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医疗保险体系，医疗保险，政府，市场
一、引言
无论是从世界范围来看，还是从历史来看，综合商业医疗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在内的医疗保险体系总是政府干预和市场制度的某种组合，但是研究者对政府与市场所应该扮演的角色一直有所争论。NeudeckandPodczeck(1996)指出，政府担当保险人，提供某种形式的社会医疗保险，或者在由市场提供医疗保险的同时建立强制性的共济基金等措施，可以在满足效率要求的同时，实现一定的再分配功能。亦有研究表明，社会医疗保险削弱了家庭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从而平滑了其一生中的消费，带来了福利改进(Chou，Liu，andHammitt，2003)。但是，BlomqvistandJohansson(1997)的研究表明，在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同时面临道德风险时，“政府市场”体系任一均衡解的效率总是严格地低于纯粹商业保险体系的均衡解效率。而Feldstein(2005)的研究则表明，社会保险在美国并没有改善穷困人口对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亦即其一直被众人所期许的再分配功能还有待商榷，同时，此类计划可能造成行为扭曲，并难以实现动态效率。也有学者认为，政府主导建立社会医疗保险体系，虽然有很多好处，但是，政府机构的官僚作风以及其对病人愿望的低响应度却是周知的、难以克服的弊端(NeudeckandPodczeck，1996)，而且会受到可用资源的限制；对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建立并运作一个有效、高质量的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可能比其对商业医疗保险市场实施有效监管的难度更大(SekhriandSavedoff，2005)，因此，市场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体来看，已有的研究往往是基于对市场或政府的评判推出另一方的作用范围，在方法论上遵从实证主义、在本体论上奉行规范主义。尽管很多学者认识到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以及医疗保险体系的具体模式与一国自身特殊的社会环境、社会组织等因素有关，但是，对于现有医疗保险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其决定因素的系统性研究却相对缺乏。例如，现有文献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各国医疗保险体系之间的差异为什么会存在，以及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由SekhriandSavedoff(2005)的研究可以推断，商业医疗保险在一国医疗保险体系中重要性的上升与该国财富水平的提高和制度发育的逐步成熟相关，但是，这至多只能解释目前许多转轨经济中出现的普遍趋势——政府在医疗保险体系中的融资角色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商业保险的重要性日渐上升，而很难解释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险制度模式为什么会有显著的差别。
一个典型的对比即是英国和美国。在英国，医疗保障的受益资格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的公民权利，由政府出面组织制度化的全民健保制度(NationalHealthService，NHS)，商业医疗保险只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一些支付能力较高的个人为了确保能够及时地获取所需的医疗服务，会选择到私立医院就诊，并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提供相应保障。而美国则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建立全民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的工业化国家，近70%的人口通过雇主安排的商业医疗保险计划或个人直接购买的医疗保险获得保障，政府只是扮演“补缺”的角色，针对市场失灵的领域——老年、伤残及贫困人口——出面组织社会医疗保险，同时，其社会医疗保险的大部分运作主要依靠已有的市场机构实施，医疗保险市场所受到的监管也是最为松散的，可以说，自由竞争的市场在美国医疗保险体系中占主导地位。那么，在自由主义发源地的英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像在美国那样对强制性全民医保计划的抵制?为什么只有在美国才会形成高度自由主义的医疗保险体系?为什么在美国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努力一直不能得到成功?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无疑可以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一国医疗保险制度的成因提供一个有益的思路，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应对医疗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对医疗保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英美医疗保险体系成因研究
(一)英国
全民健保制度在英国的建立和发展，可以说是取决于英国政治文化的特点以及其社会经济和医疗卫生体系的历史发展轨迹。
1.社会经济发展路径使得对社会福利问题的政府干预在英国有更好的社会接受性
在英国本土，长期弥漫着紧张的气氛，特别是在漫长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时期，因圈地运动而出现的大量流民以及社会结构分化的加剧严重地威胁到社会秩序，各种非政治的暴力行为、骚乱和起义始终没有停息过。统治阶层对“秩序”的强烈渴望以及民众对赈济的要求，都促使政府伸出“扶持之手”，开始立法济贫，父权主义由此滋生出来。所以，到20世纪初，当英国朝野意识到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已然威胁到英国在世界的地位时<u(汪行福，2003)，不难理解，“政府越来越被认为是有适当的职能，甚至有义务不仅解除穷人，而且解除社会所有阶级的紧张与痛苦……通过各种社会援助机构为那些接受贫困救济的人提供一个固定服务的做法已被认为是不够的了”(汪行福，2003)。同时，费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社会理论的发展为英国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对整个社会生产和全体劳动力实行了准军事化的集中管理和统筹调度，甚至对主要生活用品实行了全员定量分配。这种“公平分享”的“大锅饭”原则非但没有降低生产效率，反而使英国社会各阶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根深蒂固的贵族家长制理念和政府干预的良好效果大大增加了政府干预的社会接受性。
(2)战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直接为NHS奠定了基础
战争给英国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战争给英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创伤。英国的经济向来对外贸具有极大的依赖性，但是，在二战中，英国的军舰和商船损失惨重，其海上优势一去不返；战争耗费的庞大军费开支、海外投资收入的急剧减少、出口贸易的锐减(减少了近70%)，加上重建的需要，使其外债激增，英镑地位恶化；战后，英国在南亚次大陆、中东地区的殖民地也纷纷独立，在希腊、土耳其和东欧地区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大大缩小，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一批自治领地离心倾向也与日俱增。所有这一切都使英国综合国力受到严重削弱，原本被经济繁荣所掩盖的政治经济矛盾凸现出来。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慰抚民众，并清除共产主义对国人的吸引力，英国政府在1941年委托贝弗里奇领导“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部际委员会”，负责对战后的社会福利计划提出具体建议和改革方案。“贝弗里奇报告”在广泛征求民间意见的基础上，建议建立一套综合性全民医疗服务体系。事实证明，这种借助广泛的再分配消除社会弊病的“民主社会主义”十分符合公众的期望。可以说，战争使得政府在英国的地位和作用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二，战争对英国的医疗体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与美国不同的是，英国离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都近在咫尺，预期到对战争期间的平民伤亡医疗需要，英国于1938年建立了战时紧急医疗计划，利用政府资金在全国广建医疗设施、配备医疗人员，而在后来的战争中，许多民用医疗设施转作军用，也有大量的医师(约1／3)被征召入伍(H.Smith，ed，1996)。可以说，在NHS建立之前，英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力量；尽管当时英国也有一定数量的自愿捐助型医院，但是，这类医院的自治性、互和组织性大都不强，其发展势头并不强劲(Mohan，Jhohn，2003)。其结果，英国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对医疗服务的社会化有积极的抵触动机的既得利益集团。
综上可见，由于特殊的文化和历史原因，英国社会倾向于利用再分配政策来维护公民的健康权，促进弱势群体对健康的可及性；同时，政府的介入成本又相对低廉，于是政府便成为社会合意制度的必需要素，这也正是政府在英国医疗保险体系中扮演主导性角色的关键原因所在。
(二)美国
与英国相类似，美国之所以会形成自由主义的医疗保险体系，也有着十分深刻的文化、政治与历史原因，这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反集权主义的价值观
美国是由一批逃避欧洲旧秩序束缚和压迫的移民建立的，他们自然地继承了源自欧洲的自由主义特征，即信仰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将个人的成败，包括健康看作是自身努力的结果，同时，他们非常“反对权力之残忍与延伸”(路易斯·哈茨，2003)，认为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并高度崇尚分权。事实上，尽管跟随移民潮流人美国的英国文化因子是美国自由主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英国文化进入美国后，在各种社会条件的作用下发生转化，形成了崭新的价值观。比如，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由于个人的作用突出，使个人主义在美国文化中具有的地位超过了其他国家；而美国相对宽松的人文环境和广阔的生存空间，则大大地缓解了人口压力，降低了社会不公正迅速恶化的可能性，从而为美国人推崇个人自由与责任提供了客观条件。也正是因为此，在美国，三权分立被贯彻得更为彻底、更为坚定，对待政府干预的态度也更为保留，这是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在美国的建设陷入僵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2.立法权力的高度分散
在崇尚分权的美国，立法过程中的决策权是高度分散的，通常一项重要法案的通过需要经过36个常设委员会，各委员会在各自的权力范围内又享有很高的自治权。其结果，如果决策者决定推进激进式改革，往往会招致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而分散的权力中心在不同利益集团的游说压力下往往也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这一点在美国医疗保险体系的形成历史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立法过程中，罗斯福总统曾考虑将政府医疗保险立法计划提交国会，但是，由于遭遇到医疗卫生行业的激烈反对，政府内阁成员以及国会各委员会的意见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为大局着想，罗斯福总统只得“丢卒保帅”，将全民医疗保险立法计划搁置下来。
3.所涉及的各类利益集团的政治动员能力之间存在显著差距
由于政府医疗保险会使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构成竞争关系，并给市场带来更严厉的监管，这一概念遭到了医药卫生业和保险业的强烈抵制。美国医疗协会(AmericanMedicaiAssociation，AMA)不仅成功地将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塑造为“共产主义的阴谋”和对自由的“奴役”(例如，宣称该制度会限制个人的就医选择)，而且将其他反对政府干预福利事务的组织联合在一起，从而有效地影响了立法者的政治意愿，也正因为此，AMA的反对一直被视为政府保险制度之建立最为关键的阻力来源。事实上，联邦老年医疗保险(Medicare)最初并不提供与现代商业健康保险类似的处方药保障，这与AMA及美国药品制造商协会(thePharmaceuticalManufacturers，Association，PMA)所代表的医药垄断集团的激烈反对不无关系。
相反，支持建立全民医疗保险计划的力量显得相对薄弱。从直觉上讲，劳工组织应该是最具有推进此类立法之动机的利益群体。但是，一方面，美国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和较强的社会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工人运动的热情；另一方面，工会的活动也遭遇到了企业和保守力量的强烈抨击，特别是1947年《塔夫特—哈特莱法案》的通过，给工会活动带来了很大程度上的束缚。鉴于力量薄弱，工会只能集中精力，将通过集体谈判争取雇主提供的额外福利作为首要任务，在事实上并没有对全民政府医疗保险制度付出较多的政治努力，致使支持促进全民医疗保险体系建立的政治资源显著不足。
总的来看，美国立法权力的高度分散为利益集团影n向立法进程提供了可能性，公众对自由的崇尚则是其游说活动得以成功的根本前提。其结果是，政府保险计划在美国医疗保险体系中地位的确立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正是因为政府保险计划的缺失，又在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市场的发展、加强了市场的地位、提升了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因此，在美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中，政府所做的就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适度的干预，扮演“补缺”的角色。
(三)英美两国医疗保险体系的运行结果
英美两国的医疗保险体系各有特点，其运行结果也存在着显著差异。总体而言，英国用较低的医疗费用，将国民健康维持在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同时也利用强制性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安排较好地解决了居民无医疗保险问题，但是，由于英国卫生开支控制得比较严格，使得医疗服务的供给相对短缺，病人就医的平均等待时间很长。而在医疗开支水平较高的美国，其健康指标却并没有明显地优于英国(参见表1)，未参保率更是居高不下，1994年-2003年间，美国65岁以下人口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比例一直保持在16.1%—17.5%之间。
可以说，两国的医疗保险体系在实践各自政策目标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缺陷，鉴于此，这两个国家都在考虑医疗保险体系的改革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就对NHS进行了数次重组，特别是根据《1990年全国健康服务与社区护理法案》，允许各区域卫生管理局和作为“基金持有人”(fundholders)的家庭医生向各类医疗机构购买医疗服务，在NHS中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显著地促进了医疗服务的差异化和竞争，大大减少了病者的等待时间。据2005年12月的数据显示，病患从确诊需要住院治疗到人院的平均等待时间从1991年的30周缩短为7周。
在美国，建立某种全民医疗保险体系的呼声一直未曾绝迹，从目前看来，还有日益高涨的趋势，如何提高医疗保险覆盖率已经成为当前各总统候选人争取选票的首要话题之一。2006年4月，美国马萨诸塞州通过了卫生服务改革法案，对医疗保险市场和医疗服务市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要求该州居民必须拥有医疗保险，否则就不能享受税收减免、甚至需要缴纳罚金，而州政府将对贫困人口提供补贴。加利福尼亚等州也在考虑制定类似法案。
总的来看，这两个国家都在探索并实践一些局部性的、渐进式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措施，以便在政府和市场的角色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鲜见全面激进的改革。
三、决定一国医疗保险体系模式的因素
从以上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一国医疗保险体系模式是必然的历史结果，影响其发展路径的关键因素可以分为三类：
