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结合许多学者关于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历史沿革和西安以及周边地区在历史上园林建筑和艺术发展的脉络归纳，总结西安及其周边地区园林建筑的特色和发展，并浅要分析其对西安当代城市绿化建设的意义。
关键词：
园林建筑；西安；文化传承
西安自古以来就是西北重镇，依托六朝都城，西安及其周边地区的园林建设在我国古代园林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皇家园林到私家苑囿都有典范代表。作为城市生活展开和衍生的场所，研究西安的园林建设文脉对西安现代城市园林绿化的建设都有重要影响以及对中国古典园林的探究都有重要意义。
1西安及其周边园林建筑发展的文化脉络
1.1卷阿园林景观文化
关于西安地区最早园林营造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600年。《诗经•大雅•生民之计》中描述：“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来游来歌”卷中“卷阿”就是今天陕西岐山县西北的凤凰山，周成王曾到此处游历，后来此地有周公庙，庙中有石刻、壁画等，并且常有后人来此进行祭祀、朝拜等各项活动。这种民俗风情场所的形成是早期游乐地的原型。
1.2秦汉上林苑文化
西安古时为汉长安城，基于长安城周围水源充足，气候适宜以及汉代生态环境的完整性，西汉的园林建造生机勃勃，以西汉上林苑最为代表。西汉上林苑是沿用秦上林苑建造的，汉武帝时国力强大，建造上林苑以满足汉武帝的奢望，据记载：“上林苑门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宫十二，观二十五。”除了皇家园林的浩大，西汉茂陵富民袁广汉的私家园林是中国古代私家园林的起源。据记载：此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奇树异草，糜不培植。”并且园内配有激水、山石、楼阁，与后世成熟的园林并无大的区别。
1.3隋唐园林文化
唐代园林文化是中国古典园林及其兴盛之时，唐代园林继承隋唐之前所有园林的长处，园林与建筑的营造更加契合与成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强大，唐代逐渐修建了大明宫、翠微宫、曲江池、大雁塔、兴庆池、玉华宫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园林建筑文化体系。
1.4明清园林文化
长安城的园林和园林建筑的隋唐繁荣之后，在明朝有了新的发展，明代园林的属性更加明确，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文教园林、公共园林在此时更是蓬勃发展。明代引龙首渠、永济渠2条水，为明代市民生活和军事防御提供了方便的同时，也使得明代的园林建设因有了水面的点缀而富有生机和活力。以山水为摹本，虽为人作，宛若天开成为这一时期的造园法则，出现了关中书院、兴庆宫、云居寺等园林建筑和公园。园林建筑与绿化共同构成城市的公共活动空间。明代园林在城内繁盛一时之外在城外园林绿化业可圈可点。明代在城外以护城河沿岸和永济渠沿岸修建了2条大的城市绿化带，在军事防御和城市绿化上有积极的作用，也为今天西安城市的绿化提供了历史参考。
2西安及周边园林建筑发展对今天城市建设的影响
现代西安的城市园林建设中依然继承了历史上长安城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情怀。如今对历史文物和历史风貌保护日益重视，西安在保护和修复历史遗迹的同时，在城市公园景观建设上积极汲取历史上园林建筑的格局和文化元素，其中尤以唐代园林建筑对西安现代城市建设影响最为深远。其中大唐芙蓉园、大慈恩寺遗址公园、曲江池遗址公园都是结合唐风运用现代造园技术实践的典范。以大唐芙蓉园为例，大唐芙蓉园中以亭廊坊桥等唐风建筑群为主，还有围合的精致小院落，其间曲水环绕，茂林修竹，建筑群和景观环境相得益彰。园中还有许多具有历史形态的雕塑小品和实物展示，如拴马桩和石马等。融入古典元素的同时，为了展示西安文化，园中还加入了许多陕西特色的民俗元素，使得大唐芙蓉园的建造在时间维度上具有前进的意义。西安的城市公共绿化在公园小品上继承了大量唐风元素，在街景的绿化和格局上也极具历史风貌，西安道路呈方格网状布局，道路绿化沿用唐代盛行的柳树、槐树，但是现在自然条件的变化及城市建设的需要使得园林绿化困难重重。
3总结
从历史上的园林建设中汲取长处并结合现状提出了几点关于西安城市绿化建设的建议：（1）对现有珍贵树种进行保护，对现有的绿化园林加强治理和管理。（2）结合汉唐城市建设的风貌，对特色植物进行推广和种植例如牡丹等具有历史意义的物种并结合气候和技术对物种进行适当改良。（3）防止千园一面，城市公园要打造独有的特色，可以以不同植物或水景等定义园林特色，增强城市园林公园的市民活力。
作者：刘逸飞 单位：长安大学
一、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平面布局手法
昆明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平面布局基本呈方形，反映了传统文化中崇尚“方正”的思想观念，表现出和谐稳重的哲学思考在传统意识上对中庸思想的追求，这一点也反映在“一颗印”的建筑格局中。从对昆明历史街区传统民居的走访调查中发现，虽然此种建筑形制有一定模式，但可以根据实际地形情况和各家经济条件做出变通。真正平面近方形的建筑布局仅占五分之一，而长方形的建筑布局占到了五分之四，这是因为正房的进深加上厢房的面阔和倒座所致，进深大于正房的总面积。这种建筑布局更加合理与科学，在生活中更加方便实用。首先可调节平面上正房和厢房的房间数，其次是多户人家可组合连接，形成连贯系列的联排样式，有很强的地域适应性特点。历史文化街区的商铺与民居除极少数三层外，基本上皆为两层。临街多为条式建筑，十余开间组成一幢，每五至七开间设一个封火墙。这种临街条式建筑下层多为商店，楼上住人或做仓库，楼梯常设在后部。布局均衡对称，但在平面布局上就有主次、高低之分，且从地面标高和楼面高低的不同就体现出了传统中国尊老敬长的传统习俗。整个一层地面布局由高、中、低三个不同的层面组成，高者正房，居住长辈和新婚夫妇，中者为两厢房，也称耳房，居晚辈和用于厨房之用，低者为天井，主要为生活提供方便，如水井、花台等均在天井里。街区中传统民居建筑一般由台基、墙体和屋顶三大部分组成。台基是基础部分，也是平面布局部分，其布局决定了建筑的布局形式。同时天井也是收集雨水、排水的主要渠道，故天井下通常都有排水沟，有的排水口上用石材做成铜钱图案的地漏等形式，雨水顺房檐而下，沿排水口流入阳沟或是阴沟，昆明人把这称之为“财源滚滚”“肥水不外流”“老天降福”和“四水归堂”，反映了百姓对水的尊崇，同时也反映了水对百姓生活的影响。昆明城市历史街区民居建筑的平面布局与昆明近郊典型“一颗印”民居虽然相似，但不完全相同，不同点有三个方面：一是正房至少有三开间向内院露明，内院尺度较大；二是楼层多为跑马转角楼，多了两侧厢房的走廊；三是二层房间每间后墙各开一个窗户，对外不完全封闭。这些都是适应近代城市生活需要所致。因此，街区中的民居因平面上的方整，虽也可泛指为“一颗印”，但又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典型的“一颗印”民居。所以说，建筑的平面布局反映了人们对传统思想的传承，但也有不断创新和不断变化的痕迹，从中折射出的是实用与寄托。
二、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临街立面与大门样式
昆明历史文化街区临街铺面建筑的造型特征是老昆明传统商业街的典型体现。传统商业铺面沿街立面大多属于两层直落式类型。这种类型由于两层直落，屋顶出檐较深，一是为了减少雨水对底层门面的侵袭；二是造型比例的需要。为此，檐下常有多层花板罩面。如何避免单调则显得尤为重要。此时，需处理好上下层门窗的形式与比例以及招牌的布局，如处于景星街口的知名中药铺“福林堂”商铺，三层直落式的立面极为简单。然而其将下层窗与上两层窗的形式做了不同处理，取得了变化，是一个既简单又富有变化，既统一又有所对比，处理得非常恰当好处的立面实例。整个历史街区中民居建筑的大门是院落与外界连接最重要的出入口，是整个建筑外观处理的重点部位。大门既能单纯地呈现为一座相对独立的建筑形制，又是一间屋的形式，可以说是屋又是门。门前的石阶称为“将军石”，大多为整石铺就，长的有3米多，而且多为一台、三台等单数。门头上有小的坡檐，并用砖瓦封闭檐口。门上的局部木作加工精细，大门上部的屋顶一般多为硬山式。门墩内侧一般有左右两方形檐柱支撑，形成外门框，两柱间通常用透雕挂落，装饰多为吉祥图案。门槛下为方形门枕木，整个大门与倒座形成一个整体，协调、美观、实用，极具地方文化特色。大门的形式与尺度最能反映出该院民居主人的身份、地位及经济水平，有的简朴（仅有一披檐，无甚装饰），有的华丽（门头以木构梁架承托筒板瓦屋顶，檐下多层花罩装饰，门脚有时还以精美的石雕线脚装饰）。同时，昆明许多民居的大门也最能反映出其受外界近代建筑影响的程度，也集中反应了多元文化在此交融的特色。例如小银柜巷8号的大门门楼运用了近代风格的拱门、石雕及贴面瓷砖；套院中的四合院门楼装饰花纹极其丰富细腻，整座院落是由外院和两个内院构成的，外院明显有西方建筑文化风格的痕迹，但细部又结合了中国古典纹样。其中最别致的是门的样式，外门分隔成四个高大的圆柱支撑，中间部分为石拱门，顶部中央弧拱，每一侧有三个弧顶依次落下。由外走进内院有两扇门，右边一扇装饰最为精美，顶部上方雕刻着金色花样，围着一圈古典花卉纹样。下面是一条有很强立体效果的装饰浮雕，整体中间刻有梅兰竹菊的腰线。门下段沿拱门和柱脚有华丽的浅浮雕，细节重点仍是中国的古典装饰纹。街区中传统民居建筑的大门形式大多流露出受汉文化影响的痕迹，更由于百姓深信风水文化，故有诸多忌讳，主要有大门不能正对道路，大门对面不能有其他人家的屋脊头对着等。或者在门头画太极八卦图，还有的是在大门头上栽种仙人掌，以求辟邪吉庆，或是在大门的顶上安放一只瓦猫或是石狮子，这些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祷。
三、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回廊形式
廊是四合院式建筑内部相连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室内与室外相连接的一个重要空间。其宽度往往决定了建筑的空间尺寸大小，反之，从廊宽可以看到建筑的规模。昆明历史街区民居建筑的廊又被称作“游春”，即上有在一、二层建筑之间形成的腰厦避雨，下有高出天井的走道所形成的廊，人们可在雨中自由穿梭，让生活起居变得较为便利。同时又起到了对建筑的保护作用，使一层建筑外檐门窗、墙基免受雨水侵蚀。腰厦作为建筑的构成部分，是一个储藏的重要场所，用于储藏日常用品及衣物等，方便了生活，是一个相当实用的建筑构件，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装饰性。腰厦的梁枋穿出檐柱，并且由垂柱连接，形成较为稳定的结构。垂柱往往多做成灯笼式样，也有做成莲瓣纹的，具有一定的艺术性，也是人们尊崇佛教、信仰佛祖的文化心理在建筑艺术上的反映。廊同时也是一个家庭相互沟通的重要场所。能同居一院的往往是中国式的传统大家庭，人们更习惯于家族式的生活方式，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技能的培训等都可能通过此地完成其功能，也可享受阳光或静看雨水来临。无论怎样，廊作为建筑的一部分除了具有遮风挡雨、保护建筑的功能外，还具有文化功能，能使人增进了解，传递文化，同时也是一个休闲场所。廊作为民居建筑类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狭而长，上有腰厦遮顶，不做居所而为通行之用。除了人文环境外，跟昆明的自然环境也有一定关系，尤其是正房前的单层檐廊连接着正堂，并成为家庭里的主要活动空间，几乎所有的生活、饮食、家务活动都可以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是人们的共享空间，且在发挥联系院落空间与正堂空间上有着重要作用，同样成为家族生活交流的主要空间，有特殊的建筑文化作用。
四、昆明历史文化街区民居建筑门窗样式
昆明历史街区由单体传统建筑组成院落，由院落组成建筑群，由建筑群组成街巷。这种建筑从建筑文化方面讲，门窗的造型和数量是建筑等级、主人社会地位、身份及经济状况的直接反映，门窗在古代也是按一定礼仪制度、规范来设置的。同样，透过门窗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一般来讲，院内的门窗开得相对多且大，也更具艺术性。门窗不是直接固定在柱梁之间，而是通过构件，左右竖立的抱框紧靠柱子排列。正房作为院落中最重要的建筑，其门窗的规格也相对要高些，多用六扇槅扇门，槅心多为双交菱花图案，裙板、绦环板多雕花草及福、禄、寿、喜等图案。二层正房通常多用六扇双交菱花的槅扇窗，描金浮雕和裙板上的花鸟虫鱼以及飞禽走兽。一窗一画、一画一窗的木雕花窗以及门口的花瓶式柱础都吻合了旧时市民祈福的心理。一般厢房的门窗相对于正房要简单些，并且两厢房的门窗是对称相同的，一层的槛墙多为土墙，也有用木板壁的，槛窗多用简易且可拆卸的木板窗。二层厢房多用双交菱花窗，也有用简易的直棂窗的。倒座一层因是通道，故只有二层有窗，通常多为六扇双交菱花窗。木槅扇门窗的雕饰非常精美，构图严谨，有漏雕、浮雕等多种形式，油漆也有清漆、金粉漆等不同做法。其繁简、油漆与雕刻水平可以反映主人的身份、地位及富有程度。从门窗的装饰艺术、设计制作上可看出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背景。当然，多元文化融合的风潮在文明街民居建筑的门窗上体现得最为典型，在此风潮中，商人与前沿文化接触较多，加上有机会接触到国外文化，他们的房子建造更有着外来文化的痕迹。比如文庙直街103号院就是功能与艺术、东方和西方文化相融合的最好案例。正房一楼的门和窗户是木制框架结构，底部用山墙砖石做维护墙，砖上还雕刻着中国兰草竹结。六扇门的形状还是传统的木门样式，周围有四福呈祥古典花纹雕刻，绦环板上浮雕图案就比较类似于西方铁艺模样，是云南本土艺术装饰风格和西式文化元素、功能性和装饰性的完美组合。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传统街区的建筑中比比皆是。20世纪初的昆明，由于英法的入侵，滇越铁路的开通，加速了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联系及欧美国家之间的往来，昆明一度成为国内面向东南亚各国交流贸易的窗口。对于西方风潮冲击下的昆明来说，虽然中国传统装饰手法有一定的发展和演进，但占主流的仍是中西文化大融合的结果。
五、结语
从昆明城市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的构造特点中可以看出，人类的居住方式历来都是和自然及城市发展联系到一起的。通过以上几个方面对昆明民居建筑形式的分析研究可以明显看到多民族融合的特征、城市的形成和商业的发展带来的多元文化影响住宅的平面形式、空间组合和朝向的关系，并融汇于地方性生态环境中。传统的街区、宅院、门楼都反映着地域性历史民居建筑的特征与兴衰，是多元文化兼收并蓄、融合发展的物化表现，成为代表旧时昆明城市风貌格局的典型历史遗存，并表现出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反映了人们的观念认识和价值取向，表现出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旧时社会习俗等诸多要素。加之室外空间的天井、建筑装饰、雕刻技艺，每一处体现得都是地域性民居的特征，在造型符号上极大地丰富了民间传统艺术形式。昆明城市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建筑形制更反映了传统人文的智慧和生活的哲学，通过建筑空间的内在形式对居住使用者的行为产生了约束和规范，在潜移默化中维系着家庭观念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宗教信仰，反应了当时城市居民社会文化生活的品位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者：邹洲 单位：云南艺术学院设计学院
1定远营的营建
对定远营兴建的研究分析，清代定远营建设之前，该地区称为“葡萄泉”，曾为清政府的军马场，称“御马圈”。1726年清代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营建定远营，1730年竣工并刻碑，定远营的建筑历史在碑文中得到佐证。碑文中提及定远营所在的贺兰山地区是“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且形势扼瀚海往来之捷路，控兰塞七十二处之隘口”等原因，“奏旨特设一营，名曰定远”。该地区是清朝北方的屏障，通往西北沙漠的咽喉要塞，邻近宁夏地区，遥望新疆哈密、巴里坤。在军事、交通上的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岳钟琪在该地区请旨设军营。同时，清初蒙古各部落占据着漠南、漠北、漠西地区，康熙三十五年漠南、漠北蒙古均已加入清政府，而漠西蒙古只有和硕特部落加入，其余部落有的与清朝对立，有的虽并入但还有“放抗之心”，定远营的营建起到了对蒙古部落的有效控制，也促进了清朝边疆的稳定。
2定远营社会文化背景
1731年清政府将其赐给为维护西北边疆稳定而做出卓越贡献的和硕特蒙古王爷，入住这里的第一位王爷是二代扎萨克王阿宝。清政府在蒙族地区实行盟旗制度，册封蒙古贵族，这是清政府维护边疆稳定的一项重要政治策略。定远营内的绝对领导者扎萨克蒙古王爷是政治、宗教、军事三位一体的绝对领导者。“扎萨克”是清政府赐予的爵位，蒙古语为“治理”。定远营地区的蒙古族主要是和硕特蒙古族，其八代九王（加上民国末代王爷达礼扎雅为九代人）中七代人与满清皇族联姻。和硕特部落世代与满清皇族联姻，这是清政府恩威并施的抚绥政策。清统治者为阿拉善王在京城之中建有府邸——阿拉善王府，蒙古王爷和福晋会频繁的往来于北京和阿拉善之间，带来了京城地区先进的文化与营造技术，甚至直接带来京城的建筑工匠，民国时期定远营有“塞外小北平”的美誉。邓小平同志曾说过：“20年代，我从苏联回国，经过蒙古国，到过定远营，那可是个好地方，一座了不起的城市。”这座了不起的城市有哪些建筑特色？
3定远营古城布局概述
3.1定远营周边自然环境
几百年来定远营的山脉水系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定远营的山脉是贺兰山余脉，城内将近一半的面积都是山体，地势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城北最高处的喇嘛庙山，占据了城内制高点，可观察城内外情形，同时也供王爷及官员祭祀用。东部高低起伏的山体为防御营造创造了先决条件，军事防御体系的营建与山脉走势密切相关，东城垣结构体系建在山脉之上，东北角伸出一段墙体修建角楼。城北深约6m左右山沟为北部的防御提供天然屏障，定远营周边山体共修建有6座营盘驻扎军队，战争时期提供有效的军事支援。定远营的水系均发源自贺兰山，城南有三道河沟，城北山沟内也有河流，河沟处形成的涝坝可以有效灌溉农田。定远营民间一直流传着关于山脉水系的风水说，定远营处在城南南梁山与城北后营盘山之间的盆地，俗语“二龙戏珠”。同样，城南三道河沟与南城门伸出的南大街形成汉字“王”，定远营城垣结构体系与城内喇嘛庙山构成“白”，上白下王为“皇”，当然这些也只是民间流传的说法。
3.2城市格局
定远营的营建主要为了军事防御，城市受当时制度要求规模较小，城垣体系范围内为18ha。建造者将长远发展放在了城南的三道河地区向南延伸，这也是今天巴彦浩特镇的城市发展轨迹。这一时期城内主要建筑有参将衙署、军营、城隍庙、三世佛殿等。1731年和硕特蒙古王爷入住并对此开始了长达200多年的统治，自此开始进行了如火如荼的城市建筑，参将衙署成为阿拉善王府，三世佛殿由汉传佛教性质转变为藏传佛教，日后成为阿拉善地区八大寺庙之一。至全国解放前定远营拥有了行政、军事、宗教、居住、园林等多种建筑类型。阿拉善王府建筑群位于城市东南，包含了西路、中路、东路、新官邸区和花园，占据了城内近一半的面积。值得一提的是古城拥有儒教、佛教、道教丰富种类的宗教建筑，王爷家庙延福寺位于城市中央的重要位置，是城内最大建筑群，这与清朝在蒙古族地区对藏传佛教的大力提倡密切相关。城内城隍庙是除延福寺外最大庙宇，孔庙、关帝庙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坐北朝南的定远营魁星庙位于东北角，此外在王府内建有马王庙、娘娘庙，南门翁城内有南天门守护神赵公明的财神庙，建在山体之上的东侧城台之上有山神庙。剩余西北的大面积空地供王爷近亲、官员居住的居住建筑，民国时才开始有商业大亨入住。
4多元建筑文化影响下的定远营古城
4.1中原传统文化的体现
在华夏文明的土壤之上营建的古代城市一定受到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定远营建成之初便由汉族将领川陕总督岳钟琪请旨兴建，督理由侍郎通智担任。王爷会直接从京城之中请来工匠修建定远营，因满蒙联姻的缘故，王爷、福晋及其子女有大量时间在京城居住，促进了定远营对汉地京城文化的吸收。定远营所在阿拉善地区从汉代开始就有汉族人活动，受自然地理条件的苛刻限制，该地区不利于农业发展，很长的一段时期没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入。直至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因清朝的边疆政策，甘肃、绥远、山西、河北、宁夏等地汉族人迁入阿拉善所在的蒙古族地区谋求生计，虽人数并不多，但汉族人对定远营建筑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原传统建筑文化在定远营的营建中体现在很多方面，城市营建遵循堪舆理论。定远营内有三教同奉的文化特点，这是中华传统文化对宗教包容性体现。藏传佛教寺院延福寺前身为汉传佛教寺院，明代便兴建了三世佛殿，蒙古王爷入住后，因与藏传佛教的渊源、清政府的大力推崇改为藏传佛教性质，整体布局以中轴线贯穿的，符合汉式寺院的对称布局方式。结合起伏的山势定远营城内、外兴建有多处花园，城内的王府花园、城外的东、西花园都有对中原地区园林跌山造景文化精髓的模仿，这些园林的营建在阿拉善地区是从无到有的重要历史阶段。城内民居区的街巷布局规整，至今保留有清代、民国时期的街巷肌理，民居区布置牌坊，是主要民居组群的入口处，同时也布置在城隍庙前，作为其前导空间，匾额写有“神明电照”四个汉字。六代王爷之后的丧葬习俗采用了满汉结合方式，改用棺椁和土葬，葬于阿拉善王陵之中。
