preschool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s.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tent was very rich，including the idea of children's psychology and conservation，preschool education system thoughts，specific preschool educators' thoughts，educational ideas and educational methods，the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preschool education，the study of preschool children's relationship，etc..
海外W前①教育思想自晚清进入中国，延至民国时期，得到了大规模的引介。分析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模式，可以帮助我们整理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中国的具体内容，亦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对中国的影响程度。
一、引进的前提与模式
19世纪前，全球的幼儿养护都处于一种经验习俗式的保育水平。“早教育法K非新发明品，古昔希腊已盛行之。希腊历史上称为天才者，代
①本文所指的“学前教育思想”以19世纪中叶兴起的针对入学前儿童（0～6、7岁）为对象的教育思想。本文不涉及革命根据地的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内容。有其人，皆以受早教育之故。”[1]154但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进行，育儿矛盾的逐渐显现，学前教育思想在欧洲萌芽并逐渐扩展开来。1816年，欧文（Robert Owen）在苏格兰纽兰纳克创办了幼儿学校；1837年，福禄贝尔（F.W.A.Frbel）在德国勃兰根堡创办了“幼稚园”（Kindergarten），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标志着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起步。至20世纪，海外学前教育事业已颇具规模，为向中国进行思想引进创造了基础。民国肇始，经验习俗式育儿模式在中国的育儿世界中依旧占有统治地位，但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及女权运动在中国的逐渐兴起，育儿与妇女职业化的矛盾开始激化，公育浪潮不断对落后的育儿模式进行攻诘。学前教育成为社会的关注点，时人称学前教育思想“世固有说来似迂阔而实切要的问题即吾今所提出者”[2]73。晚清开始的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过程也因此而加速。
尽管“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类传统育儿习俗中的精华文化可以保留，但缺乏科学内涵的先天不足，使得民国初年关心学前教育的国人失去了对传统育儿习俗进行改造的信心，他们热衷于引进海外学前教育思想。这种倾向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海外学前教育思想中对幼儿主体认知的尊重，使幼儿从一个附属于成人、受成人支配的物品到一个独立个体的转变，这是欧洲文艺复兴影响下的成就。即使是欧美等学前教育先进国家，“至于儿童在社会上的地位的承认与得享有适宜的教育，还是很晚近的事。”[3]1国人急需在此领域求得进步。其次海外学前教育事业通过各种媒介所展示出来的优势，使国人倍受刺激，兴奋之余亦添不少惆怅。“美国儿童的活泼，实在使人兴奋。”[4]49中国社会有尊老扶幼的传统，有重视下一代成长的风俗。先进的国人开始呼吁对学前教育的重视，以海外学前教育强国为目标，“在极端重要的儿童教育旗帜下，吾人应如何警惕，急起直追，是值得注意研讨的一个问题。”[3]2再次是在社会转型期的剧烈动荡中，中国传统的经验习俗式育儿模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妇女就业与育儿之间的矛盾就十分迫切。“其奈经济的压迫，不能不割弃爱子育儿的时间，而从事于职业。”[5]16传统的经验习俗式育儿模式中无法提供解决矛盾的方法，只有从海外学前教育思想中探寻解决之道。其实这种尴尬并非育儿领域所独有，整个中国教育界皆存在这样的境况。时有外人如此评价：“支那教育对于文字哲理伦理之训练，实有最高之价值。……惟关于具体与实际的问题，须试验方法及规纳推理之智识者，彼即茫然失据耳。”[6]219这种不切于实用的教育模式必须改革，已经成为其时大多数学者的共识。1934年，周予同在谈到解决中国教育当前问题时称：“找寻中国现代教育病因的入手方法，可分两方面：一是横的社会调配的方法；一是纵的历史探究的方法。”[7]6无论所谓“横的社会调配的方法”，还是“纵的历史探究的方法”，都不能将海外教育思想排除在外。此外，民国时期持续的战争环境产生了现实的战争与育儿的问题，如何借鉴他国经验，解决战争环境中的育儿问题，也是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重要原因之一。“为华胃求好种子，为中国求好国民，舍对于儿童设施上注意，更无其他办法。”[2]73这就是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必然前提。
