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产生的理论背景、实质及危害，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当代中国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政治经济学
一、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当代中国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是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的，也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极端演化与发展。在西方经济学中，新自由主义是指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萧条以来，与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相对立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在那个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震撼了全世界，于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出现了。凯恩斯面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所陷入的严重危机，主张发挥两只手的作用，将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从此，国家干预主义开始在资本主义世界大行其道。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出现了“滞胀”局面，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情况。面对这种新现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束手无策，新自由主义趁机抬头，并一跃上升为主流经济学。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和美国的里根政府，其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就来源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该学派的扩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极力主张私有化，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国家干预和经济计划会损害效率。他甚至主张货币发行权也应由私人银行承办，不应由政府垄断，政府介入必然是“通向奴役之路”。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持类似观点，他反对政府干预私人经济，认为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就可以稳定发展。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卢卡斯以经济人理性和人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设为理论基础，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认为这种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是无效的。
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的市场能够产生自发的秩序，市场不会强制人，效率和效益也都极高，且带来合作。”
二、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我国的蔓延“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的罪孽、过错和背叛，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出现的变革客观上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滋生和流行提供了物质条件。
下面笔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细致的分析，以阐述其本质和发展逻辑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产生的物质基础
1.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所有制结构单一，是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一个主要弊端。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我们试图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但事实证明，这种所有制结构脱离了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了各种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束缚了城乡劳动者的积极性，因而阻碍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根据我国生产力的现状，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思想，即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积极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他们发展。”这样，在政府的大力宣传和支持下，非公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30多年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的局面。应该承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这种所有制结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但任何事物都要有一个适当的“度”。超过这个“度”，问题就会走向反面。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看，国有经济所创造的产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1978年的56%，降至1998年的41%，再降至2010年26.6%；非公经济则由1978年的1%上升至1998年的21%，再升至2010年的62%；从就业人数上看，国有经济的从业人数从1978年的50%，降至1998年的27%，再降至2010年的19.2%，而非公经济已经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力，从1978年的10%，升至1998年的30%，再升至2010年的62%。目前，公有制经济成分无论产值还是从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还在进一步下降。
所有制及其结构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乃至政治制度的基础，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根本性质。所以，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伴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迁而跌宕起伏的发展史也证明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领域发生的变革，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产生的物质基础。
2.新资产阶级（或视为私营企业主新阶层）的兴起。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1956年公私合营时，中国私营企业只有16万户，雇工250万人，资产33亿元。到1978年，我国有工商企业670万个，工业总产值4067亿元，国民收入3010亿元，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4488.2亿元，流动资金2853亿元，职工9499万人。2010年私有企业的个数、产值、资产和雇工人数分别是1978年的122.1%、481%、79.1%和96.6%。
