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征信业管理条例；贷款风险分类；影响分析与改进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14）04-0059-02
一、《征信业管理条例》对贷款风险分类的影响
（一）贷款风险形态的划分
贷款风险分类是信贷机构内部风险管理行为，是信贷机构基于自身风险偏好对资产质量的主观预判，风险分类结果受多种因素影响。银监会《贷款风险分类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第2条明确规定，“本指引所指的贷款分类，是指商业银行按照风险程度将贷款划分为不同档次的过程，其实质是判断债务人及时足额偿还贷款本息的可能性。”实务中，各信贷机构根据银监会《指引》要求，在贷后管理中，及时收集各类风险信息，在综合考虑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产行业发展现状、借款人的财务与非财务等风险因素的基础上，对借款人能否及时、足额还款进行综合分析预判，从而确定风险分类级次。
（二）风险分类结果差异性的产生
分类结果受信贷机构风险偏好、风险信息掌握程度及内部信贷管理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在风险偏好方面，各信贷机构的风险偏好并不完全相同，对银监会风险分类标准的掌握有紧有松。在贷后管理中，信贷机构对借款人风险信息掌握程度并不一致。因此，即使同一个借款人在不同信贷机构之间极有可能产生不同的分类结果。同时，信贷机构的信贷管理水平也会在风险分类结果中有所体现。风险分类不仅包括对借款人自身还款能力的分析，而且还包括对信贷方案制定合理性的评价。实务中，仍然存在借款人（项目）能产生稳定的现金流，自身有一定还款能力，但贷款被认定为不良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信贷方案制定不科学，贷款期限约定不合理，从而导致借款人无法按照现行有效合同及时、足额履约。此类情况在水电站、公路、政府融资平台等贷款上表现较为明显。“好客户（项目）、烂贷款”是其典型特征。
（三）风险分类信息的外部化
《条例》规定的信贷机构信息报送义务使得银行内部的风险分类行为外部化，同时，信贷机构要保障信息报送的准确性。《条例》第5章第29条第一款规定，“从事信贷业务的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信贷信息”，该条明确规定了信贷业务机构的信贷信息报送的法定义务。从实务看，信贷信息包括借款人风险分类结果。第5章第28条第二款规定，“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为信息主体和取得信息主体本人书面同意的信息使用者提供查询服务”。该条规定了信息使用者的查询权，即经信息主体书面同意，信息使用者可查询信息主体的信贷信息。上述两条规定，使得信贷业务机构的信贷信息不再属于信贷机构内部掌握的信息，而变成了经信息主体书面同意便可查询的公开信息。虽然，《条例》第23条规定，“征信机构应当采取合理措施，保障其提供信息的准确性”，但根据央行《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6]第8号）第11条规定，“征信中心对借款人和担保人信用信息进行客观整理、保存，不得擅自更改原始数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5]第3号）第9条规定，“征信服务中心根据生成信用报告的需要，对商业银行报送的个人信用信息进行客观整理、保存，不得擅自更改原始数据”。上述两条规定表明，征信中心对信用信息并无实质意义上的审核义务，客观上要求信贷机构对报送信用信息的准确性负责。
（四）分类结果认识差异可能产生的风险
分类结果的主观性和预判性并不一定能被信息主体以及信息使用者全面理解，一旦外部化后，对于分类结果的准确性极有可能产生争议。如前所述，风险分类是信贷机构的主观预判，分类结果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主体或信息使用者并不能全面理解分类结果的风险管理意义。对于非金融专业人士而言，不良贷款即等同于不良信用客户。并且，分类结果的准确性并无明确的量化标准，目前银监会也只给出了五级分类各级次的核心定义。对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核心定义，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专业人员与非专业人员之间就极有可能产生争议。在实务中就曾出现过根据核心定义将未逾期贷款认定为不良，借款人在贷款到期后归还了全部贷款，并银行机构将其贷款认定为不良侵害其名誉权的案例。客观上，将某借款人贷款认定为不良后确实会对借款人后续的融资产生不利影响，且《条例》第26条第3款规定，“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二、改进建议
一是严格按照银监会《指引》做好风险分类工作。银监会《指引》是解释报送信息结果准确性的权威依据。因此，在分类实务中，必须严格依照《指引》的要求，建立起贷款风险准确分类的长效机制，在组织领导、工作流程、工作措施、监督考核等方面明确具体要求，客观反映贷款风险分类结果。同时，根据民诉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在日常工作中，做好分类相关证明资料的档案收集工作，一旦发生法律纠纷，要做到认定风险分类结果的相关依据真实、充分，力求保证分类结果与外部监管部门的贷款分类偏离度检查没有较大差异。
二是充分运用制式合同文本的防御性条款，做好提示说明义务。为了防范风险分类结果外部化后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银行机构应在制式合同文本中增加了如下条款，具体内容为“贷款人有权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金融监管机构的要求，将与本合同有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形态分类、贷款逾期信息等）和借款人的其他相关信息提供给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和其他依法设立的信用信息数据库，供适格的机构或个人查询、使用。任何适格第三方因信赖或使用上述信息对借款人造成不利影响或损失的，贷款人不因此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但由于上述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条款中包含限制自身责任的内容。因此，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条第1款的规定，即“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对该条款做好提示说明义务。
一、加强理论学习，自觉践行科学发展观
加强理论学习，是确保征信管理工作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指向明灯，是提高工作效率，实现工作目标的根本保证。在工作中，我时刻关注理论发展的新动向，以先进理论指导具体工作。在总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讨论会上，精心准备，总结交流心得体会，得到领导肯定。结合征信立法工作，加强调研，在调研中深入实践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机关党委将本人撰写提交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开创征信管理新局面系列调研”之《征信立法研究报告》作为人民银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调研报告推荐给中央国家工委。
二、积极参与制定《征信管理条例》，已获行长办公会专题讨论原则通过
积极推动出台《征信管理条例》，一直是近年来总行征信管理局的重点工作之一。经过前几年的探索和积淀，征信立法的条件正越来越成熟。根据国务院法制办2008年1月向国务院上报的《关于社会信用体系法制建设专项工作的工作安排》，总行于年内向国务院法制办上报《征信管理条例（送审稿）》。总行领导运筹帷幄，果断决策，全局上下协同作战，殚精竭虑，《条例》的立法工作正稳步加快推进，现已取得重大进展。
本人全程参与了《条例》的制定。先后参与了对地方信用立法、信用服务市场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情况的调研，直接执笔或参与撰写了相关调研报告；多次对征信的概念内涵、行业发展模式、业务种类、业务管理方式、许可条件等问题进行了较系统和深入的探讨；根据国务院新“三定”方案对人民银行征信管理职责的调整，对2002年上报国务院的《征信管理条例（代拟稿）》及近几年来形成的数个条例草稿进行了认真研究；多次参加了征信管理局、条法司以及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组织的征信立法专题讨论会及内部改稿会；积极听取和学习了有关专家、学者对《条例》制定中诸如征信的概念和边界、征信管理的出发点、征信立法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征信管理的手段、方式等诸多重要议题的意见和建议；较准确地领悟和贯彻落实了总行领导的有关指示精神，所提意见较好的被《条例》采纳吸收。12月5日，《征信管理条例》已经行长办公会专题讨论并原则通过。
三、根据立法工作需要，着力就相关重点征信法律制度进行专题研究
一是开展了地方信用立法的调查。为理清征信体系建设与地方信用体系建设的关系，参与完成了《地方征信立法的分析与评价》研究报告；二是对我国征信业发展模式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撰写了《论我国征信发展模式——以征信产品的公共属性为视角》，得到局领导好评；三是为摸清各类征信机构的市场定位、经营状况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设计促进征信服务市场发展的制度措施，完成了《关于我国征信市场发展状况的报告》，签报苏宁副行长，并送条法司、人事司阅；四是通过国际金融公司了解国际数据跨境流动与保护问题的做法，组织重点出口企业和相关商业银行召开座谈会，就征信数据跨境流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研究，并结合美国、欧盟处理征信数据跨境流动的经验，完成了《欧美数据跨境流动比较研究》。《关于我国征信市场发展状况的报告》和《欧美数据跨境流动比较研究》两篇成果入选征信管理局即将出版的《征信管理专题研究报告》和《世界版图下的征信业——十五个国家和地区征信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两部书稿，目前两部书稿已交金融出版社审稿；五是借鉴国外征信立法经验，采它山之石以攻玉，在处领导的直接指导和亲切关心下，组建了国外征信理论与实务研究小组，完成了《美国平等信用机会法研究与启示》，被《参阅件》采用。
四、积极关注征信系统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根据领导指示，提出完善建议
