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关键词:原创性 为人生 内心的表达 精神病苦 人性异化 摘要:普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莫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原创性”,钱理群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卡夫卡也具有这样的原创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原创性是对于与他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欧洲而言。卡夫卡的一生属于创作的时间只有最后二十年,他生前文名寂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但一经瞩目便引起一片盛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的许多流派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先导和同列:“存在主义者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求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作家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本质”。鲁迅和卡夫卡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创性缘何而来,需要从以下几个关系中去考察。 一、不同的观念,相同的视域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卡夫卡存在着根本差别。鲁迅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坚持“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社会宿求。02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卡夫卡则仅仅把写作与个人命运相连,把创作当作个人心灵的抒发。他在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虽然创作目的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以创作完成某一重大使命的真诚和郑重,并以冷峻的目光看待社会,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生,创作主题凝重而深刻。 鲁迅从“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观念出发,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以超越他人的敏锐和深刻,无情地揭露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造成民生痛苦;皇权文化传统奴化国民精神。 集权统治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春秋战国的五霸争雄,到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即联,联即国家”的“家天下”,专制集权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角落。鲁迅笔下那些活动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小到不能形成与政权机构的直接对抗,但无一不承受着封建专制权力的制压。如未庄的阿Q,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在压迫下他失去了姓氏权、劳动权、恋爱权、甚至生存权;禁锢在深山和宅院里的祥林嫂也承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终至无路可走,身心俱毁。 文化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尽管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们习惯于说它代表了中华文明,说它孕育了君臣相佐、长幼相亲、温良恭俭的中华美德,而学贯中西的鲁迅却果决地宣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吃人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祝福》则以具体的形象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祥林嫂中年而荡、暴死街头固然有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道德观念给她的精神压迫。有了夫权意识,才有她对婆婆和未成年小叔的慑服;有了族权意识,才有她对大伯收屋行为的顺从;有了节烈意识,才有她再嫁时的哭闹挣扎,碰头求死;有了神权意识,才有她听到死后分尸的奇谈就惊魂不定,终至在是否有来世、有地狱、有灵魂的疑惧中毙命街头。鲁迅在中国人还沉浸于“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自恋时大声疾呼“封建礼教吃人”,如同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一样发人深省。 卡夫卡在自我灵魂的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鲁迅式的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 对社会生存本质的认知,卡夫卡也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人手,揭露现代西方一体化社会里存在的权力制度的重大问题。其一,它与人民由疏离而走向敌对。如《城堡》里迷雾笼罩中的城堡是政权的象征,它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城堡的主人伯爵不知其所归,主管克拉姆也与人民隔绝,以至于连他的情人、秘书、信差也说不清其面目行踪。因此,土地测量员K被邀请而来,又被排斥在外,任其如何努力也无法传达要进城堡的诉求。《审判》中约瑟夫·K无端被捕,却申诉无门;乡下人徒然看到法律的光辉,却进不了法律的大。其二,它强大、冷酷而残暴。如《审判》中的法官、看守、督察无处不在;《城堡》中的主管、秘书、主任层层叠叠,公差、信使、暗探成群结队(;在流放地》中的小兵因没有听到长官的号令就被处以死刑。其三,它表面有章,实则无序。《城堡》中的权力机关(公事房)芜杂,权力履行程序(公文的发放、签署、存放)混乱,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以致公文旅行,公事推诱。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人如困兽犹斗,飞蛾扑火,终归于毁灭。 二、敏锐的观察,深切的表现 刻意展示生存的痛苦,注重展示人内心的困惑,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阐发人类的生存相,而不重外部环境的描摹,这是生活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两位大师惊人的契合处,用鲁迅的语言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们“精神的病苦”,在卡夫卡的艺术里则是震撼西方的“人性异化,,主题。 鲁迅以锋利的语言鞭挞落后的国民性,痛恨长期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奴性和忍耐顺从。如在民国的大堂上,阿Q“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虽遭“站着说!不要跪”的呵斥也不能已。《故乡》中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现的是奴性。而祥林嫂的悲剧是驯服和顺从。对她来说,节烈、从一而终不是他人协迫,而是在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民族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和自觉。对于落后的国民性,鲁迅恨之更切的是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和贫痔。如祥林嫂相信有来世,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这都是愚昧。《药》、《示众》、《阿Q正传》中群看客的呆定,红眼阿义的暴力,茶客的义愤,夏瑜之母的报颜,均显示着麻木。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状元也是第一”的妄自尊大,被绑赴刑场还一心要按惯例唱几句戏文以博围观者的喝彩,更是惊人到极点的麻木。杨二嫂之尖酸无赖,阿Q之泼皮,孔乙己之浅薄,四铭之狠琐无一不是混合着麻木的灵魂的贫痔。鲁迅更凉骇于人性的冷酷。(明天》里单四嫂子丧子的悲痛无人关注;祥林嫂的不幸也没有引起他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而那把她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之后展示的“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显示的是怎样的人胜的卑劣与残忍啊! 卡夫卡则致力于展示现代病态的西方精神,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悲剧。在艾略特宣告西方人精神业已沦落之后,他进而揭示了西方人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方式。这异化首先来自于一体化的社会形式。如《城堡》里国家政体的病态使K的人性变得狠琐、险诈;《审判》里法律的强大使约瑟夫·K放弃争斗,像驯顺的动物被无声地宰杀。其次来自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压抑。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丧失了人格独立,毫无尊严地生活,继而又在旅行推销的快节奏生活中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成了只记挂着起床、坐车、上班的机器,最后在形体变成甲虫后仍感到上司的淫威,充满失去饭碗的恐惧。其三,异化来自人性的冷酷,人际关系的冷漠敌对。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父母的爱子、妹妹的良兄,在变形后失去工作,失去收人也就成了家人的累赘,为世所弃,举目无亲,与世隔绝。这正如卡夫卡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川‘阶,在他的笔下,《城堡》里的K进不了城堡,是由于人与社会政体的隔膜,更是由于把他扔出城堡村的村民、阻挠他面见克拉姆的女老板、村秘书,拒绝聘请他当土地测量员村长,包括那时时盯视着他的助手、跟班无一不是横在他与城堡之间的鸿沟。 三、时代感与民族性 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性是鲁迅和卡夫卡共同具备的品质,也体现在他们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 在题材内容上,两位作家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把批判目光凝聚在社会病态和人性卑污这两极,但所展示的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却又极富民族性和地域特征。鲁迅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参加“文学革命”潮流时早已是民国,但他能认识到,虽然02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垮台了,但封建专制思想和道德文化还固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因此,鲁迅展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即封建化的中国权力意志形态,揭示愚昧、麻木、忍耐、)l项从的精神病苦,意在唤醒国人起而抗争。卡夫卡与之相反,一生中有三十六年生活在反动的哈布斯王朝,只有六年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但他认清了西方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看到了商品化、物质化对人的压抑,社会机体与个体人的疏离对立,商业化社会价值观念的逆转和人性的沦落,这些均是现代西方无法治理的现代文明病。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曾一度将文化视野瞩目于西方。思想上,领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艺术上,则先后瞩目于近代东欧—俄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在《药》中我们看到了普希金小说的片幽褪且接,快速推进故事,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明暗线掩映。在《祝福》、《孔乙已》中看到了限制叙述。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不关注故事的演进、人物场景的描画,而切人人活跃意识的意识流;或看到了不追求客观、形似,而以直觉、象征直击本质的表现主义。在《阿Q正传》中看到了寓悲于喜,把痛苦化作玩笑的“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阿Q这毫无英雄特质的“反英雄”形象。 卡夫卡生活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交接点上,选择了轻再现、重表现,弃现实、就精神的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阵营内,作为稍晚于象征主义而产生的表现主义大师,他接受了象征主义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和“主观外化’的基本观点,但在“主观是什么”,“主观如何外化”的途径上又与象征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在创作实践上,他已经超出了表达个体心灵的个人主义范畴,而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永恒真理的探求。在“主观外化”的方法上,卡夫卡超越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的表现法,并发展为内含丰富的表现主义。 总之,两位大师原创性艺术形成的动因,是致力于人类新文化的视野拓展一一批判社会—重新建构新时代人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近些年,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继全球化之后,文化研究成了新的关注点,并因之引起了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本文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在文化研究中其复杂性与多义性被忽视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典型的文化研究个案,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当代中国,对文学经典的关注,都是出现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之中的一个焦点。依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anathan Culler)的描述,“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1此种现象代表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一面: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不拟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进行评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同样构成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另一层面。从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卡勒曾经在其简明但仍不失学术性的著作《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归结为“什么被称为文学经典”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两个问题。在“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个问题中,存在着对文学经典来说可能是处于反向运动的两面: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难道不是在扼杀文学吗?肥皂剧是否已经替代了莎士比亚?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而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在“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中,凸显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矛盾。在此,卡勒似乎是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3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4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问题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5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6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7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8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显得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并难免显得偏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个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简约地讲,女权主义憎恨男性,而后殖民主义憎恨白人的欧洲和美国。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叶芝(W.B.Yeats,1865-1939),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作品毫无疑问地是英语诗歌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萨义德笔锋一转,说:“我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9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并进而是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10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锋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11。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塔》(The Tower)(1928)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以《塔》为顶锋的他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1925-1963)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12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13。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引者案)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14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15 原谅我用如此多的篇幅征引、述说萨义德对叶芝的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16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7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成员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分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唯一正当的入口,并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丽达与天鹅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20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文明)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就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21,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众所周知,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2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23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保尔•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注意,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24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处于当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5因此,我想,下述这样的观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曲解,而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事实: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卡勒的描述,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胁”。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导致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的可能性。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之所以使人觉得有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一次于国内举办的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我想他可能是心里在想:“糟了,这下我可能是错了。”在再一次的质问声中,这个学者终于有些胆怯地小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儿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从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6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27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非揭示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28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仍然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指美学最高权威,引者案)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起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30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 31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文学与文化论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校园文学活动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活动 校园文化 导向 传播 论文摘要: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相互影响成为高职校园的常青藤。 一、高职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指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高职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全体师生为主体,以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人文氛围为基础,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目标,以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形成催人奋进的学校精神,促进学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 二、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文学活动势在必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据了解,当前的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原来的中专升格来的,学校教育跟着市场走,许多学校为了迎合学生,也为了尽快把学生推向社会,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干脆就把文化课全砍掉,只开设专业课。表面看起来学生开心,因为他们本来文化基础就差,自然不愿学。老师教学效率高,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人文知识比较匮乏。调查中显示,重专业、轻人文,重专业知识积累、轻综合素质提高等倾向在学生中比较明显。经过学习和实践,学生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相比之下,学生的人文知识普遍较差。我真替学生担心,在市场经济下,找工作如此难,一旦他们专业不对口,他们还能做什么?面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校园文学活动这个平台来弥补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 三、校园文学活动形式 1、文学创作。大学里很多社团都被认为是少数人的舞台,只有文学社团是不拘一格的,他面向全体学生。社团内的成员可以进行定期的定向的文学创作,社团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向校报、校刊、广播站投稿,甚至是为班级、学校的宣传栏投稿,可以是瞬间所见、所闻、所想,也可以是从报刊杂志上的摘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2、演讲和辩论赛活动。可以是命题演讲和辩论,也可以是自选题演讲和辩论。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能使一部分学生在一定时间抽出时间来探讨相关话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更多的人。 3、猜谜和文学讲座。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猜谜或文学讲座,可以分系进行,形势非常灵活,受益于全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至于走出校门说“鲁迅是外国人”之类的笑话。 四、校园文学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等,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历来都是“外施性”的,其效果素来不尽如人意。然而,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却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文学是人类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自觉兴奋点,文学给人的熏陶、对人的影响力历来是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例如,借助文学社团的校刊,让学生在班上互相传阅,因为是同学们的作品,学生很乐意读,读得多了,茶余饭后相互交流,自然心领神会。还有广播站播出的稿件,宣传栏撰写的文字或粘贴的图片,既是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的体现,又是精神文化所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并接受了校园文化。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一旦确定,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下去,经过时间的锤炼,不断完善,在广大师生的头脑中形成并巩固下来,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激励着学校组织及成员共同朝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学活动来传播校园文化。 五、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导向 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文化,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景,校园文化越强有力,就越能统一全校成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行为,就越能更快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传播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文学活动就必须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轴心,即学校提倡什么、鼓动什么,全校成员的注意力就必然转向哪里。校园文学活动的主题都必须体现校园精神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如确定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辩论赛等,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确定不同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等,来宣传校园文化。可以说,校园里的一切文学活动都依托于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学作品。 六、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素材 校园文学活动是以校园环境为背景,以活跃在校园中的人为主体的活动。首先,每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都会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创建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校园的有限空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从中显示校园的文化气氛,使学生在优雅的环境里感受到美的存在和艺术的熏陶。而这就自然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又是文学创作的极好素材。其次,学校要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和职业操守。要保证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有章必遵,违章必究。因此,学生对这些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展示出来,使校园文学活动的题材更广,也更深入。再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边的感人事迹固然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来宣传,如励志教育的,助人为乐的,有敬业精神的等等,可以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予以讴歌,把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同样,那些与校园精神文化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现象和不和谐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形式予以批评。总之,在高职院校中,正在不断完善中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各院校的校园文学活动生机勃勃,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颗常青树。从物质环境到制度理念,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举止仪表到教室的布置,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发展目标,都给每个校园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一定的价值观信息,从而使校园人积极地从周围环境中接受那些大家所公认的或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以学校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位校园人以深刻的影响,激发其产生一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动地去完善自我。同时它对每个校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文学活动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心理因素、价值取向等方面得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影响,就会形成与群体一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因此,校园文化主导着校园文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学活动则让校园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学校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校园文学活动。 文学与文化论文: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完全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优秀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权威。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 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农村文化论文: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摘 要: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基础。文章主要就农村文化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做了简要的分析,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建设农村新文化的途径。 关键词:新农村文化 问题 成因 途径 一、新农村建设中的“硬件”和“软件”存在的主要的问题 1.农村文化娱乐生活方式单一,设施缺乏 虽然各个农村的现状发展不平衡,但农村文化娱乐生活单一和设施缺乏却是很普遍的现象。农民绝大部分信息来源于电视和与人的交谈,而且大部分农村的电视频道单一,农村的信息来源渠道窄,从而导致不良的娱乐方式慢慢地侵入农村的文化娱乐市场,特别是冬闲时节,茶馆、卡拉OK厅、麻将馆作为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赌博风气有所增长。既破坏村风又影响家庭团结,特别给下一代带来了不良的影响。没有适当的文化和体育设施为村民提供良好的生活和娱乐条件,从而导致村民文化的偏离。 2.对封建迷信现象和邪教传播的需求有所增长 许多农村开始兴起编家谱和建庙宇之风,凡是重大的事情基本上都要烧香拜佛,预测凶吉甚至有些老年人有病不去医院而是依赖封建迷信。邪教近来更加有组织有纪律进行地下活动,也乘机通过各种手段来蒙骗群众,非法达到各种政治目的或者达到聚敛财物的目的,给新农村文化建设一定的阻力,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很大隐患。 3.农村宗族和宗派势力有所反弹 宗族势力千百年来在中国农村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在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宗族成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组织和管理方式”。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时期由于国家权力深入到基层,宗族势力日渐衰落。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家力量在乡村社会的逐步退出,最近开始有所反弹,这主要体现在村务利益的划分和公共事务、村级选举、民主权利的操纵等方面,这些都体现了宗族势力的影子。宗族势力的膨胀反过来削弱基层政权的行政调控能力,在乡、村两级造成梗阻,使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无法畅通和贯彻实行,出现家族势力控制基层民主政权,民主权力难以充分的发挥作用。 4.村民的集体意识弱化和制度性淡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由原来的集体经济转向农村分散经营机制,以及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一些地方生产仅靠妇女和老人,出现了许多“留守儿童”,村民之间的交流减少和集体参与意识弱化,相互沟通与交流的缺乏使农村人际关系存在不和谐的音符,家庭内部和宗族之间的矛盾很难调解。许多乡村精英政治意识淡化,拒绝参与政治系统,再加上基层组织松散,制度的有效的供给不足造成现有制度的缺失或冲突,这样使得制度权威弱化,乡村精英流失和文化水平和素质较低,基层制度意识淡化,从而导致了有些国家的政策“上传下达”的脱节,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不完善,农民政治权利需求的萎缩。 5.农村科技的缺乏和民间艺术的退化 农村科技和农业科技组织缺乏历来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也是我国的根本政策,但也是历来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又呈现的更加突出,严重滞后了新农村建设。中国是有广阔的地域和多民族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造就了中国丰富的民间文化,但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文化在逐渐的丢失,民间文化继承得越来越少,许多的艺术家在不断的呼吁要保护民间艺术,但在市场经济下,这种现象也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二、问题的成因 1.农村文化是个有机统一体,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集体经营到农村分散经营,许多农村集体力量弱化,农村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冲击,曾经的社会合力已经分化,农村的管理能力也大大弱化,村民的集体意识弱化和制度性淡化,乡村精英政治意识的淡化和对体制的冷漠,加上国家的权力逐渐的下放和回缩,逐渐形成以“自我”为中心,最大化追求个人利益,社会利益重新划分,导致了宗族势力有所反弹、封建迷信势力和各种邪教势力有所抬头,从而使农村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分化,农村文化逐渐地丢失或弱化。 2.农村文化建设长期以来的误区 一是认识不足,不少的人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农村文化自然就有了;二是投入不够,随着集体力量弱化,近年来,国家对农民减负和农村基层经费的制约,无法对农村的公共文体设施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导致了文化基础设施落后;三是组织不力,农村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许多公共文化机构运转存在较大困难,甚至处于停滞状态,根本无法使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深入到农村和服务农村,缺乏非赢利性社会组织的参与。 三、加强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1.农村文化现状:“三叫”、“四难” “三叫”: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四难”: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面对新农村文化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只有这样农村文化建设才能够开创新局面,才能极大地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以农民为核心,着眼于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求和文化素质、科技水平等,不断的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建设具有中国特色新农村文化。 2.从“输血”向“造血”转变 新农村文化建设可以为生产提供有知识有技能的新型农村干部和新劳动力。必须加强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建设,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加大教育部门和文化部门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支持,各个地方组织一支文化科技队伍,定期和不定期地对农民进行大规模农业科学与农业技术、文化的培训,组织各种农业、科技组织,特别是在农闲时节,给农民进行技术与知识的培训,真正的实现科教兴农。同时加强农村基层班子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 选派一些优秀的农民到先进、发达的地方学习和考察,开阔视野,更新观念,培养和造就一批有文化、懂科学、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通过城乡的良性互动,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3.要认真制定和完善农村制度,创新干部任用机制,加强法制建设 通过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村民自治制度、村规和民约,规范和约束村民的行为,遏制农村打牌赌博、大操大办婚、丧事、封建迷信等活动。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发展基层民主,构建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机制,反对各种势力对村民选举的干扰和侵害村民民主权利,特别是反对宗族势力的干扰,使得村民选举制度公平、公正、透明。加强法制教育和宣传,使村民成为知法、懂法和守法的合格村民,能用法律的手段维护个人的利益、解决纠纷。加大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入,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加强基础设施的投入,抓好村镇文化站、电影院和体育场的建设力度,使文化深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4.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相结合 农村的节日民俗文化活动,作为传统民族民间艺术展示和传承的载体,显示着农村传统文化的恒久魅力,要把它和现代文化进行有益的结合,并从传统的区域文化传播,追求到省外、国外展示。每到传统节日,农民舞龙舞狮、踩高跷、荡湖船,民间戏曲等将成为农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大餐。农民是农村的核心,新农村文化建设必须围绕这个核心,必须改变单一形式,把现有资源和当地的民间传统结合起来,农村文化与农民“零距离”,进行挖掘和整合资源,要让深奥的理论简明化,用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传播方式来阐述深刻的道理。加大对农村优秀民间艺术团体和文娱活动的支持,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建设新农村重要的是需要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广大农民在加快经济发展、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同时也要建立起一种适合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观念。一旦这种文化观念能够形成并深入人心,就能够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层面上发挥其广泛、稳定而持久的影响。 综上所述,新农村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方针政策,惠及9亿农民兄弟。它的完善对新农村和农村现代化进程都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相信通过社会组织、政府与农民自身的共同努力,必将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相适应的和谐新农村文化体系,促进新农村的全面发展。 农村文化论文:建设先进文化推进新农村建设 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以来,孝直镇注重文化建设,借助载体营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走出了一条靠文化提高党员素质、靠文化凝聚民心、靠文化促进发展的路子。 学以致用,创新理念,靠文化聚民心 人们常说“百人单位用人管人,千人单位用制度管人,万人单位用文化统领人”。千百年来,文化对人们的影响根深蒂固。用先进的文化理念凝聚民心,开展工作,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孝直镇党委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把文化建设与先进性教育相结合,不断创新思维,以新的理念引领各项工作,全镇上下凝心聚力求突破,一心一意谋发展。一是践行“三不”执政理念。孝直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公开向全镇承诺:一不给下届党委政府留负担,二不在群众中落埋怨,三不给自己留遗憾。用通俗易懂、朴实无华的语言反映出了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执政理念,以此推动经济发展。自先进性教育活动开展以来,孝直镇党委领导干部带头学、带头讲、带头听、带头议、带头改,发挥了表率作用,做到了决策科学,定一条是一条,条条算数;做事到位,做一件是一件,件件落实;承诺有度,说一项是一项,项项兑现。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地把“三不”执政理念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以“干不到一流就是失职,争不到第一就是落后”为目标,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心系孝直、干事创业、抢抓机遇、加快发展”的浓厚氛围。二是打造“诚信”文化理念。为进一步打造诚信孝直,大力弘扬诚信文化,在全镇范围内实施了“诚信兴镇”战略,开展了以争创“文明诚信政府部门、文明诚信民营企业、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文明信用村、文明信用户”五项活动,构建政府、企业、公民三级社会信用体系,叫响了“诚信孝直、孝直诚信”的口号,确立了“今天的诚信就是明天的发展”的工作理念,树立了“工业立镇、诚信兴镇”的目标。把文化建设与广场建设相结合,在孝直中心广场建了“孝侄”铜像、正义厅、奉献厅三座标志性的建筑,“孝侄”铜像,倡导“孝顺直实”的传统美德;正义厅,教育引导人们见义勇为、树立正气;奉献厅,倡导助人为乐、乐于奉献。广场成为大家学习的大课堂,每到重大节日,群众、学生等都到广场接受诚信教育,形成了浓厚的广场文化,使人们时刻置身于诚信文化氛围之中。三是叫响“三个时刻不忘”工作理念。镇党委书记刘美琪经常对机关干部讲,党和人民叫咱来孝直工作,就应该把孝直作为实现人生价值、施展抱负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职能作用干一番事业,造福孝直人民!为此,他向全镇干部提出了“三个时刻不忘”,即时刻不忘责任,时刻不忘形象,时刻不忘发展。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广大党员干部把“三个时刻不忘”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牢固树立了责任意识、形象意识、发展意识,自发提出了“工作不在我这里拖延,差错不在我这里产生,不良风气不在我这里出现”的标准,自觉做到学以致用、靠前指挥、靠前落实,在实践中悟出了“责任重于泰山、形象胜似生命、发展压倒一切”。人们常说,乡镇工作老办法不能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通过实践总结出了:老办法也能用,看你是否灵活用;硬办法也敢用,看你是否依法行政;软办法也管用,看你是否真心为群众;新办法更实用,看你是否学会用。工作中,广大党员干部自觉的把“三个时刻不忘”落实在行动上,把先进性体现在工作上,形成了“以干事树形象、以干事促发展”的良好局面。 突出特色,借助载体,靠文化正民心 文化是一个单位的精神支柱。孝直镇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借助载体积极倡导先进文化,不断强化文化阵地建设,扩大先进文化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一是以文明户评比为主抓手,注重人文环境建设。坚持以人为本,把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出发点。大力倡导文明新风,实行以德治镇。全镇39个村村村开展了文明户评比活动,各具特色。孝直村实行了“精神文明物质奖”,使精神奖变物质奖,物质奖转化为精神动力;商庄村的“流动匾”成了群众想得到而又怕失去的荣誉;贾庄、东山等村把奖励基金转化为给文明户订阅科技报。“七一”前夕,镇党委政府对评出的1000户镇级文明户进行了发牌表彰。二是以文明一条街为主战场,抓好文化阵地建设。为弘扬倡导先进文化,孝直镇坚持以引导农民致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在改善村容村貌、丰富文化生活、提高生活质量上下功夫,着力把文明一条街作为新阵地,在街道硬化、绿化、美化、亮化的基础上,突出文化建设。大力宣传催人奋进的格言、警句,各村写出10—20条先进文化的标语,付庄、前科、张庄等村制作了高标准的展示牌,成为全镇乃至全县的亮点单位。村村都有文明街,街道成了宣传文化的大课堂,让墙壁“育人”,让标语“说话”,让文化“诱导”,用先进的文化武装头脑。三是以文化大院为主体,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经常开展丰富多 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增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活力。孝直镇党委政府立足实际,积极开展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以适应广大农民求富、求知、求乐、求美的愿望和要求,把重心放在抓好公益性文化上来。东山等村投资5万多元,建起了集图书室、阅览室、健身路径为一体的文化大院,成为群众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致富思源不忘党,富而思进不自满。通过这些活动,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环境和教育氛围,使人们时时处处受到先进文化的熏陶,广大农民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人心思上的新境界。 注重实效,加快发展,靠文化顺民心 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文化繁荣的地方,也必然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说,先进文化必然会拉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孝直镇把发展先进文化,倡导农村文化,靠文化的影响加快经济发展,让广大农民得到实惠作为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落脚点。 在全镇,提出了“建美丽的孝直镇,做幸福的孝直人”的目标,精心打造“山皆青、水皆绿、人皆诚”,力争把孝直建成四季常青、三季有花、各有特色、没有围墙的大公园;在机关,围绕“建学习型机关,做创新型人才”,广大党员干部立足岗位敬业奉献,形成了比着干、争着干的良好局面;在学校,围绕素质教育,开展了“我能行”主题教育活动,根据学生特点成立了“一休”班、金钥匙班、小白帆班等,促进青少年全面成长,形成特色校园文化;在企业,坚持“工业立镇,诚信兴镇”的指导思想,守信誉,保质量,创品牌,拓宽了发展空间,形成了“互利共赢,诚信立业”的企业文化。 发展是硬道理。孝直镇咬定发展不放松,大力实施“工业立镇、诚信兴镇”战略,靠浓厚的文化氛围、淳朴的民风、便利的交通、优美的环境吸引客商,使孝直成为众多客商投资的沃土、创业的舞台、发家的乐园。近年来,先后引进引办各类企业30余家,其中弧形齿轮、建畅机械、数控机床等高科技含量规模以上企业20多家,机械加工已成为孝直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农村文化论文:县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情况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近几年来,我县农村群众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局面,对推动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农村群众文化工作发展还不平衡,特别是农村文化设施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XX县文化局下属6个局直单位,23个乡镇文化站,其中县城文化设施面积5000平方米,现有干部职工近400人。县文物所、稽查队与局机关一起挤在建筑面积不足300平方米的三层楼里办公;县电影院建筑面积为300平方米,能容纳2119人;县图书馆建筑面积为1200平米;文化馆建筑面积为2200平方米,内有排练厅3间,教室8间,业务活动大厅1处;祁剧团建筑面积为8600平方米,无演出剧院,现有的公共文化设施十分落后。 县电影公司始建于1976年,历经近30年风雨剥蚀,院内原有的20__多张硬座已有三分之一的座椅陈旧破烂,顶棚已经腐烂,舞台灯光和音响配置不全,效果甚差。县文化馆、图书馆的办公楼亦建于70年代,1994年就已被建筑质检部门分别鉴定为危房,至今没有得到翻修。 全县23个乡镇文化站中,步云桥镇文化站在去年市文化局的关心下争取上级拨款3万元,购买了一栋建筑面积达160平方米的楼房用作扩建文化中心;归阳镇文化站有一幢所有权归镇政府,使用权归文化站的文化中心,其他乡镇文化站大部分蜗居于乡镇政府办公大楼的一两间房里办公,有的甚至连一间工作房都没有,基本上处于“四无”状态,即无图书室、无影剧院、无娱乐场所、无办公场地;各乡镇共有6个影剧院,仅有2个影剧院的产权属县电影公司所有,其它都是借用影院。随着人们艺术欣赏程度的转化和有线电视的冲击,乡镇电影放映均处于瘫痪状态。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 由于历史的、经济的、社会等方面原因,致使文化设施建设存在很多的落后现状,也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形成这些落后状况的主要原因是: 1、原有文化设施基础薄弱。县直各单位和乡镇文化站设施,大多数建于七、八十年代,由于各级财政“供奶”不足,设施建设配套不全、规模偏小、无论是质量、结构、布局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审美需求,不能适应现阶段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剧院拆后,现无款修建,仍然是空坪一块,使演出只能下乡演出,不能在县城演出。 2、财政扶持力度不够。近几年来,我县财政对文化干部仅拨人头经费,均没有安排维修、改建及活动经费。目前,全县各乡镇67名文化干部中还有18名文化专干财政只拨50的基本工资,另有6名文化专干分配岗位近5年时间还未落实财政拨款,工资待遇无着落,只能流落他乡打工糊口,另谋生路。特别是1998年取消文化市场管理费后,文化部门更无任何经济来源。想办事却办不成事,开展活动也只是四处求援,哀声叹气,可谓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3、发展文化的意识氛围不浓。上层和基层个别领导及建设规划部门对文化设施缺乏高度认识。有一种“轻文化、重经济”的主观片面想法,总认为文化工作上去了挣不了票子,吹吹打打保不住位子,唱唱跳跳饱不了肚子,看不到文化工作对推动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素质、促进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忽略了文化事业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小文化”观点的束缚,致使一些人对文化建设在思想上不够重视,经济上不投入,建设上无规划,严重导致全县文化设施因循守旧,停滞不前。 三、几点建议 我县文化设施陈旧落后,文化工作队伍不稳定,文化事业发展机制不健全是当前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难题。只有有效地解决好这一难题,才能解决当前全县人们存在的精神文化“饥渴”问题,让广大人们群众真正享受到先进文化发展带来的实惠。为此,特作以下两点建议: 一是要制定和完善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小城发展规划,做到目标明确、任务具体、提上工作日程。要因地制宜,从当地实际出发,根据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要求,确定文化设施建设重点、规模和速度,保持文化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步进行。 就目前而言,县里“四大家”及相关的县直机关单位都云集在开发区,建设规模基本形成县城亮点,但美中不足的还未建有配套的公共文化设施,这样,目前会给县城景观稍逊一色,缺乏精神“粮库”,缺乏生机和活力。建议上级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把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深谋远虑,及时果断决策,将在县城人口密集、地处繁华的中心地段——祁丰小区规划30-50亩地作为兴建公共设施用地,我们将在新区规划兴建县城第二影剧院、第二图书馆,建设一个集办公、影视、歌舞、展览、博物、阅读、休闲娱乐、教学培训、商住为一体的多功能现代化的文化娱乐中心。构筑文化与经济良性互动的凌云壮志。 二是要增加文化事业经费的投入。要把发展文化事业列入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有计划、有重点地增拨文化事业经费,并将其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亟待解决农村文化设施滞后和部分文化专干历年未拨分文工资的难题。 总之,加强文化建设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事,是各级党政领导和文化部门具有的共同责任,我们必须下大决心、花大力气,进一步加强领导,奋力拼搏,攻克难关。抓住有利时机,整合文化资源,建设文化陈地,繁荣文化事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把我县文化建设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农村文化论文:农村文化体育建设提升年活动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进文化强县建设,积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农村文化体育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经研究,开展2016农村文化体育建设提升年活动。现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丰富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完善农村公共文化体育服务设施、提升文化队伍工作水平、健全农村文化体育工作机制为目标,通过农村文化体育建设提升年活动,进一步净化农村社会风气,促进农村文化体育事业快速健康发展,繁荣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促进我县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 (一)强化阵地建设 1.打造一批文化品牌镇。按照“一镇一品”的要求,各镇(街道)立足当地特色文化资源,围绕促进产业经济发展和繁荣农村群众文化,深入挖掘提炼培育区域文化品牌,打造一批文化品牌镇(街道)。各地要围绕提升区域文化品牌内涵,认真制订工作方案,设计工作载体,细化工作内容,抓出亮点特色。要围绕打响文化品牌,通过举办活动赛事和设计文化标识标牌,进行广泛宣传推广,营造浓厚文化氛围。 2.创建一批文化__村。突出典型示范,选择一批各方面条件比较成熟的行政村,集中部门和镇街资源力量,培育打造文化__村。__村要达到“十个一”标准,即要有一所文化礼堂、一个百姓舞台、一片门球场、一个灯光篮球场、一个室内电影放映点、一个文化广场、一家农家书屋、一支农民文艺队伍、一首村歌和一片文化墙。 3.评选一批文化特色村。立足各地实际,在现有工作基础上,排摸出一批群众文化活动活跃、具有较好文化特色的行政村。通过梳理文字、图片、影视等资料,进一步提炼特色村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县里将组织举办十大文化特色村评选活动,集中进行宣传展示,丰富全县文化建设内容内涵,促进农村文化繁荣发展。 4.新建一批农村文化礼堂。发挥农村文化礼堂在提升农民素质、打造“精神家园”、繁荣城乡文化、促进社会和谐中的重要作用,坚持结合实际、彰显特色,挖掘当地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将地域特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文明进行有机融合,做到破立结合、继承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礼堂品牌。 5.完善一批文体活动设施。以结构合理、发展均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目标,加大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进一步完善覆盖城乡的县、镇(街道)、社区(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2016年,要完成县公共文化活动中心、县体育馆和游泳馆建设,开工建设县职工文化活动中心,进一步完善社区文化中心、图书分馆等公共文化服务场所,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二)创新队伍培养 6.实施“群星计划”。加大“种”文化力度,做好基层文化体育骨干和带头人的培养。2015年开展大型文化类培训辅导不少于30 场;开展体育技能类的辅导培训不少于20场。加强农村文化礼堂“八大员”培训,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定期举办业务培训班,经常性地组织市民宣讲团等团体到各地文化礼堂宣讲。通过辅导培训,不断提高农村文化体育服务队伍的业务水平,提升农村文化体育活动质量。 7.开展“春风行动”。坚持重心下移,建立部门单位和县级文艺骨干联片挂钩制度。指导各镇街成立基层文联组织,开展县级文艺人才下乡创作采风活动。加强对基层文艺团队、文化志愿者的引导和扶持,采取“以奖代补”等方式,将符合条件的社会文艺团队和民间职业团体纳入政府文化服务购买范畴,开展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精彩的文化下乡活动,发挥主力军作用。 8.健全“培养机制”。建立健全文艺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出台《进一步扶持社会文艺团队的实施意见》。开展以“深入生活、扎根农村”为主题的“学、采、送、种”活动,帮助和指导基层开展文化活动,促进我县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蓬勃健康开展。 (三)繁荣文化活动 9.农民文化节。根据农村生产生活实际,精选一批为农村群众量身订制的文化活动,举办首届农民文化节,吸引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活动项目主要有:农民达人秀、农民趣味运动会、农民排舞展演、农民歌王赛和美厨娘大比拼等。通过各类活动和赛事,挖掘发现优秀的草根文艺人才和文化体育团队,充分展示我县农村新面貌和农民新形象。 10.体育运动季。有针对性地开展老年人门球巡回赛、健身操比赛等体育活动,提高中老年人的参与度。组织开展武林大会、游泳、乒乓球、篮球、羽毛球、钓鱼和象棋等单项活动,力争做到“月月有赛事、季季有盛会”,激发群众健身热情,充实人民群众业余文化体育生活。 (一)加强领导,形成合力。各地各部门要站在落实“四个全面”,加快文化强县建设、实现农村文化体育事业繁荣发展、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农村文化体育建设提升年”活动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县宣传部门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有关部门要抓好任务分解落实,镇街要重点打造“一镇一品一活动、两村一特一__”,社会各界要积极主动参与,形成共同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的工作合力。 (二)精心指导,营造氛围。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进一步将工作重心下移,深入基层,深入农村,切实加大农村文化建设工作力度。建立各级干部联系挂钩制度,及时指导和帮助解决活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各部门单位、镇街要根据农村文化发展实际,根据总体实施方案任务分工,制订切实可行的细化工作方案。新闻媒体要开辟专题专栏,加大宣传报道和舆论监督力度,动员全社会参与农村文化建设,为农村文化体育建设提升年活动营造良好氛围,创造良好舆论环境。 (三)完善机制,务求实效。建立健全农村文化体育建设工作机制,加大农村文化体育建设投入,加强基层文体队伍培养。把农村文化体育建设提升年活动作为年度重点工作,加大日常督查和年度考核力度,确保取得实效。各地各部门要加强与上级部门的对接,争取更多的政策和资金等资源支持。要加大信息报送力度,及时总结工作经验和工作亮点,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推进活动深入持续开展。 农村文化论文:对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方式分析 和谐文化具有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的功能,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具有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作用。和谐文化建设不是一个封闭过程,而是一个将和谐理念、和谐精神转化为乡风文明建设实践,又在乡风文明建设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和谐理念、和谐精神的互动提升过程。文章以嵊州市甘霖镇为例,就和谐文化与乡风文明建设作一论述。 一、实践探索 近年来,甘霖镇在建设和谐文化、促进乡风文明中,坚持互为一体,有机结合,共同推进,开展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实践,并积累了一些经验。 1.注重教育,提高文明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和谐文化建设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去年来,甘霖镇以争创绍兴市文化示范镇为契机,在全镇广泛开展了送文艺、书画、科技、法律、信息、文明、卫生、电影、体育、计生为内容的“送文化十进村”活动。全镇共举办各类送文化进村活动97场次,进村活动面达60%以上;举办各类培训班75期,培训农民11361人次,转移农民1300多人,农户受教育面达56%以上。 2.常办活动,推行健康娱乐。在和谐文化建设中,应充分注意到农民的生活习惯和娱乐兴趣,积极挖掘和利用当地文化资源,采取各种形式活跃农民文化生活,将爱国主义和传统美德寓教于娱乐之中,使农民群众在文化活动中受到启发、得到升华。为此,甘霖镇文化站依靠文体队伍的力量,充分发挥文艺骨干的作用,在元旦、春节、国庆、中秋等传统节日举办系列大型文体活动,坚持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书画大展赛、两年一届的全民健身运动会、盛况空前的百年越剧系列庆典等主题活动。 3.保护遗产,弘扬传统文化。发掘、保护和利用好文化遗产,为乡风文明服务,是和谐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甘霖镇通过出台政策,落实措施,加强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传承力度。一是全面开展了非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全镇共收集整理出非物质文化遗产72项,其中造型艺术3项,表演艺术5项,民间文学64项,其数量占全市的六分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大镇。二是加大了保护力度。累计投入200多万元,发掘、整理、保护了一批文化遗产和越剧寻根游的景点,并积极配合省、市发掘小黄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三是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光大。通过宣传发动、培训辅导和典型示范,使民间越剧团、民乐吹打队、舞龙队、打莲响队等传统表演队伍得到发展壮大;古老的石雕、陶器制作艺术也重放异彩。 二、基本经验 通过对甘霖镇建设和谐文化、促进乡风文明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方面经验启示。 1.建设和谐文化必须上下结合、合力共建。农民是农村和谐文化的受益者,更是和谐文化建设的主体,假如没有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单靠政府方的重视,和谐文化建设仍然是一句空话。况且国家的财力有限,不可能完全满足农村发展文化事业的需要。所以,建设和谐文化,需要农村自身发展、农民自办文化与国家政策扶持相结合,以自我发展为主,国家和政府的扶持为辅。只有把上下两个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和谐文化建设才有活力、才有成效。 2.建设和谐文化必须软硬结合、夯实基础。在农村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上,往往注重对硬件设施、设备的投入,而忽视对文化软件的投入,导致文化软、硬件投资上的失衡,造成文化设施利用率不高、吸引力不强。同时,在重视文化设施投入过程中,还要不断加强对文艺骨干培训、文化活动开展、文化市场管理、文艺节目创作等文化软件建设的经常性投入,不断增加文化设施的“造血”功能。只有从软硬件方面整体提高农村的和谐文化程度,文明乡风才能深入人心、持久不衰。 3.建设和谐文化必须破立结合、扬弃并举。和谐文化是在“破”与“立”的过程中形成的。一方面,要大力破除当前农村存在的不良习俗和风气,特别是与时代精神不相适应的陈规陋习;破除部分农民思想上的狭隘主义、家族观念和封建意识。另一方面,要用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在发扬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努力建立起科学、诚信、守法、开放进取、奉献拼搏、艰苦创业的新型乡风。如该镇一些村挖掘、整理传统文化,把古训、民谣书写在村口、祠堂等村民茶余饭后聚集的地方,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墙”。时时告诫人们尊老爱幼、与人为善、和睦共融,于无声处孕育着和谐文化。 三、创新举措 和谐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促进乡风文明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背景下,我们要加大投入,整合资源,创新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容、形式和手段,着重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努力: 1.抓投入,强化三块阵地。文化阵地是开展和谐文化活动的平台。没有或缺少文化阵地,和谐文化就失去了赖以承载的物质基础。一要建设好公益性文化阵地。通过加大投入,重点扶持乡镇文化站和村级文化中心建设,使设施的应用性更好、适用性更强、安全性更高、功能性更全,从而增强吸引力,发挥示范和推动作用;二要管理好经营性文化阵地。加强对网吧、歌舞娱乐场所、音像制品等文化经营户及外来演出团队的规范管理,坚决抵制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的侵蚀,确保农村娱乐场所经营走上规范、有序的轨道上来;三要利用好单位内的文化设施。加强企事业单位的文化设施建设,创造条件对外开放,让周边群众参与各项文化活动,营造和谐的文化环境。 2.抓引导,开展三项活动。从群众的生产、生活、思想实际出发,注重把先进性与广泛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有机地融入和谐文化建设中。一是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着眼于提高群众的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结合农村实际,组织开展形式生动、内容丰富、寓教于乐的主题活动。二是开展益智活动。根据群众的需求,经常开展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医疗保健、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文化活动,特别是要创作演出一批传播市场信息、传授致富本领、引导健康生活的文艺节目,努力满足群众“求知、求新”的需求。三是开展健身娱乐活动。针对农民生活水平、知识层次、文化需求发生的变化,积极组织开展“分散、小型、多样”,适合不同年龄层次的、群众喜闻乐见的系列健身娱乐活动,努力满足群众“求乐”的需 求,使人们在丰富的文化活动中感受快乐、接受教育、享受文明。 3.抓服务,关注三类群体。一要关注特殊少儿群体的文化权益。通过广泛开展慰问、救助、送温暖等活动,帮助农民工未成年子女和贫困、孤残、单亲家庭少年儿童及下岗失业家庭少年儿童,解决在就学、文化生活、家庭教育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维护他们的文化合法权益。二要关注老年人尤其是残疾人的文化权益。从实际出发,大力开展适合老年人、残疾人特点和需要的文化体育活动,进一步做好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文化站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或优惠向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开放的工作,完善文化场馆的无障碍通道等方便残疾人的设施。三要关注外来民工的文化权益。针对农民工的文化层次、工作生活特点、消费水平的需求,进一步提供“适销对路”的文化服务,以增强外来人员的归属感、认同感,使他们在健康有益的娱乐休闲中感受文明、接受教育,融入当地社会。 农村文化论文: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大力加强文化建设 [论文关键词] 农村 文化 建设 加强 [论文摘要]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我国农村文化建设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农村文化的全面快速发展仍然受到落后的思想观念、道德状况、文化基础设施状况、文化发展资金不足等一系列制约因素的影响。要积极探索推动农村文化建设的有效措施,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协调推进的新农村,是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也需要搞好文化建设。文化是国家之心,民族之魂。党的十七大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了全面部署,特别强调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报告中指出“要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指出发展农村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性,对农村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农村文化建设取得一些成就,但是仍然存在着发展的制约因素,我们要积极探索推动农村文化建设的有效措施,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一、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 近几年,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农村文化建设。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对我国农村文化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新农村建设中的“乡风文明”越来越得到干部和群众的重视。农村的文化建设取得很多可喜的成绩,出现了党政领导重视、各有关部门齐抓共建的局面。最显著的成绩体现在作为农村文化建设“重中之重”的农村教育方面,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对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全部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除此之外,还加大了农村文化建设的经费投入,国家发改委从2002年到2005年投资4亿8千万元,扶植县级文化馆、图书馆设施建设,文化部、财政部、广电部还联合实施了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文化建设项目,如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等,也投入了一批相当可观的经费。农村文化机构日益健全,文化投入渠道扩大,文化基础设施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农村文化活动日益丰富活跃,农民文化生活消费逐步增长,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不断提高。搞好农村文化建设,对于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对于促进新农村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影响农村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我国农村的文化建设虽然取得很大成就,但就整体而言,我国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农村文化建设的滞后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农村的发展。影响农村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落后的思想观念的制约。信息网络时代,广播、电视、电脑、手机等现代传媒技术迅速发展,给农民了解外界信息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一些农村富余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但是农村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保守主义、利己主义以及家族观念、封闭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下,农民不能大胆接受改革创新的新思想、新观念。