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脚下的一行大雁更是为整幅画作曾添了几番生机，几番希望，既有气魄，又有浪漫。还有一幅作品，我叫不出名字，甚至都不知它是否仅为陈逸飞某幅画作的一个部分。画上一个东方女孩儿衣着旗袍，庸懒的躺在床榻上，身上盖着乳白色的被单，手放在头和枕头之间，安静而香甜地睡着。我第一眼看到这幅画时，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心想，这样细腻的勾描刻画得倚靠多深的功力做基础啊。女孩儿的脸部画得非常自然，红色的衣服与金黄色的床单也显得很和谐，尤其是床单的皱褶的处理，跟人一种很舒服很亲切的感觉，除了“细腻”，实在很难找出自语来形容陈逸飞笔下的这个人物给人的直观感受了。
比起文字，画作更能给人以打动。色彩更具魅力，因为浓淡不一的色彩比白纸黑字更有情意，更懂得应如何悄无声息地滑入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唤起人无限的追忆与深入的思考。就像陈逸飞能够通过品读诗词画出油画，可能从某种程度上讲，画是比文字更加含蓄的一种语言。
他，将画布延伸到电影“，飞”出名堂
导演，陈逸飞给自己的另一个定位。画家涉身影坛，咱且不论其他，单纯从画面质量来说，这对电影工作者是一种冲击和压力，对于能够享受到静止镜头的观影者则成为了一种幸运。这一点在陈逸飞的身上体现的卓为明显。
他的第一部作品《海上旧梦》可谓是他个人的随想，据说它所表达的内涵远远超过了当初的预想，也超越了他苦心积攒的素材本身，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诗化电影。而他的《人约黄昏》则有了较为完整的剧情，讲述了一段缠绵悱恻的人鬼之恋。值得一提的是，在《人约黄昏》中，陈逸飞充分地发挥了他作为画家的专业优势，每一个镜头都相当考究，每一个起幅落幅，都像一幅油画般有质感，甚至连镜头与镜头之间起承转合的衔接都那么富有美感，陈逸飞实在用诗情画意，从容不迫地讲着故事，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在翻着老照片将那过去的故事娓娓道来，这感觉就像喝着一杯苦丁茶，苦味结束时味蕾会触到丝丝香甜。
《逃亡上海》则是陈逸飞“海上三部曲”的压卷之作，艺术地记述了辛德勒从纳粹德国的魔爪下营救出千余名犹太人的史实，轰动了全世界。影片由一个长达一分二十四秒的长镜头开篇，细致的向观者展示了一把古老的甚至已有些破旧的小提琴，再配以悠扬的提琴声，为影片奠定了一个从容的基调，为后事的铺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电影事业上倾注了甚至比油画界更多的心血，一直到他未完成的《理发师》，据说，他一个小小的场景都要拍十几遍，为的只是要抓住夕阳西下仅剩一点余辉洒在巷子里的色彩和感觉。他用执着影响和打动着当代对艺术有追求有梦想的人们，其中包括最后帮助他完成遗愿，将《理发师》拍摄完成的吴思远先生。
他“，逸飞”冲天，却过早陨落，将毕生奉献给艺术
这样一位富有才情的画家，服装设计师，导演，媒体人，就这样走过了他人生的五十九个春秋，再也无法继续他所钟爱的视觉艺术创作了。
有人会对陈逸飞有质疑，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师，但是他必定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魅力除了彰显在富有生命力的作品上，更体现在他的理想与强烈的责任感上。在这个时代，很容易诞生大师，随便推出一个，就冠以大师的光环，同时，浮躁的社会造就了浮躁的文化，这又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陈逸飞的出现难能可贵的填补了这个空白，同时，他的去世也是一个无法弥补的缺憾。陈逸飞从不夸夸其谈，从不用任何流派或是主义唬人，而是默默地用自己的实力证明这一切。哪怕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入耳，他依旧执着。
当代艺术的多元性，以及媒体的迅速更新，给人造成了某种误解，即：随着媒介的发展和更新，使艺术家不需再花很多功夫去培养技艺以及在精神上的修养，而是只需要能想出来一个新的点子，用新的媒介或新观念的形式把它做出来，再进行一番包装和操作，就庶几乎矣.这样，“人人都是艺术家”理想就能得以实现了！有这种观点人标榜最新的媒介和观念，以及对表面视觉效果的精致和刺激的追求，如广告的制作流程，时尚的花样翻新.捷足先登者已尝到甜头，后来者恍然大悟，跃跃欲试，大有众望所归的趋势.这种趋势将导致艺术家不再对艺术，对生存作严肃而深入的思考和反省，不再将艺术活动视为其独立而艰难的精神探索，不再视其为崇高而珍贵的精神载体，不再与平庸有距离。他在精神探求中的快乐被现实成功的所取代，作品的精神意义不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手段。他真正关心的不再是作品的精神价值，而是能否在现实的竞争中获取机会和成功。他的最高目的就是在这个生产机器中谋求最有利的位置和待遇，成为最重要的一个零件。艺术不再是精神的先觉者，时代精神圣殿的叩门者，（圣殿已被大众消费娱场所置换了）。艺术与大众的关系不再是：精神的向导————被引导者而是：服务————消费当艺术成为消费品时，它不过是高级的思维游戏软件！而艺术家一旦丧失其精神的独立性和深度，他就丧失了作为艺术家最根本的东西，而他也不再是艺术家了。
他不过是商业机器奴役的消费品生产者。
因此，艺术的生产化，精神的表面化，庸俗化是不可避免的。艺术品生产者们极力追求表面形式的悦目，以看似有意义的社会学及哲学性的词句来包装这些实际上内容浅薄的视觉产品。这样，到处充斥着低劣，糟糕的作品和晦涩难懂而不知所云的批评文章。一如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伪劣的产品。这些伪艺术以及投机者们在前卫艺术的标签下的一切行为都显得理直气壮，他们将浅薄无知，精神的贫乏藏在这样那样的主义和各种口号式的振振有词下面。其实这些人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他们只是用“文化”，“精神”，“主义”之类的词语装点门面罢了。昨天还在大喊追求精神的终极意义，今天就转而要消解精神的终极意义，并宣称只有眼下的东西是有意义的；昨天还煞有介事的进行艺术哲学的形而上的探讨，对生存的意义作严峻的思考，今天就极力鼓吹艺术数字化的积极时代意义。（“时代意义”！！这个字眼的不容怀疑性犹胜法律）他们的变化鲜明而迅速，如古谚云：识时务者为俊杰。
（他们对这一点的认识倒是“以不变应万变”）他们攀着时代潮流里的浮木，俨然是时代的代言人！谁想质疑这一点，就等于是自绝于时代，他将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我记得很久以前在一本画册上（那时一本印刷质量低劣的画册是艺术青年的珍宝，他们总是虔诚而幼稚的对画册研究很久，乃至于把印刷错误当作画的特殊效果）看到何多苓说的一句话，至今印象深刻：“潮流是令人兴奋的，而艺术是永恒的”。八十年代的艺术家对此毫不怀疑，但在九十年代这句话该倒过来说：艺术是兴奋的，潮流是永恒的！艺术家在潮流中竞逐辉煌的瞬间，乐此不疲，而忘记了艺术是永恒的（或者已不再相信）。一些矫揉造作，无病的东西穿着文化的外衣成了时髦的前卫艺术，这就是我们的当代文化艺术！？这就是我们准备慷慨馈赠给后人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艺术！？当然，我想那些文化殖民者是乐于看到这样的情形，因为这对他们的文化策略是有利的。这些现象的背后的深层文化历史原因不是本篇要讨论的，且置，以待他日.这里只大致列出几点：一，自身传统文化基础的丧失；二，本土文化的弱势地位导致殖民文化的倾向；三，西方后现论的解构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流行（流行就是被粗暴误解和简单化的过程），为文艺的平面化，生产化找到了思想上的根据；四，经济迅速发展而经济秩序与经济结构的紊乱使文化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尴尬的地位；五，商业机器的扩张将艺术的精神独立性剥夺而将其置为内部生产流程的一个环节。
我想提醒那些津津于咨讯发达，觉得形势一片大好的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八十年代初咨讯极其匮乏，意识形态控制极严的情况下产生的作品的感染力远胜现在那些过目即忘的东西。那时的精神独立产生于对当时生存的反思，当时的生存虚妄是令人痛苦的，容易感知的，而现在的生存虚妄是令人愉快的，如作用于人，不是无法感知的，而是乐于感知的，既然是乐陶陶的事情，还反思什么呢？现在许多人相信技术的精致，形式的刺激加上一个时髦的点子就可以作出好的作品。技术的精致（现在很多人连这一点都达不到），形式的刺激是可以制造出来的，但是精神的震撼却是不能制造的，那是艺术家用心力，智慧，修养，技艺和虔诚乃至痛苦（伪劣的无效）铸就的，而非机巧所至。相反，越是追求表面形式的刺激，越显示其精神内核的空洞.我相信，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衡量艺术的标准只有：好的与不好的。而没有过时或时髦的。好的作品永远会绽放智慧和感人的光芒，而低劣的作品无论在聚光灯下显得多么漂亮精巧，多么时髦，却不能改变它低劣的本质。
众所周知，凡高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中国前卫艺术家的心目中扮演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凡高在八十年代倍受艺术家们的推崇，他就是一盏明灯，对于那时拮据的艺术家来说，凡高的际遇不啻为一剂困顿的镇痛药（虽然那时候除了少数个体户，大家的经济状况都差不多）当然，这剂镇痛药里最有效的一味还是凡高后来的成功，无论是在艺术史上还是拍卖槌敲定的天价成交纪录，都隐然暗示着迟来的荣誉与财富对在贫困中挣扎的苦难的补偿，没有看过花花世界没有开过洋荤的八十年代前卫艺术家有这种抽象的想象就足以支撑他们为了真理和理想艰苦奋斗了。而且我相信他们的真诚和纯粹，这在真空里未经考验的理想主义是可贵的，然而也是脆弱的，不堪现实一击，其实不需一击，只需稍稍诱惑，就足以动摇其心智，改弦更张。到了九十年代，凡高已不是艺术家心目中的“贫困英雄”，他们已不满足于这“迟来的爱”，开始质疑“凡高神话”，质疑如果凡高的作品没有后来学术权威以及史家的认定，没有金钱的认定，是否还有价值？！他们更愿意成为活着就能享受到成果的毕加索们。同样的事实换一个时候却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孰是孰非且不论，单是这现象就颇值得玩味。这种变化的确与时代同步，一个崇尚物质的时代取代了崇尚理想的时代，脆弱的理想主义价值观在经济热潮的惊涛拍击下，迅速灰飞烟灭。九十年代的中国前卫艺术在无可奈何中遁入无聊的嘲弄与玩世不恭中，然而就在前卫的缪斯跌入精神的沼泽时，命运却向它投来了青睐的眼光。中国在后冷战时期的特殊位置，吸引了西方人的注意力，中国前卫艺术成为疲软的西方艺术圈的新一轮炒作题材，“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展在世界巡回展览，德国的“CHINA”展轰动欧洲一时，中国前卫艺术进军威尼斯，圣保罗，等等。恰似“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直黑着的中国前卫艺术一下子被拉到眼花缭乱的国际艺术的前台，喜出望外中又夹杂着无所适从的生疏劲儿，西方人礼貌而又傲慢的审视多少让人有些不适，但这不过是美中不足，白璧微瑕毕竟，在不久以前这还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前卫艺术就这样在精神的茫然荒芜与机会茂盛林立之间的谷地中晕乎乎地走进了INTERNATIONAL.精神的荒芜并未使艺术家陷入死地，反而得出了成功的结果，这多少有些荒谬的公式没有带来太多的疑问，大多数人（尤其艺术家）关心的是这个结果。于是，茫然无聊的呆滞表情象瘟疫一般迅速蔓延至全国许多前卫艺术家的画架上繁衍变异，他们就一任精神这样荒芜下去，以便在机会的密林里搜寻成功的踪迹。反讽，这个在九十年代倍受前卫艺术眷顾的宠儿，是前卫圈里众人追捧的对象，无论是“政治波普”，“泼皮风”，还是“艳俗”，无一不借助反讽，以获得意义的阐释。提到反讽，不得不想到杜尚——这个善用反讽却又被历史反讽的遁世者。杜尚在无意义和无价值的平台上玩着机智而富有修养的精致的拆毁游戏，他尽量使意义的每一次坍塌显得理性和优雅。我们可以看到，杜尚对艺术（也许是整个文化）价值体系的否定，不仅体现在他的作品里，也体现在他的生活态度中，二者是一致的，他远离艺术圈，远离潮流，踽踽独处，他的作品其实不是作品，只是他聊以打发时光的玩意儿。然而事与愿违，历史偏偏在他的无意义中生出了意义，反艺术却成为新艺术的肇始，遁世的行为却遁入了艺术史的重要位置，颇有“无为而无不为”的妙用。但是，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前卫艺术家却没有这种一致性。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无聊，消极的世界，而现实中的艺术家们却积极热衷得很，对生活抱有很高的期望，竞争的激烈决不亚于我的想象。这两种对立的态度在中国的前卫艺术家身上统一起来，象是为辩证法下的注解，也使得反讽的态度显得不那么超然，象在解释和表白什么似的。有句西谚，大意是：解释是幽默的致命伤，正如幽默是浪漫的致命伤。