在这样的前提下，对于民国时期海外教育思想引进中国的模式，学界多有争论。有学者以为“鸦片鹫以后，帝国主义者打开而且闯进我们的大门使我们不能不接受他们的文物制度。所以现代期的教育制度的采用，不是自动的，而是被动的；不是内发的，而是外烁的。”[7]9但笔者并不苟同，以为民国海外近代教育思想引进模式是一种由自觉的动力源所主动驱动，由复制模仿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的引进模式。时人以为：“中国的民族，需要加倍速力的改造，需要必有充分识力的改造者，恐怕不是通常缺乏常识、缺乏浓厚爱力的母亲所能胜任愉快的。”[5]17这就是自觉动力的体现，这种自觉的动力源最初的启动来自于先进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启蒙热忱心与忧国忧民的末世悲灼感。就海外学前教育思想领域的引进模式而言，虽然也是由复制模仿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的引进模式，但亦有其独特之处。
首先在引进的动力方面，存在着一个由民初的被动性明显至1919年后的能动性逐步加强的转变过程。
民初，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中的被动性十分强明显，也即海外力量成为引进的主导方。原因在于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没有根基，不同于其他的教育思想领域，国人本有认识基础，可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或变革。除了为一些先进的国人所知晓外，学前教育思想在民初的国人脑海中几乎是空白一片。“所谓良教育者，施于孩童，则有以满足其好奇之心，而增多其与世界之接触。”[6]219这是民初先进国人才有的认识。学前教育领域因其特殊的教、养双重属性，晚清未得到国人普遍重视。西方教会创办的学前教育机构成为最早阐述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载体。至于民初，状况虽有改变，但总体依旧。1912年，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爱理亚氏”游历中国，“于东西教育之得失，颇有论列。”[6]219曾作演说，“意在取我之短。证彼之长。”[6]219这种对于中国教育的逆向关注亦可佐证其时海外教育思想引进过程中的被动感。改变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儿童观进行了批判，在舆论的压力与推动下，更多的国人关注到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先进，从而增强了引进的主观能动性。也因此，国人的视野更加开阔，开始更加关注到欧美等国的学前教育思想，对晚清以日本学前教育思想引进为主的趋势作了调整。张宗麟就曾说：“‘五四’运动起来了，反基督的空气起来了，但是欧美学问为国人所注意，昔日不为国人所重视的传教徒，只要有几分真本领的也就被重视了。我国过去的幼稚园，一味模仿日本，不但教师的技术太差，甚至日本已经行了二十年的老方法也不能尽行模仿。当时基督教所主持的几所保姆班，对于技能的训练，都还能练习。他们所办的幼稚园小巧玲珑，虽然宗教色彩太浓，但是处处给参观者愉快，而模仿福氏、蒙氏以及美国新方法也还能做到几分。”[8]390民国中后期，学前教育思想已经为国人所普遍接受，引进的主动性有所增强。
其次在引进的主体上，虽然政府与民间皆有作为，但明显呈现政府为主、民间为辅的格局。
政府教育机构中的学者与技术官僚是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主力军，其中以研究教育学及心理学专业的学者最为关心。民国政府在教育部门或其他部门的学者与技术官僚的不断推动下，也在学前教育领域屡有动作。这一切都源于民国时期政府教育指导思想的转变，如对科学与人性的重视，对现代国民教育的追求等。这些改变促成了近代教育在民国阶段的飞跃，也缔造了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中国的便利条件。1912年，民国政府出台《师范教育令》，要求女子师范学校“得附设保姆讲习所”。1922年11月，教育部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令》（壬戌学制），将蒙养院改称为幼稚园，将其正式列入学制系统，确立为国民教育第一阶段的地位。1929年8月，教育部公布了《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1932、1936年两次修订），这是一部结合海外学前教育思想与中国国情的课程标准。1939年，《幼稚园规程》（1942年修订为《幼稚园设置办法》）出台。同时，教育部门或其他部门的学者与技术官僚也不断对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献策献力，如关于学前教育的师资培训问题，在192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陶行知和陈鹤琴分别提议开设幼稚师范和在普通师范中设幼师科，以培养幼儿教育人才，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在这个时期的海外学前教育师资引进、学前教育制度设计等方面，都能隐约看见政府的影子。
从引进的动力与主体，我们可以察觉到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引进的这种复制模仿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模式的转折点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自此之后，海外学前教育的引进进入了一个高速时期。
二、引进的路径
