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受到传统档案管理模式的束缚,导致在新媒体时代传媒业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档案整理不够规范、内容混杂、检索质量低、效率不高等,难以实现从纸质文件向信息数据转变,这些问题不仅给管理者造成困扰,也给使用者带来不便,甚至还会造成经济损失。随着科技的进步,新媒体技术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各式各样的传播媒介盛行,这就对传媒业档案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下面我们就来简单分析传媒业档案管理发展现状,并共同探讨一下解决现有问题的一些措施。 一、新媒体时代的资讯现状 (一)社会化媒体层出不穷。社会化媒体简称社交媒体,是人们之间用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比如早期的博客、论坛、百科维基等,到现在的微博、微信以及各种社交网络平台,开阔了人们社交范围,缩短了空间距离,增进人际关系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向高速化、便捷化方向发展。 (二)大数据时代悄然崛起。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也产生了日益庞大的数据。从早期的专业IT人士和数据分析师,逐步扩散到社会的每一位普通群众,我们每天或多或少会接收到大数据信息,并早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是,庞大的数据库给传媒业档案管理带来诸多困扰,冗杂的信息资源和庞大的数据量,造成管理无序混乱,无形中降低了客户检索效率。 二、当前传媒业电视档案管理现状 (一)媒体主管部门对管理工作的忽视。长期以来,由于部分主管部门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导致对档案管理工作的意识较为薄弱,没有意识到它对新媒体长远发展的重要性,导致部门工作人员工作效率低下,工作积极性不高,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主管部门长期忽视对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考核以及资源的利用监督,更是阻碍了在新媒体时代档案管理的长远健康发展。 (二)管理模式陈旧,方式落后。由于对新媒体档案管理工作的忽视,往往导致这些媒体主管部门存在机构庞大、分工不明的问题,使得工作效率低,档案管理不规范,并依然主依赖传统的纸质档案记录,硬件设施、技术落后,整理速度慢、周期长,与新媒体要求的快速、高效不相适应。 (三)档案管理人才建设不足。我国传媒职能类管理人才较为缺乏,尤其是档案类管理人才,其中大多数人往往专业知识不足、思想落后、工作行为不规范、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低,不能跟上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技术。总之,档案管理的发展需要一支专业知识过硬、善于接受新事物的思想先进的队伍。 三、如何应对当前状况 (一)重视档案整理工作,借鉴国外管理经验。我们应该定期邀请档案管理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学习,了解新媒体的发展现状,更新他们的思想观念。主管部门要深入贯彻实施《档案法》,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使其意识到作为一名档案管理员应该具备的基本职业素质,做到工作有原则、有担当。同时,我们还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不断提高我们档案管理的专业水平,空闲时间可以多读读相关书籍、看看最新动态。及时掌握最新资讯,并结合现实情况进行利用。使资源向大众靠拢,并服务于大众,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率。 (二)鼓励传媒业档案的创新发展和分种发展。我们要加强以技术为支撑的形式创新,加大科研力度。还要加强对市场的分析研究,把握市场动向和人们的消费意愿,提供分众化和有针对性的档案开发利用产品,有效地满足各类需求。 (三)将档案管理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伴随着互联网及电子产品的飞速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已经被广泛用于各大行业之中,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捷,我们能不能将档案管理工作和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呢?答案是肯定的。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入档案管理工作中,不仅能够节省大量的人工成本和时间成本,同时也能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准确性,减少人工错误的发生,提高工作效率。还对保护客户隐私,防止资料泄密有重要意义。通过以网络为支撑的档案管理最终会实现网络化、信息化、高效化,更好地服务大众。 (四)建设一支结构合理、思想先进的传媒职能类管理队伍,是传媒业档案管理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传媒业必须着眼于现有人才的全面发展,实施人才激励机制,鼓励组织干部和优秀干部以身作则,积极引入系统干部竞争机制,定期进行人才培训,适当“换血”有助于将有效资源组织收益最大化,为企业注入新鲜力量。 四、总结 在现代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新媒体时代,想要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率,减少不必要的错误,使得档案管理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需要我们加强网络化、便捷化的建设。实现信息共享,建设完整的数字化管理系统,是档案管理行业发展的重要目标。
处于经济飞快发展的今天,公路的普及应用已经是现在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处于信息时代的公路行业其中涉及到的工作也越来越繁重,所要面对的挑战也是相当困难的。本文主要以信息时代公路行业档案管理作为切入点,进行了适当的分析,并且简单阐述了其中存在的优点与缺点,同时还给出了相应的对策方案。 一、简述信息时代带给我们的好处 我们正处于信息时代,计算机的使用已经走进了千家外户,网络时代已经到来,对于信息的传播功能也在大大提升,主要发展特点具体如下:第一,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进行信息传播。第二,所说的内存扩大含量。第三,其中信息资源可以大家一起使用共享。第四,处于网络时代的今天就要把纸质变成网络输入方式。第五,通过远程协助功能管理档案信息。 二、推动公路档案信息化管理革新的策略 我们现在通过使用网络的手段来进行公路行业档案管理,使用相应的设备进行数据信息管理,这种方式比传统模式有很大的好处。公路建设的主要因素就是施工、设计、管理等。我们为了保证公路行业更好地发展,时刻需要对其中的档案进行保护,把涉及的信息传播出去。因此,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各个行业都要顺应时展,公路行业也一样,需要使用信息技术和其他学科完善管理制度,既可以提高管理的高效性,又可以实现自身的使用价值。 三、信息化应用于档案管理中的优势分析 经过我们不断的研究分析,信息时代公路管理模式和之前传统管理模式有着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不管是效率还是在应用上都是非常实用的。其中的差异有很多,从管理方面来看,信息时代管理更加开放,与之前传统的封闭性有很大的进步,其中还具有多样性,应用起来非常方便快捷。信息时代在管理方面也有自身的优点和缺点,其中优点就是信息时代档案管理应用更加便捷、实用,根据容量的增加,可以储存更多的资源信息,对于以后查找起来是十分方便的,并且信息资源可以共享,同时还可以根据远程协作的功能进行管理监督。虽然信息时代管理应用非常广泛,但在具体实用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我们进行大量信息管理的情况下,需要建立相应的数据库,重新组建资料整理系统。在开展一个项目的时候,可能就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我们在建立数据库的时候,需要对比较重要严密的信息进行保密,同时也要提高管理人员的保密性。 四、选择专业人员进行档案管理 (一)提高管理人员专业素养。在我们进行档案管理的时候,需要的是具有专业素养的人才,这样就需要管理人员提升自身的管理和专业意识,相关单位应该定期举办培训,要求管理人员参加,让管理人员可以接触最新的知识和技能,同时通过培训可以很好地掌握相关的知识要点。企业会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培训,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技能,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人才会使公路行业档案管理更加简单。企业可以根据每个管理人员培训结果,拿出一部分资金请相关专业人士进行培训,这样对于管理人员的学习更加有利,还可以提高培训的质量。 (二)增强电子文档管理技能。我们通过互联网的应用,可以很好地对公路行业档案进行良好的管理,可以很有效地进行数据采集与整理分析,目的就是方便快捷地完成整个信息收集管理的过程。因为是信息时代的系统,所以是比较先进的,可以通过远程或者扫描的方式将资料传给对方,同时还可以分层管理,管理会更加系统化。这是一种全新的电子文档管理,需要相应的专业人员进行管理,所以就要培训学习相关知识,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平,才会对电子档案进行更有效的管理。 (三)增强电子文档的安全技能。我们建立电子文档,其实就是一个收集资料的过程,把公路行业具体涉及到的资料进行录入、整理、修改等一系列的过程,但是在这些操作上,会出现一定的安全隐患,有时就会出现信息更改或者丢失的情况,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企业就需要采取一定相应对策,确保信息不会丢失,所以,要对电子文档安全性方面举办培训,增强管理人员这方面的意识,目的就是保证电子文档不会丢失,保证安全性。 (四)转变管理思想理念。在公路行业档案管理的过程中,管理人员的素质和思想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如果管理人员具备先进思想并且素质高,这样就可以提高公路行业的管理工作,反之就会降低管理工作效率。就目前来看,档案信息管理人员是比较重要的,在工作中需要非常过硬的专业技能,在搜集大量信息的时候,还要时刻留意这些信息的真假。所以,在档案管理中,管理人员不仅要有管理技能,还需要有检索技能,通过各种渠道找到相应的资料进行检索提炼。 五、结论 所谓的信息时代档案管理,无疑就是使用计算机网络进行档案管理。把之前传统的管理模式完全转变成为现代全新的管理模式,顺应时代的步伐,使得信息时代管理工作更顺利地进行下去,提高档案管理的工作效率。
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因此我国的传统文化应当是当前时代文化发展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提出要全面复兴我国的传统文化,茶文化就是其中之一。我国的茶文化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传播面积最广的一种。世界各国都有着我国茶文化的身影,从而造就了茶叶之国的称呼。这是世界对我国茶文化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我国茶文化的一种尊重。但是我国高校中,茶文化的融入一直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高校中对于茶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从而不能够让茶文化更好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基于此类情况,本文做出了如下探索。 1茶文化对于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1.1有利于大学生继承我国传统文化 在茶文化对于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中,第一项内容就是有利于大学生继承我国传统文化。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之一,大学生对于茶文化的了解能够最大程度的帮助大学生了解茶文化的具体内容,从而提升大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让我国的传统文化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学生发展。因此,茶文化在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时,我国当前社会中,传统文化得到发展遇到了一些阻力,需要茶文化作为一个突破点,才能够让我国的传统文化更好的发展。 1.2有利于大学生继承我国民族精神 在茶文化对于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中,第二项内容就是有利于大学生继承我国民族精神。茶文化中包含着我国的民族精神,因此我国的高校中融入茶文化,能够让大学生较好的传承我国的民族精神,这对于我国民族精神的发扬是极为有效的。同时我国民族精神中包含着一系列走向成功的启发,也是我国先辈们积累下来的经验,这对于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是极为重要的,能够让大学生们少走弯路,奔向成功。 2茶文化视野下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具体路径 2.1茶文化视野下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存在的问题 2.1.1当代大学生对于茶文化的具体内容不够理解 在茶文化视野下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存在的问题中,首先,就是当代大学生对于茶文化的具体内容不够理解。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当前来看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茶文化与大学生的生活相距甚远。在学生的学习生涯中,大部分的学生都难以真正的进行茶道训练,因此,大学生对于茶文化的理解是较差的。其次,就是大学生对于茶文化和茶饮料的概念有所混淆。茶叶是一种饮料,而茶文化是透过茶饮料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内容,因此与茶饮料是不同的。喝茶不等于茶文化。 2.1.2当代大学生对于茶文化的精神内容无法践行 在茶文化视野下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存在的问题中,第二项内容就是当代大学生对于茶文化的精神内容无法践行。我国的茶文化中,包含的精神内容是极为广泛的,既包含儒家的精神思想,也涵盖道家的精神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对于适合自己的茶文化精神内涵是难以甄别的,因此就出现了精神内容无法践行的情况。其实,大学生只要将自己的日常活动与茶文化的内容一一对应,就能够较好的了解自己需要的内容是什么。 2.1.3当代大学生对于茶文化的实际应用无法改良 在茶文化视野下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存在的问题中,第三项内容就是当代大学生对于茶文化的实际应用无法改良。茶文化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化形式,其本身的内容是一个整体的内容,也是普遍的规律,但是我国许多大学生虽然对于茶文化有所了解,却不能够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茶文化实际应用上的改进,这就导致了茶文化本身只能够当做是一种象征,而无法发挥从其应用的作用。这样的茶文化就不是广义的茶文化,也不能够真正运用的茶文化。 2.1.4当代大学老师难以引导大学生在创新创业中融入茶文化 在茶文化视野下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存在的问题中,第四项内容就是当代大学老师难以引导大学生在创新创业中融入茶文化。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当前来看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老师本身能力的问题。很多就业指导课程的老师本身的能力都不够突出,因此很难教导学生进行茶文化的学习。第二个部分就是学校不够重视,在大学中,学校的建设方向还是以学术研究为主,因此导致了许多的老师都较为轻视茶文化的融入,从而无法完成茶文化在大学生创新创业中的教导。 2.2茶文化视野下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存在问题的解决 2.2.1增强当代大学生对于茶文化具体内容的全面理解 在茶文化视野下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存在问题的解决中,第一项内容就是增强当代大学生对于茶文化具体内容的全面理解。其主要的步骤分为两个:第一个步骤就是对大学生进行茶文化教育。想要让大学生更好的学习茶文化,是不能够依靠大学生自学的,需要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教育,才能够保证教育的效果。第二个步骤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拓展。只有大学生能够在生活中接触到茶文化的具体内容,才能够保证茶文化的内容更好的渗透到大学生的生活中。 2.2.2增强当代大学生对于茶文化精神内容的实际履行 在茶文化视野下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存在问题的解决中,第二项内容就是增强当代大学生对于茶文化精神内容的实际履行。在当前来看,其主要的方法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学校的作业布置。想要让大学生更好的完成茶文化精神内容的实际使用,那么学校的督促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能够确保大学生真正完成。第二种就是大学生的自我规划。大学生自我规划能够让茶文化的内容与其创业的内容相互融合,从而起到更好的作用。 2.2.3强调当代学生对对于茶文化实际应用的现代改良 在茶文化视野下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存在问题的解决中,第三项内容就是强调当代学生对于茶文化实际应用的现代改良。在当前来看,大学生创业的内容大多是一些创新项目,因此在这些项目中,茶文化的内容就需要作出改良,才能够确保茶文化与创业项目更好的融合在一起,这样对于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而言才是极为重要的。除此之外,茶文化的现代改良,还能够扩展企业的企业精神,让大学生的企业不再是空壳。 2.2.4全面增强大学生创新创业导师的综合素质 在茶文化视野下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存在问题的解决中,第四项内容就是全面增强大学生创新创业导师的综合素质。在当前来看,其主要的方法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对老师进行全面的培训。茶文化也是老师需要学习的内容之一,想要更好的接触到茶文化,就需要让老师进行系统的学习,才能够确保老师们更好的传递茶文化的内涵。第二个就是聘用专业的茶文化老师。茶文化博大精深,还是需要专业的人才才能够保证茶文化的内容传递。 3结语 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之一,也是我国传播面积最广的文化之一,在我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中,茶叶一直都是极为重要的贸易物资,甚至在鸦片战争前期,我国都是靠着茶叶来同欧洲获得贸易顺差。在这种情况下,茶叶及茶文化在我国的地位就显得极为重要。但是在当前来看,我国的茶文化已经逐渐退步,人们虽然仍旧喜欢茶饮料但是却对茶文化的了解较为浅薄。这就需要从高校做起,在学生的群体中传播茶文化,才能够保证茶文化更好的发展。但是我国高校中茶文化与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融合并不好,导致茶文化视野下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存在不足,当代大学生对于茶文化的精神内容无法践行、当代大学生对于茶文化的实际应用无法改良,学院大学老师难以引导大学生在创新创业中融入茶文化等问题。基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本文提出了茶文化视野下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具体内容包括四项:增强当代大学生对于茶文化具体内容的全面理解、增强当代大学生对于茶文化精神内容的实际履行、强调当代学生对于茶文化实际应用的加强学习、全面增强大学生创新创业导师的综合素质。作者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方法保证我国茶文化的发展。