现在一些基层干部在思想观念上仍然保持“重经济、轻文化”的惯性,忽视农村文化建设和农民精神文化需求,这是导致部分农村地区“地下宗教热”兴起的重要原因。过去我们很强调争夺和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尤其是农村和农民,但现在很多干部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个别村党支部甚至要借助教会力量来组织群众,这体现了思想文化教育的空白和争夺文化阵地的缺位。抓好农村文化建设是十分紧迫的任务。 2.农民道德状况的制约。道德和文化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新农村先进文化总是通过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真善美、抵制假恶丑,来推进新农村道德建设。可以想象,在一个缺乏道德素质的农村是不可能发展先进文化的。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没有道德素质的支配和制约,其文化素质就难以发挥积极作用,就难以有效推动新农村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国是农业国,在农民身上体现着勤劳、勇敢、朴实、善良、坚强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优秀品质。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带来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农村道德状况受到冲击。如诚信意识和互助精神缺失,坑蒙拐骗、弄虚作假、以富欺贫、以强凌弱的现象在一些地方相当严重。农村淳朴的乡风、民风、村风受到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的侵蚀,恶化了农村道德环境,也制约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村的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 3.发展文化的资金不足,农村文化基础设施落后,缺少丰富健康的文艺活动方式。2007年,全国各级财政对农村文化投入共计56.13亿元,仅占全国文化事业财政投入的28.2%,扣除对县级文化单位的投入,直接为7亿农民提供文化服务的乡镇文化站财政投入只有14.99亿元,人均仅2.06元。乡镇财力困难,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太低。一些地区领导对农村文化建设重视不够,没有真正把农村文化建设摆到重要的工作日程,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文化建设投入经费较少,不利于农村文化的发展。一些农村几乎没有文化设施,即使有常常是年久失修的农民文化站,图书和活动器材、设备奇缺。即使是设有文化站或图书室也常常是形同虚设,没有专人负责,也没有活动经费,简陋不堪,无人问津。农村文化活动单调,农闲时由于缺少健康的文艺活动,除了看电视,主要是打麻将和赌牌,还有的靠宗教和封建迷信填补空闲时间,这使得社会风气复杂化了。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农村文化生态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农民精神面貌的振奋和生活情趣的提高。 4.农村文化队伍素质普遍偏低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滞后,目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还有很多困难而且成年农民的职业培训机会少,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低。目前农村文化人才奇缺,有较高文化素养和组织活动能力的文化人才既少又容易流失,较高素质的文化队伍难以组织和建设,队伍稳定性也不强,影响了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以上的情况表明,我们新农村文化建设任重道远。必须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农村文化建设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三、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措施建议 我们要按照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总要求和党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部署,从农村实际出发,抓好新农村文化建设,现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重视发展农村文化,实现农村文化建设的观念创新,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首先要提高农村干部和群众对文化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使文化建设成为农民的自觉要求和自觉行为。要让广大农村干部群众认识到,文化建设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又对新农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起到思想引领、精神激励、智力支撑和方向保证的重要作用。其次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广大农民中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农村文化建设的观念创新。再次要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构筑新农村建设的道德支撑,建设文明、民主、和谐、友善的乡风、村风、民风,提高农村的精神风貌和文明水平。 2.开发利用农村文化建设资源,大力培育农村文化队伍,形成农村文化建设长效机制。扭转农村文化生活单调、枯燥、乏味的现象,努力开展好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推进文化信息共享、广播电视村村通、农家书屋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增加一些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因地制宜举办农民艺术节、文化大院、文化科技大集、民俗节、特色旅游节、根雕、绘画、剪纸等乡土特色文化活动,培育地方品牌文化。大力扶持农民自办文化,让农民成为农村文化的主体,激发农村自身的文化活力,推进农村本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要适应农村文化发展的新特点,充分发挥“文化中心户”、文化积极分子、民间演艺团体的骨干带动作用。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具有民间特色的农村民间文艺和手工艺品都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3.加大政府对农村文化事业的扶持。将农村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建立县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基本经费由各级财政承担;同时,制定鼓励社会多元化的投融资政策,吸引社会资金对农村文化产业的投资,推动农村文化建设。要充分利用国家重大财政项目向农村转移的有利时机,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积极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社区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电视进万家、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努力使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有一个大的改观。着力培养一支热心农村文化事业、专兼结合、相对稳定的队伍,善于引进人才、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用好人才,使农村文化工作有人管、有人做。 农村文化论文:关于我国农村文化现状与发展建议 论文关键词:农村文化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农民综合素质现状 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稳定 观念转变 论文摘要:农村文化建设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实现观念转变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农村文化进一步繁荣, 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落实”,这对做好今后的农村文化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农村文化事业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日益富足,农村文化事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呈现出了可喜的发展势头。 1.农村文化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得到加强。近几年,中国文化建设投入的力度不断加强,文化事业经费逐年增加,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比如2004年文化事业费达113.66亿元,比2003年增加19.63亿元,增长幅度为20.8%。2004年全国人均文化事业费则达到了8.74元,比2001年增长了3.04元。最近几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了专项扶持资金,加大对农村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文化建设的扶持力度。“十五”期间前四年对农村文化投入达到98.53亿元,占全国文化事业费比重为27.2%。 2.重大文化工程的顺利实施使为农民服务的公共文化资源总量有了较大增加 实施了重点文化工程,为农民群众服务的文化资源更加丰富。近几年,文化部和财政部联合实施了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文化项目,成为推动农村文化事业稳步发展的有效手段。如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对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和整合,并通过卫星、互联网和光盘等传输渠道为社会公众服务。该工程实施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1.45亿元,地方累计投入2.5亿元,数字资源量已达到34TB(1TB数据量相当于25册电子图书或926个小时视频节目),依托公共图书馆、县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建成各级分中心和基层服务点4756个;与农村党员现代远程教育合作,共建基层服务点14.6万个,与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合作,共建基层服务点16万个。 3.农民自办文化有了很大发展 在各地农村,农民自办文化悄然兴起,成为新时期农村文化生活的重要形式和国办文化的重要补充。许多地方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开展文化活动,发展农家文化大院和文化中心户,建设庭院文化,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充实活动内涵,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从总体上看,农村文化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还不相适应,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不相适应,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可以说,农村还是我国文化建设的薄弱环节。具体表现在: 一是经费投入不足乙文化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还是偏低,并且文化投入偏重于城市,城乡差距还在日益拉大。 二是农村文化基础设施落后。尽管“十五”期间,国家共安排预算内专项资金4.8亿元用于支持县级图书馆、文化馆建设,安排项目1083个,但仍有部分县无文化馆、图书馆,一些农村乡镇无文化站。 三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现有文化资源尚未得到有效利用,基层文化单位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文化馆、文化站业务经费和活动经费得不到保障,县级图书馆购书费用占经费总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许多乡镇文化工作者待遇问题难落实,队伍不稳定。 四是为农民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总量偏少、质量不高。 这些问题都需要给予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 二、结合新农村建设对农村文化发展的几点建议 1.农村文化的建设要从根本上转变地方领导观念 农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从根本上是要转变地方领导的重经济轻文化的观念,解决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关系问题。 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可是农村经济要持续稳定发展,农民生活要不断改善提高,除了丰富的物质需求之外,更需要精神的支撑,那就是农村文化。而目前农村文化建设却相对滞后,农村文化生活比较贫乏,城乡文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这不仅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也制约着农村整体发展的进程。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长期以来我们一些地方领导“重经济轻文化”的思想比较严重,以至导致农村文化发展缓慢。这个问题的出现主要是我们一些基层领导对农村文化发展观念上滞后的影响,受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领导农村文化思维模式和管理所致。因此要持续不断地发展农村文化,首先要转变和更新我们地方领导的思想观念,避免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大搞形式主义,切实有效地将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落于实处。 2.积极抢占农村文化阵地,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农村文化建设是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实现观念转变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证明;这块阵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去占领,必然腐朽的、落后的文化就会占领。然而,要想占领和巩固农村这块文化阵地,政府就必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从而获得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随着农村百姓的生活逐步走向富裕,人们开始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渴望日益俱增。由于过去农村的发展主要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度对农村文化的投入和建设滞后,造成了农村文化滑坡的现象,文化阵地名存实亡,更有甚者一些农村文化阵地被寺庙、教堂所占领,封建迷信,赌博等现象死灰复燃。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文化资源又严重匮乏,封建的、落后的文化现象在不断地侵蚀着我们的文化阵地,有的地方已经被这种现象所取代。面对这样的激烈较量,我们只有用重拳出击,抢回阵地,还农民一个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氛围,真正实现“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农村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是我国农村发展的战略性措施,需要全体民众的全力支持,更需要政府的大力投入,尤其是政府资金的注入将对抢占农村文化阵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3.加速农村文化队伍的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综合素质 农村文化队伍的建设是农村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尤其是对乡镇文化队伍的建设是我们农村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关键问题,他们担负着农村文化发展的重要使命。 目前在许多地方乡镇文化站还是“一站一人一章”的局面,甚至在某些地方虽然有编制,但许多人在编不在岗,或在岗不在职(专职),大多是从其他岗位转过来的,不知文化工作怎么开展,加上农村文化工作人员学历偏低,缺乏专业知识。本来乡镇文化站就是农村文化的一线管理者和组织者,村级文化室、图书室的管理辅导离不开文化站,农村文化中心户的建设、引导、辅导工作离不开文化站,乡镇一级的文化市场管理、监控也离不开文化站,集镇大中型文化体育活动以及文化体育协会网络组织的管理与引导,不仅离不开文化站,而且还需要文化站去组织、去发展。由此可见,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整个过程之中,乡镇文化站所面临和承担的工作是繁重而复杂的,就这“一站一人一章”的文化站怎能支撑起所管辖的包括乡镇在内的十几至二十几个村组的文化发展工作?事实告诉我们,在文化站工作被削弱的地区,已经出现了农村基层文化阵地流失、基层文化队伍涣散、群众文化活动“偃旗息鼓”、老百姓业余文化生活贫乏的现象,同时,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和封建迷信、腐朽落后的文化乘虚而入,严重影响着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加强乡镇文化站和充实基层文化队伍已迫在眉睫。为此,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4.建设和管理好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是我们发展农村文化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农村文化公共服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巩固和逐步扩大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是我们农村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加大建设力度,使农村文化事业稳步而健康地发展。 首先要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加大建设力度,使基层文化设施有明显改善。同时,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加强对现有的和新建的基础 设施的管理。依法管理文化设施是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要职责。加强基层文化设施的管理,首先要充分发挥乡镇文化站的职能作用。乡镇文化站是直接管理矛口指导农村文化建设的职能部门。机构改革后,乡镇文化站隶属于乡镇政府管辖,加上宣传;文化、广播、电视等职能合并,实际上成为了综合性的文化站,是多部门业务的指导。由于体制发生了变化,相关问题还没有及时理顺,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编制不落实,人员不稳定,经费不解决,指导不到位的种种问题。因此,理顺乡镇综合文化站的管理体制,解决乡镇文化站目前的困境,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是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和管理的关键环节。其次,要依法管理文化设施。国务院颁布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是推进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和发展,促进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改善管理和服务的重要法规依据。但是由于一些地方缺乏法律法规意识,使一些公共文化设施特别是乡镇文化设施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和利用,甚至变卖文化设施,导致一些乡镇文化设施丢失严重。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依法管理文化设施意识,坚决制止和严肃处理破坏和损害文化设施的行为。通过强化管理使基层文化设施进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5.进一步开发民间文化资源,推动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 我国的民间文化来源于广阔农村而服务于我们整个社会乃至世界,开发和发掘农村文化资源,实现农村文化产业化是农村文化走出农村、扩大受众、弘扬文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当前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文化事业,竭力改善农村文化生活,进而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故此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必然要与当地经济相结合,这样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就必然形成了文化产业。我们的农村文化底蕴深厚、丰富多彩,极具挖掘潜力和市场空间,同时我国各地民族特色文化不胜枚举,很多乡土文化基本上处于未开发状态,保持着得天独厚的“原汁原味”,故而更加符合现代文化消费者崇尚自然的价值取向。在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地方,特别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但却拥有独特乡村文化传统优势的地方,在农民渴望寻找致富新路子、城市人追求精神愉悦之际,完全可以利用”文化资源”改变经济社会发展格局。 事实上,在我国许多农村,特别是山区单靠农业发展是很难改变农村生活的,我们只有因地制宜,改变观念,充分开发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利用文化旅游、文化服务、民间工艺加工、民俗风情展演等等来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已成为农村的新兴产业。这些产业以其独特性避开与大工业的竞争,开拓出新的职业和岗位,进而使农民在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改变了农业人口的身份,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确保农民增收的“长效性”。同时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客观上可以提高农民的求知欲,推动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农村文化从业人员若想不被淘汰,就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努力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研究市场的变化和需求。事实证明,凡农村文化产业发展较快的地方,农民们参加学习,崇尚科学,积极向上的精神已经凸现出来,逐渐培育起乡村文明的新风尚。同时发展农村文化产业,还可以有效地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民族文化。我国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在广阔的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有许许多多的民族文化需挖掘、开发、利用。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让农村文化产业为农村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起到真正的桥梁作用。 因此,积极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强政策调控,使现有农村文化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与充分发挥是我们政府部门和文化管理者的历史责任。同时建议我们的创意、策划、咨询机构和文化艺术专家应重视乡村的建设,走进田野,走进村寨,提供智力支持,帮助和扶持乡村文化产业的项目定位、产业布局、经营管理和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站在城乡统筹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高度,积极推进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 农村文化论文:关于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成因及对策思考 农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文化涵盖面相当广,其中传统文化、乡村文化、通俗文化是原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和源,也是现代文化的基础。建设适应新形势的农村文化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筑农村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也是民本思想以及关注“三农”问题的具体现。当前农村文化设施状况如何?农村文化建设是否适应形势发展和农民目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诸如此类问题,已十分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 一、磐安县农村文化建设的现状 自磐安县复县以来,全县农村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全体农村文化工作者立足农村,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方面发挥出积极作用,但必须承认,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弘扬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农村文化建设确实存在诸多严峻的现实问题。具体表现在: 1、阵地丧失,设施荒废,硬件不姓“文” 目前,农村文化站绝大多数一无象样的办公场所,二无能够提供健康休闲娱乐的活动场所及配套设施,新渥镇、安文镇、尚湖镇,是省、市级“东海明珠”镇乡,但实际离要求存在很大的距离,文化站“一块牌子、一张桌子、一枚章子”的现象很普遍。文化站是与乡镇其他部门合用的10-30平方米办公室。活动器材陈旧落后,根本无法应付开展活动之需,全县除了个别乡镇文化站有几件诸如照相机、电视机、民乐器材之外,其他乡镇文化站活动器材基本空白。图书室基本上是破旧危房,仅有的一些书籍也是陈旧霉烂,由于多年未进新书,根本无人问津,图书室自然也就变成藏书库了。由于一方面政府多年对文化的投入严重缺乏,另一方面我们现有的文化设施也在不断地消失、挪作他用,造成了恶性循环。 2、队伍不稳定,职能错位,软件不姓“文” 文化专干地位低、福利待遇差,造成文化专干队伍流失严重,2001年磐安县镇乡有文化员23名,现只剩下19名,由于多年来没有吸收新鲜血液,文化员队伍缺乏年轻的力量,大部分文化站干部年龄都偏大、观念老化,在专业业务上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后继乏人的现象日益显现,再则由于文化机制不顺,文化员队伍在育人机制、管理机制存上在很大问题,文化站与文化主管部门脱钩、文化干部不姓“文”,在乡镇几乎100%兼职,开展本职文化工作没有主动性,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乡镇其他日常行政事务中,每年除组织全县指定必须参加的文化活动外,很少开展文化业务工作,有的连基本的农村文物保护、农村文化市场引导与管理、民间艺术的挖掘与整理等工作职能都搁置一旁,视为他活。文化站职能职责不明确,三分之二以上的文化站对自己职责、任务是什么、一年要干些什么工作不知道,乡镇不管,或者不知道怎样管,而是要文化站兼任其他工作,使得文化专干不可能再考虑文化站的本职工作。有的乡镇文化站岗位已缺员多年至今没有配套专干,或者随便把没有业务专长的其他干部顶替。从2007年始,乡镇文化站的牌子在乡镇机构改革中被撤消,基层文化员队伍归属于镇乡管理,日常的文化建设职能作用发挥愈加有限。 二、农村文化力不强带来的负面影响 当前的农村,绝大多数由于缺乏文化公共设施或设施陈旧老化,文化事业发展滞后,文化教育阵地严重匮乏,思想道德文化感召力减弱,科技文化推动力滞后。文化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甚至不同向或者不同步,娱乐文化生活陶冶力下降,加之各种腐朽思想的负面影响,致使农村人们的道德滑坡、世风变浊,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有所滋长。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政治是空的,理想是远的,道德是虚的,唯有金钱是真的”,似乎除了金钱和享乐外再没有什么可值得追求的了。有的只求实惠,不讲理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被歪曲,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淡漠;二是文化生活贫乏和文化市场不健康,伦理道德观念蜕变。农村社会环境受到污染,许多格调低下和渲染色情暴力犯罪的书刊、音像制品充斥农村文化市场,恶化了农村社会精神环境。部分农民的社会正义感、责任感、义务意识淡漠,荣辱观、是非观混乱,国家和集体观念淡化,道德滑坡;三是宗教活动频繁,封建迷信抬头,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在农村修庙宇、看阴阳宅风水盛行,神汉巫婆仍在活动,婚丧喜事大操大办现象突出,不少地方买码赌博、扳跎子、小偷小摸、打架斗殴等现象 呈上升趋势,群众生活缺乏安全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三、农村文化建设滞后的成因 1、认识不清,心口不一致 目前乡镇文化站人、财、物、事四权下放到乡镇管理,部分乡镇却没有把乡镇文化站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对待,一些乡镇领导由于思想认识不一,对文化站撒手不管了,认为文化站不出经济效益,是个包袱,认为文化工作是软指标,不抓文化工作不影响单位排名进位、个人晋升,文化工作抓与不抓无所谓。在一些乡镇领导看来,需要投入而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的文化事业建设是可以先放一放或挂在嘴边说说而已的。 2、体制不顺,主管不到位 首先是用人机制制约农村文化队伍建设。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文化站缺编严重,另一方面需要的专业人才又进不来。文化站四权下放到乡镇管理后,一是乡镇不管或者不知道怎样管;二是县级文化部门对文化站管理力不从心,有的文化站专干换了县文化部门根本不知道。文化专干地位低待遇差,是“弱势群体”。文化专干很寒心,许多都不愿意再干文化工作。其次,由于管理体制问题,部分文化专干不善于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专业特长,没有把创新作为自己力量的源泉,还是停留在向政府“等、靠、要”的观念上。经费困难加上一时得不到领导的支持,就不敢也不愿开展工作。造血功能不能强化,自我生存发展能力弱。再次,长期以来财政对文化的“欠帐”太多。改革开放以来,90%以上的乡镇没有新建文化设施,原有的文化设施有的破烂不堪,有的挪作他用。以文养文,走产业化道路条件还不成熟,也很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乡镇文化站普遍得了“贫血症”,急需输血。 四、振兴农村文化的对策 磐安县农村文化建设工程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以健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农村群众文化素质为目标,以夯实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巩固农村文化队伍、完善农村文化体制机制为重点,以保障农村群众文化权益、促进乡风文明、培育新型农民为核心,加大政府投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农村文化工作整体水平,促进农村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实施原则是:坚持着眼长远与立足当前相结合,因地制宜,整合资源,使农村文化建设标准、建设内容和相关政策措施适合农村实际;坚持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相结合,形成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良好局面;坚持弘扬先进文化与传承乡土文化相结合,不断增加农村文化的吸引力和生命力;坚持 “送文化”与“种文化”相结合,通过“送文化”带动“种文化”,提高农村文化自我发展能力。 (一)加强农村文化站建设 乡镇文化站是农村文化活动的载体和组织者,直接影响农村文化建设。怎样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主要从农村文化站建设着手,我建议: 1、深化认识。营造农村文化工作的基本环境。群众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和繁荣群众文化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县、镇乡政府部门要加大对群众文化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力度,站在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重视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经常对群众文化工作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帮助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各乡镇应将文化工作纳入双文明建设目标管理范畴,改变那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要花钱宁可不要的现象,使农村文化走出“无事干、无人管、无所作为”的误区。 2、强化改革,建立农村文化良好的运行机制。机构改革是必然趋势,文化站无疑必须面对现实,迎接挑战。但无论怎么改,从事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机构不能撤,反而应予强化,在改革中,文化站必须抓住机遇,理顺体制,开辟出一块属于自身的天地,使之成为农民群众文化生活的向往之所,也只有这样,才有其存在的必要。文化站是最基层的文化事业单位,县文化主管部门,应把握好进人关、用人关、培训关,应将一批业务精,敬业精神强,有较强工作能力的文化专干纳入国家公务员范畴,使之在生活和福利待遇上与其他干部一视同仁,建设良好的运行机制、激励、机制、投入机制,把发展先进文化与改造落后文化统一,与提高群众文化素质统一、与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统一。同时,可发挥文化广播、电视、体育等相关部门职能互补的优势,组成综合的乡镇群众文化娱乐机构,增加其实力和发展后劲。 3、增加投入,建设农村文化工作的基本阵地。阵地是舞台,是文化站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乡镇机构改革中,各乡镇党委、政府应该保证和改善文化站的基本办公条件,必须将现有的文化市场、阵地和设备划归文化站统一管理和使用,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借调和挪作他用,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乡镇财政应逐年增加对群众文化工作的投入,应将文化活动经费列入财政预算,逐步巩固和添置文化娱乐设施和设备。 4、提高素质,优化农村文化工作的基本队伍。在我县乡镇文化专干队伍中,年龄偏大,整体素质偏低。各级文化业务部门要加强对文化专干的教育和培训,通过举办培训班等形式,努力提高他们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使他们成为群众文化管理上的能手,群众文化活动辅导上的行家,使之成为乡镇政府领导下的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的新生儿;再次,文化站应转变观念,凭借自身所拥有的人才、地域、文化经济政策等优势,积极开发文化产业,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弥补文化经费不足,壮大自身实力。 (二)开展农村“种文化”活动 为把农村文化做好做活,真正让文化在农村“生根发芽”,我们应转变思路,变“送文化”为“种文化”,即把农民从文化的看客变成主角,通过培养大批乡土文化人才,引导农村群众自编自演、自娱自乐,让他们唱主角,激发广大农村自身的文化活力。这种由“送文化”到“种文化”的转变,会把“文化下乡”变成“扎根在乡”,农民素养不断提高,和谐的文明新风扑面而来。具体做法: 一是完善文化设施,为农村文化搭建舞台。为满足群众日趋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政府可在农村普及有线电视网、电化教育系统,可要求每个村兴建一个文化舞台,通过政府资助、共建单位对口帮扶等形式,加大村级文化设施建设。并要求有条件的村建设文体活动室,添置健身器材、棋牌等文体设施,开展经常性文化活动,使广大农民共享公共文化服务。 二是建设新农村书屋,用知识滋养农民的心灵。在新农村建设中,坚持文化先行,把办好“农家书屋”作为一项重要举措,在书屋中配置社科类、农业科技类、医药卫生类等各方面书籍。每到农闲时节,农民们就三三两两到书屋借阅,真正使书屋成为学科技、闯市场、快致富的“加油站”,让新鲜多彩的先进文化进村入户,以文化的“软实力”提升新农村建设水平。 三是培育文化队伍,构筑农村文化阵地。要对农村文艺演出队、文化特色户进行调查摸底,对道情、舞龙、龙舟等地方传统民俗文化进行挖掘开发,并建立档案,给予重点扶持和培植,不断构筑农村文化阵地。同时建立镇文化站、村文艺队“二位一体”培训网络,镇文化站不定期组织文艺教师为村里的文艺队伍进行培训,使散发乡土气息的农村文化重新焕发活力。鼓励乡镇通过举办广场音乐夜、文艺汇演等文体活动,激发农民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热情,既可锻炼培养群众文艺骨干,又能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 与时俱进,当前的文化站必须直面现实,走出原有的怪圈,变“等、靠、要”的依赖性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自觉性,变“求稳旁徨”的被动性为“无功就是过”的主动性,在国家群众文化政策的指导下,在建设文化大市,文化大县的机遇面前,迎接挑战,走进属于自己的灿烂天地,繁荣农村文化。 农村文化论文:关于宁德市农村文化建设探索 论文摘要:近年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农村文化建设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农村的文化建设事业正蓬勃地向前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省的“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建设文化强省”目标,2002年.福建省政府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决定》,宁德市财政每年拨出专款20万元,支持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我市文化主管部门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农村“六大员”队伍建设的意见的补充意见》,建立了村级文化协管员队伍,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及农家书屋等。周宁县浦源镇上洋村由在外创业乡亲投资150多万元建起的农民文化广场,李墩镇、黄埔村的村民分别集资一百多万元,各自创办了农民文化宫,马坑乡农民集资二百多万元办起了自己的文化站。基本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国办、民办并举,多元办文化,推动农村文化建设新的局面。但是,我们也看到,当前农村文化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构筑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应该正视存在问题,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为此,笔者就以宁德市周宁县农村为个案分析,探索农村文化建设的点滴构想。 论文关键词:农村文化建设;文化市场管理;文化产业开发 一、农村文化存在现状 农村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农村文化建设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农村的文化建设、文化事业基础薄弱,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文化需求也更为紧迫,在农村物质文明生活逐步提高的今天,农民们虽然脱贫致富,但文化生活却十分贫困,社会不良风气污浊,精神文明现象衰弱,存在现状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排斥教育、自我学习难。“读书无用”的小农思想重新抬头,虽然经过数年成人义务扫盲学习,但学校毕业生就业难的桎梏制约农民学习教育观念难于更新,多数人认为外出打工挣钱最为现实,传统生活方式使农民自我加强教育学习意识相对淡薄。 (二)文化感知力、凝聚力无。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集体化生产方式的解体,市场经济带来的多元化竞争与冲击,导致农村丧失以集体为核心的凝聚力,个人单户行为现象突出,集体主义思想、集体荣誉观念、村民凝聚力、文化感知力在农村缺失。 (三)文娱匮乏、不良风气盛行。由于缺乏良好的文化素质教育及优秀精神文化的文娱生活引导,赌博酗酒、打架斗殴、偷盗抢夺、淫秽低俗的现象严重,不良社会风气在农村盛行。 (四)封建迷信活动蔓延。烧香拜佛,有病不求医,出门选黄道吉日、盖房上梁请求神灵庇佑,把精神思想寄托于封建迷信,至使巫婆、神汉四处流动,重男轻女意识严重,扰乱了计划生育国策。 (五)传统道德、美德流失。尊敬赡养老人,培养教育子女,夫妻相敬、和睦乡里、团结互助,勤俭节约,遵守村民公约等传统民间道德、民族美德流失。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拜金主义享乐攀比之风、婚嫁丧葬的礼金排场也越发气派。 二、农村文化建设构想 “治穷要先治愚,治愚必先重教”,人的因素终究是决定事物的因素,就文化建设而言,教育则是一个重要环节。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应着力于全民性教育,更新思想观念,因此要积极开展农民自我教育,开展各种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根据各乡村的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让所有村民形成自我学习、互助学习的共同意识,提高他们对各种教育的重视程度,进而从整体上改善农村的教育状况,推动文化建设。 (一)积极开展文化自我教育培训。以针对性、实效性,喜闻乐见的形式,在与农民探讨发家致富、农作科技教育培训的基础上,择机融入文化思想、时事要闻、法规制度、为人处事、道德观念的传统与现代文化相结合的教育。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悟到为人根本、明白事理,提高自我的文化教育素养。 (二)发展半公益性文化组织。培养、提高农村文化协管员的整体素质,塑造他们在农民中“文化人”的形象,以财政扶持投入的形式,用“民办公助”方法,构建农村文化站、农家书屋、农民课堂,以半公益性文化组织的方式,不断熏陶并提升农民们对文化艺术的兴趣爱好。建立老人协会、妇女互助会,培育乡村家庭和谐精神,推动农村集体凝聚力的形成。 (三)丰富农村文化艺术活动。结合文化部近期出台加大对民营艺术表演团体扶持力度的意见通知,以经费补助形式请他们编演移风易俗、尊老爱幼、行为道德、集体荣誉感等的节目到农村基层去演出,继续加强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的影响力,在丰富农村文化艺术的同时,使农民在寓教于乐中,心灵得到升华提高。 (四)科学发展观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在农村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占领农村文化阵地,营造崇尚科学、相信科学、依靠科学的信仰氛围。帮助农民解脱愚昧,提高科学素养,利用各种挂图、演讲等传播手段,不断增强扩大科普效果影响。树立农民学文化先进模范榜样,要求村干部在崇尚科学、破除迷信中要起带头作用。 三、加强农村文化市场管理 农村地处偏远山区,在抓好农村文化建设的同时,农村文化市场的管理更要跟上去,不能放松懈怠,各地的文化市场管理部门要认真执行国家关于文化市场管理的法制法规,还需依靠各级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农村文化协管员协助文化市场的管理,对侵蚀农村文化市场,误导乡村农民,有害农村青少年的书刊读物、赌博游戏机、无证照网吧、不良的草台班子色情表演、封建迷信活动要坚决制止,并给予严肃取缔,农村文化建设管理要采取堵疏结合,着力净化农村文化市场,规范农民对文化精神食粮的需求意识,引导广大农民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世界观。 四、开发农村文化产业基地 学习、借鉴、推广我市周宁县乡民外出创业,造福桑梓,回乡为民斥资建造农民文化广场,村民自发集资创办农民文化宫、农村文化站的义举。加快开发周宁县浦源镇“鲤鱼溪文化旅游休闲园”,在原来的基础上,通过市场调研论证,争取把该“文化休闲园”进行项目创意延伸,有选择比较地融汇集影视拍摄场景、茶艺风情表演、民俗民风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特色演艺、绿色生态工艺品的“农村文化产业”开发集聚效应,在促进文化休闲旅游业发展时,把它打造成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塑造成闽东文化产业的一张名片,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让农村文化产业开发既给农民带来精神文化享受的同时,又给农民增加文化创造财富的新经济增长源,让他们对文化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 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曾经指出:“中国的文化之根在农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农村改革和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有力推动下,我市农村经济全面快速发展,从1978年的人均98元增加~2007年的4687元,增长了46.8倍,年平均增长14.3%。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农民,随之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旺盛。所以,加快农村文化建设,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筑和谐社会的关键层面。农村文化事业建设发展可以更加密切党群干群之间的关系。农村文化建设不等同于经济建设,它不仅牵涉到外在的物质形态的文化建设问题,还牵涉到内在的精神形态的文化建设问题,即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问题。它有着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需要我们共同去探索和求真。这些也就决定了农村文化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因此,我们也应该通过不断的学习、加强教育来提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深入贯彻学习科学发展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服务海西环三区域发展的高度去充分认识搞好农村文化的战略意义,认识到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 农村文化论文:浅析农村图书文化市场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论文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时展的需要。对于具有9亿人口的中国农村来说,农村图书文化市场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文化素质的主要栽体,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科技致富的重要手段。文章从经济和文化两方面论述了农村图书文化市场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现阶段农村图书文化市场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建议。 [论文关键词]农村图书文化市场;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或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一定时期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使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这要求我们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农村文化建设,培养一支适合时代要求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守法纪、讲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图书作为知识和信息的载体对社会生产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而农村图书文化市场是农民掌握从事现代农业与农村工业所必须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发展农村经济不可或缺的途径,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1农村图书文化市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1.1农村先进文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决定民族的兴衰。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发展前途的民族。当今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越厚,对现代经济发展适应程度越高,其发展的动力越足,竞争力越强,发展后劲越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经济、政治、文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家园,让农民生活富裕,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文明社会发展的成果。同时,只有搞好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才能满足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要发挥文化的力量和作用,一个重要的支撑就是图书文化市场。这是因为,知识既是创造性劳动的成果,又是从事创造性劳动的指导性、决定性力量。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3,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构建先进文化就是构建农村先进文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和边远山区,科学技术落后,文化设施相当缺乏。而农村图书文化市场的有效性、快捷性、教育性和休闲性等优点能够弥补这些不足,作为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窗口,在促进知识更新和科技发展,创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2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 农民素质的提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前提。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决定因素。只有当农民具有良好的思想和文化素质,并掌握了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才能发展农村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建设整洁文明的新农村、实现民主管理和推进农村管理的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农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农民的口袋渐渐鼓起来了,精神文化生活的匮乏却让他们“富了口袋、穷了脑袋”。当城里人为泛滥的“信息爆炸”而苦恼、盲从时,不少农民却依然守着“白天上地头、晚上睡枕头”的日子,农闲时广大农民精神空虚,无所适从,只能靠打牌、抽烟、喝酒来打发时光。还有就是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农民对文化产品好坏优劣的辨别力相对较弱,腐朽的、落后的文化乘虚而入。 而农村图书文化市场以其积极健康的报刊书籍主动为农民提供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培养他们爱书、看书的好习惯和自觉性,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开拓视野,陶冶情操;使他们从阅读中获得愉悦,吸取知识,武装头脑;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使文明健康的文化活动占领农村文化阵地。这样,既丰富和活跃了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又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质。 2农村图书文化市场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农民不再局限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中,而是参与市场的竞争,把农副产品变成商品推向市场,发财致富。这就需要掌握可靠的产品、技术信息和加工信息。而农村图书文化市场为他们提供了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虽然电视广播等现代传媒已经能够满足人们获取信息的需要,但是图书更全面、更集中、更准确、更便于查询、更快捷。当农民从图书中获取了有价值的信息的时候,那么这条信息就有了“一计值千金”的分量。 农村图书文化市场作为传播科技文化知识的机构,可以为农民找到先进的农业生产知识、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农业市场信息。从图书中学习改良土地的方法,从图书中学会农作物高产栽培和管理技术,从图书中学习滴灌技术,节约水资源、抵御干旱,提高科学种田水平,从而合理的调整生产结构,努力发展农业生产,以达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的。同时,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自己,解放家庭劳动力去从事其它经济活动。这样,通过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帮助他们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农民提供了制造财富的途径。 3农村图书文化市场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村图书文化市场的发展非常缓慢,地区差异大,在中西部地区和边远山区,基本上没有规范的图书市场。在有限的图书文化市场中,大部分是适应少年儿童阅读的图书,而适合成年人,特别是青年农民阅读的图书少之又少。适合少年儿童的图书也多数是一些与中小学教材配套的教学参考书。而有限的适合成年人阅读的图书又多是通过地摊、背包等方式销售的,内容多数带有封建、色情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有不少还是非法印刷品。真正有利于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内容则极为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3.1农村图书经营网点不足 由于农村图书经营与城市图书经营相比利润低,资金筹措困难,国有书店参与农村图书文化市场的积极性不高,个体经营者进入农村图书文化市场的也很少,导致图书经营网点锐减,农村图书文化市场日趋萎缩。 3.2对农村图书市场重视不够 长期以来,“三农”图书因为投入大、回报低、见效慢而被众多出版社忽略。贴近农业、农民的科技图书少,形成卖的书农民不需要,需要的书又没人买的供需脱节局面。发行单位也不愿意经营销量小、利润薄的农业科技图书,而一般都抢着经营销量大、利润高的中小学教材教辅读物。 3.3经济条件所限,农民无钱买书 由于现在的图书价格高,许多地区的农民并不富裕,加之相当一部分农民科技文化意识不高,对于文化消费这种高层次的消费需求还没有被广大农民所接受,造成农民对买书的兴趣不高。另外,当地政府存在着重经济建设,轻文化建设,重短期效益,轻长期发展的思想也严重阻碍了农村图书文化市场的建设。 4发挥农村图书文化市场作用的建议 4.1政府主导,完善机制,合理安排 由于我国国情特征,政府具有决策权和控制权,并且掌握着庞大的财政资金,因此,农村图书文化市场的建设应该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由政府投入资金,综合考虑,统筹协调,科学合理安排。建立长效机制,制定相应的制度和管理办法,使农村图书文化市场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加强农村图书文化市场监管力度,为农村图书市场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4.2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农村图书文化市场的建设离不开广大农民的参与。一方面要培养农民看书的习惯,让农民利用空闲时间吸取文化血液;另一方面,要积极调动农民参与建设图书文化市场,让他们真正感觉到图书的力量,真正地从图书中获得好处,给农民的增收带来益处。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农村图书文化市场的功能,真正受益于农民。 4.3加强合作,多做宣传 农业科技部门在农村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应加强与农业科技部门的联系与合作。充分利用农业科技部门的技术成果,做好科技下乡活动,支持农村的经济文化发展。积极宣传,举办一些农村文化科技书刊巡回展览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使“科技兴农”的观念深入人心,这样当农民自觉地学习和接受新技术的时候,农村图书文化市场就自然而然地繁荣起来了。 农村文化论文:浅谈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对策思考 论文关键词:新农村 文化建设 策略研究 论文摘要:农村文化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任重道远。尽管我国新农村文化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依然存在一些障碍性问题。本文从创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和机制、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农村基层文化队伍建设、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产业、加大农村文化市场的监管力度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这一巨大工程的实施主体是农民,而农民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的高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败的关键。不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就必须大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新农村文化的建设是一个过程,须经宣传奠基、健康发展和巩固提高三个阶段。目前,我国基本完成了第一阶段任务,并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且初见成效。但是,同时其还存在着一些障碍性问题,比如农村干群认识不到位、投入依然不足、文化设施作用发挥不明显、现代意识淡薄、不科学和不健康现象的根治任务依然艰巨、农村辍学现象有抬头之势、农村题材作品不够丰富等等。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加以解决。 1加大改革力度,创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体制和机制 1.1增加基层文化建设工作考评分值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关键首先是要解决好县、乡(镇)、村基层干部,特别是党政正职的认识问题。认识到位,且有高度,文化工作才会有位置,才能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财政支出预算、纳入扶贫攻坚计划,从而解决好遇到的问题。因此,评价和选拔任用干部之际,组织部门应增加基层干部文化建设工作的考评分值,把重视和关心、完善投入机制、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机制和队伍建设、拓宽农村文化投入渠道和投入力度、农村文化建设各项目标任务的实现等纳入干部考核指标,从而推动农村文化事业的法制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1.2发挥乡镇文化站基层文化堡垒作用乡镇文化站是农村文化建设的前沿阵地,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载体,是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主要桥梁和纽带,公益性十分鲜明,因此,文化站作为第一线公益性事业单位的性质,在乡镇配套改革中不能改变。对文化站作用的发挥,关键是要创新机制,调整职能,明确责任。 2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政策扶持力度 2.1设立县乡文化副职为提高农民的物质生活,我国成型了选派科技副职的制度,但对富裕之后农民精神生活的提高却缺乏完善的领导机制。不可否认,按照分工,各级政府都有负责文化建设的领导,但由于其分工不仅于此,限制了精力的投入。随着农村富裕程度的提高,农民作为文化消费的主体,必须给予更多的重视。因此,可借鉴科技副职的选派制度,从高等院校或者省级文化、宣传和文联等有关部门选派熟悉文化建设的同志兼任县文.化副县长、副乡(镇)长。一方面,文化副职由于特殊的身份可以起到较好的指导和监督作用;另一方面,文化副职可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发出新的文化资源,从而出现一批农民所怀念的赵树理、柳青,创作出类似《创业史》、《三里湾》、《艳阳天》、《王贵与香香》那样贴近百姓生活,符合现代农民普遍希望和追求的生活状态的作品。 2.2培训“村官”农村文化师资格农村文化是在长期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自觉形成并为广大农民恪守的价值观和道德行为准则的综合反映,是农民现代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体现。农村基层对农艺师等农业技术推广专业人才较为重视。实际上,农村文化师是富裕后农村最需要的人才,肩负着农村文化管理活动并承担农村价值理念体系构建及其转化工作的重任。但是,我国对农村文化师的人才培养力度相对滞后,比如全国重要的经济和文化大省河南,目前全省正式通过国家职业资格鉴定的文化师仅有30多人,而且全部是企业文化师,这与农村文化人才需求产生强烈反差。因此,必须从3个方面努力解决好这一问题。第一,采取中短期培训的形式,分批对现有的农村基层干部进行培养。第二,也是最切实可行的,就是在高等院校选拔立志“村官”事业的学生进行农村文化师素质的教育。第三,组织部门在选拔“村官”之时严把人口,把农村文化师的资格作为一项重要标准。 2.3多渠道筹集经费,并改善投资渠道经费的筹集和使用是农村文化建设中最棘手的问题,因此必须稳妥解决。第一,多渠道、多方面筹集。国家拨款、社会筹集和自身积累是筹集文化建设经费的主要渠道,而社会筹集和自身积累最具潜力可挖。社会筹集和自身积累都应围绕开发文化市场、兴办文化产业来进行,集体、个人通过联建、联办农村文化场所,开办文化活动等方式,活跃生活,共同受益。文化单位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达到“以文养文”,增强发展后劲的目的。为此,文化单位应该用好用足国家有关文化经济政策,千方百计开拓创收门路,扩大自身积累。对具备条件的文化企业应该进行股份制改造,争取上市,以吸取更多的社会资金。对有积极性的非文化企业,制定政策吸引其向文化产业投资。对有发展前景的文化产业,经过论证而大胆引进外资。第二,改善投资渠道。国家对新农村文化建设投资力度的逐步加大,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提高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但在不少地方出现了挪用和挤占的情况。因此,为最大限度地合理使用,对取得立项的文化建设项目,应由文化副职专管,由具备农村文化师资格的“村官”或者选派专人直接带资金进村监督建设的办法,既可减少中间环节,又可加快建设速度。 3加强农村基层文化队伍建设力度 近年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文化工程,活跃了农民的文化生活。但由于农村文化工作相对薄弱,农村文化发展与农民群众迅速增长的文化需求还有很大差距,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的现象普遍存在。农村文化建设,群众无疑是真正的主体,因此,为缓解农民群众的文化饥渴,必须加快农村文化队伍建设和扶持、推动农村文化市场发展。 3.1抓团队以推进农村社会文化的广泛和普及在注重“送”的同时,采取鼓励与帮扶措施建立一支长期扎根农村基层的文化队伍,变“送”为“育”。在继续巩固提高乡镇文化站以及村办活动室这一主阵地,唱响主旋律的同时,以创建特色文化为主,重点抓住在这一地区广泛流传的传统文化娱乐项目,通过民办公助、政策扶持、政府采购、培训、补助等方式,引导农村成立诗书画社、文化中心户、文化大院、个体电影放映队、民办剧团、演出团体等农民自办文化组织和各类秧歌队、舞蹈队、器乐队、歌唱队、曲艺队等业余文化队伍。同时,可扶持有条件的各类走村串乡的农村民间文艺演出团体发展壮大,与城市文化下乡形成“两轮驱动”,从而为农村文化建设培养一批农村文艺骨干队伍,有效地推动农村文化活动的广泛开展。比如河南省宝丰县就培育了近千个民间演出团体,5万多农民演员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在全国农村演出市场都占有一定的份额,演艺业逐渐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并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这说明,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使之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力军,是繁荣农村文化事业、倡导健康文明新风尚、培养和提升农民综合文化素质的有效途径。 3.2抓家庭以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当前农村物质生活基本得到满足,人们已不再满足于一台电视机、一份报纸这种被动的消遣休闲生活,开始追求可以交流、参与的主动式文化活动,希望在休闲中获得知识,在文化生活中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因此,应该开展涵盖文学艺术、工艺收藏、科技教育、园林园艺等方面的特色家庭评比活动,以此倡导农民开展健康、科学、文明的文化生活方式,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活品位。比如浙江省景宁县76岁老农路福,在他目前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路福记事》、《土诗》、《太公造屋》、《素描时光一一个中国农民的劳动日记》和《甲乙收支录》5部书中,这位7O岁才开始写作的老人把自己的所历所遇、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逐日记录下来,汇集在一起,写出了真正意义上农民写的书。总之,要通过努力,让特色文化家庭成为农民的追求时尚。 4不断满足农民综合素质提高的需求 农村的发展,最需要的是一种以开放思维、进取精神为支撑的新时代农村文化。农民需要学习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现代社会基本知识;需要有一种放眼国家发展,关心外部世界的思维;需要有认识个人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重要的能力;需要培养法制观念、民主思想和公德意识,学会运用现代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为重要的是能够理解一些社会矛盾的产生根源与解决途径。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予以引导和满足。 4.1为农民搭建学习平台要为农民渴求知识提供一个学习的平台,积极引导和鼓励有经济实力的村建立适应农村文化发展、适合农民阅读的“农家书屋”,加大图书室的建设和开放力度;村村配置可以放映电影的多媒体设备,并不断更新电影资源;定期自印面向农民教育的资料并免费发放到户。 4.2结合当地实际开展文化活动挖掘当地历史事件,通过建村史陈列室等方式,提炼人文精神,使文明创建由表及里,从现状整治向提升文化内涵转变。充分利用农闲、节日和集市,组织各种群众文化活动,使大型、示范性文化活动与平时的小型、分散性文化活动结合起来,让农民群众就近方便地参加各种群众文化活动,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设施的作用。 4.3积极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要不断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县文化馆、图书馆、文化站、剧团等的服务重心要不断下移,积极为“三农”服务,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创新服务的方式、机制。比如江苏省为了将乡镇文化站建设好、管理好、长期运行好,对乡镇文化站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了大胆探索,试行公有民营制、股份合作制、目标责任制3种体制。广东省开展了流动文化服务,把图书、演出等文化服务延伸到山区、农村。浙江、河南对文化下乡的制度化、经常化,结合文化下乡,大力培养农村文艺骨干,建设一支不散的文化队伍,进行了有益探索。 5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产业 发挥文化软实力作用以促进经济发展,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农村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资源,要弘扬这些优秀的民间文化,就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各种市场主体前来开发,生产出适合农民口味的文化产品,满足农民的文化需要,同时更好地为经济服务,其有效途径就是形成文化产业。 5.1走集团化、规模化道路应该认真谋划,选准本地龙头文化产业,带动配套产业的发展,形成文化产业的规模效益。比如河南省以黄帝、伏羲和子贡三大祭祖盛典为资源,开发或完善了炎黄文化节、中华姓氏文化节和浚县古庙会三大文化节日,开展与之相关的学术研讨会、笔会、歌会、摄影比赛和民间工艺美术、民俗表演、风味餐饮展示等活动,加强投资环境的对外宣传,直接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服务。来自淮阳县(伏羲太吴陵)旅游部门的数字显示,2007年全县旅游综合收入达到12亿元,占GDP的16%,特别是2008年农历二月初二至三月初三一个月的太吴陵庙会期间,全县客流量达910万人次,门票总收入达到3000万元,旅游综合收入达到7.8亿元。 5.2不断注入科技含量。以品位确保可持续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质量是其打开市场和持续发展的生命,因此应该及时清理那些陈旧、落后、粗俗和低劣的产品内容和形式。同时,在生产过程、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等环节上不断增加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含量,注入知识和智力的新鲜因素。 5.3加强文化产业管理队伍建设懂得农村文化产业建设、经营和管理,是其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但目前类似的人才极其缺乏,这也是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缓慢或效益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应该采取“送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办法切实加以重视。 6加大农村文化市场的监管力度 目前新农村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发展,但各种管理体制还不甚健全,精神垃圾仍然存在,有些地区还十分严重,对农村文化健康发展影响较大。因此,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加大管理力度。 6.1重拳打击非法演出活动一是对本辖区内庙会、物交会的时间、地点、天数、人数等情况进行调查摸底,登记造册,并依照《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的规定,严格对营业性演出的审批,严禁接纳无证演出团体从事营业性演出活动。二是要加强演出活动的现场监管,对有大棚演出团体参加的庙会、物交会等综合性活动,要会同公安、工商、安检等部门协同执法。对组织或从事脱衣舞等色情淫秽表演或有暴力、严重政治问题表演的,要坚决依法从严打击,确保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6.2加强网络管理网上色情、淫秽、暴力、丑恶的内容已成为毒害青少年的一大公害。要增强防范意识,保障网络安全,组建一支专业队伍不断检查防范,并坚决取缔淫秽等黄色网站。 6.3正面宣传,树立榜样,积极引导农民破除封建迷信农村文化市场,繁荣才能更好地净化,净化是为更好的繁荣。因此,必须以“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为方针,不能顾此而失彼。同时,在具体运用过程中还需避免过分依赖刑事手段进行管理,更要综合运用各种宣传和教育手段抵消其不良影响,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才能更好地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正常文化生活需要,才能体现党中央提出的“精神文明建设重在建设”的方针。 农村文化论文:从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看当代中国农业的演变 [摘要]如何解读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对农业演变的影响?如果仅仅只从“文化背景”的角度,静态地、平面化地阐释文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并不能深刻地揭示出文化与农业发展二者之间某种必然的动态联系,即某种动态规律性。本文从“文化结构”这一概念出发,从“文化结构”与“文化功能”关系的角度,将农村文化传统放入文化结构中去,审视其在当代中国农业演变的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农村社会文化传统 文化结构 结构功能 农业演变 一、引言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农业经历了两次剧烈的转折,第一次发生在1949年,运动,使广大农民“耕有其田”,调动了农民压抑已久的积极性,农业短期内获得了快速发展;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将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农民积极性再次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获得迅猛发展,农民的温饱问题因此而得到解决。然而我们注意到,第一次大转折的后期发生了问题才导致了第二次转折即农村改革的开始,第二次大转折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人们关注的中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两次转折后期所发生的问题,都与制度相关,性质显然各不相同,但其问题内部的根源是否具有同一性?如果具有同一性,那么研究两次大转折之间所发生的问题原因与结果将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决策参考。 20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马克斯·韦伯为我们提出了一种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新视角。韦伯毕其一生学术生涯孜孜不倦地寻求一个疑问: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发生在曾经最早孕育过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他的答案是:中国是儒教社会,儒教与资本主义伦理是格格不入的,而西方是新教国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致的[1] 。韦伯的理论尽管有很多争议,但他毕竟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文化传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联系。按照韦伯的视角,当代中国农业发生的曲折的演变历史是否与中国农村的文化传统有某种联系呢? 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的农业问题本质上就是农民问题。研究农业,首先必须研究农民。而要研究农民就必须了解农民的文化传统。在农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联手将一些符合他们理想的主张,变成“政策”或“制度”,强加于农民,结果由于对农民缺乏了解造成发展规划的失败,而他们往往把这种失败归因于农民的不合作。事实上,正如美国著名现代问题专家英格尔斯在谈到制度在国家间移植时所指出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正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2] 既然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农业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那么,如何诠释这种文化传统的作用,并且能把它的影响单独提出来,甚至提出如何通过影响文化演变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学者来说是一种责任。 二、关于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及其作用的解读 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脱胎于农业社会,蕴含于中国文化传统之内,其本质是农业文化。在中国,农业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也是城市文化,贯穿和渗透于社会生活各领域,是社会各阶层的文化。而在社会日益工业化的今天,作为中国农业文化的发源地-农村和农业文化的主体??农村,更多地保留了农业文化的传统。今天看来,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集合不仅界定了中国农民与西方农民的区别-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一-个以儒教为主导的伦理社会中;也界定了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区别??城市社会近代以来经常发生的文化革新运动对儒教传统文化进行较大程度的革新和改造;还界定了农民阶层同其他界层的区别??农民一直依附于土地,土地收成在于“天”,同在儒教背景下,农民形成了自身的价值观念体系。因此,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既内化在农民意识深层,又显现在社会生活的表层。 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内涵非常宽泛,但并不是所有文化传统质数都能够对农业演变发生实质性影响。小农意识被认为是中国农民最典型的文化品格,有人指出“小农意识”的核心是保守主义、狭隘功利主义和封闭主义,它是中国农民的精神传统[3] 。