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一般资料随机选取
2011年8月到2013年8月在我院治疗的心血管内科疾病患者59例，男性27例，女性26例，年龄43~78岁，平均年龄（56.9±4.5）岁，包括29例心肌梗死患者、21例高血压性冠心病患者。分析依据为患者的临床资料。问卷调查结果。
1.2统计学处理所有的统计学数据均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18.0进行处理，P＜0.05，表示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研究纳入的50例患者，发生护理意外的有17例之多，护理中的不安全因素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患者方面，占比为47.1%，二是护理人员，占比为35.3%，三是医院环境，占比为17.6%。三方面因素，差异明显（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心血管内科护理中潜在不安全因素，包括患者、护理人员和医院三个方面。
2.1护理人员因素护理人员因素
在导致不安全因素方面，占比为35.3%，仅次于患者本身，这主要是因为部分护理人员护理技能不足，安全、服务和法律意识较差，与患者及其家属对护理的期望不相适应。这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比如无法与患者有效沟通，没有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同时也没有及时进行健康教育。这也是护患纠纷的原因所在。由于心血管内科患者的病情大都不稳定，护理人员的工作强度大，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由于身心疲惫，容易滋生厌烦心理，出现服务态度差、频繁出错。另外，加上心血管内科的诊疗技术更新较快，一些护理人员的经验不足，未能及时掌握新的方法、技能，不能熟练操作监护仪、除颤仪等，对患者的病情变化掌握不足，导致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联合用药不当，可造成心脏负担增加、血压波动过大等，情况严重，可诱发心力衰竭；而护理记录不当，缺乏真实性，则可能导致诊治缺乏可靠性的依据，导致误诊等，对患者的治疗产生不良的影响。
2.2患者方面患者方面，主要包括
一是心血管内科疾病特征，由于大都比较严重，如果在某些疾病发病初期，不给予及时的治疗，就可能导致抢救困难，危及患者的生命，比如急性心肌梗死，如不及时抢救，就无法保证抢救的成功率。二是患者的期望值过高，由于患者对自身疾病缺乏足够的认识，对恢复存在过高的期望，则在康复过程中，一旦出现问题，则极有可能归咎于医护人员。同时，患者可能一时之间无法使用医院环境，情绪波动比较大，护理人员的表述不当等，可能导致其不信任情绪增加。三是治疗依从性较低，对于该引起的疾病特征，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未能遵照医嘱用药，导致病情加重甚至恶化。
2.3医院方面医院环境因素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医疗配套设施比较差，治疗技术差，无法快速、准确诊断出患者的病情程度；二是住院管理不善，比如病房的隔音效果差，通风差，温度及湿度控制不合理等，消毒不彻底等，均可能造成不良的后果，加重患者的病情。
3讨论
心血管内科疾病是一组非常复杂的疾病，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存在多种不安全因素，可对患者的病情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探讨和明确护理中的不安全因素，对于提高护理质量和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护理工作中潜在不安全因素，包括患者本身、护理人员和医院环境三个方面。为了提高护理质量，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3.1提高护理人员的法律意识
护理人员应认真学习护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比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发生纠纷时，可采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用法律规范约束护理行文。通过对纠纷案件的学习，提高对护理工作的认识，提高护理风险的防范意识和处理能力。
3.2强化护理人员护理技能的培训
随着护理工作的深入发展，也需要重视护理人员情商的培养。为尽可能减少护理中不安全因素，应加强对护理人员的培训，提高其护理水平。护士长根据护理人员具体情况，制定科学的、可行的培训计划，特别是对新护士的培训。制定严格的岗前培训计划，加强对护理人员知识、技能的考核。为了更好服务医生，应进行专门的培训。
3.3规范护理记录书写
护理文书具有法律效力，是反映患者住院期间护理全过程的说明性文件。因此，护理记录的客观性、及时性，是管理的重点所在。所以，这就要求从法律角度，高度重视护理文书的规范性、客观性和真实性，不能出现漏记、错记和涂改等情况，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给主治医生，防止医护记录出现矛盾。
3.4提高护患沟通交流的有效性
这里的“环境”狭义是指建筑物为人所提供的特定环境，广义是指社会环境(如：生活环境、学习环境等)概念，这个“环境”包括建筑物外空间。建筑空间是相对于建筑实体而言，空间(尤其是内部空间)大多有固定的形态，而“环境”所指的却为不一定指某种具体的空间形态。因为有时空间形态尽管不变，但环境气氛可能因设计手法变换而迥异。室内设计遇到的问题有些可能与空间无关，然而与环境有关，比如改换一块窗帘的色彩或纹样，并不一定使室内空间发生什么变化，但也许一下子改变了室内环境气氛。
人对建筑最基本的心理需求是什么?要先从原始的生理需求谈起。自从人类脱离穴居，巢居的原始状态而学会构筑自己的遮蔽物——房屋以来，建筑材料和建造方式经历了千百年来的变迁。然而，建筑最基本的结构，如围护空间、支撑屋顶的实体和屋顶本身，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它是人在大自然界中为自己构筑的掩蔽体，遮挡风雨，躲避兽害是最原始的动能需要，安全感和围护感恐怕是人类最原始的空间心理感受。人随之会产生对建筑的坚固感、稳定感、实体感。不过这些围护实体所构成的空间的形态变化是太丰富了。如人类在猿人时代学会用火，随后在建筑中给火以重要位置，温暖和光明的环境给人以亲切感(时至今日，欧美住宅建筑许多仍保留壁炉的设计，有些甚至是纯装饰物)。
随着建造技术的进步，建筑的跨度、面积有所增加，人懂得了使房屋各部位更适应人体的尺度，并懂得了更合理地利用空间。并且对建筑环境有了精神上，审美上的要求。这种综合感觉，回顾原始人类的心理感受并与现代人的心理需求加以比较，在这方面人类并没有走出多远。比如我们今天的卧室，一般人都要求有安全感、围护感。我们愿意处在亲切的、有人情味的环境中，而讨厌令人疏远的、冷冰冰的环境。一个宜人的环境必须处处适合人体尺度，因为人是以自身为尺寸来度量空间，尺度感可以说是人下意识的一种感觉。至于舒适，这种感觉只有在温度、湿度、光线、尺度、体量、色调、触感诸方面都基本合乎人的要求的建筑环境中才能产生这种感觉。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对某一个空间中出现的体量进行反复的调整，几十毫米的体谅差别在空间中都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
我们要求舒适，也要求美，舒适是美的前提条件之一。在美感要求方面，现代人的心理是很复杂的，由于所处地域、生活习惯、文化传统、民族精神、气质、风俗、、政治观念、人生哲学、经济、文化水准、个人性格、爱好等方面的差异，人们评价建筑环境的美学标准可能五花八门，难求一致，但是人基本的需求是具有共性的。这种共性，应该说是人们在平时的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对自己观察到的任何信息符号产生的一种共性的反映，这更是我们设计时应该牢牢把握住的。
2空间视觉的一些特点
我们要研究空间与心理的关系，首先应对人视觉的生理、心理机制应该有所了解。据心理学家研究，人的空间观念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婴儿在出生后九到十八个月时，从了解外物的永久性到体察物与我的关系，这才确定了空间的存在。这时形成的空间观念，是以自我为中心，认识不到空间的客观独立性。一直要到九至十岁时，由于种种身体运动的经验，空间完全是自己身外的客观世界的观念才建立起来。