这里假借一下，解释也是反讽的致命伤，象是耍魔术的人露出了破绽。这还不是最糟的，还有些没经过脑子的直接抄袭和模仿，简直不忍看下去。至少我就看见过不只一头猪在中国前卫艺术界出没，好像从杰夫-昆斯的猪圈里偷跑出来一路跑到中国来了。在这样的状况里还能有多高的期望呢？我只要看到稍微动动脑子转换得不是太差的作品就会啧啧赞叹：“哎，这个还抄得不错呀！”我们已有了对“波普”的“成功”嫁接，有了对“艳俗”还不太成功的模仿。二战后美国暴发户式的经济成功和移民艺术家共同缔造了战后美国艺术的崛起，抽象表现主义还可以说是欧洲超现实主义的余绪，而波普艺术就是彻头彻尾的美国式的商业与肤浅文化的产物了，他们用商业炫耀商业，用肤浅揶喻肤浅，因为他们——本来如此！后来的艳俗艺术同出一辙，他们用色情调戏色情，用庸俗抚慰庸俗，他们自己就乐于成为他们反讽的对象，因为他们——本来如此！而中国的模仿者们确实不易，要一夜之间抛掉从前所有的包袱，重负，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也算是非同寻常了，因为他们——本非如此！当然，形势还在变化，还有新的可供模仿的东西，在英国有锯牛的，在德国有剥人皮的，听说在中国已经有用断手做作品的了，唔，这在力度上还不够，继续努力罢！有个规律叫效者尤甚，就是说模仿者比始作俑者搞得更过火，更狂热。那个德国医生艺术家还不敢剥自己的皮，哪个模仿者敢拿自己开刀就可称得上是继往开来了。（拉道口子，滴几滴血的把戏显然太小儿科了，别人枪击，电打都已是历史了）虽然这个世界每天都有人自杀，不足为奇，但为艺术献身毕竟有些不同凡响。算了，玩笑归玩笑，我还没有傻到会以为那些艺术钻营者们会如此形而上，就算是此举成功了，成功的好处却无法享用，何况，还不一定，谁会做不赚钱的生意呢！一个人痛苦到要砍手砍脚的，我非常同情他。但如果象老黄盖一样用皮肉之痛换取成功，我佩服他舍得干的勇气，倒不一定觉得在艺术上有什么意义。
八十年代中国艺术界对西方文艺的模仿还可说是形而上的，艺术家还在谈艺术还在谈精神，会为了艺术的观点而争论；九十年代就形而下了，艺术家不谈艺术了，他们谈展览，谈操作，谈生效，谈名牌，谈购物，争执的焦点是展览的机会而不是什么艺术的观点。至于精神，艺术，意义都是批评家在展览序言，艺术杂志上的产品介绍，谁当真就傻的有点逼人了。八十年代的模仿是精神的，朴实的，粗糙的；而九十年代的模仿是功利的，浮华的，且做工精致。技术与操作进步了，而精神却衰萎了。跨入新世纪，大家都摩拳擦掌，四处搜索，当目标进入视野，瞄准，抠动扳机，还不知哪只鸟会倒下。
一位哲人的一段话很适合用来形容现在的艺术界：*“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做的斗争，曾经大大的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至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里面。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以上这段话，把“艰苦”两字去掉就更贴切了。
历史给了杜尚本无所谓的地位，它会不会给我们有所谓的前卫艺术家们呢？二，术语汇编在现今的艺术圈中流行着一些“术语”，虽只窥一斑，而可知全豹，今搜罗几个，略加注释，以飨读者。
“操作”——对艺术家而言就是展览，在各种媒体上的宣传，还有批评家写的不是批评的文章；这是明的，暗的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对于光明正大的操作倒也无可非议，但是对操作的重视超过了对艺术本身的重视，就变质了。
“生效”——操作以后有所斩获的学术性说法。
“当下”——我的理解是：被具体个人关注的当下才是当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当下，选择什么样的当下，那是个人的嗜好问题，但如果有人认为这也应是大家的当下的话，就未免有些霸道了，也不符合“百花齐放”的文艺政策。
不是只有对当下俯首贴耳的描模才是关注当下，对当下的批判，对当下的否定，也是关注当下，态度不同而已。
“情景”——这个含义模糊的词象一团迷雾，弥漫在艺术界中，使人难辨你我。
“陌生”——其实这圈子里人不多，都是熟人，谁都不陌生。
“疏离”——虽然不陌生，疏离却倒是真的。
陌生与疏离是觉者对畸形的社会生存状态的描述，如病历对病情的记载。诊断的准确是令人叹服的，然后就有人效颦！然后就有人说我也有这种病！然后就有人开始叹服病。
“精神”——引用北岛的一句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权力”1——众所周知，这是一个政治概念，现在的艺术家却津津乐道，难道他们热衷于政治？不，因为有个现代哲学家说：话语就是权力。
“话语”——正如对它的解释，它象一个威严的国王，手握权杖，雄据宝座，俯瞰着对它的膜拜者。
“权力”2——补充一下，话语虽说是权力，但权力却不甘于只是话语，它是活生生的，善变的，它可喜可怒，可收可放，可予可夺。
“权力”3——在精神领域里，权力在有独立判断力和思维的人手里。
“解构”——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解构的呢？我倒认为的解构比温柔的“解构主义”更彻底，更有横扫一切的气概.“观念”——关于观念的观念的观念。
“深刻”——这是当初极力追求但现在极力摈弃的一种状态，如今显得深刻的人是被嘲笑的落伍者。他不知道：大家已不玩儿深刻了，玩世不恭才是现在的深刻，并有其哲学依据，“一切都是游戏”，一切人都陶醉在堕入虚空的失重感之中，那里个人融入大众，没有自我的面孔.“艳俗”——艳丽就是艳丽，俗气就是俗气，不要怕丑害羞的。
喜欢俗气的东西，并陶醉在里面的人其实很真诚。民间俗气的东西因为它的创造者和欣赏者都满心喜欢的创造和欣赏，所以倒朴实可爱。艳俗艺术家的心态象他们一样的话，一定会有好作品诞生。就怕是搞艳俗，却偏要成为高雅。
“前卫艺术”——一，不了解艺术的人们对他们难以理解的艺术作品的统称。二，是一种反叛姿态的艺术，当反叛成为时髦后，前卫艺术其实就是主流艺术了。反叛的模仿者的头脑不过是时髦制造者的俘虏。反叛的能量来源于精神与思考的独立性，对于反叛的模仿者，我只能告诉他：“你极度营养不良，别撑着，回家补充补充营养，再来练。”
“在场”——如果满桌的话题都是我不关心的，在不在场对于我来说有什么关系呢！不在场对我是种解脱，也免得惹眼碍事。
“后现代”——批评者的雷区，拙劣艺术生产者的避难所。
“成功”——一，现在令人不可自拔的沼泽。
二，每个人都想实现的状态，也包括我。不过每个人有自己对成功的理解。有个农民告诉人说如果他当了国王，就在田的两头各放一碗红烧肉，耕地时到了田坎边就吃一片，于是大家都取笑他没有见识。其实农民的憨戆中也有狡猾，实际的一面，他压根就无所谓当不当国王，因为这个假设的可能性太小，而对红烧肉的假设却是不难实现的。也许农民吃上红烧肉时，痴心想当国王的人还饿着肚子，这时笑话就该由农民来讲了。不过燕雀怎么也不会明白鸿鹄的想法。
“文化”——知识是文化，无知是文化，智慧是文化，是文化，深刻是文化，肤浅是文化，高雅是文化，低俗是文化，商业是文化，流行是文化，荒诞是文化，无病是文化，虐待是文化，被虐是文化，暴露是文化，偷窥是文化，冷酷是文化，残忍是文化，暴力是文化，色情是文化，吸毒是文化，犯罪是文化，……一切都可以以文化的名义进行，这样无论干什么都是文化行为，而行为者也成了文化人，无论他有没有文化，他可以由此爬上文化搭起的了望台，获得一个居高临下的视角，可以俯视周围荒芜的精神世界。
词语本身是无辜的，问题出在对词语生吞活剥的理解，对它粗暴的词义，对它的利用。最后还要补充一个在前一阵的中国前卫艺术圈里（也是整个社会）流行热门话题——“与国际接轨”，这个重要命题不能不提。自从与国际接触之后就引来了“与国际接轨”的讨论，从字面上理解，要接轨必须双方都有轨，西方世界的轨道的存在大概无须争辩，但是我们的轨道在哪里呢？连路基都没有了，遑论轨道。如果我们还没有轨道那么接轨又从何说起呢？所以我不知道怎样接轨！
此其一；就算人家同意跟我们接轨，我们没有，那就只有让别人的轨道伸过来了！这不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吗？但这显然不是接轨，而是接“鬼”！此其二；最后还有一个疑虑：我不知道毕加索，马蒂斯有没有想过“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也不知道张大千，齐白石有没有想过“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单从文献资料看还没有发现他们对此问题的意见，当然我们可以作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这个问题的话，将会获得更伟大的艺术成就！不少人提出过与西方平等对话等等意见，我觉得就中国艺术的现状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而言，还为时尚早。自己立起来了，别人自然以平等的态度相待，与其把希望寄托在西方人的俯就上，还不如自己做些踏实有益的建设性工作。
三，责任我想，世俗社会的物欲横流，精神贫乏不应该是艺术世界也物欲横流，精神贫乏的借口。对堕落的思考不等于堕落本身。相反，艺术家在这样的现实中，更应该清醒的意识到自己作为精神的觉者和文化承传者的道义和责任。没人会要求商人去承担文化责任，也没人要求艺术家为经济危机负责。从个人目的来说，想赚钱的作生意，想当官的搞政治，想当科学家的学高科技，动机和目的单纯统一而行之有效。想搞艺术的人就应该对艺术负责任。艺术家的责任并不需要太高远的动机，每一个艺术家只要平实地把自己的作品做好，少一点故弄玄虚，少一点见风使舵，少一点盲目自大；好学些，谦虚些，有原则，就是尽到对艺术的责任了。责任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需要艺术家用切实的行动去实现它，中国艺术的现状也需要有责任感有眼光的艺术家去改变。因为有太多的不负责任的艺术家和他们不负责任的作品在艺术界沉浮。把无知当单纯，把浅薄当朴实，把恶心当创新，把小聪明当机智是他们的风格。新潮美术结束后有人提出清理建构艺术队伍，但是现在的艺术队伍并不比十年前更纯洁，相反现在的艺术圈更好混，连绘画基础都可以免了，直接作装置或行为艺术家，只要有出位之举，就可扬名立万。
关键词：建筑艺术
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进程的不同，中西民族在一整套观念、文化传统、性格气质和审美心理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别，并且，反映到民族的艺术性格上也有许多重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在各种艺术中都有表现、建筑艺术也并不例外，主要由无数无名的工匠世代相传，惨淡经营所创造的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曾取得了独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的伟大成就，作为中国艺术之树整体中的一枝，和这株大树中其他各枝一样，中国建筑艺术也散发着东亚大地特有的泥土芳香，表出中国文化特有的伟岸俊秀，而显示了和西方不同的风貌性格。但是由于建筑艺术前述的抽象性，而往往不易为一般人们所了解，它和它所成长的土壤之间的关系也就显得不是那么清晰了。
在我们的讨论中，将力图把艺术性格和它所由从出的土壤紧密联系起来，更多地注意作品形式的内在方面，所用的是中西比较，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显出自己。以下，我们将从五个方面，即中国人的伦理观念、宗教态度、心理气质、艺术趣味和观等来作一点初步的、宏观的探讨，涉及的面是广泛的，但也是必需的，虽然这远非笔者的水平所能胜任。
礼乐精神
中西古代建筑的优秀作品，都具有鲜明的精神性的品格。它有别于物质性的实用概念-遮风避雨、隔热防寒，也不止于对于形式美的追求，而是指的表达某种思想情感，某种倾向性。不过中西建筑的艺术作用在偏重方向上具有明显的不同。简言之，西方古代建筑是宗教的、神权的，而中国古代建筑始终是以现世的君权为核心的，渗透着中国人的伦理观念。