2010年，私营企业雇工9183万人，形成产值17.7万亿元；工人工资报酬约8264亿元，平均每个工人年报酬1.08万元；企业利润11131亿元，平均一个企业利润136万元，每个私营企业主获利68万元，每个企业积累资产216.5万元。每个私营企业获利是一个工人收入的124.9倍，每个私营企业主获利是一个工人收入的61.9倍。从24.85万个私营工业企业看，2008年其总利润是8301.1亿元，每个企业获利337.6万元，每个企业主获利168.8万元；拥有总资产7.58万亿元，平均每个企业资产3086.3万元，每个企业主资产1543.2万元。这些企业雇工2871万人，平均工资17076元，平均一名雇工为企业创利润34831元，创资产26.4元；每个企业纯收入是劳动者的144倍，每个企业主纯收入是劳动者的72.1倍，剩余价值率高达216.6%。
私营企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工人的收入，这是贡献。但是，工人的工资是工人自己创造的，他们创造的绝大部分大于必要劳动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占有了，形成利润并转化成新的资本，使资本不断扩大再生产。收入差距是在财产差距基础上形成的。私营企业主的收入由于剩余价值积累而不断增加，劳动者的收入仅限于自己创造的必要劳动部分，这就是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根本原因。
由此不难作出判断：一个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本特征和相当经济实力及经济基础的新的社会人群在我国已经形成。其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1%，拥有10多万亿元作为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私有财产，拥有的资产总量达到国有经济资产的1/3左右；雇工7000多万人，雇工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的60%以上；其经营的企业遍布城乡及国民经济各部门和主要生产流通领域；每年获得的剩余价值量超过1万亿元，利润总额与国有经济不相上下。人均拥有的财产和纯收入是普通劳动者的100倍以上。私营工业生产能力约占全国工业的1/3，总产值在GDP中约占2/3多。
（二）新自由主义产生的意识形态背景
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泛滥除了上文提到的物质基础，还有意识形态的背景。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有其相对独立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去占领；总之，一个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总要在思想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总要先做意识形态上的工作。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互相交融，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剧烈碰撞，科学文化与封建文化斗争并存，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和非科学社会主义文化激烈交锋。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追求个性、解放、自由。在理论界，新自由主义一度颇为流行。
三、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理论实质和危害
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不过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翻版，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唯心史观。对当代中国来说，它的传播所带来的危害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且渗透至整个上层建筑领域。
周新城认为，“我国的改革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对立物出现的，它是对私有制的否定。”他同时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新自由主义则主张实行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要不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是指导我国改革的邓小平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的根本分歧之一。不能认为我国的改革是由新自由主义指导的，更不能认为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否定改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把‘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作为既定的、无需论证的前提，由此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命题，由此得出私有化的必要性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在对待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上，应该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不允许新自由主义者把这些方针政策朝私有化方向解释。”
陈岱孙认为，西方国家竭力在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西方国家向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隐蔽经济战”。
四、目前我们应采取的对策
事实表明，社会发展并不是一个理想的“自然的历史过程”，它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陷阱。邓小平说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问题，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并行的”；“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有相当多的人，在“淡化意识形态”的思想影响下，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这种尖锐性、复杂性、长期性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麻木不仁、人云亦云，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受到严重的削弱。这是需要警醒的。
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必须坚持确立和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绝不能搞多元化。要充分认识到，我国思想政治领域的斗争不仅会长期存在，而且很复杂，有时甚至还会发展很尖锐。对于鼓吹私有化的观点不可听之任之。
当前最根本、最重要的任务是决不能放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为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保证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而私有化、私营经济为主体则会使社会的性质演变成为资本主义，从而危及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次，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才能解放、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作者简介：李俊，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北京 100000）