4.2和硕特蒙古文化的体现
1686年定远营附近地方划定为和硕特部落牧地，1731年王爷入住定远营，和硕特蒙古部落开始了由游牧转向定居的生活。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218年间，蒙古族深深影响着古城建筑文化。城内的和硕特蒙古族大部分是王爷近支，和硕特部为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先祖为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为黄金家族。和硕特王府墙体四周为白色，因此有“沙漠白宫”的美誉，这与蒙古族文化中对代表圣洁的白色推崇有关。定远营兴建初期，并没有足够的固定式建筑供给居住，蒙古族传统的民居——蒙古包会融入到当地居住建筑中。蒙古族人以西北为最为尊贵的方位，在此方位会供奉祖先牌位、古代神灵，王府家庙——延福寺庙位于王府西北，中路的先祖祠同样位于二进院院落西北侧。在延福寺庙以北的喇嘛庙山上每年正月十五日之前都会举行特有的宗教活动，将阿拉善和硕特旗的腾格里战神或者苏勒德腾格里挂在旗杆上，进行祭祀。与中原汉人不同的是北方民族以西为尊，西侧建筑地位高于东侧；以武为大，武官地位高于文官，体现在王府中路行政建筑的布局中则是武官于西侧办公，文官于东侧办公。和硕特蒙古人居住的四合院正房招待贵客、寺庙喇嘛诵经、举办婚礼等活动场所用，西厢房为一家之主住所，东厢房供老人、孩子起居。院落布局及单体建筑构件高度效仿北京四合院，院落由正房、厢房、院门及院墙组成。但与北京四合院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宅门位于中轴线上直对正房，与蒙古人热情开放心态有关，当地比较有特色的是马鞍形门楼，因该地区风沙强，昼夜温差大，无倒座。
4.3满清皇族文化的体现
和硕特王府中路行政建筑的前身为1730年竣工的参将衙署，《大清会典》工部有记载：“各省文武官皆设衙署，其制：治事之所为大堂、二堂，外为大门、仪门，大门之外为辕门；宴息之所为内室、为群室，吏攒办事之所为科房，大者规制具备，官小者以次而减，佐贰官复视正印为减”，“按察使司及府、厅、州、县署，署侧皆设库狱；教官署皆依放明伦堂；各府及直隶州皆设考棚；武官之大者，于衙署之外，别设教场演武厅”。中路核心建筑为大堂——迎恩堂，面阔五间，有抱厦并月台。衙署建筑具体规制在《钦定大清律例》卷十七“礼律仪制”中规定：“房舍并不得施用重拱重檐，楼房不在重檐之限”，“三品至五品，厅房五间七架，许用兽吻，梁栋斗拱檐确青碧绘饰，正门三间三架，门用黑油，兽面摆锡环”。参将为正三品武官，定远营衙署正门面阔三间，厅房——迎恩堂面阔五间，这些符合《钦定大清律例》的规制。1731年清政府将定远营赐给和硕特蒙古王爷，参将衙署沿用为和硕特王府中路建筑，并没有改变其建筑规制。此后修建的东路、西路辅路建筑遵循清代法典对王府的规制。《大清会典》中将蒙古各部落的封爵制度按八个级别划分，级别高低顺序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塔布囊。对每个级别都做了详实的规定，《大清会典事例•工部》：“禁令：顺治初年定，王府营建悉遵定制。如基址高或多盖房屋者，皆治罪。”《大清会典》对郡王府规定：“正门五间，启门二”，“正殿也五间”，“翼楼皆五间”，“后殿五间”，“后寝五间”，“后楼五间”，“殿不设屏座”。和硕特王府正门沿用参将衙署时期的三间，而没有改建为五间，而新修建的东路寝殿二进院正房、三进院正房为五间。清政府也为和硕特蒙古王爷在京城建有阿拉善王府，供蒙古王爷和福晋居住。
4.4藏传佛教文化的体现
定远营与藏传佛教渊源颇深，1642年(明崇祯十四年)和硕特部落首领固实汗驻藏并扶持藏传佛教，1686年，和罗理借达赖喇嘛之言上书请赐牧地。和硕特部第二代王爷阿宝曾经奉其父和罗理之命，护送达赖喇嘛回西藏并统兵驻守西藏四年，将青海的甘珠尔经和宗喀巴佛像带回。阿宝入住定远营后将定远营内一座汉传佛教属寺三世佛殿改为藏传佛教寺庙并大力加以倡导——即延福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1716年至1746年间在阿拉善地区传教三十年，期间曾到过定远营延福寺，这些交流活动大大促进了蒙藏的文化融合。清政府出于政治的需要在蒙古地区对藏传佛教的大力扶植和利用，对藏族佛教文化的传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乾隆认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民国时期阿拉善的藏传佛教寺庙已达40座，形成了以八大寺庙（包括延福寺）为主的阿拉善地区藏传佛教寺庙体系，定远营东郊的雅尔庙也是藏传佛教性质。阿拉善地区的各大寺庙广为流行“查玛”活动，是藏传佛教驱魔辟邪的一种宗教活动，反映了信徒祈求吉祥的愿望，意为凶煞的舞蹈，融合舞蹈、音乐、诗歌、美术的宗教艺术形式，具浓厚的艺术色彩，通过视觉感官传授佛教思想。延福寺山门前是举行“查玛”庆典活动（跳布踏）的广场。延福寺举行的吊唁和出殡仪式非常隆重，各大寺院的喇嘛都会来此念佛诵经。现存藏传佛教延福寺保留相对完好，建筑布局中将汉式寺院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改为藏式风格的大经堂，这样的布局手法常见于蒙族信仰藏传佛教地区（图16）。大经堂的平面更多体现藏式建筑特色，“回”字形的布置，提供了求佛转经的通道，是藏传佛教重要体现，同时底层至顶层的平面形式有较大变化。建筑造型为汉藏混合式，屋顶将传统的歇山顶与藏式平顶相结合，在细部处理上也体现藏式建筑特点。
4.5回族文化的体现
清乾隆年间最早一批的回族人来到定远营地区，是当时第三代王爷罗布藏多尔济随征新疆带回的哈萨克降卒，俗成“缠回”，归化后随旗人风俗，回教信仰不变。其余大部分回族人为周边宁夏地区来此从事商业活动回族人，逐渐定居于此。定远营的回族人主要集中在城南三道河沟地区。定远营还有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被称为“蒙古回回”或“缠头回回”，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的源流有三种说法：其一，据说元末明初西北地区蒙古族就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从新疆迁徙到阿拉善地区宗教信仰不变；其二，第二代王爷阿宝康熙年从青海迁徙到西套时，带回了青海西宁的“蒙古回回”百余人；其三，第三代王罗卜藏多尔济征战新疆而带回了哈萨克族的降卒，他们与蒙古民族相处和睦，后加入蒙古部落成为蒙古人，但伊斯兰信仰不变。民国时期，最初的礼拜堂是在三道河商业区的万盛店中两个房间中。后建了伊斯兰教建筑两处，第一处是1929年在商号万盛店院内由回民集资修建“下寺”也称“老寺”，位于三道桥以南。1941年因伊斯兰教信仰的人口规模不断壮大和教派的区别，便在南梁顶东沿建设了第二处伊斯兰教建筑，称“上寺”或“新寺”。除了人口的流动因素外，行政上也曾两次隶属于宁夏：1376年明朝始置宁夏卫，控制范围包括定远营所在地区；1928年-1954年属宁夏省。相似的地理气候，也容易使两个地区的建筑形制相互借鉴，宁夏地区的建筑文化逐渐融入当地，主要体现在单体建筑形制上，定远营内的建筑大多厚墙、平顶、土坯材质、屋内布置有火炕，在民居中表现尤为明显，这些都是宁夏地区建筑的典型特点。
4.6西方文化的体现
1864年（同治三年）罗马教皇非法指定清朝的蒙古族地区为“圣母圣心会”教会的宗教传播范围，属天主教，这使得阿拉善地区天主教的势力迅速增大。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基督教牧师马衣山来到定远营传道。1926年瑞典人基督教牧师浦博爱及妻子李美玉来到定远营传教。1938年-1944年，定远营信仰基督教民众已有百余人。有记录可查的定远营的基督教建筑为牧师浦博爱及妻子李美玉1926年（民国15年）建造的福音堂。在民国时期“洋居风尚”盛行的大环境之下，蒙古王爷和福晋往来于北平与定远营之间带入了西方建筑文化。西方建筑文化因传入时间较短，城内西方文化影响下的建筑风格主要体现在王府群落中改建、新建的建筑单体中。东路一进院的东西厢房的檐柱民国时期改建为欧式风格，柱子伸出屋面之上，柱头有装饰，材质为石材。1931年二进院的大殿正立面改建为以“延年益寿”为主题的欧式风格，立面三段式，青灰色砖石砌筑五个连续的半圆形拱券门，檐柱高出屋面，柱身有排水设施，拱券之上的山花纹样各不相同，有仙鹤、植物、仙鹿、宝瓶、莲花，立面写有“益寿延年”四个汉字。1943年末代王爷达理札雅兴建的新府邸建筑群落，现仅存的寝殿是一座集居住和办公功能为一体的建筑，无论是平面布局还是立面造型均具有浓厚的西方建筑文化色彩，这座寝宫仿照了京城中阿拉善王府中的一座二层建筑，因主客观原因只建了一层。材质为青灰色砖石，平面“凹”字形，突出部分为八角形，平面左右基本对称，中间南北向走廊贯穿，房间沿走廊东西两侧布置，四个直通室外出入口，主入口位于中轴线上，立面三段式，突出八角形部分为平屋面，设有排水构件，主体屋顶为悬山顶，中西合璧建筑风格。
5结语
在实地调研踏勘中发现，由于人们文物保护意识的不足及年代久远，定远营内的部分古建筑残损严重，希望各界投入科学力量和资金到定远营古建筑的保护中。定远营是一座有着丰厚建筑文化遗产的古城，但因地处西北边陲古镇，并没有得到外界太多的关注，希望本文能够让定远营被更多人所熟知。定远营建筑吸收了如此之多的文化：清朝礼制制度、藏传佛教文化、蒙古族风俗习惯、汉族建筑文化的大统思想、回族文化、民国时期传入的西方文化，这些文化在这座西北边陲古城彼此融合、转化、补充，映射出和硕特地区特有的建筑文化理念。本文针对定远营古城保护发展中所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并未提及，希望古城的修缮与重建过程中能满足历史诉求的表达，并能促进古城持续长久的发展下去仍然是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如何更深入的研究古城历史建筑资源的保护，使得古城建筑历史价值得以保护和延续，仍待广大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王卓男 王敏 李志忠 单位：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中冶地建设集团三河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承袭中式传统，现代的中式家居风格仍然对住宅的细节装饰非常讲究。特别是面积相对较小的住宅中，甚至达到移步变景的效果。传统住宅所采用的建筑构件如砖雕、门墩和窗棂等，也常常被用作局部的装饰，从而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永恒之美。中式风格家居中，常常有各种不同的饰品被用作装饰点缀。这些饰品除了前文所提到的砖雕、门墩和窗棂等，还包括式样繁多的布艺、装饰画、灯具以及绿色植物等。其中主体装饰物仍然是宫灯、紫砂陶和中国画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饰品，在空间布局中能起到点睛之用。
相比于中式家居对文化韵味的一贯追求和复杂化的风格，西方的设计风格更加追求单纯的外形、鲜明的色彩和简明的造型。纯粹的西式设计风格在细节上的要求苛刻而严谨，例如在吊顶、天花板的描金设计，但是在造型和色彩上更加符合现代快节奏的生活要求，风格趋于金属化和简洁化。现代西式设计风格则显得随意而简单，例如在色彩的组合上，淡黄色的壁纸，纯西班牙式的蓝色、蛋黄色家具，搭配不同的材质如现代油画，旁边摆放古典雕塑或石膏像，这种无规则的搭配，能给人以随意的舒服感。纯粹的西式文化在中国的室内设计中的应用并不广泛，但是随着国际家居装饰潮流的发展趋于简洁化和金属化，富含丰富文化气息的中式风格也在渐渐融入简约的西式风格，体现出繁复华丽与精致简约的融合。
家居中的客厅是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最好的经典场所。极富中国风的屏风摆放，配以新型沙发，加上中式传统木质家具，点缀埃及装饰；中式传统木质家具搭配现代风格的油彩，玻璃餐桌搭配中式木椅，设计风格别具一格，经过对色彩、形体、材质等各方面因素的深入推敲，精心布置，使室内构图丰富而和谐。西式壁炉，加上西班牙式的雕花处理，西式油画，在旁边摆放八仙桌，这样的中西式混搭是现在室内设计中较为流行的。在现代中式家居中，加入西式元素的处理方法，对墙面的运用较为抽象化，在边桌上摆放佛头，加上中式灯具的点缀，配合新式简约风格的沙发，加上茶几上的盆栽和杯具的配饰，整体给人以协调感。
可以说，中西合璧的设计风格是现在较为流行的室内设计风格。总结目前国内室内设计的流行趋势，主要有三大主流，即以原木为特色的富有质朴感的自然主义，流露出高贵气质的贵族风范主义和低调简约的简洁主义，其中又以自然主义风格的运用为最多。自然主义所讲究的是纯朴的自然气息、追求返璞归真的感受，因而在家具的选择上主要采用松木、枫木等原木家具，能够给人以清丽的舒适感觉。此外，设计中体现古旧的质感以及大自然的沧桑感，也是自然主义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对配饰材质的选择上，通常纯天然的材质更受欢迎，例如麻、藤、草、木质的装饰品能最完美的体现自然的气息；在室内空间里会避免出现工业气息浓重的材质，对门窗材质的选择上会采用原木材质，这样能够与屋内的原木家具完美融合，产生浑然一体的感觉。此外，开关插座也可选用原木系列的材质，使室内每一个细节都能给人以纯天然气息。简洁的欧式风格加上中式品味的实用装饰能更好地迎合中国人的口味，而且在设计的要求上也并十分严格，简欧风格只要求具有欧式装修的元素符号在设计中体现即可，例如欧式门、罗马柱的运用等。
中国室内设计的现状及问题在我国，由于商业目标驱动、经济预算的限制和行业干预等因素的制约，造成室内设计与建筑设计的联系被阻断，室内设计师和建筑设计师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再加上许多室内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一味地追求设计的个性化，不能有效的理解建筑设计师的意图和建筑作品的内涵，导致建筑风格和设计风格的严重脱节。然而建筑物整体的文化气质实际上是由室内设计和建筑设计共同构成，建筑风格和设计风格的脱节会导致建筑风格的畸形，无论对于建筑设计还是室内设计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因此在设计过程中应加强室内设计师与建筑设计师的交流。
建筑设计中的外部造型、内部空间划分、整体结构等，都为室内设计提供了存在的必要条件和更多的可能性。室内设计中的功能布局、空间氛围、家居装饰等则完善了建筑物的整体功能。
作者：杨柳 单位：广西华蓝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图书馆建筑文化概述
1．1图书馆建筑文化图书馆建筑文化是指某一图书馆建筑所展现出的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建筑思想、理念和情感［4］，它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民族性。
1．2图书馆建筑文化的历史沿革古代西方图书馆建筑以三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最为著名，从零星的史料中可大致看出其建筑风格与神殿相似。中世纪以来，西方图书馆的建筑风格具有了明显的欧洲特色，并且以教堂、修道院、大学联系紧密，外观高大宏伟，体现出一种庄严神圣的建筑文化。以上两个时期的图书馆建筑具有封闭性［5］，而近代图书馆由于经历了从藏到用的思想的转变，图书馆建筑文化也随之向多元化、人性化发展［6］。国外著名的图书馆建筑有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建筑也可称为藏书楼建筑，往往与宫殿、寺院、书院、私宅等建筑融为一体，建筑秉承传统儒家思想，内部结构方正，布局对称，体现的是一种沉稳、朴实、庄重和“天地人和”的建筑文化。从20世纪初中国出现公共图书馆开始，图书馆建筑也突破了藏书楼的模式，增加了阅览室等读者活动场所，藏阅并重。建筑风格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和谐包容的建筑文化，又融合了西方开放人本的建筑文化特征。20世纪80年代开始，图书馆建筑发生重大变化。从封闭空间转变为开放的形态;从注重藏书到以人为本的建筑环境;从单一的建筑风格到营造富有文化艺术神韵的自由化、多样化氛围。代表性建筑有国家图书馆，深圳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7］。
1．3现代图书馆建筑文化现代图书馆建筑文化也是与现代图书馆服务理念一脉相承的。充分满足读者的需要，实现舒适便利的建筑环境成为现代图书馆建筑文化新理念的核心要素。主要表现有:人性化的建筑设计，先进的技术设施，多元化的建筑功能，新颖化、有特色的外形艺术。总之，现代图书馆建筑正在将审美性与实用性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向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实用功能，外形与功能完美融合的方向发展。21世纪以来的图书馆新馆建筑在外观上更加新颖，功能上更加完备，代表性建筑有美国西雅图图书馆、德国赫顿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等。
2融合服务理念的图书馆建筑文化现状分析
笔者选取了两个2000年之后建成的图书馆予以分析。其中，上海浦东图书馆代表了目前中国图书馆的发达水平，陕西省图书馆能够代表西部省级图书馆的发展状态，前者采取网络调查，后者采取实地调查。通过这两个2000年后的新馆的情况，对其建筑文化中是否融入了服务理念，效果如何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2．1案例1———上海浦东图书馆
上海浦东图书馆秉承“以人为本，文化立馆”的服务理念，建筑文化呈现多元化、生态化、人性化的特点。首先，其建筑造型为“悬空大书柜”，内部采用“全开放、大开间、少间隔”的藏借阅一体化布局，装修风格为图书馆整体营造出“书山、浮云、栈桥、空中花园”的氛围［8］，力求将现代感与文化感相结合，体现多元化的建筑文化;其次，新馆的外部立柱采用清水混凝土结构，绿色环保，内部采用冰蓄冷技术节电制冷，双层呼吸式幕墙对流空气，体现生态性的建筑文化;而人性化的特点从整体布局到具体细节中都可见一斑，例如阅览区的大台阶造型，读者可坐在上面读书;扶手电梯、直达电梯，楼梯的合理安排，同时设有坡道，方便残疾人通行;还有读者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开关阅览桌上的小台灯。浦东图书馆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为了营造“书山”的文化氛围，书架设置过高，造成高层的书取阅困难。第二，连接三四楼借阅室的楼梯台阶有两种高度，中间落差低，两边落差大，且没有扶手，会造成老人、儿童的安全隐患。
2．2案例2———陕西省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以“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真诚服务读者”为服务理念的核心内容，力求传达出兼具历史感与现代感的建筑文化。外观主色调为米色，楼群的顶、檐、柱等部位设计为唐代建筑造型以展现古风，半开敞的广场形态又给人以开放的现代感。同时，为了体现实用性和人文关怀性，图书馆将借阅区和辅助功能区(报告厅、多功能等)的入口通道与借阅区隔离，以防影响阅读环境。针对弱势群体，图书馆设置有残疾人专用坡型入口、残疾人专用电梯和卫生间、以及视障阅览室。在实地调查中，笔者在观察中和与读者的交流中还发现了陕西省图书馆的一些缺陷。第一，主楼的借阅区只安排了楼梯和直达电梯，没有扶手电梯，并且直达电梯每层只有一个，等候时间长，老年人使用不便。第二，自习室的空间较小，几乎所有来省图自习的人都有排队抢座位的困扰，而且自习室与楼梯之间没有设置专门的通道，馆内人员走动、交谈、打电话严重影响其他人读书。第三，通风换气设施不够完善，馆内稍显闷热。
2．3案例综合分析
2．3．1对两馆的比较分析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2000年之后的图书馆新馆建筑无论是在造型上还是功能上都有了更人性化的特点，建筑文化中也有意识地融入了服务理念，主要表现在:(1)两馆在外观上都体现着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浦东图书馆凸显了海派文化的开放性、交融性、创造性的特点和都市应有的现代感，陕西省图书馆蕴含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与时俱进的进取特色。(2)两馆都注重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处处融入建筑中。全开架式的布局能够满足读者以用为主的需要;合理的功能分区满足了读者多样化的需求;另外，两馆都考虑到了弱势群体。从图书馆建筑的角度来说，陕西省图书馆与浦东图书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如读者空间有些狭窄，不能与实际到馆的读者人数相称;楼梯、电梯等辅助设施安排过少等。这也反映出了现今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图书馆建筑差距的主要原因，如资金的限制，观念的落后，政策的差异等。