(一)社会偏好的行为方式决定于一国的社会文化传统，有着强烈的价值观含义
在一个自由主义占上风的社会中，人们会更偏好相对独立、自由的医疗保险购买选择与就医选择，而相对排斥制度性的整体福利安排，这意味着选民更支持市场主导的医疗保险体系和卫生保健体系；相反，在一个左翼思想氛围浓厚的社会里，人们更关注弱势群体的健康权利，进而更重视医疗保险的普及程度，认为“市场无权决定生死”，而这类社会往往对中央经济和社会计划的接受程度较高，所以选民会倾向于支持将医疗融资的决策权委托和让度给他们所信赖的组织，比如政府、社团等。
(二)社会的合作能力
当一个社会由于人们的合作能力有限而一时无法就医疗保险的制度安排达成妥协，或者达成妥协的成本过高时，则会要求政府出面；相应地，如果一个国家的市场发育水平很高，产权制度完善，市场规模较大、主体相对成熟、组织结构健全、竞争性强，其协调和组织能力就较强，人们通过市场得到其所需医疗保险安排的成本就较低，从而会导致市场挤出政府，或者政府难以进入。
(三)发展路径
一国医疗保险体系的模式，并不单纯是由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制度发展的历史路径也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在制度发端初期由于社会合作能力的高低决定了政府和市场的角色，那么，在此之后，人们会主动、积极地学习这项制度，并创造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安排，从而强化初始制度安排，也就是说，制度的选择存在着路径依赖。
四、对中国的启示
对英美两国医疗保险制度实践的研究，至少能为中国医疗保险体系问题的解决提供以下三点启示：
(一)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一种政府与市场因素的组合一定会优于另外一种组合，政府选择在医疗保险体系中的介入途径和介入方式，必须尊重社会偏好和社会合作能力，力求在政府和市场力量之间取得平衡。
(二)改革方案的制定必须考虑社会偏好和社会合作能力的稳定性。社会偏好与社会合作能力往往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是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积淀的结果，二者之间也存在密切的相关关系：崇尚自由主义的社会一般具有较强的妥协、协调和组织能力，也就是社会合作能力；而对集体主义接受性较好的社会来说，内生的社会合作能力一般相对较弱，可能需要某种外在因素的介入。也正因为如此，社会偏好的改变、社会合作能力的提升都是难以在短期内迅速实现的。这意味着，在推进中国医疗保险体系改革时，必须首先理解所有决定社会偏好和社会合作能力的因素，特别是在参考国际经验时，不能轻易地推进一项模仿或移植措施，因为这些措施会不可避免地牵扯到文化整合问题。如果试图推行背离国情的政策，其运行必然是不稳定的，并且会招致巨额的成本和代价。
【关键词】保险；专利；商业方法专利；保险商业方法专利
【正文】
一伴随经济—社会变迁的大潮，与其他金融业部门类似，我国的保险业也踏入一个机遇[1]与挑战[2]并存的历史时段。一来，国内保险业需要在多维度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步伐，这尤其集中在保险市场主体和保险监管部门两个方面，[3]堪谓任重而道远；二来，向来被视为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险市场历经对外开放的三个发展阶段，许多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竞争力十足的外国保险公司蜂拥而入，已经对我国保险公司构成了强大的压力。[4]作为配合我国保险业发展的重要一环，《中国保险业发展改革报告（1979～2003）》在宏观上提出了当前急待着手的法律作业，即“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清理修改现有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积极配合国家司法机关，加快推进保险法的司法解释工作”。[5]
就保险企业而言，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培育核心竞争力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在我国知识经济升温和法治化高扬的背景下，适时把日益风行的“企业知识产权战略”[6]融入企业整体的战略决策中，[7]使企业将知识产权资源的创造、运用、保护维系于与其他战略谋划的交互协调、整合之中，进而实现企业的最佳效益及其长远发展，自当是一种理想而尚需探寻的路径。
依循知识产权的内在架构以及实务运作的经验以观，事实上，专利战略与商标战略构成了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基本内容。商标或者商标战略对于保险企业而言，并不陌生，人们的认识也不会有多少偏差，那么专利呢？为了在企业竞争中保持自己的优势，日本特许厅曾将专利战略看作是企业战略的构成之一，而具体涉及到保险业的专利及专利战略时，我们却能够发现里面大有问题。
众多学者都认为保险与专利“无缘牵手”。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人们众口一词地将“效仿法”[8]当作保险公司开发新险种的重要方法，据说其中的原因有三，一是“所花费的人力、物力、资金、时间等成本较低，”二是“简便易行，易被广大保户所理解接受，”三是“由于各类险种均具有基本相同的项目和格式，即保险责任、保外责任、保险期限、费率等，可以在原有险种基础上发展或扩大许多新险种。”[9]可能与上述认识紧相关联，极为常见的现象就是，由于“保险产品和其他金融类的产品一样，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比较容易模仿，”[10]一家保险公司着力研发的保险产品或者相关创新成果进入市场后，不久便会成为司空见惯的公共财产，人人皆可仿行甚或照搬。[11]
事有其然故存在，但存在的决非都合理。先不说这对于率先研发新产品的保险公司极为不公平，就是对整个产业结构的未来发展、升级也是一种巨大障碍。试想，如果此模仿之风过甚，以至于新产品投入市场的回报不足以达到企业预定目标时，无法以创造的新产品成就企业应得的持久竞争优势时，还有哪家保险企业“敢为天下先”？于此，专利制度当有其充分作为之空间。通过赋予符合条件的保险企业以专利权的方式，达到防止和排除其他保险公司肆意利用其发明创造的效果，助益于维护专利人权益和增进社会经济福利两者间的平衡。从其他国家的实况来看，保险业也是存在专利的。按照学者的考察，美国专利第705分类（UPC705）之第4个次分类是针对保险所设立，依其定义“保险商业方法”包括专利商品的创意与服务或销售流程的创新，只是目前保险业为其创新商品或服务点子提出专利申请的趋势并不普遍而已。[12]尽管目前保险业对待专利的态度还不够明朗，且似乎还很难谈到作为专利制度派生物的专利战略，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时至保险业内人士的专利意识觉醒到足以领悟“超一流的企业卖标准”的含义，保险企业真正树立了靠专利立足、以专利取胜的理念，完全可以想见，彼时保险业的专利之争夺战场定然是狼烟四起、剑影刀光。此外尚有疑问的是，在保险企业中，商业秘密的保护方式能否取代专利似乎同样值得思量。两者虽然都能提供相应的保护机制，但是在“保护方式”、“保护法律之要件”、“保护之期间”、“法律保护强度”、“保护标的范围”[13]等方面却判然有别，而欲寻求本已存在“冲突”的两者形成共同保护，自属不易，“一项技术是否在专利保护同时，也能受商业秘密保护，取决于个案情况，主要是专利的保护范围。”[14]再加上激烈竞争中的保险公司为争取更多社会公众的业务认同，本着顾客导向（customers-focused）的意旨，必然有实现其服务项目的公开化、透明化的强烈要求，也便增加了竞争对手通过“反向工程”（ReverseEngineering）破解企业商业秘密的机会，这就迫使保险公司只得选择专利之路。
二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取得飞跃式进展及其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迅速渗透、蔓延，传统的商业运作模式改头换面——“电子商务”[15]应运而生。电子商务冲击并革新了传统的商业秩序、竞争规则，也顺路催生、衍化出时代性气息浓重的经济形态。美国网络未来研究院主席马丁先生的见解是，“网络未来是真正的电子商务时代，……而电子商务则涉及到整个价值链的‘网络化’：从产品概念、产品创新到产品的生产、制造、销售和最终的消费。”[16]一定程度上，这确也呼应了另一学者的相关看法——种种电子商务活动的“扩展集”将形成一个“单一的电子商务链，一端是最终客户，另一端是原材料的制造商。”[17]
电子商务的基本形式表现为人们日渐熟悉起来的所谓“B2C商业模式”[18]和“B2B商业模式”。[19]前者在实务中陆续涌现出了一系列变种，后者本身规模庞大且继续扩张的势头明显。融技术、商事于一体的商业模式是否授予专利的保护曾一度成为聚讼纷纭的话题。因为商业模式的核心之意即是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商业方法”，而商业方法的专利问题堪称是一条敏感的神经线。美国联邦巡回法院（CAFC）在备受全球金融行业瞩目的StateStreetBank&TrustCo.v.SignatureFinancialGroup，Inc.一案的判决指出，美国专利法并无明文规定“商业方法”（businessmethod）不具有可专利性，因此商业方法与其他“方法”并无不同，应与其他“方法”专利之申请作相同的处理；并特别申明，“任何方法，包括商业方法，若有实际的功能，并可以产生一种有用的、具体的且有形（useful，concreteandtangible）的结果，就是属于美国专利法保护的标的之一，因此，商业方法应与其他方法作相同的处理，不能仅因为专利申请案系商业方法就驳回其申请。”[20]此后，商业方法专利的大量申请势如狂潮，根据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统计，该局于1998年接获1300件商业方法专利申请案，而在2000年，则骤然攀升至7800件。[21]面对这种现象，许多专家借影响广泛的的“OneClick”专利一案为例指出，如若商业方法都获得专利核准，电子商务将会遇到极大的法律障碍，本来意在保护创新的专利制度，却极有可能异化为排除竞争伙伴的得力手法。商业方法专利引发的诸多批评与讨论促使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提出限制商业方法专利的法案，但是由于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已开始对商业方法专利采取较严格的审查，[22]尤其是鉴于美国专利法已经对商业方法有所限制，台湾地区学者冯震宇教授断言，商业方法专利在美国继续受到专利商标局（USPTO）和国会支持的立场不会改变。[23]
金融业是信息、知识高度密集的产业。现代金融活动非但须臾不离电子商务，还结合金融业的特点构造出了相宜的商务模式。在探索将金融知识产权问题纳入金融业的整体规划过程中，与银行的主要金融活动对应的商务模式专利化，即人们常说的金融商业方法专利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拿这方面处于领头羊地位的花旗银行来说，截至2001年2月13日，花旗银行在美国一共取得41项商业方法专利，其中与财务金融相关的有21项，与安全交易相关的有17项，与市场分析或市场预估相关的有2项，与电子购物相关的有1项；其中，与网上银行相关的商业方法专利占了2/3。[24]
实际上，美国关于网络商业方法专利的确认和保护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就开始酝酿和实施。例如1996年2月16日公布的《计算机相关发明审查基准》便谕示审查员把商业方法和其他方法同等对待。[25]1997年美国专利商标局针对商业方法新设美国专利第705分类（UPC705），标题定义为“资料处理：财务、企业事务、管理或成本与价格之订立”（DataProcessing：Financial，BusinessPractice，ManagementorCost/PriceDetermination）。其范围包含能产生商业之功能，解决关于组织行政、管理或财务交易等问题。而在2000年3月颁布的《自动化商业方法专利白皮书》中，电子商务模式作为“自动化商业或管理数据处理方法”（AutomatedFinancialorManagementDataProcessingMethods）的专利类型已被正式归入第705类专利中成为一个主分类，[26]其下的第4个次分类是特别留给保险商业方法用的——“电脑导入的系统或方法以作为签发保单，处理理赔等”。该保险商业方法的次分类被学者解读为“签单的程序、保险理赔的处理、保险的行销、保险商品的建构与包装以产生有用且新的结果，甚至还包括符合特殊需要的保险，只要能够产生低成本或降低风险界包括在内；”同时还将之引申为：“保险商业方法基本上都是将传统保险的活动与方法体现在网络世界里，以创造出新的网络经济。故在保险的领域中，举凡保险商品的创新、行销方式或技巧的提升、风险选择机制的改善等皆可申请专利以保障其智慧资本。”[27]
台湾地区学者赖奎魁、翁顺裕吸收了美国学者在保险业务活动方面的研究成果，把保险商业方法专利分为五大领域：商品设计领域、理赔处理领域、市场行销领域、帐务处理领域与咨询系统领域。[28]之后，又将各个领域细分出操作中实用的具体可专利的商业方法，再到美国专利商标局专利资料库检索相应的被核准的商业方法专利的名目，从而形成了美国保险商业方法专利的概况。[29]
上述保险商业方法的专利自然是与美国保险公司在运营过程中的“高度计算机化”休戚相关，“从保险申请到理赔处理，很多过程都是通过计算机来完成的，”“承保工作也高度计算机化。”[30]联系前述美国关于商业方法专利的规定及要求，这也再次申明了保险商业方法实现专利化的现实性及可行性。
三花旗银行的专利申请全球同步进行的策略指向中国后，在国内金融界引起震动与恐慌。于是业内外人士围绕我国银行业的应对策略及出路展开了大规模、深层次的讨论、研究。联系本文的主题，我们颇感诧异的是，同为金融业支柱之一的保险业对之却无动于衷，显得被动而消极。特别是虑及外资银行多是集合银行、保险、证券等于一体的混业经营性金融集团，因此，以“花旗银行抢夺专利”为契机，各个金融部门都应警觉起来的，积极准备以实际行动对抗已经到来的巨大威胁。而外，计算机的资料显示、读取、分析、储存等相关程序，及网络数据传输和通信等高科技手段向来都被视为涵盖保险在内的金融业存在与发展的载体，且随着保险业务引入电子商务的实践经验不断丰富，有关保险的商业方法日趋成熟化，如不接受银行业的前车之鉴，尽快组织制定、实施商业方法申请专利的策略，不日便会大量浮出水面的由外国保险公司发起的专利申请抢夺战定会把国内保险企业杀得人仰马翻、难有还手之力。自此观之，我们的保险公司所处的实际境况并不比银行好多少，情势倒可能更是险象环生。另一方面，由于金融产品本身具备的高度同质性可导致模仿现象产生，许多保险公司对保险产品开发中本应认真遵循的“差别性原则”[31]缺乏热情，使得相互间在核心产品、有形产品、延伸产品等方面无法突出差异性、针对性，自是加剧了保险市场竞争局面的混乱，构成近年来国内多家保险公司业绩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相形之下，国内众多保险企业在商业方法专利方面的无所作为的局面愈加显得不合时宜。[32]
事实上，外资保险公司已经悄然有所行动。瑞士再保险公司已于2001年10月1日向我国提交了一项名为“在线再保险容量拍卖系统和方法”的发明专利申请，该发明是一种销售再保险的系统和方法，包括确认再保险产品和将要销售的再保险产品容量以及为再保险产品计算公平风险价格。可以肯定，瑞士再保险公司申请的是一项“商业方法专利。”[33]而根据2005年2月一则声称是“国内保险产品首次申请专利的”报道，国内最早的保险类专利申请是一个公民就其发明的一种关于二手商品房交易的信用保险产品提出的。[34]两相对比，也就不难活生生地发现国内外保险企业在对待专利问题上存在的差距。而国内一些保险公司为了激活2005年以来持续低迷的业绩状况，挖空心思想出来并迅速纷纷传抄开去的“抢劫险”、“酒后驾车险”、“富人绑架险”等短期险种集体遭遇大冷门事件更可谓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形象化写照——如果个别保险企业将开发的保险产品做好了专利申请，就不会出现类似“荣辱与共，辱胜于荣”的尴尬结果了。[35]
保险专利在实务上的境况与相关的理论探讨不充分有莫大关系。在有限的争论中，一种观点主张，保险产品创新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不授予专利权的客体之一，即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能被授予专利权，而专利《审查指南》还明确指出，组织、生产、商业实施等管理的方法及制度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3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保险产品的创新是一种智力成果，就其商业价值而言，规定并指导着一种保险经营方式，表现为一种商业经营专有技术，因而只要符合专利法规定的实质要件就应授予专利。[37]可见，现有的看法俨然还是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尚待人们将之升至理论层面予以检讨、甄别。
四2005年1月初召开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超提出，目前我国保险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保险产品同质化问题，但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从监管上看，我国对于保险产品创新成果进行有效保护的手段都极为缺乏，因而建议对保险新产品进行知识产权保护。[38]虽然这个意见很难说对国内保险公司及保险市场的危机四伏的情况反映地多么透彻、完整，但毕竟代表了一种开始清醒起来的正确发展观，可谓之道出了国内保险企业迈向新时期的先声。笔者以为，我们至少需要在两个面向有所准备并付诸行动：
（一）立足中国特色的保险商业方法专利法律制度。
究其本源，保险专利终是一个以商业方法专利为核心的议题，只不过是在保险领域获得其实现罢了。保险商业方法专利的关键是对所谓的商业方法专利的考量。放眼诸发达国家，尽管态度不是完全相同，但美国、日本、西欧在承认商业方法专利这一点上是没有疑问的。[39]这迫使我们认真考虑我国专利法在商业方法专利问题上的做法。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商业方法专利须得是一项以计算机程序为依托的技术方案，而对于纯粹的商业方法则基于其作为“智力活动的规则与方法”的性质而持怀疑态度。[40]从我国的专利法及对专利申请的审查标准的规定来看，所有的商业方法专利都是按照《专利法》的条件要求，依2001年版的《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的若干问题”进行核准的。[41]这就表明了主管部门把商业方法专利在本质上认定为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如果一件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是为了解决技术问题、利用了技术手段和能够产生技术效果，就不应仅仅因为该发明专利申请涉及计算机程序而否定该发明专利申请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42]
