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是我们在贯彻执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过程中着力要解决的问题。更是关系到中国亿万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和创新素质及实践能力培养的重大战略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探索。在研究项目的执行过程中。我们采用科学的课业负担与创新素质测量工具，监测学生在这些核心变量上的发展和变化，以为实践工作提供反馈和支撑。本文将扼要介绍调查数据分析的结果，以之作为教育实验效果的部分证据。
二、3371名中小学生课业负担
和创造性人格的发展状况
在开展实验研究之前，为了深入地了解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和创新素质的核心变量——创造性人格的发展状况，我们组织了陕西省的13所中小学，于2011年2～3月，对一至八年级的3371名学生实施了问卷调查。我们自行编制了《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问卷》，包括主观感受和时间投入两个维度；并使用美国《威廉斯创造力倾向测量表》作为创新素质的测评工具，该工具从冒险性、好奇心、想象力和挑战性4个方面测查创造性人格状况。
在所调查的学生中，包括初中生767名，小学生2604名。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从一年级到八年级，学生们的课业负担连年加重(见图1)，而创造性人格发展水平却逐年下降(见图2)。这表明，随着儿童青少年课业负担的逐年加重。与创新人才核心素质最密切相关的冒险精神、对知识和探索的好奇心、想象力水平和敢于应对挑战的态度却逐年降低。简而言之。学生们越学习越不爱学习、越学习越没有创新精神。具体而言，课业负担方面，在五年级之前，男生的课业负担一直高于女生，而五年级之后则互有消长，不相上下，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在八年级都达到课业负担的最高值；创造性人格方面，一年级时，男生显著高于女生，到二年级时。男生的创造性人格水平迅速下降，与女生相近。到六年级时，男生的创造性人格水平降到最低，初中之后虽有反弹，但再也达不到小学一年级时的水平，女生创造性人格的最低值出现在八年级，而男生则出现在六年级。我们只调查到八年级的学生为止，如果随着年级的增高进一步扩大样本，相信结果将不容乐观。
上述结果就是我们最明显的“学情”，不仅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也应该是任何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和政策制定的出发点。
三、实验效果分析
在过去的两个学期里，从中小学的“学情”、“校情”和科学规律出发，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的教育实验改革。在有的实验学校，实施的是全面铺开的改革方式，而在有的实验学校，则实施了局部的改革。以下我们将以西安小学为例，综合分析本次教育实验的阶段性效果。
1.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我们在西安小学每个班级随机选取15名左右的学生作为追踪样本，分别于2011年3月和10月实施了问卷调查。共有438人被招募到调查之中。以下是调查结果。
(1)课业负担的变化
经过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学生的课业负担明显减轻。
图3呈现了四年级学生在课业负担的两个维度，即主观感受和时间投入上的变化趋势。从3月份教育实验开始阶段到10月份，四年级学生主观感受到的课业负担和整体上投入学习的时间都有所降低。这一结果说明了教育实验的效果，让学生主观上觉得学习给自己带来的压力和负担降低，而客观上投入学习的时间也有所降低。
图4则呈现了学习负担变化的另一种方式，即三年级学生在课业负担的整体上是下降的。但主要是在主观感受上，而在投入到学习中的时间上却有小幅的增加。这也说明了教育实验的效果和教育教学改革应该坚持的方向。也就是说，减负并不只是意味着学生学习时间和学习量的减少，而是增加课堂教学、课后作业和学生评价的创造性设计，增加学习过程的趣味性，让学生觉得学习活动本身是乐趣无穷的。这样即便是增加了学习的量，学生也并不觉得枯燥和厌烦，反倒是能够在求知中获得快乐，越学越喜欢学。
此外，学生课业负担的减轻还表现在学生对以下问卷调查项目的回答上。
①在“我觉得上课很烦”这个项目上，回答“从不这样”的学生人数从39％增加到46.5％，回答“总是这样”的人数从2.5％下降到1.4％。
②在“我觉得学习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这个项目上，回答“经常这样”和“总是这样”的学生人数从47.9％增加到56.2％。
这说明学生对课堂教学的满意度已经有了大幅度的上升。“思维型”课堂教学的引入功不可没。课堂教学是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和培养学生创新素质的主阵地，在这方面。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更加关注学生思维状态、参与状态、情绪状态、注意状态、交往状态和生成状态。
③在“我喜欢完成各科教师所布置的作业”这个项目上，回答“经常这样”和“总是这样”的学生人数从42.7％增加到45.3％。
④在“周一到周五，平均每天我做各科教师所布置作业的时间”这个项目上，回答“1小时以下”的学生人数从24.9％增加到30.4％。
这说明课题组所推进的作业布置工作已经初见成效，教师通过认真设计作业，创新作业形式，实现作业分层和激发学生做作业的兴趣，能够很好地引导学生完成作业，且不会占用太多的课外时间。这样自然就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
⑤在“周一到周五，放学后我的业余活动时间”这个项目上，回答“3小时以上”的学生人数从8.7％增加到14.3％。
⑥在“在节假日里。我每天的业余活动时间”这个项目上。回答有1-5小时及以上长度活动时间的学生人数从63.6％增加到76％。
这说明，随着减负与创新素质培养教育实验的实施，无论是学生平时的业余活动时间，还是节假日学生的业余活动时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这些时间可以用于儿童青少年锻炼身体、参与娱乐体育活动和自由探索等。
(2)创新素质的变化
如果学生喜欢学习、喜欢探索、敢于冒险和迎接挑战，他们就能在学习的过程中发展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发散思维这样的创新素质。他们就能随着知识的积累而获得创造性人格和创造性思维的持续发展。同时，当他们在参加业余活动时，也不会把放松的时间当成对“辛苦学习”的一种逃离和回避，而是当成另一种形式的对世界的体验和探索。当成对书本知识的一种重新审视和检验。图5、图6是基于2011年10月的调查绘制的。反映了减负与创新素质培养教育实验对儿童创新素质的影响效果。
图5表明经过一个学期的教育实验，被调查的一至六年级学生的创造性人格的发展趋势。从图中趋势线的变化可以看出。儿童创造性人格发展的整体趋势是上升的。六年级达到创造性人格的最高值。具体而言，一年级到二年级，儿童的创造性人格有个下降的过程，之后三至五年级相对变化不大。六年级发展到小学阶段的最大值。这一趋势从根本
上改变了前述大规模调查的儿童创造性人格随着年级增高而逐年下降的发展过程。充分说明了本教育实验的阶段性效果。然而，新的儿童创造性人格发展在小学阶段呈近似W型的趋势，也说明了减负与儿童创新素质培养工作的复杂性和难度，值得进一步在细节上探索不同年级儿童课业负担与创新素质培养的实施方案，以取得更加理想的实验效果。
图6表明实施教育实验之后，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儿童想象力的发展趋势。由图可知。想象力在小学阶段整体的发展趋势是上升的，也就是说，学生越学习其想象力越丰富，这对于其创新素质的发展而言，是特别重要的人格基础。其中。想象力上升幅度最大的阶段是在二年级到三年级阶段，之后到四年级下降，然后又逐年上升。有哪些因素会造成儿童不同年级的想象力及其他创新素质指数的下降，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问题。
2.对教师和学校发展的影响
在教育实验的过程中，我们坚持“观念转变是基础”、“教师培训是关键”和“制度建设是保证”的原则。通过一系列系统设计的实验方案促进了教师和学校的长足发展。首先，通过一系列的校领导座谈会、学校中层领导座谈会、教师座谈会、学生座谈会和家长座谈会，使他们在减负与创新素质培养方面建立正确的教育教学观念，深刻理解学生课业负担的来源及其危害、培养儿童创新素质的必要性及实施途径等，使得各个群体都成为减负与创新素质培养工作的合力源泉。进而，构建了以减负的监测、举报、公告和问责制度为核心的减负与创新素质培养制度体系，将学校管理科学化，将创新的探索常态化。同时，我们认识到，要实现教育实验预期的效果，有针对性、系统设计的教师培训至关重要。因此，我们特别重视和加强有关教师发展的交流、培训和指导工作。具体做法：第一，开展教学理论培训，主要包括减负的理论依据、实施途径；课堂教学规律；学生学习规律；教师专业能力：学生能力发展与培养途径；学科教学；发展性评价；学思维活动课程等。第二，实施教学能力实训。主要包括对教学设计能力、课堂互动能力、课堂提问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等的实训。第三，组织教学经验交流。在教师自学、实践和反思的基础上，每个学科组集体讨论教学设计、作业布置、评价方式和教学改革，学校定期组织全校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并举行了基于本课题的“中小学生减负与创新素质培养”和“教育管理创新”专场报告会。第四，教学行为现场指导。课题组成员经常到实验学校进行现场指导，召开分学科的教学研讨会、及时总结经验，解决存在的问题。第五，引导教师生涯规划。我们从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规律出发，引导教师制定个人发展规划，明确各自的责任与努力方向。第六，开展学校领导和教师的心理支持活动。我们组织了“改革中的心态管理”和“幸福教师的心理资本”等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中针对学校领导和教师的心理支持活动。第七，引领教师参加教科研。我们引导教师参加教育科学研究、注重过程性指导和方向引领，并组织专门的优秀论文颁奖典礼，编制专门的论文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上述工作都促进了教师和所在学校的跨越式发展。从而服务于减负与创新素质培养的工作目标。
3.对中小学生减负与创新素质培养工作的贡献
工作实施方案
为做好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有关工作，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21年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有关工作的通知》(桂农厅办发〔2021〕18号)文件中《广西2021年化肥减量增效示范项目实施方案》和《广西2021年测土配方施肥基础性工作实施方案》任务要求，我县承担化肥减量增效示范项目及取土化验和田间试验等测土配方施肥基础性工作，为确保项目工作扎实稳步推进，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农业绿色高质”新发展理念，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以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为重点，持续推进化肥减量增效，减少不合理化肥投入，稳步提高化肥利用效率，同时合理布置取土化验采样点和田间试验点，继续做好测土配方施肥取土化验与田间试验等基础性工作，进一步完善主要粮食作物施肥指标体系，逐步建立主要经济作物优化施肥方案、改进配方，更新县域测土配方施肥专家系统数据库，并为耕地质量调查评价提供数据支撑，助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二、目标任务
表一：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目标任务表
项目
实施内容
实施数量
目标要求
资金安排
(万元)
化肥减量增效
配方肥+绿肥种植技术，配方肥+水肥一体化技术
核心示范区配方肥+绿肥种植技术1.4万亩；配方肥+水肥一体化技术0.1万亩。
开展100户的农户施肥情况调查，示范区配方肥施用占比80%以上，化肥用量较项目实施前减幅不少于3%，肥料利用率大于40%，带动全县化肥用量保持负增长。
100
测土配方施肥基础性工作
取土化验样品
203个
所有样品化验土壤容重、常规五项；20%的样品量(与上年样品不重复)另再化验中微量元素。
31.86
田间试验
5个
肥料利用率试验(主要粮食作物)1个；绿肥试验1个；其他试验3个
合计
131.86
三、主要工作
(一)化肥减量增效。
1.建立化肥减量增效示范片。在新宁、昌平、中东、龙头、岜盆、渠黎等乡(镇)，采用“配方肥+绿肥种植”技术模式，建设核心示范面积1.4万亩。一是绿肥种植，要求：推荐使用紫云英、苕子、茹菜等专用绿肥及油菜、蚕豌豆、黑麦草等兼用绿肥品种，同时兼顾油菜多功能化生产示范。油菜多功能化示范要在利用肥田功能的基础上，统筹利用“菜用”“花用”“蜜用”“饲用”等功能。二是种植绿肥后茬作物施用配方肥，配方肥施用要求：根据示范区的土壤条件、作物需肥特性、产量潜力和养分综合管理要求，科学制定配方肥配方和施用量，优化氮、磷、钾配比，配合中微量元素，改进施肥方式，提高肥料利用率。三是示范作物的示范区秸秆全量还田。
2.遴选实施主体。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和“农民主动实施为主、补贴政策引导为辅”的原则，采取自愿申报与竞争性选拔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各地生产条件和土地经营承包情况，遴选实施主体，优先选择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来承担示范任务，至少与1家肥料生产企业建立农企合作，签订示范协议，明确责任义务，为配方肥进村、入户、下田做好服务，确保项目目标任务的圆满完成。
3.进行化肥减量增效试验。开展“配方肥+绿肥种植”技术模式化肥减量增效试验，试验设置4个处理，3次重复。“配方肥+水肥一体化”模式建立技术效果监测点，监测点设应用化肥减量增效技术和对照（农民习惯施肥）2个处理，不设重复，小区面积0.5亩以上。
表二：化肥减量增效试验处理设置表
处理1
处理2
处理3
处理4
配方肥+绿肥种植
配方施肥
配方施肥+1500公斤绿肥压青还田
90%配方施肥+1500公斤绿肥压青还田
80%配方施肥+1500公斤绿肥压青还田10%）
配方肥+水肥一体化
化肥减量增效技术
农民习惯施肥
试验要求：选择具有代表性、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齐全、地势平坦、土壤肥力中等且均匀的地块，各处理除施肥不同外，其他田间管理因素均一致。水稻品种选择当地主栽作物品种或拟推广品种。
4.开展技术宣传与培训。开展化肥减量增效技术指导服务、宣传、培训等工作，通过发放技术手册或明白卡，提高技术覆盖率和辐射率。
5.开展效果监测。开展“配方肥+水肥一体化”技术效果监测，建立3个以上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技术效果监测点。监测点设应用化肥减量增效技术和对照（农民习惯施肥）2个处理，不设重复，小区面积0.5亩以上。每个监测点实施前要采集耕层混合土样、实施后处理1耕层混合土样、实施后处理2耕层混合土样进行常规五项检测化验，监测“配方肥+增施有机肥”的化肥减量、改土培肥效果。
（二）测土配方施肥基础性工作。
1.取土化验
(1)采样。根据农业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程》(NY/T 2911-2016)中采样规范要求，结合本县采样任务，在全县范围内统筹规划，合理布置采样点采样。要求每1万亩采集1个土壤，丘陵山区、平原区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共计划采集203个样点。
(2)土样化验分析。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第三方取土化验，严格指导和监督第三方机构，确保取土化验结果质量。所采全部土壤样品需要化验土壤容重、常规五项(pH、有机质、全氮、有效磷、速效钾)，20%的样品量(与上年样品不重复)需化验中微量元素(缓效钾、交换性钙、交换性镁、有效硫、有效硅、有效铁、有效锰、有效铜、有效锌、有效硼、有效钼、有效硒)。
2.田间试验
根据农业农村部要求，广西2021年安排主要粮食作物肥料利用率、经济作物“2+x”、肥效校正、中微量元素和其他试验等五类试验共500个，其中我县共承担5个试验。
(1)主要粮食作物肥料利用率试验1个。根据《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程》(NY/T 2911-2016)设计肥料利用率试验，试验作物为水稻。通过一季水稻田间肥效试验，摸清在测土配方施肥(优化)条件下，水稻氮肥、磷肥和钾肥的肥料利用率，为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提供数据依据，展示测土配方施肥田间效果。
(2)绿肥试验1个。根据《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程》(NY/T 2911-2016)设计绿肥试验。通过一季水稻田间肥效试验，比较不同配方施肥量+绿肥还田的田间效果，为绿肥还田减肥技术提供数据，以期进一步发展恢复绿肥生产，改善农田生态，提升稻田土壤质量。
