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编辑出版类CSSCI核心期刊微信消息推送情况调查
笔者选取了7种开通微信公众平台并推送微信消息的编辑出版类期刊——《编辑之友》《中国科技期刊研究》《中国编辑》《科技与出版》《中国出版》《编辑学刊》《出版科学》为研究对象，这7种期刊恰好属于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4-2015）来源期刊。笔者全面调查了这7种期刊微信公众平台推送的微信消息，包括开始发送微信消息的时间、微信消息推送频次、微信消息的阅读量等。查询方式为，关注这7种期刊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公众号界面，查看历史消息，获取所需数据。为了减少误差，调查截止时间控制在2016年7月24日至30日。调查数据显示，《科技与出版》最早开始推送微信消息（2013年12月19日），微信消息的推送数量最多（595条）；《中国编辑》微信消息的推送次数最多（176次）；微信消息的篇均阅读量排名由高到低为《编辑之友》《中国编辑》《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编辑学刊》《中国出版》《科技与出版》《出版科学》。笔者调查发现，这类期刊微信消息内容主要包括母刊论文、最新目录、会议通知、出版职业资格考试相关内容，以及期刊和出版业相关新闻等。
二、编辑出版类核心期刊阅读量大的微信消息内容
1．与编辑出版相关的汉语基础知识汉语基础知识主要包括文字、词汇、语法、标点等，是编辑出版工作者必须掌握的知识。在这7种期刊中，《编辑之友》向读者推送的基础知识受到读者广泛关注。从2015年3月20日至2016年7月23日，《编辑之友》共推送与基础知识相关的消息45条，篇均阅读量达到749次，远高于该刊消息篇均阅读量450次。如2016年5月6日推送的《编辑之友：标点符号难点整理》，阅读量高达1984次，12人点赞；2016年6月17日推送的《编辑之友：测测您的改错水平，这些成语，您能改对多少？》，阅读量1132次，7人点赞。从以上数据来看，汉语基础知识是编辑出版类期刊读者比较关注的一项内容，所以，编辑出版类期刊应该结合本刊情况，尽可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适时地推送相关消息。2．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相关内容2001年8月，人事处和新闻出版总署印发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和《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必须具有国家统一认证的职业资格证书。因此，出版职业资格考试相关信息是编辑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关注的热点信息。编辑出版类期刊的读者主要是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工作人员及从事编辑出版研究的研究人员，所以在的微信消息中，与出版考试内容相关的消息阅读量也比较大。出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时间为每年的6—7月，考试时间为每年的10月。所以，在此时间段推送的考试相关消息容易受到读者关注。《科技与出版》在2014—2016年的6—7月向读者推送出版考试相关信息、订阅考试用书及考前辅导的信息，为备考的读者提供便捷的服务，受到读者的关注。如其在2015年5月29日备考季推送的《出版专业资格考试辅导教材即将出新版》，阅读量达到723次。《中国编辑》在考试前夕向读者系统推送的考试备考指南、考试真题及答案，也吸引了大量出版资格考试备考者关注。如2015年9月7日至15日备考的攻坚阶段，《中国编辑》连续推出9期《考试备考指南》和《全国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2005—2014）历年真题及答案，持续产生很大的阅读量。由此可见，推送考试相关消息要准确把握时间。3．编辑出版大家风采展示近年来，编辑出版界涌现了一批后起之秀，这些编辑出版家在其岗位上创造了非凡的业绩，是众多编辑的楷模。编辑出版大家的先进理念、工作态度、编辑出版经验以及对编辑出版界最新理论导向的阐释都是读者关注的内容。《中国编辑》母刊设有“编辑风采”栏目，主要采用访谈、记叙以及回忆录的形式与读者分享编辑出版大家的风采，包括编辑经验、先进的理念及个人的生活、兴趣爱好等，篇幅一般较短，形式比较自由，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中国编辑》微信公众平台推送了十几位编辑出版大家的消息，如宋文、汪忠、周慧琳、韦志榕、汪家明、张纪臣、王刘纯、李毅峰、林阳、黄书元、郜宗、郝振省、沈鹏、胡小罕等。这些活跃在编辑出版界第一线的大家，有的是新闻出版广电局及编辑学会的领导、有的是出版社的社长，有的是编辑家及艺术家等，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此类消息篇均阅读量高达910次，远远超过学术期刊消息的平均阅读量。如2015年8月5日推送的《在编辑出版与学术研究中寻觅书法情怀——记大象出版社社长王刘纯》，阅读量高达2764次，40人点赞。因此，这类微信消息是编辑出版类期刊出版者重点推介的内容之一。4．母刊论文对于大部分期刊而言，母刊论文是微信公众平台的必推内容。在这7种核心期刊中，除了《中国科技期刊研究》，其余6种期刊推送了母刊论文。因此，笔者特意调查了这些学术期刊所推送的阅读量较大的母刊论文，根据阅读量、点赞数、信息来源、推送时间进行了综合排列，总结归纳出普遍规律——阅读量较大的文章最好经过专门的总结提炼，同时具有“实”“新”“全”的特点。“实”——实用性强，编辑出版工作者可以将其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如阅读量排在第1位的《书稿质量检查与编辑加工要求》，该消息从书稿质量检查的文字和体例要求入手，详细阐释了编辑加工的原则、具体要求和灵活变通等相关经验，对新入职的图书编辑业务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阅读量排在第2位的《编辑的责与守——以文学编辑为例》，该文作者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文学编辑工作30多年的编辑大家，她现身说法，以自己编辑出版的作品《历史的天空》《尘埃落定》为例，讲述了一个优秀的编辑应具有的几种能力，即与作家沟通的能力、强大的忍耐力及选题组稿策划的能力，让普通图书出版编辑受益匪浅。阅读量排在第3位的《论编辑的“编界”与质检的“罚点”——兼“华东师大版质检补充办法”解读》、排在第5位的《出版精品是这样打造的——基于编辑工作视角的思考》，以及排在第9位的《论编辑的学养》，其文章内容与编辑出版工作实际紧密关联，能给编辑出版工作者的实际工作提供帮助和指导。“新”——新媒体、新理论、新规划。新媒体是编辑出版类期刊关注的热点。如阅读量排在第4位的《媒介融合时代的电视活力何在？》和排在第8位的《出版社微信公众平台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发表了与新媒体有关的内容。排在第6位的《关于“十三五”新闻出版科技体系建设思考》则阐述了编辑出版领域的新规划和导向，这些新媒体、新理论、新规划往往容易受到读者关注。“全”——编辑出版领域研究的全面总结。这一类信息相当于综述研究，读者可以从中获知编辑出版的研究现状及趋势。如《2014年传播学十大热题》就是对2014年传播学的全面总结。因此，笔者建议编辑出版类期刊在母刊论文的微信消息推送上多考虑具有以上特征的论文。5．其他除了以上内容，编辑出版界的新政策、重大新闻及培训通知等也是读者关注的内容。如2015年12月28日，《科技与出版》第一时间推送了《北京市数字编辑首评职称》的消息，由于这条消息关系编辑出版者的切身利益，受到大量读者的关注。因此，这条微信消息赢得了这7种核心期刊微信消息的最高阅读量——浏览2937次，16人点赞。另外，按照国家规定，已获得出版专业职业资格的人员还要接受继续教育和业务培训，以提高工作能力。根据《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的规定，出版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参加继续教育的时间累计不少于72小时，其中面授形式继续教育不少于24小时。可见，继续教育培训的信息也是读者关注的内容。
关键词：关键词：文学史 周作人 评价 权力话语
一
正文之初，我们先对搜集的文学史进行列表，对资料进行客观呈现。
二
针对以上表格的整理归纳，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下列问题，第一，以年代为时间段，上述的评价资料呈现出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又在何处？第二，排列秩序呈现出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源又在哪里？第三，对周作人应该怎样评价？
评价资料的变化史：
70年代，此处搜集了四本文学史。总体上看，70年代出版的文学史对周作人普遍持较严厉的批判态度，在中南区七所高等院校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以的《新民主主义论》为开篇，所有关于文学理论的文章中没有选入周作人的任何文章；刘绶松的《新文学史初稿》中，没有提及周作人的散文创作，甚至淡漠其“人的文学”观念，在文学改良主义者的章节中亦未点引。实际上，其做法是直接将周作人赶出了现代文学史的范畴。在林志浩的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将周作人放在“其他社团及作家”一节中，用了约一百字对周作人进行了批判性介绍，在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将周作人放在语丝社一节中，着重关注其“附逆”行为，并对此进行批判。