从我国的专利法的明文规定来说，商业方法专利并非直接被排除可专利的对象的范围。就2001年版的《审查指南》来看，鉴于商业方法专利表现为计算机软件的特性，确实也只能在第二部分第九章“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的若干问题”之内来观察。该章第1节通过给出“计算机程序本身”、“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二者定义的办法试图表达这样一个意思：“版权法仅仅保护计算机程序的创作形式，即计算机程序本身”；“专利法保护赖以编制计算机程序的发明方案，即根据计算机流程的按时间先后顺序以自然语言描述的完整发明方案。”[43]第2节明确了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是否属于专利法可授予专利权的保护客体的基本判断原则：当一件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是为了解决技术问题，利用了技术手段和能够产生技术效果时，表明该专利申请属于可给予专利保护的客体。之后列出了四种例子以为明证：用于工业过程控制的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涉及计算机内部运行性能改善的发明专利申请、用于测量或测试过程控制的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用于外部数据处理的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
2006年版的《审查指南》在第二部分第九章“关于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的若干规定”中对“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界定如下：“为解决发明提出的问题，全部或部分以计算机程序处理流程为基础，通过计算机执行按上述流程编制的计算机程序，对计算机外部对象或者内部对象进行控制或处理的解决方案。”并在随后设定审查基准时强调：“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申请只有构成技术方案才是专利保护的客体。”紧接着又拿九个审查示例进一步廓清了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的申请范围。
两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2006年版的《审查指南》对于“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专利”不惟在定性上完全明晰起来，还增加了更多的示例，有助于人们在实务操作中的掌握、运用。这当可看作是积极回应了现实生活热切需求的有益成果，也是人们理论认识提升的重要表现，流露出了其浓厚的时代特色。
“如果发明对于现有技术的贡献不在于或不仅仅在于属于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的部分，则不能依据专利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拒绝授予其专利权。”[44]从前述商业方法专利作为技术方案的性质来看，两个版本的《审查指南》并没有阻隔商业方法实现专利化的道路，其所规定的判断原则及所举的例子让人觉得倒不啻为一种肯定。炒得沸沸扬扬的美国花旗银行在我国申请专利的“电子货币系统”于2002年12月18日获得专利号92113147.X似乎就是一个极好的诠释。而有人曾主张的所谓“修改专利审查指南，允许以计算机程序为特征的计算机可读介质成为我国专利法的保护客体”[45]的观点似乎显得有些多余。保险公司的各项服务涉及到许多经营、商业服务的思想，当其与现有技术结合起来的时候，当这种结合的成果可以轻易受到为他人所用的时候，便顺势引发出寻求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来。从现代化的保险公司的运行过程来看，计算机—计算机程序始终扮演着基础性地位，并与传统保险活动、经验紧密结合后转换、跃升为计算机软件的形态，构成一种能够以技术手段实施的技术方案，如保险产品设计的创新模式、日新月异的理赔处理机制等。因此保险商业方法专利在国内是有法律保障的。无可置疑，商业方法专利的兴起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优越地位及其全球战略竞争政策分不开。发展中国家很难真正走到与之匹敌的地步。故此，发展中国家在相关的法律层面要有所裁量，尽力做到跟进发达国家引领的时代潮流的同时，根据本国的国情做出妥实的变换安排，顾及本国企业的现实境况及预期前景。就我国在商业方法专利一面的法律规定来说，由于商业方法涵盖范围广泛，能有效地加强业者的竞争能力，笔者的初步想法就是，考虑到商业方法专利对相关行业的巨大影响力，特别是目前发达国家处于领先阶段，应设立商业方法专利的专家鉴定强制制度，最大限度地避免因其过于专业，或者申请者刻意复杂化导致的审查疏漏，把不符合规定的申请及时过滤掉；此外，尚有必要缩短商业方法专利的保护期间，以为我国相关部门的企业创造赶超外资企业的动机和时机。我国的保险公司无论在规模、效益上，还是在市场发育程度、经营决策理念上都无法与外资保险公司相比肩，很难指望它们顷刻间成为实力强劲的“后起之秀”，因此上述设计当可为国内保险企业争取更多发展良机，打开适时谋求崛起的制度性管道。
（二）保险企业要在专利战略的策划与部署上加快节奏，培育知识产权的竞争思维。
近年来，保险学的专家学者不断呼吁要以“全面性”、“科学性”、“发展性”为原则，力图在“组织创新”、“管理创新”、“险种创新”、“营销渠道创新”等方面贯彻实现保险创新。[46]这种创新实践必然要求保险企业越来越广泛地将以计算机为中心的电子商务引入业务流程，在不懈探索和学习中，结合行业特点和本企业实际，逐渐摸索出现代化的保险商业方法。然而，假使企业没有为这种创新成果争取到法律保护，那么在创新上的一切努力皆属枉然。
专利战略是由细致而微的制度联结起来构成的体系，本身就严格拒斥空洞无益的泛泛而论。有学者在阐述企业专利战略时就清楚地提醒说：“专利战略不应当是抽象的概括，而应当落实为一系列具体的企业管理制度，以制度保障专利战略的实施，这才有取胜的希望。”[47]转回到保险公司来说，笔者认为，保险公司除了在保险专利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上多加思量（如重点关注基础专利和关键专利，留意专利申请书的权利要求范围，专利申请要走国际化的路线等等）外，尚应在专利战略的技术衡量措施方面注重企业专利指标系统的定制与修订，以便于持续地在数量和质量上密切检测和监控本公司的技术能力、创新水平，适时调整投资组合及研发方向，协调部门间合作、配合关系。如台湾地区元勤科技提出一系列量化的专利指标组成了一个有机的评价系统就是有意义的尝试，这里面的指标分别是“专利数目”（NumberofPatents，NOP）、“专利成长率”（PatentGrowthRateperQuarter，PGR）、“专利效率”（PropensitytoPatent，PTP）、“引证指标”（CitationIndex，CI）、“技术生命周期”（TechnologyCycleTime，TCT）、“科学关联性”（ScienceLinkage，SL）。[48]
此外，保险企业内部还需进行一系列必要的改革，在与之有关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上配置合理的资源。像台湾地区学者建议的“商品开发模式的改变”、“组织结构的调整”、“奖励机制的建立”、“专利监控”[49]等未尝不对我们有所教益。为了增加针对性，并紧跟前沿动态，保险公司可以在确定专利领域以及设计商业方法专利之申请方案时参考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的保险商业方法专利。
【注释】
[1]有人认为重大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可以吸收先进经验，提高保鲜技术和管理水平；（二）可以引进竞争机制，加速保险市场发展和完善；（三）可以提高从业人员水平，推动保险业专业化经营；（四）可以依据互惠原则，逐步拓展海外市场。邹平、刘虹：《中国保险改革发展启示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5页。
[2]有人认为这具体反映在七个方面：（一）将推动市场主体多元化，中资公司竞争压力增大；（二）将加快市场精细化，中资公司会让出部分市场份额；（三）将实施人才本土化，中资公司会流失一些优秀员工；（四）将推进产品多元化，中资公司产品竞争力被削弱；（五）将实现管理电子化，中资公司管理水平明显落后；（六）将采取保单证券化，中资公司资金运用能力还不强；（七）将要求监管国际化，中资公司适应国际规则有个过程。邹平、刘虹：《中国保险改革发展启示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3页。
[3]保险业改革是多方面的，重点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保险市场主体，要继续深化保险公司体制改革；另一方面是保险监管部门，要大力推进保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吴定富主编：《中国保险业发展改革报告（1979～2003）》，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半，第35页。
[4]裴光：《中国保险业竞争力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3页。
[5]吴定富主编：《中国保险业发展改革报告（1979～2003）》，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71-75页。
[6]“知识产权战略可定义为：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充分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获得与保持竞争优势并遏制竞争对手，谋求最佳经济效益而进行的整体性筹划和采取的一系列的策略与手段。就企业知识产权战略而言，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企业为获取与保证市场竞争优势，运用知识产权保护手段谋取最佳经济效益的策略与手段。”冯晓青：《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第2版），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7]按照冯晓青教授对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特征之分析，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相对于企业发展战略而言，具有“整体上的非独立性”，因此“在研究和实施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时，不能将其作用无限夸大”；且作为此一特点之延伸，“与企业经营管理战略紧密结合在一起，并成为企业经营管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冯晓青：《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第2版），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8]“效仿法，又称模仿法，是指以原有的某险种为模式，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和条件，针对目标市场的发展与变化，进行必要的调整、修改、补充，从而研究开发新险种的方法。”关伟、周景林、孔佑杰编著：《现代保险行销：启动客户市场的开发艺术》，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9]关伟、周景林、孔佑杰编著：《现代保险行销：启动客户市场的开发艺术》，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10]张洪涛、时国庆主编：《保险营销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178页。
[11]这种盲目照抄照搬的现象在我国相当严重，如某省保监局在一次调查中发现，该省一年中保险公司投放市场的新产品有70多个，但其中40多个没有保费收入。中国保监会主席评论时说，这或者是没有充分考虑区域和城乡差距，“一张保单卖全国”；或者是照抄照搬国外产品，不考虑中国国情（原文即为加粗形式——笔者注），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闻西：《“一张保单卖全国”的沉重思考》
[12]截至目前为止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大约只有200多件关于保险的专利，此外根据Best’sReview（2004）报道这些保险专利中有9%是保险商品专利，其余大部分专利则在保险的行政处理程序或服务流程上。赖奎魁、翁顺裕：《保险有专利吗？》，载《政大智慧财产权评论》第三卷第一期，第3页。
[13]陈智超：《专利法——理论与实务》（增订二版），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10-11页。
[14][美]伊恩C.巴隆：《电子商务与互联网法》（第2卷），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组织编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15]根据权威的定义，“所谓电子商务，是指相关各方利用技术作为中介进行的交易，以及在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利用电子技术开展的活动。”并依次表现为四种类型：“企业—企业电子商务”、“企业—消费者电子商务”、“伙伴—伙伴电子商务”、“消费者—企业电子商务”。
[16][美]查克？马丁：《数字化经济》，孟祥成译，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科文（香港）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页。
[17]转引自[美]杰弗里？雷波特、伯纳德？杰沃斯基：《电子商务导论》（第2版），时启亮、杨坚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18][美]伊恩C.巴隆：《电子商务与互联网法》（第2卷），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组织编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页（按该书的页码标示方式，意思是第29章的第8页——笔者注）。
[19][美]伊恩C.巴隆：《电子商务与互联网法》（第2卷），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组织编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4页。
[20]冯震宇：《开创电子商务专利的判决：StateStreet判决影响电子商务的未来》，载氏著：《智慧财产权发展趋势与重要问题研究》，元照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99页。
[21]冯震宇：《知识经济时代之智慧财产权问题与挑战》，载台湾法学会主编：《知识经济与法制改造——研讨会专辑》，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27页。
[22]有人针对Google将其“Click-to-Click”申请专利一事发表评论文章时提到：“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对于核准商业方法型态专利是出了名的严厉，目前核准率是十分之一。尤其最近很多专家正大声疾呼专利改革，这势必将会减少一些技术特征过于简单或范围过大且已经被广泛使用的专利核准。”余佩珠：《Google期望将用于行动装置的”Click-to-Call”专利化》
[23]冯震宇：《知识经济时代之智慧财产权问题与挑战》，载台湾法学会主编：《知识经济与法制改造——研讨会专辑》，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36页。
[24]黄晓东：《试论我国金融产品专利保护的问题与对策》
[25]该审查基删除“商业方法”特别处理的章节，并表示：“审查委员曾在处理针对商业方法的权利时遭遇过困难。实不应将该种权利要求归为商业方法，而应将其视同任何其他制程权利要求处理。”刘尚志、陈佳麟：《电子商务与计算机软件之专利保护——发展、分析、创新与策略》，中国政法大学2004年版，第82页。
[26]美国的专利号的由主分类和次分类组成。
[27]赖奎魁、翁顺裕：《保险有专利吗？》，载《政大智慧财产权评论》第三卷第一期，第7-8页。
[28]赖奎魁、翁顺裕：《保险有专利吗？》，载《政大智慧财产权评论》第三卷第一期，第13页。
[29]赖奎魁、翁顺裕：《保险有专利吗？》，载《政大智慧财产权评论》第三卷第一期，第13-16页。
[30]英勇：《胡桃壳里的保险帝国：华人国际保险分析师谈美国保险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
[31]张洪涛、时国庆主编：《保险营销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178页。
[32]总体来说，在这方面走在前头的是平安保险公司，该公司将其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分三大类：商业秘密、著作权和商标。在专利，尤其是商业方法专利方面似乎动作缓慢，不够积极。万云：《金融业遭遇专利之忧》
[33]马炜：《从“商业方法专利”谈保险电子商务的知识产权保护》，载《上海保险》2005年第6期，第36页。
[34]赵媛：《国内保险产品首次申请专利》
[35]有关人士认为，近期保险公司的短期险受挫事件的根源在于没有与市场需求合拍，反应市场的敏感度和快捷度不够，因而不能快速占领市场。但在笔者看来，如果相关保险企业就其开发的产品申请专利后，即便是市场反应不良，借助专利制度的阻隔，其他原本想行模仿一途的保险企业便会免受损失，从而避免了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