大约二千五百年以前，中国社会就逐渐脱离了奴隶制而步入封建制，建筑也随之脱离了幼稚阶段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在这次进步中，建筑初步建立了自己的一套规制原则。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些规制的内容或改变或充实，但其所据以制定的总的原则却是始终被恪守的，就其艺术作用方面而论，这个原则可以一言以蔽之，曰“礼乐精神。”
《乐记》说：“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有别。”
《乐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专著，也可以说是一部美学专著，具有更广泛的理论意义。上引这段话的意思，涵括了《乐记》在艺术与其社会功用这一命题上的全部理论核心。所谓“辨异”，就是区别等级社会中各阶级阶层的地位，建立起统治阶级的****秩序，这是“礼”的职能；所谓“统同”，就是设法维系民心的统一协同，使整个社会和谐安定，这就是艺术-“乐”的功用。“礼”是根本，是目的：“乐”是派生，是手段，两者配合起来，再辅以刑、政，求得长治久安，故“礼乐刑政，其极一也”（《乐记。乐本篇》）。
儒家曾不厌其烦地解释过这个“礼”，他们说：“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记。乐礼篇》），“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这一套礼乐说，主要是孔子和孔门弟子所鼓吹的。在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中，为了维护旧的统治秩序，他们不但提出了上述原则，也提出和记载了实现这些原则的方法，其中有关建筑艺术的，主要保存在《礼记》等书中：“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槽巢……后圣人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礼记。礼运》）。这就把建筑的出现归结为懂得礼乐法度的圣人的建制，并且一下子就提高到了纲常伦教的高度，进而强调艺术的礼乐功用。
建筑怎样去实现这一功用呢？那就要有“贵贱有等”的规定：“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有以大为贵者：宫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有以高为贵者：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诸侯台？quot；（《礼记。礼器》）。这里的”大“、”高“以及”量“指的都是体量。
体量从来就是建筑艺术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品质。建筑艺术和其他艺术在感染方式上的一个重大不同，就是建筑有其无可比拟的巨大的体量。古代的人们更是从自然界的高山大河，崇树巨石中体验到超人的体量所含蕴的崇高，从雷霆闪电，狂涛流火中感受了超人的力量所包藏的恐惧。把这些感验移植到建筑中，于是巨大的体量就转化成了尊严和重要。马克思也曾说过：“巨大的形象震撼人心，使人吃惊。……精神在物质的重量下感到压抑，而压抑之感正是崇拜的起始点。”（《马恩全集》第五卷）所以贵贱有别的礼，首先注意的也是建筑的有等级的量。
尊严和重要还在于位置。对称是人类早就发现的一条构图，人在人体自身以及鸟兽虫鱼、树木花草中得到了“对称”的意象，发现对称轴具有统率全构图的重要作用。这个概念引伸到人际关系，礼就可以纳入其中，故“中正无邪，礼之质也”（《乐记。乐论篇》）。
“中正无邪”的建筑单体和群体布局，就易于显出尊卑的差别与和谐的秩序，位于中轴线上的主要构图因素，具有尊严的效果。中国最早一部关于工艺的《考工记》中规定：“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意即国都应是一座每面九里的方正城市，各面对称开三座城门，城中纵横各九条道路，每路之宽可容九辆马车并行。宫殿在城市中轴线上，左右对称布置宗庙和社稷坛，宫北为市，朝和市的面积各为一百亩。
儒学三位大师孔子、孟子和荀子，实际都不行于当时，体现儒学理想的上述规制，当时也不一定都加以认真地执行过，至少我们从考古资料中还没有全面的证据。儒学作为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正统的统治思想，其实践意义更多的是在汉代以后。萧何为高祖治未央宫，“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汉书。高帝纪》）。以后，这些话成为各代皇帝最爱用的堂而皇之的遁辞。
中国建筑的礼乐实用观在各代城市和宫殿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欧洲中世纪城市和中国占代城市有很大区别：前者是封建的中心，但在****上却又是独立于封建主直接控制之外的自由地区，以商业活动为主，城市的主人是具有独立地位的市民；后者处于皇帝及其各级代表机构直接的****控制之下，是封建统治的****中心，工商业带着很强的服务于统治者消费的从属性质，工商者没有独立地位，被称为“市井小人”。前者通常围绕着一座或几座有市民公共活动中心性质的教堂发展，街道或自由曲折，或作放射状自发的伸展，城市形状一般也不规则，商店、作坊满布全城，面向大街；后者无论大小通常都有预定规划，遵循着礼制观念来建设，以封建政权为其核心-在都城，这个核心是皇帝所在的宫城和宫署集中的皇城，在郡县是各级衙署，它们位于显赫的城市中轴线上，体制最崇，街道纵横正交，方格严整，全城对称均衡，外廓方方正正。例如唐长安，有严格的中轴线，宫城和皇城在大城北部中央，是纵轴线的尽端高潮，皇城内左右分设宗庙和社稷；居民被限制在四面有高墙封闭的里坊中，里坊置于街道围成的一个个方格内，市场只集中在少数特定的坊内，住宅和商店只能面向坊内开门，坊的启闭都有定时。又如元大都，面朝后市，左祖右社，九经九纬，最接近《考工记）的理想。
宫殿是中国建筑中最受尊崇，最为宏大成就也最高的类型，留存至今的北京紫禁城可作其代表。紫切劬嵊诙汲侵醒耄砸涣刂兄嵯呱柚玫淖菹蚩占？-前朝三大殿，后寝三大宫，以及御花园-组成了一曲气势磅礴的皇权交响乐的主旋律，以天安门广场和午门广场作为这一乐曲的动人前奏，景山是全曲的有力尾声，紫禁城内中轴线两旁的对称宫院则是主旋律的和声。
儒家的礼乐观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强调孝悌是礼乐的基础，认为“其为人也者悌，而好犯上者鲜矣”，所以除了直接肯定君臣之道以外，更把它的理论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家庭关系中去，强调父子，兄弟、夫妇、男女、长幼的尊卑秩序。它对于中国的住宅有深刻的。
典型的中国住宅是四合院格局，一般分为前后两院，前院又称外院，居住仆役，设置厨房客房，后院又称内院，中轴线上的堂屋位置和规模都最为尊贵，供？quot；天地君亲师“牌位，接待尊贵宾客，举行家庭礼仪。堂左右的耳房是长辈居室，晚辈居住左右厢房。内外二院由中门相通，”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宋《事林广记》）。在大型住宅，依中轴线可以在后面延伸几重院落，也可以左右并连几路院落，都随着它们和堂的关系而有尊卑，亲疏、上下、长幼的区别，整座宅院笼罩着一片严格的宗法罗网。从考古资料可以知道，至迟从汉代起，一直到清代，这种符合礼乐观念的宅院布局原则都大致未变。而且还可以看出，住宅和宫殿的格局原则也是-致的。近年发掘出的陕西岐山风雏村一处西周院落，其形制与清代的四合院竟然相当接近，就是一座宫殿遗址。
至于衙署、宗庙、祠堂以及会馆、陵墓也无不都贯穿着强烈的礼乐精神。甚至在佛道寺观中，也飘游着一层礼乐的气息，与西方宗教建筑有着明显不同的性格。
子不语怪力乱神
古代埃及和希腊、罗马的建筑艺术都充满着神的气息，他们一直以部级建筑的规格来对待神庙，欧洲古代留下的最重要的建筑作品便是神庙-帕提隆、潘泰翁等等。欧洲中世纪更是一个漫长的宗教长夜，直至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艺术时期，君权才更多地在艺术中确立，但同时宗教的阴影也仍然笼罩着欧洲大地，而且此时已处于近代的前夜，君权主义始终没有机会充分发展，它匆匆而过，随即为资产阶级革命所埋葬，艺术又走进了另一个。如果说儒家哲学是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总的理论，与此相对，基督教神学则是欧洲封建社会的“总的理论，是它包罗万象的纲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一）。教会成了社会的中心，“教权是太阳，君权是月亮，君王统治其各自的王国，但彼得统治全世。”“君王施权于泥土，教士施权于灵魂，灵魂的价值超过泥土有多大，教士的价值即超过君王有多大”。以上这些，并不是无知者的狂嚣，而是可以建筑为证的真实秩序之神学表出。在这一方面，哥特式教堂表现得十分突出，那垂直向上的飞腾动势令人迷惘，又尖又高的塔群，瘦骨嶙嶙笔直向上的束柱、筋节毕现的飞拱尖券，仿佛随时能使得这些巨大的石头建筑脱离地面，冲天而起，人们的灵魂也随之升腾，直向苍穹，升到天国上帝的脚下。
神学力量甚至在文艺复兴及以后时代仍然浸透着人的心灵，以至于在本质上是和神学抵触的思想，如人本主义和君权主义常常也还要以教堂为寄托。欧洲的教堂用石头建造，著名的教堂工程都十分巨大，经常要经历一二百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建成。
宗教建筑在欧洲系建筑中长期来占据着主流的地位。
与此相反，在古代中国相对于君权而言，神权始终处于次等的地位。所以中国宗教建筑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受着水平的限制，古人对于鬼神灵魂的信仰是不可免的，但是在中国，注重人事，人们儒学对于鬼神采取了清醒的态度。孔子虽然也倡导由原始社会延续下来的祖宗崇拜，但却尽量减弱其中的宗教意识，而特别强调把它引向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伦常纲教为内容的人世关系中去。对于鬼神的有无，孔子机智地采取回避态度，故“子不语怪力乱神”。到了非谈论不可的时候，孔子则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来积极地提醒人们注重人事。
儒学的清醒理性，对人们尤其对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有深刻影响，历代有作为的皇帝对于宗教在利用与容忍的同时，莫不都采取了限制的政策。佛的因果报应、咎由自取，道的清静无为，逆来顺受都是“有用”的，甚至皇帝也参加一些活动，以示恩宠。但当宗教和皇帝产生矛盾时（主要是经济上争夺民力），就坚决限制，甚至下令灭佛。
中国和欧洲一样，也承认君权神授，但欧洲的君权神授重点在神，君主的权力也须由教会授予。中国的君权神授的重点却在君，他是天的儿子，他的权力直接受之于天，无须乎教会为媒介，中国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教皇制。
这些情况，映射在建筑中，就是宗教建筑比起一般的实用性建筑来，或者可以说是宏伟精丽的，有时也相当可观，但相对于代表君权的建筑而言，它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在都城，它没有超过皇宫，在郡县，没有超过王府和衙署。它也没能成为城市布局的中心，《考工记》中“左祖右社”，王宫居中的体制就说明神权和族权都只是皇权的陪衬。
在中国宗教建筑的艺术风格上，也从来没有过分地陷入于神学的激动，接受过超人性的迷狂。换言之，即使在宗教建筑中也没有失去人的清醒理性，而人的理性，正是儒家所特别重视的。所以，中国的传统建筑包括宗教建筑在内都具有理性的性格，这个性格，或可用“温柔敦厚”四字表述之。
温柔敦厚，诗教也
西方的宗教建筑重在坦率地外现人心中的宗教激情，把内心中的一切迷妄和狂热，幻想和茫然都化成实在的视觉形象：超人的巨大尺度，强烈的空间对比，神秘的光影变幻，出入意表的体形，飞扬跋扈的动势，骚动不安的气氛，这些在埃及、拜占庭、哥特式或巴洛克神庙和教堂以至教堂（如法国朗香教堂）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它们在表达宗教的非理性这一方面是共同的，其作用都在于通过建筑来催毁人的理性，扼杀人的自信力，强迫人们跟随教士走向彼岸。