所以，周作人在70年代末出版的文学史中基本无立足之地或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或进行严厉的批判性介绍，这一时期学者们注重的乃是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文学本身。
80年代出版的文学史（三本）里面又分出了小阶段，以85年为界。黄修己在83年成书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一书中依然继承了70年代的态度立场，在“多种风格散文”一章中有对周作人的讨论，但物理篇幅较少，评价多不是站在文学立场或审美立场，政治的、革命的、社会的倾向比较高，甚至有“丧志”的说法。在随后邵伯周的《简明中国现代文学史》及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两书中，观点发生了变化，二者都淡化了“附逆”之说的历史，而转向了周作人的散文风格，钱理群等的文学史更是直接标题“周作人为首的言志派散文”，周作人这才相对客观地有了一席之地。
90年代（六本）文学史呈现出“融合”的特点，一方面有对周作人散文风格、美学风格的讨论介绍，同时也兼顾到了历史维度中的周作人。92年成书傅子玫主编的《中国新文学》续接了80年代末的立场，谈行文风格而淡化政治历史。
以此处为界，我们可以观察得到，在自70年代末至90年代处，文学史中对周作人的评价基本是呈单线形式，或者完全批判，或者单讨论文章风格特点而淡化历史（后者属于褒扬的态度），态度立场是单一的。真正的融合性态度是在90年代中后期，首先是周作人在文学史中有了一定的位置，一般是单独成节或与散文作家放在一起讨论（当然，与鲁迅相比较则不足为道，只是将此与先前的文学史作比），93年版凌宇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周作人占据了一小节位置，97年版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周作人是列在名士派小品中的一个单节讨论，评价中肯且相对较高，同时，在章节结束的几行文字中捎带“附逆”之说；98年版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周作人、林语堂放在一节，但排列秩序位于最后，也有对史实的涉入，排列秩序上可能是兼顾了社会政治影响与文学成就；99年版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位置上，将周作人、朱自清放在一节中讨论，排列顺序上周作人为先，但历史描述，但历史描述也最为严厉，引用了张菊香在《周作人散文选集》（87年版）中的序言——“抗日战争爆发后变节附逆，出任伪职。华北沦陷期间，在敌伪报刊发表文章数百篇，一部分吹捧日帝、汪伪的汉奸文学……”。99年版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周作人的排列位置放在第一，但同时引用的批判也最为严厉，似乎走的两个极端。
新世纪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02年版蒋淑娴、殷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周作人介绍的篇幅不长，基本淡化“日伪”说，排列秩序上出现了一种倾向，周作人、林语堂列在第一位，次为冰心、朱自清，再次为鲁迅；03年版的两部文学史中在周作人处没有出现新的观点或态度，宋阜森，张用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有涉及周作人——“平和冲淡的小品”，但重点作家作品中并不包含周作人的任何文章，唐金海、周斌的《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中，“杰出散文作家的创作硕果”一节周作人列于第一位，后有冰心、林语堂、朱自清、梁实秋。论述介绍得相对比较充实，有对“附逆”的引入，但较之于99年版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态度则温和缓和许多。05年版吴景明，韩晓琴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周作人与言志派散文作了单独一节讨论，淡化历史，与87年版钱理群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如出一辙，未有新说；06年版雷达等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周作人评价作为散文创作中一个小节的一部分，与冰心、朱自清放在一起讨论，周作人仍列于第一；朱栋霖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序数上同于雷达等主编的文学史，在为数不多的篇幅中有一段文字介绍了周作人自1937年出任伪职至1967年逝世的大致经历，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探讨；07年版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序数仍同于06年版雷达等主编的文学史，但周作人有单独的一节，基本淡化了“附逆”之说而主要强调文学成就与文学影响；08年版苏光文、胡国强等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在排列顺序上呈现了新的变化，即鲁迅，朱自清、冰心，周作人、林语堂，与93年版凌宇等所编的文学史，98年版黄修己所编的文学史具有相似性；09年版王嘉良、颜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将语丝派散文与周作人的创作单独成节讨论，没有提及意识形态内的附逆之说；而同年的罗振亚、王锡龙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又涉入了历史；10年版刘勇，邹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讨论语丝文体与周作人的散文，对周作人的文学成就评价甚高，但不乏“依附日伪”之嫌。
新世纪的“多元化”显得更为复杂，这应与99年版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两个极端存在联系，排序上的第一与最为严厉的措辞，在新世纪的学者看来都不大合适，他们有倾向于平和或客观，是对90年代融合管的一种大体继承。在07年版郑万鹏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书中有着更为偏激的态度，似乎在用一种主义攻击另一种主义，单列的周作人一节，人性个人主义者，郑万鹏从民族主义角度对周作人进行了文化性批判，政治色彩浓厚，对周作人的文学成就提及较少，多是站在国家立场，民族立场。
这种发展脉络可以概括为：态度立场的单向性走向融合的多元化，但其中存在迂回：
无立足之地、纯批判性介绍的政治阴影文学审美探索文学审美兼顾对本民族的历史思考，得到一个较为理性的融合。迂回则表现在单一的民族主义层面。
三
下面再来观察排列秩序层面的变化：
在主流秩序上，周作人是列于第一者的。
在这些学者们或编或著的现代文学史中，我们不难发现，对周作人的态度立场变化以及周作人在散文写作者中的排列序数变化，并不完全取决于学者们（知识分子）自身，在他们的后面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制约着，一方面，与学者们的思想、知识结构相关，另一方面，则要考虑到书籍的出版，它与主流意识形态是相呼应的。即存在写作者主体性的发挥又包括隐藏在背后的权力话语。
70年代的高度政治化体质，文学必须接受高度统一的规范，必须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甚至要充当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工具，它存在一个文化限度史“关于那些模糊的，一经发生必然被忘却事件的历史。由于这些事件，一种文化拒斥某些东西，使它们成为它的外部”①，也就是说，周作人的文学观，周作人的某些行为，在当时的大文化环境中是被排斥的，从最先的无立足之地，到后来的批判性介绍，这种决定权掌握在知识阶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手中，且知识阶层又不得不隶属主流意识形态，在70年代尤其如此。权力，我们知道，它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包括有形的，如政权机构、法律条文；无形的，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和习俗；”②同时“还包括思想、宗教等的影响。它们是一种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们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不能独立这个网络而存在。”③所以，周作人在那个时段被剔除或批判便成为理所当然。随着的结束，的粉碎，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人们的思想开始得到解放，改革开放及新一轮外国文学理论、文学思潮的介入，文学环境变得相对宽松，尤其是“文化精神年”“1985年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块界碑。文学打破了现实主义独尊的格局，呈现出多远发展势头，对原有的文学思维和观念进行清理、辨析，开展‘方法论’大讨论”。