根据局、处领导的指示，本人密切关注征信系统和征信市场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就商业银行合规使用信用信息、个人异议受理及处理情况、征信诉讼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密切跟踪有关有关诉讼案件，向有关分支行提出了妥善处理诉讼案件的建设性意见；直接与当事人积极友好地沟通，宣传有关政策，化解纠纷，妥善处理了公民来信和投诉事件；根据苏行长对征信中心《关于个人征信系统异议处理流程及解决其中存在问题的请示》的批示，研提了意见和建议签报苏行长；为尽快建立涉及人民银行分支行征信管理部门、征信中心和商业银行关于异议处理、投诉、诉讼情况的报告制度，完成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建立个人征信异议处理、投诉和诉讼案例报告制度的通知》的签报，近期即将以行发文。
五、其他工作
一是日常公文办理。本年度较高质量地办理办结签报、会签文件、请示件、通知、公民来信等各类公文数十件，提高了公文处理水平；二是认真办理全国人大和政协委员提出的与征信管理工作有关的议案、提案和建议；三是着手研究《条例》出台后的释义和有关配套制度建设。如制定《征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对不同类型的征信机构明确准入及监管措施，健全市场退出机制，又如按照征信分类监管的原则，借鉴国际经验，制定一系列征信机构业务操作规范及指引，规范征信机构经营行为，再如制定征信活动异议处理规程，明确征信投诉、举报处理程序，切实保护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等；四是多次参加征信管理有关的培训班和研讨会，提高了征信管理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
关键词：征信活动 个人信用信息 权利保护
随着市场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信用缺失逐渐产生并愈演愈烈。重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构建诚信环境已经迫在眉睫。《征信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应运而生，征信活动是针对被征信主体的信用信息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目前我国针对公民的个人信息保护并不全面，《条例》中试图平衡征信活动和公民信息的保护，使征信活动在一定的界限之内，以确保征信活动不对公民信息权利造成侵害。
征信活动对公民信息权利的影响
公民的个人信息是识别个人的各种信息总和（张娟，2009），与公民个人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等公民人身权利密切相关。
（一）征信活动的涵义
根据《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征信业务是指对企业、事业单位等组织的信用信息和个人的信用信息进行采集、整理、保存、加工，并向信息使用者提供的活动”。我国征信行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关于征信活动的法律规范尚不成熟，《条例》的颁布施行对于我国的征信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
1.征信活动的主体。根据《条例》的规定，征信活动的主体——征信机构是指依法设立、主要经营征信业务的机构，并在第六条列举了征信机构设立的条件，明确规定征信机构的设立必须经国务院征信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根据《条例》的规定可以看出，征信活动的主体征信机构是符合法律规定而设立的私法人。
2.征信活动的客体及内容。根据《条例》的规定，征信活动的客体是企业、事业单位等组织和个人的信用信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制定并实施的《个人信用信息基本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中第四条规定“本法所称个人信用信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个人信贷交易信息以及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的其他信息”。第四条第二款中进一步明确“前款所称个人基本信息是指自然人身份识别信息、职业和居住地址等信息；个人信贷交易信息是指商业银行提供的自然人在个人贷款、贷记卡、准贷记卡、担保等信用活动中形成的交易记录；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的其他信息是指除信贷交易之外的反应个人信用状况的相关信息”。因此《条例》中征信活动的客体即个人信用信息就应当理解为包含个人基本信息的反应个人信用状况的信息资料。
征信活动的内容根据《条例》的规定应当包括对信用信息的采集、整理、保存、加工以及向信息使用者提供信息。
（二）征信活动对公民个人信用信息权影响分析
1.积极影响。征信活动存在和产生具有一定公共目的和社会利益性，即通过对个人信用信息的采集等活动，形成个人的信用报告和评价，增强个人和他人之间的交易安全，有利于社会交往尤其是经济交易的安全。个人可以在进行交易活动之前，通过征信机构查询交易对象的信用状况，降低交易风险。
2.消极影响。由于征信活动是私法人主体对个人信用信息的采集、整理、保存、加工以及向第三方提供的活动，对公民个人信用信息权的安全造成了一定的限制和侵犯。尤其是信息泄露、恶意利用个人信用信息等现象将会对公民个人的信用信息权、隐私权造成一定程度的侵犯。
征信活动法律规范中个人信用信息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现状分析
《条例》对征信业进行管理和规范，其根本出发点是确保征信活动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制之内，避免对公民个人信息以及隐私权等的侵害。
1.对征信活动的主体设立实行审批登记制。根据《条例》的规定，征信活动的主体应包括三方面主体：征信机构、信息主体和信息使用者。征信机构的设立除遵守《条例》设置的条件之外，还需要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且必须经过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对于经营征信活动的机构在设立条件上尤其是股东信誉和注册资本等方面的限制，设定了征信业市场准入的门槛，确保征信机构和征信业的健康发展。
2.征信活动的客体仅限信用信息。《条例》中规定征信活动的客体是个人信用信息，从正面限制了征信的范围，同时又在第三章的规定中列举了禁止
采集的信息，其中包括宗教信仰、基因、指纹、血型、疾病和病史信息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采集的其他个人信息，同时，个人的收入、存款、有价证券、商业保险、不动产的信息和纳税数额信息的采集并需在明确告知信息主体风险后征得书面同意才可采集。对征信客体范围进行限定，有利于公民隐私的保护。
3.信息采集、使用同意制。个人信息具有很强的人身属性，同时信用信息包含着对个人的诚信评价，因此在信息采集和使用时，必须征得本人的同意。《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采集个人信息应当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未经本人同意不得采集”，同时提供信息也必须征得同意，并且对于信息的适用必须遵守与个人信息主体约定的使用用途，这些限制手段的设置都是以对个人信息保护为目的的。
4.不良信息告知及说明义务。征信机构对公民个人信用信息进行采集和处理，不仅包括公民的诚实守信的信息还包括个人不良的信用记录，这些信用记录对公民个人信贷等经济活动都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征信机构在记录公民个人信息时，尤其是不良信息的采集必须尽到告知义务，个人需要做特殊说明的，还需如实记录，这样就避免了诸如“黑名单”现象造成不正当的歧视和不公平。
5.信息保存期限限定。《条例》还规定了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这在国外很多征信国家都有类似规定，我国对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规定为“自不良行为或事件终止之日起5年，超过5年的予以删除”。这样类似于时效的规定，具有一定的未来指向性，有利于保障征信信息的效率和更新度，同时也给公民个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6.征信工作人员限权及查询登记制。征信机构采集信用信息加以整理和保存，以提供给信息使用者，从而完成信用查询的目的。其中信息的采集、查询等工作均由征信机构的工作人员操作，这样每个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就需要频繁地接触公民的个人信用信息，这就类似于公安机关户籍机构与公民户籍信息等的关系。因此工作人员处理个人信用信息之时必须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目前《条例》中确定了相关制度，即由征信机构对其工作人员查询个人信息的权限和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并且对查询情况进行登记，包括查询人的姓名、时间、内容及用途等，确立了工作人员查询工作的权限，确保在工作人员工作过程中不会造成信息的泄露。
7.异议和投诉机制。作为私法人的征信机构，对公民等进行征信活动如造成侵害，其权利救济手段，在《条例》中进行了专章规定。包括信息主体对错误、遗漏信息的异议权和对侵权行为的投诉权和诉讼制度。
（二）存在问题分析
对征信主体监督不够。根据《条例》目前的规定，对于征信机构的行政监管均采取的是审批、登记制，即在市场准入方面进行监督，对于征信机构的征信活动的监督并没有明确规定，虽然《条例》中明确了国家征信监督管理机构对征信业的监督管理权限，但是并未就监督的内容、程序及救济作出明确的规定。
个人信用信息范围界定不具体。公民对于自己的个人信用信息具有相应的权利，虽然信用信息权并非法律明确规定的公民权利，但是根据个人信用信息所包含的内容可以分析得知，个人信用信息的权利内容兼具人身性和财产性，其人身性表现为个人信息的专属性和识别性，与公民的隐私权、人格尊严等人身权利息息相关，其财产性表现为“信用”不仅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评价，更表现为交易活动中的信用利益（钱玉文，2010）。目前我国立法中对个人信用信息的界定不明确，因此征信活动的范围仍存在较大缺陷，征信活动在解决信用危机问题的同时很有可能会造成信息泄露和隐私权的侵犯。
征信活动侵权救济制度不完善。目前《条例》中对与征信机构和信息使用者对信息主体侵权的救济，只设定了异议、投诉和诉讼制度，但就惩罚以行政处罚为主要内容，且对信息主体的赔偿并没有明确规定。
征信活动中个人信用信息保护完善建议
