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做到增效减负，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提升课程教学的质量。但是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没有达到增效减负的目的。主要从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增效减负的意义以及具体对策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为小学语文课堂增效减负提供合理的参考意见。
关键词：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增效减负；课堂结构
一、小学语文增效减负的意义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实现增效减负有利于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让学生的身心得到放松，在民主、轻松的环境中提升语文学习的效果。其次，实施增效减负有利于将学生从题海战术中拉出来，让学生保留更多的精力培养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充分地发挥学生学习的潜能，以学生为主体，提升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再次，增效减负有助于学生将课堂所学知识融入生活中，拉近语文与实际生活的联系。最后，增效减负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二、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增效减负的对策
1.优化课堂结构，给予学生更多讨论的时间
学生在小学阶段要掌握很多语文基础知识，但是学生缺少主动性，上课容易注意力不集中，所以，教师往往以课堂主导者自居，而不是指导学生学习，因此，教学效率较差。在语文教学中，教师检查学生的作业是否完成，并将其作为评价学生的标准，这样的评价方式会给学生带来很大的压力，学生花更多的时间去关注教师的任务，而忽视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效率便得不到提高。想要增效减负，教师就要优化课堂教学结构，合理安排教师讲课以及学生自主讨论的时间，让学生集中注意力听教师讲课，同时又能将自己不懂的地方记录下来，然后在课堂上讨论，教师和学生一起来解决问题。通过优化课堂结构的方式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例如：在讲解《爬天都峰》这篇文章时，教师可以首先让学生初读课文，想一想这篇文章主要讲了个什么故事，然后利用一边引导一边讲解的方式讲解课文。针对最后一句爸爸的“你们这一老一小真有意思，都会从别人身上汲取力量”，让学生前后桌讨论自己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并让学生举出自己或者他人从另一个人身上汲取力量的例子，最后让学生在班上发言。通过讨论的方法能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汲取力量的意思，明白本文的用意，最K提高语文课堂教学的效果。
2.教授学生好的学习方法，提升语文教学效果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教师教得很卖力，学生完成作业效果也很好，但是学生的成绩始终提不高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教师没有注重教导学生更好的学习方法，只是重复性地讲解基础知识。教师教给学生学习方法，学生在掌握了学习的基本方式下才能更好地学习知识。因此，教师在语文课堂教学中不能一味地加重学生的负担，而应该创设一个民主的学习环境，有意识地去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教授给学生更好的学习方法，让学生更加主动地去学习。
例如：在讲解《陶罐与铁罐》这篇文章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提一些自认为能难倒教师的问题。可以让学生将这些问题写在纸条上，然后对一些有价值的问题进行筛选，在全班进行讨论，引导学生自己逐步地解决问题。除此之外，针对一些记忆性的文章，教师要教导学生记忆的方法，组织十分钟默背比赛、背诵接龙以及一些抄写比赛等，让学生背诵一些名篇文章。
3.面向全体学生，针对个体差异开展教学活动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尊重每位学生。讲课是面向全体学生的，语文教学过程要有针对性，所以，教师要合理地安排教学活动。40分钟的课程，教师花25分钟针对中等层次的学生进行讲课，根据教学大纲让学生掌握语文基础知识，同时，教师要花大概5分钟的时间让学生进行自由讨论或者回答问题，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课程的重难点。剩下的时间，为拓展学生的视野，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教师要做一些拓展阅读，有针对性地扩展学生的知识，使得学生的语文水平能进一步提升。在教学中，教师要正确认识学生的差异性，发现每个同学的闪光点。同时还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个体优势，开展分组教学，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可以实行不同的教学要求，让学生有能力解决问题，最终培养学生语文学习的兴趣，让学生真正喜欢语文，达到减轻学生负担又增强学习效率的目的。
总而言之，减轻学生学习负担，提高教学效率是教学过程中需要实现的重要教学目的。因此，教师在进行语文教学时，要更新教学观念，将自己看作学生学习的指导者，优化课堂结构，给予学生更多讨论的时间。教授学生好的学习方法，培养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语文教学效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面向全体学生，针对学生个体差异性进行针对性教学。教师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研究教学的方法，采用恰当的方法提升学生语文教学的效果，减少学生的课业负担。
参考文献：
随着新课程改革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深入实践，小学语文教学中长期存在的学生课业负担重等问题得到了有效的缓解，但减负过程中却未能实现增效，究其实质，小学语文教学实施“减负增效”只是停留在表面，拘泥于形式化的内容。为了进一步增强小学语文教学“减负增效”的实施效果，本文从当今小学语文教学的基本现状出发，探究减负增效的具体实施策略。
【关键词】
新课程改革 小学语文 减负增 实施策略
教育现代化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学充满了更多的可能性，在面对纷繁信息的冲击下，小学生的思维会发生变化，脱离传统教育观念的认知范畴。当今小学生好奇心更重，求知欲更强，具有自主学习的潜力和条件，但在繁重的课业负担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受挫，学习兴趣也难以长久维持。实施“减负增效”，一方面可以调整小学语文教学体系，实现内部优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发挥学生在其他方面的创造性。
一、小学语文教学现状分析
1.课堂教学手段单一化
大部分语文教师的传统教学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在教学过程中懒于创新，总是使用“教师讲、学生听”的被动教学方式，和学生缺乏基本的互动。单一化的教学模式根本不适应多样化的教学内容，也无法适应变化着的形势。小学生大多好奇心强，求知欲旺盛，单一化的教学模式无法激发其浓厚的学习兴趣。
2.重理论教学，轻视实践能力培养
目前，小学语文教学仍然停留在过度理论化教学的怪圈之中，不利于从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语文教师将教材中的知识进行由浅入深地讲解，始终围绕某个理想化的主题设计课程，长此以往，学生的学习变得越来越乏味，逐渐失去主动学习探究的兴趣。教师还布置了大量的理论作业，学生深陷题海，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不断削弱。
3.应试教育加重学生的学习压力
在素质教育大力推进的背景下，应试教育仍然存在小学教学中，对处于基础学习阶段的小学生来说，这无疑将产生长远的不利影响。学校教师评价、学生测评、课程评比等都已考试成绩作为主要指标，为了提升学生的考试成绩，教师通常会布置大量的作业练习，无形中加重了学生学习负担。
二、实施“减负增效”的重要性
小学语文教学存在课业负担重、教学效率低等一系列问题，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大力提升小学语文教学的有效性，实施“减负增效”策略是必要之举、迫切之举。在实施“减负增效”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方式更加多元化，追求教学内容的创新，而不是一味地机械地增加练习量，通过与学生的良好互动，有效激发每一个学生的学习兴趣，挖掘其潜力。而学生在课业负担减轻的情况下，将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自主学习，并参与一系列学习探究活动。
三、小学语文教学“减负增效”的实施办法
1.联系学生实际，科学制定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课堂教学的立足点，也是检验教学质量高低的试金石。制定教学目标首先需要教学者深入研究教材，将教学内容划分层次，注重每块内容之间的因果联系，进而有效地组织课堂教学。其次，教师需要深入了解学生实际，清楚每名学生的优势和劣势，制定多样化的教学方案，在教学目标中融入考察学生的内容。