2．3．2存在问题
从以上两个案例中可以看出，现代图书馆建筑在融合服务理念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1)建筑文化中虽然已经融入了一些服务理念，但只局限于建筑设计中，并且大多数是从建筑学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图书馆学读者服务的角度出发。(2)建筑文化只关注了审美性和艺术性，没有考虑到实用性，或者说是在审美性与实用性发生冲突时舍弃了实用性，造成图书馆建筑的“只求奢华，不求实用”。
3将服务理念融入图书馆建筑文化的实现方式
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笔者认为，要将服务理念很好的融入到图书馆建筑文化中，需要在图书馆建筑的选址、外观、布局、环境等方面都体现到。
3．1图书馆建筑选址———人文关怀的服务理念
图书馆在建造之前，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选址的问题。图书馆的地理位置选择除了要根据各地的总体规划和实际情况进行考虑外，人文关怀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着力点。以公共图书馆为例，首先，便利读者的原则使得图书馆要选在交通方便的地方;其次，为了保证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不能将图书馆建在嘈杂的中心闹市区。所以通常公共图书馆都会建在城市中心的相对安静区，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建在紫竹园公园的旁边，日本的东京都立图书馆也选择闹市中的公园边作为馆址。
3．2图书馆建筑外观———开放包容的服务理念
现代图书馆建筑文化通常都包括着开放、包容、人文的精神，人们在关注某一图书馆时，首先就是通过外观造型来体会出图书馆建筑的文化内涵的。图书馆建筑的外观传达的不仅是一种美妙的神韵，而且体现着文化内涵和服务理念。现代图书馆理念认为:图书馆是向人民群众传播知识和先进文化的集散地，是面向全社会的，开放的、包容的、综合的文化信息中心［9］。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曾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10］，图书馆外观设计的理念在给人以美观享受的同时，还体现出一种包容、平等的文化思想内涵，使人看到它就能感受到一种亲和力，一种亲近感，让人觉得那就应该是天堂的感觉。例如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主体建筑为圆形，整个倾斜的圆面暗示了古埃及传统神话中太阳升起的形象，同时表达出的是图书馆开放迎接读者的理念［11］。又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老馆建筑外观具有民族风格，显示的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及国家的气魄。新馆追求的是历史文化的现代演绎。外观造型的三部分分别寓意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科技信息化的未来［12］。
3．3图书馆建筑布局———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3．3．1空间布局
在现代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的影响下，藏借阅一体化的大开间布局是图书馆的主流布局方式。图书馆倡导人人享有自由平等利用信息资源的权利，相应地采用最大限度的开放空间，并且各阅览室之间相互贯通，给读者营造一种开放、平等的氛围。
3．3．2功能区设置
图书馆建筑是功能复杂、内容繁多的一种公共文化建筑，要把不同对象、不同类型的阅览室及房间有机的组合成一个整体，达到方便灵活的效果，就要求在设计时进行合理的功能分区。现代图书馆在功能区的建筑设计中秉承的是灵活、便利、适应的建筑文化，这恰好符合读者阅览服务的“一切方便读者”、“读者需求至上”的理念，具体表现为:阅览就近面向读者，书库靠后;节省读者的时间，使其能方便快速的到达所需位置;公共活动区域与读者区分开以保证安静的阅读环境等。
3．3．3弱势群体
随着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图书馆在为弱势群体提供特殊服务上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图书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体现了图书馆的人文关怀。所谓图书馆的人文关怀主要是指对读者自身存在和发展中所遇到的文化知识需求和精神心理问题的关注、探索、指点和解答，为读者的文献需求提供保障并营造一种充满人性化的读书环境［13］。而图书馆为弱势群体设置专门的阅览室，配备残疾人专用通道、电梯甚至卫生间等措施也同时反映出了图书馆建筑文化的人文性。
3．4图书馆建筑环境———绿色环保的人性化服务理念
图书馆是公益性机构，在建筑文化中引进绿色生态理念显得更为重要。在环境问题成为人类社会日益关注的问题的今天，建筑学也越来越注重建筑物的环保生态特征。图书馆建筑作为文化建筑的范畴，也必然要关注并施行绿色的建筑文化，追求低碳节能的建筑理念。从服务角度来说，绿色环保也正是人性化服务理念的体现。首先，充分利用新能源是保证环保和节能的一个有效的方法。目前应用于图书馆建筑中的新能源主要有太阳能和地热能。其次，崇尚自然的通风和采光体现了节能环保的理念。风能是一种可再生的，取之不尽的能源，因此图书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充分地利用自然通风，一方面可以节约空调等设备的能耗，另一方面更能使读者处于更为舒适的通风环境中。此外，图书馆的光线应该要达到最适合人眼读书的限度，既不能过暗也不能过亮。因此在图书馆的光线处理中，要合理调整自然采光与人工照明的比例，在开架阅览区可以自然采光为主，一些要求较高的特藏区采用人工照明，并要按照实际情况灵活作出调整［14］。这些不仅为图书馆减少了能耗，还为读者提供了更加舒适的阅读环境;实现了绿色环保的建筑理念和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的统一。在细节方面，摆放在馆内的绿色植物会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也为读者营造出一种亲近自然的氛围，使图书馆建筑更加低碳节能［15］。
3．5注意的问题
图书馆事业是公共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图书馆建筑的好坏与资金投入的多少是分不开的。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中国发达地区的图书馆建筑外形美观，内部实用，而落后地区的图书馆连基本的购书经费都不够，更不用说是在建筑上投入多少了。因此，要使一座图书馆能够很好地表现出融入服务理念的建筑文化，资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并不是说资金是保证优秀建筑文化的唯一因素。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国家和政府越来越重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一座座新的图书馆建筑拔地而起，成为城市、学校、乃至国家的标志性建筑物。我国自21世纪以来，凡是新建成的图书馆，其建筑无一不是高大宏伟的，省级图书馆建筑面积都在2万平方米以上，高校系统、科研系统、军队系统也纷纷投建新馆［16］。各类新建的图书馆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大”。“大图书馆”很气派，可读者使用时却会发出种种抱怨，如交通不便，在馆内查书、看书、借书费时费力等。相比之下，美国哈佛的图书馆建筑虽然不高，但它们散布在学校之中，学生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很容易就能找到想去的图书馆，十分方便。哈佛大学也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图书馆精神，即与哈佛大学精神一脉相承的“追求真理，独立思想，注重人文”［17］。由此可见，图书馆建筑文化只有融合了服务理念，才能被读者接受。
4结语
图书馆建筑文化包含着多种内涵，它彰显着时代气息，体现着地域特色，更显示着民族品质。这些内容通常是先通过建筑的外观造型、内部布局装修等静态因素展现的。而要深入地体会这种建筑文化，还要借助于动态的服务理念。现代图书馆所孜孜追求的以人为本、读者至上、多样化等服务理念的实行，都会推动图书馆服务的进一步提升。图书馆建筑文化只有融合了这些关注人、关注服务的理念，才能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建筑文化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它要通过人们内心的感受去发掘。图书馆不能成为一座仅被称为“图书馆”的建筑，图书馆必须具备它特有的建筑文化，才算拥有了活的灵魂，才能成为读者满意、社会认可的图书馆。
作者：李曦 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儒释道三家的天人合一观念体现在古代建筑实践上又有一定区别:儒家将三纲五常思想契入到建筑理念当中，特别是用纲常思想严格规范和约束宗祠建筑;佛教则把慈悲友善意识灌注到殿宇建筑之中，注重以轮回教义掌控和规制大大小小的佛寺;道家将地阔方圆的宇宙观和返璞归真的自然观融入建筑理念，强调建筑物我一体、主客无间、臻于化境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道家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易经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较为深远和广泛，时至今日风水意识(术语为堪舆之术)无论在乡村还是在都市还在或隐或显地左右着建筑发展。过去我们一直都把风水意识作为封建迷信加以挞伐和批判，但是堪舆之术的确含纳着浓郁的天人合一意识，不仅不应加以否定甚至应当通过堪舆之术来彰显现代建筑天人合一的主题。在一个社会结构处于超稳定的文化环境里，无论儒家、佛家还是道家，都把人本意识、自然意识和和谐意识熔铸在建筑中，使中国古代建筑在漫长时间里律动着天地人相融相洽、同质同构的基调，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建筑环境与社会结构的协调，凸显建筑平面布局和空间组织的集聚性、层级性和教化性，强调建筑氤氲着以纲常为统领的伦理道德;二是注重建筑环境与人际关系的契合，讲究以家庭院落为基点，街坊邻里为载体，社区地域为依托的社会网络系统;三是注重建筑环境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倡导外在屋顶、斗拱、柱廊与典籍、诗文、书画的巧妙融汇、虚实相生。总之，中国古代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具象表现，是民族人文传统的物化表征。尽管历经无数次社会变革动荡，经过多个封建王朝轮换交替，建筑活动和建筑风貌均未发生实质性调整和根本性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独具的封闭性和稳定性塑造的建筑审美观念渐趋嬗变为一个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封闭体。
一、近代以前中西建筑文化的初步交融
历史并不总是只向人们呈现一副面孔。建筑文化是在先进与保守等正反两方面因素的此消彼长中推进的，是在诸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变量的交织重叠中前行的。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接踵而来，不自觉地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而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建筑，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环节。公元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途径澳门抵达中国广东省端州府的所在地肇庆，并于次年在肇庆建造了我国境内第一所教堂［2］，西方建筑文化从此在中国粉墨登场。从明季万历年间到清朝中晚期的漫长岁月中，西方建筑文化对中国建筑持续地产生影响。这期间除了传教士在北京、南京等地建造了诸多教堂、钟楼、天象台等西方建筑外，还对中国传统建筑注入了西式建筑文化元素。《扬州画舫录》记载了西方造景手法在当时扬州园林设计和构建中的具体运用，其中最重要的是意大利巴洛克花园的布景技巧;《红楼梦》描写刘姥姥在贾宝玉卧室中见到一面大镜子，这面镜子是纯正西方建筑的室内装饰用品。另外，在天津、广州、扬州、武汉等开埠较早的一些城市，西方建筑风格逐渐在当地商铺和民居上落脚驻足，成为一些开明士绅追求的房屋式样。这期间个别封建皇帝也开始接受和认可西方建筑文化，允许甚至支持传教士建造西式建筑，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乾隆启用王致诚、郎世宁等传教士建造的圆明园［3］，其中长春园中的一组西洋楼全部借鉴了欧洲宫廷建筑风格，是意大利巴洛克式建筑和法国洛可可式建筑有机结合体。这组西式建筑包括谐奇趣、蓄水楼、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三套大型喷泉和十几个庭园，这些单体建筑的柱式、檐口、基座、门窗、扶手、平台、台阶、雕刻等均由传教士亲自设计并监督工匠施工，这一建筑群与中国传统园林建筑相反，体现出轴线控制的特点和均齐对称的特征。由于明清两代皇帝以上邦天朝大国自居，对传教士从事西方建筑文化传播和实践活动既适度支持又严格限制，所以，西方建筑文化在这一历史时段内并未对中国传统建筑产生太大影响，仅仅停留在局部领域和表象层面，在当时国人眼中，西方建筑与利马窦跨洋越海带来的自鸣钟毫无二致，被纳入“奇技淫巧”的范畴，只能作为欣赏和把玩的对象而已，这也表明在近代以前的中西建筑文化交流过程中，国人秉持高高在上的俯视态度，而西方人则处于被动拘谨的尴尬处境。
二、近代以后中西建筑文化深度融合
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建筑文化和其它文化形态一样，其演进的基本轨迹是从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经过与别样建筑文化的交流交汇而逐步走向世界建筑文化。在传统社会中，受思想观念闭隘、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工具单一、观察世界的视角视野狭仄等因素的羁绊和束缚，建筑文化在更大范围内交流融汇几乎不可能，各国家建筑文化一般是相对独立地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与范围不断拓宽的全球性交往和交换市场的确立，开辟了各个国家建筑文化相互交流交汇的崭新时代。这种建筑文化的交流交汇有时是借助和平和平等的方式进行的，有时则是通过野蛮的武力征服和强硬的殖民统治来实现的，近代中国和西方建筑文化的融合走的无疑是后一条道路。19世纪20年代以前的中国，建筑文化仍沿袭旧时规范，西方建筑在彼时的中国仅为新异之物，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尚未从根本受到侵袭和损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伴随西方列强对中国土地的分割和占领，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传入中国，西方建筑文化大举进入且安营扎寨逐步改变了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独撑天下的局面，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合和之美”“中庸之美”遭遇西方建筑审美观念的有力挑战和巨大冲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为了满足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建筑领域的新要求以及顺应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在设计理念、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等方面进行接轨和融合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求稳不同，西方传统建筑文化是在求变中演进的，无论建筑式样、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建筑手法都在不断地调整着变换着更新着。从2500多年前古希腊雅典卫城上建构起的第一批神庙开始，期间经历了古罗马、拜占庭、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等发展阶段，西方建筑“修正古代的规则，并且创造新的规则”，呈现出以人性化神本化为旨归的多种形态。西方这种体现宗教神灵精神和“出世”思想的建筑文化对中国建筑的浸润、渗透和交融，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貌，使中国近现代建筑向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的繁复图景靠拢和转换。如前所述，最早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西方建筑是传教士建造的教堂。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宗教占据至高无上的位置，天主或基督是绝大多数西方人的宗教信仰，传播天主教或基督教是传教士义不容辞的职责，而传经布道的场所就是神圣肃穆的教堂，所以，教堂在西方人心目中应该是最好的建筑。早在明末清初之时，由西方传教会出资在北京建造了天主教堂，清朝顺治、康熙时期对建造教堂比较宽容，雍正皇帝君临天下后立即颁布“教禁令”，已经建造完毕的教堂被关闭停用，后来个别教堂被官府和民间弃绝和焚毁。鸦片战争结束后，摄于英、法、德等国的威逼和胁迫，满清政府不得不对雍正颁发的“教禁令”予以废除，京内外被关停废弃的教堂重新发还教会，以此为发轫和肇端，各种各式的西方教堂开始在中国各地不断涌现，仅1843年一年英国人就在广州建造了6座教堂［4］。由于这些教堂绝大部分为西方教会组织或神职人员出资修建，因此，近现代中国的天主教堂几乎全部以西方建筑式样为主，而最为流行的当属哥特式风格。神学美学认为，哥特式教堂是上帝的居所，将人在俗世间对上帝的尊奉和向往，变成基督对人显示其存在的特定场域。特别是直刺云天的塔尖把内蕴丰赡外观壮美的教堂嵌入天地之间，犹如自然界一片幽谧的森林，为笃诚虔敬的心灵埋下信仰的种子。在中国较早出现的且非常有代表性的哥特式教堂，当属1910年由英国建筑师W．M．Dowdall设计、法国上海建筑公司建造的上海徐家汇天主教教堂;而于此前的1888年建成的北京西什库教堂，虽然建筑材料全部取自中国本土且施工工匠也均为中国人，但教堂建筑风格依然是哥特式，只是该教堂的规模不如徐家汇天主教教堂宏大精巧。当然并非所有在中国建造的教堂都是哥特式的，例如始建于1907年3月的哈尔滨索菲亚教堂，是如今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拜占庭式建筑，也是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
如果说教堂建筑彰显的是纯粹西方建筑文化，那么星罗棋布于中国各地的其他方面的西方建筑则包蕴或多或少的中国建筑文化元素，不仅富有一定的实用功能，而且呈示着中西合璧的意蕴。换言之，尽管教堂在中国出现得较早而且数量较多，但其毕竟只是扮演着心灵寓所和精神港湾的虚妄角色，对中国馋涎欲滴的西方列强们绝不甘于在用船坚利炮打开大门的古老东方国度里建造若干谋虚逐妄的教堂，他们的真正目的是窃取这块土地上的资源和财富，充填殖民者无比贪婪的胃口，因而这一时期比教堂规模更大、比教堂数量更多的西方建筑是与兴办实业搭界的商业建筑和行政建筑。例如，建于1917年的上海浦东陆家嘴路的陈桂春商行是一个综合中西建筑文化优长的复合性折中式建筑，该商行是一座四进三院的宅邸，院内空间格局呈方块型，轴线对称明朗，四周房屋疏密有致，外相属于典型的中国式院落。但正房两端的开间采用西式风格，如天花板、地板、卫生间、百叶门都吸纳了西方装饰手法，两侧厢房镶嵌的是中式格子窗，而居中一间空廊的两根木柱采用柯林斯柱头加以装饰，与中式格子窗相映成趣，达到中西建筑艺术水乳交融的奇妙效果。再比如，始建于1906年位于哈尔滨中央大街上的马迭尔宾馆，建筑的立面处理完全采用西方建筑手法，通过对门窗、阳台、女儿墙和室内穹顶的设计装饰体现出“新艺术”风格。而对阳台和女儿墙的设计则运用中国传统建筑模式，特别是女儿墙以砖砌体为主，以柔软、灵动的曲线勾勒出极具气势与动感的造型，整个建筑仿佛具有鲜活的不竭的生命力。行政建筑在我国历史悠久、积脉深厚，历朝历代不同级别的行政官员都有自己的办公用房———衙府官邸。这些衙府官邸的建筑布局都是模式化的平房院落式，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鸦片战争已降，西方建筑多层式样的引进使中国一些城市开始发展多层楼房院落式的行政建筑，并以此为基础，设计建造将西方建筑特色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的行政建筑。例如，在清末民初的北京，美国人CharlesDavisJameson设计建造了外务部迎宾馆，该宾馆大门建筑采用西式拱形风格，但大门外两侧摆放了两个硕大石狮，两旁毗连的也是中式琉璃瓦红墙，整个建筑俨然是一座西方式的中国衙门。