职业院校是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的重要机构,承担着培养现代化人才的重任。现如今的市场竞争不再是国家内部的竞争,而是国际间的竞争,因此培养的人才具有国际视野是相当重要的。其中,英美两国作为代表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在职业领域的发展对我国的职业教育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职业院校教育中融入英美文化的教育,能够帮助学生形成全局观念,提升学生的整体素养。本文主要从这几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随着教学改革的逐渐推进,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不再是单一的技术层面,而是包含情感世界(情商)的复合型人才。但是在当今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中,职业院校课程设计关注了专业的发展,忽视了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进而造成了学生人文素养普遍偏弱的尴尬境地。与此同时,大量英美文化走进校园,学生以一种饥饿状态去吸收英美文化,极易造成对英美文化的错误认知,进而造成自身价值观念等方向的偏失。因此,对于当前职业院校的英美文化教育来说是相当必要的,毕竟英美文化是当今西方文化的主流。加强英美文化建设,能够帮助学生建立对英美文化的正确认识,丰富学生的人文素养,进一步提升职业综合能力。 一、当今时代职业院校对英美文化的认识 (一)价值观念 当今学生所获取的关于英美文化的中的价值观念,主要是来自于媒体、电影、电视剧等,学生对英美文化中的价值观念的认知也呈现出片面化的特点。首先,关于消费价值观念,这是大多数学生都了解的——超前消费。最有名的一个故事:中国老太太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奠定钱终于够买房子了,而美国老太太终于还清房贷了。超前消费的价值观念正在影响着学生的消费观念,这是为各种非法小额贷款找到了生存的土壤。最近,有很多新闻事件爆出因为学生贷而发生人命的事情,一方面可能是学生的爱攀比的心里作祟,但是站在另一个角度,不得不说是学生消费理念的偏失,在精神上认同超前消费,才成了学生贷的目标人群。其次,便是其他价值观念,学生基本上不了解,对于英美文化中的一些忌讳不甚了解,了解也只停留在数字层面。学生对英文文化价值观念的错误认识或者是片面认识,影响到了自身的价值观念的形成。 (二)社会风俗习惯 关于英美文化中的风俗习惯,学生大多数也是来源于媒体和电视剧等形式,这让他们对英美文化中的社会风俗习惯的了解,也是了解比较单一的。首先,对语言习惯了解比较熟悉。一方面观看大量的英美剧,另一方面受到中国英语教育的影响。学生能够通过电视媒体获得比较正确英美语言习惯,包含了说话方式、说话音量等等,都能够通过电视剧的场景获取相应的认知。其次,对于非语言的交流形式是空白的。比方说英美人见面的交流方式,学生给你的认知停留在:见面要以天气开始对话的原始局面,这也让对英美的文化了解停留在原地。关于社会风俗习惯来说,学生的了解呈现单一化,对很多社会风俗习惯不甚了解,带有明显的偏差和误解,职业院校英美文化教育的缺失,也将会影响学生的职业发展。 (三)当代生活状况 基于对英美文化人士来源的单一性,对英美当代生活状况的了解也是呈现出单一化的特点。首先,对当代生活中,了解比较多的便是流行音乐,这是英美流行音乐在我国盛行的原因所在。而学生对一些社会生活场景中的事物就不够了解。比方说:购物习惯、办公业务等等。在英美文化中,当代生活状态的了解,能够让学生更好地走向国际舞台。特别是在职业发展中,企业走向国际舞台是发展的必然,而随之而来的便是日常的交流,这便是两种文化的碰撞,在了解对方文化生活状态的前提下,能够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上开展业务交流活动。因此,对职业学生来说,了解英美文化,也是促进职业发展的重要方式。 二、职业院校教育中开展英美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在当前职业教育的背景下,学生了解英美文化的窗口比较狭隘,更多的是英语专业的学生了解的相对多一些,这也是迫于自身专业发展的要求。学生没有途径去了解英美国家的基本概况与文化常识,仅从媒体或电视资源上了解的英美文化必然是片面的,造成了学生英美文化知识的匮乏,何谈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英美文化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其中有些方面能够对学生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文化的碰撞在所难免。我们何不主动张开怀抱,拥抱英美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为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奠定基础。让英美文化走进校园,帮助学生了解西方文化,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提高综合人文素质,进而培养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的人才。简而言之,在职业院校进行英美文化教育,能够丰富学生的知识,让学生了解英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概况,建立对英美文化的系统认知,这也将会纠正学生对英美文化的片面认知,进而走向全面、系统的方向,充分利用英美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促进自身发展。 三、职业院校教育中加强英美文化的策略 (一)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让英美文化走进校园 当前职业院校学生对英美文化的了解比较单一,应该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让英美文化走进校园,为学生主动了解英美文化拓展平台。首先,注重文化的筛选。对学校教育来说,最为重要的还是教育功能,在让英美文化走进小校园的时候,应该进行有价值的筛选,过滤掉那些文化中的糟粕,发挥英美文化对学生发展的推动作用。其次,便是全面性。学生对英美文化了解比较单一,通过活动的开展,学生会逐渐对英美文化有一个正确、系统的认知,纠正以前片面的认识。最后,便是活动本身。一方面,在开展活动的时候,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主动查询资料,自己构建关于英美文化体系,教师必要时进行引导,保证方向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便是活动的多样性,无论是知识讲座、实践活动、还是选修课的开设,都应该从学生的兴趣出发,让学生主动参与到活动中来,不然这样的活动形式也就失去了原本的意义。 (二)开始选修课,让学生系统了解英美文化 对英美文化的了解,能够帮助学生建立对英美文化的正确认知,帮助学生全面了解当前职业发展的国际环境,这是人才走向国际化的第一步。首先,开展普遍性的选修课,对于英美文化的一些基本点进行系统化的讲解,属于拓展学生视野方面的。这种类型的选修课应该更加侧重趣味性和实用性,通过选修课的学习,能够对英美文化的日常生活有一定的了解。其次,便是具有专业性的选修课。职业院校是培养职业化人才,在学生即将走向社会,开展具有专业性的选修课,能够让学生了解国内发展形势的同时,了解国际形势,建立国际化格局,让学生今后的发展道路走得更为持久、平稳。选修课的设置,是让学生系统了解英美文化的最为高效的方式,但是也要关注课程内容的实用性,是能够为学生发展有一定帮助。因此,内容的筛选,教师务必要发挥专业性,筛选出有价值的内容。 (三)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提升教学质量 在英美文化教育的时候,虽然说是选修课,但是教师呈现的内容应该是会丰富多彩的,这样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实现教学的目的。首先,是教学内容的多样化,从地理概况、人文风情到著名人物,从经济发展到政治制度等等都是选修课的内容。而这些内容的复杂化、多样化,也容易造成学生学习兴趣的缺失。教师便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资源,利用声音、文字、图片等多样性的方式呈现教学内容。比方说,讲到英国政治制度时可以为学生播放影片《女王》,虽然不能完全展现政体风貌,但仍然可以让学生从一个侧面了解英国的政治制度。其次,还有教学方法的多样化,任务法、小组讨论法等等,都是和具体的教学内容相结合的,以便为学生更好地了解英美文化做好铺垫。 四、总结 在当今全球化的驱使下,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成为日常,但是面对英美文化的冲击,有精华,也有糟粕,职业院校所要做的便是,充分发挥自身的教育作用,有选择的让英美文化走进校园。在职业教育红火发展的背景下,职业院校不应该仅仅关注学生职业操作能力的发展,同时还应该关注学生精神世界的丰富。复合型人才已经成为当今人才发展的新趋势,社会不仅需要具有较高专业能力的人才,还需要具有一定精神文化底蕴的情感型人才,是有着丰富精神世界的综合型人才。不然,缺乏文化底蕴的职业教学,仅是一群会操作机器的人而已。当前,让英美文化走进校园,从学生具体专业开始,帮助学生充实头脑、拓展眼界、了解世界,为今后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静.浅谈高职英语教学中英美文化知识的融入[J].广东蚕业,2017,51(06):54. [2]杨燕.英美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5(07):281‐282. [3]肖春英.浅析英美文化课教学中的文化对比融入[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30(03):54‐55+57. [4]贾曼丽,郭士香.中国文化与英美文化水平测试相关性的调查与反思——以高职高专英语专业学生为例[J].辽宁科技学院学报,2012,14(01):73‐75+98. [5]徐志凡.高职英语教育英美文化缺失现象的反思[J].中国校外教育,2011(20):91+96. [6]张凤丽.学习英美文化背景知识的必要性及其方式[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23(04):249+252. [7]邓建辉,郭厚文,崔洪.浅谈英美文化教学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J].赣南医学院学报,2005(04):556‐557. [8]邓建辉,刘伦浩.知识经济视角中的高校英语专业英美文化教学改革[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01):132‐133. [9]郭秋香.略谈寓英美文化教育于英语教学[J].菏泽师专学报,2002(03):76‐78+83. 作者:元志英 单位: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传播事业的发展极为迅速,因此这对于专业化的播音主持人才需求量也更加巨大。为了寻求更为优化的播音主持效果,这需要集中探究播音主持艺术所涵盖的众多要素,进而能明确播音主持自身能力的发展目标。 一、传媒视野下播音主持艺术概况 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创新,传媒产业也得到了飞速发展。除了传统层面的大众传媒以外,自媒体也作为新兴媒体形式进入大众视野。在新时代背景下,新媒体技术不断涌入,电视广播事业的发展也日益产业化和大众化。播音主持人作为电视广播节目和观众受众的重要联系纽带,其自身的主持能力及艺术魅力都能对电视广播节目的传播效应带来极大的影响。而实质上播音主持艺术是一个系统性概念,这不仅包括感官层面的视觉艺术,同时更包括思维层面的内涵艺术。这些艺术呈现效果与电视广播主持人自身的外在形象、内在学识、语言表达、从业经验以及行业资历等要素都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二、传媒视野下播音主持艺术的要素分析 (一)播音主持的视觉艺术 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所言:“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在传媒视野下,电视广播传媒早已成为大众文化和当代文化的重要推手。而播音主持作为电视广播节目的重要展示窗口,其展示在大众面前的便是外在形象的可视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播音主持的个人形象会直接代表电视广播节目本身在大众心中的印象。因此视觉艺术已成为播音主持艺术中的重要要素,成功的视觉艺术与播音主持自身的身材、外貌、气质、装扮及着装密不可分。视觉艺术成功与否的关键取决于是否与电视广播节目自身的性质相契合。以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丫为例,她在主持综艺类节目和经济新闻类节目所展现出来的视觉艺术是截然不同的,这需要与电视广播节目自身的定位和风格相匹配。 (二)播音主持的内涵艺术 如前文所提及,播音主持不仅需要视觉艺术,同时更需要内涵艺术的展现。但实质上播音主持不仅展示的是个人形象,同时更是代表主流媒体的公共意志,尤其是中央电视台更是代表着国家意志。播音主持需要为大众展示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礼仪形象,除了外在形象以外,更为深入的是播音主持自身的公义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常言道,腹有诗书气自华。播音主持的内涵艺术来源于深厚的知识沉淀、独特的性格特征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而这便也是播音主持人格魅力的形成因素。 (三)播音主持的语言表达艺术 对于播音主持艺术体系而言,声音条件及语言表达是展现个人风貌的重要表达途径。首先对于播音主持来言,其个人的声音条件各不相同,具备极大的差异性。由于个体的嗓音条件、发声位置、用嗓习惯、发声音色都不尽相同,这会带来播音主持的声音效果存在较大差别。但万变不离其宗,播音主持的语言表达艺术首先需要展示声音的美感,为观众带来听觉层面的审美艺术。其次需要注重播音主持的语言表达艺术。在问题阐述的过程中是否具备清晰的逻辑和流畅的表达;在节目内容主题的表述过程中是否准确恰当,这些都将直接影响播音主持的专业性。因此这不仅需要播音主持声色优美,同时更需要言语流畅、修辞优美、逻辑清晰、审美高级,从而更好地传递节目主题,与公众之间形成顺畅的情感交流。 (四)播音主持的应变技巧艺术 实质上许多电视广播节目是实时播出,与观众的互动性极强。在现场有可能发生许多始料未及的突发情况,如何能够迅速稳定节目现场,保障节目流程顺利播出,这也对播音主持的应变技巧提出了更大的考验和要求。例如知名主持人汪涵在《我是歌手》节目中面对重要参赛者的临时退赛这一突发状况,也通过自身丰富的播音主持从业经验以及高超的突发情况应变技巧得以缓和局面。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在传媒视野下,播音主持艺术还涵盖了对于现场的综合把握。实际上播音主持需要基于电视广播节目的传播规律有效运用传播的声画语言,提高自身的驾驭能力。这不仅需要播音主持在个人形态、语言表达、价值观传递等层面注重自身底蕴的提升,同时还需要掌握调动现场观众情绪、关注拍摄机位位置变化等临场应变的技巧,从多个方面有效推动播音的主持效果和媒体的播出效果实现有效融合,更好的满足观众的视听审美需求。 (五)播音主持的创作艺术 作家、编剧、艺术家等群体所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内容常被称之为“一度创作”或“一次创作”,而对于播音主持而言,往往会需要在现场与观众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会对播音主持的文稿作品进行修改和创作。这也成为了播音主持艺术要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会根据播音主持文稿作品的风格及内容进行展现方式的调整,以达到与观众之间更加畅通的沟通效果。但需要注意的是,播音主持的再次创作艺术不能脱离电视广播节目本身主题,同时也需要准确符合自身定位和代表形象,不能为了寻求传播舆论效应而出现违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创作内容。这不仅是播音主持的重要要素,同时更是播音主持需要秉持的职业道德。 三、结束语 在传媒视野下,播音主持艺术是一个极为宽泛的系统概念。这涵盖了许多方面,包括视觉艺术、内涵艺术、语言表达艺术、应变技巧艺术以及再度创作艺术多样化的要素。实质上这对播音主持从业者的自身能力要求极高。一名优秀的播音主持人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的知识背景,同时还需要具备丰富的从业经验,从而能在视觉和内涵层面都能够给观众带来优美的视听效果,进而能够给广大受众产生正确的价值观导向。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近年来,展现历史风貌和表现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成为纪录片题材的重要来源”[1]。其中,关于诗歌文化的纪录片尤其值得关注。《诗行天下》《诗词中国》《掬水月在手》等一批优秀纪录片相继问世,它们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诠释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恒久魅力。不同于上述影片,央视纪录频道播出的5集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创新性地从诗歌与旅行的角度切入,以探访五位唐代诗人的一段生命旅程为叙事线索,通过“具身认知”式的旅行来唤醒古典诗词中尚未“苏醒”的文化记忆。同时,影片没有忽略对现实的观照,不仅真实地记录了诗歌文化对当下生活的重要影响,勾勒出现代社会的诗意图景,并从多维度展现了中国诗歌文化的当代价值,最终询唤了观众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完成了文化自信的时代表达。 一、聚焦文化记忆:诗歌与旅行的双向交融 “文化记忆”是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提出的理论概念。他指出,“文化记忆是一个社会全部知识的总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驭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2]。在历史长河中,文化记忆是人类延续民族精神、确立文化认同的重要参照。所谓“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文化记忆不仅能够帮助今天的人们追寻历史印迹,同时还对当下及未来产生着深刻影响。因此,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记录、延续、传承文化记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毫无疑问,文化记忆的传承需要载体。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附着于具体的记忆形象,源于文字、图像、音乐、舞蹈、诗歌、节日、仪式、建筑等”[3]。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古典诗词是独具文化气质和民族精神的记忆载体。它不仅表现为一种文学形式,更蕴含着先贤们千百年来的生命思索与智慧结晶。当读起“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勾起思乡之情;当想起“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们脑海中即会浮现母亲的伟大形象;当吟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能召唤出我们强烈的爱国精神……这些脍炙人口的诗篇,上到老人,下到孩童都能脱口而出。中国古典诗词经过千年流转,历经岁月洗涤,在一代又一代国人的传颂中“高度成型”,最终凝结为一种“根基式”的文化记忆。然而,作为一种“根基式”的文化记忆,多数人对古典诗词的认知,主要聚焦于对诗词文本的学习和解读上。而那些书写在诗句当中的人文山水,暗藏在诗句背后的心路历程,却鲜为人知。事实上,诗歌与旅行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大量诗歌是在诗人的游历途中被书写的,“虽然地点之中并不拥有内在的记忆,但是它们对于文化回忆空间的建构却具有重要的意义”[4]。由此,诗人的旅途不仅浓缩了他们的人生经历,同时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正是切中了这一要点。该片总导演李文举在谈及创作构思时说道,“我们从小读唐诗,却很少有节目展示诗人们走过的那些足迹……把唐诗和旅行这两个元素结合起来,用今天的方式去旅行,用今天的人的眼光去看,去感悟唐代诗人当年的感受,去揭示他们当年的经历”[5]。正如导演所言,与以往的诗词文化纪录片不同的是,该片并未将目光单纯聚焦于诗歌文化的科普介绍,而是选择重返“唐诗现场”,重走诗人旅程,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去体认千百年前诗人的心路历程。通过将旅行与诗歌的双向交融,以此唤醒关于诗歌背后尚未“苏醒”的文化记忆,从而询唤当代观众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文化认同。 二、唤醒文化记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在场 通过诗歌与旅行的双向交融,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聚焦于唤醒古典诗词背后潜藏的文化记忆。然而,文化记忆的唤醒并非一蹴而就,而须经几个步骤来完成。在纪录本文微信网页版片中,五位唐诗寻访人从重返现场到亲身体认,从感官体验到心灵感悟,经由寻访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在场,尚未“苏醒”的文化记忆最终得以唤醒。 (一)从文学符号到具象景观 扬·阿斯曼在谈及文化记忆时曾说道,记忆的留存与唤醒需要各式各样的辅助工具,这些辅助工具也被统称为“记忆场”(lieuxdememoire)。“记忆场是一个符号系统”[6],它表现为蕴藏民族历史、激活文化记忆的载体及情境。因此,建构关于诗歌的“记忆场”便成为唤醒诗歌文化记忆的重要路径。值得指出的是,《跟着唐诗去旅行》在呈现诗歌文化、建构诗歌“记忆场”时,并未止步于诗歌文本的罗列与堆砌,而是通过纪录五位唐诗寻访人的旅途行程,重返诗歌中的人文山水、江山形胜,将原本作为文学符号的诗歌转化为具象的真实景观,使得观众可以依据现实场景,找寻到诗歌文化记忆的切入点。以第三集《长安》为例,学者郦波跟随诗人王维的行迹,以西安为起点,游碑林博物馆触诗人刻铭,驻灞河河畔感惜别之情;会友人重吟渭城曲,居教坊再听古乐音;后又前往辋川,登蓝关古道、再走鹿柴、临孟城坳、访鹿苑寺;最终行至终南山,在自然韵律里感受诗句描写的花草树木、雨雪风霜。经由寻访人重返唐诗发生地,那些原本静躺在古典诗词中的文字符号倏而跃然于屏幕之上,变成了旅途中可触、可知、可感的具象景观。而借助具象景观的显现,影片同时还揭示了现实中的自然风光、人文山水与诗歌创作的内在关联。当寻访人走过送别胜地渭水河岸,不难领悟诗人当年写下“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时的不舍之情;透过东西走向的哑呼崖沟,更加理解“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现实来源;看过如今稍显破败的鹿苑寺,愈发明白“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的浓浓禅意……《跟着唐诗去旅行》通过影像记录寻访旅途的所到之处,还原诗歌书写过的地点与场景,使其跨越历史时空的界限,以具象景观的方式重回观众的视野,成为唤醒文化记忆的辅助工具。与此同时,又以诗人的生命行迹为线索,通过寻访人的线性行走,将这些散落在诗人不同生命阶段、不同心境之下的诗意景观串联至一起,最终聚合成诗歌文化的“记忆场”。 (二)从书面理解到具身认知 然而,“记忆场”的建构,只是影片唤醒诗歌文化记忆的表层体现。若要挖掘潜藏在诗句背后的“秘密”,则意味着需要以“具身认知”(embodiedcognition)的方式“身”入其中。“具身认知”也称“涉身”认知,其核心内涵是指“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认知是通过身体的体验及其活动方式而形成的”[7]。在纪录片中,五位叙事者将身体作为“媒介”,通过行走、徒步、登高、骑行等一系列“具身认知”式的身体实践,将观众对诗歌作品的书面理解体验化、真实化和立体化,以此勾勒出诗人的鲜活形象,进而深化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诗歌文化记忆。在第一集《江湖》中,西川从陇南出发,踏上追随杜甫晚年的漂泊之旅。在险恶延绵的群山之中,他切身体认到“塞外苦厌山,南行道弥恶”句中饱含的“厌山”情绪;采食甘苦的橡栗,味蕾的刺激令西川深切体味到“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所流露的不幸与艰难;途经成都,西川走访“白夜”诗会,与故友畅谈诗歌,仿佛亲身体验到杜甫当年入蜀后的惬意舒闲;在杜甫草堂,西川通过亲手修缮屋顶而体悟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背后的胸怀与担当;在街边,西川与好友大快朵颐,在筷勺交错、语句碰撞间讨论杜甫关于“吃鱼”的诗句,为这位诗人的“苦难形象”增添了一抹生动光彩的新鲜趣味;渡船至三峡,行走于风高浪急之中,登临至巍峨山峦之巅,西川得以真正领悟到诗人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中对于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伤……在全片中,诸如此类的身体实践比比皆是,都可作如是观。纪录片通过寻访人“具身认知”式的身体实践,将关于五位唐代诗人的文化记忆塑造得更加立体鲜活。对于寻访人来说,“具身认知”的方式是重返历史情境,帮助观众深化文化记忆的关键所在。身体的实践不仅揭示了诗歌创作与旅行路线的紧密关联,勾勒出诗人真实丰富的生命形态,更是将潜藏于书本、文字、史料当中的文化记忆生动地“活化”出来。由此,诗人与诗歌不再仅是书本中的文学符号,而是活现为真实可感的生动形象。 (三)从身体实践到精神在场 经由诗歌文化“记忆场”的影像建构与“具身认知”式的身体实践,千百年前的诗人形象愈发鲜活,关于诗歌的文化记忆逐渐清晰。与此同时,“身体及其活动方式对情绪与情感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8],而情绪和情感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记忆的生产与重构。因此,五位寻访人在找寻文化记忆的旅程中,不仅仅是充当知识科普、完成叙事任务的“叙事者”,而是主动将自我的思维、记忆与情感完全融入其中的文化记忆参与者。在纪录片中,当西川重走杜甫的“漂泊之旅”,两位诗人的对话让他触碰到杜甫胸怀天下的伟大灵魂,由此他生发出“有什么样的山水,就有什么样的诗歌;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诗歌”的深刻感触;鲁大东重游孟浩然的“疗愈之旅”,抒发出“人到中年,需要改变”的人生感悟;郦波重访王维的“归隐之旅”,道出了“唐诗只是一个引子,生命才是最鲜活的内容”的心灵启迪;杨雨重回岑参的“荒凉之旅”,置身于边塞时她不禁哽咽,忽然意识到行走其实是在找寻自我;韩松落重归李白的“永恒之旅”,在名川胜地中感受到李白诗句里强大的生命力,最终将对李白的公共感情转化为了私人情感……当面对诗人曾经走过的山河古迹,感官的刺激与身体的实践,情感的触动与记忆的浮现,共同促使寻访人与诗人之间产生强烈的精神共振与生命联结,最终完成了自我生命的价值重塑。