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特别是免除农业税，乡镇体制改革被相应提上议事日程。但与以往许多体制改革一样，乡镇改革在相当程度上也属于财政压力下不得已的行为，并具有实践先行，理论研讨和制度构造严重滞后的特点。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改革没有一揽子预案的一般性特点，另一方面也会出现这一特点带来的固有问题，即因为缺乏整体构造和长远设想而陷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行为。本文试图结合近几年乡镇改革的背景与实践，对乡镇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和制度构造进行一些探讨。
一、基于财政压力的乡镇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以来自农业、农村和农民为源泉的“农业财政时代”的终结，历史上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皇粮国税”得以废止。这只有在经过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以工商业为财政支撑的时代才有可能。
改革实质上是对利益和权力的再配置过程。农村税费改革不仅仅在于为农民减轻负担，更在于它直接冲击并要求改变传统的治理体制。因为，中国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基本上是依靠农业税费维持的。正是以农业税为核心的各种税费造成农民负担有增无减，推进了农村税费改革。而农村税费改革，特别是免除农业税以后，受冲击和影响最大的亦是乡镇体制。
财政，财是政的基础。财政来源与能力决定着政权的特性与能力。从国家特性看，国家税赋主要来自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国家属于传统国家。传统国家对乡村治理有两个特征：一是实行以皇权－官僚体制下的乡村自治，国家政权不直接渗透于乡村，即所谓“皇权止于县政”。政府的功能也非常少，主要是政治统治，相应的地方政府机构和人员也非常少。其重要原因就是有限的农业剩余无法供养一个渗透到分散孤立的乡村社会的政权体系。没有财政支撑的行政是无能力而又成本太高的行政。这是制约传统国家权力向乡村渗透的基本原因。二是国家与农民的联系主要是纳税的关系。农民作为分散孤立的经济个体，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国民，主要取决于向谁提交税赋。正如孙中山所说的：“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因为这个原故，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就很薄弱，人民不管谁来做皇帝，只有纳粮，便算尽了人民的责任。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其余都是听人民自生自灭。”①由于土地（终极意义上的）国有制，决定了“皇粮国税”天经地义的合理性，换言之，农民向国家提交税赋是单向的义务。这为行政不断扩张，以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汲取财政提供了方便。而这又会破坏国家行政的合法性，即“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由此使传统中国只能依靠数百年一次的大动荡来缓解行政扩张与财政压力的矛盾。
这种历史循环于近代被打破。近代以来，随着传统国家的解体，中国进入到一个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之中。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是民族－国家，它要求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向全社会渗透，对分散孤立的乡村进行国家整合。由此就有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从20世纪初开始，国家政权从县到乡村，甚至一直延伸到农户。体制达到极致，每个农民都被整合到“政社合一“的国家体系中，乡村社会为国家体系所遮盖。这一“政权下乡”的过程对于建构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对传统乡村加以改造，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一表面上具有“现代性”的乡村治理体制却具有不属于现代国家本性的传统特点：
一是国家基层政权的制度安排仍然服从和服务于向农村汲取资源，为行政主控型。体制是最便于向农村汲取资源的体制，即“先交公粮，后交余粮，剩下的才是口粮”。在这一体制下，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主导着乡村社会，来自于上级领导和政府的“任务”成为支配基层和农民行动的主要依据。在单一体制下，县乡政权机构设置的依据是与上级政府对等对口，由此造成县乡机构迅速膨胀。我国是一个由中央、省、市（地级）、县（市）、乡（镇）多级机构构成的政权体系。政府任务会逐步增多，到最低一级的乡级时，政府任务和目标会呈几何级的增加。如我们调查的一个乡，仅仅是签定目标责任书的上级任务就多达200多项。这就使得乡一级政府成为一个面对上级，主要完成上级任务的机构。乡镇作为国家政权体系的一级组织，对一定区域的事务负责，即行使管理“块块”的职能。出于地方政绩的驱动，乡级还要从事许多能够显示出其地方政绩的事务。这些事务主要是贯彻上级精神，往往与本地实际和需要相脱节。正是“条条”和“块块”的双重压力，使乡村工作不堪重负，政府功能急剧扩张。
二是行政与财政的严重不对称。尽管上世纪建构起一个现代科层制的基层政权体制，但支撑这一体系的则是以传统农业财政。改革开放以前是以“公余粮制”方式出现，农村改革后是以“农业税”为核心的农业税费。传统农业财政的重要特点是农业剩余十分有限，农民交纳税费是行政义务。随着“政权下乡”，政府机构和人员日益增多，以国家和公共名义出现的政府任务也愈益增多，这都需要由农民提供财政支持。我国目前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1%，而县乡两级财政供养的人员却占全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的71%左右，乡级需要财政供养的人员约1316.2万人（不包括不在编人员），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②这就是总理说的“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问题。由各种行政任务并搭“农业税”便车而产生的大量的“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更是难以统计。由此就出现了“小财政、大政府”的格局，其结果是：一方面，随着现代化建设，国家的财政收入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农民的负担也迅速增长，城乡贫富差距扩大，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下降，甚至出现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主要内容的有组织的抗争。不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农村的稳定和发展都缺乏稳固的基础。
正是基于政治压力，中国启动农村税费改革，其最终目的是免除农业税。农村税费改革的必然结果是改变着农村基层政权体系的财政基础，原来依靠农业财政维持和运行的基层政权体系及政府任务顿时因为财源枯竭而面临困境。基于财政压力，我国开始了乡镇治理治理体制改革。
就全国而言，在农村税费改革中普遍进行了以合并乡镇村组为主要内容的调整和变动。其主要目的是减少财政供养人员，缓解财政压力。如1985年，我国撤消恢复建立乡镇政府时，共有91138个乡镇，到2003年减少到38028个乡镇，2004年有进一步减少的趋势。③如果说合并乡镇，只是乡镇规模扩大而财政供养人员未见减少的话，那么村组合并的直接后果就是村组干部人数的减少。一般来讲，村组干部被限制在3－5人以内。为了减少村组干部，采取村党组织和村委会干部交叉任职。这是因为，以往的村组干部主要是由农村税费直接供养的。税费改革后，农业地区的村组干部补贴由地方政府支付，而地方财政本来就紧张，当然不可能也不愿意支付更多村组干部的报酬。合并乡镇村组只是规模的扩大和人员的减少，不涉及体制性改革，所以我将其归纳为调整和变动而不是改革。但这种调整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标志着，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必然要求改革乡村治理体制。
正是因为合并乡镇村组的局限性，在农村税费改革中，一些地方开始了以改革乡村治理体制为主要内容的乡镇改革。其代表者是湖北咸安的改革。早在2002年全国还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和合并乡镇之时，咸安区（县级区，以农业为主）就启动了乡镇体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实行党政领导交叉任职；撤消原有的乡镇内设机构，乡镇设立三办一所（党政办公室、经济事务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和财政所）；改变原有的“七站八所”的官办性质，将市场化和社会化机制引入乡村公共服务；将竞争机制引入干部任务和录用过程。这一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减人、减事、减支”。通过交叉任职，减少领导干部职数，通过改设内部机构和站所改革，减少一般干部职数。在减人的过程中，也要减事，即减少那些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或者不该管的事。通过减人减事，最后达到减支，缓解财政压力。咸安改革很快引起中共湖北省委的重视。2003年，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关于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文件（17号文件地），其基础就来自于咸安。湖北省的乡镇改革得以走在全国前列，被誉为“湖北新政”。
二、超越财政压力的制度构造
从目前的乡镇改革实践看，基本上来自于财政压力。有关乡镇改革的理论，也处于各说各话的状态，难以形成基本的共识，也无法给乡镇改革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其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对乡镇改革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农业财政时代”，只是就乡村自身的财政能力设计乡镇体制。本人认为，现在应该超越财政压力，从现代国家构造的角度设计现代乡镇制度，以此作为改革的依据。
首先，随着现代化建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由现代化初期进入现代化中期，工业化不再需要从农村汲取资源进行原始积累，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工商业。中国已由“农业立国”进入到“工业立国“的阶段。而且，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整合已基本完成，高度分散和孤立的乡村社会日益深入地卷进国家体系中，被国家结构化。这是最终得以免除农业税费，并有可能走出所谓“黄宗羲定律”的客观条件。
更重要的是，现代国家建构要求超越传统的财政压力，重构乡镇制度。现代国家有两个特征，一是以主权为核心的现代民族－国家，一是以主权在民为核心的现代民主－国家。主权在民要求每个国民成为平等的国民。但由于民族－国家建设的紧迫性和民主－国家建设意识的薄弱，在相当长时间里，广大农民作为平等的国民，没有能够享受相应的“国民待遇”。如长期存在的“农业税”，以产业纳税就是一种不利于农民的制度安排。印度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国民的大多数。但印度以个人所得作为征税依据，农民基本上不缴税。④特别是中国的“农业税”带有很强的国家义务的特性，日益扩张的行政会不断突破义务的边界。但是，在现代意识随着现代技术的发达日益广泛地向乡村渗透的过程中，义务本位的农业税费的缴纳逐步失去合法性基础。1990年代，无论是农民通过抛弃土地，消极逃避税费，还是上访上告，为减轻负担的依法抗争，都反映了农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事实上，与时代相比，1990年代的农民负担可能更轻，而农民的抗拒却更激烈，其重要原因就是农民的个体利益及相应的权利意识的增长。如果治理体制不能适应这一转变，就会造成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下降，甚至抵抗政府行为。如此，民族－国家的治理也会失去牢固的根基。
正是传统农业财政时代的义务税费愈益失去合法性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启动了农村税费改革，并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以工哺农，以城支乡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为超越财政压力，改革乡镇体制，建立现代乡镇制度提供了基本的依据和方向。
其一，从资源汲取型向资源支持型转变。传统乡镇制度都是围绕从农村汲取资源构造的，这是由农业财政时代所决定。在现阶段，中国已进入由工商提供财政支持的公共财政时代。以工哺农，以城支乡，首先就体现在国家如何支持农村发展。为此，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这就需要从根本上改革传统的资源汲取型的乡村治理体制，从支持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角度设计和构造乡镇制度。资源支持型是现代乡镇制度的基本要求。
其二，从管治型向服务型转变。为了从农村汲取资源，传统的乡镇制度的功能主要是管治型，主要依靠行政压力保障国家从农村获得资源，通过行政能力强制纳税保持国家与农民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以农民义务为本位的。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民愈来愈深地卷入到社会化过程中，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作为现代民主－国家一部分的现代乡镇制度，其基本功能就是为农民提供服务，通过良好的服务而不是收税强化农民的国家认同意识。服务型乡镇政府是以农民权利为本位的现代国家观所决定的。
根据以上方向，乡镇改革不仅仅是“减人、减事、减支”，做“减法”，更是超越财政压力、上下联动的综合配套改革，是一项需要进行“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的系统工程。
1、“加”，就是增加国家对农业乡镇财政的支持，促使行政与财政的统一，乡镇财政成本由国家财政负责。现代政府体系的重要特征是标准化、一致化。如不管什么地方，都设立相应的机构，都有所谓“几大班子”。但是，由于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的财政能力却差距甚大。特别是农业地区的乡镇财政主要来源于农业税费。那么，在免除农业税以后，农业地区乡镇的财政来源大为减少，有的地方甚至难以维持正常运转。仅仅是依靠“减人减事”来减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任何行政都需要必要的财政支撑。农业地区的乡镇也属于国家政权体系，在免除农业税以后，其开支应该由国家承担。应该彻底改变变相的地方财政包干主义。如果行政统一集权，财政也需要统一集权。这样既可解决农业地区财政支出困难问题，同时也可杜绝地方和基层官员既吃“皇粮”，又吃“杂粮”的现象。由此可根据产业基础、地区差别、乡镇规模等标准，将乡镇划分不同类型，分类划拨财政经费。当前，在乡镇体制改革之初，对乡镇分类是基本前提。以农业为产业基础的乡镇应该恢复为乡的建制，可以接受国家财政支持，镇的建制主要以工商业为支撑，不可接受国家财政支持。由此实行产业分化基础上的乡镇分治体制。
2、“减”，就是精官简政，减少行政层级、机构和领导职数。任何国家的财政能力总是有限的，有限的国家财政不可能承担更多官员的财政支出，必然要求减人。我国的政府机构不是简单的人多，而是官多员少。即管官的“官”多，直接面向民众做事的员少。从纵向看，直接面向民众为民众提供服务的乡镇一级的人员并不多，多的是乡镇以上的层级。如乡镇以上有中央、省、地级市、县（市）四个层级。从乡镇内部看，领导职数过多，一个乡镇至少有10多名领导，而直接办事的人员又太少。这不利于支持农村，为农民提供服务。美国的农业部是国家公务员最多的部，达30万之多。但其组成人员主要是为农民提供服务并直接接受农民监督的公务人员。为此，乡镇改革应该超越现有的局限，进行整个行政系统的改革。从纵向看，需要减少行政层级，变五级政府为“三级政府网络管理”（中央、省和县为完整意义上的政府体系，地级市和乡镇为非完整意义上的政府体系，人员更为精干）。只有这样，在乡镇内部才能尽量减少“管官”的职数。目前许多地方的乡镇改革首先减少的是办事人员，这不利于为农民提供服务。
3、“乘”，就是改善治理方式，实行市场、自治与政府的共同治理。乡镇改革不是简单的减人减事，而是要以精干的政府提供更良好的服务。为此需要改善传统的单一的行政治理方式，实行市场、自治组织和政府多元一体的共同治理。服务型政府并不是将农村的公共服务都由政府包揽下来，这又会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下全能政府的轨道上去，并会增加行政成本。现代国家的治理体制首先要求培育市场。能够用市场力量解决的问题尽可能由市场解决。因为市场不仅能优化资源配置，同时它还是一种整合机制。市场有一套健全的规则，人们进入市场机制后会自觉不自觉地根据规则办事，更多的是寻求政府的保护而不是与政府对立。凡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政府与农民的对立和对抗度越低。其次是培育社会，通过社会自治的力量解决社会自身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达，社会成员的需求愈来愈多样化。在相对分散居住的情况下，政府很难及时有效地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而自组织的农村社区自治力量却能达到这一点。所以，乡镇政府应该尽可能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只有市场“失灵”和社会“失效”的情况下，政府才发挥其直接治理的作用。由此形成市场、社会、政府共生、互补、合作的现代治理体制。从这个角度看，咸安改革中“养事不养人”的取向是合适的。
4、“除”，就是要消除传统乡镇体制中各种不适宜建立现代乡镇制度的的思想和体制性障碍。由于长期历史的影响，在税费改革和乡镇体制改革中，相当部分的乡镇缺乏方向感，甚至无所适从和无所用心。因为过去最为熟悉的“任务”型工作减少了，过去最为便当的行政性治理手段不方便了，过去一呼百应的工作方式不见效了。现代乡镇制度所需要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未能确立。其深刻的原因就是传统乡镇制度中自上而下的授权机制，使得乡镇基层干部习惯于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所以，在乡镇改革中将竞争机制引入乡镇治理过程中，变单一的对上负责为上下双向负责十分必要。湖北、四川等地实行乡镇领导“两推一选”和“公推公选”制，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摘要：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是建立新型乡村管理服务体制的重要标志。当前，需要在强化村民自治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功能，强化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的基础上，健全、完善两者间的衔接和互动机制。
关键词：乡镇政府行政管理；村民自治；有效衔接；良性互动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2008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重申了这一要求。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是建立新型乡村管理服务体制的重要标志。本文拟以村民自治为切入点。探讨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相关问题。
一、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必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和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农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用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来保障经济上的自主权利，村民自治顺时而生。1982年宪法确立了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宪法地位，1987年11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对村委会的性质、地位、职责、产生方式、工作方式等做了比较具体的规定。经过十余年的实践，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1998年11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它对“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做了具体规定。“四个民主”的提出及完善，对指导村民自治的法律制度建设和实践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现村民自治，实质包含两个方面的目标要求：一方面要求村民委员会逐渐摆脱乡镇政府的行政干预，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组织，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建立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另一方面也要求基层治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进行相应的变革，乡镇政府职能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全能型、管治型政府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限型、服务型政府。为此，进人新世纪以后，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在农村进行税费制度方面的改革、加强基层执政能力建设等，来推进两个目标要求的实现，以探索新的农村管理体制，构建和谐农村社会。但从总体上看，这两个方面的目标要求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