如，在学习人教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第二组中的课文《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时，教师应抛弃针对课文词句而布置的大量练习，应以文中包含的情感为主线，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互动，实现“减负增效”的目标。在备课过程中，教师应针对该课文制定如下教学目标：引导学生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好人好事，以实际生活中的生动案例为素材，培养当代“小雷锋”。
2.引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增强自主学习能力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通常会陷入一个误区，即不断提高自身教学水平，重视与学生的互动，将重难点知识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但学生的学习成绩仍然未能显著提高。研究发现，学生在教师高效的教学方法下增强了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和运用，但在解决相似问题时，学生又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究其实质，学生未能掌握解决问题的一般性方法，未能形成解决相关问题的完整思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小学语文教师在“减负增效”过程中应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增强自主学习能力。
如，在学习人教版小学语文二年级下册第七组中的寓言两则《揠苗助长》和《守株待兔》时，教师应先向学生推荐几则类似的寓言故事，引导学生掌握阅读和分析寓言的一般方法，然后再将学生的视野引向课文。在探究寓言故事背后的含义时，教师教会学生学习寓言的基本流程，学生按照此步骤循序渐进，从熟读课文、归纳概括文章大意，到分析课文，探究其中的哲理，再到最后进行自我吸收，并进行适量的练习，全面掌握两则寓言的基本内容。
【结 语】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要想取得“减负增效”的良好效果就必须杜绝形式化、表面化，将“减负增效”落实到小学语文教学的细节之处。具体来说，就是要减少无效作业量的基础上增加有效作业的设计，使学生从课后学习中真正获得提高。在新课程改革全面深化的背景下，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重要性日益显著，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在课堂教学中实现“减负增效”，也必将为整个语文学习过程提供借鉴和参考。以“减负增效”将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的无关内容或没有必然联系的教学内容进行剔除，重点围绕教学主题引进更多具有实际意义的教学资源，切实提高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1】王洛倩.创设良好的英语氛围，提高学习兴趣【J】.现代阅读（教育版），2011（02）
关键词：小学 语文课堂 减负增效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3-0189-01
想要让小学语文课堂实现减负增效，需要依赖于大量的教学实践，与此同时，要注意学生身心在小学阶段的发展特点，有针对性地布置课程。语文在小学阶段作为耗时最多的课程，同时也为增效减负的实施带来了条件，重视语文课堂减负教学，在讲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始终将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摆在首要位置。优化小学语文教学，根据学生情绪规律以及语文学习热情，适当调整教学策略和教学程序，增强知识灌输的有效性，让学生获得基本语文素养的同时，打造一个氛围轻松的人文课堂，增强学生的活力与生机，调整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结构，最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1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现状
长期以来，受升学压力的影响，学校教育工作都是围绕应试教育展开。升学率成为评价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的衡量标准。新课程实施以来，教学内容改变了很多，但考试的模式和升学的模式改变少之又少，评价一个学校还是看升学率。在学校里，教师苦教，学生苦学。学生的家长许多迷信名校，如果学校升学率低，学校声望不够，优秀学生择别校，那么减负便更加难以实施。课堂减负，并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需要依赖集体的能量，将孤立的学生个体凝聚到一起，这是教学基础要素之一。建立文化集体，以班级为单位，形成学习组织，适应不同的环境，让减负理念深入人心。班级同样需要主体，语文教学中我们将学生作为主体，在减负增效实践中也应当如此，贯彻班级成员对减负决策的理解与体会，培养他们自主思考的能力，学会分辨是非，从细节中发现智慧，获取知识，提升责任意识与主动意识，在思想层面上朝效率化学习靠拢，在日常班级活动中服从管理。
2 减负增效简述
学生或教师对于自身发展观以及价值观的定位，可以侧面体现出一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水平高的学校，减负增效工作绝不会逊色，而师生价值观念以及自身发展追求的强弱，是学校办学成果最好的证明。师生价值观念，来源于办学历史的沉淀，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形式也不会完全统一，随着我国教育体系趋于理性，现阶段语文教育方式更为科学，并强调减负与增效，师生价值观追求也从保守转为了开放，价值观成为了学校文化的核心与根源。价值观又分为个人价值观和学校价值观两种，它们不以强弱大小来区分，也无需强加分别，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学校价值观是由师生价值观所凝聚而成，学校价值观是这两者的统一。儿童在入学前已基本掌握了口头语言，入学后学语文，虽然口头语言尚待继续提高，但重点和难点，无疑是书面语言的读与写。加上汉字这种表意文字的特点，远比表音的拼音文字复杂。因此，我们的识字、写字教学任务特别繁重。我们说一个人语文功底不扎实，往往是由于文字功底不扎实所致。
3 小学语文课堂减负增效策略
3.1 构建有效的语文教学课堂
在新课改的背景下，减负增效课堂要求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自主学习，获得知识，得到锻炼。调动学生主动学习兴趣，鼓励学生在语文课堂上取得进步，意营和谐的学习氛围，强化班级建设，形成学习环境，保持学生学习状态，养成乐于探索，并不断发现自己的民主课堂。具体操作方法如下，教师用积极的态度肯定每位学生的努力，激励他们奋发向上，调动学习热情与积极性。在语文课堂上，如果学生问题回答不正确，教师不应该批评和指责学生，因为语文是一门相对开放的学科，对于意识层面的理解要求很高，也许是知识点没有掌握好，或者学生在理解上存在偏差，这就需要教师重新梳理知识点，照顾那些理解力差、成绩不好的学生，在课程讲解时将这种差异考虑进去，同时调动起后进生的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给予正面反馈。在课下，教师应当和每一位学生分别进行有效的交流，用一些鼓励、赞扬的话语，强化学生的学习动机。与此同时，教师面对不同的学生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决不能放弃任何一位学生，作为教师，要对自己的工作保持奉献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为人师表，为学生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3.2增效要注重思考能力的培养
评价增效是否明显，要看学生们能否有效的独立思考。教师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辅佐者，当语文学习遇到问题时，教师必须善于启发学生，引导他们去寻求答案，自己得出结论。这样一来，学生们解题的积极性也会提高，培养出学生们独立探索的精神。此外，课堂提问要抓住学生们的兴趣点，化被动为主动，精巧地设置问题，并且附带一定情景，让学生不由自主的思考，而不是忙于准备标准答案，在探索中使问题得到解决，由教师驱散学生心中的疑问，真正投入到语文学习情景中来。
4 语文课堂增效减负需要注意的问题
现阶段提倡的减负，已经不是减去学生课外作业这样简单的事情，而是将不必要的作业转换成新的学习任务，规避语文课堂中的形式主义，不让学生们去承担多余或重复的语文学习内容。所以说，当前小学语文减负，要着眼于去除那些无用和多余的知识，全篇课文背诵所起到的意义远远不如真正理解课文的内涵，将无关主题的议论变成思考，将表面化的语文情景表演转变成师生互动，回归到语文教学简朴本质，将主要精力放在生动有趣的教学语言实践中。
5 结语
我国小学语文课堂减负增效，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实施困难或结果不如人意，原因是来源于多方面的。减负增效教学，在西方发达国家有许多典型可以效仿，这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教学实践，但学生家长能否理解减负增效，教师与学生是不是真正拥有这样的学习思维，还需要时间来验证。
参考文献：
[1]梁生英.新课程背景下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探究[J].新课程（中），2011（02）.
[2]张军.浅谈如何在新课程下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J].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0（10）.