从具象景观到“具身认知”再到自我重塑,经由五位寻访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在场,影片为观众提供了一套关于诗歌文化记忆真实且完整的“影像证据”。观众即便无法真正参与其中,但借助观影行为,与寻访人形成情感呼应,共同从诗歌文化记忆中获得“精神感召”,达成“精神在场”,从而达成对诗歌文化记忆的深层共鸣。 三、询唤文化认同:历史与现实的双层呼应 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对诗歌文化的记忆唤醒,其目的不仅仅在于展示诗歌文化的历史价值,更是将历史中的文化记忆引申至当代语境,以现代视野诠释五位诗人高尚可贵的精神品格,并以此为鉴,启示后人。同时,影片使用大量篇幅真实地记录了诗歌文化对普通人及日常生活的积极影响,实现了从历史回到现实、从唐诗回到生活的人文观照,由此促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加深了对于诗歌文化及诗人精神的理解,最终完成文化认同的意识询唤。 (一)价值确认:文化记忆的历史启示 如若说影片唤醒了诗歌文化记忆,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璀璨丰厚,那么对于当代观众而言,这些“活化”的文化记忆又有何现实价值呢?实际上,“历史——那些已然消逝的过去,对于当下的意义——无论是盛世荣光还是乱世哀鸣,都有着必然的历史规律,挖掘出掩埋在古老时光中的那些宝贵的经验、规律的精髓,以之馈赠给今天的人们,才是历史对于今天的真正价值”[9]。换言之,只有在映射当代、呼应现实的前提下,才能真正确认并凸显诗歌文化记忆的价值所在。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通过诠释五位唐代诗人的生命境遇及人生选择,为面临同样处境、经历同样考验的当代国人提供了来自历史的另一番解答。杜甫一生艰难,但他却没有选择回避,反而将写作与时代深切地联系在一起,用诗歌诠释了独特的爱国主义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孟浩然一生不仕,却在中年“华丽转身”,以“人生不得志,便向青山游”的豁达心境启示后人,“人生不止在庙堂,还有诗与远方”;在大唐盛世中,王维因时代的洪流而无法左右,但他却难能可贵地保持着一片心灵净土,由此给予后人“坚持自我,回归内心”的精神指引;岑参两度策马向西域,不仅用诗句书写下报国雄心,更是以身先士卒的方式提醒后人,面对祖国山河要有发自肺腑的深情与担当;李白一生放荡不羁、自由洒脱,无论面对山川湖海抑或世道人情,永远怀抱着一颗赤子之心,以自我的浪漫豪情告知后人,或许追求永恒并不是一个虚无的命题。借由诗歌文化记忆的探寻与唤醒,历史的纵深得以打开。诗歌文化作为连通历史与现实的记忆纽带,对它的价值确认不仅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的历史命题,更是成为指引当代国人“到何处去”的精神力量。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突破对诗歌文化的表面呈现,向文化记忆的更深处挖掘,最终将追寻“何为诗意”的记忆回溯转化为“诗意何为”的当代启示,为今天中国的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国家复兴提供了重要的“镜鉴”意义。 (二)询唤认同:文化记忆的当代传承 通过对诗歌文化记忆的价值确认,无形中指向了本片主题的真正指涉——询唤文化认同。毫无疑问,“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发展与国家强大都需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认同,否则,民族国家将失去生存的土壤、精神的家园和前进的动力”[10]。因此,在影片中,询唤文化认同是确认历史文化价值的意义归属,也是唤醒文化记忆的终极目的。回顾全片不难发现,影片通过大量篇幅真实记录了与诗歌文化相关的不同群体。他们不仅是诗歌文化的参与者和讲述者,更是文化记忆的当代传承者。无论是为碑林文化奉献青春的讲解员杨烨,还是在辋川坚持寻找王维足迹的退休教师张效东,又抑或是杜甫草堂的小小讲解员尹麒竣,通过他们在镜头前声情并茂地讲述,影片为观众呈现了一个个用生命热爱诗歌、用行动传承文化的鲜活人物。此外,影片中还出现了许多“不知名”的素人形象,如“误入”镜头讲解杜甫雕像意义的路人阿姨,在西川忘记诗句时“接话”的青城山道士,将王维诗句脱口而出的邮差老人……这些素人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行为、言语,已然于无形中显露出普通百姓对于诗歌文化记忆的延续与传承。不论是否能够意识到,诗歌已经在他们的精神深处化作一种滋养,一种本能和一种文化自觉。通过真实记录这些和诗歌文化相关的群体,影片将散落于当代社会的诗歌记忆凝聚在一起,并让观众深刻地意识到,原本在书本、教材、文献中静躺的文化记忆,其实早已跃出既定的框架,潜入到日常的一言一行、一呼一吸之间,成为你我与民族、国家紧紧相连的文化血脉。同时,在唤醒文化记忆的过程中,通过影像建构“人人读诗歌,人人爱诗歌”的素人群像,询唤了当代观众的精神共鸣与文化认同。正如学者郦波在影片中所说,“诗和远方的终极之处在哪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我们的精神家园。那个独属于华夏文明的烙印,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 四、结语 从文化记忆的聚焦、唤醒到认同,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搭建起一道连接历史与现实的记忆桥梁。在宏观层面,影片通过展示山河之美、体认诗歌之美、观照生活之美,向观众深刻地诠释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宝贵价值与恒久生命力;在微观层面,影片通过对不同群体的鲜活纪录,建构出热爱与坚守诗歌文化的人物群像,透过他们的行为举止,观众得以感受到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认同。因此,《跟着唐诗去旅行》不仅在创作层面对诗歌文化进行了创新性表达,更是立足于时代语境,强调文化自觉,彰显文化自信,为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注释: [1]张欣.近年来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分析[J].中国电视,2015(10):27. [2]冯亚琳.德语文学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价值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1. [3]孟洋.网络诗词:新媒体时代的文化记忆[J].当代传播,2015(01):80. [4][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44. [5]《跟着唐诗去旅行》:唐代诗人走过的路程远超我们想象。 [6]扬·阿斯曼,陈国战.什么是“文化记忆”[J].国外理论动态,2016(6):23. [7][8]叶浩生.具身认知:认知心理学的新取向[J].心理科学进展,2010(05):705,708. [9]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评论员.从历史中探寻真正的价值——谈人文历史题材纪录片创作构思[J].中国电视,2015(12):9. [10]刘振怡.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微观研究[J].学术交流,2017(10):23. 作者:刘向阳 庄紫涵 单位:上海立达学院传媒学院
当代美术论文:美术教育中当代艺术的渗入 在当下我国现当代艺术迅猛发展,受教面越来越广,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给各个行业带来有益的、积极的长足发展。这其中尤其是教育领域受益匪浅,当然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深思和争议,这同时也是我们教育工作者所深思的,我们如何在现今教育中引入现当代艺术?现当代艺术在现今的教育教学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现今我国的美术教育在经历了一九五几年的苏式美术教育教学之后,表现出的科学严谨性,有着一系列的教学模式,再经过苏中关系的紧张和国内的文化运动的动荡,美术教育也就基本停滞,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我们美术教育教学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和完善,直至今日我国的美术教育教学已经非常成熟,空前受到重视。在国外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的作用下,我国美术教育教学的思想和教学模式已经走向多元化和全面发展化。由于长期受到强调架上绘画教学、追求形的再现这种苏联绘画艺术的熏陶和影响,造成了我国美术教学一度陷入了缺乏教学创新和绘画取材单一及没有艺术风格的局面,而我们传统的点、面、线美术元素又局限着我们的艺术思维和艺术创新,这样的艺术发展中面临的窘境恰恰是当代艺术就能突破的瓶颈。我们的艺术绘画作品在取材用材上都是一致的,但是艺术家的绘画风采却是各异的,这就取决于每位艺术家的受教文化和生活感悟。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科技、文化的不断发展,高校教育理念也正在逐步地发生改变。而对于高校美术教育来说,传统的教学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弊端,例如学生的视野小、创造能力差等。而笔者认为,将现当代艺术引入到高校美术教育中就可以打破传统教学的格局,并带来新的理念和发展。而现当代艺术对于高校美术教育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以下笔者谈谈自己的观点。 一、开阔学生视野,强调开放性与包容性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东西方文化正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融入到对方的领域中,而对于我国来说,西方现代艺术的引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方现代艺术中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艺术活动众多,创作形式也多变并且灵活多样,对我国艺术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而当代艺术本身就具备包容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它对任何艺术观点都不予排斥,并且可以共存,当代艺术还具备传统方式不具备的表现形式,例如行为方式、装置方式以及观念摄影等。但它也具备传统的绘画和雕塑方式。在绘画上,当代艺术已经开始采用新的方式进行,例如光、电、数字信息等。当代艺术告诉我们,美术正在和其他领域逐步进行融合,而美术本身的内容也在逐渐增多。现在伴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艺术的门类也日新月异,表现形式也呈现多元化,美术和其他艺术形式的交流也不断地融合着、创新着,给予了美术更为广阔的艺术内涵和表现形式,细分似的特点将不再是过往艺术学科的代名词了,艺术领域的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已经是当下的学习趋势。基于这一发展趋势,目前我国的高校美术教育不再如过去一样进行了细致的划分,而是朝着专业模糊、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的领域发展。所以高校美术教育必须要让学生通过了解现当代技术,从而扩宽学生的艺术视野,让学生看到以前不曾看到的广阔空间。 二、新媒材和新形式的运用可以促进创新和创造 任何艺术都需要创新和创造,只有人超越了俗世思想的羁绊,才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而我国传统高校美术教育中,都会以素描、色彩为基础进行教学,也就是说学生每天接触的媒材只是笔、纸、颜料等常见的材料。学生长期只接触这些单一的材料和工具,就会产生一种失去兴趣和信心的情况,学生的情感一直处于压抑的状态,对于学生的美术学习来说会产生极大的阻碍。而现当代艺术就采用了不同于传统的表现手段,现当代艺术针对材料会做到无所不用,特别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先进科技融入艺术当中,例如激光幻影技术、摄影技术、多媒体、虚拟技术等都被现当代艺术充分地利用。现当代艺术这种利用新媒材的观念对于高校美术专业的学生来说具有巨大的影响,新媒材超越了传统的材料,将学生从点、线、面的传统元素中拉出来,让学生感受另一种充满想象力的世界。这对于学生的创造力具有积极的影响。当学生的思想不再禁锢在小小的画板上的时候,学生的思想就如脱缰的野马,可以自由驰骋。 三、从艺术的角度理解认识社会 当代艺术产生于人们时刻发展的生活中,其中包含了很多当下人群的不同理念和思想,针对不同人的生活、精神状态以及人们对社会的理解都进行了表达。由于当代艺术作品所表达的含义都容易理解,所以高校美术专业的学生在当代艺术中可以看到很多当下社会人的思想和理念、人的精神,以及人们的生活,并且当代艺术也让我们针对中国的艺术进行重新的思考。当下我们的生活已经和当代艺术紧紧地相关联,当代艺术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方方面面,早已经不再只是局限在教育教学方面,美术已经变得通俗易懂,社会中人人都能被美术作品所演绎和涵盖,能够通过视觉语言给人以警示和美的享受,能够揭发社会中人们的困惑和种种压力来源。我国现当代艺术在和不同外来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上能够对中国艺术和当下种种的困惑给予新的提示和解释。 四、美术史论和教育对学生的影响 因为赋予了多元性、评判性和自身复杂性于一身的现当代艺术是现今艺术界最受关注的事件之一,这一点尤其是受到我们教育界的重视和探究。对于我们高校的大学生而言,美术知识相对匮乏,认知度低下,只停留在理论上而在实践中缺乏锻炼,可以通过如让学生完成学院举办的一些会议的宣传设计等来帮助学生增强对现当代多元艺术的理解和运用。现当代艺术不同于传统的绘画、设计,所以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来引导和培养大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运用的能力,引导大学生积极向上的美学精神。这几年我们国家对教育越来越重视,各个大学、师范学院都纷纷开办美术系和美术学院,也使得学生们的受教程度在逐年上升,美术教育教学也由专业教学走向非专业教学,许多高校通过开设美术欣赏课来加强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基于现状我们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将现当代艺术内容作为教育教学的资源,这绝对是能够充实我们高校美术教学的。 五、现当代艺术的引入可以推动艺术和教育的发展 现当代艺术不同于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完全反对传统技术,而现当代艺术并不是完全的否定,而是从传统艺术中积极地借鉴和融合。现当代艺术只有根植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才不会出现缺乏审美、苍白肤浅、盲目迎合等现象。而传统艺术也可以在现当代艺术中得以借鉴,并且针对自身进行积极的调整。排斥传统的观念正是当代艺术的特点之一,而现当代艺术却是讲究与传统文化艺术相融合,相互取长补短。这都是取决于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现当代艺术的发展,也引导和纠正了现当代艺术的发展之路,从而避免了许多发展中的问题和困惑。新教学内容的吸纳,对于高校美术教育的观念将是一个新的挑战。所以现当代艺术的引入对于高校技术教育的理念是一次有力的冲击,这种冲击对于艺术和教育都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我国高校美术专业的思想必须要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由此才能让学生的知识得到全方面的发展。 六、引导学生正确的艺术观 由于现当代艺术的理念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所以现当代艺术反映到教学中就出现一些问题:很多人认为新媒介、新观点就可以创作好的作品,而采取一些极端、低俗的行为,所谓的标新立异其实是在哗众取宠。所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现当代艺术,让学生知道大多数艺术家的作品都是积极向上的,而并不是哗众取宠、低俗不堪的。 随着我国高校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高校美术教育也应该打破传统的理念,将现当代艺术内容有效地引入,由此对于学生的视野以及学习都可以起到良好的影响,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这对于学生和学校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师范美术教育的美术学价值 20世纪中后期,很多概念型的学科出现。80年代,美术学概念被正式提出,美术学成为了一个新兴的学科,也意味着此后“美术”有根无据的现象被弱化下去,美术成为了真正独立的学科。当然,这也是邓福星先生在88年的11月全国美术理论会议上所提出的。美术学成为综合的美术学科概念化被加强,以造型艺术作品研究的对象,他的研究对象包含了美术的历史,美术批评、理论以及其他相关的学科理论,都归纳进入了美术学的范畴。在1990年之后,正式命名为“美术学”随后在各个美术学院成立了专门的“美术学”系,这个举动标志着学科在我国被全方位的确认。因而,高等师范的美术教育当中,要注重“美术学”的重要作用,美术理论基础的扎实与否,关系着高等院校所培养的美术专业的师资是否具审美能力,是否对美术学科具有科研能力,也意味着美术鉴赏的能力和评论的基本能力的高低,这些能力将影响到我国的大众审美情趣与美术素养。 一、课程的结构设置不合理的情况依旧存在 近几年,我国的高师美术教育受到重视,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在办学的规模、在专业的构建上,专业课的结构上都有了提高,但也不能忽视其中所存在问题。《中外美术史》、《美术概论》、《美学》、《美术鉴赏》等课程,目前是我国的美术教育课程的科目,但是课时量却严重的偏低,大部分的院校技法课程占据到总课时的60%以上,这种不合理设置,会严重影响高美术师资人才的素质教育与审美培养。 二、学生对美术学课程缺乏学习兴趣 我国目前大部分的师范类美术院校的学生在对待“美术学”的课程问题上的学习态度,还主要停留在理论的考试是不是能够过关作为关注点的问题上,根本缺乏学习的兴趣。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为什么学生会对“美术学”的课程缺乏兴趣。理论课程的设置比较不合理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教师的重视也是存在的一个客观原因,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师范类院校的美术学生,由于过于专注于专业课的培育,忽视了文化素质的培养,文化的素养较差。尤其全国的高师类美术教育的招生环节所采取的形式是“低分录取”,我国现在美术招生已经失去了过去的意义,“低分录取”的制度对于一心学习医术,对于美术有着较高领悟的学生而言,是件好事,但是也有一些“速食班”出来的考生,他们只是为了读大学而学习美术,丧失美术学习的热情,不热爱美术的学习,为了考学而考学习美术,这成为了很多文化素质较低考生的“终南捷径”。 三、“美术学”课程缺乏专业的美术学教师,师资力量薄弱 课程的设置不够合理的教学构架之中,“美术学”的课程自然也不会受到教学组的重视。很多师范类的美术院校对于相关的“美术学”课程都是选择由艺术专业的其他教师代课性质,而非是专业教师来授课。代课性质的教师,只能是兼代,缺乏一定的“美术学”的专业基础对于美术学的课程没有全面地了解,难以形成系统地研究,也难以做出系统地课程知识传授。教师不专,学生更无心学习。美术教育一直都是把美术学科作为基础的美术教育的类别,他们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基本美术素质以及能力,是为了促进国人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若是单纯的以技法作为的美术教育,又如何承担起这样的目标。 美术师范类的教育是培养大、中、小等学院或是学校的美术教师的主要原则,师范类的美术专业学生代表着未来的美术教育之中的教育实施者,在校所学的,所形成的知识的结构以及基本的美术素质对于之后的工作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那种把技法的训练作为主要目的的教学,比较难培养出具完整的美术知识以及美术教师的素养。现代的师范类美术的教育其实就是把素质教育作为核心的教育,因而学校要改变过去的思路与思想,尤其是处于信息爆炸时代艺术教育,要形成我国的特色,要让艺术的课程日益走向综合性,还需要关注学生的人格是否健全还要注重发展艺术教育对于审美思想的培养,要鼓励我们的学生能够进行一定的学习,要拓展自己的艺术视野;要从传统的重技能模式中脱离出来,要把学习的中心做出转移,重视审美以及对于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同时还要注重对于学生的文化素质进行培养。 美术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载体,是对于审美的认知以及对于美的表达能力的个体体现,不是简单强调技法的问题,美术表现的形式感,不再仅仅让学生知道,技法如何具体应用,是需要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对于客观物象通过自身的理解与领悟的艺术再现,是作为了美术的主体的表现,能反映出创作主体的思想观念和艺术的追求,以及审美的理想文化的修养等具体素质。我认为,美术类学院进行教育的初衷应该不是给学生一种职业的训练,应该更注重培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以及具有较高的文化品格的创新人才。在现代的师范美术类教育中,一方面要重视技法的训练,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学生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的培养。应该看到历史上的美术大师基本都是文化大师,首先要成为一个有思想和有精神的人,才能够成为文化教育的传播者,不可缺少文化。在这一点上,师范美术教育中开设的有关美术学的课程对促进学生的审美文化素质有着重要的作用。 四、美术学的课程改革势在必行 2001年7月颁布了新的课标,(《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我国基础的美术教育现在正历经着我国自建国最为彻底的一次改革。要求我们必须改变过去的教育教学的观念,要懂得把人文主义精神融入进绘画当中,要能够为学生们建立一个较为宏大的价值观与艺术观。要改变过去的,单一的学习学科的课程设置,要教育学生掌握多一些的知识,建立起综合的学习体系。要把美术学习当成一门素质教育的一种,技法与理论一样重要,把学科的知识体系单纯的来构建课程的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要求了,现代的社会更为关注综合性的能力展示要从广泛“文化背景”之中引导学生来关注艺术,理解美术内涵。 美术学将成为人文的学科领域中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它有着自己的对象、自己的研究范畴、带有自己的目的性和功用,有着自己独立的品格。因而,在现代的师范类美术的教育学院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师范类的美术教育当中,对于学生教育的素养来说,不管是大学或者是中学的美术教育,所开设的美术欣赏课而言,都是建立在美术学的基础之上,要把相关的美术学基础理论课程与美术的技法训练课程协调在同一个平台上,科学的、合理的课程设置之中,才可以促进我国的美术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同时国民的审美素质得到最大的培育。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高校的美术教育现况研究 从美术创作与美术理论两个方面来看,各自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互融的关系。文化底蕴的深浅成为衡量一个艺术家水平的重要标尺。对于传统文化的教育是当今美术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得以重视。 