民国时期致力于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学者与学术官僚人数众多。很多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有留学或国外考察学习的经历，所留学及考察学习的国度中以日本为首，美国次之。学术界普遍的观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国人以日本为主要学习榜样，之后则以美国为主要学习目标。有日本学者称1921年时，“东方留学生，当以中国首屈一指，现在国外之中国留学生，计有九千人，其中在日本者四千人，在法国者两千人，在美国者千四百人，在英国者四百人，其他一千二百人，则散处欧洲各国。”[9]62这个数据很快被改变。“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大量中国学生留学欧美国家，其中专攻教育学的则首选美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成为中国教育学专业留学生的集中地，如陈鹤琴、汪懋祖、邰爽秋、陈剑恒、萧孝嵘、黄觉民、艾伟、刘廷芳、刘炳藜等人均在此留学。除了留学外，民国时期所组织的各类政府或民间较大的赴海外教育考察团体约有十数次。这些考察虽不以海外学前教育为主要观察目标，但“举其适用于我国而切近易行者，备将来回国，与邦人士参考研究之资”的考察目的也将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纳入了其考察视野。同时，海外宗教文化的植入扩散也利用海外学前教育作为工具之一。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路径并不单调，呈现出四种主要的引进路径。
通过译著及近代报刊等媒介传播海外学前教育思想是最主要的路径。
在译著方面，其时对海外学前教育思想传播出版贡献较大的出版单位有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后在长沙等地开展业务。、儿童书局、中华书局、泰东图书局、北新书局、大华书局、民智书局、神州国光社、黎明书局、世界书局、新中国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以及重庆正中书局等。此外，上海的新月书店、华通书局、申报馆、联合书店、新国民图书社、现代书局、光明书局、长城书局、青年协会书局、女子书店、辛垦书店、育英出版社、华华书店、耕耘出版社；天津的百城书局；南京的南京书店、正中书局；北平的新云堂书店、文化学社；昆明的中华书局；贵阳的交通书局；桂林的天下书店等。其中，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儿童书局、世界书局、大华书局等可称为民国海外学前教育思想传播的主力军。而中共所创办的华北新华书店、新辽书店等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近代报刊方面，其时有数百种报刊杂志曾经登载过介绍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内容的文章。其中，教会所办的有《中西教会报》《公教妇女》《圣教》《公教学校》等；综合类的报刊杂志有《东方杂志》《申报》《国闻周报》《晨报》《京报》《中国青年》等；全国性教育类的有《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教育学期刊》《新教育评论》《基础教育》《民众教育》《教育与职业》《新教育》等；地方教育类报刊则有《上海市教育》《安徽教育行政》《河南教育》《首都教育》《湖南教育》《辽宁教育》《龙溪教育》《安徽教育》《大上海教育》《山东民众教育》《金山县教育》《江苏教育》《青岛教育》《江西教育行政》《浙江教育行政》《广东教育厅旬刊》《陕西教育》《福建教育》等；儿童类的有《时代儿童》《镇海儿童》《儿童》《新儿童》《儿童知识》《儿童福利》《厦门儿童周报》等；妇女类的有《现代妇女》《职业妇女》《福建妇女》《江西妇女》《甘肃妇女》《妇女杂志》《新女性》《今代妇女》《妇女时报》《女子月刊》《主妇之友》《妇女新生活》等；学校等教育团体所办的有《复旦旬刊》《中法大学月刊》《国立劳动大学劳动周刊》《国立中央大学教育丛刊》《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半年刊》《师大月刊》等。还有一些文学类、体育类、生活休闲类等报刊也涉及到相关内容。中共所创办的《群众》《共产党》等杂志亦有此类内容的介绍。《新运导报》《妇女新运》《战时教育》此类时效性很强的报刊中，也不乏此类内容。甚至于在伪政权官方倡办的《大同文化》《兴任季刊》等中，也以此作为吸引读者的卖点。一些报刊还专门开辟专栏，以为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提供了方便，如《教育杂志》的“国外教育杂讯”；《新教育》的“国外教育要闻”、“国外教育消息择要”；《中华教育界》的“国外教育新闻”；《安徽教育行政周刊》的“国外教育消息”；《教育研究》的“国外教育研究摘要”、“国外教育消息”；《河南教育月刊》的“国外教育消息”；《东方杂志》的“国外教育杂讯”；《四川教育通讯》的“国外教育动态”等。一些报刊也常有相关介绍，如《申报》就经常刊载外国学前教育方面的消息：从巴黎议员兼国家体育及公共卫生委员会会长思利柏树丹氏最近在议院中提出重视儿童教育，到“美国专为小儿而设之实验学堂，今已风起云涌，纷纷成立，其根本上之宗旨，在供给儿童生长时有关性之需要物。”所引介的内容十分庞杂。
外国学者来华讲学也成为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路径之一。