人对空间距离、大小的判断，无须触觉介入，凭视觉就能大致判断，这和眼睛积累的运动经验有关。我们知道，人双眼有一定的间距，左、右眼视网膜上映出的同一对象的两个映像稍有差异，这样看到的对象才有立体感。由于对象愈近夹角愈大，若无法判断距离和大小，则夹角愈小。看很远的东西则双眼视轴趋于平行，双眼视差趋于零，对象的立体感也趋于消失。由于眼的这种生理机制，人才得以判断距离。还有人观察较远的对象，没有适当的参照物的尺度，则必须是人所熟悉的，如人体，或与人体成一定比例的某物体，象汽车、建筑的门窗之类。人观察和判断对象的空间位置时，生活中积累的经验也起一定作用。如透视的消失规律，对象轮廓的清晰程度，细部的可分辨程度(细密度)，视觉的同时对比作用，远近物体重叠而产生的遮挡效应，色彩冷暖的习惯感受(由于空气对光线的折射，愈远的物体愈呈现天空的蓝色调)等等，这些都会影响人对空间的视觉感受和判断。
人眼的视域是有一定范围的，根据对人双眼视野的测定，最佳水平视域在60°夹角左右，在垂直方向的视角一般不大于45°，即人与观察对象的距离至少要和对象的高度相等，才能获得真实、完整的印象。人对不同的颜色视野范围不同，白色最大，视角达90°，黄、蓝、红、绿等色依次递减。不同颜色的不同心理效应，也是造成空间开敞或收敛效果的重要因素。
室内设计必须考虑人的视野、视线，懂得最佳视区的利用。譬如设计壁画、悬挂画幅或陈放观赏品，必须考虑观赏距离，保证看整体、看细节都能有适当位置；画幅、陈设品的位置高低要尽量在人平视的范围之内，避免过高或过低引起观赏者不舒适和产生视觉畸变。
日本学者曾把各种画面呈现给被试者，利用电视眼球标记摄像机对人视轴方向进行测定，得出了很有趣的结果，发现人眼注视点的运动具有以下的性质：不论画面呈现时间长短，注视点停的地方，主要集中在黑白交界的部分，尤其集中在拐角处。若在画面内有运动的图形，或者在画面内存在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的图形，则视线容易集中在这些地方。图形存在一些不规则性，注视点也容易往这些地方去。注视点在画面内主要集中之处，是对视网膜、大脑皮层视区或上丘等神经元起强烈反映及有某些特征的画面部分。
这些发现，对我们从事室内设计应当有所启发。在室内空间中易引起注视的部位应作为重点装饰的部位，例如不同质地、不同色彩材料的交界处，空间各个面相交、拐角处等，尤其应该精心处理。
3空间设计与心理调度
我们创造一个建筑空间，想把美的信息传达给身临其境者，就一定要懂得空间形象和环境气氛的心理效应，并有意识地对人的心理活动进行安排和调度。在这一问题具体展开之前，概括分析一下不同空间形象的心理效应还是必要的。
空间的形状基本取决于其平面。平面规整的，像正方形、正六角形、正八角形、圆形，令人感到形体明确、肯定，并有一种向心感或放射感，安稳而无方向性。这类空间适于表达严肃、隆重等气氛，在空间序列中有停顿或结束的感觉，其上部覆盖形式可以是平的、球面穹隆的、角锥或圆锥体的等等。矩形平面的空间，横向的有展示、迎接的感觉，纵向的一般具有导向性，其上部覆盖形式可以是平的，三角形空间序列中有结束的感觉。三角形平面较罕见，会造成透视错觉。还有不规整的形状，任意的曲面、螺旋形或比较复杂的矩形组合，则令人感到自然、活泼、无拘无束，也许会有向某方向运动或的或拱形的。半圆形平面的空间有围抱感，用在延伸的感觉(视形状而定)。
空间的大小、高矮也有不同的心理效应：大，气魄、自由、舒展、开朗；过大则空旷，令人产生自身的渺小、孤独感。小，亲切、围护感强、富于私密性；过小则局促、憋闷。高，崇高、隆重、神圣、向上升腾；过高则与过大毛病近似，甚至令人有恐怖感。低，尺度宜人、舒适、安全；过低则有压迫感。
从空间的形状和容积(体积)来分析，空间气氛的形成还有更多的因素在起作用，如明暗、色彩、装饰效果等等。因为人的空间感受是一种综合的心理活动，不是简单的数学或物理量的迭加，我们对某建筑空间进行评价时，往往要具体环境具体分析。空间感又常常因人而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理特点，因此，对同一环境可能会有完全相反的反应。
4空间设计与视觉信息
我们可以分析人所接受的视觉信息。人在行为活动中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不同的视觉信息，比如真实物体，图片，媒介信息甚至是文字和音乐等等一系列的具像和抽象信息人们基本上上靠着这些信息来定义他们所感受到的事物那么我们在表达设计的时候，就是借助这些信息经过设计语言的处理来完成与设计受动人群的交流和沟通实际上视觉信息含盖的方面可以说是上述分析中某方面的综合。视觉信息与空间设计的关键在于人的潜意识，人是可以自我暗示的。在很多时候人虽然无法通过很精准的语言描述出他对空间设计的看法，但是感觉已经在他意识中有了结果。
因此，我们在把握某一个空间的设计时尽量能够把握人们被这些信息所影响时的共同的感受，也就是共性，这样才能很自然的表达出设计理念。
综合上述四点，可见室内设计一定要考虑到人的感觉，一定要重视分析空间环境的使用者的心理因素，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的加入人性化的色彩，从而使室内设计更有生命力。正如禅宗创世神话中的慧能法师所说：帆动、风动、亦而心动。
①自不量力，自恃“驾技高超”
资料表明，驾龄在二至五年这期间有人被称为“黑色阶段”，是交通事故多发期。这个阶段，由于经过了“新手”阶段后，驾车技术明显提高，在其心理上会存有侥幸，认为开车只不过就是一脚油门、一脚离合、一把方向，就那么简单，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思想上容易产生麻痹和骄傲的情绪，一切忘乎所以，过份自信，认为凭自己的技术，不可能出现差错。但通过相关数字可以看出，事故多发生在这个时期的驾驶员身上，因此这个阶段更要加强驾驶员管理和安全教育。
②“感觉良好”，推杯换盏中安全抛脑后
众所周知，酒后是严禁驾车的，但仍有部分人，侥幸的认为少喝点没问题，其实，这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侥幸心理。当我们翻开一本本的事故案卷，会发现在一些驾车肇事的案例中，属酒后肇事的比重很大。其原因之一是他们时常在生意场上奔波，礼尚往来多，应酬多，随着在“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的吆五喝六声中，自然不自然的就推杯换盏起来；二是自律意识差，他们普遍没能从内心深处认识到酒后驾车的危害性，而错误的认为，喝酒开车是正常的，发生交通事故只是偶然，更有自不量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经常吹嘘：喝点酒开车更稳当。就因这些荒谬的逻辑，酒后驾车肇事，也就不在话下了。
③盲目自信，开起“英雄车”、“情绪车”
当我们驾车行驶在道路上不难发现，一些驾驶员因想超车，如果前面的车辆没及时让道，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超越该车后，便心中生怒，从而不顾安全采取突然打方向、突然急刹车等违法行为，想方设法“弄点颜色”给后车看看，让对方“认识认识”，因此造成交通事故也屡见不鲜。20__年2月份，十堰东风公司的刘某，在去襄樊送货的路上，因被后面一辆轿车超车时吃了一把方向，心不服气的刘某觉得自己“冤”，便猛踩油门，想再超过那辆轿车，杀他个“回马枪”，结果不慎与其追尾，自己为此付出了几万元的代价。后来在调查取证时，刘某后悔的对办案民警说：“这次交通事故，就是由于我一时兴起，意气用事，开‘情绪车’、‘英雄车’造成的……”这种出于好胜心理而好胜者，不是盲目自信，其实就是侥幸心理在作怪。
④“小事”不小，凭“相当然”驾车。
当今的许多年轻人，时常在生意场上磨爬滚打，因时常侥幸的认为“见多识广、身经百战”，个别人交通安全意识不高，存在这样的错误观念：他们是干“大事”的人，象闯个红灯、不系安全带等违反交通法规这样的“小事”，可以“忽略不计”。笔者在一次交通专项整治中，曾查到一个驾车闯红灯的年轻人，在笔者向其讲清了违法行车的害处时，那位年轻人却大方的掏出几张百元大钞在我眼前晃动着，不屑一顾的说：“好了好了，我懂了，您歇会儿，不就是罚款吗，我交！”他们的“慷慨”，导致我们的管理工作好被动。可也就是由于这个别不注意“小事”的人们，最终出了“大事”。20__年11月中旬，辖区36岁的王某，从事生意多年，在去襄樊送货时，当其驾车行至安陆一下坡路段时，因疏忽大意，采取措施不当，导致车辆侧翻于路边五米多深沟内，致使双腿骨折，同时全身又被放在驾室里的暖水瓶严重烫伤，车辆报废。笔者在调查取证时，据随行的王某的弟弟讲，当时路面什么情况也没有，只是发生事故前，驾驶员侥幸的认为不会出问题，便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提起旁边的暖水瓶想倒杯水，没想到方向一下失控，就出事了……
⑤盲目超速，过分依赖车辆的“科技含量”
一研究结果与分析
焦虑根据其稳定性可分为状态焦虑(S—AI)和特质焦虑(T—AI)。状态焦虑则是一种暂时被动的情绪状态，即在某一特定情境中的某个时刻个体所体验出的焦虑程度，紧张和忧虑所造成的一些可意识到的主观感觉，这是状态焦虑的主要特点。特质焦虑是个体在相对持久地人格特征中的稳定的个体差异，具有较经常性的心理特征。特质焦虑具有动机作用，是后天习得的行为倾向，也就是说一个人无论在和种情境中都预先具有一种以特殊的情绪反映方式和程度对待事物的倾向，从而显示出在许多情境中的一致性。
二建立克服体育高考考生焦虑的心理的调控对策
1．帮助体育考生建立正确的考试动机