【关键词】行业税负；纯收入税负率；行业经济发展；对策
一、文献综述
税收负担是纳税人因履行纳税义务而承受的一种经济负担。从宏观层面上来讲，它是在一定时期内某地区的税收收入与其相应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税负历来都是税收制度的核心问题，它不但影响着微观经济主体的实际收入水平，还反映了政府对社会财力的集中程度，进而影响着政府的宏观调控的能力。因此对税负水平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明确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所起到的作用。
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篇中提出税收的四原则：平等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最少征收费用原则，认为一国国民都必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有收入的比例，缴纳国赋，维持政府。瓦格纳的税收原则提出了政府征税应该在保证收入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的发展，减轻税负水平，且税负的承担应该是公平的。埃奇沃思模型认为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的税制结构，应使每个人收入的边际效用相同。应当对富人课以重税，因为富人损失的边际效用比穷人的小。
近十年来，我国税收收入呈现了超常增长的态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学界也就是否应该减税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安体富代表的学院派在《当前中国税收政策研究》、《税收负担与深化税制改革》、《税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和《对税收若干重要问题的思考》等文中指出：这几年税收的快速增长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价格，经济结构变动，经济效益变动，政策因素，制度性因素，管理和虚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税费总负担较重，一些主体税种设置不规范，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可以进行适度的减税。不少学者与其意见相左。王文汇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税负水平的制度分析与优化设计》一文中指出中国目前的税负水平是适当的，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没有高速增长的税收收入，国家就不能保证足够的财政规模和宏观调控能力，也就无法保证庞大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以及消除地区贫富差距、对低收入人群进行转移支付等等，抑制“税负偏高论”对组织税收收入的不利影响。贾康在其《深化我国税制改革，应选择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一文中指出：我国尚不存在大规模减税的空间，主要原因是本来的财政收支情况已经不乐观，减税将会使财政赤字的规模进一步加大。因此应该对我国的税制进行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虽然各位学者在研究中所选取的指标、模型、变量以及侧重点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总的来说，对于我国宏观税负的现状，大部分学者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即倾向于基于税制优化的结构性减税，而非全面的减税。在宏观上，税收负担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持久的影响，在微观上，税收负担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和税后利润，结合我国的国情来看，不同行业的情况不同，国家政策倾斜不一，税收负担也各不相同，由此，各行业的税收负担与行业的经济发展状况也会有所不同。通过研究行业税负与行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更好的结合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大方向，以税收倾斜对行业经济增加助力，推动政策的实施和产业转型，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不同行业的经济发展。
二、纯收入税负率
在税收负担的计算指标中，宏观税收负担指标能比较真实地反映一个国家的总体税收负担的轻重程度，而微观税收负担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纳税人的实际负担状况。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间接税存在转嫁性，一般微观税负指标是以纳税人为依据，采取实际缴纳的税收总额进行税负衡量，纳税人实际负担了多少间接税很难量化，衡量存在困难；二是即便对于直接税而言，由于纳税人的利润或收入与纳税依据存在差异，也对税收负担产生影响；三是由于非货币收入的存在和其在纳税人间的差异性，也可能使微观税负指标失真。
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司实际税率ETR（Effective tax-rate）是常用的税负衡量指标，它用所得税费用除税前会计利润得到，在税收政策和税法制定上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所得税负担高低，税收优惠，税率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和税后利润。Siegfried（1974）最早进行行业平均ETR的研究，Mcgee（1982）的研究指出，最低ETR的企业有很高的负债，且多集中于资本密集度高和涉及自然资源的行业。国际上常用的税负指标ETR符合发达国家以直接税为主要税收来源的现实，但是结合我国国情，作为一个以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是不适用ETR指标的，更为科学的应该是“纯收入税负率”指标。在我国，所谓的“纯收入”是指税法计算出的税后利润加上所得税、营业税金及附加以及期间费用中涉及的房产税、车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政府行政收费等，即企业税后利润和政府所得之和。以政府所得除纯收入得到的就是纯收入税负率。计算公式如下：企业纯收入税负率=企业实际缴纳的各种税收总额/（企业实际缴纳的各种税收总额+企业利润总额）×100％。
对于有盈利的企业而言，其缴纳的税收都可以看做利润的一部分，而不是只有所得税是来自利润的。而对于亏损的企业，如果其总税收额大于亏损额，也就是利润总额为负，但其绝对值小于企业实际缴纳的各种税种总额，可以看做是部分税收挤占了利润，也就是利润的全部承担了税收，还有一部分税收转化成了企业的成本，此时企业的纯收入税负率超过了100％。而如果总税收额小于亏损额，也就是利润总额为负，其绝对值大于企业实际缴纳的各种税种总额，说明全部税收转化成了企业的成本，此时可以认为企业的纯收入税负率是无穷大的，但是由于不存在纯收入，也就没有研究此类企业纯收入税负率的意义了。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纯收入税负率也不是企业的实际税负，因为企业缴纳的各种税收中包含了可以转嫁的间接税，不过纯收入税负率应该是目前最接近实际税负的一种指标了。这个指标更为科学也更符合我国的实际国情。用这一指标研究我国不同行业税收负担与其经济发展的关系，对于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资源配置有着借鉴作用。
三、不同行业的税负现状与问题
在分析我国行业的税负状况之前，需要先了解三大产业的税负水平。产业结构是影响产业税负的重要原因。结合《中国税务年鉴》，近些年我国三大产业的税收弹性系数、产业税负和税收协调系数，我们得到结论。从GDP结构看，税收主要来源于国民经济中的二、三产业，主体税种的税基与GDP中的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相对应，二、三产业的增速、比重对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影响较大。从税负态势上，1998年以来三次产业的税负均呈上升势头，产业税负的持续上升，无疑对行业、企业发展以及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从增量贡献率来看，第二产业高出第三产业，但在增长速度上，第二产业趋缓，第三产业加快，体现出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1998年以来，第一产业税负较轻，协调系数也很低，体现了国家对第一产业的轻税政策，第二产业税收弹性系数的平均值为1.77，即税收增长是经济增长的1.77倍，说明第二产业的税收贡献持续高于经济贡献，且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较稳定，第三产业税负偏高，税收增势迅猛。因而行业税负研究的重点应放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行业里，使之更具有实际意义。
一般而言，宏观税负提高了，企业的微观税负也会提高。《中国税务报》曾报道，2004年全部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11.5％，而工业企业的增值税增长21.3％、所得税约增长35％，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长14.2％，重工业增长18.2％，轻工业增长14.7％。不仅大幅超出可比价增长率，也明显高于现价增长率。近些年多数行业的流转税税负呈上升趋势，其中明显偏高的行业有：食品制造业、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金融保险业等；偏低的行业有采掘业、建筑业、其他服务业等。从指标核算上看，纯收入税负率应以行业平均利润率和生产税作为基本参照，并结合行业结构调整方向、增加值的要素构成等进行综合分析。有的行业税负高且重是正常的，如卷烟和酿酒行业，因为这些行业的平均利润率高，而食品制造业、电力、煤气和水供应等行业的税负应适当减负，即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行业税负调整。
综上分析，税收与产业、行业经济的增长关系总体是协调的，虽然也有价格、征管等因素影响，但产业结构变动是决定性的，部分行业之间的税负不平衡也是客观的。因此税收政策要根据产业经济发展的规律，一方面对优势产业行业的企业实行扶持政策，推动相关产业行业产品优化升级；另一方面要配合宏观调控，整顿过热行业的税收秩序，使之朝着与产业结构协调的方向调整。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减税的空间并不大，必要性也并不十分迫切，但是于2008 年以来出现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导致的实体经济持续下行，确实将减税推到了万众瞩目的前台。即便如此，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为应对经济危机而适度减税是可以的，但不能过度减税，更不能演变为全面减税。中国目前税收负担的根本问题在于税负不公。突出表现在税制的结构性不公，区域税负不公，产业税负不公等方面，就行业税负问题，应在促进行业税负效率方面寻求对策，结合纯收入税负率进行有增有减的行业税收结构调整，从而促进行业经济发展。这对于丰富税收改革决策的依据，保障行业健康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会产生一些积极影响。实施行业结构性减税政策还要有相关的配套措施：第一，相关行业结构性减税应与另一些行业的结构性增税相结合；第二，结构性减税应与行业大幅度减费相配合；第三，结构性减税应与加大行业信贷供给相结合；第四，从构建和谐社会角度，行业结构性减税应与加大民生投入相结合。