④文学环境变得相对轻松，知识分子、学者们的文学观念相应发生变化，政治的历史的态度立场遭到文学的抵制，而纯文学，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则放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如何面对周作人问题亦相应地发生变化，周作人的美文地位得到提升，而其历史上的所谓“污点”则被淡漠或者不提，80年代后期的两本文学史尤其如此。进入90年代，“文学形成了三足鼎立格局：官方主导文化、民间大众文化，学界精英文化并存不悖且相互渗透”⑤，由于这种文化格局，知识分子的自由度较之70年代相对更大，但又不脱官方主导文化的影响，因此，一方面，在外部权力话语层“主要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政治文化体制密切相关”⑥，周作人要受到批判，在内部权力话语层“主要与互文者的诗学追求相关”，他又是受到尊敬的，最为明显的是99年版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表现的两个极端，批判的最为严厉，引用的是其他学者的话，但在排序上却是第一位，这在客观上实际是是承认了周作人的文学地位，但编者存在顾虑，所以显得相当矛盾。较之于70年代、80年代的单线评价，这里显示出了融合，这种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又略有矛盾。
进入新世纪后，呈现出“多元化”格局，一方面有对90年代的观点态度的延续，比如在周作人的排序问题上，大多将他放在散文写作者的第一位，批判的措辞显得相对温和，介绍讨论进入了一个辩证阶段，显得更加理性化。但随着民族复兴主义的兴起，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提倡，周作人的评价又呈现出迂回，最为明显的则是在07年版郑万鹏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态度十分偏激，似乎在用一种主义攻击另一种主义，单列的周作人一节，人性个人主义者，郑万鹏从民族主义角度对周作人进行了文化性批判。
四
综合上面的阐释归纳，如何评价文学史中的周作人，它一定受着至少两个方面的制约，其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其二，学者们、知识分子层的知识结构与诗学追求。在当下形成的基本态度则是理性地辩证地看待文和人。文学史中的评价立场态度与这些年来的的周作人研究专著是潜在呼应的，这从周作人的研究综述文章中不难发现，究竟怎样看待周作人的人和文，此处不多说也不便说，但可以确定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体作家者中，他一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写作者，这也是我们研究他的目的之所在。（作者单位：湖北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雷达主编：《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关键词]汇编作品 期刊 辛勤收集原则 原创性原则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在期刊编辑出版实务中，通常会出现以下疑问：作者往期刊投稿之后，其对所投稿件是否还享有著作权？期刊社享有何种权利？要回答上述问题，须对期刊的作品属性进行正确定位。期刊属于汇集他人作品，并在作品的选择与编排中表现出个性的新作品，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汇编作品。汇编作品的创作是在大量依赖现有作品或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具有“非独立创作因素”。这些特殊因素的存在影响到该类作品“可版权性”的获得，并使其著作权属性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汇编作品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受版权保护。
一、基本含义：汇编作品同原作品或材料之间的关系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14条规定，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可见，相对于“独立作品”，汇编作品对已有作品或材料的依赖性更强，在对其赋予版权保护的同时，要注意基础作品或材料的法律地位。如电话号码簿、文集、法令汇编、案例汇编和排行榜等都是汇编作品。这些作品都有原作品或材料的“影子”，融合了原作者和汇编作者的“双重劳动”，其版权法地位必然较为特殊。期刊也是如此。原始作品并非期刊社所创作，但其对作者的原始作品进行了选择与编排，这种选择与编排往往表现出个性，这种个性是期刊作为汇编作品获得版权保护的基础。
二、范围界定：汇编作品应受版权保护的要素
《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是作者创作行为的成果。汇编作品是在原有作品或已存材料的基础之上创作完成的。尽管基础作品和材料也体现在汇编作品的最终表达形式之上，其并非汇编作者创作行为的结果。因此，汇编作者著作权所依存的对象不应该是基础作品和材料。
汇编作品的事实不受版权保护。首先，根据思想表达两分原则，事实属于思想的范畴，不应当受到版权保护。其次，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来源于任何个人，不能满足原创性要求。一个人发现了公众未知的事实或其他处于公共领域的材料，毫无疑问履行了一项对社会有益的服务，但这个服务本身不能够使发现者成为作者，因为他只是“发现”了该事实的存在，其没有“创造”该事实，在这种“发现”中并没有作者创作行为的存在。因此，即使汇编作品的版权存在，其中的事实仍然处于公共领域，可被自由复制。例如，许多期刊汇集了“纯粹事实消息”，但这些消息并不因为被汇集到期刊中而改变其“自由”的版权法地位。
反之，如果对汇编作品中的事实进行保护，将会带来不良的社会后果。首先，从创作过程来看，如果作者可以阻止后来者使用其作品的观念、思想或事实，创造的过程将会萎缩。公众将被迫进行一些不必要的重复研究。其次，从《著作权法》的目的出发，否定对“单个事实”赋予版权保护符合《著作权法》促进科学和实用艺术进步的目的，因为后来者可以利用前人作品中不受保护的事实，在前人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再次，就言论自由而言，公众有发表自己意见和观点的自由，这要求在信息和思想上不能有法定的垄断。
综上，《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是作者创作行为的产物，由此，汇编作品的版权保护一般被限制在作者所贡献的范围之内，只及于“作者所贡献的材料”，只延伸到“归因于汇编者的因素”——对事实与材料的“选择、协调和编排”——之上。后来者可以自由使用包含在其他汇编作品中的事实来准备竞争性的作品，只要具有不同的选择和编排即可。由此可见，期刊社对期刊享有的版权仅仅存在于其所付出的创造性劳动——对原始作品的“选择、协调和编排”之上，期刊所汇集的作品的著作权仍然属于原始作品的作者。
三、理论基础：汇编作品的可版权性标准
由于严重依赖已存作品或材料，汇编作品在表现作者的个性方面往往会受到一定限制，其价值往往也不完全体现在作者的个性表达之中，而是作品所包含的信息之上。基于此，汇编作品可版权性的理论基础颇有争议，司法实践也有不同做法。汇编作品版权保护的理论基础主要有“辛勤收集原则”和“原创性原则”，前者从作者投入汇编作品中的“劳动”中寻求汇编作品版权保护的正当性；后者则从作者反映在作品中的“个性表达”里寻求汇编作品版权保护的正当性。其中，“原创性原则”又可分为“编排原则”和“主观选择原则”。辛勤收集原则在版权法历史中发挥过一定程度的作用，但已经被现代版权法所扬弃。在现代版权法中，汇编作品受版权保护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原创性原则”。不同于“辛勤收集原则”，在“原创性原则”之下，仅仅劳动并不能使汇编作品具有可版权性。因为事实并不是来源于作者，汇编作品的原创性表现在汇编者对事实“独特”的“选择”与“编排”上。汇编作品中“选择”“协调”“编排”三者之一只要使作品作为整体具备原创性，汇编作品就可以获得版权保护。
（一）编排原则
1. 编排原则在汇编作品保护中的地位。在汇编作品的版权保护中，编排原则扮演了重要角色。因为，在大多数汇编作品中，信息的编排是唯一可识别的原创性要素。不少判例用编排理论对作品赋予了版权保护，尽管作品是由不受版权保护的要素所构成。
2. “编排”的含义。“编排”指的是将数据进行分类或分组列进一个列表或范畴之中，所形成的信息或材料在表达载体上实际的有形组合。汇编作品同普通独立作品具有版权保护对象的同质性。独立作品是以符号的组合所呈现出来的独特表达形式。独立作品受保护的是作者对表意符号的排列组合，这个受版权保护的排列组合必须体现作者独特的取舍与判断。汇编作品受保护的也是作者对已存事实和材料的排列组合，这个排列组合必须不是对事实和材料的机械性分类与编排，而是体现作者个性的一种独特编排。
3. “编排”的原创性。只有原创性的编排才能够获得版权保护，这种编排应是“个性”编排，反映了作者独特品位和价值的个性判断。诸如按照字母、地理或时间顺序所进行的编排、建立在典型惯例和实践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编排、机械性编排等都不具备原创性。
4. 运用编排理论保护汇编作品的法律效果。不同于“辛勤收集原则”，在编排理论之下，版权法保护的仅是汇编作品中作者原创性的编排，这种保护并不及于作品中所应用的材料。后来的汇编者可以利用先前作品中的事实或材料创作竞争性的作品，只要其在编排上不同于先前作品即可。