许多体育考生把高考的成功看作是自己人生的唯一出路，他们因此而背上沉沉的包袱，在考试之前产生考试焦虑从而影响其考试成绩。如今有许多考生他们不是从小就经过系统的训练，他们对体育训练的长期性，艰苦性，枯燥的训练特点，在心理上准备不充分，很难理解良好的训练态度是通过长期的心理训练加以培养的。因此，体育考生应该从树立自身出发，走体育这条路，即锻炼了身体又拓宽了自己的知识面，建立终身体育观。本着为国为名为社会服务的宗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就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严格的要求自己，提高自己的训练水平，努力实现自己的即定目标。
2．进行模拟训练(simulationtraining)来调节考生的焦虑水平
一场体育术科的考试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并且其考试场地和器材都是考生本身不熟悉的，应向考生强调考试的场地设施都比自己学校的要规范和优越，宜于发挥技术水平，因此有必要进行考前的模拟训练［4］。所谓模拟训练的目的是为考生参加测试做好适应性的准备。主要作用在于提高考生临场的适应性，在头脑中建立起合理的动力定型结构，以使运动技术在千变万化的特殊情况下得到正常的发挥。其考前的心理焦虑也会适当的降低。
3．教会考生掌握一些简单的自我调控的方法
自我暗示法，考试临场考试时用简洁的暗示语默念动作要求。如100M或800M时反复默念“冲刺!冲刺!”，心情紧张是默念“平静，平静”，某项考试不理想时，默念“加油!我一定能考好!等等;深呼吸法，考试前当考生自身意识到紧张时，可以适当的做几次深呼吸，吸气时排除杂念，呼气时体会轻松愉快的感觉。这种方法可以提供氧气环境，提高供氧能力，控制考前焦虑心理，达到放松的目的，念动训练法在考前几分钟的时间内，将注意力集中想象考试项目的动作过程和要领上，像过电影一样;不良信息回避法，考生考前应排除一切杂念，保持良好的心情迎接每一项的测试;自我调节法，考生心情低落直接影响到考生的焦虑水平，此时考生可以采取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来提高自己的兴奋性。比如大喊大叫，想一些自己以前愉快的事情等，来提高自己的兴奋性减轻自己的焦虑程度。
三结论
关键词：政治教育 心理因素改进措施
前言：党校开展的政治理论教学主要以提高人们的政治觉悟为主要教学目的。而经过社会实践证明，政治教育对人们的心理调节确实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它即可以满足人们对社会生活需求的适应性心理调节，同时又能促进人们心里因素的健康稳定发展。因此，正确的政治理论教育引导，有助于人们寻找自我定位，对人们的自身发展，社会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许多人对政治理论的学习兴趣不高，普遍存在消极、抵触情绪，严重影响到政治理论教育的教学效果。为此，探索人们对政治理论教育的心理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思。
1.遏制政治理论教育的教学效果的心理因素
政治理论教育对提高人们的政治觉悟有着主要的作用。经过社会实践证明，政治理论教育对人们的心理起到积极的影响，同时人们的心理状态也会对政治理论教育的教学效果有着相同等影响。因此人们在政治理论教育学习中消极、抵触的情绪，会严重遏制了政治理论教育的发展，具体存在以下几种心理因素：
1.1 对政治理论教育学习没有足够的兴趣
兴趣是一些学习动力的源泉。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如果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就必然会受到人们学习的追捧。而政治理论教育是教学概念中一种学术文字堆积而成的抽象概念，无生动性，学起来容易让人们感到枯燥无味。因此很大程度上不能提起人们的学习兴趣，也因此心理倾向，造成人们心理对政治理论教育无兴趣性。
1.2 社会环境的缺失对政治理论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由于，现实生活中腐败现象频繁，其政治立场与政治理论教育目的相对立，严重造成人们对政治理论教育中的逆反心理。而世界各个国家对中国渗透而来的资本主义阶级思想，也严重干扰者我国的政治理论教育，这些消极的心理因素，都致使政治理论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1.3 缺乏自我素质好的教学团队着
授业师也。教学者的个人素质，极大的影响到受教着在政治理论教育中的接收效果。教育者的素质决定了教学理论水平，教学能力。因此，施教者的自我素质水平越高，受教着的接收效果就越好。但是，优异我国对政治理论教育的仍存在一些消极心态，致使我国缺乏一批自我素质好、理论水平高的施教团队，因此教学效果大大的降低。
2. 从心里因素上加强政治理论教育，改进教学效果
我国从上速粗浅探讨中认识到几点影响政治理论教育的心理因素，可以得出结论影响政治理论教育的最主要心理因素，主要来源于个人、社会、环境等等心理因素的外界和内部影响。我们应在教学中针对人们的心理特点，提高教学改革，具体存在几方面改进措施：
2.1 改进教学模式，注重政治理论教育对受教者心理的吸引力
日常教学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以下问题，许多教学者对一个政治问题重复讲很多次，但是受教着仍然无动于衷。但是，有些教学者教课时确可以做到引人入胜，勾起受教者的兴趣。造成这种原因有很多方面，除个人授课水平外，主要是教学模式的新颖，符合受教者对政治理论教育的学习需求。而只有在心灵上引起共鸣，才能做到教学目标的最大化，由此改革工作迫在眉睫。
2.1.1 在日常授课中要适应受教着的心理需求，加强现实性。
研究表明，人们只有针对意见事情有足够的需求，兴趣是，才能全身心的投入到此项事物中，以达到学习的最高境界。因此，在日常政治理论教育中，我们应该改变传统授课模式，避免以全铺面的形式，有针对性的选取具有现实意义的重点，满足授课者心理、兴趣所导向内容，进行讲解，保证兴趣的同时，进行教学内容的填充。
2.1.2 增强授课过程中的生动性，真实性和趣味性
真实性为政治理论教育发展的生命，而生动性与趣味性为政治理论教育发展的动力源泉。政治理论教育在授课过程中，应力求对事实的真实分析，不讲空话假话，同时在语言表达上力争幽默诙谐。在教育形式上，灵活多变，只要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引起受教人的心理向往，学习的主动积极性，才能真正提高教育质量。
2.2 建设高素质的教学团队
教学者的素质好坏，直接影响到受教着的对政治理论教育的接受效果。我国在党校师资力量选拔中应重点培养教师的个人政治素质，做到以身作则，从授业的源头，建立起良的素质，以感染身边的学生融入到充满高素质政治思想队伍中来，引起真正心灵上的共鸣。同时，在师资力量的招聘中，注重教师的跟人政治素质高低，进行政治素质考核评分；并且，学校定期组织在职教师的政治理论教学的继续教育，建立考评结合的模式，将个人素质与个人利益直接挂钩，做到人人有责，人人有目标的政治教育。
2.3 加强政治理论教育的真实性，以感情优化教育
情感对人来说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态度表现，它是人们心里活动的多方面表现因素。而对政治理论教育中，真实的情感运用则是政治理论教育发展的命脉。由于现实存在社会官员腐败、授业着的高高在上，严重造成授业着缺少对政治理论学习的亲切感、积极性，形成一种隔阂性。因此教育中，只有放下教师的“师”架子，真实实意的与学生用心交流，建立友谊才能真正在打动授业着的心。同时，在分析政治事实上，要做到不说空话不说假话，以正确的立场为学生剖析政治事件的两面性，对腐败官员不包庇不舞弊，才能真正做到在教育中树立革命操守，建立正确的政治定位，给心理以正确的启迪。
结束语：
根据上文所述，我们深刻的认识到政治理论教育对个人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是中国社会主义办学设计中独具特色的政治课堂。而如何面对新经济模式下，人们对政治理论教育的需求，势必成为党校以及所有高校的办学宗旨。党校和高校部门必须在主关认识上改进政治理论教学，使之具有时代特点，同时注重从心理因素入手，提高人们对外界事物的主关接受力，做到政治理论教育：学之有趣，听之有味，才能真正持久的发挥政治理论教育对人、社会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王南方. 对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时代思考 [J]. 高校理论战线，2002.05.
关键词：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再造
一、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日益全球化、一体化，国际分工高度发达，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企业经营环境复杂多变，知识要素作用日益增大。处在这样一个变化和波动性程度日益增加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寻求一种全新的观察、分析和行动方式。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多视角的组织观和新的文化理论。由此可见，跟随动态环境而不断创新的企业文化才是问题的关键。正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沙因（Edgar H.Schein）在《企业文化生存指南》一书中所指出：大量案例证明，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文化再造是推动企业前进的源动力。