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3
[2]岳树民等．优化税制结构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99～306
[3]郭健．我国地区税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6（4）
[4]伍红．优化我国宏观税负结构的思考[J]．企业经济．2007（12）
[5]孙玉栋．税收竞争、税收负担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及政策选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5）
[6]安体富．对税收若干重要问题的思考[J]．税务研究．2009（1）
[7]彭高旺等．我国税收负担：现状与优化[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2）
关键词：负所得税 劳动供给 效应 评论
劳动供给质疑论或增加论
笔者在《负所得税的劳动供给效应国外研究进展》（上）就负所得税的劳动供给效应（劳动供给消减论）进行了论证分析，与此同时，有一些学者对劳动供给削减论提出了怀疑，认为负所得税不但不会削减劳动供给，可能还会增加劳动供给。
（一）Killingsworth对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一般认为，根据个人的劳动供给模型显示，负所得税总是缩减了劳动供给量，并降低了劳动者的收入。Mark R. Killingsworth（1976）研究了三个家庭劳动供给模型后却发现，在三个模型中，负所得税提高了某位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整个家庭的劳动供给也可能增加了。在其中的一个模型中，负所得税甚至提高了整个家庭的劳动收入。他认为原因之一是模型中没有考虑到在家庭中配偶双方收入和闲暇具有交叉替代效应（这些效应包括：夫妻双方各自的收入效应；夫妻双方各自的替代效应；夫妻双方交叉的替代效应。我们不妨把夫妻双方各自的替代效应称之为直接的替代效应，而把夫妻双方交叉的替代效应称之为间接的替代效应）。如果以家庭的总效用最大化为条件，负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并不一定像以前所认为的总是具有抑制作用，有时甚至可能是正效应。模型和实证估计（显示负所得税对一些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和家庭收入有正的影响）都表明负所得税对于抑制就业的影响和实施成本都比原来预想的要少。
1.有关劳动供给效应的各种解释。关于个人劳动供给行为的新古典静态模型明确预测，对个人来说，如果闲暇是正常物品，负所得税的引入将会总是削减个人的劳动供给（Killingsworth的意思是那些研究假设人们只关注当前一期，从而忽略诸如工作搜寻、人力资本投资、储蓄、借款等行为，而这些行为是着眼于未来的）。动态的或者多期模型认为，负所得税可能提高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用“单个的个人”（“single individuals”），Killingsworth的意思是指人们没有将他们的收入与别人的收入混合在一起用于消费；用“家庭成员”（“family members”），作者本人的意思是指人们将他们的收入与别人的收入混合在一起。
经验估计劳动供给有时是增加的。然而，一些实证估计显示，至少就某些人口统计意义上的群体而言，负所得税可能提高了某些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对此，一位研究者评论道，“……我们没有行得通的解释……在面对事实之后”（Albert Rees，1974）。例如，至少某个有关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研究表明负所得税试验提高了黑人丈夫和妻子的劳动供给。在一定意义上Glen G. Cain等做出结论负所得税提高了黑人妻子的劳动供给；Rees和 Watts等报告了他们的估计结果，大意是负所得税也提高了黑人丈夫的劳动供给。然而，这些估计很难认为是结论性的断语，因为上述估计没有一个是统计显著的。而且，其他的关于新泽西—宾夕法尼亚试验的负所得税效应估计结果有十分不同的含义。例如：在一定意义上Rees报告了一套估计结果，显示负所得税削减了黑人妻子的劳动供给（虽然不是统计显著的），但是其他地方他报告了另一估计结果，显示黑人妻子的劳动供给提高了，且是统计显著的。而且，在另外两套估计中，一套显示黑人丈夫和黑人妻子的劳动供给提高1%，且统计显著，而另一套显示黑人丈夫和黑人妻子的劳动供给下降3%，且统计显著。同样，Jane Leuthold关于负所得税效应的模拟表明，平均而言，负所得税总是提高家庭户主的工作时间，同时，平均而言，也提高了配偶的工作时间（最贫穷的低收入家庭除外，因为配偶的工作努力急遽下降）。不过，与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研究者不同，Leuthold 显然意识到负所得税未必削减所有成员的劳动供给。不用说，Killingsworth的不是唯一可能的解释。
2.四个研究命题。Killingsworth提出了有关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的如下命题：
命题1：负所得税对单个家庭成员劳动供给的效应理论上是不明确的。负所得税的引入可能提高或者削减任何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
命题2：负所得税对整个家庭的劳动供给的总效应（所有成员劳动供给的总和）理论上也是不明确的。
命题3：负所得税的引入将会削减家庭工资和薪金所得（意即：提高家庭用于闲暇的“开支”）。
命题4：负所得税的引入将通过以下渠道削减整个家庭的劳动供给：削减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低工资成员的劳动供给削减幅度大于高工资成员的劳动供给增加幅度。负所得税也会通过以下渠道提高整个家庭的劳动供给：低工资成员的劳动供给提高幅度大于高工资成员的劳动供给削减幅度。然而，负所得税永远不会：高工资成员的劳动供给提高幅度大于低工资成员的劳动供给削减幅度；提高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
3.Killingsworth的三个新古典静态模型。许多学者主张负所得税一定是削减劳动供给的。与此相反的是，至少在一个静态的世界，负所得税对一个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的效应理论上是不明确的；特别是负所得税甚至还提高了一个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
为了以一种略有不同的方式得到同样的理论，不妨只假定家庭（household）的内点解存在，就任一家庭成员（例如妻子）而言，负所得税关于闲暇时间的总效应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负所得税的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毕竟，负所得税的引入提高了可支配收入，只要家庭把妻子的闲暇时间看作正常物品，这种效应就是正的。第二部分是负所得税的直接或自身替代效应（direct or own-substitution effect）。既然负所得税以正的边际税率向家庭（family）劳动所得课税，负所得税削减妻子的税后工资，从而当她购买另一闲暇时间时，削减了家庭支付价格。只要存在凹（concave）的家庭效用函数，负所得税对妻子闲暇时间的这种效应也是正的（如果只有一个人，分析到此结束了。在一个人的“家庭”（“family”）交叉替代效应并不存在，所以，如果“妻子” 没有丈夫，收入效应和自身替代效应的和就是负所得税的总效应。易言之，在这里考虑的静态世界里，负所得税将总是提高个人的闲暇时间（同时总是削减劳动供给））。然而，第三部分是负所得税的间接或交叉替代效应（indirect or cross-substitution effect）。负所得税对妻子的闲暇时间还有最后一种效应。这种交叉替代效应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负所得税以正的边际税率向任何一个劳动所得课税，负所得税不但使得妻子的闲暇时间变得更加便宜，而且丈夫的闲暇时间也变得更加便宜。故不能先验的认为，负所得税对妻子的闲暇时间的这个效应是正，抑或是负。
当然，模型没有提示妻子的劳动（Lw）和丈夫的劳动（Lh）是替代品还是互补品。假设后者成立可能是有道理的。粗略的讲，这等于假设，至少在边际上，丈夫和妻子愿意在一起度过他们的闲暇时间的。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效应都是正的，负所得税对妻子劳动（Lw）的总效应显然是正的。同样的情况对丈夫的时间的配置仍是适用的。在这种情况下，负所得税将会削减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增加闲暇时间）。
然而，如果妻子的劳动（Lw）和丈夫的劳动（Lh）是强替代品—如果交叉替代效应是负的，且绝对值很大—那么，关于妻子的闲暇时间的交叉替代效应的绝对值比自身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都大，后面的两者是正的。粗略的讲，人们或许要说如果丈夫将时间用于闲暇或非市场工作，而妻子将时间用于工作，这种情形才会发生；反之亦然。至少在边际上是如此。
在这个问题上得到的经验证据是冲突的。例如，Ashenfelter和Heckman从总的劳动力参与率研究中得出交叉替代效应为零的结论。Kniesner利用国家纵向调查（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微观数据，研究发现，对于年龄在45-59岁之间的丈夫和妻子而言，妻子的劳动时间（Lw）和丈夫的劳动时间（Lh）是互补的。基于调查研究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关于丈夫和妻子的微观数据，Bloch的研究结果通常显示丈夫的交叉替代效应为零，而妻子的劳动时间（Lw）和丈夫的劳动时间（Lh）是替代品。
Killingsworth证明，这里考虑的静态模型没有哪一个模型将推出负所得税总是削减任何家庭成员或者整个家庭（family）的劳动供给。第一个模型（FU，FU或“家庭效用—家庭预算约束”模型：U=U（C， Lh， Lw））和第二个模型（IU，IU或“家庭效用—家庭预算约束”模型：U=U（C， Lh， Lw））确实明确预测负所得税将总是削减家庭工资和薪金所得，并且只要他们的闲暇时间是正常物品，负所得税就不能提高两类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但是在第三个模型（IIU，UW=UW（C， Lw， Lh） Uh=Uh（C， Lh， Lw））中，或许负所得税不但提高家庭工资和薪金所得，并且提高两类家庭成员的劳动供给。
上文中，C是指集体消费；L是指丈夫或妻子的劳动时间；w和h分别是指妻子和丈夫。
作者还认为，在角点解上，劳动供给下降，但在内点解上劳动供给一般会上升。
4.两点研究结论。从这些理论研究的成果可以得出两个简单但是很重要的结论。第一，某些经验估计显示，在某些情形下负所得税可能实际上提高了劳动供给。现在看来，这并不感到困惑。第二，如果估计出负所得税可能提高劳动供给的效应不是简单偏离的结果，那么，政策制定者在负所得税效应的问题上或许可以松一口气。因为负所得税的成本或许没有以前想象的那么大。
（二）Moffitt对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Robert A. Moffitt（1979）着重探讨了在市场上劳动过剩的情况下负所得税的替代效应（replacement effect）。他指出，关于劳动供给的基本古典模型明确预测负所得税将会削减个人合意的劳动供给，因而将引起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至少相对于完全没有福利计划的情况）。负所得税最低保障收入—在个人不工作的时候所支付的部分—假定削减劳动供给，因为闲暇是正常品（收入效应）。此外，负所得税税率—对于额外挣得的每一美元收益被削减的数量—假定削减工作努力的相对报酬（替代效应）。因而，劳动供给的总效应有望为负。