如果对建筑最初功能进行追本溯源，不难发现无论是中国建筑还是西方建筑都是供人类居住的场所，是人们遮风挡雨、休憩饮食的场地。中国进入近现代后，社会生活结构和人们生存方式发生很多变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西方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民居交汇后衍生出新的住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居民的居住空间结构，这方面以清朝咸丰年间我国近代城市建筑发展中出现的里弄式民宅为显著标志。里弄式民宅尽管在国内很多城市都有其踪影，但最集中的城市当属上海。上海里弄式民宅建筑诞生于19世纪初，其最初形态就是模仿西方联排式住宅的木板房屋，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和居民对安全需求的日趋强烈，容易失火的木板房屋被砖木立帖结构的石库门民宅所取代。这种里弄式民宅属于单体建筑，其平面结构虽然继承了中国北方的三合院、四合院特点，并兼具中国江南传统民居的优长，但在整体布局上仍然借鉴西方联排式建筑式样，所以，从外貌特征对其审视应是西洋建筑，从综合效能对其衡量应是中西联袂建筑;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这种石库门住宅在上海又出现新的升级版，即建筑材料由砖木混合改为单纯的石砖，同时在建筑体外立面上增添了阳台，安全系数和整体功能均得以提升。但里弄内部仍保持欧洲联排式条状住宅格调，门面装饰也赋予更浓郁的西洋化风格;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石库门住宅再次演变出新式里弄住宅，西方现代建筑形式被放大，建筑的安全性和舒适性被置于次要位置，谋求商业利益成为里弄建筑的第一要义。这一时期的里弄民宅为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就是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现上海兴业路76号石库门。
三、进入现代后中国对西方建筑文化主动吸纳
从文化学的视野来打量，西方建筑文化植根于古希腊理性主义和希伯来精神，理性和上帝是西方人的两大精神支柱，其中理性主义文化精神尤为重要，它不仅哺育了灿烂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支撑着整个西方现代文明。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主导型文化精神之一的技术理性主义，直接导源于希腊的古典理性主义，是传统理性主义同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精神及现代科学技术的结合体，它不仅直接构成西方建筑文化的内在机理，而且成为西方建筑艺术被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主动吸纳的文化诱因［5］。如果说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西方建筑文化在中国落地生根是列强欺凌、殖民统治的结果，那么辛亥革命特别是“”以后中国政治经济开始步入现代史轨道，基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渴求和时展的需要，中国对西方建筑文化的借鉴采纳开始持积极主动的姿态，于是乎20世纪20年代之后西方建筑活动在中国沿海和内地迅速铺展开来，仅仅十几年时间内众多不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功能、不同类型的西方建筑在中国被建造出来，其中包括一些以人本主义精神和现代科学技术为内核的现代建筑，以此为转折点，中西建筑文化开始了实质性的融合，中国传统建筑体系发生根本性变化。表现在硬件方面，新型建筑材料———钢材、水泥和钢筋混凝土等纯金属材质被大量进口并广泛应用于建筑领域，先进的技术和手段的运用使中国近代建筑开始向现代建筑转轨变形;表现在软件方面，中国建筑工匠们“师夷长技”，自觉学习掌握西方建筑的理念、手法和技巧，主动接受相关专业训练，提高建造西式建筑的本领。在软硬件双重作用下，现代西方建筑由近代的崭露头角演化为现代的大放异彩，具体表现就是在大城市中砖木结构的中国传统建筑日渐让位于钢筋混凝土的西式建筑，不断增高的高楼大厦逐步取代平房化的院落空间，快捷舒适的室内设施逐渐淘汰机械手动的设备。例如，1932年由中国商人顾联承建造的上海的百乐门舞厅和1928年由中国商人高永清与美国人亚伯特•华纳建造的大光明电影院，不仅采用当时最新型的现代建筑材料，而且体内装修及设施也全部使用西方先进的模式与技术，二者代表了当时中国现代建筑的新潮。文化的发展不能用逻辑来判断和推测，有时要被政治事件和社会动荡所打断和阻隔。就在西方现代建筑思潮开始全面影响中国建筑领域时，中国社会进入了为期八年的抗战战争和为期三年的解放战争，西方现代建筑在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甚至扭曲畸变。
1937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很快便沦落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在这块日顽铁蹄践踏蹂躏的土地上，经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进行了有限度的建设，尤其是在作为伪满“新京”的长春，由日本建筑师设计的伪皇宫和伪满“国务院”，将西方古典建筑符号，东洋帝冠式屋顶和中国古代牌坊等因素进行杂糅组合，建成不中不洋、不伦不类的殖民建筑，是中国被屈辱遭奴役的历史见证。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时期，由于战争初期敌强我弱，中国政治中心和军事、经济、文化力量被迫向西南撤退和转移，导致川、滇、黔等西南各省特别是作为陪都的重庆人口数量激增，人口的增加必然引发对居所的需求，产生大规模的建筑活动在所难免。但受经济拮据、资金紧张、临时避难、躲避空袭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在重庆、贵阳、桂林、成都和昆明等城市建设的办公建筑和民居建筑大都结构单调、材质单一、风格雷同、设施简陋，除了极少数为西方现代建筑，绝大多数又回归中国传统建筑，中西建筑文化融合之路陷入困境。解放战争期间，国共两党动员辖区所有资源和力量用于保障战事，建筑发展几乎停滞不前，甚至很多优秀的古建筑和现代建筑毁于炮火，中国近现代中西建筑文化融合如同“过山车”一样，在坎坷曲折的路途中踟蹰而行。
简要回顾和概括总结近现代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的交融历程和整合成效，对于处于全球化时代的我们具有很大启发:无论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对于文化消费时代具有多大价值，那都将是我们在未来的文化消费时代中才去思考的问题，而在当下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切不可过分看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对建构城镇化的意义，而应当更多地看到二者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拒斥力。换言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更紧迫地要求我们不能再用固执的道德尺度和浓重的历史情结，企图超越历史阶段地扬弃城镇化的一切弊端而沉浸于对其成果的享受中。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席天卷地的当今时代，我们应该以包容的胸襟、开阔的视野和豁达的心态对待和接纳包括西方建筑文化在内的一切先进文化，正确处理好中西方建筑文化的关系，既要弘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优秀质素，又要摒弃西方建筑文化中的不良因子，最大限度地将二者统一于推进城镇化的实践中。
作者：徐群英 单位：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与人文系
对建筑文化遗产内涵的界定本身便突出了它所具有的价值属性。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站在全球高度理解文化遗产，因而极为强调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universalvalue），而对于世界各国而言，在本国范围内，也只有那些具有一定价值要素的建筑遗产才值得保护，才具有保护的理由与合法性。“一部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史，其实也是对遗产价值的认识史。”[3]对于建筑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是长期以来人类建筑保护历史进程演变的结果，是各种价值观念不断变迁与相互较量的结果。在神学性思维支配的古代社会以及中世纪，建筑遗产的价值主要与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崇拜和教谕功能、传递宗教记忆相关联，受到保护与修缮的建筑遗产往往是那些视作神圣的遗物或神的居所之类的建筑遗产。而且，由于人们重视的是建筑遗产的精神膜拜价值而非完整的物质实体形态，因而建筑遗产即便成为废墟，仍是“形散而神不散”，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对建筑遗产价值的认识方面，作为揭开现代欧洲历史序幕的文艺复兴时期，标志着一种重要的转变。这一时期除了给予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外，尤为重要的是，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历史观，即视历史的演变为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认为“现代”是过去各个时代进步累积的结果，于是人们重新开始欣赏古代的优秀遗产，这为遗产保护奠定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16至19世纪的欧洲，经历了启蒙时代与法国大革命的洗礼，由传统社会的神学性思维发展到现代社会的理性思维，开始用多种价值观来衡量前人留下来的建筑遗产，并逐步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观与文化遗产的概念。在此背景下，许多有关建筑遗产的价值观念都要受到理性逻辑的考察，不再纯粹基于一种美学上的价值，获取有关详尽的历史事实变成了价值追寻的目标，历史性建筑的修复开始被视为一种科学活动。从此，“对建筑遗产文献价值、史料价值的推崇从19世纪末开始占据了建筑遗产保护的舞台，而且至今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这种观点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认为只有那些具有历史证言性质的建筑遗产才是值得保护的，而且保护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历史证言的真实性，故此，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将建筑遗产‘木乃伊化’、‘标本化’。”[4]强调遗产历史真实性、客观性和完整性的价值观，经过不断的细化与完善，得到1964年通过的作为建筑遗产保护公认的纲领性文件——《威尼斯宪章》的贯彻，强调传递原真性的全部信息为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职责。1979年，澳大利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巴拉会议上通过的《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方的宪章》（简称《巴拉宪章》），则突出强调遗产的文化价值，引领世界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价值观转向对文化价值的高度重视。近几十年，建筑遗产保护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随着遗产价值观念的变化，建筑遗产保护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展，对建筑遗产保护的价值观与哲学基础的讨论也颇为活跃。
国际建筑遗产保护界专家尤嘎•尤基莱托（JukkaJokilehto）说：“现代遗产保护中的主要问题是价值问题，价值的概念本身就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5]虽然每个时代对建筑文化遗产价值要素、价值类型的强调各有侧重，但总的说来建筑文化遗产呈现出多重性、多元化的价值要素，尤其是当代国际遗产界对遗产价值认识已有了多方面扩展，则是不争的事实。具体而言，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价值要素
遗产的本义是指已经过世的前人留给后人的东西，或者更宽泛地说是人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从这一基本意义上看，以时间性要素为前提的历史价值是遗产固有的“存在价值”，时间属性对于建筑遗产价值的高低是至关重要的，是构成建筑文化遗产衍生价值的重要变量。“只有历经几个世纪沧桑之变，熏黑的横梁上留下了历史的印记之后，这个古迹才会令人肃然起敬。”[6]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Francois-RenédeChateaubriand）说的这句话不无道理。建筑遗产的历史价值相比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其独特性在于它可以通过实体形态直观地呈现和展示曾经流逝的岁月印记，以延续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并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与当代生活之间的联系。没有物质性表征的记忆往往是抽象的，建筑遗产作为存储和见证历史的具象符号，藉由时间向度的历史叙述，突显了建筑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集体记忆功能。对此，约翰•罗斯金（JohnRuskin）曾感叹，没有建筑，我们就会失去记忆，“和活的民族所写的及纯洁的大理石所承载的相比，历史是多么冷酷，一切图像又是多么毫无生气！——有了几个相互叠加的石头，我们可以扔掉多少页令人怀疑的记录！”[7]《威尼斯宪章》开篇也说：“世世代代人民的历史古迹，饱含着过去岁月的信息留存至今，成为人们古老的历史活的见证。”[8]在建筑遗产保护理论中，与历史价值紧密相关的一个价值要素，是所谓“年代价值”或“岁月价值”（agevalue）。明确提出“年代价值”概念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著名艺术史家李格尔（AloisRiegl）。他在《对文物的现代崇拜：其特点与起源》（TheModernCultofMonuments:ItsCharacterandItsOrigin）一文中，详细阐述了文物的多重价值要素。他首先将文物的价值要素划分为两大类型：即纪念性价值与现今的价值（present-dayvalues）。其中，纪念性价值包括历史价值、年代价值和有意的纪念价值。李格尔认为，研究纪念性价值，必须从年代价值着手，而“一件文物的年代外观立即就透露出了它的年代价值”，“年代价值要求对大众具有吸引力，它不完整，残缺不全，它的形状与色彩已分化，这些确立了年代价值和现代新的人造物的特性之间的对立。[9]关于文物的历史价值（historicalvalue），李格尔认为，它“产生于某一领域中文物所代表的人类活动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一件文物原先的状态越是真实可信地保存下来，它的历史价值就越大：解体与衰败损害着它的历史价值。”[10]由此可见，年代价值主要来自建筑遗产上的岁月痕迹，是时间流逝所衍生的一种价值，本质上是审美性的情感价值，“年代的痕迹，作为必然支配着所有人工制品之自由规律的证明，深深打动着我们”，[11]不需要联系建筑遗产本身的历史重要性、真实性来衡量。但是，对历史价值的判断，则要求其能够真实可信地代表过去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瞬间或历史阶段，尤其是强调其所体现的历史真实性。
2艺术价值要素
几乎在所有的建筑遗产保护的国际宪章、法规和相关文件中，除了遗产的历史价值，被反复强调的一个价值要素便是艺术价值。1890年意大利罗马成立了文物古迹艺术委员会，该协会将文物古迹定义为：“任何建筑物，无论是公共财产或私有财产，无论始建于任何时代；或者任何遗址，只要它具有明显的重要艺术特征，或存储了重要的历史信息，就属于古迹范畴。”[12]1931年《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第三条强调提升文物古迹的美学意义，《威尼斯宪章》第三条则指出：“保护与修复古迹的目的旨在把它们既作为历史见证，又作为艺术品予以保护。”[13]艺术价值如同历史价值一样，是遗产的核心价值，对于判定建筑遗产价值的高低至关重要。无论从艺术起源的角度，还是艺术功能的角度，建筑确凿无疑的是一种艺术的类型，而且它在“艺术大家庭”中还扮演着不同凡响的角色。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所以我们在这里在各门艺术的体系之中首先挑选建筑来讨论，这就不仅因为建筑按照它的概念（本质）就理应首先讨论，而且也因为就存在或出现的次第来说，建筑也是一门最早的艺术。”[14]作为一种艺术的建筑，具有艺术价值，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建筑遗产保护中所指的艺术价值，主要是指遗产本身的品质特性是否呈现一种明显的、重要的艺术特征，即能够充分利用一定时期的艺术规律，较为典型反映一定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并且在艺术效果上具有一定的审美感染力。奥地利学者B•弗拉德列教授认为，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包括三个方面：即艺术历史的价值（最初形态的概念、最初形态的复原等）、艺术质量价值和艺术作品本身的价值（包括古迹自身建筑形态的直接作用与古迹相关的艺术作品的间接作用。）[15]从宽泛的意义上说，与艺术价值要素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是所谓的美学价值或审美价值（aestheticvalue）。作为一种造型艺术的建筑，往往会通过点、线、色、形等形式元素以及对称与均衡、比例与尺度、节奏与韵律等结构法则，使人产生美感，并使建筑达到或崇高、或壮美、或庄严、或宁静、或优雅的审美质量，这便是建筑所体现出的美学价值。尤其要强调的是，理解建筑遗产的美学价值不能将建筑遗产从其现实环境中孤立出来，还应考虑其周围的环境与氛围，只有两者和谐时，才能共同呈现出更大的美学价值。艾伦•卡尔松（AllenCarison）说：“对每座建筑、每种城市风景或景观，我们都必须根据存在于建筑物内部以及该建筑物与其更大环境之间的功能适应关系欣赏，不能做到这一点，便会失去许多审美趣味与价值。”[16]实际上，建筑遗产的艺术价值在当代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艺术特征和审美问题。从广义上看，建筑艺术的功能和社会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建筑艺术价值的范畴。
3科学价值要素