据统计，仅1912年至1937年间，有12个外国教育家、教育专业人员来华。[10]177这其中不乏当时杰出的名家，如杜威、孟禄、罗素等。他们在中国游历各地，讲学演讲。如杜威（John Dewey）先后在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讲演200多次。孟禄（Paul Monroe）还与中国教育界人士共同组织了中华教育改进社，被推选为名誉董事。在由美籍和华籍人员组成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他曾连续3年担任副董事长。有学者认为其时分别兴起于欧洲和美国的“新教育运动”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促进了外国――尤其是美国――学者的来华。[10]177并且这些运动点明了20世纪前半叶美国教育的发展方向，即“重视儿童的需要和个性差异、强调为儿童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鼓励探究和创造性的发展、对儿童权利的尊重。”[11]235这就使得近代学前教育思想成为来华学者较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客观上促进了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
国外宗教势力出于宗教传播的需要而通过公教等组织进行的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植入渗透，也丰富了引进的路径。
尽管“宗教传播本身就隐含着种族主义征服其他民族的心理背景”[12]129，但基督教将开设幼稚园作为向贫民传播教义的方法之一，“幼稚园对于贫民也是有特别意义的。”张宗麟说1902年已有6所教会幼稚园。[8]392张宗麟就以为：“基督教来我国传教，一面用医术，一面用教育，因为国内士大夫鄙视教义，鄙视教友，所以他们就向一般贫民去下功夫。医药对于贫民是最有效的宣传，其次当然是教育，幼稚园对于贫民也是有特别意义的。所以在光绪二十八年全国已有教会设立的幼稚园六所，国人几乎完全不知道。”[8]3921924年，南京女师曾作调查显示全国190所幼稚园中，有156所为教会所办。一位名叫麦美德的传教士曾建议：“基督教k学的等级，宜从幼稚园以至大学。”[13]81又有人称：“公进是团体的组织，欲使儿童公进化，也必须自幼童期就开始训练他们。”[14]176这种转变的原因很简单，一则因为自晚清至民国，西方学前教育思想也处于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它的成熟为其传播奠定了基础；二则因为西方宗教势力意识到了海外学前教育对于西方宗教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及对于中国人增强宗教思维的影响。“欲造民主国国民之根基，除幼稚园外，无他术也。”[13]81为着这个目的，民国时期的各类西方宗教组织都很积极地进行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有一名蔡姓主教到达天津时，曾“特嘱公道会员着重儿童教育，因为儿童是一切社会的基础，俗话说：‘根不正，苗不正，结了葫芦瓠不正。’儿童是根苗，成人是葫芦，是瓠，成年人的好坏，多半是看他在儿童时代所受的教育如何”[14]164。甚至有人认为教会中最重要的部门就是处理妇女儿童事务的部门，例如，“公进妇女部是公进各部的基础，可以说是公进各部中最要紧的一部。”[14]168因为幼儿学前教育的特殊性，使得此时的宗教教育事半功倍。“如果为之家长者，对于自己的一切行为，皆表现着教友的色彩，本着公进的意义，儿童自然就容易公进化。再者，除此以外，为之家长者，使儿童自幼就习于作公进的事业，……就是要本着公进的宗旨去作。”[14]167教会组织热衷于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甚至实践，其目的在于为西方宗教培养接班人与拥护者，培养其信仰群体。所谓“儿童是公教青年的候补者、准备人，如果在准备的时期，准备的充实，后来他在行为上表演出来，必定能有很好的成绩。”[14]165教会创办了大量学前教育方面的杂志，如《小孩月报》、《福幼报》，甚至于1947年有《儿童圣经课本》的出版。不独在中国，在西方世界，也是这样做的。时有无名氏介绍说：“巴黎总主教区在凡典爱枢机赞助下，有幼儿宗教教育会之组织，专为四岁至八岁尚未入学校之儿童，施行适当之宗教教育。”[15]77这些宗教教育“使家庭中从未提到天主二字之幼儿，至少每星期一次，可以生活于富有宗教气味之环境中。”[15]78此类组织在西方已呈星星之火燎原之势。“‘幼儿宗教教育会’原只系巴黎总主教区内一种组织，现已渐形发展，里昂、冈白来、爱物肋等教区内，亦已有所组织云。”[15]78
各类学前教育师资培训机构的设立，成为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中国的第四条路径。
晚清时期西方教会曾创办了一批学前师资培训机构，如苏州英华女中的幼师班（美国卫理公会1889年）、上海幼稚园教师训练班（美国监理公会1892年）、厦门幼稚师资班（英国长老会1898年）、苏州景海女学（美国监理公会1902年）、岭南大学高等幼稚师范专科部（美国长老会1904年）、北京协和女书院高等幼稚师范专科部（美国公理会1905 年）等。这些机构都强调了宗教课程，如景海女学与宗教有关的课程占了全部学分的 1/3，教育理论科目反而比例很小，还不到1/4。[16]284285恰如张雪门所说：教会培养出的幼儿教师“拿的是教会的钱，吃的是教会的饭……为他们自己的教会尽责，不是为教育服务，是为了宗教，不是为了孩子。”[17]189这种现象在民国时期还有保留，如1912年英国传教士在厦门创设怀德幼稚师范学校、附设幼稚园。宗教色彩极浓，“不欢迎带政治色彩的教员……教幼稚园的女教师要梳头，不得结婚。”[17]353但很快得到改变，出现一批国人自办的幼稚师资培训机构。如1927年创办的厦门集稚师范学校、1929年创办的南京晓庄幼稚师范学校、1930年创办的北平幼稚师范学校与上海幼稚师范学校等。1940年，还出现了第一所公办的幼稚师资培训机构――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这些国人所办的幼稚师资培训机构虽然没有浓烈的宗教色彩，但大多以海外学前教育思想为指导，对学生灌输相关的理念意识，也客观上成为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一个重要路径。