理论上认识到负所得税削减劳动供给，提高工资率，降低失业，但在实证研究上被忽略了。John H.Bishop是一个例外，但他研究的是充分就业的情况。Moffitt认为劳动过剩的非充分就业这一假设可能更有解释力。因为在低失业率的前提下，替代效应很小（此处的替代效应（replacement effect）与本书一般所指的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的含义不同：前者是指在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替代，具体的说，在业者劳动时间的缩减可以由失业者的就业来弥补；而后者是指工作时间与闲暇之间的替代）；而在高失业率的前提下，替代效应很大。最终替代效应的大小依赖于工资率提高所引起的次要效应（secondary effects）的大小。而次要效应的大小是由劳动需求弹性、劳动供给弹性和市场调整比率决定的。次要效应引起就业削减，提高失业率。
加里试验的研究结果显示，丈夫的劳动供给削减6%，妻子的劳动供给削减17%。这些结果与其他三个试验得到的研究结果是十分近似的。在西雅图—丹佛试验中丈夫的劳动时间平均缩短7.3%，而在新泽西试验中白人丈夫劳动时间缩短5.6%。然而，在农村试验中，依靠工资生活的男性劳动时间削减仅为3%，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城市和农村劳动市场的差异所致。其它的试验中妻子的劳动供给削减幅度比加里试验略大一些，这一数字分别是：22%（西雅图—丹佛试验）、26%（农村试验）和31%（新泽西试验）。
然而，对于以上研究结果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试验的期限是有限的，跟永久性的计划不同；试验中家庭的自然损耗（attrition）对试验结果可能有影响；试验对低收入者反应比中等收入者反应提供了更好的估计。
Moffitt通过在印第安纳州加里进行的负所得税试验的结果模拟负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得到了与在新泽西、西雅图、丹佛、北卡罗来纳州和爱荷华州进行的负所得税试验类似的结果。发现在高失业水平下，负所得税在短期内对就业水平几乎没有影响，但通货膨胀率会小幅度的提高（这一数字为0.6%）。在低失业水平下，替代效应减弱，通货膨胀和失业率都提高了。由于自然失业的存在，实际上负所得税对就业和生产的短期影响比试验估计显示的小。在非自愿失业下，对就业和产量的削弱有一部分则被劳动供给过剩抵消了。
最后，他附带声明研究的不足之处：负所得税可能对工作搜寻和自愿性失业产生影响；在一般均衡分析中，没有考虑负所得税对总需求的影响；没有考虑工作要求条件；因数据有限，没有单独计算低工资劳动市场的估计。
（三）Devaney 关于负所得税对妇女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现今的福利体系是由许多收入救助计划构成的，人们原初设想把负所得税看作是对各种各样的，并且往往多余的福利体系的替代，不过，现在似乎不再认真考虑这件事了。当各种社会试验显示这样的税制将会削减工作努力时，人们对负所得税提案的兴趣逐渐减弱。然而，根据可以利用的证据，Devaney（1983）就过分强调负所得税对工作的反激励，特别是将之运用到女性身上时提出了质疑。
Devaney提供的研究成果来自参加丹佛收入维持试验（DIME）的妇女市场行为和非市场行为的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工作和家庭工作时间对负所得税的不同变量的差异十分敏感。无论是最低保障收入，还是补贴削减比率的提高均导致劳动供给的下降，但这种市场工作的削减更多的为家务工作（household work）所抵消。例如，保障收入水平增加1000美元，则市场工作时间每年下降50小时，与此同时，家务劳动（household chores）时间大约增加63小时以及孩子教育时间增加15小时。这个结果对于三个不同的补贴削减比率都是适用的。
不难看出，Devaney侧重研究阻碍负所得税计划进行的因素，特别是关于妇女的非市场行为。他认为，当妇女做选择时，不仅仅在外出工作和闲暇之间做选择，而是在外出工作、家务和闲暇之间选择（一般的情况是只讨论工作时间和闲暇两部分。Robert A. Moffitt把时间分为闲暇、工作以及工作搜寻三部分，但是工作搜寻部分没有分析。Barbara Devaney 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把妇女的时间分为闲暇、工作以及家务劳动三部分，而且对家务劳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虽然缺乏非市场部门的数据，但是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家务生产的重要性。试验发现只有一半妇女在给定的某年中把全部的时间用于非市场活动。该事实表明，家务生产是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负所得税后总工作效用的下降是因为没有把非市场部门计算在内。在一定的保障水平下，补助的增加导致市场工作的下降。实际上，市场工作的下降几乎正好被家务生产活动的增加抵消掉了。简而言之，市场工作时间的减少由家务生产来补偿。尽管保障收入计划对市场工作的反激励是对负所得税经济和政治方面可行性评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市场工作努力的下降是怎样重新配置的。这里提供的结果意味着家务部门的产出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
（四）Maynard和Murnane关于负所得税对妇女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Rebecca A. Maynard和Richard J. Murnane（1979）指出，加里试验评估的一些研究结果显示，试验对总的家庭收入产生明显的效应，对母亲的就业带来影响最小。平均而言，总的家庭收入每年提高接近2000美元（大约50%）。对于妻子来说工作时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尽管单亲母亲每周工作时间大约下降了2个小时。女性绝对工作时间的很小变化是基于如下的事实：在参与到试验计划之前有工作的女性本来就相对较少。成年男子工作时间的削减也很小，大约是每周2.5小时。
负所得税对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样本家庭收入和劳动参与的效应大于爱华达州（Iowa）样本。平均而言，农村试验中北卡罗来纳州女性每周削减用于家庭以外的工作时间达4个小时左右，而爱华达州这一数字仅为大约1个小时。加里相应的数字为：单亲女性每周2个小时，而双亲家庭妻子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Christopher Green（1968） ，"Negative Taxes and Monetary Incentives to Work： The Static Theory"，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3
2.Albert Rees（1974）， "An Overview of the Labor-Supply Result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9
3.Charles Mallar. "School Enrollment and Labor-Force Participation of Young Adults." In Final Report of the Graduated Work Incentive Experiment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 Madison：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73. Ch. B-IV
4.James P. Smith（1975）， "On the Labor-Supply Effects of Age-Related Income Maintenance Programs"，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10
5.Glen G. Cain， Walter Nicholson， Charles D. Mallar， and Judith Wooldridge（1974）， "The Labor-Supply Response of Married Women， Husband Present"，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9
6.Harold W. Watts， Robert Avery， David Elesh， David Horner， M. J. Lefkowitz， John Mamer， Dale Poirier， Seymour Spilerman， and Sonia Wright （1974）， "The Labor-Supply Response of Husbands"，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9
7.Albert Rees. "An Overview of the Labor-Supply Results." In Final Report of the Graduated Work Incentive Experiment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 Madison：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73. Ch. A-I
8.Jane H. Leuthold（1968）， "An Empirical Study of Formula Income Transfers and the Work Decision of the Poor"，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3
9.Orley Ashenfelter，James J. Heckman （1974），"The Estimation of Income and Substitution Effects on a Model of Family Labor Supply"，Econometrica， 42
国内教育在以往的应试教育大环境的渲染下，教育界呈现你追我赶刷成绩的怪现象，“减负增效”成为了当前初中语文亟待实践和厉行的一项举措。本文从“减负增效”的提出背景出发，分析当前初中语文教学高压低效的畸形教育现状，着重探究初中语文课堂教学如何应用和实施“减负增效”的措施。
【关键词】
初中语文 减负增效 高效课堂 实践应用
中小学生每天繁重的学习任务、课后的家庭习作、额外的培训补习给学生造成了极大身心困扰，甚至产生厌学、弃学等对学习抵触的行为。中小学教学负担过重，学生苦不堪言的现状引发社会各界人士的担忧和深思。学生、父母、教师以及千千万万牵系学生学习状况的人们发出呼声，中小学教学应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面对这样一种现状，初中语文课程应切实从“减负增效”出发，减轻学生的学业任务和负担，提高初中语文课堂教学的效率。如何将“减负增效”实施到初中语文的课堂教学当中，成为了初中语文教育研究者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一、“减负增效”的提出背景