（二）主观选择原则
1. 主观选择原则在汇编作品版权保护中被广泛运用。按照该原则，如果作者在汇编作品材料选择方面表现出个性，该汇编作品可以获得版权保护。选择理论中的“选择”指的是在数据或材料中选择特定数据或材料包含在汇编作品中的“判断”。[1]具有原创性的选择应该是反映了汇编者的主观判断、个人知识和经验的选择，而非受客观标准、合并原则或功能考量限制的选择。
2. 运用主观选择原则保护汇编作品的法律效果。主观选择理论对汇编作品的保护只及于作者对材料的原创性“选择”之上，而不及于其中不具有可版权性的“数据”。原初的汇编者不能阻止后来者运用处于公共领域的相同材料创作和发行独立的汇编作品，后来者可以建立在任何以前的汇编作品之上进行创作，只要他们不复制其中的原创性“选择”即可。
3. 主观选择原则下汇编作品版权保护范围的确定。不同于编排理论，在主观选择理论下，汇编作品的保护范围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例如，如果初始汇编者筛选出中国最适宜居住的十大城市，并没有对这十大城市进行排序；后来汇编者复制了初始汇编者的选择，在顺序上进行了不同处理，后来汇编者是否侵犯了初始汇编者的版权？有观点认为，在主观选择理论下，汇编作品的保护延伸到汇编作品的每个成分。未经作者同意对汇编作品的大量复制构成侵权行为，不论侵权者怎样安排这些组成部分。[2]按照此种理论，在上述假定的情形之下，后来汇编者构成对初始汇编作品的侵权。不过该观点似乎有背离版权法基本原理的嫌疑。按照思想表达两分原则，版权只保护思想的表达，而不保护思想本身，版权保护应当集中在作品的表达之上。在上述情形中，后来汇编者显然在表达上进行了不同处理，并没有侵犯初始汇编作品的版权。
（三）依据“原创性原则”保护汇编作品的法律效果
在“原创性原则”之下，汇编作品的版权保护范围是比较有限的，只及于汇编作品中原创性的选择、协调或编排。他人可以自由地复制原初汇编作品中的数据，甚至是全部的数据，只要原初作者对数据原创性的选择、协调和编排没有被实质性的复制即可。就期刊作品而言，期刊社对其所享有的版权保护只及于汇编作者经过原创性的选择、协调或编排所形成的表达形式，并不涵盖汇编者汇集到作品中的事实、数据或信息。这些事实、数据或信息处于公众可以自由使用和传播的范畴。尽管期刊汇编者在搜集事实、数据或信息的时候投入了劳动和资金，但后来的汇编者不必重新回到最初资源进行独立搜集，其可以自由利用他人汇编作品中的事实、数据或信息进行再创作。然而，就社会需求来说，期刊作品所收录的事实、数据、信息越是全面，越有可能真正满足使用者的需求。但“原创性原则”中的主观选择理论则同这一社会需求相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实践中，往往最不具有原创性的编排最有价值。汇编作品的开发者需要收回成本，但原创性原则漠视了汇编者投入作品中的“机械性劳动”。不过，成本收回本身并不是版权法的目标。社会利益应当优于成本收回。另外，“原创性原则”促使汇编者以在基础数据上添加补充性和主观性信息的形式，对汇编作品添加了不必要的和昂贵的价值。通过这种肤浅的重新编排所创作的作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作品，版权法的目的可能并未被实现。期刊作品的汇编者要想就自己的汇编获得版权保护，必须有个性的选择与编排。然而，从服务社会的角度讲，并不鼓励其为了个性而个性。期刊作品的汇编者应该有社会使命感，采取既个性又能够真正服务社会需求的选择与编排才是正道。
综上，“辛勤搜集原则”和“原创性原则”各有利弊，但衡量一个制度的价值应从整体上进行评价。诚然，汇编者在作品创作中付出了劳动和努力，仅从汇编者的角度来看，他的劳动和努力应当获得补偿。但如果将汇编作品放在整个社会背景下进行考察，尽管汇编者在创作作品的时候付出了努力，汇编作品对社会的贡献和社会公众对汇编作品的真正需求并不是创作者的努力，而是最终呈现给社会公众的作品本身。因此，相较于“辛勤收集原则”，“原创性原则”服务了社会的真实需求。应依据“原创性原则”对期刊等汇编作品赋予版权保护，只有期刊社在作品的选择与编排中表现出个性的时候，期刊才能够作为汇编作品受到版权保护。一般而言，期刊在作品的选择与编排中都会表现出个性。例如，每种期刊对作品的偏好并不一样，有的期刊喜欢“短、平、快”，有的期刊追求“高、精、深”，在不同偏好的影响之下，不同期刊对作品的选择必然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另外，一般而言，每种期刊的版式设计都有自己的特点，有的是单栏，有的是两栏；有的追求简约，有的比较惊艳；有的有页眉，有的没有页眉，等等。这些特点使得期刊在编排当中表现出个性。期刊在作品的选择与编排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是其能够获得版权保护的基础。
四、结语
汇编作品是汇集和编排已有的作品与材料而形成的作品，汇编作品可版权性要件的确定需要考虑对已有作品与材料版权法地位的影响。仅仅是汇编者的“收集之痛”并不能使得其结果成为版权法保护的对象，一部汇编作品要获得版权保护，其必须在选择、协调或编排上具有某种程度的原创性。期刊是一种典型的汇编作品，是严重依赖于原始作品创作出来的新作品。期刊社在作品的选择与编排中表现出来的个性是其获得版权保护的基础。期刊社对原始作品的选择与编排之后形成的作品整体享有著作权，可以依法对其行使著作权。但期刊中原始作品的著作权仍然归属于作者享有。汇编作品的著作权并不影响和减损原始作品所享有的著作权。
[本文属于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项目“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保护的立法研究”（项目编号：2012SKL031）研究成果。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
注释：
[1] “选择”中的个性判断最终体现在作品的表达形式上，成为应受版权保护的表达。
关键词：基本形式 形象化 视觉化 文化理念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6）01-0118-02
第一章图形
一版式设计色图片的应用
版式设计中色彩、图片、文字是设计元素中不可或缺的设计语言，其中色彩带给人一种明快、活泼的视觉感；图片设计所在的位置及各种形式的摆放使版式设计形成一定的规律，从而破除版式设计中呆板、沉闷的视觉感；文字是版式设计中第三大创意元素，文字的编排，文字的创意设计，文字的大小形式都能影响人们对整个版式设计的视觉感官。如果文字的编排设计恰到好处，会极大提高版式设计中版面的构成感。
作用于视觉版式设计中图片色彩与色彩的差异同样会影响整个版式设计。
（一）作用于视觉版式设计中图片的色彩与色彩的差别。
色彩的三要素包括色彩纯度、色彩明度与色相。
色彩综合对比是指色彩中的色相、明度、纯度的不同差别，多种色彩组合后，产生相应的效果。通常来说，多种色彩下的色彩组合往往会出现各种差别，不同属性的对比效果，很明显多项色彩要比单项色彩丰富的多。所以，在版式设计中大都应用多项色彩对比，很少应用单项对比。图片在运用时需要强调，突出色调的倾向，或以色相为主，或以明度为主，或以纯度为主，抓住某一重点，使其占主要地位。从色相的角度可分为暗、中、深等色调倾向。从明度角度可分为浅、中、灰等色调倾向，从感情角度可分为冷色调、暖色调、华丽色调、古朴色调、高雅色调、轻快等色调倾向。
（二）色调倾向在图片中的表示
明色调：明色调带给人活力、高雅、振奋、无拘无束、康健等感觉。
灰色调：灰色调带给人雅致、、冷静、朴素、柔和等感觉。
暗色调：暗色调带给人成熟、充实、大气、朴素、大方的感觉。
淡色调：淡色调带给人纯净、活泼、柔美简单的感觉。
中间色调：中间色带给人随以、古朴、简洁、沉稳的感觉。
二常用图片的类别
我们平时所说的常用图片类别分为：
一、按不同形式的题材分为人物图片、景色图片、静态物图片、动态物图片、知识类图片、科技类图片、文学艺术类图片等：
二、按颜色分为黑色白色、单色、多彩色。
三、摄影图片，按摄影的场景分为近、中、远还有常见的特写图片等；
四、按相机镜头的应用可分为广角图片、远焦图片、近焦图片、微距图片等；
五、按眼睛的视角角度分为鸟瞰、仰视、平视、俯视等。
第二章文字表达
一字体所代表的风格
版面设计中重要的组成元素就是文字，文字不仅能够在处理后相对于图片来说传达更精准的信息，而且可以使读者快速有效阅读，不仅能够带给人一种简易的阅读感很能够向人们传达一种审美的情趣。在文字排版中在对文字的组合、字体大小以及字体的疏、密程度、字体的排版设计可以让有拥挤感的读物例如：报纸，杂志等入读起来不拥挤，阅读更加方便，舒服。文字的字体选用是版式设计中比较重要的问题。不同的字体样式，风格也会不同。任何字体的设计都要传达一种不同的情感，通过字体的语言向外界传达一种信息，然而字体语言的选择不是随意的，要依据所定的主题来选择字体从而能传递正确的信息。例如：字体中，宋体，隶书能够表达传统意义的主题；黑体能够表达严谨，严肃的意义；广告体能够表达具有现代感的主题等。总而言之，字体的选用风格要与所表达的主题相符。在版式设计中需要注意的是字体的样式选择不宜过多，容易给人一种杂，无序的感觉。运用字体版式设计，要注意不同字体间相互区别和相互协调，给人一种清晰，舒畅的阅读感。到目前为止，字体创作设计已成为创新的设计表现形式。字体编排设计不仅能传达语言，还将成为一种审美，一种情趣。
二、文字的类别
（1）中文字体：就我们来说中文字体在字体设计元素中是比较常用的。随着字体设计形式多样化宋体，楷体，隶书，篆书等古代延续下来的中国传统字体俨然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字体创意设计和研发，尤其是篆书字体的设计多应用于标志设计。现如今，更多具有流行元素的设计大大丰富了版式设计的多样化。
（2）英文字体：英文字体的字母比较多，有大小写形式之分且每个字母大小不一，所以在版式设计中英文字体的设计和编排都需要极为细腻、斟酌。英文字体的版式编排设计多应用于海报或大小标题。