依笔者看来,小农意识并不是正统的意识形态如儒教所支持或支撑的对象,也不是农民终极的价值目标,它只是一种为达到某种目标而采取的策略,它是中国农民在农业社会制度、技术和资源约束下长期理性选择行为的结果,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小农意识”也会迅速改变。看看今天中国农民,尤其是东部开放地区的农民,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小农意识”在他们身上正在土崩瓦解。所以从根本上说,小农意识并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 中国农村今天所感受作为历史沉重包袱的还有臣民意识、听天由命、抱残守缺、不求进取、封闭意识等等,它们是传统文化遗存中作用于现实社会的沉渣和糟粕,正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淘汰,自然它们也能不归入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主体。 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强列的民族自尊心,有勤劳、勇敢和吃苦耐劳的美德,有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自强精神,这些都是我们民族在诞生阶段就逐渐形成,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并且是我们民族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仍然需要的“永恒传统”。它们是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呢?答案显然易见,我们只要稍做考察就会发现,这些美好的传统在其它文明国家也都存在,并不是中国农民所独有,所以它们不足以界定出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特征。 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的主体应该是那些融入中国农民血脉,不可轻易改变的东西如“家庭价值观”、“家族主义”、“平均思想”、“乡土关系观”等等,它们反映了中国农民意识深层的价值取向和在这种价值指导下的行为模式,这样的文化传统,即使是在中国最发达最开放的乡村,我们依然能感受它的强劲生命力。事实证明,能够对中国农业演变发挥有效作用的文化传统也是正是它们。 如何解读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对农业演变的影响?如果仅仅只从“文化背景”的角度,静态地、平面化地阐释文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并不能深刻地揭示出文化与农业发展二者之间某种必然的动态联系,即某种动态规律性。本文从“文化结构”这一概念出发,从“文化结构”与“文化功能”关系的角度,将农村文化传统放入文化结构中去,审视其在当代中国农业演变的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什么是文化结构?按照费孝通教授对文化层次的理解,文化包含着三个不同的层次,有器物层次、组织层次和精神层次。在这几个层次当中,器物即生产工具、生产条件等;组织层次包括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生产组织、国家机器等等;精神层次主要是指价值观念的层次[4] 。笔者认为,费教授的文化三层次概念,已经形成了“文化结构”的框架。文化结构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它的功能则有优劣之分。文化结构合理,是指其内在组成部分处于协调平衡关系中,内部各质数自洽,在这种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积极能量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反之,文化结构各部分相互抵触或排斥,文化质数的负面能量尽性发挥,这种文化结构的功能便处于劣等状态。由于意识形态和制度政策的的引入,农村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文化结构,农村文化传统在不同的文化结构中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导致了不同功能效果。 三、 促进传统文化结构自洽使与农业初级合作获得成功 1949年运动,可以说是开辟了中国农业的新纪元。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合并计算大约占全国耕地的60-70%,而他们的人口仅占全国10%上下[5] 。新中国“”将10%的地主富农所占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平等地分配给90%以上的无土地农民家庭,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分配方式的变革,将改革前多占资源的家庭拉下来,将原来少占或没有资源的家庭提上去,使资源的占有平均化。这正符合中国广大农民的思想传统,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渴望的“平均地田”的理想获得实现,90%的农民的积极性获得释放,农业生产短期内迅速发展。1952年农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长了48.5%,年平均递增14.1%;粮食增长44.8%,年平均增长13.1%,是近代农业史上的少有“黄金”期。 事实上,世界上消灭或限制封建地主经济以实现农业革新有几种道路可以选择,一是英国式的道路,消灭农民小土地私有制,建立起大土地私有制相适应的租佃农场制,让绝大多数农民成为租佃农场的工人;二是美国式的道路,通过小农经济两极分化,小农经营逐渐演变成农场主雇佣工人经营;三是普鲁士式道路,让封建地主经济通过自身改良来逐渐演变,地主庄园改为雇用工人,按照农场经营方式组织生产。这几种方式都是西方国家走过的成功道路,但它们在中国却难以走得通。 中国农村社会中广泛存在着平均主义思想,这种平均思想是中国农民对几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反叛,是对现实社会不满的补偿心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等财产的拥有权历来都是与强权联系在一起的,既不通过世袭,也不通过市场,土地所有权随着政权的更替而更替,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但底层农民始终没有土地拥有权,农民对这种土地所有制的不合理性是觉醒的,历次农民起义都把“均平”、“均贫富”、“均田”等做为旗帜,反映了农民阶层对“平等地权”的向往,在长期的不平等社会中孕育出了平等、平均的思想传统。 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要发展经济,必须考虑农民的愿望和利益,寻找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动力源,西方社会所走的上述三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都无法找到这样的动力源。新中国领导人明智地选择了将土地平均地分配给广大农民,这种 “平均地分配”制度,与农民的“平均思想”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从而维护了农村文化结构的自洽性,使结构中这种重要文化质素的能量释放了出来,形成农业生产的动力。 中国农村社会的家庭价值观也是促使““成功的文化因素。家庭价值观是中国先祖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并在中华儒学的倡导下,历经数千年颠扑不破。家庭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社会的构成元素,而家庭对个人而言,则是基本的利益团体,也是必须为之服务的对象。在家庭内部,每个成员都会自觉地努力为家庭争光,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义务是终身的责任,家庭内部结构稳固。所以,如果将家庭看成一种组织,那么任何其它组织都不可能比它有更强的凝聚力,因而若以家庭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其家庭成员的劳动监督成本几近为零,这是其它生产组织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具有家庭价值观的中国比具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传统的西方国家更适宜于农业小生产家庭经营。 后,有些农户因生产资料不足或缺乏技术,独立生产出现困难,为了发展生产走“组织起来,互助生产,共同富裕”的道路势在必行。同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领导人将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形式寄希望于合作社。中国农村的传统合作形式是以血缘关系的家族和地缘关系的邻里。这种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具有浓郁东方文化特色的“乡土关系”。中国的古语“远亲不如近邻”、同姓之间“500年前是一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等,都生动地反映了农村社会“乡土关系”价值观念深入人心。以后的互助合作形式即互助组和初级社,释放了“乡土关系”这种农村传统文化结构中重要质数的能量。 互助组是一种简单的劳动互助形式。在生产资料仍然私有和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只是在劳动上实行不同程度的合作或换工互助,其所得产品归生产者个人所有;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互交换使用中,除相互抵消的部分外,不抵部分以实物或现金的形式给以补偿[6] 。 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劳动和股份进行分配。这时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仍保留私有权,年终按生产资料的股份取得一定的报酬;全社劳动力统一由社里调配使用,社员按完成劳动日数取得报酬[7] 。 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作为农业合作制的初期,农业合作的规模小,合作组织成员基本上是亲朋邻里。这一时期,农民自发地结合起来,或亲戚、或邻居、或关系密切者相联合,户数不等,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有牛的帮没有牛的耕地,有车的帮没有车的灌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产量显著增加,出现了“单干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现象。这一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符合农民的愿望,以家庭利益为中心,利用乡土关系进行的“互助合作”符合中国农民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农业互助合作,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某些因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存在发挥某种助长作用。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运动和互助组、初级社的政策导向都没有对农业传统文化结构形成强列冲击,相反,这些措施协调了文化内部结构,促使其内部质素的自洽和统一,使其中所蕴含的积极能量充分释放,形成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生产力。 四、高级社和制度失败源于农业组织形式超越了农民传统价值 然而,新中国并没有在以农民家庭利益为中心的互助合作的道路上发展下去,而是在合作化过程中违背合作经济的原则,做出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与文化传统严重背离。合作经济快速发成集体经济??高级社。在高级社里,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全部为合作社所有,总收入中社员消费部分按劳动日分配,彻底消除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 1955年以后,因为强大的政治推动和行政干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互助组由714.7万个减至85万个,初级社由63.3万个减至21.6万个,而高级社由原来的500个猛增至544000个。1958年“”运动开始后,高级社开始全面升级为,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既是政权组织又是经济组织。与此同时,将有生命力的家庭劳动方式加以破除,把家庭劳动方式视作封建农民家庭经济或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把它当成落后的、必须加以淘汰的劳动方式,认为家庭劳动具有小生产先天软弱性,与农业现代化、机械化格格不入,而集体劳动无条件地优越于家庭劳动,劳动规模愈大,社会主义成分愈多,劳动方式愈先进。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农业家庭劳动方式一直处于萎缩和濒于消亡状态。为了在器物层次上达成与新的组织形式相一致,同时还引进了大量的大型农业机械,明确要求农业的机械化“四年小解决,七年中解决,十年大解决”,试图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接着,新中国又试图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进行改造,为了使中国农民传统价值观念与新的制度和政策相适应,在施实新制度新政策的同时,不断地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以期达到改变农民价值观念的目的。然而,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的教育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传统始终是无法摆脱的天然纽带,它已经稳固地植根于农民的社会性格之中,积淀于农民的血脉里,在大多数农民身上,文化传统顽固地延续着,发挥着深刻的作用。 中国家庭价值观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民两种看似矛盾的倾向即“集体主义”和“自私自利”。集体主义是在家族主义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它的作用范围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家族内部或乡土关系内部。在治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形式也只是在危机关头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生存理性。而长期的家庭价值观和家族主义使得中国农民对家族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不大尊重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的人和集团的利益,而具有明显的“自私自利”倾向。 初级社在短期内快速向高级社和过渡,实行大集体经营,将农民所占有的牲畜和大农具集中起来统一使用管理,以集体劳动方式取代家庭劳动方式。同时,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使得农民错误地认为集体利益是“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因此“偷懒”成为农民一种理性行为。正如人们描述社员们的那样“田间劳动看日头,撑锄头、坐田头,出工不出力,浪工窝工”。当偷懒行为没有得到惩罚的时候,“偷懒行为”就变成了一种“集体行动”,集体灾难便形成了。1959年至1961年由农业衰退导致的严重饥荒被认为造成了近三千万人口死亡[8] 。此次农业危机并没有使领导人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既不完全退回去,又不得不有所改变,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事实证明,这种体制是失败的[9] 。中国农业一直徘徊不前,粮食严重短缺,直到1978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只有633公斤,同1956年相比,只多了19公斤。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从以上不难看出,“高级社”、“”时期,中国农村的文化结构是中国农村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共同作用形成的,文化结构的第二层即组织形式是外来的,非传统的,而第三层次即农民的价值观念的根基仍然是传统的。观念要体现为制度和机构,制度和机构的功能就是履行对价值观念的承诺。很显然,这一时期的农村制度和机构即组织形式与农民的传统价值不能统一,因而不能履行对农民价值观的承诺,农村文化的整体结构由于外来文化的不合理参与变得不自洽。这种文化结构作用下的农业经济自然不可能获得很好的发展。 五、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本质是促使农业组织形式回归到传统价值 集体化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农民的生活水准的降低或停滞,为了自救,中国少数地区的农民开始冒政治风险搞“包产到户”,最为著名的是安徽小岗村。包干到户是小岗村农民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所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事实证明了这种理性选择的活力,从而最终被最高领导层认可。1978年中共中央着手农村改革,虽然在最初的几年在观念和行政上对分田到户仍有种种限制,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却不胫而走,在短短两年内被迅速推广到全国,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农业的家庭经营,确立了农民家庭在经济中的独立主体地位。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粮食生产记录,198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近4亿吨,较1978年增长了29%。有关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生产组织形式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占42.20%[10] 。在不长的时间内便一举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并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粮食来源很大部分依赖进口的局面。 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实质上是对农村文化结构的组织形式进行了调整,使其与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器物水平相适应,从而使中国农村文化结构再一次实现自洽。农民由于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成为独立的生产者进入市场,建立各种契约关系以取代身份关系,文化传统各种质数的能量很快便释放了出来。 随着承包制的深入,家庭农场、家庭养殖场、家庭加工厂、家庭林场、家庭服务业如雨后春笋,特别是农村专业户的出现和发展,使古老的“小而全”的家庭经营方式突破了自然经济的束缚,走上了小而专的商品生产道路,推动了农业生产分工的不断细化,深化和并向着广泛的协作和全面的专业性社会服务方向发展,使中国农业因此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同时,以“乡土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也耦合成了一个整体。家族、血缘和地缘关系仍然保持着凝聚力,而且与现代商业市场规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村民们以家族亲属关系构成了他们主要的社会经济网络。外出经商打工的农民也倾向于与亲戚和同乡打交道,进行市场信息交流和商业合作。但是,“乡土关系”的运行已开始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讲究互利和有限度,而不是传统社会的道德互助。很显然,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此时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农民能够将它们与经济理性结合起来,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创造了一种适合农民社会自身文化的现代家庭经济发展方式。 六、农业新问题的出现与传统价值观改造 生产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新的限制因素。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文化结构在“器物”层次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使得传统的组织形式和传统价值观念都有些不适应,从而又出现了新的一轮文化结构内部的不统一,不自洽。 今天的农民不满足于做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农业生产的衡量指标不仅仅是“产量”,更重要的是经济效益即收入,因此农民不得不关注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农业技术或农业生产条件,二是农产品交易市场。农民要想从农业中获得好的收益,就必须应用新技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在市场上得心应手。但由于新技术的使用成本太高,小规模家庭农业接受农业新技术能力弱,导致农业技术推广与创新步覆维艰,农业成本居高不下,同时,单个家庭在市场这个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十分陌生的领域中无异于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风险高悬,往往手足无措。因而,为了共同的利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多方合作显得尤其重要。上世纪50年代,后的“互助组”解决了那个时代单个农户经营能力弱的问题,促进了农业生产,今天,农户之间、农户与外界之间同样要进行合作,才能解决技术和市场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合作直到90年代中期也没有形成,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农民收入下降,形成了今天中国高层和学者广泛关注的“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合作不能形成并不说明中国农民“乡土关系”之间的互助合作传统已经消失,而是“乡土关系” 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合作已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今天的合作不同于50年代,那时农民主要合作方式是劳动力互补、劳动工具互补,合作对象是熟人,而今天更多的是技术上和经营上的,“合作”行为往往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长期的“乡土关系”交往使得中国农民不擅长同陌生人打交道,也不愿同陌生人打交道,因此农民尽管有合作的意愿,但并不知道如何去合作,去找谁合作。 很显然,从本质上看,今天的农业问题是由于文化结构中“器物”层次快速发展,而第二层次即“组织形式”却没有相应跟上,而“组织形式”受“农民价值观念”的影响,由此而引起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层次上不自洽,不协调。 要使农业获得新的发展,必须使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更高层次上实现自洽和统一,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有两种力量可以利用,第一种力量是来自农民自身的内力,即农民自身的创造力量。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自身的“创造性”基于农民自身的文化传统,所导致的制度层次的文化变迁最能使农村社会整体文化结构实现自洽,所以鼓励和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显得特别重要。今天的三农问题要彻底解决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身觉醒,自觉摒弃清除传统农民意识中的负面因素,实现农民价值观的现代化超越,在利用好“乡土关系”的同时,学会与陌生人打交道,摒弃那种“淡漠家族以外的人”的传统,树立起竞争意识,树立起新的价值观念如科学观念、法制观念,让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共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第二种力量是来自政府或其它方面的外力或外在文化形式的加入。政府和其它外力的作用方向应该是为农民的创新实践提供服务和方便,在资金、技术、信息、公共物品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并在推动“合作经验交流”方面发挥影响力,为“农民合作”创造政策、法律和制度环境,而不能直接包办农民的组织合作形式,强行组织农民进行某种合作。 七、结束语 中国当代农业的演变史,从本质上看,就是中国农村文化结构的演变史。中国当代农业的两次转折的后期所出现的问题具有同一性质,都是文化结构出现了不自洽,前者是由于外来文化质数的不合理引入,造成了组织层次超越了价值观层次和器物层次,导致农村文化结构不自洽;后者是由于器物层次的快速发展,价值观层次和组织层落于器物层次,导致文化结构的不自洽。 很显然,在资源禀赋一定的情况下,农业的发展是由政策、制度、价值观、习俗等文化质素所构成的文化结构所决定的。因此,政府干预农业的最有效途径是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变革的方向应该是在农村文化传统基础上,使农村文化从器物、组织、价值层次上由不自洽走向自洽,由低层次上的统一走向新的高层次上的统一,而决不是对外来某种或某几种文化质素的简单地照搬。中国农村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文化角度看,就是使文化传统结构接受外部更高文化质数的洗礼,使之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内在质数的统一,并使传统结构的每一质素的积极能量都能获得释放,消极能量受到抑制。农村文化结构变化的量变积累将会导致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由“农业文明”走向代表着现代化的“工业文明”。 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如何用力?外力的作用点应该在哪个层次?作用于器物层次、组织层次还是价值观层次?中国当代农业发展史已经证明,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只要能促使文化结构处于自洽和内在统一状态,可以在三个层次中任何一个层次着力,或同时着力。不过,让生产力尽速发展即在器物层次上着力应该是一个优先的选择,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农民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也就会改变。改变了的文化结构反过来又会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村合理的文化建设可以加快文化结构的合理演变。可以预言,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将在这种农村文化结构不断优化过程中走向现代化。 农村文化论文:论农村文化与乡村秩序 [论文关键词]乡村秩序;原子化;社会关联;文化传统;集体行动困境 [论文内容提要]中国乡村社会秩序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着演化,当前农村社会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是影响乡村秩序的一些深层负面因素并未因经济发展而消除。原子化与集体行动困境则为其中的因素之一。因此通过灌输“勤勉、合作、自助”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培养“自立、自助与合作”的精神,调动并依靠社区成员积极自愿地参与,改善自身的文化环境,建设适应形势的农村文化成为构筑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一、原子化与集体行动困境 乡村秩序主要指农村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平稳有序地互动,乡村社会处在相对稳定和均衡状态。一般来说,乡村秩序主要由国家和农村社会的二元整合而实现的。虽然政府的合法性迅速增强,农村社会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其它影响乡村秩序的一些深层负面因素并未因经济发展而消除。相反,经济发展与乡村秩序的悖论越来越突出,乡村秩序的弱质性将在今后表现出来[1]。 在众多深层次负面因素中,原子化与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影响乡村秩序基础的基本因素之一。农村的这种原子化关系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相比之下,城市工作者在工作之外是原子化的,日常交往很少;而农民是工作上的原子化。这一点在组织合作上得以体现。农村的这种原子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发展到个人生产力可以解决自身问题,但又没有产生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分工合作需求。这反映了当地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在东部农村,这个问题并不明显。 吴思红对农村目前所反映出来的这个特点做了确切的描述。原子化,即社会上个人与个人的联系很少,主要通过与一个共同权威的联系才得以建立,而不是直接发生联系,不是生活在一个互相依赖的群体之中。孙立平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个人间社会联系的薄弱,二是在追逐自己利益时,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群体的形式行动的。 这一理解相对淡化了“差序格局”中传统文化的因素,而强调个人利益的动机性。从目前农村的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工具性差序格局”不是在减弱,而是处于不断加强的态势中。虽然农村各种礼俗习惯和人情往来并未减少,并且以内在道德的评判表现出来,但实际上个人利益的至上性隐藏着世态炎凉的真实背景。 这种农村“原子化”关系的存在不仅不能强化农村的合作能力,反而使集体行动陷入了困境。奥尔森强调,理性的、自我利益中心的个体一般不会为了集体利益而行动,因为此类公共物品不会按照集体成员是否做出过贡献来进行分配,扣留没有做出贡献者的那一份。因此,理性的行动者将会是一个“搭便车者”;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想搭便车,那么集体行动则无法可能实现。 二、文化关联的缺失 农村的这种原子化,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断裂,即从合作化至中,消除传统文化中的整合因素,强行用一个新的整合因素。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强有力的打击成功地将传统表层的东西瓦解掉了[3]。另外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这就导致新旧文化之间的误读,特别是对改革开放的误读。在今天的农村,可以听到过去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的这种日渐单一的评价:谁会挣钱,谁就了不起,且令人钦佩[4]。 在传统社会中,也即弱国家强社会整合模式时期,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思想的宗族自治和农村社会关系结构的特殊性产生了持续的整合力。这种社会,人的行为有着传统的礼制管束着,从俗即是从心,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的保证[5]。因此社会自我整合促进了村庄集体认同的形成,为村庄社会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内生动力。 在村庄场域中,由于传统文化影响逐渐减弱,通过契约产生的内生强制力十分弱小,普通村民和体制外精英即使拥有明确的共同目标,仍然难以采取有效的一致行动[6]。 村庄社会的文化关联之所以能形成村庄集体认同、引起村庄集体行动、实现村庄社会整合, 是因为它一经形成便能将村民纳入到同一文化场景之中,让村民在同一文化场景中体验并遵从村庄文化网络的张力,使村民在村庄社会中的活动越来越体现村庄文化网络的要求[7]。但是,随着市场化力量对村庄社会生活影响的不断加深,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支撑力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减弱,村庄文化网络的张力逐渐弱化,村庄社会的文化关联不足以形成集体行动和社会整合。 生活在同一村落活动空间的村民原本极易形成特有的文化关联,但是村民之间的交往活动中曾经存在的遵守共同 规范的默契和自觉性发生了关键性的断裂, 这些最终导致文化关联的缺失,从而无法形成集体认同,也就不能进一步形成集体行动。 三、集体合作的可能 化解农村原子化,从直接目的来说是要达到社会活动中的“技术”集体如分工协作,但最终这个目的还是通过要达到文化认同与“心理”协作如强调共同的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情感相依来实现,也就是重新实现农村的社会整合。 科利尔认为不管是政治社会资本还是民间社会资本,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通过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而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从这个定义,我们得出,村庄内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具有可以共同遵守的规范以及具有凝聚力的社会支持网络对于克服当前原子化以及集体行动困境,提高整个村庄的社会资本,达成集体合作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贺雪峰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村民们团结起来,共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依靠的是建立及强化以宗族组织为代表的传统组织体系。在传统社会中,也不是不存在有强烈搭便车欲望的“落后分子”,但是因为存在一套相对有效的惩罚机制,也就是将不合作者边缘化的办法,使大部分人不愿意(或不敢)变成那种事事搭便车的懒汉,从而使有限的合作进行下去了[9]。但是这个办法最终要依托的是传统社会中的传统组织及传统文化。 总的来看,有条件是能实现合作的,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体系,因为合作需要起码的信任氛围,需要谈判,要有合适的沟通话语。但是在转型时期,农民合作赖以发生的诚信社会制度不存在了,早已没有了传统的文化基础,而现代价值还未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人生意义的重建、农民整体人生价值的建构,从而形成农村的文化传统。 四、文化何为 在许多社会中,个人并不是唯一的行动者,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社会,社会行动单元是多元化的,而且具有强烈的文化性。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保护创造力,让个人独立地发展,却又发挥凝聚力,让个人在多元中结合成社会。化解原子化,文化一方面是提高农民素质,引导其重新构建生活意义;另一方面是为农村社区的整合提供文化支持。 文化对社区的整合作用在农村社区整合中是不可忽视的。文化是依靠价值、规范以及风俗习惯等发挥作用的。由于文化整合属于深层次整合手段,所以它对集体认同感,个体意识有着深刻、深远的影响。采纳一个集体行动框架,则涉及到了文化体系(即一个特定的关于世界的分享理解)的产品和个体意识的相互拼合。一个持续的、用于维持社会运动参与者忠诚和承诺的集体认同感的创造,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成就。因此农村文化的内容以及文化内容的有效组织则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方面。 首先,农村文化内容涉及到了农民的生活意义和农村社区的意义共建,因此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原有的文化底蕴和价值观念确立了农民自身想当然的、不自觉的认同对象。但是,当文化背景发生变化时,农民原有的认同对象和认同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出现了个体权利的不断膨胀,人际交往的异化,公共善的丧失。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里,“价值观”常被用作表示共享文化的标准。而这些有效的共享价值观即普遍价值观必须在学校教育体系进行中进行。梁漱溟认为,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教育,平时皆为“绵延文化而求其进步”,换言之即为“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进”,而“所谓文化者,一切文物制度,礼俗习惯莫不属之”;即“着意在改造文化、创造文化,而不是绵续文化”[10]。只有这样才能在农村形成新的文化传统,从而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能够获得集体行动的条件。 其次,对文化内容进行有效的组织是进行文化扩散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内容应该在农村的信息构成即一种等级制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文化内容在农村要使用最强的中心服务器,并建在传统知识扩散的中心,这样可以保证内容的质量。农村文化内容组织的不足,在现代化冲击之下,现代社会成员丧失了共享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每个人都将自身想象成为完全自由、独立的自我,其进入社会、接受社会责任,只是为了减少冒险,保证自己的安全、利益的实现。这样在各种思想的冲击之下,村庄内部的文化联系就被逐渐削弱,因为农村文化表现形式的增加就随即增加了联系社区的纽带,文化纽带的凝聚力是抵御由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不稳定的盾牌和必备的平衡力。以先进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可继承部分作为文化内容的主要内容在农村社区的中心位置进行传播,同时对于文化的组织方式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要以农民最容易接受以及最乐意接受的方式。目前各地的文化中心户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这也正是对文化组织方式的一种调整。 再次,农村文化活动是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动力,没有活动,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就得不到提升。一些民俗活动在内部具有特殊的维护内部秩序和自我生存的作用,对其自身来说,是有特殊价值的,是村民自我文化价值的实现。许多古老的神话故事、节日仪式、古歌、古物等,被现代化趋势冲击着生存地位,现在又重新为人所捡拾。在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借助乡土文化来重新建构农民的日常交往方式,使得村落公共空间的文化网络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通过运用一些现代话语体系的解释, 使传统文化的自我体系纳入到现代科技社会和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可以使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延续。 最后通过发展地方文化,实现文化产业化来化解原子化,在传统文化日益消减和衰微的现代社会,通过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产业,并且作为当地的发展优势,能够唤醒村民的文化自觉, 即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使其村民意识到自己的文化重要性,重估文化的价值,从而会更珍惜和保护自己的传统。这样可以延续传统文化,增强社区“领域”感,培养认同意识,形成社群共识;同时也可带动地方发展,提高地方经济效益,提升地方认同。
商业文化论文:浅析晋商文化与山西传统商业建筑 摘要:以山西省尚存的部分传统商业建筑为研究对象,在对晋商文化进行阐释的基础上,分析了山西传统商业建筑的前店后宅(坊)的平面格局、临街开敞的立面形态以及独特的地方性等特点。 关键词:山西;晋商文化;传统商业建筑 1引言 地处黄河流域与黄土地上的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资料统计,全国现存的70%地上文物在山西,这一方面说明了山西省的文物保留现状比较好,另一方面却也是山西省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反映。 晋商现象,在 4.1典型的北方风格 山西的传统商业建筑,如前所述,大多采用前店后坊(宅)的院落式布局,即前为店面,其后为管理部分或作坊,有的后部还有居住客房,与民居相似。每个市镇的建筑手法都非常统一,一气呵成。平遥,以其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身份保留着至今依然很少看到改动和添加痕迹的一座座商铺,祁县让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它精美的建筑装饰风格,昌裕川茶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太谷的店铺则相对比较高大森严,而碛口因为其宜人的街道尺度,却又添了许多的人情味与亲切感,洪洞、襄汾虽然破坏较严重,但也给了我较深的印象。无论是在哪里,由于地处北方,它们的商业建筑都表现出典型的北方风格,布局方正,追求对称性,屋顶厚重,用材粗大,封闭感很强。在这一点上,南方的商业建筑由于水文化赋予了其独特灵性,使其空灵轻巧。这也是与山西商业建筑的强烈对比。而就院落比例来说,长宽比大约为2:1,较北京四合院狭长,这一方面是由于山西人稠地狭,又兼之利于防风防沙,另一方面却也能体现出山西人的保守与封闭。 4.2窑洞这种建筑形式的应用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由于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它也拥有西北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窑洞,以往的观点认为,窑洞是贫穷的象征,然而在明清时全国最富的地方,窑洞却也是商业建筑中的一种主要建筑形式。窑洞具有许多现代建筑所不具备的优越性,这里且不再赘述。我们看到,在山西,传统商业建筑大多为木构建筑和当地特有的窑洞建筑相结合的产物,很多二层的院落建筑往往是下层砖窑洞、上层木构。大多时候前店后坊(宅)的坊(宅)的主要建筑多为窑洞,有时候厢房也会为厢窑所取代。更有趣的是,在平遥的日升昌,居然有假窑的出现(图6),所谓假窑,就是在房的外面加一个窑脸,这多少也反映出了明清山西商人对窑洞这种建筑形式的喜爱。它也是对其优良特点的一种折射。 4.3建筑质量较高 作为明清全国金融中心,全国的首富们都在山西,这样很自然地其商业建筑的质量也会远高于其它地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其用材,装饰装修水平,建筑规模上看出。下层砖窑洞、上层木构的建筑往往会在砖窑洞前加一圈木构格廊,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想来和当时当地经济的富足有些关系。其次,作为商业建筑,它的世俗性决定必然要有许多繁杂的装饰。在商业建筑重视吸引顾客的方面,人们往往将店面的华丽程度与它所经营商品的效益联系起来。因为装饰装修水平往往象征着一家店铺的发达程度。明清的山西,作为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其商业建筑的装饰装修水平也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它的建筑技术、装饰技艺、雕刻技巧构思奇特,匠心独具,超凡脱俗,别具一格。建筑中随处可见精雕细刻的各种砖雕、木雕及石雕建筑艺术品(图7)。这些艺术品从屋檐、斗拱、吻兽到门窗、柱础、石鼓、佛龛、照壁……它们都体现着明清山西商人的经济地位与文化品位,体现着明清山西匠人的精湛技艺与审美水平。 总之,徜徉于山西老城镇大大小小的院落和密密匝匝的商业店铺之间,我们不禁会为其华美的建筑风格与丰富的建筑空间而感叹,同时也不免会为院落的破败与零乱而深感惋惜。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建筑师,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山西传统商业建筑的价值与意义,认识到它作为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它们。 商业文化论文:畅销书排行榜:文化表象下的商业产物 摘要 本文分析了我国畅销书排行榜所发挥的作用,并进一步分析它背后的文化性和商业性,由此对我国的畅铺书排行榜制度提出建议。 关键词 畅销书排行榜 文化性 商业性 不知从何时起,我国的图书市场迅速冒出数不胜数的畅销书排行榜,在书店或报刊媒介中随处可见各种畅销书排行榜。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畅销书排行榜正在对受众的文化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一份读者调查表明,对于图书排行榜上推荐的图书,只有大约12%的读者“不理会”,而绝大多数人或者买或者要看看。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畅销书排行榜只是出版社经营中所利用的一个工具,它在文化表象之中不可以避免地融入了商业因素,甚至于招致社会舆论的质疑。这也体现了畅销书排行榜在现代大众文化生产中的尴尬,即是文化产品,又是商业产物。畅销书排行榜在现代文化生产中到底扮演了怎样一个角色,它对出版社和其他媒介又起了怎样的作用,而对于普通的受众,又应当用何种态度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畅销书排行榜。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以畅销书排行榜为分析对象,分析其在现代大众文化生产以及媒介(主要是出版社)商业运作中的作用,以及它带来的各方面影响,从宏观上对畅销书排行榜的文化性和商业性进行分析,并试图给我国畅销书排行榜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一、畅销书排行榜概述 畅销书排行榜制度是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大生产的兴起而产生的,在文化大生产中,文化产品被作为商品而大量生产。美国的畅销书制度诞生显著标志就是以销量为尺度对在销图书进行排行进而各种类型的“畅销书排行榜”。美国的畅销书排行榜起源于1895年《书商》杂志开启的“按需求数量排序的图书目录”,现在美国一些媒体因为富有个性和权威的“畅销书排行榜”而在媒介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和声誉,其中以《出版商周刊》和《纽约时报》定期的“畅销书排行榜”最有权威和代表性。而在欧洲比如英国和法国,由于文化观念的差异,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了类似排行榜的每周综览。 中国的畅销书排行榜是舶来品。中国大陆“畅销书排行榜”的出现大约在1994年前后,最早刊登排行榜的杂志是《中国图书评论》,从此以后,中国也引进了西方的畅销书排行榜制度。现在,以公布畅销书排行榜并且进行市场分析为业,最主要的专业机构有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等。开卷排行榜是1999年问世的。它被认为是中国目前最权威的畅销书榜。从“畅销书排行榜”在我国的发展历程来看,它经历了从简单的资讯提供到多元的榜单模式和详细的文字分析的发展历程。 畅销书排行榜的兴起,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和商业现象,也与资本主义的文化大生产的兴起相契合。现在畅销书排行榜在大众媒体上可谓遍地开花,它成为引领读者购书,研究者获取资讯,出版社关注和衡量业绩的重要参考资料。畅销书排行榜也成为了出版社进行营销的新手段,在其文化表象下掩盖了浓重的商业气息。 二、畅销书排行榜的作用 1 影响出版社运作的重要因素 畅销书排行榜是西方媒介商业运作的产物,如今畅销书排行榜对于出版社来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有力的影响着出版机构的专业运作,主要包括:其一,影响选题,作为选题来源的重要信息,出版社在做选题策划时会把各类畅销书排行榜作为重点对象做深入分析,以确定选题或者作为调整选题结构的重要参考依据;其二,影响国外图书的版权引进,提供版权信息来源,研究者发现。国内出版社在引进国外图书时,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就是畅销书排行榜;其三,影响出版社对于作者的判断和选择,出版社在对排行榜做分析时会特别关注重要作者,那些频繁出现在排行榜中的作者有可能被打造成“品牌作家”加以强力推广;其四,影响未来图书市场的走向,出版社在探索市场未来发展趋势时会以排行榜的分析作为基础,以获知读者趣味的特征以及图书流行的趋向。畅销书排行榜就是以这样复杂的方式影响着整个出版业的运作。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代出版社的运作中,畅销书排行榜已经成为不可忽略的一环。出版社在这里不仅是一个文化机构,更是一个商业机构。而出版物则完全成为商品,出版社利用畅销书排行榜这个有力的工具吸引消费者购买商品。 2 供求链上的控制因素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时代的到来,文化产品也被作为一种工业商品而被大量生产和复制,在以大批量生产、市场流通为基本特征的文化市场中,文化产品已经被完全彻底的商品化了。对于消费者,也就是文化产品的受众而言,如何在五花八门的、海量的产品之中挑选自己需要的商品,这就必须有特殊的方式引导受众选择商品。在这种情况下,畅销书排行榜就应运而生了。 畅销书排行榜旨在以数量化的直观形式,显示某些产品在庞杂的文化市场中的优势地位。畅销书排行榜的标准因涉及领域、追求目标等因素的不同而略有差异,但相同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主要以市场销售数量作为标准:如《纽约时报》排行榜是以数千家图书零售店以及为数万家其它零售点供货的图书批发公司提供的数据整理而成的。 这种具有固定模式的排行榜,较之于其他形式的推介媒介,比如专家点评等,对于受众的接受和理解有着更明显的优势。首先是畅销书排行榜的形式看上去具有高度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在于,畅销书排行榜以市场销售量为导向,评判主体是受众,而非媒介或者个别专家。其次畅销书排行榜具有清晰的一目了然的特点,受众在看到榜单时,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最推荐的产品,形式上特别有利于受众的接受和理解。 要选择性地买书读书,读者有三种选择:从报纸等各类媒体中获取图书信息——到书店完成特定书籍购买行为;到书店转转买点书看——书店排行榜介绍——适合自己需求的图书——购买;书店——不看排行榜——逐一浏览——同类中选择——购买。很明显,前两者比后者要有针对性、目标明确得多,同时节约了大量时间。最主要的还在于,前两者实现购买行为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后者。从希望购书的读者意愿到希望读者购书的书店方意愿来说,前两者都能形成双赢的局面。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大一部分受众依靠着各类畅销书排行榜来进行买书看书的行为,排行榜似乎成了维系出版、销售方与受众之间公开性互动的惟一指标。因为惟一,更显其重要,也使其更加貌似权威。 由此看来,畅销书排行榜就相当于连接出版社与受众之间这条供求链条上的一个控制因素,对供求双方都起着影响。一方面这个排行榜影响着出版社的运作,另一方面也因其看起来“客观公正”而影响着受众的购买行为。而在这个供求链中加入这个控制因素,貌似就能使双方达到双赢的局面。 三、畅销书排行榜之探析 1 文化性与商业性的共存体 既然是对文化产品的推介,那么畅销书排行榜本身便具有了文化性的意义。所谓文化性是指畅销书排行榜本身是以受众对文化产品的评判为标准的,那么上榜的图书虽不能被称为是最好的图书。但却是被默认为受众所最喜爱的文化产品,就其文化性来讲,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产品的排行榜”。这个排行榜应当是能够引导受众购买能满足其精神生活需求的文化产品的,精神生活的向导。 畅销书排行榜本身不具备任何商业性,它只不过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数据。可是因为它所要面对的对象,可能是潜在的购书者,因此就有了其商业价值。客观上它也是试图向读者传达图书信息,从而起到指导图书消费的目的。毕竟绝大多数读者接触不到专业的图书报刊,无从得知大量的新书上架及何种书畅销等情况。畅销书排行榜的存在,源于我们越来越重视资讯发达、信息透明的时代精神,更源于国内出版业正在以滚雪球的速度走向市场,出版了大量的图书。事实上,现在的畅销书排行榜的背后存在着各利益方力量的角逐。出版方和销售方利用受众对排行榜的信任,以及他们的“从众”心理对所谓的畅销书进行炒作和营销往往收效最大,这点在行业内并非秘密。畅销书操盘高手金丽红曾投人区区以2000元就调动全国媒体制造出了中国一流的畅销书,就是因为她高度重视排行榜这个不会说话的“广告”。如何打造出上榜的畅销书,成为出版社所深谙的一套程序,畅销书的丰厚利润足以让其具有了投资的价值。 文化性与商业性是畅销书排行榜的两面性,在中国的媒介体制之下,这样的两面性使得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者之间的平衡很难把握。 2 中国式的排行榜 在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重新得到繁荣,到现在达到一个空前繁荣的程度。在文化领域中,由于移植了西方的模式,文化产品也开始以大批量的方式加以生产。因此,畅销书排行榜这种形式也被引进进来。畅销书排行榜在中国的出现意味着市场开始作为一个因素介入文化领域中。然而虽然移植了西方的模式,中国的畅销书排行榜却在这个国有一体化的媒介市场中发展了其中国特色。使其成为“中国式的排行榜”,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美国的《出版商周刊》、德国和法国等历史悠久的畅销书排行榜有着详细的分类,美国畅销书排行榜分成几种,在小说和非小说两大类中区分一般纸皮书。大众市场纸皮书,精装书。畅销书榜虽然是一般图书,但也会涉及有限的其他类别,如宗教、科学小说、法律或自学自助的书。。而中国大陆的排行榜大多是不分类别的综合排序,即使进行分类,也很粗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科学性和合理性。 畅销书排行榜在美国图书出版业界的作用非同一般,它代表和影响美国的阅读趋势,因此它的操作极其严谨。而在中国,因为商业利益的驱使,炒作畅销书的现象屡屡发生。据说在新书上市的第一个月里,出版方会自己掏银子组织大批员工,多次去关键性书城采购自己所出的书,因为书一旦爬上排行榜,电视、报刊等媒体每周的“书情”排行栏目就等于免费地给新书做广告。观察数周,如有起伏出版方就要故态重萌,直到新书流连在排行榜上。在排行榜操作规范不够成熟的中国大陆甚至出现了“排行榜就是排钱榜”的混乱局面。其中商业力量的渗透是最主要的因素,包括生产方面、传播方面等等,都有各种利益诉求。 另外还有一些因素影响着畅销书排行榜,有知情人士透露,畅销书排行榜除了要考虑销售之外,还有册数、档次、有关部门意见,最后才能公之于众。还有比如说短时间内集体购买对排行榜造成的偏差,以及南北阅读习惯差异造成的统计偏差,盗版现象严重存在等等原因,则更是不胜枚举。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市场经济下的文化市场尚不健全、不完善。在图书出版这一块,“有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就是在口头上谁都承认社会效益的首要地位,而实际考核出版单位时,又把经济指标放在首位,经济效益占70%,而社会效益只占30%,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这样的考核体制,怎么可能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呢”?的确,这样的考核体制不仅不能抑制出版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时的消极作用,反而在上面增加了一个砝码。 三、对我国畅销书排行榜发展的建议 鉴于中国大陆现在畅销书排行榜的混乱局面,以及它在媒介与大众文化生活中发挥的越来越大的作用,有必要对中国大陆的畅销书排行榜进行科学性和权威性的完善。西方的畅销书排行榜制度发展的历史悠久,已经形成了其自己的模式。并且严格的执行,才使得畅销书排行榜获得了受众的信任,成为反映国民阅读趋势的一个有力工具,真正实现了其在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价值。我国可以对西方的制度进行借鉴和模仿,但在我国的国情之下,则更要以社会效益为第一,不能受经济效益的驱使而造假。 我国畅销书排行榜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其排除混乱和无序,使其真正走向健康、规范、公正、务实。为此,有关人士指出,排行榜的统计数字,一定要建立在客观、广泛和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反映市场实际状况,提供准确信息,使排行榜真正发挥其帮助受众引导的功能。 然而,由于畅销书排行榜所具备的文化性和商业性的特质,要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平衡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在其背后的多方力量的参与,使得它不可能具有百分之百的客观性。但是如果商业利益起了主导作用,那么这个排行榜就只是一个隐性的广告形式而已。如果某些部门要求的舆论导向意见起了主导作用。那么这个排行榜便成了主流媒体的替代物。这都有悖于排行榜的初衷。 畅销书排行榜毕竟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它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如何利用好这个工具,使媒介和受众得到双赢,也只能在运作过程中借鉴经验,进行扬弃,逐步完善其制度。如何保持畅销排行榜自身的客观性,又考虑到其背后各种力量的平衡,这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借鉴西方的模式固然是一种方法,但过分复制其模式却不可取也不可能。在中国体制下做出真正符合大众利益的“中国式排行榜”,是排行榜主办媒体应当思考的问题。 商业文化论文:文化产业的商业属性及商业模式 摘要:文化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文化对经济的介入。文化不仅具有要素的特性,其作为综合国力更具有软实力的特性。文化对于产业的介入方式一方面体现为文化与创意之间的辨证互动,另一方面体现为文化是文化产业的目的和手段以及价值评估的核心维度。文化产业的发展应逐步提高文化在产业中的比重,使文化产业成为我国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文化产业;商业模式;文化资本 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结构形态具有一般产业所具备的商业属性,文化产业核心要素包括生产者、生产过程和产品。就其所提供产品的性质而言,文化产业可以被理解为向消费者提供精神产品或服务的行业;就其生产过程的性质而言,文化产业可以被定义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作为文化产业创造价值的核心逻辑,商业模式重要作用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 就其最普通的意义来讲,商业模式是一种系统的设计,它是指一个企业在明确外部假设条件、内部资源和能力的前提下,用于整合企业自身、客户、合作伙伴或利益相关者以及资源、流程、渠道和能力来获取超额利润的一种战略意图,同时也是实现价值的结构体系以及制度安排的总体构造。由于文化产业兼具文化和商业双重属性,它所涉及的行业领域非常庞杂,再加上它所处的宏观和微观经济环境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不能简单地将单一的特定商业模式应用于文化产业的所有行业,也不能保证某一特定的模式在各种条件下都能产生优异的价值结果。 一、文化产业的商业属性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这既指明了文化的精神、观念属性,又指明了其客观的物质本原;既分析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区别,又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经济是文化的基础和源泉,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保证。随着文化与经济的相互融合日趋深入,经济中的文化含量、文化中的经济穿透力也在不断提高。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一方面是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对文化价值观念、人的行为方式、社会生活方式、文化管理制度和文化运行机制的影响越来越大,文化必须运用经济手段、引入经济要素,不断增强其自身实力;另一方面是人文精神和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目标、经济结构、生产管理方式及经济制度市场机制的导向作用越来越强,经济必须通过增加文化含量及发挥文化作用而不断提升内在价值。文化与经济互动,构成了新时代全新的生产形态和发展模式。 (一) 作为商品的文化产品 文化产品是一种将抽象的文化转化为具有高度经济价值的产品,这需要将内容的原创性与形式的变化性融入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之中,并依据经济规律,通过一定的商业模式的运行,最终作为商品提供给消费者。显然,这是一种利用文化资源和个人智能创造产值的过程。商品经济的发展从生产方面表现为物质产品的丰富,它直接的后果就是带来了需求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物质产品效用的下降和文化产品效用的提高;物质产品的重要性相对降低,在消费方面表现为更加注重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进而成为拉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人们总是优先满足生理需求,而自我实现的需求则是最难以满足的。但是,只要环境不妨碍这些较高层次需求的出现,它们就能激励大多数人不断去追求。消费者较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的满足需要通过文化产品或者是产品中文化价值的消费来实现。文化产业与商业利润唇齿相依,这就决定了它不仅要严格地遵循市场逐利的原则,而且在创意上也会刻意迎合接受者的娱乐、消遣、宣泄功能等精神需求。法国社会学者布什亚说:“人会毫不犹豫地寻求自身幸福,偏爱那些最使他感到满足的物”。文化产品具有唤起人们联想愉快事物的能力,能够与人们有情感连结,产生心灵层次的共鸣,从而使消费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 文化产品作为商品可以满足消费者对符号价值的追求。一般而言,人们的消费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物质需求的满足在消费中表现为注重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实用性;精神需求的消费更多地注重满足情感需求和自我表现。随着物质需求的逐渐饱和,商品作为符号的意义越来越得到重视,人们在商品社会会约定俗成地赋予商品某些符号意义,使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淡化,而交换价值或炫耀价值越来越扩展或放大。文化产品本身兼具有整体性、多元化、个性化的思维象征,其符号意义较之一般商品尤其突出,当文化意象融入商品具体呈现后,造成显著的不可替代性,并透过外在表现的图像或是符号化,强烈地让消费者认知它的存在,产生文化的可辨性自我表达动机,促成消费者运用商品的符号意义去表达社会角色认同,以及表达消费者的自我形象。消费者也会藉由具有符号、文化象征意义的文化产品建立自我形象,表现自我风格。 根据物品满足需要的性质,可以将物品的效用分为功能效用和体验效用。功能效用使功利主义动机即实用的动机得到满足;体验效用使消费者自我实现的需要得到满足。功能效用的大小是人们根据物品的客观特征和它的自然属性的绩效对物品的实用作用所做出的内省的、理性的、认知上的评价,体验效用的大小决定于人们对物品的情感认同或者体验过程的愉悦性的评价。文化产品可以向消费者提供在特定社会中作为品味与其所处的生活型态的对立结构或者身份层级差异的象征意义,也就是说消费者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可以获得与自己的现实身份和生活方式迥然相异的独特体验,这种象征意义从强调物质功能为中心转移到强调人的欲望为中心,又转移到强调个人与小群体生活方式,最后转移到强调在整个社会形态中,物我一体的感觉,体验着物品带来的身份认同和彰显社会等级的快感。 (二)作为资本的文化产品 文化是一种资本形式,作为资本要素投入,通过与其它生产要素的有机配制,将提高产业投入要素的边际效用,从而带来效益的递增。传统经济学一般不把文化因素作为生产要素纳入到经济发展的模型中,因为文化因素无论从其本质,还是从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过程都存在一定的非理性。随着经济文化的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学者们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给出了新的解释,如社会学家科尔曼对文化因素的作用给出了经典的分析,认为文化因素对于有效地转化劳动、资本、自然这些物质资源以服务于人类的需求和欲望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从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的角度看,可以将文化因素视为一种“资本”,纳入经济发展的模型之中。 文化最早被视为资本,始于社会学之父孔德,在他的《社会政体体制》的第二章里提出了这一观点:当人类的产出高于消费时,一部分资本代代积累,并随时空转换为耐用性资本。孔德继承了人类学宽泛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将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相互交融,这就是“文化资本”观念的最初萌芽。[1]到了20世纪,经过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批判理论的复兴,“文化资本”又一次受到人文科学的青睐。布尔迪厄借用政治经济学术语“资本”,来揭示文化作为一种稀缺财富或资源的实质,在探讨教育再生产、文化消费、趣味和社会等级的多篇论文和著作中多次提出“文化资本”的观念,并不断完善和深化这一概念的批判张力。他认为文化积累、文化传承和文化的再生产等智性实践,同样被还原为一种具有符号特征和自主逻辑的利益行为,和其他实践类型一样具有“资本”和权力积累的维度。 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体系中,资本以四种基本形态存在: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和符号资本(symbolic capital)。其中“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1)主观形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存在;(2)客观形态,以文化商品的形态(图片、书籍、词典、工具和仪器等等)存在; (3)体制形态,如教育文凭,以文化资本的形式由权威机构授予,并成为一种具有保证性的资历认证。[2]第一种存在形式指的是文化作为思想资源、智力资源的形式直接渗透、融入到经济活动之中,以增加和体现文化附加值的形式将文化思想和智力智慧转变为经济价值。第二种指的是作为具体形式的文化产品,通过不断满足文化消费市场的多层次、多样性的需求,使文化产品成为具有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特殊商品,例如戏剧、影视、绘画、音乐、图书等直接进入市场,运用现代市场经济思想、市场经济运营方式、现代文化生产方式,使传统精神生产方式、体制等发生突破和改革,以实现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变。第三种指的是作为文化生产者的人才所具有的文化资质,包括他所具备的教育文凭、智力水平、创意才能以及科技手段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才层面上的文化资源是所有形式中最具潜质的文化资本。 并非所有的文化资源都能够转化为文化资本,只有进入现实公共文化生活和现实文化生产之中,文化资源才具有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必须经过创意策划、内容生产、产品定位、市场营销、消费体验等过程,依靠生产企业、策划公司、市场调研、咨询评估、服务网点、行业协会、传媒推荐等中介服务机构,将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最终变为文化消费和文化效益,从而拥有持续的开发价值和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文化资本”理论开启了对消费文化的研究,通过引入文化资本概念,可以使我们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视角来思考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也可以在经济因素之外联系社会阶级或阶层的文化实践,从而对文化产业的性质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三)作为生产力的文化产品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此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把人类“文明的果实”称作“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到晚年写作《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时,更明确提出了“两种生产力”的概念,即物质方面的生产力和精神方面的生产力[3]。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概念的提出,为文化产业的出现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它使人们认识到艺术生产不仅能够像精神生产那样重视人们的精神需求,同时也能够像物质生产那样进行一种集约化、批量化生产,满足人们的消费欲望,追逐巨大的商业利润。虽然“艺术生产”不能完全代替文化生产,但其具有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一的特点,对“文化生产”而言是通用的。 文化生产力就是创作和制造文化产品,提供文化服务,并在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循环中不断得到实现和发展的能力。文化生产力具有双重属性。其一是商品属性:大多数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文化欣赏活动,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领域,人们通过文化市场,运用货币交换,去获取文化产品的保有权和文化艺术的欣赏权,文化产品既然成为商品,也必定拥有了与实物商品类似的生产方式,以流水生产线和高度专业化分工为标志的高度集约化生产方式,成为文化产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文化生产者也是通过市场的货币交换,有相应的价格管理,成本核算、盈利亏损、再生产等范畴,这就是文化生产力所具有的商品属性。其二是精神属性:文化生产力又不简单地等同于物质生产力,因为文化产品作为精神生产的成果,除了具有商品属性之外,还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表现在:第一,它是为着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第二,它作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表达着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意志、兴趣、情操,从而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艺术观。文化生产力的双重属性对应地引发出两种不同的效益追求。作为商品,要求注重经济效益,尽量地实现盈利;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则要求讲究社会效益,力求对社会、对民众以至对政权,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文化产业的出现是文化产品现代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的要求。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生产主要以个人生产为主,效率低,产量低,文化产品的传播也主要以生产者和传播者自身作为产品的载体或媒介进行的,传播范围小、速度慢。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为观念、符号和意义载体的文化产品在生产和传播方面要求有着更快的速度和更广的范围。在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物质产品效用的相对降低,使得人们有了对精神文化交流的更迫切的渴望,于是,打着科学技术印记的生产工具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文化产品生产领域,从活字印刷术、机械印刷,再到今天的电子印刷术,科学技术在文化产品生产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产品的生产,使文化产品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的文化需求,实现了文化自身的目的。 二、文化产业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 具有商业属性的文化产品必然要按照一定的商业模式运作才能获得市场价值。商业模式是一种包含了一系列要素及其关系的概念性战略分析工具,用以阐明某个特定实体的商业逻辑。它包括一个企业所能为客户提供的价值、产品的消费者目标群体、产品的生产、营销和管理的过程、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合作伙伴网络以及借以实现这一价值并产生可持续盈利收入的一系列要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依靠引入商业模式来保持文化产业生存和发展的活力是极其重要的。尽管商业模式是一种简化的商业逻辑,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其中一些主要的元素来描述这种逻辑,以了解文化产业商业模式的构成。 (一)价值主张 即文化企业通过其产品和服务所能向消费者提供的价值,价值主张明确了公司对消费者的实用意义,成功的商业模式要能提供独特的价值主张,有时候这个独特的价值可能是新的思想;而更多的时候它往往是产品和服务独特性的组合。这种组合要么可以向客户提供某种独特的价值;要么使得客户能用更低的价格获得同样的利益或者用同样的价格获得更多的利益。企业要将自己的核心认同和价值观有效的传达给消费者,需要首先确立一个价值主张,企业的一切传播和营销活动必须围绕价值主张来进行。在产品同质化日趋严重的今天,关键在于寻找不同于甚至于优越于同类产品的利益点,合理构建、妥善传递的价值主张可以对企业战略和业绩做出重大贡献,仅仅确立一个有效的价值主张还不够,企业必须能够展示和证明自己的价值主张。制定合理的价值主张有助于公司抓住工作重点,集中精力向客户推出真正有价值的产品。价值主张的确立,既能为公司的产品生产提供一盏指路明灯,又能为创造卓越业绩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消费者目标群体 即文化产品所针对的消费者群体。所谓目标群体一定具有某些共性,从而使文化企业能够针对这些共性创造价值,定义消费者群体的过程也被称为市场划分,它是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动机、购买行为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来划分的,是基于“分众营销”的核心理念而设计的,也就是说是面向一个特定的、有清晰特征的人群制定战略,而这个人群恰恰是某些商品与品牌的主力或重度消费群。分众营销的核心要点是“精确”、“细分”、“实效”,它不试图占领所有的目标消费群体,不试图生产目标消费者需要的所有产品,不试图进入所有传统的产品渠道,不试图制定细分目标消费者所不能承受的价格,不试图用广泛撒网的传播促销方式让所有人知道。通过分众营销,一改以往那种大众化的营销方式,企业只使用特定目标群体最容易接受的术语、最方便的信息接受渠道、最易接受的广告传播方式以及最恰当的产品开发推广模式,通过提炼产品的差异化诉求,制定分众化价格,力求以最少的投入、最精确地命中目标群体,并因此来达成销售的稳定增长。 (三)分销渠道与合作伙伴网络 分销渠道即文化企业用来接触消费者的各种途径,它涉及到公司的分销策略和市场竞争力,合作伙伴网络即公司同其他公司之间为了有效地提供价值并完成其商业过程而形成的合作关系网络。由于多年生存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发达国家已经能够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形成了一套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成熟的市场运作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众多的文化产品经营机构。比如美国的影视业、图书出版业、音乐唱片业已经在全世界建立了庞大、细密的产品销售网络,美国的文化产品一经推出,就可以通过这些网络迅速扩展到全世界,送到每一个消费者面前。“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给公众的视听神经以持续的刺激,从而达到这样的目的:当娱乐产品投放市场时,他们已经在传播通道的另一端做好了欣赏的准备。”[4] 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同样非常重视建立广泛的合作伙伴网络,这也是产业实力的综合体现。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下,随之而来的是国际化的物流态势,因为发达国家文化市场狭小,文化产业规模巨大,因此,文化产业集团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培养起了强大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对海外文化市场的争夺能力。以美国为例,美国文化产业最早都是以国内需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伴随着国内竞争的加剧和市场平均利润的下降,美国文化产业为了能保证自身的生存和获取产业利润,就把文化产业延伸到海外文化市场,而且广泛采用业务外包的方式,与合作伙伴构建成多个专门业务模块的组合体:采购、制造、研究、销售、分销及其他等等,有的紧密捆绑,有的松散挂连——从全球角度对企业活动和生产的这些模块进行整合,大大拓展了产业的实力范围。 (四)价值配置与核心能力 即公司执行其商业模式所进行的资源和活动的配置以及所需的能力和资格。它包括企业所拥有的产品资源、资本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等在生产、管理以及整个商业模式运行过程中的合理有效的配置。在这个配置过程中,由于每个企业所掌握的资源不同,配置的效果也就不同,锁定价值管理与持续能力资源和活动的配置是文化产业不可忽视的,这是商业操作能力的表现。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看,最主要的是创意人才的管理,因为在创意为主的文化产业中,创意人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源。 资本的资源也非常重要。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反映在文化产业组织化、集约化经营的水平和规模上。美国文化产业集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融资体制,一些有实力的文化产业集团,如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其背后都有金融资本的有力支撑,文化产业集团与金融集团间互相渗透、互相参股、控股,二者之间建立了稳定的伙伴关系。我国文化产业组织化、集约化程度低,规模小,另一方面,从企业的微观层面来看,中外文化企业之间资金实力的差距和获利能力上的差距也是巨大的,要缩小这一差距,就要逐步形成以政府资金为引导、以企业投入为基础、以银行信贷和民间资金为主体、以股市融资和境外资金为补充的多元化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 在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中,成本结构、盈利模式、管理构架等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们通常体现在商业模式的具体设计与运行过程中。 三、文化产业商业模式的设计及运行 一个商业模式是对一个企业如何行使其功能的描述,是对其主要活动的提纲挈领的概括,它描述了企业的产品、服务、客户市场以及业务流程,提供了有关企业如何组织以及创收和盈利的信息。商业模式的设计极为重要,是应该在项目启动之初就精心做好的,同时它也是一个随时间和环境变化需要不断调整和创新的战略层面的架构。有了商业模式后,执行层面的团队、经验、控制、调整也同样重要,因为模式是靠人想出来,并要人去运作实现。每一次商业模式的革新都能给公司带来一定时间内的竞争优势,随着消费者的价值取向从一个方面转移到另一个方面,企业必须不断调整它的商业模式,一个企业的成败与否最终取决于它的商业设计是否符合了消费者的优先需求。 商业模式的设计必须以上述五大要素的某一至两个要素为核心,五大要素相互协同成为一个完善的价值创造系统。通常来说,商业模式的设计分以下几个步骤: (一)确定公司或产品的价值目标 成功的商业模式所设定的价值目标一定是顾客价值最大化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结合点,它要求一要针对目标顾客的需求偏好,二要为目标顾客创造价值,三要为企业创造价值。