（一）确立个人信用信息的权利及保护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权利的种类和内容日益丰富，在当今社会，信用评价已经成为每个人经济和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内容，尤其是电子商务、信贷等行业的发展，个人的信用已经成为一个人生活等各个方面外在评价，并且与个人的生活和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确立公民个人信用信息权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在立法中应将公民信用信息的内容明确确定为公民的一项权利予
以保护，并且通过立法明确界定个人信用信息的范围，因为信用信息同样需要权利限制，即为了公共利益等目的必要的信用信息公开、使用权方面的限制。
（二）针对征信机构建立严格的监管机制
由于征信机构是依法设立并经征信管理机关审批登记的私法人组织，同时基于征信活动的客体即个人信用信息的特殊性，必须要建立严格的监督管理机制。征信活动其实质是对公民信用信息权的一种限制，即通过征信活动，保障利益相关人的知情权和交易安全，是对个人信息权的一种限制，作为权利的限制也必须有必要的限制，避免权利掏空，因此，作为征信机构必须要置于严格的监督管理机制之下。除设立的审批登记，还应建立健全征信活动中的监督机制，利用科学技术，建立信息网络及配套的信息泄露报警系统。
（三）建立完善的征信活动侵权救济机制
目前根据《条例》的规定，信息主体有异议、投诉和诉讼救济方式。但是对赔偿的内容、标准并未规定，其主要原因是对个人信用信息权的界定不明确。对于信用信息侵权的救济仍以合同救济为主，即征信机构与信息主体就信息采集等达成的书面协议，侵权后追究其违约责任。但是个人信用信息权本身的人身性和财产性并未在救济和赔偿中体现出来，因此造成赔偿上的漏洞。因此对于征信活动侵权的救济机制应建立合同违约责任追究以及侵权责任并行的机制，在侵权责任中应进一步明确信息主体可以请求征信机构停止侵害、消除影响等，还可以请求征信机构对公民个人的信用利益进行赔偿，如由于征信机构的不适当信息导致公民个人的可期待经济利益遭受的损失。
综上所述，征信活动作为一种对公民个人信用信息权利的限制，其本质是基于信息主体的授权或同意，对信用信息进行处理的活动，即确保了信息主体本身的知情权也可避免与第三人交易过程中的交易风险。征信活动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而征信机构作为征信活动的一方主体，其发展也相对滞后，我国征信业发展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确立以权利保护为中心的征信机制，确保征信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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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个人征信主体;权益保护;征信业务实践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5）-0026-07
一、引言
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信用管理技术的提高，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征信业跨入现代信用管理阶段，规范信用管理行为、保护个人征信主体权益成为各国征信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1970年，美国制定出台《公平信用报告法》，这是美国保护个人信用信息的第一部法律，主要通过规范征信机构及信用报告使用者的行为来实现保护个人征信主体权益的目的。英国也于1974年颁布了《消费信用法》，侧重于通过保护征信活动中的个人数据来保护个人隐私。到了80年代，一些国际组织也开始认识到对个人征信主体权益进行保护的重要性。1980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颁布了“个人数据隐私和跨境流动保护指导原则”。1981年，欧洲理事会颁布了“个人数据保护协定”，这些国际指导原则或协定从大框架确立了个人征信主体应享有的知情权、纠错权、隐私权等基本权利。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各国政府及理论界在反思危机发生根源的同时，也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给予了特别关注，个人征信主体权益作为金融消费者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表现形式，随之受到广泛重视。世界各国纷纷通过制定新法或修订旧法来强化对个人征信主体权益的保护工作。如美联储制定并于2010年7月1日正式生效的《最终规定：提高征信信息报送机构信息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有关措施》、《个人征信信息报送方指引》，通过强调征信提供者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来保护个人征信主体权益。
我国征信业尤其是个人征信业的发展起步相对较晚，与之相适应，对个人征信主体权益的保护工作也正处于探索阶段。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出台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的建议。2000年2月，国内第一部联合征信的政策性管理办法《上海市个人信用联合征信试点办法》颁布，为联合征信拟定了初步的法律框架。同年7月，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地方性个人信用局――上海资信有限公司，并正式开通了个人信用联合征信服务系统。随后，广州、大连等城市也分别在个人征信领域进行了积极探索。2003年，国务院“三定方案”赋予人民银行“管理信贷征信业、推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职责，同年，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正式成立。2004年，在原有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的基础上，人民银行启动了全国集中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改造和筹建工作，并在2006年初步建成两大征信系统，实现全国联网运行。自此，我国征信业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在这一过程中，应该说，对于个人征信主体权益的保护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随着征信服务领域的不断扩大和个人信用报告的广泛应用，人们对于个人信用状况更加关心，征信维权意识不断提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从另一个侧面提升了我国政府、相关部门以及普通消费者对加强个人征信主体权益保护的认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个人征信主体权益保护问题进行研究，既具有鲜明的国际背景，也符合我国征信业务发展的趋势要求。同时，以近年来我国征信业务的具体实践作为研究视角，在梳理、总结已有工作经验与教训的同时，也会对未来的实际工作产生较强的指导作用。
二、我国个人征信主体权益保护实践
由于征信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有关个人征信主体权益的概念和范围目前尚无比较权威的界定，使用较多的是在征信业务中法律赋予自然人这一征信客体的诸多权利。我国《征信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个人征信主体的知情权、同意权、重建信用记录权、异议权、救济权五项权利作出了明确规定。本文就以权利为切入点，分析我国征信主体权益保护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一）知情权及其保护
知情权是指个人有权向征信机构了解自己的信用状况。在我国，《条例》主要从以下两方面满足个人征信主体知情权，一是信息主体有权每年两次免费获取本人信用报告;二是信息提供者向征信机构提供个人不良信息，应当事先告知信息主体本人。
在具体操作中，我国致力于不断拓宽信用报告查询渠道来充分满足个人了解自身信用状况的需求。目前，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方式包括传统的现场查询与互联网等新型查询方式两种。现场查询已延伸至全国各省、市、县，居民个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即可办理。新型查询方式以互联网查询为代表，这一查询渠道从2013年开始先期在部分城市试点，目前已覆盖到全国所有省市。此外，部分大中城市还提供了自助终端机查询和委托商业银行网点查询等多种渠道。
综观两类查询方式，现场查询的优势在于简单易行，适用人群广，已被社会大众广泛认可;劣势在于近年来随着个人信用报告查询量的快速攀升，现场查询压力日益增大，在查询高峰期可能出现排长队现象。而互联网查询的优势则在于征信主体足不出户即可了解自身信用状况，便利性大大提高;劣势在于要求查询者有一定的互联网操作知识，适用人群存在局限性，主要被中青年征信主体所推崇。
个人不良信息采集的事先告知方面，作为信息提供者的各商业银行，多选择短信通知方式，采用委婉措辞以避免客户反感。值得注意的是，《条例》规定信息报送机构必须履行告知义务，但告知的程度和结果没有涉及，导致商业银行在告知方式选择及告知时限设定上均有较大的灵活性，信息主体可能无法享有“自我纠错”的机会。为保证商业银行全面履行告知义务，人民银行对此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如针对消费者办理业务时将手机号码作为必填项的银行，在使用短信通知时还必须同时结合账单（包括电子账单）方式通知信息主体。
（二）同意权及其保护
同意权是指个人征信主体享有是否同意征信机构采集，或者被他人、有关机构使用其信息的权利。根据《条例》规定，征信机构采集个人信息，信息使用者约定用途使用个人信息时应当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特别是金融机构向征信系统提供、查询个人信息时，应当事先取得信息主体的书面同意。
在我国征信业务实践中，商业银行主要通过与征信主体签订包含授权条款的制式合同来取得书面同意。例如，银行在（准）贷记卡、贷款申请表、信用卡章程或合约的格式合同中，通过与其他条款并列的形式，要求个人征信主体授权其向征信系统提供或查询信用信息。这种制式合同的书面同意对金融机构来说操作简单、使用便利，但对征信主体来说，由于受法律知识、交易环境、时间等限制，可能无法准确判断其是否公平。
在人民银行的监督指导下，我国商业银行通过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和开发新技术来避免出现违规查询，保护信息主体同意权。例如对用户查询逐笔定位网协（IP）终端，确保查询行为的准确跟踪定位;设置单个用户单日查询上限，从源头防范违规查询行为;将查询授权流程纳入系统管理，规定分支机构将查询授权书扫描入前置系统作为查询条件，否则无法向征信系统发起查询请求等。