科学价值如同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一样，是有关建筑遗产保护的宪章、准则和相关文件中普遍强调的重要价值要素。1931的《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不仅重视提升文物的美学意义，也强调了保护历史性纪念物的历史和科学价值。我国的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也一向重视遗产的科学价值。2000年通过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第三条明确指出：“文物古迹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所谓科学价值，主要指建筑遗产中所蕴含的科学技术信息。不同时代的建筑遗产一定程度上代表并体现着当时那个时代的技术理念、建造方式、结构技术、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艺，进而反映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成为人们了解与认识建筑科学与技术史的物质见证，对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被誉为我国国宝建筑的晋祠圣母殿，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建筑构造方法是宋代建筑的典型范例，保存了宋代建筑技术中“柱升起”、“柱侧脚”和“减柱法”等建筑技法，对于研究我国宋代建筑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依据。其实，从更广的视角看，建筑遗产所蕴含的科学技术信息，不过是建筑遗产所携带的历史信息的一部分，对遗产科学价值的理解必须联系其历史价值，因而科学价值实质上是历史价值的一种具体表现。
4文化教育价值要素
文化价值本身是一个极为综合的概念，我们以上所阐述的三种价值，即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都是文化价值的不同体现。1987年颁布的《<世界文化遗产公约>的实施守则》中，提出了文化遗产价值的四要点，即原真性、情感价值、文化价值与使用价值。其中“文化价值”包括文献的、历史的、考古的、古老和珍稀的、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审美的、建筑艺术的、城市景观的、地景的和生态学的、科学的等九个方面。[17]笔者这里所指的“文化教育价值”，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价值概念，主要指的是建筑遗产所提供给人们在文化方面的自豪感、社会教化价值、文化象征与文化叙事等方面的价值要素，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价值。建筑遗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无言的教化者”，尤其是在营造独特的教育环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相对于其他建筑类型，文化景观类建筑遗产所储存的文化信息量更为丰富，政治的、历史的、思想的、伦理的、美学的无所不包。而在形形色色的文化景观类建筑中，纪念性建筑遗产具有形式与内容的双重纪念性，并以其深刻的教育内涵和突出的教育功能而自成一体，尤其是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直观的物质环境。因此，《关于建筑遗产的欧洲宪章》中说“建筑遗产在教育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非言过其实。同时，建筑遗产还如同一本“立体的书”，是以空间为对象的特定文化活动，叙事在建筑艺术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通过象征手段和空间元素的媒介，建筑叙事把诸多文化形象与精神观念表现在人们面前，从而让建筑遗产能发挥“载道”和“言志”的文化教育价值。
5经济价值要素
以上所述的建筑遗产价值，即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化教育价值，若按照戴维•思罗斯比（DavidThrosby）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可统称为遗产的绝对价值或内在价值（
intrinsicvalue），即它们独立于任何买卖交换关系，是建筑遗产本身所具有的自然的或可以重现的价值要素。[18]将遗产的文化价值要素看成一种内在价值，显示了文化价值自身固有的重要性，或者更简单说它自身就是价值，不需要与其他价值的联系或促进其他价值的生成而显示其重要性。现代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拓展，便是对建筑遗产的价值认识从内在价值走向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或者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相结合的综合价值观，即将建筑遗产不仅仅视为一种珍贵的文物，同时还视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culturalcapital），从而将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economicvalue）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建筑遗产的经济价值要素，荷兰学者瑞基格洛克（E.C.M.Ruijgrok）将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分为三个方面，即居住舒适价值（housingcomfortvalue）、娱乐休闲价值（recreationvalue）和遗赠价值（bequestvalue）。[19]而埃及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伊斯迈尔•萨瓦格丁（IsmailSerageldin）则进行更为细致的界定。他将遗产总的经济价值划分为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而在使用价值与非使用价值之间还存在一个选择价值（OptionValue）[20]。萨瓦格丁对文化遗产经济价值要素的理解颇为宽泛，不仅包括由遗产之使用而直接产生或间接产生的收益，如居住、商业、旅游、休闲、娱乐等直接收益和社区形象、环境质量、美学质量等间接效益，以及未来的直接或间接收益，还涵盖了存在价值、遗赠价值等非使用价值。其实，严格说来，萨瓦格丁所说的使用价值中的间接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实际上属于遗产的文化价值，而建筑遗产的经济价值主要应指其直接的使用价值。建筑遗产的经济价值本质上是一种衍生性价值，换句话说，它本身并不是自身所固有的非依赖性价值，只有当遗产存在文化价值时，才能衍生其经济价值，例如旅游经济价值。
6结语
价值要素的共同考虑与区别对待建筑文化遗产具有多层次的综合价值，主要分为两大类别，即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其中，文化价值具有丰富的涵义，它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文化教育价值。厘清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要素，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陈志华所说：“为什么要保护文物建筑，就因为它们有多方面的价值，保护文物建筑，当然就是要保护这些方面的综合价值。文物建筑保护的其他一切原则，都是从这里派生而来。”[21]需要强调的是，建筑文化遗产的价值并非文化价值要素与经济价值要素简单加和。在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对各种价值要素要共同考虑，但又要区别对待。所谓共同考虑，即综合分析建筑遗产保护中的各种价值要素，既不把某些价值要素事先排除在外，也不认为存在强制性的理由来保护某些价值要素。所谓区别对待，指的是在多层次的价值要素中，应确定建筑遗产价值要素的优先序列，给予特定的价值要素以特别的权重。一般而言，遗产的内在价值优先于其外在价值，文化价值优先于经济价值。因此，当地方政府与遗产经营者追求遗产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与遗产本身的文化价值相冲突时，就应让位于文化价值的保护与提升。因为，从根本上说，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不仅是内在价值，而且也具有手段性作用，经济价值本质上是文化价值的衍生物，文化价值的保存与提升不仅是建筑遗产保护的首要目的，也是保护的重要手段。总之，通过分析与阐述建筑文化遗产所具有多重价值及其构成要素，有利于阐明其多维本质，更透彻理解建筑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正如戴维•思罗斯比所说：“如果这种方法（厘清文化价值概念的方法，引者注）至少提供了对文化价值构成要素的更加清楚的认识，那么它就为实际运用文化价值概念带来了前进的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其相对于经济价值的重要性可以得到更加有力的支撑。”
作者：秦红岭 单位：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一、辽南京城的建筑文化是对唐五代幽州的继承
辽代实行南北分治的政策，“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5]。在汉族人为主的南京地区，辽地方行政制度与唐及北宋初期制度基本相同。北宋使臣路振曾在《乘轺录》中记载当时的辽南京：“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罽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名也。”南京城的平面布局沿用了原幽州城的布局，仍然是内外两重城墙，内城亦称子城位于外城（或称罗城）的西南角。1012年，王曾出使辽国，在其《上契丹事》中称：“度卢沟河，六十里到幽州，伪号燕京。子城就罗郭西南为之。”南京城的城墙也是基本使用原有基址，只是把一些城墙重加修筑，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造。《辽史•地理志》载南京城墙“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橹具。”北宋使臣许亢宗在《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记载了辽代末年南京城，“楼壁四十尺，楼计九百一十座，地堑三重”。这些都说明了辽南京承续唐、五代幽州城之旧，“城市结构并未改变，仍以十字大街为骨架，固守州城里坊制格局，表现出较强的滞后性”。
二、政治中心特色的建筑文化不断突出
在继承幽州城市建筑文化的同时，辽南京城市建筑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发展。作为陪都，南京的政治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体现在建筑文化方面首先是代表专制皇权的宫殿区的出现和各种府邸建筑的增加。与幽州相比，南京城代表皇权的宫城的出现，使其建筑文化中出现了比较浓厚的宫廷文化内容。虽然在安史之乱以及后来的藩镇割据过程中，幽州也曾出现一些模仿宫廷的建筑。如安史之乱中，安禄山“以范阳为东都，复其百姓终身，署其城东隅私第为潜龙宫。其第本造为同罗馆，前后十余院，门观宏壮，闱阃幽深，土木之瑰奇，黝垩之雕饰，僭拟宫室”。[7]但没有形成比较集中的宫殿区。随着陪都地位的确定，契丹统治者一方面利用幽州的原有建筑，另一方面也多有兴筑。例如，辽重熙五年（1036年），曾“诏修南京宫阙府署”。[8]此次修缮的对象，既有皇宫衙署，还包括一些寺庙。主持修缮工作的辽南院史兼检校太尉韩栒的墓志称“：重熙五年，在燕京也。备清跸之来临，奚翠华之降幸。葺修宫掖，仰期饮镐。崇饰祠寺，企望问峒。举扬百司，支遣万计。”[9]从中可见工程内容之多和工期之紧。经过不断经营，形成规模较大的包括宫殿区和园林区的宫城。辽南京的宫城，又称内城、皇城，是在原幽州城的子城基础上改造和扩建而成的，位置仍在城市的西南角。宫城辟有4门，西为显西门，南为丹凤门，东为宣和门，北为子北门。入丹凤门后，其北尚有两道门。《辽史•地理志》称：“内门（殿门）曰宣教……外三门（宫门）曰南端、左掖、右掖”。辽圣宗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改宣教门为元和门，改南端门为启夏门，左掖门为万春门，右掖门为千秋门。宫城之中的宫殿区的位置偏于子城东部，并向南突出到子城的城墙以外。宫城中有元和殿、昭庆殿、便殿、内殿、嘉宁殿、弘政殿、紫宸殿等，还有供奉辽景宗耶律贤、辽圣宗耶律隆绪御像的两座御容殿。宫城内西南角建有凉殿，东北隅有燕角楼。子城西侧为瑶池宫苑区。宫苑规模较大，瑶池中有小岛瑶屿，上有瑶池殿，池旁建有皇亲宅邸。此外，辽南京还有大量的衙署机构及贵族府邸。作为五京之一，城市的性质虽保持了原来的军事重镇和商业中心的职能，但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日益显现。辽代在南京既沿用旧制，又增设了不少机构。“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10]此外，南京城内及近郊还有永平馆、于越王廨、城南亭、孙侯馆等招待外国使节的场所。众多的军事、行政、财政衙署和各种专门为皇室服务的机构，以及亲王、公主以及勋贵的府邸，构成了与汉唐以来不同的城市建筑特色，从而初步具备了京师的功能。
三、代表少数民族风格的建筑文化特征显著
辽南京建筑文化在承袭汉制的同时，也比较明显地体现出少数民族文化与习俗。辽代统治者虽然在不少方面学习、吸收汉民族的的文化，但对于一些契丹的传统还是坚守的。“辽之初兴，与奚、室韦密迩，土俗言语大概近俚。至太祖、太宗，奄有朔方，其治虽参用汉法，而先世奇首、遥辇之制尚多存者。子孙相继，亦遵守而不易。故史之所载，官制、宫卫、部族、地理，率以国语为之称号。”[11]在建筑方面，南京城中出现了球场、凉殿、燕角楼、内果园、湖泊等供契丹帝王贵族娱乐休闲的场所，城外还建有为数众多的供帝王避暑和渔猎的苑囿和离宫，如长春宫、延芳淀、华林与天柱二庄及瑶池殿等。这些注重骑射、亲近自然的各类建筑，和契丹人长期游牧生活养成的习性是密切相关的。此外，辽人还有有朝日之俗，房屋毡帐大多东向。史载：“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日，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四楼门屋皆东向。”[4]在辽上京大内之中，不少宫殿毡房仍然保持着契丹传统的东向朝日。北宋官员出使辽国时也见到，大内南门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与毡庐皆东向”。[12]南京的宫城由于受唐五代的旧格局限制以及接受汉族“天子南面而立”的文化观念，宫殿皆南向，也以南门为正门。然而，宫城平时使用的只有东门宣和门。《乘轺录》记载：“内城三门不开，止从宣和门出入。”其他三门不开，只使用东门，固然有便于管理和防守的实际需要，但也是和契丹人以东为尚的朝日习惯是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些建筑更是采用坐西朝东的布局方式，如今天位于旸台山的大觉寺即为辽代寺庙东向的代表。另外，在建筑内部装饰上，辽代宫殿也有不少反映少数民族游牧习尚之处。辽省方殿、寿宁殿等宫殿“皆木柱竹榱，以毡为盖，彩绘韬柱，锦为壁衣，加绯绣额。又以黄布绣龙为地障，窗、槅皆以毡为之，傅以黄油绢。基高尺余，两厢廊庑亦以毡盖”。[1]这种以锦缎毛毡遮蔽宫殿墙面和地面的做法，即是对以往毡帐生活习惯的延续。
四、发达的宗教建筑文化
这一时期，佛教在辽统治区域内广泛传播，特别是辽圣宗、兴宗、道宗三朝（983-1100年），对佛教多有保护与支持，南京地区佛教寺庙发展迅速。这些寺庙相当一部分是由皇室贵族、各级官僚施舍钱财而修建的。如辽代南京城内的大昊天寺是道宗清宁五年（1059年）由圣宗皇帝之女、兴宗皇帝之妹秦越大长公主施舍私宅、田产四百顷、民户百户以及大量物资兴建，并由道宗及其皇后资助18万贯得以建成。还有部分寺庙则由民间佛教信徒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邑社所修建。例如著名的房山云居寺在辽代即由邑社重修。应历十五年（965年）《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录道“:结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后先，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贮于库司，补兹寺缺。”碑额上还篆刻有“重修云居寺一千人邑会之碑”字样，说明了这一组织是云居寺修葺的主要力量。在官方和民间的协力之下，南京地区佛教寺庙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发展势头超过中原地区，成为北方地区之首。许亢宗认为南京“僧居佛寺，冠于北方”，[13]并非虚言。史称：南京“都城之内，招提兰若，如棋布星列，无虑数百”。[14]宋人洪皓在其《松漠纪闻》云：“燕京蓝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院，曰大觉、招提、竹林、瑞像。延寿院主有质坊二十八所。僧职有正、副判录，或呼司空。”有学者曾统计，当时整个辽朝疆域内的佛塔、佛教碑刻经幢等，竟有将近一半在南京及其所属的各个州县内，[15](118)同样也说明了南京佛教之盛。辽代南京地区的佛寺形式众多，规模宏大，造型精巧。梁思成称“：辽宫庭土木之功虽不侈，固亦慎重其事，佛寺浮图则多雄伟。”[16](154)例如，大昊天寺是在秦越国大长公主燕京的馆第基础上修建的，而原来的宅邸“雕华宏冠，甲於都会”，[17]经过后来的巨资改扩建，其豪华奢丽大可想见。其中位于大殿之后的宝塔，六檐八角，轮相横空，高达两百尺。100多年后，元人郝经在《登昊天寺宝岩塔》诗中对其仍大加称赞，“宝藏沙劫开，突兀翻地轴。瑰奇入霄汉，缔构穷土木”。燕京城内的开泰寺，为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所建，据称此寺“殿宇楼观，冠于全燕”。[18](86-87)此外，辽南京地区的佛寺还呈现出总体布局和个体建筑不拘一格、色彩缤纷的特点。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发展最为活跃，来自中原、塞北、西域、天竺、海外等地的佛教流派纷纷汇聚于此。各个流派之间在相互交融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吸收了儒学、契丹原始信仰，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地域化特色明显的寺庙建筑。当时辽南京地区的部分寺庙是依照中原佛教寺庙样式修建的，如应历年间建成的燕京三盆山（今北京房山）佛寺崇圣院。据应历十年（960）《三盆山祟圣院碑记》记载，该寺“营理大殿三间，中塑释迦牟尼神像，左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右大行普贤菩萨。两壁悬山应真一十八尊罗汉，东西伽蓝祖师，二堂两廊，僧舍二楹，钟鼓二楼”。这种佛祖尊中位,文殊、普贤左右肋侍,即是当时典型的中原佛寺模式。而南京地区更多的佛寺则是以中原庙宇模式为基础，结合契丹习俗而建成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寺院。这些寺庙在平面布局方面，或以塔院为中心，或以高阁为中心，或以佛殿为中心，各个不同佛教发展时期寺庙平面布局均在南京出现。同时，今天的大觉寺、戒台寺还体现出辽人朝日风俗，更是其中比较独特者。在佛像设置与分布方面，南京地区的佛寺也多有不同。如咸雍三年（1067）《燕京大昊天寺碑》所记的大昊天寺模式“百二十之贤王,分其左右”，而咸雍六年（1070）《洪福寺碑》所记的时属南京管辖的洪福寺（在今河北省高碑店市）则是东西厢有洞廊二座,内塑罗汉各五十尊。显然，与中原地区的佛寺存在很大不同。
五、高超的建筑技艺
虽然辽南京城的规模不大，但在当时的中国北方仍然是一座人口稠密、市井繁华的城市。《辽史•地理志》称南京“坊市、廨舍、寺观，盖不胜书”。北宋使臣也称其“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19]在不断的建筑营造实践活动中，辽南京建筑技艺的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在不少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在建筑的坚固耐用方面，辽南京的建筑十分突出。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金世宗完颜雍曾对大臣们说“：宫殿制度，苟务华饰，必不坚固。今仁政殿辽时所建，全无华饰，但见它处岁岁修完，惟此殿如旧，以此见虚华无实者，不能经久也。”[20]此时，距辽亡已有60多年，距重熙五年的那次修缮已经150多年了，足见辽宫殿建筑之坚固耐用。北京城内最古老的建筑是辽代的天宁寺塔，此塔建于辽天祚帝天庆九年至十年，即1119-1120年，距今900多年左右，依然屹立不倒，亦可说明其建筑水平之高。辽南京建筑之所以非常坚固，与其在结构上的创新关系密切。据考证，辽代木构建筑中出现了类似现代高层筒体结构的木构筒体框架，并在框架中使用了斜撑构件，保证了结构整体刚性，改变了中国原有木构柱梁支架的四边形体系。另外，在一些寺庙建筑的空间处理上，为了扩展礼佛的空间，包括辽南京在内的佛寺殿宇多采用移柱或减柱的做法。甚至在七间殿宇的前内柱也只留下两根，其余均取消，使得殿内空间豁然开朗。这种移柱、减柱的做法，在结构上出现了类似现代建筑中的组合梁架，代表了一种建筑形式的创新。总之，辽南京的建筑文化承上启下，是多民族建筑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体现了高超的建筑技艺与创造，为北京成为首都在建筑上进行了大量的开创工作。