中国的宗教建筑则与此相反，并不注重表现人心中的宗教狂热（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始终也没有达到西方宗教徒那样的狂热程度），而是重在“再现”彼岸世界那种精神的宁静和平安。中国佛教说“色即是空”，“诸行无常”，认为现世间的一切都是幻影，而世外的佛国净土才是真实的存在。佛国并非超然物外，渺不可寻，而是一切普通善行的必然报答，是辛苦恣睢的生命历程之自然归宿，是善良人生的一个肯定的构成。于是净土信仰在中国大行其道，只要一心向佛，死时便可平静地得到佛的接引。这里没有狂热，没有神秘，有的只是冷静的虔诚。禅宗更是主张在个人的内心中去寻找解脱，深山养息，面壁打坐，寻找平和与宁静。
这样的宗教意识使得中国的古刹本身就是佛国精神的象征或净土的缩影。人们在这里应该寻求到庇护，体验到解脱，不应该有任何骚动不安，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刹”是梵语音译，其意义既可指佛国，也可指佛寺，这是耐人寻味的。佛与佛国同在，作为佛国缩影的佛寺也应该有佛的住所，它的形象无需他求，实际就是住宅的扩大或皇宫的缩小。甚至作为佛教纪念建筑的佛塔，也弥漫着世俗的感情，它具有高耸的体型，嵌插在蓝天中，但不象哥特尖塔那样的一味强调升腾，它那层层水平塔檐大大削弱了垂直的动势，使升腾时时回顾大地。中国佛塔也是世俗建筑楼阁的仿造。
大概只有元代以后在内地开始流行起来的喇嘛教建筑，才有较多的神秘的甚至恐怖的气息，但终未成主流。
如果说即使在宗教建筑里也洋溢着如此冷静平和的空气，那么在世俗建筑里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中国建筑的这-性格是中国人的心理气质的反映。这种气质特征被希腊人马赛里奴斯在他的《史记》里描写成“赛里斯入平和度日，……性情安静沉默，不扰邻国”，“赛里斯入习惯俭朴，喜安静读书以度日”。德国大诗人歌德也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和飞腾动荡的诗兴”。
它和儒家哲学所推重的艺术风格有不解之缘。
孔子赞扬《诗经》说：“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温柔敦厚，诗教也”，但温柔敦厚也不排斥文采，而使艺术陷入愚鲁，只是要求文质相应，所谓“文质彬彬”，故《礼记》又说“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而彬彬者，也就是荀况说的“谨慎而无斗怒，是以百举不过也。”（《荀子。臣道》）。
《诗经》的内容和风格究竟应如何品评，此处可置而不论，只是儒家对于“温柔敦厚”的推重，却是形成中国人的趋于平和、宁静、含蓄和内向的心理气质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儒家的另一重要思想-仁学的节用爱民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孔门基本上不具有纯粹思辨的性质，而是具有实践理性意义的一整套朴素的治国之道。为了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孔子主张节制，克己、宽厚惠民，反对裸的残暴压迫，这种“人道主义”是“仁”的组成部分，也有其真诚的一面，当儒学终于成了封建的统治思想以后，“仁”的这一侧面，对于抑制统治阶级的贪欲，的确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经常提醒他们为了保持皇朝的长治久安，应该注意经常调整自己和人民的关系，不可过分的征敛。故“礼，与其奢也，宁俭”，“仁者爱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那些忠臣贤士也就经常通过这些话而左右朝纲。
仁的“爱人”和礼的“辨异”形成了一套自我调节机制，这就是中庸之道。在这种机制下的建筑也就以“百举不过”为其品格标准之一。一方面需要“百举”，并且“非壮丽无以重威”；一方面又要求“不过”，帝王应该“躬行节俭”。
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就是“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管仲《管子。治国》），“令民归心于农”（商鞅《商君书。农战》）。认为富强之本在农战，而工商是末作，应该限禁。这本来是法家提出来的，儒家消化了这个思想，并把它和“百举不过”结合起来，以至于《礼记》中竟有这样的话：“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礼记。王制》）。建筑事业属“工”，当然也在被禁限之列。
从一方面说，这些理论客观上使中国建筑具有明显的保守性，限制了建筑技术和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中国建筑几千年来一直满足于木结构体系，不能有更大的突破的原因之一。在中国没有西方经常可以遇到的非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建成的石头教堂，中国的都城，包括城中的宫殿可以在几年或十几年内建成。易于建造能快见效果的木结构，它的形象和风格已经满足了中国人的需要，人们认为在建筑上投入更多的力量是不明智的，甚至是有害的。但从另一方面说，木结构的长期使用，也使得这种体系的建筑艺术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中国建筑的风格在某一方面也可以说就是木结构的风格。
木结构的艺术长处在于群体布局，中国建筑的美就隐蓄在群的内部，需要周览全局才能一一呈现。它鄙视一目了然，不屑急于求成，因而也更加含蓄温文，更加内在。
即就建筑单体的美而言，中国建筑也颇不同于西方之注重外形的奇诡新巧，变化多端，而更多的存在于体、面、线、点的组合显示的群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所赋予的和谐、宁静及韵味。
总的来说，中国建筑在气质上更重精神，重意境；西方建筑则重物质，重外观。前者是群体的统一，内在而含蓄；后者是单体的突出，外在而暴露。这个区别，或从另一角度即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艺术趣味的不同再加发挥，简言之，前者具“绘画”之美，而后者更多的带有“雕刻”的意味。
“绘画”之美
假若面临某一对象，要对它进行艺术描绘，西方人首先看到的是对象的体积，这体积由面构成，显出深浅的光影；他们首先想到的则是尽量肖似地再现这个对象，于是同样也具有体积的雕刻就是最好的手段了。如果要用绘画，那么这绘画也是雕刻式的，画面上的线只用来组成面，面才是艺术的元素，用各个方向的面来构成体。西方绘画和雕刻的不同只不过绘画现出的形象是从某一固定视点看过去的罢了。罗丹说：“没有线，只有体积，当你们勾描的时候，千万不要只着眼于轮廓，而要注意形体的起伏，是起伏在支配轮廓。”这段话，可以简明地表达西方人的艺术趣味。
而中国人首先“看”出的却是这个对象的神态意趣以及活泼的气韵，从中找出和自己心灵相通的那一点，然后把它“表现”出来，要求“以形写神”、“气韵生动”。在他的心目中，那些面、体、光影都是不重要的，这样，平面的绘画就是最好的表现手段了。既然不重在再现体积，线条也就用不着从属于面。而且也只有用这些不滞于物的飞动空灵的线，把它们以各种方式组合起来，才能完成他所注重的神和气韵，所以线条才是重要的艺术元素，面几乎不占有什么地位。如果要做雕塑，那么这雕塑也是绘画性的，并不着重于对象体积起伏的真实再现，上面流动着飞灵的线条，染饰着富于神韵的色彩。所以，西方的雕刻是典型的，中国则以绘画为典型。前者直观而写实，后者含蓄而抒情。这个差异，代表了中西艺术的不同侧重，大胆说一句，它不但体现在绘画和雕刻中，也体现在诗歌，戏剧、散文和中国的书法艺术等许多艺术门类之中。
有趣的是，由此而视建筑，可以发现中国建筑也是绘画式的，西方建筑则属雕刻式，只是这种“绘画”或“雕刻”只表现建筑本身，并不表现建筑以外的别的对象。
西方建筑的出发点是面，完成的是团块状的体，具有强烈的体积感。中国建筑的出发点是线，完成的是铺开成面的群，以绘画作比，群里的廊，墙、殿、台，亭、阁以及池岸、曲栏、小河，道路等无非都是粗细浓淡长短不同的“线”。
欣赏西方建筑，就象是欣赏雕刻，它本身是独立自足的，人们围绕在它的周围，它的外界面就是供人玩味的对象。在外界面上开着门窗，它是外向的，放射的，其欣赏方式重在“可望”。
而中国的建筑群却是一幅“画”，其外界面是围墙，只相当于画框，没有什么表现力，不是主要的欣赏对象，对于如此之大的“画面”来说，人们必须置身于其中，才能见到它的面貌，所以不是人围绕建筑而是建筑围绕人。中国建筑是内向的，收敛的。其欣赏方式不在静态的“可望”，而在动态的“可游”。人们漫游在“画面”中，步移景换，情随境迁，玩味各种“线”的疏密、浓淡、断续的交织，体察“线”和“线”以外的空白（庭院）的虚实交映，从中现出全“画”的神韵。
中国建筑单体当然也具有体积感，但它不是独立自在之物，它只是作为全群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就象中国画中任何一条单独的线，如果离开了全画，就毫无意义一样，建筑单体一旦离开了群，它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根据。太和殿只有在紫禁城的森严氛围中才能存在，祈年殿也只是在松柏浓郁的天坛环境中才有生命。
西方建筑的内部当然也可欣赏，它有复杂的内部空间，但这空间也是雕刻性的，有三个量度，空间的外界面就是实体（墙、地面、天花）的内界面，所以空间是明确的，实在的，有肯定的体积体形，空间的变化就是空间体积体形的变化。
中国建筑单体的内部空间却很不发达，而且往往由于上部梁架的复杂交织和室内外空间的交流，使它的界面很不明确。中国建筑的空间美，毋宁说主要存在于室外空间的变化之中，就建筑单体而言，它是外部空间，但就围墙所封闭的整个建筑群而言，它又是内部空间。但这个空间只有两个量度-它是露天的。而且即使在水平方向，它也随时可以通过空廊、半空廊、檐廊、亭子和门窗渗透到其它内、外空间中去，它的大小和形状都是“绘画”性的，没有绝对明确的体形和绝对肯定的体积。这种既存在又不肯定，似静止而又流动的渗透性空间，就是所谓“灰空间”，好象国画中的虚白和虚白边缘的晕染，空灵俊秀，实具有无穷美妙的意境-“即其笔墨所未到，亦有灵气空中行”（高哺《论画歌》），“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笪重光《画签》）。艺术家匠心所在，常常正是此无笔墨处。
中国建筑院落虚实相生的经营，大约有三种基本型式：第一种是将单体建筑沿院落周边布置，其中有一面是构图主体，建筑最大最高，势态向前，其它建筑三面围绕，与之相抗取得均衡，院落中心则没有建筑，可谓外实内虚；第二种是将构图主体置于院落正中，势态向四面扩张，周围构图因素尺度比它远为低小，四面围合，势态则向中心收缩，也取得均衡，可谓内实外虚。以上两种方式都可称之为规整式，都有明确的贯通全局的轴线。前者强调纵轴线，可扩展组成一系列纵向串联的院子，后者的纵横两条轴线基本处于同等的地位，自足自立，不再扩展。第三种方式的院落外廓不规整，院内建筑作自由布局，势态流通变幻，但乱中有法，动中有静，初看似觉粗服乱头，了无章法，其实规则谨严，格局精细，可谓虚实交织，在园林中有更多的运用。这种型式没有贯通全局的轴线，但在内部的各个小区，则存在一些小的轴线，它们穿插交织，方向不定，全局则可大可小，可名之曰自由式。
这三种基本型又可以不同的和规模结合到一起，或严整的全局中渗透着自由的局部，或自由的格局中存在着严整的片断，组成丰富多样的群体。如天坛建筑群基本上是第一、二两种型式的结合；紫禁城基本上是第一型，但在御花园部分又略具第三型的意味；颐和园佛香阁院落本身是第二型，它的前面直到排云坊是第一型，整个园区的规划又是第三型。根据山地平原水边岩下地形的不同，或气候风土的差异，或人情民风的喜尚，或建筑类型的区别，又可有更丰富的变化。
值得再次强调，“群”是中国建筑艺术的灵魂。
在建筑单体的构成上也可以见出“绘画”式和“雕刻”式的差别。正象西方雕刻是由面的转折来构成的一样，西方建筑也是由面构成的：罗马潘泰翁是半个皮球似的曲面穹顶放在桶状的圆壁上；希腊帕提隆的柱廊是一片虚实相间的平面，它和内墙一起支撑着倾斜的坡屋顶；威尼斯的府邸是承重的墙壁支持着楼面和平屋顶。线在西方建筑构图中不起重要作用，它或者只是面的转折形成的轮廓，或者只具装饰性的意义，具有偶然性。在潘泰翁桶形墙的外表面上就没有什么线，内墙面上有垂直和水平的分划，只是把这庞然大桶装点得丰富一些而已。
中国建筑则由线构成，柱，梁、额、桁、枋、椽，拱，在宏观上都可以视作为线，这些线的交织网罗就构成建筑。线不是可有可无的、偶然的，它就是必不可少的结构本身。它虽然也具有装饰美，但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合乎材料本性和力学逻辑的结构美。中国建筑的主要线条很少是纯装饰的，屋脊是为了防止屋坡交接处的漏雨而设置，斗拱是为了支托屋檐的挑出而产生；最为人称道的屋角起翘也是结构发展的必然产物：当斗拱逐渐缩小。屋檐的挑出逐渐更多地依靠檐椽的出挑来承担时，承受转角屋顶巨大重量的角梁（相当于转角45°椽子）势必加高加厚，于是才采用枕头木以使椽木和角梁归齐，角翘也就产生了。中国建筑普遍具有可贵的本色美，匠师们只是在结构和功能必然要求的有机体上面略施斤斧，使它们兼具装饰作用而已。