三、引进的内容
尽管存在着四种主要的引进路径，但我们仅从译著、著作及报刊中就可以了解到民国时期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主要内容。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所出版的学前教育思想类著作约有200部，相关文论约有3000篇。其中对海外学前教育思想进行介绍的译著及著作大约百部，文论1000余篇。其出版发表的高峰期在1919年至1949年间。1933年，林仲达曾撰文参见林仲达：《新妇女与儿童研究》，《东方杂志》第30卷第11号，第110页。谈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阶段性发展，对夸美纽斯的婴儿学校、洛克的教育论、卢梭的爱弥儿、裴斯泰洛齐氏对于他三岁半的孩子的发达之观察记载直至苏俄幼稚园、美国依瓦华儿童幸福研究社所创办的‘幼稚儿童心理实验室’等皆有论述，这是其时国人对于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一次较系统的总结，也反映了当时先进国人的认识水平。儿童中心论、新课程设计法、幼稚园制度等都在这个时期也被引进中国。抗战的爆发与解放战争的进行使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内容向儿童保护与福利领域集中，这也成为了那个时期的特色。
民国时期的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内容分为五大部分，分别是：海外幼儿心理与保育思想、学前教育体制思想、具体学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及教育方法、学前教育事业整体认识、学前幼儿关系学思想等。限于篇幅，本文仅作概括介绍。
近代科学的进步加深了人们对幼儿生理、心理发育的了解，海外幼儿心理与保育思想在民国时期引介深度与广度也远超晚清时期，很多海外幼儿生理心理研究的最前沿思想为国人所知晓。如佛初的《欧美对儿童之养护》（《中华教育界》1913年第9期）、佚名的《苏俄之儿童教育及卫生》（《先驱》1922年第10期）、价人的《德国儿童的健康状况》（《世界知识》1935年第3期）、朱觉方的《美国的健康婴儿诊所》（《家》1947年第17期）等文都介绍了此类内容。幼儿心理学方面的内容尤其为中国学者所看重。如华特尔（C.W.Waddle）著、葛承训译的《儿童心理学》（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就是一本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教材，其中包含了儿童的游戏、语言、图画、道德等诸多问题。祝雨人译的《儿童心理学的方法》（《教育杂志》1936年第7期）等都顺应了这个趋势。与晚清时期相关介绍的泛泛相异的是，其时在一些具体的幼儿生理心理发育理论上有集中的探讨，如在幼儿的智力测量方面，就有樊炳清的《比纳氏智能发达诊断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比奈（A.Binet）、欣蒙（T.S.imon）著、费培杰译的《儿童心智发达测量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特尔曼（L.M.Terman）著、华超译的《比奈西蒙智力测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等论著进行讨论。对于幼儿性教育的探索，则有文宙的《瓦尔氏儿童性教育之三时期》（《妇女杂志》1922年第9期）、紫鸢译的《儿童性教》（《妇女月刊》1947年第4期）等文。不但关注到正常儿童的生理心理发育，还关注到了特殊儿童。如周太玄的《欧美特殊儿童之教育》（《教育杂志》1912年第12期）、何其恺译的《印度儿童的智力分配》（《教育半月刊》1946年第2期附刊）等文即是此例。在儿童的保育方面，成果也非常多，例如孙敬婉译的《儿童之日间集团保育》（《社会工作通讯月刊》1947年第12期）等文。
在对海外学前教育机构初步了解与国内学前教育事业起步的基础上，国人对于深入了解海外学前教育体制的愿望更加迫切。这方面的文论大量面世。如华里阿・华斯孔遂洛（Faria de Vasconcellos）著、陈能虑译的《比利时之新学校》（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祝其乐等著的《幼稚教育及日美之幼稚园》（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朱镇荪的《德国的学前教育》（《东方杂志》1933年第12号）、诗哲的《意大利政府妇婴保育事业》（《新北辰》1935年第9期）、佚名的《比利时的幼儿培育院》（《中华教育界》1936年第4期）等。对于学前教育师资与教材的关注也开始起步，如杜威（Dewey）著、郑宗海译的《儿童教材》（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田贵銮的《谈美国支加哥大学儿童福利人材训练》（《儿童福利通讯》1947年第6期）是这个时期的亮点之作。因为苏联政权在那个时代的特殊性，很多学者对于苏联的学前教育体制特别有兴趣，如福同的《苏维埃俄国之妇女与儿童》（《解放与改造》1920年第15期）、佚名的《俄罗斯的母亲与儿童》（《妇女杂志》1921年第3期）、佚名的《苏联的学前教育》（《东方杂志》1934年第14号）等文就介绍了苏联的学前教育体制的独特性。民国时期还出现了对相关理论进行讨论与反思的文章，如金仲华的《托儿所与婴儿院之理论的基础》（《东方杂志》1933年第17号）、佚名的《英婴儿学校之改进》（《中华教育界》1935年第11期）等文。与晚清时期明显不同的是，民国时期的海外学前教育体制思想的引介国以美国、苏联等为主，日本则逐渐被边缘化。当然，也有学者对于采取海外学前教育制度有不同看法，由此衍出对整个教育制度泛海外化的疑问。“我国的教育制度本来是参采诸欧美，但这带有‘来路货’风味的制度，是否适应于中国社会的一般情形，在人们的心里依然是一个大疑团。”[18]5实际上，民国时期的学前教育制度海外化程度非常深，就以课程为例，占据主流的三种类型分别为：日本蒙养院式、教会宗教式与福禄贝尔及蒙台梭利式。陈鹤琴曾说：“我们中国的幼稚园大抵是抄袭外人的。”[19]1但这并不代表国人没有自主化的努力。早在1917年，实用主义为指导的美国设计教学法进入中国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开始设置学前教育课程。参见薛钟泰：《南京高等师范附属小学的幼稚园》，《中华教育界》第10卷，1920年第5期，第7180页。只不过因为各种客观环境的限制，这种自主化的努力其效能并不明显。