首先，从村民自治的发展来看，村民自治在总体上固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自治效果并不理想。问题主要有：(1)村民自治在一些地方并未走上正规，其应有功能未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如村民制度化参与率不高，村民自治往往变为“村委会自治”，甚至演变为村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一个人说了算。(2)农村社会治理难度加大，对村民自治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社会转型导致农村社会分化和心理意识多元化，农村由过去以农民为主体逐渐分化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如村干部、农民劳动者、农民工、个体私营企业主等，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利益取向，从而导致村民集体意识逐渐淡化和薄弱，自我中心意识明显上升，家族中心主义凸显，对农村社会治理提出新的挑战。其次。从乡镇政府行政管理来看，大多数地方的乡镇政府仍然习惯于“管治”思维，开展工作以单一的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只对上负责，将工作指标层层分解下压，甚至强制村民自治组织完成“任务”。导致村民自治的内容和职能受到行政行为侵占和排挤，村民委员会成为准政府组织，沦为实现行政命令的一种工具。
综上所述，村民自治在发展中面临一些难题，亟须在乡镇政府的宏观指导下、在加强自治组织能力建设的基础上予以解决。而目前乡镇政府在宏观指导上的缺位与农民群众期望乡镇政府的有位、有为形成较大反差；与此同时，乡镇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滞后，重管治、轻服务，甚至仍然管着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其管治方面的越位、错位以及服务方面的不到位。不仅对村民自治产生极大侵蚀，也影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新型乡村管理服务体制亟须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二、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着力点
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重点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按照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规范乡镇政府活动范围和工作内容，提高乡镇政府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同时改革乡镇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加强群众监督，调动群众参与行政管理的积极性。
乡镇政府必须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全能者的角色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限责任者的角色，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和公共服务意识，把服务型政府理念具体化、明晰化并落实到位。具体来说，乡镇政府应注重履行好以下职能：积极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以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综合生产力建设，增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发展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加强农村污染治理，建设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强化农村的自我发展能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同时，乡镇政府应充分保障农村基层群众各项民主权利，严禁干预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内的事情，不得要求村民自治组织承担依法应当由政府及其部门履行的职责。对需要村民自治组织协助政府办理的具体行政事务，应由乡镇政府统一与村民自治组织签订委托和购买服务协议。明确工作要求、目标任务和经费支付方式。
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得如何，工作绩效如何，群众最有发言权。要打破封闭的政府政绩自我评估体系，建立群众评估制度，使乡镇政府行政管理的全过程处于农民群众监督之下。为此，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乡镇政府政务公开制度，建立健全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增强行政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使决策切实集中民智。体现民意。要建立和完善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尤其要注重发挥村民自治组织在联系群众、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按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同时加强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的指导、协调、服务和帮助，提高村民自治水平和能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村民自治必须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把“四个民主”和“三个自我”贯彻落实到实处。要强化村民自治组织能力建设，建立民主选举与竞争上岗相结合的选人用人机制，拓宽选人用人渠道，增强村民自治组织的生机和活力。要完善村务公开制度，凡涉及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事项，尤其是重大村务和财务。都要依法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提高村务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村民委员会尤其要尊重集体经济组织、互助性经济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以及其他经济组织依法独立开展活动的自主权，保障各类经济组织和村民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要增强村民自治功能，扩大村民自治范围，积极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部分行政管理和服务职能，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村民自治的效果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乡镇政府的指导、协调、服务和帮助。要建立健全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工作联系制度、情况通报制度、听取意见制度、监督反馈制度，真正发挥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指导作用。乡镇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推动驻村的文体教育、休闲娱乐场所向村民开放，鼓励和扶持村内及周边有关实体按照共驻共建、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原则，为村民服务，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乡镇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为村民自治组织协助政府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经费和条件，并对工作实绩好、群众满意度高的村民自治组织。给予一定的奖励和补贴。要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不断加强对农民群众特别是村民自治组织成员的教育培训。进一步强化其法治观念和民主意识，增强村民自治能力，提高村民自治水平，使村民自治组织在基层民主建设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改革动因
乡镇行政事业单位长期以来一直实行自设账户、自收自支、自行核算的"分户分管"办法。这种财务管理方式的主要问题是：
会计核算单位多。目前乡镇工农商、财税银、公检法等应有尽有。宜昌县小蜂乡一级行政事业单位就有23个，其中一人一站的有3个，两人一站的有4个，即使这种情况也要作为一个会计核算单位，而且会计岗位多是兼职，有的甚至站长、会计、出纳一肩挑，自行审批、自行用钱、自行做账，财务管理缺乏监督制约机制。
银行账户多。每个乡镇行政事业单位有支票账户、存折户、定期存单户等形式的银行账户，平均在两个以；有的单位一人管一个存折或几个存折。
违规账目。乡镇行政事业单位一般滑经过专门训练的会计且变动频繁，普遍使用"流水账"、"包包账"；有的单位甚至设多套总账，自设乱用会计科目；账账、账实、账证不符；长期不记账、不报账、不结账；会计档案长期不整理或不按规定整理，随意堆放，甚至人走账无，或仅有"封存账"、"断头账"。
违纪问题多。由于单位银行账户过多，账目管理过滥等原因，乡镇行政事业单位收支违纪问题较为突出。如挪用专项拨款，收入不入账，贪污公款，非正规票据甚至无据收款，白条列支出，私借私分公款，盲目投资造成公款损失，乱发资金补贴实物，报销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违规超限额使用现金结算，违规购置专控商品等。
另外，乡镇行政事业单位预算外资金、自筹资金以及上级主管部门拨款大多游离开财政监管之外，乡镇政府不能统筹安排、使用和调控，导致政府分配效率低下，社会财力运营低效，相当一部分建设发展性专项资金被用于消费，有的资金使用浪费甚至流入少数人的腰包，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宜昌县尽管县财政以前每年要开展"三查"，每2年至3年要开展重点财务检查，每次历时半年多，检查费用开支不小，但由于是一种事后纠偏、"马后炮"式的检查，往往监管成本较大，效果不佳，问题查得出来，处理不下去，违纪违规的损失收不回来，治标不治本。
乡镇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这种情况迫切需要从其财务管理体制上堵漏防弊，变多有开户为一家开户，变分散财务为统一财务，变各家分管为独家统管。在调查分析基础上，宜昌探索出"零户统管"办法。
二、"零户统管"主要内容和特点
"零户统管"是在保持单位资金使用权和财务自权不变的前提下，取消单位银行账户，财政统一管理各单位会计人员、资金结算和会计核算，融会计服务和监督管理为一体的一种财务管理办法。"零户统管"的具体运作方法可概括为"一取消，二直达，三集中，四设立，五建制"：
一取消。即取消单位所有的银行账户，包括过去经过财政审批后开设和未经财政审批开设的银行账户，也包括支票户、存折户、定期存单户，存款余额全部转入财政专户。
二直达。一是收入直达，即单位所取得的各项资金收入直达财政专户，上级主管部门的拨款及外单位划入的资金由银行自动记入财政所账户，单位上解的资金由财政所专户划解直达到县财政局。二是支出直达，单位财务支出从财政专户直达收款单位，不再经过单位银行账户中转。
三集中。一是集中办理资金结算，单位现金、转账、汇兑等资金收支结算由出纳集中到财政所办理。二是集中会计核算，由财政所从各单位财会人员中，择优聘用3至5名水平较高者担任统管会计，单位会计核算。统管会计由财政所统一管理，统一高度，编制、行政人事关系不变，但工资和福利待遇与原单位脱钩，由财政所统一考核后发放。考核不合格者，予以解聘。三是集中会计档案，单位会计档案全部集中交财政所统一保管，以便于查账、审核和管理。
四设立。一是设立"总会计"，负责综合预算指标分配、考核和调整；负责预算内外资金审核拨款和总核算；负责单位财会收支原始凭证审核盖章。其职能相当于管理监督中心。二是没立"资金会计"，负责在单位存款余额内办理现金、转账、汇兑等资金收支结算业务；负责从总会计领发票据；负责单位收入资金的审核和划解；负责核算单位存款包括财政预算存款的变动情况，按月与单位和银行核对账目。其职能相当于资金结算中心。三是设立"统管会计"，负责定期与单位出纳结算收支原始凭证；负责单位会计核算业务、按月向单位、财政所、乡镇政府报表；负责定期与总会计、单位出纳、资金会计对账。其职能相当于会计服务中心。四是设立"单位出纳"，负责向总会计申请拨款，经办单位财务收支具体业务；负责预算外收入直达财政专户；负责按月将会计原始凭证交总会计审核盖章，与统管会计结算收支凭证。其职能相当于单位财务收支中心。
五建制。一是建立综合财政预算管理制度。年初按统一口径和标准给各单位下达综合财政预算收支指标，各单位按指标组织执行，支出由财政所按进度核拨。年度执行中如有超收，按规定程序报经批准后财政指标并拨款，如有短收，则自动减少支出指标。年终财政指标审批复决算，如有结余，结转下年继续使用。二是建立收支审批制度。各单位要按年度综合预算收支指标协调会组织收入，预算外收入减免需报经乡镇政府领导审批。单位财务氖支出都必须由单位负责人签字，达到一定额度的支出需报经乡镇领导审批。三是建立会计凭证审核制度。单位所有会计原始凭证都必须经过财政所进行合法性和合规性审核后，会计才能作账务处理。通过财政审核。使会计凭证符合"一统"两线四有"的要求。"一统，即收入统一使用财政部门负责制的收费收款票据；"两线"，即实行收支两条线，严禁坐收坐支；"四有"，即所有支出凭证都要有合法票据(财政或税务票据)，有具体用作，有经办人及单位负责人签字，数额较大的有乡镇政府领导签字。四是建立现金"双限"制度，即限额限范围管理。限额1000元以下的开支使用现金结算，1000元以上的严禁现金开支。严禁坐收坐支和超范围使用现金。五是建立"四定"票据管理制度。定管理人员，由总会计、资金会计、单位出纳分工负责共同做好票据管理工作；定控制制度，票据购入、发出、核销、回收等工作都建立票据台账和结报手册，互相签字制约；定数量，即根据各单位业务需要核定供票数量；定期缴销，每月定期交旧领新，审验后核销旧票。
三、"零户统管"的优点
实施"零户统管"后，宜昌县20个乡镇共精减会计岗位480多个，注销单位银行账户728个，一次性划转财政专户资金1500多万元，同比节约支出160万元。其中：通过对支出凭证的严格审核，注销不合规证173份，换回损失21万元。通过"零户统管"，对乡镇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实现了由无人管理到有人监管转变，由难控到可控转变，由无序管理到有序管理转变，由事后管理到事前管理转变。与原来的"分户分管"办法相比，优越性集中体现在：
(一)有利于集中乡镇财政性资金。取消单位银行账户后，各单位不论是哪个渠道来的资金都必须进入乡镇财政专户的"笼子"。同时，各单位暂时闲置或分期支出的资金都要集中于镇财政专户，为乡镇政府统筹管理运用乡镇综合财力创造了有利条件，便于资金"捆绑"使用，基本克服了资金分散造成的损失。
(二)有利于强化对单位财务收支活动的监督。在"分户分管"模式下，单位银行户头多，收入来源渠道多，支出用途项目多。乡镇财政由于无法掌握各单位的收入来源，特别是县级主管部门下拨的专款，难以对其支出实施监管。实行"零户统管"后，取消了单位的银行户头，各单位的所有奖金都被"一网要尽"、归入财政专户的"笼子"，其支出奖金结算都通过财政专户集中办理，支出凭证都经过审批和财政审核，从而使财政对单位财务收支活动的监管真正落到实处。
(三)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实行"零户统管"，通过综合财政预算的编制核定、预算执行过程中的资金结算、支出审批、凭证审核等监管工作，可以使乡镇各部门预算内外资金集中使用、统一核算、综合平衡成为可能，有利于从源头上堵住乱支乱用的口子，防止资金流失与挪用，为提高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效益，实行乡镇综合财政预算管理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有利于规范乡镇会计工作秩序。"多户分管"办法由于受资金分散、分配主体多元、单位财会人员素质偏低、单位人员少等因素制约，乡镇单位的财会核算工作很难达到《会计法》、新财务会计制度的要求。推行"零户统管"后，单位只设出纳，专门负责办理日常资金收支结算事务。填制凭证、登记账簿、编制报表等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的会计核算工作则专职"统管会计"完成，使单位财会管理基本符合《会计法》的要求，单位会计核算的质量得到了保证。即使"统管会计"业务不够熟练，经财政培训辅导一段时间也可基本达到要求，比过去培训辅导20多个未经训练的单位兼职会计人员要容易一些。
(五)有利于促进廉政勤政建设。"多户分管"办法，由于缺少必要的财务监管制度，给财政违规违纪甚至依法浪费提供了可乘之机。实行"零户统管"，首先从制度上和财务收支的运作程序上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尤其是在容易出现违纪违规的环节设置了必要的控管措施，从而使乡镇财务管理体制具有前瞻性和预防性功能，铲除了产生"三乱"、损失浪费和违规违纪的土壤，有利于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其次，实行"零户统管"，节省了单位会计核算的人力，有利于各单位集中力量，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第三，为克服乡镇各单位之间的职工个人利益分配不公创造了条件，从而有利于提高各单位职工的积极性，树立党政部门高效勤政的良好形象。
中国在整个*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了*种新型的乡镇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的体制和“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但这一时期，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化工业体系，从而形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严重对立的局面，最终导致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从*年*月*日起，中国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多年的“皇粮国税”，标志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已经到来。因此，下一步的乡镇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是：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总的看来，传统中国的政治转型明显滞后于社会经济变迁。譬如，“清代大部分属于现代时期，但其政权与社会秩序仍旧忠于传统，很少变化。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最辉煌以及最黯淡的一页。”进入*世纪，“从形式上看，辛亥革命是皇权终民权始的标志，也是政治转型的起点。这就是仿照西方国家实行地方自治。但由于传统的统治根基没有改变，人民主权的地方自治只是流于形式。”这样就很难弄清传统中国政治转型的原始起点。然而，现代政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新的政治因素的出现与发展。如果这种新的政治因素大量地、集中地反复出现，并且其发展趋势不可逆转，那么就是现代化因素。这种新的政治因素必然会寻找适合于它生存和发展的制度环境，否则就会被旧的僵化了的制度所扼杀。反过来，由此引发的政治制度变革势必影响社会结构、家族制度、等级结构、群体权利、人们行为和习俗的变迁。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期”就意味着传统的社会秩序出现了裂痕、混乱或崩溃，而新的社会政治秩序正在确立的时期。沿着这样的研究思路，本课题把中国在整个*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出现的*种新型乡镇管理模式概括为：即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的体制和“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探讨影响和制约我国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转型的制度性障碍，进一步研究如何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公共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
一、目前国内学术界在研究方法上的“理论误区”