对于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小贷公司、担保机构等其他机构而言，因目前暂未接入征信系统，故其相关业务信息未纳入系统。信息查询方面，这些机构大多通过取得授权并委托商业银行进行第三方查询，或者由征信主体提供其从人民银行查询的本人信用报告两种方式来获得个人信用信息。目前，这部分机构暂时游离于人民银行监管之外，其征信业务尚未有明确的监管办法。
（三）重建信用记录权及其保护
重建信用记录权是指个人不良信息超过保存期限后，个人征信主体有权要求征信机构予以删除并重新建立信用记录的权利。在我国征信业务实践中，根据《条例》规定，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为5年，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超过5年的个人不良信息应予以删除。
在我国，不良信息保存期限多久合适一直存在争议。有银行业内人士认为，个人不良信息保存5年时间较短，因为对个人信用行为的预测需要进行有效的跨越周期的时序数据分析，时间短会影响预测结果;而消费者权益保护学派专家则倾向于金融包容学理论，主张5年个人征信主体信用重建的成本过高。此规定是否适合我国国情，还需要今后征信业实践发展来验证。
（四）异议权及其保护
异议权是指个人征信主体认为本人信用报告上的信息出现错误或遗漏时，有权向征信机构提出异议申请并要求更正。《条例》规定，信息主体可以向征信机构或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并要求更正;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收到异议后，应当对相关信息作出存在异议的标注，自收到异议之日起20日内进行核查和处理，并将结果书面答复异议人。
目前，个人征信主体提起异议的渠道主要有两条。一条渠道是信息主体可以向征信中心、征信分中心直接提起异议，通常通过个人征信查询及异议处理子系统处理，需要依次经过“征信分中心征信中心商业银行总行商业银行分支行商业银行总行征信中心征信分中心”等多个环节，具体流程见图2。2008-2013年6年间，征信中心共受理个人异议申请32903笔，据不完全统计，个人异议回复率99.23%，解决率97.99%。
另一条渠道是信息主体向报送异议信息的金融机构提起异议。目前，各商业银行大多建立了个人征信异议处理机制，明确了各级分支行异议岗位职责，规范了个人征信主体异议申请流程。还有一些商业银行实现了异议处理的全程电子化，对异议申请进行实时跟踪。此外，人民银行还采取多项措施来努力提高商业银行异议处理效率，包括加强与商业银行的沟通和业务交流、通过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测方式建立商业银行异议处理综合评估机制、异议处理工作经验和研究成果等。
比较来看，向征信中心、征信分中心直接提起异议的，处理流程相对繁琐，需经多个环节、花费大量人力成本、耗时较长;但由于有征信中心全程跟踪监控，异议回复率和解决率有保障。向报送信息的金融机构提起异议的，更直接高效，但可能出现异议不作为或推诿情况。
（五）救济权及其保护
救济权是指当个人征信主体认为信息提供者、征信机构或信息使用者在征信过程中侵害其权益时，有权向有关管理部门投诉或向司法机关提讼的权利。这里的救济权包括行政救济权和司法救济权。《条例》规定我国受理投诉的机构是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投诉的办理期限为30日。诉讼的受理机构是人民法院，司法程序一般需经过法院立案、开庭调查、宣判等，所需期限较长。
从受理范围看，相对异议来说，投诉和诉讼的受理范围更广。异议仅针对个人征信主体认为自身信用报告中存在错误或遗漏时，而投诉和诉讼是个人征信主体人为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均可以进行，包括了征信活动中的所有事项。从处理流程及时限看，异议和投诉相对简单快捷，诉讼程序繁琐且耗时较长。从三种维权途径的关系来看，三种手段均可以单独或同时使用，异议权不是救济权的必要前提，行政救济也不是司法救济的必要前提。
（六）受教育权及其保护
受教育权是指由于征信业务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所以个人征信主体有权接受类似权益受到侵害时如何救济等征信业务基本知识的教育。尽管《条例》对个人征信主体的受教育权没有明确规定，但在我国征信业务实践中，开展征信知识宣传教育一直是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多年来，我国征信宣传教育的体系框架已经逐步确立，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宣传教育工作日趋常态化与制度化，在普及征信知识、提高社会公众信用意识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三、目前我国个人征信主体权益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国对知情权、同意权、重建信用记录权、异议权和救济权的保护已经渗透到征信业务实践的各个环节，互有交叉。但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个人征信主体权益保护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本文结合征信业务实务中产生的纠纷案例以及问卷调查，以征信业务环节即信息采集、加工、使用及个人征信主体维权等为主线，来具体分析个人征信主体权益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一）信用信息采集环节存在的问题
1、采集范围界定不清，可能引发不当采集
征信业的迅猛发展，要求征信机构不断扩大数据采集范围。清华大学的《征信系统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影响研究》报告认为，如何扩大征信系统数据的采集范围，将商业信用信息和公共事业信息纳入征信系统，是未来我国征信业发展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人民银行开展的非银行信息采集工作正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通过与其他机构的合作，将其所掌握的信息纳入征信系统。
然而，在扩大信用信息采集范围的同时，由于信息采集范围界定不够明晰，容易使一些与信用无关或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被纳入到征信系统。在以往人民银行某分支行问卷调查中，69.41%的受访者认为“计划生育”、“醉酒驾车”等信息属于个人隐私范畴，不应采集。
2、主、客观原因造成采集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
在基层人民银行征信业务实践中，采集数据是否与真实情况相符，是个人征信主体与商业银行产生纠纷最多的一类问题。结合征信系统数据质量提升工作，我们发现，信息出错或遗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个人征信主体自身因素。首先，个人征信主体提供错误信息或对金融机构相关合同条款理解有误。这主要是由于个人在银行办理贷款或信用卡业务时相关表格信息填写有误，银行根据表格内容将错误信息上报征信系统。其次，还存在个人身份证遗失或外借他人、被第三人顶名贷款或办信用卡产生错误信息。
二是商业银行操作因素。首先，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将客户信息录入信贷系统时可能出现录入错误。其次，在利益驱动下，存在故意违规报数行为。以一笔保证人“张冠李戴”案例为例，银行客户经理王某在为其客户办理贷款时，为了尽快发放贷款完成季末放款任务，为企业法人赵某编造了一个贷款卡号进而将保证信息上报征信系统。这个编造的号码恰好是另一企业主刘某的贷款卡号，根据征信系统以贷款卡号为关键数据项抓取信息的抓数规则，赵某的保证信息被错误上报到刘某名下。
三是系统程序因素。一方面，除一些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外，目前征信系统数据报送主要采用商业银行信贷系统与征信系统接口程序对接方式，两个系统数据项不一致内容由接口程序通过一定规则自动计算生成。在这个过程中，接口程序和接口规则有可能出现问题导致数据出错。另一方面，银行信贷系统也可能出现问题。如2013年某银行信贷系统升级改造，导致该银行信贷数据推迟近半年才上报征信系统。
3、采集个人信用信息的同意条款易被疏忽，出现个人征信主体在实际不知情情况下的无效同意授权
同意权应是在充分了解、知情基础上做出的同意决定。目前商业银行对征信系统报送个人信用信的授权条款一般附着在借贷合同或信用卡申请书中，实践中我们发现，大多数个人征信主体在签订合同时，更多注重的是其所申办业务，对授权采集条款并未加以重视和理解。故其在授权信息被采集时并不知情，而是在下次贷款受阻等实际损害发生时才知道自己的信用信息被个人征信系统收录入库。
（二）信用信息使用环节存在的问题
1、无有效授权查询个人信用报告
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征信专项检查中发现，《条例》对个人征信授权规定的落实尚有待完善，银行存在未经授权查询个人信用报告、授权书因要件缺失而缺乏法律效力、查询授权未约定用途、查询授权条款用词不规范等问题。
随着个人信用意识的提高，无授权或授权不规范查询个人信用报告，已成为商业银行与个人征信主体产生纠纷的高发点。有这样一个案例。客户杨某在A银行申请信用卡被拒，原因为A银行发现B银行曾因信用卡审批原因查询过杨某信用报告，但杨某并没有B银行信用卡，进而怀疑杨某因某些隐形原因被B银行拒办业务。杨某随后因B银行未经本人授权查询其信用报告向当地人行提起投诉。由于事实清楚，当地人行对B银行及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罚。
2、商业银行个人信用报告使用标准不一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对个人信用报告使用标准存在差别，突出表现为不同机构对个人信用报告中不良记录的容忍度有所不同，有的银行在客户授信审批时要求其累计逾期次数不得超过6次，而有的银行则不得超过3次。同时，对于个人信用信息中不良记录形成的原因、程度，也不能灵活分析、区别对待，只机械执行评价标准。例如，逾期1天和逾期30天，欠费几元和几万均没有区分，同等对待。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信用报告中不能区分善意欠款和主观恶意违约”和“信用报告使用标准不一”是被调查者对我国征信业务现状不满意度最高的两项。
3、非法出售、倒卖个人信用信息
征信机构和商业银行等信息使用者内部相关工作人员可能接触到大量个人信用信息，利益驱动下个别员工可能铤而走险，非法出售、倒卖个人信用信息的案例均时有发生。2012年央视3・15晚会曝光了银行内部员工非法出售客户个人信用信息，导致银行客户资金被盗。非法出售、倒卖个人信用信息的后果非常严重，可能对个人征信主体带来巨大的经济、名誉损失。