（3）创意字体：创意字体是目前是设计界比较流行的字体编排设计。因为其本身就带有一种创意色彩极具浓厚的设计。具有创意字体的设计会有一种新颖设计感，独特，出其不意，给人一种特别的印象记忆，同时也具有独特性设计性。很难让人忘记。
第三章图文编排的基本形式
（1）上下左右分割编排
上下分割一般为上半部分为文字下半部分为图片或下半部分为文字上半部分为图片；左半部分为文字右半部分为图片或右半部分为文字左半部分为图片。这种四中分割形式。这两种分割形式比较沉稳，但稍有呆板。在设计中由于视觉原因版式左右分割时应两侧对比强烈些，图片宜配在左侧且活泼，右侧文字安排有度，可以调节版面拟补呆板沉闷的不足。
（2）线性编排
简单地说，线性编排就是被编排的设计元素被安排在一个线状的序列空间。线性排列可以很有规律如：平行，垂直等形式的线性排列；可以纵横交错排列如：叠加，重合排列；或从任何角度发射的线性元素都可以产生线状。而这种线状不一定是直的、也可以是扭曲。被设计元素可以根据距离，重叠，大小的不同相互反复结合重叠编排，出现新的形势。版式设计中线性编排具有极强的律动感。
（3）重复编排
这种编排形式比较常见把内容相同的图片重复，会有一种规律和韵律出现。在版式编排中重复编排形式弱化周围非主体的设计元素从而可以突出整个编排设计的主体，在整个版式设计中通过图片重复编排的对比，使设计元素简单明了，然而不乏突出主体设计元素。
（4）渐变重复编排是重复编排的一种形式，又独立于重复编排，有自身的特点。渐变重复是一种特殊的重复编排，意在指设计元素的形状、位置、方向，、大小的转换，通过这种转化能够强调设计元素的意义。
（5）以中心为重点
以中心为重点的版式编排设计在整个版面中具有沉稳、平衡、集中的意义同样也是是中心版式编排设计的三个特点。适用于以中心为点，四周发散的形式营造空间中的点或场。
（6）对称与均衡的形式表现
对称、均衡编排形式有格调高、特色化的特点。常常给人一种平衡，沉稳的视觉效果。对称、均衡的形式为彰显其格调高、特色化，因此在设计时要强调一种庄严，庄重的情感，注重设计的排列细节等设计因素。
（7）重叠编排
重叠编排顾名思义是各设计元素间上下重叠，覆盖的一种编排形式，且各元素之间有相互识别性，因此在设计时应区分设计元素的形状，色彩，大小，虚实，位置等，使版面层次分明且无棱乱，使元素更具有识别性。
（8）蒙德里安式编排
蒙德里安式版式编排设计是由著名抽象派画家蒙德里安设计的冷抽象构图风格，水平线，垂直线，几何形等格局的编排设计，将设计元素置于其中进行构图。这种构图比较抽象，夸张。意在表现版式设计的独特性特点。
（9）边框式编排
这种版式编排比较适应于报纸，杂志刊物等信息量比较大的设计中。或四周图形，文案居中或文案四周，图形居中两种编排方式。边框式编排设计是版式设计中比较规整的简单容易识别文字。边框式编排的缺点在于比较呆板，缺乏设计感，设计空间相对于其他几种类的编排设计而言比较小。因此，边框式编排不适用于设计感强的版式设计。
（10）散点式编排
在版式设计中散点式编排最容易出现凌乱，无律的情况。散点式编排的优点在于多种图形，字体的设计安排。图形，字体的设计可以使整幅版面富有情趣，活力，活泼。因此，在版式设计中需要注重图片文字的大小，主次的分配，还应该主意疏密，均衡，做到疏而不乱，密而不闷。
（11）留白
从美学的角度来说留白能给人一种想象的空间。像空气可以让人自由呼吸。舒适，自然，对于我们来说留白很常见，在作画中留白是一种很好的表现形式，给人以无限遐想。通常有许多好的画家设计师所做的画所设计出的作品都以大片留白作为一种作业技巧，然而这种绘画或设计方式并不让人感觉空、缺，反而这种绘画或设计相对于其他几种版式编排设计来说格调更高，设计品位更佳。可以引用这样的一种诗句也“此处无声胜有声”。因此，在版式编排设计中设计元素不完全要充满整个版式，尝试留白，要知道设计的品位与意图有时需要留白作为一种表现形式凸显设计的内涵。
第四章趋于简化的两种图文编排形式
一文字为主图片为辅的版式设计：
以文字为主的版式设计如图1文字为主体，图片作为一个辅助的元素，将图片虚化，图片充分衬托出文字设计元素的主要内容。如今文字已不仅仅是传达信息的元素，更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启迪性，宣传性是时代赋予文字的新视角。然而文字是任何版面的核心也是视觉传达最直接的方式，因此，文字在版式编排设计中尤为重要。以文字为主图片为辅的版式编排设计是文字设计的一种新视角，突出文字彰显文字作为主要内容的版式设计是一种趋于简化的图文编排形式。
二图片为主文字为辅的版式设计：
以图片为主的版式设计如图2图片为主，文字作为一个辅助元素存在于版面中，图片的放置空间较大，文字设计较小，更能吸引读者阅读。图片在版式编排设计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设计元素，可以作为设计元素也可以作为内容出现在版式设计中，是版式设计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设计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因此，在选择设计版式编排的时候可以尝试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的版式设计。
二、毕业论文应包括：①封面；②中英文摘要及关键词：摘要是论文内容的简要陈述，应尽量反映论文的主要信息，内容包括研究目的、方法、成果、结论及意义等。中文摘要一般为200—300字，英文摘要应与中文摘要内容相对应。关键词一般为3—5个。③目录：目录一般按二级标题编写，要求层次清晰，且要与正文标题一致。主要包括绪论（或前言）、正文主体、参考文献、后记等。④正文：包括绪论、论文主体及结论。正文字数要求为8000—10000字(不含注释、参考文献、附录等)。论文主体是论文的主要组成部分。要求层次清楚，文字简练，通顺，重点突出。⑤后记：论文撰写的背景、目的、感谢和一些有必要交代的内容可在后记部分予以说明补充。⑥注释：采取脚注形式。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需要交代相关内容引用的出处，或需要进一步说明和阐述，则在文中注释。⑦参考文献；⑧附录：对于一些不宜放在正文中，但有参考价值的内容，可编入附录中。例如样本、问卷、图表、范例，冗长的公式推导、编写的算法、语言程序以及解释、论证过程等。⑨封底：要求和封面的纸张一致。
三、论文各部分排版具体要求如下：
（1）封面
封面颜色一般为白色，要按照学院统一规定的格式排版，论文题目是文章总体内容的体现，应简洁明确、有概括性，字数不宜超过20个字，可分为两行。
（2）目录
“目录”两字三号黑体、居中，“目录”两字与正文空一行。
（3）正文
正文的层次序号为：
第一级：一、二、三、…… ；
第二级：（一）（二）（三）…… ；
第三级：l. 2. 3. …… ；
第四级：（l） （2） （3）……；
第五级：1) 2) 3) ……。
字体的要求：第一级题序和标题用三号黑体字。第二级题序和标题用四号黑体字。第三级及以下各级题序和标题用小四号黑体字。文章正文内容用宋体小四号字。
第一级题序和标题居中放置，其余各级题序和标题一律沿版面左侧边线顶格安排。“结论”两字与上文空一行。
论文均加页眉“中国传媒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为仿宋体五号字。页码居中，以绪论为首页。
（4）注释
以出现的先后次序编号，编号以方括号进行上标，如[1]，[3]。脚注紧跟在该页的下面。常用格式如下：
①专著、论文集、研究报告：[序号]主要责任者（注：两个责任者之间用逗号隔开）．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举例：
[1]刘小龙．电视艺术美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22-37.
②学位论文：[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D]．保管地：保管单位，完成年.起止页码.
举例：
[1]邓友.论电视艺术的美学性[D].北京：北京广播学院，2004.17-19.
③析出文献：[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注：两个责任者之间用逗号隔开）．析出文献题名[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如文内已列明，则省略）.
举例：
[1][英]穆尔.电影理论的结构[A].瞿涛.电影学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4-35.
④期刊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出版年，卷（期）:起止页码
举例：
[9]李海．音乐传播的文化思考[J]．当代传播，2004，（10）：26-28．
⑤报纸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举例：
[1]周济.情系教育 办好教育[N].中国教育报,2004－1－29（1）．
⑥网络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网络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网络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地址.
举例：
[1]吴霓.教育科学大家谈[J/OL].jyb.com.cn/2002zt/jykx/145.htm.
⑦外文期刊文献编排格式及示例
[10]Amit, Raphael.Strategic Assets and Organizational Rent[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2):16～18.
⑧外文专著文献编排格式及示例
[3] Andrews, K. R..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Strategy[M]. IL: Irwin, 1971.22.