作者：宋卫忠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在建筑的装饰方面可以对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建筑符号进行有效的提炼和概括，通过实践中的适当改造和局部运用，来实现现代建筑材料与传统文化内涵的有机结合。这样就能通过传统元素的适度及适量运用来实现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都市环境的自然融合。
1建筑装饰设计风格与建筑文化关系
建筑的风格作为外在表现形式，能够体现艺术、文化及社会的发展内涵。装饰设计的风格与建筑的风格流派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相应时期的绘画、造型艺术以及文学和音乐的风格流派对建筑装饰风格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每一个建筑的个别设计，都和气候及地点有关，还需要对建筑施工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充分的考虑，这也是世界各地的建筑具有独特风格的原因。在建筑室内设计风格中，一种典型的风格形式多数是实现了与当地人文因素和自然条件的紧密融合。在民族特性、社会体制及生活方式和文化潮流等外在风格因素，只有实现与创作构思及创作者专业素质和艺术素质等风格内在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赋予建筑设计装饰以文化内涵，这样的室内环境构建能够满足人们在快节奏生活中的心理及精神的平衡，从而实现建筑风格的艺术特点和创作个性在具体装饰工程中的应用。通过物质技术手段和建筑美学原理的运用能够创造出功能更加合理，环境更加舒适的建筑室内环境。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建筑的物质技术及精神文化必将不断发展，这就使得建筑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延续性。
2对现代建筑装饰设计风格与建筑文化的进一步理解
在现代，建筑的室内设计具有功能复杂而又多变的特点，随着我国室内装饰材料及设施设备的更新换代，使得室内设计和建筑装修的更新周期越来越短。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所追求的室内环境艺术风格和文化氛围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建筑的装饰中，一种建筑风格或流派的形成，往往对文化及艺术以及诸多的社会因素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的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人们对自身周围环境的需要更加注重对环境氛围、文化内涵和艺术质量等精神功能的需求。在室内设计中，不同流派的产生发展都具有深刻的社会发展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同时还能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总而言之，做好建筑风格与建筑文化的研究，能够实现建筑本身更高层次的和谐，实现人类文明的共同享有和发展，最终做到在遵循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对历史的超越。
3建筑装饰设计与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的延伸
在建筑装饰设计上能够充分的体现出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所以不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是不变的。这就使得传统造型艺术的吉祥意味同样适用于现代的建筑设计，在传达现代人的设计意念上具有同样的适用作用。人们通过反复描摹一个图形，不仅能够得到审美意义的外形，还可以让图形具有更深层的象征意义。图形符号能够实现建筑内在意义的外在表达，能够实现观念的具体外化。这些意义最初大多出自对自然的崇拜和宗教崇拜，进而衍生出期盼生命繁衍，富贵康乐以及祛灾除祸等吉祥象征意义。符号在历朝历代的器具装饰中都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而通过对图形符号这种“形”与“意”的历史延伸与衍变，还可以得出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形”的演变，都不是对其原始“母题”的彻底否定，而是能够通过建立新的审美观念来赋予其以新的形式，从而使这些“母题”不断的丰富与拓展。
4现代化传统建筑装饰风格设计
在现代化传统的建筑装饰风格设计中，最成功也是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就是能够实现置身建筑中能够感觉到传统建筑文化及精神，但却找不到一处与传统建筑的实例有直接关系的地方。也就是说，能够将传统的亭子放在玻璃幕墙的楼顶上，或在入口处通过放置传统的拱门，把传统的装饰标志放在外墙的楼角及砖上，或以混凝土仿做斗拱，这些可以说这些做法只能算是一种仿古设计的例子，如果能消化及吸收传统建筑的精华，实现项目设计有关事物的了解，两者便不谋而合，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传统的精神。
结束语
传统文化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所以科学合理正确的运用传统文化，才能焕发出传统文化的时代风采。这也需要建筑体系要把握好建筑装饰风格设计中的点点滴滴，要注意对优秀建筑遗产精华进行深度挖掘的同时，更要大胆地学习一切可资借鉴的创作经验。要实现建筑装饰工程能够上一个新的台阶，急需要吸取古今中外建筑装饰创作中的精粹，让艺术的素养能够融入到建筑设计中，最终形成文化涵的有效渗透。总之，要想创造出具有我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在对待传统文化上就要注意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做到去粗取精，这样才能实现建筑装饰与建筑文化的最终结合。
作者：徐占宝 单位：大庆建筑安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道生一”：“道”及“道理”，经过对于场地周边情况的分析，重庆市中医院地块西南方向和两高架路沿途为重要的视线方向，在一期工程完成时，建筑群必须在这两个方向有比较完整大气的建筑形态。因此，在设计中形成—条主要的“建筑中轴线”和“一条景观主轴线”来确保建筑群在这两个方向上都能展示整个医院的风貌。同时，秉承传统的思想也确立了我们建筑的基本母型———“U”字型三合院。“一生二”：两个庭院。在这里，建筑中轴线被实体化为“医疗街”，两边是局部底层架空，让轴线两边的“三合院园林景观”能相互渗透，让患者更加“接近自然”、“享受自然”。该部分包含急诊、门诊、医技及部分病床。高效地人性地解决了医院复杂的流线。“二生三”：一期工程由三个庭院组成，两个基本的“U"字建筑母型，一个变异的建筑母型。科研交流培训部分是一期工程的重要功能，在靠近东面主干道的位置设立了这部分的功能，单独设立入口，与医院病患流线分离，比邻医院的医技及部分病床设置，相对是一个安静独立的环境。“三生万物”：“三”及为一期工程，“万物”在这里引申为整个一，二期工程的设计。二期工程主要为康复、住院及医院后勤、制剂办公大楼。建筑轴线在中心节点转折，按南北朝向布置建筑，照顾了周围的道路关系和城市肌理，同样也合围了两个小庭院和一个大庭院，以环境为先，自然为先，尊崇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一种人类回归自然、钟爱自然的情感真实地渗透其中。中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医学中讲究的“气脉通畅”在重庆市中医院的建筑中均有体现：底层的关键位置的架空，让各个大小庭院间视线相互畅通连续，又以广场、道路、连廊使各个功能块得到互补和渗透，并且融于山水园林的波光绿影之中。脉络和理念的连续性必然性带动了整个医院区的起步和发展，天然之气流动于建筑群落中。
1建筑形象
建筑形象主要包括建筑立面形象和建筑造型，在其中融入中式建筑元素能很好地展示它的中医药特色文化，体现中医药文化的思想特征，使老百姓从建筑本身就知道这是中医药单位，从而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
1.1建筑立面在中医药机构的建筑立面或建筑造型上采用中式角楼、琉璃瓦等中国元素，并在大门广场树立醒目的名医雕塑、代表中医药符号的塑像，可以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向社会宣传中医药文化，使老百姓很容易分辨中西医文化区别，进而有利于患者选择就诊机构。
1.2建筑外观中医院的外观建筑形式应抓住中医院的文化特色，反映中医院的气质，将其体现于形象设计中。作为中医院，其内涵是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中医学注重“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和“整体观念”，在中医院建筑规划中宜采用风格典雅的琉璃瓦角楼，其造型秀丽，轮廓优美。与建筑外观设计相呼应，中医院园林环境设计宜采用田园式风格，门诊楼与住院区以典雅的拱形门相联接，各庭园设计应环境优美，水池，假山，荷香，绿树成茵，空气清新，有曲径通幽之感，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神韵。患者处在优美的环境中，没有恐惧感，心境平和，心情安定，有利于身体康复。[1]
1.3重庆市中医院建筑形象实例重庆市中医院建筑形象造型中，借鉴中国传统建筑理念，融合古代风景园林精髓，充分考虑原有地形跌宕起伏的山地特点和西部特有的民风民性，重点提炼传统概念中的物质内容和精神功能。活用现代设计手法中对建筑功能的合理分区，建筑流线的自然组织，以及对采光、通风、能源利用等建筑科学的充分重视。在传统空间和元素的基础上进行演变和概括，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机地融为—体，在有限的空间内，把自然美与人文美统一起来，创造出了一个建筑与自然协调共生，天人合一，中西合璧的综合医疗群体。
2庭院环境
将中医药特色文化融入庭院园林建设中能够有效延伸和扩展中医药文化的外观文化。庭院可作为医院外观建筑的延伸与补充。通过对医院内各功能区域之间的过道的利用，同时加以园林小品、主题文化墙、主题雕塑、名医雕塑、建筑小品、亭榭、山石、盆景、碑刻、地面文化造型、药用植物园等建筑形式可烘托出医院宁静内省的建筑环境和精神空间主题文化[2]。利用医院中医药外观文化的特征和庭院中传统风格与中医药文化信息，整体营造出宽松和谐的传统环境，使缓和享受感增强，有利于对患者进行心灵抚慰和增加安全感，同时也对患者和院内职工都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庭院建设元素众多，重点一是绿色园林主题中显现中医药文化；二是地面中医药文化造型运用；三是中医药文化历史人物雕塑。庭院中绿化、地面造型、雕塑碑刻等在于传统与中医药文化、造型与周围环境的因地制宜、和谐搭配。
2.1绿色园林中的中医主题绿色是园林永恒的主题。关键还在于中医药文化的有机融入，如药用植物园，其主体对象以药用植物为主，是具有完整档案的药植物活体保育机构；通过园林这个载体，结合中医五行、阴阳、辨证论治、经络学说，天人合一等思想，弘扬了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充分展示出中医药文化的底蕴。例如以牵牛花为造型，让中医药文化自然融入庭院整体环境；种植金银花、急性子等花期长，既有观赏价值又便于管理的药用植物，也能很好的体现中医药文化元素。
2．2地面造型中的中医药文化主题在医院的地面环境中运用中医药文化造型如悬壶济世的大葫芦、太极图、扁鹊妙手等等[3]，适当地采用中医药文化元素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体现出“悬壶济世，弘扬中医”精神和“医者仁心，普济众生”的行医宗旨，使医院的核心价值以视觉的形式得以外化。
2．3庭院雕塑中的中医文化主题在庭院建设中普遍应用了名医雕塑，其造型的位置、色调、环境、大小及其所体现的人物相关文化信息特征处理得恰当，雕塑人物鲜活灵动不呆滞，摆放位置醒目，能够产生视觉冲击又能融入周围环境，则能发挥良好的中医药文化传播作用。
2.4重庆市中医院庭院设计中的中医药文化主题重庆市中医院建筑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设计手法：以“间”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以“单座建筑”构成“庭院”。进而以“庭院”为单元组成各种形式的“建筑组群”。这种组群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组群与内部单元之间的关系，被借鉴到设计当中来。设计以一种平和心态，用含蓄的方式来展现传统，在传统与现代协调的同时，用更合乎现念的语汇来注解我们的建筑，使其既尊重传统文化，又能展现出城市发展的活力。
3院内中医文化装饰
中医院内中医药文化装饰是来访、就医者最直接感受中医药文化氛围的场所[3]。中医院内部装饰主要包括在门诊大厅、走廊、诊室、病房、药房、治未病中心、国医馆等地方，采用文化长廊、橱窗、展柜、墙饰及宣传栏等装饰手法（如图5），因不受外界地理条件等各方面的限制，所以有很大的自主发挥空间，甚至可以弥补中医院在建筑外观和庭院建设中中医文化元素不足的遗憾。
3.1诊疗环境在诊疗环境中，门诊大厅、治未病中心、中药房、国医馆可作为重点，是打造气氛，感受中国医药学文化的主要场所。门诊大厅的文化墙与治未病中心突出“上工治未病”思想的大气布局，中药房药的色调、格式和材质遵循基本标准，国医馆传统装潢大到气势，小到各处办公用品细节都可以渗透中医药文化。只是需要考虑传统装潢的适应区域，在呼吸病房等不需要画蛇添足之处避免院感风险。
3.2院内专科和名医特色介绍医院、专科、名医特色介绍是医疗机构最基本的装饰。院内的文化宣传栏是除电视以外最容易接受的文化传播方式。慢病防治、治未病理念没有前期教育认同的铺垫，就诊者、来访者的自觉行为就难以转化。首先是理念接受才会有来访、就诊行为，直接影响医院事业的发展。同样从上墙的色系、材质、字体等等都应考虑与几千年厚重的中医药文化相配合。内容上若能把宣传的教条式内容换为通俗易懂的解释，能起到更好的宣传作用。
4核心理念物化
核心理念物化在整个医院文化氛围打造中起到的是画龙点睛作用，是整体文化彰显的手段，重点在于：一是中医药文化的经典理念；二是办院宗旨；三是大国医精神。文化墙是其最常见的展示形式，可以在庭院中、也可以在医院大厅、楼层转换等显眼位置，如图6。重庆市中医院在每个病区都设计有中医药文化的经典理念墙、文化墙，以孙思邈《大医精诚》理念为代表的大国医精神是中华民族为医有德的标志，在大厅以浮雕形式做成的“大医精诚”文化墙，如图7；将办院宗旨、院训等粘贴于病区显眼处；将白求恩示范医院铜像放于医院大厅主通道处，如图8，与整体中医药文化氛围融为一体。
5结语
综上所述，医院中医药文化在建筑硬件上的体现需要从医院外观建设、庭园建设、内部装饰三部分共同打造，核心理念物化画龙点睛。让市民走进中医院如同走进中医药文化博物馆，是传播与学习中医药的文化基地，才能真正达到中医药文化传播的目的。
作者：邱治国 单位：重庆市中医院
建筑类型学的手法，说起来是一种十分具象并易实际操作的手法。简单地说，他类似一种归类分组、演化生成的方法体系。即将“具有相似结构特征的形式归结分类，并在此过程中接纳并呈现特定的文化和人脑中的固有形象”。最后的演化生成结果，可能只是该类型众多变体当中的一个，生成的同时就解决了统一与多样的矛盾冲突。因为同一类型可能产生多种形式变换，但由于该变换是在深层结构类似或不变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其效应应是多样化中的协调。我们可以再具象地说，设计的初步，就是将已选取的类型进行几何抽象简化。当然，这一原型必须具备普遍的历史意义，它应是特定文化背景下人们头脑中共有的固定形象。这种抽象简化后的类型元素可以被直接运用到建筑处理上。但这只涉及到形式上的类型。在做一个建筑单体时，尤其是在做建筑群体时，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形式与形式之间的类型转换，即形式关系上的类型转换。形式关系相比形式本身要更加内在化，它是形式内在的逻辑基础，是实质性的存在关联。在做建筑单体时，如果只有形式本身的类型转换，那么最后作品则难逃“形式主义”及“肤浅直白”的论断。所以形式关系的类型学转换在某种意义上更重要，也更加接近建筑本质。如果遇到建筑群的处理，这一问题就更加不可回避了。
建筑类型学的手法绝不是简单地回归历史。在今天新的实际环境中，我们使用新的材料、新的技术、新的思想方法在新的文脉中尝试将这些特殊的历史成果片段重组。在新的环境下，运用传统的关系将之组织或是采用新的关系将之重新拼贴。这些尝试均以“激起人们对往昔生活和建筑片段的回忆而获成功”。实质上，很多建筑大师都经常采用这种手法。如贝聿铭，他在国内的作品，从早期的香山饭店到近期的苏州博物馆，显而易见，无不是采用类型学的手法，还包括日本滋贺县的美秀美术馆等等。若说有什么不同，那只是抽象简化的程度不同而已。建筑类型学的手法虽然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形”的传承，但在将“形与形之间关系”类型化时，它已涉及了“神”的传承。因而，它不能只被看作是物质层面上的手法，毕竟，它还物化了“神”中“形”的部分。
一、意匠的传承
建筑类型学的手法更倾向于“形”的继承，而意匠的传承，更多追求的是“神”似，是一种哲学上的、精神的、态度的传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自己本土的传统建筑融会贯通，再将所得到的新的、提炼过的、更深入的、高一层次的认知应用到自己作品中去。在此方面，国内建筑师一直在努力，但从最终的作品而言，同样面对此问题的日本建筑师走得更远。在这里，以“缘侧”为例进行说明。所谓的“缘侧”就是日本传统建筑的檐下空间。当然，防雨、防潮必然是建筑重点考虑的功能，但这仅仅是其檐下空间较阔的因素之一。从空间的角度讲，“缘侧”属于半明半暗、半内半外的空间，“缘侧”的存在使得日本传统建筑的室内外空间的关系独具特色，空间流动感强，如行云流水，与室外环境联系畅然。显而易见，无论是中国的“檐廊”，还是日本的“缘侧”，都属于灰空间，即过渡空间。不同的是，我们的传统建筑从院落过渡到室内显得更加柔和，体现一种过渡渐变的过程，而日本传统建筑的“缘侧”空间更有“静”的特质，虽然有踏石等过渡，但从空间感受上仍有较强的异域感。从功能的角度讲，日本的传统建筑以“缘侧”这种简单的办法解决过渡和连接等复杂问题。此外，其还承担会客，接待等日常生活活动。从形态的角度讲，日本建筑平面多为不对称布局，所对应的檐下空间自然也不对称。而且即使在一个建筑单体上，檐下空间也以局部设置为多。从审美的角度讲，日本传统建筑的审美崇尚“阴翳”与“幽玄”，而“缘侧”出檐深远，即使在白天，檐下阴影在立面效果上仍占具很大成分。这些效果正是在黑暗和光明的边界上赋予物质形体以及精神。从宗教角度讲，日本在佛教传入时还处于古坟文化时期，所以佛教必然产生具有主导和控制性的影响。所谓的“余情”“幽玄”“寂”“陀”等审美形态无不是受到禅理的影响。具体到建筑就是营造空灵、闲寂的静谧空间，而这种空间要求的是黯淡平和，而非一个泛光的世界。这也是“缘侧”在室内外过渡中营造的氛围。从文化的角度讲，缘侧的灰色气质影印着日本文化的灰色基调，这种“灰”的属性在很多艺术中以相同的意匠营造。例如，缘侧似于世阿弥所创的“能”剧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静隙”，同时，它也似于中日水墨绘画中的“余白”。由“缘侧”所影射到的相关文化内涵有很多，但大多是具有非理性因素的灰色域文化概念。
总而言之，“缘侧”是一个具有“静”的特质的过渡空间。在这里，光作为运动的载体之一，在非泛光的空间状态下，让人体味运动的间歇，感受变化瞬间的定格，认知物体的真实存在。它正是让人的精神从有限的小空间延展至无限大宇宙的精神导体。所以，在日本现代建筑中，我们还能找到一些独特的空间，这些空间并非功能需要，而是建筑师给使用者冥想，发掘内心世界，体验精神快感的“安静”空间，它们可能是长长的坡道，也可能是凹入墙体的小室或某个被隔离的场所。这正是“缘侧”精神内涵的部分延展。虽然它们没有以原形嵌入现代设计中，但通过领会其“静、寂、幽”的精神，部分或完整地表达了原有的精神构架。在形式的继承上，如中廊下型住宅，继承并改善了“缘侧”的形式，将共用的“缘侧”分配于各个房间，很好地适应了现代生活。在精神的继承上，如黑川纪章的“无”和“中间领域”两个设计概念。在艺兰斋美术馆的入口设计中，长长的顶板让人有一种既室内又室外的错觉，也许他正是追求这种感觉上的模糊性，这也正是“缘侧”空间的“中间属性”的继承。其实，实现一种传统精神的继承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形式。如安藤的住吉长屋，虽然在70年代住宅同周边环境关系趋于封闭的背景下，形式上看来是拒绝外部环境，并不像“缘侧”一样温柔地接受外部空间，但它却具有“缘侧”精神的空间——由墙和两侧的屋室围合成的内庭，上空被二层的过桥打破，自然光将过桥的阴影静静影射在地面和墙壁上，朝暮变换，四季轮回均可体味。空间材质与形式的极端简约，让主人可以在进行家庭活动的同时也注重内心情感，感受超脱和静寂的心理需求而非形式本身——这也正是“缘侧”精神的表达。也许，我们继承了感觉或者精神，我们就真正继承了传统。正是这些感性的人们将这块用以享受精神的方寸之地留了下来。相比之下，我们对于将自身精神以抽象方式传达还较为陌生。