然而，现有企业文化理论大多以相对稳定的经营环境为背景，从静态的角度来研究企业文化，而对动态环境中提升企业竞争力、营造企业竞争优势的另一个关键维度――企业文化再造，未予足够的关注，无法很好地为企业在变化环境下的优势改进提供指导。因而，从企业战略角度，突破静态分析的局限，用“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观，再造企业文化提升企业竞争力是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也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和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企业文化再造的基础
企业文化应如何再造才能创造更多、更大的企业经济活动价值，保持企业长期竞争优势和经营业绩，是战略管理领域的新问题。以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特征的企业能力理论作为管理学和经济学相互融合的最新成果，注重于企业内部资源的研究，揭开了企业这个“黑匣”，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企业分析理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用传统理论难以解决企业经营战略管理的实际问题，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被推上了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大舞台。
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默（Gray Hamel）是核心竞争力论最具代表性人物。1990年，他们合作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企业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一文，指出企业战略上的成功源于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的核心竞争力，正式提出了核心竞争力理论。
该理论的特点是：以企业资源和能力为核心概念，认识企业自身，创造企业本质存在的能力及动力机制；通过不断努力，积累保持和培育企业知识和技能，展开市场运作和经营管理，创造长期可持续性竞争优势；储备、弥补和提升企业能力，开拓创新，挖掘自己经营多角化的广度和深度，适时调整，以提高适应力，引导和创新与环境相适应的能力潜能，达到企业长寿之功效。
由此可见，核心竞争力是核心产品和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在产品和市场策略的生命越来越短暂的时代，企业竞争致胜的基础在于核心竞争力，在企业取得和维持竞争优势的过程中，企业核心能力的培养及综合运用是最关键的因素。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竞争力和企业发展的源泉，是企业的战略核心。因而，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文化再造的基础。
三、企业文化再造的动因与路径
（一）内因、外因与综合推动
综合现有的观点，不外乎外因、内因和综合因素三大学说。
外因学说把企业文化发展变化的动因，归结为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企业外部因素，认为是外部因素共同促成了企业文化的发展变化。但是在何者起决定性作用的认识上，产生了分歧，因而便出现了社会经济决定论、社会政治决定论、科学技术决定论和社会文化决定论四种外因学说。社会经济决定论认为，企业文化发展变化是由社会经济变化而引起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企业文化的类型、特征和素质水平。社会政治决定论认为，社会的政治环境、政治管理体制，政府的方针、政策及各种法规，时刻影响着企业文化。科学技术决定论认为，科学技术水平决定企业文化发展变化。社会文化决定论认为，企业文化是社会大文化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企业文化的变化取决于社会文化的变迁。
内因学说认为，不同企业文化的差异源于企业本身的不同，是企业内部因素导致了各个企业文化类型、强弱、特征以及变迁的历程、速度等方面的差异。在众多内因学说中，领导素质决定论与群体素质决定论最具代表性。领导素质论认为，企业文化的产生、发展、兴衰和变迁取决于企业领导人的文化素质。领导人可以发动文化再造，促使企业文化变型，也可以采取保守态度，阻止和抵制企业文化变型。总之，有怎样的领导素质，就有怎样的企业文化。而群众素质论认为，企业文化的再造是由整个员工队伍的文化素质决定的。在企业文化再造中，领导人起着发动、组织和指导作用，而新旧文化参数的交替归根到底是由于广大员工的实际活动来实现和体现的。综合因素学说认为，企业文化发展变化是企业内外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共同结果。米勒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美国企业精神》一书中指出，企业外部环境和企业组织环境是企业文化的两组变量，企业文化再造在两组变量交互作用中实现。并勾勒出了企业文化发展变化模式的图示（如图1）。
从上面论述中，不难看出．影响企业文化发展变化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单从内因、外因来分析企业文化的再造，有其片面性。综合因素学说即使避免了一定的局限，但仍是表象的、粗糙的、机械的。内外因素只是企业文化再造的条件，而要揭示企业文化的动因，应从企业文化内在本质入手。
（二）企业文化再造的路径
企业文化与企业相伴而生。然而，企业文化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当人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或者只意识到它的存在而没有对它进行认真剖析、扬弃的情况下，它只是自发地成长，缓慢地发育，并且自发地发挥它的作用；当人们在实践中意识到它的客观存在，并有意识地提倡和积极培育的企业文化，摒弃和抑制消极落后的企业文化，从而引导企业文化向健康的轨道发展，尤其把优秀的企业文化渗透到管理行为之中，企业文化就逐渐演变为一种新型的更具柔性的企业管理方式。由此可见，企业文化对企业的作用是双向的，既有积极的正面作用，又有消极的阻碍作用。John P.Kotter & James L.Heskett的研究表明：对企业丰润的长期经济业绩存在负面作用的企业文化并不罕见，这些企业文化容易孳延，即使在那些汇集了许多通情达理、知识程度较高的人才的公司中也是如此。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企业文化本质上是不断创新的，而其再造动因又在于其自身的规律。
企业文化自身的规律性在于它的生命周期也要经历生长、发育、成熟、衰亡等阶段。因而，企业文化的作用也会经历着一个有益于企业生存、促进企业发展到阻碍企业发展的过程。而要避免企业文化的衰亡阶段，就必须再造企业文化。一方面，在生长、发育、成熟阶段，要保持和贮存企业文化中的“精华”，实行文化积累，沉积优秀的企业文化。只有形成了企业文化传统，企业在文化上才是强大的，在精神上才是一脉相承的，在行为上是前后一贯的。另一方面，要否定那些不合乎企业生存发展需要的旧文化质，破除那些阻碍企业继续前进的旧传统。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实现新文化质的增长，对已有企业文化不断完善和充实。只有不断增长其新特质，才能使它变得日益强大起来。不断增长的新文化质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组织发明创造。如发明新观念，创造新作风，建立新习俗和新礼仪等。二是学习、借鉴其他企业文化。如学习国外企业文化和国内兄弟企业的文化经验，吸取精华，以丰富完善自己的文化形式。