⑨各种未定类型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Z].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举例：
[1]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1-1997）[Z].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常见的文献类型标识表：
专著
期刊
报纸文章
论文集
学位论文
报告
网络数据库
网络期刊
网络电子公告
未定类型
M
J
N
C
D
R
DB/OL
J/OL
EB/OL
Z
（5）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目录按引用顺序排列，表示的格式与正文注释基本相同，但省略页码。一般不低于4本，参考书的内容必须与论文内容紧密相关。
（6）封底
要求和封面的纸张一致。
四、论文打印要求
毕业论文用A4纸单面打印。页面设置的页边距为上：2.3cm，下：2.6 cm，左：3.0cm，右：2.3 cm。装订线位置一律左侧。页码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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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根林先生在《语文教材可以这样来研究》一文中写道：“一本薄薄的语文教科书，其实是非常沉重的，它是整个国家民族精神的象征，它是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承，它用母语丰富滋养着人的心灵，培育着每一个有个性的生命。”①这是基于充分了解尊重语文教材的宏观价值而作出的高屋建瓴式评价。温立三先生亦认为：“语文教材可谓承上启下，它上承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文化意志，还有课程专家的思想，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的内容，下启课堂教学、考试评价和师资培养。在‘上’与‘下’之间，语文教材充当了桥梁作用。”②从实际运用层面解读其意义。
人们已经注意到：从世纪之交至今十几年来，由于新一轮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改革的启动，全社会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空前关注，对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讨论，几乎是井喷似的爆发。③本文就2015年语文教材的研究状况作一扫描和评析。
一、关于语文教材总体价值取向的研究
编著者在编写语文教科书的过程中，肯定会渗透国家的传统文化、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及道德规范等，通过选文中的人物与事件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价值观。④因此王欣通过新课程改革前后两套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选文外在价值取向和内在取向两个方面的对比研究，分析两套高中语文教科书选文价值取向的异同及变化趋势，进而思考并分析产生此种变化的内在原因。
语文教材的外在价值取向，王欣从选文和作者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其统计分析法研究结论表明：文学类文本中诗歌与散文的比例占总数的前两名；实用类文本中记叙文与议论文的比例分别占总数比例的前两名，从侧面体现了语文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统一的学科。其中古文占相当大的比例，体现语文学科对传承经典起着重要作用；而且两套语文教科书中选文作者的职业绝大多数是作家，可见编者在进行文章的筛选时充分理解了著名作家作品的经典性与学术性。当然，他也注意到了教科书中选文的男女作者性别比例明显不平衡的客观现象。
语文教材的内在价值取向，王欣从个人、家庭、社会、国家、民族、世界、自然、其他八个维度进行分析。其统计数据表明两套语文教科书在八个维度价值取向个人方面与国家方面价值取向细类目的内容所占比例均居于前两名，体现了“使学生通过优秀文化的浸染，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的课程基本理念。
同样关注了课程改革之后教材价值取向的还有彭艳。她依托上海二期课改初中语文教科书的单元主题，将语文教科书的价值取向文化分析项目表分为为知识、道德、政治、自然、文化五大一级类目进行数据统计，将统计数据用柱状图直观展现⑤：
由此可见“对人文的关怀、对生命的关注、追求现世的美好、联系与反思社会生活成为上海二期课改初中语文教科书的主要主题”，而其中的道德价值取向和文化取向是主导取向。
曲慧敏研究上海市高中语文教材的价值取向时，同样将语文教科书的选文主题分为知识、道德、政治、自然、文化五大主题类目，并于主题类目下设亚类⑥。有别于彭艳将一级类目与二级类目分别研究的方法，曲慧敏对主类目和亚类目同时进行研究。在“道德”、“政治”和“知识”类目研究上，两人得出的结论相似：上海市二期课改初、高中语文教材均能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道德主题取向突出；政治意识形态弱化；且都重视知识主题传递。而就“文化”、“自然”主题的研究结果，两篇著述里均提出了批评意见：自然主题略少；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具体体现为多元文化意识薄弱、海派文化缺失及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忽略。教材编写应促使高中学生“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与思维”的价值取向上，以上三位研究者的看法比较一致。
二、关于语文教材编排体系的研究
语文教材编排体系是指构成语文教科书的各个部分之间的排列方式和联系。目前，我国的中学语文教材主要采用单元编排模式。刘燕飞对单元编排模式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这种模式不仅是对以往语文教材编制模式的继承，更有属于自己的创新点，它建立了由知识系统、生活主题系统和技能训练系统为统率，选文系统、助读系统为辅助的‘综合型’教材体系框架，打破了先前的语文教材单一的选文系统的框架，更新了新观念。”⑦
廖韵乔用图表的方式对人教版初中语文教科书“以单元编写”⑧的编排体系做了直观具体的说明：
他肯定这种编排体系顺应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体现出综合性、层次性、简约性等特点，内容丰富多彩，既训练了学生的阅读、写作、交际能力，又给予学生审美体验。
张学鹏则对此持不同意见：以单元组织课程内容，用单元来编排教科书已成为绝大部分教科书的编写方式，然而“单元组织的依据应该是什么”却成为语文教科书编制的老、大、难问题⑨。他援引何文胜的观点认为：“这种不追求能力训练点的分解及其序列的编排，难以与学生认知水平、认知规律相一致，难以平衡知识结构和学习者兴趣，还有主题组元的随意性，单元间没有合理的逻辑序列等问题，实际上不利于构建一套科学的语文教科书编排体系。”他认为只围绕着如何组织和编选单元或内容的概念不够，“编排体系”可以定义为一个更加广义的概念，它既包括针对内容或者单元组织的“编选体系”，还包括教科书作为学习工具之如何使用的方法论的“指导体系”，两个体系共同辅助于课程学习，共同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科学的方法完成对内容的组织和呈现，以达到益教益学的目的。
三、关于语文教材古代文学选文的研究
我国语文教科书长期以来以“文选型”为主，选文作为教材的核心内容，对语文教育影响深远。胡根林先生评论说：“选文之重，重于泰山。”⑩古代文学选文因其在传承经典、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向来是专家学者研究讨论的重点对象，批评及争议的声音在所难免。
对于古代文学选文的编排方式，周志红发现，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文言文选文主要有按单元集中编排和分散编排两种方式。具体来看，七年级是按单元分散编排，级直到高中阶段都是按单元集中编排，虽然编排方式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但是这些篇目在各学年之间的分布状态没有固定的趋势，文言文选录篇目多少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到了高中更是无规律可循，随意性较大。”王玉洁批评文白混编的单元形式模糊了古文和现代文的界线，“如此一来，古文学习就被零碎化了，学生得不到系统的古文学习，更无从谈国学教育。”谢淑芳比较了人教版和苏教版相同选文的位置，也认为两版教材在文言文的编排上“随意性很大，呈现无规律状态。”
石惠则认为按单元集中编排和分散编排两种方式各有利弊，“采用混编的方式可以减少学生的背诵任务，有利于学生的记忆；集中编排可以产生一定的互文的效果，可以让学生将几篇文言文知识联系起来，营造学生接受文言文的时间背景与氛围。”石惠对人教版教材采用的由（低年级）文白混合编排过渡到（高年级）文言集中编排的梯度编排方式持认可态度。
针对中学语文教材中文言文的选篇，研究者们也发出了批评的声音。周志红从主题、时间跨度、涉及面、体裁、作家作品等角度进行研究分析，肯定了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呈现出的文言文选文的多元化特质，但亦指出就体裁方面而言，仍然是以散文为主，在古代文学作品多个体裁中选录较不均衡。就作家而言，113 篇文言文中只涉及到了30多个作家。因此“这种多元性还是很有限的。”谢淑芳也认为人教版在对选文体裁编制时，应注意教材选文体裁的多样化，避免因一种体裁集中而导致其它体裁选文的减少。
在作家作品方面，谢淑芳注意到人教版和苏教版两版教材对元明清时期出现的文学作品的选编均较少。刘艳霞也发现（台湾）翰林版高中国文教材不仅关注先秦两汉文学、唐诗宋词，难得的是它把目光触及到人教版教材涉及较少的元明清文学，尤其是这时期的散文和元曲。石惠建议教材的编选应该遵循“由近及远”的原则，多选择一些明清的小说节选或元杂剧，在经文白混合的篇目过度后，再学习文言文。同样支持元明清文学的还有刘艳霞：人教版和翰林版高中语文教材中小说和戏剧选文较少。这类优秀的经典作品，“正确的态度不是抛弃不选，而是要找到科学的方法适当地选取，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地传达教材的精髓。”
薛菲则更关注先秦四大思想流派的选文：“（儒道法墨）作为我国历史上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的四大思想流派，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政治、文化、社会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语文教材选文系统中，对于先秦四大思想流派作品的撷取有失偏颇。具体体现为“‘尊儒排墨’尚有遗留，道家《老子》 地位缺失。”她援引杨向奎和英国学者李约瑟的意见：“墨子所创立的墨家学派是和儒学并称的显学”；“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同时指出，不仅先秦四大思想流派在语文教材中的分布和数量有所失衡，在编选内容上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妥善选文，不偏不废是语文教材肩负的一大重任。”王玉洁的观点和薛菲基本一致：在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国学内容选文上，应该具有开放的多元价值追求，道家、法家、纵横家、佛家以及墨家学派等，都有很多优秀卓越的作品，其中的一些经典作品在教材的选文内容中均是可以涉猎的。石惠却认为，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都具有一定的哲学思想，思想性较强，这对初中生来讲还是一个挑战。