在具体教育家及教育方法领域，晚清时期得到国人推崇的福禄贝尔教育思想1903年，福禄贝尔的教育思想传入中国。在民国时期不再一枝独秀，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更受人们关注。如今西嘉藏著、但焘译的《蒙台梭利教育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佚名的《蒙铁梭得教育之儿童》（《中华教育界》1916年第2期等连载）；李惟远译述的《蒙特梭利论儿童的科学研究之重要》（《教育通讯》1948年第6期）；天翼的《蒙苏兰氏教育幼童之新成绩》（《进步》1913年第1期）等。而对于其他学前教育思想家的介绍也开始丰富起来。如唐编译的《近代教育家及其理想》（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中就介绍了福禄贝尔等海外近代学前教育家的思想。如爱伦凯（Ellen Key）著、沈泽民译的《儿童的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蒲富慎译的《儿童教育法》（《时与潮副刊》1948年第2期）；高尔基的《新儿童教育》（《中苏研究》1946年第2期）等。闻松龄的《苏联儿童教育的新设施》（《申报月刊》1935年第7号）；胡复译的《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教育通讯》1948年第5期）；吴桢译的《儿童怎样了解人情》（《儿童与社会》1948年第2期）等文则在具体的学前教育方法上提供了人们更多的认识内容。
民国对于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包含了整体认识与反思，这也是对于晚清时期相关不足的反动。这方面的成果数量庞大，体现了其时的先进国人已经开始认识到完整、系统地了解西方近代学前教育事业的重要性。相关成果有赵宗预的《美国幼稚教育》（中国图书公司1917年）；祝康的《奥国革命后的幼稚教育》（《中华教育界》1931年第5期）；谢康译的《德国幼稚教育史要》（《中华教育界》1934年第9期）；唐牧记的《中美儿童福利事业》（《家》1946年第12期）；郝连栋的《国外儿童事业掠影》（《红十字月刊》1947年第15期）；蒋良玉的《英国的儿童教育》（《活教育》1948年第2期）；袁昂的《英国幼稚教育的发展》（《教育杂志》1948年第5期）等。一些对海外教育总体介绍的著作也谈到这个内容，如汪懋祖的《美国教育彻览》（上海中华书局1922年）；罗曼（F.W.Roman）著、李大年译的《欧洲新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等。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云五、韦U主编的比较教育丛书，其中有《美国教育》、《坎拿大教育》、《波兰教育》、《意大利教育》、《德国教育》、《比国教育》等册，都对各国的学前教育事业有重点介绍。反思方面，有佚名译的《从苏联儿童教育看苏联思想》（《时与潮半月刊》1948年第4期）；伊诺斯夫著、田贵銮译的《美国儿童局局长的功绩》（《妇女新运》1948年第2期）；佚名的《英国幼稚教育之现状及其改造的途径》（《中华教育界》1934年第2期）等文。甚至于汪伪政权的新国民运动也将学前教育作为噱头加以宣扬，如方与严的《儿童教育与新国运》（《新教育杂志》1947年第1期）。这类文章中，很多人的笔调十分尖锐，如谷陈白坚对杜威儿童教育学说的批判，“过去一向实施儿童教育，是遵循着杜威的教育学说，……以学校来辅助家庭之不足，但学校依然有其缺点。”[3]12有人接受了外国人对其他国家学前教育事业的评论文章，如东序的《俄国的自学儿童》（《东方杂志》第28卷第21号）就翻译了德国人Hans Siemsen“在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上发表一文，叙述俄国自习学校的情形。”[20]87此类文章不在少数，颇有价值。也有一些对中外学前教育现状进行比较的文章出现，蒋方良就描绘道：“自从沙皇制度被了之后，俄国儿童，以至整个苏联儿童，完全过着另外一种生活。”[21]4这些对学前教育的整体认识与反思是当时难能可贵的新突破。
在晚清时期引进的幼儿自立及妇女与职业讨论的基础上，民国时期的学前幼儿关系学思想引进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儿童保护与福利方面。“在这个世纪的开始，西欧各国慈善家，便已进行儿童福利的工作，然而这运动引起各国政府的注意，还要算是最近十几年来的事。”[22]271首先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种种弊端与经济危机的发生，“各国无产儿童目前是遭受到灾害，其原因是由于无产者普遍的失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各国，可怕的不幸宰制着儿童的命运。”[23]21其次是因为一、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儿童的地位得到提升，人们普遍认识到只有保护好儿童，提高儿童的福利，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才有希望。