中国现阶段正处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双重建构中，乡村社会日益深入地卷入和融入到这一建构过程。从世界发达国家看，越是地方基层政府，其行政管理体制愈具有多样性、灵活性、有限性、自治性等特征。但在中国历史上，“乡镇”的建制或重视或忽略，或延续或中断，或继承或革新，大多表现为地域性、宗法性、自治性、零散性和非固定性等特征。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的乡镇基层政权频繁变动、混乱无序。尤其是*世纪以来，国家行政权不断向乡村社会延伸，逐渐形成了“资源汲取型”和“全能型”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显然已不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扩大基层民主政治的需要，且在实践中衍生出了诸多矛盾和问题。为此，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对乡镇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进行过*次较大的改革：即*年至*年，进行“社改乡”和建立“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模式；*年至*年，进行“撤并乡镇”和推广“村民自治”；*年至*年，进行县乡机构综合改革试点和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年至今，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和积极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试点。但目前的改革，许多地方主要是基于减轻农民负担和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的考虑，实际上变成了撤并乡镇、合并村组、精简机构、分流人员、压缩财政支出等所谓的“倒逼机制”。针对目前我国不少乡镇政府基本处于一种“有政无财”的尴尬局面，学术界提出了“撤销乡镇”、“县政乡派镇治”、“乡镇自治”等政策建议。这既表明人们对乡镇一级政府的功能和地位认识不清，也显示出目前我国乡镇改革已陷入“方向迷失”的被动局面。
追根溯源，目前国内学术界的争论与分歧，主要是来自于西方政治社会学中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认识范式。其实，这一理论命题是马克斯·韦伯早在*世纪初提出的关于传统中国“有限官僚制”的看法。他认为，“事实上，中华帝国正式的皇权统辖权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美国著名的家族史专家W·古德也认为，“在中华帝国统治下，行政机构的管理还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而宗族特有的势力却维护着乡村的安定和秩序。”正如G·罗兹曼所言，“在光谱的一端是血亲基础关系，另一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二者之间我们看不到有什么中介组织具有重要的政治输入功能。”于是，我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皇权政治在人民实际生活中，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这种所谓的“二元社会理论”或“双轨政治理论”，即“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其实质和核心都在于，无限地夸大和美化了“地方精英阶层”在辅佐国家治理传统乡村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而忽略了隐藏其背后的深层社会经济制度。然而近几年，一些国内学者却不遗余力、煞费苦心去为这种“草根民主”寻根，所谓的“根”也无非是“儒家文化决定论”之类的陈谷子烂芝麻。譬如，温铁军教授把它概括为*个字，即“国权不下县”。秦晖教授则将其完整的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徐勇教授不仅提出了“国家政治——社会政治”二分法的理论观点，而且还提出了建议实行“县政、乡派、村治”的具体政策主张。可以说，这些学术观点都是“单凭旁观者或局外人支招行事”的笨拙手法。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封信中所言，“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土地——赋税——户籍”是三位一体的，任何一个环节上发生问题都会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到国家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稳定。如果撇开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户籍制度等经济社会因素，那么单靠分析儒家文化的伦理统治是没有出路的。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曾经指出，中华帝国“地方上的精英阶层主要靠其田产生活，并且将科举考试作为进身之阶，因此这种带有田园风味和怀旧色彩的世界观在中国一直盛行不衰。……当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之时，朝廷、官府和百姓之间还可相安无事。但当统治腐朽黑暗之时，政府利益与地方缙绅阶层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了。地方上的地主阶层本能地要谋求私利，如果不加限制，这就会使百姓不堪重负而导致政权失去‘天命’走向灭亡。官方呈报朝廷的表面文书实际上蕴含了地主、官府与百姓这三者之间愈演愈烈的利益之争。”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地方行政在总体上的收缩与在局部上的延伸是同时并存的两种趋势，不能强调一种而忽视另一种，也不能单纯地将地方精英的职能扩张理解为是‘民治’领域的扩展与‘官治’领域的退缩。”事实上，“士绅公共功能的一切扩展并非都意味着某种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自主性日增的长期趋向。”总之，“地方精英既是国家权力的向心力量，又是国家权力的离心力量，而国家权力既是地方精英的支持者，也是地方精英的抑制者；地方精英既是地方社会的保护者，也是地方社会的掠夺者，而地方社会既是地方精英的权力基础，也是地方精英的权力制约。”换言之，地方精英理论过分偏重于考察“皇权——绅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却忽视了“国家/皇权－地方精英/士绅－乡村社会/农民”这三者之间的“制度场域”。因此，国内学术界关于地方精英的身份属性及其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历来看法不一，争论不休。
归根结底，所谓“社会”是泛指基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共同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而“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说，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可见，“国家——社会”决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渗透的互动合作过程。在中国历史上，表面看，秦汉以降至清末的地方行政建制都是停留在县一级；但事实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对于乡族社会仍具有潜在的无限的控制力。”(p*)也就是说，“无论在哪一个阶段，都谈不上“地方自治的民主体制’，而集权专制与缺乏自治是两千年以来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因此，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并非“只是臣民、小民、草民，而不是主权者的公民，因此处于政治之外。”恰恰相反，“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p*）总之，我们必须彻底抛弃西方政治社会学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理论中的“工具论”国家观，应当运用“现代国家政权”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近代中国乡村政治结构转型的特点与发展轨迹，从中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真实内容，以便为建构*世纪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正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应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不应当用结论式的成功与否之类的评判标准加以评价。研究者的任务是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国家政权建设’的特点和发展的规律，从而为中国的政治学的发展做出一定的理论贡献。”
但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并非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一个国家与地方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其结果通常为长期的社会演变过程所预先决定。”因此，我们在运用“现代国家政权”这一理论分析框架来分析整个*世纪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演变过程中，也应结合中国的国情特点。所谓“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是指“在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原则，建立起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权组织网络，有效地行使其征收赋税、维持治安、兴办教育、多种经营、发展经济、合理配置资源等基本职能。”按照西方学者杜赞奇的观点，成功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即“政府权力对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干预和控制逐渐加强；在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内，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在逐步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尽管政权更迭频繁，但国家权力却持续扩张。”（p*）这一理论分析框架，基本符合中国在整个*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的乡村政治演变特点与发展轨迹。然而，尽管这一理论已经注意到了“国家——社会”非均质性的特点，但其整体论与实体论的理论品格仍然成为其致命的缺陷。综合西方各派现代化理论的观点，“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经济上的工业化——工业化、发达的市场和货币经济、高额的群众消费、严密的劳动分工；政治上的民主化——以民族国家代替宗教和种族控制、普遍的法制、公民权、有代表性的政府、能胜任的行政机关；社会上的整合化——众多的社团和利益集团、社会规模的扩大、都市化、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社会精英、人口控制；文化上的大众化——大众传播工具作用的扩大、活跃的知识界、文化的世俗化。”显然，进入*世纪之初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些基本条件，而且中国现代化的原始起点首先是通过暴力革命以取得民族独立，其后又把“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与“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步进行，由此形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严重对立的局面，最终导致了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整个*世纪建构起来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漫长的艰苦斗争过程和激烈战争的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又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的曲折变化和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现行的新型乡镇组织体系。它同党和国家政权组织一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我国人民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伟大成果之一。”如果不了解这一点，那么很可能会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乡镇政府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模式产生误解。
二、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乡镇自治”
现代意义的“地方自治”是西方国家宪政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被马克思称赞为欧洲资产阶级早期取得的一项“政治成就”（参见《共产党宣言》）。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所谓“地方自治”，基本是一场“政治闹剧”。清朝末年，中国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政府权力式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精英阶层逐渐走向了国家政权的反面。尤其是到*年，中国人口已由清朝入关时的*亿人陡增至*.*亿人，这对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构成严峻的挑战与威胁。因此，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逐渐使国家的政治权力下移，以加强对乡村社会的行政控制，已成为晚清政府当时所面临的一项重大政治课题。“就当时的政治情势来看，主要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通过扩大官僚政治体系，增强地方政府的组织和权力，强化国家对社会的驾驭；一是开放部分地方政权，吸收各种新兴政治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实现社会政治的重组与整合。对清朝封建统治阶级而言，前者固然为上策，但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选择后者，虽然并不情愿，但又有不得不为之势。”所以，“清末的地方自治是保守的清政府与同样保守的地方绅士为互利而互相合作，以期在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他们的政治权力的企图。”
事实上，清末倡导推行“地方自治”的基本精神和组织形式，完全是模仿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地方自治制度。*年*月*日，晚清政府颁布的《城镇乡自治章程》和《城镇乡自治选举章程》中规定：城、镇、乡为地方自治的基层单位，府、州、县所在地居民人口在*万人以上者设为“区”；城厢以外的市镇、村庄人口*万人以上者设为“镇”，*万人以下者设为“乡”。乡镇设立“自治公所”，成立“议事会”和“董事会”等机构，负责办理乡村公共事务。但清末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大多停留于“文本制度”层面，且引发了不少地方强烈抵制的风潮。“据统计，仅江苏省就发生了抵制乡镇自治的恶性事件*起，或捣毁自治公所，或破坏学堂，或殴打自治职员等。”总的来看，自晚清政府倡导推行地方自治以后，“政治下层，实由官治而沦为半官式之绅治。故所谓政治者，不操于官，即操于绅，甚或操于地痞恶棍，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者，亦几希矣。”于是，袁世凯执政后，立即宣布取消省、县两级的地方自治，且在农村地区实行区、村二级制。此时的“区”是县以下的最低一级行政单位，区下设为“村”，主要职责是协助区政权处理行政、司法、监察与福利等事宜，“企图把清末地方绅士领导下的非正式组织官僚化、正规化，并以此来巩固县级政权。”可见，清末推行的“乡镇自治”实质是统治者进一步强化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并由此造成了国家行政权向乡村社会逐渐延伸。
执政以后，首次提出了“以党治国、以党建国”的现代政治理念，并仿照苏俄体制模式建立起一套党、政、军自成系统、互不统属、权力制衡的独裁统治。国民党在中央党部之下依次设立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和乡镇分部，与省、县、区、乡等行政系统相对应，从而形成了从中央至地方与国家行政区划体制并行运作的“双重官僚衙门体制”。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国民党“实行的保甲制度与以往历代尤其是明清两代并没有多少不同，都是通过保甲连坐的办法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此外，还规定：“保甲长都是本党的忠实的党员。”“每一保甲长均能兼政治警察之任务，并能域导所属人民，一致防制异党之活动。”此时的保甲长完全被警察化和特务化。总的看来，“*年后，国民党政府制定法律政策，力图使所有乡村社会与政府之间保持明确的隶属关系。……而实际上自治团体并无权力。”）正如有的学者提出，民国时期的“乡是一个暧昧的单位——百户以上村者为乡，百户以下村者集为一乡，满百户集市者为镇。年之前，乡级机关没有列入县政府的预算中，也没有自己的收入。它们只在名义上存在，和过去的邻闾制度一样。真正重要的行政单位是区和村。”但由此而来却造成了极其深远的负面影响，“一是，政权的‘组织成本’成倍增长，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急剧膨胀；二是，政治系统的运作方式发生改变，党政双重衙门之间的互动格局有别于传统单一官僚机构的运作，其政治控制力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密。这是近百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由帝制到党治，由王朝体制向党国体制转型嬗变的一个重要表征，亦可谓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千年未有之变局’。”“据统计，*世纪末期，清朝中央政府官员为*人，地方官为*人，武官为*人，共计约为*人。而当时全国人口已突破*亿人，平均每名正式官员需治理*余人。……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由数万名官员，数十万名吏役和百万名乡绅共同组成的上中下有机衔接的整合体。这样一种独特的组织方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成功地维系了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的整合。”但是，“据*年的粗略估计，国民党仅区一级干部约需*人，乡镇一级干部约需*人，保甲干部约需*人，共计*人。”它远远超出了传统中国农业社会的农民经济承受能力。因此，这种恶性膨胀的无组织力量造成了大量的农民破产、经济资源枯竭和“国家政权内卷化”（即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农民群众的榨取能力），最终也吞噬了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建立的“议政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
中国共产党最早在农村建立起来的基层政权组织是农民协会。同志曾经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因此，农民协会“主要攻击的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惟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是“苏维埃”，当时还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年*月，《中华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大众的”，其所实行的是“议行合一制”。所谓“议行合一制”，是根据马克思设想的巴黎公社的政权组织形式，“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的代表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机关选举产生，各自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处于最高地位，不与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分享它所拥有的独特的权力，不受它们的制约，只对人民负责，并接受人民的监督。”恩格斯后来进一步提出了，“省、县和市镇通过普选制选出的官员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和省的政权机关。”以此防治“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职业化官僚只对上级负责而背弃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官僚主义行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所以，法国大革命取得胜利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国家机关都由选民选举产生，或者受选民机关的严格监督。每个郡、县、乡及市镇享有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并不派出代表其权力的官吏。……这样，法国革命就废除了自上而下任命官吏的官僚制度，代之民主选举制。”