(3)其他试验3个。根据《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程》(NY/T 2911-2016)设计减肥增效试验。通过一季水稻田间肥效试验，验证水稻氮磷钾肥料利用率参数，完善测土配方施肥指标体系，提升配方施肥质量。
四、项目资金管理与使用
严格按照《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修订印发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0〕10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的通知》(桂整合〔2020〕50号)要求，做好项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各项目资金预算情况如下:
表三：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项目资金安排表
项目
资金安排(万元)
化肥减量增效
100
测土配方施肥基础性工作
31.86
合计
131.86
五、项目进度安排
表四：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项目进度安排表
序号
时间
化肥减量增效
测土配方施肥基础性工作
1
2021年1-2月
编制上报县级项目实施方案。
编制细化实施方案，分解落实采样任务、规划采样图，同时按照细化方案布置相关田间试验。
2
2021年3 -11月
完成配方肥、绿肥种子采购、进村下发，完成“配方肥+绿肥种植”和“配方肥+水肥一体化”示范片建设任务。开展化肥减量增效技术培训。
实施田间试验，组织测产验收，完成相关田间试验的测产验收和数据收集整理工作。
3
2021年12月10日前
完成项目验收、资料汇总、工作总结等工作并提交项目工作总结材料。
12月底前上报工作总结。
4
2021年10月-2022年5月
/
组织采样、化验土样；5月底前将取土化验结果上报自治区土壤肥料工作站。
5
2022年1-7月
继续完成生长周期较长的经济类作物或错过生产季节作物的田间试验。
6
2022年8月
提交项目总结材料。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领导小 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农业农村局，成员从农业农村局抽调，主要负责项目协调工作。同时，组建由县土肥站、乡(镇)农业服务中心为主导的技术指导组，负责制定实施方案、技术指导、验收等各项具体工作，确保项目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二）狠抓宣传培训。开展“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主题技术指导服务、宣传、培训活动，充分利用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大力宣传测土配方施肥及化肥零增长相关科学施肥知识，宣传标语进村、宣传资料入户，增强农民科学用肥意识，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引导广大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等使用者自觉减少化肥使用、提供化肥利用率，形成多方参与、共同行动、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结合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程、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素质提升计划，加强对贫困户的培训力度，并通过举办培训班、观摩会、田间学习以及发放技术手册、明白纸、施肥建议卡等，大力开展相关技术培训，提高技术覆盖率和到位率。
一、教师转变教学思想是切实做好“减负增效”的根本。
教师的职责不是把课本、教参上的文字重复讲出来，让学生听明白，不出错误；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搞“题海”，使学生成为缺乏创新的低能者。教师应千方百计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经历学习“过程”，及时恰当地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使学生的思维活动过程达到完整。也就是说，教师是要塑造灵魂而不是禁锢灵魂。只有教学思想转变了，才能做到设计出先进的教学思路，即不只是给出结论，而是更注重让学生自己得出结论，经历“问题”解决的“过程”，才能切实做到“减负增效”。例如在讲同分异构体时，我们可以避开枯燥的讲解。如果条件有限可以以组为单位，给学生球棍模型，让他们自己去搭建，探讨可能出现的结构，并分析怎样才不会丢落。这样学生就会自己总结出书写同分异构体的方法。
二、课堂优化是减负增效的关键
减负是手段，增效是目的。激发兴趣，让学生乐意学，减负增效将事半功倍。
1. 课题的引入新颖，激发学生兴趣。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如何开好头是一节课的关键。课题的引入可用引入法，如与化学相关的国家大事以及我们周边的新鲜事会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还可以以实验为开头，吸引学生注意。如在讲到“化学原电池”时，让学生把铜片、锌片连着灯泡分别插入诱人的西红柿中，发现灯泡发出暗淡的光，灯泡为什么会亮了呢？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学习化学原电池。总之，通过课堂引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维持学习的兴趣，能有效提高课堂效益。
2. 加强课堂教学的系统性，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教师应注意知识、能力与技能的相互联系和前后照应。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当新的知识系统与学生原有知识较接近，且又高于原有知识水平时，学生较易接受。因此，教师应注意把新旧知识全面、系统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有主有次、有详有略、前后有序、张弛适宜的知识结构。一方面，从旧知识引出新知识，促进新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学习新知识时，为后续知识的学习作好辅垫，同时突出重点概念，使学生透彻理解，熟练掌握重要技能。
3. 巧设实验，引发兴趣。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激烈奇幻、生动鲜明的化学反应现象，很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如“美丽的喷手”、“空杯生烟”、“滴水起火”、“小刀镀铜”等有趣的实验都直接反映出物质的性质，能增强知识的感性认识，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
4. 精心设疑，激发兴趣。好奇心是学生的天性，在教学中巧设疑问，激发学生的兴趣。例如讲授“溶液、悬浊液、乳浊液”时，教师可设疑：“你在家里做过酸辣汤吗”？学生马上会想，学化学与做“酸辣汤”有联系吗？当学生迷惑不解时，教师通过实验讲透“悬浊液、乳浊液、溶液”的概念。再如，讲离子时，氯气和金属钠反应，在盛有氯气的集气瓶口放石棉网，把金属钠放在石棉网上来回迅速摩擦，可看见瓶内火星四溅并伴有大量白烟，这时学生觉得十分有趣 ，课堂气氛活跃，此时结合实验，引出钠原子失去最外层一个电子，成为钠离子（Na+），达到稳定结构，这时钠元素呈+1价，氯原子获得一个电子，成为氯离子(Cl-)，达到稳定结构，这时氯元素显-1价，引出离子概念。学生们在实验现象和教师提问中产生兴趣，又为后续学习打下了埋伏，取得令人满意的高效率的课堂效果。
5. 变教师演示实验为学生演示实验。平时演示实验是教师做，学生看，在学生已掌握了一定的基本操作技能，有了一些实验经验以后，适当地将教师演示变为学生演示，学生做，学生看，将会收到更好的实验效果。学生做演示，对做实验的学生来讲，是对他知识、实验能力的考验，可以满足其好奇心、好胜心，调动学习积极性；对看实验的学生来讲，他们对自己的同学上讲台做实验比教师做实验更加关注，并能极其认真地观察这个学生的每一个操作过程是否做得规范，且会毫不客气地指出其错误之处，哪怕是很小的错误。
三、作业是减负增效的重要措施
关键词:货币政策;央行资产负债表;协整分析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10-0004-05
央行资产负债表是中央银行业务活动的综合体现,也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综合反映。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最后必将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有所体现,这为研究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有效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基于此,本文选择主要货币政策工具作为影响因素,采用协整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探讨货币政策对央行资产负债表各主要科目的影响。同时,通过研究结论分析我国货币政策实施当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
一、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及变化特征
(一)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
我国中央银行自1994年起向社会公布央行(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因研究需要和统计因素的影响,本文选择了统计口径较为接近的2000年1季度至2008年4季度作为样本研究区间,具体形式见表1。中央银行从事履行自身职能所形成业务,包括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
央行资产业务包括再贴现、再贷款、买卖证券(指买卖国债、金融债等证券)和黄金外汇储备。其中,“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LB)”科目反映了再贷款、再贴现业务;“外汇(FS)”和“货币黄金”两个科目反映了黄金外汇储备业务。
央行负债业务包括存款、货币发行、债券发行等。其中,“货币发行(CU)”科目反映了货币发行业务;“金融性公司存款(RE)”科目反映了准备金存款业务;“政府存款(DG)”科目反映了各级财政收支在央行账户上的存款;“债券发行(DB)”科目反映了央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的规模。
(二)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特征
近年来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的变化趋势可以分别从资产方和负债方的变化来体现,前者主要表现为外汇占款急剧增加和商业银行再贷款持续下降;后者主要表现为央行票据总量的急剧上升、金融性公司存款的大幅上升以及政府存款的持续增加。这也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中公开市场操作(央行票据发行)、存款准备金率有被强化使用的趋势,再贷款、再贴现则被逐步淡化。[1]
1.外汇资产急剧增加。2000年以来,我国外汇资产余额呈持续、大幅增长趋势。总量上看,2000年1季度末我国外汇资产余额为14261.3亿元,而2008年4季度末我国外汇资产余额达149624.3亿元,增长了9.5倍。从相对量上看,外汇资产占总资产比重持续攀升,从2000年的40%增加到2008年的70%,已经成为央行掌握的比重最多的资产,且还以一定的速度增长。
2.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持续下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2000年达到峰值后,一直处于下行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后,货币政策手段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再贷款、再贴现等直接调控手段,较少被央行使用,金融机构也少有再贷款、再贴现需求。[2]
3.货币发行平稳增长,但占总资产比重下降。我国近年来货币发行量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2000-2008年我国货币发行年均增长10.5%,与同期GDP平均增速10.0%大致相当。这表明货币发行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协调发展的关系,适度增加的货币发行量为不断增长的经济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货币发行是储备货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年来其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逐步下降。由2000年3月末的41.7%下降到2008年12月末的17.9%。
4.央行票据发行大量增加。2008年末,央行票据余额为45779.8亿元,占资产负债表中总负债的比重达22.1%,份额仅次于储备货币。2002年起,央行票据成为对冲外汇占款增加的主要工具,也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手段。2003-2008年,央行票据以年均77.0%的速度递增。2008年,中央银行根据不同时期货币调控的需要,合理把握央行票据发行力度与节奏,从上半年落实从紧的货币政策,不断投放央行票据以回收流动性,到下半年逐步减少央行票据发行规模和频率,全年累计发行央行票据4.3万亿元。
5.金融性公司存款总量增加,增速大幅提高。自2003年9月我国中央银行将存款准备金率由最低点6%上调以来,至2008年9月已经连续2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尤其是2007年年内连续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当年累计上调幅度达5.5个百分点,金融性公司存款总量也不断增长。但2008年9月之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央行开始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尽管如此,央行资产负债表数据显示,2008年金融性公司存款总量依然呈增长态势。从增长幅度来看,2006年9月以前增幅较为平缓,但2006年12月以来,中央银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后,央行金融性公司存款准备金大幅增长。
6.政府存款持续震荡增加,并且与储备货币成反向变动。近年来随着财政收入增长,政府存款规模不断扩大,由2003年末的4954.7亿元增至2008年末的16963.8亿元,年均增长27.9%。从增量来看,政府存款增长呈现大幅波动态势。2001年以来,政府存款的波动增量呈逐年放大趋势,且每年第四季度增量均为负值,财政季节性调拨支付现象非常明显。理论上,政府存款作为央行负债类项目,与储备货币呈反向运作。政府存款增加意味着商业银行存款的减少,储备货币就相应减少;反之,政府存款减少则意味这着商业银行存款的增加,基础货币相应增加。因此,每年的第四季度,由于政府存款的大量减少,相应地,储备货币大量增加,客观上造成了基础货币的大幅波动。[3]
二、实证分析
为研究货币政策对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本文选择央行资产负债表重要科目(外汇资产、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货币发行、金融性公司存款、政府存款)作为因变量,把4个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央行票据 、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准备金率)以及2个货币政策目标变量(货币供应量、经济增长率)作为全面反映货币政策的自变量。
本文定量研究的步骤如下:先对相关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是否服从一阶差分平稳的I(1)过程,然后考虑用Engle-Granger两步法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首先,分别对5个因变量和6个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经检验,所有变量的原始序列均未通过平稳性检验。对原始序列一阶差分后,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2)显示,除货币供应量属于二阶单整外,其他变量均服从一阶差分平稳的I(1)过程,即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因此笔者用协整检验法对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判断。其次,分别以外汇资产、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货币发行、金融性公司存款和政府存款等央行资产负债表5个科目为因变量,以央行票据、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准备金率、货币供应量 和经济增长率等6个货币政策工具(或货币政策目标)为自变量,通过逐步回归的方法,挑选出对每个科目有显著影响的货币政策变量。第三,针对各个回归方程,分别检验它们的残差序列的平稳性,并对第一步的模型进行误差修正。最后,对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全面分析货币政策对央行资产负债表科目的影响。