雕刻主要依靠体积的组合来构成形象，所以西方稍后一些的雕刻都不施色彩，西方建筑也只是外现材料原色，并不另加色饰。绘画是色彩的艺术，中国的雕塑是绘画式的，也广泛施用色彩，中国建筑也同样注重色彩。正象中国画一样，由艺术内涵所决定，中国建筑的色彩也有两大类：一是北方的皇家建筑，红墙红柱黄瓦彩画，辉煌富丽，有若工笔重彩，满眼北宗金碧；一是南方的园林寺观，白墙黑柱青瓦，萧条淡泊，好似水墨写意，全是南宗文人情趣。
西方园林和中国园林也分别是雕刻式和绘画式，可见后述。
“我以天地为栋宇”
《世说新语》记刘伶放达，裸形坐屋中，客有问之者，答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这个回答，似觉诡辩无礼，但“以天地为栋宇”一语却正道出了中国人的观的重要一面。其实中国的“宇宙”一词同样透露了这个意思：“宙”是时间，“宇”字原意就是屋宇，代表空间。空间和时间的无限，即为宇宙。无限之宇，当即天地为庐。这个自然观，把天地拉近人心，自然和人直接交流，融合相亲。
这种思想早在《乐记》就已经形成了：“大乐与天地同？quot；，”乐者，天地之和也“（《乐记。乐论篇》）。天地本身乃一大调和，艺术-乐-就应该体现这一大调和。这一观念，一方面是给礼乐精神蒙上一层敬畏，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人对自然的亲切感情。”乐者为同，……同则相亲“（《乐记。乐论篇》），人只有和自然有相亲的感情，那么体现自然万物之大调和的乐，也才能在人和人之间产生相亲的感情。
歌德曾经用诗一样的语言称赞中国人：“他们还有一个特点，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是月白风清。月亮是经常谈到的，只是月亮不改变自然风景，它和太阳一样明亮。”
所以，中国的建筑群才会有那么多的室外空间，从“以天地为栋宇”的观点来看，这个在西方建筑中原本与人无关的室外空间，也就成了与人直接相关相亲的了。中国建筑并不把自然排斥在外，而是要纳入其中，人生活在建筑中，这“建筑”既指实在的屋宇，也包括“以天地为栋宇”的自然。
就建筑和群外的自然而言，从消极方面来说，中国建筑不强调突出自己，造成和自然的对立，所以尽管在围墙内部各建筑势态干戈相向，群外却趋于平静，故深山之古寺应曰“藏”，而不会筑成欧洲的城堡。从积极方面来说，中国建筑主动地把自己和自然融合在一起，实际上是另一方式的对自身的肯定：寺既藏于深山，寺也就成了深山的一部分，“托体同山阿”，更加辽阔，更加不朽。
西方建筑则不然，它借助于墙和屋顶，造成一个自足自立的存在，它是放射的，以不凡的形象高傲地鄙视自然。在欧洲城堡里常常会耸起一些高高低低的塔楼，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向外张望，生怕人们忽视了它们。欧洲建筑不重视和自然的渗透调和而更看重和自然的对比，人的力量显示得更加突出。
西方园林也是雕刻性的，不过它不是写实性雕刻，而是以山树石等自然物为元素，强迫大自然符合人工的法则所“雕刻”成的立体的图案，人工斧凿痕迹十分显著。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园林已开始采用花坛、剪饰和迷阵。花坛是几何形的，剪饰也把树木修剪成几何形体-尖锥形、多角柱、圆球形、半圆球形和矮墙式的绿篱，甚至剪成动物的形状，被称为“绿色雕刻”。迷阵是用绿篱组成的几何形回路，有许多死胡同，易进难出，以为有趣。这种园林一直沿用到而以十七世纪法国绝对君权时代的唯理主义园林最为盛行。草地也是几何形，用不同颜色的花草组成象地毯样的图案，道路又平又直，几何对称，人工砌出几何形池岸和笔直的小河。全园一目了然，外在而暴露。
中国园林恰恰相反，其气质也是绘画性的，和中国画相似，一方面强调抒趣，中得心源，同时也注意状物写景，外师造化。曲折的池岸，弯曲的小径，用美丽的石头堆成峰，峦，涧，谷，房屋自由多变，仿佛是大自然的动人一角。然而它也并非西方艺术所理解的那种单纯摹仿，其中迁想妙得，天机灵运，随时而迂，融进了人的再创造，仿佛是一幅四度空间的立体山水图卷，与山水诗、山水画的发展节拍有密切关连。中国园林也同样是含蓄和内在的。
古希伯来的神话说，五千年以前，天下的人都说着同一种语言，他们彼此了解，干起活来同心同德，人们决定在巴比伦建造一座通天大塔。工程开始进行得很顺利，但这件事引起了天神耶和华的嫉妒，他运用神力搞乱了人的语言，民族也就出现了，人们看法不一，又不能互相理解，于是各行其是，塔也就越建越不象个样子，终于没有完成。这座塔名叫巴别塔，“巴别”就是“混乱”的意思。以后有人还画过好几幅巴别塔建造图，画上的塔混乱不堪，好多种风格搅成一团。
这个故事的启发意义是很明显的，就我们的题目而言，它说明建筑艺术随着民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性格。
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它不仅有考古学的价值，作为艺术，它和社会的发展以及由历史所形成的上层建筑有深刻的联系。只有从这个角度去考察，才能找出建筑艺术的本质根据。
我们已经极其概括和宏观地讨论了中西建筑艺术性格的不同，也许我们是太偏重于强调它们的差异了，但差异是确实存在的，而要真正认识某一事物，掌握此一事物与它一事物的差别应是更重要的事。
产生中国传统建筑的社会环境已经过去了，中国建筑还要发展，传统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我们的结论是：既然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及其所形成的上层建筑的不同，是形成各民族传统建筑艺术性格的差异的本质依据，那么在现代条件下，各民族的社会情况和上层建筑的不同也将成为新建筑艺术性格的差异的本质依据。对于担负着创造新的建筑艺术使命的建筑师们来说，重要的是要十分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加强对于上述本质依据的理解，其中也包括对于传统的认识。经历了千百年才形成的传统，它所从由产出的具体原因可能已经过去，或许也已被人们所淡忘，但传统本身，已作为民族特质的一种独立价值存在下来，而且还将继续发生作用，毕竟是不容一笔勾销的。
①远足工作的系统构建首先是选择恰当的主题和任务，因为主题不同幼儿活动的兴趣和内在动机不同，那么幼儿在远足活动中的心理反映就不同。主题是一个活动的灵魂，它决定了整个活动的性质，通过任务引导幼儿参与进来，对他们的思维进行定向，心理进行激发，才能最终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其次是对远足活动内容、形式、方案设计的策划，舒适安全第一，人性化教学第二，因材施教第三。通过精心的设施、材料准备，适当的感官刺激，知识点的准确穿插，以求最终达到教学与环境相结合，活动与生活相结合，时间与环节相结合的目标。最后，远足活动是教育的持续，苏霍姆林斯基也认为，吸引儿童参加活动还不足以保证教育的效果，只有从旁边获得评价有益的结果才能带来满足今后并诱发今后的行动。因此，教师应该在远足活动结束后对幼儿进行记忆强化，在活动以后的教学中时时帮助幼儿回忆，最终提升幼儿的经验认识。
②街头艺术激发审美情趣的必要性研究幼儿在幼儿园的审美情趣主要来源于传统美术教育活动中的培养，所接触的大多是画纸画布上的艺术作品，种类大多为油画、国画、水彩画等，作画的材料多为各类颜料、水彩笔和油画棒。容易让幼儿在脑中形成固定思维，认为美术就是这个样子。而街头艺术打破了这种思维定性，无论是在创作地点、创作材料还是表现形式上都给幼儿带来全新的感受，不仅极大丰富了幼儿对艺术形式的感知，更大大拓展了幼儿的艺术想象空间。只有打破了艺术表现形式的单一性，激发审美情趣的多元话，才能使幼儿在艺术创造力上天马行空。
③街头艺术激发审美情趣的可行性研究以美感人，以情动人是情感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激发审美情趣的主要手段。在街头艺术的活动中，幼儿因为自身的兴趣始然，同时又在观察、触摸和联想中获得了自我享受。街头一件件表现方式各异的艺术品，老师的循循善诱，幼儿的全身心投入，激发了幼儿在审美中的喜悦感、自由感、质疑感、惊异感等，调动了审美潜力，产生了审美激情。
于是，街头艺术在激发审美情趣的可行性上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提供的审美素材丰富而且角度各不相同，好比同样是雕塑，其作者的创作构思和表现手法都会有很大的不同。幼儿其实也是有各自喜好的，他们总会找到自己称心如意的艺术作品，主动地激发自己的审美要求。二是街头艺术的审美中出现的闪光点多。美是通过媒介展示出来的，而这些媒介往往具有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局限性，在户外具有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的直观媒介更多一些。因此，在远足活动中，当幼儿更贴近自然，更贴近生活，那么审美过程中的闪光点也会更多。
二、具体研究过程通过对本园幼儿三个月一系列远足活动的总结，课题组准备从三个方面进行具体细化总结，主要从审美价值的不同角度，幼儿在不同街头艺术中的不同表现在以及审美情趣培养中的细节把握这三个方面入手。
（一）审美价值
1、“街头艺术”和幼儿的成长相结合
（1）静态“街头艺术”的欣赏教育如：雕塑、涂鸦墙、广告牌、橱窗艺术等等都属于静态的“街头艺术”。欣赏教育中审美能力的培养，是体现在如何引导学生欣赏和感受美术作品，从自然环境中发掘美好事物，了解形式美的初步概念是欣赏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只有学生丰富了他们的美感经验，才能提升他们的审美评价能力。如何从不同角度、不同元素、不同心情去“读”懂美术作品中的美感和内涵是欣赏教学的重要方法和策略。幼儿的感官主要来自于色彩、线条和形状，而意境则需要老师去启发，如从马风驰电掣的奔跑图画解读为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从欧陆风情建筑群解读外国的文化；从斑点狗群去解读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等等。
（2）涂鸦审美教育涂鸦墙在南汇惠南镇的街头时常可见，而幼儿正是一个喜欢涂鸦的最广泛的群体。4岁左右的孩子在涂鸦的时候往往没有顾虑，创造性很强，我们把这一时期寓为创作的黄金时代。他们喜欢随心所欲地去画，不愿意接受技法的限制，没有比例空间的概念，为了表达自己的意思，可以随意夸张某一部分。涂鸦是一种原始表达愿望的潜意识体现，在涂鸦中帮助孩子们保持主观的意志和夸张的手法，并借助外景色启发他们自由思索，大胆想象，最终提高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孩子间互相交流彼此对涂鸦墙上面图形的各自看法，主动参与实际的涂鸦绘画中，对审美教育效果来说会更好。
（3）动态“街头艺术”的人生观启发街头献艺、街头表演、行为艺术等等都属于动态的街头艺术。远足活动的根本意义在于贴近生活，而贴近生活是为了让孩子们更好的认识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幼儿大多都是好动的，而让他们能够全身心的投入进表演中去，不但增强了幼儿的体力和脑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更直观的感受。老师适当的表扬，让孩子们在街头表演中获得成功的经验，对于孩子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是非常有帮助的。让他们认识到世界的美好，对这个世界充满爱心，不正是审美情趣的最高要求吗？通过街头献艺的活动，孩子们用自己的汗水创造了社会效益，老师帮助孩子们认识到奉献的意义，乐于帮助他人是种美德等等，让幼儿在活动中形成良好的价值观。
2、街头审美的人文价值很多的雕塑、建筑、图画都是以文化为载体，浓缩人类文明，包含丰富的礼仪形式。它们所体现的对春天的期盼，对自然的亲近，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对家庭的热爱，对天伦之乐的享受，对先烈的缅怀，对亲情的寄托，对友情的珍视，对情绪的宣泄，对人性的回归，对和谐的追求，它们所具有的伦理道德、文化审美内涵，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人生意义，具有潜在的人文生命力。远足的本身就是自然和人浑然一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街头审美则是自然与社会、人与伦理秩序相得益彰，艺术与道德的合理结合。这正体现文化即人化，意味着自然的人化，人自身的人化。通过街头艺术实现人文氛围的浸染，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传播，促进幼儿良好人格、气质、修养等稳定内在品格的形成。