二、对比手法的传承
如果说对比、决裂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传承的话，大家首先想到的必是著名的巴黎卢浮宫美术馆。1984年1月23日，贝氏在法国文化部首度向历史纪念委员会简报计划案，当时的反对浪潮甚至让翻译几乎为之落泪而无法工作。后来《LeMonde》报、《费加洛报》等大媒体均对贝氏的玻璃金字塔不以为然，根据《费加洛报》的民意调查，90%的民众反对此做法。而今天，历史证明，“贝氏成功地改变了卢浮宫的命运，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的美术馆正如埃菲尔铁塔的际遇，从当初大家反对到如今倍受爱戴，贝氏为巴黎创造了新的文化标志”中国国家大剧院亦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也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同时在整体上关注了环境，没有压倒人民大会堂等重要建筑物。国家大剧院确实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是个推动，同时也给国内建筑设计体制、方法带来了有益的冲击，而且从政治角度来看，它也是成功的。但北京，毕竟是一个古老的城市，而现在看来，新的一些现代建筑并没有与传统建筑很好地形成城市肌理。在国家大剧院之后，我们又顺理成章地接受了CCTV大楼等新建筑。然而，这种对比、甚至决裂的手法并不适宜“遍地开花”。在一个城市里，这种手法多了，突兀的新建筑就像一块块“城市补丁”而显得刺眼了。传承传统建筑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要求我们在这个高速纷繁的年代里，对文化做出标准的职业判断。而我们除了宣言式的方向指引外，更需要具体的操作手法。做好传承传统建筑文化的工作，才能让我们的建筑不再列为消费品甚至奢侈品，而是感情寄托的所在。
作者：彭鹏 封文娜 姜玉艳 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教学工厂建筑是高职院校进行实践教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重视与企业合作，实现了学校、学生与企业、员工“零距离”接触。教学工厂的出现强调职业技术教育与企业人才需求的零距离对接，使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有机结合，达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和创造能力。“教学工厂”是职业技术学院区别于普通高等院校的最大特点，营造“职业”氛围，使学生身处于职业环境中学习，学生通过这种真实、紧密的接触，既可以学习到企业的管理文化、制度文化，了解职业规范，又使高职院校建筑文化更具有职业化、特色化。
具有服务性、实用性特征。如果说教学工厂是高职院校建筑文化的显性特征，那么，镶嵌在高职院校建筑中的教育理念则是隐性的建筑文化特色。高职院校虽然因所处区域、自身条件的不同，在办学定位、课程设置、招生就业、管理理念、队伍建设等方面各不相同，但都以市场为导向，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设置专业。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高职院校建筑文化更突出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目标的服务性和实用性。如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以明天的科技，培训今天的学员，为未来服务”的文化墙，突显了学院办学宗旨，保证学生毕业后能快速对接真实的生产需要，强调“量身定制”服务与快速反应能力。富有特色的高职院校建筑是彰显校园文化、体现校园精神的物质基础。它不仅折射出高职院校内在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气质，同时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
一 、高职院校建筑文化独特的德育优势
高职院校建筑不是一个封闭起来的外壳，而是具有生命力的有机群体。优秀的校园建筑文化不仅能为教学活动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和环境，更能为塑造学生的道德品质和文化气质提供精神依托。因此，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第一，融入现代高职理念的特色建筑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占领了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职业教育，在当下中国人缺少对技术与技能的基本价值认同的影响下，仍被是看成低人一等的高等教育。这无形中给了学生一种挫败感，学生们体会不到作为天之骄子的喜悦和自豪，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受到极大影响。融入现代职业教育理念的特色建筑和标志性建筑，承载着学校的文化底蕴，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活力。自2006年以来，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掀起“捣墙运动”，把传统教室改造成一个集生产、研发、教学于一体的教学工厂。引企业入校，把教室变教学工厂，实现了学生的学习过程与工作过程的无缝对接，打造出办学特色。学生们不仅在“实战”中增长了技艺，学到了真本领，提升了就业竞争力和职业素质；更在学习中深刻领悟了高职教育理念，认同高职教育，不自觉中增强了自信心和自豪感。
第二，精心设计的高职院校建筑群是学生进行人格养成的生动素材。高职院校的建筑具有形势与内容的双重纪念性，并以其深刻的教育内涵和突出的德育功能而自成一体，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人文含量和教育功能，默默地向学生述说着学校的成长、骄傲和精神追求。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基础设施、环境布局大都经过专家指导、名家设计，都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和独特内涵。成都职业技术学院的标志性建筑——软件大厦设计为“L”形，立面呈现生机勃勃的树状构图，寓意着初生和成长，展示了现代大学生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能引发学生自豪感和归宿感。学院专业特色的标志性建筑物和建筑群，具有很好的宣传、标识作用，能使师生取得认同感，增加内聚力，并且时时刻刻熏陶和感染在校师生，使人感受到一种人格化的力量。它们既是校园物质文明建设的载体，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外在反映。这对学生的人格养成远远胜过空洞枯燥的说教。
第三，合理的校园规划和空间设计对学生的道德成长提供潜移默化的熏陶。建筑环境具有以某种可预测的方式去诱导一种行为倾向的功能。学生在高职院校建筑环境中获取知识的同时，也在学习着人际交往。这既是一种信息交换与传播的过程，也是交往双方在心理上和行为上发生相互影响的过程。很多的高职院校设计便于师生直接交流的建筑空间，如在实训楼安排了各种适合师生停留、小憩、交谈、游戏的场所，并放置了舒适的座椅、沙发等小构件；在校园内的海棠园、玫瑰园、紫藤廊等校园景区旁，适当开辟一些凹形空间，围以栏杆，构成宜人的交流环境等，在这样的设计空间里便于师生之间面对面接触、交流、分享，老师的人格魅力也在悄然中传递给了学生，让学生对学校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巧妙的空间设计可以营造有归属感和亲和力的交流空间，这不仅对学生的求知解惑有重要的帮助，也对促进他们道德成长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校师生透过高职院校建筑这种显性的形式，能深切体会高职院校文化的隐含意义。
二、构建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德育功能新思路
高职院校是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场所。高职院校建筑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对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功能。因此，新时期要打造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
1.建造校园特色建筑，提升校园文化底蕴优秀的校园建筑文化必然体现出地域性，形成独特的文化气质，即校园建筑注意与周围环境、区域文化的融合，追求整体校园风格及建筑物的总体轮廓之美，追求理性设计与感性认知和谐统一。淮安是总理的故乡，总理很喜欢海棠花，在他逝世后的十二年之后，他的夫人邓颖超曾写下一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海棠花祭》，以纪念她的战友、伴侣总理。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校园内的主景区恰好有一大片海棠园，如果校园建筑景观设计中重视与地方文化资源的融合，在海棠园里设计一个大石碑，上面刻下邓颖超的《海棠花祭》，这一建筑小品必将成为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特色建筑，使学生们在欣赏海棠花美丽的同时，缅怀总理伟大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时还能够提升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底蕴，打造文化校园。
2.营造开放交流的氛围培养学生学习能力路易•康曾说过：“学校是一处适于学习的空间环境。一群人坐在树下就自己的理解进行知识的交流……”加强产学合作、促进人才产销衔接是高职学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高职院校建筑的功能布局要体现校企深度融合，融入园区办学的办学理念，教学实训区、演讲交流区、研发区、学生创业区、商业区等布局既相对独立又要集中。相对独立便于各个功能区的工作、活动的开展，遇到紧急情况便于人员疏散，体现人文关怀；而相对集中是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企业人员与学院师生之间提供了一个相对集中、相对正式的交流场所，让他们在这个空间里碰撞出激情和创造的火花，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这个交流空间，并在此停留、交谈和畅想。通过强烈的环境氛围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能力，用文化观点来提升精神层次，达到培育理想人格的目的。
3.倡导建筑环境参与，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建筑与人的行为之间有着特殊关系，建筑是人的存在的实质证明，是文化的工具。广大学生要对学校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就必须了解本校独特的文化内涵。学校需要创新建筑文化教育的内容，让学生了解本校的设计理念、建筑物的功能布局，以及建筑、雕塑、厅廊阁角的寓意，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受到启迪和教育。良好的高职院校建筑文化环境对人所产生的作用，积淀为人的文化心理，形成特定的文化观念，从而对人的行为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淮安信息职业技术曾组织师生进行海棠园景观设计，积极倡导学生参与校园建筑环境文化艺术的规划、设计、建设与维护，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刻把握自然、社会、人的关系，体现建筑文化与教育的完美结合，实现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对学生的教育功能。
4.狠抓校园建筑质量，打造建筑精品工程高职院校建筑质量关系广大师生员工的安全，关系到学校的长远发展，是百年大计。而且学生的行为心理与建筑形式、建筑空间设计有着密切关系，学校作为建设单位应该从建筑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监理、工程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严把质量关，加大质量安全教育宣传，强化责任意识。同时，要吸收当代建筑新技术、新思想、新观念，把绿色建筑、健康建筑的设计理念融入校园建筑中来，建设美观、经济、实用的精品建筑工程。将建筑与新的思想观念、科学技术成就、周围环境、人有机结合起来，打造高品质的高职院校建筑文化。享受建筑之美的学生在此学习和生活，既能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鼓舞，增强自信心、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又得以开拓视野、启迪心智、陶冶情操，进而继承和发扬科学精神，培养创新能力，提高人文素养。目前，高等职业教育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院校承担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历史责任。高职院校建筑文化，应远离官场、远离逐利、远离浮华、远离西化；要贴近自然、贴近生活、贴近民族、贴近传统文化，方能更好地发挥育人功能。
作者： 吕雪松 单位：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内涵——殷商文化的“人”和“神”
殷商文化作为河南早期的文化体系，对河南建筑环境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宏观层面上，是对建筑环境的一种审美观、价值观的体现，是之后具象化表现的根源。因此对两种文化的研究更多关注其主要特质，一种精神层面的把控。
所谓商文化，及殷商文化，指商王朝时期内商族所创造的文化遗存，商灭夏之后至商王朝灭亡这时期内商族人创造的文化，重点指以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商代后期文化。它以今郑州、安阳地区为中心的中原腹地。商代文化分为以二里岗期商文化为代表的商代前期文化和以殷墟文化为代表的商代后期文化。郑州、安阳地区属于殷商文化的中心地，自然其建筑也深受殷商文化的影响。
殷商文化具有西渐的特点，其西渐的区域是指商文化在中心地区确立以后向西方地区传播所到达的区域，包括河南西部、陕西中南部、甘肃东部等所在的区域，基本位于商王朝前期统治中心——郑州地区之西部，也是商文化传播的重要地带，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二里岗型”分布范围包括了豫西、关中东部和陕西中南部。因此，在山东东部及陕西部分地区的建筑形式与河南西部地区的建筑形式具有一定的相似和传承性，其聚落民居的形式也最具地域文化的展示性。
神权独尊和“征服自然”
殷商文化具有很强的原始宗教性和娱乐性，尚武“征服自然”，以祭祀等功能的场所为居住中心。在其宗教观念中，除具有原始宗教的一般特点之外，还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如鸟崇拜、山崇拜、太阳崇拜、桑林崇拜等，这使其成为原始社会众多地域文化中别具一格的文化。殷商的直接统治区，随着郑州和安阳等中心地域从豫东到沂泰山区一代，对豫西、关中东部和陕西中南部等建筑形式具有深远的影响。
殷商人的思想观念中，帝王宗教观是一元的，先王和帝都统一于对祖先神的崇拜中。因此，祖先神和天神，人和神灵，在殷商文化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通过商族的祭祀歌诗《商颂》，我们也可看出商族子民对上帝的绝对宗教性，注重在建筑格局上面，更注重中心建筑群的集中，将祭祀、拜祖等功能的祠堂、寺院等建立在建筑群的中心，作为所有原著居民的思想活动中心，在建筑布局上充分表现，体现出“重神道、轻人事”商人宗教思想的特征，体现出一种商人隆祭祀、盛巫风的宗教迷狂以及带有原始意味的尚武尚勇的精神。
在出土的众多器皿中，其桑树、太阳鸟、山体等形象的符号常出现，特别是商人一起祭祀的场面也被工匠以极为概括的手法描绘出来，人们热情奔放、鲜亮艳丽的画面被符号化记录，并发展为不同形式的语言使用在建筑构件和建筑纹样、建筑色彩上，重赭石的厚重色彩代表了对大地的臣服和对火及生命的渴望。
农耕文化和“天人和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商时期农耕的兴起和发展，确定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固定，选址对风水的注重，祈求风调雨顺以得来年庄家的好收成，人们居住的场所和建筑形式等方面自然注重“天人和谐”。这从夏、商、周三代文化的表现上均可窥视一二。三代考古遗物所显示的衣食住一类的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以农耕为主要生业，以粟黍为主要作物，衣料所知的有麻丝，房基的构造都是规矩型，以长方形和方形见多，坐北朝南。
商代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由游牧等最原始的自由生活状态转变为以农耕为核心的固定文明的稳定生活状态，农耕的生活方式必然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所有的生活、经济、政治等活动均以土地为中心，建筑形式逐渐规模化、中心化。黄河流域的居住形式从穴居到半穴居，进而发展为地面建筑。农耕文化使人们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拥有一定规模和布局的聚落多分布在近水的台地上，主要建筑形式为半地穴或地面起建的圆形或方形房子。河南安阳后岗、三门峡庙底沟、渑池仰韶村等具有体现。建筑环境也更加科学和合理，如确定了坐北朝南的建筑坐向和横向为主的建筑形式等，建筑布局已逐渐由散落的自由形制逐渐发展到规矩化、条理化、中心化的聚落群体。
崇尚自然宗法的和谐观
殷商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和“神”关系的转变和发展体现，一种人和自然地关系，从“征服自然”到“天人和谐”的过程，对以郑州、安阳以及河南西部为核心的河南建筑环境具有地域性的“无意识”影响。殷商文化在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过程中属于早起阶段，孕育了中原文化本质特点，对河南人的营造意识和审美有着深远坚固的影响，注重“崇尚自然”、“师法自然”，在美学、科学、伦理学、精神学和哲学上追求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河南传统聚落是一个崇高自然的大系统，建筑作为防御与适应自然的物，要求征服自然，但更重视自然。河南传统聚落所体现的社会文化是中原地域性建筑文化内涵的精髓和浓缩，它所体现的和谐相生的观念正是当今社会巨变中人们所追求的自然和谐。其主要表现为：从强调“生存竞争”、“天人相抗”转向注重生态平衡，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极力倡导物质文明进而重视内在精神的满足，以求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协调；从绝对尊重个性自由，个人与社会相抗衡，转为个人与群体相协调；从直线式的进化观转向螺旋式的发展观。
本文作者：杨亚楠 单位：郑州黄河科技学院
作者：何素梅 单位：国家林业局管理干部学院
图书馆建筑是典型的文化建筑，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图书馆建筑的历史悠长久远，它们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图书馆服务与管理模式的变化，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单一到复杂多元，由封闭到开放，逐步变迁的过程。
一、图书馆建筑文化理念
图书馆建筑文化涉及图书馆文化理念及建筑理念。图书馆是收藏文献、服务读者的空间载体，其建筑思路是依图书馆的使用需求而设定的，从这一点来说，图书馆建筑文化与图书馆文化本身有着很大的联系。随着人们对图书馆职能、服务对象等方面的理解与要求的变化，图书馆建设也相应地做出调整。图书馆建筑文化具有文化性、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每座图书馆建筑各有其个体特征，折射着某一时代、地域的特性，彰显着某种设计理念，反映着某类服务管理模式。也正因如此，导致了中、西图书馆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下，具有不同的建筑馆舍文化底蕴。
二、教化韵味下功能单一的中西古代图书馆建筑文化