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传递是企业把产品和服务传递给目标客户的分销和传播活动,目的是便于目标客户方便地购买和了解公司的产品或服务。 (二)明确消费者目标群体 设计商业模式的时候,首先需要分析顾客需求,目的就是要为产品寻找能够比较容易呈现价值的顾客群。一般来说,企业赢利的难度并非在技术与产品端,而主要还是在顾客端。有时纵然是把握好企业顾客的一点点需求,也可能产生巨大的顾客价值。如果商业模式无法找到相对明确的顾客需求,是导致商业行为失败的首要原因,那么企业将会遭遇无法创造利润的潜在风险。 (三)构筑商业模式内部运作体系 商业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在于合理规划企业内部运作体系,就是将商业模式分解为业务单元和具体的流程,这是商业模式设计与完善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要素的合理配置:组织与机制、技术与装备、生产运作、资本运作、供应与物流、信息、人力资源等。这些内部运作活动可以清楚地规定企业内部运作的成本及其结构以及计划实现的利润目标。 (四)构筑商业模式外部运作体系 商业模式外部运作体系即企业向顾客供应产品和传递产品信息的渠道,是商业模式得以正常运作必不可少部分,这里设计的重点是分销渠道和合作伙伴网络。 (五)建立有效保护利润的制度屏障 这是指企业为防止竞争者掠夺本企业的目标客户,保护利润不流失而采取的战略控制手段。比较有效的制度屏障主要有建立行业标准、控制产业价值链、行业领导地位、独特的企业文化、良好的客户关系、品牌、版权、专利等。 有了上述各种要素的保证之后,商业模式就可以具体实施了。在实践的过程中,某些环节也许会因为市场的变化而发生故障,这就需要对商业模式的运行环境重新分析,改变组织结构、流程、思维和公司的信息系统等,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这个时间的长短取决于转变程度的大小。商业模式是一种企业创造利润的思维方式,它有许多不同的原型,企业可以从中选择一种方式,也可以将多种模式组合在一起,企业的主导思维架构将是决定商业模式的主要因素。许多技术创新面对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极高的未来环境,而市场信息也无法全盘取得,因此没有一个商业模式能确保未来利润一定会被实现,也没有所谓最佳的商业模式。在设计与执行商业模式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种弹性的心态,也就是说,商业模式的内涵需要因应环境变动,在设计时就应该留有一定的可变余地,运行时更应该顺势而变。 商业文化论文:浅论“商业嘘头”下的“文化说教”——电影《木乃伊3:龙帝之墓》所隐含的帝国主义文化策略 论文关键词:东方主义 幽灵 文化意识 爱国主义 论文摘要: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文化说教由来已久,罗伯·科恩(rob } cohen)导演的《木乃伊3:龙帝之墓》立足于东方主义思想基础,以温和的表象、基督教般的仁慈说教,用和中国文化套近乎的方式,不仅期望获得商业利润和票房价值,更是以上帝的名义对中国文化进行一场温和的西方主义“教育”。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误解和曲解,更是对中国文化进行的一种隐蔽侵略。 影视是时下最大众化的艺术,也是时下最普通、适用的文化导向工具。利用影视手段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对中国广大大学生进行误导和文化“说教”是西方国家惯用的伎俩。 尽管出于商业价值的考虑,好莱坞近几年一直试图和中国文化套近乎,在电影中增加了不少的“中国元素”:如用中国演员,采用中国场景等,用好莱坞理解的中国文化等策略,意图打开并占领中国影视市场。但是,“中国元素”不是好莱坞灵药,好莱坞近几年一直在试图跟中国文化套近乎,不可否认的是,像《功夫熊猫》这样的成功范例实在是少得可怜。《木乃伊3》也在用“中国元素”说事儿,但怎么看都像是个身穿旗袍的外国姑娘,“中国元素”浮光掠影,只是个商业嘘头而己。最重要的是,本剧明显存在“温和”的东方主义。之所以称为“温和”的东方主义,是因为该剧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等的误解较过去有些修正,出于商业的考虑,对中国文化实行了较为“温和”的态度,但对中国的所谓“东方”的误解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理由如下: 1.东方主义的主要内容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判,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视东方为“他者”,通过话语霸权建构一个完全是西方对立面的“东方”:缺乏理性、撩人色欲、暴政专制、异端邪教,由此证实西方文明是体现理性、道德、正义的优越文明,从而可堂皇对地东方实施殖民统治。简言之,东方主义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西方在实施东方主义过程中遭到东方国家的强烈抵制,因此,实施东方主义的方式上有了较大变化,采取了较为“温和”、“仁慈”的方式,但是,其实质并没有改变。 2.“温和”地对待中国文化 好莱坞电影有着其特殊的强势地位,这种优势,首先就在于好莱坞工业得到了美国作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的背景支持。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美国不仅在全球市场经济中居于核心地位,政治军事力量也居于强势位置,而在全球化的交流中,这种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必然带来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文化的强势认同规则必然会有利于美国文化的输出。因而,在当今世界,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和影响事实上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流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的流行趋势。而这正是好莱坞电影所承载的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优势。90年代以来,为了迎合民众的某些寻找“假象对手”的社会心理,美国电影中也常常有对中国政治、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有意识“敌意化”描写,如《西藏七年》、《昆亭》、《战争艺术》等,于是一些好莱坞公司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抵制。为了能够开拓中国电影市场,好莱坞公司也开始采用一些手段来迎合中国需要,如拍摄中国故事的电影《花木兰》增加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启用华人导演、演员和其他创作人员来联系中国观众的观赏情感,利用华人女性作为故事中介来调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等等。这些政治、文化上的策略与好莱坞成熟的国际化经济运作策略相结合,是好莱坞电影能够走向全球化的重要保证。包括中国电影公司在内,中国至今没有一家真正能够参与主流国际运作的电影企业,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基本没有国际化的经验和机制。本剧也是在其“亲和力”的实施下,呈现出温和的东方主义特点。其主要表现如下l1)中国元素增多;(2)中国场景增多;(3)有好莱坞“理解”的中国文化的展示;(4)有中国演员的参与。电影是大众化的艺术,有艺术性,也有商业性;没有商业利润,电影肯定难立足。因此,为了迎合观众,电影始终把观众和票房作为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为此,假如添加中国元素,首先为一种商业利润的追求需要。但是,电影始终是艺术,是“三性”的统一体,即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统一。思想性就是宣传教育性,其主要功能是对观众进行教育。思想性的目标是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为终极动机:内容上,它以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标准为自己主题立意和思想内涵的既定规范;形式上,特别注意采取用己被普遍认可的常规手段表现自己的“严肃”、“健康”的思想内容。本剧侧重对重大历史题材和历史人物的表现,体现了史诗性内容,并力图塑造高大完美的文化形象。 3.东方主义幽灵 剧本以比较隐蔽的方式,阐述了大片对中国的理解和“含蓄”地表达他们的东方主义思想。对中国观众,特别是大学生进行所谓“视觉教育”。 3. 1.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 该剧用格雷马斯在《结构主义语义学》中提出了产生世界影响的“语义方阵”二元对立分析模式,运用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来简化中国文化: 剧本里的基本要素是两种性别和文化。构成如下一个矩形: 这则“寓言”可说是从性别和文化出发,都可以看作是其中几个文化符码,分别代表着各自的文化内涵。这样的二元对立模式使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影片中的文化冲突,掌握影片的内涵。 作品把中国古文化归结为专制与反专制的结构模式。以李将军、紫媛等为代表的一方和以龙帝为代表的一方,为专制和反专制进行了长达2000年的战争。双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才结束这场战争,真可谓历经艰苦卓绝。一旦专制一方被消灭,另一方也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李将军等也就消失于无常之中,成为历史陈迹。对此,我有两点想法:一、把中国文化模式只看成是单纯的二元对立模式是否有失公允?二、这还暗含了另外的一个意思,那就是当中国文化消除了专制以后,将何去何从?这是个历史性的思考!导演接着为中国文化的下一步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安排。 3. 2.千年等待、英雄外来 值得观众注意的是,片中紫媛和李娜都是千年守望者,是中国文化的圣女。她们都缺乏一个精神上的“父亲”,紫媛的精神父亲没出现过,而李娜的父亲也是完全缺席。她们守护木乃伊的2000年,就是战斗的2000年。传统中国文化肯定是男权文化,这和世界各地一样:但是,该剧中把中国男人完全缺席的叙事策略,就有意彻底否定中国传统的男权文化。或者说,传统男权为主的文化就是历史发展阻力和障碍,必须去掉。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尽管有其弊端,但全盘否定,绝对不是科学的文化观念。 接着,我们看看导演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的规划,那就是西方来的文化传播者,冒险家的儿子和冒险家夫妇等。从木质上说,这些冒险家是殖民者、掠夺者和西方文化的传播者—换句话,他们是东方主义的忠实执行者和西方殖民文化的传播者。罗伯·科恩以西方宗教的形式,将奥康纳及奥康纳太太两个老冒险家装扮为圣父、圣母,将他们的儿子一一狂热的年轻冒险家当成是圣子。他们父子三人担负起“摆渡”中国文化的大任,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承担起拯救中国文化的“崇高使命”!相对而言,中国就只剩下等待的女性,老一代中国女性在完成使命后离去。新一代只有一个走向,那就是等待……等待艾力克斯这样的“新圣人”来拯救,来爱,来抚慰。其结果是,中国文化只有在西方文化的“强奸”下才能有新的发展,这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一种公然污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裹读。 4.苍白的“爱情”寓言 西方文化基于基督文化,基督教对父母亲只有尊敬而没有爱,可见基督教是不注重爱的,有的话,也只是小爱、或有条件的爱而己。 上帝的爱才是大爱。圣经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基督为了为他所拣选的人赎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他们得到永生,还有比这更大的爱吗?” 以下是《圣经》中的有关部分内容: 16.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e andonly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all not perish but haveeternal life. 17. for god did not send his son into the world to condemnthe world, but to save the world through him. 19. this is the verdict: light has come into the world, butmen loved darkness instead of light because their deeds wereevil. 剧中的年轻冒险艾力克斯就是圣子,他的父母奥康纳夫妇就是圣父、圣母,奥康纳夫妇把自己的儿子“献给”了中国文化,“献给”中国姑娘就是对中国最大的爱,上帝的爱。因此,一个冒险家竟然成为中国女性的“丘比特”,真正的白马王子。在他的爱情感召下,李娜回到现实生活,回到世俗的现代生活。走进了真实的现实、现代生活。这无疑是一个政治寓言,一个披着仁爱的说教式的政治寓言。它似乎告诫观众:中国传统文化只有接受西方思想才是出路。同时。也体现了该剧在文化渗透方面表面温和的东方主义思想,是披上温和、仁慈面纱的文化同化。他们以高姿态在和中国对话,在“规范”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在“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他们就是上帝的化身。这种“崇高的”、“无私奉献”的爱情在本质上是苍白无力的。 暂时强势的西方文化应走出“自我”的优越感,扫除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敞开心胸与其他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彼此尊重,肯定“他者”的另类主体性。建立非暴力且尊重生命的文化,建立真诚且相互容忍的文化,建立以公平的经济秩序为基础的团结文化,以及建立男女都可以参与并拥有平等权利的文化。唯此,才能赢得世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的双赢乃至多赢局面。 商业文化论文: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论文 一、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特征 企业文化是一种企业依据时代特色与自身特点建立起来的,并经过社会实践检验的,具有独特特色的文化治理模式,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亦具备以下特征: (一)广泛性与系统性 罗长海在《企业文化学》中论述过:“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理解,有人认为就是企业对自身形象进行的设计及对外进行的形象推广与宣传,也有人认为就是企业自己创办一些报纸刊物,为员工提供一个文化园地……”其实,以上这些对于企业文化的理解都过于浅薄片面。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绝不是简单地将企业与文化进行嫁接,其内涵非常广泛,可以说,企业文化包罗了思想文化教育、体制制度构建、形象理念策划宣传等多方面内容。 (二)时代性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内容是依据时代特色建立的,具有时代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建立必然要以时下经济发展状况,人民思想状态及生活需求等等一系列时代特征为先导,因为其建立的最终目的是追求提高该行自身的经营能力、内部管理能力及外部市场竞争力等等综合能力,要能够经受住当下市场的实践检验,如若所设定的企业文化内容不能与时下社会人民所需紧密结合,那么必将最终被市场所淘汰。 (三)独特性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具有着各自鲜明的个性与特色,这是由各股份制商业银行不同的经营范围、经营管理体制、企业目标以及外部市场环境所决定的。所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都不能完全的照搬照抄,不然必会丧失其独特性,从而在市场中丧失人们对它的关注与兴趣,丧失市场竞争力。企业文化应是企业组织在继承传统文化知识精华,并依据时代特色与企业自身特点而形成的团体意识、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二、加强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意义 综合现今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特点及企业文化自身所具备的特征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于提高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的综合能力及市场竞争力有着非凡的意义。 (一)有助于完善管理机制 因企业文化自身所具备的广泛性与系统性特征,在加强对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其企业行为准则、企业职业精神、企业管理结构和文化结构等都会被逐渐明确和完善。那么当其拥有了规范的企业行为准则、高尚的职业道德以及合理的管理结构和文化结构后,其企业的整体管理机制也会随之变得合理和完善。 (二)有助于增强内部凝聚力 现今时代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企业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外部环境所给予的各种机会和条件,抓住时机;另一方面,企业也要通过自身的变革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一种向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特殊性企业,其要想保持自身的勃勃生机,就更需要紧密跟随时展步伐,适应市场需求。可由于企业内部员工可能存在的不同年龄、不同价值观、不同思维模式等差异,就无可避免的会出现企业总目标与部门分目标、团队目标与个人目标的不一致,从而导致目标上的分裂与冲突,最终影响工作质量与工作效率,使效益受损。但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行内企业文化建设来统一职工价值观,规范职工行为准则,激发职工工作热情,从而有效增强整个企业内部的凝聚力,提高工作效率,获取高收益。 (三)有助于提升外部形象,提高竞争力 对于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客户是其利润的来源。客户对于商业银行的要求不外乎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因而只有不断对现有产品进行完善和升级,不断开发研制新的业务品种,同时在服务上提供更加全面周密,更加灵便高效的服务,才能巩固和扩大客户群体,赢得市场。而这一切策略的成功实施,都脱离不开人的因素,所以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加强自身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注重对本行职员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加强其专业操作技能,提升其综合服务素质,最终追求在客户群体中建立其良好的形象与口碑。因此,就业做到:首先,在加强自身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注重对本行职员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从而加强其专业操作技能,提升其综合服务素质,最终追求在客户群体中建立其良好的形象与口碑。其次,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加强企业独特经营理念及企业形象的策划与宣传,通过塑造和宣传自己独有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让客户充分了解其企业特色,借此塑造银行良好的外部形象,发挥品牌效应,从而可有效提高本行的客户认可度与市场竞争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依据企业文化建设自身所具备的广泛性与系统性、时代性、独特性特征,在股份制商业银行内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有助于完善管理机制,增强内部凝聚力,提升外部形象,从而有助于提升银行的市场竞争力,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勃勃生机。因此,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于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有着非凡意义。 作者:孙龄同 王丰华 单位: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商业文化论文:商业银行特色企业文化论文 一、商业银行特色企业文化构建的因素 (一)企业文化的物质要素 商业银行特色企业文化的构建路不开物质这个基础环节,没有一定的“硬件”支撑,那么文化这个“软件”就没有发展的温床。企业物质文化要素主要指的是企业内部工作环境,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下才会有良好的工作心态、高效的工作效率、过硬的工作质量,结合工作环境进行物质文化建设是比较贴切的、也更能适应文化建设的需求。 (二)企业文化的精神要素 商业银行特色企业文化建设的精神要素包括价值观、理想追求等因素,具体体现为企业员工的工作方式、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对工作的热爱程度等,是企业文化的核心环节。一个企业是否有良好的文化氛围主要靠员工身上的气质体现出来,银行工作是需要员工跟客户进行直接交流,员工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客户对这个银行的印象。好的文化建设会打造出好的员工,好的员工会在日常的工作中将企业的文化建设体现出来,并以此打动客户,而不是靠一些人拉关系或采用更低劣的方式,拉拢客户完成自己的业绩。 (三)企业文化的制度要素 任何措施的设计实行都离不开制度的保障,商业银行特色企业文化的构建也不例外。银行特色企业文化构建的主体是人,人具有懒惰、自私的特性,一个良好的文化建设如果没有好的实施主体也是空谈,所以要建立明确的规章制度,对人进行监督控制。制度要像法律或道德规范一样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对违反规章制度的人进行相应的惩罚,既是保障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也是对员工文化水平和道德素质的提高。青岛银行东营分行在打造其特色企业文化的过程中,同样注意到了构建其企业文化的物质要素、精神要素、制度要素。一是加强“职工之家”建设。为员工办实事,体现实实在在的人文关怀。建设职工食堂、员工活动室,定期组织员工健康体检,切实增强了全行员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二是提升员工执行力。组织开展了“日醒三问”和“行长荐书”等活动,鼓励员工善总结、勤思考、多谋划,培养员工的大局意识、职业素养。三是以制度约束人。相继开展“制度建设年”“,制度评价年”活动,规范细致每一项规定,让员工遵照执行。 二、商业银行特色企业文化构建的具体措施 (一)对工作环境进行整改 工作环境的整改是商业银行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主要包括客观环境改造和机器设备的配置两个方面。其中客观环境方面:与国有银行相比,商业银行的工作地点更要贴近普通百姓,为百姓开展银行业务提供便利。银行内部的工作条件要尽可能的人性化,大厅环境要舒适给人轻松的感觉。机器配置方面:比如打字、复印机等客户切实所需的机器设备的配置、互联网和电脑的配置等,有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可以让客户对银行产生好感,放心的把资金存到商业银行中,同时银行的工作人员也能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二)培养高素质的员工队伍 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与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文化建设是人开展的,而作用的对象也是人,所以银行员工是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依托。高素质的员工一是来源于选拔,二是来源于培养。在选拔阶段进行完毕后,需要重点进行文化建设的培养,保证其工作的积极、主动性,工作的创新性,工作态度的良好等方面。 (三)开展思想政治和文化活动 银行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有很多相同点:其中包括目标、对象、内容和手段等,是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就是要员工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远离腐败,围绕着银行经营工作的展开,充分发挥思政工作的沟通、导向作用,让员工自觉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和质量,赢得客户的信赖,在激烈的竞争中经受住考验。 (四)完善文化建设的制度 完善企业文化建设的制度,就是要明确文化建设的过程、内容和相关的考评和奖惩机制。有了清晰的文化建设流程,就可以让员工清楚的知道该在哪个方面提高自己;有了考评和奖惩机制,便能调动大家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也更方便于管理,从而保证文化建设顺利开展。青岛银行东营分行在构建特色企业文化的过程中,一是培育创新文化,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当地居民”的市场定位,通过创新融资模式、抵押方式,全力助推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支持了一大批重点工程、重点项目以及中小微企业,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二是培育服务文化,扩大服务辐射半径。以“服务提升”为主线,推广“两头站立、五声服务、双手接递”三大标准服务,实施“技能练兵+持证上岗”两层考核模式,形成了“无处不在的人文关怀”网络,努力为客户提供“温馨加放心”的优质金融服务。三是培育关爱文化,打造高效业务团队。目前,分行共有员工107人,平均年龄28.53岁。其中研究生5人,本科生76人,占比达71.03%。长期以来,青岛银行东营分行坚持以人为本,大规模开展培训工作、岗位练兵关心员工,努力实现了员工企业共同成长。四是提高公益意识,增强社会美誉度和品牌影响力。通过开展助学、助老、成立奖学金、捐赠阅览室等方式,使青岛银行东营分行的服务品牌在东营进一步得到认可。 三、结束语 城市商业银行要想进行长远的发展,扩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的竞争实力,就必须进行特色企业文化的构建,不仅要在竞争日益残酷的今天站稳脚跟,还要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思考,通过不断提高银行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城市商业银行的未来发展之路,开创一片新天地。 作者:王鹏华 单位: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商业文化论文:大数据下商业银行企业文化挑战 一、大数据时代银行企业文化之构建 通信工具的普及、移动互联网的异军突起,以及由此派生出的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与此同时,大数据也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商业银行。首先,海量数据意味着决策制定将更加“集权化”,因此必须正视“集权化”与“以客为尊”的矛盾;其次,大数据与银行员工自身智慧的发挥产生矛盾;再次,如何利用大数据造福客户而不是迷失在数据的海洋里,亦成为题中之义。传统数据分析通常建立在关系模型基础之上,且多为面向结构化数据,用以分析的运营数据大都产生于自身信息系统。而在大数据时代,与之相伴的是持续激增的非结构化数据,相关技术将支持银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银行也在寻求新方法采集、整理、管理和分析数据。值得关注的是,驾驭大数据的能力已被证实为行业领军者的核心竞争力,譬如,美国第一田纳西银行使用大数据预测分析技术,为客户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从而实现了超过600%的投资回报率。与技术创新相对应,企业必须拥有与之匹配的企业文化,才能真正驾驭新技术,激活企业活力,为企业发展奠定基础。近年来,关于企业文化对企业经营业绩影响的研究得到了普遍的关注。美国兰德公司和麦肯锡公司对全球增长最快的30家公司进行了跟踪调查,调查显示,其胜出的根本原因在于给企业文化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凭借企业文化的鼎新革故,使公司保持百年不衰。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认为,大力培育优秀金融文化,是实现由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转变的必然选择。关于文化的地位,唐双宁提出,如果把金融比喻为一棵大树,那么,业务是叶,管理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而经济社会环境,则是它的土壤。远见卓识的银行家一致认为,在激烈的竞争之中,唯一没有办法复制的就是企业文化。当企业遇到重大经营困难时,对经营者来说最重要的根基是企业文化;在没有制度可遵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时,企业文化可以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就像黑暗中的指路明灯。因此,大数据时代企业文化的变革显得格外重要,建立与大数据相融合的数据导向型文化迫在眉睫。 二、大数据时代银行企业文化的问题与挑战 纵观国内,在大数据时代,银行企业文化的构建还存在诸多问题与挑战。第一,软弱的数据导向型企业文化会使大数据流于形式。企业文化的重建必须付诸实际行动,决不能只是漂亮的口号。第二,大多数银行还没有建立数据导向型文化。笔者通过观察发现,迅速行动是高效数据分析文化的一项显著特征,但这不仅是指银行简单地将数据收集在一起,而是利用分析结果,迅速进行决策。那些最擅于利用数据分析来引导决策的银行将获得新的竞争优势。然而,目前大多数银行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建立数据导向型文化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尚未行动或成效甚微。第三,企业文化与大数据战略存在冲突。主要表现在大数据与人的智慧的冲突。大数据虽然重要,分析数据的人也同样重要。计算机及云计算已强大到可以收集、汇总数以兆字节计的信息,从如何发现客户的消费偏好到计算某笔抵押贷款的风险系数等无所不能。虽然数据不会说谎,但如果人们主观上恶意使用数据也可能带来较大危害。殷鉴不远,美国一些银行的量化分析在2007年的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四,大数据对传统银行企业文化的冲击。大数据对传统银行企业文化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从局部影响变为全部冲击。与此前少量的数据或样本不同,大数据时代需要收集和使用大量数据,从而对银行企业文化形成全面冲击。二是人们抛弃对有条理和纯净数据的偏爱,转而愿意接受非结构的数据,并对少许不精确保持容忍。三是数据与企业文化从因果关系变为相关性。这代表着人们告别试图了解世界运转方式背后深层原因的态度,转向仅需了解现象之间的联系,从而利用信息解决问题的方式。大数据正在改变人们生活、工作和思考方式,建立在强调因果关系基础上的世界观受到挑战。第五,大数据技术部门需要强化与其他业务部门的合作。在大数据时代,企业进行数据分析的背景也发生了变化,包括数据规模,真实精确挖掘商业价值、实现快速分析响应等。为了帮助银行实现经营目标,大数据技术部门尤其需要加强与其他业务部门的沟通合作。第六,大数据创新人才稀缺,催生新的用人文化。工具本身不可能产生价值,银行需要大量能够运用这些工具的人才,他们能够从庞大的数据中找到“金矿”,并将数据的价值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传达给决策者。大数据时代呼唤人才,需要新的用人文化,包括人才选拔、培养与使用机制。第七,银行风险管理的适应力有待提高。大数据的应用,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交易效率,但也改变了银行的风险特征,银行需要新的风险管理手段。例如,在风险数据收集方面,可多角度验证数据的全面性和可信性。大数据将在银行风险管理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某位银行高管利用大数据见微知著发现端倪,成功预警了中国太阳能企业的信用风险,表现出了极强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其预警时间比其他银行第一笔不良贷款提前一年以上。 三、构建与大数据相适应的银行企业文化 构建以大数据为导向的决策体系,需要进行重大的企业文化变革。首先,需突破传统价值观局限,建立新的企业价值观。中国古语有云“物久则废,器久则坏”,企业价值观概莫能外。但是,创新价值观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过一个传统价值观解冻、创新、深化的过程。大数据的导入,使传统企业价值观的改变变为现实。其次,切实提高从业人员对大数据的驾驭能力。银行应重视并不断提升工作人员数据分析的能力,高管必须认真评估现有数据分析文化的可利用程度,做到有的放矢。再次,银行高管需以身作则,特别是涉及银行大数据与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方面,全行上下要真学、真懂、真信,最后才能真用,四者缺一不可,这样才能达成共识、形成合力。此外,应努力营造从业人员快乐的工作氛围。目前,银行正处于快速变革的关键阶段,先进的文化可以减少或消除业务上的摩擦与碰撞,使员工可以集中精力在工作上。银行高管应适时了解下属的工作状况及情绪波动情况,并且随时随地作出相应的调整。最后,利用企业文化支撑大数据应用。银行努力完善企业文化建设流程,培养高度敬业的员工,可以大幅提升绩效;建立与战略一致的企业文化则能够获得更大回报。大数据时代,传统的企业文化亦处在变革的十字路口,银行只有把握时代脉搏,建立先进的企业文化,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保持基业常青。 作者:邹珊珊 王衍行 单位: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商业文化论文:民族文化旅游及商业开发模式探析 一、民族文化旅游及其资源的扩展 这里包含两个问题,即:一为民族文化和旅游相互交织如何带来经济效益;二为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商业模式。现在很多地区的文化旅游已经改变了传统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旅游,有更多新的元素加入进来,比如商务旅游、会展旅游、生态旅游、民族风情旅游、湿地旅游等。新的旅游因素的注入,已然使旅游不是过去单一的浏览式旅游,过去传统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是有限的,需要扩展,这些活的文化因素的注入使得旅游的开发模式有了新的变化。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扩展与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有关。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扩展了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领域。民族文化旅游的重点是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是旅游的灵魂。随着国内旅游业的逐步升温,民族文化旅游可以衍变成以文化体验为主的动态性旅游。一个民族地区的最大卖点应该是其中包含的文化内涵及深度文化故事,从而用以打动人、感染人,民族文化旅游产品还可成为增加民族文化旅游取得市场效应的手段之一。人们去民族地区旅游,消费的就是对民族文化的感知,感受文化、体验文化已然成为民族文化旅游的最高级形式。民族文化旅游要对以往的旅游观念进行更改,要突出动态性的经济与文化旅游之间的联系,要体现出体验与旅游的联系。因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旅游群体也发生变化,现在的教育者、企业人群、参会人员等都成为旅游主体。那么,对于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扩展,就需要注重通过构建大型旅游项目扩展旅游资源。项目引进是一方面,景观设计也很重要。有的民族地区的自然景观非常独特,它完全可以通过自然景观弥补硬件设施。另外,民族文化的体验需要深度开发。比如,1998年在贵州省建立了中国乃至在亚洲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它是一种保护民族文化,保护生态,使得人类与自然处于一种和谐发展关系的理念,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自然风光且文化多样的国家来说,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生态博物馆的“生态”当然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人文生态。它的主要功能是用于所在地居民以及向旅游参观者展示自身的文化,是对自然和民族文化进行整体性保护的一种新型博物馆形式。它将在某一特定自然环境下的活态文化为展示内容,将民族文化在原生地上予以展示,让参观者来此地真正感受到原生态文化。这是对传统旅游产业发展模式进行了创新和改造的典型,由原来的观光旅游向体验和感受文化转型。 二、民族文化旅游发展商业模式的探讨 对于商业模式的定义,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Powell指出商业模式是开办有利可图的业务包括客户、供应商、渠道、资源和能力的总体构造。高闯、关鑫认为商业模式是一种基于价值链创新的企业价值活动;张向国、吴应良认为商业模式是通过整合产业链构筑起来的一种以顾客为核心的价值创造体系。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商业模式,主要是对民族地区的自然风光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文化上的扩展及新内容的建设,这些建设可以包括举办民族文化产业链、会务展览、生态旅游等。当然,最重要的是民族地方的文化旅游需要结合自身的特点考虑商业模式的开发。 1.基于民族文化保护的商业开发模式 这是一种首先以保护为主的一种商业开发模式,要基于保护文化,使文化具有原真性,争取不改变原生态文化基础上而开发的一种商业模式。在民族地方可以以历史文化遗迹、民族工艺品、民俗风情、民族文化文物、古迹、民族村寨等为开发对象,主要的开发类型有各种博物馆,比如生态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各种民族文化遗存博物馆,遗址公园等,让游客感受民族文化,民族历史。这一类型的民族文化开发的商业模式要以保护民族文化为主。旅游对保护也有积极正面的影响,民族文化保护的好,旅游便有了好的资源;旅游发展好了,经济效益好了,可以为有效地保护民族文化提供更好的资金和物质保障。 2.民族文化旅游成为产业链的一部分内容 民族文化旅游包含的内容应该是广泛的,对产业链的延伸比如可以让游客在晚间还可以看一些演出,一些清吧、酒吧、歌厅等都可以是产业链的一部分。旅游产业和民族文化相结合,以产业相互融合为突破点,这样可以促进产业之间的融合和相互的发展。民族地区本身有自己的民族文化资源可供利用,要运用本地民族文化资源,用一些新的文化创意进行建设,使文化创意贯穿在旅游产业中,做到旅游和文化相结合。对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内容即文化产品进行宣传,吸引顾客的眼球,把民族地区文化景点、文化产品都能做好做强,让游客能够感受到民族文化的深刻内涵,深知民族文化,也提升对民族文化的认知度和满足感。旅游和民族文化相结合,尽量充分发挥各种行业优势资源,实现高品质化的产业增长。要适时地制定出产业发展战略,并找专业人士进行精心策划,不断地推出文化产产品,从而使民族文化旅游成为产业增长的新契机。为了更好地推动民族文化旅游,就需要对文化产业做更好地分析、规划和扩展。通过文化产业规划对现有的旅游资源进行扩展,可以有很好的效果产生。 3.主题公园与地产结合的形态 文化主题公园开发的商业模式主要是以民族文化作为主题,采用现代科技和多种活动结合的方式,把娱乐、休闲和服务都串联起来融为一体的一种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模式。主题公园应该是主要发挥的一个项目,目前,国内比较有名的迪斯尼乐园和港中旅集团的温泉及其地产模式,因为包含的是娱乐、酒店及旅行等内容的产业链,这种商业文化模式似乎可以给民族文化旅游一些借鉴。 4.专业化的形态 民族地区每年要有接纳大型会议的安排,要力争把会议服务及其产业链做到最优,酒店、餐饮、娱乐等都要高标准严要求。要求既要专业化,还要一体化,让来者深切体验到当地民族文化。还可以举办一些以某个论坛为主的专业化会展,比如车展、服装展、瓷器展、书展等,这种主题性质的活动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还可以获得一些广告赞助等在内的各种收入。 5.民族文化创意产业园 这种模式要与民族文化及相关产业相关联,具有一定鲜明的文化特征用以吸引外界,可以形成一个串联的集生产、交易、居住及休闲为一体的功能性园区。这需要投资耗大,用于对文化及产品的生产、发行及消费。比如东北的赫哲族,因为自己本身的民族文化,自然环境的优美,加之生产的民族产品吸引人,完全可以建立一个民族文化产业园区。政府也可以规划建设或大力支持并对民族文化园区进行有效管理与指导,把握好民族文化产生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引导文化园区有效合理地发展。 三、结论与建议 上文所述,民族文化旅游的商业模式,最为主要的是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要为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良好的生态环境,政府要支持民族文化旅游活动;二是要改变过去的旅游方式,把浏览式旅游改变为体验式旅游,迎合游客的精神需求;三是民族文化产品要符合市场的经营管理机制。 1.良好的生态环境 无论什么类型的产业发展,其商业模式的成功均需要良好的外部生态环境做支撑。民族文化旅游要想发展的好,要积极发展相关的产业配套设施,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都是民族文化旅游商业模式发展的基础。同时,政府还要给予一定的配套设施的支持,对一些公共服务设施要本着为民众服务的无盈利准则,给予关注与支持。政府对于一些民族文化资源,要认真保护和传承,对未来社会的文化传承机制要给予一定的氛围。政府还要完善文化产业相关的制度、政策及服务体系,积极营造有利于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外部发展环境,使民族文化旅游产业能够有市场价值的体现。 2.改变传统旅游方式,迎合市场需求 商业模式的成功还需要积极迎合市场。民族文化旅游产业的商业模式要创新,深度挖掘民族文化的内涵,将民族文化内涵融入到旅游开发中,两者结合创造出更新更好的价值。传统的旅游方式就是游览景点,民族文化旅游要突破以往的旅游方式,将游客的体验放置到民族文化旅游中来,让游客深刻体会到民族文化。将民族文化融合到旅游的环节里,开发旅游产品、旅游活动、建设景观等。游客要体验民族文化风情,比如彝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游客不再只是观看,而是深深融入参与到节庆活动中去。市场是讲究经济效益的,在开发民族文化旅游产品时要突出民族风格,打造不同的民俗文化产品,立足文化创意,策划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活动,吸纳更多的游客,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发挥社会效益。 3.实现产业价值 经济市场中,实现产业价值才是成功的最关键,这关系着产业的顺利发展。从民族文化旅游看,利用民族文化作为宣传打造文化旅游创意品牌,可以通过民俗文化活动宣传品牌,利用一些节庆活动,展示民俗文化风情,扩大民族文化品牌影响力,还可以依托当地的民族文化、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利用现在各种媒体,广播电视短信等扩大民族文化旅游的范围。这一切事民族文化旅游崛起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要整合文化资源,发展好产业具体的经营和销售,但也要注意避免企业为了经济利益不择手段地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破坏。 作者:宋小飞 单位: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 商业文化论文:商业公共艺术环境设计的文化定位 一、淮南市八公山景区概述 八公山,历史悠久,又称北山、淝陵、紫金山。而“八公山”称谓来源于西汉淮南王刘安学道成仙的神话。西汉时,汉武帝的皇叔刘安被封为淮南王,八公山属淮南国。刘安广招天下贤士三千多人,其中最为刘安赏识的有八位:左吴、李尚、苏飞、田由、毛被、雷被、伍被、晋昌,他八人被封为八公。刘安与此八人常在山上冶丹炼沙、著书立说、研究天象、编制历法,后来人把此山称为“八公山”。八公山是我国古代楚汉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不仅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典故,还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故事。虽然年代久远,有些遗存已经荡然无存,但八公山仍然拥有许多著名的文物古迹,如淮南虫古生物化石、淝水之战古战场、江淮著名私家园林———孙家花园以及古寺、古庵、古塔、古道观多处。深厚的文化渊源使这座名山的一山一石、一水一潭、一草一木都有历史魅力。 二、八公山景区现有的旅游资源 (一)自然景观资源八公山风景区自2001年以来,先后挂牌八公山国家地质公园、八公山国家森林公园、八公山国家AAAA级旅游区。八公山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由四十余座山峰叠嶂而成,方圆二百余平方公里,景色优美,风光秀丽。八公山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用八个字来概括:“林密、石奇、泉古、水秀”。这里有面积达十余平方公里的天然次生林,保护良好的植被,高大的乔木,繁多的树种,茂密的山林。在流水溶蚀、剥蚀、风化等作用下,裸露在外的石灰岩体呈“石林”状排列,绵延数平方公里,十分壮美,惹人注目。《水经注》及地方志记载八公山景区有洗云泉、岚香泉、泌月泉、玉露泉等名泉十余处,水面面积达数百亩的南塘湖像一粒洁净的明珠,镶嵌在群山中,八公山主峰———白鹗山,更是秀出群峰之上。境内发现的古代寒武系的须腕类、环节类古生物化石,测定其生命形态在7亿年前,国外权威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将其命名为“淮南虫”化石,被国际地质学界誉为“蓝色星球”上生命之源。 (二)人文景观资源八公山景区有着厚重的人文景观资源。在八公山发现的亚洲最早的类人猿牙齿化石,距今三百多万年,具有很好的教育及研究价值。早在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淮夷”人在此形成部落,春秋战国时期成为蔡楚文化的繁荣之地。八公山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著名的“淝水之战”,把“八公山”推上历史的舞台。从此“八公山”成为人们向往的胜地。早在2100多年前,汉淮南王刘安曾在八公山招贤纳士,著书立说,编纂了包容万象的千古名著———《淮南子》,刘安还在求仙炼丹的过程中制作出了豆腐,为世人留下了传统美食。八公山景色秀美,人杰地灵,历来为各派宗教人士所喜爱,因此道、佛、伊斯兰三教都在其间建造庙宇,祭拜神灵,例如著名的“白塔寺”。展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茅仙洞更是由三教轮流主持。八公山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地质文化、豆腐文化、历史文化构成了灿烂厚重的八公山人文景观资源。 (三)传统饮食资源传说淮南王刘安发明的豆腐,使得八公山景区锦上添花。造型不一、秀色可餐的豆腐宴,吸引了世界各地慕名前来的游客们。另外,淮南牛肉汤是江豫皖一带家喻户晓的名小吃。 (四)工艺品资源历史上紫金石的名气很大,被誉为“千里长淮第一石”。八公山紫金石在北宋时期杜绾所著《云林石谱》中早有记载:“寿春府寿春县,紫金山石出土中,色紫,琢为砚,甚发墨,叩之有声。”紫金石在南宋时期就被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当成供石或雕刻成山水摆件,置于几案厅堂,或装点园林家居。据有关部门考查,在淮南凤台到寿县这一片山上地下紫金石储量大约有数十亿吨。古今中外赞赏有加的“紫金砚”工艺品就是来源于八公山的紫金石。 三、八公山景区的景观环境设计建议 有着自然景观资源、人文景观资源、传统饮食资源、工艺品资源等丰富旅游资源的八公山景区每年吸引的游客数量并不多,2009年,景区黄金周旅游接待人数6.21万人次。同时期的天柱山接待游客9.7万人次。在旅游热的2012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八公山风景区接待游客仅13.45万人次。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却得不到游客的青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景区的景观环境设计不到位。 (一)八公山景区景观环境的目标与特色八公山风景名胜区的性质是以人文景观为主,保持并发挥山水风光特点,适合开展观光、历史教育、科研等活动的综合性低山山岳型省级风景名胜区。我们要在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前提下,形成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的景观特色。在风景名胜区功能上以八公山人文资源和山水、地质风光为依托,厚重的人文底蕴与独特的自然景观相交融,打造传统静态观赏型景观与现代美学、休闲动态型景观相结合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二)八公山现有的景观环境设计目前八公山主要有白塔寺、汉淮南王宫及附属设施(鸿烈书院、升仙台)、孙家花园、地质博物馆及生态园、传统文化街、生态度假区、南塘湖休闲度假区、回民风情苑、淝水之战遗址文化园、淝水之战影视基地、岚香湖度假区、黑山头生态景区、盆景园、奇石馆、淮河风情园、洗云泉、沁月泉、传统豆腐村、十八连珠寨、老君庙、南塘观光果园、乐涧套、丁山公园、美术家创作基地、石林、碑林、四季亭、吕夷简墓及吕氏寒窑、滑草等运动设施、卧龙湖景区等等景观,这些景观多数都是人文景观。在重点突出了本景区的人文景观的同时,忽略了自然景观的建设。随着人们对旅游知识的不断加深了解,相比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有着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往往更吸引人们前去观赏游玩。 (三)八公山景区的自然景观设计 1、石林景观设计八公山景区内的石林,出露面积约30万平方米,露出高度1.5米———5米。该区景观资源价值很高,是风景区资源精华所在,在采取重点保护的前提下,要适当开发这些山石景观的景观效应,引发游客的联想、移情、情感、意趣等心理反映。目前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发现,游客在石林里观赏山石的时候,引发的景观效应并不明显,由此可见,八公山风景区需要在依托石林景观的基础上,研究出吸引游客景观效应的方式。例如运用“大地艺术”把石林作为景观设计的主体,设计出具有景观效应的场所。又或设计出节假日石林探宝活动,达到动静结合的效果,进而吸引游客前往,使游客得到别具一格的旅游体验。 2、草本植物景观设计通过有关调查得知,除去人工种植的花草,八公山景区原有的草本植物有十一科33种之多。如禾本科:雀麦、短柄草、红尾翎、牛鞭草;莎草科:荆三棱、牛毛毡、碎米莎草;百合科:阔叶麦冬、牛尾菜;石蒜科:石蒜、水仙;鸢尾科:野鸢尾、鸢尾;蓼科:杠板归、酸模叶蓼、红蓼;石竹科:太子参、牛繁缕、蚤缀、王不留行;酢浆草科:红花酢浆草;葡萄科:野葡萄、爬山虎;菊科:苍耳、鬼针草、野菊、蒲公英;十字花科:荠菜、诸葛菜、羽衣甘蓝、拟南芥、白菜。草本植物不仅具有药用价值,还具有观赏价值。可以学习荷兰的“郁金香大地艺术”的景观设计手段,把这些草本植物合理分布种植起来,达到观赏的目的,进而提高景区的自然景观的吸引力。 3、树木景观设计八公山景区的森林是由152种树木形成的天然次生林,这片树林是皖北大地上一颗绿色明珠,春来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秋踏漫山红叶,如火如荼。再加上这几年市里规划到位,合理种植了梨树、桃树等既有经济价值又有观赏价值的树木,更加增添了八公山景区的魅力。在树木景观设计上,要突出的是生态休闲旅游。人们在市里住久了,喜欢到周围呼吸新鲜空气,而八公山景区的天然次生林就是最好的天然氧吧。八公山的树木林相整齐、层次分明、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游客们身临其境,有回归大自然之感觉,是大家理想的森林旅游佳境。除了梨树、桃树等树木的景观设计之外,按照“适地适种”的原则还可以增加更多的果木,例如:批把树、柿子树、杏树、板栗树、核桃树、苹果树等等树木,花季吸引游客观赏,果季吸引游客采摘,打造观光游、文化游与生态游、休闲游相结合的旅游模式。 四、结束语 八公山景区景观环境设计中要以保护八公山风景区旅游资源的真实性、独特性和完整性为前提,以美化自然景观和改善生态环境为设计宗旨,正确处理保护、利用风景资源和人、自然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景观环境设计要充分考虑长远利益、整体效益。例如,景观设计里需要种植果木,这需要在多方论证下才能进行。在果树种植位置上需要充分调研,在不破坏主景区森林树木的前提下,合理开发现有资源,实现景区可持续发展。 作者:应莉 单位: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商业文化论文:商丘传统文化的商业价值 一、商丘传统文化的构成要素 (一)商文化 商丘是商部族的发祥地、华裔商人的起源地和中国第二个王朝商朝的建都地。《史记•殷本纪》上就有“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的记载。契后来成为了商人的祖先。在甲骨文中,“商”字上像鸟冠,下像穴居,意思是穴居的商人以玄鸟为图腾,并把商作为自己的族名。数百年后,契的六世孙王亥用牛拉着装载有货物的木车往来于其他部落,用货物换取他没有见过的东西,由此产生了商业。后来商汤推翻了夏朝,建立了第二个封建制王朝———商朝,最早的国都在亳,也就是现在的商丘。所以商丘又被称之为“三商之源,华商之都”。 (二)木兰文化 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巾帼英雄花木兰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她的忠孝、勇敢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在她的身上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妇女的种种美德,而这样一位女英雄正是出自商丘。 (三)老庄文化 庄子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生活在两千年前的先秦时期,故里在商丘民权。他留给我们众多的寓言故事,如庖丁解牛、守株待兔等,并提出了天人合一、清静无为等重要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四)历史文物遗迹 商丘文物遗迹众多,有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有被称为北宋四大书院之首的应天书院,有气势雄伟的西汉梁孝王汉墓群,还有明末四大才子之一侯方域的故居,等等。 二、商丘传统文化的商业价值 在市场经济时代,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时,才能够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和活力[1]。认真考察商丘的传统文化,并分析其蕴含的商业价值,既利于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能促进商丘经济发展。商丘作为六朝古都,其商丘传统文化蕴含有多层面的商业价值。 (一)历史价值 商丘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有远古时期“三皇五帝”中的燧人氏、炎帝、颛顼和帝喾,更是商代最早的都城。从燧人氏钻木取火,摆脱了茹毛饮血时代,到炎帝创造了农耕文明,再到阏伯六世孙王亥的商时代,商丘见证了中华大地上一次又一次的文明变革,积累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二)文化价值 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影响最大的四大学派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而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和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庄子都是商丘人。墨子“兼爱、尚贤、节用、非攻”的政治主张和治国理念,不仅在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性,对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庄子的“天人合一”、“清静无为”又教育了生活在纷繁喧闹的都市的人们去淡泊名利,发现真我,感悟人生。正是这些重要的文化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商丘人民,使商丘具有了独特的品牌文化。 (三)旅游价值 商丘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40余处,其中坐落于睢阳区的商丘古城建于明正德六年,是中国现今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之一。它外圆内方的构造像一巨大的古钱币造型,城内地势为龟背形,如今古城内街道仍保存着古代的建筑风貌;建于北宋时期的应天书院是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与嵩阳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并称为北宋四大书院;位于永城芒砀山的西汉梁王陵墓群是目前我国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汉墓群,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使商丘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 (四)艺术价值 商丘的戏曲文化和民间舞蹈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梆子戏于乾隆年间传入商丘,受当地民俗民风、语言及乡土艺术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河南豫剧豫东调;“四平调”是商丘的地方戏,结合了评剧、京剧、梆子等剧种的曲调,以花鼓为主,曲调四平八稳;商丘的民间舞蹈如龙灯、高跷、舞狮、竹马、挑花篮等更多是由远古时期部落聚会、祭祀仪式沿袭下来的“肢体语言”,代代相传,在娱乐中又有历史的沉淀。不论是戏曲还是民间舞蹈都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它们浓厚的地方色彩展现了商丘独有的魅力。 三、商丘传统文化商业价值的发展策略 商丘作为六朝古都,是拥有五千多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在数千年的风雨洗礼后,留给了我们众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何将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广至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用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带动地方经济,以实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发展目标,是需要我们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本着宣传商丘传统文化,发展商丘经济的宗旨,笔者对充分开发商丘传统文化的商业价值具有以下设想。 (一)弘扬“商”文化,让商丘走向世界 2004年5月,“中国商丘与商业起源研讨会”在商丘召开,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族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等20多家学术单位的80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齐聚商丘,最终以考古实物和史料记载为支撑得出商丘是中国商族、商人商业和商文化起源地的结论,从此商丘被正式推崇为“三商之源,华商之都”,商文化成为商丘的标志。自2006年至今,商丘已成功举办过四届华商文化节,在2012的第四届华商文化节上成功签约项目216个,总投资413亿元,可见文化对地方经济的极大促进作用。我们需要趁着第四届华商文化节的春风,加大对“商文化”的宣传,使“商文化”成为商丘的名片;还可以通过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有关“商文化”的宣传片,举办商业会议,发起寻找王亥后人的活动等,让“商文化”成为商丘的名片,让全世界的流着中华民族血液的商人知道商丘,来到商丘,让商丘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二)与地方高校联合,共创文化繁荣 商丘高校数量位居河南省第四位,有商丘师范学院、商丘学院等,拥有充沛的人才资源,这也是宣传商丘传统文化的有利资源。近年来,商丘的文化产业逐渐形成规模,主要以商丘演艺界团、商丘日报报业集团、商丘豫剧团为主,但在现在网络、电视媒体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仍需建立更多的、贴近人民生活的文化产业,这就需要与地方高校的新兴人才培养相结合。 1.与影视表演专业对接,成立商丘话剧团,编排一些关于火的起源、木兰从军、庄子寓言故事等剧目,并在全国巡演。一方面可以赢得经济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宣传商丘,让更多的人知道商丘和商丘的传统文化,还能促进当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2.与动画专业对接,打造关于商丘传统文化的动画片,在目前国内优秀动画片稀缺的情况下,这也是一项颇有前景的文化产业。 3.与计算机专业对接,组建游戏研发团队,将商丘历史上的部落争斗、商汤历史等融入游戏之中,使人在玩游戏的同时知道商丘,了解商丘。 (三)打造旅游经典,改造古城风貌 近年来商丘加大了对旅游业的投入,对各个旅游点都进行了维护,道路通畅,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景点比较分散、没有成型的商业圈等,不能产生应有的经济效应。因此,需要重点推出品牌旅游点,而商丘古城就可以成为商丘的明星旅游区。现坐落于睢阳区的商丘古城,叠压着春秋时期宋国都城、秦汉和隋唐时期的睢阳城、宋代应天府南京城等六座古城,是现存唯一的一座八卦城、水上城,距今已有500年的历史。古城有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南城门外的护城河,现在已开发成南湖风景区。南湖附近还有著名的应天书院和为纪念“安史之乱”中守睢阳殉难的张巡、许远等人而建的张巡祠。从南门进入古城,可以见到孔子曾经在此讲学的归德府文庙、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侯方域的故居壮悔堂以及清代富商穆炳坛家族的穆氏四合院。浏览这些集各个时期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商丘古城,领略时空交错的历史,这就是商丘古城的价值。但是从南门走到北门,把景点一一浏览完毕也就只需要半天的时间,说明古城除了这些传统文化之外还需要加入新的文化理念,对此笔者有以下构想。 1.迁出部分古城居民,打造景区完整性。目前的古城是集居住、商业、景区于一体的,作为景区来说,存在杂、乱、脏的问题,古城特色的建筑风格也没有完整地呈现。这就需要整顿古城景区,将部分居民迁出或迁至外围,以保证整个景区的完整性。 2.加入民俗表演,充分展现传统文化。在商丘的古城景区加入民俗表演或民俗活动,例如在侯方域的壮悔堂定时上演经典昆曲《桃花扇》等,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展现当地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能让游客更好地融入景区。 3.融入现代元素,开发南湖景区。美丽宽广的南湖湖水荡漾,坐在扁舟中可以观赏古城外围风貌。但除了划船、戏水、垂钓,还缺少一些现代的、时尚的适合年轻人的项目。笔者认为可以将南湖两侧打造成集娱乐、餐饮于一体的酒吧街,不仅能让游玩一天的游客放松休息,更能让人感受到现代与古代文化的冲撞,展现商丘古城独特的魅力。 四、结论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经济、造就一方社会。地方文化既是地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窗口和品牌,也是招商引资和发展旅游等产业的基础性条件。商丘传统文化包含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人文、旅游和艺术价值,立足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结合现代商品经济的需要和大众精神的需求,打造受国内外市场欢迎的经典项目和创意产品,让传统文化转变为生产力,推动当地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商丘发展的前景,应列入政府的重要决策。 作者:赵芊 单位:商丘师范学院 音乐学院 商业文化论文:太极文化市场的商业开发和有效保护 作者:杜明明 单位:北京商贸学校 中国的太极既是一种武术运动,更是一种代表中国特有哲学表象的文化符号。当今,太极文化蕴含着巨大的开发潜力和无限广阔的商业价值,同时太极文化也将为中国提升自身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发挥重要作用。 1太极哲理 太极一词最初见于《周易•系辞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所代表的是中国古人对宇宙万物本源的认识。它反映的是宇宙从无极的最初混沌状态而太极以至万物化生,又最终归为无极的发展变化过程。因此太极精神的核心即是中华文化内涵中发展变化与和谐统一的理念精髓。太极的符号,最初为“一”,意即天地万物,皆源出于此。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释说“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老子在《道德经》中谈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正是太极的最初意义。太极就是宇宙万物的本源状态,它表征的是世界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即道。宋代大儒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指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周敦颐用“太极动而生阴阳”形象、准确而生动地抽象概括了事物运动及对立统一的永恒规律。庄子用“易以道阴阳”这句话高度概括了宇宙现象存在变化的最高道理,即对立与统一。例如动静、刚柔、男女、天地、日月、黑白、昼夜、寒暑等都因出于同一本源“太极”。朱熹、王夫之等人则进一步将太极理论推向巅峰,明确其道的含义。朱熹认为“太极云者,合天地万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无器与形,而天地万物之理,无不在是,故曰,无极而太极;以其具天地万物之理,而无器与形,故曰:太极本无极”。在朱熹看来,太极与无极是即对立又统一的无形无器之态。正所谓无极为太极,太极乃无极。宇宙的本源和常态即是对立与统一、变化与运动之恒态。太极构成了朱熹理学的核心。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则更加明确的指出“道者,天地人物之通理,即所谓太极也”。 2太极文化 太极哲学反映的是中国先哲对宇宙自然核心问题的终极思考。这一理论以其独有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指导性对中华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以至于中国的儒、道、佛、法、医、术、兵、天文、历法等诸家学派皆从太极学说中汲取营养。从太极拳到周易五行,太极文化和其哲学思想早已大道无形,成为中华文明的精髓,并生根繁枝。历代思想家,如孔子、老庄、朱熹、王夫之等都以对太极思想的探讨作为其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孔子五十岁时学习《易经》,不由得发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感叹。中医理论中更是借鉴了辩证统一的太极原理。公元1739年,乾隆皇帝诏令太医院右院判吴谦主持编纂医学丛书《医宗金鉴》。书中明确阐述了“无极太虚气中理,太极太虚理中气。乘气动静生阴阳,阴阳之分为天地。未有宇宙气生形,已有宇宙形寓气。从形究气曰阴阳,即气观理曰太极”。于是太极对立、统一和运动的思想被运用到中医理论实践中强调气理的重要性。 20世纪60至70年代,武术家李小龙(BruceeLee,1940-1973)先生以太极学说中对抗思想为基础,融汇东西方武术哲学,创立截拳道(JeetKuneDo)。李小龙先生将自己的武术思想核心高度概括为“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李小龙先生始终主张大道至简、无形无式、顺其自然的武术指导原则。他认为实战中应强调“务实”“、无形式”,凭本能的感触去应战。李小龙在教学时,经常喜欢以水作为比喻。他的名言“Bewater,myfriend”(中文译:朋友,如水一般吧),将上善若水的太极形态作为武学造诣追求的最高境界。由此可见,李小龙的武术哲学与中国的太极思想同根同源。李小龙先生是当代中华太极学说发展的集大成者之一。国外学者一直以来对中国的太极理论也颇为称赞。在中华文明传统辐射圈范围内的东亚地区,如同中国本土,太极思想早已在那里被普遍接受。例如,韩国以“太极虎”自称,国旗亦为太极图。其含义取太极阴阳之意,及乾、坤、坎、离四卦,寓意天地水火、父母男女,象征民族融合与发展。欧美学者也早就对太极学说推崇有加。根据研究考证,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Leibniz,1646-1716)正是由于受到太极八卦图的启发而发明了计算机原理二进制定理。莱布尼茨认为阴爻和阳爻正是其二进制中的0和1。为此他还撰文《二进制算术的解说》,并在论文中附加太极图。由是而观之,太极理论对近代以来的世界科学研究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意义非凡的影响。 3太极经济 目前太极文化现象的最佳载体当属太极拳武术运动。太极拳既是武术,也是一种健身术。它又有别于一般的武术运动,其蕴含深奥的哲理,因此也被称为哲拳。太极拳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它是众多武术家、哲学家和思想家的集体智慧结晶。 我国的太极拳运动发展总体来看经过了三个阶段。1956年以前为第一阶段。太极拳传播经过了发展壮大,最终形成不同的流派。这期间的传播方式主要以民间私人传授为主。传统太极拳的主要流派有:原始太极拳、武当太极拳、陈式太极拳、杨式太极拳、吴式太极拳、武式太极拳、孙式太极拳、南国太极拳、赵堡太极拳、八卦太极拳、忽雷太极拳、腾挪架太极拳、武靖李派太极拳、禅门太极拳等。1956年至结束为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国家为主体开始对太极拳武术运动进行了有组织的整理和科学研究工作。1956年,国家体委(现为国家体育总局)在杨式太极拳的基础上,删繁去减,共选取24式,编成“简化太极拳”。期间,太极拳武术研究和推广受到严重破坏。1979年至今为第三阶段。1979年,国家体委又在杨式拳的基础上编成“48式简化太极拳”。2006年5月,太极拳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包括中国在内,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练习太极拳者已近3亿人。太极拳武术运动已成为一项规模空前的体育运动,这无疑蕴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和市场空间。然而,目前太极拳武术运动的市场开发工作与其他竞技类体育活动及跆拳道、空手道和瑜伽等健身运动相比却显得严重滞后。太极拳的商业价值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市场经营状况过于零乱,亟待有效整合。经过近30余年的发展,太极拳运动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但是,总体发展态势过于迟缓,市场开发力度不够。这一方面与太极拳推广的指导思想有关。现代太极拳更加强调养生性和健身目的,武术技击性被减弱。太极拳朝着养生健身的方向发展基本符合时展规律和人民群众的需求。但是,这也造成众多渴望学习实战武术的爱好者尤其是青少年对太极拳学习的兴趣减弱。以至于长期以来人们将太极拳武术运动误解为“老人运动”。#p#分页标题#e# 因此在目标市场调研及市场细分方面,太极拳推广工作还应加大分类研究和宣传力度。另外一方面,由于太极拳既是武术运动,又蕴涵哲学思辨,因此练习难度较大。所以将太极拳的整理和简化工作深入进行下去就显得很有必要。总体来讲,应使太极拳运动实用性更全面、目的性更具体,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市场需求,进而形成有效的教学和评价体系。在太极拳的市场开发和产业经营方面,可以参考借鉴日本空手道和韩国跆拳道的成功经验。尤其是韩国的跆拳道,自1955年由韩国的崔泓熙将军创立以来,发展迅速。1961年9月韩国成立了唐手道协会,后更名为跆拳道协会。跆拳道被列为韩国全国运动会正式竞赛项目。 1966年3月22日国际跆拳道联盟成立,共9个国家参加。1973年5月,世界跆拳道联合会在首尔成立,有二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加入。1975年世界跆联(韩国WTF)被国际体育联合会接纳为正式会员。1980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世界跆联。1988年,跆拳道在韩国汉城奥运会首次亮相。世界跆联特别技术委员会决定改进跆拳道技术以使其更加趋于实战。这极大增强了跆拳道运动的吸引力和可竞技性。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跆拳道成为正式比赛项目。迄今为止,世界跆联会员国已达到160个,爱好者人数约7000万。跆拳道运动的成功运营值得深入研究和学习参考。当今世界各国都格外重视软实力的建设和作用。一个国家的实力可以概括为软、硬两种。“软实力”(SoftPower)的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 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当今中国不仅面临着军事安全、领土安全和科技竞争等挑战,同样,文化安全和软实力对抗也不容忽视。目前各国都相继推出了代表本国特色的国家形象推广项目。例如,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中国的孔子学院等。东亚韩国的世宗学院,日本的日语学习中心也积极参与竞争。韩国更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推出文化立国的口号。我国的第一家孔子学院于2004年在韩国首都首尔开立。截止2011年7月3日,全球范围内孔子学院数量已达到349个。但是,从目前的孔子学院发展情况来看,其质量远逊于其数量优势,其功能只是侧重于语言培训为主的文化交流。这一问题与孔子学院的立意和办学指导思想有关。与“孔子”这个文化符号相比,太极在弘扬中华文化和提升当代中国软实力方面则更显优势。当今针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批判和接受等诸多方面尚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太极作为文化现象则不存在类似的先天性问题。另外,尤为重要的是,区别于以中庸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太极理论揭示的是中华文化的最核心思想,所以它更具代表性和权威性,也蕴含着更深厚的时代底蕴和文化诉求,其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谐宇宙观和辩证唯物的方法论与当今中国及世界和平发展的主旋律相一致。因此,太极文化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代表中国影响世界的重要软实力。将太极这一文化符号树立为中华形象的新品牌,在国家文化输出战略中引入同质竞争机制,必然会有利于提高中国软实力,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力。 4结语 在中国崛起的大时代背景下,作为一种主流文化现象,太极正凭借其所独有的商业和文化价值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太极代表着源于自然、回归自然的绿色宇宙观和人生观。太极揭示的是世界万物发展运动的核心问题。太极宣传的是中华民族渴望和平、追求进步的良好期盼。太极承载着中华崛起的文化使命。对太极这一文化市场的商业开发和有效保护,既符合市场价值规律,同时更关系到中华文明的繁荣和传承。 商业文化论文:农村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思考 摘要:企业文化包括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企业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它是在一定条件下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近几年,农村商业银行开始转型蜕变,其企业文化也面临着各种转型升级。虽然转型取得一定效果,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关键词:农商行;企业文化;思考 农村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传承自农信社,企业文化是其发展的灵魂,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于统一银行员工思想和行为,促进农信社股份制转型以及提高核心竞争力都有至关重要作用。各农商行应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紧紧围绕全行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把职工文化建设作为构建和谐银行、良好银行的重要内容来抓,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提升了职工文化素养,丰富了职工精神生活,增强了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 一、农村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1.企业文化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农商行职工队伍的道德修养素质、业务技能素质和精神文化素质。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离不开一批精明能干的员工队伍,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群体环境,具有潜移默化地影响人、教育人、塑造人和改造人的作用,企业文化建设能促使员工不断提高自身各项技能,引导职工干在岗位、学在岗位、练在岗位、奉献在岗位、成才在岗位,同时还促使企业不断加快培养知识技能型、技术技能型、复合技能型人才的步伐。2.建设企业文化是加强企业凝聚力的需要。企业的改革是为了增加活力,而增强活力主要是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农商行通过企业文化建设能帮员工认清企业前景和发展目标,了解只有企业兴旺发达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才能得到提高,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潜能,并有效地把全体员工的力量凝聚成一股合力。3.建设企业文化是加强企业整体协调功能的需要。通过建设企业文化,可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行为标准,以此来规范农商行员工的行为,保持和谐的气氛,全行一盘棋,力量不内耗,各部门各环节协调运行,增强企业的整体功能。4.建设企业文化是有效发挥激励职能的需要。农商行目前还处于改革发展阶段,内部激励机制尚不完善,激励方法也有待提高,加强并推行企业文化,用企业文化激励员工,就会使员工产生满足感和自豪感,可以激发全员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二、农村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存在的问题分析 1.先天缺失问题。农村商业银行源起于信用社,它立足于“三农”,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企业文化有着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对现代管理文化吸收较晚,造成企业内部现代与传统的文化碰撞。此外,从农信社到农商行,企业经历多次管理者的变化,先后为农业银行、农改办、人民银行、省联社,业务范围、工作重点、经营目标等都有所调整,难以形成长期积淀的、浓郁的企业文化和体系。2.文化价值观和农商行的发展战略不相一致。建设企业文化无疑是为了企业能够更好、更持续的发展,但有些农商行的文化建设只是机械地照抄照搬,没有结合银行自身实际情况,不是在综合考虑银行发展战略、经营宗旨的基础上对核心企业文化和价值观众加以提炼和挖掘。这样的企业文化必将无法为企业带来预想效果,缺少实践性也很难让员工认同并接受。3.企业文化推广不力。随着农商行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管理者也对企业文化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重视,但仍存在重业务轻文化的现象。对业务指标要求严格,而对企业文化却多数停留在口头上,主要通过会议贯彻,形成以会议贯彻会议,文件贯彻文件的现象。企业对文化建设推广力度不够,加上员工本身工作主动性不高,对企业文化更是缺乏深刻的认识,直接影响了员工共同参与的积极性和企业文化建设的落实。4.员工参与企业文化建设的积极性有待提高。员工是农商行企业文化建设的主体,是金融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不少农商行却对“企业文化建设”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这个词语从领导口中听过,陌生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觉得实际工作和企业文化有什么联系。企业文化建设只体现在纸上,却不能落到实处,很容易给员工造成疲惫心理,更不觉得企业文化与自己有什么关系,错误的认识必将为企业文化建设带来阻碍。 三、加强农村商业银行企业文建设的思考 1.加大企业文化传播和落实的力度。农村商业银行应增加员工对企业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通过各种手段如宣传栏、会议等向员工灌输企业理念,增加员工对农村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认识。