认识企业文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企业文化的冲突。在企业文化积累、传递和选择过程中，都发生和存在文化冲突现象。企业文化冲突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企业组织内部一般表现为组织与团体、团体与团体、团体与个人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冲突。而且随着企业联盟、兼并等形式的发展，会出现多元文化的冲突。不管冲突形式如何，企业文化冲突在内容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两种或几种文化式样的冲突；二是两种或几种文化质的冲突。根据理性思维判断，这种冲突不仅是企业文化积累、传递和选择的契机，而且还是企业文化再造的巨大动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企业文化冲突的过程就是企业文化再造的过程。根据文化冲突的性质及积累的程度，企业文化再造可选择三种路径：
1、企业文化积累：已有企业文化式样不变，基本价值规范体系未动，但吸收、消化了其他文化式样的部分文化质和部分文化参数。
2、企业文化融合：几种不同式样的企业文化的质相互融合、相互补充，形成一种新的企业文化式样。但能从新的文化式样中看出各式样的要素和影子。
3、企业文化变迁：企业的文化价值规范体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已有的企业文化式样被新的企业文化式样所替代。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发展，企业的竞争环境和竞争规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处于动态竞争中的企业，其竞争基础也在发生着变化，迫切要求企业采取相应的竞争战略。企业文化分属于维持型企业文化和再造型企业文化两类。再造型企业文化是对外开放的文化，是不断摆脱落后，是勇于进取，不断吸收新因素、适应新环境、创造新市场使企业不断蓬勃向上的文化。在动态竞争环境下，企业应创造再造型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作为企业的综合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是企业文化再造的基础。企业文化再造的动因在于其自身的规律和本质特征，企业文化新陈代谢的过程和企业文化冲突的过程也就是企业文化再造的过程。企业文化是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而在动态环境下，企业文化再造才是推动企业前进的源动力。基于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文化再造，是企业在动态环境下的竞争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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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建.战略联盟与企业竞争力[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儿童心理理论；理论研究；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01-008-01
一、儿童心理理论的概念
1978年，Premack和Woodruff在黑猩猩的实验研究中首次提出了关于“心理理论”的概念，他们认为心理理论是指推测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1983年，winner &pemer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有关心理理论的问题，首创了著名的“错误――信念”的研究范式。
Astington等人认为个体对他人心理状态以及他人行为与其心理状态的关系的推理或认知。Happe等人认为，心理理论是指对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的认识（如信念、需要、愿望、意图、感知、知识、情绪等），并由此对相应行为做出因果性的预测和解释。
二、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及影响因素
1、家庭因素
家庭是影响儿童心理发展最直接、最具体的环境，是儿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主要影响因素有：家庭中兄弟姐妹的数量及家庭语言方式。
兄弟姐妹的数量对儿童心理理论的影响。Perner Ruffman &Leekman（1994）的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规模是影响儿童谬误信念理解的一个重要变量，儿童拥有兄弟姐妹的数量与其在谬误信念任务上的得分存在显著的相关。但结果与儿童拥有哥哥姐姐数量多还是弟弟妹妹数量多并没有显著的相关。enkins 和 Astington的研究发现，在兄弟姐妹数量相同的情况下，拥有哥哥姐姐多的儿童比拥有弟弟妹妹多的儿童在谬误信念任务上的得分要高。
家庭语言方式对心理理论的影响。Jenkins 和Ast- ington（1996）认为，兄弟姐妹能够促进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是因为兄弟姐妹能够为儿童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使儿童能够接触到各种不同的观点。
2、同伴关系
同伴关系是指同龄人间或心理发展水平相当的个体交往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人际关系。
同伴关系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有潜在影响。Slaughter等人对4～6岁儿童的研究发现，受欢迎儿童比被拒绝儿童能更好地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Badenes等人研究还表明，心理理论能力与同伴接纳之间的相关受多个因素的影响，两者呈现的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复杂的多元化的相互作用关系。
三、儿童心理理论的理论解释
1、理论论
理论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H.Wellmam、J.Flavell、A.Copnicko等人，他们认为儿童预先并没有关于心理理论的知识，儿童对心理状态的认识是通过经验不断建构的过程，心理知识逐渐形成一个像理论一样的知识体系，但这种知识体系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理论，而是一个日常的框架性的或基本的理论。
2、模拟论
模拟论的代表人物是Gordon，该理论认为认为儿童通过模仿（即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的位置）获得对心理状态及其与行为间因果联系的认识模拟论也强调经验的塑造作用。
3、模块论
模块论试图为儿童心理理论发展中的天赋因素提供说明，其主要代表人物是Alan Leslie和Simon Baron-Cohen，他们认为儿童通过先天存在的模块在神经生理上达到成熟而获得对心理状态的认识。即“心理理论”随儿童的内在成熟而显现，经验对心理理论的出现只起触发作用。
四、儿童心理理论的研究趋势
1、心理理论研究的毕生取向
随着儿童心理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开始把眼光投向人的生命全程。Kuhn明确主张把心理理论研究和认识发生理解的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心理理论的毕生发展观点，认为心理理论的发展是一个毕生的任务。心理理论的毕生发展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尚需大量实证研究去探讨学龄期或成人个体心理理论能力的发生发展机制。
2、关于心理理论的使用研究
个体获得了心理理论并不一定会使用心理理论去推测他人的心理和行为，从而帮助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同时不同的个体心理理论的使用方式也不同。影响个体对心理理论的使用的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的？尚且没有明确的答案。因此有关心理理论的使用问题将成为另一个研究热点。
3、发展的心理理论脑机制的神经心理学研究
目前的研究很少涉及心理理论的神经生理基础，这发面的研究对心理理论发展的机制，特殊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及治疗有着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Premack. D.， &Woodruf，f G. （1978）. Does chimpanzeehave a theory of mind [J].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1， 515-526.