首先提出要将公民的素质培养作为教育目标的是邓小平同志，他在改革开放的路途中清晰地认识到素质教育才是真正教育和培养人的。2000年1月7日，教育部召开了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重要会议，首次将“减负”任务提上教育论题。2000年2月1日，同志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指出：“学生负担过重，结果造成了学生巨大的心理压力，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十几年来各地都出台了相应的减负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学生的书包也轻了不少。过重的学业负担严重损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也打不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减负增效”的提出是改善教育环境要求的实践号召。
二、初中学生语文课业负担现状
初中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现在全社会都在关注且未能彻底解决的一个问题。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家长对学生期望都放在应试升学就业上，除了学校的课业安排以外，还迫使学生参加各种培训班，剥夺了学生的休息和玩耍的时间，学生在高强度的学习和休息不足的情况下，心理和身体都严重受到了伤害。初中主课课程较之小学时期多了四门，课后在同一段时间要同时完成好几门课程的课业任务，而初中语文课业负担主要体现在：课时内容过多，与现下45分钟的课时时间相矛盾，尤其是古文与阅读等内容过难，费时且课堂效果不突出，课后低效作业练习较多，例如机械地重复抄写。学生课后作业量多，完成作业时间大大缩短休息和睡眠的时间。考试次数过于频繁，采取“题海战术”，一天一练习、一周一小考、一月一大考的循环考试，致使学生产生过重的心理负担和压力。书包越来越沉，视力越来越差，身心越来越不好，这种种现象都致使初中学生出现学习压力大，身心健康问题，学习效率底下等现状。
三、初中语文教学实施“减负增效”的对策探讨
“减负增效”成为现下中小学校力于实践的一个目标，同时也是对教师和学生的一项要求。那么何为“减负增效”呢？所谓的“减负增效”就是减轻学生过于繁重的课业负担，提升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效率。初中语文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实践“减负增效”，以期优化初中语文课堂，建构初中语文高效课堂？
“减负”是“增效”的基础。“减负”是为了减轻学生不必要的课业负担，而不是盲目的缩短上课时间或者减少课时内容。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的“减负”实践，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着手实施：首先是明文规定不允许学生家长给学生安排语文课外辅导班，这样不仅给学生造成学习压力，还会影响到学生第二天的学习精力;其次是初中语文教师根据其他学科作业布置情况，尽量协调好语文课程的作业安排，让学生不再受深夜还在赶作业的辛苦;然后是在必要的基础上，适当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一些不必要的反复抄写的作业量可以减少。
“增效”是“减负”的保障。“增效”有利于“减负”的落实。在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提高教学效率，打造高效课堂是语文教师减轻课业负担的目标和途径。第一，语文教师要重视课前的教学导入，创新导学方法，从进入当堂教学的第一眼就抓住学生的兴趣视线，学生能够自主进入课堂的学习当中，从而让学生以轻松愉悦的学习态度去投入，让他们觉得学习还是一种乐趣。第二，课堂教学时，语文教师要精讲精练，让学生易于接受和消化整堂课的内容，在有限的45分钟课时之内，不仅将整堂课的内容传授给学生，还能将语文学习方法和技能教给学生，并培养学生的知情意趣。第三，课后练习及作业要求紧跟课堂教学实际，根据学生学习的具体情况，应该适当合理安排，不能是要求题海战术，给学生造成学习压力和学习应对无力感。
【结 语】
“减负增效”虽然提出已久，但在初中语文教学实践当中，仍然见效不大，反而越发增加了学生的负担，然而作为现代教育健康发展的一项举措，需要初中语文教师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减负增效”的实施力度，切实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推动“减负增效”的工作，改善学生学习的大环境，高效提升学生的知识和能力。
【参考文献】
【1】郭英.语文课堂教学如何实现减负增效【J】.语文教学与研究，2015（17）
一、货币一体化条件下高福利支出政策对财政政策绩效产生影响的机制
1、税收竞争与高福利支出的共同存在导致大量资本流出。根据趋同标准的要求,欧元区各成员国对资本流动的限制基本取消。另外，在统一的货币政策下，资本在欧元区内部的转移不存在汇率风险。因此，资本的自由流动也得以实现。欧元区各成员国为了扩大税基，竞相提供有利的税收待遇以吸引跨国公司的资本流入，这就是税收竞争的本质。
税收竞争给福利国家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因为福利国家过高的福利支出需要高税收来支撑，而由于税收竞争的加剧，高税收又会导致资本大量流失。以德国为例，由于德国设计并实施了一系列有关公民生老病死的社会保障计划，其社会保障支出一直居高不下。德国1999年到2004年期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平均比重为22.16％，这直接导致其税负水平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德国2001年的宏观税负为41.2％，同期对外直接投资额为586.80亿美元，而吸收外部投资额仅为88.93亿美元，资本净流出高达497.87亿美元。
2、大量的资本外流对税收乘数作用和政府支出乘数作用的影响。货币一体化条件下高福利支出引起的资本大量外流直接影响到税收乘数作用，导致减税政策失效。传统的税收乘数理论成立的前提是减少的税收等于增加的可支配收入，由此而增加的消费是增加的可支配收入与边际消费倾向的乘积。所以政府税收变动通过乘数作用引起的国民收入变动为：
然而，在税收竞争与高福利支出并存的情况下，因为减少的税收中的一部分以资本的形式流动到国外，这个前提不再成立。在一国税率高于同一货币区内其他国家税率的情况下，税收减少越多，企业的可支配盈余越多，资本流出的规模将会越大。假设占减少税收部分的流出比例为g，则政府税收变动通过乘数作用引起的国民收入变动变为：
可见，由于资本的流出，税收乘数的绝对值将会减小，g值越接近1，税收乘数的越接近0，当g>1时，税收乘数将会由负数变为正数，即减税将导致国民收入减少。
同理，增加的政府支出的流出比例为g，则政府支出变动通过乘数作用引起的国民收入变动由：
由于资本的流出，政府支出乘数也将会减小，g值越大，政府支出乘数的越小，当g>1时，税收乘数将会由正数变为负数，即政府支出增加将导致国民收入减少。
3、高福利支出与赤字控制目标的悖立。财政赤字导致政府债务增加，如果政府债务利率超过经济增长率，将导致政府债务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过度增长，就会形成赤字和债务的不可持续性，从而需要矫正财政政策行为。同时，一个国家政府财政赤字增长的不可持续性还会给货币联盟中的其他国家带来负面的溢出效应。具体而言，一个国家的债务如果持续增长的话，必然会更加求助于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资本市场，一方面会使欧洲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量，引发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会使得联盟的利率增长，转而增加其他国家的政府债务负担。因此，从经济货币联盟整体利益出发，需要一个限制成员国赤字规模的控制机制来防止这种负面的溢出效应。
高福利支出往往会导致财政赤字。事实上从1995年起德国就出现了医疗保障赤字，赤字部分只能由其他税收收入弥补。德、法两个欧元区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最高的两个国家，自2002年起连续三年财政赤字超过3％的标准，已迫使欧盟首脑会议对《稳定增长公约》中关于财政赤字的限制进行了修改。德、法等国社会保障赤字的产生与所实行的社会保障税制度也有关系，因为这是一种现收现付制度，当年入不敷出时，就会产生社会保障赤字。
4、“福利刚性”使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难以推进。“福利刚性”专指人们对自己的福利待遇具有只能允许其上升不能允许其下降的心理预期。福利的这种“刚性”特征，使得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社会保障制度缺乏弹性，一般情况下规模只能扩大不能缩小，水平只能升高不能降低。在欧洲，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这种刚性更为明显。
欧元区内福利国家的政府都已经意识到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必要，并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是，由于福利刚性的存在，欧元区内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严重受阻。例如，法国政府2003年提出了退休制度改革方案，主要是延长公务员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年限。同年5月法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数十万人参加了反对法国政府改革退休制度的示威游行。
二、货币一体化条件下高福利支出政策导致国家财政政策失效的实证分析
根据上文的分析，在货币一体化条件下，过高的福利支出将会对财政政策的绩效产生较大的影响。事实上，1999年欧元启动之后，社会保障负担不同的成员国间的经济运行状况确实表现了出较大的差异。德、法、荷兰、比利时四国的社会保障负担相对较重，其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2.16％、20.68％、17.90％和17.48％，1999～2003年这四个国家的经济持续低迷，GDP平均增长率均在2％以下。同期，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仅为13.5％的西班牙却是欧洲经货联盟中的亮点，虽然也受到国际经济衰退的影响，但其经济依然保持了较高幅度的增长，1999年至2004年其GDP平均增长率为3.1％，远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同时其财政状况良好，失业率大幅下降。这种差异印证了本文第一部分中的论述，下面将通过最小二乘法对福利支出与财政政策绩效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1、欧元区五国财政政策绩效分析。欧洲货币联盟基于对长期目标考虑，在《马约》及《稳定增长公约》中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其政策构想的核心是不靠短期刺激、而是靠结构改革和巩固财政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增长环境。1999年到2000年，由于各国的经济增长形势较好，各国均未采取减税、增支的刺激措施，而是坚持减少支出的政策，财政赤字保持了低水平。但是，2001年以后，随着经济增长乏力的到来，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税收的积极财政政策，仍然没有逃出短期刺激的怪圈。但是这些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各个福利政策不同的国家内却取得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效果。
根据税收乘数理论和政府支出乘数理论，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之间应呈负的线性相关关系，政府支出的高低与国民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可以分别建立宏观税负对GDP增长率影响的回归方程和建立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对GDP增长率影响的回归方程：