[摘 要]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定以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演进历程中就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由主义的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尽相同的，大致可分为前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通过对各个阶段代表性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进行探究，从而梳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还原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历程。
[关键词] 自由主义；历史演进；经济思想
在西方国家重视并实施市场经济的近300年时间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作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而备受关注。我国作为目前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一带一路”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历史背景下，完善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显得尤为重要，梳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对我们借鉴其合理经验理论、警惕其可能带来的危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前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自由主义经济的思想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前古典经济学时期形成了主张重视农业生产、经济放任自由的理论思想。色诺芬在其代表作《经济论》中最先提出“经济”一词，这里的经济主要指的是“家庭管理”，他重视农业生产，初次探究了劳动分工的现实意义。玛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将农业置于一切行业之首，奉劝奴隶主应该经营土地、从事生产的行业。他强调农业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关乎生存的重要技艺。
二、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反对专制、限制政府权力以及主张经济自由为核心，这一阶段以魁奈、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为思想代表。
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他也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代表作《经济表》中提出国家的一系列干预政策应当取消，行会制度、工业法规的实行也是没有必要的，应该采取自由竞争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他对于工商业的自由竞争理论，就是他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直观体现。
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的鼻祖，其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基础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主要强调了价值规律和自由竞争对市场的作用。他反对国家做出干预经济的政策决断，主张自由生产和经营。他认为在理性人的假设下，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会自发地促使社会利益达到最大化，资源会得到最优配置。
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学说，从供给的角度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他认为，只有商业自由，才能够实现最有效、最合理的分工，个人才能更高效地利用资本和劳动；国家才能更高效地发挥资源禀赋，以实现社会共同利益的增加。他的比较成本学说就是倡导各国应分工生产对自己有利且成本最低的产品，以实现互利共赢。这一理论被认为是古典学派成熟的国际贸易理论，至今仍是各个国家推行的贸易准则。
让・巴蒂斯特・萨伊不仅仅继承并发扬了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并且使其更加通俗化和系统化。他提出的“三分法”以及“萨伊定律”等无不体现了他对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认可和推崇。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市场会自发地达到供需平衡的状态，强调“供给创造需求”。“萨伊定律”旨在论证供给会创造需求，自由放任的市场会凭借市场机制自发地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旨在强调国家对于市场经济的干预是没有必要的。
三、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发展起来，其发扬了边际主义的理论思想，以供求为载体，弘扬了自由主义思想。马歇尔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他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对于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探究和描述。他强调自由竞争，提倡自由竞争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最大化的效用，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他认为只有经济自由才能保证生产要素投入和消费者支出的均衡，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派以马歇尔作为其代表，提出的全部理论分析均是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作为理论依据。
四、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随着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取代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主导地位。但是凯恩斯所提倡的干预经济政策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行不悖，他并没有完全否认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他强调的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市场的自由运行提供调控和指导。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派众多，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也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新阶段。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是伦敦学派，以哈耶克为理论代表。广义的主要有伦敦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以及货币学派等等。下面就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派进行论述：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作为伦敦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诞生和确立。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或者计划经济的实施，会使经济发展收到制约，会导致国家权力专制，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自由主义经济的认可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摒弃。