在教材中古代文学作品的编写上，刘艳霞认为选文应体现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并且希望完整呈现不同体裁文学发展大观。熊杰却认为不必过分追求文学发展轨迹。
四、关于古代文学作品注释的研究
语文教材古文价值的体现，不仅仅依靠经典篇目的选择，也需要依靠古文的注释。因此张正认为，在古文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注释如何选择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张正将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语文版等初中语文教材的古文注释进行比较与评价，发现四套教材均对“通”“同”二字处理不当，同时对古文注释出现了注释含糊不清、注释错误、注释混乱、未注释等问题。张正建议，对于古文的注释，各套教材需要建立起自身的注释体系以帮助使用者理解文本，注释的过程中“还需强调传统文化的传承”，这样可以“体现注释的人文性、工具性与教育性。”他认为教材中古文的注释可以遵从两注、两不注的准则：影响到使用者理解的必须注；特殊含义、特殊用法、特殊句式必须注；基础词义中古今通用的字词不注；前文有过注解的不注；并要求注释译文需简洁且有美感、难句先译字、后译句。
张驰在使用沪教版初中语文教科书教学的过程中，发现诗词曲的注释对学生理解这些作品有着非常明显的导向作用。因而他试图通过对沪教版初中语文全八册教科书中的诗词曲注释的研究来“窥探出其可能存在的弊病，从而采取有效的纠改措施。”他发现注释中存在诗歌创作历史背景及版本信息的疏漏；词句表层含义和学生认知基础的忽视；注释形式编排缺乏规范和统一；注释语言简明不当等问题，并依据现行《上海市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试行稿）提出了“准确”、“恰当”、“规范”三条注释的原则。同时张驰还关注了注释与语文教学两者之间的关系，结合具体案例对注释如何应用与“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提出了颇富有指导价值的建议。
同样从教师和学生的使用角度对古诗词注释进行研究的还有余亚平。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高中教师对古诗词注释的满意度比较高，而学生的满意度相对较低。余亚平认为这与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古诗词注释在作者、创作背景、题目、正文四个方面均存在问题有关，导致问题的原因关键在于编写者忽略了对高中学生心理特点的分析。因此余亚平提出“加强审美性注释”的意见，他指出阅读文学作品与阅读一般的政论、说理文章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它不仅涉及语意的理解，还包括艺术赏析。艺术赏析包括多个方面，如篇章结构，诗法，用韵、用律的技巧，意境，等等。然而目前现行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科书古诗词注释中忽视艺术赏析方面的注释。这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五、关于语文教材外国文学选文的研究
语文教材中外国文学选文带着浓郁、鲜活的异域特色，可以了解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观念、历史等等，体现新课标“理解和尊重多样文化”的要求。孟莹对人教版、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所选之外国作品的研究发现，外国文学选文的数量有所增加，作者均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体裁、题材、风格丰富多样，富有文化内涵。但是从培养学生基本素养的角度看，人教版教材在外国作品的选编上系统性、整体性不强，割裂了世界文学发展史，且对古代西方文学重视程度不够；科普类作品过多，挤占了经典作品入选的比例，混淆了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功能，文学性不强；对西方人文精神突出不够。孟莹希望能增加外国经典作品的比例，加大外国作品选文的多元化程度，并建议入选的外国作品独立编排。
冯佳婧对人教版、苏教版、语文版三个版本高中语文教材的外国文学选文进行了比较分析，在充分肯定现行语文教材优势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具体表现为：意识形态方面体现近代以及近代之前文学精神的作品居多，而体现现当代文学精神的作品居少；价值观念方面，体现文明、自然、科学态度的作品居多，体现友谊、亲情、爱情等贴近人生的作品居少；艺术特色方面，现代派选文近无，局限于现实主义作品。因此她希望高中语文教材中能够增加体现现当代文学精神和贴近人生的外国作品，合理选入现代派外国作品。
六、、、中外母语教材的比较研究
基于全球化视野和对多元文化的需要，对港澳台国文教材及外国母语教材与中国中学语文教材的比较研究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学者们主要从教材编排、价值取向、选文等方面来进行比较研究。
陈文洁将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高中英语母语教材进行比较，两版教材虽然同为“文选型、专题化”的编排体例，但差异较大：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的必修课本由“模块-专题-板块”组成。每个模块下有四个专题，每个专题有二至三个板块，每个板块由相关选文及其他相关学习材料组成。新南威尔士州的高中英语教材由由主题出发，包括“导言、文本、探究问题、习题”四方面，并主要围绕着“语言、文学、语法”三条相关的“链”来编写。
陈文洁分析了两个版本编写方式的利弊：苏教版的编排方式更有利于学生对选文人文精神的领悟；南新版的编排方式更利于学生对文体的深入理解和对文学常识的系统化记忆。苏教版的专题性编排更加紧凑、系统性更强；南新版的编写更加具有灵活性和个性，更像我国高中的校本教材。
周雪桦将中国沪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与新加坡名创版《中学高级华文》教材进行比较，认为同为合编（综合）型教材，沪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各个系统之间、各个单元之间相互内在关联较差，整体性和综合性也相对薄弱。名创版语文教材的编排线索是语文与能力训练的联系，每个单元的编排按照语言交际能力、人文素养和通用能力的分项分级目标顺序逐层递进，学习重点依照目标的层级螺旋式上升，符合学生的学习心理发展顺序。
杨振华将马浩岚编译的《美国语文―美国著名中学课文精选》与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选文的价值取向从“道德”和“政治”两个类目上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中美两版教材同样关注生命价值，仁爱亲孝，注重个人特质的培养，追求性格和自我的完善；同样追求自由平等，批判不平等社会和制度。但在“道德”类目中，美国教材体现了美国人的和多元文化价值，人教版则更多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对生态文明的关注；在“政治”类目中，爱国主义教育的选文中多美少；人教版更倾向批判、揭露以及弘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美国版更宣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更关注战争题材和个体自由。
对、、中外母语教材的选文，学者们也给予相当的关注。洪晓雪、刘淑华、刘艳霞、李碧霖将视野聚焦于两地语文教材中古代作品选文的比较研究，分别从课程标准、编写体例、文化精神、文化内容等方面对国内中学语文教材提出了具有反思意味的建议。潘鹤、周雪桦、石大阳就中美、中新、母语教材中选文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课程理念、选文编排、价值取向等多方面反思中学语文教材的成就和不足。
七、其他相关研究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研究之外，目前所见的语文教材的相关研究还有：
对教材中地域文化因素的研究。如夏红星认为，地域文化作为与民族共同文化相对的一种文化类型，对学生主体的文化建构有着重要的作用。
对语文教材中女性形象的研究。如江芳认为教材中优秀女性形象少，对女性自我价值的认定缺乏积极引导；王艳丽比较分析了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与台湾翰林版国文教材女性作品，认为教材中女性形象情感具有教育价值。
对语文教材写作相关的研究。如黄滟、裴艺霏、吕文重点研究教材的写作系统；王伟研究练习系统中的随文写作；左园专注于运用写作模块指导教学的策略研究。其中吕文提出“目前初中语文写作教学存在着教师不能准确理解教材中的写作训练序列、学生没有序列意识、读写结合不到位、教科书写作训练部分不够详尽”四大问题比较具有代表性。“现阶段写作系统的编写并不能很好地指导写作教学”是研究者们的共识。
还有对语文教材习作系统的研究。如王超群认为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作业系统关注人文性，忽略工具性；姚渝认为人教和苏教两版初中语文教科书作业系统都存在着能力化倾向。
总体而言，学者们的研究触及语文教材的方方面面；研究多采用了文献研究法、统计分析法、文本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方法；对教材细节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对编写理论问题的关注逐步深入，研究视野越来越开阔。语文教材的教材研究仅2015年的研究成果已达百余篇，与往年相比呈现出增长趋势，语文教材教材研究已经成为国内不少高校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常见选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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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编辑学》课程的设置是为适应教学和广播电视编辑工作的需要，该课程着重讲述新闻编辑工作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并对广播电视编辑的特点、节目系统的构建、三类主要的新闻性节目的构思与编辑进行了探讨，力求对我国广播电视编辑实践的基本经验作一个大致的梳理和理论的提升。同时，《新闻编辑学》课程又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非常强的课程，在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媒介融合的环境下，我们将突破以往以微观的新闻编辑学为主的教学理念，而将教学的内容拓展到宏观层面，比如新闻报道的策划，新闻采编流程的参与。