注:(1)以“LN”开头的变量均为该变量的对数序列。检验类型中,“c”代表有截距项,第二个数据“0”代表没有趋势项,第三个数据代表滞后阶数,第四个数据代表差分次数。表中P值均小于0.05,这表明在显著性水平5%条件下,该变量平稳。
2)本文采用2000年第1季度―2008年第4季度的季度数据来考察货币政策变量对央行资产负债表主要科目的影响。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pbc.省略)公布数据整理得出。
(一)货币政策对“外汇资产”科目的影响
对外汇资产与货币政策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最优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LNFS=8.500+0.461×CK+0.089×GDP+0.040×LNDB(1)
(21.176)(4.754)(1.720) (5.793)
Adjusted R-squared=0.843030DW=1.645
其中,变量符号意义同表2,括号里为t统计量(下同)。
对模型(1)的残差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见表3)表明,外汇资产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协整关系。
采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外汇资产的短期波动规律,其具体形式为:
LNFSt=0.00134-0.312×ECMt-1+0.014×CKt+0.024×GDPt+0.232×LNDBt-1
(0.131) (-0.580) (2.87)(1.332) (3.10)
AdjustedR-squared=0.56130DW=2.645 (2)
从模型(1)可以看出,6个货币政策指标中,存款利率、经济增长率、央行票据3个指标对外汇资产有显著影响。其中CK的系数最大,即存款利率对外汇资产的影响最大。由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可知,存款利率的变动是引起外汇资产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反向不成立;经济增长的变动与外汇资产变动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外汇资产的变动是央行票据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反向不成立。由误差修正模型(2)可知,滞后1期的央行票据变动对外汇资产的影响最大,结合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可以判断,外汇资产的增加,随后将引起央行票据的同向变化,即发行央行票据成为对冲外汇资产增加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人民币存款利率的变动是引起外汇资产变动的重要原因,主要是人民币存款利率增加,将导致更多的外汇兑换为人民币赚取利息,同时也会吸引国外游资进入我国资本市场进行套利。
(二)货币政策对“对其它存款性公司债权”科目的影响
对“对其它存款性公司债权”与货币政策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最优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LNLB=42.762 -0.016×LNDB-0.051×LNM2(3)
(13.272)(-4.997)(-7.770)
Adjusted R-squared=0.803059 DW=1.645
对模型(3)的残差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见表5)表明,“对其它存款性公司债权”及其影响因素之间不存在一个长期的协整关系。
由模型(3)可以看出,6个货币政策指标中,央行票据、货币供应量2个指标对“对其它存款性公司债权”有显著影响。其中LNM2的系数最大,即货币供应量对“对其它存款性公司债权”的影响最大,且成反向变化。近年来货币供应量保持平稳增长,但央行对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手段的使用明显减少,因此呈现反向变化。在货币供应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央行票据对“对其它存款性公司债权”科目也存在反向影响,这表明央行票据发行已经逐渐取代再贷款、再贴现等手段。[4]但是,“对其它存款性公司债权”及其影响因素之间不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关系。
(三)货币政策对“货币发行”科目的影响
对货币发行与货币政策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最优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LNCU=1.392+0.615×LNM2+0.03×GDP(4)
(6.610)(40.889) (3.408)
Adjusted R-squared=0.979483 DW=1.266
对模型(4)的残差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见表6)表明,在90%的置信水平下,“货币发行”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存在两个长期的协整关系。
由模型(4)可以看出,6个货币政策指标中,经济增长和货币供应量2个指标对“货币发行”有显著影响。其中LNM2的系数最大,显著性最高,即货币供应量对“货币发行”的影响最大,实际上货币发行基本上可以看作货币供应量的一部分,因此两者高度相关是理所应当。另外,经济增长对货币发行的影响也很明显。由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可知,货币发行的变动是引起货币供应量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反向不成立;经济增长的变动与货币发行变动之间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见表7)。结合协整检验可以判断,货币发行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协整关系,且双向互为因果,这表明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和货币发行基本保持均衡,两者互相促进、协调发展。货币发行与货币供应量之间也存一个长期的协整关系,货币发行的变动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这表明我国货币发行是建立在对货币供应量及时、准确监测的基础之上,保持了较为充足、合理的流动性。
(四)货币政策对“金融性公司存款”科目的影响
对金融性公司存款与货币政策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最优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LNRE=-3.406+1.070×LNM2+0.051×ZB(5)
(-3.372) (12.263) (4.861)
Adjusted R-squared=0.959273 DW=0.846102
对模型(5)的残差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见表8)表明,在90%的置信水平下,“金融性公司存款”及其影响因素之间存在两个长期的协整关系。
由模型(5)可以看出,6个货币政策指标中,准备金率、货币供应量2个指标对“金融性公司存款”有显著影响。其中LNM2的系数最大,显著性最高,即货币供应量对“金融性公司存款”的影响最大。准备金率对“金融性公司存款”的影响也很明显。由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可知,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金融性公司存款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反向不成立;准备金率变动也是金融性公司存款变动的格兰杰原因,反向不成立(见表9)。结合协整检验可以判断,金融性公司存款和准备金率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协整关系,这表明从长期来看,在货币供应量一定的情况下,我国金融性公司存款(包括金融机构准备金存款和超额准备金)和准备金率存在一种稳定的协同变化关系,这个科目对准备金率变化的反映是灵敏的、协调的。
(五)货币政策对“央行票据”科目的影响
对央行票据与其它5个货币政策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最优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LNDB=-267.93+21.874×LNM2 (6)
(-8.907) (9.011)
Adjusted R-squared=0.696189 DW=0.681028
对模型(6)的残差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见表10)表明,央行票据及其影响因素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由模型(6)可以看出,6个货币政策指标中,只有货币供应量1个指标对“央行票据”有显著影响。结合协整检验的结果可以判断,央行票据的发行作为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科目,它只受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表明我国央行票据的发行和投放基本上是采取紧盯货币供应量这个指标来进行调控的。央行票据作为货币政策的手段,与利率、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手段没有显著关系,不存在一个长期的协整关系,独立性较强。
另外,由于财政支出是导致政府存款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同时,政府存款的波动又会导致储备货币的反向波动,因此,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政府存款”与“储备货币”科目主要受财政政策的影响,对于这两个科目,本文不做重点分析。[5]
三、基本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1.货币政策对资产负债表科目的影响。从上文研究的实证结论来看,几个模型都反映出货币政策工具对央行资产负债表重要科目都有显著的影响,并且因果关系成立,这说明我国近年来实施的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一是外汇资产主要受到利率和经济增长率影响,而外汇的变动又会引起央行票据的同向变动;二是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近年来不断缩小,且和央行票据以及货币供应量成反向变动趋势;三是货币发行只和目标变量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两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四是金融性公司存款主要受存款准备金率和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五是央行票据既是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也是央行资产负债表科目之一,其紧盯货币供应量,并且受到外汇资产的影响;六是财政支出是导致政府存款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
2.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看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从整体上看,央行资产负债表科目的发展并不均衡,具体来说,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外汇资产过度增长,直接导致央票的大量发行,不仅使得央票的发行压力大大增加,也挤占了有限的经济发展资源,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第二,金融性公司存款总量不断增加,说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储蓄率太高,其次,引起该科目变化的还有货币供应量和存款准备金率,但两者同向变动可能导致宏观调控作用减弱或无效的现象。
第三,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不断下行,这表明近年来商业银行较少选择再贷款、再贴现政策扩充流动性,主要是因为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商业银行的融资渠道不断拓宽,央行也较少使用该政策,而是多采用发行央票。
第四,政府存款震荡性增加,波动性很强,这对央行调控储备货币的稳定性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第五,货币政策工具之间协调性不够,实证表明,央行票据作为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与利率、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没有显著关系,不存在一个长期的协整关系,独立性较强。
(二)对策建议
1.调整我国经济发展结构,促进国内消费水平。而外汇占款过高的原因主要是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定位、国际收支长期大量顺差,究其根本在于我国国内需求不足,而不得不依赖对外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增长。同时,内需不足,也导致储蓄率过高,使得金融性公司存款总量不断增加,大量的闲置资金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效率。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着力改变经济发展结构,有效拉动内需、降低过高的闲置资金将是我国经济不得不面对的重要任务。[6]
2.减轻央行票据发行的压力。从上文的分析中,笔者可以看出央票发行不仅是对冲基础货币大量增加的主要手段,也取代了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再加上由于储备货币波动较大,也需要发行央票来稳定储备货币,所以央票发行的压力较大,但长期、大量的发行成本较大。[7]因此,有必要增加本币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加强央行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调控基础货币的能力,减轻央票发行的压力。
3.加强窗口指导的作用,强化对金融机构的管理。随着经济的发展,货币供应量不断增长,央行通过再贷款、再贴现和存款准备金率来调控商业银行的能力减弱,这就有必要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引导其合理发展,增进资本市场有序性、稳定性。
4.增强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工具之间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更重要的是协调配合。综合运用各种货币工具,减少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冲减效应”,强化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效应”,确保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通畅,减小政策的滞后效应,力求货币政策迅速、有效、可控地作用于宏观经济。
5.提高各种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性。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政府存款季节性波动”,是由于财政支付的波动所引起的,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有限,这就应完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性,实现对财政超收的科学管理,缓解对储备货币的冲击。■
参考文献:
[1][2][4]黄达.金融学(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9.