一、引言 潘天寿说过:“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西方绘画之基础,在科学;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名有其极则若徒眩中西哲衷以为新奇;或西方之倾向东方,东方之倾向西方,以为荣华,均是以损害两方之特点与艺术之本意。”“民族精神,是国民艺术的血肉,外来思想,是国民艺术的滋补品。”① 如今,美术的发展蒸蒸日上,这仅仅是一种虚拟的景象。在这种虚拟的美术教育发展势头的背后,却隐藏着某种隐患。出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不够,存在着文化的缺失、重视技术而轻视理论基础等问题。随着艺术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张,教育思想的发展迅速,忽视了学生的文化基础,导致招收的学生文化基础始终不过硬、综合素质也不能达标,传统文化教育在高等院校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学生对文化的忽视与无知。作为艺术本不应该有统一的标准,但一种意识形态就要应该具有一定的文化精神的偏向性。人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我们不能脱离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谈美术教育。因此,当代中国美术教育应着眼点于传统的、民族的文化精髓,而在教学中吸收传统文化教育,对现有的思想、教学模式进行有效的变革。在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进程中汇集了各个不同地域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等,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从审美角度而言,美术教育就是通过自然美、艺术美来陶冶情操的,而培养学生的审美情感和能力,丰富精神生活,激发对美的追求,是高等院校必须重视的一件事。中国美术教育应立足本民族文化之中,国粹之一的中国画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马蒂斯和毕加索都曾对中国画钦服不己,并谓:“在这个世界上,谈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②传统的中国画讲究意境、气韵、禅意”,绘画美学的一个重要看法就是“妙悟自然”,就有“心会即妙悟”。如今的中国画讲的、“思想”、“形式”、“题材”更甚讲传统,此时讲的笔墨又“非笔墨”。 当今高等美术院校应培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使得我们的文化精神得以继续流传下去的专业人才。然而,有些美术院校的课程设置很不合理,理论课所占的比重很不高,在设置的专门的美术理论课程上存在安排得不足。回顾从前,近代中国的美术专科学校的课程设置的十分好,中国传统文化的比重相当大,使学生能够在校期间必须硬性的接受要学习的传统文化,从而使得学生的综合文化修养都非常高。因此,我认为如果要教育出优秀的人才必须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应该开设中国文学,哲学,史学,古典诗词,艺术鉴赏等相关课程来贯穿于整个学校教育过程之中。 二、高等美术教育新型培养方式 新世纪的美术教育是以美术课程的多样性来培育学生。但是美术课程的自身所带来价值似乎被人们给忽略了,改变传统的重视技术技法的培养,忽略对人文知识的学习,强调文化内涵的重要性,注重学生的品质教育和文化教育,体现出丰厚的文化底蕴、时代精神。因此,我们要处理好以下关系,来培养美术教育的人才。 首先,教育功能的定位对学校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目前学校教育似乎是以进行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为主要目标,灌输道德文化、培育学生的工作好像不是太过于重视。虽然这前者对学校发展十分重要,但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培育优秀的学生吗?由此可见,学校应该从新定位才能更好的发展。从事美术教育时,除了具有一般教育理念,还应具备对艺术有着个人看法和观点。美术教育思想是关于向学习美术文化的人传播独道的见解。没有思想的美术教育是千人一面的被动行为,是思想贫乏和平面化的反映。一个从事美术教育的人艺术文化、艺术鉴赏等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眼光来看待以及能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等等。 其次,艺术招生考试是为了选拔一批优秀的人才来进行更高层次的培养。可是,目前的考试制度并不是这样定位的,它既不注重的对专业知识、技能的考察,又没对文化知识水平有一定的严格要求。此时,优化专业课程,突出主干课程是必经之路。尤其是在专业考试上,应该极大的需要加强对专业考试本身的倾向性,如书法一方面要注重考察书法技法水平,另一方面又要重视学生对书法理论文化水平的理解程度以及对传统文化、哲学的认识水平等知识。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考试制度,才能更好的促使学生在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就能以正确的目标前行,为将来从事艺术事业在起步阶段打好坚实的基础。 然后,现在高校对传统的研究十分的重视,但是在工业发达、科技信息更新飞快的今天来看,美术作品创作常常很快地与国际接轨,不言而喻,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也将会陪伴的高等美术院校的发展继续下去。作为新世纪的学生,对现代知识的接受程度、对西方的崇拜思想会远远大于传统,不难想象很大一部分人受高新科学技术的影响,从而对新潮事物更具兴趣去探索、去学习。但是我们的身体里始终流淌的华夏人的血液,随着思想的成熟、年龄的增大又会有极大的兴趣去探索传统。不难看出走向国际的都是十分具有民族特色、民族文化的东西,不管是中国画、设计还是其他的艺术形式。作为艺术家没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那艺术品就成了机械的产品。目前很多高等院校在设置课程的时候将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容在总课程中占的比例很少,但是最起码的“如何学习传统文化”、“怎样去学习传统文化”我们应该要再学校里学会。例如:中国古代文学、四书五经、通史等等应让学生全面了解,这些基础是非常有必要的。此时,教师应站在更高的角度来教育学生文化传授精神知识,潜移默化的教会学生怎么样去看待对待传统文化和现代的知识,同时又怎么去让二者更好的相互融合,为学生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一直以来很多高等院校错误的认为对学生技能培养应是最重要的,事实上培养一名优秀的学生应从培育他的人品、修养、素质等方面进行。不可否认技法的培养十分重要,但也不可轻视对学生的文化修养、道德品质的教育。如今的社会不学会与人合作、为他人服务,仅仅只懂得技法是远远不够的,同时也很难在社会上立足。一来,我们应遵守国家的号召在提高学生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下做足功夫。二来,在教育教学中应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思想熏陶、文化知识的灌输,如:小组形式、探讨式教学模式等。完成对学生素质的全面培养还可以通过对学分制的调节、学校规章制度、教师的教育评估等方面一起来协调发展。 三、结语 以上所提出的问题,是高等美术院校教育的观念问题,传统和现代的两种教育管理模式之间的矛盾。只有教育观念建设先进行,才能保证以上所阐述的教学理念得以实行,才能保证教学课程安排的合理调整和师资力量的全面激活。树立富于远观行的教学理念,富于艺术性的课程设置以及富于指向性的教育模式保证,是当前综合类院校教学所面临的待解决的问题。在面对此问题,我们应该做到有先进的思想意识,也就是说让学生先成为真正有思想文化的人;技法随之,使学生能够运用自己所学的技术来表达自己想法。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职校美术教学创新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对未来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不断发展变化的人才市场,其就业竞争愈加激烈。在当今国家倡导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形势下,职业院校的美术专业因学生就业的广泛性,决定着职业院校的美术专业教学更应该找准市场定位,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研究出实践教学的新方法。作为职业院校的美术教师,为培养出具有较强实际操作能力的、综合性高素质的、适应市场需要的学生,应如何在课堂教学中有效激发学生对美术的兴趣,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健康良好的艺术素质和适应市场需求的人才呢?我认为,只有转变思想,创新活跃课堂,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发挥其主体作用;只有创新教学形式,关注每一个学生,让其创作思维动起来,才会创造出无限的精彩。 一、转变思想,激发学生创作热情 在常规教学中,学生的思维力、创造力、想象力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上课认真听讲,认真模仿作画技法,甚至认真模仿作画的思维方向。按照老师的要求,做到分毫不差。在这种特设的情况下,学生的行动和思维已经完全受到限制。对此,教师要勇于冲破旧教学观念的枷锁,改变教师高高在上,学生唯命是从的不平等关系,建立一种与学生民主、平等、和谐的朋友关系,让学生的思维在这种宽松的氛围中得以解脱,能敢于质疑,自由创作。教师还应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灵活选择教学内容,力求贴近学生生活,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只有为学生量身定做的课堂,他们才会喜欢,才会乐于参加。前苏联教育家巴班斯基指出:“只有在师生积极的相互作用下,才能产生一个完整现象的教学过程。”根据学科的特点,教师的教法要灵活多样,尽量使学生动手、动口、动脑。另外,在面对反馈信息,甚至有些不着边际的作品时,教师更要灵活面对,灵活评价,不能简单地按照画的好坏严格评分,对学生的零星进步视而不见,这样会极大程度地压抑学生勇于实践、乐于创新的精神;对于学生的点滴进步,可以用简短的评语如:“构思新颖”、“色彩大胆”、“真棒!”、“你进步了!”等,指出学生的闪光点,使学生增加绘画的信心和热情,觉得自己是最好的;对于需要修改的作品,教师首先要肯定其作品的优点,增强其信心,然后以商量的语气征求学生意见,错误的地方应该怎样改正将会更好,在不违背学生创作意愿的基础上适当加以引导。只有得到老师的肯定,才能真正触动学生的心,才能给予学生探索的力量和创作的热情。 二、创新教学,激活学生创作思维 “美术”不仅是一门学科,还是一种艺术。它所表现的内容都来源于生活,所以只坐在教室里面对着课本的美术创作是停滞的,我们要适当拓宽学生美术创作的空间,把学生带出教室,走进乡间田野,自然校园,让学生们用“美术”的眼光观察创作,如阳光下的庄稼、花草,操场上嬉戏的同学。用真实的美术形体刺激学生们的眼球,激发其作画欲望;激发学生通过灵感动笔作画,没有技法指导,没有思维定向,在自由的环境中,自由捕捉真实的艺术瞬间。这样学生创作出的是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作品。而此时学生的创作思维是无比活跃的,想要禁锢住都难。其次,在教学过程中,面对学生死板的学习状态,我们可以设计多种多样的游戏活动,让学生主动探究,进行合作学习。正所谓:课堂不出彩,活动来帮忙。学生只有把学习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了,创作思维才能真正地被激活起来。此外,想让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所设计的教学内容上,首先要从导入上下工夫,环节的设置要别致新颖,让人眼前一亮。其次在课堂问题的设置上,也不能死板地局限于课本的知识上,老师提出问题,学生照本宣科地回答就行了,而应把视野拓宽,深挖教材,让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去课外寻找问题的答案,这样既锻炼了学生自主学习、分析判断的能力,又实现了培养学生脱离课本学习的目标。 三、关注学生,培养学生美术素养 关注学生,是指关注课堂上的每一位学生,美术课主张通过学生自主创作,发展个性和创造性。每个学生都是一个具有独特性、创新能力的个体,在美术活动中,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教师不能只看到少数几个“好”学生。美术课教育的目的是面向每一个学生,使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全方位的发展,因此,教师要注重每一个学生的培养,不放弃任何一丝希望,为每个学生都提供平等的发展平台,给每个学生足够的展示机会,例如:提供学生当老师的表现自我的机会,让学生教学生。讲的学生认真讲述,尽力表达;听的学生更是认真思考,积极分析,甚至找出同学不足上台补充。当学生在紧张、活跃的氛围中产生发挥与表达愿望时,要趁机让学生作画,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通过画笔画出来;当教师在巡视指导时,要特别关注基本技能薄弱的学生,鼓励他们,提出建议,和他们一起改一改,并讨论修改后的效果。时间久了,每个学生的绘画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只有这样,每一个学生才能积极地参与进来,课堂气氛才会真正地活跃起来,美术才会碰撞出绚丽的艺术火花,学生的美术素养才会不断提高。 总之,面对着新的课程改革,面对着社会对综合人才的需要,职业院校的美术老师任重而道远。只有教师不断地学习探究,改变陈旧的教学观念,走出传统的教学模式,才能提高职专美术课堂的教学效率,才能为社会培养出具有较强实际操作能力的、综合素质高的、适应市场需要的人才。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美术教育思想升级 近几年,学校加强艺术教育已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美术教育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势头,如今是知识化、信息化、快节奏的社会,社会需要素质全面的专业化人才,因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教育观念的转变才是根本的转变,只有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才能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响,逐步步入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 一、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提高自身教育素质 作为中小学美术教育者不是以培养艺术家为目标,而是以有组织的教具为材料,以审美为核心,以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设施并独具特色的育人实践活动。而现代社会发展导致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其内涵是双向的,它既面向受教育者,又面向教育者,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教出高素质的学生,教师的素养包括文化修养、道德修养和教育教学基本能力,美术教师在如今高科技的时代,更应坚持学习,刻苦钻研,还应加强文化修养,如能准确地分析艺术作品中的思想感情、中心思想、艺术特点等,再者要加强道德修养。 二、创造性教育 儿童要进行绘画创作,首先要有浓厚的兴趣,才能激发创作的灵感和思维。音乐中的乐符,需要高低起伏、快慢相间的组合才会成为有旋律、节奏的音乐,美术也一样,不同的个体,通过变化、创造组合在一起,才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画面。音乐是有声艺术,美术是无声艺术,在美术教学中穿插适宜的音乐,可以营造轻松、愉快、活泼的氛围,激发、促进学生想象力、创作能力的提升。 在人的逻辑思维活动中,含有想象的成分,因此抽象作品中离不开想象思维,并充满音乐性,音乐直接刺激创造想象,从音符、旋律中创造出抽象作品来。让学生从心里摆脱束缚,走上创新、创造的道路。 三“、互助互动”的学习方式低年级的美术课选择一些活泼的方式启发学生,以提高学习兴趣。中年级的学生对事物具有一定的评判能力,但比低年级学生好动;回答问题思路虽广,但不善于抓住重点,容易走 题。因此中年级美术课要善于利用学生这一个性特点,有目的地抓住教学重点展开讨论,从而使学生在合作的过程中学得更好。高年级的学生,无论是口头表达能力、小组组织能力、质疑、解疑能力方面都比较强。因此,在“互助互动”中要大胆放手,让小组通过自学课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在合作学习过程中,每位学生不仅要对自己的学习负责,还要对小组其他成员负责,也要为小组团体的荣誉负责,从而使学生的自学能力、合作能力及与他人之间的交融能力得到提高。 当代美术论文:美术馆当代艺术教育 1、美术馆的艺术教育功能 开办艺术教育,可以提高人的艺术审美意识和能力,可以提高其艺术鉴赏水平,促进其艺术文化水平的提高,从而促进其智力的开发。而且,艺术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它能够挖掘人们的创造力,挖掘人的潜能,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通过艺术教育,人的艺术修养提高了,其认识世界的能力也就提高了,其情感也会更加丰富。而美术馆的艺术教育是一种视觉艺术教育,它是利用优秀的作品潜移默化的开展艺术教育,是一种形象化的非语言的教育方式,已经广泛为社会公众所接受。而政府也在不断推动艺术教育,这也推动了美术馆的发展。 2、美术馆如何发挥其艺术教育的功能 美术馆拥有大量的艺术作品,它向社会公众展示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开办视觉艺术教育的过程。在这种艺术教育中,观众感知作品传递出的艺术知识以及文化知识,从而不断提高人文修养,并逐步提高审美水平。相比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英国伦敦国家博物馆和法国的卢浮宫,我国美术馆的参观人数稀少,社会公众没有去美术馆参观的生活习惯,美术馆的艺术教育功能发挥有限。从我国人民的艺术修养角度来看,大部分人民群众的艺术修养偏低。很多人没有掌握基本的艺术知识,主动去美术馆中欣赏艺术作品的人少,且欣赏艺术作品的能力较低。在这种形势下,美术馆必须正确认识到其艺术教育的功能,努力进行艺术教育改革,充分发挥艺术教育功能,提高公众的艺术修养。 2.1开办形式多样的艺术活动,培养儿童、青少年的艺术兴趣儿童、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而艺术教育也要从小抓起。在儿童、青少年群体中开展艺术教育,可以促进儿童、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生活观,可以引导儿童、青少年追求真善美,走向光明,可以促进儿童、青少年德育教育水平的提高。因此,美术馆应积极为儿童、青少年开办各种艺术活动,吸引更多的儿童、青少年来参加,逐渐培养儿童、青少年的艺术兴趣。比如说:在展厅开展儿童美术课活动,引导儿童去欣赏美术作品,让儿童掌握更多的艺术基础知识。最后再让儿童自己动手画画,让儿童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创作中,从而逐步培养其美术兴趣。 2.2开办面向成人的主题丰富的艺术教育在为成人开展艺术教育时,可以形成不同的主题,举行不同形式的艺术欣赏活动,并且在时间上配合成人的休闲娱乐时间,吸引来更多的成人。比如说:在大型艺术展中招纳一批爱好艺术的志愿者讲解员,他们在艺术展中向社会公众讲解,缩短社会公众与艺术作品之间的距离,也提高了他们自身的艺术兴趣和艺术鉴赏能力。 2.3开展艺术讲座美术馆除了开展视觉艺术教育之外,还应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公众提供多种形式的艺术教育活动,努力提高社会公众的艺术基础知识、艺术欣赏意识以及艺术审美能力。对于普通社会大众而言,他们习惯了中国画、油画、雕塑等,而当代艺术则是快速发展的,夸张的色彩画很多。普通大众很难欣赏前卫的色彩作品。所以说,开展艺术讲座,不断提高公众的艺术修养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说:美术馆在开办艺术展时适当组织一定的艺术讲座教育活动,教会公众去欣赏艺术作品,从而不断提高公众的艺术修养。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艺术教育也在不断发展中,而美术馆是开展艺术教育的重要场所,美术馆必须正确认识自身的使命和职责,开办针对不同人群的形式丰富、内容丰富的艺术教育,提高公众的艺术修养,促进公众的全面发展。 作者:陈德军单位:常州吴青霞艺术院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美术教育的革新阐述 一、在美术教育中利用多媒体和远程教育 在未来的美术教育中,远程教育将会成为一个重点模式。远程教育更加能够帮助学生在美术学习中突破传统的束缚,当学生在创作时遇到瓶颈,能够及时向导师提出困惑,或者接受外界新理念的引导,因而远程教育能对学生的美术学习或者美术创作提供莫大的帮助。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资源被普遍运用于初中美术教学将成为新世纪美术教育最具特色的一道风景线。远程教育资源在初中美术课堂教学中的运用也是信息技术和教学发展的必然。远程美术教育不仅可以更好地为学生答疑解惑,还利于对学生创新能力和接受信息能力的培养,创设恰如其分的学习环境。 二、美术教育要进行思维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创新是设计的生命,是制胜的法宝,它贯穿于艺术创作的始终。在美术教学中,教师要鼓励学生思考、探索各种艺术表现手法,从而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社会的巨大变化会引发人们认识和观念上的变化。创新并不仅仅指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教师的思维、教育理念、教学方式也要推陈出新,我们要弃之糟粕、存其精华,同时要积极地接纳外界,将一些国外的先进理念融入日常教学。这样,教师在逐渐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的同时,也会对自己的美术教学进行良性的改变,实现一个双赢的良性循环。 三、学会利用新兴技术来改变美术教育中教学内容和方式 云计算是基于互联网的相关服务的增加、使用和交付模式,通常涉及通过互联网提供动态、易扩展且经常是虚拟化的资源。继个人计算机变革、互联网变革之后,云计算被看做第三次IT浪潮,是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带来生活、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根本性改变,而如今云计算依然成为当前全社会关注和使用的热点。 如今,不论是Android、IOS还是Windows等系统都基本上实现了个人程序的开发,这也是云计算带来的好处之一。特别是Android这种开源的系统更加便于操作。与此同时,开发对应的美术教育类软件也会更加方便、简洁。我们可以想象,在如今已经可以随身携带的PC端安装了相应的软件后,学生的学习空间、学习时间将更加自由。 在愉悦和放松的心情下,学生更容易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和问题,也更容易被激发出学习的好奇心、求知欲等,在这些态度的引导下进行学习,这将会使授课过程变得轻松、自然。利用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技术,教师也可以将自己的课堂教育理念、心得等加以交流,用作参考,也可以学习其他学校教师的教学方式和新兴理念,从中得到新的启发。 四、结语 美术课作为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主要手段,在中学教育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美术作为一门艺术,不仅能够发掘学生自身的艺术天赋,更好地激发其对艺术的兴趣,也能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其综合修养。但是,传统美术教育的局限性和约束性也越发明显。所以,新的教育方式改革、创新及尝试是必不可少的,希望文章可以使得广大美术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界人士产生共鸣,为中华民族的美术教育事业尽心尽力。 