【典型案例】在一起信用卡诈骗案中，非法获取个人信用报告对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犯罪人杜某通过网络向上游卖家购买他人的个人信用报告，之后先致电报告所有人信用卡发卡银行客服，根据报告内容回答客服提出的隐私问题并被确认身份，进而修改联系方式。随后，再致电银行，谎称信用卡丢失要求挂失并重新发卡。于是，新卡就寄到了杜某手上，之后就是疯狂套现。
（三）个人征信主体维权环节存在的问题
1、异议处理渠道不畅导致异议信息无法及时处理
部分商业银行只在省会城市一级分行设置异议处理岗位，而贴近大众的网点不能办理异议申请，为个人征信主体申请异议带来极大不便。同时，商业银行异议处理人员大多身兼数岗且岗位变化频繁，工作衔接不畅造成工作人员对异议处理流程不够熟悉。还有一些工作人员误认为征信系统是人民银行建立的、异议受理主体应该是人民银行，导致维权事件发生时首先将异议申请人向当地人行引导。
而通过征信分中心提起异议，需要经过多个环节反复核查，流程相对繁琐、耗时较长。在实践中，征信分中心从业务办理简便、高效的角度考虑，针对同城异议，往往建议个人征信主体直接通过商业银行提起异议，从而可能出现商业银行与分中心之间相互推诿并拖延异议处理时间的情况发生。
【典型案例】2010年9月，成某将某银行信息报送错误而导致其个人信用报告中11次错误逾期反映到当地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得到的答复是应到贷款发放银行核实情况解决问题。2011年10月，成某到当地人行中心支行上级行反映问题，被告知直接到贷款发生行提交异议申请。2011年11月，成某第三次到当地人行中心支行反映问题，要求并最终办理了异议申请。随后成某的错误记录被删除。2012年6月，成某认为贷款发生行和当地人行中心支行相互推诿，导致其错误记录时隔一年才予以删除，故提出行政诉讼，将当地人行中心支行告上法院。
2、人民银行行政权力有限导致部分纠纷无法通过投诉环节解决
人民银行不具有准司法权，无法直接处理与消费者有关的事宜，导致征信业务中个人征信主体维权对司法部门过度依赖。信用报告一般涉及消费者个人重大的经济活动，如申请住房抵押或经营贷款、求职或租房，由于人民银行接受和处理消费者投诉的行政权力有限，很多侵犯消费者权利的行为必须诉诸司法部门，不仅使个人征信主体维权成本大大提高，也给金融机构带来了法律风险和声誉风险。
【典型案例】某单位通过盗用职工身份证复印件并伪造签名的方式，联合某房地产开发商，以150位职工名义骗取某银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并造成职工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逾期”。直到部分职工申请住房贷款被拒后才发现问题并到当地人民银行维权。因人民银行不能进行笔迹鉴定、不能深入机构开展调查故无法核实贷款真伪，直至法院判定这150笔贷款与职工个人无关，征信系统相关记录才予以删除。此次维权时间长达4年之久。
3、个人征信主体维权多发生在事后使维权缺乏时效性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个人征信主体对自身信用报告关注度不够，查询个人信用报告的原因六成以上是银行信贷业务受阻，这就导致个人征信主体维权主张往往集中于事后。在征信业务实践中，出现了部分纠纷对维权处理时限要求紧迫现象。这种情况下，即使事后的异议或投诉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也无法弥补对个人征信主体造成的不良影响。
深度剖析上述问题，我们发现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是法律法规尚未健全，《条例》相关配套制度未完全出台，法律实践中司法解释还是空白，使得目前我国征信业务相关法律安排在细节上还存在一些漏洞。例如，由于《条例》第十四条的兜底条款对信息采集范围的界定具有一定灵活性，且缺乏相应的细化配套制度，导致出现信息采集范围界定不清问题。再比如，《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信息主体认为被侵权的可以向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投诉，但却未明确人民银行可以行使哪些权力、可以采取哪些手段来核查和处理投诉，使投诉可解决纠纷的范围受到一定事实上限制。
二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相对个人的优势地位，使银行对个人征信主体权益保护重视度不够。一方面，商业银行的相对强势地位使其针对消费者的一些做法存在强迫接受的弊端。例如，对个人信用报告使用标准不一、包含同意条款的有关合同普遍为制式合同等，均有强制之嫌。另一方面，征信业务与商业银行利益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常常得不到足够关注，表现为银行上报数据出现人为因素错误、无授权查询个人信用信息、银行端异议申请渠道不畅等问题。
三是我国尚处于征信体系建设初期阶段，整个社会信用环境和征信文化没有形成，个人征信主体自身信用意识和征信维权意识不强。表现在个人征信主体因自身原因导致产生非恶意不良信用记录进而影响今后经济生活、在征信活动中因主观忽视而没有尽到提供真实信息的义务、对自己的个人信用报告关注度不够使维权行为多出现在事后、出现纠纷不知如何维权等。
四、相关建议
（一）尽快完善个人征信主体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
一是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个人信息、个人敏感信息、个人隐私等内容，防止越界开展征信活动侵犯信息主体权益。二是尽快出台《条例》配套实施细则，细化《条例》条款内容，增强可操作性。三是尽快出台《条例》相关司法解释，特别是应明确规定信息主体权益被侵犯的民生赔偿事宜，使个人征信主体得到经济补偿以鼓励其自我维权。
（二）征信机构合法合规健康发展
一是征信中心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创新服务产品，全面实现向服务型机构转型。强化对征信系统接口程序的验收工作，加强征信系统稳定性，提高个人征信系统数据更新效率;建立征信分中心服务质量综合考评机制以提升服务能力，为个人征信主体提供方面、快捷、高效的征信服务;征信分中心设置异议处理专人专岗、及时妥善解决征信过程中与信息主体产生的各种纠纷。二是私营征信机构抓紧时机加速发展，为个人征信主体提供多样化服务。一方面，以增值征信业务为突破口，开发下游征信产品市场，为社会各种不同需求提供细分化信息产品;另一方面，可以加强机构间的互惠合作与业内兼并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
（三）金融机构重视个人征信主体权益保护工作
一是高度重视征信相关工作。将个人征信主体权益保护工作提升到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塑造良好社会形象的高度。二是作为信用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金融机构要严格遵守《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内容，做好信息的报送及查询。规范信用信息报送、查询授权行为，完善书面授权条款格式;全面履行不良信息报送告知义务，满足个人征信主体知情权;提高征信系统报数质量，从源头减少争议纠纷的发生。三是完善前置系统，积极开发风险防范和预警系统，从制度和技术层面限制违规操作的发生。如可在查询前置系统设置上将信息查询与授权及查询用途相绑定，具体为系统在接受到查询授权书扫描件后自动开启贷前审批部门查询用户权限，发放贷款后自动关闭贷前审批部门权限并赋予贷后管理部门查询权限。四是妥善处理各类异议、纠纷事件。基层银行网点设置异议咨询窗口，采取“首问负责制”，各级机构分级安排专人负责，从制度上杜绝搪塞推诿。
（四）加强监督管理
一是积极履行征信业监督管理职能。加强对征信机构及金融机构等信息提供者和使用者的监督管理，建立征信业务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测制度，严肃查处违规行为;高度重视征信主体投诉工作，基层人行努力做到异议与投诉岗位人员分离，维护个人征信主体行政救济权。二是加快推进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建设。积极协调银监、证监、保监、外管等行业数据的共享，以小贷公司、担保机构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为突破口持续扩大金融机构接入征信系统步伐。三是指导并鼓励征信业形成行业间的自律监管，建立定期信息披露或通报制度，通过行业协调机制维护征信市场规范健康发展。
（五）坚持不懈开展征信宣传教育活动
一是逐步完善征信宣传教育体系，探索建立征信宣传效果评估指标体系，确保征信宣传的长期、有效开展。二是加快推进征信文化建设，在征信机构、金融机构等征信业务从业人员中树立“唯信、唯实、团结、创新”的征信文化核心价值观。三是把征信宣传教育与诚信建设相结合，加强与其他政府部门的沟通和合作，把征信宣传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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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Issues on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of the Personal Credit Information Subje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actices of Credit Information Business in China
QIU Yanfeng
（Operations Office of Xi’an Branch PBC， Xi’an Shaanxi 710002）
关键词:个人信用档案管理法律关系主体规制
个人信用档案管理的法律关系实则是以个人信用档案为核心在征信机构、个人信用档案主体、信用档案信息提供者、信用档案使用者之间形成的多重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的内容体现为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是立法的重点①。由于目前我国没有个人征信法起草的计划,最有可能尽快出台的全国性征信法规仍是《征信管理条例》。因此,笔者将结合《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具体阐述对个人信用档案管理法律关系主体的规制,并对《征信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提出改进意见。
一、对个人信用征信机构的规制
个人信用征信机构,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成立的,专门从事采集、存储、加工处理信用信息,提供信用档案和其他信用咨询服务的组织。它是独立于信用交易双方的第三方,具有中介性质。
目前,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对征信机构的管理,以地方政府规章或部门规章为主,尚没有法律位阶较高的专门法对征信机构的从业资格、经营范围进行监管。征信机构设立无序、混乱。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对征信机构的义务做出规范。