（二）幼儿在街头艺术活动中的表现
1、群体表现（分为：高、较高、一般、不高）
街头艺术类型兴趣集中度注意力集中度活泼指数相互交流程度
雕塑较高较高高高
店面招牌一般一般不高较高
涂鸦墙高较高较高较高
各式建筑一般不高一般较高
橱窗艺术较高一般较高较高
根据上图的数据进行分析，在街头艺术的活动中，不同种类的街头艺术其优势具有很大差异。综合来看，雕塑和涂鸦墙最能调动起孩子们的兴趣，究其原因无非两点一是幼儿的爱模仿，二是幼儿的表现欲。雕塑的生动形态往往能让幼儿在模仿中增强物质的形体认识，同时幼儿的涂鸦欲望仍然很强，如果在街头艺术中将幼儿引入实际的涂鸦活动中，可以更加广泛和迅速的调动起幼儿审美情趣。同时，我们还发现，无论是哪种街头艺术，幼儿之间的互相交流都明显要比在幼儿园多一些。这就说明，幼儿在街头艺术活动中产生了沟通欲望，而这一时期正是幼儿语言教育的关键时期，《幼儿园教育纲要》强调“幼儿的语言能力是在运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街头艺术锻炼了幼儿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境下使用不同语言的能力，也对艺术性语言具有较强的敏感性，一定程度也促进幼儿审美能力提高。
2、个体内在精神表现和意志品质表现（积极的方面）
内在精神表现：①愉快②热情③求知④个性⑤专注⑥自由⑦放松
意志品质表现：①热爱生活②互助③理解④独立⑤坚定
【静态街头艺术】内在精神表现意志品质表现
雕塑①③⑤⑥⑦①④
店面招牌①③⑥⑦①
涂鸦墙①④⑤⑥⑦①②③
各式建筑①③⑥⑦①
橱窗艺术①⑤⑥⑦①
【动态街头艺术】
街头献艺②④⑤①②③⑤
街头表演②⑤①②③⑤
行为艺术④⑤①④⑤
根据上图来分析，内在精神方面，静态街头艺术活动中，幼儿们内心相对放松，并且在自由宽松的环境中兴趣盎然，普遍感到愉快；而动态街头艺术中，幼儿相对感觉到拘谨，由于过于专注或者紧张，并未表现出太多的愉悦感，但是他们却在意志品质上获得了提高，因为通过活动中幼儿之间的交流和互助，幼儿学会了相互理解，并慢慢懂得坚强和独立。我们也欣喜的发现，无论是静态街头艺术还是动态街头艺术，幼儿都会更加热爱生活，理解生活。
（三）审美情趣培养中的细节把握
1、动作和语言上的把握街头艺术的形体模仿是促进情趣教育的重要环节，可以把“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形式引入到去街头艺术的审美中来。如观看海螺雕塑的时候，老师此时就拿个道具放在背上，然后弯着背模仿海螺的缓慢移动，然后询问孩子们：海螺是怎么走路的呀？孩子们争相模仿的时候，就再进一步提问：海螺为什么要背这样一个重重的东西呢？让孩子自己讨论，最后再揭示答案：海螺是为了要保护自己。在整个过程中，老师用生动的语言和形体把孩子们仿佛带进了海洋世界，让孩子们不但增长了知识，也形成了更加形象主观的思维习惯。
2、艺术上的“突然进入”孩子们的注意力往往很难集中，在课堂上如此，在户外更是如此了。老师应该周密的作好前期安排，就如同话剧表演的舞台布置一样，给孩子设置引人入胜的“艺术跳入”环节，通过对孩子的感官产生刺激，迅速吸引他们的眼球和耳朵。例如在瓦罐喷泉的艺术审美上可以实现让喷泉的管理单位将水关闭，让孩子们在喷泉旁边观看的时候突然让喷泉展现出来。用一种“突然进入”的视觉或听觉美感去提升孩子们的审美情趣，老师这个时候只需要当好一般导游的角色就行了，让孩子们自己多看、多听、多想，用心去感受艺术的真谛。
3、消除影响老师要十分注意审美对象的两面性，一方面审美对象可能促进审美情趣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可能对孩子产生的消极影响，因此老师要权衡利弊。因为孩子知识经验有限，辨别是非能力差，而又喜欢模仿。孩子欣赏艺术作品时，尽量避免提及那些消极元素。幼儿的自制力普遍较差，还不完全具备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绪反应的能力，因此老师要懂得对幼儿的习惯培养，景区内出现的例如乱扔东西、践踏草坪、折花攀枝等行为，要及时作为反面教材对幼儿进行教育，消除外来影响。
三、研究取得的初步成果
1、创设环境引导感受
通过一系列活动，我们已经对主题策划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也发现在街头艺术活动中创设环境元素能引发幼儿更加直观地对美产生一种认识和反映，包括场地选择和划分，优美作品的选择，整个氛围的营造，主要是环境中的背景和音乐。
2、和谐交流激发爱
人与人之间和谐友爱关系时能产生的一种愉快心理体验，交流的和谐感对人的心理情绪影响是十分重要的。除了教师对幼儿的关心和爱护外，在街头艺术活动中，一旦发现幼儿之间相互友好、帮助的行为时，老师应及时地让幼儿知道，这种表扬可以激发幼儿彼此间的互相理解，为审美情趣的健康形成奠定群体基础。
3、从评价美到表现美
审美情趣的真正提高，不应仅仅停留在欣赏层面，应该让幼儿在感受美、理解美的基础上，转化为自己的行为，并通过言行表现出来。评价美是幼儿与幼儿间，幼儿与老师间的互动，而表现美是幼儿和自己，幼儿和这个客观世界的互动，幼儿要健康成长就必须战胜自己，融入世界。因此，我们教师应该利用幼儿评价美的基础，积极为他们创造表现美的平台，例如举办服装表演、涂鸦大赛等等，激发幼儿发现美、感受美、创造美的原始动力。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论文摘要]艺术家自我肖像(self-portraiture)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种艺术类型。与现代人的理解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自我肖像不仅仅是艺术家自我性的表达，它的出现及发展、变化，都与该时期新的艺术和艺术家观念的形成及艺术家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变迁密切相关，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自我肖像表达了该时期艺术家的理想、抱负、价值观，并生动了记录了他们为此所做的努力及取得的成就。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关键时期。在宗教精神主宰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几百年之后，从14世纪意大利开始的古典文化“复兴”使人们日益关注自身及其周围的世界。世俗君主、贵族、军人、富商、学者等各色人物肖像的出现，正是该时期人们个人观念及对自身价值不断增长的自信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这一时期的肖像中，艺术家的自画像或塑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们并不仅仅是艺术家自我个性的表达，而是与艺术家阶层自我意识觉醒及其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变革联系在一起。
新观念的产生和传播
艺术家自我肖像的出现首先与文艺复兴时期新艺术观的产生密切相关。在欧洲中世纪，绘画、雕塑和建筑分散在相关手工行业内。一般被视为体力劳动性质的“机械学科”(mechanical arts)，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也只是与鞋匠、理发师等一样地位卑微的手艺人。他们穷困潦倒、目不识丁、举止粗俗，为上层人士所鄙视。13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首次将画家奇马布埃和乔托的名字写进其《神曲》，并将他们与两位诗人相提并论，这显示了对艺术和艺术家态度的某种变化。到14， 15世纪，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激发的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化的热潮中，老普利尼、贺拉斯、瓦洛、维特鲁威等古罗马作家的艺术理论逐渐获得复兴。按照他们的观念，艺术不仅与诗歌一样同属于知识性的“自由学科”(liberal arts)，艺术家也不是卑微无知的手艺人，而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其中，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其《论建筑》中就强调了建筑师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他“应当擅长文笔、熟悉制图、精通几何学、深悉各种历史、勤听哲学、理解音乐，对于医学(解剖)并非茫然无知，通晓法学家的理论，具有天文学和天体理论的知识。”在文艺复兴时期崇尚和模仿古典文化的氛围中，这些古代作家的理论或言论被文人、学者们一再重申和引用，古代作家的艺术观念便也由此传逐渐播开来，并对当时的艺术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观念的影响下，艺术家们逐渐意识到艺术和自身的价值。从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初的切尼诺·切尼尼、洛伦佐吉贝尔蒂、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到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的安东尼奥·菲拉雷特、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和莱奥纳多·达·芬奇等，艺术家们日益感到，三门艺术(即绘画、雕塑和建筑)不是“机械学科”，而是建立在理论知识基础上的、知识性的自由学科，艺术家也不是卑微无知的匠人，而是具有古典文化和艺术修养、通晓自由学科和科学知识的社会精英。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们开始在自己艺术作品的一角留下本人的肖像。借助自我肖像，借助对自我知识修养、社会地位、财富、服饰、仪态、风度等的展示和炫耀，艺术家表达了他们关于艺术和自身的新观念，及提高艺术和自身的地位，重塑自身形象的理想和愿望。
文艺复兴早期艺术家自我肖像的特点及其意义
新艺术观的影响在14世纪早期的艺术作品中便开始有所体现。1330年，在佛罗伦萨雕塑家安德烈亚·皮萨诺为乔托所建之钟楼制作的装饰浮雕中，绘画、雕塑和建筑的拟人浮雕就独立于其他机械学科，而紧挨着七门自由学科。第一件真正的艺术家自我肖像出自佛罗伦萨雕塑家安德烈亚·奥卡涅亚之手。1359年，在为佛罗伦萨奥尔圣米歇尔教堂创作《圣母升天》浮雕时，他在最右边的角落做了本人的半身像:圆而光滑的脸，双目下垂，身着带风帽的当代服饰，其尺寸明显大于其他使徒，五官的刻画也较少理想化，观众一眼就能辨认出来。16世纪艺术家和艺术史家乔尔乔、瓦萨里在其名著《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中也提到奥卡涅亚的这件自塑像:“这是一个老人的雕像，圆圆的脸，胡子剃得干干净净，头戴风帽。"15世纪初，洛伦佐·吉贝尔蒂在为佛罗伦萨洗礼堂铸造第一座和第二座青铜门时依然分别作了自塑像，而且，第二件自塑像还刻意采用古代诸神和帝王的半身像风格，以显示其古典文化修养。15世纪晚期，雕塑家和建筑师安东尼奥·菲拉雷特在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制作浮雕装饰时，也制作了一幅与作坊学徒在一起的浮雕，并以此表达了他关于建筑师的新观念。图中，菲拉雷特与学徒们分别拿着一件与建筑相关的工具，象征他们在作坊内的工作和身份。其中，学徒们手中拿着的是镰刀、锉刀、泥瓦刀、锤子等与体力劳动相关的工具，而菲拉雷特手中却是一支大圆规，圆规象征几何学，菲拉雷特用圆规强调了建筑与数学的联系，也表达了建筑师是从事知识性话动的学者这一观念。
不仅如此，在这此艺术家自我肖像中，作为身份和地位之重要象征的服饰的变化，也反映)艺术家对白身社会和文化角色的认识及提高自身地位的愿望。1400年，画家科拉·佩特鲁乔在佩鲁贾城的圣多明我教长装饰壁画中的自画像还穿着象征手艺人身份的罩衫和尖顶卜作帽。后来，这种传统的手艺人装扮逐渐被贵族式的华贵服饰取代。如15世纪晚期，画家贝诺佐·哥佐利为美迪奇宫制作的湿壁画《三王来拜》中的自画像，就一改手艺人的形象。画中的他不再是身穿罩衫、头戴工作帽的画匠，而是穿着暗红色绣花锦缎紧身上衣和头戴天鹅绒红帽的绅士。另外，艺术家肖像在其作品中的位置也从不起眼的角落或边缘逐渐靠近画面中心，尺寸也不断增加。画家桑德罗·波提切利在美迪奇宫的湿壁画《三王来拜》中的自画像，不仅与其美迪奇赞助人一样是全身像，而且_占据着与赞助人完全平等的位苦，他侧睑望着画外，神态大胆甚至有点趾高气扬。另一位画家多梅尼科·吉兰达约在佛罗伦萨新圣马利亚医院创创作的《约阿西姆被逐出圣典》中的自画像也是如此：他与老师和两个助手都以全身像出现，而且与其美迪奇赞助人两两相对，两组人像的尺寸及在画中的位置均完全平等。