于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和《修正陕甘宁边区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草案》规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采取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发扬民主政治，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人民的自治能力。”此时的乡（市）代表会为直接执行政务机关，并由它产生政府委员会，在代表会闭会期间行使其职权；乡市长定期向参议会报告工作。乡（市）政府除乡（市）长*人外，其他人员均不脱产，下设优待救济、文化促进、经济建设、锄奸、卫生保育、人民仲裁等委员会，各委员会由*～*人组成，成员由政府聘任。乡（或市）政府之下为“行政村”，一般不设专门的行政机构，只设村民委员会主任*人。行政村之下为自然村，设村长*人。村主任或村长均由选民大会选举产生，一切事情均由村民大会讨论处理。乡（市）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组织群众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耕种，增加农业生产，组织春耕秋收运动；保育儿童，禁止对于儿童的虐待；抚恤老弱孤寡，救济难民，不使流离失所；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等。”为了避免党对基层政权组织和其他群众性团体组织的“包办代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年*月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一方面强调党的领导的一元化，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同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为此，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实行“三三制”，即在各级政权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实行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人士和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政权制度，以便发挥权力制衡的作用。不过，这一时期，“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由于中共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民主政权的作用事实上难以充分发挥。这种情况在根据地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对建国后中国政治体制中长期存在的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大解放区建立了大区、省、行政公署、县、区、乡镇*个行政层级，其中省以下的“专区”和县以下的“区”为行政派出机构，“乡镇”为地方基层政权组织。截止*年底，各大解放区已普遍建立起了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开明士绅等一切民主阶层人士共同组成的乡镇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乡镇基层的正式权力机关，由它选举产生乡镇长、副乡镇长各*人，政务委员*～*人，共同组成行政委员会和乡人民政府，此时的乡镇基层政权仍然实行“议行合一制”。甚至有学者提出，“迄今为止，我国各级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和组织活动原则，仍然是实行‘议行合一制’。”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及共青团、妇代会、民兵、农会等群众性团体组织也相继建立，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基层政权组织体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创新。然而，“中国是在农业社会的传统因子基本保留的状态下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因此，“现代政治体制的确立和规范，不仅有待于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社会公众思想观念的转变、新型行政管理人员的培养等等，而且有待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
所以，“从*年到*年的化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变革最频繁的历史时期。在这段历史时期，制度变革表现出明显的集中性特征。变革方向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分散到集中。”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首先是从农村土地关系的改革开始，进而对乡村社会权力进行重组，将国家政权直接延伸到村庄内部，自上而下建立起严格的支配体系，从而将农民完全整合到国家政治体系之中。”*年*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规定：“乡（行政村）的政权组织形式为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委员会。乡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由本乡人民选举产生，任期为*年，由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席、副主席，负责主持会议和联系代表，协助乡人民政府进行下届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乡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乡长、副乡长及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乡长主持乡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负责全乡工作，副乡长协助乡长工作，下设各种经常性或临时性的工作委员会。”截止*年底，全国共建立了*万个乡（镇）、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这一时期，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其经费来源主要依靠会员交纳的会费和当地人民政府的补助，需用的房屋和设备由人民政府拨给，在利用邮政、电报、电话、铁路、公路、航运等方面，均享有与同级人民政府机关所享受的同等待遇。”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要进行，在政府和农民之间有两种组织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是政府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经费充裕的行政组织，并配备立志于改革大业的专门人才去主持其事，即建立专司其事的机构。其二便是农民自身的组织。集中的权力能够颁布法令，但只有广泛扩展的权力才能使这些法令成为现实。农民的参与对通过法律或许并非必要，但对执行法律却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农民组织参与其执行，此类法令只是官样文章。因此，农民联盟、农民协会、农民合作社都是保证具有持久活力的必备条件。不管它们自己宣布的宗旨是什么，组织本身就在农村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但是，“随着的基本完成，那些已成为了乡村社会权力体制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的农民协会，却悄然地退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舞台。”
*年*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为乡镇基层政权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乡（民族乡、镇）成为县以下惟一的基层政权组织，原来的“区”一律改为县的派出机构，撤消了村级行政建制。乡镇按自然区域划分为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体系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年*月，党的“八大”规定：“乡、民族乡、镇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和街道办事处等，有正式党员*人以上的都应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可按党员人数多少建立支部委员会或总支委员会以至基层委员会。同时，建立与同级党组织相对应的共青团、妇联、民兵等群众性团体组织。”截止*年底，除台湾和西藏的昌都地区外，全国共建立了*个乡镇，其中乡*个，镇*个。从此，“农村居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昔日生活在乡村社会最低层、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的贫雇农，一夜之间成了农村中的主人，而昔日把持乡村社会、政治生活的地主、富农却在一夜之间变得威风扫地，落到了在乡村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毫无地位可言的最低层。”
但是，“事实上，任何政权管理都是需要成本的，且成本极不稳定。‘官’字下面的两个‘口’，就意味着不仅维持政府运行需要成本，而且政府官员也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只是这种利益追求往往为权力的公共形式所遮盖。”因此，建国初期是“国家机器急速膨胀的时期，国家工作人员大量增加。这不仅有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更有国家职能扩大方面的原因。”譬如，“新中国刚刚诞生时，政务院只设置*个工作部门，但到年底已增加到*个，工作人员也随之增加到*万人。”当时，中央委员会以下党组织结构大致情况是：包括*个地方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个专区委员会，*个县或相应级别的委员会，*万多个乡镇基层委员会和*多万个村党支部。此外，还有与党组织平行运作的人大、政府、群团组织，由此形成了一支自上而下分别自成体系、垂直控制的庞大“国家机器”。据有关专家估计，“大约有*万人依靠政府配给和工资生活，其中包括一小部分留用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政府仍然不得不靠发行纸币来应付高达*%的预算赤字。”于是，从*年起，中国撤消*大行政区，确立了省、县、乡三级地方行政体制，把国务院机构由*个减少到*个，全国共分流党政干部*万人左右，其中*万人下放到农村，*万人到工厂工作。
总之，“从*世纪的乡村政治的百年史看，国家政权下沉是一条主线。这对于整合离散的乡村社会无疑是有意义的。……尽管乡级政权建立的得失至今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但它毕竟在乡村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摘要：目前，经过全面深化改革使我国的乡镇机构改革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是很多地方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关于简政放权的内容改革，并未建立规范、协调、高效的基层乡镇行政管理运行机制。本文针对在接下来如何构建现代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探讨，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构建；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探讨
1明确乡镇行政管理在国家行政体系中的基本功能与重要地位
乡镇人民政府在我国的宪法规定中，是最低一级的地方基层政府建制，徘徊在县政与村治之间，能够较为清晰地体现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分权关系。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我国出现过四种乡镇行政管理模式：清朝末期与民国时期的乡镇自治模式；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政社合一；乡政村治的二元治理体系。现如今，世界各国都将乡镇一级行政管理作为一种地方基层行政管理体系，为国家管理基层社会事务以及为基层民众提供公共服务。在美国，有许许多多的乡镇及地区，都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地方基层政府组织，但是所管辖的却与面积大小相差悬殊，人口也十分不均，有些地区人口能达到几万人，有的地区人口却不到三百人。当前，我国的农业人口仍然占我国总人口的绝大部分，所以不能过早撤销乡镇基层行政建制，否则会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所以，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依据公共行政的管理原则，首先要重新明确我国乡镇政府的基本职能以及重要地位，在不清楚乡镇一级政府的具体职能的情况下，盲目的进行乡镇行政管理改革必然会劳民伤财。过去随着乡镇建制规模的不断扩大，基层社会的治理成本越来越高。在全国范围内，乡镇行政管理机构中需要农民来养活的人员大约有一千三百多万人，平均每一个干部都需要68个农民来养活。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的行政体系分为五个阶级，最低一级的乡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任务量是十分巨大的，以至于乡镇政府变成了上级硬性下达任务的辅助型行政机构。所以，我国下一步要进行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在于从根本上解决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之间的相互交叉，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相互渗透，将条条块块进行统一的领导分割，乡镇行政管理对于事物的管理权力与财务的管理权力互相脱节，等等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但不管怎样进行什么样的改革，乡镇行政管理都是我国政权结构中最基础层级，必须依法保证其完整的行政地区，适度的人口规模，有序的管理层级，科学的职能定位，合理的机构设置，约束人员编制，固定的政权名称以及规范的政府运作程序。这是目前我国构建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前提与制度保障。
2加强党的领导，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与民主文化状况，以及不固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等因素，共同决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政党制度。现阶段我国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遇到的最难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样处理党政关系与党群关系。在乡镇管理中的一个重大原则是党管农村原则。党的乡镇基层组织是各项工作开展的基础，是各个组织工作、活动的领导核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党的领导是关键，要将党委与村党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提高乡镇基层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一步一步地，有秩序的进行基层民主的扩大。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两个原则：坚持党的领导，不让村民工作放任自流；党组织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使权力。实际上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权与基层民主的扩大一点都不矛盾。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不断改进党对乡镇行政管理工作的领导方式与方法。乡镇基层党组织要能够尊重村民自治的核心价值，统筹协调各个组织的利益，将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进行有机整合，提升党组织在群众心中的凝聚力，是目前我国构建现代乡镇管理体制的重要政治制度保障与组织基础。
结束语
新时期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要将重心转移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上，形成对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都有积极意义的机制。构建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是一项复杂工程，具有长期性和庞大性。乡镇政府既组织、引导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又要实施新农村建设政策，因此构建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相信不远的将来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一定会构建出科学合理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
作者:宁军纲 单位:中共白山市委党校
摘要:凉山彝族家支观念对基层行政管理具有一定的影响，家支指的是在凉山彝族中，凭借父系血缘的支撑，采取父子连名的谱系方式形成的血缘群体组织，家支将彝族人们的社会生活紧密的联系起来。家支见面，家谱是名片，天南地北都有人帮;家支村民选举帮着拉票;国家政策利益分配家支优先考虑;家支的一份子出事，全部家支出动;家支遇到什么困难，其他的家支团结帮忙等等的家支观念影响着乡镇行政管理的发展，从而影响着管理思想的建立和完善。
关键词:家支观念;行政管理
一、引言
1956年之前，全社会三大改造未完成，凉山的民主改革也未完成，当时的凉山被人称为独立的“倮倮王国”，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依然处于奴隶制度阶段，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吗，彝族社会的基本政治单位是以家之为主，并作为整个社会的支架存在。家之是由原始氏族演变而来的，储运奴隶制度阶段的社会形态带有原始的父系氏族特点，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组成一个大的家族联合。家和之分别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家是父系血缘关系的家族联合，之是经过数代的繁衍之后，原有的家族分家形成的大大小小的分支，称为之。作为家和之的统一概念－家之是由具有父系血缘关系的家、之、房、户构成的体系，这和中原文化中奴隶制时代没有天子的宗法制十分类似。民主改改完成之前，凉山地区有近百个分区统治的黑彝家之。他们掌握统治权利，势力范围较为固定，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各自为政。在每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黑彝家之之下还有1－2个较大的白彝家之作为统治支柱。在如此恶劣和自然环境下，占据统治地位的家之人口的多寡决定着其势力范围的大小和统治权力的强弱。
二、凉山彝族的家支观念对乡镇行政管理消极方面的影响
乡镇行政管理是我国的基层组织管理，我国实行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政权体制，乡镇是我国的最低一级政权，农村广大农民所要直接面对的就是乡镇政权组织，乡镇组织是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衔接点，是国家政权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乡镇政权也是国家各项工作的落脚点，是国家政策在农村的输出终端。
(一)家支观念对乡镇行政管理民主选举的影响
家支观念作为凉山彝族社会的基本政治单位，当乡镇行政管理进行换届民主选举的时候，如果有人得到换届代表的提议，那么他的家支就开始帮他拉票，首先代表提议的人找到他们的家支里有权力、有信誉、有威望的家族，开始在本家支里为他宣传，还拜访其他家支里的亲戚朋友进行说服和宣传拉票，自己的家支之中是强制性的规定必须只能选本家支的代表提议，不然则拿族规也就是习惯法里的家支法来处理，其他拜访过的亲戚朋友有的顾于面子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选了该位提议代表，这就破坏了民主选举的初衷，严重影响了乡镇行政管理的民主选举，同时也破坏了选举的民主性、公平性，而且人民选出来的可能不是最优秀的那个提议代表而是家支势力最强的那一个提议代表，从而埋没了人才，优秀的提议可能因为家支势力不强而被埋没，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知识的发展，影响了单位的用人公平的竞争性。民主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应该是代表最底层人民的意愿，体察民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是由于可能受家支观念的影响，选出来的代表就会对自己区域的民族不一视同仁，会对家支政策倾斜或利益倾斜，这为后面的利益分配不均埋下了伏笔。