[3]黄燕芬,顾严.我国基础货币的来源及央行的调控能力分析:1998―2004[J].管理世界,2006,(6).
[5]M.Friedam,and A.J.Schwartz,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我县2006年的农经工作，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部署和“农业稳县”的发展战略，紧紧围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目标，重点突出“农村集体资产与财务管理、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农村经济统计”4个重点，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农经管理工作的新职能、新任务，全面提升农经管理工作水平。具体是：
一、切实加强对农村集体财务及资产管理
村集体资产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共同劳动成果和共有财富，受法律保护。近年来，我县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和财务管理工作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创造了较好的做法和经验。根据《XX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保山市关于加强农村集体财务及资产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X政办发[2004]104号文）精神，今年要全面推行村账、村资乡镇“双代管”。县级将进一步制定完善“双代管”监管制度，加大对各乡镇农村集体财务及资产管理办公室的检查力度，并切实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和财务管理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各乡镇农经部门要充分发挥其业务优势和职能作用，认真履行好农经部门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和财务管理的工作职责，各司其职，创造性工作，全面推进我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规范化建设
（一）全面推行村账乡（镇）“双代管”。
村账乡（镇）双代管，是严格加强村级财务管理，杜绝不合理收支，控减农民负担的一种有效方式，广大农民对此寄予很大希望。农经部门要履行职责，主动迎上去，认真管理起来，确保管到位。各乡镇要在坚持村级财务的集体性质不变，资产所有权不变，资金使用权不变，财务审批权不变的基础上抓好村账乡（镇）“双代管”的移交工作。要在总结全县试点示范试点示范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各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规范》，在制度建设、流程规范、民主管理、审计监督、培训上岗和电算化应用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年内村财“双代管”率要达到100%。确保我县村账乡（镇）“双代管”工作达到真管、管好的目的。
（二）继续完善财务公开。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中办发[2004]17号)文件要求，各乡农经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工作的指导和监督。一要保持100%村级财务公开率；二要进一步完善和建立财务公开制度，提高公开质量；三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群众的要求，进一步丰富和扩展公开的内容。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进一步规范和创新公开形式；四要进一步加强工作检查和监督，经常听取民主理财小组和农民群众对财务公开的意见，加强监督和检查。
（三）认真履行农村集体经济审计职能。
各乡农经部门要认真履行农村集体经济审计职责，进一步强化工作职能。重点是：结合财务公开，对公开中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组织专项审计；结合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组织村范围内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审计；结合村干部换届，组织村干部的任期和离任审计。审计结束后，要将审计结果及时向群众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同时，要坚持和完善日常财务的定期审计。
二、切实加强土地承包管理，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是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业发展和保持农村稳定的制度基础。去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农民耕种土地积极性高涨。今年要继续加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充分认识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重要性，加大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调解力度。
（一）继续完善经营权证颁证扫尾工作版权所有
（二）按照农民意愿积极配合承包土地流转工作。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农民享有的法定权利，不得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流转承包地。
（三）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
目前出现的一些土地承包纠纷，实际上是没有贯彻落实好党的农村政策、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的反映。对此，各乡镇农经部门务必高度重视，一定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妥善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重要性。进一步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是贯彻当前中央关于农业和粮食工作各项决策，保护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基础，对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保持农业健康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各乡镇应切实加强对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工作的领导，认真履行职责，依法加强管理，切实承担起调解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责任。一要正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央关于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一系列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原则，妥善化解矛盾，消除对立情绪，坚决防止发生；二是对农民反映强烈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要及时调处解决，不能推诿，不能久拖不决，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当地，化解在基层。三是要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尊重和保障外出务工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自。四是县级要积极创造条件，成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试点，建立纠纷调处机制。不断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进一步巩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良好形势。
三、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减轻农民负担是关系到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大事。中央采取了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等促进农民减负增收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农业、抓好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今年要进一步履行好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职责。认真贯彻落实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进一步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制度建设，强化对违规违纪行为的督办查处，有效防止农民负担反弹，逐步建立减轻农民负担的长效机制。重点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落实。
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认真研究解决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推进配套改革，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力争在“三个确保”上有新的进展。
（二）坚持“四项制度”，深入治理农民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一要进一步做好涉农税收、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工作，公示内容要全面、准确、合法，公示形式要贴近群众，切实做到经常化、规范化；二要规范农村义务教育收费管理，严格推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一费制”收费办法；三要进一步扩大农村订阅报刊费用“限额制”的实施范围；四要继续落实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责任追究制”，严肃查处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和违规违纪行为，建立预防和查处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的有效机制。
深入开展农村用水用电等涉农价格和经营服务性收费的专项治理。彻底取消中间环节乱加价和搭车收费。继续治理农村义务教育等方面的乱收费。继续清理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简化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各种手续。
（三）强化涉农收费监督管理，坚决纠正和查处各种乱收费行为。
按照中央的要求，各地方各部门都无权设立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要切实加强对现行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和公示内容的审核、监督，防止以经营服务性收费为名变相加重农民负担。各乡、村要加强面向农民收费的监督，坚决纠正和查处各种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集资、摊派，尤其是巧立名目变相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集资、摊派，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四）完善村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管理制度。
在深入总结各地开展村内“一事一议”筹资等劳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各村完善村内“一事一议”筹资等劳管理制度。对超出规定范围向农民筹资筹劳、统一下达筹资等劳任务、平调使用筹集的资金和劳务、强行以资代劳等问题，要严肃查处。乡镇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构要加强对本地区农业税附加和村级补助资金的监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平调，确保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版权所有
（五）改进检查方式，加大监督检查的工作力度。
县乡各级要继续坚持开展农民负担检查，组织好每年2次的减轻农民负担重点抽查。各乡镇要加强对农民负担的重点监控，对农民反映强烈的问题进行督查督办，并总结经验，发挥示范作用。要根据年内农民反映突出的问题，定期或不定期组织专项检查。进一步加强对农民负担办理的督促检查，切实解决农民反映的问题，做好农民负担动态监测工作，逐步建立减轻农民负担的长效机制。
四、积极探索“三项”指导，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一）组织开展腾越镇饵丝专业协会工作。
（二）抓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克服农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实现小生产和大市场对接，促进“三农”问题解决的重要手段，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有效措施。按照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注重实效的思路，大力培育和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应积极探索新的合作组织形式。选择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开展试点工作，积累经验，探索适应本地的更加科学、合理、有效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形式。
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立足农业产业化经营、拉长产业链条、农产品流通、整合农村各类资源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解决龙头企业的后顾之忧，实现了农民和企业之间的“双赢”。从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出发，增强农业的发展后劲。从提高为农服务的能力，增强农业的发展后劲出发，较好地实现了小农业与大市场的对接。
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着农村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涉及到千家万户农民的直接利益。今后的发展思路是：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同类农产品为纽带，以合作服务为载体，以增收增效为目标，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方针和市场运作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原则，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强化管理，规范运作，逐步实现数量的扩张和质量的提高，拓宽合作领域，密切利益联结机制，增强带动功能，从而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相关培训。
五、改进农经统计
抓好农业部农村经济调查户，省农村经济基点，农民负担监测点，农产品成本核算，农村经济统计工作。
做好2003年度半年、年终预报年报汇总工作。
加强统计资料分析和有关热点、难点问题的调研，为有关方面提供决策依据。
六、做好农经宣传工作
关键词： 新一轮税制改革 供给学派减税理论 最优税收理论 结构性减税政策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了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原则和任务，这对完善我国税收体系和制度、改善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新一轮税制改革到底“新”在何处？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措施来实现税改的目标？本文将对这三个问题做出回答。
一、缘何称为“新一轮税制改革”
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再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决定》，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历时25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也于1983年和1994年进行了两次重大的税制改革。特别是1994年的税制改革，既是按税种划分中央、地方收入的分税制改革，也是工商税制的重大改革，涉及改革增值税和营业税、设立消费税、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统一个人所得税、改革关税以及资源税等各个税种。这次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的一次全新的、根本性的和全面系统的税制改革，本身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改革，初步建立起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税制体系框架，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目前将要进行的新一轮税制改革是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所以本身也是1994年税制改革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但是由于这次税制改革涉及的范围广，改革的力度大，因此，也可称作“新一轮税制改革”。