“各国都已识清保护儿童福益，推进儿童教育，才能有健全第二代的国民。”[24]8如程谷青的《美国对于儿童之保护》（《妇女杂志》1919年第1期）、迪筠译的《战时苏联的儿童》（《时与潮副刊》1944年第2期）、李的《美国的儿童福利工作》（《妇女新运》1945年第9期等连载）、宋蜀碧节译的《捷克政府对妇女和儿童的保护》（《新中国妇女》1949年第2期）等。由战争环境引发的对儿童保护与福利的单纯介绍又引申至对儿童保护与福利的法制保障的研究，如赵演的《英国儿童保护法之演进及现状》（《中华教育界》1936年第1期）；佚名的《墨西哥教育当局声言儿童的权利和义务》（《中华教育界》1936年第1期）等文。又因为中国为半殖民地国家的痛楚刺激着人们关注殖民地国家的状况，于是N.鲍达列娃著、榆青译的《妇女和儿童在殖民地国家》（《时代》1947年第9期）；孟昌译的《殖民地国家妇女和儿童的生活》（《现代妇女》1947年第2期）等文也应运而生。随着世界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一些国际性的儿童保护组织也纷纷建立，也有不少文章对其进行了介绍。如刘王立明在《贫苦儿童之救济》（《东方杂志》第32卷第19号）中对国际儿童幸福促进会的介绍。[22]271晚清时期对于海外幼儿自立及妇女与职业的矛盾问题展开了充分讨论，还引发了对于公育思潮的争论。如牛若望对当时希特勒所鼓吹的“妇女回家”运动进行评论：“我们正在唱着妇女要跳到社会中去的高调时，而德国的国社党领袖希特拉却作着‘妇女回家’的运动。”[5]18也有学者对海外的幼儿保护与福利现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胡愈之对英国政府保护妇女不足的批判，“知今日英国政府，对于全国女孺，实不能尽其保护之责任。夫母道之训。练育儿之法则，为女子教育中最要之点。前此吾英当局，皆不能注意及此。”[25]82这些讨论启发了人们的思维，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为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开辟了新的空间。
民国的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但早期对学前教育思想的吸收有些囫囵吞枣。陈鹤琴曾评价道：“今日抄袭日本，明日抄袭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26]110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时代文化方向的选择，不是哪位思想家灵机一动想出来的，也不是哪位思想家照搬外国的某种模式就可以决定和奏效的。”[27]17上世纪20、30年代开始，以陈鹤琴、陶行知、张雪门等为主体的国内学者们启动了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自主化（亦称本土化）进程，包括鲁迅、蔡元培等人亦参与其中。陶行知直言：“我们下了决心，要把外国的幼稚园化成中国的幼稚园，打破外国的偶像。”[28]160张雪门指出：“研究教育的目的，本来于实用。分析过去，捉住现在，改进将来，无一不须从本国里找材料；也正唯从本国材料中找出来的路子，才能解决中国幼稚教育的问题。”[29]442这些言论又恰恰证明了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历程与内容的价值取向。如本土化、科学化口号之下，实际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在中国的应用。杜威的“从做中学”、儿童中心观都被中国学者们所运用。对于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影子，他们并不讳言。“最近的教育思潮是注重实验，这是从美国实验主义派的哲学来的，杜威、弥勒等主张最有力。这个思潮，影响到各种教育……幼稚教育是各种教育中之一种，当然也应该依着实验精神去研究。”[19]43陶行知说得更加明白：“我们（的幼儿教育）一方面还要吸收别人的经验，我们要把英国的，法国的，日本的，意大利的，美利坚的一切关于幼稚教育的验都吸收进来，我们来截长补短冶成一炉，来造成一个‘今日之幼稚园’！”[28]160
民国的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模式、路径与内容告诉我们，无论是引进还是自主化，先进国人倾注大量心血和殷切期望，他们一直为一个目标而努力，就是：培养中国的下一代，“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17]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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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是一个神圣的职业，肩负着为祖国培养下一代的历史重任。当一名教师不容易，但是要当一名好幼儿教师却是非常不易的，通过本次的培训，我更进一步的了解“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八个字对于幼儿教师的重要性。我们教育的对象是幼儿，对于幼儿来说幼儿园就是他们接触社会的第一步。身教重于言教，幼儿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幼儿幼小心灵的健康和成长是任何东西都无法代替的最灿烂的阳光，所以幼儿教师要加强师德修养，以自己崇高的情操和良好的思想道德风范去感染幼儿和教育幼儿，为幼儿树立良好的榜样，给予他们正面，积极的教育，使幼儿从小身心都得到健康的发展。