(二)家支观念对乡镇行政管理利益分配不均的影响
由于凉山彝族家支观念根深蒂固，在民主选举时为这一步埋下了深深的伏笔，在乡镇行政管理中，当有国家的什么优惠政策的时候，乡镇工作人员就开始优先考虑其家支，政策倾向于其家支，而没有让真正需要帮助的其他人享受到国家的优惠政策。严重违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违背了乡镇行政管理追求利益最大化，有违乡镇行政管理存在的根本目的为人民服务和为国家服务的宗旨。就现在情况来看，并不是所有的村级民主管理都是完善的，恰恰相反，存在很多的的不完善，在村级的选举中，有很大部分的选举收到家支宗族意志的影响，体现了宗族的利益，而家支观念使利益分配倾向于家支，利益分配不均严重影响了乡镇行政管理的发展。
(三)家支观念对乡镇行政管理法制建设的影响
家支宗族兼纳了多种关系和利益，强化了其他在当地的势力也必然成就家支宗族势力的坐大，这就养成了人们有事就找家支宗族的习惯，遇到不平的事情或者有矛盾、纠纷时，首先想到的是依靠家支用习惯法来解决，而不是依靠政府或其他正常的途径，在民主选举的时候体现了家支观念的意识，在利益分配的时候掺杂了家支观念，使得家支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镇行政管理的法制建设。
三、凉山彝族家支观念对乡镇行政管理的积极因素
凉山彝族的家支作为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基本的政治单位，并没有随奴隶制的瓦解而消灭，一直延续至今，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对盐源县双河乡古柏村的调查研究来看，家支观念对现阶段的乡镇行政管理中具有积极的作用，其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强调团结意识，有利于共同发展
家之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权体系，家之族人有义务维护家之领地的完整，反之，家之也承担起了保护族人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本族利益的责任，它的意识形态责任就是向本族人传递家之成员之间团结一致对外，维护家之完整。盐源县双河乡古柏村在广大的个体家庭中家支是基层单位，也是社会的经济单位，在这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不是基于社群关系的道德使然而是基于家之有保护族人的责任的这一传统。在农业的收获季节，遇上天灾人祸的时候，组成家之的个体无法承受农忙的劳动强度，亦无法承受天灾人祸所带来的损失，所以家之中所宣导的团结一致的意识形态开始起作用，这既是传统使然，也是在自然环境下家之社会社群关系的发展必然。团结一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力量帮助本族人渡过难关，也是地理决定的社会形态发展必然，必然会受到彝族群众欢迎。也是家之社会形态发展存在所依靠的，因而，在彝族的谚语“蛤蟆生存靠水塘，猴子生存靠树林，彝族生存靠家支”也是体现了团结、互助的意识。
(二)强调互助意识，有利于和谐发展
家支发挥着家支成员在生产、生活上的互助互济的作用，依靠家支的力量执行作为大家自觉遵守的社会秩序的准则的习惯法，对家支与家支的关系，家支与其成员的关系以及家支成员间的关系进行着有效的调整，维护社会秩序，在乡镇行政管理的条件下，如果遇到家支成员有婚嫁、殡丧、生病无钱救助医治、孩子求学无钱、孤寡老人的赡养，孤儿的抚养以及发生矛盾纠纷等都会有家支介入帮助解决，通常由家支聚会订立相关规章制度，以保证实施的效果。团结互助，资助家支内家庭有困难的子女上学，家支成员的子女考大学，家支规定其成员每一家必须拿出多少钱来资助，抚养家支内孤儿，照顾本家的孤寡老人等这对乡镇行政管理乃至社会的和谐发展，社会的稳定，民族团结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三)强调自我意识，有利于我发展
凉山彝族人的家支观念里有“我强，家支强，我荣，家支荣，家支衰，我衰”的意识，觉得个体千万不能丢掉这个家支的颜面，觉得自己要争气，积极进取，为家支争光，发扬家支的优良传统意识，所以家支成员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强调自我意识，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促进了社会的自主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家支成员自强不息严格要求自己，强调自我，这有效的促进了社会的自主发展。
(四)强调民主意识，有利于政策执行
凉山彝族的家支观念里从来不会有抢夺族人事物之事，都是以礼相让，即使个体非常需要帮助，也不会去要、去抢，当有政策的执行时家支成员就会竭尽全力的做好，会冲在第一线做事，而有利益分配时家支之内是相让的，即使自己最需要也会让给家支内更需要的人，不存在家支之间相互抢，所以做事情大部分都是为了让别的家支佩服的五体投地，让自己的家支光荣，所以都是跑到第一线进行组织执行，这种民主意识有利于乡镇行政管理的政策贯彻落实。
四、促进凉山彝族家支观念对乡镇行政管理的建议及其对策
乡镇行政管理对于凉山彝族家支观念要进行正确地引导和管理，发挥其积极作用，克服其消极作用，使之成为促进乡镇行政管理的发展，以加快凉山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社会事业发展，逐渐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凉山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加强舆论引导，我们树立群众大繁荣的整体观
推进家支观念对乡镇行政管理的积极作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乡镇行政管理是我国最基层的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政策输出的终端，也是整个国家治理系统的基础设施。“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说法，生动地表明了乡镇行政管理在国家行政体系中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凉山彝族的家支观念，加强舆论引导，树立正确地科学的家支观念，促进社会的发展，树立群众大繁荣的整体观，树立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发展的整体观，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二)加强表率作用，树立干部大发展的时代观
促进多方良性互动合作和管理，现阶段在社会管理过程中要实施公共利益最大化，促进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政府行政管理与公共事务的互动合作和管理，凉山彝族的家支观念对乡镇行政管理应该加强表率作用，如今是社会主义社会，领导干部应树立干部大发展的时代观，树立与时俱进的家支观念，把家支观念中的精华与乡镇管理的发展结合起来，以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以便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加强知识教育，树立公民大社会的法制观
提高乡镇行政管理的依法行政水平，加强知识教育，树立公民大社会的法制观，国家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紧解决习惯法与法律规范缺失问题，使乡镇行政管理行为有法可依，依法行政，坚持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凉山彝族的家支观念的宣传教育，树立正确的科学的家支观念，梁启超曾说过“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弱，则国弱，少年富，则国富”，加强对新一代的科学家支观念的灌输与教育，提高对家支观念的认识水平，树立与时俱进的家支观念，加强法制教育，加强宣传法制理念，树立公民大社会的法制观，促进乡镇行政管理的稳步发展。
五、结语
1．家支作为凉山彝族父系
家支是凉山彝族以父系血缘为纽带，采取父子连名的谱系方式形成的血缘群体组织，是彝族人们构建社会生活网络的依据。家支见面，家谱是名片，天南地北都有人帮;家支村民选举帮着拉票;国家政策利益分配家支优先考虑;家支的一份子出事，全部家支出动;家支遇到什么困难，其他的家支团结帮忙等等的家支观念影响着乡镇行政管理的发展，从而影响着基层行政法的建立和完善，本文为了让更多的当代彝族领导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科学的家支观念，发扬家支观念对乡镇行政管理的促进作用，同时促进基层行政法的建立和完善;摈弃家支观念对乡镇行政管理消极影响，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作出努力。
作者：毛英 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摘要:我国经济建设文化在各项改革后以及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后有了深入的变化。从而使许多新的情况和弊端出现在了我国乡镇政权和组织上。为提高乡镇经济建设的一个速度，我们完全有必要对我国现有的基层政府行政体制进行一个全面的改革。农村和农民依旧是富民强国最基础和根本的关键所在。而农村政治危机是农村农民问题是这其中最深层次的东西。本文首先从改革开放的必然趋势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出发，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相关背景，条件以及相应的经济形势作出了简略分析，详细分析了中国现行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能性。然后指出改革的目标与内容。继而提出调整和优化行政管理体制的主体模式，建立和强化行政管理体制运行机制。
关键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
一、行政管理的原理
(一)行政管理的含义
行政管理是指国家机关运用行政权利以实现国家职能与利益的执行和指挥活动。是国家赋予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权，使其在职权范围内行使国家权力，保证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贯彻执行。它的活动形式是通过行政行为实现的。
(二)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力源泉在以前实行的计划经济体质下，农民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很大程度上都被乡镇政府对地方事务实施的管理体制限制了。自1992年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我们发现，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已经跟不上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甚至成为阻力和障碍了。经济基础的迅速发展客观上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与机构，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第二、目前存在的弊端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因
1．财政状况恶化，负债严重，缺乏支持经济发展支撑点。以农业为主的乡镇财政支出远高于财政收入，财政缺乏充足稳定来源，支出压力巨大，只得靠吃上级定额补助解决一系列问题。在税费改革前，主要靠“三提五统”。税费改革后，主要靠农业税及其附加，少量零星工商企业税收。在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发达乡镇，其财政收入状况还是比较好的，但就全国绝大多数乡镇而言，是非常不理想的，取消农业税后，虽然上面有一定量财政转移支付，但远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镇问题。
2．乡镇管理体制的深层矛盾在农村税费改革更加凸显了出来，急切要求我们对乡镇机构的改革有一个深入的推进。税费改革后，原乡镇管理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企事不分、机构重叠、办事推诿、人员臃肿，工作效率低等问题，都全面的暴露了出来，迫切要求我国改革相应的乡镇管理体制，建立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3．随着中央支农力度的逐年加大，农民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要求更高，旧的公共服务模式已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群众意见大。在职能、机构、人员和效率上做文章，建立新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旧的行政管理体质工作效率低，行政效能不高。乡镇机关内设多个机构，职责得不到有效统一，指挥不得力，决策的效率得不到提高;因此，必须破旧立新，彻底改革原有乡镇管理体制。
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途径
(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
面向21世纪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1)在乡镇政府去留上这个问题上，乡镇政府作为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的代表者和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在全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将长期存在。但其终极目标必将实现乡镇自治．(2)在乡镇规模上，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撤并，扩大乡镇规模，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3)在乡镇政权职能上，弱化经济管理职能，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4)扩大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从而提升基层民主的建设。(5)关于政权运行机制，我们需要监督乡镇政权的运行。(6)在乡镇各站所改革上，引入市场机制，分清职能，理顺关系，进行彻底重建并不断扩大农村社会自我管理能力。
(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途径
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同时也为了能够将政府机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的目标实现，我们需要在接下来的七个方面做出努力:第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增强其宏观调控能力。服务型政府就是在以民为本的理念下，通过法定程序，以为人民服务为首要宗旨并且能够承担相关服务责任的政府。其次，对乡镇政府公务人员进行服务角色定位。其角色定位就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最后，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第二、政企彻底分开，加快专业经济管理部门的改革。把资源的基础配置权由政府交给市场。在传统行政体制下政府直接介入对企业事务进行管理，导致企业员工积极性不高，缺乏活力和创造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政府应对企业进行宏观调控和科学的管理，但是不直接干涉企业的经济活动。第三、改进行政管理方式，完善行政运行机制。明确各服务专区的职责范围，建立健全一整套运行机制，管理制度和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第四、完善组织立法，实现国家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建立健全法规制度。第五、积极推动事业单位改革，力争有新的突破。第六、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不断转变，社会中介组织将会不断的发展壮大。第七、精简机构，减员分流，适度精乡扩镇。全国各地精乡扩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首先，对乡一级办事处或乡公所的设立，使其作为县的派出机构;其次，主要是扩大乡镇的自主权，根据各地乡镇实际情况，来进行撤乡并镇。
三、总结
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在新形势下志在必行，但在深化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遵循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务实管用的原则。在改革中要不断修正改革路径和改革方式，方法，同时要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公共管理体制。但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在实践的过程中，坚持大胆探索，大胆创新，从而使其积极稳妥的推进。强化权力下放建立起乡镇政府强有力的行政权责体系，从而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乡镇体制改革之路。
作者：毛玉涛 单位：江西省南昌职业学院
一、乡镇管理缺失的原因
1.乡镇政府缺乏专业的管理方面的知识与观念不能及时更新。
现在的乡镇管理者的管理知识不能满足当前乡镇居民委员会对乡镇管理工作人员的能力要求，在这些情况下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管理方面不能很好解决乡镇居民的问题，不能与各级管理者有良好的沟通导致与乡镇居民出现矛盾纠纷等问题。而已经存在的问题也不能持续追踪问题解决进程，其政府都不知道通过怎样的途径来反映乡镇居民的问题难题，并没有及时反馈问题的结果，很难为乡镇居民的合法权利给予有力维护，这样不能有效地解决与管理好乡镇。
2.乡镇管理中乡镇治理模式的问题是乡镇管理缺失的关键因素。
在实际调查中，现有的各城市居委会中，79%的居委会都是由街道来领导和管理的指导关系，而且只有43%的乡镇居民委员会是具有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乡镇居民自治机制，可见他们的管理功能十分有限，很难带给乡镇居民较多的行政管理。另外50%的乡镇管理者认为目前本乡镇政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现在治理模式下是被治理的角色，造成管理者参与的淡漠和个人主观能动性受到行政力量的压制。
3.乡镇管理中乡镇委员会财务管理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乡镇经费上的制约，由于乡镇管理的自身特点，以及乡镇居民多是农转非的人口和多为经济上靠小吃部、自行修理部等小本经营的特征，这便直接决定了乡镇管理在进行乡镇管理中具有一定的经费特殊需求，但是由于街道办不愿意放弃经费的管理权导致这种难度被放大，导致街道办一些日常事务不能正常开展，使乡镇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经费问题不能得到保证，不利于工作的开展。在矛盾产生后，不应该回避，乡镇管理者应该公开对抗，取得经费的管理权和支配权。
二、解决乡镇管理中存在问题的有效对策
1.加强居委会的组织制度建设，逐步实现乡镇管理工作的职业化。
政府要通过对乡镇居民委员会和乡镇管理者的选派、直选等招聘方式，为调整居委会的管理工作建设起一个专门的管理队伍，这个队伍要体现知识化、年轻化的特点，也可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来建设，可以让工人、青年、妇女定期定时去乡镇进行工作；在乡镇管理上可以由上级政府出资进行组织选派，居委会可以定期进行聘用或者直选，从而使居委会管理工作的组织制度建设得到加强。
2.科学地界定政府和居委会各自的职能权限，对自己的事务管理行使一定的权力。
90%的乡镇政府以及65%的乡镇居民认为，给乡镇居民委员会自治权，给予相应的各级职责和相应的明确的职权范围是一个较利好的事情，乡镇居民希望管理者能为自己解决问题，而乡镇管理者希望自己是主动的，另外是乡镇管理者相对于街道办是不敢公开反抗，没有支配权，没有管理权的矛盾是不容回避的，经费的不足，满足不了街道办工作的开展，不具有相应的支配权与经费的管理权，这也是不利于乡镇管理的。
3.调动居委会管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建立一个针对居委会的明晰的财务制度是关键所在。
在调查结果中针对乡镇居民委员会的明确清晰的财务制度是影响乡镇管理的直接因素，乡镇管理组织经费的不足，这种不足主要表现在乡镇的管理经费不断增加，而许多职能都要由乡镇来落实，他们很难抽出足够的经费去划拨到乡镇委员会，因此造成管理上的难度加大，乡镇管理能够提供经费，这种资金上的压力解决了，以及科学界定了职权，能有效促进乡镇的有效管理。
三、结语
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关键一环，乡镇政府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又是新农村建设政策的具体实施者，对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质量有着积极影响，对乡镇居民的难题进行持续的追踪并及时反馈，给予一定的经费管理权和支配权，对于乡镇管理权有一个科学地界定，从而使公民乡镇管理参与积极性的提升，改变传统被动的治理模式，调整重组管理居委会的人员，建立一支知识化的乡镇管理队伍，从而促进乡镇管理的体制改革。