GDP％=a＋b×TG％(1)
GDP％=a＋b×EG％（2）
其中GDP％、TG％、EG％分别代表GDP增长率、宏观税负和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依据模型（1）和模型（2），将1999年～2003年德、法、荷、比、西五国的宏观税负和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与GDP实际增长率数据进行拟合。拟合后的F检验和T检验的结果表明，比利时数据的拟合优度较差，F值过小，其余四个国家的数据拟合优度都较好。拟合所得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
这个拟合结果说明，比利时的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通过对相关系数R1、R2的观察可以看到，只有西班牙一国在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之间呈现出较强的负相关关系，政府支出与GDP增长率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西班牙的减税和增加支出的政策达到了预期中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而德国、法国、荷兰三国TG％与GDP％之间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EG％与GDP％之间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如果德、法、荷三国实行减税或者增加政府支出政策的话，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反而会令经济增长率下降。
2、高福利支出对财政政策绩效影响的实证。对宏观税负和政府支出占GDP比率分别与GDP增长率做回归分析所得的相关系数R1、R2，分别可以作为评价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有效性的指标。R1越接近－1说明减税政策对促进GDP增长越有效；R2越接近＋1说明扩大政府支出对促进GDP增长越有效。对前面所做回归分析的结果进行汇总我们发现，德国作为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率最高的国家，R1最接近＋1，R2最接近－1，说明德国的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的有效性最差；而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率最低的西班牙，R1最接近－1，R2最接近＋1，说明西班牙的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的有效性最好。因此，我们假设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率对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的有效性有重要影响，并呈线性相关关系。
注：A％：政府支出占GDP％与GDP增长率拟合的相关系数；R1：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拟合的相关系数；R2：1999年后社会保障占GDP的平均比率
我们建立如下两个回归方程：
R1=α1＋β1A％＋μ1
R2=α2＋β2A％＋μ2
其中R1、R2、A％与表1所注表示相同意义，μ1、μ2均代表误差。将表1中的数据分别代入上述模型，拟合出如下结果：
R1=－3.28＋0.2A％ R2=2.36－0.15A％
R2=0.702426R2=0.671611
F=7.081523F=7.081523
表明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率在一定范围内越低，则R1的值越小、R2的值越大，即税收政策和政府支出政策越有效。反之，保障支出占GDP的比率越高，则R1的值越大、R2的值越小，即税收政策的有效性越弱，如果A％的值过高，R1会出现正值、R2会出现负值，也就是会出现减税、增支造成GDP增速减缓的反常现象，如德国、法国、荷兰的情况。这两个模型的拟合结果都证实了过高的社会保障支出是导致政府财政政策失效的重要因素。
三、结论
通过以上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建议：
1、在货币一体化条件下，过高的福利支出会导致国家财政政策失效，最终导致国家在经济衰退周期中无法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福利政策将会难以为继，国家存在陷入财政危机的风险。
【关键词】 自由现金流； 公司负债； 股权集中度； 两职合一
一、引言
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了股东和管理层的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长期以来都在致力于减少成本的研究和探索。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股东和管理层的问题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让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路变得更加清晰。例如，廖理、张学勇（2008）实证研究了家族企业的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度与过度负债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分离度越高，过度负债越严重，并且他们认为过度负债是大股东掏空的手段之一，而分离度的提高则增强了大股东掏空的动机。肖作平（2010）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度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呈负相关关系，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关系是因为控股股东的掏空动机使得其在筹资中避免债务约束。此外，公司治理结构的低效也使公司的债务筹资成本增加，获得负债较为困难。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道德风险的动机与公司负债融资决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考察了自由现金流与公司融资决策的关系，并检验了内部人控制程度对两者关系的影响，从而在理论上为加强公司治理，更好地解决公司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问题提供了参考。
二、文献回顾
Jensen & Meckling（1976）从产权理论和理论角度对在股权分散条件下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所导致的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在股权分散的条件下，由于经理人只持有公司的一部分股票，所以他们只享有了付出自身努力而使企业价值增加的部分收益，同时也只承担了耗费公司资源获得利益而产生的部分成本，所以，经理人手中的股权比例越低，其付出自身努力增加企业财富的动机越弱，挪用公司资源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动机就会越强，成本就此产生。国外很多文献对在股权分散条件下降低股东与经理人之间成本的机制进行了研究，比如薪酬激励计划、鼓励并购的协议、使用负债融资提高破产的可能性、利用利息支付或股利支付来减少自由现金流量以及引入大股东克服小股东的“搭便车”问题等等（Grossman and Hart，1980）。
之后的研究发现，股权分散化的假设条件其实并不一定成立。在美国的上市公司中，也存在持股比例超过50%的大股东（Shleifer and Vishny，1988）。Shleifer & Vishny（1986）认为大股东有足够的动机来监督经理人员，从而克服搭便车现象，并且大股东可以通过足够的投票权对经理人员施压，以权斗争和接管的方式惩罚经理人员。但是，股权的集中又可能导致大股东以侵害中小投资者的方式获取自身利益，尤其当控制权超过现金流权时，这样的动机就会变得比较强烈（Shleifer and Vishny，1996）。
La Porta et al（2000）把管理者和控股股东称之为“内部人”，外部投资者（包括债权人和少数股东）面临着投资收益被内部人侵占的风险，而有效的公司治理则作为一种制约内部人和保护外部投资者的机制，使得外部投资者的利益不会受到内部人的侵占。
负债约束经理人员、降低股东与经理人员的成本的作用被称之为负债的公司治理效应。Grossman（1982）认为，负债融资增加了公司破产的可能性，为了避免公司破产，侵占股东利益的经理人员就必须作出符合股东利益的决策。Jensen（1986）认为，经理人可以将自由现金流进行无效率的投资，并从中获取私人利益，而负债迫使经理人将多余的现金流以利息形式支付，从而降低了自由现金流的成本，在这个方面，负债相比股利支付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在银行信贷作为负债融资主要形式、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国家，银行作为大投资机构，能够发挥对公司更加专业以及更加有效的监管作用（Shleifer and Vishny，1996）。
三、研究假设
Jensen（1988）认为，企业留存的大量的自由现金，增加了经理人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源，经理人有可能把这些现金投资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从而扩大企业的规模，构建“个人帝国”，获取私人收益。因此，自由现金流的增加可能增加经理人员与股东之间的成本。股东为了减少这样的成本，一般会要求以股利的形式把自由现金流返还股东手中，但股利的支付并无强制性，股利政策也可以变化，对经理人的约束效果并不理想。负债具有还本付息的强制性，负债融资可以使自由现金以利息和本金的形式流出，从而限制了经理人可以自由支配的公司资源，并且，负债的增加导致企业破产的风险加大，从而迫使经理人员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而不只是短期私人收益的提高。
如果负债作为一种对经理人员的约束机制减少了自由现金流，那么当经理人员的权力较大或者“内部人控制”程度较高时，自由现金流提高所带来的负债水平增加的效应将会被削弱。内部人控制程度可以从股权集中度和董事长、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这两个方面进行衡量。
在股权集中的条件下，控股股东实质上掌握了公司的剩余控制权，因而可以基于自身的利益对公司的财务决策施加影响。同时，控股股东为了保证自身对公司事务的表决权，就会避免股权融资所带来的稀释效应，由此倾向于采用负债来解决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Harris and Raviv，1988）。但是，负债融资也可能会减少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限制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掏空动机的控股股东便会有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动机，这也是对Jensen（1986）自由现金流假说的拓展（Du and Dai，2005）。由于股东的有限责任，终极控股股东可能会利用业绩不好的子公司的破产来保护并增加其他子公司的价值（Bianco and Nicodano，2006），并且，负债可能难以有效约束终极控股股东，在银行信贷监管效果较差的环境下，大量的负债不仅未能有效制约控股股东，反而增加了控股股东的控制资源，助长了掏空行为（Faccio et al，2001）。Shleifer and Vishny（1996）认为，当公司股权集中，大股东的存在能对经理人形成有效的制约与监督，而股权的分散会使经理人掌握公司的剩余控制权，内部人控制随之被增强。