作者:姚晓红单位:山西运城市实验中学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高等美术教育各流派的价值 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美术革命》一文提出“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1919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的演说》中说:“甚望学中国画者,亦须采用西洋画布景实写之佳,描写石膏物象及田园风景。” 可见,当时的中国绘画所面临的选择也是走学习西方的道路。可见在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中对于传统的回顾与研究,本身就伴随着对中西文化艺术的比较和分析。那个阶段的美术教育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基本雏形,它为以后的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中以徐悲鸿为代表的洋为中用的改良主义、以林风眠为代表的中西调和的融汇主义、以潘天寿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所创立的美术教育体系和教学思想影响深远,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三大主义”思想流派,并为中国美术教育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一、“三大主义”流派的美术教育理念 (一)影响深远、洋为中用的改良主义 作为20世纪初美术改良主义领军人物的徐悲鸿先生,侧重于以西方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绘画。他反对矫饰浮夸的西方现代派艺术,认为“这种形式主义之无根,对现实不诚不实,乃研究历程中的绊脚石”。同时他也非常重视吸收西方写实造型的透视、解剖、色彩、构图等方面的技巧与法则,认为艺术家对待艺术应该和科学家一样具备求真精神,要以素描为基础来研究绘画艺术。当然徐悲鸿并非是以西洋绘画来取代中国绘画的全盘西化,而是一种洋为中用的改良主义。他和康有为一样,坚决反对四王泥古不化的颓败之象,非常崇尚唐宋画学雅致和谐的写实风格。他所提出的“新七法”即为针对中国画学墨守成规的旧态进行改革的具体训练标准。徐悲鸿自谓其改良论的主旨是:“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可见,徐悲鸿的美术教育观点在于借鉴西方艺术的再现体系,改造中国美术之不足,培养新一代中国美术人才。 (二)博采众长、中西调和的融汇主义 与徐悲鸿同时留学法国的林风眠先生在1928年到1939年执教国立杭州艺专期间,同样重视素描教学,他主张用全新的写生理念医治传统的模仿抄袭对中国绘画造成的伤害。但因林风眠更倾心于艺术不问政治、不附属于任何派系的独立人格,在教学实践中他强调个人自我感受的表达,重视艺术的自律性,非常支持学校师生自由的创作。他偏爱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对于学校教师的创作也采取宽容的态度面对,支持教师采用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其中当然包括创作现代派手法的作品,使学生在耳濡目染中了解了西方写实主义绘画,也认识了西方现代派的艺术魅力。林风眠“学校艺术教育应以促进社会美育为宗旨以学校作为艺术活动的中心;沟通中西新学,师法自然与基础训练并重;有一个臻立于新艺术教育的群体”等美术教育观点,是对蔡元培“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样一种宽容、自由的学术主张的继承。他提倡广泛吸收西方各流派艺术之长,融汇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实为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搭建了一个中西平等交流、互通有无的理性平台。 (三)立足于民族传统、古为今用的民族主义 潘天寿先生在1928年至1939年出任杭州国立艺专国画系主任期间主张美术教育要借古开今、古为今用,是继陈师曾之后,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界反对全盘西化的民族主义旗手。值得注意的是,潘天寿的“借古开今”并非以古代今、以古衡今,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抛弃了古人画中的小我,追求的是与时代同步的大我,扫尽了明清以来风行的柔弱气质、追求蕴含民族气魄的霸悍风骨。在美术教育上潘天寿提出“继承前人是为了革新”的观点,竭力主张“站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革新中国画,各各寻求前进的道路”。面对西画引入给中国画造型带来的种种好处,潘天寿梳理了从秦以来西方绘画流入中国的历史,得出“原来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西方绘画之基础,在科学。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的结论。对于中国油画的教育和发展问题,潘天寿同样认为应吸取西洋艺术之精华,以丰富民族艺术,使西洋油画为我民族化。他曾说:“只要今后努力不懈深入研究民族风格,同时吸收外来营养,把中国和西洋很好结合起来,可能性常一种很好很高的民族绘画。终臻妙谛,屹立于东方和世界艺术的顶峰。”潘天寿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创作理念,这种力求将西方艺术技巧和精神,摄入到本民族的血液中去,从而发扬民族艺术的做法,虽然步履维艰,但无疑是让人喜出望外的。 二、对三大主义流派思想的评析及其现实借鉴意义 (一)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不能盲目追求中西合璧 徐悲鸿先生推崇绘画中的“写实主义”,非常重视绘画的社会功能,这无疑顺应了当时的时代潮流,成为中国美术教育领域的里程碑式人物。但如今看来人类的视觉经验并非只有“写实”所能穷尽的,以写实服务于现实也并非美术的全部功能。这种以艺术上的“唯实论”作为衡量一切艺术的标准,形成了艺术上的“形而上学”。林风眠先生所强调的是学生自我感受的流露,重视人类深层次的感情体验,相对更好地把握了艺术创作的规律。但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所信奉的“美育至上”,即“美育代宗教说”与“艺术救国”之路根本无法实现。无论是“洋为中用”以西画表现客观物象的准确性来改造中国绘画,还是“中西融汇”以西方艺术的现代主义形式和中国水墨画相结合,用对物象的“单纯化”手法取代中国画写意的笔墨程式的美术教育理念,都是从一端切掉了中国文人画的写意传统,从另一端又切掉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传统,以西方艺术的古典性取消中国艺术的优良民族传统。这显然是不能被当今的美术教育所完全接受的。相对而言,潘天寿以“中国画要走自己的路”,“东西方绘画应有各自的高峰”坚持了中国美术教育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其“借古开今”的思想不仅适用于中国画,同样适用于其他艺术门类。 (二)借古以开今是发展当代中国高等美术教育的必行之路 世界上不同民族的社会历史、风俗习惯、审美心理等各不相同,造就了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其艺术也就有各自特点。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把人与宇宙万物看成是有机联系的、整体的辩证思维模式,同西方绘画崇尚科学和逻辑思变的思想相差甚远。作品中所流露出的代表艺术家学识、阅历、人格等多方面修养的特质,从本质上讲不仅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更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体现。通过上文对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史中三大主义的回顾,我们清醒地发现当今中国高等美术教育必须走民族化道路,应批判地继承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时还要合理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精髓。 在当今这个中西文化交汇冲突,社会环境激烈变革的大背景下,那些倡导继承传统文化的诸多艺术大师们,他们或用作品或用理论所固守的自然是那些无法隔绝的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人文思想与审美理念。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学习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合理吸收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艺精髓,为我国的高等美术教育不断补充新的营养。这种横向的开拓定会为本民族的美术发展提供动力。同时我们要注意既定的观念仅仅是历史的观念,要根据时代与事物的不断发展而改变,不能被所谓的传统蒙蔽了视野,束缚了前进的道路。勇敢的面对、积极的吸收、广泛的接触带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思考,这也正是艺术能够日新月异的动因,它将使中国美术具有无限生命力。 三、结语 美术教育制度会随着社会的前进有所改变,美术教育实践也会因为诸多现实问题而困难重重。但对于20世纪初中国美术教育的回顾,绝不是管中窥豹,而是想要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发现其中隐藏的现实意义,为当下的高等美术教育提供一个起点和路标。我们必须以历久弥新的中国传统美术为发展的基点,理性对待外来艺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实践美术教育。即在借古开今的基础上,与西方美术互通有无,融汇交流。 作者:张若滢单位:中原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讲师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艺术教育中美术课程探讨 1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美术基础角色概念 在现行的教育体系中,艺术设计教育基本上按照两种模式进行。一种是在综合性大学、专业美术院校和师范院校;另一种是在建筑、机械、轻工、纺织等工科院校。前者偏重美术理论和美术基础训练,后者偏重不同专业的工艺与专业技术训练。通过文科考试进入美术院校的学生,得不到良好的工艺与技术训练;通过理工科考试进入工科院校的学生,得不到良好的美术理论和美术基础训练。这个问题早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上,即学生就业的工作岗位上反映出来。另外艺术设计教育理念处在比较模糊的状态,对于美术基础课程在艺术设计教育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常常混淆。美术基础课程在设计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当今设计界和设计教育界普遍存在着两大分歧。 一方面,目前我国美术和设计院校实行的一套传统的注重基础技能教学模式认为,美术基础课程是针对设计专业的特点,从造型、色彩、构图等方面对学生进行美术视觉要素的基础训练,美术基础教育被过度地强化而忽略对设计的理论和思维的训练。这在文科院校的艺术教学中比较常见。而另一方则认为,设计教育无论从“内容”到“形式”必须体现社会化、信息化、智慧化、创意化的思维训练。对于美术设计院校的教师和学生来说需要塑造的不是形式,而是思想,提倡学生直接进入设计创作,通过设计创作去综合运用个人的能力,找寻适合于自己的感受点,带动其他因素,诸如技巧、材料、载体等,而不是按部就班地从画素描开始,到三大构成等一个个基础课程后才进入到设计创作的学习,美术基础在设计教育中处于可以忽略的角色。这在我们工科院校的艺术教学中比较常见。 2美术基础在设计教育中的角色转换 我们应以科学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和解决此类看似带有矛盾性质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我们在艺术教育的思维上也应该适时调整,对基础课程进行角色转换。以往在教学中总是对于素描等基础课设置了大量的课时,单纯从模仿上面进行训练,教学时也是以如何提高绘画技巧为重,而忽略了对学生在设计思维上的引导。首先,设计艺术教育中“艺术”的特殊性,决定了设计创作对于教育教学的意义和作用。艺术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参与性、操作性,艺术设计教育教学更离不开实践性。没有艺术设计的思维训练和实践体验,就不会有设计创作,也就不再有艺术的特性。这就决定了艺术设计教育在思维训练上面要加大力度。其二,美术基础的角色问题上,我们可否转变一下思维方式,在具体教学课程的设置上,打破现行的画地为牢的方法。艺术院校的设计专业要开设相关的工艺课程,工科院校的设计专业如我们学院的建筑工程装潢与装饰、电脑艺术设计、动漫设计等专业也开设更多的美术基础课程,加强学生的美术理论和美术基础训练。其三,在师资方面,美术基础教育要走艺术家和设计师结合的道路。教师要树立既强调思维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不能忽略基础教育的思想。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根本和出发点,应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事物的基本概念、基本规律的知识和技能。设计艺术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大量设计的基本知识和基础技能,如造型中的调和与对比、韵律、变形等基本方法,这些方法都是前人智慧和经验的结晶,这些基本的知识和技法会让我们在学习中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二是指贯穿于该学科各个分支的规律,能在该学科的各应用学科中起作用的课程。艺术设计学科内常提到的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这些就是基础,它存在于海报设计、包装设计、装帧设计等任何应用课程中。三是无论时代、设计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都能经常起作用的素质。所以加强美术基础的训练也是设计教育不可或缺的,是作为相对重要的角色来体现艺术设计教育的价值的。 3艺术设计教育中美术基础课的角色设定 3.1选择“基础”角色 现在我们开设的基础课程中首先存在的问题是对基础的认识不够准确,对基础的选择有误。下面以基础课程中的平面构成和色彩构成为例来说明这种现象。设计教育中基础造型的平面构成课程中,平面构成探讨的是二度空间的视觉语法,主要研究如何在二维平面中创造和美化形象,其目的在于创新思维的开发和培养,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但在现行的教学中,模仿大于创新,将这门课程上成了八股课程。在教学中忽视形式规律的理论探讨,没有从构成原理的初衷入手,学生仅停留在对已有作品的模仿上,无法真正实现艺术潜力的挖掘和设计创新能力的提高。比如在色彩构成的教学中,正如伊顿所言,色彩的魅力是要靠对比和协调来表现的,色彩构成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学生掌握色彩对比与调和的方法,以此达到表现色彩美的目的。所以在教学中我们不必把本就有限的基础课时间大量用在各种色彩的推移练习上,明度推移、色相推移、彩度推移、空间混合,都不过是配色构图的方法之一,弄懂会用即可,不必花许多时间和精力作这种练习,因为它对感觉力的培养没有多大裨益。对于基础课的教学,学校和教师在教学内容、方式和方法上要做大胆改革和尝试。如采用将构成课程与视觉感觉训练相结合的方法;也可以将构成课程与电脑辅助设计相结合,以期提高基础课的教学效率,加强学生对电脑这一现代设计下基础的辅助工具用法的掌握。教师在教学中还应尽可能多地提供基础知识在专业应用中的感性实例,并分析引导、启发学生找到基础与应用的结合点,以使学生体会基础之于应用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主动学习、探索。 3.2正确区分设计基础和美术基础 设计与美术有共同之处,他们都是造型艺术,在某些审美特点和造型性上与纯艺术是相通的,但美术的造型基础和设计的造型基础还是有区别的。美术的造型基础强调对对象准确、生动的再现性表现,以使学生在将来的实践和创作中有较好的造型能力。而设计造型基础强调学生依照对象的造型规律主动性表现,包括表现角度的选择、重组和归纳,材料的选择,以人的视觉为中心的肌理等视觉感觉的表现,在基础教学阶段就强调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培养。以色彩基础教学为例,美术基础中的色彩训练一般以写生色彩的训练和研究为主,强调对光源色、固有色、环境色变化规律的研究及其表现技法的掌握。而设计色彩基础强调学生对色彩的归纳,强调根据主题和表现目的重组色调和重新搭配色彩,强调学生对色彩情感等特征的掌握,强调色彩的表现性训练,以使学生在将来的专业设计中不依赖对象而灵活应用。因此在设计基础的教学中,不能简单地套用美术基础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既要找到设计与美术的联系,更要对二者做出区分。设计基础教育阶段,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进行由美术思维到设计思维的角色转换。 3.3重视理论基础 设计是一门综合学科,是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缺少理论知识和人文素养很难成为真正的设计师。设计不仅是一种技法行为、经济行为,更是一种文化行为。因此,在基础教学中要开足开齐包括设计概论、设计史、设计美学等基础理论课程,还要设置好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其他选修课程。现在美国大学中倡导的“通识教育”就是应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而提出的,艺术设计作为一门综合性的课程更应提倡这种“通识教育”。教师要通过理论教学提供给学生一些观念和思想性的东西,从而达到最高的教育目标。 美术基础之于设计课程而言,是随着时代、设计环境变化而变化的。其在设计教育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要随着设计课程体系和内容的变化而转换,不可成为僵化的教条。美术基础课程在设计教学中的角色定位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设计教学成熟度的改变而转换。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对美术基础在设计教育中进行恰当地角色设定。 当代美术论文:传统民间艺术在当代美术教学中的传承 摘要:民间艺术是各族人民在生产劳动中所创造的艺术,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智慧结晶。民间美术的内容丰富、直观、易于学生们接受,是朴素鲜活的美术教材。将优秀的民间艺术与美术课堂相融合,让学生们在体验学习乐趣时逐渐体会认识到民族艺术的价值,并通过探究创新,主动地在生活中发挥传承、保护和发展民间艺术的作用,实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活传承。因此将民间艺术引入到美术教学中去,这不仅让学生们在实践中感受民间美术独特的艺术魅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也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民间艺术;美术教学;传承;运用 如今,传统民间艺术是当代美术教学中极为重要的教育资源,对于创新和完善教学方法,拓展艺术设计课程教学内容培养学生们的创新能力,造就具有文化素养的实用型人才,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 一、传统民间艺术创作平民化与自由化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开发 传统民间艺术是我国各族人民生活的智慧结晶,它与人们群众的劳动生产息息相关,并通过手工艺术品的形态,表达出人们的内心情感并且满足他们对美的追求,体现着艺术来源于生活同时又能美化生活的实用目的。然而艺术创作离不开创造性思维的开发,民间艺术在当代美术教育中的优势在于对学生们创造性思维的拓展,同时能够指导学生进行创新能力的实践。民间艺术汲取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能很好的引导出学生研究与探究的热情,自主的进行观察与认知。因而,在当代美术课堂中,利用民间艺术特点与魅力,能充分挖掘学生丰富的情感,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鼓励学生们自信大胆的进行艺术创作的探究,这无疑是对学生们艺术创造力和艺术发展最好的开拓。 二、民间艺术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在美术教学中起着重要作用 民间艺术涵盖着广泛而独特的民俗文化、传统故事等内容,学生通过学习认识传统的民族文化,有利于对传统美术教育的发展,于此同时能够激发学生们对我国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的喜爱之情,增强学生对民族艺术的认同感,从而使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我国的传统民间艺术无处不体现着古老东方艺术的特点,在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面塑课上,我引导同学们课下搜集资料,整理面塑手工艺的发展历史和优秀作品集,从这个过程中让学生们去自主地了解和体会传统民间艺术中的文化,学生们从中总结发现,面塑手工艺的选材多来自于神话传说和古典文学名著,蕴含着深刻的传统文化,体现着当时劳动人民对生活和民族的热爱,在我的引导下学生们将中国传统手工艺面塑与西方雕塑进行对比,更加深刻地了解传统手工艺面塑的艺术形式,感受了中国民间手工艺造型特色和用色特点,体会了其中的艺术情趣。在分析和体会的基础上再而进行创作,这个过程大大地提高了同学们对面塑制作的兴趣和意义,通过这样的动手操作,让学生们真切体会到民间手工艺的乐趣和美好,加深对传统民间艺术的认知和体会。学生们欣赏、探究和动手制作的过程,也就是传承和发展祖国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行动。 三、重视民间艺术在美术教育教学中的作用,实现民间艺术有效的传承与创新 在当代美术教育中不仅要引导学生通过欣赏民间艺术,感悟传统美,还要培养他们对美的欣赏,让学生在艺术实践中体验审美情趣,培养他们良好的表现能力和创造能力,这将影响他们一生的文化修养。例如一次课堂上我以“年味”为主题,让学生们以民间艺术表现形式为基础,开拓思维大胆创新,进行创意思维风暴。其中就有一组学生在启发下运用民间手工艺面塑技法,结合新时代的元素,制作出了新年团圆为主题的平面浮雕挂画,这组作品中既运用了传统民间手工艺的材料和技法,又融入了当下生活中的场景,并且结合装饰画的特点,做出了平面浮雕的作品,真正的将传统民间手工艺进行了创新和发展。艺术创作的题材来自于日常生活,为了使创作出的艺术作品更加具有生活气息,更具备艺术魅力,就需要将民间艺术的内容更好的和当代美术教学相融合,在教学中让学生们接触并热爱民间艺术,不断去创新,以此来传承中国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优秀的民间手工艺,推广传统民间艺术的美学价值。民间艺术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表现出了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技艺和道德理念。现如今,很多民间艺术已经被列入到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我们有义务将这样优秀的艺术形式传承下去,学校作为传承民间艺术的重要机构,为民间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同时,民间艺术对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有着重要作用,并且能够更好地完善当代美术教育体系。 作者:钟蕾 单位:大连市烹饪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当代美术论文:工艺美术教育当代价值及发展方向 摘要:对于开发和传承传统的工艺美术,符合时展趋势的工艺美术教育的建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知识普及的方面来看,工艺美术教育应该扩大其覆盖的范围;从专业教学的方面来看,实践环节的加强,提升工艺美术的产业水平,来达到优化市场环境的目的。