作者：张思琪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一、乡镇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中暴露出较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功能被削弱、职能分界不明、资金及公共产品欠缺。分析乡镇行政管理的问题，有利于针对当前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探讨有效的改革对策。
1.功能被削弱
目前，乡镇一级政府的组织结构欠缺完整性，法律权威得不到统一执行，实际操作中乡镇政府发挥功能只体现出高一级政府部门的意愿，而欠缺自主性。这种情况必然导致乡镇政府的职能被分解，各个工作部门之间协调性差，统筹力低下，由此降低了乡镇政府的职能，也不利于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
2.职能分界不明
我国法律赋予了乡镇政府较强的组织管理职能，以便在农村发展进程中有效贯彻和执行各项政令。但是相关法律规定却仅体现出了原则性，而并未将乡镇政府的职权范围落实到具体操作性规定上，以至于职权划分不明确，乡镇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缺失。这必然给纷繁复杂的乡镇行政管理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也不利于乡镇一级市场经济的发展。
3.资金及公共产品欠缺
首先，资金欠缺。乡镇政府的财政赤字现象较为普遍，资金匮乏必然会阻碍政府机构的运作。而当前乡镇一级政府机构臃肿、人员膨胀、预算体系不健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也加剧了资金上的危机。其次，公共产品欠缺。乡镇政府具有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但限于长期以来的以农补工政策，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在供给上出现了严重不足的现象。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公共卫生事业、公共基础设施、农村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的缺失及落后。具体来说，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和基本医疗条件落后，医护人员匮乏，医疗服务水平低，尤其是许多农民因病致贫的现象仍较突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状况根本不能够满足当前的经济发展与农民生活需要，乡村交通条件差，许多地区饮水困难，各种设施老化，尤其是不合理的开发与建设导致多种自然灾害，而农村地区抵御灾害的能力不强；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不足、筹资途径有限，当地农民的教育负担仍未得到缓解，同时农村教师资源不足，师资队伍和教育质量均无法保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落后，在我国处于薄弱环节，即使有五保供养、农村低保、优抚及安置等政策，也无法覆盖较广的范围，而且标准低，无法解决现实中的农村贫困问题。
二、乡镇行政管理的对策
乡镇是我国的最基层政府，其承担着建设新农村的各种任务。面对当前乡镇行政管理中存在的现实问题，采取积极对策，有利于消除制约新农村建设的障碍，进一步提高乡镇行政管理的水平。
1.合理利用乡镇公共资源
只有整合乡镇公共资源，才能使其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这就要求乡镇各个职能部门明确适当的条块分割，保证乡镇体制的完整性，明晰各自的职责与权限，并加强协作，从而保证乡镇政府的经济、政治及社会职能有效发挥，确保乡镇公共权力行使的完整与统一。
2.转变政府职能
要在明确乡镇政府职能的基础之上，让政府决策反映出农村大多数人的意愿，这有利于政治权威牢固树立在农民心中。政府工作人员要树立正确的政府行政管理理念，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促进政府与公众的良性沟通，逐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服务型管理体制，让人民群众从公共利益中提升满意度。
3.推进乡镇财税管理体制改革
乡镇政府的财政制度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符，乡镇政府要有自己独立的财政，完善分税制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按照税收分类的原则，明确财政税收的范围及划分标准，确保乡镇财政收入的稳定来源并不断提升组织财政的能力，同时还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拥有更高的转移支付才可以向农村公众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因此，要推进乡镇财税管理体制改革，统一财务管理，实施全面预算，在控制开支的基础上统筹城乡发展，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三、小结
乡镇行政管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引导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乡镇深化改革，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分析目前乡镇行政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建议合理利用乡镇公共资源、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乡镇财税管理体制改革，从而明确了提升乡镇行政管理水平必须遵循务实可行的原则，稳步前行，不断提高行政效率、管理水平以及服务质量。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各方面协调配合才能真正促进农村的发展，推动我国的新农村建设。
作者：雷正超 单位：中共金沙县委党校
本文作者：王东东、蒋北辰、张利霞 单位：石家庄经济学院
一、完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是当前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多年来，我国的乡镇经济体制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第一次变革是在80年代初，它将由乡镇政权代替，逐渐施行集体所有制，促进了乡镇商品经济的发展;第二次变革是在第一次变革的5年后，大约是在1985年后，基本建立了新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确立了家庭联合生产的承包责任制，基本能够确保每家每户资金、人力和物力的充分发挥，能够引导农户联合发展，共同参与社会生产和市场竞争;第三次变革是在第二次变革的四年后，即1989年后至今，建立了明确的产权制度和集体所有、共同发展的合作制，较好解决了产权归属和如何组织等问题。当前，我国乡镇政府急需解决“进一步推进农村股份合作制，建立强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重大问题。
近年来，我国乡镇经济结构以及它的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尤其一些乡镇开办企业，而且办得有声有色，几乎成为乡镇经济的主体。如我国广东省的乡镇企业的总收入已超出一千亿元，大约是乡镇总产值的60%。要使乡镇企业能够快速发展，就得保障企业受到乡镇权力机构的扶持，切实得到政权机构的服务。那么为保障乡镇企业能够更快更好的全面发展，促使其走向大城市，甚至走向世界，那自然就得全面完善我国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乡镇在经营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科技进步、农业技术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由农民自主创办的专业技术协会产生了。这些技术协会以科技为导向，以各个院系、科研机构以及科技学会为支柱，以科技人员、农民技术员为领头人，有力推动了乡镇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我国农民根据市场发展的需求，借助商品的生产与销售，创办了多形式、多层次的社会服务组织，使科技、资金和资源等多方面的生产要素得到了充分利用。同时，由于商品经济在发展中不断进步，很多农业协会都进行了跨地区、跨行业的重组，逐渐实现了联合发展。这也需要完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借以不断满足行业的发展管理需要，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从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出:随着乡镇经济社会的发展，乡镇的行政管理职能以及管理方式都连带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之前，我们的乡镇机构基本是按照计划经济模式设置的，在管理经济时通常采用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后来，计划经济基本被市场经济取代了，乡镇政权管理职能和管理手段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综合利用了经济、法律、行政和教育等手段，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大大减少。但是，随着网络向农村的逐渐普及、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明显加速、社会中介和服务组织的不断发育及文化经济一体化的迅速推进，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又出现了许多不适应的情况，亟待进步一完善。
二、当前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是国家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核心是权利与职能，其表现形式是组织结构。基于此认识，对照当前网络向农村的逐渐普及、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明显加速、社会中介和服务组织的不断发育及文化经济一体化的迅速推进的形势，发现我国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尽管在不断改革、完善，但仍不能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既有一般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有经济发达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独特问题。
(一)一般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普遍存在的问题
1．分工不明，责任不清，难以调动职员工作积极性、承担职责和协调配合
我国乡镇政府管辖的区域比较广泛，但对其管理的只是县级政府，这就不能建立完善的乡镇行政机构，不能促使责任、权利的统一管理。因为不曾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机构比较臃肿，机构人员不能很好地服务人民、贡献社会，不少乡镇政府干部基本都是在混日子。由于不能界定各项职责功能，部分事业单位总是依靠业务主管部门行事，财政拨款基本成为经费的唯一来源，主管部门也承担着其人员管理职能。这些情况导致了相当多的乡镇干部、职员、机关缺乏竞争和服务意识，不能承担起相应的民事责任以及法律责任。
2．财政体制不完善，乡镇债务负担沉重
我国乡镇政府有很大的债务负担，我国2010年，乡镇的财政负债总额达到两千多亿，全国总共有五万多个乡镇，它们平均负债400万元。这些债务往往来源于银行、其他金融机构、个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贷款。导致债务负担沉重，一方面是由于单位在招人时，不是从超额编制单位选进人才，而是从下级机关招人，或是进行公开招考，造成缺编单位逐渐满编，并不解决超编单位现象，财政供养的人在不断地增加;另一方面，是由于财政不能满足财政人员的供养，财政体制也不完善。我国乡镇政府在偿还债务时主要是通过向人民群众收取费用，但是由于改革的推进，向人民收取费用得到限制，一些收费被取消，使得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缺乏稳定的来源，偿债能力降低，乡镇债务负担自然更加沉重。
3．乡镇干部对乡镇政府职能认识不清
当前，很多乡镇干部都不清楚乡镇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职能，不知如何推动农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不知如何促进农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很多乡镇政府只注重政府的转型，并不注重当地经济的发展。另外，一些政府在行政管理方面不考虑长远利益，只注重当前的利益。总之，乡镇政府只会完成做好上面下达的任务、指示，不懂得进行发展和规划，不能够正确履行其职能。
(二)经济发达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独特问题
1．政府管理权与执行权不能够很好融合
在已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中，表面上乡镇政府是一级政府，实际上在设置管理职能时不能够到位，并不能满足发展需要，其中缺少很多元素。如，乡镇发展需要的“城建、环保、治安、节能、消防、卫生防疫”等职能，基层政府普遍缺少，又缺少行政许可权、处罚权和强制权。当出现上述违建、食品卫生等问题，作为一级政府的镇政府并没有权力去查处，只能通报上一级主管部门，由其派人来调查处理。往往在向上级部门汇报时，程序比较繁琐，它需经过审批才能下达命令、实施解决方案，工作效率非常低下，会严重延误很多事情的处理、很多事情的解决。由于经济发达，外来人口必然会增加，从而对该镇的公共设施与卫生、医疗机构、教育水平、社会保障与治安以及环境保护方面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当前，经济发达乡镇的社会治安还不是很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能力也存有不足，经济发达乡镇的行政管理能力严重被制约着。
2．机构编制不能满足管理对象的需求
经济发达镇的机构编制基本是由县里统一发配的，乡镇并不能自行调整，不具备自主权。县政府在确定发达乡镇的编制数时，并不考虑外来人口的增加，只按本地的户籍人口数确定，而往往外来居住人口要多于当地的本籍人口。这使得发达乡镇的行政管理人员不能够满足当地发展需求，不能够完成制定的管理目标，但是他们又想完成任务，苦于人力不足，就只好聘用临时雇员。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前，我国珠三角的有些乡镇，编制数额严重不足，不能适应当前急速发展的经济需求，不能完成制定的管理任务。受固定编制额的影响，目前好多经济发达乡镇的公务员升迁机会渺茫，总停留在原位，处于进退两难境地。长此以往，这些在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没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就接二连三地跳槽，去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致使人才在不断流失，乡镇政府竞争力难以提高，甚至下降。
3．财税体制不完善
虽然我国建立了以分税制为框架的财税制度，但其只在县级以上部门执行，乡镇政府施行的财政体制是统一收取统一支出。有许多发达乡镇的财政收入已达到几十亿甚至更多上百亿，但是有90%的财政收入都得交到县级政府，回到镇里的只是少数。如，2006年，绍兴县钱清镇上缴税收近5个亿，但最后回到镇里的却只有6000万元。2007年，嘉善县姚庄镇上缴税收2个亿，回到镇里也只有1000多万元。这对发达乡镇极不公平。
4．规划建设还不全面，相对较落后
当前乡镇的规划建设管理是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审批和监督管理的，由于经济发达乡镇的规划建设项目比较多，还比较复杂，造成了经济发达乡镇不能准确定位，难以实施操控，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经济发达乡镇在规划建设中，有的规划水平不是很高;有的只停留在整体上，并不作细分;还有的产业规划不联合实际，不能保证产业有效发展;甚至有的规划根本不具备科学性与严谨性。这些都严重制约了经济发达乡镇健康、科学、合理、快速的发展。三、完善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路径
(一)完善一般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路径
第一，详细了解和认识乡镇基层政府在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作用与地位。中国的乡镇不但是国家的最基层政治权力中心，还是保障农民各种需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和社区服务中心。在前对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完善时，最主要的是要将行政权力划分开，规范到一个合理的空间，将国家、社会和农民紧密联系起来，促使它们紧密联系，密切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在完善乡镇管理体制时，要确保有完整的行政领域，有适度的人口规模，具备有序的管理层，能够进行科学的职能定位，并设置有合理的乡镇机构。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切实得到完善。
第二，坚持党的领导方针，了解党对农村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依法审批，积极推动与完善乡镇政府的审批制度，让其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另外，乡镇要减少税收负担，对于那些违规条款要坚决废除，对于阻碍市场开放的审批制度要彻底撤除。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能够解决的事情，就要让他们自行解决，政府部门要懂得适当的放手。
第三，更新乡镇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地转换乡镇政府的职能，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实处。
第四，加强对乡镇政府职能的规划。当地政府进行经济调节时，有赖于政府职能能够合理被规划，各级政府要制定合理规划，并将规划切实落实。
第五，改进经济调节职能，要寻求合理的经济管理方式，充分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对乡镇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促进乡镇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
第六，做好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加强社会服务和公共管理，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事业的发展上，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公共服务中的作用，科学配置社会资源，利用公共服务设施，扩大服务范围，建立服务网，加强社会服务功能，推进城乡教育，卫生，文化的发展。
第七，履行市场监管职能，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对市场经济进行监督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第八，对政府中介组织进行完善组合，确保各政府部门职责明确，分工合理，明确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重点，划分好上下级关系。同时要建立行政处罚条例，为解决执法不公的行为事件作惩罚依据。
(二)完善经济发达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路径
第一，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进行统筹规划。对于当地乡镇的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及财政预算等因素，都要得到考虑，可以逐渐划分出经济发达镇、比较发达的乡镇甚至农村中心镇，分别实施完善办法。我们可以对那些在大城市周边的发达乡镇进行城乡统筹管理，因为这些乡镇的经济规模相对比较大，外来常住人口以及当地住民也较多。另外，我们还可以考虑撤销镇建制，赋予其相当县级的职能，设置合理的综合部门。
第二，加强政府职能改变，采用比较灵活的人事编制管理。对经济发达乡镇的产业发展、规划建设项目投资、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职能，要加以强化，以此加强农村科技、信息、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提高公共文化、公共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务职能。积极推进乡镇事业单位完善，转变财政投入方式，保障政府职能的不断完善。
第三，建立完善的财税体制制度。要按照分税制的要求，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逐步建立完善的经济发达乡镇的财政体制制度。在立完善财政制度时，要充分考虑外来人口负担、日趋增长的人口造成治安与公共服务的相关问题，尽可能地减少经济发达乡镇的财税负担。例如，可向经济发达乡镇少收取些税费和土地出让金。当经济发达乡镇缺乏某种产业时，政府要给以一定的帮助，如资金赞助。还要支持经济发达乡镇加大投资体制改革力度，鼓励他们建立城镇建设投资公司。