1.尊重个人信用档案主体权利的义务
征信机构应充分保障公民对自己的个人信用档案信息的知情权、异议权。这在《条例》中也有所规定,“第四十条信息主体认为其信息存在错误、遗漏的,有权向征信机构提出异议,要求更正。征信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受理异议申请,并在收到异议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异议信息的核查和处理,书面答复异议申请人。个人提出异议申请,征信机构未按照前款规定办理的,该信息主体有权以书面方式要求该征信机构一次性删除其全部信息。”但是《条例》中缺少了对征信机构通知、确认等义务的规定,通过立法要求征信机构记录信息主体不良信用信息时,即负面信用信息将被列入‘黑名单’时,征信机构应通知本人,并核实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与准确性。美国信用档案管理中,对于负面信息入库,一般会有2-3次的友情提醒。
2.对个人信用档案信息规范化管理的义务
在个人信用档案信息收集时,首先须有特定的、合法的目的,并且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途径和方式进行,不得以欺骗或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手段取得他人信息。《条例》中第十五条也体现了“合法收集的原则”,但是却没有对“限制收集”做出明确的规定,应尽快完善。限制收集是指,将需收集的个人信息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尽可能不收集或者收集最少的个人信息,即可收集可不收集的信息,采取不收集的原则。
在个人信用档案使用时应采用限制原则。征信机构利用个人信用档案,应通知个人信用档案主体,并征得个人信用档案主体的同意,法律规定的除外。征信机构还应对信用档案申请使用者的身份、使用目的进行严格的把关,以保证信用档案的使用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这在《条例》中也有所体现。
《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征信机构对所收集的信息应当客观、及时进行整理、保存和加工,不得歪曲、篡改,并应当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以确保信息的及时更新。这正是征信机构保障个人信用档案信息准确性、真实性的义务。信用信息真实、准确是个人信用档案发挥作用的生命线。因此征信机构在收集信用信息时,就应按照法定的程序征集、审查,制定相关的内部操作机制与校对机制,保证信用信息处理前后一致。
《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征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征信信息保密管理制度,建立信息查询内部分级管理制度,在信息收集、整理、保存、加工和使用过程中确保信用信息不被泄露。征信机构的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不得擅自查询或越权查询该机构拥有的信息,不得泄露在业务工作中获悉的信息。这对征信机构的安全保护义务起到很好的法律规范作用。
3.保持独立、公正的义务
信用信息对个人关系重大,信用信息的公正性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征信机构受某种利益的左右,信用档案信息失去了公正、客观性,不仅不能服务于社会,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相反还会贻害于人,成为扰乱市场的一个根源。因此,征信机构作为独立于市场交易的第三方,应客观、公正地收集信用信息,提供信用信息服务。不应受到除法律以外的政府、企业或个人的干涉。《条例》中对于这点并没有提出,笔者认为在总则或征信机构的一般规则中应有所体现。
二、对个人信用档案主体的保护
个人信用档案主体,就是指其信用信息被征信机构收集、处理和利用的人,即被征信人。对于个人信用档案主体的称呼,美国使用的是“消费者”,而欧盟使用的则是“数据主体”。一般而言,个人信用档案主体应当为个人(即自然人),而不包括法人或其他组织。
整个信用档案管理流程是围绕个人信用信息展开的,个人信用档案的建立又是以个人信用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为前提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个人信用档案主体的隐私问题,这也是个人信用档案立法的焦点。《条例》对个人信用档案主体的保护,从“总则”中的基本原则到“分则”中的具体规则都有体现。但是笔者认为《条例》对于个人信用档案主体的保护是不全面的,随着个人权利空间的逐步拓展和权利种类的渐趋细化,与个人信用档案有关的个人权利不仅包括隐私权,还有可能涉及个人的信用权、自由权、姓名权、名誉权等多种人格权。因此应充分明确个人信用档案主体的信息权。
为了有效规避公民信息在经济社会中可能受到的侵犯,我国个人信用档案立法应强调个人信用档案主体享有以下信息权利③:
个人信用信息同意权,是指个人信用档案主体决定其信息是否被该征信机构征收,基于何种目的、以何种方式在什么范围被处理、利用的权利。《条例》也规定除了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已经依法公开的信息和其他已经公开的信息外,征信机构收集、保存、加工个人信息应当直接取得信息主体的同意。
个人信用信息知情权,是指个人信用档案主体有权知道其信用信息处理情况。个人信息知情权是实现个人信息权其他方面的基础,因为只有个人信用档案主体才会对自身的信息存在高度的敏感性,最容易发现个人信用信息中的错误,能积极主动更改错误信息和已过时信息,从而保证收集和使用信用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条例》第三十九条中的“信息主体有权按照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向征信机构查询自己的信用档案。信用档案应包括信用信息、信用信息来源和信用信息查询记录”正体现了这一点。
个人信用信息更正权,是指个人信用档案主体发现其信用信息不正确、不完整、未更新,可要求有关征信机构更正、补充的权利。个人信用信息更正权的赋予,既是个人信用信息知情权演绎和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实现对个人隐私权保护的有效制度安排。
个人信用信息删除权,是指个人信用档案主体要求征信机构删除其信息的权利。在个人信用档案管理中,对确认为错误的信息,征信机构非法储存、超范围储存、逾期储存个人信用信息的,个人信用档案主体均有权要求予以删除。
应该说《条例》中以上规定对公民的信息更正、删除、保密权的保护是比较完善的,但是对异议处理完毕以后除了书面答复个人信用档案主体外,还应免费提供一份信用档案,以保证个人信用档案主体了解自己的异议处理的最终情况。
个人信用信息救济权,当个人信用档案主体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应获得事后的民事、行政、司法上的补救。《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信用信息提供者和信用信息使用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投诉。救济制度可以启动个人信用档案主体对征信机构、信用信息提供者、信用档案使用者的监督程序,使我国对个人信用档案主体的保护制度更加完善。
个人信用信息封锁权,是指个人信用档案主体对其信用信息的准确性向征信机构提出异议,在异议未解决期间,个人信用档案主体有权要求征信机构以一定方式暂停信息继续处理和利用。另外,当双方对信用资料的正确性发生争议,征信机构又无充足理由证明的情况下,也必须对该信用信息进行封锁,不能予以提供。这是《条例》中所欠缺的,笔者认为有必要增加。个人信用档案信息的封锁权可以保障异议处理期间,公民的合法权益。
三、对信用档案信息提供者的规制
个人信用档案信息提供者,是指为征信机构提供其掌握的关于公民的信用信息的社会组织或个人,如银行、保险公司,公共服务部门(如水、电、气)等。
信用信息的正确性、及时性、完整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信用信息提供者的行为规范,但我国对于信用信息提供者约束的法律条款少之又少。对于征信法律关系中重要的当事人之一,如何对其行为进行规范,明确其法律责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笔者认为,信用档案信息提供者的义务应包括类似于征信机构义务的方面,因为他们都涉及到信用档案信息的传输环节。要保证信用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对信用信息保密,应当告知信息主体该信息特定的提供对象和提供该信息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并取得信息主体的书面同意等。
四、对个人信用档案使用者的规制
个人信用档案使用者,是指利用征信机构为其提供的个人信用档案进行授信、雇佣等活动的个人或机构。当前社会中,信用档案使用者往往也正是个人信用档案信息的提供者,如诸多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
笔者认为,个人信用档案信息使用者的义务主要应该有④:
一是使用目的限制。个人信用档案信息的使用者,只有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或取得个人信用档案主体的授权后才可使用。
二是信用档案信息来源披露义务。信用档案信息使用者根据信用档案信息,做出不提供服务或拒绝交易的决定后,有义务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告知个人信用档案主体关于做出决定的依据或原因,并且提供出具信用档案征信机构的联系方式,还应清楚、全面地告知个人信用档案主体提出异议的权利和途径,这样一方面有利于信息主体及时向征信机构查证征信机构所收集的自身信息的准确性、全面性和及时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及时发现和制止某些不法行为,如身份盗窃行为。
《条例》对信用信息使用人也进行了使用限制,并规定了侵害的法律责任。但是对使用范围定位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笔者认为,应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信用信息披露进行约束,可将个人信用档案信息的披露限制在以下方面:
一是金融机构、保险机构等向公民提供相关业务服务时,调查其信用状况,以判断其支付能力与偿还能力;二是有关政府机构做出行政许可时的调查;三是潜在雇主需要了解个人诚信情况,以便做出是否雇佣的决定;四是个人信用档案主体申请查询本人的信用记录或授权他人使用;五是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披露的。
注释:
①吴国干.个人信用征信基本法律关系探略[J].湖北社会科学,2008(8):131-134.
