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学探讨人类生命的规则和质感,既关心文化和意义,也理解进化与生态。历史上,4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克里福德·格尔兹,皮埃尔·布迪厄——各自定义了人类学的基本问题。20世纪初,弗兰兹·博厄斯笃信“冰冷的热情”,将人类学定义在科学与人文艺术之间,探讨人的社会性和生物性的合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带着理性的清明与感性的忧郁,追问人类有怎样的统一认知机制,才创造出如此绚烂多彩的文化。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克里福德·格尔兹在破碎、离散、多元、分解的世界中,认可自己和人类学事业的狐狸特性——好动而飘忽,相信混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探讨人类诠释和想象可能性。后现代以来,皮埃尔·布迪厄综合老年人的睿智与青年人的激情,叩问人心走向与社会趋势。带着这4个基本问题的视野,人类学家该如何理解和应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西南地区多样化人群的社会变迁?经济发展改变了西南地区的社会关系网络、价值理念、信仰、和人口结构,也把当地雨林改造为经济林,调节着当地小生境的气候条件,影响自然灾害(泥石流、火灾等)的出现方式和频率,还改变人和动物的疾病种类。近年来,随着微信、电商等技术的拓展,现代科学和古老宗教、医学体系也密切碰撞交流。在此背景下,西南人群如何理解、应对世界,并与之前行,既塑造自己的生活世界,又与别人的世界交织演变?

注：因版权方要求，不能公开全文，如需全文，请咨询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