一般而言，图书馆的建筑模式、内部布局依图书馆服务功能、服务方式、发挥的社会功效而定。纵观中国图书馆建筑发展史，在19世纪西方图书馆建筑思潮西学东渐之前，皇家藏书楼式的建筑主体，对历代各类藏书楼的建筑风格起着示范作用。中国古代藏书楼“以书为本，以藏为主”的藏书理念决定了图书馆建筑面积较小、结构简单、功能单一。作为一种文化，在其建筑实体等物质表现形式下蕴藏着中华民族的品德，体现了中国广大文人学者崇尚知识、富民强国的文化精神，这也是古代中国藏书文化的实质所在。在中国古代，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在精神上钳制民众，造就了具有教化韵味的藏书文化。正是这种教化类型的藏书文化，对图书馆建筑型制、馆址的选择、馆内空间细节处理以及其形态、比例、色彩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藏书文化的教化时代，藏书楼往往被看成是上层贵族、文人墨客寻找精神家园的场所，是求学治学的清静之地，容不得充满“-铜臭味”的钱庄、饭庄等商业场所靠近它。因此，秦、汉以后古代中国的藏书楼建筑设计，都比较注重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强调藏书楼与自然的有机结合。所以，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建筑往往与宫殿、园林、寺院、书院、私宅等建筑融为一体，园馆相依，山水相映，环境优美，幽静宜人。其结构小巧玲珑、雕饰古香古色、庭院峰回路转，成为中国建筑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些藏馆至今让人流连忘返。而在西方，书报审查的历史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长久，特别是中世纪，统治者以宗教裁判为手段镇压异端思想，扼杀信仰自由、科学研究的例子数不胜数。于是，文艺复兴前西方的图书馆建筑形式，从希腊化时期最典型的图书馆建筑模式——拍加马图书馆建筑，到古罗马同神庙毗连的宏伟的公共图书馆建筑，再到黑暗的中世纪以收藏基督教书籍为主、规模极小、没有阅览室等设备的修道院图书馆或大教堂藏书，及中世纪后期的大学图书馆，其建筑型制基本与中国古代藏书楼相仿，主要功能也是收藏和保存文献资料，并且只供上层贵族阶级等少数人阅览，呈现出封闭性和保守性。
由于图书馆功能单一，所以其建筑结构也相对简单。中世纪后期，西方大学图书馆建筑出现了“链子图书馆”建筑（将珍贵图书用锁链牵在书桌上，因此而得名）和“读经台式”的阅览环境（当时的阅读书桌颇像修道院的读经台，因此而得名），这是当时盛行的阅览和保管图书的办法。西方古代图书馆，有的似乎是皇帝出资建造的，有的可能是富人赠献的，尽管它的藏书并不全是宗教书籍，但用于藏书的图书馆紧靠着神殿或附设在神庙内部，这也是西方古代图书馆的重要特征之一。神庙当然是壮丽豪华的建筑物，因此，图书馆作为它的连接或内设部分，自然也是一所宏伟的建筑。有的图书馆馆外有壮丽的圆柱，门上装饰着各种雕刻。馆内则设有阅览厅，也有柱廊。柱廊是供读者读书、讨论问题的地方。大部分图书馆的正厅安置着神的雕像，周围一般还放着著名学者和作家的雕像或碑文等，正厅馆内还有许多绘画和其他豪华装饰品。另外，馆内还有剧场、会堂和讲演厅，在讲演厅里可以朗读一些作家的作品。有的还设有大浴池。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图书馆更近似富豪们的俱乐部。
三、由教化韵味向消费韵味过渡的藏阅分隔的
中西图书馆建筑文化随着近代图书馆建筑文化的西学东渐，中国古代藏书楼建筑文化模式被打破了，它具体体现为：将图书馆“藏、借、阅”功能明确分开布置，大部分采取阅览室在前、书库在后或居于中心部位，外借出纳居于其间或其后的布局。这一布局，在当时较好地满足了闭架阅览及管理的使用要求。该时期图书馆的建筑形状相对简单，多缺少变化，基本呈现为“T”、“工”、“一”、“王”、“山”、“日”、“出”、“田”等字型，造型较为呆板，相互雷同，缺乏个性。另外，由于各部分功能固定，阅览室与书库往来联系不便，难以灵活调整使用。而在西方，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启蒙运动的兴起，图书馆在设计建造上开始重视人与活动空间的关系，注重馆内装饰，强调设备与学术研究场所的气氛相互吻合，文艺复兴的时代气息在图书馆建筑上充分表现出来。其时，许多人文主义者主张“开放”图书馆，一些私人图书馆也逐渐向公众开放。虽然当时的图书馆使用者还局限于知识分子上层，是知识分子交流思想、寻求美的享受的场所。
但比较起来，这一现象同藏书楼式的修道院图书馆有了很大的区别，已由单纯地“保存书籍”向有效地“利用书籍”迈进了一步。随着印刷图书的大量出现，以及当时君主、诸侯们对巴罗克艺术的狂热追求，十六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图书馆建筑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锁藏图书”阅览室被空间宽敞、可供阅览者随意走动，酷似宫殿的“大厅图书馆”所替代，“读经台式”的书籍放置办法逐渐被“墙壁式”放置方式所取代，即在图书馆内大厅周围的墙壁上排列书架，出现了书库，这在图书的收藏、借阅、馆舍结构等方面都是一大进步。但这时的图书馆仍带有浓厚的陈列馆色彩，还不是一所纯粹的科学研究机构。直到1853年，帕尼齐打破了以往图书馆结构，将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室和书库隔开，书库首次使用铁制书架，两排书架背靠背并排摆放，书库各层的高度被降低了，最高一层的图书用小梯子就可以取放。由此，图书馆建筑向现代化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不列颠博物馆圆顶阅览室也因此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绝佳场所，一百多年来无以计数的国内外学者在这里成就了他们的研究事业。图书馆建筑按闭架管理要求设计布局，将阅览室和书库分开，适应了图书馆由收藏保管文献功能向社会服务功能转变的需求，逐步形成了集藏书、教育功能于一体，藏、阅分隔的近代图书馆建筑模式。
四、消费共享韵味下藏、借、阅一体的中西图书馆建筑文化
（一）建筑文化之大同
几千年的图书馆史是图书馆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随着几千年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尤其是随着近代图书馆事业的成熟，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以至在全世界范围内，图书资源必须共享的思想逐步形成，由此产生了消费、共享环境下的图书馆建筑文化。这种图书馆建筑文化，遵循形式服从功能的理念，从满足图书馆组织结构、业务需求的角度对其进行设计建造。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模数式图书馆建筑模式应运而生，它广泛采用敞开式、大厅式大开间格局，能在一个较大空间内实现藏、借、阅、管四大功能。它独特的建筑结构，使其可在一个平面层内自由调整各房间的面积、形状和空间，具有高度的适应性、灵活性和可塑性。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模数式图书馆。到80年代末期，国内出现了一批高标准、高技术、较为先进的现代化图书馆，馆内采用连续开敞的大空间，减少固定隔墙，全馆或局部统一柱网、层高、荷载，尽量增加布局的灵活性，以适应未来变化调整的需要。有些则在全面开架的条件下，把总出纳台、咨询台放在门厅内。空间格局则以文献信息的利用为中心，平面布局灵活多变，不再拘泥于陈规旧套，实现了同一空间内“阅、藏、借、查、咨、管”一体化的管理模式，使中国图书馆建筑置身于国际先进水平之列。最近几年，在图书馆网络化发展的趋势下，图书馆建筑模式也从集中向分布转变，图书馆的功能也分化为前台服务和后台服务两方面。中国一些大型图书馆新馆建设也已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建筑中充分运用了计算机网络、空气温湿度调节器、自动化安全防护监控设备等智能化建筑技术，采用多种手段保存文献。在“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指导下，图书馆建筑理念更倾向于人性化，本着“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宗旨，为读者创造舒适、宁静、优雅的阅读环境，同时为馆员创造方便、舒适、高效的工作条件。至此，中国图书馆实现了由单纯的物用功能向调节读者情绪、满足读者心理需求的功能转化。西方图书馆近年来在建筑设计上提倡人文关怀、生态环保，出现了高技术、高标准、智能化的趋势。它将建筑环境艺术和先进电子技术相互融合，通过对设备的自动监控，实现对信息资源的有效管理，使整个建筑的设施配备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看出，中、西图书馆建筑文化发展到后期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趋同，中国图书馆建筑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化的渗入，中、西图书馆建筑文化相互影响、融合的程度必将不断加深。
（二）建筑位置之小异
图书馆于城市，是文化的标志，反映一个城市的品位。图书馆于市民，是知识的海洋，精神的家园。图书馆规模不断扩大，开放程度不断增强，管理技术不断提高，读者阶层便会不断增多，人们逐渐进入了藏书文化的消费共享韵味时代。从图书馆建筑的地理位置来看，这一时代中、西公共图书馆大同小异。所谓大同，是指中外公共图书馆大都建造在城市里。馆址通常选在人口比较密集，交通便利的地方。其环境都比较开阔，内部装饰效果多具生活气息，阅览环境普遍比较淡雅。至于小异，表现为在欧美国家，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与图书馆紧密相联，先有图书馆，后有商业中心，商业中心围绕着图书馆发展，或者是图书馆选择在商业中心建立，做到跟着商业中心走。而在我国的许多城市里，图书馆的建立时间要远远晚于城市建立的时间，并且图书馆建立后也没有出现围绕图书馆而形成的商业中心。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中、西方思想观念的差异：西方人认为，一座城市的中心不仅应该具有商业功能，而且应该具有文化功能。而图书馆恰好具备了这种文化功能，可以作为城市和商业发展的营养源泉。反过来，城市的兴起和商业的发展，又会同时促进和推动图书馆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不可分割。而在中国，自古至今，都习惯于把文化与商业相对立、容易受到“重农轻商”-、“学而优则仕”等潜意识的影响。所以，中国许多公共图书馆在选择馆址时并不像欧美国家那样选择商业中心，都有意无意地避开商业中心，选择远离闹市的清静幽雅之地或依高等学府而建，成为城市里一个不起眼的点缀。当今社会，我们应该认识到，商业中心是汇聚各色人等的一个重要场所。把公共图书馆建设在商业中心，才有利于丰富读者的多样性，才能够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的效能和作用，使资源利用最大化。同时，从宏观上看，公共图书馆建在城市商业中心，有利于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促进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成熟和完善的今天，在“以人为本”的图书馆服务理念下，我们不但要善于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图书馆建设的先进经验，更要与时俱进，摈弃固有思想的束缚。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让公共图书馆发挥更大的功效。
五、结语
我国图书馆建筑是历史的见证，中华民族文明的结晶。继承历史的优良传统，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不临摹、堆砌西方某种“主义”，建造出现代感强、功能好、技术新的图书馆建筑，充分传达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涵义，才是图书馆建筑文化“传统”与“现代”的最佳契合点。我们相信，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正不断创造着璀璨的图书馆建筑文化，这种建筑文化必将达到更高的境界，在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提升国家综合国力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我国城市化水平也获得了很大提升，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全球化给建筑领域带来了新技术和新材料，以及先进的设计理念，对地域建筑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使地域传统建筑文化逐步被商业文化所淹没，建筑的民族性被建筑的“国际性”所取代，作为城市和建筑个性的地域文化特征有逐渐衰落和消失的危险。因此，针对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在建筑设计创作领域，通过对地域建筑文化进行总结和归纳研究，创造出符合各民族人民审美和生活习惯的现代地域建筑，是建筑师在现代建筑设计创作中的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一项工作。
一、地域建筑文化
“文化”一词至今未有确切的定义；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普遍的社会习惯，如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地域建筑是指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与其地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社会环境形成特定关系，并体现地域基本特征的建筑。地域建筑文化正是这种地域生活方式和文化在建筑中的反映，它具有时空性和地域特征，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其各具特色的地区文化，它们根植于当地人民的生活之中，数不尽也道不完，正是它们孕育了本地区的建筑文化与特有的“场所精神”。
二、地域建筑文化的再生
传统建筑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建筑文化遗产，是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每当人们置身于历史街区或传统村落时，总会觉得非常亲切和温暖，被那些充满生活情趣的场景所打动，这种强烈的场所感正是由生活在特定的地域街区、建筑和广场中的人群，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长期积累发展而来，并形成特定的地域建筑文化环境。它不仅是社会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也是精神文明的一种反映，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内涵，是人们认同和依恋的生活场所。经济全球化在加速了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导致了建筑文化的全球化，对地域建筑文化产生了猛烈冲击，使得民族和地域文化失去了归属感和凝聚力，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发展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的重要性。因此，在建筑设计创作中如何辨证地对待“地域性”与“现代”的问题，如何传承和发展地域传统建筑文化，使其得以再生，已成为促进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
1.地域建筑的适应性
传统地域性建筑历经几千年的沉积，发展到今天，仍然不失其魅力，最主要的因素是其对于地域的适应性。建筑师在进行地域建筑设计创作时，必须对传统地域建筑文化进行深入的挖掘，了解其存在的独特价值。
（1）对地域自然环境的适应性
由于建筑所处的地域的不同，其地形、地貌等自然生态条件也不同，这就要求建筑必须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形式。
（2）对地域经济技术的适应性
地域建筑总是适应当地的经济条件的，并采用与地域相适应的建造技术及地方性建筑材料，形成一套比较生态的建筑技术。
（3）对地域文化的适应性
建筑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的现象和产物，是不同地域社会、经济、技术、艺术、哲学、历史等要素的综合体，理应具有鲜明的时空和地域特征，这是不同地域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在建筑中的必然反映。因此，地域建筑必须适应特定地域的文化习俗、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才能形成有特色的地域建筑文化。
2.地域建筑文化的再生策略
新形势下，地域建筑文化的再生，不仅仅是对传统建筑的简单模仿与复制，还包括保护、传承与创新等多个层面。面对新的创作环境和要求，建筑师不能一味地接受西方的建筑风格和技术，要理性地学习各个国家优秀的建筑文化，同时注意挖掘地域传统建筑文化，保护优秀地域建筑文化，将它们融入到现代建筑设计创作中，既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也要符合现代生活的要求，增强人们对地域文化特色的认同，创新地域建筑文化特色。设计者在创作建筑设计时，可以通过以下几个策略进行地域建筑的再生。
（1）传统地域建筑造型的模仿
传统地域建筑都有一些代表当地建筑文化的显著的外观造型特征和当地特有的建筑细部构件，设计者在创作现代建筑设计时，应将这些重要的地域建筑造型和细部构件在现代建筑中重现，再现传统建筑的造型特征，使现代建筑造型具有传统地域建筑的风格和空间形式。例如，传统建筑坡屋顶、青砖灰瓦等在现代建筑中的运用，这在各地古建筑保护中是常用的手法。
（2）传统地域建筑符号的再现
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哲学等这些人类文化的具体精神形式均统归于符号的范畴④。建筑作为文化的物质载体，正是通过符号来表达地域文化的。设计者对具有文化特征的建筑符号进行提取、总结，将其具化为一种可识别的图形符号，进而成为地域建筑文化的象征符号，并作为传承地域文化的载体，结合新的建筑技术与材料，在现代建筑设计创作中加以运用，使这些融入了地域建筑符号的新式建筑成为城市空间环境的组成，营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文化。
（3）传统地域建筑符号的抽象变异
传统地域建筑空间及其特征构件是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蕴育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及生活方式的改变，许多传统建筑空间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一些建筑构件也已经不具有当初的功能，新型建筑材料及建造技术的出现，加速了传统建造技术的更新。因此，建筑师在建筑设计创作时必须要认真研究传统地域建筑符号，对其进行抽象变异，运用新材料与新技术对地域建筑进行再设计，创作的新建筑不仅具有现代化的特点，而且具有浓郁的地域建筑文化特色。
（4）地域建筑材料与技术的现代更新
设计者在创作现代建筑设计时，不仅要关注地域传统建筑的外观符号元素，还要了解这些符号与地域建筑材料与技术的内在联系。传统建筑材料及技术许多都是低级的，现代社会环境污染严重、自然资源短缺，能使用的原材料太少，且价格昂贵。因此，采用现代材料与技术来再现传统地域建筑文化符号，不仅可以满足现代人的审美要求，还能创新建筑空间与造型。除此以外，设计者还要注意节能环保材料的运用，不但要再现传统建筑意境，还应满足生活、工作的舒适度。
3.地域建筑文化再生的原则
在现代地域建筑再生创作中，除了要注意的设计策略的应用外，还要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1）把握地域建筑特色，延续传统地域文化的原则；
（2）坚持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的地域建筑创作原则；
（3）基于新技术的地域建筑意境再现原则。进入21世纪，我国城市化发展已经进入加速阶段，在大建设的高潮中，城市中充斥各种现代风格、欧陆风格的建筑，传统地域建筑文化遭到前所未有的“建设性破坏”。各种破坏尽管情况错综复杂，但说到底是对传统建筑文化价值的近乎无知及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盲目崇拜。因此，建筑师在设计现代建筑创作时必须要立足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真正深入研究地域历史文化，总结地域建筑经验，并用来指导现代城市建设与建筑创作，充分利用地域建筑文化遗产的作用，使中国的现代建筑创作与城市文化走向地域特色发展之路。
作者：胡海洪 丁晓红 单位：淮阴工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