②谢静.关于征信机构的几个法律问题[J].社科纵横,2006(7):90-91.
关键词：大数据;信用信息;金融消费者保护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10）-0004-04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各国政府及理论界在反思危机发生根源的同时，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给予了特别关注，个人信用信息主体权益作为金融消费者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及表现形式，也受到广泛重视，大数据时代又对个人信用信息主体权益保护带来新的挑战和问题。因此，研究如何构建个人信用信息主体权益保护机制，实现从注重处理微观的矛盾纠纷向构建权益保护长效机制转变，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符合我国征信业务的发展趋势。
一、我国传统个人信用信息主体权益保护的现状和问题
随着征信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在个人信用信息主体权益保护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制度体系、权利内容、权利有效履行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个人信用信息主体权益保护制度体系不够完善。近年来在人民银行的推动下，《征信业管理条例》、《征信机构管理办法》及《征信投诉处理规程》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初步构建了个人信用信息主体权益保护的法律框架。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涉及个人信用信息主体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定过于原则，且分散在诸多法律条文中，不成体系，还存在一些盲区，加之《征信业管理条例》相关配套制度未出台，法律实践中司法解释还是空白，使得个人信用信息主体权益保护工作在细节上还存在一些漏洞。例如，信息主体认为被侵权的可以向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投诉，但相关制度中却未明确人民银行可以行使哪些权力、可以采取哪些手段来核查和处理投诉，使投诉可解决纠纷的范围受到限制。
（二）个人信用信息主体权利内容还不够丰富。征信实践中虽然赋予个人信用信息主体知情权、同意权、重建信用记录权、异议权、救济权五项权利，但这些权利未得到明确定义，相关规定尚不完善，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较，同意权、退出权、直接营销禁止权等还没有涉及，并且伴随着信用信息二次使用、信用信息跨境流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权利内容还不够丰富，权利的落实还存在漏洞。
（三）个人信用信息范围界定不够清晰。征信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个人信用信息的范围目前尚无统一的界定，《征信业管理条例》只是明确了禁止采集个人敏感信息的范围，并没有明确划定信用信息的范围。范围界定的不明晰，导致实践中容易使一些与信用无关或虽与诚信相关但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被纳入到征信系统。据问卷调查显示，73.66%的受访者对“电信欠费信息”及“水电费欠费信息”应不应该纳入征信系统存在争议;69.41%的受访者认为“计划生育”、“醉酒驾车”等信息属于个人隐私范畴，不应采集。再如当前互联网机构也在采集个人的交易记录、评价信息、社交信息等，但是没有明确规定这些信息是否属于其可采集的范围。
（四）个人信用信息使用中存在违规行为。一方面，商业银行作为个人信用信息的主要使用者，其在查询个人信用报告时，还存在着未经授权查询、授权书因要件缺失而缺乏法律效力、查询授权未约定用途、查询授权条款在内容繁杂的格式合同中难以引起注意、查询授权条款用词不规范等方面，侵犯个人信用信息主体权益的案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征信机构和商业银行等信息使用者可能接触到大量个人信用信息，利益驱动下个别员工可能铤而走险，非法出售、倒卖个人信用信息的案例近年来也呈上升态势。
（五）有效的个人信用信息主体权益救济机制尚不健全。目前征信相关制度对个人信用信息主体侵权的救济，以合同救济、行政救济为主，设定了异议、投诉和诉讼制度。但是实际操作中，异议处理往往需要经过多个环节的反复核查，流程相对繁琐、耗时较长，渠道不畅也会导致部分异议信息无法及时处理，行政处罚主要以赔偿为主，但是对赔偿的内容、标准并未规定，仲裁救济、司法救济等其它方式尚无涉及。
二、大数据时代对个人信用信息主体权益保护带来的新挑战
大数据以其大规模、高速性、多样化的特征，为征信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数据化伴随的隐私权范围扩大、信息安全问题，也给个人信用信息主体权益保护的现行制度、监管方式、行为约束、维权机制等带来新的挑战。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场景应用 征信
对于互联网金融，应用场景化就是互联网金融与生活应用场景相结合，通过技术创新将线下投资及消费行为拉到线上，利用互联网便捷、快速的优势，给消费者提供流畅的金融服务体验。基于个人征信服务，各大互联网金融机构上线了越来越多的信贷类产品，这些金融产品在应用上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本文从征信视角，探讨互联网金融应用场景化背景下，征信系统互联网金融接入机构在征信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互联网金融接入机构征信服务场景应用现状
（一）应用模式
互联网金融企业征信服务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传统金融机构借力互联网技术拓展基础金融业务，如江苏银行个人税e融、卡易贷、享e融，邮储银行的白领贷等网贷；二是以电商购物平台为应用场景的消费信贷产品，如蚂蚁金服的“花呗”、京东金融的“京东白条”、微众银行在微信钱包上线的“微粒贷”等；三是P2P网络借贷平台推出的借贷项目，如陆金所、人人贷、开鑫贷等。
（二）模式分析
模式一是线下业务的线上迁移和拓展，借助央行征信系统风险可控性强。模式二是在网购场景中依托消费金融大数据为满足信用评分的用户提供消费借贷金融服务。模式三是网贷平台采用线下征信或借助网络金融征信系统等第三方数据以信用中介身份提供借贷信息服务。后两种模式作为互联网金融典型业务形式，市场前景广阔，但风险较难掌控。三种应用模式本质均是信贷消费金融，难点和关键是风控。目前，我国征信体系尚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商业征信、民间征信、大数据征信均未发展成熟，征信服务需求机构无法获取高质量信用报告用于风险管理和控制。央行征信中心数据仍是最权威、最全面的，部分互联网金融企业在获得征信牌照后积极申请接入央行征信系统。
（三）接入现状
截至2016年底，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等7家消费金融公司，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等新型网络银行以及10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都已成功接入央行征信系统，为用户提供基于场景应用的征信借贷业务。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方式也逐渐改变，客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主体能力差异，使公众在享受快捷便利的同时，也越来越担心自身的信息安全。近日，“微粒贷”偷查个人信用报告事件，引发了业界对互联网金融接入机构征信服务监管问题的关注。
二、互联网金融接入机构征信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一）产品流程设计风险提示不充分
互联网金融借贷产品不同于一般金融产品，流程设计上不能仅考虑互联网服务简洁和便捷，而忽略流程设计本身的合规性。以“微粒贷”事件为例，申请人点击“查看额度”即视为申请开通。这种三步并两步的做法，看似快捷高效，但涉嫌侵害用户合法权益。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等各类信息时，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如果用户因为好奇或不慎点击“查看额度”，而后台默认“申请开通”，显然涉嫌使用“引人误解”的介绍诱导或诱使用户开通网络贷款业务。按照《征信业管理条例释义》及金融业的行规，涉及到金钱交易和个人隐私时，用户应该能获得“一眼就能看得到”的风险提示和说明。因此“微粒贷”获取征信电子授权具有形式合法性，但操作流程上存在风险提示不充分的问题。
（二）接入机构管理薄弱无完备处置机制
为保护信息主体权益，征信中心加强接入机构监管，如实施接口改造、定点监测、信息安全检查及风险评估等工作，必要时自启熔断机制，确保系统合规使用。但随着互联网金融业态的创新和征信数据需求的加大，尤其是征信应用场景多样化，机构接入数量和种类逐渐增多，对监管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对诸如买卖信用报告获取私利、征信电子授权不规范、数据质量差、异议处理不及时等违规和风险事件，目前仅是以通报或罚款的方式加以惩罚，缺乏更严格的惩戒性处罚。
（三）接入机构异议处理机制不健全
按照《征信管理条例》（以下称《条例》）规定，信息主体本人认为信用报告中的信息存在错误、遗漏的，可以向商业银行提出异议。在“微粒贷”网页界面上，没有设置能够引起用户足够注意的征信异议、投诉和处理的功能提示，虽然有在线客服的功能，但服务定位不明确，回复不及时，导致异议处理形同虚设。微信用户通过朋友圈和媒体发文表达对微众银行查询信用报告行为的质疑，而不是申请异议处理，反映出以微众银行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服务机构在异议受理、核查、数据纠错、网络舆情应急处置等征信异议处理机制方面亟待完善。
（四）循环贷征信上报规则易引起误解