[2] Astington. J.W..&Pelletire. J.. The language ofmind：lts role in Teaming and teaching. In D. learning， teach-ing and schooling. Oxford， England： Blackwell 1996，593-619.
[3] Bjorklund，D.F. （1995 ）.Children′s Thinking[M].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关键词：泰戈尔；《吉檀迦利》；冰心；改写理论；非文本因素；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2?0248?06
《吉檀迦利》是世界诗坛巨匠泰戈尔中期诗歌创作的高峰，也是最能代表他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艺术风格的诗集。在英国著名诗人叶芝的鼓励和帮助下，泰戈尔以再创作的形式用英文将孟加拉语写成的《吉檀迦利》《渡船》和《奉献集》里部分诗节翻译成英文自由诗，最终形成了英文版的《吉檀迦利》。这部宗教抒情诗集，是一份“奉献给神的祭品”，它以轻快、欢畅的笔调歌唱生命的枯荣、现实生活的欢乐和悲哀，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前途的关怀。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著名作家冰心先生翻译的《吉檀迦利》中文全译本。译本一经出版便获得极大的成功，数次由不同出版社翻印、再版，印数超过百万册，现已成为中国影响最广泛的、最权威的《吉檀迦利》中文全译本。这部译作自出版以来即被普遍认为是佳译，无论在译本的印刷数量还是语言质量上，都比其他译作有明显的优势[1]，如今已成为泰戈尔诗歌的经典译本广为流传。
在译入语系统内，“翻译并非只受到文化系统相对关系的影响，哪个文化成为源语文化也并非取决于其是否占统治地位；被翻译文本的内容与目的语文化的具体历史需求相结合，共同制约着翻译实践”[2]。冰心的译本《吉檀迦利》当然也不例外。学界为译本成功感到欢呼雀跃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其影响因素。近年来，关于影响译本因素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译本语言质量、译者自身素质、诗歌本身的美感等方面。据笔者调查，从文本角度探讨《吉檀迦利》冰心译本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多达上百篇，但从未有学者提及非文本因素对于译本的影响。文本因素固然在文学翻译中扮演决定性的因素，非文本因素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是一部译作传播的重要动因。
一、改写理论与非文本因素
文本因素，顾名思义是指翻译语言、意象、文体、风格、韵律等诸多文学要素。关于什么是非文本因素，学界至今仍无定论。但译作在传播中会受到文本和非文本因素的影响却是学界公认的。从本质上讲，文学翻译中的非文本因素研究属于翻译的“外部研究”，而文本因素研究属于“内部研究”。显然，现有研究在文本因素上着墨过多。传统翻译研究大部分仍停留在分析冰心在语言上的优势，很少有从文本以外的角度分析冰译本产生的原因。如果把文本因素看作一部译作产生的基础，那么非文本因素的介入便是一部作品产生的推动因素。非文本因素从本质上讲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属于外在因素，它不从属于语言，是一切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价值观等因素的集合。
（一） 非文本因素的提出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在翻译研究中提出的“双重解读”（Double Reading）之策略。所谓“双重读解”，是指“将各种文化产物与生产这些产物的特定场域相联系，既拒绝纯粹的内在解读，亦反对将它们直接化约为各种外在因素”[3]。种种论述无疑是将翻译研究看成了两个层面的活动：文本因素（内在解读）和非文本因素（外在因素），两个层面相互依存，互相制约。
20世纪70年代初，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Itama Even-Zohar）在吸收前人翻译研究成果的同时，借用社会学与符号学的概念，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具体地说是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诗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且，这个系统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系统，而是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的、 开放的结构，也即是一个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这种论述首次把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非文本因素纳入到翻译研究的范畴，扩大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与内涵。这两种划分虽然各自有不同的侧重点①，但是都无一例外的将非文本因素提上了翻译研究的日程，在实质上肯定了非文本因素对于译本产生、接受的影响和作用。
（二） 改写理论中的非文本因素思想
美籍比利时裔学者勒弗维尔（Lefevere）在继承布迪厄“双重解读”和佐哈尔“多元系统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研究理论中的改写理论。 改写理论认为“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任务就是解释各种写作和改写活动如何受制于某些限制因素”，并不“把文学看成文学实践的心理过程，而认为文学是由某种社会机制支配和组织的观念和现实”[4]。据此，他明确地把三个主要非文本因素，即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纳入翻译研究的范畴。改写理论不仅进一步扩大、明晰了翻译研究的对象、范畴，还从社会学角度，为文学翻译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它使翻译研究的焦点从单一的文本因素（linguistic factors）转向复杂的非文本因素（non-linguistic factors），从语言学层面转入社会文化学层面。从此，文学翻译不在是单一的语言学问题，而是从属于社会、政治、文化多元系统。改写理论关注的要素是宏观层面的社会符号现象，从译本的社会运行方面考察影响译本形成、传播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改写理论恰恰为分析非文本因素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微观层面的“语言研究”形成互补共生的关系，共同揭示译本在异质文明中产生的因素。
（三） 文学翻译中的主要非文本因素
勒弗维尔认为翻译有四大制约因素，按重要性次序排列分别为：意识形态、诗学、文化万象和语言。首先，译本要在译入语文化中传播首先不能与译入语国家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如果冲突存在，译者就应该对内容进行大肆的修订、删减、改变，力求消解冲突；其次，译作应为读者所接受，符合读者的诗学预期。再次，原文的文化万象也应为译入语国家所接受，如果有文化冲突须加以解释或者调整、删减，否则读者就会不知所云。作者认为最为次要的语言，因为合格的译者或者研究者都应该早就理所应当地解决了语言层面的问题。他认为对翻译有重大影响力的有三种权威：赞助人、“优势”文化和“权威”文本。在此基础上，勒弗维尔根据影响力的重要性，提出文学翻译“改写三要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方法把影响译本的主要非文本因素囊括在内，但却忽视了译者本人这个特殊的非文本因素的作用。毋庸置疑，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必须要作用于译者身上才能发挥其作用，而译者本人又是一个独立存在，自身的文化、知识、天赋、能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译本有影响；同时译者也可以通过自身权威反作用于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由此，文学翻译中主要的四种非文本因素就形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衡的互动关系，共同与翻译中的文本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形成译本。因此，对文学翻译有重大影响的还存在着第四种权威――译者，这种权威既有其相对独立性、又与其他三种权威发生交互联系。割裂译者因素分析译本不仅不全面，更是割裂了译者因素与其他非文本因素的联系，使分析和研究不太可靠。把译者因素单列为一项非文本因素不仅可以彰显作为翻译活动实际操作者译者的主体地位，还能从深层次上揭示译者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其他非文本因素之间的主体间性，从而起到扩展翻译研究广度与深度的作用。依笔者看法，非文本因素和文本因素与译本关系应如图2所示。