（一）税改涉及范围广
新一轮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改革出口退税制度，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完善消费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征收改为分类综合相结合，开征物业税，实现城乡税制统一等。由此可见，这次税改涉及了我国现行税制中的所有主要税种，从涉及范围之广来看，这必将是一轮全面系统的税制改革。
这些改革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是以下三项改革：（1）增值税转型。目前我国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对企业购进固定资产中所含进项税额不予抵扣，由此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影响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特别是影响企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及基础产业投资的积极性，从而影响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此外，生产型增值税还会影响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公平竞争。这些问题只有在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之后，才能予以解决。（2）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合并。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分内、外两套税制。由于税前列支标准和税收优惠并不一致，使得实际税负差别很大，不利于公平竞争，应该尽快合并两套税制，统一税法。（3）统一城乡税制。目前我国经济仍然具有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相应地，现行税制也深深地打上了二元经济的烙印。为了公平税负，减轻农民负担，促进“三农”问题的逐步解决，统一城乡税制是完全必要的。
（二）税改措施力度大
这次税制改革具有明显的减税效应，并且力度相当大。据我们粗略估算，就改革方案算账，大约要减少财政收入5000亿元左右。这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
1.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会缩小税基，在保持现行税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税收负担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相应会使财政收入有所减少。考虑到我国财政的承受能力，可以分步实施：第一步将设备投资纳入抵扣范围；第二步再将房屋、建筑物等其他新增固定资产全部纳入抵扣范围。对财政的影响而言，仅在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工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军品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8大行业实施的转型试点，而且只允许企业抵扣当期新增机器设备所含进项税金，中央财政就要拿出150亿元～200亿元资金予以支持。如果对全国范围内每年新增机器设备都允许抵扣进项税额的话，我们取2000年和2001年全国机器设备投资的平均值进行估算，财政大约会减收1000亿元～1400亿元。这仅仅是分步改革的第一步而已，可以想象，全盘改革显然要减收远大于此的数额。
2.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1）实行比例税率，税率定为25%左右；（2）规范税前扣除，取消计税工资规定，提高折旧率，放宽r&d费用的税前列支标准；（3）扩大税基，整顿和减少税收优惠。现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都是33%，但由于对外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其实际适用的税率要低得多。税率统一降为25%以后，对内资企业来说，税收负担会有所降低，相应财政会有所减收；对外资企业来说，税收负担会有所提高，相应也会增加税收收入。税前扣除和列支标准的提高属于减收因素；而税收优惠的减少则会导致税基扩大，税收收入增加。粗略来看，税前扣除导致的减收因素和优惠减少带来的增收因素可以相互抵消。但由于内资企业贡献的所得税在所得税总额中的比重远大于外资企业，总体来看，会减少收入。据统计，内资企业所得税占所得税总额的比例2000年是81%，2001年是80%，2002年是76%.据此粗略估计，由于降低税率会减少收入300亿元～500亿元。
3.统一城乡税制是一项重大改革。根据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看来是要加快这一改革步伐，除烟叶外，全面取消农业特产税，从2004年起，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这一改革大约会减税600亿元左右。
4.改革出口退税制度。这次税改提出要按照“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原则，形成中央、地方、企业共同负担的出口退税新机制。到2003年年底，累计欠退税款达到3000多亿元。根据“老账要还”的原则，这会相应减少财政收入，从而将扩大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
其他税种的改革，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有增有减，可暂不考虑。
综合上述分析，改革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统一城乡税制，大约会减收2000亿元～2500亿元，占2003年税收收入的10%～15%；如果再加上偿还欠出口退税款，则约减收5000亿元～5500亿元，占2003年税收收入的25%～27%.可见，此次税改的减收力度是相当大的。
二、新一轮税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决定》提出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原则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所谓简税制，包括税率档次的简化、税收优惠的减少和征纳程序的简单化等内容，这会大大减少税收成本和提高税收效率。所谓宽税基，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从外延上扩大税收的征收范围；二是从内涵上减少税收优惠，使税基更加“整洁”，相比之下后者更加重要。宽税基有利于减少税收流失，增加财政收入。所谓低税率，指的是法定税率即名义税率不能过高，它不同于实际税率。尽管法定税率降低了，但由于减少税收优惠和扩大税收范围导致的税基扩大，再加上征管力度的加强，因而减税并不意味着减收。所谓严征管，即加强税收的征收管理。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实施机制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有效的实施机制，任何制度都形同虚设。因此，健全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决定税制可行性和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再好的税收政策和制度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征管作后盾，也很难得到有效执行，甚至被扭曲。
“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作为正式写进《决定》的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税收体系与制度不断改革完善的根本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世界各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税制改革经验的借鉴，同时又有着深厚的现代税收理论根基，它吸收了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最优税收理论等理论精华，其核心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实现税制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从而刺激投资，增加就业，提升微观市场主体的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增长。
（一）我国市场化改革和税制改革的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格局变动基本上是沿着“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迹运行的，这可以概括为我国的市场化进程。毫无疑问，市场化进程给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规范了政府行为，成为25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特别是2001年，我国以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姿态成功加入wto，这一基于市场经济框架的多边贸易体制，标志着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大大加快。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制度基础设施之一的税收制度，却已经越来越落后于市场化进程不断前进的步伐。比如，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我国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结构都发生了变化，但税收结构并未作相应调整；现行税制在某些方面有失公平，不利于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现行税制缺乏调节收入分配和熨平经济周期的自动稳定机制，不能有效地纠正市场失灵等。所以，我们要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原则和wto的基本原则，实行新一轮税制改革，实现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税收待遇平等、税收负担公平，以利于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我国税收制度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从1978年到1991年，我国税制改革从建立涉外税收制度开始，进而推行了国有企业“利改税”和工商税制的全面改革；1994年，我国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泛、内容最深刻的一次结构性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辅助配合的复合税收体系。与此同时，我国税收征管制度也在不断进行着改革探索：从1988～1994年建立的“征、管、查分离”的税收征管模式，到1997年确立的“以自行申报纳税和优质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税收征管模式，直至2003年引入的“强化管理”的税收征管理念，我国税收征管实现了由粗放化向集约化、现代化、规范化的转变。综观25年来我国税制改革的实践，我们认为有以下基本经验值得认真总结：（1）从税制模式的选择看，实行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多税种征收、多环节控制、多层次调节的复合税制，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税收管理水平的，有利于发挥税收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的职能。但也必须看到，税制结构是动态发展的，税制模式的选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必须合理地简化税制，不断优化税制结构。（2）经济发展是税制改革的基础，而税制改革又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科学、合理的税制有利于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从而扩大税基，增加税收收入；而税收收入的增加又可以为税制改革提供充裕的财力支持和宽松的改革环境。（3）适度降低税负，促进公平竞争，发挥税收调节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和地区间经济发展，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等，都一直是我们税制改革坚持的基本原则。（4）加强税收征管制度、组织机构和税务管理队伍的建设与改革，是实现税制改革目标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和组织保障。
（二）世界性税制改革的经验
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简化税制、加强征管”为基本原则的税制改革浪潮席卷全球，从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逐步扩大到拉美、东南亚、非洲等众多发展中国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经济的出现、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周期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等诸多主客观因素使得以减税为主的税制改革继续在世界各国深入展开。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各国纷纷推出了新的减税计划和方案，掀起了新一轮的世界性减税浪潮。
从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税制原则上看，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减税扩大供给，强调减少税收对市场的经济扭曲，注重税制改革的效率。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世界性的通货紧缩，经济学家们开始反思，意识到应在供给学派理论与凯恩斯理论之间寻求最佳的结合点。克林顿政府以此为出发点，灵活运用了凯恩斯学派和供给学派的思想，主张政府要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性税改的指导原则还是延续了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的思想，仍然以供给管理思想为主，但这次出现的新一轮世界性减税浪潮还是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值得我们加以注意：一是减税规模大，许多国家都提出了历史上最大的减税计划和方案，如2001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小布什政府10年期13500亿美元的庞大减税计划，2003年又批准了其追加的10年期3500亿美元减税方案；二是涉及的国家多，既包括了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也有中欧的经济转轨国家，还有许多发展中国家；三是减税成为西方国家政府的最主要政策工具和长期的战略选择，其目的是促进长期经济结构调整和持续增长。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直至近年来的世界性税制改革采取的普遍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国际税收竞争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国际税收竞争的存在，使得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受到了不断的侵蚀。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是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政策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人才和技术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因而，主动降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并防止资本外流，是发展国内经济，增加就业，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力，也是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世界银行在对两类国家近2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的国家，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高税收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税收竞争使各国税制经历着某种趋同的过程，减税是其普遍采取的政策手段。对于已经加入wto的我国来说，为了进一步吸引外资和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对世界性税制改革的趋势和经验必须要加以认真考虑。