2.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有关建议。企业文化应体现农业商业银行的发展战略和行业特点。农商行的服务对象是广大农民和中小企业,服务三农是其不变的宗旨。因此,农商行的企业文化不仅要为全体员工所信奉,还要为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所承认和赞同。要把农商行的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作为一项战略性工程,常抓不懈,形成独特和成熟的企业文化,并产生“文化生产力”的效应。在建设企业文化过程中,要考虑商业银行的共性,也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如发展经历、经营思想、发展战略等,充分考虑到各种企业和人的因素,将企业文化这一抽象概念具体化,融合到农村商业银行业务经营的全过程,从而保证农村商业银行企业文化能够反映经营目标的要求,始终以经营行为为依据,并有助于经营成果的实现,处处体现农村商业银行的经营特点,全面提升农村商业银行社会形象,不断塑造农村商业银行特色的企业文化。3.不断培养员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应该把以人为本的思想始终贯穿在文化建设的全过程,真正认识到员工是农村商业银行最活跃、最积极、对农村商业银行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是农村商业银行发展活力的源泉。一是要强化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积极创造条件,给予员工更多的重视、关心和理解,为员工提供培训、进修的机会,为每个员工提供施展才华、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和场所。二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尽快建立健全完善的竞争激励机制,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平者让的良好内部竞争环境。把每名员工的责、权、利结合起来,实行切实有效岗位责任制,将责任、权利与员工的收益捆绑在一起,完善薪酬分配制度,不断健全包括薪酬分配、等级评定、产品计价和绩效评价等管理规定在内的薪酬制度体系,还要提升员工幸福指数,除了物质激励之外,通过荣誉激励、情感激励、榜样典型激励、领导行为激励等多种精神激励方法,让员工真正感受到在农商行工作舒适、自豪、快乐。三是要不断提高员工的主人翁意识,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农村商业银行发展相结合,员工应该普遍认识到,只有农村商业银行发展了,个人才能政治上光荣,事业上进步,经济上受益,个人价值也才能在为农村商业银行努力工作中得到实现,因此,工作必须时刻以农村商业银行整体为重,个人服从集体,将自己的行为统一协调到全局上来。4.进一步完善职工文化建设的领导机制。职工文化建设是农村商业银行党委、行长室、工会的共同职责,是推进企业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的根本之举,是实现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迫切需要。农村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党委、行长室、工会齐抓共管的职工文化建设领导体制,形成党委领导、行长室负责、工会推动、各方配合的工作格局,并将职工文化建设纳入企业文化建设整体规划之中,共同设计、共同实施,创造出更多具有时代特征和丰富内涵的活动载体与活动形式。5.不断构建企业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企业文化建设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应贯穿于农村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全过程。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落实到经营环境的各个环节,建立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系统,避免与业务经营脱钩。规章制度是企业文化内容之一,要加强规章制度的形成、确立及贯彻执行,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特殊化,保证制度的科学化、定量化、规范化、系统化,使制度不失其可操作性的指导意义。 四、结束语 总之,企业文化建设对农商行的发展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企业文化强大的内涵是其用之不竭的财富和智慧之源,是塑造农商行品牌、吸引贤才、吸引客户的有效途径。面对体制改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农村商业银行要给予企业文化建设更多的重视,对企业文化要加强宣传,进行长期并完善的规划,提高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形成独具特色的企业核心价值理念,以促进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 作者:李宁宁 单位:河南新郑农村商业银行 商业文化论文:商业文化对品牌市场定位的影响 内容摘要: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我国商业的日渐繁荣,企业的营销也从注重商品本身转向与注重企业品牌本身的经营,侧面反映出企业对于自己品牌市场定位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一个企业的品牌市场定位对于其市场份额的稳定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企业的商业文化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更是不可或缺,企业文化不仅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所在,而且企业文化能够增强企业活力,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是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且,通过研究发现商业文化与企业品牌市场定位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影响作用。笔者希望通过本文对两者关系的探讨和研究能够得出两者之间存在的影响作用,以加深对企业商业文化以及企业品牌市场定位的理解和运用,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关键词:商业文化品牌市场定位影响 一、商业文化的概念和内容 所谓的商业文化,是在商品交换开始出现的时候而出现的,属于社会文化现象之一。我国的社会主义商业文化是对我国古代商业文化的继承以及发展,它由商业企业管理学以及文化综合发展而来,当中同时也夹杂了心理学、伦理学以及社会学多门学科知识,是一门边缘性和综合性的学科。商业文化由“商业精神文化”、“商品文化”、“品牌、商号、商标文化”、“营销文化”、“商业伦理文化”、“商业环境文化”六个方面组成。第一,商业精神文化指的是企业或者个人在商业实践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境界、精神风貌以及价值观念。商业精神文化是一种可贵的精神财富。它可以通过企业的口号、规则或者信念来表现。它的意义体现在能够增强企业工作人员的团结精神以及智慧,增内容摘要: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我国商业的日渐繁荣,企业的营销也从注重商品本身转向与注重企业品牌本身的经营,侧面反映出企业对于自己品牌市场定位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一个企业的品牌市场定位对于其市场份额的稳定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企业的商业文化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更是不可或缺,企业文化不仅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所在,而且企业文化能够增强企业活力,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是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且,通过研究发现商业文化与企业品牌市场定位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影响作用。笔者希望通过本文对两者关系的探讨和研究能够得出两者之间存在的影响作用,以加深对企业商业文化以及企业品牌市场定位的理解和运用,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关键词:商业文化品牌市场定位影响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第二,商品文化指的是企业商品当中所表现或者含有的文化韵味。无论是通过商品的外观还是商品的名称来表现,还是通过商品的包装抑或商品的质量来表现其含有的文化韵味,都会给商品带来与众不同的文化气息。第三,品牌、商号以及商标文化是指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识。例如美好的色彩以及文字当中所寄寓和包含的美好象征以及愿望。第四,营销文化是指企业营销当中的营销意识以及商业哲学文化。更为具体来说就是企业营销过程当中所涉及到的广告艺术、柜台艺术、橱窗艺术以及展销艺术等。营销当中这些方面做得完善,就会大大提高顾客对企业的良好印象。第五,商业伦理文化是指在一般的商业活动当中企业员工体现出来的对于客户的关心和责任心在商品之上。相对于商品来说,客户更为重要和值得尊重、关心。第六,商业环境文化可以分为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宏观上的商业环境的内容包含城市当中的商业设施和建筑以及社会上能够对企业的商业活动产生影响的环境氛围,另一方面从微观方面来说的商业环境指的是企业的门面设计水平、商品的价格以及展示合理程度以及企业的硬件设备所提供的服务质量等问题。当前,我国的商业文化正在走向健全和完善。先前僵硬的、机械的甚至是命令式的管理已经和当前企业的发展格格不入,现在的企业更需要的是以尊重员工、激励员工以及培养员工作为核心的企业文化,融洽的内部氛围,和谐的人际关系能够发挥出其潜在的发展力量,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都十分的重视自身企业文化建设。然而,纵观全局,我国商业文化的发展脚步依然跟不上当前经济发展的速度。因为商业文化建设并非易事,其不仅涵盖了企业的群体意识和管理方式,还包括了企业的经营理念以及道德规范等各方面的内容。所以企业商业文化的建设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二、品牌市场定位概念及方法 (一)品牌市场定位的概念 本文所说的品牌市场定位并非单单指企业品牌的口号以及企业品牌的形象定位,在很大程度上还具体包括着企业对于企业价值和产品价值的建立所付出的奋斗。它是指在目标顾客心目当中寻求和确定最佳位置而设计产品和经营特色的活动。具有灵活性、主动性、竞争性、战略性、差异性以及心灵双向沟通的特点。实现步骤具体来说,首先需要企业将一个具有很大潜力的市场,当作自己的目标市场;其次,企业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该目标市场当中的消费者对于商品的需求量以及对于商品的期望值,另外,企业应该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工作能够发现自己的对手企业存在的危机以及薄弱之处;与此同时企业应对于自身的竞争力以及市场占有率进行预估,而且将自身与对手企业作比较,总结自身优势所在以及劣势所在;最后,依据企业品牌市场地位的具体因素,通过一系列的企业行动,例如促销活动、提升企业公众形象等,进行企业品牌市场定位,使得企业价值得到大幅度提升。 (二)品牌市场定位的方法 品牌市场定位的方法一般来说可以分为以下五种方法:第一,依据企业商品品牌的属性以及利益进行定位,企业商品的消费者能够通过消费经历对该企业商品的属性以及其在消费过程当中的内心感受对企业商品进行定位。第二,依据企业商品品牌的档次进行定位,企业的商品能够通过跟其较为相似的商品进行类比或者比较,以此来对该商品进行定位,这种定位方式也会使得大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例如将我国的中关村定位为中国的硅谷,将上海定位为东方的巴黎。第三,依据企业商品的用途以及商品的功能进行定位,这种定位方法能够比较直观地将商品的作用呈献给消费者,例如加多宝凉茶定位成喝了不上火的凉茶。第四,依据企业商品的使用者进行定位,香奈儿5号定位成女人的香水、难忘的香水。金利来服装则定位成充满魅力的男人专属的服装。第五,依据企业商品的竞争进行定位,企业的商品能够通过与自身相关的商品竞争对比来定位,以便更容易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例如裂帛将自己品牌的服装定位成本真、释放、理想主义的表述,向内行走,不是时尚,喜欢边缘,神秘,原创,不仅仅是服饰,是文化,是态度,是勇气。重点在于其对自己的定位是“不是时尚”,这一点非常吸引大众的眼光。 三、商业文化对品牌市场定位的影响 商业文化和企业商品商业文化与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商业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对品牌市场定位产生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商业文化对于品牌市场定位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商业文化提升市场对品牌定位的认可度 现在竞争激烈的商业领域,企业商品的商业文化如果不能够带给市场以及消费者大的吸引力以及冲击力,那么该企业的商品也就很难吸引市场的目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就会失败。一个企业独具特色的商业文化能够给企业商品带来独特化的品牌市场定位,与其他同类产品相似却不相同,在共性的基础之上有自己的个性所在。商业文化能够使这种新颖的、独一无二的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更容易被市场以及消费者认可。因为众所周知,企业品牌的背后是企业商业文化,市场上各式各样的企业商品品牌市场定位的背后是不同的商业文化。商业文化如果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者所拥有的共同的特点发掘当中的文化内涵,通过商业文化的营销,着重通过商业文化对外宣传企业商品的人文创意以及独特的审美视觉能够博得消费者的信赖以及对该企业商品加以信任,该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就会被市场以及消费者接受和认可。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的刺激消费者的兴趣所在,促进其购买行为的发生以及持续。 (二)商业文化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市场价值判断 商业文化是商品内在文化的外在展现,消费者通过对企业商品商业文化的了解能够更为全面和迅速地了解企业商品,如果在消费者接触商业文化的过程当中得到某种程度上面的情感共鸣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吸引,那么消费者对该企业商品品牌的市场价值判断就会出现提高的倾向,从而也将进一步提高此种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相反地,如果消费者在对企业商业文化了解的过程当中感觉到了不适或者价值观念出现冲突就会对此种商品的市场价值判断出现偏低的现象,进而降低此种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很多企业都意识到这一特点,所以很多企业在对消费者进行宣传的时候往往通过一定的商业文化手段,在针对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情感价值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前提下,选择能够影响消费者价值判断的商业文化进行商品市场宣传和营销,调动和引导消费者对该企业商品的市场价值给出更高的定位,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面提高了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对其发展起到良好的铺垫作用。世界品牌当中通过商业文化来影响消费者对其品牌市场价值判断产生影响的例子非常常见,雪碧饮品以“服从你的渴望”为标语以及耐克运动鞋的商业文化“只管去做”,都采取了直接呼吁的方式引起消费者情感共鸣的的方式,《读者》的商业文化是选择《读者》也就选择了一类优秀文化,一种新的视线,一位人生好友,这种商业文化能够达到的目的可想而知,会给消费者对其的市场价值判断带来很大的影响作用。 (三)商业文化能够提升企业商品品牌市场定位 商业文化是企业商品文化内涵的体现,企业商品品牌通过商业文化能够传达出其所独具一格的魅力,展现企业商品品牌与众不同的品位以及内涵。企业商品的科学技术含量、人文道德理念、文化价值观念等都能够通过商业文化向市场以及消费者显现。这种显现会在无形当中将该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提到新的高度,能够通过一种平衡美感的形成,建立起市场大众的心智模式。不仅如此,还能够进一步引导社会市场的商品愿景以及启发市场的联想,这样就会让企业商品品牌市场定位在某种高度,这种高度有其固守的消费者群体,而这群消费者就会给企业商品品牌提供很好的市场需求方面的支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进一步的调整和发展,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就能够成为这个层次消费者的一种消费象征,让消费者能够在消费的同时感受到其包含的商业文化的内涵和品位。长期以往,商业文化对企业商品品牌市场定位的影响会根深蒂固,这种市场定位会形成市场共识,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种无形的财富。例如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劳斯莱斯汽车将自己的品牌市场定位为“皇家贵族间的坐骑”,这也在社会上达成了共识,这与其商业文化所透露出来的高端文化以及贵族文化紧密相连。类似的例子非常多,例如劲霸男装的广告词“斗争!成就男人!”将自己的企业商品的品牌定位到固定群体奋斗的男人以及能够做出成绩的男人,索尼电子通讯设备以“永不步人后尘,披荆斩棘创无人问津的新领域”的商业文化提高自己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地位,现已经成为全球驰名的创新领先品牌。 (四)商业文化的不断发展带动和辅助品牌市场定位的改变 众所周知,商业文化随着社会发展以及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也在相应的发展当中。与之对应的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也需要随着市场的改变而不断地调整和改变。当然,除了这些原因,一些国家政策的变化或者社会环境的变化都会导致商业文化的更新换代。如果一家企业商品重新进行品牌市场定位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例如导致部分消费者的忠诚度下降甚至更为严重的是导致市场定位错误而引发企业濒临破产的悲剧,李宁在奥运会后将自己品牌的目标人群定位到九零后网络一代,这种错误的定位就导致了当前李宁产品的节节败退。但是通过商业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来带动和辅助品牌市场定位的时候就会大大降低原本的高风险系数。因为商业文化随着社会和市场的变动而及时的转变,通过其对市场和消费者进行新的文化内涵传输的前提下,让消费者感受到商业文化变化中自己所获利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市场和消费者会在无形当中对该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发生转变,起到循序渐进的效果。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的改变就会容易许多,也更易被市场和消费者接受,同时让企业获得巨大成功。七匹狼集团发展初期,只进行男装的专门生产,在其品牌获得市场认同的同时,七匹狼集团的经营范围扩展到了皮具、茶叶以及酒业等多个领域,成功地创建了“倡导男士族群新文化”的七匹狼品牌个性,在男性消费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四、基于商业文化的品牌市场定位策略 (一)品牌市场定位要根据商业文化核心价值展开 当前我国的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当中最大的缺失之一就是没有根据商业文化核心价值展开。众所周知,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与其在市场上的价值所在息息相关,而商业文化的核心价值同样是企业商品品牌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文化核心价值对于消费者对其品牌的个性化和独特化的识别十分有帮助。商业文化核心价值包含四个方面:一是诚信之道。诚信是人立世的标准,所谓诚信即是诚实守信,品牌市场定位依据不同质的商业文化展开就会取得不同的结果。例如三鹿奶粉事件带给市场的影响依旧是人心惶惶。二是和合之道。平时所说的“和为贵”即倡导和睦与和谐的态度是商业人际关系不可或缺的。商业当中的恶性竞争会给社会以及市场带来很大的损失。三是仁恕之道。如果企业和市场当中各个流程和环节做到商业文化核心价值的仁恕之道,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就会常常出现,会让品牌市场定位在此指导下更为顺利地展开。四是美情之道。企业商品的包装、店面的布局以及营销的风格方式等都是商品品牌市场定位的侧面显现,对于消费者的服务展现美情之道,零距离服务、微笑服务以及贴切的售后服务都是其商业文化的体现。有些企业对此重视不足,盲目进行规模扩展和市场竞争,追赶潮流的同时忽视处理好商业文化与品牌市场定位的关系,可能会取得短暂的成功,但是这样的成功也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银沙”、“蒙妮莎”等服装品牌的失败案例就是证明。商业文化的核心价值帮助其获得市场和消费者的支持与青睐是其不竭的动力,能够让企业具备更强劲的竞争力。 (二)在商业文化的基础上创建企业的品牌文化 纵观当下商业界的剧烈竞争,不仅仅是企业商品及其附加值服务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更是其企业商品所依附的体制竞争、管理竞争以及商业文化的竞争。企业商品的特有品牌要能够将企业先进的文化理念以及其内在融合的传统文化理念充分地体现出来,倘若有所欠缺,就会导致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缺乏生命力,难以取得后续的成功。与此同时,没有企业品牌文化的商业品牌由于欠缺文化品位,得到消费者和市场青睐的机会也会更小。由此可见在商业文化的基础之上创建企业的品牌文化,对于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至关重要。创建企业的品牌文化首先需要企业在市场和消费者当中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例如品牌的名称以及商标的设计要与商业文化当中的文化内涵和典故融合到一起;其次其市场营内容要富含商业文化内涵,例如广告宣传的内容以及形式要建立在商业文化的基础之上,通过这种营销模式能够为该企业商品在市场上成功形成独特的营销文化;再次是进一步形成先进的文化理念。这种理念会引领整个企业走向更为宽广的市场。例如盼盼防盗门的市场经营口号“盼盼到家,安居乐业”被人津津乐道;建设银行的广告词“善建者行”富含哲理,提炼自老子《道德经》“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一句,这句话在结合其商业文化的同时,既弘扬了中国文化,又与建设银行的品牌结合到一起,将建设银行上升到一个更富有文化底蕴的品牌市场定位上,引起更多消费者的兴趣和注意力。 (三)将商业文化与传统民族文化融合而明确品牌市场定位 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主流商业文化都不同,但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家企业其商业文化如果和传统的民族文化相融合,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获得长足的文化保障,也为该企业商品品牌的市场定位增加了成功的砝码。因为一家吸收和借鉴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企业,会使其产品的附加值大大增加,从而使得商品在市场上面的竞争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很多著名的企业也是深谙其道,将这个特点利用的很好。例如无锡的“红豆”服装品牌就是借鉴了唐朝的著名诗人王维的名作《红豆》,这首脍炙人口的五言绝句已经深入人心,“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所以“红豆”这个品牌所融合的传统文化色彩十分浓厚;山东省兰陵集团的郁金香酒则巧妙地采取了关于李白的典故和诗作“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得益于融合传统民族文化的市场定位,兰陵美酒广为流传。很多企业都采用了商业文化与传统民族文化融合,以此明确自己品牌市场定位,这种品牌市场定位的方式也让它们拥有了足够的传统文化保障,有了更多的机会代表民族走向世界。 结论 商业文化是以不断发展和更新的文化基点而更改变化的,商业文化能够对当前整个社会当中人们的消费文化观念以及消费理念都起到很大引导作用。也正是基于商业文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面对消费者的消费理念有控制的作用,所以企业商品品牌市场定位应该更多地从中获取信息,这关乎到整个企业商品的品牌市场定位的成功与否,商业文化对品牌市场定位的影响可见一斑。最好的方式就是品牌市场定位要根据商业文化核心价值展开、并在已经建立的商业文化基础上创建企业的品牌文化以及将商业文化与传统民族文化融合精确品牌市场定位等措施的开展,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商业文化对企业商品品牌定位的积极作用。但是,如何让商业文化更好地为品牌市场定位服务,让企业获得更大的成功,还需要在今后进行更多的研究和探讨。 作者:牛文娜 单位:郑州财经学院 商业文化论文:城市商业形象文化创意论文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是经济发展的先导,是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源泉。一座城市,是该区域聚集人群在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的表达诉求的完美体现,在当今社会强调一体化、多元化、个性化并行的时代,如何将城市与符合这座城市的文化实现完美的融合,早已经成为立市之本。为什么一个城市会演化为文化名城、为什么一个城市会发展为商业之都、为什么一个城市会拥有与众不同的魅力吸引众多粉丝的光顾,除了名山大川、历史古迹外,更为重要的正是这座城市的内涵—即社会文化所散发出的独特气息。但由于在一段时间内,我国对城市商业形象的认识还处于一种初级阶段,在定位上盲目效仿国际一线城市的发展轨迹,抛弃了本地区应有特色,丢失个性化准则,错过了最佳的成长阶段和发展机遇。同时,在各自已经形成的城市商业形象的持续性发展管理上,又缺乏系统性、科学性、预判性,往往是今年一套方案,明年全部推翻,又冒出一个全新的想法,没有系统的战略发展规划,造成很多城市的商业形象塑造各自为战,杂乱无章。“千城一面”的城市风格,雷同的商业语言表述,乏味的商圈规划设计成为我国大部分城市,特别是东北地区城市商业形象的诟病。城市商业形象,这个最能展示城市的外在形象和内涵实力的差异化竞争的成功利器,却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城市经营,形象先行;形象塑造,商业支持;商业内涵,文化铸就。”城市特色的商业形象就如同一张亮丽的名片,拥有一个符合自身特点的城市商业形象,往往对城市间综合实力的竞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令城市获得较为丰富的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投资目光,捕捉更多的发展机会,挖掘出潜在的经济增长要素,从而对城市影响力的大幅提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商业形象作为城市形象的灵魂所在,它既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文化基础,同时又为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坚实的保证。深厚的城市商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文化行为、道德行为和心理构成。商业形象既是商业文化的表层和风貌,也是中国商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法。现阶段针对城市商业形象重新塑造的研究,更多还是从商业、经济的传统角度进行探索,难免出现“就事论事”、思路狭隘、孤立片面的弊病,很难跳出原有思维理念的制约,以多元化态度、混感官模式进行研究。本项目针对我国城市商业形象发展状况,以文化创意角度为切入点,并结合已有理论和近年来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所做的该项目类型研究成果,力求探索一条符合我国社会特色、人文理念的城市商业形象重构之路。辽宁省很多城市本土文化特点突出,借助其历史符号塑造起鲜明了城市文化形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城市的商业形象却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状态,或盲目发展模仿抄袭令自己变成其他城市的复制品,或停滞不前让自己始终停留在原有的已被淘汰的模式下艰难生存。对这些城市的商业形象重构研究不仅关系到东北地区的经济、政治的发展,甚至关乎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以辽宁地区重点城市作为对象研究其商业形象现状,将文化创意引入探索其发展规律,对于辐射至东北地区经济、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21世纪是充满创造力的时代,文化创意产业被称为新世纪的朝阳产业。国家在十八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让文化的创造力充分释放。当前,国家与国家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已经由过去原有的硬件竞争,逐渐向以文化创意产业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过渡,城市与城市之间原有的经济实力的较量已经逐渐演化成为文化实力的比拼,城市特色形象经营的主导方向已经开始向文化创意产业迅猛靠拢。一座城市所能散发出的独特魅力包括多方面,其中自身拥有的独特文化创意产业,是其它任何竞争城市都无法模仿的。而这种各不相同的文化产业特点,正是城市个异性的所在,也是城市所具有的真正综合实力较量的精髓所在。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创意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为本民族和地区的生存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对城市商业形象重构的研究中,文化创意应与其有着密切的关联。以精神文化作为构筑商业形象的灵魂,以制度文化作为强健商业形象的骨骼,以营销文化作为充实商业文化的血肉,以创意文化塑造商业形象的表层。同时建立商业形象经营的组织机构,构建商业形象经营的经济基础,构筑商业形象经营的核心精神,策划商业形象经营的传播战略。文化创意对在城市商业形象塑造的过程中,文化创意在其中所体现出的作用越来越大,城市文化创意产业与当代城市商业形象重构之间已经相互依存,互相促进,文化创意使城市商业形象充满活力,保持长久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李茉茹肖剑单位:大连工业大学 商业文化论文: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论文 一、当前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特点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在改革开放后成立的经营货币和相关产品以及提供金融服务的特殊金融企业。首先,它具备一般金融企业的特点,如作为以营利为目的,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具有一定技能、一定数量的生产者和经营管理者;进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并具有法人地位等,同时其生产经营的目的是获取利润。其次,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一种特殊企业,其还有一些一般企业所不具备的特殊特征。第一,作为提供金融服务的特殊行业,就企业内部讲,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对其员工技能操作流程的专业性和细致性,对其自身管理的规范性和系统性的要求,以及就企业外部讲,股份制商业银行对其企业形象的稳健性与诚信性的要求都要远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第二,在现今经济发展日益高速化、全球化的趋势驱动下,各类股份制商业银行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这也使得银行业的竞争变得日趋紧张与激烈。目前我国现有银行大致可分三类,国有银行;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如此激烈竞争的环境下,股份制商业银行能够存在下来,并且逐渐发展壮大,说明了它有独特的企业文化,这也是它能争取到可持续发展空间的关键。 二、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特征 企业文化是一种企业依据时代特色与自身特点建立起来的,并经过社会实践检验的,具有独特特色的文化治理模式,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亦具备以下特征: (一)广泛性与系统性罗长海在《企业文化学》中论述过:“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理解,有人认为就是企业对自身形象进行的设计及对外进行的形象推广与宣传,也有人认为就是企业自己创办一些报纸刊物,为员工提供一个文化园地……”其实,以上这些对于企业文化的理解都过于浅薄片面。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绝不是简单地将企业与文化进行嫁接,其内涵非常广泛,可以说,企业文化包罗了思想文化教育、体制制度构建、形象理念策划宣传等多方面内容。 (二)时代性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内容是依据时代特色建立的,具有时代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建立必然要以时下经济发展状况,人民思想状态及生活需求等等一系列时代特征为先导,因为其建立的最终目的是追求提高该行自身的经营能力、内部管理能力及外部市场竞争力等等综合能力,要能够经受住当下市场的实践检验,如若所设定的企业文化内容不能与时下社会人民所需紧密结合,那么必将最终被市场所淘汰。 (三)独特性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具有着各自鲜明的个性与特色,这是由各股份制商业银行不同的经营范围、经营管理体制、企业目标以及外部市场环境所决定的。所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都不能完全的照搬照抄,不然必会丧失其独特性,从而在市场中丧失人们对它的关注与兴趣,丧失市场竞争力。企业文化应是企业组织在继承传统文化知识精华,并依据时代特色与企业自身特点而形成的团体意识、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三、加强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意义 综合现今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特点及企业文化自身所具备的特征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于提高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的综合能力及市场竞争力有着非凡的意义。 (一)有助于完善管理机制因企业文化自身所具备的广泛性与系统性特征,在加强对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其企业行为准则、企业职业精神、企业管理结构和文化结构等都会被逐渐明确和完善。那么当其拥有了规范的企业行为准则、高尚的职业道德以及合理的管理结构和文化结构后,其企业的整体管理机制也会随之变得合理和完善。 (二)有助于增强内部凝聚力现今时代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企业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外部环境所给予的各种机会和条件,抓住时机;另一方面,企业也要通过自身的变革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一种向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特殊性企业,其要想保持自身的勃勃生机,就更需要紧密跟随时展步伐,适应市场需求。可由于企业内部员工可能存在的不同年龄、不同价值观、不同思维模式等差异,就无可避免的会出现企业总目标与部门分目标、团队目标与个人目标的不一致,从而导致目标上的分裂与冲突,最终影响工作质量与工作效率,使效益受损。但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行内企业文化建设来统一职工价值观,规范职工行为准则,激发职工工作热情,从而有效增强整个企业内部的凝聚力,提高工作效率,获取高收益。 (三)有助于提升外部形象,提高竞争力对于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客户是其利润的来源。客户对于商业银行的要求不外乎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因而只有不断对现有产品进行完善和升级,不断开发研制新的业务品种,同时在服务上提供更加全面周密,更加灵便高效的服务,才能巩固和扩大客户群体,赢得市场。而这一切策略的成功实施,都脱离不开人的因素,所以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加强自身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注重对本行职员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加强其专业操作技能,提升其综合服务素质,最终追求在客户群体中建立其良好的形象与口碑。因此,就业做到:首先,在加强自身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注重对本行职员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从而加强其专业操作技能,提升其综合服务素质,最终追求在客户群体中建立其良好的形象与口碑。其次,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加强企业独特经营理念及企业形象的策划与宣传,通过塑造和宣传自己独有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让客户充分了解其企业特色,借此塑造银行良好的外部形象,发挥品牌效应,从而可有效提高本行的客户认可度与市场竞争力。 四、总结 综上所述,依据企业文化建设自身所具备的广泛性与系统性、时代性、独特性特征,在股份制商业银行内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有助于完善管理机制,增强内部凝聚力,提升外部形象,从而有助于提升银行的市场竞争力,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与勃勃生机。因此,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对于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未来的发展有着非凡意义。 作者:孙龄同王丰华单位: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传统文化论文: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大融合 一、“和谐”问题是世界性问题 李方祥先生认为,人类社会从来没有真正得到“和谐”,我们渴望和谐,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贫富悬殊,人类对大自然的搜刮与掠夺,继而是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社会问题日益明显,“和谐”成为权力机构华丽的装裱,也是普通百姓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梁启超先生提出“必须要用东方文明去拯救已经腐败的西方物质文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经济处于“大萧条”,东亚多国的崛起,再次引起西方学者对东方文明的向往与思考。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是一位虔诚的儒家学者,他非常重视精神文明的学习,诚心学习中国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并把这种精神融入家庭与政治决策当中,正是他的这种“和与合”的精神使得新加坡经济飞跃发展,社会安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上世纪发展最快的“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的成功案例,不得不让我们反思:我们忽略了那些曾经让我们引以为傲的珍贵的传统文明。当前,伊拉克战争,中国台湾问题,中日钓鱼岛事件,朝鲜核武器问题,美国国债问题,都是世界性问题,经济危机爆发必然引起一连串社会问题,有的国家抗风险能力强,受挫不大,有的国家在金融危机中欠债累累,世界各地掀起“孔子热”,并重新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宝库。 儒家文明具有划时代性和深厚的思想底蕴,不仅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精神食粮,同样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珍贵的社会资源。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他们渴望借助儒家文化,解决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德国“孔子学院”成立至今已经六周年;韩国人崇尚汉学,热衷程度可见一斑,更扭曲孔子为韩国人;斯坦福大学把汉学归为必修课,由此可见,世界各国对汉学的崇尚与重视。十七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的历史任务,和谐的建设,不能单独的高举口号,我们应该结合实际,吸收传统文化精髓,取其精华,深入学习。 二、提高思想道德修养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虽然儒家伦理具有阶级性,这种思想潜移默化根植于人民内心,我们不能否认,对于稳定社会民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中国传统社会,十分重视道德修养,儒家文化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注重个人品德的修炼,对于规范个人行为与稳定社会秩序起重要作用。 现今我们提倡和谐,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社会和谐又必须回归到家庭邻里的和睦。古语云:厚德载福,敦厚的个人,和谐的家庭方能承接幸福,假如任何事情都斤斤计较,家庭妯娌面和心不合,处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么这个家庭也不会幸福,培养的孩子也不见得立足于社会,并不能成为人们的表率。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开始腾飞,大国地位日益彰显,但许多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上世纪建国初期,中国人口增长暴涨,如今社会正面临老龄化问题,出于国情考虑,国家不可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完全赡养老龄人,因此,更加需要家庭的友好和谐,弘扬尊老爱幼的思想,发挥中国传统的孝义精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社会调控手段已经从法律层面扩展到政治、科教、和道德领域。就社会主义经济法规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遵从一般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鼓励市场竞争,我们在关注市场经济的同时,也不忽略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早于几千年前的中国,就有《史记》关于职业道德的记载:买卖公平,恪守信誉,童叟无欺等等。中国人喜欢“和气生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思想一方面忽略了法律的重要性与权威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中国人重视诚信和道德修养的特征,“以和为贵”。人无信而不立,诚信不仅是人际交往的法则,也是衡量一个人正直与否的道德标准,商业活动需要公平公允,学科考试需要诚实守信,当今市场经济活动中,道德规范有其独特的价值与功能。 三、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民主与法治秩序是现代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追求。儒家和谐强调秩序而非活力,现代和谐观念兼顾公平与效率。今儒家思想能在每个历史时代吸收与自己不同的甚至异质的思想于自身,以适应新的情况而对自己作出新的诠释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是其独特生命活力的秘诀。令以儒道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边程中,传统文化将发挥重要作用。 很多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夹杂着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回归原点,我们看问题不应该一刀切,是个错误,但并无损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相反,我们在艰辛之中寻求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解决矛盾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稳步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维权与上访行动越来越频密,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我们加强全民族道德意识修养,提高思想与文化素质。十七大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符合国情需要的,是深入民心的,是得到全民族的广泛认同的,我们应该用和谐的手段解决矛盾,求同存异,实现真正的和平大一统。 李方祥教授说,“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理论极其丰富,然而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运行,却只做了表象性的原则上的描述”,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仁,德”方面的中庸之道,正好弥补了马克思主义在理性思维上所缺失的内容。 传统文化论文:谈传统文化对当今美术教育的影响 一、民族传统文化丰富了美术教育的人文价值 1.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着名文化学者认为“文化”主要包含三个层次,一是思想、意识和观念;二为“文物”;三为“制度和风俗”。文化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国历代都出现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各种美术作品和资料,如彩陶、青铜器、雕刻、汉画像石、壁画等等,都富含生动的文化内涵,是很好的教育素材。而作为“孔孟之道”的儒学中的“仁、义、礼、智、信,谦谦君子,仁者爱人”等思想,凝铸着美术艺术工作者的灵魂,闪烁着他们高尚的行为准则,影响一代又一代国人,可谓“先做人,后做画”,是画如其人的真实写照。 2.当代基础美术教育体现了人文价值的塑造。 随着美术新课程改革日益深化,美术教育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得以重建,我们应着重从教育和文化的角度来认识美术课程,而不是从美术这一单一、狭隘的角度看待美术教育。因为每一种、每一个时代的美术都与一种特殊的、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也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因此必须把引导学生参与文化的交流和传承作为美术课程价值之一,在美术教育中充分体现人文素养。新课程的改革也把对学生的审美情趣、审美素质的培养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人文精神与传统的结合。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中就明确指出:“美术教育要与生活联系一起”,“美术学习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技术手段技巧的训练”,美术学习应“提高审美意识和审美能力,增强对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热爱及责任感……”这些都体现了美术教育对于人文价值塑造的要求。 3.民族传统文化升华美术教育的人文素养。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营养的国际大师赵无极,在他的抽象绘画中意象地体现着道学的至深境界,他曾精辟地说“画面要呼吸”,画一旦完成就具有生命,正是立足于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才让他走向了世界艺术的巅峰。在美术教育和创作中,传统文化是肥沃的土壤和无尽的源泉,更是历代美术和艺术大师成功的基石,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承塑造了一代又一代技艺精湛与人文素养高尚的艺术大师,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证实了民族传统文化对于艺术和美术在人文素养培养方面的重要价值作用,不断升华历代大师的人文素养和艺术水准。在当代我们更需要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使之在基础美术教育中传承、发展,让传统文化在美术教育中得到回归、发展、创新。 二、民族传统文化与美术教育的互溶 1.美术教育的发展需要传统文化的浸润。 翻阅中小学美术教材可以发现,和传统文化有关联的内容相当少,传统文化正被慢慢忽视和遗忘。过去机械反复地进行技能传授,结果将美术的内涵给彻底破坏掉,究其原因在于:无视学生的自主创造力,严重制约了学生对审美的理解、感知、想象,更不能让学生得到美的教化与对美术文化的认识,那么素质教育只能成为纸上谈兵。美术是人类智慧表现形式的结晶,具有增强审美能力、启发艺术创作思维、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品质的功能。基础美术教育改革僵局的打破,从保护民族文化入手是一个重要途径,重建美术文化生存、发展和传承的平台,把根留住,让传统美术进入课堂不失为一条良策。 2.在日常的美术教学中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日常的美术教育活动中,我们需要重视传统文化学习的引导,首先要认真品读作品,挖掘作品背后的文化内涵,使作品变成一个具有生命的作品,最后还可以从教学实践中,把传统文化融入美术教学,动手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如临摹一些艺术作品、手工艺品等,也可以开展课外教学活动,让学生加深对传统文化元素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让传统文化在美术教育中相互交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优秀传统文化、民族人文精神的支撑,就会虚无,就会异化。因此,我们美术教育工作者要充分挖掘、有效利用优秀传统文化,为美术教育服务,切实提升人文精神,其有效的结果又必然有利于传承、创新传统文化,形成良性循环,实现能力和素质的双赢。 传统文化论文: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台湾广告中的应用 摘要 本文从台湾茶饮料广告、酒广告和房地产广告三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广告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关键词 台湾广告 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孕育出中华文明的灿烂多姿,传统文化,尤其是儒、道思想中的仁爱道德、忠孝信义,在中华大地上深深扎根,对现代中国产生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样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这也在其广告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从低卷入度商品——茶饮料广告、酒类广告到高卷入度商品——房地产广告,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应用。 一、台湾茶类广告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从唐代陆羽的第一部茶叶专着《茶经》开始,“天下益知饮茶”,从不同制茶方式到讲究的茶具再到各式的冲泡方法,茶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承载着古老的中华文明。 两岸的茶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台湾茶源于大陆,其茶文化也打上了大陆茶文化的深刻烙印,不但继承了老祖宗有关茶的经验与智慧,还在保存了茶独有的韵味的同时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 古人喝茶,多与精神意义相关:文人墨客借品茶赋诗来追求高洁的精神品质,高人隐士通过钻研茶道寻找人生的智慧,贵族士大夫用好茶待客以显示自己尊贵的生活品位……而如今,现代繁忙的人们已没有空闲慢慢地醒茶泡茶喝茶,取而代之的是风靡全球的茶饮料。 茶饮料现今已是随处可得的便利商品,街边商店无论大小总会有茶饮料醒目地摆放在柜台上,古人精工细作的泡茶方式已被现代社会的快节奏所遗忘,现代人总是嫌洗茶倒茶渣太浪费时间,于是,如速溶咖啡一般便捷、高效的喝茶方式也随之出现。 台湾茶的两大巨头“康师傅”和“统一”无疑占据了半壁江山,再加上一些其他品牌如“古道茶”、“御茶园”等,台湾本土品牌已牢牢统治了本地市场。在它们的广告中,运用传统文化进行诉求是一种很重要的方式,无论是从传统艺术美学的角度还是从中医养生的观念,诉求于中国人心中对传统文化或景仰或尊崇的心理,营造传统文化中注重人格修养的氛围,是台湾茶饮料广告诉求一个不可忽视的手段,这使得很多的茶饮料广告都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 1 台湾茶广告中的传统艺术美学 台湾的茶饮料广告中经常表现以礼待客、尊师重教、孝敬长辈等场景,在优美的意境中体现道德仁爱、友情信义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是传统艺术美学思想在台湾茶广告中的体现。 台湾明星林心如代言的“古道茶”系列广告中的“古道梅子绿茶”,展现的是以茶会友的场景,“古道葡萄红茶”追求的是亲近自然、回归健康的生活方式;徐若瑄代言的“御茶园”广告中的“奉茶篇”讲述的是向老师奉茶以表敬意的故事,“会面篇”同样表现对长辈的尊重。 中国人对这些传统美德的追求恒久不变。通过塑造与此相关的广告场景,唤起人们对古典文化的追忆,广告诉求的不仅仅是茶饮料本身,更是蕴含在其中的传统道德标准与修生养性、自我提升的价值观念。茶文化这种古老的文明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人遗忘,而是在新时代_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不仅是现代人对优良传统美德的继承与发扬,也是传统艺术美学的核心价值。 值,而“风云”酒正是有了许多人的研发、改进,才能成就今日的辉煌。“成就风云”一语双关,既鼓励人们要成就风云人生的理想。也体现了“风云”酒来之不易的成就。追求人生价值是中国酒文化的一种重要精神理念,这在台湾风云酒广告中被很好地体现出来。 三、台湾房地产广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家”的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空间,无论是贵族的宫殿还是白丁的茅屋,或大或小的房子里承载着人们对家的深深眷恋,这不仅仅是遮风挡雨的寓所,还是对人生、对情感的寄托。 台湾的房地产广告多注重对心理、对感情的诉求,往往用最质朴愿望、最单纯的情感去打动消费者,而不仅仅是诉诸理性,把房屋结构图或装修效果图简单地铺陈于宣传单页中。 1 借用古典文学作品,打造人居文化 台湾新竹科技同一个名为“荷香别墅”的楼盘广告。极富特色,其宣传册的第一页,是一幅清秀高洁的荷花图,下面所配文字,极具文化底蕴,节选自宋朝大文豪周敦颐的《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这段文字咏赞荷的高洁,以荷比君子,将它用在楼盘的宣传中,就是采用联想嫁接的方式将荷花高洁的品质附加到楼盘上来。 这则广告将“世外桃源”作为其文化定位,赋予楼盘更多的文化附加值,让消费者对广告中所描绘的美好生活产生向往,并以此为目标不懈追求。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不仅是对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提炼,更是对人格的提升、对人性的完善,也是对楼盘在消费者心中地位的有效提升。 在台湾这片喧嚣的土地上,为心灵寻找一个家,让身心回归自然、融于自然,在繁华的闹市中追求一种恬淡、抒情的生活方式,广告所塑造的意境正好满足了消费者对“世外桃源”生活方式的追求与认同。借助古典文学,楼盘成功塑造了独特的人居文化。 2 继承古代思想精髓,重寻和谐家园 台湾房产“林与堂”的广告文案不仅包含了陶渊明“隐士”的风范,更进一步发展为孔子“中庸之道”和老子“大隐隐于市”的精神价值观,其“居所·归心”篇文案如下: 生活的最典型为中庸生活,在动与静之间,找到一种完全的均衡。——摘自林语堂先生《生活的艺术》一书。精神与物质兼顾,生命才能从容,颠峰人士的事业与生活,像一座越来越难平衡的天平,车水马龙的市中心,帮阁下赢得事业的效率,却赔掉居家的宁静。根据最新统计结果显示。邻近公园,静巷内的住宅,比大马路旁还要受欢迎。“林与堂”隐身在繁华都会的静巷之中,散步到大安森林公园,开窗看见台北远企中心,享有盛世的繁华,也拥有远世的宁静。 此文案强调都市生活所需要的均衡,物质与精神之间、动与静之间、事业与居家之间,无论是哪个方面,都要追求中庸之道的生活方式。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而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是合一于至诚、至善的境界。广告以繁忙都市中渴望拥有和谐生活的人们为诉求对象,以古代思想理论的精髓为手段进行说服,以至诚至善的心态容纳疲于应付生活的世人。闹市的喧嚣与静巷的安逸、盛世的繁华与远世的宁静和谐归一,一种大隐隐于市的绿意,将居家静静地包围,住在这里才是真正的智者。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渗透到了台湾广告的疗方面面。 台湾广告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不仅是对古代历史文化的继承,也是对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传承与发扬。台湾广告注重文化价值的塑造,借助传统文化构建出与众不同的文化意境,诉求于人们内心对古典文化的认同感,在现代社会繁忙快速的生活节奏下,帮助人们建立贯穿古今的深厚的价值观。 2 台湾茶广告的中医养生观念 中国人讲究养生之道,中医养生保健之法古已有之,日常生活中的养生基本上都可以从食物中得到满足, 因此才有了“药食同源”、“食疗”等说法。茶的作用早已不局限于止渴,其保健及药用价值也早已被人们所认知,因此,中国人自古就养成的饮茶习惯对于日常的养生保健有着积极的作用。 康师傅大麦香茶的广告就是诉求于传统中医养生之道,中医很早就认识到大麦的药用价值,称其味甘、成,性微寒,有益气补中,利水通淋等作用。如《本草拾遗》说它能“调止中泄,令人肥健”;《调燮类编》认为“大麦性平凉,助胃气,为面胜小麦,而无燥热”。康师傅大麦香茶就是取大麦温和养护的特点,研制出的去油解腻、消热解暑的天然茶饮料,这款绿色天然的产品,既符合中医养生观念,又满足了现代人列天然健康饮品的需求。 康师傅推出的大麦香茶广告,非常注重对健康的诉求,无论是选择金色麦田作为背景还是对六棱大麦的细节表现,都从各个角度体现出自然、绿色、健康的中医养生观念。广告文案“上选六棱大麦、细火煎焙、麦茶温和养护”表明原料的优良品质、加工过程的精细和产品健康的特性,并且同时推出无糖和低糖两款产品,更加契合现代人对美、对健康的追求。 二、台湾酒广告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发扬 中国的酒文化享誉世界,从《诗经》里的“八月到枣,十月获稻,为此舂酒,以介眉寿”到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再到李白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跨越几千年的历史,中国古典诗词见证了酒文化的发展与兴盛,也从酿酒、酒具、酒的精神价值等不同方面阐释了传承几千年的中国酒文化的深厚底蕴。 1 台湾酒广告对“人情味”的传承 酒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作为一种情绪和体验的文化,它更多地融于人们的精神世界当中,酒文化中蕴含的人情味,是其他任何一种文化形式都无法比拟的。以酒会友、以酒论情,酒远不止是满足人们口腹之乐的玉液琼浆,更是一个传承“人情味”的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良好的礼仪,优雅的气质,高尚的情趣和超脱的心境。 台湾玉尊威士忌酒广告就在广告中体现了浓浓的人情味,主要表现为朋友之问的深厚友情:朋友们没有忘记夏天的约定,每年都在海边餐厅聚会,在海风的吹拂中畅饮威士忌,不变的酒象征着朋友之间永恒的友谊。广告注重营造一种自然洒脱的气氛,在酒香情谊重的环境氛围中将玉尊威士忌酒的“人情味”体现出来。 广告表现的是人们感情的真实流露,是对友情的释怀,这种强烈的情感观使人们对玉尊威士忌酒所蕴含的浓厚“人情味”产生认同,而正是这种认同感反过来再把更为深刻感情价值赋予玉尊这个品牌,使它对“人情味”的传承更为深刻,也使“玉尊”的品牌内涵在酒文化的滋养下酿造得更为深厚。 2 台湾酒广告中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台湾烟酒公司的玉山风云高粱酒广告体现了不断追求人生目标、超越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民族精神,广告中一首气势高昂的歌就很好地体现了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风云起,山河动,把酒言欢向前冲,纵横天下气势宏,奋斗人生,成就风云,过关斩将我最重,风云既出立大功!” 广告中展示的是一群年轻人聚会的场景,每个人都充满了豪情壮志,要为实现自己更高的人生目标而努力,也许这些人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他们在看到了风云酒的时候仍然被这种灌注了积极拼搏、奋发进取的精神理念的酒所激励,产生了继续奋斗的勇气和信心。正如广告词中所说“奋斗人生,成就风云”,人生只有不懈奋斗才能实现自身的。 传统文化论文: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室内设计的影响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传承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灿烂和辉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是无穷的,影响力是超乎想象的。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业,每一个角落都渗透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力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传统文化所带来的作用更是处处可见。作为室内设计师们,总想在设计自己的作品时推陈出新,打破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搞前卫设计。但实际情况都是无论设计者的作品多么的新颖别致,都还是能够在传统文化中得到解释,始终具有传统文化的种种特性。 因为现代室内设计起源于西方的原因,中国现今的室内设计总是偏向于西方化,当然中式(明清为主)设计[!]除外。但很多中国室内设计师渐渐意识到,中国人出于对西方传统文化的不了解,不能真正体会其设计内涵和寓意,一味的模仿和照搬西方,只会使作品失去其民族性,变得不伦不类。所以要想创造中国室内设计的辉煌,必须要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中。 什么是传统文化呢?传统文化就是从古到今人类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今天创造的文化,到了一定的时间后也就成为了传统文化。室内设计在各个方面始终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一件室内设计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外形(表面特征)、意念、神韵。 一、传统文化在外形设计中的体现 外形设计对传统文化方面的体现绝不是生搬照超,而是在传统造型的基础上结合当今的流行时尚元素加以改造和创新,以现代人的审美来决定设计风格,或者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应用来体现民族特性来表现设计者的构想 比如说现在室内设计当中经常用到的瓷砖,我们经常看到一组组瓷砖拼合而成的造型,传达出某种意境,或者一组组被故意打碎的瓷砖碎片做成的电视背景墙,又或者是餐厅走廊墙壁及地面随意贴上一两片,形成装饰感极强的壁画和地面绘制效果。但是在这些设计中,都无一例外的显示出传统文化的因素,首先,瓷砖本身渗透着中国千百年来的陶瓷文化,其中饱含传统艺术的底蕴和功力,陶瓷文化贯穿着千年的文明史,也传达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情绪。而设计师并没有死板地去照搬古代陶的图象纹样,而是采用了极具现代感的几何图案还有现代的编排形式,无形中将传统的“陶艺”溶入到了现代室内设计当中来。 着名的人民大会堂澳门厅由王炜钰设计,他将我国古代园林设计中经常用到的莲池美玉,亭台园榭,翠竹杨柳,奇山怪石,传统形式的藻井式天花,统统巧妙的安放在现代化的室内,它既有中国古代园林中南方的秀丽、俊美,又有北方园林的庄重、华贵。设计中大量运用了传统元素,并且将其巧妙地应用在现代的室内设计当中,堪称古今结合的典范。又比如现在涌现出的众多仿明清室内设计风格的茶楼和餐厅,以及遍及北京城的各种古玩店等等。 这些说明传统文化中的外形在现代室内设计中被广泛应用,现代室内设计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传统文化赋予现代室内设计更深的内涵,使其具有更加强烈的艺术气息。 二、传统文化对现代室内设计意念的影响 现代室内设计讲究以人为本,敬重自然的力量,并且在整体的布局和空间分割上强调“气”的流通,通畅,经验丰富的设计者还会把中国传统的风水理论应用其中,并且风水理论已经开始在西方建筑和设计中得到重视,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给与现代室内设计包括其他设计理念上的巨大影响。 中国现代室内设计在空间分割上任然沿用着古人留下的方式方法,比如屏风、博古架、衣帽架、飞罩、鱼缸、帷幕等极有传统特色的分割器具还是被大量应用。人与环境的和谐与统一在室内设计中从未被忽略,也在无形中印证了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关系。 环保理念已经成为室内设计所应遵循的又一准则,现代室内设计在材料的选用上恪守可以重复利用,能够降解,以及污染小等有益于环境的原则,提倡利用自然无污染清洁材料,比如阳光、风、地热等。 现代室内设计发展迅速,装饰材料,设备设施,家具家电的更新换代很快,设计者应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合理设计空间,坚持环保材料至上,始终把握好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观点,动态和可持续的发展观,即要求室内设计者既考虑发展有更新可变的一面,又考虑到发展在能源、环境、土地、生态等方面的可持续性。这些现代设计的理念无不是从传统文化而来。早在三千年前,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均由道所生,所以世上的一切万物必须遵循道的规律,否则就会遭到惩罚。而佛家创立的因果报应和六道轮回学说,也就是教育人们要遵循客观世界中存在的自然规律。所以人必须保护自然,保护环境,保护地球上的生物,也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这与当今的室内设计理念不谋而合,从中看出现代室内设计受其影响多么深远! 三、传统文化对现代室内设计“由繁入简”的启示 设计学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学科范畴,包括装潢设计,装饰设计,景观设计,工业造型设计,服装设计等等。设计学中有一句话叫做“添一笔容易,减一笔难”,其中的含义是指无论是何种类型的设计也包括绘画书法,都秉承“从简不从繁”的创作准则。崇尚运用最少的设计语言或者设计元素,来表达最丰富最精彩的意境,就像是服装设计并不是以服饰上的装饰物的多少来判断优劣; 平面海报的成功与否也不会由线条、图形或者色彩的数量来决定;同样室内设计讲究空间分割合理,空气流通顺畅,反对过多堆砌,过分装修。 “从简不从繁”的创作准则绝不是对细节表现的完全抛弃,相反它是对细节的高度概括和统一,甚至达到了“增一分则肥,减一分则瘦”的地步,对细节的要求惊人地苛刻。其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此处无声胜有声”以及“惜字如金”,早在几千年前《道德经》中就有说明:“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可见“由繁入简”受到了中国传统老话“冗繁削尽留空瘦”的影响。 社会在不断进步,文化科技更是发展迅速,室内设计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始终存在于其中,无论室内设计的未来将如何发展,传统文化将永远相伴,也必将发挥其强大支撑和源泉作用,为室内设计的发展提供原动力。我相信,传统文化对室内设计的影响会始终存在,并且发挥更大作用。 传统文化论文:简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紧密,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互相促进。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命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做出了科学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紧密,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行不悖、互相促进。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源于诸多方面,其中,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是在特定的民族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时代的社会意识,都和以前时代的社会意识有着联系,它的产生和发展都要以前人所积累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思想文化传统。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密切关联又不相同。传统文化是区别于外来文化、当代文化,指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文化传统是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一代一代的积淀,是文化的“活的灵魂”。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化传统,它贯穿于中国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道德礼仪等各个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其中的各个方面都贯穿着中国文化传统。如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包容会通”、“见利思义、诚信为本”“勤俭廉政、精忠爱国”、“仁爱孝悌、谦和好礼”、“克己奉公、修身慎独”等精神,通过改造融入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之中。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继承,而是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升华和创新。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吸收、改造、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思想在形成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改造表现得非常充分。以“群众路线”为例。西周政治家周公提出的“敬德保民”等思想,开启了中国民本思想的先河;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政得其民”的历史兴亡规律;荀子进一步提出“君舟民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本思想,都被思想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主张,也吸收和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和尚中”思想。孔子在创立儒家学说时,十分重视“和”的价值与作用。他强调“和为贵”,把“和”视为做人处事、治国理政的价值判断标准。他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的“和同”思想,也是既承认差异,又要求和合,通过互补互济,达到事物的矛盾统一,形成和谐的状态。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他认为,万事万物都包含着阴阳两个矛盾的方面,阴阳相互作用构成“和”。“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贵和尚中”思想的现代价值,提炼出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和谐文化”,提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个创造。 其次,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的过程中,吸收和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综合创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它围绕爱国主义这个核心,包含了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内容。民族精神这些方面的内容,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凝练下来的,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比如,爱国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永恒的主题。爱国主义作为一种体现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深厚感情的崇高精神,同民族的发展历史联系在一起,体现为一种文化。中国历史上无数的爱国志士,用他们的英勇事迹谱写出了爱国主义的光辉诗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革命和拼命的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也都是在汲取传统文化养分的基础上,由中国共产党人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内容十分丰富,它围绕改革创新这个核心,包含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等精神。这些精神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创新。 再次,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与创新。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它同样需要继承前人思想道德中有价值、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当前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大力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同志提出来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结合我国道德建设的具体实际情况,为我国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尺度。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了中国古代的“知耻”文化传统,吸收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提出来的“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仁则荣,不仁则辱”、“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等荣辱思想的精华,把这些思想改造成为易懂易记、朗朗上口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荣辱观摆正了个人在他人、社会、国家中的位置,体现出中国文化智慧中深刻的生命意识和精神追求,表现出人格的“自我的创造性转化”。 三、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中国传统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资源,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坚实基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传统,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构建适合中国实际的、能够形成国人共识的、反映中国现实发展的、引导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体系。要达到这个目标,应注意解决好以下问题: 第一,充分重视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处理好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都中断、失落了,唯有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承前启后、薪火相传。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有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作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就没有中华民族精神之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无法建立。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说明,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我们当代构建的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联系。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一是要充分重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我们对传统文化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到了“”,这种倾向被推向极致,变成了一场“大革文化命”的运动,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空前的摧残,在中国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心里都留下阴影。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结果,最终酿成了一系列恶果,造成了“断裂的一代”、“西化的一代”,造成了对传统文化没有温情和敬意、失落迷茫的一代人。改革开放后,党中央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危害性,大力倡导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收到了显着的成效。但也不可否认,在一些国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中间,还没有对这个问题充分重视起来,更没有落实到行动中。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契机。我们要认真对待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把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放到一定的高度上来认识。二是要认真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瑰宝。