事实上，艺术家与赞助人在肖像画中获得的“平等”，并非只是艺术家的理想或愿望而已，到15世纪晚期，艺术家与赞助人的关系确实发生了重要变化。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艺术品，像壁画、装饰祭坛的木板}叫、大型雕塑等往往都是赞助人订做的，因此，赞助人在艺术仁作中享有极大权力。从当时赞助人与艺术家签定的委托制作合同或其他文件来看，赞助人能决定艺术品的构图、题材、圣像，布局、背景，甚至人物的姿态和服饰等细节。而到15世纪晚期，至少就著名艺术家而言，情况有了很大改善。贝诺佐·哥佐利在为美迪奇宫绘制湿壁画《三王来拜》时，赞助人皮耶罗·德、美迪奇曾写信要求他删除画中两个天使，但他并没有顺从。威尼斯画家乔万尼·贝利尼也曾迫使倔强的费拉拉女赞助人伊莎贝拉·代斯特在题材上问题上做出让步。而这位女赞助人在雇请莱奥纳多、达·芬奇时一开始就给子对方很大自主权，让他自己决定题材和工_作时间。所以，这一时期艺术家在其肖像中位置和尺寸的变化既表现了他们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愿望，在·定程度上也是他们现实成就的生动记录。当然，这此与赞助人在一起的自我肖像对艺术家来说也是一种有用的宣传手段，与这些显赫人物的密切关系必定有助于改善他们传统的卑微形象，抬高其身价。
像章是15世纪出现的另一种类型的艺术家自我肖像。在占代，像章主要是为神、英雄和帝王而做，艺术家为自己制作像章这本身就颇有深意。不仅如此，艺术家的像章与其自画像和塑像一样，也表达一r他们关于艺术和自身的新观念及提高社会和文化地位的愿望。1458年，威尼斯艺术家乔万尼·波尔杜为自己制作了两枚像章。他在其中一枚的正面肖像身穿锦缎紧身衣，头戴高帽，像个贵族;而另一枚的正面肖像则采用仿一古风格以显示其古典文化修养。非拉雷特也在1460年制作了一枚像章，正面是其侧面像，个性特点极为鲜明，鼻孔凹陷，目光凝视前方，皮肤上布满麻点，嘴唇紧闭。头顶上方是他希腊名字的寓意图(“菲拉雷特”在希腊语中意为“热爱美德的人”)，三只象征忠诚美德、勤奋与卓越创造力的蜜蜂点缀在“Architectvs(建筑师)”字母中间。16世纪，建筑师布拉曼特也为自己制作了一枚像章，在其正面，布拉曼特以自己仿古风格的半身裸体像展示了他的古典文化修养;在像章背面是建筑的女性拟人像:她左手拿着测量标尺，右手举着象征几何学的圆规，脚放在铅锤上，在她身后左侧是布拉曼特为圣彼得教堂制作的模型。需要注意的是，该像章正面和反面的图案都没有任何关于体力劳动的联想，而都强调了布拉曼特作为一位新型的建筑师的形象:他是博学、智慧并具有神圣创造力的学者，他不参与任何建筑实践，而只从事构思和设计。
总的来说，14、 15世纪，随着新艺术观的形成和传播，艺术家开始在其绘画或雕塑作品的一角留下自己的肖像，虽然这些肖像还不是近代意义的独立画像或塑像，但它们仍在很多方面生动地表现了新观念对艺术家的影响。从这些自我肖像来看，艺术家们逐渐意识到艺术和自身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他们不仅努力为三门艺术争取自由学科中的一席之地，同时也竭力自我塑造为从事知识性活动的“自由”学者。
独立肖像中的廷臣一艺术家
到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艺术家开始制作真正的独立肖像。独立自画像就像艺术家的自传，表达了艺术家更远大的理想、抱负，对自身价值的更高自信及社会地位方面的更大成功。在这里，艺术家成为作品中唯一的主角，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借助赞助人来证明其价值。不仅如此，从这一时期艺术家视觉形象的自我塑造中，我们还可以发现艺术家关于艺术和自身观念的许多重要变化。
15世纪晚期，雕塑家安德烈亚、曼特涅亚为自己的墓室制作了一件独特的自塑像。这件青铜像不再出现在作品一角或边框中，而是一件真正的独立塑像，它采用古罗马的帝王半身像风格，以斑岩圆盾为背景，四周环以伊斯特利安白石边框，肖像为头戴桂冠的半身裸像。在这里有几个细节非常重要，首先是桂冠，因为此前它只出现在君王和伟大诗人的肖像中，曼特涅亚无疑以桂冠将自己比作“艺术王国之王”。其次，塑像的仿古风格展示了曼特涅亚的古典文化修养，事实上，曼特涅亚在古典文化方面确有很高造诣，曾被伊莎贝拉?代斯特称为“古物学教授”。最后，曼特涅亚还以青铜、斑岩、伊斯特利安白石等昂贵材料炫耀了自己的富有和成功。
大约同时，画家佩鲁吉诺在佩鲁贾城的康比奥( Cambio，银行家行会会所)会客厅作了一件“独立自画像”。这幅自画像虽仍出现在湿壁画的一角，但与以前的艺术家自画像不同的是它有独立边框，并被描绘成一幅挂在墙上的架上画。此时，佩鲁吉诺正处于其艺术事业的颠峰，声名远播，订件应接不暇，这件“独立自画像”无疑表达了作者更远大的理想、抱负及对艺术和自身价值的更高自信，事实上，画像下方刻写板上的署名就印证了艺术家的这种自IR"“假如绘画艺术已经衰落，杰出的佩鲁贾人皮耶特罗会使他复兴。假如绘画艺术根本未曾存在过，他也能在这样的水平上为我们创造。
到16世纪，佩鲁吉诺的杰出弟子，乌尔比诺的天才艺术家拉斐尔将其师开创的这种艺术类型发展为真正的独立架上画。独立自画像在拉斐尔这里发展成熟并非偶然，因为拉斐尔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改善自身社会和文化地位的最成功典范之一。拉斐尔出身艺术之家，其父乔万尼·桑蒂曾在乌尔比诺宫廷工作且深受公爵赏识，在事业和社会地位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功。拉斐尔早年曾投身佩鲁吉诺门下，后者是当时意大利最走红的画家之一，享有崇高声望和地位。宫廷的氛围、父亲和老师事业和社会上的成功，使拉斐尔很早就深刻感受到艺术家的价值。在他眼里，父亲和老师与那些穷困潦倒、粗俗无知的手艺人必定有是有天壤之别的。1506-1507年，拉斐尔二十岁出头，但已在当地艺术界赢得很高知名度，也就在此时，他创作了第一件独众自画像。这幅画像生动表现了拉斐尔早熟的、强烈的自我观念。画像以3/4示人，黑色的直发垂到双肩，画中的拉斐尔英气勃勃，以无比自信、大胆的眼神望着观众。他像贵族一样穿着整洁、质料昂贵的衣服，外套的胸口处有两个以其名字构成的圆圈。
拉斐尔具有莱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那样的卓越天赋，却不像他们那样傲岸不驯。瓦萨里说他“谦虚、善良，就像那些和蔼、温柔，又知书达礼、举止端庄的人一样，在任何场合下，其一言一行都让各阶层的人感到亲切、友善……。除优雅的举止、迷人的风度、非凡的艺术天赋外，他还能吟诗作赋。所以，当成年后的拉斐尔来到罗马，很快便得到教皇朱利乌斯止世和利奥十世的垂青，使他得以成就一生的伟业并获得万贯家产。他住在山布拉曼特设计的宫殿般的豪宅里，一位枢机主教打算把侄女嫁给他，利奥十世甚至许诺封他为枢机主教。事业和社会上的成功也表现在拉斐尔的自画像中。在成年时期的所有白画像中，拉斐尔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在宫廷赢得巨大成功的、高贵的廷臣:多才多艺、仪态高雅、风度迷人。
拉斐尔非凡的个人魅力及社会地位方面的巨大成功，使他成为该时期学者巴尔达萨雷·卡斯提廖内笔下“廷臣”的原型。按照卡斯提廖内的观点，“廷臣”是最完美的人的化身，他多才多艺，既有高超的武艺和无比的勇气，也能吟诗作赋，他还能歌善舞、擅丹青，他仪态优雅、风度迷人，是君主的得力助手，也是其亲密的朋友，廷臣的高贵并非来自血统或门第，而是源于其修养和德行。
在拉斐尔的影响下，“廷臣”成为16世纪艺术家进行自我形象塑造的典范。在拉斐尔之后，艺术家们纷纷制作独立肖像并努力把自己塑造成拉斐尔式的“廷臣一艺术家”，画家帕米加尼诺借一面凸镜绘制的独立白画像就是如此。画中，他身穿皮毛镶边的细麻布上衣，尤其是那在前景被放大了的右手，是一只白皙、修长、细嫩的贵族的手(小指上还戴着一枚金戒)，而不是肮脏的、饱经风霜的劳动者的手。艺术家巴乔·班迪内利也制作了许多此类独扭自画像，在几乎所有自画像中，他都以廷臣面貌示人:整洁、昂贵的服饰及显眼的贵族标志(他曾在西班牙被授予“圣迪亚哥骑士团”骑士)。乔尔乔、瓦萨里也是一位成功的宫廷艺术家，而他自己最满意的独立自画像也以是廷臣艺术家的面貌出现的:昂贵、整洁的衣服，胸前金链上坠着“金马刺和圣彼得骑士团”标志，圆规和平面图(象征他的建筑师身份)及钢笔(象征他的巨著《意大利艺苑名人传》)。
另外，16世纪艺术家的自我肖像还反映了该时期重要的艺术理论，即“构图”对艺术家的影响。最旱提出“构图”这一概念的是彼特拉克，他把“构图”视为绘画与雕塑艺术共同的基础:“画家和雕塑家从事的是同一门艺术，如果说它们不同，它们至少也都来自同一本源一构图(disegno)。 "吉贝尔蒂在其《回忆录》中也指出构图是绘画和雕塑的理论基础。巧世纪晚期，莱奥纳多·达·芬奇将构图与某种先验的理念联系在一起，认为画家必须“借助构图，以一种直观的形式向视觉提供最先在他的想象中形成的一种理念(idea)或创意”，并认为“无论何种以本质、材料形式或想象存在的事物，无不首先形成于艺术家的头脑，然后才通过手表现在其艺术作品中。到16世纪，乔尔乔?瓦萨里系统地阐述了“构图”理论，并将其普遍运用于三门艺术。瓦萨里认为“构图”是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之父，是一种源于“理念”(idea)或“普遍ail断”(universal judgment)的图像(image)及用双手将其表现出来的过程。“构图”理论深刻影响了当时人们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观念，按照这种理论，不仅三门艺术与其他手工活动分离开来，它们还统一成一门具有共同理论基础的、独立的知识性学科(这为后来五门“美术”学科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构图”理论还使三门艺术摆脱了对自由学科的依赖，按照这一理论，艺术成为具有自身特点但与自由学科一样高贵的知识性学科，艺术不再需要借助与自由学科的联系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艺术中的手工操作也如同诗人或作家的写作，获得了独立的重要性。“构图”理论的影响在该时期艺术家的自我肖像中得到生动体现。
由于绘画、雕塑和建筑都成为“构图”学科，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的自我肖像逐渐摒弃画笔、画刷、刻刀、泥瓦刀、大头锤等传统的职业标志，而采用“构图”的象征，即绘画、雕塑的素描或建筑模型、平面图作为其身份和职业的标志，如在巴乔·班迪内利1540年作的一件独立自画像就只用一幅《赫拉克勒斯打败卡库斯》的素描来表明其雕塑家的身份。稍后，乔尔乔·瓦萨里在为“老宫”绘制的壁画《科西莫·德·美迪奇公爵与其建筑师、工程师和雕塑家在一起》中，也把科西莫公爵描绘成手拿建筑平面图的建筑师，而艺术家G.B.迪.圣马里诺、巴蒂斯塔·德尔·塔索、特里波罗和瓦萨里本人，也都以各自艺术作品的素描或模型作为身份标志。另外，这幅画还向我们显示了带此时为止，文艺复兴艺术家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以前是艺术家需借赞助人提高身价，但在这里却是赞助人仰仗艺术和艺术家的光辉来为自己增色。而瓦萨里在“老宫”的另一幅壁画《艺术家作坊成员的肖像》则是其“构图”理论的生动阐述:画中，瓦萨里作坊的学徒，即那些传统上被看作体力劳动者的石匠、木匠、镀金匠和怪诞花饰画匠，也脱掉了手艺人的围裙和工作服，换上了绅士的高贵服饰，因为按照“构图”理论，手工操作也是“构图”必不可少的内容，因而那些需要大量用手工作的学徒也一样成为从事“构图”的学者。
结语
家访过程中必须注意些什么呢？笔者就以往教师家访中出现的问题谈点体会，供大家参考。
首先，家访前要明确家访的目的，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对被家访的学生要有很深的了解，不至于在家访的过程中手足无措，使家长产生教师对自己的孩子关心太少，家访只是形式而已的想法。另外还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谈什么，怎样谈，如何针对心态层次不同的家长进行交谈。
其次，要尊重学生。特别是那些有多种缺点且学习成绩差的学生，要从爱心出发，、不要以偏概全 ，一好百好，一差皆差。应该从表扬其优点开始，打开家访局面，使家长体会到严是爱、松是害，不管不教要变坏；向家长汇报时要挖掘他们在学校的点滴的进步，不要当面告状，不能把家访当作告状的机会，特别不能当着学生的面向家长数落学生，要告诉学生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改正，改正了就是好学生.