幼儿在园一日常规活动也是家长与老师共同关心的问题。《幼儿一日生活活动中组织与实施》就针对此问题展开的深入的研究。学习以后觉得幼儿园保育工作是整个幼儿教育期间的重中之重。在我国。实行保教结合的政策，在通常情况下是做好幼儿教育的同时，尽可能完善幼儿的保育工作。幼儿教育与保育应该是相互渗透，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整体。再有在教育和保育二者有机结合的情况下，才有利于幼儿身心健康发展。也就是说教育中要渗透保育，保育中也离不开教育。
幼儿正处于身心迅速生长发育和发展的时期，身心各方面的机能尚不成熟，对外界的适应力比较差，对疾病的抵抗力较弱。因此，做好幼儿的卫生保健工作，提高幼儿的健康水平，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关系到一代人的身体素质。幼儿教师在对幼儿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必须认真做好卫生保健工作，防止和消除不利于幼儿生长发育的各种因素，为幼儿提供适应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幼儿园教师培训心得体会范文
本次学习中张老师讲的家园沟通的策略也让我懂得了一些沟通技巧，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应本着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主动参与，并积极支持、帮助家长提高教育能力。” 幼稚教育是一种很复杂的事情，不是家庭一方面能单独胜任的，也不是幼稚园一方面能单独胜任的，必定要两方面共同合作方能得到充分的功效。沟通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在与家长的沟通过程中，必须了解家长的心理，需要根据沟通对象不同的情况，以真诚的态度，运用灵活的沟通技巧，采取正式和非正式的多种沟通方式，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充满爱心，家园合作，运用多种沟通策略，通过灵活的沟通方式，实现有效的沟通交流，使家园协作更密切，教育环境更和谐，孩子的成长更健康，让沟通成为多赢。与家长的沟通在幼教工作中非常重要，要使沟通更有效，需要我们不断学习、不断摸索、不断总结。
培训时间已经结束了，但是老师们学习的兴致很高，每天大家都在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以后积极讨论，交流。通过这次的学习，我也学到了新的教育理念和观点，也更加坚定了自己从事幼儿教育，服务基础教育的信念。希望自己能学以致用，把这次学习的知识积极运用到教育教学中，做一名积极向上的幼儿教师。
当时间随着孩子的吵闹和我的手忙脚乱又加上许多的教学任务……沉重压力中漫漫地流失时，和蔼可亲的老园长及时找到了我对我说：“我送你一句高尔基曾经说过的话：‘爱孩子是母鸡都可以做到的，但要教育孩子就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了。”我不断揣磨着这句话，至此在幼教摸、爬、滚、打、出来的我，时时深深地记起这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一句简单的话、简单的道理却包涵着许许多多的育儿方法。随着中外学前理论、幼儿教育家在我面前的出现，渐渐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从事的是伟大与平凡的职业。
圆圈是人类描述之间平等的一种象征，蒙台梭利将这种平等注入于幼小的心灵，在幼儿时感受平等、和平孕育着很深的东西，蹲下与孩子讲话，老师不再是发号施令的指挥官。人应该宽容、善待、学会欣赏别人，大家只要处在圆圈状态，才能看到你周围有许多与你平等站在线上的人。
如果我们早一天领悟这一人生哲理，那我们就会进入一种境界，具有一种修养。当班里的孩子用渴望的、委屈的、气愤的、求助的、俏皮的目光看你时，你不再简单的扔给孩子一句话，做出短、平、快的处理，而是蹲下来倾听，然后用你的心境去进入孩子的世界，用你修来的一种素质，得当的方法去做，那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孩子通过一件小事可以感受到成功的喜悦，与同伴交往的方式，会得到换位思维的启示。
如果说蒙台梭利让你感受到的是一种平等和谐，幼儿在工作中体验一种规则、一种观察、一种过程的，那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将给你我带入一种平等基础上的看待与看待中的原谅与理解。孩子不在是罐子，不在是小鸭子，你不在是填鸭教学的老师，不在为班里的孩子算不出一道题而着急，讲不出一个故事而说是不聪明的。多元智能的理论，使你理解了个体差异的真正含义。
汇佳把加德纳介绍给我们，在知晓了他的基本理论后，以多元智能教学为方式，创编了汇佳的主题性教育，主题来源孩子，从孩子表现再去延伸，生成主题，与孩子一起围绕主题创设环境，创设区域，当我们班的孩子用好奇的眼睛看着我拿来的一堆大石头子时，我的信心就产生了，原因就是一个好奇，它是探索的一把钥匙，通过触摸、观察知道这些鹅卵石的来历，用五彩的画笔去涂抹这五彩的石头，心里别提有多兴奋了，带着广告色的脸上很欣慰的笑了。
“我想把每个小朋友画在自己涂的石头上，好吗？”全体幼儿一致赞同，每个小朋友做出一个动作，不一会石头就显示出来形态各异的小人图形。大家看到共同创编的石头文化时都惊讶极了。
这节教育活动为我们班的主题《五彩的秋天》拉开了帷幕，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收获了苹果，苹果树是老师与幼儿一起创作的，过程中不仅训练了孩子的粘贴、搓团、剪等的技能，更重要的是老师对怎样尊重孩子的想法、尊重孩子的意愿,平等与孩子交往。在此活动中老师是与同伴的身份参与，和幼儿共同创作。注重的是幼儿心智的发展，也许比获得技能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