Fama（1983）认为，在普通股剩余索取权类型（common stock residual claims）的企业中，如果把“批准与监督的决策”和“发起与执行的决策”相分离，就可以起到有效减少经理人道德风险的效果，而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和监督是一种很重要的机制。因此，当两职合一时，即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务由同一人担任时，经理人员间的制衡和监督就会被削弱，内部人控制就会被增强。
根据以上文献回顾和相关理论分析，提出如下理论假设：
假设1：随着自由现金流的增加，公司负债水平上升。
假设2a：股权集中度越小，自由现金流提高所带来的负债水平增加的效应将会被削弱。
假设2b：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会导致自由现金流提高所带来的负债水平增加的效应将会被削弱。
四、研究设计和实证检验
（一）样本选择
本文研究样本为我国沪深两市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时间区间为2007—2010年。按照惯例，剔除了相关变量不全的样本，剔除ST和PT样本，并对所有的连续变量在1%水平上做了Winsorize处理。本文涉及的主要数据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使用的统计软件是Excel2007和Stata11.0。
（二）模型设定
由于负债中存在大量的商业信用即在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应付款项，而这些不能反映管理层在投资项目中的融资决策，因此本文拟使用短期借款和长期负债之和在总资产中的比例对负债水平进行衡量，即以其作为被解释变量。
为验证假设1，构建模型1如下：
Ltdi，t= ？琢 +？茁1Freecashi，t +？茁2Assetmti，t + ？茁3Operroai，t + ？茁4Clri，t
+？茁5Growi，t+？茁6Ici，t+？茁7Taxshdi，t+？茁8Sizei，t+？茁9Qi，t+？茁10Riski，t+？孜i，t
为验证假设2a和假设2b，引入两个股权集中度、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与自由现金流的交互项，由此构建模型2如下：
Ltdi，t=？琢 + ？茁1Freecashi，t +？茁2Sh10i，t + ？茁3Duali，t + ？茁4Freecashi，t
×Sh10i，t+？茁5Freecashi，t×Duali，t+？茁6Freecashi，t×Sh10i，t×Duali，t
+ ？茁7Assetmti，t + ？茁8Operroai，t + ？茁9Clri，t + ？茁10Growi，t + ？茁11Ici，t
+？茁12Taxshdi，t+？茁13Sizei，t+？茁14Qi，t+？茁15Riski，t+？孜i，t
对于负债的影响因素，西方学者不仅从基于MM理论的节税收益和破产成本出发进行了研究，还从行业特征、公司规模、盈余波动性、经营杠杆等公司特征以及行业特征进行了分析，因此本文采用以下控制变量。
具体变量解释如下：Ltd：短期借款和长期负债之和在总资产中的比例；Freecash：自由现金流；Sh10：当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低于25%分位数时取1，否则取0；Dual：当公司年度样本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时取1，否则取0；Assetmt：资产的期限结构；Operroa：总资产经营利润率；Clr：资产的可抵押率；Grow：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Ic：利息保障倍数除以100；Taxshd：非债务税盾（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之比）；Size：主营业务收入的自然对数；Q：托宾Q；Risk：净利润的在样本期间的标准差与期望值之比除以100。
（三）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本文拟采用混合面板的估计方法，面板数据包含了1 064家公司，其中拥有连续数据的公司占15.62%，缺一年数据的公司占29.51%，其他缺失类型的公司占了54.87%。对基本模型进行F检验，P值小于0.0000，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还发现，变量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都小于0.4，说明变量之间没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四）实证检验
从表2的回归结果来看，自由现金流Freecash的系数显著为正。一方面，我国的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大多处于控股股东的超强控制下，自由现金流增加了经理人员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源，控股股东（或作为控股股东的政府部门）为了约束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便会使用负债来降低成本，在自由现金流较高的企业中，会进行更多的负债融资。另一方面，自由现金流较高的企业，基本上是成长性较低，处于成熟期的企业，而这样的企业本身信贷风险相对更低，银行信贷的成本也就相对更低，从而会更倾向于负债融资。由此，假设1得到验证，即自由现金流越高，负债水平越高。
接下来，为验证假设2a和假设2b，采用两个指标度量了公司治理中的“内部人控制”程度。使用Shrhfd10表示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的平方和，并构建Sh10虚拟变量，当Shrhfd10低于25%分位数时取1，表示内部人控制较强，否则取0；构建了Dual的虚拟变量，当公司年度样本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时取1，否则取0。回归结果见表3。
从表3的回归结果来看，自由现金流Freecash的系数显著为正，而自由现金流与股权集中度的虚拟变量的交叉乘积项F*Sh10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当股权集中度下降时，削弱了自由现金流的增加带来负债水平提高的效应。另外，自由现金流与两职合一的虚拟变量的交叉乘积项F*Dual的系数不显著，表明两职合一对自由现金流的增加带来负债水平提高的效应影响不显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F*Sh10*Dual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两职合一的情况进一步增强了股权集中度对自由现金流的增加带来负债水平提高的效应的削弱程度。负债融资可以作为控股股东制约经理人员道德风险行为的方式，控股股东对经理人员的制衡显著，当股权较为分散时，内部人控制程度上升，自由现金流增加带来的负债上升的效应被削弱，而当两职合一时，经理人员的内部控制程度加大，会进一步削弱这种效应。但是两职合一本身对自由现金流增加带来的负债水平上升的效应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假设2a和假设2b基本得到验证。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研究结果更稳健，在反映内部人控制程度的变量上，变更反映股权集中度的变量，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进行验证，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所以可以认为本文所得到的结论是稳健的。
五、结论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理论早已成为当今经济管理研究领域的经典理论。如何通过有效的公司治理更好地解决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通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现债务治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股东与管理人员的问题中，由于债务水平可以降低管理者的自由现金流水平，并给予管理人员经营压力，从而从客观上达到一定的治理作用。
本文的研究证明，负债作为一种对经理人员的约束机制减少了自由现金流的成本，当经理人员的权力较大或者“内部人控制”程度较高时，自由现金流提高所带来的负债水平增加的效应将会被削弱。随着自由现金流的增加，管理者的道德风险动机上升，负债水平越高。但是，内部人控制对这一影响效应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用股权集中度和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来衡量内部人控制的程度。即股权集中度下降会使负债水平随自由现金流的上升而下降；两职合一后，管理人员的控制能力上升，使得这种效应也进一步下降。本文的结论为如何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减小内部人控制，进一步更好地解决股东与管理层的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1] 胡援成，刘明艳.中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影响因素：面板数据分析[J].管理世界，2011（2）.
[2] 胡奕明，谢诗蕾.银行监督效应与贷款定价[J].管理世界，2007（5）.
[3] 李明辉.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对股权成本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1—2006年数据的研究[J].金融研究，2009（2）.
[4] 廖理，张学勇.全流通纠正终极控制者利益取向的有效性——来自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8（8）.
[5] 沈红波，张春，陈欣.中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公告的信息含量——自由现金流量假说还是优序融资假说[J].金融研究，2007（12）.
[6] 汪辉.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公司治理与市场价值[J].经济研究，2003（8）.
[7] 肖作平，廖理.大股东、债权人保护和公司债务期限结构选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7（10）.
[8] 肖作平.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度，政府干预与资本结构选择——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10（5）.
[9] Andrei Shleifer and Vishny.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7（52）：737-783.
[10] Fama E F， M Jensen.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83（88）：301-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