再次，家访中的语气要亲切，不要语调生硬 。 家访中偶尔会遇到极个别素质较低的家长。他们娇惯子女，放任自流，甚至对老师蛮不讲理。教师去家访，首先是客人的身份，不可针尖对锋芒，发生口角，使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谈话要言简意赅，话不投机就适时告辞。
肖邦是当之无愧的音乐之魂，他的钢琴音乐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钢琴家》整部影片中，一共选用了肖邦11首曲目，这些作品都具有不同的风格题材，创作于不同的时期，其在影片中起到了贯穿剧情的作用，浓厚的音乐情调，充满了鼓舞人心的戏剧性力量。片中展现的肖邦夜曲，不但表达出了一种沉思、一种幻想，而且也显露出在夜晚万籁俱寂时的心声，在钢琴上跳跃着的每一个音符都充斥着一种痛苦与反抗的声音，用妥协甚至舍身的态度在敲打着人们的心灵。因此，这11首不同时期的肖邦作品衬托出了斯皮尔曼饱经风霜的命运，而《夜曲》犹如是为斯皮尔曼量身定做一般。
二、电影《钢琴家》中的钢琴音乐的作用
(一)钢琴音乐营造背景气氛
声音的元素在影片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钢琴在营造影片背景气氛时又有其独到的作用。钢琴音乐在《钢琴家》中作为电影背景的运用，使其艺术美学得到极致透彻的发挥。影片中被迫到处隐藏的主人公斯皮尔曼终于得以逃生，德国军官发现斯皮尔曼的时候，并没有呈现出纳粹凶残的本性，这并不让观众出乎意料，因为在这之前，《钢琴家》通过一段钢琴音乐，非常巧妙地营造出了十分忧伤的氛围，表达了德国军官的内心状态。当斯皮尔曼躲到阁楼的时候，在楼下传出由德国军官演奏的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这首曲子孤寂清冷、伤感凄怆，弹出了德国军官的人情味。《钢琴家》采用了这种背景渲染的手法来展现德国军官异乎寻常的一面，而避免了德国军官因为放走斯皮尔曼而显得不合乎情理。之后，当德国军官发现了斯皮尔曼的身份时，斯皮尔曼弹奏了一曲肖邦的《g小调第一叙事曲》，以这首曲作为这部分的背景音乐，代表了斯皮尔曼在反抗，预示着德国军官将会遭受惩罚，为影片后面的部分做了一个完美的铺垫。
(二)钢琴音乐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音乐可以推动影片的故事情节，尤其是在惊心动魄、一波三折的影片中，同时也是大部分电影的特征，音乐可以呈现出跌宕起伏的高潮与平缓的电影节奏，起着推动故事情节的作用。钢琴音乐在推动故事情节这部分有也有着独特的作用。钢琴有时会不仅仅以音乐的形式出现，其本身就是影片中的一部分。在《钢琴家》中，当斯皮尔曼与德国军官共同演奏钢琴时，这就是电影的一部分，在电影片头部分、斯皮尔曼参加比赛的部分等，出现了多段的演奏。其次，钢琴音乐本身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在影片开头部分，并没有出现战争的场面，而是反映出当地比较平静和平的社会生活风貌，然而当画面切换到电台录音棚时，之前所有表面的现象完全被德国军队的硝烟所破坏，以此故事情节得以发展。
(三)钢琴音乐的抒情功能
电影的故事情节与画面限定了钢琴音乐的类型，紧凑的场合需要紧凑的音乐，朦胧的场合需要舒缓的音乐。不管在哪种场合，钢琴音乐所表达的情感都是有所指的，或指向影片中的主人公，或指向画面出现的人物，或指向具体的事物，也可以是故事情节的需要，钢琴音乐必须要与电影相互融合。当德国军官要求斯皮尔曼演奏的时候，两年多没有弹琴的斯皮尔曼在紧张的气氛中弹奏了一曲肖邦的《g小调叙事曲》，宣泄出自己内心的苦闷与，这种不仅是因为德国军官要他弹奏钢琴，更多的是抒发了其内心对战争的不满。德国军官在这首曲中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还有犹太人民的呐喊，斯皮尔曼通过弹钢琴换来了自己生命的延续。
(四)钢琴音乐贯穿主题
在这部影片中，钢琴音贯穿了影片的主题和发展，使影片的前后发展得到呼应。《c小调夜曲》可以说是影片的核心，不仅表达了影片的主题思想，也概括了影片的基本情绪。在影片的开头部分，斯皮尔曼在电台的录音棚里演奏《c小调夜曲》，突然德国军队的炮火开始袭击，但是斯皮尔曼却没有停止乐曲的演奏，最终录音棚被炸，斯皮乐曼受伤才停止演奏。在影片进入结尾的时候，战争停止，宣布波兰获得解放，斯皮尔曼再次来到了电台录音棚，将那这首曾经被硝烟打断的《c小调夜曲》延续。这是他在整部影片中的期盼，同时也正是这种期盼的存在支撑着斯皮尔曼走过了这段不堪回首的时期。
(五)钢琴音乐升华艺术品位
在多种音乐类型中，钢琴音乐富有高贵感，并且为大众所了解，钢琴音乐浪漫、典雅，声音具有强大的可塑性，可比天籁，犹如小溪，犹如心声，弹奏者可以为所欲为地演奏出多种力度上的变化与对比，因此钢琴可以完美地表现演奏者的内心，而跳跃在指间的音符可以诠释出浪漫的情怀，带给观众儒雅完美的音乐享受。如果在电影中注入了钢琴音乐，那么就更深层次地升华了音乐的品质。在影片中，通过非犹太艺人来演奏钢琴，她全神贯注的弹奏《G大调前奏曲》，外忍内强，表达出他内心的悲伤和哀痛，当黎明柔和的阳光照在窗帘上时，抒发了她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使观众更深层次地感受到对纳粹人的痛恨，这种沉重而平淡的对比也更深层次地升华整部电影的艺术品位。为了在二战中不被纳粹逮捕而到处躲藏。他饱受饥寒交迫的折磨与外界的各种羞辱，每天都走在死亡的边缘。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与人类对艺术的追求，如今的电影已经不仅仅是导演的艺术，而是更为广泛的涉及了多个领域，包括导演、编剧、美术、音乐等多个方面。音乐已经陪伴电影有百年的历史，因此可以说两者之间彼此相辅相成。不仅电影的艺术形式与音乐紧密相连，而且电影的节奏与主题思想也需要有音乐来烘托。钢琴音乐与演奏者的艺术表现紧密相连，不可分割，钢琴音乐强调以情感人，其内容蕴含丰富的个人情感与艺术魅力。钢琴音乐在体现主人公的情感状态时，同时也是描述自然现实最佳乐器，因此，钢琴音乐在电影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三、钢琴音乐与主题的完美契合
在影片中，斯皮尔曼饱受着挫折，亲眼看见国人被纳粹杀害，房屋被烧毁。在这段时期，斯皮尔曼以坚强的意志生存了下来，在斯皮尔曼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双手不自觉地在空气中弹着“钢琴”，正是音乐的力量在支撑着他。斯皮尔曼缓缓地走到钢琴前，在德国军官面前，在稍微迟疑之后，音乐在气若游丝般的斯皮尔曼干枯的手指间流出，这时德国军官的内心与表情逐渐改变，这也是音乐的力量。影片只有在斯皮尔曼演奏时出现了肖邦钢琴音乐，在纳粹进行杀戮、犹太人遭受迫害、斯皮尔曼四处躲藏这些情节的时候，没有任何音乐，这种气氛让人感到压抑，让观众有如身临其境的感觉。当人们苛求生存、苛求人性回归的时候，肖邦的音乐响起，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安慰。这依然是音乐的力量。《钢琴家》巧妙适当地引用了音乐，为电影本身锦上添花，使音乐完美地达到了“电影化”，使音乐与画面不分彼此。
四、结语
艺术创作人员对于艺术理论的作用并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正因为此，大多数艺术专业的学员过于重视相关技术创作手法的练习，而忽视了艺术理论的学习，这导致部分学员的艺术修养较差，而这种较低的艺术修养也将直接体现在其作品中。因此，艺术理论的学习应当成为艺术专业学生学习的重点。
一、艺术理论学习的作用
对于艺术理论来说，研究艺术理论的本质是为了找到不同艺术类别之间的联系，建立不同艺术形式之间沟通的桥梁，发现不同的艺术类别所共有的艺术本质与创作规律。艺术理论的学习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艺术理论有助于人们对艺术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解，从而了解艺术活动价值，发现不同形式的艺术类别之间所具有的普遍规律，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和艺术观。其次，通过对国内外著名艺术作品的鉴赏，可以了解世界著名艺术流派的艺术思想与表现形式，对古代著名艺术创作人员进行深入了解，学会如何鉴赏艺术作品，加强自身对美的感知力与敏感度。最后，通过对艺术理论的学习可以了解艺术分类的依据，以及不同艺术类型的审美特点，准确把握相关艺术分类的基本原则，了解不同艺术类型的基本知识。不仅如此，艺术创作、艺术作品和艺术鉴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对于艺术理论的研究应当将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艺术作为对社会意识形态与精神表现的一种形式，从而对艺术活动在不同环节形成的联系进行了解，形成准确把握艺术理论的发展规律。
二、艺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艺术的起源受多种原因的影响，然而，影像艺术起源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类的实践活动。从非艺术到艺术，人们首先考虑的是其实用价值，因此，人们的实践活动形成了早期的艺术。而人类的实践活动也就促进了艺术理论的产生，艺术理论的发展就需要实践进行指导，然而，当艺术理论产生之后，理论的发展也会对艺术的实践活动产生影响。所以，对艺术理论的研究可以跨越时间的限制，通过发现艺术理论的本质、特征，来研究不同艺术类别的普遍规律。艺术理论的不断完善意味着人类的认知水平不断提高，而这种提高是基于实践活实现的，通过不断的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更好的推动人类开展实践活动。
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了艺术理论，艺术理论是人类对长期艺术实践活动的总结，也是艺术创作人员对其艺术创作生涯的感悟，是人类宝贵的财富。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艺术的理解都各不相同，作为专门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员来说，能否对艺术理论有着独特的见解将意味着他的未来到底是著名艺术家还是普通的艺术工匠。我们知道，大师和工匠从本质来说，是有差异性的，大师是能够不断地创造出新的艺术作品，而工匠仅仅是模仿别人的作品来制造出不具备创新型的产品，哲学是古希腊中，最为高等的学科，而人们对仰慕的也是哲学家，相反，画家和雕塑家则被人歧视，在人们的严厉，他们只是一种体力劳动者。一直发展到文艺复兴的时期，在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名人的影响下，画家和雕塑家的地位得到大幅度的提升。艺术巨人除了会绘画之外，在其他方便也比较精通。达·芬奇就曾以医学和数学出名，也提出过“镜子说”，而米开朗基罗还以作诗而著名，他们在艺术的领域上成就大业，同时其思想境界也是比较高超的。我国的情况也是一样，随着文人画的出现，中国古代画家的地位也就被得到了重视。文人画论是由苏轼提出来的，由此开始，相当多的文人也进入到画家的行列，而画家自身也开始加强了自己文化修养的锻炼。这时候，画家也改变了自己单纯画家的形象，给人们展示出来了诗人和文学家的形象，而自己在社会的地位也得到提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和国外都对艺术家的文化理论修养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如果生命缺乏了思想，那么这种生命就可以说是僵死状态的，而缺乏思想的心灵，也是枯死状态的。创新促进了艺术的发展，而创新则与艺术家的心灵和心灵深处的情感和思想息息相关，这些情感和思想促使了艺术家的创新，艺术家能够不断地产生出新作品，也是得益于这些进步的思想，思想在，艺术家则在。对于顾恺之、荆浩、徐悲鸿这几位大师，既是艺术家，又是一名研究艺术理论的学者，他们对艺术主张、艺术理论和艺术思想的认识比较深。而通过对理论进行学习，才可以有效地形成自己的艺术思想。
三、艺术理论对艺术创作的作用及影响
为数不少的艺术家对艺术学或艺术创作活动中艺术理论的作用没有真正认识，而不少学生也有“重技法轻理论”的现象。而这样的情况往往很容易对艺术作品中艺术理论修养所起的作用产生“否认”。因为否认了艺术作品中理论修养的重要性，各种不利于提升艺术修养乃至于艺术的发展的因素都将“纷至沓来”。故而有必要深入研究艺术理论学“定位”的问题。作为科学总结艺术实践的艺术理论，其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指导艺术创作。首先，其能够揭示艺术的特点、性质、起源，某种程度上能提供智力支持给艺术各个门类的创作活动;其次，其能够促进各种文化形态(包括艺术)间的深层对话，对艺术形式的内容加以丰富;再次，艺术理论深入研究也是中华民族先进文化建设推进过程中的一个内在要求。其能够将创作者思路“清晰化”，令其“深刻认识”自身的创作行为——这一行为作为实践活动有着“高度自觉性”者，创作质量往往直接受到创作者艺术理论水平的制约，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创作风格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