本文对工艺美术教育的讨论,指出其在当下发展的方向和价值。 关键词:工艺美术教育;发展方向;革新趋势 在劳动人民生产生活中长期积累下来的民间工艺美术,是人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传统的手工艺包含历史、社会、民俗和艺术等具有很高的传承价值,20世纪以后,高等教育体系中有关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内容处于长期存在的状态,在上个世纪60到80年代的飞速发展之后,与工业化生产密切相关的艺术设计专业逐渐的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专业。但是在工艺美术这个学科沉寂了十几年滞后,国民对民间工艺美术的认知兴趣却日益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工艺美术教育的受众范围也不仅仅是高校的专业院系范围。传统的工艺美术所具备的人文价值和独特的形式,在当代的中国教育体系当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一、工艺美术教育的当代价值 不管是在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不能磨灭手工业文明曾经达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高度,每一种类型的工艺品都有其专门的加工技艺,这种精美的手工艺品可以在适当的条件保护下长久的留存,但是具有非物质化的特性的技艺,要想把这种精湛的技艺不断地传承,就需要面对很多复杂的问题。由于时代的不断深入发展,以大工业生产为主流造物的方式已经逐渐的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就说明了只会有一小部分人会完全依靠手工艺来谋生。从传承的角度来看,民间工艺实际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独立的行当形式存在的,从业者不仅可以以此为生,而且还能够通过师徒相授的手段来达到传承的目的,例如制陶、漆艺、雕刻等等,另一种则带有明显的农业社会的特征,人们在获取日常的生产工具或者是生活用品方面,更倾向于自给自足的模式,只是在闲暇的时间制作和参与,并不以此为主要的谋生手段,这样也就不会有相对明确的师傅徒弟相授传承的体系,例如草编、织绣、剪纸等等。由于我国社会的形式在向现代化转变的同时,对上述两种传统的手工艺形式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部分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经过时间和实践的积累来进入工艺品的行业当中,更多的原本从事传统手工艺品的农村青年也由于其收益效率相当低下的原因,放弃了原来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如果不借助外力,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和延续是很难保证的。 二、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 1、工艺美术教育体系的构建,使之顺应时展的潮流 在我国目前的教育体系当中,工艺美术大致上可以分为普及型和专业型两种形式,前者包括中小学和学前教育当中与工艺美术相关的课程,例如美术课、手工课等等,以及非设计类和美术类专业的高等院校开设的人文课程。后者主要指以工艺美术作为重点攻克和学习内容的大中专类艺术教育。发展和传承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专业型的教学一直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和义务,造型门类的划分实际上是我国早期的工艺美术专业的区分标准,以培养工艺美术相关的专业从业人员为目的,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行的深入,西方大量的现代设计学的内容被引入和吸纳,原有的传统的手工艺教育被边缘化,但是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人们逐渐清醒的认识到,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工艺美术教育是无法被取代的,同时这也是本土设计创新的根本。这种主流意识的变化,促进了广大工艺美术教育工作者的深入思考,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教学方法,使得艺术设计和传统的工艺美术资源可以实现完美的融合,由此一些高等院校推进的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因此,只有符合现代潮流的工艺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才能够使我国目前的传统工艺美术得到弘扬和发展。 2、专业化的实践教学需要加强 就我国目前的教育情况来讲,很少有高校可以把传统的工艺美术作为一种独立的专业的研究方向而进行课程设立,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繁多的工艺美术门类,一个专业的覆盖面是有限的,不能囊括所有的工艺美术门类,另一方面,如果将众多的工艺美术其中的一种技能单独作为专业和学习的方向,其知识技能相对单一,对日后的就业造成的一定的影响,因此高等院校有关传统的工艺美术教育不要仅仅局限于课本上的传授,而应该围绕专业化的实践化的工作室展开,不同地域的高等院校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和特点,对工作室进行合理的规划。除此之外,专业的工艺美术工作室还可以与艺术设计教学充分的结合起来,强化共性基础,打破专业限制,为长时间通过电脑进行模拟设计的同学提供可以动手操作,接触材料制作过程的机会,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不要对传统的工艺美术的操作方式进行百分百的还原,教师应该在示范和介绍的基础上,利用多媒体教学全方面的向学生展示工艺美术的资料,使之能够产生更大的学习兴趣,提高认知程度。 三、结语 在科学技术与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当下,工艺美术教育的方法和形式也应该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一方面向大众普及工艺美术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培养从事工艺产品设计或者是工艺加工的专业人才。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和保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艺美术教育体系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只有当人们充分的认识到了工艺美术的文化价值的时候,带有民族元素特色的设计产品才能够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占据一席之地。只有立足传统工艺文化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中国的文化创意产品和艺术设计才能够充分的体现出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作者;刘先凤 单位:河南省工艺美术学校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科技对传统美术抨击以及意义 多少世纪以来,在人们的头脑中,绘画、雕塑等形式是美术创作不可动摇的表现基础,是作为记录形象的最佳手段。美术与画笔从来就好比鱼水关系不可分割。西方美术史更是在很长时期把模仿客观对象的古典写实主义技巧作为表现主导。 然而,这种以笔为创作媒介的表现方式保持到19世纪却受到严重的挑战。1826年,法国人普斯用曝光法拍下了人类不用绘画而用阳光得到的第一张照片。从此,摄影像一棵大树,根植于科技的土壤,在艺术的春风雨露中发芽.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们文化艺术观念的更新而蓬勃成长起来。照相术是社会工业化的产物。它的产生和普及对以模仿为主导观念的传统艺术无疑构成了相当的威胁.其惟妙惟肖的纪实本领远远超越了写实绘画的能力,以至于有人说:“传统绘画在对客观事物的忠实与再现上与摄影相比是何等的无力!”就连写实主义优秀作品《父亲》也不可幸免地被人评为“给人的感受不过是一张比较精彩的写实照而已”。不可否认,摄影作为l9世纪新的艺术创作载体呈现出很大的优越性。它以其丰富的造型能力成为大众手中选择美、捕捉美、塑造美、再现美的有力手段,给传统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如果说一百多年前,摄影挑战写实绘画,导致写实绘画的解构和现代绘画的兴起,那么真正造成传统艺术家们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的,则是一百多年后电脑美术的诞生。 20世纪人类最伟大、最卓越的技术发明是计算机。计算机自问世以来,开辟了人类智力解放的新纪元。在短短的50年阃,它以惊人的发展速度,广泛深入到科学技术、国民经济、社会生产(当然包括艺术创作)等各个领域。电脑美术因此应运而生。电脑美术是以计算机及其外围配套设备为主要工具的一种新兴视觉艺术种类。它能取得普通绘画工具和摄影无法取得的无以伦比的绝妙色彩和魔术般变幻无穷的形式,而设计速度却较传统美术创作可提高数十倍乃至数百倍。从Photoshop到CorelDraw,从AutoCAD到3DSMax。每一种电脑制图软件的推出都为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方便:你可以轻点鼠标将“蒙娜丽莎”的微笑随心所欲变动,也可以在几尺的荧屏前创意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可以既不用胶片又不用冲洗得到超现实数码影像,还可以抛弃纸笔创作模式给小朋友献上精彩的《玩具总动员》……。总之,你所想表现的内容和东西,几乎都能在电脑里数字化生成。古人把对再观美好事物的愿望寄托在马良的“神笔”里,而电脑美术似乎将他们当初的梦想变为了如今的现实。因此,电脑美术一产生就广泛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 正当人们沉浸于“网络伊甸园”充分感受现代科技带来的艺术创作乐趣时,一部分人却产生了忧虑和迷惘:面对“摄影昔冲写实绘,电脑今震抽象画”的现状,真不知传统艺术殿堂还能挺立几时?电脑美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是否会令21世纪的传统美术工作者失业呢?长期以来形成的纯美术的各种门类是否会逐步消失而被新生的电脑美术所替换呢?这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多地困扰着当前的艺术工作者。如何正确认识和分析这些问题,这是当前美术工作者和美术教育所面临的十分重要的问题。 我们无法回避现代科技与传统艺术的碰撞,我们需要的是以一种博大的胸怀、相对的视角和发展的眼光正视这一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看到,电脑美术的产生给艺术设计带来了划时代的变革。它不仅大大提高了艺术设计的质量、设计效率和设计自动化水平,而且大大拓展了艺术观念和艺术表现手段,产生了全新的艺术创作效果。各种艺术设计门类——广告设计、环境设计、服装设计、动画设计、工业设计、建筑设计等一都因电脑这一媒介抛弃了传统的绘画方法和工具材料,突破了自己那门艺术表现手段的局限而大显身手,使现代艺术设计以纷繁多姿的崭新面貌出现在大众面前。艺术家可以在计算机显示屏前讨论设计方案,观察任一角度的设计效果,欲将设计方案缩小、放大或转换角度,只需鼠标轻轻一点,同时还可通过修改设计方案的各种参数来随意修改设计方案并选出最佳设计效果。英国美学家鲍桑葵说:“任何艺人都对自己的媒介感到特别的愉快,而且赏识自己媒介的特殊能力。”计算机使艺术家们如虎添翼,增添了施展自己才华的广阔天地。电脑艺术手段的运用不仅对艺术设计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也给传统绘画带来了好处:它既可以综合各种创作素材,又可以对比各种色彩,还能够突破传统的技法。随着艺术软件的不断开发,这种影响必将越来越大。 伴随着大艺术时代来临的,是艺术院校教育方式的变革。长期以来,我们的美术教育受传统学院派绘画影响很深,就连不少设计学科也一直沿用绘画绘图为主的单一训练手法。网络艺术的兴起使我们将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相统一的教育观作为美术教育的指导思想。李政道博士曾指出:“科学和艺术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新世纪将唤起人们对科学与艺术综合创造力的认识,在其相当丰富的土壤中达到美术创造探索的高峰。只有掌握了先进的表现工具和表现手段,才能不仅扩大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力,同时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用于创造性思维培养这一本质课题上去。因此,作为年轻一代的艺术学子,无论立志成为设计师还是纯艺术工作者,都应当学习、了解和能够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为大众文化生活服务,从而顺应时代的发展。 现代科技虽然对传统美术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但是现代科技的运用,只是人在艺术创作中对工具的使用,对一种技术的掌握,而真正要创作出有价值生命力的艺术作品,关键还在于对人的艺术层次的提高。在艺术创作的整个过程中,艺术家不仅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要有深刻的认识,而且还要以艺术表现形式、表现手段和表现技巧,将深刻的艺术认识形象地表现出来,才能走到艺术创作的终点。艺术之美不仅是形式之美,而且更是人文之美。这就要求艺术家要具有较高的认识水平和较强的表现能力,要打下坚实的艺术功底,熟练掌握各种艺术技巧。如果不从根本上提高艺术修养,只是去掌握一门技术和一两种设计软件的使用,那就只能是机械性的重复或是模仿性的制作,决不可能刨作出具有艺术感染力和艺术家自己独特个性的艺术品来。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虽然电脑美术如雨后春笋发展迅速,但是传统美术仍然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各门艺术都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由于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艺术表现形式和艺术种类的多样性。美术史发展至今数千年.留下了各种艺术门类、各种风格流派、各种表现手法。国画讲究“皴擦点染,干湿浓淡”.西画讲究“虚实松紧、光影线面”。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传统美术形成了自身的规律和特征,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表现性。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艺术家智慧的结晶。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发展。无论多么异彩纷呈的当代艺术,其根与源都牢牢扎在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同时,由于人们审美观念不同,对社会生活的感受不同.因而有不同的艺术需求和爱好:有的人喜欢传统艺术.有的人喜欢现代艺术。所以我们不能提倡一些艺术门类抛弃另一些艺术门类,而应让各门艺术种类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借鉴、互相融合,使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和人们的不同爱好。我们相信,传统绘画只要符合当前人们的审美要求,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不但不会消亡,而且一定能够成为一种高雅时髦的文化需求更加被大众所喜爱。 西方学者罗曼‘罗兰曾说过:“各种艺术都会延展,在别的艺术中得到超绝的造诣。”我国理论家谢赫也提出了“迹有巧拙,艺无古今”的著名观点。我们处在一个古今并存的新世界,成熟的艺术工作者应从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中汲取营养。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拿当代艺术的手段去衡量传统艺术的技法.也不能拿传统艺术的典雅来评价当代艺术的纷繁。我们要适应这个“画法常新,而不废旧”的多元时代,而不是在时代车轮的面前彷徨不安。 面对现实,勇于挑战,既实且虚,既独且联;提炼精髓,开拓未来,既述且刨,既后且前——这当是21世纪美术发展的方向。 当代美术论文:小议当代儿童美术教育 每一位儿童都拥有稚嫩的童心,而信手涂鸦的色彩是儿童表示情感的语言。我国当代的美术教育被列为素质教育的核心,如何正确辅导孩子学习美术学科,是每一位美术教育者需要研究和探索的。 一、儿童美术教育中的现状 我国当前的儿童美术教育的现状由于受到应试教育以及教育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目标定位在知识和技能的层面,使得最具情感魅力的儿童美术教育被扭曲,儿童感受到什么、喜欢怎么表达、有什么情感等问题被忽略。 社会上各种以盈利为目的比赛、以技能技法为基础的培训蜂拥而至,使迎合和模仿的现象成为儿童绘画的标准,严重的束缚了他们的想像和创造。面对这些现状,缺少正确美术教育知识的家长和老师们选择的是:有些人选择命令的态度“教育”孩子,结果造成孩子顺从、胆小,习惯由别人来安排一切;有些人认为美术的价值仅仅在于像与不像之间,把孩子当成复印机;有些人认为获奖和考级才是证明孩子聪明才智的唯一途径,其结果可能使儿童的思维机械化,儿童的童心和独立精神不是被抹杀就是被误导了,造成了儿童个性的缺失,妨碍了孩子的个性的自由发展。 二、儿童美术教育的研究 “事实上,我们依赖艺术帮助我们实现人性的完整。我们深信了解艺术和艺术实践对儿童精神思想的健康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艺术与教育一词的含义是不可分的。长期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缺乏基本艺术知识的人能够表明自己受过真正的教育。”——阿恩海姆。 孩子的美术教育与其自身的年龄结构有非常大的联系,儿童绘画和他的身心发展一样,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按自己的规律成长。适度的把握孩子成长规律,结合一定的教育方法,对儿童美术教育目的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经过多年的基础教学研究,结合一定的实践经验,我把孩子的美术学习规律大体按照年龄段分为三个阶段:八岁以前的主观想象期、八岁后的客观写实期、以及中学阶段的应试学习期。 本文主要研究儿童的主观想象期阶段的美术学习规律,这一阶段根据孩子对于事物的感受能力大体分为三个部分:两岁半以前的涂鸦期(有意识无目底地不受支配的涂画),学前的象征期(象征性的表现头脑中的印象),4-8岁的主观表现期(用主观的形象表现事物的差别)。作为教师应该鼓励孩子大胆的用不同的艺术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理解和想像,尊重每一个孩子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快乐。 三、家庭、教师与儿童美术教育的联系 对于孩子来说,家庭是第一所学校,父母是第一位老师。当他完成一幅作品时,他会迫不及待希望成人分享他的快乐。这时家长要正确的鼓励、赞扬,孩子充分感受到成功的喜悦,自信心就油然而生。所以家长要明白孩子在每个绘画年龄阶段所能够达到的能力程度,这也是家长要达到的的基本文化素养。 我们要重视当前儿童所面临的漫画卡通、时装设计、影视媒体类的工业文化环境的侵袭,这些表面上迎合人们的需要,而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地支配人们的意识,取代人的思考和观念。作为教师和家长,需要在儿童生长和生活的环境做出仔细的观察、理智的选择。 儿童美术教育是一种隐性的、深层次的素质教育,教师的素质和意识在美术教育中有不可替代的影响,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是要学会了解、倾听儿童的创作想法;要善于抓住时机,用积极的语言,提升儿童对绘画的兴趣。 观察是美术教育的教学核心,是儿童绘画的源泉。孩子看的多,经历的多,留于心中的印象就越多,画画时内容就会丰富。观察并不是让儿童照实描绘他们的所见,而是通过观察来培养他们对生活的一颗敏感、细嫩的心灵,丰富他们的感性认识,提高认知水平。 作为教师,对自身更要有严格的要求,自己要热衷于生活中的美,保持对美术的热爱,感性的传授知识,尊重儿童的情感体验,知道他们表达的需要,选择他们所要表达的方式,发掘每个孩子身上的潜能。 四、儿童美术的最终目的 “艺术是增加感知能力最强有力的手段,没有这种感知力,任何一个研究领域的创造思维都不可能”,——阿恩海姆。 一种文化环境的产生,一种心理取向的形成,带给儿童的影响虽说是无形的,但却是永远的。儿童美术教育最终的目的不是要儿童思维模式走向统一,而是要培养儿童丰富的情感、热情的态度、生活的自信、合作的精神、审美的能力、个性的创造等方面创新思维的发展,才是美术教育最有价值的贡献,才是儿童美术之最终目的。 当代美术论文:剖析当代我国美术馆的策展实践途径 1995年前后,艺术策展人开始在中国文化现实中出现。那时,一些年轻的批评家、艺术家开始在他们组织或加盟的艺术展览中公开自称为策划人或策展人,虽然这一新兴角色的“自封”,属于国内本土美术圈的“醒目”人士对欧美当代艺术体制下策展人职业的刻意模仿和主观搬用,但是在此之后,当代艺术展览越来越活跃,并日益走向公开、走向公众社会。展览总量的放大,客观产生了大量策展事务。于是,以做艺术展览为惟一职业选择的独立策展人群体开始登场。到1999年,策展人群体已成为艺术圈内外引人注意的焦点。 他们带着一种超乎寻常的活力投入社会性的当代艺术推进工作,并逐渐走上当代艺术语境的话语权平台。他们的“鲇鱼”效应,搅动了艺术圈,让上下左右的艺术家和艺术人士都从沉寂中活动起来。2000年,国际策展人空降上海,参与了“上海双年展”的策展工作。国内土生土长的策展人也空前活跃,参与了当年几乎所有重大艺术展览和一些引人注目的艺术事件。 随着中国的社会发展,纯粹公助性的活动在总体艺术机会中的比例有所减少,社会力量对艺术的支持变得越来越重要。活跃的策展人往往主动在社会力量与艺术家之间、社会愿望与艺术行为之间起到沟通、融汇、整合的作用,而且通过有意识的筹资开源工作把规模越来越大的社会资金导入到艺术活动之中。筹集展览资金方面的经验和能力极大地提升了策展人在展览中的现实地位。2000年,中国艺术展览体制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谓的策展人中心制在投资方、艺术家的多向选择中应运而生,成为新展览体制的核心。计划经济时代艺术体制的遗留物如展览组委会委员和主任、评委会委员和主任、秘书长等头衔,经济转型初期临时出现的艺术主持、艺术总监等职位统统被策展人的角色囊括、取代。除了展览的经营之外,展览筹办、运作的几乎所有权力和责任都高度集中到策展人身上。2000年之后的当代艺术实践表明,许多展览的主办单位不仅认同而且也接受了这种策展模式。 2003年,继上海双年展、成都双年展、广州三年展之后,拥有中国美术圈正统、主流话语权的北京国际艺术双年展也采纳了策展人机制,无疑是策展人制度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的一个缩影。 一、策展人 策展人的全部工作就是为艺术家的作品提供最优秀的展出条件。这是策展的原则和态度。具体来说,策展工作几乎包罗了展览中的万象。从确立展览主题、立项申报与预算论证、遴选艺术家到选择展览规模与形式、把握展场设计与布展工程、落实展览保持和作品安全,从撰写展览前言与学术主题阐述文本到主持展览的学术研讨,从编辑展览画册、作品导读、文献资料到展览推广、媒体、社会宣传工作,从展览资金的分配到总体负责艺术家材料费的审核与发放,甚至作品的包装、运输、保险、报关、仓储,都由策展人来承担并统筹。在策展人的服务意识中有一条准则,即艺术家是对的。首先要努力把艺术家异想天开的创意实现出来。 当代艺术事关原创,具有较为特殊的操作方式、游戏规则和价值观,有别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理逻辑,有别于当代社会其他领域约定俗成的法度和规则,有别于流行的价值观。策展的理论与实践都是为了让社会更多地认同当代艺术的操作方式、游戏规则和价值观。当代艺术的策展,指涉的是当下和未来的文化建构。所以,策展无小事,策展要求策展人适应一种事无巨细、周密细致的工作。大到让展览意义如何影响社会文化的发展进程,小到把一颗钉子如何准确地钉在墙面上,都是策展人所要关心和落实的事。