它历史悠远、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宝贵的思想资源,如“和合”、“民本”、“天人合一”、“制天命而用之”、“民胞物与”、“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知行合一”等命题和认识,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都值得很好地发掘。三是要批判地继承。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否定中国文化诚然不对,但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也是错误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糟粕的东西,必须对这些东西加以剔除。比如,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等级观念、“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官本位”等观念就是需要剔除的糟粕。法家学说中的“尊君”、权术思想,对现代社会管理也是消极因素。道家学说中的“守拙”、“贵柔”、“无为”等思想,在现代社会中都有一定的消极意义。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说要重视传统文化,就把古代的经典奉为至宝,认为只要熟读经书就会无所不通,就是掌握了传统文化,就可不加鉴别、不加批判地全盘拿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弘扬,必须采取“扬弃”的辩证态度,才能从中汲取积极的因素,构建出能够反映国人共识的科学的核心价值体系。 第二,整合与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近现代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曾经展开过几次比较大的争论,有过“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会通以求超胜”、“全盘西化”、“儒学复兴”、“民族大众文化”、“创造性转换”、“综合创新”等观点。笔者认为,张岱年先生提出来的“综合创新”论在中国文化论争中是一种极具价值的学说。这种文化主张,是在研究和分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论争中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抛弃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排除了盲目的华夏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干扰,特别是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意吸收“会通以求超胜”论、“民族大众文化”论中的合理因素,认为只有辩证的综合创造,才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坦途。对古今中外有益文化加以综合,以构建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折中,而是发扬一种创新精神,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为此,我们既要对传统文化中有益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合理成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文化样式。例如,将传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创造性转化为义利兼顾的新型的价值观;将儒家所极力倡导的“贵和尚中”精神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和谐理念;同时,我们又要紧密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把传统文化的主导价值观与当代中国的现实价值导向、价值理想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观。例如,将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观念发展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当代爱国主义精神,以此丰富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传统文化论文:八荣八耻学习心得——从传统文化看荣辱观的养成 教育周刊:中国人自古注重荣辱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古代文献中,有关荣辱观的论述还是很丰富的。 彭林:荣辱观,就是怎样看待荣与辱,以做怎样的事为荣,以做怎样的事为耻,有其鲜明的道德指向,实质上是价值观问题。历史上,最早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性的是周公。商纣王以为自己的权力是天佑神授,所以为所欲为,暴虐无道。结果牧野之战,顷刻覆亡。克商之后,鉴于殷商覆亡的教训,作为政治家的周公,对商朝的政治做了历史性的总结,认为商人覆亡的根本原因是失德,因而提出了把道德建设作为政权建设核心的主张。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说,周公纲纪天下的宗旨,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王先生还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公之后,德治问题成为孔子、孟子、荀子等知识精英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作为毕生崇尚道德、追求完美的君子,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怎样趋荣避辱,怎样对社会有所贡献?他们的论述,我们今天读来,依然富有启示。 《管子?牧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维”的意思,大致与“纲”相同,所以古人经常“纲维”连用。社会的安定与进步,要靠道德的引领。礼、义、廉、耻,是道德的四大纲纪。人一生不做坏事,不是慑于法律,而是出于人的良知,当这样的教育成为大众的普遍意识之时,国家才会有长治久安。礼,就是人与人交往时的最合于道理的行为方式,所以《左传》上说:“礼者,理也。”社会要走向和谐,就要克服混乱无序的状态,人人懂得互相尊重、彼此谦让,这就需要礼来引导。“义”,在先秦语汇中,是适宜、合理的意思。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解释说:“义者,宜也。”人见到合理的事情,即使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很危险,也应该挺身而出,以维护公道,声张正气,即后人常说的“见义勇为”。“廉”,是廉洁。古代的士,都把清廉作为重要的操守来对待。清廉与否,是官声好坏的主要指标。官员负有领导社会的责任,如果不能清廉自守,一心奉公,就会成为社会的蛀虫,危害一方。“耻”,是耻辱、羞耻,孟子说人有四种善端,“羞恶之心”是其中之一,即对于害人、害己的坏事,有厌恶之心,羞于去做,哪怕打死也不能去做。这是有是非观念的表现。在孔子的学说中,仁是最高境界。孔子提倡“仁”,仁者对大众有强烈的爱心,对社会有至诚的关怀。人一生的荣辱,都与是否行仁密切相关。《孟子》中说:“仁则荣,不仁则辱”。可见,在孟子看来,荣辱是与道德相互依存的。道德高尚者,如孔子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有坚定的理念,为万人所敬仰,自然会有荣光。即使在世时不得志,为权势所压抑,但也会有身后之荣。相反,悖逆仁道,多行不义,即使得逞于一时,但终究要受辱于世。荣辱与个人修养也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学而》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诚信,有礼,自然就远离耻辱了。反过来说,没有信誉,无礼,当然要徒自取辱。 在儒家的学说中,荣辱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比如,儒家提倡孝道,其中就渗透着荣辱的问题。如果做子女的在生活上能够尽心照料父母,可是却去做辱没父母名声的坏事,使父母蒙羞,这同样被视为不孝。这是非常朴素的道理,因为自己的名声是与父母、家庭不可分割的。《礼记?内则》说,“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意思是说,即使父母故去了,如果想做善事,想到这会给父母带来好的名声,就一定会去做。反之,如果想去做坏事,但想到会给父母带来羞辱,就一定不会去做。在《礼记?祭义》里,把“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都看作是“灾及于亲”、有辱于父母、有辱于门庭不孝行为。因此,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考虑是荣、是辱的后果,这是劝人向善的非常有效的方法。不同的身份,荣耻的内涵也是不同的,地位越高,相应的要求也越高。例如,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尸位素餐,就是耻辱。《论语?宪问》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国家政治清明,你拿着俸禄;国家政治不清明,你不去努力改变它,照样白吃俸禄,就是耻辱,因为你没有社会责任心。《论语?泰伯》也有类似的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国家政治清明,政策很好,可是你不知努力,依然过着贫贱的生活,这是你的耻辱。相反,政治黑暗,你却荣华富贵,这也是你的耻辱。此外,官员要忠于职守,要能出色完成任务。《论语?子路》说,子贡请教孔子:怎样才能称为“士”?孔子把“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作为士的条件之一。个人的荣辱,总是与祖国的荣辱息息相关的,因此,不使国家的声誉受到影响,历来是荣辱观的重要内涵之一。 传统文化论文:从中华传统文化视角看国民素质的提高 一、国民素质提高的重要性 1、国民素质的内涵 所谓国民素质,是指一国国民在先天禀赋和传统文化影响的基础上,在后天教育和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包括身体、心理、社会文化特质等在内的综合素质。国民素质包括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它具有先天不同性与后天 发展性、历史性与现实性、协调性与非协调性、个体性与群体性等特征。 国民素质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包括了很多方面,具体可以分为三类八种:三类素质是指自然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素质;八种素质是指政治素质,思想素质, 道德素质,业务素质,审美素质,劳技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 2、提高国民素质的必要性 (1)国民素质是构成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要素。作为社会主体的中的“人”,作为知识的有效、能动载体,国民肩负着创造知,、掌握、使用知识的使命。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国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民质量的优劣。因此,国名素质得以以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国力。 (2)良好的国民素质是维护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的有效前提。 为实现以信用为支撑的市场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需要切实提高国民的素质,包括良好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在内的综合素质。 同时,普遍提高国民的素质,对平衡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为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都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3)国民素质的提高,对加快我国经济持续又好、又快发展起着根本性的保证作用。 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这一问题上,过分重视硬实力的建设,却忽视对国民素质这个软实力的提高。致使国民素质中,存在文化程度偏低、科学素养不高、主体意识薄弱、民主精神欠缺、法制观念淡薄等问题。这些问题也正成为影响我国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既然国民素质的提高有如此重大意义,那么,怎样才能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中华传统文化对此有没有帮助呢? 二、中华传统文化——核心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 第一、中华民族精神 《易传》中提出的“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及“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两个命题, 集中地体现了我们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自强不息”就是“努力向上, 决不停止” ,中华民族不断进取、奋发有为精神的写照;“厚德载物”指君子应以大地一样的胸怀包容万事万物。这些特点, 概括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哲学家主张清静、无为, 但从总体上讲, 中国文化历来关注现实人生,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一直居主导地位。 第二对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中最为鲜明、持久的传统之一,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历代哲人都认为人应该有崇高的社会理想,这个社会理想就是《礼记·礼运》所描绘的大同世界。这种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原始大同社会图景,影响了中国历代哲人和统治者。中国古代哲学中有肯定人的人格尊严、人的道德价值的思想,儒家道德的特点是富于理想主义、人文主义和实践理性精神,它追求自我完美,力图通过道德塑造理想人格。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也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为大丈夫。”认为高尚品德的价值远在世俗的富贵之上。儒家非常注重气节,孔子说: “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人, 有杀身以成仁。 第三 .修身克己,中华传统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并强调“修身为本”。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修身,自己优秀了,才能走好下几步路。以上谈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中哪些内容可以与今天的时代相结合,从而提高国民的素质,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呢? 三、如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提高国民素质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当中,中华优秀文化蕴涵的人生智慧、价值观念、道德理想、人生追求、情操境界以及对世界感知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 第一思想教育。 教育,对人的行为,对社会的活动,都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受思想 支配的。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必然产生正确的行为。反之,亦然。但是,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盲目的思想,必然产生盲目的行为。这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比如,他习惯了大嗓门说话,已变成常态,不知在国外惹人讨厌,所以在白人面前仍我行我素。这就要事前教育,使其懂得在出国旅游时,知道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提升其交往能力和礼仪素质。这样,才能避免不教而诛,也才能避免罚不责众。其实,董先生也说到,“随地吐痰,大声喧哗,没有礼貌,更多的时侯是不懂得什么是礼节。”从不懂到懂,靠什么?还不是教育。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正是对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传承与创新。 第二 发展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一条重要原则,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只能依靠发展经济来解决。国民素质提升问题,也要依赖经济发展去解决。经济是基础嘛!基础变了,矗立之上的生活方式、习惯、行为也会或迟或早地起变化的。比如,六七十年代,卖菜的售货员都能以“菜”谋私,经济发展之后,这种特权就自行消逝了;比如,如今住进高级楼房地板比镜子还亮,他会随地吐痰吗;比如,一个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人,他会赤膊上街,在公交车上大声喧哗吗,等。这些都有待经济的发展,导致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最终解决的。 第三 扩大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引领主流、远离“三俗”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对于促进我国文化事业健康发展,提高全民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2008年开始,我国对法定节假日作出了重大调整,清明、端午、中秋节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提供了重要平台。这些都对深化传统文化教育、提升民族素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领导干部要发挥引领作用,要洁身自爱。 社会本来就有不同利益集团和各种非法谋利行为,顶住诱惑洁身自爱是对领导干部最基本的要求,洁身自爱,是我们每个人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我们每一个干部执政的座右铭,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受私欲所左右,做好自己该做的事,管好自 己的手,管好自己的口,不为金钱所动。换言之,就是要严于律己,不贪不占,不损人利己,更不要因一时的贪念做出有损于党、有损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来。 第五培植诚信文化: 诚实守信是做人的根本。孔子说:“信者,人之根,国之本也。”诚信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是建设和谐社会、发展进步的源泉,是个人立身之本,成事之基,处事之道。 总之,若要提升国民素质,这需要一个大环境。而这个大环境的风气,靠我们每一个人,严格要求自身,从每件小事情做起。 传统文化论文:谈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传承与发展 摘 要:于几千年来维系中华民族精华之源泉,包含着丰富营养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才能在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得到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笔者认为只有历史辩证地正视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保护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重构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采用不同的媒介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词:传统文化;传承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近百年来,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冰火两重天。上世纪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难以为继,使新一代的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冷静的反思;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 一.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索,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进行本位文化建设。指出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同时,“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议以儒家文化为主,融会西方“民主、科学”,以达“返本开新”后的世界价值和济世功用。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脚点: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见解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宣言,通过以文化的名义直抒当下诉求,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策略指向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策略在价值取向和技术选择上的理性趋势。 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起着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但仍然有与现代化融合从而促进现代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价值观”仍是亚洲各国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受着那些“文明过度”的西方学者的特别青睐——认为在中国这种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求到医治由“过度文明”带来的“文明病”的良方。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尽管这个“文化酱缸”在一定时期内束缚了历史的发展,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糟粕,以史为鉴。 (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传统文化固有的“形”保存、保护——经典文本、文物古迹、传统节庆、优良的民间习俗、民间谚语等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挥作为传统文化其“神”的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传统文化中的“神”,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遗产具有现代生命力。 (三)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要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要大胆地发扬光大,应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观念、人权理论等文明成果,要像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样,吸收、消化、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浑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更加完善。 三.大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和媒介传播。 (一)学校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06年9月国务院《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笔者认为,要系统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独立于语文、历史等其他各科。这是向中国知识阶层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知识阶层是发展文化的生力军,是普及文化的传播者。这门课程应重在介绍中国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传统文学艺术等,让 学生在这门课程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敬畏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的联系而产生自信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而获得美的教育。 (二)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向大众、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性宣传,将传统文化融入文学艺术、影视戏剧中,渗透在网络、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中,面向社会大众,重新唤起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通过这些媒介宣传,使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化、大众化、全球化。 目前,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斯宾格勒的“文化有机论”与季羡林的“21世纪是东方文化世纪论”,以及不少学者认同的“太平洋世纪论”都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将成为世界主流或内核。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扬弃了落后和腐朽,在吸收了中国新文化、新思想,在融合了世界先进文化后,将在中国、在全世界显出勃勃生机。中国“礼义仁智信”的做人原则,教化为本、以德为先的政治策略,饱含中国深厚文化底蕴的风俗民情,孕育中国悠久历史的名山大川,将成为中国先进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蕴藏着丰富价值理念的中国传统文化将在人类新一轮道德价值规范的重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我们向发达国家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会以新的方式与世界文化、现代文明并存,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传统文化论文:传统文化脸谱中视觉语言表现元素的简要 视觉表现元素——色彩 任何一个民族传统文化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因为有着鲜明的文化特征。中国戏曲在20世纪进入了兴旺繁荣时期,四大名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传统戏曲艺术走入了兴盛时代,脸谱是戏曲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作为戏曲艺术形象塑造的主要表现元素,在舞台上以夸张的表现形式,塑造出了许多个性鲜明的舞台人物形象并形成中国戏曲化妆独特的审美风格。一般来说,脸谱主要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具体可以从“形”和“色”两个方面来看,从这两点中,使观众能目视外表,窥其心胸。色彩在所有的艺术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它会给视觉带来巨大的冲击力,色彩也是在传统艺术脸谱中是主要组成部分及重要的表现符号,脸谱的色彩文化带有民族性及传统性,它的创立高于生活,同时又不失生活之源。戏曲舞台上各种颜色的脸谱在生活中是没有的,但它来源于生活。也就是在把现实生活中某种物象的自然形态取来加以变化,使其图案化,具有一定的象征、寓意在里面,例如:红脸膛、白脸膛等。脸谱的色彩特点具有鲜明的特点,脸谱中的色彩运用是多种多样的,五彩缤纷,容易使人眼花缭乱,每张脸谱至少有三种以上的颜色来表现,各种颜色都有不同的意义与寓意:一般红色会运用到勇敢、正直、赤胆忠心的角色。在脸谱中色彩是很强的视觉符号,在搭配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现在艺术家们的不断探索研究,追求创新改革,使色彩愈来愈丰富多彩,各种不同人物性格的区分也越加鲜明,开创造出许许多多历史和神话人物的脸谱,形成了—套完整的化妆谱式。其实在脸谱中色彩其实是根据人物的性格去选取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看来色彩真实的意义,也就是说通过不同的色彩可以描绘出不同层次的人物性格,形成独立的、鲜明的个性的角色,色彩是脸谱艺术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精髓文化。 视觉表现元素——图形 戏剧评论家张庚先生曾说:“脸谱是一种中国戏曲内独有的,在舞台演出中使用的化妆造型艺术。从戏剧的角度来讲它是性格化的;从美术的角度来看,它是图案式的。在漫长的岁月里,戏曲脸谱是随着戏曲的孕育成熟逐渐形成,并以谱式的方法固定下来”。戏曲脸谱是中国戏曲独有的、有着独特迷人魅力的艺术表现形式。脸谱中图案非常丰富,手法夸张、醒目,令人印象深刻,脸谱的形式都是随戏的内容形成而产生的,脸谱的外观以突出人物性格特征为目的,使观众能够看到外表就能明白人物的内心、身份、性格、命运等,每一张脸谱具有鲜明的思想性。造型大胆而夸张是戏曲脸谱的主要特征,这种大胆的夸张不是随便涂抹而成,它是有一定规律性的。脸谱艺术有其固有的章法,它将绘画中的“点、线、色、形”有规律的组织成变形、夸张、装饰性极强的图案造型,由此产生了戏曲脸谱的格式与规则,形成了一定的程式。脸谱以‘象征性’和“”夸张性”着称,在戏曲里许多人物的脸与造型与人物特征性格接连在一起,演员面部图形的勾法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总之,脸谱的图案非常丰富,但总的着色的方式分为:揉、勾、抹、破四种类型,揉脸,他是最古老的一种方式,色调比较凝重、威武。勾脸:色彩丰富,五彩缤纷,华丽脸上会用到金银两色,抹:浅色为多,一般奸诈的坏人用此方法,破脸:整张脸的图案不对称,左右不一样,形容反面丑陋的角色。象征是一种符号,但不是一般的符号。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老人说,象征符号“是一种在外表形状上就已可暗示要表达的那种思想内容的符号”。 脸谱艺术是一个严谨有序的过程,还包括角色与谱式之间的一整套规则关系,包括脸谱的勾画过程等,都显示出戏曲脸谱的程式化特征。戏曲脸谱的程式化特征,必须是服从并协调于戏曲艺术本身的整体风格和美学特质的。图案化、装饰化的戏曲脸谱程式要与戏曲本身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戏曲艺术严谨和谐、节奏鲜明、气韵生动的艺术品格。脸谱的程式与表演等其他程式一样,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它能使常看戏的观众明白人物的性格、情绪、心理等,让观众产生丰富的联想,增强艺术感染力。 脸谱有其相对独立的欣赏价值及审美意义,它始终是戏曲艺术表现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脸谱的艺术表现力和对审美特性的认识,只有在观看戏曲表演之后才能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其实每张脸谱都不是特定的,色彩、人物性格及一张完整协调的脸为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而这个形象是通过很多元素表达包括脸、色彩、衣着、鞋饰等元素,才组成一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在现代文化与技术的推动下,创作空间有了更新的发展与突破,艺术家用新技术将人物形象重新整理与刻画,在传统中求新、求变,使传统符号文化有了新的生存空间,也会在美学中开辟新领域。 结语 脸谱是中华民族戏曲艺术中重要的、极为独特的部分,是戏曲舞台特殊色彩的一种美学,它不仅丰富了舞台画面,更主要的是通过各种艳丽的色彩与夸张的图案,使舞台上人物性格表面化,这是经过多少戏曲艺术家的积累、探索、发掘、创造的结晶,中国戏曲奇妙至极,其中脸谱艺术有着很大的作用。脸谱艺术在舞台上经过演员的“唱”、“念”、“做”、“打”以及服饰的结合,形成了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极大地震撼着观众的心灵。脸谱是观众视觉的中心,对观众审美心理的美感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五颜六色、变幻无穷、内涵丰富、极富夸张的脸谱造型,为色调赋予了鲜活的生命,这就是中国戏曲脸谱的魅力所在。 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德育方法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德育的民族。在中国封建社会,自汉朝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国家正统,德育不但成为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首要途径,而且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 一、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起源很早,德育的观念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下萌芽.并成长发展起来的,而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并且是以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异常集中的专制统治为主要特色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特色.而且与它相适应的传统德育思想也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中国古代传统德育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圣外王.修身为本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历来十分强调道德的修身功能,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启发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督导个体不断进行自我道德品行的修炼.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第一步。所谓“修己以敬”是指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以诚敬之心来进行自身道德的修炼.只有以诚敬之心进行道德修养,才能忍人所不能忍.才能够做到不被物欲所惑.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身居陋巷,身无长物.日常赖以果腹者,惟箪食瓢饮而已,人皆忧戚难安无法忍受.而颜回却怡然不改其乐;有人问如此困境所示何事。他说非乐贫而乐道也。孔子曾再三赞叹他道:“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特征。所谓“内圣”就是内以修养自身品格,以期成就圣贤人格;所谓“外王”就是外以平治天下.以期建立不朽功勋,从而造福黎民百姓。儒家经典着作《大学》详细阐述了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的德育纲领和步骤。如“格物”是德育的起点,“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意思是说道德修养必须从“格物、知致”,即认识道德规范开始,由认识道德规范逐步转化为形成道德信念.即“诚意、正心”.才能最终达到约束自身行为,即修身的目的。无论是从个体身心发展.还是从德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观点都是符合个体道德心理发展规律的;同样。《大学》中提到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通过“修身”来达到的。中国传统的德育十分强调道德信念的作用。可以说,强调德育的自律,既是我们民族优良的德育传统.又符合德育发展之规律。 (二)知行结合,以行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德育观强调知与行的有机结合,即强调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倡以行为本。子日:“纳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也就是说道德修养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辞上.必须与实际行为相结合。朱熹指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即是对知行关系形象而生动的表达。王守仁曾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更是强调了知行统一的重要性。王阳明也认为“满街都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途径只有一个——“躬行实践”。 (三)立足当前,胸怀大志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说.要想把自己的品德昭示于天下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要想整治好家庭的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想提高道德修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内心;要想端正自己的内心。首先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要想使自己的意念诚实,首先要获得丰富的知识;而要获得丰富的知识,在于穷究事物的原理。这里就提出了《大学》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立志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明确提出官员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在孟子的论述中得到了更深刻的体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诚然。要实现以上的道德理想,就应该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如果一个人连“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小事都不愿干.又何以谈论治理国家呢?因此,我们的德育必须启发受教育者形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德之心,胸怀天下的道德理想.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道德目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有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内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德育方法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并对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启示作用。挖掘和概述中国传统德育的主要内容,目的是弘扬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精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和宝贵的精神文化食粮。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道德结构的思想 中国传统德育虽然没有关于品德心理结构成分的系统阐述,但是其中却蕴含着极着丰富的品德心理结构的思想。例如.孔子提出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思想.就是强调道德认识在品德形成中的作用;其提出的“仁者不忧”的思想.即有道德的人是感到快乐的人,强调的就是道德情感的作用。道德认识是指人们对社会中的道德关系以及这种道德关系的原则、规范、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在培养品德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形成道德认识。道德情感是指人们心理上对某种道德义务在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爱憎、好恶态度。 孔子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意思是说只有仁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人、憎什么人.可见仁德中含有“爱”和“恨”两种情艨道德信念是指人们对某种道德义务有发自内心所具有的定信念。孔子提出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以及“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均强调道德信念对道德行为的导向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提出的“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已成为激励华夏儿女道德意志的格言警句。道德行为是指人在一定道德意识支配下表现出来的对他人与社会有道德意义的活动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十分重视道德实践的作用和道德行为的激励。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思是说,一个人的道德意识.不能转变为道德行为。不能践履自己的道德诺言.这是一种可耻;言而不行.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人言语慎重迟钝.行动却敏捷干练.强调了道德行为的重要性。此外.孔子也十分重视道德行为的持续性。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意思是说.一个人时时刻刻都要坚守仁德规范,甚至连吃一顿饭的工夫 也不违背仁德;一个人处处事事都要实行仁德,甚至在“流离痛苦“的时候也要按仁德行事。也就是说,即使遭遇不幸变动、困难等逆境,仍然不改初衷.坚持道德操守。 (二)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 古代教育家提出了许多德育方法。这些方法和技巧至今仍闪耀着生命的光彩。概括起来,这些德育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1.启发诱导法 孔子说:“不愤不言,不悱不发,举~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就是善于抓住“愤”、“悱”的时机来进行启发。启发诱导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循循善诱”。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这样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要逐渐形成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坚定道德信念,并付诸道德实践,从而养成道德习惯。 2.因材施教法 对不同的个体.先哲们很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的手段对其进行示同方式的德育。例如在《论语》中。孔子这样表扬颜渊道:“回也好学”,“回也不愚”“贤哉.回也”;而对于子路。由于其秉性亢直.又骄傲自大.很容易轻举妄动,所以孔子就采用批评的方式教导他。 3.以身作则法 孔子在德育中不仅重视“言教”。更重视“身教”。他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以身垂范,时时处处以自己高尚的德性品行向学生们示范,以自己真诚坦荡的人格魅力熏染学生。深受其弟子及后人的崇敬和膜拜。子路问君子。子臼:“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人。”日:“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百姓”。 4.修心德育法 根据儒家的道德观点.德育的最终目的是开启善的心灵和德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心灵的道德修养。“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得为心得.则修亦修之于心。”在具体方法上,古代学者先后提出了诸如寡欲法、唤醒良知的自我育德法、培育羞耻感法、慎独法、诚敬存心法和返璞归真法等,其目的是要求人们通过修心育德达到至善的境界。 (三)品德考评法 在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心理考评方法。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线.进行品德考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例如,孔子评价“孝道”的基本标准是:“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尽管这一标准在当代看来。显得有些片面、可是如果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道德标准来看。依然是一种具有实践价值的考评方法。概括的说.中国传统品德考评的方法主要有谈话法、观察法和自我评价法。 三、结论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德育思想蕴含着许多至今仍然很有价值的观点和方法.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中值得骄傲的一部分。虽然现代社会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古代封建社会,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德育思想仍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思想资源继续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德育思想和方法,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今后应长期坚持之探讨的重大课题。 传统文化论文: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行政管理的链接 一、引言 现代行政管理理论源于西方,我国行政管理理论深受其影响,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行政管理制度不可能不根植于悠久的传统文化而完全移植西方的理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构建一个适合目前生产力状况和民族特点的行政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是一个必然要完成的历史性课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与现代行政管理有着深刻的联系。把古代优秀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实际结合起来,构建一个高效、和谐并具有中国民族性格的现代行政管理制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现代社会中的人,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行政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只能是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现代行政管理同样以人为中心,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政府的执政能力起着某种程度上的决定作用,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给予中国古代管理智慧一个全新的阐释。 三、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行政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 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对现代行政组织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组织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合”与“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是儒家的“人性可塑说”。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经营人性”,只有在“人”的意义上,才能够对行政管理的良性、持久发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道理很简单:管理,只有基于对中国人内在价值观与幸福感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收获成功。 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恰是最有效的控制。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给下属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传统文化论文:传统文化下的太极养生观 前言 太极拳是一种融哲理,医理和拳理于一身,并且有强身简体,娱乐表演等多种功能的传统武术拳种。他以中国古典哲学,中医学为理论基础,以各家拳法为技术基础,于明末清初得以成型,人民对太极拳健身价值的认识,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随着人们“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树立,独具民主特色的太极拳已成为大众化、全民性的传统健身项目。太极拳的开展和普及既可强身健体,促进身心健康发展,又可终身受益,对于培养人们体育健身观念具有长远意义。 1太极拳理对养生的阐述 太极拳理包括的方面众多,众多拳家在自身的练习过程中把自己的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心得予以总结,使太极拳理内容丰富,内涵深远,也使学习者收益终身。 1.1“根”的健身作用 “千变万化有我运,下体两足定根基”(陈鑫:《陈氏太极图说》);“步者,乃一身之根基,运动之枢纽也!”(陈长兴:《太极拳十大要论》):“其根在脚,发于腿”(武禹襄:《十三势说略》)这些文字记载说明了太极拳中“根”的重要性。 太极拳除少数腾空动作以外,绝大多数动作都是在下肢的支持下完成的。在移动过程中,也要先使重心平稳过渡,脚下不能晃动,在这种支撑状态下,太极拳形象的比喻为“根”,意即脚如“树根”般深入地下,使身体这棵大树获得稳定。[2] 有研究证实,经常练习太极拳可以有效的增强老年人的下肢平衡力,改善下肢的柔韧性即关节灵活性。发展肌肉力量。增加肌肉耐力,这对老年人预防下肢肌肉萎缩和各关节的活动障碍有积极的作用。国内外研究人员发现,太极拳锻炼有助于加强老年人的双腿稳定能力,降低因摔倒而导致受伤的可能性。参加太极拳锻炼的60 岁上和70岁以上的老年人摔倒的可能性分别下降了30%和25%。[3]说明注重下肢运动的太极拳,确实能够延缓老年人腿的衰老。 1.2心静体松的健身作用 太极拳家将“心静体松”视为太极拳练习的第一要求。留意各家拳谱关于“心”“体”的表述比比皆是:“神舒体静,刻刻存心”(武禹襄:《太极拳论要解》);“心贵静,神宜舒”(武禹襄:《太极拳解》); “心静身正,以意运功”(《太极拳全书·陈鑫太极拳论人类语录》);“心静神舒” (李福荫:《廉让堂本太极拳谱序》)等。以上文字记载,虽各不相同,却反映出共同的内容,那就是在练习太极拳时应心神合一,心无杂念,使肢体放松,和谐的完成每一动作。 2太极美学对太极养生的影响 目前,对传统太极拳健身的科研众多运用西方的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采用实验对照的方法,而对太极拳健身文化的研究并不多,太极拳健身的科学解释应该是中西结合的理论结果,东方的传统文化不可缺少,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太极拳的产生,发展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1儒家文化影响的太极美学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兼以各家并存。《周易》是我国最古老的哲学经典,分为《易经》和《易转》。太极拳的“太极”二字见于《易经》,“意在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医学最基本的范畴是阴阳,如天地,刚柔,动静等。太极拳理正是阴阳对立。阴阳的协调统一以及阴阳的相互转化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也直接影响到太极拳理和拳法。其 2.2 “气”是太极拳美学的标准 “气”在武术领域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无法指出他具体的存在,但它在太极拳中的表现很重要。世界上生息的万物就是“ 气”演绎变化的结果,《十三势歌》曰:“气启蒙身躯不少滞”。太极拳讲求意气相连,形随以动,意到气到,气到劲到。陈氏太极拳名家陈鑫指出“太极之道,开合二字尽之,一阴一阳之谓拳,其秒全在根。”[1]要求刚柔相济,这种相济并非简相加或反复交替,而是将刚与柔巧妙揉何在一起,做到“刚终寓柔,柔中寓刚,刚柔相济,运化无方”[2] 2.3 “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的太极美学 “天人合一”思想的提出最早便是孟子。他主张天与人相通,人性乃“天之所予”。庄子也主张“天人合一”,他认为道是宇宙根本,人便以道为本。在天人和一的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将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注重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并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思想逐渐形成稳定的思维模式,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太极拳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就是把天人合一的思想渗透的拳理和拳法中逐步完善的。 以上这些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太极拳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他在漫长的进步过程中日臻完善。人们也对太极美学开始注意和重视,为其所吸引。习练者为追求其中之美而持之以恒,太极拳的保健作用也在潜意识当中慢慢发挥功效。练习的人逐渐体会和掌握太极美学之精华,使自身处于一种身心娱乐的氛围之中,观赏者亦可以得以美的享受,使太极拳的保健作用得以广泛的发挥空间。 3太极拳与大学生健康体育 当前一起独特的方式吸引了许多大学生的目光,各大高校均有习练太极拳的学生。它主要从三个重点来影响身体健康:心静体松,动作连贯圆活,意气形合一。心静体松前面已经讲过,而动作连贯圆活是指动作变换圆活不滞,太极拳始终走的是弧形曲线,圆形的动作路线贯穿始终。练太极拳的过程就是练气的过程。即“意义顺气,意守丹田”这样既可以改胸式呼吸为腹式呼吸,改浅呼吸为深呼吸,逐渐把呼吸练的柔和,细长均匀,从而练成丹田呼吸。从现代医学观点看,丹田呼吸可以扩大胸腔和腹腔,促进气体交换和血液循环,促进消化和吸收,起到健身作用。 大学生长期静坐练习,属于体育锻炼,很容易引起各种疾病,而太极拳以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和运动特点不受场地,器材,年龄和性别的限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意于开展又能延续到社会,适应于成年人直到老年人的终身增强体质,所以太极拳黑适合在大学中开展和普及。 4结语 太极拳精华也不可能被每一个人完全掌握,太极拳练习这虽然很多,但大多数都限于老年人。很多人对太极拳存在误解,认为他只是轻稳慢均的一种拳术表现形式 ,对其内涵不甚了解。发挥太极拳养生功效必须从实际出发。 (1)从小抓起,太极拳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同样适应于青年人,而且青年人的参与更加有利于太极拳的发展与普及。 (2)全面宣传,使人们认识了解太极拳,使它在人们心目当中树立正确的形象。 (3)培养后备人才,形成可持续性发展。 传统文化论文:谈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学美术教育的“有机切合” 1 他山之石——吸取传统文化精华是中学美术教育的现实需求 传统文化对锻造人文素养、完善人格的作用不可小觑。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生态,并且难能可贵地有机统一、相互融合。古往今来,教育都强调“文道结合”,在“传道授业”的同时培养道德品质,中学美术教育除了注重知识传播和技能锻炼,更重要的是通过艺术的熏陶砥砺道德品质、完善人格修养,实现对人精神世界的塑造。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传统文化积淀的精神财富则是取之不尽的瑰宝,中国传统文化中闪耀着崇高的人性光辉,胸怀、仁爱、诚信、修身、立志、廉洁、牺牲……这些美德都是传统文化的信仰,也同样应该成为我们锻造人文素养、完善人格的信仰。 传统文化对拓宽审美视野、提高艺术修养大有裨益。中国传统文化凝结了哲学和艺术的结晶,在中医、科技、文学、艺术、教育各个领域积淀了无数令人为之倾倒的作品,其形态、功能、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情趣和精神状态,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宝贵财富。脱离传统文化的积淀空谈艺术修养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人们欣赏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时,如果对《洛神赋》毫不知晓,则很难对画中展现的情节和意境有深刻的理解,进而体会其巨大的艺术价值,更无法进入“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艺术境界。同样,如果不了解“云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在古代建筑、雕塑中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其代表的“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理念,那么北京奥运火炬“祥云”的诞生也是不可想象的。传统文化和中学美术教育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关系,是美术学习和创作永不枯竭的智慧源泉,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才能真正拓宽审美视野、提高艺术修养,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入更深的艺术境界。 2 传承发展——当今中学美术教与传统文化结合亟待加强 “重知识,轻素养”根深蒂固。当前中学美术教育在提升人文素养上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重知识,轻素养”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善。一是注重美术技能传授,忽视审美感受培养;二是注重美术形式学习,忽视文化底蕴积累;三是注重美术学科本身,忽视跨学科交流。这种局面下,美术教育容易流于形式,导致部分学生文化素质苍白、难以厚积薄发,因此,强化传统文化的熏陶,从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汲取精华,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积累文化功底,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 “重洋轻土”一度普遍存在。毋庸讳言,当前我国中学的美术教育实践中仍然存在“重洋轻土”的现象,表现为大量采用西方的美术教学模式,侧重西方美术能力锻炼,比如绘画上过分重视素描、色彩(水粉、水彩、油画)、速写等西方画种教育,忽略中国画的表现技法和形式。重视这些并无不妥之处,西方的焦点透视、解剖学、光影素描等能力的锻炼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妥的是厚此薄彼、“重洋轻土”。这种情况下,容易使人在文化意识尚且模糊的状态下,盲目追求“中西结合”,追求表面形式,忽视精神内涵,这对培养真正优秀的美术人才并无益处。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是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我们应该时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传统文化,我们才能“拿来”得更理直气壮,避免陷入盲从和消极。 3 多措并举——立足传统文化土壤实现中学美术教育的发展提升 中华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立一个兼具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社会,在各个方面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将大有裨益,对中学美术教育而言,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3.1 在优化课程设置上下功夫 课堂教学是最直接、最基本的教学方式。可以考虑在中学美术课程中增加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课程的比例,加大跨学科交流的力度,把优秀艺术作品引入课堂,充分利用课程设置的示范作用,鼓励学生广泛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引导学生欣赏传统文化的艺术价值,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学生的传统文化底蕴。 3.2在创新教育模式上下功夫 美术教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既可以让优秀的内容走进课堂,又可以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博物馆、美术馆,走进节日风俗、祭祀仪式,有条件的中学还可以鼓励学生“走出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进行社会实践,到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实地考察感受,了解我们国家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起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进而进行保护和传承。同时,在信息技术条件下,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利用网络平台开展教育和交流也是创新教育模式的应有之义,在这种教育环境下,师生之间的教育关系也应相应扩展,发展充分交流、合作、激励的互动教育关系。 3.3 在搭建交流平台上下功夫 交流平台是课程教育的延伸和扩展,要结合中学实际,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建设,加强中学之间资源共享,充分利用学术研讨、课题研究、艺术展示、访问学者等方式,搭建形式多样的传统文化交流沟通平台,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其中。既强调学习交流,又注重发展创新,让学生在充分贴近吸收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寻找创作灵感源泉,探索在创作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 文化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血液,中华文明在经历几千年的发展后,留给我们后人如此巨大的精神财富,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广大美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立足传统文化土壤,坚持民族化、本土化,融合国际化、全球化,美术教育一定能够更加硕果累累。 传统文化论文:传统文化对人事管理制约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对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积极影响 1、以人为本理念。古代思想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宣扬的就是朴素的人本哲学思想。孔子也倡导“仁者爱人”、“爱人能仁”的以人为本管理思想。当今社会倡导的人本主义管理,其出发点和目标都在于“人”。现代企业要求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生产经营活动,并通过员工不断的学习和自身能力素质的提高,实现企业繁荣和发展的目标。这种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采纳。自上海市自来水闵行有限公司成立以来,一直贯穿“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无论是在“勤于学习、勇于创新、敢于争先、乐于奉献”企业精神征集,还是在职工教育培训、工资薪酬调整以及管理标准制定等过程中,十分注重采用各种民主方式,听取、采纳职工的意见建议,营造了温馨的“家园文化”,促进了干部职工素质能力的提高,推动了企业发展。公司成为上海自来水行业持续十年赢利的唯一一家企业。 2、刚健有为理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强烈的激励作用,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精神原动力。20年前,临危受命出任青岛电冰箱厂厂长的张瑞敏挥动大锤,砸掉了76台质量有缺陷,但仍可作为二等品出厂的电冰箱。张瑞敏的大锤砸破了旧观念,砸出了新观念。经过不懈奋斗,海尔保持了80%以上的年平均增长速度。2003年,海尔以530亿元的品牌价值蝉联中国最有价值品牌榜首。同年8月,美国《财富》杂志选出“美国及美国以外全球最具影响力的25名商界领袖”,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排名第19位。海尔干部、职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成就了海尔今天的成功。 3、中和尚礼理念。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精髓。孔子所阐述的不偏不倚与不走极端的处世之道,认为它会使天地之间所有的人们各就其位,各得其所。现代企业管理用中国传统文化一贯推崇的和谐理念去调控人的经济行为,有利于构建良好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松下公司经营者非常推崇中国的中庸之道,提倡以诚、以宽、以礼待人,不偏听偏言,也不搞折中,放弃原则,而以社会利益为重,高瞻远瞩、全面地观察和处理好各种关系。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对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消极影响 1、平均主义思想。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产生于小农社会,因此平均思想在民众中具有深厚的基础。小农平均思想主张结果均等,否定竞争,其后果必然是压抑进步,保护落后。这种平均主义在管理上表现为权力平均、责任平均、利益平均、风险平均。平均主义扼杀的是人的积极进取心与生存的危机感。 2、人治高于法治思想。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历来被统治者所信奉。但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过分重视人情,忽视制度建设和管理,特别是制度的执行力不到位直接影响企业的规范化、持久性发展。如果无法设计真正具有激励作用的制度模式,就无法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也难以营造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氛围。 3、重传统轻创新思想。有人认为中国人智力优秀是世界上公认的,但中国人的创造力评级在世界上却较低,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制约。中国传统文化容易培养不善于表现、竞争意识弱、攻击性差、缺乏冒险精神的个性特征,求同心理大于求异心理,容易压抑人的个性的自由发挥。 三、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借鉴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路 1、建立“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以人为本”的管理是建立在人文主义哲学理论基础上的管理,是企业诸多现代管理观念的核心,是一切管理的立足点和落脚点。一是规划企业员工的有效配置。人事部门要根据企业的发展趋势作好人力资源的需求预测和规划,将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选派到合适的岗位上,对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获得更应有强有力的人才管理规划来保证。二是建立健全人才培训体系。一方面加强对企业员工的培训,对专业人才要不断充电,提高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比较专业的培训则可以委托社会培训机构进行,或派员出国培训和进修,做好企业人才“内育”与“外引”的工作,保证企业不断获得合格、适用的各类人才。近年来,上海市自来水闵行有限公司还通过组织经营者竞争上岗、管理人员公开竞聘、团委书记竞聘等工作,在公开条件、公开标准、公开程序后,鼓励各类优秀人才参与竞争,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氛围,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强调责权相符的科学管理制度。现代化大生产是十分复杂的生产过程,具有高度的比例性和连续性,不论在企业内部还是外部,都有着细致的劳动分工,严密的协作。要把这些复杂的劳动分工和协作组织起来,只有统一意志,集中指挥,协调动作。领导的权力适当集中是必要的,但过分集中其弊端显而易见。我们应该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当企业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时,必须进行组织创新,既要由集权逐渐走向分权,将决策权下放,授予下级更多的自主权;又要强化责权对等的管理理念,用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制约和监督企业组织各层面的执行力,防止权力分散后容易出现失控的弊端。同时,还要注重培育尊重个人、上下沟通的企业文化,使企业员工在认知、认同 企业理念、企业精神的基础上,将其化为自觉践行的实际行动。 3、培养员工义利统一的协作精神。儒家思想最根本的主张是“先义后利”、“以义统利”。管理人的职责在于指导所有部门朝向系统的目标而努力。首要的步骤就是把事情理清:组织内每位成员都应该了解系统的目标,以及怎样让自己的努力有助于目标的完成。其次要进行沟通,有效的沟通协作才能实现团队整体的目标,发挥系统整体效能。重视提倡有边界分工,无边界协作,全员参与改善,使团队工作形成一种工作习惯。还可以建立健全合理化建议活动体系,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日本企业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发生问题一般不追查个人责任。他们的观点是谁都想把工作搞好,不想出问题。出现问题一般80%是管理者问题,20%是作业者问题。要用好目视化管理这个有效手段,把问题目视出来,把经验和教训目视出来,把变化点目视出来,减少作业者出现问题以及第二次犯同样错误的可能。 4、激发员工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激发员工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要求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采取各项激励措施,充分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高效率地实现组织目标。企业管理中引入激励机制不仅是企业现代化管理的表现,更是迎接未来挑战的需要。企业通过建立适合企业特点的文化、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充分考虑员工的个体差异实行差别激励、重视长期激励等措施,激发员工潜在的自强不息精神,对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采用科学的激励措施,还可以使员工树立高度的责任心,激发员工不断探求新知识、新技术的兴趣。 5、强化员工勇于创新的开拓理念。权变思想是中国传统兵家谋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事物是不断变化的,人们应该根据事物的变化,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灵活应变,从而去实现自己的预定目标。尽管权变思想是有关战争的谋略,但它对于处在竞争条件下的企业管理来说同样适用,企业只有善于开拓创新,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海尔企业文化的灵魂就是“不断创新”,包括观念创新、战略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等,而其中观念创新是最重要的,它是所有创新的先导。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过程中,我们既要学习西方制度化管理的优势,实施组织化、科学化管理,又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的精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精神应用到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来,坚持以人为本、义利统一、以礼服人的原则,就能做到无为而治,使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呈现出良好的生机。 传统文化论文:中国传统文化之舞蹈“体现” 舞蹈教育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我国舞蹈文化事业的兴衰。 进行舞蹈文化教育,舞蹈教材的基础性和重要性首当其冲。在舞蹈的教材与舞蹈教学中,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西方现代艺术的冲击,既是一个无法回避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舞蹈文化之“传统”释义 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 “传统文化”,是指传统社会的文化。传统文化的内容,取决于我们对“文化”一词如何定义。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 通常我们把文化概括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类,简言之,物质文化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而精神文化则是人类生存的样式和自我完善的方式在人们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传统文化”这个概念的含义不仅包括某一民族在社会实践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而且为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时期社会成员所共有,是人类认知客观世界、主观世界以及人类自身社会实践的一切文明成果。在我国,传统文化所反映的,是各个历史时期中华文化对于社会的生产、生活和人们意识、道德等精神方面的密切关联度,它不仅揭示了传统文化与社会发展进程关系、与社会整体的关系,而且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 舞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舞蹈艺术是传达或表现文化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如今文化形态的日趋多元和外来文化的不断撞击,在西方的文化艺术、生活方式、价值观审美观如潮水般涌进的情况下,舞蹈教育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增入的舞蹈文化成分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处于边缘的游弋状态,而且会遭致固守既存传统人士的反对。 如何使舞蹈文化教育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呢?从文化欣赏的角度来说,传统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是从文化特性与保护的层面上看,传统的只能是民族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当然只能由中国自己来保护。舞蹈在传承传统文化时要创作和发展,就离不开孕育她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习惯。只有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 二、中国传统舞蹈文化之“传统”定位 文化传统的更新与重建,是民族文化血脉的沟通,那是要慎之又慎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不是只把传统视作时髦的“怀旧情绪”,而是当作“生存的必要”。 传统也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在传衍中它会发生变异,会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传统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增添新的内容、新的典范,而且需要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传统文化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综合。对不同质的文化传统的吸收和融合,可以使固有传统因注入新的血液而勃发生机,并变得更健康、更有免疫力。如唐代的乐舞文化,气象博大、心胸开阔、仪态轻松,就和大胆吸收西域乐舞文化、旧传统中融入了异质的新成分有直接关系。其实这一过程就是传统更新的过程。这一过程一般是缓慢的、渐进的、不知不觉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的濡化过程。这种濡化过程一般不会引发剧烈的冲突,也不破坏既存的文化秩序。但这需要充当异质吸收的文化主体强大、有自信力和包容精神。只有后来者不断为既存的传统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典范,传统才更充实、更有价值,才有可能不着痕迹地融入现在,成为活着的传统。 舞蹈院校的舞蹈教育在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地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也就是在这样的教学氛围中,优秀的舞蹈人才和舞蹈作品不断涌现。一部好的舞蹈作品的创作,一定是从内心到动作的浑然天成、和谐统一。它是既立足本族传统,继承了传统文化,又富有现代人的情感,将外在的舞蹈技法与内在的情感表达巧妙融合,而展现的超然艺术境界,给人以美的享受。如朝鲜族舞蹈作品《扇骨》以它特色的朝鲜族舞蹈语汇和深刻的民族底蕴赢得了众多专家和观众的喜爱与肯定。《扇骨》作品本身便体现了一种随着时代审美变迁而有的新体会,在提炼出朝鲜民族具有典型特征的舞蹈语汇的同时融入了编导个人的性格与情感,这样一部作品满足了观众的一份期待——通过舞者身体中流露的沧桑与坚韧,透出朝鲜民族特有的骨气与尊严,表现艺人不随遇而安、不急功近利的人生况味。朝鲜族女子舞蹈一般传统展现的风格优雅而深沉,韵律细腻而含蓄。而《扇骨》的编导张晓梅带给我们的却是一位一身傲骨,透着坚韧、刚烈,一位痴迷执着于舞蹈的朝鲜族女子。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让观众来解读一位朝鲜女子的人生与情感,给人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舞蹈艺术是一个情感、观念、信仰、文化交织的精神集合体,多种形态但又具有整合而一的民族性和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即是这种民族性以及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在舞蹈艺术中以今人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传统的新生是一个民族层面上的典型精神产物。这不只是单一舞种的文化传承,而是通过舞蹈这种客观的文化现象沿袭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稳固民族之本,扎深中华民族文化之根! 三、中国传统舞蹈文化之“传统”继承 中国舞蹈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艺术积累,在五千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舞蹈,面对博大而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面对恒久而弥新的中国舞蹈,面对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如何以一种新的视角去反映和再现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宝藏以及在舞蹈学院光辉历程中留下深深足迹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是我们今天该认真考虑的;把握当今文化发展的方向,适应市场运作,从舞蹈视觉角度入手,打破原有表演模式,通过视觉重构来表现当代中国舞蹈剧目的古典神韵,来构建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我们的应该努力探索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传统”继承上,突出视觉冲击力,从舞蹈本身出发,运用舞美灯光的大色块设计和陪衬,结合音乐与舞蹈共通相融的乐舞形式,努力寻找当今审美时尚和舞蹈本体的完美结合。把经典的中国舞蹈剧目以全新的视觉角度传达给观众,力求使中国舞蹈的神韵在演员表现和观众欣赏的过程中能有新的理解、新的体现和新的思考。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传统文化论文: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服饰中的体现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作为服装界里永不过时的元素被各国人们所喜爱,也始终是各国着名服装设计师们热衷选择的时尚元素之一。本文详细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服饰面料、色彩、款式和图案中的体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所拥有的文化底蕴和运用价值。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服饰;体现 1前言所谓的中国传统元素应该就是让人们看到后马上会联想到“传统中国”,看上去就知道是从中国文化中脱胎出来的东西。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之所以经久不衰,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许多传统文化都蕴含在服饰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思想。它的核心是中庸、和谐、内敛。这些传统文化都可以在服装上得以充分的体现。比如服饰里渐变过渡的中间色,它给人的感觉是温文尔雅,宁静致远,这就是一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好的风格;宽袍大袖也是从汉代服饰发展而来的一种服装样式;还有丝绸的材质等等。东方和西方的服饰对比起来就好像西方人更强调竞争、中国的传统则是讲究平和的,如放风筝、太极等,讲究的是自我完善的过程,是一种内在的修行。中国传统元素是一种神韵,不是一件旗袍、大灯笼袖或者某种色彩可以诠释的[1]。 2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服饰中的体现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服装必然包含着三个元素,那就是面料、色彩和款式。不同年龄或不同身份地位和消费水平的人对这三个服饰里的重要元素都有着不同的需求,根据季节的变化还有科技、工艺水平的不断发展,服装的面料、色彩和款式也都在不断地改进和更新,所以这三个重要因素足以让服饰千变万化,来适应各种人群对中式服装的不同需要。中国传统元素在服装里可以体现在这三方面的任意一点上。 2.1面料。总体来讲,中式传统服装的面料选择十分广泛,但其中有些面料却是中国独有的或是最先运用在服饰中的。例如大麻被称为汉麻;苎麻,被称为中国草;丝绸也是我国特有的面料。而棉布最早则是从印度引进的。其他的面料包括绫、罗、绢、绮、绵、纨等。我们看到在出土的西周时的织物中,麻织品的精细程度甚至可与丝织物相媲美。由此可以看出,中式的服装不仅仅是单纯的从形制和款式上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服装有所区别,而且在服装的面料上也颇有特色。也正是因为这些独特的服装面料使中式服装增色不少。 2.2色彩。传统的中式服装在色彩上是很有讲究的,也并不是所有颜色都适合人们的日常穿着。 在中国的传统服饰中,什么人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有着严格的规定,在礼仪礼法中明确规定了服饰的色彩,不同的服装颜色代表的是不同人物身份的高低贵贱,而且在生活中还忌穿“贱色”和“凶色”。所谓“贱色”,就是从事某种低贱职业者的服装颜色,这些颜色往往被视为不洁之色,民间把它们称为禁忌的颜色,比如绿色头巾就是一种贱人所穿服装中的一种。因为民间认为绿色和青碧色多为娼妓优伶等身份的人穿用。另外“依五色、五行与四神方位的说法,春德为木,据于东方,其色为青;夏德为火,据于南方,其色为红;秋德为金,据于西方,其色为白;冬德为水,据于北方,其色为黑。”由此可见,通常看似普通的颜色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蕴含着深层的含义。中国自周代以来建立服饰制度,认为色彩是汉民服饰礼仪中最为重要的。但在现代的服饰上配色高艳度、强对比却成了中式服装的典型的配色方法。传统服装色彩受到阴阳五行影响,有青、红、黑、白、黄五色的说法。这五种颜色被视为正色,其余颜色则为间色。正色在大多数朝代为上等社会专用的,代表着高贵,成为民间人们所喜欢和追求的色彩。从配色方法看,强对比和高纯度是中国传统的配色方法。强烈的对比色往往在黑白、金银等中性色的配合下使服装显得更加辉煌艳丽且不失浑朴大方的气质。中国民间则对蓝色有传统喜爱,发明了蓝印花布、靛蓝蜡染布等。蓝色与黄种人的肤色相配在一起比较协调,能够产生柔和的色对比效果。民间的服饰作为一种特定的审美范畴有着自己的文化内涵及表现形式和艺术特征[2]。 2.3款式。中国传统元素服饰正是因为其独特的款式风格才风靡世界。而现代的中式服装中仍沿用着许多传统的细节与款式。传统的款式包括对襟、斜襟、一字领、裙子侧摆处的开叉、灯笼袖、上衣下裳的形式、袍衫等等。领子分为斜交领、对开领、立领。在装饰手法上通常使用镶、嵌、滚、盘、绣等种工艺。中式的服装崇尚自然下垂,强调的是纵向感,不会过分地夸张肩部,长长的衣袖和筒形的袍裙等使四肢显得有挺拔感。我们所熟悉的中山装就是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求同存异的典型,它是由孙中山先生仿照童子军格式而定,所以被称为中山装。衣服为翻领,对襟,五纽,前胸左右各有两个方形凸袋,有软盖,衣长及臀,袖长及脉;裤子前面开,用暗纽,左右二暗袋,右后臀部有一个裤袋,有软盖。从装饰特点上看,由于中式服装表现的是二维效果,属于平面直线裁剪,所以装饰也主要以二维效果为主,强调平面的装饰。装饰手段有镶、盘、滚、绣、嵌等几大工艺。这些工艺的巧妙运用,使中式服装造型简练,色彩靓丽,让人在穿着它时既能显示出独特的气质又不失美观。刺绣用于服装中的历史悠久。发展到后来,甚至形成了“衣必锦绣”。在现代的中式服装中运用平面刺绣的方法来装饰服装表面空间的手法是沿用至今的最常用到的手法。尤其是精妙绝伦的刺绣工艺与精致的丝绸面料相配合,使服装充满东方风韵,令人赞叹不已[3]。 2.4图案。中式传统服饰上的图案考究而精美,而且涉及的样式和种类也十分丰富。这些丰富多彩的图案纹样里有飞禽走兽、四季花卉、山峦亭阁、几何纹样等,或抽象或具象、或夸张或写实,风格全面且精美,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古至今,无论是在高贵的绸缎还是朴素的民间印花布里,吉祥纹样运用都极为广泛。这表明中式服装喜欢利用图案表示吉祥祝愿。如龙飞凤舞、龙凤呈祥、九龙戏珠、蜥龙闹灵芝等图案,不仅隐喻着图腾的崇拜,而且以类似的图案来抒发“龙的传人”的情感。像凤穿牡丹、团鹤仙寿、鹤鹿同春、喜鹊登梅、连年有余、吉祥八宝、福禄寿喜等图案,反映了人民对美满生活的希望。其中还包括几何纹样、飞禽走兽、四季花卉等类型,这里最具特点的是皇帝的龙袍。因为皇帝作为真龙天子,所以龙袍上的十二章纹图案各有寓意:“山”代表稳重;“华虫”取文丽的含义;“日、月、星”取照临的含义;“藻”代表洁净;“粉米”表示滋养;“火”取光明之意;“宗彝”表示忠孝;“黼”取表示决断;“黻”取代表明辨。在古代的官服中包含的图案里也更是充满寓意和标识作用。例如在明清文官服饰中多采用飞禽图案,武官的则多为走兽图案。其实说起服饰的装饰,它是从原始部落时就已存在的,在那时的岩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物就已经穿有不同饰物的服装。在商代的墓室壁画里我们看到奴隶主们的服装绣有云纹或几何纹图案。在众多的装饰图案中“宝相花”是最具代表性的装饰图案,它是佛教的象征性名物,是佛教庙宇中最庄严的装饰,后来才被用到了织锦上,成了衣衾上的花纹。宝相花图案在唐代开始被用于衣服上,从此它从庄严的佛教殿堂走进了世俗的生活。到后来出现了变体的宝相花,带有变体宝相花的纹锦和变体宝相花纹的锦鞋也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在中式服饰中,传统的吉祥动物图案有:兔,它性情温顺,象征着很强的繁殖力,寓意着年年丰收;玉兔可以捣药,所以还有除病治病的意思;鱼,寓意着“余”,有年年有余,鱼跃龙门之意;蝙蝠,谐音“福”,有祝福和多福之意。其他常见的传统图案有“多子多福”、“喜上眉梢”、“榴开百子”、“花开富贵”等等。 3结语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衣冠王国,始终为世界服装的发展提供着素材,许多中国所特有的文化元素和各个时期的服饰也成为世界各国服装设计师竞相参考与模仿的样本。所以服装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不仅可以美化人们同时还可以让世界各国的人们通过服装去了解他国的风俗文化,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可以通过服装进行交流和借鉴,并且从中把我们的中式元素进行不断地创新和发展,从而把它们应用到更多的领域中。