[36]吴红军、李文伟：《保险创新亟待法律保护》
[37]吴红军、李文伟：《保险创新亟待法律保护》
[38]吴红军、李文伟：《保险创新亟待法律保护》
[39]冯震宇：《企业e化？电子商务与法律风险》，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5页。
[40]刘春田：《知识产权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184页。
[41]张晔：《商业方法专利对电子商务环境下金融机构技术创新的启示》
[42]张小都：《专利实质要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43]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专利局审查业务管理部主编：《审查指南修改导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44]田力普主编：《发明专利审查基础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45]沙海涛：《电子商务商业方法软件的专利保护（上）》，载《电子知识产权》2003年第2期，第51页。
[46]刘子操：《保险企业核心竞争力培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47]张玉编：《知识产权与市场竞争》，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关键词：社会保险；缴费水平；效率
社会保险缴费水平和财政负担能力是社会保险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确定适度的社会保险缴费水平应该考虑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同时还应分析财政的负担能力。企业所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的数额，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状况；个人所承担的社会保险缴费的数额，影响到居民的生活水平。本文将以天津市为例，对社会保险缴费水平的效率进行研究。
一、现行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困境
财政作为社会保险的核心组织者和保障资金最主要的提供者，承担着维护社会保险制度正常运行的重要责任；财政投入社会保险资金能否高效运用，关系着社会保险事业的前途。然而，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使现行的社会保险体制陷入了难以克服的财政困境之中。
1．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我国理论界对财政资金的社会保险投入理论思考不足
在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要的经济活动是由无数独立的私人资本在市场机制引导下展开的；作为无数私人资本集中代表的西方政府，其活动必须符合私人资本的要求，反映私人资本的愿望。这就直接决定了西方财政收支的具体内容表现为：财政收支这种社会性的活动是直接以个人为对象和基础进行的。政府收入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和财产税等为主，而政府支出中的相当份额则直接用于个人的社会保险。正是因为用于个人社会保险的基金在财政收支中占据了重要份额，所以，西方财政理论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注重对社会保险理论的研究，并致力于社会保险体制改革的探索。与西方不同，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存在的几乎只是资金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国家的国营经济，而且国营企业不具有独立性，仅仅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这样，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几乎都集中到政府手中，国家的财政收支活动本身就具有了生产资料所有者运用自身权利的性质；其活动的对象也几乎都表现为直接对企业及事业单位，对个人直接发生的分配行为很少。因而，国内学术界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使企事业单位进行的收支与分配行为更加合理，而很少对与个人联系密切的社会保险理论进行思考与关注。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收支的对象虽然有所变化，并开始注重于对个人的收支活动；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缺乏要求个人直接参与、影响并监督决策的思想，所以，无论是个人还是财政理论界，对社会保险理论的思考以及对其体制改革的探讨，仍然显得相对薄弱，难以满足现行社会保险体制的需要。
2．现有的财政收入结构是导致我国社会保险体制财政失衡的关键因素
要分析中国的财政收入结构，应主要分析税收收入结构。我国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虽然税负更为公平，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新税制存在的一些缺陷仍十分明显，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西方各国的税收收入主要由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社会保险税、遗产税等组成。大多数国家中的社会保险税在税收总收入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社会保险税至今仍未开征，且税种多为税负易于转嫁的间接税；直接税和直接向个人征收的税收收入，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例较小。
从表1可以看出，在我国税收中，直接向个人征收的税收收入在税收总收入中的比例，虽然逐年上升，但所占比重仍然很低。特别是，作为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实施主要资金来源的社会保险税，至今仍未开征，使得我国财政难以“专款专用”。而且在其他支出项目要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财政很难将大部分资金用于个人社会保险，从而制约了社会保险体制的改革。
3．社会保险缴费率的不合理与不统一，是导致我国社会保险体制财政失衡的又一重要原因
以养老保险为例，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的规定：“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一般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包括划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少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人数较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确需超过企业工资总额20％的，应报劳动部、财政部审批。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1997年不得低于本人缴费工资的4％，1998年起两年提高1个百分点，最终达到本人缴费工资的8％。”可见，我国养老保险金的支付仍是以“费”而不是以“税”的形式进行；其征缴、管理、使用由各地劳动和社会保险部门负责，而未纳入国家财政部门的统一管理规划，因而存在费率不统一、缴费率偏高，但实际缴费偏低、负担不公的现象。据统计，我国2004年平均缴费率已达27．8％，有的地方高达30％。如此高昂的费率已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20％)，显然已处在费率以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企业的避费行为。用拉弗曲线表示(见图1)，在费率区间(0.20％)时，缴费额随费率的上升而上升；若费率超过限额20％就进入了费率，费率的上升反而导致缴费额下降。
由于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老职工的个人账户是空的，而且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也被挪用，新老个人账户普遍成为空账，从而使得社会对已退休者和在职职工的隐性债务显性化，增加了社会保险风险。
4．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也不利于弥补严重的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失衡
由于社会保险税的开征尚处于酝酿阶段，而社会保险费又由各地劳动和社会保险部门负责，因而财政部门没有专款用于社会保险。目前，我国财政在社会保险方面的支出仅局限于“抚恤与社会救济”。这种支出结构与国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见表2、表3)。
从表2和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和英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有巨大差异。英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险、健康和教育的转移性公共支出占到总支出的58．46％；而我国用于文教、卫生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财政支出仅占总支出的29．38％。这说明，英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履行着较强的调节收入分配职能。因为政府公共支出中所发生的资金转移主要是在社会成员之间的资源再分配，英国政府的这种公共支出结构既有利于收入分配趋于公平，又有利于保持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平衡。
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则履行着较强的资源配置职能。政府实际上直接以产品或劳务购买者的身份出现在市场上，用其所掌握的资金与其他经济主体所提供的物品或劳务相交换。因而，一方面这种支出结构对于生产、就业、资源配置以及社会总需求有着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支出结构虽然也会影响到国民收入再分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因此，中国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不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2003年，在大量体制外收入无法在基尼系数中得到反映的情况下，中国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6，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分配不公平的现象相当明显。同时，因为这种支出结构所具有的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相对较弱，所以也不利于实现社会保险体制的财政平衡。
二、社会保险缴费率的优化设计——以天津市为例
(一)社会保险缴费能力分析
社会保险对职工而言是一种权益，对企业而言则是一种负担。如果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险缴费过多，将使产品成本大幅度提高。下面以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为例，考察企业承受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的能力。
根据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的一般财务状况，在企业产品的出厂价中，约有39．4％左右为新增价值。这意味着，在100元的产品出厂价中，增加值为39．40元。
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回归出新增加值中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贡献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Y=ALαKβ其中，Y为产量，L为劳动要素投入，K为资本要素投入，α和β分别代表产出相对于劳动投入的弹性和资本投入的弹性。对上式作对数变换，可得：
LnY=LnAαLnLβLnK
运用表4中1991～2003年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劳动工资和资本支出以及工业总产值的数据，可以分别回归出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贡献率。
LnY=7．42690．7709LnL0．0896LnK
(6．9881)(5．5064)(0．4522)
R2=0．9844F=315．2639P=0．0001
上述分析表明，产品新增加值的77％用于支付职工工资，8．96％用于资本报酬。这意味着，在39．40元的新增加值中，有30．30元用于支付职工工资，而资本报酬为3．50元。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本成本(如折旧和借贷资本的成本)大约占资本报酬的40％。因此，3．50元的资本报酬中就有1．40元的资本成本，剩下的2．10元为企业利润。国有企业仅有2．10元利润，若全部用于缴纳社会保险费，只能约占工资总额的7％左右，这是企业缴费的上限。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天津市国有工业企业能够承受的社会保险统筹缴费的最高限度为7％。但现实中，企业须缴纳占工资总额20％的养老保险费、8％的医疗保险费、2％的失业保险费、1％的生育保险费和1％的工伤保险费。因此，企业总共须承担占工资总额32％的社会保险费。这一比率比企业所能承受的最高缴费限度高出4倍多，企业难以承受这一负担。
(二)职工个人社会保险缴费能力分析
在确定社会保险缴费水平时，应该考虑职工个人的承受能力。职工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现期消费，一部分用于远期消费形成储蓄。社会保险强制职工缴费在一定意义上执行了储蓄的功能。
假设社会保险制度中个人缴费为B，个人现期消费为C，c为个人边际消费倾向，C0为不随收入变化的、稳定的消费，个人工资收入为Y，则远期消费为Y-C。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消费公式为：
C=C0cY
假设职工的全部储蓄都用来缴纳社会保险费，其费率为：
B／Y=(Y-C)／Y=(Y-C0-cY)／Y=I-C0／Y-c
如果求出c、C0和Y，就可以确定职工缴费率(B／Y)的最上限。下面根据表5中1991～2003年天津市居民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数据，对C=C0cY式进行回归分析，可得：
C=295．25170．7353Y
(5．0090)(83．6617)
R2=0．9984F=6999．28P=O．0001
由于不同年份人均年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是变动的，因此个人承受社会保险缴费的最大限度在不同年份是不同的。将回归方程的结果代入B／Y=(Y-C)／Y=(Y-C0-cY)／y式，可得职工个人1991～2003年间对于社会保险缴费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1991年为11％，2003年达到24％。而据天津市规定，个人养老保险缴费为工资总额的8％；如果再加上医疗保险中个人2％的缴费比例和失业保险中个人1％的缴费比例，职工个人缴费率总计为11％。这一比例与1991年持平，但远远低于2003年的24％，说明职工完全能够承受11％的社会保险缴费率。
(三)天津市财政能力增长趋势分析
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35％～50％，因而在雄厚的财政实力支撑下，发达国家用于社会保险的支出占到政府财政支出的20％～30％与此相比，天津市的财政支付能力十分有限，天津市2003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8％。
由于支持社会保险资金财政能力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因此，以下选用GDP增长率与财政收入增长率的比值作为对时间的函数，预测2005至2010年两者比值的变化趋势。
假设Y为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t为时间序号。根据表6的数据，可得如下方程式：
Y=1．38440．0249t
根据上述方程可以计算出2005～2010年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比值的变化趋势为：1．68、1．73、1．78、1．83、1．88、1．93。如果2005～2010年天津市GDP保持12％的增长速度(近10年天津市GDP增速的平均值)，则可以测算出同期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进而可以测算出2005～2010年天津市财政收入的规模。如果保持财政对社会保险补助的增长与GDP增长相同的速度，即每年用财政收入的12％进行社会保险补助，则可最终计算出2005～2010年财政用于社会保险补助的财力(测算结果见表7)。也就是说，天津市财政用于支持社会保险的财力可以保持18％的年均增长速度。
三、简短的结论
1．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严重偏重