循环贷是一次授信，可多次使用相同贷款额度，具有随借随还、重复使用的优点，可以被认为是无实体介质的信用卡。但目前，循环贷征信数据上报模式遵循的是普通贷款的规则，该种上报接口没有“授信额度”字段，只能用“发放额度”代替“授信额度”，用“余额”表示实际“使用额度”。因此，当微粒贷用户授信额度为5万元借款1万元时，会体现出发放5万及余额1万的信息。此外，循环贷结清状态栏显示为“0”，不是普通贷款结清状态下的“还清贷款”。这种上报方式容易引起误解，受信息主体辨识能力差异限制，部分人会认为负债金额被夸大，特别是在被银行拒贷或者拒办信用卡的情况下易引发争议。
（五）授信接入机构征信宣传不到位
目前，社会公众对信用报告如何查、为何查、怎样用等基础知识并不明确，而是普遍认为只有商业银行才能查询个人信用报告，忽略了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等新型互联网金融企业作为授信接入机构同样可以查询。由于金融市场混业、交叉经营的快速发展，受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和主体能力差异，普通民众不能直接识别哪些在线产品是借贷性质的。目前已知的“京东白条”、支付宝“花呗”和“借呗”以及微信钱包的“微粒贷”等都是借贷类产品，在申请使用时要查个人信用报告，出现逾期时也会被记录征信系统反映在个人信用报告上。此事件反映出征信管理部门应加大对互联网授信机构接入征信系统的宣传和征信知识普及教育。
三、监管建议
（一）强化风险提示，确保授权合规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但先进的科技应该有先进的监管措施作支撑。首先，应制定互联网征信电子授权的操作规范。指导互联网金融机构在设计金融产品操作流程时，应能够体现自愿授权的意思表示，不能为了追求更高的贷款用户转化率而故意弱化风险提示。其次，尽快制订出台征信电子授权身份识别技术规范，对现有人脸识别、网银识别、数字证书验证、银行卡验证、私密性问题验证等技术进行综合评估，确定征信电子授权业务中的技术种类及执行标准，进一步明确信息交叉验证的基本条件。
（二）加强机构管理，引入准退机制
建议实行接入机构分类评级管理制度，对接入机构进行差异化、针对性的管理。分类评级监管指标应涉及合规风险防控、客户权益保护、系统安全性、数据质量管理等方面。若接入机构发生重大风险事件或数据异常的，应及时对信息提供者实施再审查程序，调整机构分类评级等级并采取相应措施直至退出征信系统。例如，对于处于较低等级的接入机构，可暂停查询权限，限期整改并上报整改报告，并启动再审查程序，淘汰不符合要求的接入机构。
（三）贯通异议通道，落实异议处置机制
《条例》赋予信息主体享有提出异议的权利，当信息主体发现信息存在异议，且可确定异议信息的提供者时，可直接向该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申请。各互联网接入机构作为个人信用信息的第一手接触者，对真实情况最为熟悉，理应担负起异议处理的责任。首先，应按照《条例》规定制定异议处理的内控制度，有章可循，才能管理有序。其次，提升客服功能，拓宽沟通渠道。针对互联网企业的特性，应提升客户服务功能，做到及时回复，增加异议处理的效率。再次，可参照提供不良信息告知义务的规定，强制执行短信提醒的功能，告知用户如对征信存有疑问，可以拨打客服电话或者联系当地人民银行征信管理部门等提示性语句等。
（四）规范循环贷的征信上报规则，保护信息主体合法权益
一是规范循环贷的数据上报接口程序。循环贷本质类似信用卡，所以征信数据上传时应遵循信用卡的上报规则，即在信用报告上反映为“授信额度”和“已用额度”，结清状态栏显示为“已结清”，利于消除误解。二是完善危机公关及应急处理机制。由于互联网具有传播快的特性，互联网金融接入机构要有应急处理的能力和引导机制，针对不良舆论事件，可在公司官网做出声明或邀请记者及时做好解释工作，避免对征信行为的不良导向。
（五）推动互联网征信宣教，提升全民信用水平
加快推动互联网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尤其是对互联网信贷、P2P网贷等创新方式，充分揭示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的风险，为促进金融消费者以合法、合理、有效的途径维护权益做好相关教育、培训工作。建议征信中心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平台、各分支中心的查询网点设置宣传栏，动态提醒信息主体知悉，同时利用好征信宣传周（月）及“6.14宣传日”等日常宣传活动。此外，征信中心也应做好网络舆论引导，针对突发的典型案例，及时官方政策解x，借助电台媒体、网络微信大V的传播力量，积极引导舆论，及时传播正确的观点，切实提升全民的信用水平。
参考文献：
[1]徐欣彦.个人信用报告涉及的信息主体权利保护问题探究[J].征信， 2011，（1）.
【关键词】征信监管;主体;中国人民银行
一、央行监管职权与货币政策职权的矛盾
我国征信市场为政府监管为主导的单一模式,要发挥好该监管模式的应有作用就必须先明确监管主体,以法律确认其在征信中介监管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并且我国在信用中介监管主体上应与信用监管主体相同,并采取单一制监管模式,这种模式对系统风险、审慎监管和市场主体监管行为监管具有一系列优势(1)。确立统一监管主体的意图在国务院近期的《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已经有所体现,该条例将依法收集、整理、保存、加工个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信用信息,并对外提供信用报告、信用评分、信用评级等的业务活动,均作为征信行为进行管理。并提出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征信机构及其业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该条例虽然尚未正式颁布但它体现了明确的立法思想,就是采取单一制监管模式,确立单一监管主体。然而该条例提出的由中央人民银行作为信用监管主体却不能让人满意。
1、中央银行应具有独立性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能够独立的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不受政府和其它主体的干预和控制(2)。国内外学界对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规范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已经达成共识,并成为现代金融学的一个基本常识。作为曾经直接影响银监会成立的《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课题组协调人的魏加宁博士认为,“通过对国外几十年的通货膨胀分析表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明显的负向关系,而与经济增长之间却无明显关联。就连通货紧缩也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着某种内在联系”(3)。为了保持银行独立性应坚持央行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而不赋予其超出货币政策之外的职能。
2、中央银行肩负责任与监管责任性质不同
货币政策属于短期的宏观政策行为,具有较强的弹性和伸缩性;而监管则属于政府职能之一,应该从严进行,持之以恒,不能忽松忽紧。(4)货币政策属于经济问题,而监管责任属于制度问题这两种职责的性质要求具备不同的专业知识与管理思路。央行监管职责的剥离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及监管职责各自的专业化水平;监管职责的剥离也将有利于央行货币政策的超然实施,避免中央银行在监管目标与货币政策目标冲突时产生机会主义(5)。
3、历史发展决定中央银行不适于继续承担监管责任
2003年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就意味着中央银行应加强独立性,做好“自己的事”。虽然现有全国性“个人征信系统”与“企业征信系统”均由人民银行建立,但其仅向银行系统内部提供信用信息,这是一种暂时现象与信用市场发展趋势并不吻合,外国金融市场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信用覆盖面必将超越金融市场而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仅靠银行系统保证社会信用体系正常是不现实的。无论我国走过的发展路程还是外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历史都要求信用监管主体不应选择中央银行。
二、监管主体的确定及监管权利范围
虽然我国信用业务暂时还停留在金融系统内,但要建立完善体系就要有长远眼光,征信市场发展必将发展到社会各个层面,比如建立独立的信用管理局保证该机构独立性与监管权威。但考虑到我国现有市场情况,对征信中介监管仍应有所偏重,监管主体监管在业务上应进行金融类征信监管与非金融类征信监管的分类,需要注意的是这应该仅为内部职能分工。
监管主体为实现其监管职能所应具有的监管权力相当广泛,一方面要有权在所监管行业内部制定相应规范性文件。另一方面要求监管者具有一些司法功能,以便做出快速反映。还包括监管机关所应具备的最普遍的监管权力。
1、准立法权
信用监管立法的层级是随信用在一国被认知程度的提高而提高的,现阶段我国信用认知程度决定了暂时还没有制定高层级的专门信用规范的必要,但是为满足监管需要,提高立法层级是监管趋势。以证监会制定相关规范权能为例,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赋予其制定有关证券市场监督管理规章、规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赋予保监会起草保险业法律、法规;制定保险业规章。
2、准司法权
我国司法权由法院与检察院独立行使,这里说的准司法权并不是司法机关司法权,而是一种保证行政管理行为实现的权力。在信用中介监管中应具备的比较典型的准司法权是:
1.查询信用中介信用档案,包括信息收集、披露、评级、担保情况。
2.对违反监管规定的信用中介做出相应处罚。
3.撤销信用中介的从业资格。
作为监管机关所应具备的最普遍的权力当然是监管权,包括:
1.市场准入审批权
2.退市决定权
3.企业考核权力
4.处罚权
【参考文献】
[1]苗延波.论我国市场监管法律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河南示范大学学报2006.95期
[2]刘孝敏.中央银行独立性问题的法律探讨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12期
[3]人民网――魏加宁博士谈“银监会”出台背景与职能2003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