（三）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对立面，在政策实践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之一。它一反传统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主张实行供给管理政策，即从供给方面入手，通过减税刺激投资、储蓄和工作的积极性，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同时辅以相应的支出政策与“稳定、适度和可测”的货币政策，消除失业和通胀并存的局面，实现长期的经济繁荣。
1.罗伯特*蒙代尔的减税主张。作为供给学派复兴者之一的罗伯特*蒙代尔认为，高税率会打击工商界的投资积极性，抑制经济发展。他给出的税率上限是30%，并认为，任何国家一旦税率超过30%，人们的注意力就会从如何创造更多收入转向如何避税。所以，在经济衰退中，政府应该减税，而不是相反。而且，蒙代尔所主张的减税，主要是削减边际税率，在经济不景气时，边际税率的削减能够有效增加投资收益，强化人们的工作和创新冲动，从而形成“减税－增加投资－提高就业－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2.拉弗曲线的理论意义。美国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阿瑟*拉弗设计的拉弗曲线，描述了税率与税收收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了高税率不一定能取得高收入，高收入也不一定需要高税率。因为高税率会抑制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进而削减了课税基础；相反，如果经济活力提高了，税基扩大了，即使较低的税率水平，也可以取得较高的税收收入。拉弗曲线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重要理论来源。
3.减税的经济效应。总体而言，供给学派认为减税具有以下经济效应：（1）减税刺激私人储蓄的增长。税率的降低会提高人们的实际收入和其拥有的资产报酬率，从而增加人们储蓄的积极性，促进储蓄的进一步增长。（2）减税刺激投资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税率降低所导致的人们税后平均报酬率和工作积极性的提高，有利于投资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3）减税有利于缓解通货膨胀。减税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这就意味着每单位投入能够产出更多的产品和劳务，由于单位成本并未迅速增加，通货膨胀率就会下降。另外，生产能力的提高能够促进用于出口和国内消费的产品的生产，从而减少了输入的通货膨胀。
尽管供给学派是一个理论准备不充分、思想体系不完全的“异端学派”，其所主张的“减税－增加投资－提高就业－经济增长”的循环在理论上也还存在很大分歧，而拉弗曲线用于指导政府决策也显得过于简化，但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和政策主张还是为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提供了一种走出经济低谷的新视角，供给学派对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来税制的巨大影响以及在创造美国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奇迹中的作用已由实践所证明。
（四）最优税收理论
最优税收理论是一种规范性的经济税收理论，它以资源配置的效率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为准则，利用福利经济学和数学工具，通过分析各种税收的性质、效应和权衡关系，找出进行最优税收决策的决定因素与一些一般性原则，用以指导现实的税收决策与税收改革。最优税收理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j*s？穆勒首次提出的“牺牲”学说，后又经过埃奇沃斯①和庇古②的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弗兰克*拉姆塞③1927年开创了最优商品税领域研究的先河，得出了著名的“拉姆塞法则”。1953年科利特和黑格④补充了拉姆塞对最优商品课税的分析，提出了“科利特－黑格法则”。威廉*维克里⑤1968年将公平与效率问题同时纳入最优所得税研究中，不仅提出了优化累进所得税理论，而且率先将不对称信息理论应用到税制研究中去。20世纪70年生了一场关于最优税收的大讨论，米尔利斯⑥、戴蒙德⑦等人使最优税收理论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使该理论真正形成了体系。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最优税收理论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最优税收实证理论在税收征管及其相关内容上的拓展，提高了最优税收理论的实用性。
最优税收理论的文献主要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了分析：一是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合理搭配问题；二是寻找一组特定效率和公平基础上的最优商品税；三是假定收入体系是以所得课税而非商品课税为基础的，问题是确定最优的累进（或累退）程度，以便既实现公平又兼顾效率。可见，从现实来看，最优税收理论研究的核心是如何实现税制的公平与效率兼顾。最优税收理论的主要贡献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1）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论证了政府运用扭曲性税收工具是不可避免的；（2）在税制结构优化状态下，提出了税制经济效率的衡量标准，并讨论了如何据此标准对经济行为主体提供刺激信号问题；（3）在最优税制下，公平与效率两大原则统一起来的可能性。⑧
最优税收理论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搭配理论。（1）直接税与间接税应当是相互补充的而非相互替代。一般而言，所得税是一种良税，而商品税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也是所得税所不能取代的。（2）税制模式的选择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标。一般认为，所得税适用于公平分配目标，商品税适用于实现经济效率目标。二是最优商品课税理论。（1）拉姆塞法则，也叫逆弹性命题，该法则要求，对弹性相对小的商品课以相对高的税率，对弹性相对大的商品课以相对低的税率。（2）拉姆塞法则不能保证生产的高效率，同时要使商品税具有再分配职能，最优商品课税理论要求开征扭曲性税收。三是最优所得课税理论。（1）所得税的边际税率不能过高。过高的边际税率不仅会导致效率损失，而且对公平分配目标的实现也无益。（2）最优所得税率应当呈倒“u”型。即对中等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可适当高些，而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应适用相对较低的税率，拥有最高所得的个人适用的边际税率甚至应当为零。四是最优税收实证理论。西方最优税收实证理论对未被以往的最优税收理论涉及的税收征管因素及其相关内容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将其纳入最优税收分析中。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个人和公司的税收执行成本、税收管理费用以及逃税等。20年来，最优税收实证理论得出的主要结论有：税率越高，税收执行越差；⑨税收越复杂，对有实际经验的税收人员的需求就越多，而且纳税人不遵从行为也会得到比已付费用更大的收益；⑩稽查率越高，税收执行情况越好⑾等。
总之，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一轮税制改革是我国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和1994年税制改革的进一步完善，毫无疑问吸取了我国市场化改革和税制改革的基本经验。从世界性税制改革所遵循的基本原则——“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简化税制、加强征管”来看，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原则明显浓缩了西方税改经验的精华。新一轮税制改革主要是通过对流转税和所得税的改革来努力促成效率与公平目标的统一，而这也正是最优税收理论所要研究和解决的核心问题。以降低税率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公平分配的思路，其理论基础显然是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以及最优所得课税理论和最优商品课税理论。而对税收征管的强调，则无疑是受到了以税收征管及其相关内容为核心的最优税收实证理论的深刻影响。当然，我们在借鉴世界性税改经验时并不是盲目照搬，而是根据国情，灵活运用。比如在商品税与所得税的结构问题上，西方国家近些年来的税制改革经验是，提高了商品税特别是增值税的地位和作用，所得税的地位则有所下降。这与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所得税比重过高，影响经济效率的状况有关。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我国的流转税比重过大，仅增值税一项就占整个税收收入的40%左右，影响了双主体税制结构的形成，使得税收很难发挥稳定经济和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因此，根据优化税制的要求，逐步降低流转税比重和提高所得税比重，是今后我国税制改革的一项重要目标和任务。
三、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政策分析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只是明确提出了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原则和任务，对税制改革的政策措施和实施步骤并未提及。我们认为，新一轮税制改革应该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同时考虑我国财政的实际承受能力，分步骤、积极、稳妥地进行，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
（一）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
减税政策通常是指通过调整税收的法规制度而带来的税负的降低，即通过降低税率、减少税种、缩小征税范围（包括提高起征点和免征额、增加扣除项目及数额、增加税收减免优惠）等来降低税负。而我们所谓的结构性减税，则是指结合税制调整，把一些主体税种和重要税种的微观税负（税率）适当降低，同时辅以开征一些新税种和调高一些辅税种的税率，但从总体上看，具有减税效应。尽管减税从长期来看有利于税收的持续增长，但从短期来看政府确实存在减收的压力。所以，在实施大规模减税政策的同时，为缓解财政收支的压力，就需要采取辅的增税措施，这与减税并不矛盾，因为减税是主旋律，增税是减税政策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当前在我国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1）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减税对经济发展能起到促进作用。减税，不论对商品税、所得税和其他税种来说，都会对生产和消费有明显的刺激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减税让利政策明显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就是有力的证明。对不同的税种进行减税，尽管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的功能特点，但具有扩张效应是共同的。（2）我国税费总负担相当重，不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①（3）我国的主要税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法定税率同国外和周边国家比，都偏高。②（4）我国最近几年税收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过高。根据有关资料统计，1998～2003年税收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平均为33%，而2003年高达39%，这就是说，每年新增gdp的1/3以上被税收拿走了。
目前在我国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非常必要，而且新一轮税制改革确实具有力度很大的减税效应。如果在西方国家，这将会被执政党和政府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因为它会对经济和民众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赢得民心，争取选票。但令人费解的是，我国政府似乎忌讳谈论减税问题。表现在，《决定》中虽明确了这次税改的原则和内容，但没提及税改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到底是增税，减税，还是不增不减？从主管部门领导的讲话和文章来看，税改的基调似乎是明确的，即不增不减。这显然与本轮税改的内容差距过大。如果真按此来设计税改方案，恐怕优化税制的目标就会落空。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澄清税制改革中的两大误区：一是减税必然造成财政收入减少。通常减税意味着法定税率或名义税率的降低，但从发展的角度看，一方面可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减缓偷逃税的动机，提高征管效率，最终将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所以，减税并不意味着减收。所谓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减税效应，只是针对改革方案来粗略估算的，实际执行结果会由于税基扩大和征管力度的加强，而出现财政收入绝对额的增长，尽管其增长幅度可能会有所下降。二是税收收入越多越好。实践中的税收计划管理过分强调税收收入任务的重要性，一方面可能导致对税收宏观调控作用的漠视，另一方面可能导致财政支出的低效率。我们知道，一个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分配的税制不是好税制，同样，财政资源配置的高效率也是财政进一步集中资源的必要前提。所以，税收收入规模应受优化税制结构和提高支出效益的双重制约，而不是越多越好。
（二）实行结构性减税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是否存在矛盾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 2003年我国gdp为116 69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02年增长9.1%，增速比2002年快1.1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这表明，我国经济已经结束了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调整恢复期，正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增长期。2003年我国经济运行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大关。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是一个重要的台阶，这个台阶一旦跨过，就会出现生产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尤其是由收益增长拉动的消费结构的变化。
2.第二产业作用进一步凸显，重工业化特征更为明显，企业效益进一步提高。2003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增速比2002年高2.7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9.1%.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6%，对工业增长贡献率为65.5%.2003年1～11月，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4.6%，亏损企业亏损额下降1.9%.
3.投资率高于上一轮经济过热时期峰值，固定资产投资成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拉动因素。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7%，为1994年以来最高增速；投资率高达47.2%，比出现经济过热的1993年和1994年还分别高出9.5和10.8个百分点。
4.消费需求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显著升级。200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1%，超过2002年8.6%的增幅。汽车、通讯器材、商品房等一些新的消费热点持续升温，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兴力量。
5.外贸呈现大进大出格局，顺差大幅减少。2003年全国出口额和进口额同比分别增长34.6%和39.9%，较2002年分别大幅提高12.3和18.7个百分点。受进口增速提高的影响，外贸顺差同比下降16.1%.