从具体测算结果看，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远远超出了企业最高承受限度。从长期来看，企业是无力承受这一缴费水平的，这也是目前许多国有企业逃避缴费从而造成收缴率逐年降低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降低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率，减轻国有企业的负担，以达到顺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
2．职工个人社会保险缴费率相对较低
目前个人缴费率相对于职工个人的缴费承受能力来说是一个较低的水平，实际上缴费率再提高几个百分点，个人也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因此，可以在保持个人缴费率不变的前提下，提高个人缴费比例并将该增加的缴费全部用于社会统筹。这样，一方面可以弥补降低企业缴费率后形成的空白；另一方面还体现了社会保险的社会性和互济性的本质。
3．从现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来看，社会统筹部分采用的是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这一模式意味着政府是社会保险金给付责任的最后承担者。所以在采取减轻企业缴费负担和提高职工个人缴费水平之后，对此产生的社会统筹资金收支缺口，政府必须以财政资金予以弥补。然而，从近年天津市各类财政资金支出增长速度来看，用于地方建设、科教文卫、行政事业等费用的增长速度过快，对社会保险的补贴水平较低(见表8)。笔者认为，今后有必要从财政收入的增长部分中划出专门资金用于社会保险支出，同时更重要的是调整财政的支出结构，压缩过度投资及减缓事业费过快增长的势头，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险补贴。
4．加快社会保障立法步伐，促使社会保障制度尽快定型
现代保险业的重要特征是承保业务与资金业务并重，二者被喻为保险业发展的“两个轮子”，对保险业的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摩根·斯坦利所说：“投资是保险行业的核心任务，没有投资就等于没有保险行业……没有保险投资，整个保险行业的经营是不能维持下去的。”因此，研究保险资金经营与管理的基本理论，总结发达国家保险资金经营与管理的经验，分析我国保险资金经营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对策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发达国家保险资金的经营与管理
从表面上看，一国的保险资金运用状况是由该国监管部门决定的，但更深层次上，它反映了保险业整体发展的内在需要，同时受到外部经济环境、金融体系结构以及金融发展阶段等多种因素的深刻影响。
美国整个金融结构以直接金融为主，而在资本市场结构中又以债券为主。资本市场内部结构以及成熟的市场规则制度使得美国资本市场成为高度有效的市场，资本市场同宏观经济波动的相关度相对较高，同时资本市场的收益率相对较高。尽管保险资金运用的外部市场环境比较成熟，但美国仍然实施多层次、严格的投资监管制度，强调系统监管和个体监管并重。美国保险监督协会(NAIC)制定了一系列示范法规以控制资产风险，确保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为了便于监管，NAIC证券评估处还对公司债券进行信用评级，并详细地规定了对包括债务证券、投资组合、股本投资、动产、抵押贷款、不动产、对外投资以及人寿保险公司的保单贷款等在内的不同投资形式的质量和数量限制。与这种金融市场环境与监管制度相适应，美国保险资金的投资结构体现为以债券为主，在债券投资中又以高质量债券为主。在寿险公司的债券投资中，高质量债券(NAIC评定的1级和2级债券)占到将近95％。在非寿险公司的债券投资中，高质量债券也占到很高的比重。从投资实践来看，美国的投资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保险公司的资产总量自1990年以来增长迅速，平均投资收益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净投资收益则基本呈递增状态。
与美国相比英国保险资金运用较为分散。英国是保险资金运用最为自由、宽松的国家，监管当局对保险资金运用几乎没有任何限制。虽然英国也是以直接金融为主，但是英国保险资金运用以股票投资为主，因为英国是传统的金融中心，股票市场发达。英国投资连接险十分发达，投连险保费收入占到了英国总保费收入的50％以上。保险负债结构也决定了股票投资在保险基金运用中的重要地位。
欧洲另一个保险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是德国。与英美不同，德国以间接金融为主，拥有强大的银行体系，商业银行在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其金融体系的整体特征体现为稳健平和。稳健的金融体系为保险公司提供了稳定的投资环境，但市场收益率并不突出。同时，由于德国秉持的稳健性经营理念，德国监管部门对其保险业采取了严格的事前监管模式，为保险公司规定了十分具体的资金运用的许可范围、可选择币种，并对投资于国内债券、国内股票、国内投资公司管理的证券资产及特别资产、外国公司股票及债券等金融资产，以及建筑物、土地等实物资产规定了投资比例。因此，适应本国的监管体系与金融环境，德国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结构也体现了稳健性特征，即总体上，保险资金投资于抵押贷款和银行存款的比重要高于英美等发达国家，因为以本国为基地的工业十分发达，因而贷款比重一直居高不下。但近年来，随着德国金融体系结构的变化，以及欧盟共同市场发展的内在需要，德国保险公司也在逐渐增加对股票等高回报率的金融工具的投资。
日本也是以间接金融为主的国家，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决定了日本保险资金运用结构中贷款占比重较大，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投资比例依次为：贷款、有价证券、不动产、存款；1986年日本的保险资金运用才从贷款为主转向证券投资为主，贷款退居第二位，但是贷款的比例在发达国家中应该算是高的。现在日本保险资金运用日益转向证券投资，这是因为日本的保险资金运用主要同该国的经济发展过程相联系，20世纪50、60年代，日本侧重重工业，重工业的经济效益好，日本保险业于是以贷款方式投资机械制造和化工工业，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转向以轻工中小企业为主，后来证券投资收益好，又转向证券投资。
二、对我国保险资金经营与管理的借鉴意义
目前，我国对于保险资金业务的重要性认识在理论上已达成共识，但从法规的制定到保险公司的实际运行都不能适应这一地位的要求。随着我国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不断发育与完善，保险业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日益增强，保险资金业务的重要性也在宏观上有所体现。因此外国保险公司的资产配置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保险公司的资产配置，既需要借鉴国际经验，更需要以本国经济、金融现实为基础
各国保险资产配置结构存在很大差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律。这主要是因为影响保险资金运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金融体制、保险投资法律限制原因，又有金融市场结构、会计制度、保险产品结构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而各个国家在上述各方面的情况又是千差万别的。上述美国和英国、日本和德国的对比就是很好的例证。
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迅速、市场巨大的、正处于经济转轨和从封闭不断走向开放的国家，我国的产业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市场状况、法律社会制度、保险业发展的阶段等都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异。作为中国经济、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保险公司的资产配置不仅应借鉴发达国家保险资金运用的经验、教训，而且应充分考虑我国经济、金融现实(包括经济发展阶段、金融市场条件、法律法规约束等)，以本国经济、金融现实及发展趋势为基础，而不是脱离中国经济、金融现实，盲目照搬外国经验。只有这样，我国保险业才有可能在服务经济社会的同时获得长远的发展。
(二)科学的保险资产配置，需要以“资产负债管理”思想为指导，对不同性质的保险资金来源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
保险公司与其他机构投资者的差异主要在于其负债的特殊性，不同类型的保险公司也具有不同的保险资金来源性质。由于不同的负债特性具有不同的“风险—收益”要求和现金流特征，从而在资金运用的收益目标设定和投资策略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如前所析，对于寿险和财产险、单独账户和一般账户，由于其资金性质不同，一般都需要采取显著不同的资产配置策略。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范投资风险，保证长期、稳定的收益。
在这方面，美国和日本的寿险公司为此提供了相互对照的例证。1980年以前，日本寿险资金运用中一般贷款高达60％以上，而证券比重不到30％，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的发展，日本股市、楼市大幅飙升，日本寿险业无视自己95％以上的寿险负债都是期限长、具有最低收益保证的一般负债的特性大举进入股市、楼市，在资金组合中，一般贷款比重由60％快速下降到了1986年的36％左右，而有价证券的比重也快速上升到了41.5％左右，在各项投资中比重最高。同时大量投资房地产，大炒地皮，而一般贷款中不少资金也投向了楼市。但随着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股市、楼市一路下跌，日本寿险业很快就陷入了困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其寿险公司对不同的负债来源采取了严格的账户分类管理，一般寿险资金进入一般账户，投资性寿险资金进入单独账户。对于寿险一般账户，美国采取了严格的资产负债管理，将绝大多数资金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对于权益类投资则进行严格的比例控制。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的10年大牛市，美国寿险一般账户中股票的比重并未相应增加，相反还随着寿险负债中年金比例的不断增加而将股票比重由1992年的5.02％进一步降到了2002年的3.52％。
我国保险业的资产管理才处于起步阶段，我国保险业在进行资产管理和直接入市时应充分借鉴国际保险企业的经验和教训，加快树立“资产负债管理”理念，努力塑造保险资产负债管理文化；在对不同账户的资金性质、风险—收益要求、投资期限的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不同保险负债的资产配置策略；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理性、稳健投资，获取长期、稳定的回报。
关键词：海上保险如实告知重要情况
诚实信用原则，是一切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但在海上保险法律关系中，要求当事人具有的诚信程度，远远高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中的要求，称之为最大诚信原则。虽然《海商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最大诚信原则，但《海商法》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正是最大诚信原则的体现。
一、告知义务的含义
所谓告知，也称批露，指在保险合同成立以前即保险人接受承保前，被保险人必须将有关保险标的的重要事项或状况告知保险人。我国《海商法》第222条第1款规定：“合同订立前，被保险人应当将其知道的或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有关影响保险人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8条第1款规定：“除本条的规定外，在签订合同前，被保险人必须向保险人告知其所知的一切重要情况。被保险人视为知道在通常业务过程中所应知晓的每一情况。如果被保险人未履行该告知义务，保险人即可宣布合同无效。”（Subjecttotheprovisionsofthissection,theassuredmustdisclosetotheinsurer,beforethecontractisconcluded,everymaterialcircumstancewhichisknowntotheassured,andtheassuredisdeemedtoknoweverycircumstancewhich,intheordinarycourseofbusiness,oughttobeknownbyhim.Iftheassuredfailstomakesuchdisclosuretheinsurermayavoidthecontract.）
二、如实告知义务认定标准
我国《海商法》第222条第1款规定：“合同订立前，被保险人应当将其知道的或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有关影响保险人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即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时间为“合同订立前”，也就是说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截至到海上保险合同成立。保险合同成立之时，是指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意思表示一致，即被保险人提出保险要求为保险人接受时，并不以保险人签发保单为要件。在双方当事人协商过程中，被保险人才了解到的重要事项及从不重要到重要的事项，被保险人都有义务告知保险人。但是，若被保险人为自身利益提出对原合同条款的修改，在合同内容变更的范围之内，被保险人就有重新告知的义务。被保险人没有义务告知在合同订立后才知道的新情况或才发生变化的情况。在海上保险合同订立前不重要的情况，即使在合同订立后成为保险标的发生损失的原因，也不是被保险人须告知的重要情况。
如实告知的事项的范围为“被保险人知道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事项”。所谓“被保险人知道”，指在个案中实际的被保险人“实际知道”（ActualKnowledge）。“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是用一个通常的“合理的”（Reasonable）“谨慎的”（Prudent）被保险人的标准来衡量个案定的被保险人。判断个案中被保险人是否“应当知道”某一重要情况取决于个案中的具体情况和法官的自由裁量。
三、如实告知义务中“重要情况”的界定标准
所谓重要情况的标准，我国《海商法》规定为“影响保险人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是否接受承保的重要情况”。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18（2）和20（2）中对“重要情况”的界定：影响谨慎的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或确定保险费的每一情况，都认为是重要情况。（Everycircumstanceinmaterialwhichwouldinfluencethejudgementofaprudentinsurerinfixingthepremium,ordeterminingwhetherhewilltaketherisk.）。
1．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18（2）和20（2）中对“重要情况”的界定：影响谨慎的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或确定保险费的每一情况，都认为是重要情况。也就是说完全而准确的批露将影响一个谨慎的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及确定保险费率。或者对一个谨慎的保险人的影响降低到一个较低的标准，那么，这一较低的标准又是什么呢?PanAtlanticv.PineTop一案中MichaelBeloffQ.C.,StevenBerryandSarahMoore作为原告的人认为：根据非海上保险的一般法律，未批露或误述的情况，在以下情形下构成“重要情况”：第一，此种情况会影响一个谨慎而明智的保险人在知道这一情况时会拒绝或接受承保。第二，这一情况会使保险人将实际作出不同的决定。所以，无论是对谨慎的保险人或实际保险人来说，该重要情况必须使其作出不同的最后决定。
无论是海上保险合同或是非海上保险合同，最大诚信是近200年来保险合同和再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重要情况”有三个特征：第一，依据1906年的《海上保险法》第18和20条的规定，一种情况的未批露或者误述只要在合同成立前对谨慎的保险人产生心理影响，即构成重要情况，而不必对真正的保险人产生重要影响。第二，一种未批露或误述的情况在下列条件下成为重要情况，即当该情况被告知或恰当的叙述的情况下，谨慎的保险人在决定是否接受承保或者以什么样的条件接受承保时将把其考虑在内的情况。第三，在保险合同或再保险合同成立前如果对重要情况未进行批露或者是误述，其后果为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在CTI案中法官的观点为：一个保险人只有向法庭做出如下证明，他才能在未批露的反驳中获胜。即，如果一个谨慎的保险人知道这一事实将会拒绝承保或将提高保费。法官认为这是一般规则，不能仅仅因18条就使被保险人承担如此大的负担。假如在这样一个案中，被保险人只知道一些情况但不知其重要性，如果一个谨慎的保险人知道这种情况会接受承保，只是会要求增加一个较小数额的额外保费。进一步假定这一保险合同导致了一个很大数额的索赔。在司法过程中，被保险人会以其已支付了额外保费来支持他的索赔。但是这在英国不适用。英国法律中的公平是不明显的，看起来几乎不能反映出17条的最大诚信原则，如果保险人通过提高保费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接受承保，为何他同时又有权解除合同呢？在这方面，英国法律对保险人很有利，至少，一个谨慎的保险人将会有权要求增加保费。但是，18条的含义要宽于这些，一个谨慎的保险人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这有他自己来判断。所以Kerrl.T.法官说：“谨慎的保险人必须证明，他如果知道该事实就会拒绝承保或增加保费，他才能以‘重要事实未批露’而进行反驳。”他说“若知道该重要事实就会采取不同行动，才能证明该事实的重要性。该事实必须是足以影响到一个谨慎的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或确定保费。”“通常，无论如何，保险人必须证明结果会受到影响”。