中外文化论文:浅析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内容摘要: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升高和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汉语研究越来越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这同时也是现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的一大背景。然而不论是哪种语言均有着各异的文化习惯、表达方式,使得对外汉语教学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文章通过阐述语言、文化在词汇方面的P联性,分析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对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实践应用展开探讨,旨在为如何促进对外汉语教学有序开展研究适当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对外汉语 中外文化 对比 教学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升高和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汉语研究越来越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这同时也是现阶段对外汉语教学的一大背景。为了开展好对外汉语教学,一方面要对外汉语教师掌握语言教学的方方面面,一方面要求对外汉语教师要关注文化教育的对外汉语教学理念,充分明确语言、文化相互间的关系,重视自身综合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因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融入跨文化意识变得十分迫切。由此可见,对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开展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著名语言学家古德诺夫曾提到,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这一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与语言相互间持有整体、部分的关系,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语言的主要表现是学习了解文化的重要工具,人们在学习、运用语言过程中可汲取各式各样的文化。由此表明,语言、文化相互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容,文化通过语言得以呈现,语言受文化所决定。 二、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 2.1概念意义的区别 对于英语、汉语而言,两者众多词语对译时通常可运用同一词汇,然而,这些相同词汇的概念意义却不尽相同。例如在英语、汉语词汇中,均存在“龙”这个词汇,在两种文化背景下,它均为神话故事中的一种动物。然而在英语中,“dragon”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会喷火、无比凶残的怪物,象征着灾难;在汉语中,“龙”这是象征九五之尊的神奇动物。因而,在中国,有“龙的传人”、“望子成龙”等说法。又如英语、汉语中的“intellectual”和“知识分子”,前者表示的是具备极高学术造诣的人,后者则表示的是具备一定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在英语、汉语中还存在很多这样的词汇,它们往往拥有相一致的概念,然而具体到概念意义则不尽相同。 2.2相关词语的空缺 受历史文化差异影响,使得汉语中大量词语在其他语言中难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的词语,例如一些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词语,诸如天台、朝服、顶戴、兵马俑等;相关古语词语,诸如鼎、缶、矛等;汉语中有大量成语典故,它们的文化内涵难以简单释义,自然在其他语言中更缺乏相对应的词语,诸如画蛇添足、掩耳盗铃、闻鸡起舞、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汉语中还有大量歇后语,诸如外甥打灯笼――照旧(舅)、小葱拌豆腐――一清(青)二白、孔夫子搬家――净是书(输)、孩子的脊梁――小人之背(辈)等,牵涉各种汉语的谐音词语,用其他语言对译起来难度很大。 2.3联想意义的不同 “借物喻人”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一大文化传统,众多事物凭借其相关特性,被赋予对应的精神、意义。所以,汉语中存在大量该类被赋予了文化内涵的词汇,如被赋予“自强不息,顶天立地”精神的竹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荷花,“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的梅花等,在汉语文化中极为常见。这一系列联想意义会极大程度影响汉语留学生对汉语词汇的了解及跨文化交际,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当加以重视。 三、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全面对外汉语教学在时展新形势下,要紧随社会发展脚步,强化改革创新,在先进教学理念的支持下逐步强化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合理应用,如何进一步促进对外汉语教学有序开展可以从以下相关内容着手: 3.1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通常而言,口语教学是第二语言教学的第一步。在初级汉语学习阶段,调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尤为关键,由此要求教师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一开始,要注重合理引入文化因素,调动起学生学习兴趣,同时也为后续深层次教学奠定良好基础。 以谐音词汇教学为例,谐音指的是依托汉语词语的音同或者音似特征,由一个词语联想到另外的相关词语。谐音取义既是汉语的一种修辞手段,也是汉语民俗文化的一大特征。谐音取义的特殊语言交际形式,显现了汉族人民趋吉避凶,重委婉含蓄,避讳正面冲突的文化心态。谐音词汇教学应当结合学生汉语水平实际情况开展教学。 对于初级阶段学生而言,谐音词汇教学应匹配学生汉语水平引入相应包含的文化。例如,在初级口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可简单引导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进行讨论,向学生发问:1)中国有哪些节日?2)在这些节日里,中国人都是怎么庆祝的?3)在中国节日庆祝过程中,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瞬间?在问题1中,学生普遍会回答春节、中秋节、清明节等节日,教师可对学生回答予以补充,并对某些重要节日做简单介绍,如春节,它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圣诞节,全球众多国家大都有庆祝新年的节日,不过与中国庆祝方式存在一定区别。在问题2中,初级汉语水平学生通常仅可说出简单的几个词汇,如春节,学生会提到贴春联、发红包、拜年等词汇;中秋节,学生会提到赏月、吃月饼、团圆等词汇。教师可汇总学生说出的众多词汇,连词成句,利用简单的词句对相关节日进行介绍。在问题3中,大部分学生一般会答不上来,但一些在中国过过春节的学生,则会纳闷为何家家户户会将“福”字倒着贴。针对学生的这一疑问,教师便可向学生讲述,“福”字倒着贴即为“福到了”的意思,“到”和“倒”互为谐音,汉语中时常会借助谐音词汇来表达美好的祝愿。在初级口语教学期间,教师主要可采取诱导手段,对学生开展谐音词汇教学。 在中高级口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选取探讨方式对谐音词汇开展教学,向学生发问:1)中国人为何选手机号码或车牌时通常不选“4”?2)为何向男女朋友送礼物时不宜送伞?3)请就中国谐音现象,列举一些例子。中高级汉语水平学生对中国文化已有一定认识,他们通常都明白为什么不选“4”,但并不明白为何中国人如此忌讳死亡,此时教师便可引导学生对中国人生死观念展开探讨。学生也明白“伞”与“散”互为谐音,意为分散、分开。最后,教师可让学生说出自己日常遇见的谐音现象,诸如“鸭梨山大”是什么意思,“果酱”是什么意思,“围脖”是什么意思等,教师可通过引导学生相互分享自身成果,最后再对学生所提到的谐音词汇进行比较分析,防止学生混淆。 3.2在对外汉语阅读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阅读教学中的实践应用,一方面可有助于学生了解h语相关文化背景,一方面可有助于学生学习到更纯正的汉语。在对外汉语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重视向学生教授汉语的文化背景,特别是文化词汇的理解,从而防止由于中外文化差异而导致的理解偏差。文化词汇指的是包含文化内涵的词语,对于汉语阅读的学习,倘若难以对词汇文化内涵形成有效认识,则无法真正意义上掌握词汇表达的含义。 以彭志平先生编著的《汉语阅读教程》中《京剧脸谱》为例,在该篇讲述中国戏曲艺术的文章中,包含了大量文化词汇,部分词汇理解难度大,在阅读理解前教师应当对相关影响阅读理解的生词进行着重教授。如戏剧、忠勇、奸诈、图案、写意、淋漓尽致等词汇,其中,戏剧、忠勇、奸诈、图案在其他语言中均有相对应的词汇,理解难度不大。然而写意、淋漓尽致此类词汇对于学生来说则较难理解,在向学生解释“写意”过程中,教师可引入中国画、西洋画,通过让学生对中国画的“写意”与西洋画的“写生”进行比较,从而使学生认识到“写意”强调的是生态的表现及创作者情趣的抒发。在向学生解释“淋漓尽致”时,教师可利用脸谱反映的人物性格来进行教授。向学生讲述京剧脸谱中多种不同色彩代表的人物性格,如红色代表忠勇侠义,通常为好人;白色代表阴险狡诈;紫色代表刚正威武;绿色代表勇猛莽撞等。一般的色彩,学生理解起来难度不大,然而在京剧脸谱中,色彩对应的人物性格则不易理解,这也与中国人对色彩的认识密切关联。在对色彩开展教授过程中,教师可引入与色彩相关的中国传统,帮助学生理解各种色彩对应表示的人物性格。教师可首先向学生发问,中国历史、神话传说中有哪些具备脸谱性格的人物,教师再进行举例。如,红色脸谱的代表人物有关羽;白色脸谱的代表人物有曹操;黑色脸谱的代表人物有包公等。 对于中高级汉语水平学生而言,对中国文化已有一定认识。通过对各种色彩对应人物性格的介绍,教师便可选取京剧片段开展教学,强化学生对京剧脸谱色彩的有效理解。进一步再向学生提问:1)京剧脸谱有何作用?2)脸谱和中国画有何共同之处?3)列举中国历史人物、神话传说人物,及他们在脸谱中对应何种色彩。色彩与人物性格、脸谱图案与中国画均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中国画的认识可极大程度地影响学生对脸谱的理解。通过对阅读理解题的回答,进一步强化学生对京剧脸谱的有效认识。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外国学生学习汉语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跨文化交流,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单纯借助教材开展语言知识显然是不够的,各种语言均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对文化背景未能形成有效认识,便难以掌握该门语言的精髓。鉴于此,对外汉语教学相关人员务必要不断钻研研究、总结经验,全面分析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清楚认识语言、文化在词汇方面的关联性,强化中外文化对比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合理应用,积极促进对外汉语教学的有序开展。 (作者单位:赤峰学院文学院)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 摘 要:汪曾祺可以说是有着中西文化背景的一位作家,其作品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身影,也能够看到西方文学的融入。中外文化对于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小说中很好地借鉴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艺术手法,同时也积极运用西方的哲学思想以及现代派的写作手法,将二者有机结合,并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使小说作品的韵味、情感充分的表达出来。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中外文化;影响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和士大夫,在短篇小说上颇有成就。中外文化对于汪曾祺的小说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汪曾祺依旧主张回到民族传统,这并不是一个固有的模式,而是继承和发展前人,聚集精髓,将作家自身的情感融合到其中,从而更好地传承传统文学。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 汪曾祺的小说中总是充满着“中国味儿”,因为他热爱传统文化,因此在创作上注重回归到现实和民族传统中,强调使用中国味儿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散发着传统文化的韵味,传统的思想以及艺术等都在其小说中体现出来。 (一)传统思想 很多小说创作中都有传统思想的身影,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等,在各家传统思想的衬托下,形成了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在他的笔下,人们是充满爱的、是自由的、是有希望的。 由于受祖父的影响,汪曾祺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习读《论语》,这为他今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儒家思想中,“仁”可以说是精髓,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就充分的展现出儒家仁爱的思想。但是汪曾祺笔下的“仁”是一种博爱、普世的爱,他认为人应该是积极乐观的生活,因此他用文字构造的世界中都是充满美好与和谐的。如《受戒》,原本菩提庵是一座超凡脱俗的圣地,但是这里并没有戒律清规,小和尚将出家作为职业,在这里可以娶妻、可以喝酒吃肉。汪曾祺想要通过这样的描写创造一个不受压迫、束缚、自由的社会。 (二)传统艺术 汪曾祺对传统艺术科学的继承,进而使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得到提升。使用诗化的语言,使其作品的文学魅力得到充分的显现。叙述中运用“空白”的手法赋予小说以节奏感。使用暗示烘托出耐人寻味的意境。 汪曾祺小说的内容大多是民族风情、地域文化、童年等,尽管他描写的人物都是艰难、挣扎的活着,但是却依旧充满着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积极向上的态度,散发着人性的美好以及作者的希望。汪曾祺的小说像诗又像画,用平静的语气诉说平凡的琐事,自然地流露出情致,他喜欢用有诗意的语言,用短句或词语单独成段,形式像诗歌。如《复仇》,“......骆驼的铃声在柳烟中摇荡。鸭子叫,一只通红的蜻蜓。惨绿色的雨前的磷火,一城灯!嗨,客人!”[1]通过诗化的语言描绘出了如烟浩渺的境界,可以说是汪曾祺小说的神来之笔。在叙述节奏上,能够做到张弛有度,任何情感都不写到极致,适当的留白使小说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天鹅之死》中,“......她的眼睛里都是泪水,她的眼泪流进了她的梦。......”这段文字有着比较朦胧的诗意,如果将空白的部分进行补充,就没有原来的诗意,也会显得比较乏味。 二、西方现代文W对汪曾祺小说的影响 (一)西方现代主义作家 汪曾祺不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他的小说有着明显的现代性特点,主要是由于他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时的影响,在进入文坛之初就开始接触外国文学。 在汪曾祺自己看来,契诃夫和阿索林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他觉得契诃夫是真正的现代作家,作品洒脱自由,好像将任意组合文字就能够形成一步作品,汪曾祺喜欢契诃夫的自由、不受文体模式的束缚,并且更加关注生活。汪曾祺的创作思想、艺术形式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契诃夫的影响。对于阿索林,他认为阿索林的小说像是安静的小溪,但是又充满活泼。汪曾祺也继承了阿索林灵动恬淡的写作风格。阿索林的小说没有刻意的对人物形象,也基本上没有情节,更没有充沛的情感,是利用比较细腻的眼光观察生活,这也是汪曾祺的创作美学。 此外,汪曾祺的创作也受到了卡夫卡的一定影响,卡夫卡善于运用象征的手法,但是并不是明显的象征,而那时一种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象征,其中的韵味需要读者自己去体会和品尝。汪曾祺在40年代时观念也出现了变化,对写作进行了理性的思考,认为真正的小说应该是现在进行式的,一切都像真的,并且没有解释说明,也没有过分强调,是绝对真实的写照,随处都有象征,但是又没有象征的“意味”,是自然的[2]。这种想法就是受到了卡夫卡的影响。 (二)西方现代艺术 汪曾祺在创作中也应用了一些西方叙事学的创作手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传统的叙事。 汪曾祺从40年代开始创作小说,意识流小说也是这一时期开始创作的,他阅读了很多翻译的小说,涉猎很广,他的创作受到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比如《绿猫》、《复仇》、《小学校的钟声》、《礼拜天的早晨》等,汪曾祺意识流小说有着散文化的特点,如《复仇》,“山越来越高,......路像一条长线,无穷无尽地向前面画过去。”[3]这本来是描写复仇者的心理,是一种意识的无规则活动,但是作者写连绵的山、无边的天以及弯曲的路,好像是没有希望。于是人们能够看到这是一个执着又孤独的复仇者。40年代是比较动荡的时期,这时汪曾祺的意识流小说大多是表现知识分子的迷茫与孤独,与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消极性是一样的。如《绿猫》,通过“我”的视角讲述夜深人静时,人物复杂的回忆以及思绪,“我”的意识流动,是主观的真实,而这种真实是通过客观事物引起的,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主观世界的不同。 汪曾祺小说中有很多意境之美,意境是通过很多方法进行描写的,汪曾祺小说中有很多风物的描写,在他诗化的小说中注重情绪和想象的描写。如《昙花、鹤和鬼火》就是纯风物描写的小说,主人公李小龙看到了昙花、白鹤、鬼火的美,“忽然又飞快了,聚在一起;又散开了,好像笑了,笑得那样轻......”[4]这里描写的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阴森的鬼火,而是柔美灵动的。这三个意境十分美,但也是稍纵即逝的,在描写中能够感受到作者淡淡的忧伤。这些原本平淡的事物通过汪曾祺的描写,变得充满韵味、充满想象。 三、结束语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深受传统与现代的影响,他的小说可以像清泉一样澄明透亮,又可以向迷雾一样让人捉摸不透,平凡的语言背后隐藏着一股力量,牵引着人们走近汪曾祺和他的小说,汪曾祺的作品虽然没有鸿篇巨制,但是他的作品却像是一座座高耸的山峰,值得我们一步步去攀登和踏寻。 中外文化论文:论中外文化差异对教育翻译的影响 【摘 要】文化和语言相互联系,相互交融,社会文化环境产生语言,同时也影响着语言,语言与文化相互依存。本文通过描述不同语言之间文化的差异,围绕在语言中所体现出的中外文化差异,来阐述并且分析文化背景、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各种影响,并结合实际说明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教育翻译的有利影响及不利影响。 【关键词】中外文化;差异;教育翻译 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相互转化的过程,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转换的过程。翻译的字面意思想要理解不难,但真正要做起来却实属不易。在翻译中,我们发现,语法和句子结构并不会给我们造成真正的困扰,而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不同的文化历史因素造成的言语活动的负迁移才是造成真正困难的原因。 在教育翻译中,造成错误的,一般不是由于词语的表述不当导致的,而是对不同文化的错误理解造成的。正是因为文化和语言间的紧密联系,我们必须要充分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背景知识,关注其文化差异,在翻译中确切地表达出原文的含义和思想。我们在进行翻译时,必须要考虑到文化差异并自主进行合适的处理,使译文既能不偏离于原文,又能符合源语言的表述习惯。 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心理会产生不同的语言,不了解不同语言内在的不同的社会文化,也就很难准确地把握不同语言之间的相通之处。通过分析中外文化差异,本文提出存在的主要差异以及对翻译产生的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中西方文化的主要差异分析 (一)文化理念的差异 儒家文化对中国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学的“和”的观点在中国的文化上有着重要的体现,“和”强调了平衡、对称、统一的中国造型方法,以规规矩矩、四平八稳为最美。“和”观念更为注重的是天与人的和谐、社会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注重天地人和,它强调了群体的价值,认为个体产生于群体之后,先有群体后有个体,个体是群体之中难以分割的一部分。 (二)思维方式的差异 后天的社会文化、家庭教育等多方面因素会对思维方式造成主要影响,不同文化背景环境中成长的人们,他们的思维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人们通常从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所描述的问题内容也就存在差别。研究发现,中国人更加擅长形象思维,他们把事物看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从系统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注重“和”的思维模式,即更注重平衡与和谐。因此,汉语更加注重语义,语义变化非常大,同一句话即使在不同的语境下也会有着各不相同的含义,这也是中国文化含蓄、内敛的最好体现。而西方人更加擅长逻辑思维,他们经常将要分析的对象分解成不同的部分,从细节之处进行深刻分析,这也是西方文化以理性思维为主要特征的最好体现。因此,我们需要加深合理的思维认识,合理的分析不同文化间的表达方式。 二、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影响分析 (一)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影响的一定性 文化和语言二者息息相关,语言在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教育翻译受文化差异影响的表征 1.信仰不同引起的翻译不对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华民族的动物象征是龙,龙代表大气磅礴的民族精神,是吉祥如意的象征,中国有“龙马精神”“龙凤呈祥”等说法。但在国外文化中,龙是恐怖的动物,代表着邪恶。 2.受社会风俗习惯差异影响的翻译不对称 我们遇到熟人打招呼的时候通常会说“干什么去啊?”“您吃饭了吗?”如果在翻译的时候直接将这类的话直译,那么绝大多数西方人听了都不会开心,他们不能理解其中深意,也难以接受,甚至于认为你干涉了他们的自由。 三、克服教育翻译受中外文化差异的不利影响 显然, 翻译工作者只有对不同的民族文化有深入的理解,才能理解两种语言之中的文字的其中含义。 (一)在教育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加强中外文化意识,提升中外文化感应能力 想要更加准确地进行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必要深刻地掌握和理解不同语言间的文化,从而准确地把握不同语言文字的含义。对于教育翻译而言,我们要加强自身的中外文化意识,提升中外文化感应能力,准确把握翻译材料中的文化内容及细节,以免产生错译、漏译等问题。 (二)在教育翻译的过程中加强中外文化素养 文化对于中外语言翻译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不断学习中外文化知识,不断加强自身的中外文化修养。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重视和加强本民族文化教育 加强自身的本民族文化素养可通过浏览一些中国的历史故事、文学名著、观看历史影片等。 2.重视和加强英语文化教育 作为译者应该从多个渠道获取英语文化知识。如:阅读外国文学著作、观看外国影视作品、了解世界各地的文化习俗、进行国家间的文化习俗的比较等。 四、结论 翻译受中外文化差异的影响,在翻译的过程中,应首先忠实于原文,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互为弥补和完善,挖掘其更深刻的含义,完成文化思想的转化。这些方面在教育翻译中也应深深地体现出来。 中外文化论文:梁实秋与中外文化 内容摘要:梁实秋的一生深受中外文化影响,他发表评论、创作散文、翻译莎士比亚、主编《远东英汉大词典》,可以说是自由地游走于中西文化。本文从他的家庭环境、启蒙教育、清华求学、美国留学、人生选择等方面探究多元文化对梁实秋的影响。 关键词:梁实秋 中外文化 人生选择 自由 保守 当代文坛鲜有作家能像现代文学史上一些大家那样,去深入的学习、了解、领悟、吸收中西方文化,并进而深刻的影响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文化的变革与发展。这些大家有一些共同点:出生于晚清、成名在民国,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大时代感受着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的多元碰撞。他们都曾在国内潜心求学,之后选择漂洋过海,再回过头来,用各自已经形成新的的眼光来观照亟待觉醒与振兴的中国。胡适如此,鲁迅如此,梁实秋亦如此。 一个人的文化背景往往决定这个人的心性、视野、格局与情怀。作为学者和作家的梁实秋,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成就了他的灿烂人生。 一.家庭环境:传统与现代 梁实秋出生的1903年,其时正处于清朝的尾声,一个不断衰微的王朝在做着最后的挣扎与喘息,在这个老大帝国京城的一个胡同里,梁实秋开始了他的人生旅程。 他的“老家在北京东城老君堂”,“这是一栋不大不小的房子,有正院、前院、后院、左右跨院,共有房间三十几间,算是北平的标准小康之家的住宅”;他的家庭“不是富有之家,只是略有恒产,衣食无缺”。[1]所以在他的儿时记忆里,有的是商店林立的东四牌楼,卖着汽水和蜜饯桃脯的干果铺子,能买到英文教科书《汉英初阶》及墨水钢笔的汉英图书馆,佛堂改成的书房,院子里的紫丁香、梨树和西府海棠,“天棚鱼缸石榴树”、“大放光明”的电灯、“生怕削断了手指”的电扇……在这样的环境里,梁实秋开始触碰传统和现代。 长在一个传统的封建家族,不可避免地要适应长幼秩序、膳食规矩、祭祀礼仪,但让梁实秋记挂更多的是胡同里“打糖锣儿”的声音,夜晚钻进被窝齐头睡在炕上的欢声笑语,祖父的慈祥与呵护,母亲的怜爱与严格……这些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他童年那颗幼小而又温暖的心灵。 二.启蒙教育:学堂与小学 梁实秋六七岁的时候进了内政部街西口内路北的一个学堂,在这所学堂学得了什么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开学那一天,学生们都穿戴缨帽呢靴站在院里,只见穿戴整齐的翎顶袍褂的提调学监们摇摇摆摆的走到前面,对着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领导全体行三跪九叩礼”。[2]梁实秋以这种极富传统文化意味的仪式开始了他的学业。之后他跟着家里请的一位教师学习了一段时间,接着又去有贵族学堂之称的陶氏学堂读了两年。 武昌起义,民国成立,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终结,中国完成了一次变轨,一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教育的剧烈变革到了爆发的时间节点。对梁实秋来说,这当然不仅仅意味着减去辫子,他的童年生活也随之改变。“革命以后,情况不同了。我的家庭也起了革命。我们可以穿白布衫裤,可以随时在院里拍皮球……”[3]“民国成立,薄海腾欢,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先生不愿到南京去就职,嗾使第三镇曹锟驻禄米仓部队与阴历正月十二日夜晚兵变,大烧大抢,平津人民遭殃者不计其数。我亦躬逢其盛。兵变过后很久,家里情形逐渐稳定,我才有机会进入公立第三小学。”[4] 东城根新鲜胡同的公立第三小学,既称“小学”,说明是新式教育。课程不仅有国文、历史、地理、习字,也有算数、英文、体操等科。在这里,梁实秋接受了启蒙教育,夯实了他的学习基础。他的启蒙老师周士毕壬的教导和训育,对他人生习惯的养成影响很大。“我记得他特别注意生活上的小节,例如纽扣是否扣好,头发是否梳齐,以及说话的腔调,走路的姿势,无一不加指点。他要求于我们的很多,谁的笔记本折角卷角就要受申斥。我的课业本子永h不敢不保持整洁。……在我们心目中他几乎是一个完人。”[5] 三.清华求学:美国与爱国 1915年,梁实秋以直隶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学校“在那时尚不大引人注意”,“带着深刻的国耻的意味”[6](学校创立是由于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半数指定用于教育用途)。在这里的八年求学时光,让梁实秋收获颇多,难以忘怀。因为是预备留美的学校,清华在教学上既管理严格又处处模仿美国,这对梁实秋大有裨益。 清华对新生管理严格,起床、洗漱、就餐均有要求,甚至规定学生每两星期要向家里写家信一封、身上不许带钱、一星期洗澡至少两次、禁止看小说等等,一旦违规,就会受到处罚,“闭门思过”。这一切在后来被梁实秋所理解:“我们事后想想陈莜田先生所执行的那一套管理办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本来是应该在幼小的时候就要认识”,“我从来不相信‘树大自直’”。[7] “清华特别注重英文一课”,[8]上午的课如英语、作文、公民(美国的公民)、数学、生物等一律用英文讲授,又有林语堂先生、孟宪承先生这样 “难得的好老师”,梁实秋因此受到了极好的英文训练,这为他日后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和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的成就打下了基础。两位美籍女教师教导他练习使用“议会法”,让梁实秋体会了孙中山先生所谓的“民权初步”和民主社会的集会艺术,还教学生们“题目到手之后,怎样先作大纲,怎样写提纲挈领的句子,有时还要把别人的文章缩写成大纲,有时从大纲扩展成为一篇文章,这一切其实就是思想训练”,“美国的高等学校大概就是注重此种教学方法”。[9]梁实秋的国文老师徐镜澄先生,最独到的地方就是改作文,教梁实秋许多作文的技巧,梁实秋“终乃接受了他的‘割爱主义’,写文章少说废话,开门见山;拐弯抹角的地方要力求挺拔,避免`茸”,[10]多年以后,作为作家的梁实秋的文风淡雅自然,当与此有关。其他诸如音乐、数学、生物、手工、国画、体育等科,虽不是他之所长,却也让人回味。 毕业前一年梁启超的一次题目为《中国韵味里表现的情感》的演讲对他影响甚大。任公先生的学问和风采彻底征服了年轻的梁实秋,以至于梁实秋后来写到:“我个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11]在清华,梁实秋仔细阅读过胡适、周作人等人的著作,“《新潮》、《新青年》等杂志更不待言是每期必读的”,[12]如此说来,梁实秋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缘分其实在那时就已经注定。 在一个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作为学生的梁实秋有着最朴素的爱国情感。清华上午的课一律用英文讲授,教师一部分是美国人,这激起了梁实秋的“反感”,“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上午在课堂就偏偏不驯服。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庚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我爱我的母校,但这些联想如何能使我对我母校毫无保留的感到骄傲呢?”[13]在清华读书期间,梁实秋也曾以爱国学生的姿态参加了“五四”运动。 四.美国留学:思想和学术 梁实秋对毕业出国一事,“一向视为畏途”。[14]早他一年到美国的闻一多劝他出国见见世面,“事实上清华也还没有过毕业而拒绝出国的学生”,他的恋人程季淑女士深明大义地支持,所以无奈也好、不舍也罢,这种种因素还是促成他迈出了去美国留学的步伐。 1923年8月,“清华葵亥级六十余人在上海浦东登上‘杰克逊总统号’放洋”。[15]带着与恋人的“三年之约”,带着她绣的“平湖秋月图”,带着新做的西服和国旗,梁实秋出发了。在这艘船上,还有两位当时已经成名的作家:冰心和许地山。 梁实秋到了美国,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英文系、哈佛大学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研究所学习、进修,1925年获得哈佛研究院文学硕士学位。这期间,他的思想体系逐步建立,他的学术才华开始显露,而这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欧文・白璧德。 欧文・白璧德(1865C1933年),哈佛大学教授,美国文学批评家,新人文主义思想的领军人物,“学衡派”的代表人物梅光迪、吴宓都曾师从于他。梁实秋评价他“是一位与时代潮流不合的保守主义学者”,“他重视的不是‘创造力’而是‘克制力’。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做了多少事,而在于有多少事他没有做。白璧德并不说教,他没有教条,他只是坚持一个态度――健康与尊严的态度。”“白璧德对东方思想颇有渊源,他通晓梵文经典及儒家与老庄的著作”,[16]他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有相似之处,当这种西方文艺理论与梁实秋身上的中国传统观念汇聚融合,就造就了梁实秋理性与节制。 1924年秋天,梁实秋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选修了白璧德教授的“十六世纪以后的文艺批评”,“觉得他很有见解,不但有我们前所未闻的见解,而且是和我自己的见解背道而驰”,“我读了他的书,上了他的课,突然感到他的见解平正通达而且切中时弊。我平夙心中蕴结的一些浪漫情绪几乎为之一扫而空。我开始省悟,五四以来的文艺思潮应该根据历史的透视而加以重估。”[17]就是在这个时候,梁实秋写下了他的第一篇批评文字《论中国现代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他以新人文主义的思想对新文学进行了一次反思。梁实秋后来的《文人的纪律》、《文人有行》等文,“都可以说是受了白璧德的影响”。 就在梁实秋在美国似乎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时候,他做出了回国的决定。对于当时的情况,梁实秋的长女梁文茜写到:“我爸爸上美国留学,我妈妈等他三年。我爸爸本来应该念四年回来,可是三年就回来了,因为说好了三年,不回来怕我妈妈跟别人结婚。那时候妇女只要家庭一给说好了,包办了,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所以他三年以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跟我妈妈结婚。”[18]就这样,梁实秋结束了美国留学生涯,回国实现了当初的“三年之约”。好在此时的梁实秋在思想和学术上已经开始通达,他将用新的眼光来观照这个国家。 五.人生选择:自由和保守 1926年,梁实秋归国。先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后由于时局动荡前往上海。 在上海的梁实秋以新创刊的《新月》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评论,参与了当时的影响重大的文学论争。“我当时的文艺思想是趋向于稳健的一派,我接受五四\动革新的主张,但是我也颇受哈佛大学白璧德教授的影响,并不同情过度的浪漫的倾向”、“我自己觉得我是处于左右两面之间。我批评了普罗文学运动,我也批评了鲁迅”。[19]梁实秋以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文学创作不应该受阶级的约束、思想自由等观点与左翼文坛展开论争,成为当时两大文艺思潮对立下自由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落后国家的自由主义作家不可能完全无视民族、国家的呼唤,他们也是以自己的不同于革命作家的方式,通过也许更为曲折的道路,与自己的民族、人民以及社会生活保持着或一定程度的联系。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社会人生,探求民族复兴的道路。”[20]回忆《新月》杂志,梁实秋说:“老实讲,文人对于劳苦的大众总是同情的,中外古今并无二致。”[21]回忆抗战时期,他写到:“离开北平的时候我是写下遗嘱才走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此后命运如何。我将尽一份力量为国家做一点事。”[22]不管是在清华“对于洋人偏偏不肯低头”的梁实秋,还是带着国旗去美国留学的梁实秋,亦或是抗战时期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梁实秋,他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从未改变。只是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激进”、“保守”这两条路线上,梁实秋选择了后者。 1939年后梁实秋陆续发表过《雅舍小品》,加上其他一系列的散文,奠定了梁实秋现代散文大家的地位。有太多的评论家严谨细致地研究过他的文章,并从“技术”层面总结了他的散文风格。其中有不少人从梁实秋的文化背景和当时情况出发,分析了梁实秋散文语言和内容上的特点。关于梁实秋散文,本文要提的一点是:梁实秋的散文风格是他自由和保守的人生选择投射在文学创作上的一种必然。梁实秋是一个文品与人品高度一致的作家,也是一位前期和后期高度一致的学者。在一个呐喊和斗争占主导地位的大的时代背景里,他在创作上依然选择不被政治左右,拒绝激进,因此,他的散文走向了从容旷达、淡雅自然、幽默闲趣。 梁实秋的自由与保守,似乎与当时的时代格格不入,他的文艺理论和散文创作因而在当时并没有那么灿烂夺目。然而,当喧嚣落幕,我们终于在一个更大的时空里发现了梁实秋的文化坐标与精神价值。 六.结语:马褂与西装 翻看梁实秋的照片,他穿的不是马褂,就是西装,这正是中西两种文化的象征。梁实秋的一生深受中外文化影响,他发表评论、创作散文、翻译莎士比亚、主编《远东英汉大词典》,可以说是自由地游走于中西文化。他的成长及求学经历充满了中外文化的元素,而正是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梁实秋选择了自由与保守,这也成就了梁实秋的灿烂人生。 “父亲死的时候,穿着一身中式的长袍马褂,不要穿西装。他上美国去,人家让他入籍,他说我不入美国籍,我是中国人,我以是中国人自豪”(梁文茜语)。[23]文化无国界,但学者却有自己的祖国,在文化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坚守与执持。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差异对公益广告语翻译的影响 摘要:公益广告是一个体现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尺,随着国内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公益广告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对于英语语言研究者来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对于公益广告语的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根据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分析了影响公益广告差异的文化因素,并提出了中文公益广告的翻译方法。 关键词:公益广告 文化差异 翻译 广告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其背后承载的信息常常具有本地的文化印迹,公益广告与其他广告不同,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广告形式,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为公众切身利益服务,具有社会的效益性。它通过传达某种观念,倡导大家多多关注社会性问题,用符合社会道德的标准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支持或引导某些社会事业。基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公益广告在中西方也具有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本文根据中西方文化差异和翻译现状,分析影响中外公益广告差异的文化因素,并给出合适的翻译方法。通过研究公益广告,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外文化差异,促进国际交流和社会发展。 一、文化与广告的关系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由人类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人类由于共同生活的需要才创造出文化。文化的传承一代一代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它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并赋予其意义。广告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广泛地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各种电视媒体、网络,甚至是居住环境周围的大小街道,无一不充斥着广告的身影。从根本上来说,广告是文化发展的一种产物,不断提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广告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作为文化发展的产物,广告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它的功能,无论是广告策划和创意,还是广告制作和,都必须对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深入分析。 研究中英文公益广告间的文化差异,我们首先要了解广告和文化的关系。第一,广告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具有强大的文化传播功能,它也直接反映了所属文化的基本特征。第二,广告现象一旦产生,又会反过来对整个社会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广告现象具有超自然性、整体性和形态性,它是人和社会的产物,它有具体的存在方式,同时也反映出一定的价值观念。第三,广告创意源于文化,源于生活。一个民族的文化能提高广告创意的内涵,也会给广告创意带来独特的个性。 二、影响公益广告差异的文化因素 (一)文化价值 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念。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西方崇尚个人主义,而东方重视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提倡把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中国人主张团结一致,尤其是遇到天灾人难时,集体主义精神就表现得更加强烈。如汶川地震时,我们会看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抗震宣传。 而西方人不同,他们崇尚个人主义,有着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也喜欢随心所欲,他们认为,如果连个人利益都无法保障,更何谈集体利益。此外,西方国家和政府也大力维护他们的个人利益,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这种截然不同的观念用在公益广告上,表现自然不同。例如:同样是森林防火的公益广告,在中国,我们习惯用“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来作为森林防火的标语,而在美国,他们倾向于用“Only you can prevent forest fires”的标语,译成汉语就是“只有你能阻止森林火灾”。 (二)社会习俗 社会习俗是一个国家经过漫长的历史逐渐形成的,不会轻易改变。社会习俗对人们的行为有着超强的控制力,是潜移默化的,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与社会制度变革有着密切关系。由于生活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大家各自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表示同一事物的词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词义会有所不同。例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龙是权势、高贵、尊荣的象征 ,古代的皇帝自比为“真龙天子”,中国人也自称“龙的传人”。人们也常用“望子成龙”来表示希望孩子有出息,将来能出人头地。而在西方人眼里,“龙”(dragon)是一种邪恶的东西,有着不好的寓意。再比如说狗,西方人认为狗是人类的好朋友,他们也特别喜欢在家里养狗。常见表达有“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一个幸运儿),因此西方人对于吃狗肉十分反感。而在汉语中,与狗有关的成语常常带有贬义 ,如“狗仗人势”“狼心狗肺”“狗急跳墙”“狐朋狗友”等。在颜色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红色象征吉祥、热情、温暖、热血。中国的国旗是红色的,红色代表着革命。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挂红灯笼,贴红对联。“红双喜”“红喜事”寓意令人高兴的事。在中国古代,许多宫殿和庙宇的墙壁都是红色的。红色还有浓郁的政治色彩,象征着革命和兴旺。但红色在西方国家却不受欢迎,他们认为红色代表着血腥、危险、恐怖,尤其是在“9.11”事件以后。英语中红色(red)就有许多贬义的用法,如“red revenge”(血腥复仇)。在北美的股票市场,红色表示股价下跌,所以美国人用“赤字”(red letter)表示亏损。 (三)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以宗教的某些理论学说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并把宗教的创始人作为崇拜的对象。通过宗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社会以及某一个特定的文化区域的文化状况。在不同的地区,他所创造出来的宗教必然带有当地文化的印记。我们都知道,西方人主要信奉的是基督教,而在中国佛教徒较多。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佛教对人们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宗教信仰有着重要的影响。佛教起源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发展,同中国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人们相信有“佛祖”在掌管着世上的一切,中国成语中就有“借花献佛”一词,来比喻拿别人的东西做人情送给要讨好的人。在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美,人们信奉基督教。基督教将人看作上帝创造的最珍贵的东西,认为人是万物的主宰,并对自然有强烈的征服欲。西方人一出生就接受宗教洗礼,从一些欧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宗教的虔诚。他们认为上帝可以创造一切,因此有“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帮助自助的人)”的说法,也有“Go to hell”(下地狱吧)这样的诅咒。 (四)审美标准 由于地理环境、文化背景不同,中西方国家也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公益广告在与绘画、音乐、书法等艺术形式结合时,便具有一定的审美特色,这不仅给人以启迪,而且给人以美感。公益广告的设计往往吸引公众的眼球,画面与文字的结合更能清晰地传达出广告中的文化信息,让人一目了然,也以此来达到宣传的目的。因此,审美标准在公益广告中很重要。 中国的公益广告偏向于用含蓄的手法传播人性之美,唤醒人们崇高的道德情感。例如一则《我要上学》的公益广告,广告中小女孩那双闪亮的大眼睛形象生动地表达出贫困山区的孩子对上学的渴望。相对而言,西方人更喜欢直观型公益广告,西方的广告文化崇尚个性,强调特色,在英语国家的公益广告中,外国人喜欢使用幽默和讽刺的手法。例如,西方国家常常喜欢用安全套的滑稽用法来呼吁人们预防艾滋病。国外的一则禁烟广告将人的肺设计成无数只蜜蜂的集合,一个人伸出打火机想去点烟,图片右下角一句标语“Your lungs are more sensitive than you think ,stop smoking”。广告形象生动,给人以深刻的暗示。 三、中文公益广告语的翻译方法 (一)词汇的选择 英汉两种语言中都有一词多义和一词多类的现象,有时候汉译出来的英语与中文意思大相径庭,这就为公益广告的理解带来了困难。这就要求在翻译公益广告语时要注意词的褒贬、轻重,还要考虑词与词的搭配,尽量译出中文的含义及其色彩。例如:中国的一则公益广告宣传语“五讲四美三热爱”曾有人译成“Five stresses,four beauties(四个美人)and three loves(三个情人)”,这样译出来的意思与广告原本的意思背道而驰,而且外国人也容易误解。得体的翻译可以是“Five stresses,four points of beauty and three aspects of love”,在原译文的基础上加上几个词,意思就完全不同了。 (二)词类的转换 汉译英中常常需要进行词类转换,鉴于汉语中习惯频繁使用动词,而一个英语的句子表达往往只有一个主要的动词,所以将汉语动词转换成英语名词或其他词类是一种常见的翻译方法。在某些公共场合我们常常会看到诸如“严禁酗酒”和“禁止吸烟”的公益广告标语,西方国家习惯用“No alcohol”“No smoking”表达,而不是“Don't drink alcohol”“Don't smoke”。名词的选择更符合西方人的表达习惯,适当进行词类转换可以使译文更通俗易懂。 (三)句型的转换 公益广告中的语言本身具有灵活、简洁的特点,在翻译过程中,学会灵活地进行句型转换可以使译文更加流畅,一目了然。既可以把句子译成词组,也可以把词组译成句子,还可以在句型之间相互转换。例如:“关注环保,低碳生活”可以译成“Care for the world creatively”,把并列词语换成一个祈使句,这样既表达了基本意思,也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可谓恰到好处。再如:“请勿践踏草坪”译成“Take care of the meadow, please”比“Don't trample the meadow, please”要好,肯定句的表达比否定句显得更有礼貌,语气也更温和。 (四)汉语四字结构的译法 大量使用四字结构是中文公益广告标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四字Y构表意精准,读来朗朗上口,也充分体现了汉语文化的特征。一般来说,英文的公益广告语讲究简单直接,通俗易懂,因此,译者在注意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翻译规则,灵活地将四字结构翻译成英文,准确传达出中文意思,使译文流畅地道。如:“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震救灾”可以译为“ United as one, we determine to tide over the hard times”。再比如:“小心轻放”在英语中就有对应的表达“Handle with care”,译者采用了意译的方法,既传达了原文的基本意思,又符合英语的行文习惯。 四、结语 了解中外文化差异对于我们学习中西方语言、研究公益广告语的翻译等具有重要意义,公益广告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手段,它蕴含着不同国家的文化信息,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因此,在翻译中西方公益广告语的同时,我们应该在相互理解并且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方法,创造出精准而得体的译文,为我国公益广告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 中外文化论文: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动态 感谢敦煌研究院邀请我来参加这次会议。赵声良副院长让我讲一下近年来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研究动态,但是这个题目比较大,所以我择要把跟敦煌有关的话题就我所了解的近年发展的趋势,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从动态方面来讲,现在丝绸之路讲得非常热,但是过去没有一门丝绸之路专业,主要有中外文化交流史,或者中外关系史,或者中西交通史专业。过去对做丝绸之路,我们觉得有点不太专业一样,但是近年有所改观。这种改观,我不是说它不对。作为中西交通史这样的中国传统学科发展来讲,早期有几位大家,像张星R、冯承钧、向达、陈垣、陈寅恪、岑仲勉,等等。前面三位是专门做中西交通史的“三大家”。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一代,像孙毓棠、张广达等也做了很多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但是他们毕竟受了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影响,孙毓棠改行搞近代史,但是他们带了一些学生,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就逐渐见了成果,像余太山、刘迎胜等先生。这是总的学科上的人物大致的脉络情况。 在中外关系史方面,分别为传统史籍、外文古籍、胡语文献、考古资料几个方面。这是大家比较集中研究中外关系史的话题。 传统古籍方面,有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从《大唐西域记》、《法显传》到《东西洋考》,关于这些的研究好像已经穷尽了一样。近年仅出版了朱玉麒整理的徐松《西域水道记》。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是可以重新做的。比如《大唐西域记校注》一卷应该有一本,《大唐西域记》里面没有一张玄奘看到的佛教遗迹的图片。以现在的研究条件是可以加上图的。比如考古学家的遗址平面图,还有玄奘看到的很多尊像,只要现在还存在的,都可以加在《大唐西域记》中。 外文古籍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是很薄弱的,但是前景很好。过去,对于希腊、拉丁史料,耿N翻译过,现在又出版了英文版,可以对照着再做工作。可以从西方整理的希腊、拉丁文本里重新辑录有关东方的文献。这些东西,目前没有人做。另外,波斯、阿拉伯文献的量相当大。在中国,除了穆根来、汶江、黄倬汉翻译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宋岘翻译的《道里邦国志》外,其他都没有人做。西方的殖民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他们越来越不关心这些,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提出,中国学者应该接着继续做下去。像塔巴里《年代记》的完整英译本已经出版了,《史集》版本的调查都已经结束,但是没有很好的译本翻译出来。我们现在所用的《马可波罗行纪》的版本是20世纪30年代冯承钧翻译的。他依据的底本是沙海昂本,非常差的。而国际通行的是伯希和和穆尔合作的百衲本,中国学者很少用它,调查国内图书馆所藏也没有几本,完全不能和现在的我国关于蒙元时代中西交通研究切合。这些都是非常紧迫的东西。 另外一个跟敦煌吐鲁番相关的是胡语文献。过去讲,中国学者要夺回敦煌学研究的中心,并且我们已经夺回了这个中心。但是胡语这一块还不是中心。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读通粟特文和吐火罗文。季羡林先生不在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吐火罗文。实际这方面的天地非常大,包括敦煌、吐鲁番都可以做很多工作。然后是梵文写本。我们的期刊发表很多研究北道、南道的造像的论文。这些造像不是根据汉文本画上去的,而是根据当地的梵文本和吐火罗文本画出来的。梵本和吐火罗本经过了一百年,都已经被翻译出来了。所以应该可以和洞窟的这些壁画做重新的对照。关于摩尼教的东西,现在更多的关注点在霞浦文书上。葡萄沟水盘遗址出的文书最近全部都已经编了目录。德国人在不断地推进这个事情,他们有一个黑皮的《德国东方写本目录丛刊》,还有《柏林吐鲁番文献丛刊》。其实它们跟我们的敦煌吐鲁番研究非常密切。当然石窟考古是不断地推进中外关系史的一个有力的强点。像安家瑶做的玻璃器研究,赵丰做的丝绸研究,齐东方做的金银器研究,林梅村做的西域文明,还有钱币、石刻研究,等等。比如洛阳的景教经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证敦煌抄本重要性的材料。但是基本上是在景教的圈里在用,在敦煌的圈里没有用。但是从写本上来看,拿一个经幢和写本来对照,可以复原这个卷子。 近年比较有推动的还是粟特方面。不客气地说,粟特人在中国,中国人已经占据了话语权。从蔡鸿生先生、姜伯勤先生,一代代学者的努力还是很明显的。关于粟特本土的研究还差很多。中国学者反应比较慢。随着“一带一路”的说法提出之后,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大的推进。但是现在到市场上找关于丝绸之路的书,真正上学术层面的就是刘迎胜的《丝绸之路》、吴芳思的《丝绸之路2000年》、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等等。 以上我粗糙地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科背景和发展做了一个简单介绍。 从刊物上来讲,《敦煌研究》的整体发展是非常好的。从试刊到今天的确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过程。今天我们的期刊得到了优秀期刊的称号,也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资助。其实,敦煌研究院一直是我们的期刊最强有力的支持。 对比《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学》、《吐鲁番学研究》,我们的这个期刊是非常拔尖的,非常有特色。但是也要考虑到现在的杂志越来越多,比如现在有《西域研究》、《西域文史》、《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欧亚学刊》、《丝瓷之路》,以及将要创办的三个杂志《丝绸之路研究》、《丝绸之路研究集刊》、《丝路文明》,这些期刊都是抢夺我们的稿源的。所以我们要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定位,那就是:敦煌石窟、敦煌文献、敦煌简牍。这三条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要立足这些才能保持我们的特色。另外,我觉得《敦煌研究》成功的一点,就是它办刊早。在它创办的时候,全国的石窟寺没有杂志,所以我们期刊过去占了一个先机。过去我们把各个石窟佛教美术考古都囊括在敦煌研究中,所以现在应该按照丝绸之路沿线,辐射到全国,同时应该要走出去,一定要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然后到日本、朝鲜、韩国,所有的佛教美术、粟特文化考古的|西都囊括在这里。 最后一点:一本杂志,我们将它办到这个程度,我们有很多自豪感和成就感,我们应该考虑怎样更上一层楼。 1. 把住学术关。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一个高手推荐来的文章,我们要相信它就是一篇好文章。我们可以接受这种人情稿,但是这种人情稿是要有学术含量的,要把握住文章质量。如果进来的稿子真的不行的话,不要勉强,不要发表。 2. 推进国际化和全球化。加强自己期刊英文的推广,建立自己的网站和微信。 3. 解决胡语文献的排版问题。中国目前的排版还是头疼于胡语文献的上边一个点或下边一个撇,这些问题一定要解决,并且是可以解决的。 4. 发挥编委和专家的作用。编辑部审不了的稿子,一定要请专家,并且不一定是编委来审稿子。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的双向关系 中华文化对海外文化的影响,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李约瑟和一些研究中西交通史学者们的研究和引录的资料,在世纪之初,中华文化的器物制作、社会风习和法律作用等内容都已被西方人士以羡慕的眼光写入他们的著作中。当然有许多资料是经中亚各国转手,或由西方来华人士传播出去的。对东方的影响更为明显,即以中华纪年方法为例,自汉武帝立“建元”为年号,至清宣统止,二千余年相沿不衰,而周边的朝鲜和日本等都加以借鉴而推行使用,至今日本犹以平成为年号。唐代文化鼎盛,日本派出遣唐使十数批,不仅亲炙中华文化,而且舶载回国的中华典籍近二千种。至于鉴真大师东渡,弘扬中华文化,更是久已脍炙人口的佳话,至今犹被日人尊崇,专庙奉祀。宋代茶文化的发扬与日本茶道具有血缘渊源,当今日本茶道各流派仍奉陆羽为茶圣。至其书画、插花等事也均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日本几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市场。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日本接受外来文化并不原样照搬而是改变包装,尽量“和化”。明初郑和七次航行海外,赍送典籍文物,使南洋等地“大小共三十余国”广沐中华文化。晚明以来,特别是明清易代之际,一些儒家学者如朱舜水等不事新朝,泛海东渡,在日本传播理学,称儒学一大宗师;福建黄檗山开山普照国师隆琦,俗姓林,号隐元,于明光宗泰昌元年29岁时,在黄檗山正式剃度为僧,从鉴源禅师研习经典;清顺治十一年63岁时东渡日本,宣扬佛教,沟通中日文化,成为明清之际的名僧,日本延宝元年(康熙十二年)卒于日本,年82岁。这两位儒释大师为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就在清初的时候,中国一部从宋代就传入日本的民间识字读本《三字经》也竟流传到俄国和欧洲,后来更被英、美、德、法等国的学者译为英、法、拉丁文本,也可见中外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近代以来,中华文化还曾对外产生过某些政治影响,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流传到日本,有多种刊本,不仅使日本民众从中获得西方史地知识,而且对明治维新也有推动作用。 18世纪以来,西方经济迅速发展,物质文明明显增长;但是,社会精神文明却出现空虚沦落。文化与文明虽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但源头活水不一定都是顺流而下,也可能出现逆水回转的滞退现象。文化愈发展,文明愈堕落的逆向现象也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其原因就是由于文化包含有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器物层,中层的理论制度层,深层的文化层,只有三层共建才是完整的文化结构。那时西方人士很羡慕中华文化,因为中华文化既不像希腊文化那样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像印度文化那样注重人与神的关系,而是推崇和主张以人文主义,即人伦思想为核心。中华文化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成“天人合一”的模式,司马迁所主张的“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沟通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载入史册;对于人和神的关系也处理成一种泛神观念,即凡是在人周围的神都是以人的意愿去确定其存在和命名的,“祭神如神在”正是对这一意愿的典型概括。中华文化对人际间的现实关系非常注重:如仁人爱物、尊老爱幼、人伦纲常以及“未知生,焉知死”等等论题都表明中华文化的核心所在,而这正是当时西方社会所希望和羡慕的,他们想用中华文化中的伦理道德来针对其社会时弊,并从中寻求慰藉和补益。当前欧美现代化达到高度发展的程度,也面临着道德生活中的精神困扰,因而也像他们的先人那样,想求助于中华文化。于是西方一些学者便以提供新儒学或复兴儒学作为针对时弊的救世良方。这正是中国文化对海外文化的一种吸引力。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发展、完善和建设自己的文化时,不仅要继承和选择本土文化,还要善于吸收和融合海外文化。长期以来,海外文化似乎习惯性地专指西方文化,但不容忽视的还有以日本为主的东方文化。中国在某一时期还有“苏化”问题。从汉晋以来,中华文化就对海外文化从不断探求和选择中来融合发展自己的文化模式,如汉以来的融合佛教文化;唐代长安之成为当时中外文化兼容的总汇以接纳各种外来文化;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传教士向中国大量移植海外文化,甚至大臣(徐光启)帝王(康熙帝)都亲自学习和介绍海外文化;近代之初所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虽有某种狂傲的偏见,但确是当时吸收海外文化的一种明智态度。19世纪60年代以后,从西方大量引进海外文化的译书活动达到高潮,已从单纯介绍西方史地知识外,尤集中于政治、科技等方面,在中外翻译家互补短长的情况下译书近千种。在前夕,译书活动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维新派人物提出了译书应“以东文为主,辅以西方;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的原则,反映了时人想更多更快地吸取海外文化的情绪,但实际上仍以译西书为主。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在维新分子樊锥身上有了强烈的体现,他在《湘报》上发表的《开诚篇(三)》一文中呼号“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的主张。又力主仿效明治维新。这可称是“全盘西化”最早的公开号召。清末又有从冯桂芬提出的“中本西辅”,经由“中本西末”而后形成“中体西用”体系。这是当时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被迫接受传统观念中视为“奇技淫巧”的外来器物层作为“西用”,来改进中国落后的生产力以求富强。在政治行为上体现为清末的立宪运动。立宪运动含有一种图强求存的意念,不能绝对地视之为伪立宪。民国以后,引进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由于适逢军阀混战的动乱局面,尚难顾及深层的文化观念,即使有也都是一知半解、支离破碎的,或浮游于饮食服饰的表层,难以深入到思想、政治、经济的深层,而真正使西方文化产生社会影响的则是“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出于挽救民族危亡,改造落后现状的强烈愿望,曾经以无畏的气魄采取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反传统手段,从批判“孔教”入手,向“传统文化”不断进行猛烈冲击,解除了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引进具有海外文化属性的“民主与科学”,作为基本精神来建设新文化。终于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业绩。可惜它未能获得相应的土壤与经济现代化相配合,所以其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而它的绝对化反传统手段竟被后来有些人所曲解和利用,导致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虚无态度,从而推荡出有关中国文化的论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全盘西化”论。这是二三十年代的文化论战中,某些知识分子以放大镜观测传统文化中坏的一面所产生的愤慨偏激情绪的产物。最早是在一本题名为《中国文化的出路》书中所提出:“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这个口号是把西方文化与现代化等同起来,并企图生吞活剥、原封不动地用以实现中国现代化,其结果必然出现削中国之足适西方之履的弊病。 近年以来,在吸收海外文化问题上还有一种“西体中用”说,主张者还做了诠释说:所谓“西体”就是现代化,就是R克思主义;所谓“中用”就是把中国的实际作为海外文化的载体或媒介。这和“全盘西化”又有什么不同呢?只不过是说法动听一点而已,是不可取的。 我们对海外文化的态度是吸取而非照搬,更不是谁优于谁、谁吃掉谁的问题。它是彼此撞击融合而非拼盘杂凑。不是1+1=2,而是1+1=新1。改革开放的现实情景就是后一公式的具体化。我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吸取海外文化中适应我国国情背景和土壤的那些内容,使之与本土传统文化中选择出的有生命力的合理成分相结合,才能为中华民族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即精神与物质两个文明并重的文化,并以之跻身于世界文化之林。 (选自《皓首学术随笔・来新夏卷》,中华书局。作者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方志学家,被学界称誉为“纵横三学”的著名学者) 中外文化论文:再辟“丝绸之路”书写中外文化交流新篇章 2010年3月13日,“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暨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主场音乐会策划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在中国音乐学院成功召开。研讨会由该院音乐研究所所长谢嘉幸主持,中国音乐学院赵塔里木院长及来自校内外的王岳川、王耀华、李西安、樊祖荫、宋飞、冯文慈、乔建中、罗艺峰、韩兰魁、张援、陶亚兵、赵为民、姚艺君、谢宏、左继承、王军、张天彤、齐燕燕等业内专家,以及台湾南华大学周纯一、韩国国立国乐院舞蹈团指导委员沈淑庆博士等著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研讨会上,专家们以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暨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主场音乐会――“丝绸之路”策划为核心,讨论了古代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多方面内容,并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条路,还是一条“路”? 丝绸之路,原指西汉时期汉使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途经中亚、西亚、南亚等国。张骞的西行,既体现了汉王朝强大的综合国力,又深入地在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促进了古代中国与西域各国之间的交流。在音乐上,使团将西域各国各地的音乐文化带回中国,既使身处东方的中原大国认识了西域丰富的音乐文化,又通过对其同化丰富了自身音乐文化的发展。正如周纯一教授所言:“丝绸之路是一条路,但也像水一样呈现出流动的特征。这种流动,是知识的流动、族群的流动、文化的流动。” 流动,既是水的形态特征,也充分体现了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特点。中国古代的辉煌文明,正是在这样的“流动”――文化输入与文化输出――中不断成长着、发展着、前进着,关注着外邦,审视着自身,使得悠悠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不断焕发出文明生机与文化活力。 中国幅员辽阔,边疆线长,邻国众多。西北有匈奴、突厥,西南有波斯、天竺,东有日本、韩国。漫长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既是中国音乐自身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一次又一次与外邦进行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盛唐时期,日本、韩国分别派出遣唐使来华学习,将中国包括音乐在内的多方面文化成果带回本国。在上世纪初的韩国,尚存在着包含中国古代乐舞元素的宫廷乐舞;在日本,唐代宫廷乐舞被融入本国雅乐之中,并被尊称为“左方乐”。明代,海上交通兴起,郑和下西洋,以海路作为传播渠道,再一次将中国文明传到了远方,也将非洲、东南亚文化带回中国。