6.物价温和上涨，生产资料价格涨幅明显高于居民消费价格涨幅。2003年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2002年上涨1.2%，比2002年提高2个百分点。2003年生产资料价格水平攀升至8.1%，远高于居民消费价格水平的增长。
7.货币供给和信贷投放充足。2003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9.6%，增幅较2002年高2.8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比2002年末增长20.2%；各项贷款余额比2002年末增长21.4%，贷款增长超过存款增长幅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在2002年已基本走出低谷的基础上，2003年已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期。gdp增长速度为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快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进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同时，物价温和上涨，货币供给充足，国民经济已经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我们有理由相信，2004年在前两年经济回升的基础上将继续增长，整个经济发展态势向好。但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消费增长缓慢，投资率偏高的矛盾日益突出；就业形势仍很严峻；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持续扩大；能源短缺形成经济发展瓶颈制约；一些地区投资过热；粮食产需缺口进一步扩大等。
有人据此认为，从高的gdp增长率、高的投资率和物价上涨这几个经济发展指标来看，经过这几年以增发国债、扩大投资为主要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局部过热的现象，并有引发经济整体过热和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可能。在当前这种经济形势下，减税政策不符合反经济周期调节的基本原则，再实施减税政策就是给现在过热的国民经济火上浇油，结果将是助长通货膨胀。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单纯从反经济周期操作的角度来讲，有一定道理。值得讨论的是目前我国经济整体上是否真的过热，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条理由说明经济并未整体过热：
1.从经济周期的视角看，当前gdp增长速度还远未达到过热的水平。我们只要考察上一个经济周期（按谷－谷方法划分）中历年的gdp增长速度，就会发现从1990年到1998年9年中只有3年低于9.1%.也就是说，2003年gdp增长速度虽为7年来最快，但还不及上一个经济周期的平均水平。
2.从经济结构和投资结构来看，高投资率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已经呈现出重工业化的特征，而这需要高投资来支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既是投资需求又是最终需求，计入房地产投资的绝大部分也是最终需求，所以目前投资需求高于消费需求。③
3.现在国内各种商品库存并不是短缺到能使价格上升过高的程度，而且国际市场对于中国经济资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现在全球经济仍处于通货紧缩状态，中国物价也相应会受到一定影响。因此，中国经济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基础。④即使我国经济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局部过热现象，由于经济中还存在很多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比如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就难以形成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增长的内生机制，所以说这种热度能持续多久也很值得怀疑。应该承认，从短期来看，减税政策确实与局部过热的经济形势存在一定矛盾，但是从优化税制结构本身和完善宏观调控手段来讲，结构性减税政策还是有它实行的必要性。
首先，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是优化税制的内在要求。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形成的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税种的设计上过于突出增值税的作用，使得该税所占比重过大，而对经济具有内在稳定功能的所得税则比重较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的比重过低，这就限制了税收调控职能的发挥。从近年国际税制发展趋势来看，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步提高所得税收入在税收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重在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而我国增值税的转型和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无疑会使我国的税制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一个良好的税制就是兼顾了税收效率与税收公平的税制，这也是我们优化税制的目的所在。增值税的转型更有利于体现税收中性，从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而所得税法定税率的降低则有利于减少逃税激励，提高了税务行政效率。增值税的转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城乡税制的统一，有利于促进公平竞争，体现横向公平；而个人所得税计税模式的转变，则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体现纵向公平。所以说，结构性减税政策兼顾了公平与效率的要求，这也正是优化税制的内在要求，而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则给优化税制带来了契机。
其次，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工业化进程的国际经验是吻合的。⑤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显示：经济结构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变动的；经济结构的变动又影响着经济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有一个加速期，即“起飞”阶段，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经济结构的及时转型。当前我国经济仍处于高速增长时期，能否实现持续高速增长，关键是调整经济结构。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方面。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则可以在客观上优化我国的经济结构：增值税的转型、企业所得税计税工资规定的废除、r&d费用税前扣除标准的提高等都有利于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规范税收优惠，建立税式支出制度等，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统一城乡税制则是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体现社会主义公平与正义的有力举措。
另外，结构性减税政策正在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性选择。与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相比，减税政策具有其自身的特点，所起作用不可替代。长期实行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会使资源日益向政府集中，不仅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同时会造成政府权力扩张，危害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而减税政策的作用则主要是通过影响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决策来实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一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使得有利于市场资源配置的减税政策逐渐成为我国长期性的战略选择。减税政策的长期化也与新经济的出现密切相关。这种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新经济更适应于中小企业和灵活多变的经营方式。在此前提下，增值税转型、降低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增加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等，就成了减少干预以培育新兴产业的必然选择。因此，结构性减税政策是适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三）实行结构性减税对我国引进外资的影响
近年来利用外资已成为弥补我国国内资金不足、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有效途径，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我国目前累计实际吸收外商投资3300多亿美元，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吸收外商投资国。2002年，科尔尼的“公司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把我国列为首位，足以说明我国对外资之吸引力。但2003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却出现了增幅锐降的现象。2003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535.05亿美元，仅比2002年增长1.44%，这一增幅大大低于2002年的12.51%，这也是我们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所具有的现实背景。减税政策中重要的一条是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以下简称“两税”），据我们前面的分析，“两税”合一后，会使内资企业的税负降低，而外资企业的税负则会有所提高。那么，这会不会影响我国引进外资的规模，从而使我国外资引进的不利局面雪上加霜？“两税”合并统一对外资引进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1.2003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增幅锐降的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1）2002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基数较高。（2）“非典”疫情的负面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受影响的项目超过500个，合同金额估计超过100亿美元。（3）外商投资政策调整或执行不力使外商投资减少。（4）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争论与传言增加了外商投资决策中的不确定因素。（5）全球跨国直接投资（fdi）持续大幅下降的制约。（6）各国引资竞争加剧影响我国吸收外资持续增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2年在70个国家所进行的248项改革中，有236项是有利于外商投资的；越来越多的国家给予外商投资企业更多的金融激励，并积极改善对投资者的服务。
2.税收政策在一国的投资环境中只能起到部分激励作用，并非决定因素，因此，外商税负的提高对我国外资增量的影响不大。经济学家邓宁提出了著名的 “oli”理论。他认为，若想吸引跨国企业的投资，必须为其提供三个方面的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不仅包括资源禀赋，还包括经济和社会因素，如市场规模和结构，市场发展的前景和潜力，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政府法制和政策等。在我国，这三个优势中，区位优势比其他两个的影响要大得多。现对区位优势做详细分析：首先是该国的政局、政策和法律。若政局不稳，将意味着投资有全部丧失的可能；政策多变，将使投资者无所适从；法律不健全，投资者的权益将得不到保护。因此，这三者实际上是外国投资者决定是否投资的前提。其次投资环境。包括资本输入国是否具备办企业所必需的条件，如原材料、市场与劳动力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产品是否有销路，这是一切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此外，投资环境还包括资本输入国是否具备办好企业的必要条件，如资本输入国的办事效率、交通、运输、银行、通讯、保险等。如果投资的前提、办企业的必备条件和办好企业的必要条件均已具备，这就表明投资能够赚取利润。只有在确信投资能赚取利润的条件下，外国投资者才会进一步考虑赚多赚少的问题，也就是考虑诸如税率的高低、税收优惠的多少等问题。否则，优惠再多、税率再低对外国投资者也不会有吸引力。例如，乌拉圭曾是世界上对外资征税最低的国家，但它对外资的吸引力并不大；美国尽管对外资企业不实行税收优惠，但它一直是世界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因此，税收政策只是构成投资环境的一个因素，只能起到部分激励的作用，并非决定性因素。事实上，税收优惠、地皮价格的优惠和劳动力成本低等因素只对中小资本和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有较大吸引力，大型的跨国公司具有雄厚的资本、一流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其投资往往推行长期战略回报，注重整体利益和综合经营，对一般的投资优惠或投资刺激常常兴趣不大，而更多的是关心基本的投资环境以及投资条件的稳定性。据有关对西方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调查，投资刺激总是居于政治稳定、法制条件、基础设施和雇员素质等其他因素之后，取消投资刺激或根本没有投资刺激对外国的中小资本来中国投资有所影响，而对大型的外国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则影响不大，相反还有利于优化外商在我国投资的资本构成。
3.企业所得税负担提高对外资存量的影响也不大。主要基于以下判断：（1）外资选择在中国，更看重的是投资环境，而并非只是税收优惠，而且一旦撤离，外资将承担沉没成本；（2）在华经营过程中，外资通过转让定价，其应纳税所得额其实已经大幅降低，由提高税率所带来的业绩敏感性并不高。（3）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对已在华投资的老企业，可以采取一些过渡办法予以补救。例如，对外资老企业，可以在一定期限内（例如3～5年）对其由于“两税”合并而多缴的税款予以退税。
4.从未来走势看，我国吸收外资还会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这是因为我国吸收外资诸多有利的基础因素并没有改变：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软硬环境明显改善，国民经济发展势头在全球突出强劲，外商在新一轮制造业转移中普遍将我国视为投资信心最强国。此外，我国社会稳定，奥运会、世博会、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带来的商机所具有的吸引力，都表明我国吸收外资不会出现持续大幅度下降甚至逆转的可能。并且，从进出口贸易的强劲增长以及合同外资额30%以上的高增长率来看，我国吸收外资有望上一个更大规模的台阶。
（四）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可行性
当前我国经济已基本走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增长期，是实行结构性减税的最好时机，具有可行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税收连续几年的超额增长为实行减税政策提供了现实的财力支持。近几年我国税收增幅很大，财政有能力拿出一部分收入支持税制改革，从而形成“经济－税收－经济”的良性循环。根据前面的测算，这次税改的减税效应，如果不考虑偿还出口退税的欠账，大约在2000亿元～2500亿元之间。由于这次税改的任务是分步实施，逐步到位，假定5年内完成，则每年平均减税在400亿元～500亿元，占2003年税收增长额的13%～17%，仅占税收总额的2%～2.5%，应当说这一减税规模财政是承受得了的。至于拖欠3000亿元出口退税款的问题，建议采取发行5～8年期“出口退税专项国债”的办法来解决，这样既可以减轻财政的压力，又不至于把税改的期限拉得过长。
2.辅的增收减支措施也为深化税制改革提供了可供操作的财力空间。（1）增值税征税范围的扩展，外资企业所得税负担的提高，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减少，消费税部分税目的增加和税率的提高，以及遗产税与赠与税、证券交易税等地方税系重要税种的开征，都是为了保证减税政策顺利实行采取的增税政策。（2）加强税收征管，压缩名义税率与实际税负之间的差距，增加收入还有相当的空间。（3）转变政府职能，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压缩财政支出规模还是有一定潜力的，比如暂停公务员涨工资等。