四种主要的非文本因素，即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与译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与文本因素一起形成合力，促成译本的形成。此外，文本因素也不同于传统研究中的翻译，它是囊括翻译在内的一切文学要素的集合。由此可见，对翻译研究中非文本因素和文本因素的划分大大扩展了翻译研究的范畴，也使得翻译研究能够更好、更深刻的揭示翻译实践。据此，本文在借鉴改写理论中非文本因素思想的基础上，对文学翻译中的主要非文本因素进行划分，从非文本因素的角度分析《吉檀迦利》冰心译本。由于本文主要论述的对象为文学翻译中的非文本因素，因此将不对文本因素展开讨论。
二、非文本因素视域下的《吉檀迦利》冰心译本
对文学翻译有重大影响力的主要有四种主要的非文本因素，即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与译者。这四种主要的非文本因素通过自身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与文本因素一起促成了译本的产生。《吉檀迦利》冰心译本出版于1955年，正值新中国建立之初。无论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赞助人还是译者因素都与其他年代的《吉檀迦利》译本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非文本因素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文本因素的制约，此时，文本因素已从属于或受制于非文本因素。仅仅从文本因素角度分析《吉檀迦利》冰心译本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从非文本因素角度探讨《吉檀迦利》冰心译本不仅可以使研究更加完整，还能从更深层次上揭示这些因素的主体间性，扩展研究的深度。
（一） 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意识形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逐渐建立起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1952年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时任副部长
的周扬应约在苏联的《旗帜》杂志上发表了带有代表中国官方表态性质的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要文艺为现实，为政治服务，要为社会做肯定的描写，为社会歌功颂德。”[5]《吉檀迦利》的冰心译本出版于1955年，处在政治意识形态压倒一切的时期。因此，诗歌体裁想要译介进入中国就自然不能违背其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
中印两国自1950年建立外交以来，在50年代一直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高层领导人多次互访，直到1959年发生问题才开始降温。《吉檀迦利》出版之时，中国对于印度文学的翻译热情也十分高涨，主流文化对于印度文学翻译大多也是支持态度。在那样一个文艺界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年代，翻译是一种增进友谊，加强国家之间亲密程度的必要手段；同时，借助翻译这些国家文学还能够丰富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增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有了坚实的政治后盾，冰译《吉檀迦利》的出现就更多了一层保障。泰戈尔的《吉檀迦利》主要歌唱自然宗教，人道主义和大爱精神，语言清新自然。虽说诗歌本身不是在为社会主义歌功颂德，但也并非是有“意识形态问题错误”的文学作品，满足了这一时期文学的需求，这为泰戈尔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 新时期主流诗学
“不可以说五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是一片空白，但也承认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坛确实控制比较严格，艺术也相对单一。”[6]文艺成了“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和“阶级斗争的工具”，政治斗争或文艺批判运动频繁发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政治意味很浓，类似宣扬革命热情，民族胜利的欢乐、阶级翻身的狂喜，对过去苦难的回忆来反映如今生活的甜蜜等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文学方面，有高艺术价值的作品更是寥寥无几，有人甚至说五六十年代没有诗，有的只有为工农兵服务、为教化广大大众的民歌、颂歌和战歌而已，主要表现为各式各样的政治抒情诗、叙事诗，以革命斗争，经济建设等为题材，表达方法明喻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含蓄、暗示、暧昧等美学因素不仅受到忽略，而且被当作消极的乃至反动的精神状态受到遏制，语言的诗性逐渐丧失。此时，主流诗学支持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为政治目的服务。文学作品多以过往岁月的苦难对比现实生活的美好；以旧中国战争年代的动荡对比新中国和平年代的安稳；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假丑恶对比中国社会主义的真善美，等等。文学作品政治气息浓重，种类单一。
而泰戈尔的《吉檀迦利》的主题正是歌颂生活的美好，歌唱自然宗教，具有普世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大爱无疆精神，与这一时期主流诗学提倡的“歌颂现实生活美好”的主题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吉檀迦利》中的诗歌本身清新隽永、语言流畅，有着与生俱来的自然美。这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理念也不谋而合。诗歌以轻快、欢畅的笔调歌唱生命的枯荣、现实生活的欢乐和过去生活的悲哀，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前途的关怀，作品“表达了他的宗教哲学思想，寄托了他对崇高精神境界的执着追求和对理想社会的热烈向往，展示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深情。诗人无限景慕的神实质上是以博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的思想的象征”[7]。这又与主流诗学提倡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想法不谋而合。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吉檀迦利》冰心译本的产生。
（三） 国家“革命文学”的赞助人
翻译是社会、政治环境下的跨语际交流活动，与文化控制、文化认同和文化抵抗相关。简言之，翻译与权力有着不解之缘。无论是语言学翻译观还是文化学翻译观忽略的不仅是贯穿于翻译中的权力关系，更重要的是忽视了翻译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和文化行为，翻译的规范和译者策略的选择必然受其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因素制约这一客观现实[8]。赞助人处于权力关系网络重要位置，对于翻译产生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
蒙代（Jeremy Munday）认为：“如果有出版商（赞助力量），他们会把某种意识形态强加给译者，而译者既可以顺应主流意识形态或诗学来选择译材，也可以通过翻译某部作品来挑战主流意识形态或诗学，或协助某一意识形态或诗学来战胜主流力量。”[9]“翻译的动机来自源语文化，其目的是想通过翻译重新塑造崭新的国家形象，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翻译行为被纳入文学外交的脉络，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10]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处于对于政治意识形态压倒一切的年代，国家（或政府）成为了翻译活动的唯一赞助人，译者不可能选择“协助某一意识形态或诗学来战胜主流力量”（因为这会犯“敌我矛盾的错误”），此时，赞助人对于译本的影响力大大加强。