他认为市场就应该是自由放任的，强调自由的市场、生产和经营。他认为国家干预、计划经济和垄断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所以坚决反对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他强调私有制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前提条件，认为只有独立的个人拥有生产资料才会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其他学派的理论观点都是以哈耶克的思想作为核心基础，哈耶克的理论对新自由主义兴起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罗伯特・卢卡斯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在《预期和货币中性》中提出了他的思想主张，强调市场自由运行、提倡经济自然发展。他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为公民提供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不应对经济进行过多的干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经济发展就越繁荣。其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崇尚市场自由放任
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有自发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能够长期稳定的通过自发调节得到发展，市场利用配置的资源完全可以规避经济危机发生的风险。（二）完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保证政策的适宜性和连续性
政府为达到短期经济效果而做出的经济政策往往会带来影响范围更广更深的经济波动，可能会带来更加棘手的经济问题。（3）提倡政府应以追求经济发展的自由水平为政策目标。政府通过强硬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进行经济调控，会打破经济发展的平衡状态。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现代货币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他站在货币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他提出如果政府对经济没有进行任何干预，市场的稳定程度要高于凯恩斯主义所描述的程度。他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只会造成经济的动荡和不平衡，政府不应该试图在短期内影响经济的自由运行，应该首先保证货币总量的稳定。货币总量能够以稳定的态势持续增加，那么价格就会稳定，价格的稳定就会带来整个市场的稳定，促使经济稳健地增长。他认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唯一的手段就应该是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稳定市场，而并不是靠强硬的政策企图实现短期的经济效果，例如调控失业率以及物价水平等等。
综上所述，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们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核心即为推崇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因为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背景不尽相同，所以对于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我们要客观的分析，考虑到多重影响因素的作用。我国进行政策制定应借鉴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理论思想，规避其对我国经济发展可能造成不利的危害。充分发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摘要： 古今中外提出的各种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的理论都绕不开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自由主义在中国与西方呈现的特点也不同。本文通过对老子的无为而治和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做比较来分析自由主义中西方差异。
关键词： 老子；哈耶克；自由主义；无为而治；自发秩序
一、宏观调控机制之争：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是经济学中争执不休的一个永恒主题，即对经济活动有效运行这一问题是选择市场还是选择政府。在经济学史发展历程中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有三次交锋：古典经济学与重商主义之争，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之争和新经济自由主义之争与新凯恩斯主义之争。同时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也有各自的发展阶段。
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指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确定了市场可以自动实现经济的均衡，政府在经济中是无为的，政府只要做好“守夜人”就可以了。之后经济自由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呈现出由高潮到低潮直到再度复兴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假设的主观性。西方自由主义假设社会中的个体都具有理性并且是完全理性，而市场的常态总是出清的。此假设没有考虑到人总是在某种社会关系中，即使只考虑经济领域，人们也会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生产关系，并且各个个体处在不同的生产地位。这一现实经济事实是难以忽视的。二，浓厚的个人主义倾向。西方自由主义认为个体的经济行为动机都只是追求自身利益并且从不会有利他的行为动机。这一假设在根本上还是将人剥离与现实社会，个体不仅是经济人，还同时是情感人，社会人。个体的经济行为可能多数情况下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可同时他会基于情感而作出利他利己甚至是利他不利己的行为。三，“看不见的手”足以调节市场经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认为市场调节机制是最完善的机制，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自由调节会是市场自由竞争并实现市场出清。不再需要其他调节方式横加干预，其他调节手段只会使得市场变得越来越糟糕。
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是指主张扩大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干预，反对自由主义对经济无限制的自由放任，同时限制私人经济发展，由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并直接从事大量经济活动的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国家干预主义最初表现为欧洲封建社会时期的重商主义，以当时的英国为代表。在当代则集中表现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在“罗斯福新政”背景下，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书中系统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主张，并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通论》的出现被称为“凯恩斯革命”。针对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凯恩斯主义以需求管理为基础建立了其社会保障经济理论――有效需求理论。