第四，加强经济发达乡镇的规划建设。要切实弄清我国县政府的职权现状，加快规划体制改革，推进发展、城市和土地的规划，将县与乡相联系，促使两者相互合作。积极探索按功能区划分的规划方法，创新行政管理体制。
(三)完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案例分析
抓住典型，可以快捷地把握全局。当前有不少经济发达乡镇在实践中积极寻求最优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如广东、浙江等地区，他们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不断探索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广东省近几年，一直在加强乡镇机构改革，简化政权，加强乡镇经济发展，简称“简政强政”。去年广东省出台了《关于简政强政事权改革的指导意见》，它的大概内容是:将全省所有的镇进行重新划分，突出不同乡镇的职能重点。对于规模相对较大的发达镇，加强它们的市场监督管理，确保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加强环境保护，并加强社会治安管理。他们还扩大镇级管理权限，调整理清交错复杂的权责关系，并加强对行政编制配备的完善。浙江省是将经济发达中心镇逐渐发展为小城市，2007年他们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中心镇培育工程的若干意见》，它的整合思路是:从全省1200多个乡镇中选出141个中心镇，对这141个中心镇进行援助，放置更多的财政、土地和投资项目。另外，也对中心镇的科技、信息进行强化，并提高公共服务功能。例如浙江的绍兴县的建设、发改、经贸、商贸等部门，都被下放到县级以下的乡镇，如杨汛桥镇、钱清镇等。他们之间签订委托协议书，委托乡镇职权。目前，他们已完成一定的指标，培育出一批现代化中小城市，其中镇区人口达10万的乡镇就有40个，5万左右的多达60个。
四、总结
总之，我国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还不够合理，需要做进一步的完善。在完善过程中，我们要做到依法行政，利用法律来约束和管理我们行政管理部门，促进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法制化。要加强行政管理部门职能的转化，争取构建一个和谐、统一，能够有序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要建立健全行政管理监督体系，加大监督力度。另外，还要完善行政立法程序，严格参照程序执行相应职责和权力。
在加强行政管理职能转变时，我们可以对行政管理方式进行改革，建立健全合理的科学决策机制，可以促进政府信息的公开。最后，我们还可以建立一支强大的公务员队伍，要求他们能够有效应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挑战。
最终，我们要建立健全行政管理体制，加快行政管理体制完善，建设服务型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的建设和改革。建立且完善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也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去年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强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的意见。围绕中央文件精神要求，枣庄市编办组织调研组深入部分乡镇开展了“百家单位调研活动”，就近年来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实践与探索开展调查研究。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按照中央和省里部署要求，枣庄市先后多次推进乡镇行政体制改革，乡镇管理体制不断优化。
（一）2001年乡镇机构改革。此次改革，对全市90个乡镇（街道）区划进行撤并整合，撤销了3万人口以下乡镇建制，共调整设置64个乡镇（街道）。按照省编办《关于市县乡机构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乡镇普遍设立5个行政机构和8个事业单位；全市乡镇行政编制精简20%。各区（市）以核定下达的编制为基数，组织了编制内人员进行竞争上岗，乡镇人员结构得到优化。
（二）2011年乡镇机构改革。根据《山东省乡镇分类办法和机构编制核定标准》，全市64个镇街划分为一类镇21个（其中街道6个）、二类镇41个（其中街道10个）、三类镇2个（街道2个）。按照相关要求，综合设置镇街工作机构。在现有行政编制总额内，重新核定镇街使用行政编制和领导职数。
（三）2016年镇街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根据鲁政办发〔2016〕6号文件精神，在落实好乡村安全生产、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环境保护、道路交通安全监管等工作基础上，探索在镇街实行党政班子成员负责制的工作运行机制，对全市64个镇街党政机构和事业机构重新进行规范设置。统一设立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作为镇街综合监管执法平台，承担镇街区域内各类执法活动的综合协调、依法查处和日常监管等职责。
(四)滨湖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2012年，滕州市滨湖镇被确定为全省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8个试点镇之一，形成了可复制推广的“扩权强镇”改革经验。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围绕下放权限进行改革，制订了权力下放清单，设立政务服务中心和综合执法办公室，破解人才、资金、土地等制约因素进行系列改革。2015年度，重点围绕行政管理体制深层次改革，打破原有的“七站八所、五办六中心”的机构设置模式，设置“四办三中心”，实行人员岗位管理，实施“大部门制”整合。另外，滕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各镇街派驻执法中队开展综合执法，设立了滕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滨湖分中心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二、面临问题
（一）在“权”方面，责大权小。有的县级职能部门随意将工作任务转嫁给乡镇政府，乡镇形成“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被动应付工作局面。在试点改革中，虽然通过委托、授权等方式将县级职能部门职权下放到乡镇，也制订了权力清单，许多是好看不好用，法定权力仍由县级职能部门行使，特别在行政执法上缺少权威。承担的招商引资、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信访稳定等都是“一票否决”的硬任务，乡镇政府在这些方面有责无权，看得见管不着，甚至做了一些“干不了、不该管”的事。
（二）在“钱”方面，捉襟见肘。中央和省里的转移支付核算到县级财政，乡镇地税所、财政所都是垂直管理，乡镇可支配财力的自主权不多，一些乡镇公共基础建设投入不足，公共服务能力不强。加上乡镇待分流人员较多，财政支出压力大，一些乡镇时常欠发工资。许多派驻乡镇的机构都需要乡镇在财力上支持，如派出所、法庭、检察室的辅助人员工资支出和市场监管机构的办公经费也都消耗着乡镇财力。
（三）在“人”方面，人才不足。一些乡镇除了换届调整党政班子及统一分配的省委组织部选调生外，多年没有新进人员，普遍缺乏规划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人才。主要原因一是乡镇财政供养压力大，不愿意申请新增人员；二是乡村人才缺少晋升空间，工资也不高，缺少工作积极性；三是统一分配的选调生多数被上级机关遴选或借用，存在留不住人现象。
三、对策探索在前期乡镇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枣庄市新型城镇化工作等6个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目标任务，枣庄市编办拟定了《关于复制推广滕州市滨湖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经验的意见》，探索进一步推进经济发达镇体制机制改革，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
（一）扩大镇域经济社会管理权限。重点强化发展产业经济、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和城镇规划建设等职能，完善基层政府功能。理顺区（市）、镇的关系，制订乡镇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公共服务清单，做到权责相称。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且能够有效承接的县级管理权限包括行政审批、行政处罚及相关行政强制和监督检查权等赋予经济发达镇，制定目录向社会公布，明确镇政府为权力实施主体。
（二）构建简约精干的组织架构。遵循精简、统一、效能原则，强化镇党委领导核心作用，统筹镇党委和政府机构设置，减少管理层级，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优化业务流程。复制滨湖镇“四办、三中心、一平台”设置模式，推广“大部门制”改革，对现有党政行政事业机构优化设置，编制统一使用、人员分类管理，实行“五办、四中心、两平台”体制。通过优化组织机构，创新人员配置方式，建立机构设置综合、管理扁平高效、人员编制精干、运行机制高效的新型基层政府组织架构。
（三）推进集中审批服务和综合行政执法。规范建设镇街便民服务中心和综合执法办公室平台。整合基层公共服务和行政审批职责，打造综合、便民、高效的政务服务平台，实行“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公开办事依据和标准，精简程序和环节，规范自由裁量权。推广首问负责、办事、限时办结、服务承诺等经验做法，积极推行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网上办理，方便群众办事。
（四）建立务实高效的用编用人制度。在机构编制限额内，赋予经济发达镇灵活用人自主权。大力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凡是适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提供的工作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实行购买，由花钱养人向花钱办事转变。调剂部分行政编制或事业编制，用于加强试点镇人才需求，今后将机关事业单位进人招录计划重点向镇级倾斜。推进机关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事业单位管理岗位职员等级晋升制度，落实基层干部待遇政策，确保基层需要的人才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
（五）探索适应经济发达镇实际的财政管理模式。按照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逐步明确经济发达镇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级政府对下放给经济发达镇的事权，要给予相应财力支持。应由上级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不得转移给经济发达镇政府承担。落实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若干财政政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结合财税体制改革，完善与经济发达镇相关的财政分成办法。鼓励金融机构和各类社会资本在经济发达镇设立分支机构、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为城镇建设发展提供金融服务。
（六）支持镇域项目建设和培植民营企业发展。鼓励支持镇域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对基础性、长远性项目纳入市、区（市）重点项目规划，提升镇域公共服务能力。培植镇域民营企业发展，推动镇域内工业园区建设，研究制订重点民营企业帮扶措施，解决制约镇域民营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对创新能力强、市场前景好、发展空间大、诚信纳税的中小微企业进行综合评估，拉出民营企业培植目录，财政给予政策性扶持奖励，同时由市、区（市）级领导重点帮包，相关部门跟踪服务。
四、下一步工作建议
（一）加快推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出台乡镇配套改革政策。发挥好县级政府和乡镇政府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能够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一是建议细化县乡政府事权，规范乡镇权力清单，强化县级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进一步明确乡镇功能定位，解决乡镇政府“身大衣小、责大权小”的问题。二是建议上级政府相关部门继续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基层民主政治，以及农村信贷、金融投资、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加快推进县域经济社会改革，制定有利于县乡发展的政策，确保体制机制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配套、同推进。
（二）完善县乡财税体制，加强乡镇公共服务能力。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乡镇政府职能的有机整体。但现实中，有些乡镇对于经济发展相当重视，而对加强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存在能力不足，致使镇级公共产品短缺，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目前，以分税制为框架的财税制度只实行到县，县级政府对镇级政府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县镇之间财税分成间不平衡是制约乡镇发展一个因素。
（三）进一步优化乡镇组织机构，探索人员编制管理方式。通过近年来的乡镇机构改革和试点改革，乡镇的组织机构越来越符合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运行特点，但仍存在上级部门干预乡镇机构编制事项的问题，需要从制度上予以优化。建议探索乡镇编制管理方式，适量调整乡镇编制数额，统一设立乡镇编制，将现有行政编制调剂到县级使用，以解决县级行政编制的不足和事业单位改革需求行政编制的问题。同时，还要妥善解决乡镇机构改革遗留的待分流人员、三支一扶及村官等人员管理问题。
（四）鼓励乡镇培养人才，强化人才保障支撑。由于乡镇体制的局限性，试点镇考录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面临许多现实困难，农村乡土人才也缺少提升空间，人才保障支撑能力较弱，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个瓶颈因素。建议在乡镇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聘名额上，制定出台留住人才的相关政策，支持乡镇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比如，中央和省从基层遴选公务员时，遴选制度让基层人员“争先恐后”地往上走，以致乡镇不愿意申报考录计划，对此，建议可建立遴选补偿机制，增加对乡镇的转移支付，鼓励乡镇培养人才，让人才在基层得到锻炼。
作者：王昌锋 单位：枣庄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编办主任
一、20世纪以来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
按照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同的一般观点,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结构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3。但到清朝末年,这种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政府权力式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精英阶层开始走向了皇权统治的反面。“就当时的政治情势来看,主要有两条道路可选择:一是通过扩大官僚政治体系,增强地方政府的组织和权力,强化国家对社会的驾驭;二是开放部分地方政权,吸收各种新兴政治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实现社会政治秩序的整合。对清朝政府而言,前者固然为上策,但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选择后者,虽然并不情愿,但又有不得不为之势”[2]724-741。因此,我国进入20世纪以后,“从形式上看,辛亥革命是皇权终民权始的标志,也是政治转型的起点。这就是仿照西方国家实行地方自治”[3]242。
(一)晚清至民国时期倡导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
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晚清政府颁布的《城镇乡自治章程》规定:城、镇、乡作为地方自治的最基层单位。其中,城市人口超过10万人者设为“区”,城厢以外人口超过5万人者设为“镇”,5万人以下者设为“乡”,分别成立“自治公所”,并选举产生“议事会”和“董事会”等机构,负责办理辖区事务[4]724-741。但是,“清末的地方自治是保守的清政府与同样保守的地方绅士为互利而互相合作,以期在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他们的政治权力的企图”[5]463,“故所谓政治者,不操于官,即操于绅,甚或操于地痞恶棍,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者,亦几希矣”[6]184。而到1915年,袁世凯执政期间即宣布取消“乡镇自治”而实行区、村二级制,并把现代的警察制度首次推向基层社会,“企图把清末地方绅士领导下的非正式组织官僚化、正规化,并以此来巩固县政权”[7]43-150。执政后,一方面仿照苏俄体制模式建立起了一套党、政、军自成系统、互不统属、权力制衡的独裁统治体系,形成了从中央至地方的“双重官僚衙门体制”[8];另一方面,“国民党实行的保甲制度与以往历代尤其是明清两代并没有多少不同,都是通过保甲连坐的办法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9]67。总的看来,“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制定法律政策,力图使所有乡村社会与政府之间保持明确的隶属关系,而实际上自治团体并无权力”[10]56。正如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所言:“民国时期的乡是一个暧昧的单位———百户以上村者为乡,百户以下村者集为一乡,满百户集市者为镇。1941年之前,乡级机关并没有列入县政府的预算中,也没有自己的收入。它们只在名义上存在,和过去的邻闾制度一样,真正重要的行政单位是区和村。”[11]297据1942年的粗略估计,国民党时期区一级约需164612人,乡镇一级约需686721人,保甲约需12140908人,三项合计为12992241人[12]574-587。这种恶性膨胀的无组织力量,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经济资源枯竭和“国家政权内卷化”[10]50-52,最终也吞噬了国民党统治的政权
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
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是“乡苏维埃”,其所实行的是“议行合一制”。所谓“议行合一制”,是指“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的代表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机关选举产生,各自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13]439。如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草案》规定:“乡(市)人民代表会议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采取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发扬民主政治,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人民的自治能力”[14]59。解放战争时期,各大解放区普遍建立了大区、省、专员公署、县、区、乡镇6个行政层级,其中省以下的“专区”和县以下的“区”为派出机构,“乡镇”为地方基层政权组织。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以及共青团、妇代会、民兵、农会等也相继建立,从而把“一盘散沙”的亿万农民群众纳入到国家政权组织体系中。总之,“国民党只是建立起一个徒有其表的小王朝,中国共产党却把它的权威渗入了每一支稻穗”[15]627-628。然而,“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由于中共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民主政权的作用事实上难以充分发挥。这种情况在根据地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不同程度存在。这对建国后中国政治体制中长期存在的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16]789。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1950年12月由政务院颁布的《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规定:“乡(行政村)的政权组织形式为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委员会”,其所实行的仍然是“议行合一制”。到1952年底,全国共建立了28万个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1954年9月,我国第一部宪法规定:“乡(民族乡、镇)是县以下惟一的基层政权组织,按自然区域划分为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截止1957年底,除台湾和西藏昌都地区外,全国建立了120753个乡镇(其中乡117081个,镇3672个)[17]。“尽管乡级政权建立的得失至今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但它毕竟在乡村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3]220