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民营出版机构进行了整顿，后又对其进行公私合营改造，合并了一些出版机构，并限定翻译文学作品只能由新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后改为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等少数出版社出版。通过对出版机构的调整，文学翻译“赞助”系统完全统一到国家手里，改变了20世纪上半期“把译书当作自己的私事”的现象。茅盾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也说，“文学翻译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关和各有关方面，统一拟定计划，组织力量，有方法、有步骤的来进行”[11]。 “文学翻译已上升到国家行为层次，并且完全体制化，从而在体制上保证了文学翻译不再是‘私人的事’。通过以上手段，此时的文学翻译已牢牢控制在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轨道上。”[12]
在这种情况下，赞助人对翻译作品的选择提出了具体要求：必须介绍“优秀”和“进步”的作品②。“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毋庸置疑是最符合‘优秀’和‘进步’的了，占这一时期翻译出版外国文学艺术作品品种总数的65.8%。”[10]除此以外，这一时期另一个翻译的重点便是对人民民主国家和亚非拉国家文学的翻译。“我们现在翻译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作品，主要为了增进我们兄弟国家人民之间的友好团结，在我们新的社会建设中互相鼓舞，在我们新的文学创造中交流经验。我们的优良传统的这一个方面，现在在一定意义上，就发挥在我国翻译界对亚非、拉丁美洲文学的重视上。”[13]《吉檀迦利》是全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诗集，又是新兴民主主义国家的优秀作品，必然符合国家政治意识形态需求。翻译《吉檀迦利》不仅仅是增进两国友谊的桥梁，而且也是增加两国政治合法性的有力手段。此外，冰心身兼作家和翻译家两重身份，她的原创作品和翻译作品又被广泛认为十分相似，因此，《吉檀迦利》冰心译本必然会受到赞助人（即国家）的鼎力支持，还为形成了以后的中国文学中的“冰心体”文学也提供了支持力量。
（四） 诗人译者的个人选择
从译者因素的角度来说，冰心既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作家，又是颇有建树的诗人，还是一位优秀的译者，她自身的许多原因也决定了她是泰戈尔作品的理想译者。与其他译者不同，冰心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其文化身份不言自明；泰戈尔更是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名扬四海，由一位名作家来翻译另一位名作家的作品，本身就比普通译者更容易打开局面，即使不看文本，这两位本身的名气与实力早已为这部译作产生奠定了基础，这一点不必展开赘述。因此，在研究《吉檀迦利》冰心译本时，译者因素是一个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问题。
首先，动机选择。在《〈吉檀迦利〉译者序》中，冰心这样来说明她选译泰戈尔作品的原因：“泰戈尔是我青年时代所最爱慕的外国诗人。……我最初选择他的《吉檀迦利》，只因为它是泰戈尔诗集中我最喜爱的一本。”[14]在《我也谈谈翻译》中冰心自述：“我翻译的文学作品很少。……我只喜欢翻译我喜爱的作 品。”[15]在《我为什么翻译〈先知〉和〈吉檀迦利〉》中，她又说道：“我只懂一门外文――英文，还不精通。因此轻易不敢作翻译工作，尤其译诗。我虽然也译过一本国王和总统的诗，那都是‘上头’给我的任务，我只好努力而为。至于我自喜爱，而又极愿和读者共同享受，而翻译出来的书，只有两本，那就是《先知》和《吉檀迦利》！”[16]这既表现了她的无奈，也更加突出了她对这两本书溢于言表的热爱之情。这可以看作冰心选择翻译泰戈尔作品的感性动机。对一个翻译者来说，对所要翻译的作家作品的喜爱是翻译好作品的基础。冰心对泰戈尔的爱慕是全身心的，早在1920年冰心在散文《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中就表达了对这位大诗人的仰慕与赞美之情：
“泰戈尔！美丽庄严的泰戈尔！……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17]
除了基于感性的热爱促成了冰心对泰戈尔作品的翻译外，她在《〈冰心著译选集〉自序》中直接阐明她的译书目的，“每逢我读到优美的、用英文写的诗文时，就口译或笔译出来，让不懂英文的人，如我的母亲，让她分享一些美的享受”[14]。由此可见，她做翻译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让不懂英文的人能够分享美的享受，这也就决定了她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她基本上采用的是白话文直译的方法，更易于被读者接受，这也使得她的译作更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拥戴。
其次，文本选择。冰心曾坦言：“我的英文没学好，看英文总是模模糊糊地如同雾里看花一般。因此我从来不敢翻译欧美诗人的诗，我总感到我的译笔，写不出或达不到他们的心灵深处。但是，对于亚、非诗人的诗，我就爱看，而且敢译，只要那些诗是诗人自己用英文写的。”[18]这里冰心谦虚地说是由于自己的英文水平欠缺，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冰心作为译者预设了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习惯与原作者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习惯相对比较接近。比如，中国和其他亚非国家有着共同被帝国主义迫害的悲痛历史；中国文化又很早就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如佛教的传入，等等。这些原因使得冰心极易与满含着东方气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丽的文辞产生共鸣。“可以说冰心和纪伯伦，尤其和泰戈尔在东方文化这一大前提下拥有着潜在的心灵感应。既然心灵可感应，理解就更容易，理解原作的视角和切入点也更容易确定。”[19]
最后，艺术选择。《吉檀迦利》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高峰，也是最能代表他思想观念和艺术风格的作品。“吉檀迦利”是孟加拉文的音译，意为“奉献”，主要表达诗人渴求与神结合的理想追求以及达到这种境界后的欢乐。从深层次看，诗中的神并不是宗教中的具体神祗，而是一种完美的象征，是真理，是光明和自由，是生命的无限。《吉檀迦利》是一部抒情哲理诗，是泰戈尔向神敬献的“生命之歌”，表现了诗人一切矛盾归于和谐的哲学观念，表达了泰戈尔对人生理想的探索和追求。“爱的哲学”是冰心文学书写的灵魂，正如她临终的嘱咐：有了爱就有了一切。郁达夫曾说：“对父母之爱，对小兄弟小朋友之爱，以及对异国的弱小儿女，同病者之爱，使她的笔底有了像温泉水似的柔情。”[20]对作品的美学追求使冰心在精神上以泰戈尔为榜样，在翻译中寻求与泰戈尔相似的艺术效果，因为“美的艺术作品不但能给人带来充分的艺术享受，还能提高人们对生活真理的认识，振奋精神和陶冶情操，鼓励人们投身于改造自然与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21]。冰心心底无法言说的感情，在泰戈尔的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二者产生了高度的共鸣，徐志摩曾称她为“最有名神形毕肖的泰戈尔的私淑弟子”[22]。两人在思想艺术追求上的一致性让冰心的译作散发出迷人的光彩，经受住了时间的洗涤，受到了汉语读者的广泛认可。
注释：
① 前者侧重于从整体的角度，强调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互动；后者从层次出发，强调内因与外因的相互依存。
② 所谓“优秀”和“进步”的作品，就是指在思想性上符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创作方法上体现了现实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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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卓如.《吉檀迦利》译者序[C]//. 冰心著译选集.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6.
[15] 卓如. 我也谈谈翻译[C]//. 冰心著译选集.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6.
[16] 卓如. 我为什么翻译《先知》和《吉檀迦利》[C]//. 冰心著译选集.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6.
[17] 卓如. 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C]//. 冰心著译选集.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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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郁达夫.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