一个展览是否有意义,关键是看它能否打造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卓越的精神产品。 在21世纪的中国,随着当代艺术本土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也对策展人提出更高的要求,对艺术家鲜活的艺术实践的及时了解、对视觉经验的丰富积累、对艺术动向的敏锐判断、对艺术问题的深入把握、对艺术社会内外各种规则的洞察都是策展人必备的素质。此外,筹集资金、商务谈判、艺术管理和学理思维的能力以及中英文的书面、口头表达与交流能力,也成为对一个当下国际艺术交流大环境中的本土策展人自然而然的要求。一个独立的策展人,就有条件成为一个务实敬业、实践中出真知的知识者。当代艺术的实验性,使策展人难以因循守旧,受限于既有的艺术标准和规则。策展人时时面对突发问题、不得不挑战的是自身极限。当代艺术的创新,就要求策展人不断打破审美定势,跳出路径依赖,摆脱思维惯性。策展人不得不将自己塑造成一个通才,需要将人文科学的各种知识、技能融会贯通,否则难以应对艺术家千差万别的艺术方案及其语境。只有不断超越自己,才有卓越。 二、中国的当代美术馆 当代美术馆一般是公立或私立的非营利机构,宗旨是推动国际和本地的现、当代艺术。国际上的当代美术馆大多采用“白盒子”模式,场地简单大方、朴实无华,简单要素就是白墙、水泥地、色彩低调的天花板、专业灯光。许多现、当代美术馆还打造一些挑高空间,以应对当代艺术多样化的实验特性。 其实在美术馆整体的运作规范中,这一切并不简单。白墙需要能钉上钉子挂画,需要每次展览以后重新粉刷、维护。水泥地面必要时可以改造、开掘,以营造新的空间条件。天花板横梁必要时可以悬挂一定重量的重物。专业灯光必须可以调节、重新定位。 美术馆往往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名片,具有巨大的品牌效应,一直是国内外基金会和赞助机构、公司追捧的对象。美术馆的形象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美术馆的策展工作是其软件中的重要一环,是保持其形象、学术品位、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基础。一旦展览质量、学术水准不到位,美术馆的形象建设则无从谈起。 当代美术馆既是一个社会与时俱进的思想前沿,又是一个追究文化问题、进行文化反省和批评的现场。美术馆自身学术形象是否鲜明,在于其独到的思想深度和独特的文化洞察力。而这一切又是通过规范化、专业化和个性化并重的制度建设来体现,其中以确立自身的学术架构为要务。 当下中国的一些开放城市,各种背景的中小型美术馆不断在浮出水面。2003年起,在上海,有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上海当代艺术馆、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徐汇艺术馆等相继成立:在北京,有今日美术馆、北京皇城艺术馆、尤伦斯艺术中心、宋庄美术馆等不断登场。其中,既有各级政府设立或间接支持的美术馆,也有诸多企业和私人创办的美术馆,也还有一些由外资作主要后盾的非赢利艺术空间。中小型美术馆的建筑物一个个如雨后春笋般盖起来了,但问题也接踵而至。如何维持、如何管理、如何运作就成了所有美术馆热情创立者们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其中的瓶颈往往是资金、管理团队和制度建设三大问题。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型美术馆,这种自我认识有助于中国的许多美术馆找到发展的方向和路径。继续按国际规范加强美术馆的专业性,使中国的现、当代美术馆在行政运作、展览策划、学术研究、典藏教育等方面与国际接轨,向国际优秀的美术馆规范化运作的水准看齐。同时,中国的现、当代美术馆必须确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态度,在本土文化建设和国际交流语境中形成独有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地位,身段灵活地与本土社会互动,以历史的眼光建设打造一个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文化平台。 三、中国新兴的美术馆策展机制 今天国内试图按国际惯例操作的美术馆,一般都实行正规化的策展人机制。设专业策展人,长年从事策展工作。美术馆的策展工作是日常性、持续性的。 美术馆的整体展览策划与管理机制是发展中国家在艺术行政管理的学科建设中的重点,是美术馆之为现、当代美术馆的核心要素之一。现、当代美术馆不是展览馆,自身场地的展览须有学术规划,规划须有学理思考和文化建设的思路。一年或多年的策展思路不同于单一展览的策展思路,必须有长远的文化战略眼光和思想理论建设的标杆。以量取胜,频繁展出,无助于展览水准的保持和提高。而且美术馆团队疲劳应战,美术馆资源过度开采和使用,也无助于自身的充电、调养、整顿提高。运筹帷幄,有张有弛,固然是美术馆展览科学规划、规范管理的要义。但更重要的是,在策展的学术架构中推进并提升展览,让展览独具建设性。以学术理性规划全年或多年的展览,让展览少而精,不断地减少展览数量、提高展览质量,不仅是美术馆策展规划的重要理念和长远思路,而且也是在相对艰难的条件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当代美术馆能够脱颖而出的不二法门。 美术馆的主流展览大致可分为自创展、合作展,引进展、交换展、征件展等几种。这样的分类便于策展人在行政操作实践中建构宏观思路和架构。经过梳理,针对不同类型的展览,采取一整套相应的应对机制和解决方案。美术馆展览的整体决策、管理思路一旦明晰,就能抓住重点,把握比重,精简具体的策展流程,提高效率。 美术馆的这几种展览都需要美术馆专业策展人不同程度的工作投入。策展人员必须制订全年展览计划。首先要策划原创展览,其次要审核合作、引进展览的申请报告,并负责实施所有展览。策展人员必须根据展览程序和国际惯例操作展览,包括签订协议、准备展览文案、全程落实展览布置和展览保持、人员接待和撤展。 自创展是指美术馆自己发起、组织、策划的学术性的原创展及具有一些其他功能特性的展览。这是美术馆确立自身学术个性的关键,美术馆必须重视的首要的创造性工作。自创展是一个推崇文化原创精神的美术馆的立馆之本,往往倾美术馆之力,把它们打造成美术馆全年展览的学术标杆和龙头。自创展一年至少应确定数个,数量可以逐年递升。也可以在两至三年之间发起一个重中之重、具备较大学术容量、但绝非国际双年展模式的展览。自创展必须有文化针对性,强调内容与形式的原创性。但强调典藏性、教育性、文献性等功能特性的自创展也是可以超乎常规,策划出新意,让美术馆成为当地社区文化生活乃至本土社会文化需求的一部分。自创展由美术馆自身的策展团队独立策划,是但凡国际著名美术馆走向成功、树立独特学术形象的必经之路。纽约的MoMA、PS1、新美术馆如此,巴黎的市立美术馆和东京宫如此,伦敦的泰特美术馆更是如此,泰特甚至有一个人数庞大的策展团队。 客席策展人制度也是一些美术馆营造自创展的有效补充。自创展邀请客席策展人譬如独立策展人、来自其他美术馆的策展人联合策划,或加盟策展团队,利在整合学术资源、开放多元视野、交换不同经验。只邀请客席策展人联合策展,同时又不邀请客席策展人独立、完全地策划美术馆自创展,是一些坚持主导立场的美术馆的学术机制。这样的美术馆往往十分注重自身的发言权和独立文化形象。 自创展完全由客席策展人策划,美术馆自身策展团队仅履行策展行政的配合和服务之职,是中国中小型美术馆强调艺术行政的一种常规打法,这种打法的诉求主要在于艺术的教育推广、典藏和社区服务。然而,致力于自身学术个性建构的美术馆,往往会慎用客席策展人以及完全由客席策展人策划的自创展。 引进展也是现代美术馆的常规展览之一。由于美术馆自身策展资源不足,引进其他美术馆的优秀展览和独立策展人策划的展览,仍不失为美术馆拓展并借力外部资源、学习并借鉴他者经验的一种方式。引进展分两种:被动引进,主动引进。 被动引进的展览俗称“接活”展,坐地观望,等待人家的展览项目打上门来,从中仔细选择质量、意义、价值超群的展览进行立项、磋商、谈判。条件成熟,即加以引进。这是发展中国家美术馆最常规、最有惰性的展览形式之一,是以往场租展的惯性延续。在操作上具有不稳定性。展览的质量、时段、策划与运作方式深受展览提供方制约。几乎每个追求卓越的专业性美术馆,都以不断削减这类展览项目为荣。以开放的、不拘一格的心态、面对全球艺术圈主动出击,遴选那种可以整体打包、移师再展的现行展览,整体移入,或精选其中一部分引进门来。这种引进展就与守株待兔的“接活”展有本质不同。这种引进展的规划由于出于主动,预设条件可以较高,挑选余地可以较大,合作的空间可以较宽,酝酿时间可以较长。在量力而行的前提下,首先可以锁定国际艺术社会和展览供求市场的高端。用“猎头”的方式在国际、国内争取学术资源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俱优的展览 当下,中国国内的中小型美术馆安排引进展较多,有的美术馆往往全年要引进多次展览。在自创展资源不足的情形下,变主动为被动,主动引进优秀展览,是美术馆提升展览质量、确立文化建设价值取向的必要举措。 交换展是引进展的特殊方式。不仅引进,同时涉及输出。美术馆与国际上优秀的美术馆形成合作、展览交换的关系,可以用共同策划、两地交换展出的自创展进行交流,也可以在常规条件下直接交换各自的自创展。国内、国外的优秀美术馆都预设在交换合作的意向之内。交换展是不同美术馆资源和经验的互补,由此,一个新美术馆在自身提升、锻炼过程中可以大得裨益。但美术馆一旦成长起来,就会回避这类容易流于形式的学术交流。因此,一个中小型美术馆安排交换展,应着力加以递减。 征件展可以强调实验性和美术馆特色。美术馆拿出一定的空间上网征求展览提案。在一定时段内,召开美术馆策展部学术会议或艺术委员会成员的评审会,选出适合展出的优秀提案,由美术馆本着指导、支持、制约的原则辅助实施。征件展应该是一个发现、推举年轻策展人和艺术家的舞台。征件展的频率和预算应有所控制,中,J、型美术馆应以全年安排不超过六个为宜,展览预算积极寻求国内外基金会和民间赞助的支持。 巡回展可以是美术馆的自创展,在美术馆首展后出去巡回,也可以是引进展、交换展和征件展,在展出后到其他城市的美术馆或其他空间展出;也可以打包出口,到其他国家展出。巡回展既可以获得更大的文化影响力,也可以均摊展览成本、降低预算压力和资源浪费。当然美术馆作为展览原创单位的品牌行销,也会取得放大效果。巡回展必须视美术馆自身能力和馆外资源整合的能力而行,适合从一年作一次开始起跑,积累经验,再作发展。 展览的行政分类法特别有助于展览管理制度的建设。在统一管理的理念下,什么样的展览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来对待,配合什么样的处理方式,什么样的展览应该侧重,什么样的展览应该缩减,应该清清楚楚。方针既定,就要贯彻到制度层面的具体建设和执行。这样,策展管理才能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四、中国首家现,当代美术馆的策展实践 2003年12月28日至今,作为中国首家政府背景的专业性当代美术馆,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ShanghaiDuolunMoMA)已成功运行五年多时间。五年多来,这家中小型美术馆硬件、软件建设初具特色。特别是由于一系列定位准确、文化针对性鲜明的当代艺术展览的举办,让美术馆获得了人气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中,美术馆自创的《打开天空》、《上海酷》等注重本土平台视觉文化建设的展览,推出的《两个亚洲、两个欧洲》、《无人之境》、《Hexa计划:闪现》等较高学术定位的国际展,在国际与国内艺术圈中备受瞩目,国际媒体《纽约时报》、《南华早报》和专业媒体《ArtinAmerica》、《ArtPress》、《ArtNews》、《Artlink》等纷纷以专题多次报道了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的展览和学术倾向。这一系列以全球本土化模式举办的展览,通过本土社会视觉经验的不断刷新,致力于在纷繁复杂的艺术生态中,引导出塑造中国当代艺术主体性的全新语境。在国际视野中,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是中国自立、自为的一家成长中的小MoMA。在发展中国家的独特语境下,它不得不面对独创性、建设性乃至挑战性的美术馆工作。然而,它所打破的许多国内纪录,探索的许多前人未涉及的领域,都对中国其他中小型美术馆的制度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既然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已经积累了五年多的经验,以分析、总结的方式看待美术馆自身的制度建设问题,从实际经验出发探讨完善中小型美术馆制度建设的可能性,不但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还可提供了许多可参考的经验。以“原创性、学术性、国际性”为办馆理念的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在一年多的摸索中逐渐确立了以原创思想为文化目标、以原创展为主打展览的学术定位。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些有利条件、经验的积累可以视为美术馆推进自己,创立自己文化个性的前提。但是,如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继续从美术馆的学术定位入手,调整在制度建设上的心理结构,确立一个可持续推进的、深具潜质的现代美术馆学术架构,是美术馆的当务之急。这也是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再次起跳,以卓越的文化建设形象真正跻身于世界美术馆之林的根本大计。 美术馆的制度建设中,自身学术架构的确立十分重要。就展览策划而言,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一反国内美术馆的常态,在开馆之初,率先设立总策展人职位和机制,并设策展部为美术馆的核心部门,就是重视策展在一个美术馆制度建设与学术架构中的重要性。通过策展的规范化管理,一个当代美术馆才能实现在中国社会转型期所不容替代的文化建构作用和不容推卸的文化反省角色,并由此体现出一种基于发展中国家之后发优势的文化原创的特色。 五、策展与媒体传播 中国当代美术馆的策展与媒体传播的互动机制,在美术馆公共推广、营销方面十分关键。原创层面的当代艺术,在生成方式上往往先拒绝商业性,仅仅依赖于传播存在。这是实验艺术能保持它的独立性、批判性和精神性的可能条件。实验艺术如果不传播,作用还是体现不出来,纸上和网络媒体的放大成为它传播的最重要方式,另一种方式是口口相传的“口碑”。恰当地处理好实验艺术与媒体的关系,实验艺术就有可能保存它的敏锐性与前瞻性。 公共传播一旦生效,美术馆动员社会赞助的号召力方能立竿见影,因此,美术馆推广、营销的这一市场环节往往在展览展出并传播之后发挥功效。公共推广、营销的成功应该是一系列优秀展览的结果,而不是动因。 当代艺术在中国国内的本土化进程中,除北京、上海以外,当代艺术也形成了对广州、深圳、南京、成都、重庆等几个媒体中心的依赖,在这几个非主流的信息传播中心,已经形成一种媒体惯性的行为力量。这种行为力量由港台地区开始,在国内得以实用,而且更加积极,更加主动。再就是,网络化的存在。以前在北京、上海做艺术活动才可能形成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辐射。现在,把好的艺术活动在成都、南京、广州等地的美术馆或替代空间做,同样可以取得在北京、上海的效果。原因之一是当地媒体的主动参与,之二是通过网络的继续放大和媒体信息的自我克隆,自身繁殖,使当代艺术信息得到更多的传播。 美术馆的艺术展览在处理与媒体的关系上,有以下三个点:学术性批评:局限于艺术圈;报道式批评更有社会性和广泛性,尽量强调通俗易懂;媒体活动报道:兴奋热点在于新闻性,可能会造成对某个艺术事件的误导,但其对新闻的捕捉是最敏感的。在艺术策展时要考虑到这三个点,考虑到和大众的关系。 当代艺术活动的公众互动方式大体可以分几种: 中击型、灌输型和互动型。冲击型的当代艺术活动,如在一个公共空间里突然发生的行为艺术展,由于纸上和网络媒体的集团化操作,一下子辐射到全国上百家报纸。一个艺术行为,通过国内媒体竞相报道的方式进行传播,至少让公众知道有当代艺术这码事,有行为艺术这码事。他们可能会批评,但至少人们开始谈论当代艺术、行为艺术。在谈论过程中,当代艺术可以进行传递。 灌输型的当代艺术活动,如雕塑公园请艺术家在城市市区或市郊做雕塑作品和户外的装置作品。公园形成后,几乎每天有许多市民和游人参观。无论是上海张江公共艺术计划“现场张江”,还是桂林的愚自乐园等等,都以亲民的姿态,形成了当代艺术对民众灌输式的艺术教育。 互动型的当代活动,以美术馆的电子艺术、多媒体艺术展览最为大众喜闻乐见。公众在参与作品互动时,往往明白,原来美术馆里发生的这些他们“看不懂”的东西也是艺术,然后逐渐接受,或反问。这就形成了公众与当代艺术之间的互动。 如果更多的艺术界人士多依赖纸上和网络媒体的力量,多考虑怎样利用媒体使当代艺术在中国当代社会塑造成型,当代艺术将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不再是小圈子里“鸡尾酒会”上弹冠相庆的事情,而真正变成社会公众生活中必要的存在和精神上的家园。 当代美术论文:当代电影美术色彩设计刍议 摘要:本文首先阐述了电影美术的内涵,进而介绍电影美术的作用和设计创造时涵盖的要素,最后以《英雄》为例探讨电影美术中的色彩设计。 关键词:电影,美术,色彩设计 一、引言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视觉开始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影视制作当中,传统电影美术的制作方式和创作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并且,随着视觉类型电影制作方式的日益完善,传统电影美术与数字化电影美术的历史性跨越日益显著。电影美术作为电影主创之一,就其本质而言是造型艺术的一种,但从时空角度来看,电影美术不是瞬间摄取的静态造型艺术,而是运动着的立体造型艺术。 二、电影美术的内涵 电影美术是指在文学剧本的基础上,对影片的可视化形象进行创作的造型艺术。电影美术主要是通过影片总体造型设计、场景空间设计、人物造型设计等方面来表达逻辑思维进而实现形象思维,它直接决定了一部影视作品的美学表达与艺术内涵,对影视作品的造型起着决定性作用与影响。虽然,电影美术是与自己的母体美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美术和电影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艺术,具有不同的艺术形态。美术的艺术形态特征是物质媒介的二维或三维的空间性,电影则是时空艺术,它的形态特征是既有空间维上的造型性,又有时间维上的运动过程。美术不受物质世界的时间性约束,电影则兼有空间的二维性和时间的一维性。 三.电影美术的创作要素 电影美术是专门为影片造型进行设计和制作的一种美术创作,直接影响影片的艺术水准的成功与否。电影美术不同于一般绘画创作,美术一进入电影就改变了它原来那种独立创作的特点,而使自己成为电影这一综合艺术的重要部门。电影美术创作的过程涵盖场景设计、环境与个性的设置、气氛的营造和影调及色调的确定。 首先,电影美术师应该与摄影、演员等共同合作在电影导演的总体构思下,完成影片的造型表现。在设计构思阶段,电影美术师要寻求一种途径,一种方法和形式,最完美地将剧本中的抽象文字和导演的意念化的构思,转化为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的人,并且与导演、摄影等创作人员共同完成最终银幕空间形象化的影象。其次,电影美术师应该设计和制作出符合电影主题,具有生活气息、有时代特征的景、物和人,以使电影艺术产生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电影美术设计为人物的行为提供“典型环境”,交代故事发生的年代、地点、时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人物的身份、职业、性格和思想,显示一定的个性、习惯和爱好。当然,电影的美术造型是必不可缺的,影片中景物的个性源于两个条件:人物个性和所处的规定情境及创作者的选景态度,即怎样使它以最有力的影像浮现在银幕上去感知于观众。再次,电影美术师应该营造良好的氛围来凸显电影的主题。氛围是特定生活中弥漫于人们周围特定的空气状态,在表现银幕气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气氛相对环境而言是更重要的,环境只能客观地表示剧中人的所在地,却不能表现当时剧中人的心情变化,而气氛则尤能反映和烘托人物心情的变化。最后,光和色是电影造型中极重要的元素和手段。光与色是在影片的时空流动中展现其生命,并以个性显示影片造型所表达的情绪、意境和风格。影调和色调和影片的样式是密切相关的,是其具体造型的体现,当美术师出于对未来影片样式的理解,试图寻求影片造型的整体基调时,他必然思考这两方面的问题,也必须对这两方面作出艺术的安排。 四、以《英雄》为例探讨电影美术的色彩设计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视觉型影视越来越受到观众的喜欢,在未来的影片中,美术师首先接触到的就是色彩和色调问题,他要从影片整体造型角度处置色彩使其整体上和谐统一。影片的基本色调本身就具有意义,影片的色彩也就是贯串全片的线索,下面以张艺谋导演深入人心的《英雄》来侧重探讨电影美术的色彩设计。 《英雄》影片中人物服装色彩设置上就独具匠心。秦王在影片中自始至终是单一的深重黑色,与秦王宫殿铁黑色调浑然一体。无名穿着黑装依照秦国律例至秦宫殿受封奖,与秦王“十步”之距对饮,秦王、无名、长空、秦剑客等服色在黑色纯度和亮度的设计上则依次由深重至浅淡,这种构成符合秦尚黑,并寓意黑的权威和政治影响,也暗示一种对秦政的不满与反抗。残剑、飞雪、如月的衣装色彩纯度高、色泽鲜亮,质体轻薄,虽靓丽飘逸却敌不过黑奋的威重力量。除了黑色,《英雄》中还有其他多种色彩表现。在《英雄》中,无名给秦王编造的残剑飞雪故事的基调是红色的,反映出无名潜意识中刺秦的激情,他那冷静的外表下掩盖着报仇的血性和血气,想象中即将出现的刺秦场面使无名眼中的世界充满了鲜红的像血一样浓烈的色彩,此时秦王眼中和无名看到的色调是一样的,充满了血红的仇恨和杀气。而当秦王发现了无名的真实意图时,他想象中的一切都笼盖上了寂静的蓝色,因为他所面临的绝境使他不得不极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用理性和智慧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残剑给无名讲述的故事时,柔和的绿色成为叙述的基调,一方面它展示了残剑给无名讲述时那种超脱仇恨,回归到宁静、博爱、真朴的心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无名向秦王转述时悟出的那种渴望和平,不要战争的心态。 总之,电影《英雄》是一部由红、蓝、白、绿、黑等多种色调来讲述的故事,它的情节的感人之处不在于故事的大起大落,而在其细节的精致和典丽,色彩和画面的视觉统一在《英雄》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五、结语 总之,色彩在影片中,不仅是纯粹电影化的造型手段,而且还要构成电影的视觉语言形态,只有当色彩融合在影片剧作之中,形成电影剧作的色彩结构,并且本身成为剧作内容,色彩与影片的关系才达到了“化”的境界,电影色彩的意义也才能真正得以体现,色彩在影片中的生命品质才能得以存在。一直以来,影视艺术都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艺术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影视艺术逐渐成为一道亮丽的艺术风景,当然影视在我国的迅速发展离不开影视美术的重要贡献,更离不开众多的幕后影视美术工作人员,影视和美术的紧密结合必将带动影视产业和美术艺术形式的绚烂盛开。