“影响”一词意味着批露的事实将会对18（2）中所说的认识和决定产生影响。证明未批露事实重要性的证据通常由一个独立的专家给出。
2．重要情况的误述和未批露是否足以使保险人解除合同，或者说误述和未批露完全或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合同的签订？如果误述和未批露在促成合同签订方面是必要的，举证责任如何承担？在Bergerv.Pollock一案中，KerrJ.已经说过这一原则：只有误述和未批露对保险人已经实际上产生了影响，他才有权解除合同。在C.T.I.案中，通过大量权威专家的引证，KerrJ.承认其在Bergerv.Pollock一案中认为实际承保人无需证明他的思想受到影响这一看法是错误的。ParkerL.J.ParkerL.J.认为，针对第二个问题，1906并没有要求如被告知实际保险人本会不承保或以更低的保费承保。针对第一个问题，认为一个事实只要与风险有关或者可能导致拒绝承保或增加保费，这个事实就影响了谨慎的保险人在确定保费或决定是否承保时的决定。可以说，谨慎的保险人可能认为一个事实情况与风险有关并且影响是否承保或增加保费的决定。但是，不可以说谨慎的保险人会做出不同的行为，因为就他们本可能的行为或他们对未披露的情况所重视的程度，没有绝对的标准。
重要事项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事实问题。因为法院判决时常因个案的具体情况不同而采纳不同的判断标准。但总的来说标准有两个：第一，此情况是否影响到保险人决定是否接受承保；第二，是否会影响到保险人确定保险费率。如何界定“重要事项”，从立法政策上是为了平衡海上保险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利益。此条款主要为保护保险人，要求被保险人向保险人主动告知影响保险标的风险大小的重要事项；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保险人将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无限制的扩大。故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用“一个谨慎的保险人”来加以限定。所谓“谨慎的保险人”是指与当时市场上其他一般保险人具有相同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的保险人。此外，关于保险标的的重要事项和所承保风险的密切程度，只要该事项足以影响谨慎的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或确定保险费率，无论其他相关程度如何，被保险人应当如实告知保险人。
PanAtlanticv.PineTop一案中，英国贵族院了上诉院的判决和以前的案例，对重要事项的标准做了一个新的解释：试图解除海上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必须证明，不如实告知的事项实际上使他做出了不同的决定，而且一个谨慎合理的保险人在评估风险时可能考虑到该事项。即一方面不能忽视具体海上保险合同定保险人对风险评估的实际作用，另一方面不要求对一个合理谨慎的保险人有决定性的影响，只要该事项在评估风险时可能考虑到即可。
参考文献
[1]CTI:ContainerTransportInternationalInc.&RelianceGroupIncv.OceanusMutualUnderwrittingAssociation(Bermuda)Limited[1984]1Lloyd’Rep.476p．
[摘要]保险风险证券化是金融和保险在风险管理领域融合的根本课题。从风险管理供给看，它是保险公司方法和金融市场方法融合进而扩展彼此功能的结果；从风险管理需求看，其根源是公司风险管理变化，直接原因是保险公司自身的风险管理要求。保险风险证券化的技术条件是金融数学和保险数学融合，未来取向在于风险标的的扩大，其对保险公司的影响将是深刻的。我国试行保险风险证券化，应该整合保险公司的金融功能，改革保险教育和研究，完善偿付能力监管。
一、保险风险证券化的理论基础
传统上，保险属于广义的金融学范畴，但是高度独立，单独推进的，至于两者的联系一直为人所忽视。20世纪90年生的金融和保险多尺度、全方位的融合已经改变了这一状况，现代金融学对保险理论和实用研究的影响日益增强，保险研究也越来越遵循一个一般金融研究范式。保险风险证券化（Insurancerisksecuritization）始于美国1988年寿险和年金组合证券化，指通过证券的创造和发行将承保风险转移到金融市场上，这等于为风险创造了其他承担者，从而触及到保险公司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风险管理核心功能。所以，保险风险证券化是金融和保险在风险管理领域融合的根本课题，可以运用金融学的基本方法和工具对之作深入探讨。
（一）保险风险证券化的金融基本功能解释
风险管理是一个超出保险领域的概念，其基本原则是让合适的人承担合适的风险，如何分散风险，以及是否存在适合承担风险的实体是其中关键问题。潜在逻辑是非常简单而强制性的，即风险趋于发现其最经济的价格和最有效的持有人。根据默顿（Merton）等1993年提出的金融中介学说的功能观点，金融体系由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组成，任何经济社会的金融体系的功能都是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在时空上便利经济资源的配置和拓展，具体有六项基本功能：支付结算；聚集和分散资源；在时空上转移经济资源；风险管理；提供信息；解决激励问题。金融基本功能长期保持不变，彼此并不是独立的，功能比其制度结构更稳定、更重要。这样，就风险管理功能，存在两种提供方法：金融中介方法和金融市场方法。保险公司是传统上进行风险管理的金融中介，侧重于纯粹（或物理）风险，具有在代际（跨期）间熨平风险的优势；金融市场也提供很多风险转移合约，比如期货、远期、期权和互换，且非常透明化和标准化，一直扮演管理金融（或财务）风险的角色，能有效分担横向风险。以往这两种风险类型不同的风险管理及供给风险产品的行业或市场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术语、概念和方法分隔的，前者是一种保险精算和物理的世界，后者属于财务和金融领域，公司、个人或其他决策单位究竟选择保险方法还是市场方法取决于其特定的需求。
希勒（2003）指出，风险管理将是金融市场最有发展前景的功能。过去金融过分强调金融市场的资金动员以及资金配置功能，现在可以把金融更扩展一些，通过更好的金融安排，把许多保险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过剩风险，进一步消化掉。他提出了金融风险管理的六个新想法：个人生计保险、宏观市场保险、收入相关贷款保险、收入不平等保险、跨代社会保障和国家风险保险。同理，过去保险过分强调纯粹风险管理，现在也可以把保险功能更扩展一些，它可以应用到社会更多的方面，来进行相应的风险管理，规避掉一些大的风险，让我们的生活更稳定。基于此，实现保险和金融市场彼此功能扩展的有效途径可以是融合两种风险管理方法。保险风险证券化就是这种融合的表现，保险公司的风险转移效益、可保风险范围和承保能力都得以改善，金融市场也间接为纯粹风险提供保障，重大风险累积在保险公司和金融市场间实现了优化配置。
（二）保险风险证券化的根源和直接原因
金融机构是客户导向的，公司不通过金融中介也可以进行风险管理，只是参与成本较高，任何金融创新根本上都是客户需求驱动的。20世纪90年代后，由于公司面临风险复杂性增加，竞争日趋激烈以及股东对回报的持续关注，风险管理不仅被定位于保护公司免受非预期实物损失，还要管理影响日增的金融风险，同时承担资本有效配置以及优化风险回报的责任，能够真正为公司增值，导致了传统风险管理向全面风险管理框架转型，这为国外学者称誉为“公司风险管理革命”。集中反映在两个层次的融合上。一是风险管理作为一种组织流程的融合，包括整合纯粹风险和金融风险管理；通过VaR等风险度量共同标准来考察公司风险全貌；在组织内跨系统、过程和人员整合风险管理流程；寻求更多整合风险管理产品和解决方案。二是风险管理与资本管理的融合。即风险管理和最优资本结构决策同时协调考虑以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这一融合已经实质性地改变公司风险管理的功能，成为很大程度上驱动上述整合的真正基础性融合。处于融合浪潮中心的是非传统风险转移（ART）市场，ART指由保险或再保险公司提供的、宽泛的和成长的“合约、结构和解决方案”集合，它使得公司能以非传统方式转移风险或为之融资，而保险风险证券化只是一种ART产品。
金融机构实物资产较少，所面临的纯粹风险可以忽略，主要风险是金融风险。保险公司是经营风险的金融中介，包括典型金融风险（市场、信用和操作风险）和保险风险，保险公司自身的风险管理属于广义金融风险管理范畴。在金融服务业，一种实体的过剩风险可以是另一种实体的分散化风险，这构成了风险转移的坚实基础，且使得这种机制不断发挥作用而进化。重大保险风险累积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影响极大，但与金融市场风险不相关或很小，可以通过证券化方式实现分散化。进一步讲，上述公司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对保险公司仍然适用。面对巨大的行业灾难，监管者、评级机构和股东日益增加的压力，以及最重要基础业务考虑，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开始接受企业风险管理（ERM）理念。为了对其全面风险管理提供紧密的支持，保险公司也需要更灵活的产品和解决方案，这必然要求不断补充和改进ART形式。巨灾风险由于其低发生频率和高损失幅度成为保险公司整体风险状况的关键组成，应该采取高度个性化的证券化形式实现更广泛分散。
综上，保险风险证券化作为一项风险管理创新，始于保险公司分散自身过剩风险的要求，由于客户风险管理需求变化的长期战略考虑又使之变得不可或缺。所以，保险公司自身的风险管理要求是证券化的直接原因，根源在于公司风险管理变化。
二、保险风险证券化的技术条件
金融市场用于保障传统保险风险的主要困难在于供给方的合约化，也就是产品设计问题。从金融角度看，保险风险衍生工具是标准金融合约应用到新的标的市场所导致的新风险管理产品，有交易所标准合约，也有场外市场合约；风险证券可以视为一份标准债务或权益和一份金融衍生证券组合的混杂证券。与之类似的结构模式在金融市场上早已存在，所以产品构造难度不大，难点在于定价。保险风险证券化定价一般可以采用统计建模、金融工程和精算模拟方法，但现有新产品定价都是金融工程方法。因而，保险风险证券化依赖于金融数学和保险数学融合这一技术条件。20世纪90年代之前保险数学和金融数学几乎是平行发展的，基于金融风险的金融合约和基于保险风险的保险合约单独被引入到市场上，相应合约的估价方法和潜在风险过程的随机模型已经分别在金融数学和保险数学中独立开发出来，金融数学的巨大进步基本上没有对保险数学产生影响。70年代和80年代不断增加的巨灾索赔迫切需要新数学和统计方法；90年代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也强烈需要新投资机会。这促使了金融数学的模型和工具大规模地转嫁到保险数学中来，特别是金融资产定价方法在保险业中得到广泛应用。
传统金融与保险定价方法有很大不同。金融定价是完全市场假设下的和基于套期保值观点的无套利定价，导致了一种唯一的鞅测度。但是，保险市场一般是不完全性的，如果根本上存在鞅测度，那么就会有无穷多。这意味着鞅测度的唯一性只有通过施加一定的、能够导致风险最小化测度的最优条件获得。保险定价则避免了价格不存在或无穷多的问题，其价格基础是实际概率测度，采用诸如大数法则和依靠一种附加系数来防止随机波动。但对于复杂的巨灾保险或者与金融市场连结产品，这种方法引起了一些问题。考虑到市场在决定保险产品价格中的作用，按照金融定价，保单价格应该反映风险和收益间的均衡关系，或者最低程度地避免创造套利的机会；而传统精算费率原则模型采取一种供给方视角，包含了价格主要是由保险公司确定的假设。通过比较两种方法计算同一风险过程的费率，很容易得出，在一个充分流动的保险市场，精算费率原则可以用一种标准无套利定价结构重新解释。随着保险风险可以通过保险和金融合约同时交易的市场出现，这些合约共存导致一种新的价格选择标准，供给方法正逐渐地为金融方法所取代，这反映了金融专家和精算师共同努力的结果。
目前已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型和期权模型，开发出许多保险金融定价模型，这方面的最新研究都集中于巨灾风险证券化定价。1992年考克斯（Cox）等运用BS方程作为巨灾期货和期权的定价模型至今，学界和业界已经贡献了许多模型。但是多数都是采用假设保险市场是完全市场的无套利方法开发的，现实意义不大。不完全性也是保险风险证券化区别其他证券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所以应该改用均衡定价方法；同时由于证券化产品与现有保险合约的风险标的相同，所以其金融价格必须与精算费率一致，以排除套利的可能性。目前基于均衡理论、效用理论和Esscher变换的适用于完全市场和不完全市场的精算一致金融定价方法运用很广。最后，为了达到解决理论障碍，精确定价从而支持巨灾保险风险在资本市场交易的目的，当前保险风险证券化定价研究主要在两方面推进：一是继续改进风险过程模型来模拟巨灾损失或索赔；二是在产品定价中权衡基差风险、信用风险、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外汇风险。未来开发更实用的不完全市场的保险金融定价模型还需要补充研究，考虑了市场中摩擦性的金融定价理论方面的研究推进会对之增加更多见解；同时非均衡定价范式的新金融学发展也将对进一步完善保险风险证券化定价模型产生积极影响。
三、保险风险证券化的发展前景
（一）保险风险证券化的未来取向
相对于数以万亿计的保险资产，现在保险风险证券化水平还较低、规模尚小，且市场发展很不平衡。产品方面，芝加哥交易所（CBOT）推出的保险期货和期权分别在1995年和2000年停止交易，但是巨灾债券自1997年以来持续发展，市场余额从7.83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43.36亿美元，成为风险证券化最有发展潜力的产品。标的风险方面，最初证券化用于巨灾保险市场，且迄今为止大部分都与巨灾风险有关，但是证券化保险风险的内容正在扩大。
理论上，保险风险证券化并不仅限于自然巨灾，只是关于保险和再保险风险、资本充足率和风险融资的讨论通常集中于保险业巨灾相关负债的重大累积，巨灾风险承保能力的严重不足促使了这一领域的率先起步。从银行资产证券化实践来看，证券化潜力往往后者比前者更大，正如非保险证券化已经集中于住房抵押贷款和汽车贷款等量多业务，未来保险风险证券化的焦点将不是变异巨大的巨灾风险，而是其他更为传统的领域。这些领域包括健康和意外保险、农作物保险与寿险（含年金）。健康和意外保险由于数学基础与财产保险有很大相似性，所以也可实行证券化。巨灾风险的特点与那些造成大面积农作物损失的自然灾害十分相似，因而证券化也适用于农业保险。最后，目前也出现了一些寿险风险证券化，寿险的期限相对较长，损失分布规律（生命表）也比较稳定；财险多为短期业务，标的损失情况也花样繁多，损失分布规律比较复杂难以建模和定价。所以寿险风险证券化潜力很大。
（二）保险风险证券化的潜在影响
金融市场风险管理功能的扩展和风险衍生工具推出后，“未来保险公司会不会消失”、“抛弃保险”等类似观点流行颇广，这也就是证券化导致保险业所谓的“脱媒”问题。根据金融中介理论，金融中介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尺度中不会消失，而是与金融市场共存，金融产品在中介和市场之间不断交替发展，成为“金融创新螺旋”的一部分，推动整个金融体系朝着一个具有充分效率的理想目标演进。据此，传统保险和再保险与证券化产品是竟合关系，公司风险直接证券化将不多见，仍然依托保险公司中介实现风险证券化。当前巨灾保险衍生工具尚未成熟，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取代传统保险产品；即使巨灾债券颇为盛行，但再保险仍然是最主要的风险分散机制，证券化的作用很小，且交易大多是再保险性质，作为传统再保险的另类途径或补充。当然，原则上并没有任何因素限制非金融公司及其自保公司将其风险直接证券化，但在迄今公布的交易中，只有两起是由非保险公司发行的。所以，保险公司不会消失，但存在形式一定会发生变化。根据银行业经验，保险公司完全可以通过产品和组织创新参与到证券化过程中，现在属于ART的保险风险证券化未来将变成“传统”保险形式。
四、保险风险证券化对于我国保险业的启示
保险风险证券化由于具有巨大潜力和社会经济正外部性特征，不光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开始重视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出现了许多新兴市场案例。就巨灾风险方面，土耳其实施了地震保险证券化计划；我国台湾地区在2003年8月发行了1亿美元的地震巨灾债券；拉美一些国家将证券化经验推广到农业保险中。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较严重的国家，也应该以此为先导，逐步试行和推广证券化方式来分散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重大风险。但是，保险风险证券化是一国保险业以及金融业整体发达水平的体现，不应脱离我国的现实条件，而要做好以下基础性工作：
（一）整合保险公司的金融功能
从金融基本功能之一的风险管理角度来审视保险业在现代风险管理中的结构变化和功能定位，有助于保险功能内涵的深化，有助于保险公司正确地履行其职能。ART形式表现为保险业对曾经几乎是商业银行和投行独占的公司融资和资本构成过程领域的一种“入侵”。对此，国外大型保险和再保险集团，为了加强在ART市场上的地位，纷纷自建或并购设立资本市场和资产管理等子公司，在新的机构框架下为公司客户提供综合化、覆盖整个生命周期的融资或转移风险产品和解决方案。因此，我国保险公司也应该通过结构重组，发展成为功能型金融集团，参与企业金融服务一体化进程，处理好传统业务和新兴业务的平衡。
（二）改革保险教育和研究