(三)“政社合一”体制的建立与瓦解从1958年夏季开始,全国12万多个乡镇和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下子被改组成了2.6万个。同时,全国广大农村地区还建立起了265万多个公共食堂,475万多个托儿所,10万多个幸福院,1052个民兵师,24525个民兵团,普遍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18]51。这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堪称为一大“奇迹”。但是,这种暴风骤雨式的巨大社会变革,却让世代沿袭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农民群众感到了极度恐慌和无所适从,尤其是“1959年的死亡人数比在正常情况下增加了2500万人甚至更多。这些人都是管理不善的牺牲品”[15]618。于是从1962年开始,中共高层决策者不得不向传统的村落农民让步,全国数量由26576个增加到74771个,正式确立起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直到1982年底,全国的数量仍保持在54352个,生产大队为719438个,生产队为597·7万个[19]366。这一时期,“公社对农民进行以基层政权为中心、为主导的重新组织,将几乎所有的生产、经营、居住及迁徙活动都掌握在基层政权手里,主要的农业资源及其分配也由基层政权支配”[20]35,“政治权力渗透到农民家庭中,家庭的内部关系、生育、子女教育、婚姻、老人赡养、生产乃至消费等等,都受到公社规范的制约”[21]377。
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体制无疑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有效的针对农村社会的治理方式。首先,它摧毁了乡村社会的经纪体制,国家完成了基层社会的官僚化和合理化,国家的政策、方针乃至意识形态都直接通过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贯彻下去,乡村社会资源的征用以及赋税的征收也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去完成的。旧的各种经纪角色及其存在的土壤都被彻底铲除,应该说这是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重大成就。其次,它成功地保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确实使农村社会和农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惠’。中国农民得到了近百年来从没有过的安定生活环境,医疗条件从无到有,教育初步普及。”[22]但是,从国家行政管理的角度看,“只是一种国家财政不负担的、靠集体自己养活自己的、一切听命于国家计划的劳动组织”[21]200。截止1978年底,全国6.5万多个,拥有国家干部150万人左右;生产大队70万多个,拥有半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600万人左右;生产队600万多个,拥有不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3500万人左右,三项合计为4250万人。这几乎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的总人口,但其行政经费支出只占全国的5%左右[23]161。而从1952年到1978年,全国农村人口增加了3亿多人,人均耕地面积却由2.82亩减少到1.51亩,出现了几亿农民在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型种植模式下,农地报酬递减、边际收益率下降(甚至为负数)的极端现象。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24]832。因此,“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最终被农民抛弃是符合落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25]508。
(四)“乡政村治”二元体制模式的确立与改革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我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体制的权威基础彻底动摇了,“造成了农村一部分社队基层组织涣散,甚至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致使许多事情无人负责,不良现象在滋长蔓延”[24]853。1982年12月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5条规定:“乡、民族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区域,乡镇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第110条规定:“农村按居住地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从此确立了“乡政村治”二元体制模式。从1983年到1985年,全国共建立起了79306个乡,3144个民族乡,9140个镇和948628个村民委员会、588多万个村民小组[18]366。
但是,这种“乡政村治”二元体制模式,逐渐暴露出了诸多的矛盾和问题。首先是“旧庙刚拆又添新庙,旧人未走又添新人”。如在“社改乡”期间,全国乡镇数量增加了36786个,村民委员会数量增加了23万多个,若按平均每个乡镇配备20名干部计算,需要新增加国家干部735720人;若平均每个行政村配备7名干部计算,需要新增加村干部161万人。这对于当时我国主要以农业税作为财政收入来源,而村级集体经济正走下坡路的现实情况相比,显然是不相符合的。于是从1986年开始直到1996年,全国共减少乡镇数量19617个,行政村数量也减少了接近10万个。尤其是1998年以来,全国平均每天撤并乡镇4个,照此发展下去,预计到2010年全国乡镇数量将减少至3万个左右[26]。正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如此大规模的乡镇精简并没有产生激烈的社会震荡,乡镇改革可与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一起并称为农村改革的三大奇迹”[27]609。
但随着乡镇的规模不断扩大,财政供养人员和行政经费支出却有增无减,“目前我国乡镇一级需要农民出钱养活的人员共有1316.2万人,平均每68个农民就要养活1名干部,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经济负担占40%左右”[28]。其次是乡镇“事权”与“财权”严重失衡。事实上,“我国是一个由中央、省、市(地级)、县(市、区)、乡(镇)5级政府构成的行政体系,越是到了最低一级的乡镇时,政府任务和目标就会呈几何级数增加。这使得乡镇成为一个面对上级,主要完成上级任务的官僚机构”[29]。而“目前我国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1%,财政供养人员却占到全国的71%。尤其是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总支出中,中央财政承担2%,省级财政承担11%,县级财政承担8%,乡镇财政竟然承担了78%”[30],由此造成了乡镇一级政府基本处于“有政无财”的尴尬境地。据农业部199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国乡镇一级负债177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408万元;村一级负债1483亿元,平均每个村21万元,农民人均负债374元[31]。据一些专家估计,目前这一数字很可能已增至6000~8000亿元甚至更多。再次是乡镇“条条”与“块块”分割的现象日益严重。
目前我国不少地方都把“捞油水”的乡镇站所(如公安、司法、工商、财政、税务、金融、邮电、通讯、电力、医药、烟草、粮食、供销社、盐业、城建、土地等)人权、财权、物权收归上级业务主管部门,而把“花钱不得利”的站所(如农技、农机、水利、畜牧兽医、林业、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等)甩给基层管理,结果造成乡镇一级几乎变成了“空架子”。最后是乡镇“党政一体化运作”与“村民自治”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迄今为止,我国乡镇一级仍未摆脱体制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上下组织之间习惯于采取行政措施处理关系,习惯于直接指挥和控制,而不善于运用各种杠杆和利益导向实行间接、弹性控制”[25]637,而“村民自治”既受到地方行政权扩张的压缩,又缺乏必要的财力基础,基本处于一种行政与财政双重压力下的“紧约束”运行状态。因此,我国下一步如何把乡镇建设成为“有活力、有权威、有效能”的地方基层政府组织仍然是一大难题。
二、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整个20世纪,就是国家行政权不断下沉,并将分散孤立的乡村社会整合到国家政权体系的过程”[29]。但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工业体系,造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的严重对立,致使我国建构现代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且反复无常。这充分说明了,任何政党或政府都不可能超越“以农养政”时代的两大规律:一是所谓的“帕金森定律”,即“官僚机构都具有自我繁殖和持续膨胀的一般规律性。因此,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是官僚机构发展过程中惯有的通病”[32]87;二是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即“中国历代的税费改革都是将杂费归并到正税中一起征收,但每次取消杂费后,又会孳生出新的杂费,反而会加重农民的负担,最终形成了‘积累莫返之害’”[33]。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权力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发展”[34]305。
那么,回顾和总结20世纪以来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演变特点和发展轨迹,我们应该从中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呢?
首先,必须认识到,“传统中国的村落,农民历来善分不善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但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建立起超过家庭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因而,他们需要有一个‘别人’来替他们识别共同利益,并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36]166-167。因此,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早在1940年就提出了,“乡土中国要重建,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37]168。可见,“我国现代的乡镇基层政权组织同国家政权组织一样,都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理,在彻底打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国家机器之后,根据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乡镇组织。它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漫长的艰苦斗争过程和激烈战争的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又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的曲折变化和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现行的新型乡镇组织体系。它同党和国家政权组织一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我国人民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伟大成果之一”[24]88。如果不了解这一点,那么就有可能对下一步的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基本方向产生误解。尤其是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了“撤销乡镇”、“乡镇自治”、“乡公所制”、“县政乡派村治”等等政策主张,这不仅表明了人们对乡镇一级政府是“弱化”还是“强化”、是“自治化”还是“行政化”的基本判断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也显示出了人们对乡镇的基本功能和地位认识不清。总之,如何从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国家的角度,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积极探索建设现代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使中央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与乡村治理结构实现有效的对接,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
其次,应当认识到,实行地方基层政府的“善治”,是建立现代乡村社会公共秩序的制度保障。尤其是目前世界上,“地方基层行政单位的设置,一般都是从便于行政和便于居民参与本地管理出发,综合考虑了历史、地理、民族诸因素,根据一个基层行政单位能否有效管理的地域、人口而确定的”[38]341。这是因为,“国家行政权力的触角伸得越深坏处越多,将使基层活力泯灭,甚至发展停滞;而地方行政区划规模过大,又将导致政令不通,行政效率低下。而保持地方基层行政建制的适度规模,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满足农民对公共品需求的制度基础”[39]164。目前,我国总人口的63%、劳动年龄人口的60%、老年人口的66%、少儿人口的70%都居住在农村,如果急于撤消乡镇的行政建制,那么势必将给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多麻烦。因此,我国下一步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把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成为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够有效地领导和管理本乡镇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事务的地方基层政府。”[40]总之,“乡镇”作为我国宪法规定的一种地方基层行政建制,应当保持其行政地域的完整性,人口规模的适度性,管理层级的有序性,职能定位的科学性,机构设置的合理性,人员编制的法律约束性,政权名称的固定性和政府运作程序的规范性。
再次,必须认识到,“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是由该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民族文化传统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等共同作用的结果”[41]。“20世纪的百年史反复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谁抓住了农民,谁就抓住了中国;谁丢掉了农民,谁就丢掉了中国!”[3]213因此,一定要始终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断扩大基层民主政治。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党的一个传统,也是一个重大原则。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农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42]23-24;“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发挥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42]131。这一点是决不能含糊的。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必须克服两种不良倾向:“一是否定党的领导,使村民自治工作放任自流;二是党的组织不尊重法律规定的村民的民主权利和村委会的职权,包办代替”[42]132。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使之成为统筹协调各方和整合乡村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的“龙头组织”;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村庄是生产性的和建设性的”,只要真正体现了“村民自治”的核心价值(即让农民自由、自主、自治的活动),善于把分散的个体农民自愿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才能使基层党组织具有凝聚力和亲和力。
最后,必须认识到,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合理划分乡镇“事权”与“财权”的关系。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了,我国迄今仍缺少界定各级政府“事权”的法律法规,以至造成了乡镇一级政府对所有上级部门交办的事情,哪怕人力、财力不够,也要勉为其难(即“对上负责”);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基本是靠农民自己解决,乡镇一级政府自身缺乏必要的财力基础,根本无法履行其应有的职能(“即对下负责”)。因此,下一步乡镇政府体制改革更多涉及的是对整个国民收入再分配以及财税制度、户籍制度、农民义务教育制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等诸多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如果仅仅寄希望于“撤并乡镇、精简机构、裁减人员”这样的低层次改革,那么有可能将使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再次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恶性循环的陷阱而不能自拔。
当然,“中国农民并不需要强加于他们身上的组织,但是需要他们可以进退自由的互助性、服务性组织,如各种各样的合作社、联系全国的专业组织,能够反映农民诉求的各种非政府组织,这些农民自己的组织或有社会各团体和志愿者参与的非政府组织,有的可以填补政府职能的某些空白,有的可以为农民提供成本更低、更优质的服务。这是我们在改造、规范各级政府职能同时所要进行的另一项长远和重大的举措”[43]。“而目前我国发育新的农民中介组织资源和促进传统组织与新发育组织两种资源有效对接的最大限制因素是,政府职能的定位问题尚未解决,各级政府决策层在组织创新方面的政策供给严重不足”[44]。我国迄今尚未建立起“民主化、法治化的现代农村政治制度;开放、公平的现代农村市场经济制度;科学、文明的现代农村文化制度;赋予农民各种权利的规范的代农村社会制度”[45]8。这是我国“十一·五”期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为此,2005年6月,总理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提出:“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以乡镇机构改革、农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建立精干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切实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整合事业站所,精简机构和人员,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进‘省直管县’的改革试点。”[35]这预示着一场规模浩大、波澜壮阔的农村乡镇体制改革序幕拉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