3.结构性减税政策实行的最终结果可能会使税收的绝对额增长，但增长幅度降低，这是完全必要的。一方面减税政策会导致税制结构优化，有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从而奠定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扩大税基，增加税收；另一方面税制简化会促进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再加上税收征管激励水平和努力程度的提高，从而使税收总额增长，但是增长幅度却可能有所下降。税收增幅降低是税制改革的成本，是有必要的。因为从长远来看，税制的优化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从而缓解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瓶颈”制约。另外，2001年、2002年和2003年，我国税收增长幅度分别为21.6%、15.2%和16%，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7.3%、8.0%和9.1%.由于我国税制是以流转税为主体，而流转税是采用比例税率的，这就使我国税制整体呈现出一种累退性，因而从理论上讲，我国税收收入的增长幅度应该低于gdp的增长率，但我国的现实却与理论相悖。所以，减税后税收增长幅度的降低反而有利于促进税收与gdp关系的合理化，从而使税收增长步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
总之，我们应该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深化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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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体富《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必要性、条件与对策》，《税务研究》2003年第12期。
（3）安体富《当前世界减税趋势与中国税收政策取向》，《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
（4）安体富主编《税收负担与深化税制改革》，中国税务出版社2002年版。
（5）安体富主编《当前中国税收政策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关键词：民营企业；减负；杭州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0-0161-04
一、杭州民营经济强市建设与民企减负
加速推进杭州作为全国民营经济强市的建设征程、全面激发民营企业的市场主体活力是2013年底杭州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以“杭改十条”为总体框架的《中共杭州市委关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的决定》的重要精神之一。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杭州52万余家市场主体中，民营经济主体占比达到94%，他们在全市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超过68%。在今后的若干年中，杭州如何进一步提升发展民营经济、激发民营企业的市场活力，是一个事关保持领先优势，建造经济强市、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问题。然而，由于近年来国际市场贸易环境严峻复杂，国内市场中劳动力供求面临转折拐点，上游资源性产品短缺，国家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趋紧的货币政策带来的用工、原材料、融资成本的全面上涨与汇率变化的叠加影响，使得杭州民企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盈利空间受到较大压缩，发展动力、投资意愿普遍不足，制造业阴云笼罩，市场活力难以充分焕发。
为促使杭州民营企业尽快摆脱发展“疲态”，推动杭州民营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建立更加有效的体制机制，采用更为丰富多样的激励手段，其中减轻企业负担作为扶持民营中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优化发展环境、降低运营成本、维护民企合法权益具有十分突出的意义。事实上，杭州市委、市政府出台的《杭州打造民营经济强市三年行动计划（2011―2013年）》和市工商局于2012年制订的《关于服务民营经济大发展大提升的若干意见》（即“民企发展十六条”）都对加大民企清费减负工作力度，清理涉企收费，加强对涉及行政审批前置条件的检验、检测、考试、培训，以及利用行政权力或垄断地位向民企提供经营服务收费的监管等民企减负事项做了明确的规定。鉴于此，本文将以杭州民企负担水平为研究视角，通过协同杭州市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办公室以问卷调查（封闭问卷）、与减负监督员座谈、实地考察等方式，全面掌握和科学评估杭州民企负担的真实状况，包括企业的综合负担率、负担的构成、不合理负担的来源等，深入分析杭州民企负担形成所涉及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梳理把握建立企业减负长效机制的关键环节，探索建构杭州民企有效减负的对策体系，以期对实质性地减轻杭州民企负担水平，促进民企以盈利能力的增强为基础增加技术创新和改造、新产品开发、新市场开拓、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的有效投资，提高民企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推动杭州民营经济实现新一轮跨越式发展有所助益，同时也为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和工作提供富有现实意义的思考和可资借鉴的系统化、规范化的民企减负操作方案。
二、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监测样本的杭州企业负担调查与分析
1.监测点企业的样本选择及其说明
为客观全面地收集分析杭州市民企负担状况，本研究依托杭州市经信委、杭州市减负办从全市选取117家企业（包括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以便进行以民企为核心的对比性研究）作为监测点，开展企业负担数据的报送、统计和综合分析工作。监测内容和指标主要是：（1）企业年度主要经济指标；（2）企业缴纳税收、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社会责任支出、生产经营服务性收费、财务费用、用工费用等7个负担状况指标；（3）政府及相关部门增加企业负担的情况；（4）各级政府出台的惠企减负政策执行情况；（5）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对减轻企业负担工作的意见建议等。
从产权性质看，117家监测点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包括民营企业88家、国有企业4家、外资企业3家、集体企业1家、股份制企业12家、其他企业9家（见表1）：
从区域分布看，117家监测点企业覆盖了杭州市各区县（市），其中，上城区5家、下城区6家、江干区10家、拱墅区5家、西湖区7家、高新（滨江）区9家、萧山区15家、余杭区22家、富阳市8家、桐庐县8家、淳安县3家、建德市6家、临安市8家、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3家、钱江经济开发区企业2家。从企业类型看，117家监测点企业以工业和信息服务业为主，包括工业企业66家，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25家，商业企业2家、交通运输业2家，其他企业22家。从企业规模看，117家监测点企业以民营中小微企业为主，包括大型企业13家、中型企业66家、小型企业18家、微型企业20家。
2.企业负担指标统计与分析
从117家监测点企业报送的数据看，2013年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期间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78.97%、11.65%，其中，期间费用中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分别占4.71%、5.55%和1.39%。117家监测点企业2013年共实现利润总额51.94亿元，企业利润率为8.70%，高于全杭州市规上工业企业同期利润率1.9个百分点。为更好地对117家监测点企业的负担状况开展定量分析和评价，我们在宽泛的企业负担概念下，选取了企业感到经济压力比较大的、反映比较集中的税收、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经营服务性收费、社会责任支出（集资、摊派、捐赠、参加协会等社会团体支出等）、财务费用（主要指融资、财务管理成本、利息支出）、用工费用（包括职工工资、福利、“五险一金”等）七个指标，通过计算上述七项支出（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探索开展以民企为研究中心的企业负担率的分析比较工作。
从117家监测点企业报送的数据看，2013年企业总体负担率为23.68%，其中用工费用负担率为16.19%、税收负担率为5.35%、财务费用负担率为1.7%、经营服务性收费负担率为0.3%、政府性基金负担率为0.14%、行政事业性收费负担率为0.03%、社会责任支出负担率为0.09%（注：负担率=负担支出/主营业务收入）。可见，对杭州市企业而言，目前负担较重的为税收和用工费用，占总体负担率的90.96%。企业负担率是利润率（8.7%）的2.72倍，其中用工费用负担率一项就超过企业利润率7.49个百分点。
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对117家监测点企业负担状况的分类统计发现，不同产权性质、不同规模体量的企业负担率状况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具体分述如下：
其一，民营企业总体负担率最高。从企业产权性质看，民营企业总体负担率最高，为25.67%，超过所有样本企业的平均值，高于其他性质企业总体负担率4%～10%。其他产权性质企业负担率依次为：外资企业为21.29%，国有企业为20.17%，股份制企业为18.66%，其他企业为18.71%，集体企业为14.43%。据此可见，杭州市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总体负担率差距较大，其中民营企业负担率显著高于其他产权性质的企业，民企尤其是小微民企的盈利空间受到较大程度的压缩，市场活力难以充分焕发（见下页表2）：
其二，不同性质企业负担变化状况值得关注。与2012年相比，2013年杭州民营企业负担率增加了6.25%，增幅为32.4%；外资企业负担率增加了4.35%，增幅为25.68%；国有企业负担率增加了3.12%，增幅为18.3%；股份制企业负担率增加了6.01%，增幅为47.5%；其他性质企业负担率增加了3.25%，增幅为21.02%；集体企业负担率减少了0.66%，减少幅度为4.37%。上述数据表明，除集体企业外，2013年杭州不同性质企业总体负担率都有较大程度的上升，其中，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负担增幅位居前二甲（见下页表3）：
其三，企业规模越小总体负担越大，民营小微企业负担水平沉重。根据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可知，企业规模体量与负担状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性，即企业规模越小，总体负担越大。其中，微型企业负担率为36.9%，小型企业负担率为32.29%，中型企业负担率为19.62%，大型企业负担率为14.21%。可见，以民营企业为绝对主体的小微企业的负担水平沉重。从监测结果看，小微民企与大中型企业的负担差距主要体现在用工上，其中微型企业用工负担率为28.79%，小型企业用工负担率为23.7%，中型企业用工负担率为11.7%，大型企业用工负担率为7.76%，不同规模企业用工平均负担率为16.1%（见表4）：
三、杭州民企减负的基本导向和对策建议
为了有效激发杭州民企的市场活力，加速推进民营经济强市的建设征程，杭州应深入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中央、省、市关于减轻企业负担工作部署的要求，以狠抓政策落实、深化专项治理、加强监督检查、提高服务水平为重点，以“力推民企减负与稳增长、优结构、转职能、扶小微、建机制的实质性融合”为基本导向，明确杭州民企减负的五条必由之路：民企减负理念战略化、政府简政放权持续化、中介机构服务规范化、减负调查评估常态化、企业权益保护法制化。具体来说，杭州应基于本市民企负担的实证性研究，从如下方面有针对性地做好减轻民企负担工作：
一是抓好民企减负“阳光行动”。即深入开展以“惠企减负政策阳光透明、涉企收费阳光公开、涉企不合理负担阳光监督”为重点的杭州民企减负“阳光行动”，通过抓部署分解任务、抓协调落实责任、抓宣传扩大影响、抓落实推进工作。
二是加大民企清费减负工作力度。即围绕杭州市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深化涉民企收费清理工作，进一步清理收费项目或下调收费标准，继续治理和规范检验检测检疫行为、执收执罚行为、垄断经营和服务收费行为、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涉企收费行为、道路收费站点和涉车收费行为，着力抓好杭州市政府性基金、消防、环保系统涉民企收费问题专项治理，着力整治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涉民企“三乱”问题，务求在治理民企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上有新突破。
2012年的减税政策已于近日公布，财政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戴柏华表示，今年将延续2011年税改方向，将从5个方面进一步实施减税：减轻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加大税收政策支持力度，落实新的个人所得税法，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和调整税率结构；稳步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扩大物流企业营业税差额征税试点范围；实施较低进口暂定税率等。
“看起来，今年‘减’的意图和方向已经相当明确。我觉得那些正在试点的可以加快推广速度，而且有些税种的税率还可以再调低。”许善达说。3月“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透露，在2012年预算报告里面做了3500亿的减税规模，规模远比去年大得多。结构性减税已经成为“十二五”期间财税工作的重中之重。
结构性减税的提法在中国已经存在将近10年的时间，近年来也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措施，如企业所得税两税并轨、增值税转型、停征利息税、降低股市交易印花税、提高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收入“起征点”及改进税率设计，提高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等等。从财政部提供的今年前两个月的数据看，个税减负的效应显现最为明显。财政部公告称，前两个月我国个人所得税总计1409.79亿元，同比减少57亿元，下降3.9%，主要受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减收影响。
但问题是，大多数人仍然觉得税负过重，减负空间很大。以个人所得税为例，虽然相对于其他税种来说，个税减负效果显现，但就整个2011年来看，个人所得税实现收入6054.09亿元，同比增长25.2%，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6.7%，仍高于2010年的6.6%。如此来看，个税总的趋势仍属于上涨范围。
与此同时，2011年企业所得税实现收入16760.35亿元，同比增长30.5%，比上年增速加快19.2个百分点，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8.7%。此前许多经济学家分析表示，中国目前企业的税负较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和活力。
3月6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今年将进一步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
“税收其实就是一个杠杆。我们谈结构调整，就是通过税来调整，比如新能源、环保，我们就可以降低税率，然后扶持它的发展。再有，就业的扶持，比如一些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我们通过降低它的税率，他们解决就业可能就相对来说容易一些。整个来讲，我们要刺激消费，怎么刺激消费，让大家有钱，让务工者有钱？那么让企业把税先给降下来，务工者有了钱以后，买东西也相对便宜以后，这样消费就上来了。”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说。
目前正在上海试行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被认为是中国结构性减税迈出的重要一步。
增值税是中国的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是对销售货物等单位和个人就其实现的增值额征收的税种。2009年，中国对增值税进行改革，允许企业缴纳增值税时抵扣其购进项目所含增值税，相关企业税负有效降低。
营业税是对企业营业额的全额征税，不存在抵扣，不可避免会产生重复征税的问题。
许善达解释说，营业税是比较便于征收的税种，只要有流转环节就要征税，流转环节越多，重复征税现象越严重。增值税替代营业税，允许抵扣，将消除重复征税的弊端，也有利于减轻企业税负。全国工商联常委、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均 金对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解说更为形象，“比如一个企业，生产出一台设备，政府征收营业税，然后另一家企业购买并使用这台设备，另一家企业又要交一遍营业税。这就造成了一台设备的重复征税，现在营业税改增值税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企业购买并使用这台设备的时候，可以把这台设备的增值税抵扣出去，不交税，这样相对来说，购买设备的企业的税收整体是下降的。”
许善达说，从国际经验来看，绝大多数征收增值税的国家都是对货物和劳务共同征收增值税，可以说，以增值税取代营业税是中国税制改革的一个方向，有利于税制完善。
据许善达介绍，上海服务业比较发达，而且是全国交通运输的枢纽和中心，因此在上海试点增值税“扩围”具有典型性，有利于总结经验并向全国推行。为了避免重复征税，完善整个增值税抵扣链条，选择了交通运输业作为试点行业。
但是，王均金也注意到“营改增”中的问题，“上海原来交通运输业营业税为3%，服务业收取5%，但‘营改增’后，交通业变为11%，服务业变为6%，这样一来交通运输业、服务业的税收并未减少而是增长了，企业负担实际上是增加了。”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在现行增值税17%标准税率和13%的低税率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
《中国企业家》最近针对税制改革进行调查显示，高达63%的被调查企业认为自身的税负较重，九成被调查企业认为结构性减税不到位。专家们分析这其中的症结就在于，以往实行的结构性减税措施，要么减的是一些不太重要的税种，要么减税的力度还是偏弱，要么在减税的同时又增加了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