二、中西方自由主义之别：善因论与自由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倾向在中国表现为善因论。善因论源于先秦道家的无为而治而成于西汉的黄老之学。老子最先提出无为而治的经济思想。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而且一再强调无为才能无不为，所以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要靠万民的自为实现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实现无治无不治。黄老之学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成。战国时期的齐国是黄老之学最兴盛的地区之一，西汉初年黄老之学再度兴起并成为官方提倡的思想潮流与治国方略。善因论由西汉司马迁提出，核心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对春秋战国以来的道家“清净无为”黄老之学进行了一番理论总结，使之上升到理论体系的思想高度，并使之成为一门专门的宏观治国思想，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次理论总结。
中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有着相似的思想核心和理论假设。两者都强调经济活动有自身的规律因而要遵守它的道规律）；都指出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经济性的前提；都认为人民利益的实现对社会总体经济运行和秩序正常运转的重大作用。同时，中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又有着明显的差异。两者立场不同：善因论是从实行统治者政权的长久的立场出发的；西方自由主义认为政府应尊重体现自然秩序的人的自然权利，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能力。两者方式不同：无为是通过统治层的自律示范作用来实现的，希望统治者以个人能力寻找经济活动的道规律），对于统治者的权利却没有有效的限制方法；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是在民主的政治体制、法律体系、经济制度的前提下。相比之下，中国的自我约束难以长久有效的持续下去，而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则更有可操作性。
三、老子的无为而治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的思想核心
（一）老子的无为而治
老子哲学的基本格调是倾向于自由放任一派的。老子认为道，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之中操纵着经济的运作和发展。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但是，他也并非完全反对国家干预的，只是“看得见的手”在作为的时候要遵循“无为”的原则，而不能违反“道”的精神，那样就会“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把事情做坏。老子的“无为”并不是没有任何的行为，他暗含的意思是不胡乱作为。不仅不能胡乱作为，更应该顺应世间万物的客观规律，按规律，按规矩办事。其次，老子的“无为”并不是消极等待甚至是听天由命。
（二）哈耶克的自发秩序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指，社会制度不是以人的有意识的理性行为而设计出来的。通常有意识的设计的社会制度最终将极有可能带来更差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哈耶克的论点最鲜明的特征正是，所有演化而成的秩序可能不见得都是可取的，或者是具有绝对优势的。但是哈耶克更侧重了秩序的自然演化可能会具有比较优势。在哈耶克的眼中，所有经济问题的解决最终都是通过某种协调体制来实现的，我们所在社会现象更多的是一种自发秩序的结果。
哈耶克关于自发秩序论证的一个重要基点，来自于他的知识论。他认为，知识在本质上是根植于社会价值之中的，但社会行动者并没有准确意识到这些知识的社会价值。哈耶克认为，意会性知识是人类知识的主要形式，而那些可辨识的共同知识则在本质上是个次要的形式，它们以分立的形式存在于不同主体的大脑中，并随时跟随社会现象的变化而变化。
在哈耶克看来，人类的行为规则可以分为两类：天生的遗传的）和习得的文化的）规则。前者通过生物演化形成，而后者则通过后天教化形成。哈耶克认为习得规则的演化要快于天生的行为规则，文化规则的集合包括了支配社会的所有价值。行为规则的变迁是个长期选择的过程，哈耶克试图通过演化概念来表述自发秩序原理。在他看来，演化过程促成了对那些最好的行为规则的选择，而自发秩序正好表现为演化过程的结果。但哈耶克在展开这一思路时也意识到了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文化演化与生物演化是否等同？他区分了二者在三个方面的差异：1）文化演化涉及习得规则的传递，而生物演化只涉及遗传规则的传递；后者无法通过学习和模仿获得进化，因此文化演化快于生物演化；2）文化演化跨越了亲属和血缘的界限，可以在家庭和种群之间传递；3）文化演化主要通过非亲缘的同种群体选择展开，而生物演化则必须通过亲缘展开。范伯格在评价哈耶克的文化演化观点时指出，文化演化与生物演化在“过程变异”和“适应性选择”方面存在共性。但需要明白的是，哈耶克认为自发协调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利用分散的信息，而组织却无法有效利用这些分散的信息。因为任何形式的组织都不可能是全能的，及时的，准确的获得并处理这些分散的并且处在变化中的信息。
因此，在哈耶克看来，良好的秩序需要建立在合适的行为规则基础之上。而市场正是这样的经济秩序，他做为一种自发秩序，能高效恰当的运行主要依靠于合适的主体行为规则的指导。而市场机制本身就会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及竞争机制对市场运行中的个体行为做出规则，这样市场机制才能正常运作。
四、老子的无为而治与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的比较
（一）个人经历
老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老子的整个哲学体系都是由“道” 而展开的。 “道”不是人类能直观感触得到的。当这个“道”不与人生发生关系，那么它就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罢了。虽然老子的哲学具有强烈的形而上的浓厚色彩，但是老子最最关心的还是与政治经济相关的问题。老子是典型的综合思维方式，从面及点，从哲学角度观察世界万物及各种联系。万物各有其道规律），顺其道、无为即为。这样的哲学观点影响了他的经济观，他的经世治国方略也是无为而治。
哈耶克从反对自由的干预主义到新自由主义棋手；从经济学角度不断扩展，到法学、政治学、再到哲学、伦理学、社会学，他的视角不断扩展，由点到面。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其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继承了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即从个人主义出发，强调维护人的自主。这种自由是全方面的，要想实现经济自由的途径就要实行市场经济，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因而，哈耶克眼中的市场经济就是一种由个人主义出发而形成的，能保证人的自由的“自然秩序”，是一种最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哈耶克认为经济研究的主题还是这种“自然秩序”。因此，哈耶克认为判断一个社会好坏的标准不是经济福利，而应该是人的自由程度。哈耶克特别反对把经济福利作为理想社会的唯一标准。哈耶克认为理想社会是通过法治实现的。
（二）时代背景
老子所处的时代正是诸侯混战，统治者贪求无厌、肆意放纵，违背自然规律。周朝衰微，诸侯争霸，分封制开始瓦解。土地制度开始向私有转变。井田制瓦解，经济有了发展。战争让人民民不聊生，小国寡民的社会虽然老死不相往来比较消极，但不否认这样的社会很平静，很美好。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哈耶克生于奥地利维也纳，游学欧美各地。一方面受到奥地利学派影响，另一方面随着他的学术生涯的累积和人生经历的丰富，哈耶克的经济观站在了人类的视角，站在了时代的视角。同时，哈耶克亲历了世界第一次大战并且在二战中自己的祖国被法西斯国家侵占，所以他痛恨战争、强权，一生追求自由、和平。他的自由思想渗透在他的各个研究领域，各个著作中，尤其是《通往奴役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