（1）教学理念滞后于实务发展。目前，《新闻编辑学》课程的教学仍存在理论脱离实际、“学”与“用”脱节的问题，课程教学较多地停留在纯理论教学的层面，而较少落实到学生的实务编辑与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上。对于大多数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而言，新闻编辑教学更多地停留在对文字、信息、理论、概念的分析与探讨，而较少关注当今日益竞争的媒体环境的需要，课程教学也缺乏翔实的案例教学与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最终导致学生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但创新能力与灵活应变能力不足。另外，教学过程缺乏有效的互动，《新闻编辑学》课程的填鸭式教学忽视了学生对知识和信息能力的能动吸收能力的培养，最终导致学生对多变的信息资源缺乏认识、有效选择以及灵活应对。再者，课堂上缺乏互动性的案例讨论教学，导致一大批学生失去对新闻编辑学知识的兴趣。
（2）传统的新闻编辑教学对当今新闻前沿实践的关注不足。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以及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的深入发展，新闻编辑业务也呈现多元化趋势，如今单一的传统媒介新闻编辑已不能满足时代需求，而传统的新闻编辑教学实践缺乏对新兴媒体（如手机媒体、网络媒体等）编辑实践的重视；新闻学教材“视角偏窄，重视由上而下的传播流向，传播者本位的倾向比较明显”，这些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实际操作能力较差，视野狭窄，无法适应实际工作中对实践动手能力的要求。
三、对《新闻编辑学》课程教学的几点思考
（1）加强案例教学。新闻编辑学实践操作性较强，需要由教师引导学生思维方式，逐步消化所学的理论知识。案例教学的方法能有效的启发思维，建构知识体系的逻辑相关性，具体化抽象的理论知识。比如在“新闻稿件的分析与选择”章节中，新闻学的把关人理论强调新闻稿件的新闻价值和社会效果分析，在把握新闻价值的“及时、新意、重要、显著、接近”的五个维度的同时，如何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防止正面报道的负面作用，结合全面考虑稿件政治影响内容，在报道中心与报道面、报道对象之间以及报道内容之间讲求平衡，结合四川大地震、十七大、奥运会火炬传递等新闻热点事件的案例分析，讲求新闻时效性，并有效的把新闻价值判断和社会效果分析之间的平衡把握尺度体验出来，学生对重大热点时事的了解，重点关注报纸媒体的新闻报道，把课堂的案例教学实践引向课下，学会运用新闻价值分析来考量报纸中出现的新闻事件，并体会其中的社会效果。
（2）采用情境模拟教学。报纸编辑工作是报纸生产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由多道工序组成，报纸编辑工作各工序安排的程序就是报纸编辑工作流程。业务技能的传授和训练方面进行模拟编辑部的情境式教学，按照新闻编辑的专业标准和时间规定设计各个业务环节的课堂练习，确定报纸的编辑方针、设计报纸的整体结构、规模和风格特色、设计报纸的各个版及专栏、设计和组织目前阶段的重大新闻报道、分析、选择稿件、修改稿件、制作标题、配置版的内容、设计版面，直至在实验室完成报纸版面设计、进行电子排版并印出样报。加强每日一校报的课堂练习，针对报纸的每一版面练习作校对和改写，模拟编辑部的分工流程，设立一校、二校和终审等岗位。通过这种全程配套的练习，使学生全面掌握报纸编辑业务，以保证一流的教学效果。
（3）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多媒体课件可以更直观、更形象、更生动的体现教学内容，提供更多、更丰富、更迅捷的教学信息，现在的学生思想活跃，上课容易精力不集中，自学能力相对较差，课堂教学利用多媒体课件的优势，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教学效果。对于需要利用图形和模型演示的内容，如新闻编辑流程分解图、新闻报道结构模型推导、优秀报纸版面分析可以利用多媒体逐步演示形象展示，从而给学生更为直观的知识体系和更为形象的视觉冲击，对训练学生新闻学的思维方式具有优势。新闻编辑学有专门章节讲授报纸版面设计与电子排版，利用多媒体展示报纸版面基本常识，将版心、报头、报眼、报线等报纸的基本结构具体的演示出来，安装方正飞腾软件，重点讲授电子编排方法，把版面语言的字符、图像、线条、色彩直观的利用排版软件编辑出来，学生的动手实践操作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4）强化上机操作训练。在制定新闻编辑课程教学计划时，应合理安排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的学时分配比例，适当增加实验课时量，设定相应的实验目标与要求，遵循一定的实验步骤。例如，在讲授版面制作时，教师可指导学生使用一些常用的版面编排软件，并在上机实验教学过程中对电子排版的注意事项以及设计排版的基本要领等方面为学生指点迷津。为加深学生对新闻编辑整个工作流程和实践环节的理解，可组织学生模拟报社办报的方法开展相应的实训活动，如创办有特色的专业报纸、自行设计主题版等。从报纸设计、报纸策划、采访、写作到选稿、组稿、改稿、标题制作、报道配置、版面编排等，全部交由学生以分组的形式独立完成专业报纸的制作。在主题版的制作方面，应鼓励学生广泛接触重大的社会新闻，对周边发生的新闻事件要有自己一定的价值判断，提高新闻的敏感度，以自己观察到的新闻事件为素材编写稿件、摄影摄像，通过各种各样的主题版面设计展现学生的创意思维。
参考文献：
关键词：教材编写；教辅；著作权
一、从教材编写的理论层面看教材的独创性
从教材编写的层面来看，编写人员编写教材的过程是充分发挥自身聪明才智的过程。教材的编写者在系统论和学习论的指导下编写教材，教材具备独创性。
整体观念是系统论的核心思想，整体性、关联性、结构性、均衡性是系统论的基本特征。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是一个整体，教材的各个分册，各分册的每个章节、单元都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编写者需要考虑如何将每一部分的内容进行最优的排列组合，在适应课程标准要求的同时发挥教材的最大价值。每一部教材的编写都会考虑教材的整体性，而不同的编写者因各种原因在以系统论为指导原则的前提下编写出的教材有诸多不同。
学习论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著名的“刺激反应”学习理论学者桑代克通过实验得出结论：所有的学习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细小的步骤按顺序逐渐达到的。这一理论引申到教育领域，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教师、教材等安排一系列的情境，学生对这些情境产生反应，就会学习到新的知识。将这一理论应用到教材编写过程中，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学习，编写者必须为教材创设一系列的情境。要让这些环境对学生形成更有效的刺激，编写者在创设情境时，必须考虑诸多因素，如情境是否能够吸引学生，是否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是否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等。不同的编写者，所考虑的因素不同，个人经验和积累不同，所创设的情境就各不相同，最后编写的教材自然不同。
二、从教材编写的依据标准看教材的版权归属
教材的编写，一般是由出版社主导，通过物色主编，邀请高校教育专家、教学研究人员和一线骨干教师组成教材编写组编写完成。
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的重要依据，编写者需要对课程标准进行分析解读，运用心理学、教育学等理论，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思想、观念，再渗透到教材内容中。在具体的编写实践中，编写者必须先逐条分析课程标准的内容，再选择材料，并对所选取的材料进行组织加工编排。编著者在对所选取的材料进行编排加工时，要考虑不同学段学生的心理素质、认知水平、生活经验等因素，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编写者将自己的思想渗透其中，最终呈现在教材的篇章结构和具体内容中。
如《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对学生语言知识、语言技能、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等五个方面的能力分别提出了相应的具体内容和标准。在目前通过教育部审定的7套教材中，因对以上五个方面能力的培养的考虑不同，各套教材的内容千差万别。这说明编写者在教材编写时，发挥了极大的主观能动性以保证作品的独创性，与其构成委托关系的出版社拥有教材的著作权。
三、从教材编写的具体形式看同步教辅著作权侵权
1.体例的模仿是侵犯教材著作权的行为
对同步教辅作品在编写体例方面的侵权行为界定中，司法实践判定两种情况为合理使用：一是认为同步教辅作为教材的配套用书，在整体的编排结构上必然要对教材进行借鉴，内容上少量引用教材内容属于合理引用的范畴，不构成侵权；二是认为同步教辅虽然整体框架、编排体例与教材一致，但在具体的编排上，其又有自己的特色，则不构成侵权。
如前所述，编写者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要对教材需要涉及的知识点等进行合理安排，这一过程是编写者的智力成果。在安排教材的篇章结构时，编写者要考虑教材的整体框架和版式设计，不同的编写者编写的教材在这些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因此，编写体例的模仿是一种著作权侵权行为。
在A出版社诉B出版社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中，《英语七年级（上）》是A出版社组织人员编写的教材，全书由4个单元组成，每个单元包括3个主题，每个主题下面包含1～3个知识点，分别包括课文、单词、语法、练习等内容。《教材完全解读》是B出版社在未经A出版社授权的情况下编写的同步教辅，这本书在整体结构上也分为4个单元，这4个单元的内容完全对应《英语七年级（上）》的4个单元，4个单元之下又分别包括3个主题，每个主题内又分为“知识能力聚焦”“方法技巧平台”等6个栏目。法院在这一案例的判决中认为，同步教辅用书主要是配合教材来使用的，在整体编排上必然要参照教材的编排顺序，《教材完全解读》在每个主题下包含的6个栏目体现了其独立构思。因此，《教材完全解读》仍属在合理的限度内对已有作品的使用，不构成对A出版社英语教材编排方式的侵害。
笔者认为，《教材完全解读》对教材编排体例的模仿已经侵犯了教材的著作权。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有教辅出版社在抗辩时陈述道，其教辅是在研读课程标准后编写者智力创造的成果。笔者不否认教辅有一定的原创成分，但是课程标准对教材的编写只能起到宏观的指导作用，只是指出了相当长的阶段内学生应当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但并未指明哪个学习阶段要掌握哪些知识和技能。同步教辅是按照教材的编排体例及知识点进行编写的，如果没有经过教材出版社的授权，这种行为就是侵犯了教材的著作权。
2.内容的引用是侵犯教材著作权的行为
在教辅图书对教材内容的引用是否侵犯教材著作权的问题中，法院认为，判断教辅对教材的引用是否构成实质性使用，一看引用内容的数量，二看所引用的内容在整本书中的作用。
教材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素材，二是根据素材和课程标准的要求设计的各种练习和活动。教材素材的选择是一项繁重的工作，编写者在选择素材时，要考虑是否符合课程标准的相关要求，能否引起学生兴趣等因素。学生感兴趣的内容非常复杂，巨大的可选择性使得不同编写者会根据自己的理解选择素材，再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编排练习和设计活动，这些都需要编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