风险可以被公共部门、保险公司以及通过金融市场而得以分担，巨灾保险市场不存在说明了现有保险理论和实践间存在的重大分歧。许多应该被保险的重要风险没有保险。而且，未来必定会遇到其他重大的新风险，也必须发展新的机制使之分散化。传统保险理论不能保证合适的实体为合适的被保险人提供合适的保障合约。所以，保险理论必须能够精确描述以发现社会需求和解决实际问题。保险学教科书必须加入金融资产定价理论，实质性地扩充概率统计知识；保险研究人员必须经常在一些新方向上探索。保险实践应该被调整到怎样满足风险被有效分散的现实期望。这样通过逐步调整最终实现保险理论和实践的协调。
（三）完善偿付能力监管
严格的监管资本约束是保险风险证券化客观条件之一。近年来，英国金监局（FSA）正在将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置于单一的、基于巴塞尔2号协议（BaselⅡ）的风险敏感制度下；欧盟也借鉴了BaselII，采用了“三支柱”监管方法（最少资本要求、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制定了SolvencyⅡ保险监管计划；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1AlS）为了早日建立像银行业那样国际范围内广为接受的监管协议，已制定并公布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评估全球性框架》草案。对此，我国保险监管部门应该借鉴上述推荐协议，逐步建立和完善偿付能力评价体系，并在监管资本要求中反映证券化的风险减少利益。这样既促进风险证券化创新，又为创新營造宽松的监管环境。
[关键词]水灾风险保险；水灾保险管理；水灾保险基金；贴补性费率
美国是一个水灾较为频繁且经常导致巨额损失的国家，其建立和运行巨灾风险保险制度的历史较长。关于美国水灾风险保险制度的系统研究，对水灾同样频繁且损失也十分严重的我国，建立与完善类似制度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美国水灾风险保险制度的沿革
由于水灾是美国经常发生且造成很大损失的巨灾型自然灾害，因此，自19世纪末期，美国国会就认识到对特大洪水实行联邦控制具有重要的国家利益，为此1879年通过了《密西西比河流委员会法》。密西西比河流委员会根据该法得以设立并负责防洪堤建设。在其后的60年里，美国联邦政府不仅进行防洪堤建设，而且向洪水受害者提供受灾援助。由于这两项制度的成本都非常高昂，美国联邦政府便希望通过建立水灾风险保险制度以减轻自己的财政负担。然而，美国的私人保险公司认为水灾风险具有不可保的性质，而通常将该风险排除在保险单承保范围之外。在这种背景下，杜鲁门总统便于1951年请求建立贴补性联邦水灾风险保险制度，后因未获得拨款而搁置。直到1956年，美国国会才通过《联邦水灾保险法》，确定了基金额度30亿美元的为期5年水灾保险和再保险制度，但是该制度因为美国国会没有拨款而实际上完全没有实行。后来的一次严重飓风灾害再次导致了建立水灾保险制度的强烈要求并直接促成了1968年的《全国水灾保险法》。该法的宗旨有三：(1)通过购买水灾保险减少由于洪灾导致的损失；(2)促进州和社区对土地使用的控制并引导开发建设避开易发水灾的区域；(3)降低联邦政府对灾害援助和水灾控制的支出。根据该法开办的项目被称为全国水灾保险项目(NFIP)。
起初参加NFIP是自愿的，参加NFIP的社区非常稀少，到1972年也不过1200个，全部保险客户少于10万个，这使得NFIP的运行成本非常高昂，因为参保的社区少而造成了保险费收入很低。当收入低于赔付支出时，美国联邦政府不得不用财政弥补其差额。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美国国会通过了1973年的《水灾保护法》，使得参加水灾保险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其具体办法是：将购买水灾保险与灾后援助挂钩，禁止联邦协助购买或建设1975年7月1日前被认定为水灾易发区域或1年内没有参加NFIP社区的任何建筑物以及提供某些灾难援助，同时要求从联邦被保险贷款机构寻求贷款的涉险财产所有者购买水灾险。其后，参加水灾保险的社区迅速增加，1974年即接近6000个，到1978年便达到了16000个。然而，单个的保险客户却趋于下降。为了应对这一情况，美国国会又通过了1994年的《水灾保险改革法》。根据该法，除非财产所有者已获得了保险，否则联邦信贷机构在向购买、建造或修复水灾危险区中的建筑及其中财产的所有者融资时，有义务购买水灾保险并向财产所有者开出账单；财产所有者没有持续购买水灾保险时，联邦信贷机构也必须承担责任；在特定情况下，没有执行强制性购买水灾保险要求的贷款机构还可能会被处以每笔交易350美元、全年最高达10万美元的罚款。该法终于扭转了局面，目前，参加水灾保险的社区已超过了22000个，单个保险客户约有460万个，从而使水灾保险成为美国仅次于养老保险的第二大社会保险项目。然而，由于先前的法律在运行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布什总统2004年终于签署了在一片批评声中出台的新的《水灾保险改革法》，该法除了对先前法律中的很多规则进行必要的修改外，还一改每年实行的再评估制度，将NFIP授权期延长到2008年。
二、美国水灾风险保险制度的基本内容
(一)规定水灾保险项目管理任务的承担者
根据《全国水灾保险法》及其后制定或修改的相关法律，美国水灾风险保险项目管理任务由联邦机构和社区共同承担。
起初NFIP下联邦层面的事务管理由一家名为“全国保险者协会”未注册组织负责，该协会直接与联邦保险管理局处理水灾保险交易。其后，美国的“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接管了很短一段时间的管理工作。自1979年开始，NFIP下联邦层面的事务管理任务便被转手归美国联邦紧急管理署下的减灾部承担。为了回应9.11恐怖袭击后的局面，联邦紧急管理署2003年与其他22个机构合并为国土安全部，因此目前负责管理NFIP项目的机构为美国的联邦国土安全部。下文中对这些不同名称的管理机构统称为“联邦水灾保险管理机构”。
在NFIP的运行中，参加保险的社区也承担着非常重要的管理职能。NFIP将行洪河域划分为行洪区和非行洪区，行洪区内一律不准修建任何建筑物，非行洪区可以修建建筑物，非行洪区的社区可以购买洪水保险，但必须采取并实施旨在减轻未来水灾的洪泛区管理措施。在1968年《全国水灾保险法》制定之前，各地洪泛区的社区对水灾管理几乎没有作为。该法及其后修订的法律却使社区参与水灾管理的行为具有强制性。为了取得参加NFIP的资格，洪泛区的社区必须采取具有最大可行性的土地使用和控制的适当措施，其目标包括：(1)适当压缩易遭水灾损失的土地开发；(2)引导建设开发偏离受水灾风险威胁的地区；(3)协助减轻洪水损失；(4)改善易遭水灾土地的管理和使用。
(二)规范水灾保险管理标准
如前所述，美国联邦水灾保险制度的目标不仅仅是补偿被保险客户所遭受水灾保险事故而导致的损失，而且还包括通过只允许那些愿意制定使新建筑发生水灾危险最小化的洪泛区管理条例的社区参加该项目的方法预防水灾。为此，美国联邦水灾保险管理机构以指南的方式规范水灾保险管理的最低标准，该管理标准要求新建筑、改建建筑必须根据其结构和材料类型建造在水灾基准高地之上或不会遭受洪水侵袭。
各参加保险的社区在必须符合联邦水灾保险管理机构指南规定的前提下制定自己的水灾管理条例。联邦水灾保险管理机构将参加保险的社区水灾风险以100年为基准时段划分成不同的类别，参加保险的社区应当根据各自的类别决定自己的最低管理义务，社区应评估其各组成部分的开发项目以确定这些开发将合理安全地避开水灾，且建立了使水灾损失最小化的设施。不过只有在开发会导致洪灾高度增加的情况下，社区才禁止在泛洪区域建筑。为了便于社区管理制作洪泛区管理标准，美国联邦水灾保险管理机构还采用了绘制图谱的方法以帮助识别100年的洪泛区、水灾基准高地和特别水灾危险区。实际上，这些图谱还有其他功能：贷款人采用该信息决定保险费率；当地官员甚至建筑开发商在作其他决定时也会用上这些图谱。
(三)确定保险基金构成、保险限额与索赔时限
根据美国的法律，水灾保险基金来源主要包括：保险费收入；财政部给予的借款；基金财产的投资收益等。由于水灾保险基金经常不足以支付保险赔付支出和保险项目的运行成本，因此，美国财政部给予的借款在保险基金占有很大的比例，并且随着水灾损失不断地刷新记录，美国国会也连续地给予创新记录的借款授权以填补保险基金的缺口。根据美国2006年的一项新法规定，联邦水灾保险管理机构的借款权限已上升到207.75亿美元，在5亿美元限额内的借款无需总统给予批准。
对于保险限额的规定，美国的立法机构在后来的法律修改中也作出过2次调整，总的调整趋势是提高限额。目前，除阿拉斯加、夏威夷、处女岛和关岛采取更高的限额外，对其他地区每一家庭居所初始保险的赔偿限额为3.5万美元，超过一个居住单位的任何居住性建筑物为10万美元，与每一居住单位相关的财产为1万美元；对商业企业的赔偿限额为单个建筑10万美元，与该建筑有关财产为10万美元，如果该建筑为数个企业主占有，则限额为10万美元与企业主人数的乘积；对其他类型的单个建筑赔偿限额为10万美元，与该建筑有关的财产为10万美元。正式参加保险后，对居所建筑物保险赔偿的限额为25万美元，对居所中个人财产损失保险赔偿的限额为10万美元，对企业建筑物保险赔偿的限额为50万美元，对其中的财产损失保险赔偿的限额为50万美元。
受害的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的时限为60天。索赔时，受害的被保险人应提出损失的书面证据。尽管被保险人没有肯定的义务遵循索赔程序，不遵循该程序却给保险人提供了一个被保险人不履行所同意义务的借口和一个可能的抗辩。根据美国的法律规定，如果索赔超过7500美元，只有联邦管理官员有权放弃要求或延长提供损失证明的时限。
(四)规定社区参加水灾保险的程序
社区参加水灾保险的程序分为申请、临时参加和正式加入三个阶段。
申请阶段始于联邦水灾保险管理机构对社区的通知或社区因自身利益需求而提出的主动申请。社区有1年的时间完成申请过程。在这1年的时间内，社区应当识别、准备初始的图谱并制定洪泛区开发管理的基本条例。社区必须批准由联邦水灾保险管理机构提供的洪泛区水灾危险分界总况的图谱。受百年水灾淹没的区域被称为“A区域”，社区必须制定开发“A区域”的建筑许可证制度，所有新居民建筑及其实质性修缮必须建在已知的水灾基线之上，不建在已知的水灾基线之上非居民建筑及其实质性修缮必须具有防该基线之内的水灾功能。如果没有已知的水灾基线，社区则必须采用一切可获得的信息确定水灾基线之上的高地并使建筑合理地免受水灾。开发5英亩以上的开发商也必须进行水灾基线研究。
联邦水灾保险管理机构批准申请后，社区便进入了临时参加保险的阶段，该区居民便有资格参加临时的水灾保险。在这一阶段，参保的居民只需要交纳较少的保险费，但是，其受保障的程度也较低。在临时参加保险阶段，联邦水灾保险管理机构可以对洪泛区进行详细的工程研究，社区则必须采用更严格的条例管理洪泛区的开发。同时，社区还必须进行水灾保险费率研究。
社区完成了水灾保险费率研究之后便进入了正式参加保险阶段。联邦水灾保险管理机构接着便委托一个私人承包人进行详细的工程研究，该研究便是水灾保险费率图谱绘制的依据。在正式参加保险阶段，社区内居民交纳的保险费和受保障的程度都会调到正常的水平。不过，成为正式保险成员之后，社区仍然必须采取与联邦水灾保险管理机构要求相符的管理措施并接受该机构官员的现场监督，否则便可能被中止直至取消被保险的资格。
三、美国水灾保险制度的实施效果
从已有的统计数据和美国很多学者的评论来看，美国水灾保险制度的实施效果很不理想，甚至可以说是不成功的。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贴补性的保险费率导致水灾易发区的高速开发
美国水灾保险制度尽管具有良好的宗旨，却并非建立在按照真实成本一利益分析的保险精算规则基础之上，而是采用贴补性的保险费率，水灾保险客户支付的保险费约占保险精算风险成本的35%—40%，其缺口差额经常需要联邦拨款予以弥补。美国一些学者指出：联邦保险管理机构关于支付每3美元水灾保险索赔会节省1美元灾后援助支出等正面声言是具有欺骗性的，因为不知道没有水灾保险项目的情况下会不会发生这些损失。另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则更明确地显示，这种贴补性的保险费率不仅没有改善水灾救济制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在高水灾风险的泛洪区开发，并进一步导致水灾损失的扩大和环境的破坏等。
由于存在贴补性的保险赔偿保障，美国的很多民众便在注定要遭到水灾一次又一次地毁损的地方定居、建筑或重建，联邦保护基金无论多么雄厚也赶不上这些民众开发侵蚀洪泛区的速度。美国的一位参议员曾指出：联邦项目实施数十年后，每年洪灾的平均风险比以前更大，因为人们及其财产移向易发洪灾区的速度比洪灾防御工程更快。这些移居的人们中有不少是穷人，他们在居住方面几乎没有什么选择，如果没有保险，他们无法承受这些反复性的毁损成本。对贷款、许可和土地使用与建设的水灾保险及贴补性的保险赔偿机制使得越来越多只承担了一小部分成本的人们移向水灾易发区，从而使得更多的财产处于水灾危险区，并增加了灾后的援助成本。据统计，在美国水灾易发的沿海地区，每天增加的人口超过3600人，每年增加的新房屋超过80万套。仅2005年的2次特大飓风引发的水灾就因人口与财产过于密集而造成千余人死亡和数百亿美元的水灾保险损失和援助成本。
水灾易发区人口的增加也威胁着这些地区固有的生物多样性，直接或间接地毁坏了这些地区很多稀有动物的栖息地及植物的生存场所，同时也导致了各种人为的有毒有害的污染物大量增加，由此造成了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
(二)水灾保险项目的运行成本过于高昂
专门负责水灾保险项目管理的联邦机构只有约40个雇员，他们与另外170个承包人组成整体卫星状水灾保险项目管理系统的负责人员。显然，他们无法直接承担2万个社区中约460万保险客户全部承保和保险赔偿业务。
鉴于缺乏人力和办公场所等财力资源，联邦水灾保险管理机构只得将日常的管理责任交给了私人保险公司。据一些美国学者的统计，约95%水灾保险单是由私人保险公司出具的，私人保险公司也受托处理着同样比例的保险索赔。这些私人保险公司收取大约1／3的保险费收入作为其服务费用，其余的保险费收入转交给政府。此外，这些私人保险公司还收取约为所发生保险损失金额的3.3%作为其索赔处理服务的补偿。
上述补偿的费用机制除了使联邦水灾保险项目的运行产生高昂的成本外，还可能导致私人保险公司产生不正当的动机：在出具更多保险单并出现更多损失的情况下，他们会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美国的水灾保险项目运行机制可能会使私人保险公司忽视要求最低水平的质量控制，导致违反联邦水灾防范目标的社区或客户获得水灾保险单和保险赔偿，从而进一步推动美国的水灾保险项目成本上涨。
(三)该制度存在的其他严重缺陷
除了实行贴补性保险费率和依靠私人保险公司服务而导致运行成本奇高之外，美国的水灾保险制度还长期存在着很多其他形式的严重缺陷。其中最为突出的缺陷是对水灾保险费率图谱绘制之前的建筑给予背离保险精算规则的特别保护，其理由是这些建筑由于图谱未出现而没有足够水灾风险知识的个人决定建立的。美国政府原以为水灾、损失及洪泛区管理条例会导致水灾保险费率图绘制之前建立的建筑消失，然而，在美国水灾保险制度运行了30多年之后，这些建筑仍占到NFIP项目下水灾保险财产的30%，美国政府每年单对这些建筑贴补的水灾保险支出即高达8亿美元。
美国水灾保险制度的另一个突出缺陷为保险客户的反复性损失发生概率长期居高不下。根据美国的一份官方文件定义，反复性损失是指10年内出现2次以上、其修复的平均成本等于或超过该建筑价值25%的水灾损失。反复性损失的财产约为被保险财产的1%—2%，占到每年水灾保险索赔比例的38%。美国的野生动植物全国联盟一项研究表明，每10处重复性损失住房中就有近1处的住房累积的水灾保险索赔损失超过该房屋的价值，有些情况下可能超过很多倍。如在休斯顿的一处房屋，在18年中发生了16次水灾事件，其价值不足11.5万美元，却获得了80.6万美元的水灾保险赔付。
为了减少反复性损失，特别是为了减少水灾保险费率图绘制之前建筑的反复性损失，美国2004年的《水灾保险改革法》提供了一个引导性的拨款项目，用以购买具有下列特征、导致水灾保险项目支出大幅度增加的“反复损失性”财产：单独保险索赔4次以上；每次的保险索赔额超过5000美元；累积保险索赔额超过2万美元。如果财产所有人拒绝这种具有减灾目标的购买协助要约，则其水灾保险费将比要约购买时上涨150%，且未来的索赔额每增1500美元再上涨150%。尽管如此，目前美国仍然有些建筑反复闹水灾并在水灾保险项目资助下重建。
此外，实践也表明，美国水灾保险制度有时不能给予被保险客户及时有效的水灾救助。该制度下运行的保险项目如同其他的保险项目一样，只有在起因于保险事故的情况下才对损失给予保险赔偿。水灾保险客户的某项索赔损失经常是由水灾仅为其一的多因事故造成的，美国的一些联邦法院却通过确认“多因事故除外”及复杂的损失证明标准否定被保险客户的水灾保险赔偿请求。
(四)配套措施存在重大弊端
为了使水灾保险制度更好地实现其防灾或减灾的宗旨，美国政府还采取了很多其他的配套措施，如建设防洪堤、绘制水灾图谱等。然而，其中的不少配套措施也存在着重大弊端。以在水灾保险制度产生之前很早即进行的防洪堤建设为例，这些主要由美军工程兵承担的工程不仅耗费了数百亿美元的成本，而且恶化了其它地区的水灾损失，同时毁坏或威胁了宝贵的生态系统。从2005年导致总损失达到750亿美元的卡特里娜飓风引发的新奥尔良城外的防洪堤溃破这一事实来看，防洪堤建设对意图保护地区的安全实际上也构成了威胁，甚至会大幅度地加大水灾损失，因为防洪堤建设不仅推动意图保护地区的开发，而且妨碍了洪水的自然流动，造成一些地区的洪水水位进一步提高，防洪堤本身也由此面临着倒塌、决口的危险。
用以配合识别水灾风险级别以决定是否承保及保险费率的图谱绘制方法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在气候十分异常及人为活动非常活跃的当代，产生水灾风险的条件一直在发生着变化，美国现时的水灾风险图谱常常没有及时地反映洪泛区的新开发和新的水灾风险情况。据美国政府的一项调查，美国全国的92222份图谱中有近70%在评估时过期了10年，从而使得水灾保险数据与实际的风险有很大的出入，由此导致了洪泛区的管理效率非常低下。近年来，美国联邦水灾管理机构开始尝试使水灾风险图谱现代化和网上透明化的为期5年的工程。不过，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这项工程仍可能存在如数据标准的准确化、统一化和数据依赖社区的可靠性与可行性等影响新图谱质量的很多问题。
四、美国水灾风险保险制度的启示
(一)并非美国的所有法律制度都完美无缺
国内很多学者在研究我国制定或完善某种法律制度时，常常引用美国的相关制度，在对美国该相关制度运行的经验与教训未作进一步考察和分析的情况下即定论为成功的制度，并提出我国应当照搬的建议。对于美国的联邦水灾保险制度，我国不少学者在没有深入研究之前也大加赞许，将之视为具有非常积极意义的典型，并毫不犹豫地呼吁我国尽快效法。从本文的上述阐述中可以看出，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在决定是否借鉴美国这样世界顶尖的发达国家的相关制度时，特别是具体到对政府财政支出、居民道德、自然环境等产生重大影响的水灾风险保险制度之类的法律制度时，一定要以可靠的研究为前提，特别是一定要关注其严重教训的一面。因此，对于美国很多法律制度，无论是否具有初出台或已长久实施的性质，一定要对其进行广泛深入的分析之后，才可以决定是否移植。
(二)水灾风险不适合由政府部门以贴补的方式承保