因此,郑和下西洋,也常被后世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面对以“丝绸之路”作为主题的音乐会,专家们就丝绸之路不同广度的含义提出了各种见解,并依此拟定演出曲目:1)狭义的“丝绸之路”,即是张骞出使西域所行之路,因此演出曲目的设定应严格按照行程顺序进行曲目排列。2)延展时空后的“丝绸之路”,包括汉朝与西域、唐朝与日韩、明朝的海上交流三个方面,本场演出应将本次上述诸种文化凝练并包含于其中。3)文化符号层面的“丝绸之路”,将“丝绸之路”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符号,力求把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成果“既广又集中”地呈现于演出之中。 专家们结合北京传统音乐节的理念,以及即将在北京同期召开的“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经过讨论,认为将“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广义化、符号化,既体现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伟大成果,又反映新时代人类文化交流、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望,才是举办本场音乐会的精神诉求。因此,本着这一理念,不但中亚、西亚、南亚诸国音乐文化是本场演出的节目,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欧洲音乐文化也将被搬上本场演出的舞台。 一个符号,更是一个起点! 时至今日,丝绸之路已不再是一条狭义上的交通线,而因着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积淀在新的时代具有了新的意义。 经过专家们的讨论,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暨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主场音乐会――“丝绸之路”主题音乐会中的“丝绸之路”已经概念化、符号化,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象征。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素有“音乐界的奥林匹克盛会”之誉。2010年8月的北京,将继奥运会之后迎来世界各国音乐界的大量同行、专家,促进世界范围内的音乐文化交流,也必将推动新时代中国与四海兄弟的文化交流。届时,“丝绸之路”必然带着一个光荣使命,成为新时代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标志。 另外,随着国力的增强,一个善于吸纳国外文化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也有必要将本国的文化大力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借文化输出,让世界各国友人再次发现东方,发现中国文化永恒的魅力。研讨会上,提及“发现东方,文化输出”八个字。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文化大国,也是一个文化交流大国。但是,纵观历史则会发现,一次又一次中外文化交流常是“输入大于输出”放眼全球不难得知,中国以其博大的胸怀吸纳了各国文化,其丰厚的文化元素却尚难成为世界范围内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回顾近几个世纪,伴随着西方诸大国崛起,以冲突性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占据了主要地位。然而,当中华民族逐步实现伟大复兴、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面对引导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使命,以“和”为主导的中华文化怎可在新时代再一次缺席? 因此,北京传统音乐节应借此大好时机,让世界各国真正地发现东方――不仅是发现一个现代的中国,也要利用现代人演绎传统音乐、展现历史文明的方式,让不同文明的友人从人性、人文情怀的深度真正发现中华文明的辉煌,使中华文明在新时代以普适的方式在全世界传播开来,并以这种文化输出的方式使中华民族参与到撰写全人类文明进程的浩荡队列之中。 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内在机制,中华民族善于吸纳外来文化的特质促进了这种交流与融合。在五千年的历史中,每一次的交流与开放,都给中华文明带来进步。“丝绸之路”主题音乐会,将以秦汉至明清作为时间线索,将中华民族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文化交流与对外开放用音乐的方式展现出来,并启示着今日的华夏子孙,将泱泱大国文化再次远播四海的路,就在脚下。 “本次世界大会的主题是‘和谐与人类的未来’,我们希望‘丝绸之路’成为其点睛之笔,通过音乐与舞蹈来展示中华民族如此宏大的历史画卷与面对时代的宽广胸怀,有十分的难度,然而,‘丝绸之路’正是通往人类未来的和谐之路,我们有再创的勇气和成功的信心”。 我们有理由相信,“丝绸之路”将不再是一场简单的主题音乐会,而是带着浓郁而丰富的文化色彩、深厚的历史气息的音乐盛会,又是一个蕴含着历史内涵的文化符号,更是照古观今、借古喻今、承载着今人美好愿望的音乐文化盛宴。罗马教宗本笃十六世曾高度称赞北京奥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人类文明的新起点。”让我们共同祝愿,“丝绸之路”主题音乐会、第二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第二世界音乐教育大会的成功举办,将为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书写新的篇章! 中外文化论文:谈习语的特点及在中外文化中的差异 摘要:习语的产生是漫长的。在很久以前,人们开始用一些或诙谐或讽刺或暗喻的方法来说出自己的想法,久而久之,便有了习语。因而它充分的体现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了解习语,便可以了解一段历史,一段文化。 关键词:英汉习语;特点;文化差异 “习语是某一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固定的表达方式”。就其广义而言,它包括成语(idioms)、谚语(proverbs)、箴言(mottoes)、俗语(colloquialisms)、俚语(slang)以及典故(allusions)等。它是民族风格的提炼与升华,是语言实践的集中体现与结晶。英汉两种语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丰富的习语,它们或含蓄幽默,折射出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或庄严典雅,承载着厚重的民族文化信息和悠久的文化传统。 一、习语的产生与特点 习语的产生亦如人类语言的产生一样,都是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等社会实践,是劳动人们语言智慧的结晶。任何一种语言的习语,都无一例外的是人们在生产过程和日常生活中,通过使用一些短小精悍的词句,创造出一些生动活泼、耐人寻味的比喻,来表达与他们工作和生活有关的思想观念。以下我们来做简要的对比说明。 (一)语言的形象性 英汉两种语言中有许多习语非常形象,用它们来比喻事物或说明事理,既生动,又达意。由于这些习语用词简练,言简意赅,常能引起丰富的联想。汉语中通常用“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来形容那些身强力大,头脑空空的人,而英语中就有ThereismoreofSampsonthanofSolomoninhim这个句子来表达此意。Sampson是基督教《圣经》中力大无穷的勇士;而Solomon则是古代以色列贤明的国王,以智慧著称。 (二)意义的整体性 习语的意义具有整体性,不能按字面意义来理解,因为很多习语的意义往往借助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典故而形成,约定俗成地构成整体意义。如汉语中的“开夜车”不可理解为“晚上开车”;“高山流水”不可能解释为“高高的山,流动的水”。同样,英语中的“theskeletoninthecloset”、“toputheadstogether”。不能将其对应地翻译成“壁橱里的骷髅”、“把头放在一起”,而要将它们分别理解为“家丑(shamefulfamilysecrete)”、“大家一起商量(thinkoutaplanwithotherpeople)”。 (三)搭配的稳固性 所谓稳固性,指的是组成习语的各个部分(即单词)是固定的,不可随意拆开和调换位置。汉语中的“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不可改为“八上七下”;“雪中送炭”不可变为“雪中送煤”;同样,英语中的“atsixesandsevens(乱七八糟)”不可换为“atsevensandeights”;“fishintheair(海底捞月)”不可改为“fishmooninthewater”。 二、英汉习语中的文化差异 (一)文化背景差异 英汉两种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反映在语言上,就产生了许多来自古代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历史事件以及文学典故的习语。但由于两种文化渊源和发展轨迹不同,这些习语均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蕴藏着特殊的文化背景知识,其比喻意义深远,非字面上所能理解的。 如汉语中常用“夜郎自大”来形容那些“妄自尊大”的人;用“南辕北辙”来比喻“办事不按事理,倒行逆施,结果必然与愿望相反”。同样,英语中也有许多习语来自希腊神话、《圣经》故事、《荷马史诗》和《伊索寓言》。如出自希腊神话中的“Sphinx'sriddle(比喻难题)”;出自《圣经》的“aJudas'kiss(喻可耻的背叛)”等。 (二)风俗习惯差异 英汉风俗习惯的差异是英汉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有关动物形象之指称意义方面的习语。在这方面,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汉语说“身壮如牛”,英语却说“asstrongasahorse”;汉语表示一个人大口大口地喝水,常说“像牛饮”,英语里却用“drinklikeafish”来表示。 (三)宗教信仰差异 英汉两个民族有着各自的宗教信仰。因此,不同的宗教文化就潜移默化地融入了英汉两种语言中,于是就有了反映宗教文化的习语。中华民族的宗教文化主要是佛教(Buddhism)文化。佛教传入我国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人们相信人世间的一切都由“佛祖”在左右。因此,汉语中有许多习语是和“佛”、“庙”、“和尚”有联系的。如“借花献佛”、“立地成佛”、等。而在西方文化里,特别是在英美等国,影响最大的要数基督教(Christianity)文化了。因此,英语中有不少与“God”,“Devil”,“Hell”,“Church”等单词有关的习语。如“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也)”;“aspoorasachurchmouse(一贫如洗)”等等。 三、结语 本文探讨了英汉习语的产生及其所具有的特点,并分析了英汉习语所体现的文化差异。然而语言是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文化交融是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英汉习语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知识,教学中或学习时经常将二者进行对比,既可以加深我们对两种语言的认识和理解,也可以提高我们对民族文化和异国文化的敏感度。正因为丰富的文化知识为语言表达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可能性,所以在真实的语言交际中,我们就能准确地理解他人的思想,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 中外文化论文:浅析唐代的海上丝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摘 要: 自唐代中叶伊始,陆上丝路因受交通阻塞迅速衰败,而随着经济中心的不断南移,以及南方相对和平的有利环境,海上丝路开始蓬勃兴起。唐代的海上丝路主要有东海(今黄海)和南海两条航线,东海航线的主要贸易对象是朝鲜和日本,南海航线的主要贸易对象是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和阿拉伯地区。唐代的海上丝路交换的不仅仅是丝绸、瓷器等商品,它更是世界各族人民灿烂文化和宗教、艺术、风俗等交流的桥梁,为世界各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唐代 海上丝路 中外文化交流 在唐代中期以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交流基本上都是通过陆上丝路进行的。但是到了唐代中叶,尤其是公元751年唐军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部)兵败于大食,以及公元755―763年的“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对西域的控制几乎彻底丧失,陆上丝路也就因受交通阻塞而迅速衰败。与此同时,战争也重创了北方经济,但是南方经济却依然保持着持续发展和繁荣,全国经济重心向南方的转移也恰好为海上丝路的兴起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加之此时的东亚、东南亚和阿拉伯地区各国等都希望通过海路与唐朝建立经贸往来和友好关系。于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海上丝路蓬勃兴起,而陆上丝路则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在唐代,生产丝织品地区以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最为出名。这些地区不仅能生产出品种繁多、质地优良的精美丝织品,而且是唐代主要的造船基地,如常州、苏州、杭州、越州、明州等。在当时,已能建造适宜远航的巨型海船,据惠琳在《一切经音义》中说,常见的一种称为“舱舶”,长达20丈,可载六七百人[1]。还有一种名曰“俞大娘”的海舶,能载重万石以上[2]。这一切都为东南沿海海上丝路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唐代的海上丝路主要有东海(今黄海)和南海两条航线。东海航线一般从登州、楚州(今淮安)、扬州、苏州和明州等港口起航,其主要贸易对象是日本和朝鲜。同以往朝代相比,唐朝与日本、朝鲜的海上往来更加频繁。例如,在唐代,日本的遣唐使共达19次,每次多达500人。公元603―894年,入唐人数达3622人,名义上虽是遣使贡方物,实质是变相的官方丝绸贸易。如公元805年,日本遣使270人,每人赐绢5匹,共计1350匹[3]。而日本在这一时期的供品则主要是金、银、琥珀、玛瑙等贵金属或稀有珍品。在这一时期,较著名的中日友好人士有:鉴真、空海、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等,其中扬州高僧鉴真历经5次失败,第六次才成功登陆日本,在佛教上,他起的最直接的作用是把中国的戒律制度带到日本,在日本建立受戒制度,并进而把钻研戒律为主要内容的律宗教传入日本,这使他成为佛教中的独立宗派,并列为奈良佛教的南都六宗之一[4]。此外,鉴真还把唐朝鉴真的建筑、雕塑和本草学等传到了日本,为中日文化的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朝鲜和唐代的贸易较频繁,许多来自新罗的朝鲜人在楚州(今淮安)定居,这些聚居区被称为“新罗坊”,他们经营海上航运,为中朝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海航线主要从广州启航,其贸易对象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地区:以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地区和以大食为代表的阿拉伯地区。 室利佛逝于公元7世纪中叶兴起,其领土包括马来半岛、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区,并控制着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这两条东西方必经的水道。所以,它既是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中心,又是中国丝绸传播到东南亚的集散地。《新唐书》对室利佛逝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过军徒弄山二千里,地东西千里,南北四千里而远。有城十四,以二国分总。……其王号‘曷蜜多’。咸亨至开元间,数遣使者朝,表为边吏侵掠,有诏广州慰抚。又献侏儒、僧祗女各二及歌舞。官使者为折冲,以其王为左威卫大将军,赐紫袍、金细带。后遣子入献,诏宴于曲江,宰相会,册封宾义王,授右金吾卫大将军,还之。”[5]由此可见,室利佛逝的国王、王子不仅亲自来到中国,而且接受了唐朝的册封。唐代高僧义净去印度求经时,也曾在室利佛逝居住长达十几年之久,他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是研究南亚和东南亚,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半岛在古代交通中所处地位的重要资料。 印度是秦汉时期海上丝路的终点,在唐代,印度河口、锡兰岛等依然是该地区的贸易中心,并成为连接广州与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等地区贸易往来的中转站。据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中唐时西行求法的高僧共60人,其中取海路的有三分之二[6]。从这里不难看出中印海上往来的频繁程度。 阿拉伯地区是唐代海外贸易最为重要的地区之一。在这方面记载最为详细的首推杜环的《经行记》,它翔实地记述了拂H(即东罗马帝国)、大食和中亚各国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生活。例如《经行记》这样描述拂H人:“气人颜色红白,男子悉著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乾饼。多工匠,善织络。”[7]他还记述了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涂发”[8]。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记载了这些国家丝绸工业的发展情况,特别是提到大食时说:“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a、织络者河东人乐h、吕礼。”[9]这说明唐代的丝绸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不仅传到了阿拉伯国家,而且唐代有绫绢工人、金银匠、画匠到了阿拉伯国家去谋生,这对中阿的直接交流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而据阿拉伯商人旅行家苏莱曼的《苏莱曼东游记》记载,公元878年黄巢进广州城时,阿拉伯等国的商人就有12万人被杀遇害,由于战争,桑树都砍了,以致影响了阿拉伯和中国的丝绸贸易[10]。尽管苏莱曼所记述的数字有可能被夸大,但是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当时广州外贸的繁盛景象。 在唐代,强大的封建王朝奉行对外开放政策,并拥有较完善的外贸管理体系和相关法规。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在广州设市舶使,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市舶税则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如《旧唐书・王锷传》记载:“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11]由此可见市舶税给唐王朝带来的实惠。此外,唐政府还在外侨聚居区专门设立“蕃坊”,外来商人只要不触犯唐朝律法,就不仅可以自由居住、自由贸易,而且可以自由信仰自己的宗教,甚至建立自己的清真寺,如广州的狮子寺,泉州的麒麟寺和杭州的凤凰寺,等等。 唐代的海上丝路传播的不仅仅是丝绸等商品,它更是世界各族人民灿烂文化和宗教、艺术、风俗等交流的桥梁,如中国儒家思想、佛教艺术、中医、武术等的外传,以及印度佛教与舞蹈,阿拉伯伊斯兰教等的内传;饮食、装饰、医学、天文学等的相互影响:动植物、珍禽异兽的相互引进,等等。唐朝的主要贸易对象印度、大食、东南亚、拂H等地区都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海上丝路,无疑对世界各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产业比较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文化产业也不断地在迅速壮大,但是由于我国文化产业底子薄,基础差,起点低,与国外的文化产业相比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的。本文就是从中外文化产业的发展角度上来看我们现在的文化产业状况,首先是在文化产业概念的界定上来区分中外文化产业内涵之间的差异。其次是从中外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来看,分别比较中外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最后是希望通过对中外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总结,对中国文化产业提出可行性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中外文化;产业;比较研究 一、国外文化产业现状―文化政策与体制状况 由于文化产业仍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在哪些领域属于公益事业,应该在政府的支持下,哪些应该是按市场竞争机制来运作,各国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对于文化产业的文化产品,现在来看社会活动和社会服务还是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的机制来运行的。此外,技术进步也会影响文化产业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比如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视频和音频技术影响着艺术创作的过程和产品的性质。 (一)德国 德国政府定义文化产业包括:文学、图书出版、图书馆、艺术和新媒体艺术,建筑,博物馆,收藏和展览,音乐,戏剧,电影和节日等等。政府资助的传统文化,单单在戏剧方面,德国就约有160公共剧场和190私人剧院。这些资助资金基本是由地方州和当地剧院来承担,地方政府为剧院和乐队的支出的费用占公共支出约为63%。德国的剧院和乐团每年都能够得到公共资金的资助,金额大概达到43亿马克,相当于0.2%的联邦,州,市的支出。 电影是一个充满竞争性的文化产业。德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其中有德国媒体公司与国际电影集团的投资,德国政府正在加强德国电影在欧洲和国际间的合作,并且把电影文化产业作为其文化和经济政策的一部分,通过各种政策支持电影文化事业的发展,例如,在1968年,根据德国联邦电影促进法(FFG)创建促进机构―电影促进署,不仅帮助电影制作也支持电影院,这些资助资金大部分来源于电影院,公共和私人资金以及所有电视和视频行业的资助。出版行业也属于文化产业,同样地充满了竞争力。德国的联邦和各州出版报纸发表约370种,期刊约10 000。市场竞争促使报纸文化产业化集中度增加,独立的报纸的数量从50年代开始下降。竞争就导致建立一个大型出版集团。新闻权则是由各州的新闻法律来管辖,并且有来自“德国新闻委员会”这些组织和出版商和记者等组成的自我监督机构的监管。 (二)瑞典 瑞典设有教育和文化部,其主要任务是帮助青年和儿童更好地参与文化活动,支持戏剧、舞蹈和音乐,最主要的还是支撑博物馆,音乐戏剧和交响乐团,瑞士还注意创建一个文化环境同时,发展文化旅游,促进群众文化活动的发展和业余文化组织,等等。政府支持的文化消费支出占文化的总消费的四分之一,四分之三的文化消费是由居民自己承担,如广播、电视、书籍、音频、视频、磁带、报纸和杂志,等等,也就是说,这些是属于根据市场机制来运行的文化产业。教育文化部资助支出超过70%的资金用在戏剧、音乐、舞蹈、历史遗迹、展览、文学和图书馆等。 二、我国文化产业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一)文化产业行业定位 文化产业应该是属于服务行业的。 世界经济的发展说明,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应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不断的调整。 后工业社会化的工业化社会,在欧盟被称为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但是其他发达国家则用了其他名称,而服务行业扮演的比例将越来越高。而中国目前的服务行业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的33%,就业仅占就业总人数的27%。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人们在基本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的同时对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目前,中国的文化产业仍相对较低,在国民经济的比例中还是很低的,因此,我国文化产业是一个具有增长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的行业。 (二)文化产业的合理位置 文化建设包括两个部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他们都应体现先进文化的方向,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一切优秀文化传统,进行创新建设。但作为服务业的一部分,文化产业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在突出中国风格的基础上增加竞争力。加入WTO后,我国在服务贸易协定中对音频、视频、旅游等文化产业做出了承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在音乐,戏剧,影视文学艺术等创作领域,通过适当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打造出具有文化产业的综合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文化产业。5000年的我国悠久历史和文化沉淀为我国创造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国际影响力扩大,精准定位市场的切入点,在良好的商业运作基础上,我国的文化产业有可能成为一个新兴的服务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文化产业的政策分类 一般国际上把文化产业分为两类:一是娱乐性质的流行文化,这种文化有很强的公共需求,这种文化产业的生产组织,大多是商业性质的,盈利目的很强烈对其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不作要求。另一种是非营利性的文化产业,它包括古典音乐,严肃戏剧、诗歌、古典与现代艺术,舞蹈,多是一些比较“优雅”的门类,这种文化产品更多强调其艺术价值和精神价值。 不同的文化产业我们应该采用不同的发展政策。历史证明:决定文化产业需求的是文化消费者的艺术趣味。“人们欣赏音乐、文学、戏剧和性能及其消费和愿意付出代价取决于人对知识和艺术的理解的程度”。这种对文化的趣味是要通过教育和经验获得的。因此,“高雅”艺术和公益文化也需要一定程度的政府的支持,这是发达国家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基础。对公益性文化事业、“高雅”艺术、经营性文化产业,政府应区分对待,应采取不同的政策发展。 我国已成为WTO成员,文化管理政策也需要调整和相应的加强。一方面要给非营利的文化组织必要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鼓励文化生产、传播、销售等单位,在规范的法治下参与竞争。国家应该制定长期计划和加强文化立法,使我国的文化产业充分参与竞争。国家应该制定长期计划和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文化和管理体系,深化改革,加强文化立法。文化从业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该方针的指引下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努力创造先进文化和艺术,建立与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相适应而又体现时代精神文化产业,参与世界文化产业的充分竞争。 中外文化论文:浅谈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外文化差异教学 摘 要:《英语课程标准》把“文化”作为英语课程内容与目标之一,提出了目标要求:“对英语国家文化及中外文化的异同有粗略的了解,增强世界意识,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本文主要介绍小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差异教学,从教学缘由、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三个方面来进行详细阐述。 关键词:小学英语;教学;中外文化;差异 《小学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明确提出开设小学英语课程的最终目的是“形成初步用英语进行简单日常交流的能力”。那么什么才是交流能力呢?简而言之,就是言语不仅要语法正确,还要适宜得体。适宜得体其实质即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文化能力。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就要重视语言文化教学,使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有机融合。 一、小学英语教学重视文化教学的理由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学习英语知识,掌握英语技能,提高运用英语的能力,这些和熟悉英语文化都是密不可分的。忽视文化差异,就可能发生判断上的失误,交际过程中就可能出现障碍,甚至会产生误会。例如某美国客人称赞其中国朋友的夫人:“Your wife is very pretty.”中国朋友按中国人的传统,谦逊地回答“Where, where(哪里,哪里),”美国客人听了后一脸迷惑,迟疑地说道“Well, everywhere,”因此英语教学一定要结合文化教学来进行。 二、小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授原则 (1)实用性。对小学生进行跨文化意识与交流能力的培养要求文化内容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与小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与小学生在日常生活交流中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密切相关,并能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如对教师、家人、朋友的称呼;打招呼和问候;道谢和答谢;致歉;赞扬和应答;小学生爱玩的游戏和运动项目;重要的传统节日、西方节日,等等。 (2)适用性。小学英语导入的文化内容应符合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经验水平,教学方法要符合小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只有结合语言教学讲授文化知识,并且能让学生在实际中加以运用的教学,才能使学生切身体会到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之所在,教师才能切实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 三、小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方法 1.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增强他们的跨文化意识,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在词汇、句子的学习中渗透文化教育,让学生不但掌握其音、形、义,而且能恰当使用。以“dog”一词为例,在中国人看来,“狗”是贬义的,汉语中常用“走狗”“狗仗人势”等来形容所厌恶的人。但英语国家对狗的看法与我们截然不同,他们把狗当成最好的伙伴和朋友。故有下列说法: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a lucky dog(幸运儿)。 从对话、课文中寻找文化信息。学习对话、课文时,教师应帮助学生从中获取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提高学生的语言交流能力,使他们不至于由于对语言文化缺乏了解而造成交流困难甚至出现失误。例如像“You look nice in light yellow”之类的赞扬的话,英语中常用“Thank you”来应答;如果按中国人谦让的习惯说法“No, just so so”来回答,这是不得体的,因为他们特别不喜欢别人寻问有关年龄、收入、等问题,否则会引起对方的不满。 借助表情、体态语等体验异国文化氛围。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一切教学手段,创造语言文化环境,使学生自觉或不自觉地体验异国文化氛围。英语老师要努力使自己的英语课堂充满“洋味”,上课时可以不拘一格,借助表情、动作、手势、体态语等来营造一种不同于汉语文化的氛围。例如教学生用食指与拇指做成圆圈状,表示“OK”;伸出并张开食指和中指表示“胜利(victory)”。 2.结合课外活动进行文化教育 在课堂教学之外,组织一些文化色彩比较浓厚的英语课外活动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对英语文化的兴趣,使他们产生了解外国文化的愿望。可以搜集和利用一些有关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让学生获得较为直观的文化知识,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也可以组织或动员学生收看英语电视节目,引导学生注意观察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方面的情况,主要是日常生活工作情况。 综上所述,学习英语过程中注意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在小学英语教学中对学生的语言文化教学是十分必要的。小学英语教师要在传授英语语言的同时,加强对学生的社会文化教学,帮助他们了解外国的风俗、习惯、民情,从而潜移默化地培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他们真正学好英语,为将来走向社会、面向国际做好准备。 中外文化论文:程泰宁 融合中外文化的现代建筑大师 年过七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是中国第三代建筑大师群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梁思成、杨廷宝、沈理源、陈植等中国近代建筑设计先驱身后,他以南京长江大桥、加纳国家大剧院、南京博物院、浙江美术馆等作品,在中国的建筑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毕生年华献给建筑事业 记 者:当代很多建筑大师最后都走上了设计管理岗位,而您一直坚持亲自参与项目从设计到施工的具体工作。对您来说,从事一线工作的最大动力是什么?最大收获又是什么? 程泰宁:我现在越做越觉得,非常幸运能从事建筑这个行业,因为它跟很多行业不一样,是非常有创造性的工作。设计师可以看到自己的草图从图纸变成实物,而且看到后又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可以再提高的地方。对我来说,它始终有吸引力,促使我去做,让我想要继续往前走。曾经有人给我的展览写过一个前言,题目叫 “归零”,我觉得很符合我的设计思想。“归零”对我来讲至少有两个含义,一是每当接手一个新的工程,我会将过去的东西全部归零,重新开始创作;二是不管别人怎么评价,这些评价在我面前都归零,我该怎么做、想怎么做,就怎么去做。这两点是建筑这份工作之所以吸引我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它让我不断创新、不断前进,而且这种想法和前进在不断地实现。 程泰宁,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大师、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总建筑师、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主持人。 正是因为对专业有这样一种态度,我并不觉得我现在的工作很累。有些人诧异我现在居然还会画草图,我说我要是不画草图,这工作我就不做了,我并不想像一些人建议的那样仅仅“点拨点拨”。之所以觉得做这工作有意思,是因为能始终感觉到思想在不断往前走,所以草图我要画,从方案、扩初到施工图的各阶段我都要控制,比如材料选择、节点设计等等,这让我可以看到从草案逐渐变成现实的全过程,这是一件令人非常愉快的事,也是非常吸引我的一个过程。 记 者:您如何在从事设计这份相对而言比较辛苦的工作的情况下,在接近80岁的高龄,还能保持这样年轻的外表和非常有活力的精神状态,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程泰宁:由于对工作的热爱,我觉得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很正常,而且心态比较好。虽然年纪这么大了,我仍然觉得有希望在前头,我还能做得更好,可能是这种心态让我外表看上去不像实际年龄这么大(笑)。 以民族文化精髓推进建筑创新 记 者:您的建筑作品往往带有鲜明的、中国的民族风格,您在创作时是怎样去体现这种民族精神的? 程泰宁:你提到的两个词――风格和精神,我是赞成精神,不赞成风格。做具有中国性或者说中国精神的作品,是大家目前都在探索的事情,但到底怎么做?我认为无论对于学生还是建筑师,都需要一个积累、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继承,不是在形式、风格、符号或元素上,我赞成继承的是“精神”。理解中国的东西,你需要去理解它的“气”,借用北大教授冯友兰先生的话,我们要“抽象继承”,继承什么?继承精神,而不是继承一些具体的东西,这点非常重要。什么叫中国文化的精神?以我完成的黄龙饭店为例,最终方案其实我只花了很少时间,因为重点并不在形式上。中国文化精神特别注重跟环境的融合,我当时把黄龙饭店所在地区当成一幅画,讲究中国绘画当中的气韵连贯,而不是和别的方案一样,设计出一道“建筑”墙把城市跟风景区隔开。 同样,我创作的浙江美术馆也是这样,参加投标的方案有现代简洁的、有传统仿古的,但放在项目所在地似乎都有一点不合适,因为这个地方人文气息、文化积淀太厚重了。我就探讨能不能把所有现代、自然、又是中国的元素,用很抽象的方式融合在一起,既跟自然和人文环境融合,也融合现代的审美观念。我根据“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的设计理念进行了抽象融合,最终结果不是表现在某些具体的符号和形式上,而是在更高的精神层面来表达。美术馆建成后,评价传统和评价现代的都有,我觉得怎样评价都行,只要大家抱着各种各样的多义性来理解,就是我想达到的要求。 记 者:您在投标过程中曾经遭遇过甲方对设计机构的“崇洋媚外”,这种情况直到现在似乎也没有大的改善,您如何看待当代中国民族设计自信缺失的问题?您觉得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 程泰宁:现在这种现象似乎愈演愈烈。最近,中国工程院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当代建筑的现状与发展的课题,我们用Google Earth对北上广三地进行调查,研究每个城市的CBD地区里一个平方公里内有多少建筑、由哪些单位设计。最后发现上海陆家嘴地区的26栋建筑全部由境外机构设计,除了3栋由香港机构设计,其余全部由国外建筑师设计;广州的16栋建筑中,只有3栋是由本土设计机构设计;北京的八九个建筑全部由国外设计。另外还有一个我了解到的情况,现在除了一二线城市在做国际招标,三四线城市也在做国际招标,让人不免感到忧虑。最近我们正在参加一个投标,参与的7家设计机构中,除了我们之外,6家都是国外的大牌机构,我觉得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是一种对本土设计非常不自信的表现。中国建筑师同国外建筑师相比,的确存在一点差距,但是要看站在什么角度看这个问题。 去年,我有机会跟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师安德鲁进行了一次对话,我发表了对国外建筑师的看法。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起初我们确实比较封闭落后,但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建筑师已经逐步跟上。我不认为我们比西方建筑师差到哪儿去,而且我认为中国的事毕竟还是要靠中国人来做,这一看法也得到了安德鲁的赞同,他也认为中国建筑师可以跟他们在同一个水平上来工作。我很感谢他的评价,但这个评价如果能让我们的领导和公众知道就更好了,而实际上领导和公众并不这么看。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这点由来已久。我们常常认为西方文化就等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就等于传统文化、等于封闭落后。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有我们中国建筑师自己的问题,我们有一些勇于开拓创新的建筑师,但是还不够多。我相信假以时日、给我们一些条件,我们应该能够完全可以跟西方同台竞争。我希望学生们在年轻时就立下志向,要做好中国建筑,这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对我们大家的一种激励,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做得比别人好,做好了对世界也是一种贡献。如果我们一直跟在别人后面去做的话,将永远没有什么贡献。 记 者:您主张“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的创作理念,如果“此时”指代的是现在城市化大发展的时期,“此地”指代中国现代城市,您对“此时此地”光怪陆离的建筑大量涌现的现状有何看法? 程泰宁:我强调“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体现方案的唯一性。我们今天常常谈创新,以什么创新?创新不是凭空来的,只有“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以后,才有创新的可能,才有体现唯一性的可能。一个设计项目,在杭州和在北京做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气侯条件、文化背景等不一样。即使都在杭州,某个地段和另外一个地段的客观条件也是不一样的,这种“立足此地”的不一样是很明确的。同样地,时代在变化,设计师在不同年代做设计,思想需要顺应时代的变化,这点也是很肯定的。最重要的一条是“立足自己”,所有的“此时此地”都是客观存在,对这个客观存在怎么解释?你要“自己”来解释,不同人的解释不一样,作品也就不一样,建筑才能做得丰富多彩。 所以,我对现在很多建筑有些有些不同看法,它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建筑师比较主观的、强加于某地的一些东西。这样的东西也许很眩、很酷,但是这种眩、酷是没根的、没生命力的,我希望我们的建筑还是要有它本身的根和生命力。“此时”“此地”加上“自己”,这是做设计的一个根本原则。 身体力行,促进建筑设计提高 记 者:在当前中国建筑界,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设计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很好地交流,您作为为数不多的“跨界者”,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 程泰宁:这种现象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建筑界让人感到遗憾的现状――体制内和体制外分得很清楚,甚至年龄段也分得很清楚。其实在我看来,建筑是把我们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体制的人联合在一起,最大最好的一种“粘合体”,为了中国建筑更好地发展,我们应该这样在一起。体制内的建筑师现在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受制于各种因素,导致在创作上受限,客观上因为他们做的往往都是一些大型项目,政府工程居多,领导的意图向建筑师灌输得比较多。反观体制外的一些建筑师,比如李晓东等,他们做的项目相对而言不是太大,往往位于远离权利中心和商业氛围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做得比较好,这是客观原因。主观上,以我有限的接触来讲,体制外的一些建筑师,思想往往比较活跃,吸收新事物的速度较快,各方面能力均衡,而且也敢于表达,而体制内的建筑师由于受限于各种因素,在表达等各方面都有所欠缺。 程泰宁作品 绍兴鲁迅纪念馆 所以,我一直很想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促成体制内外的建筑师之间更多的交流。我也经常参加一些这方面的活动,感觉到还是存在不少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去逐步解决。要促成体制内外的融合,我觉得首先要解决思想问题,思想如何融合,从而促成大家相互能融合,这点非常关键。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是很积极想要打破这种体制内外的鸿沟的。这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最终还是要靠年轻的同学,将来可能有些人在体制内,有些人在体制外,你们可能能更加融合、相互融入。 记 者:作为一名建筑师,您如何看待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景观设计三者之间的关系? 程泰宁:可能跟我自己接受很多中国文化的熏陶有关,我始终觉得大地是一个整体,从大地景观,到城市景观,再到建筑,是一个整体的系统。我不希望建筑师是做完建筑以后,让景观配建筑,不应该是这样。景观也好、其他工程也好,应该跟建筑一起考虑,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东西来。建筑本身就是大地景观当中的一个元素、一个部分,如果不从这个角度理解,建筑是做不好的。我认为景观是个宏观的概念,相较而言建筑是微观的,这种宏观和微观之间应该有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这是非常重要的。 采访中,程泰宁院士精神矍铄、侃侃而谈,让人难以相信他已是接近80岁高龄的耄耋老人。谈起人生,他忆苦思甜、积极乐观、充满希望;谈起专业,他如数家珍、深刻独到、充满热情,给记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和满满的正能量。作为早已功成名就的设计大师,程院士数十年如一日坚守设计一线,创作了大量经典作品,是为专业贡献;作为设计界极少数、成功跨越体制内外的设计师,程院士心系行业发展,一直致力促进体制内外、不同专业之间设计师的沟通和融合,是为行业尽责。其情怀之深切、用功之持续,眼光之长远,用心之良苦,堪为年轻一代设计师的楷模,也是对这个呼唤“梦想”的时代的饱满注解。程院士并没有向我们谈起“梦想”二字,但他正在坚持、不断实现的,何尝不是一个建筑师、一代设计家最伟大又最朴实的“中国梦”。 中外文化论文: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外文化碰撞摭谈 摘 要:20世纪以来,很多国家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综合国力增强,对外教育在我国教育事业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如今,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学习汉语,很多中国人也通过学习英语认识世界和了解世界。面对这种学习的热潮,我国的对外教育工作者研究对外教育,尤其是中外文化学习中的一些文化碰撞问题,本文就列举了一些常见的问题。 关键词:对外汉语;文化碰撞;问题 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外文化和经济交流日渐频繁,很多外国友人来中国学习、旅游、贸易等。他们在中国,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中,由于民族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及风土人情存在显著差异,和国人使用中文交流时常常产生各种误解甚至误会。教师在对外汉语教学时必须清楚掌握各国和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在组织语言教学时将这些差异渗透在日常教学中,促使学习者不仅仅会说中国话,同时能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从而在交流时避免不必要的尴尬。 笔者在日常对外汉语教学中就中外文化差异进行了整理归类并将其应用于实际教学中,希望本文对对外汉语教学起到一点积极的作用。 一、某个词、某句话、某种行为只存在于母语或目的语文化之中 这是文化碰撞中最常见的一种现象,若学习者对该文化缺乏必要的了解则极易产生一些文化冲突。如中国“吃喜糖”“喝喜酒”往往发生在结婚、乔迁时,“吃喜蛋”则为庆祝孩子出生,这些民间习俗往往代表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庆祝和对美好未来的祝愿。 在教学中,笔者常常要求学生介绍自己所在国家类似活动的庆祝方式。如在韩国,结婚的习俗并不是吃喜糖而是吃面条,这也有着不同的意味,也意味着婚姻的幸福长久;欧洲部分国家则喜欢开PARTY庆祝生日、在教堂举办婚礼,新娘则往往披白色婚纱象征纯洁。 教师还可以借助多媒体多介绍一些中国人在生日、重大节日、纪念去世的人等方面的习俗,学生对这些和他们原有习俗存在一定差异的文化充满好奇,学习的热情高涨,参与度也会很高,学习效果自然会大大提升。这样学生不知不觉地既掌握了一定的词汇量,也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二、某个词、某句话、某种行为在学生母语和目的语中都有,只是表达的文化含义不同 这种文化碰撞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不容易被人接受,在碰撞的过程中还很容易产生某种冲突和不必要的误会。 例如,“住”这个字是十分普遍的一个字,很多句子中都能够用到,我们平时说话都离不开。但是,日语中“住”的意思与汉语中却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们对这种情况不了解,那么就很容易产生冲突。一位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刚开始对日本文化还不是很了解。一次,她帮助中国的学生联系一个老师,问:“李女士在这里住么?”这种情况在中国是十分常见的,但是日本人听了之后十分愤怒,没有听对方讲完话便向这位女生讲述了一下他们的恋爱史甚至是婚礼过程,弄的女生不知所措,一头雾水。可见,文化碰撞现象是随处可见的。 三、学习者已经掌握了某个词、某句话、某种行为的本义和一般用法,但是不了解其使用的语言环境和背景,导致误用 最常见的是那句简单的“你吃了吗”,这句话在中国也是十分常见的,意思显而易见,并不涉及隐私问题,但这句话在一些国家则被认为是打探别人的隐私,认为中国人总觉得自己没钱吃饭,对自己造成了一种鄙视。笔者往往会就此类现象分别举例说明,让学习者清楚地了解相关词语和句子的一般意思和特定语境下的意思。 还有很多人所说的“意思”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有很多种不同的含义,笔者选择了这样一段话分别介绍词语的真实含义:“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点小意思,意思意思而已”“这多不好意思”。学生对这段话一开始确实是很难理解,当教师分别阐述后,他们恍然大悟。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综合体,并且是跨文化的语言文化教学,因此教授一门语言的同时必须教授与之相关的文化,这样才能使学生充分了解文化。同一文化背景的人们也存在个别差异,如果对外汉语教师不了解这些差异,甚至漠视这些差异的话,就很容易导致文化分歧和冲突,有时还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对于学生也是如此。因此,这对于教师和学生都提出了要求,那就是我们要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主动去接触和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承认其他文化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宽容之心对待其他文化,并给予尊重和理解。 中外文化论文:基于中外文化差异的商务英语教学方法研究 摘 要 笔者分析了商务英语学习存在的外文化差异,并从教学技能、商务文化意识教学渗透等方面探讨了商务英语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 中外文化 商务英语 教学方法 商务英语作为一门国际英语教学课程,它与普通的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有所不同,它不仅仅要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应用英语的能力,还要让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对西方企业的管理理念、西方人工作心理、西方人日常生活习惯等进行全面了解,而对这些方面的了解就从侧面反映了学生在学习商务英语的同时,还要学习西方文化。面对中西反复文化存在的众多差异时,教师如何将商务英语课程顺利开展,如何培养更多的商务英语人才,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法,以加强对学生商务文化意识的培养。 1 商务英语学习中体现出的中外文化差异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商务英语课堂学习中了解中外文化背景知识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要想学好商务英语,将所学英语有效地应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去,还应对中外文化背景知识的差异进行全面了解和认识。 1.1 了解西方文化中的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自古以来对文化的发展就产生着重要影响,也可以说宗教信仰的出现和发展涉及到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在西方,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国家较多,因此,很多西方国家的社会习俗与基督教的文化都息息相关,尤其是基督教中的经典故事和传说,多数渗透在西方文学、绘画和音乐作品之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的语言习惯、语言艺术和语言文化。因此,在商务英语教学中应让学生了解更多的西方宗教信仰。 1.2 了解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 世界上的文化多种多样,每种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这种文化的价值体系在国家中就体现为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一般而言,每个民族价值观都体现在一直以来的风俗习惯和礼仪习惯上,其中,礼仪习惯对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例如,中国作为礼仪大国,非常重视与人交谈过程中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技巧,而西方,很少重视与人交谈的语言表达方式,而是按照自己的思维和想法对问题的看法和意见进行直接阐述。这样,学生在与西方人进行交谈时,就存在明显的语言交流障碍,在不了解西方语言交流模式和特点的基础上,一味地以自己的交流方式与其进行交流,不仅会在语言理解上造成一定的困惑,也会在不经意间产生误会。因此,学生在学习商务英语的过程中,应该多了解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将我国的民族价值观与西方国家价值观进行比较,然后分析出差异所在,最后则是将这些差异应用在日常的英语交流中,从而减少价值观差异导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1.3 了解西方文化中词语的具体含义和来源 中国的成语可以说是中国语言的一大特色,也被当今世界很多国家人们认同的学习,中国成语之所以能够被世界认同,不仅是因为这种语言能够以最简单的形式表达出最深刻的涵义,还因为成语的出现背后都应藏着一段段经典的故事。同样的,英语中的很多单词和词组的形成也有其特定的来源和经典故事,例如,被翻译汉语意思为“绿眼睛”的“green-eyed”,就是出自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著名作品《奥赛罗》,其实按照作品中的意思翻译成汉语就是嫉妒的意思。从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学生在于西方人进行英语交流时,不仅要了解单词或词组本身的涵义,还应充分考虑其在西方文化中的特殊含义,只有将两方面进行有效结合,才能进一步加强学生对英语语言的理解,才能使语言交流更加顺利。除此之外,教师还应引导学生对除使用英语的其他国家的文化背景进行全面了解,不能将语言文化教学作为基础教学来对待,而是应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学习西方语言文化背景的能力。 2 商务英语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商务文化意识 商务英语的教学与大学英语教学不同,它不仅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提高学生英语基本知识的学习水平,还要向学生传授语言文化背景知识,让学生在充分了解语言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学习商务英语。 2.1 教师应不断完善自身的各方面知识和技能 教师,作为课堂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的学习成绩的提高和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都起到了主要作用,为此,教师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和文化素养,在教学过程中明确教学目标并采取适合本专业课程教学的指导思想,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创新思维。 首先,教师应不断更新自己关于商务方面的知识,因为商务英语与商业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教师只有完善自身的商务知识,才能引导学生加强商务知识的学习,同时,还应强化自身对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经济、习俗等各方面进行深入了解,只有加深对这些方面的了解,才能将中西语言文化背景进行比较,从而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注重文化背景的学习。 其次,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积累教学经验,不断研究和创新教学方法,根据教学现状明确教学指导思想。如今,随着商务环境的不断变化和更新,商务英语教学知道思想也在不断变化,面对不同形式的商务环境,教师应明确不同的指导思想,并将这种教学指导思想渗透到日常课堂教学之中,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加强对国际和国内商务的形式变化的了解和认识。只有明确了教学指导思想和教学目标,才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商务人才,才能进一步加强学生语言文化意识的培养。 2.2 将提高学生商务文化意识作为教学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商务英语教学过程中,除了完善教师自身教学素质、明确教学目标、改善教学方式之外,还应加强学生商务文化意识的培养。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将商务文化知识渗透到语言知识技能的教学之中。 一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引导学生对中外文化进行比较。面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教师应在传授商务英语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多了解西方传统和当前的文化。例如,教师可以寻找一些课外关于西方文化的资料,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充分了解西方传统的接待、告别等商务交往文化,并提示学生在阅读到对自身学习有辅助作用的文化知识进行记录,久而久之,学生便可以达到对西方文化的全面掌握程度,为了方便记忆,还可以将西方文化特点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 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在英语课堂教学中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一直以来,英语教学中都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却很少主动参与。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不仅无法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反而会降低学生对商务英语的学习兴趣。为此,教师应根据学生心理特点和教学需求,采用以学生为主、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增加学生主动参与的机会。例如,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采用情境教学方法,根据教学内容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让学生扮演适当的角色,以此提高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化学生对商务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3 结束语 商务英语作为一种国际英语,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提高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水平,还应加强学生对商务文化的了解,面对中外文化的众多差异,要想学好商务英语,将其有效地应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必须全面了解西方文化。为此,教师应在积累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式,将对学生商务文化学习能力的培养与英语基础知识教学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培养出国际文化交流能力强的英语人才。 中外文化论文:浅谈唐代陶瓷中外文化的交流 摘 要:中国陶瓷历史悠久,唐代陶瓷跨入真正的陶器时代,在对外销售中带动了中外的文化交流,也促使唐代陶瓷技术的发展;对亚、非洲陶瓷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关键词:陶瓷;文化;中外交流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是一个承前启后、大放异彩的重要时期,陶瓷文化在中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瓷器制作可为以蜕变到成熟的境界,而跨入真正的瓷器时代。 一、唐三彩、越窑青瓷对外销售起到的影响 唐代陶制瓷技术非常精甚,有“皓洁如玉”、“红霞满天”之称。销售国外的主要有唐三彩、越窑青瓷。 (一)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工艺美术中成绩最卓著者。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装饰或者釉色等,在陶瓷使上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据考古证明,唐代陶瓷在当时的亚洲各国受到普遍的欢迎,远至非洲的埃及也大量进口中国的陶瓷。输出国外的陶瓷被异域人民大量采用的同时,许多国家开始模仿中国陶瓷生产各类仿制品。例:非洲巨大的制陶瓷中心——埃及的福斯塔特窑场的制陶工匠,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成了多彩釉陶器和多彩刻线纹陶器,福斯塔特窑藏的七十万古陶片,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是模仿中国陶器的。八九世纪时,当唐三彩输入波斯之后,在本地很快就出现了多彩彩纹陶器和多彩线刻花纹陶器,人们将这种华贵的陶器形象地称作“波斯三彩”。日本奈良县山道郡都祁村神龟六年(公元729年)墓出土的三彩陶壶残片——即日本陶瓷中上称谓的“奈良三彩”也是学习中国唐三彩的制作技艺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朝鲜仿唐三彩烧造出“新罗三彩”。在今天的北非、西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包括埃及、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印度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古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唐三彩。 (二)越窑青瓷 越窑青瓷釉色青翠,类冰类玉,在唐代受到了普遍赞誉。如顾况的“舒铁如金之鼎,如泥似玉之瓯”;猛郊的“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郑谷的“茶新换越瓯”。这些都反映了越窑的特点,和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也不断提高。1974年在浙江宁波余姚江的唐代出海口打捞出一艘唐代沉船,从中起获数百件瓷器,主要是越窑青瓷和长沙窑的青釉彩瓷。据专家考证,这些瓷器是准备销往日本或朝鲜的。 二、唐代陶瓷文化与日本的交流 唐代繁荣的经济,昌明的陶瓷文化和完备的制度,对隔海相望的东邻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成为日本竭力模仿的楷模。自630年日本就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这些“遣唐使”学者和僧侣们,把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封建制度引进日本,有力的促进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遣唐使是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主要职责是政治上发展与中国唐朝的和睦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产物,文化上积极吸收丰富的文物制度,随使入唐的还有留学生、学僧是一群热情的民间使者,他们为探求新的知识不畏艰险,横渡大海来到长安,如饥如渴的吸收唐代文化,他们在学习中国陶瓷技术的同时,注重将中国陶瓷文化与日本民族文化结合,在学习与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日本传统陶艺的基本格式。 外来文化对唐代陶瓷艺术的影响: 外来文化使唐代陶瓷在造型和装饰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唐代陶瓷艺术家在构思产品、设计器型,总是和使用对象所处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使用要求以及习惯爱好、欣赏水平等紧密联系起来。和六朝、隋代的陶瓷相比较,唐代陶瓷造型的明显变化,逐渐趋向实用性如器皿的颈部加长,或安上把手,壶类多加以短嘴,以后短嘴又逐渐加长,为了更适合倒出液体。这些反映了生活方式的进步。造型中也运用较大的弧度的外向曲线,陶器的造型近于球体,造型变得朱圆玉润。 唐代陶瓷艺术家为了适应出口的需要,往往会根据当地的民族文化,在陶器皿上设计出一些社会适合的纹饰,从而使西方文化在陶瓷制品上留下了见证。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青釉风头壶,吸收了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的造型,壶身堆贴和刻印的联珠,忍冬、葡萄饿身披轻纱,扬手举足做舞状的,也是波斯器常见的纹饰,但配上龙风装饰却融化为中国的风格。长沙窑一些器物的装饰也出现了伊斯兰风格。在扬州出土的黄釉绿背水壶上写了意为“真主伟大”的阿拉伯文。这些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都在唐代陶瓷造型和装饰上表现出来。 吸收外来文化,不是照搬更不是消失自己的艺术特征,唐代艺术家在吸取外来文化营养时,善于把它和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使得中国陶瓷艺术不断的推陈出新。这一时期风格很有特色,古朴雅致 朱圆玉滑,光彩润泽,每一件都展示了东方神秘古雅的魅力。充分表现了古人的审美观,美学理念,是瓷器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里程碑,是艺术史上的颠峰。 中外文化论文:中外文化差异视阈下创新旅游外语教学讨论 【摘 要】论述以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内容,创新旅游外语教学内容、模式与方法,推进教材改革。 【关键词】文化差异 旅游外语 创新 教学 随着现代化旅游业的发展,对高素质旅游外语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对培养高素质的旅游外语人才有着重要意义。如何推进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进旅游外语教学课堂,是旅游外语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方法。本文从旅游外语教师的文化意识、旅游外语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方法、教材改革等方面作初步探讨。 一、切实增强旅游外语教师的文化意识和文化理论知识 涉外旅游业,不仅是经济领域中的朝阳产业,也是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载体,这对旅游外语教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为旅游外语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明确了方向和内容。旅游外语教学传递给学生的不再是单一的语言知识,更是语言中蕴涵的文化要素,所以旅游外语教师在教学中,不仅要注意语言的形式,更要注意语言使用的文化环境。形式的变化,客观上要求教师在旅游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 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也是提高旅游外语教学质量的要求。旅游外语教学不是纯粹的语言教学,不是为学语言而教语言,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涉外旅游业的发展,所以,旅游外语教学不能只关注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了解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教师不应将语言教学当做是旅游外语教学的全部内容,还应当重视学生文化意识和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在教会学生语言的同时,更需要让学生了解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旅游外语教师切实增强文化意识,充分认识到文化对语言教学的影响,文化对语言应用的影响,并提高应对语言文化冲突的敏感性。旅游外语教师只有增强了文化意识,才能够自觉引导学生养成对中外文化差异的认识和处理文化冲突的能力。 旅游外语教师增强了文化意识后,还应了解和掌握丰富的中外文化方面的理论知识,如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传统文化中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文化差异理论知识;基于生存环境和生活环境不同而带来的中外文化习俗差异的理论知识;基于不同宗教信仰而形成的宗教文化差异的理论知识;基于不同民族性格而形成的非语言方面的文化差异的理论知识等。当然,这些理论知识中,有的是与教材上的内容有直接的联系,也有些看似无关实际相关,但教学实践证明,教师掌握的中外文化理论知识越丰富,在教学过程中才能得心应手、信手拈来,及时向学生传授中外文化差异的知识,使文化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 二、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语言与文化不可分离,这是毫无疑问的,语言结构、语言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文化,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语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产物,是人类交往交流的一种工具,但同时,每一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文化,包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旅游外语教师在教学中,应该用综合的“语言文化观”取代纯粹的“语言工具观”,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综合的“语言文化观”进入旅游外语教学课堂,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讲授的内容从单一的语言知识转变为综合的语言、文化知识,实现了教学内容的创新。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进入课堂后,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构成主要包括:语言要素(含词汇、语音、语调、语法、语段等)、非语言要素(含体态、表情、眼神等)、礼仪与习俗要素(含称谓、称赞、打招呼、做客与送礼等)、宗教信仰要素和价值观念要素,极大地丰富了旅游外语教学的内容。 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创新,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传授语言的同时把语言中的文化知识和交际内容传授给学生,体现了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教学理念。这需要旅游外语教师在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的同时,还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交往能力,使学生语言知识与文化能力同步提升。通过教学,培养学生不仅学会使用正确的语言,更重要的是能够用恰当的语言在适当情境中进行涉外交际,准确地获得信息,最大限度减少交际中的误会,提高交往的质量。 推进旅游外语教学内容的创新,还需要求教师以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指导旅游外语教学工作。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心从语言结构转向语言功能,从孤立的语言形式转向在社会环境中使用的语言形式,重视语言的社会环境、社会制约。社会语言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研究语言形式和社会制约(社会环境)的关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注意旅游外语教学与各学科的关系,增设社会语言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课程,帮助学生认识和了解不同语言文化的背景、社会关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知识和信息,积极开展中外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融会贯通于教学过程,提高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三、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模式和方法 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渗透在旅游外语教学中突显了文化的要素,这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实现从传统的“讲练型”向“交际型”、“研究型”的转变,推进教学模式和方法的创新。这种教学模式和方法的转变和创新,并不是全盘否定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而是在吸收传统教学模式和方法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突破传统的语言传授方法,把语言和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把语言的学习置于文化的讲授中,在语言教学中强调文化,帮助学生提高语言层次。 因此,在旅游外语教学实践中,应正确处理好以下两个关系:一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是语言的根基,语言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中外语言差异的根源在于中外文化的差异。从文化出发传授语言,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语言和文化的内在关联,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培养了语言能力和文化交际能力,有助于涉外旅游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二是语言应用能力与交际能力的关系。美国社会语言学家Dell Hymes认为交际能力由以下四个参数组成:(1)语法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上可能;(2)适合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行;(3)得体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体;(4)现实性,某种说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出现了。由此可见,语言应用能力仅仅是交际能力的一个方面。所以,教师传授给学生的语言不单是语音、语调、语法、语句、词汇,还需要教会他们在什么情境下使用语言。有些学生使用“What''s your name?”、“ How old are you?”、“Where do you come from?”等句子,说明了他们只具备语言应用能力,而不具备交际能力。 在旅游外语教学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内容,创新教学模式的方法途径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教师讲授 旅游外语教师在课堂有限的时间中渗透中外文化差异的知识,应该在理解、消化大量的中外文化差异知识的基础上,精心筛选,突出重点,以简明扼要的语言来讲述,同时可以借助多媒体等现代教学辅助设备,生动形象的展示出来。事实表明,教师以文化差异为导入,从文化讲到语言,学生的兴趣浓厚、注意力增强、课堂效果好。 (二)课堂模拟 旅游外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所涉及的文化内容,提前给学生布置任务,让学生以组为单位,课前收集相关文化内容,并做好准备。上课时,创设相应的情境,组织学生进行课堂模拟,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理解语言和文化。 (三)课外实践 学习旅游外语,最终需要运用到实践中去,因此,旅游外语的教师应积极组织学生开展课外实践活动,让学生真正感受语言的知识和文化的魅力。课外实践活动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形式灵活,寓教于乐,如外文歌曲大赛、外文知识竞赛、外文演讲比赛、文化特色美食节以及业余导游、业余翻译等都是学生喜闻乐见、且易于操作的课外实践。 (四)研究交流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外国文化丰富多彩。结合旅游外语教学,以中外文化差异为切入点,深入开展中外文化研究,是推进旅游外语教学的不竭动力。旅游外语的教师应该和同行加强交流、加强研究,鼓励学生参与交流、参与研究,不断创新旅游外语教学的模式和方法。 四、推进旅游外语教材的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涉外旅游业发展迅猛,旅游从业人员快速增长。为适应旅游现代化、国际化的要求,广大旅游工作者或有志于从事现代旅游业的人员应该加强旅游外语学习,才能提高服务质量,完成涉外旅游的各项任务。 长期以来,教学使用的旅游外语教材从结构和内容上看,包括Text,New Words and Phrases,Dialog,Language Points,Exercises等,其落脚点在于语言点的传授,但在什么情境下运用什么语句是不清楚的,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是“中文思维+外文形式”,从而出现“What do you want ? ”这样的不得体的句子。没有文化内容的旅游外语教材,已经不适应旅游外语人才的培养,也满足不了客观形势的需要。 开发符合旅游现代化、国际化要求,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贴近当代旅游业发展实践需要的旅游外语教材已刻不容缓。我国外语教学大纲对外语教学中的文化知识的学习已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英语教学大纲》提出:“必须丰富学生文化背景知识,增强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打好文化基础。”《高等学校英语专业高中级英语教学大纲》规定:“继续打好基本功,进一步扩大知识面,重点应放在培养英语综合能力、充实文化知识,提高交际能力上。”教师应以此精神指导旅游外语教学,把中外文化差异的有关内容编入旅游外语教材当中,在每课中增加Note,useful expressions ,idioms和research extensive reading,把中外文化方面的相关素材、文化杂谈收入其中,在教授学生在使用语言时,了解其文化背景,为旅游外语教学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