政府的比较优势在于拥有巨大的财政资源，在分配福利的简单模式中，政府很适合履行这一职能。在很多发达国家发生水灾及恐怖事件等巨大灾难之后，政府都成功地以福利援助的方式维护了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但是，与其他领域的保险项目一样，水灾风险保险项目的运行不仅需要管理如水灾风险降低或危机管理之类的复杂实务，而且需要承担签发保险单、理赔等繁杂事务，以及必须与风险管理结合进行，政府部门的结构及人员的技能等都不足以控制水灾风险保险项目和提供承保及理赔等服务。美国政府将绝大部分签发水灾保险单和理赔事务委托给私人保险公司的做法也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水灾保险也不适合采用贴补性的保险费率。实际上，所有领域的保险业务都不适合实行由政府提供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纪律的贴补所导致的低保险费率，否则，所实行的贴补性低保险费率会麻痹保险市场的创新力、产生或加大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鼓励被保险人进行各种不适当冒险行为或不采取任何行动避免风险。政府贴补性保险项目麻痹市场创新力的一个例证是：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制定了2002年的《恐怖主义风险保险法》(TRIA)，确定一个过渡时间对恐怖主义保险损失提供事前的联邦支持，以稳定私人保险市场、恢复这种保险的价格并建立吸收任何将来损失的能力。该项目2005年12月31日到期。因政府贴补行为而怠于创新的美国保险界却竭力说服国会对TRIA延期，并最终导致实际延期2年。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国储蓄与信贷存款保险公司因其被保险客户依靠联邦保险贴补进行过度的风险投资而破产则是保险贴补助长道德风险的典型事例。前述的洪泛区大幅度扩展开发及反复性损失等也表明美国的贴补性水灾保险中同样存在着严重的道德风险。
一、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防灾减损工作是保险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防灾减损工作，对保险企业提高自身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减少自然灾害对财产保险造成的损失，国内外不少保险公司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财产保险防灾减损技术研究。
财产保险防灾减损技术研究目标为：①根据保险业当前和未来财产保险防灾减损的需要，建立管理系统模型，提高保险业在防灾减损方面的科学决策能力；②综合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集成方法，提高灾害预测与评估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③结合不同地域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和自然灾害的特点，构建财产保险自然灾害损失评估模型和自然灾害预测和预报模型；④与其他相关部门或机构合作，逐步建立重点城市灾害数据库。
研究内容为：①利用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将基础灾害信息和空间信息分层表现在图层上，并可以交互查询和动态更新；②利用遥感卫星提供的多时相、全天候遥感图像来获取不同时期的洪涝灾害的专题数据。在遥感图像解译系统下，通过对遥感图像进行图像增强、滤波、特征提取和分类、网格数据到矢量数据的变换、投影变换、坐标变换、几何纠正、图形并贴、比例尺统一等一系列的遥感图像预处理过程，形成矢量数据库，它转换成地理信息系统数据输出或者直接进入GIS空间和属性数据库；③利用GPS（全球定位系统）测量系统可获取灾情发生区域的大地测量的动态数据，经标准化后进入GIS系统；④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功能，对不同时期的数据进行解析，建立监测与评估模型；⑤把遥感影像（遥感时空数据库）、图形图像（地理空间数据和GPS获取的动态观测数据）以及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责任信息经过校正和标准化后叠加在一起，并利用这些复合信息进行灾情监测与财产损失评估；⑥利用以上获取的数据建立财产保险防灾减损决策支持模型。
二、技术方案
系统通过对致灾因子和孕灾环境的分析，采用一些预测或实测的方法，结合3S（GIS、GPS、RS）技术，将预测或实测结果以灾害图层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也以保险责任图层的形式体现出来，将两个图层相互叠加，采用损失评估模型，就可以对承灾体由于灾害产生的损失进行评估，最后得到财产损失评估结果，根据损失评估结果进行防灾减损决策支持。
系统中包括7个数据源或数据模块：GIS图层、灾害因子、灾害图层、保险责任数据、损失评估结果、保险理赔数据和决策支持。其中CIS图层是基础，灾害图层、保险责任数据和损失评估结果需要与GIS图层相结合，以图层的形式展现。
GIS图层上包括点状信息、线状信息和面状信息三种图层，如城市政府机构、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公检法机构等图层属于点状信息图层；城市道路、等高线、河流等图层属于线状信息图层；行政区划、绿地、湖泊等图层属于面状信息图层。将这些包含城市基本信息的图层按照地理坐标系进行配准，然后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叠加，就形成了基础地理信息图层，它反映的是事物的基本空间属性。
灾害因子包括致灾因子和环境因素。所谓致灾因子是指导致灾害发生的触发因素。洪涝灾害的致灾因子是致涝水量，以及与致涝水量有关的致灾因素如降水量、降水历时、河流水情要素等。这里定义模型涉及的致灾因子为降水量、灾害持续时间等。环境因素又称孕灾环境，指灾害作用的环境，包括地表特征（植被、建筑物分布）、地形指数（高度、宽度、坡度、坡向）和排水能力等。
灾害图层是致灾因子作用于环境因素上产生的结果，包括洪水淹没区域、洪水淹没水深、洪水淹没时间、灾害强度和模式。模式是对灾情的划分，包括典型模式（5年一遇的降雨、10年一遇的降雨等）、暴雨模式、台风模式、暴雨台风复合模式4种。
保险责任数据包括保单数据和标的损失系数，其中保单数据来自保险公司业务库中的承保数据，而标的损失系数则是通过对保险理赔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结果。标的信息和标的损失系数构成了系统中的承灾因子（承灾因子就是当灾害发生时在致灾因子影响下发生明显变化而表现出灾害特征的人文或自然要素）。
保险理赔数据来自保险公司业务库中的历史理赔数据。
损失评估结果是灾害图层和保险责任数据相结合，通过一定数学方法运算得到的。对应灾害区域中各受损标的的损失情况，有两种展现形式：以保单为中心和以客户为中心。
决策支持是根据损失评估结果确定的，包括风险等级、防洪预案或施救方案、费率建议等。
通过对系统结构框架的细化，可以进一步将系统分解成为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两个部分，分别执行不同的功能，下面将对静态模型部分和动态模型部分进行阐述。
1．静态模型
静态模型反映财产保险防灾减损系统的静态结构，它是系统模型框架的基础，是实施预测和评估的前提。
财产保险防灾减损静态模型主要包括三种图层，对应一个数据库。三种图层是基础图层、责任图层和灾害图层，对应的是保险公司防灾减损中间数据库。在静态模型中，基础图层对应模型框架的第一层中的环境因素部分，它的主要来源是国家测绘机构提供的不同比例尺的基础地理图层，它为其他两个图层提供了基准信息。基础地理图层上包括点状信息、线状信息和面状信息三种图层，如城市政府机构、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公检法机构等图层属于点状信息图层；城市道路、等高线等图层属于线状信息图层；城市水系、行政区划等图层属于面状信息图层。将这些包含城市基本信息的图层按照地理坐标系进行配准，然后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叠加，就形成了基础地理信息图层。它反映的是事物的基本空间属性。
责任图层对应的是模型框架中的保险责任数据，它是保险责任信息与地理信息的关联图层，它反映保险责任和保险公司营业网点等与保险责任有关的地理信息分布情况。责任分布图层主要是点状信息图层，如财产保险标的位置，客户的分布情况等。图层上的信息点与防灾减损中间库中的业务数据相联接。
灾害图层对应的是模型框架的灾害图层，它是主要风险与地理信息的关联图层，主要反映水灾、风灾等灾害的地理分布情况。灾害图层主要是面状信息图层，如各个历史年度水灾分布情况等。这个图层主要根据预测的或实际的灾情信息进行计算，经过处理形成面状信息后，通过几何校正和处理与基础地理信息图层进行匹配和校准后，与基础地理图层进行叠加。
防灾减损中间数据库中存放了客户基本信息、业务基本信息、灾害基本信息等，中间库中的数据来源包括业务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和可以得到的灾害实时或历史信息。
2．动态模型
动态模型反映财产保险防灾减损系统的动态过程，体现了原型系统功能实现的过程。
动态模型包括灾情预测、损失预评估、预案及应急方案三个部分。灾情预测模型采用了基于DEM的灾情预测模型，综合考虑引发灾情的各种因素，采用DEM模型进行初步预测，得到可能受灾的地区、淹没深度和持续时间，然后采用神经网络模型进行修正，使得预测精度进一步提高。损失评估模型在预测灾情或者实际灾情的基础上，将对理赔数据统计分析得到的承灾体损失系数作为损失度计算的一个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灾害损失评估结果。
（1）灾情预测模型
灾情预测模型的基本方法就是根据GIS系统提供的地理图层，以及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的灾情参数和其他灾情信息，预测灾害到来时的淹没区域、淹没水深和灾害强度等。灾情预测需要从外部项取得数据，这些外部项包括电子地图供应商、气象部门、水务部门和遥感数据提供部门等。在处理方法中，系统按照不同种类的灾害模式进行分类研究，这样的研究结果更有针对性，也更加准确。系统最后生成不同模式下的灾害图层，供保险公司防灾减损工作参考，同时为损失评估输入必要的参数。模型中采用了基于GIS和RS的预测方法，最终得出所需要的灾害图层。灾情预测过程如图1所示。
灾情预测的步骤是：
①从电子地图、气象数据、水务数据和遥感数据中获取基础数据，对数据进行提取，并做预处理。提取出模型方法可以处理的数据。
②依据等高线数据和遥感影像数据建立DEM模型，按照各种模式，结合遥感得到的地形特征信息，承灾体下垫面情况和植被截留情况，进行灾情预测，得到可能被淹的区域、淹没深度和持续时间，得到下一步运算所需的指标。
③将上步得到的结果和雨量信息等及从外部项得到的各指标输入已经训练成功的网络，经运算得到预测的结果。
④对预测结果进行处理并反映到地理图层中，使客户可以了解灾情预测的结果，并可以为进一步的损失评估所用。
（2）损失评估模型
财产损失评估模型有效利用收集到的信息（利用GIS技术、RS技术和GPS技术，把遥感影像、图形图像以及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责任信息经过校正和标准化后叠加在一起的复合信息），建立模型并进行财产损失评估。
由于财产损失评估模型是针对保险企业建立的，所以其评估目的是根据投保标的的情况和实际发生的灾害情况对标的所发生的直接损失进行评估，生成“财产损失评估表”，即对于每一个投保标的，给出其可能损失度，并计算出可能损失额，并给出所有投保标的可能的总损失额，以指导查勘小组的查勘定损工作。图2显示的是财产损失评估的过程。
财产损失评估模型的步骤如下：
①从灾害图层中提取灾害数据，包括淹没水深、淹没时间、灾害强度和淹没区域。
②对历史理赔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标的损失系数表。
③把在灾害图层中提取的淹没区域与保险责任图层进行叠加，得到受损标的信息，包括险种、标的类型和标的价值。根据险种和标的类型查找标的损失系数表，得到标的的损失系数。
④淹没水深、淹没时间、灾害强度和标的损失系数共同组成财产损失评估模型的输入因子，通过评估模型方法运算得到各灾害区域中的标的的损失度。
（3）防洪涝预案和应急方案
保险系统防洪涝预案是为保障保险财产安全、避免或减少保险财产因洪涝灾害带来的损失，在现有水利工程设施条件下，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类洪水灾害而预先制定的防御方案、对策和措施，是各级公司在防汛期间实施指挥抗洪抢险的依据。
防洪涝预案的组成结构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风险分析和主要对策。在灾害发生前，保险公司按照防洪涝预案的有关要求，做好防范工作。一旦发生灾情，则立即启动应急方案，确定责任人，确定受灾区域，调度施救队伍。
三、创新点及成果
《财产保险防灾减损技术研究》从保险公司的实际需求出发，建立了防灾减损原型系统。系统与保险公司业务系统紧密结合，以承保标的作为承灾体进行防灾减损研究；根据保险公司全国历史理赔数据，得到了保险标的的损失系数，为保险公司的防灾、风险评估等工作提供了帮助，为今后与地理位置相关标的的保险费率厘定提供了依据。系统充分利用3S（遥感、地理信息和全球定位）技术，与社会相关部门紧密协作，建立了灾情预测模型和损失评估模型，并给出了保险公司防灾减损预案，为保险公司的防灾减损工作提供了支持。
《财产保险防灾减损技术研究》的创新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以承保标的作为承灾体进行研究
充分发挥保险公司业务数据方面的优势，利用以往的业务数据，结合外部数据（如城管、水务、气象等数据），得到了与灾害有关的全面、客观的资料。以承保标的作为承灾体进行研究，有效地解决了经济统计资料不完备的问题。
（1）以承保标的作为承灾体进行研究，实现了防灾减损研究与保险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的有机结合，充分利用GIS和GPS技术，使保险公司的业务信息具备了地理属性，可以直观地反映在地理信息平台上。同时，系统将客户与保单进行挂钩，使得业务信息的管理更加清晰有效。
（2）提高服务水平是保险公司在越来越严峻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的有效途径，系统以此为出发点，充分体现了保险公司“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思想，保险公司利用系统的预测和评估结果，通过灾害风险图可以清晰地得到具有潜在水灾风险的标的、客户和保险人，使保险人能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
（3）保险公司积累了多年的保单数据和客户数据，这些都是进行防灾减损研究的宝贵财富。通过业务信息和GIS的结合，以专题图的形式，清晰地看到保险客户和保险责任的地理分布，从而为保险公司的业务拓展、机构设置、资源分配提供有力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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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险公司积累了多年的理赔数据，这是对灾害损失的最客观而又全面的记录，解决了损失评估中经济统计资料不完备的难题。系统提出了损失系数的概念，并根据保险公司全国2000年之后的理赔数据，按出险原因、险类、险种和标的类型的不同，对财产保险的标的理赔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到了损失系数的具体数值。损失系数体现了不同类型的标的在不同的出险原因下的损失程度，解决了损失评估中的关键问题，为保险财产损失评估的量化做了准备。
2．利用遥感技术和相应的数学方法对孕灾环境进行全面分析
GIS具有数据采集及空间分析能力，尤其是地形表现、土地利用和土壤数据的获取、坡面流路径的确定、水文参数的提取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RS具有获取大范围信息的能力，遥感影像能够直观和完整地反映地表空间分布的各种物体和现象。通过遥感影像，可以了解城市布局、土地覆盖状况、土壤类型等情况，它可以作为GIS的一种主要的数据源。
利用GIS和RS技术，可以方便地生成模型参数（如DEM数据、降雨等值线数据等）并可视化显示，这样解决了传统方法缺乏足够的空间分析功能、不能动态显示模拟结果的难题。综合降雨模型、排水模型和产汇流模型，以RS作为模型数据源之一，结合GIS的分析方法和手段，建立一个基于GIS和RS的城市内涝灾害分析模型，模拟内涝积水的淹没深度、淹没面积分布和淹没时间，并以可视化的形式显示模拟结果。
以大比例尺地形数据作为基础数据集，使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和等高线相结合，准确真实地反映研究区域的地形特征和地物空间分布状况，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基于RS和GIS的城市内涝灾情预测模型，将该模型应用于财产保险防灾减损领域，为指导保险公司采取防灾减损措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3．采用以防灾减损为中心的信息模型和集成方法
原型系统通过地理信息这个平台上对各单位的信息进行有效集成，反映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系统建立了数据导入的方法，包括从气象部门得到的气象数据，从城管部门得到的地下管网数据和从水务部门得到的水务信息以及电子地图信息等等。系统利用了气象部门提供的雨量信息作为灾情预测的降雨量信息来源，利用城管部门得到的地下管网数据建立了排水模型，根据电子地图信息建立了DEM，利用遥感图像得到了建筑物分布、植被分布、承灾体下垫面情况等对灾情预测至关重要的因素。
4．建立了有针对性的防灾减损模型系统
通过建立防灾减损模型系统，为保险公司防灾减损工作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平台，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了过去防灾减损工作中盲目性和缺乏针对性的不足。
（1）在对灾害的充分研究的基础上，为保险公司的防灾减损工作建立了防洪涝灾害的预案，预案根据客户分布和风险图，细致地说明了应对灾害的具体办法，责任到人，使得保险公司的防灾减损工作脱离了过去的盲目性和被动的状况，可以进行有针对性的防灾，并根据承保标的的分布进行有针对性的施救，尽量减少灾情对保户及其标的造成的损失，提高保险公司的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