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当今世界呈现出文化多元的格局,各个文化区域在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在对话碰撞中获得启发,因为在一个多级、多文明构成的世界秩序中,和平是否可能,完全取决于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是否可能相互理解、和睦相处[1]。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中,中国文化自信的提出是对当今局势的清醒认识,积极面对文化多元主义,焕发当代中国的文化魅力。文化上的自信,彼此承认对方所拥有的文化优势,加强交流与对话,正是体现了各自文化自信开放与谦逊包容的主体意识。 一、历史梳理:跨文化对话的不同视角 中西文化作为不同性质的文化系统,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环境的不同,呈现出不同风格和特点。“西方”的概念随着历史的演变而转移,大致在明中叶以前指中亚、印度、西亚,略及非洲,晚明前清时期指欧洲。近代以来,“西”的地理概念淡出,政治文化内涵加重并且比较明显地定格为欧美文化[3]。中西文化对话是通过中西文化相互的对看、学习与参照,为真正诉诸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互促互融,分别从“西方视角”“中国视角”梳理中西文化对话的历史脉络,关注中西两种视域不同的文化通过这种沟通交流,达到某种程度上相互迁就融合的对话。 (一)跨文化对话的“西方视角” 西方国家与中国文化的接触可追溯到13世纪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揭开了西方对中国文化想象的序幕。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得原本局限于地理空间而封闭的不同地域和民族,开始了普遍的贸易交往和广泛的文化交流,“从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人走向世界。观察、记录、分析、研究,几百年间已经将整个世界纳入到他们的知识体系中,以至于今天研究非西方的社会历史,经常要到西方文本中去寻找资料与理论”[4]。西方国家开始向中国学习先进的农耕和纺织技术。16世纪,中国向西有澳门越过大西洋通达里斯本的航线,有关中国文化的记录多是耶稣会传教士和商人、探险家的游记见闻。地理大发现以后,中国文化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影响最大,引起集体对中国的白日梦想象,印刷术刺激文化传播更为广泛,中国文化方面的相关文本在西方被广泛地翻译,掀起了东方热。近代,社会和政治转型构成了新的语境,中西方文化与学术交流日益紧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古代的经典和儒家学说研究,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儒家学说的伦理道德和教育思想,成为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理想主义的基本来源,中国的仁君统治和大一统的思想,尤其是康熙年间繁荣的社会景象,成为欧洲启蒙思想家追求的社会楷模,然而,这种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为当时欧洲的关注与争论所过滤和歪曲,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欧洲制造”,借用中国来解决自身问题,吸收中国文化,为本国服务。欧洲人对中国的描述,触发欧洲启蒙的自觉意识,引发了那个时代思想文化的变化。 (二)跨文化对话的“中国视角”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西传,中亚、伊朗的彩陶与仰韶彩陶的交流;两汉时期与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养蚕和丝织技术传入波斯、拜占庭,埃及的玻璃与制造技术传入中国以及塔里木盆地的米兰壁画有典型的罗马式绘画的痕迹,西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融;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炼丹术、陶瓷传入阿拉伯和西欧;宋元时期,四大发明先后通过阿拉伯世界传入欧洲,元代著作中的“西域”,范围极广,大致东起唐古特、畏兀儿,西至欧洲、非洲,都可称为“西域”[5]。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日益繁盛,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和商人将中国文化输入欧洲。近代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引起学界对西方文化的讨论和反思。直至今日,中西文化对话又被赋予新时代的内涵。明清时期,中国限定在自己的文化语境中,并不是出于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直至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经历了对自我文化的重新评估和文化革命,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得一批有识之士从立国转向立言,意识到文化启蒙的重要性,出现了鲁迅弃医从文、胡适弃农从文等现象,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西方的各种思潮随之涌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被重新认识,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中国开始掀起了一股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西文化对话隐匿其下,贯穿于中国社会发展与现代化道路之中,出现了新文化运动者在中国衰落之期倡导“全盘西化”,新儒学倡议者在民族复兴之期试图“去西方化”,以社会发展的综合实力进行单向的二元对比,造成文化上的二元对立。“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话,唤起中华民族主体性与文化创造性的自觉,中西文化比较走进中国学术视野。 二、源流脉络:文化自信的多维阐释 全球化带动了不同文化体系间的对话,多种文化价值观对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形成冲击,中西文化作为不同的异质性文化形态,文化自信成为各自阐释的主体意识,中国的文化自信是“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6],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的自我认可,通过自我重构为“历史性的民族国家”,在跨文化对话中“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7],借助历史“时间”的线性推进力,打破地域时空局限,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文化交流与对话成常态趋势。在多元文化语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跨文化对话中实现对自己的文化认知和文化自觉。 (一)承接传统:“不忘本来”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是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对话中自信的源泉。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积淀的文化底蕴,从历史厚度上给予中国文化自信。中国坚守自己的传统文化本位,增强文化自信,立足自身文化是中西文化对话交流的前提,对自我文化正确的认知,汲取传统文化营养,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坚实依靠。新时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深入挖掘自身文化价值,结合发展需要,从顶层上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2014年,孔子诞辰2565周年指出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7年以后,出台一系列文件,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和讲话是习近平从顶层设计的战略高度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地指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发展的重要性。大学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继者,身体里流淌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应自觉肩负起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学习古代先贤的智慧,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班人。 (二)对话西方:“吸收外来” 中国对话西方文化的前提是保存自我,而自我保存又是以自身文化自信为前提,自身的文化可以与他者对话,尤其是近代史上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文化,通过他者来体验和观照自身文化。中国近代一直向西方学习,坚信“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通过吸收其他文化的新鲜血液,中国文化不断地融合新的因素,激发本民族文化的活力,为中西文化对话的深入和有效对话打下坚实基础,进而寻求自救自强的历程。五四时期,以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就中西文化差异的性质及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展开论战。东方文化派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民族性的即空间性的,主张中体西用、新旧杂糅;新文化派则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时代性的即时间性的,主张弃旧图新、全盘西化。中国学者学习西方经典著作,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西方国家了解中国的经典文本与思想传统做努力,高层次的交流互鉴为更深入地适应多元文化的时代要求,广泛地打开中西方的视野,使双方成为彼此的参照。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都是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中国以足够的自信接纳接受西方文化,并与之有效对话,让其融入自身文化,逐渐实现了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在丰富自身的同时,也让中国文化重现辉煌。当代大学生作为五四精神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具有较强的接收能力,积极吸收国外知识,融会贯通中外优秀文化,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应坚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和传承五四精神,肩负起振兴中国文化的担当和使命。 (三)迎接挑战:“面向未来” 中国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标签,承载着文化变革与文化承续,是中华民族文化在中西对话中的更新变革,立足本民族文化,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创新,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融合,形成时间上的文化整体发展,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中国文化包含大量不同知识视域的相互交接,对接传统文化,对话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融合,并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应该是人类的文化经验延展和超越自己的界限,发展的眼光,文化自信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学习他者文化,更是以发展的眼光迎向文化的未来发展,形成不断增长的具有丰富多样性的文化。新时代,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共同发展的时代命题相结合,在文化自信的命题下,提出推动中西不同文化交流的对话范式,促进中西文化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文化自信不仅要立足自身传统文化,还要正确对待文化之间存在民族性差异,以一种自我文化建构的态度,融入某种确定的当代世纪文化和知识的发展中。正是由于中西跨文化对话的时代需要,促进当代文化之间的发展,中西跨文化对话的理念融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文化自信隐含文化自觉意识,描绘出一幅和谐的跨文化对话的历史图景。新时代的大学生无论是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还是担当时代的神圣使命,都要珍惜韶华,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努力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开放的视野接受外来文化,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肩负起历史赋予的文化担当,不负青春,更好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浪潮中奉献新时代的青春力量。 三、结论 “全球化”促使国家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也随之愈来愈频繁。文化自信是将中国置于世界各国交流对话的情境中,而不是独立于各民族、各个国家单一文化。世界文化正在快速地发展,文化中心地带也在转变,正在向多元化转向,中国努力地跟上发展的变化,更为主动积极地去认识变动中的多元世界。现在要建设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到文化自信,有必要开展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通过对话更深入地了解各自文化。从全球范围内历史互动的角度关注过去,认识现在,重塑未来[8]。当代大学生要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中,思考文化自信的问题,不能脱离多元文化的情境,通过中外文化对话,增强文化自觉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赵莲花 单位: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19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20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陶瓷论文:当代陶瓷艺术创作论文 1当代陶瓷艺术 1.1当代陶瓷艺术与传统陶瓷艺术 (1)当代陶瓷艺术是传统陶瓷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当代陶瓷艺术创作早已突破传统陶瓷艺术的界限,在艺术创新的基础上,以实用为设计目的,用来反映现今时代与社会现实。正是由于当今现实文化的发展,使得一些文化艺术的观念慢慢渗透,这些都与陶瓷艺术创作的发展息息相关。当代陶瓷艺术突破传统陶瓷框架的束缚,将之前较为单一的陶瓷艺术手段和艺术模式进行了相应的改变,超越传统,融合了这个时代所特有的创新手法。例如,创新的工艺技法、意象派图画、抽象派视觉语言,并且重视不同的配色和选料,这些手段的契合促进了一种潜意识形态的陶瓷艺术潮流的诞生。在继承传统精华的同时,当代陶瓷艺术创作不仅大胆吸收外来文化。例如,一些现代西方文化对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再加上东方文化的底蕴不断滋养,使得当代陶瓷艺术家有了不断试验、不断完善、不断改进,从而完成一件特别的艺术品的底气。这种通过不断努力来达成特别艺术效果的过程也体现出了当代陶瓷艺术家的全新创作理念和审美情绪。 (2)当代陶瓷艺术与传统陶瓷艺术的差异 当代陶瓷艺术的创作是一个完整艺术形态的创造性审美活动,其创作观念的差异与表达方式的区别是当代陶瓷艺术与传统陶瓷艺术最大的差异。正因为在艺术界,无论何种艺术品的诞生都需要其体现整个时代的精神。因此,当代陶瓷艺术通过体现当代这个时代现实的开放性思维和综合交叉的多向思维方式,从而赋予了自身更加强烈的个性追求与现实迫切需要。从这一点上来说,当代陶瓷艺术相较于传统陶瓷艺术对于艺术表现力方面显得更为重视,尤其是注重当代艺术的现实表现力、对现实心灵的揭示能力以及当今现实社会精神的感染力和思维创造力。 1.2科技与当代陶瓷艺术创作 在陶瓷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工艺是十分重要的。既然陶瓷艺术是取之自然造福人类的艺术,而在陶瓷艺术成品成型的过程中需要人类的手工实践活动进行磨合,这种手段称为“工艺”。只有技术水平有保障的、运用高新科学技术的、能够运用理性判断得到大家认可的工艺,才是真正能够符合当代审美、合乎目的性、具有实用价值的合理有效的科技工艺。从工艺方面来说,当代陶瓷艺术使用大自然所给予人类的泥和火进行锻造和揉捻。原本形态各异的、柔软的泥土,在艺术家的巧手惠心之下进行精心的雕琢之后,放入炉火之中进行烧制,才能够变成满含陶瓷艺术家心血的艺术品。这种艺术品不仅富有情感,而且能够给人们带来视觉的冲击和愉悦的享受。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数学理论和数字技术在陶瓷的制造过程中被大量的使用。这种高科技手法的使用加速了当代陶瓷艺术创作的发展,也开拓了当代陶瓷艺术的新视野。 (1)数学理论在当代陶瓷艺术创作中的应用 一些陶瓷艺术品创作者通过运用数学理念对陶瓷艺术进行了完美的诠释。例如,日本京瓷公司所开发出来的高科技陶瓷刀,完美地运用了陶瓷的耐腐蚀度高、化学稳定性好等特点,使得这种产品的性能远超一般的金属刀片。而在艺术作品方面,将陶瓷这种原料做成三角锥或者圆锥等几何拼接的图案进行镂空的加工和雕琢,让这种材料的材质得以完美地展现。或者只是将陶瓷做成立方体,之后再进行加减法的切割工艺,显得十分整洁和干练。或者是加工成圆形和弧形之后再进行相应的组合,使之曲线分明,简单明快,充满欣喜的律动感。再或者使用更加高科技的工艺让陶瓷的表面产生扭曲的质感,采用数学曲线的理论,充满趣味性的将陶瓷延展成为一个曲面,让陶瓷那种脆生生的质感与数学曲线的柔美进行完美的结合,并且在烧制的过程中注意高科技的时间控制,让陶瓷工艺品的性能更加良好和完善。 (2)数字技术在陶瓷图案制作中的应用 除去其他的光环,陶瓷艺术还可以称为是绘画和雕塑相加的艺术。在这种艺术形式之中,绘画是指陶瓷的图案制作方面。既然是二者相加的艺术,那么图案所能够展现出的陶瓷艺术魅力自然也不必多言。在传统意义上来说,陶瓷艺术品的诞生可以分为两半。第一半人为因素的控制,另一半是指陶瓷工艺品在进窑烧制过程中是无法预测的,因为烧制高温的缘故而脱离了人类的束缚范围,导致烧制结果无法控制。为了减少在烧制过程中的损失,以及工艺品图案经过高温之后变色的不可抑制性,数字技术就应运而生,被应用于陶瓷的图案之作过程中。传统釉料需要高温窑变形成最终的颜色。因此,难以直接地进行图案设计,尤其是当代一些科技图案或者一些抽象的图案印到瓷器上就有很大的难度。可以通过借助现代数字技术的方法,利用数字技术辅助设计陶瓷图案。最常用的方法是热转印技术,即在计算机里设计图案,这种图案是由一些十分精密的数学图案构成的,其细腻程度远非人工绘画所能达到的。然后再使用喷墨打印机进行处理,最终采取热传因技术印制到陶瓷工艺品表面。这样有利于保持图案的色泽和光鲜度。 2总结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在美术多元化的带动下,当代陶瓷艺术创作也逐渐开始冲撞传统艺术的边界线。艺术家们开始使用科技手法,运用各种机械设备和工具,来提升自己的创作工艺,使得当代陶瓷艺术创作成为了科技与艺术的完美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仅是简单地数学叠加,而是充满奇特的幻想和复杂的变化,最终造就了陶瓷的独特之美。 作者:张馨予 李伟 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 陶瓷论文:我国陶瓷茶具影响国外茶文化论文 一、简述中国陶瓷茶具的发展 明代,人们的饮茶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变成了与现代炒青绿茶相似的芽茶,绿色的茶汤要以洁白如玉的茶盏来与之相配,尚白也促进了白瓷的发展,这时的茶具以景德镇最为著名。宜兴紫砂壶也出现在这个时期,并迅速发展起来。清代的饮茶习惯继承了明代的传统,与之相匹配的茶具也没有大的变化。较之前朝,茶具种类多,色彩艳,同时还在其中配以诗词书画等,紫砂壶的发展在清代达到顶峰状态。 二、中国陶瓷茶具在日本的流传及发展 1.唐三彩茶具 开放的唐朝文化,较之其他朝代,对日本影响最大。此时在日本,饮茶是天皇、贵族、高僧们模仿唐文化的潮流之一,当然也少不了中国丰富多彩的陶瓷茶具。奈良时代日本人模仿中国唐三彩烧制出了奈良三彩,器物主要有盖罐、罐、净瓶、钵、碗、盘等,色彩主要为绿、黄、褐色,有的为单纯的彩绿。虽然其工艺、造型、装饰技法、釉色等方面均不如唐三彩,但奈良三彩是日本最早的陶瓷茶具,为日本陶瓷茶具的发展,及茶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宋黑釉茶盏 宋代“斗茶”风靡全国。北宋被金灭亡后,宋徽宗玩物丧国,为百姓所不耻,斗茶之风也逐渐陷入低潮。当斗茶活动在中国的宋代逐渐落下帷幕时,在当时的日本却刚刚兴起,流入到日本的黑釉“建盏”,倍受推崇,在当时可谓价值连城。随着中日两国频繁的贸易来往,大量的中国陶瓷茶具被强势的武士阶层获得,这极大地促进了日本茶文化的发展。其积极作用就是推动了日本种茶、制茶技艺发展,不是完全模仿中国。 3.明景德镇青瓷 明代,陶瓷茶具的发展进入顶峰时期,最有名的要数景德镇。相传日本一位被誉为“茶汤鼻祖”的高僧叫村田珠光,非常喜欢中国茶文化,特别喜欢使用一种青瓷茶具,由于再传入日本时还没有名称,人们就以茶祖的名字命名为“珠光青瓷”。后来,珠光开始用禅来结合自己的茶事活动,禅与茶的结合是日本茶道的精髓,并且影响至今。 三、深远的影响 1.茶具造型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陶瓷茶具对日本茶具造型的影响不断减少,由简单低级的模仿样本,演变为有着自己审美倾向的风格造型。清贫主义是日本茶文化的审美风尚,所以古朴粗陋的陶瓷茶具是主流,与中国越来越精致的陶瓷茶具发展方向相反。 2.精神内涵 由于日本早期茶文化的传播仅限于宫廷和僧侣之间,其社会性和民众性的层面远不如中国,但是却多了一份神秘的色彩,形成了典型的日本茶道。其典型性表现在“和、敬、清、寂”,这是说起日本茶道不得不提的四个字,也是日本为世界茶文化所作的贡献。“和”指喝茶者之间的和睦;“敬”则指讲究礼节、真诚互敬地交往;“清”即清爽、洁净。观赏过茶道表演的人都清楚,日本的茶室和茶具都是一尘不染的。当然,“清”也指品茶人内心清净;“寂”指品茶时优雅的环境,还有品茶者谦恭的神态。 3.美学含义 饮茶是一种物质活动,更是精神艺术活动。这就要求茶具一定要讲究,实用是必须达到的条件,但光实用是不行的,还要有一定的美感,足以满足人们的审美标准。日本茶具透露着唐宋时期中国的茶具技艺,中日两国的茶道属一脉相承,都出于茶经。但其发展方向有所不同,中国的茶文化受道家、儒家、佛家多方面的影响,而日本主要受佛家禅宗的影响。在其自身特点的影响下,它的陶瓷茶具,更为古朴,想要通过这种不均衡去暗示现实社会的不平等,在日本人的意识中不均衡的美更受欢迎,粗糙的茶碗被认为是上品。日本茶道是通过品茶进入禅境,更注重形式的美感,故茶具是日本茶道及茶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者:轩弋真 单位:绥化学院外国语学院 陶瓷论文:陶瓷绘画艺术论文 一、釉中彩形式 釉中彩是七十年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瓷器装饰材料和技法。亦称高温快烧颜料。颜料的熔剂成分不含铅或少含铅,按釉上彩方法施于器物釉面,通过1100~1260℃的高温快烧(一般在最高温阶段不超过半小时),釉面软化熔融,使颜料渗入釉内,冷却后釉面封闭。尽管《中国古陶瓷图典》没有把“釉中彩”同“釉上彩”、“釉下彩”、“釉上、釉下双层彩”并列成类,但实际上已经承认“釉中彩”的存在事实,并且使用了“釉中彩”这个概念。书中关于褐彩、褐绿彩和白釉绿彩的条目中,分别介绍了唐代四川邛崃窑和湖南长沙窑的“釉中褐彩”、“釉中褐绿彩”、和“釉中绿彩”等特色品种。这就说明“釉中彩”这类彩瓷早在唐代已经创烧成功,成为正式的产品。如今在市场上,釉中彩工艺已被用来绘制大路货商品,“釉中彩”的大字广告招牌随处可见,货架上排满釉中彩产品。据说釉中彩之所以时兴有两个原因:一是迎合人们认为釉上彩料会产生污染,而釉中彩不会污染的心理。二是制作工艺并不复杂,坯胎釉上绘彩后再薄薄喷上一层面釉,然后一次烧成。之所以绘彩后喷层薄釉,一是怕彩料不能完全沉入釉中,二是使器物表面更加光平。巧合的是,这种釉中彩又回到了康熙名品“豇豆红”的制作方法,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回转”。 二、釉上彩形式 1、粉彩是釉上彩 最具代表性的陶瓷绘画,粉彩又叫“软彩”。粉彩瓷的彩绘方法一般是,先在高温烧成的白瓷上勾画出图案的轮廓,然后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将颜料施于这层玻璃白之上,用干净毛笔轻轻地将颜色依深浅浓淡依次洗开,让画面有层次变化和光影变化,使花瓣和人物衣服有浓淡明暗之感。由于砷的乳浊作用,玻璃白有不透明的感觉,与各种色彩相融合后,便产生粉化作用,红彩变成粉红,绿彩变成淡绿,黄彩变成浅黄,其他颜色也都变成不透明的浅色调,并可控制其加入量的多寡来获得一系列不同深浅浓淡的色调,给人粉润柔和之感。 2、新彩是釉上彩 最为普及的一种。旧称洋彩,光绪年间,先自德国后由日本输入开始在景德镇盛行。这种颜料色彩纯正鲜艳,是一种低温釉上彩绘颜料(烧成温度约600℃—900℃)由铜、铁、锡、锰、钴等多种不同金属氧化物制成。颜色极为丰富,其中部分红色系列的颜色中含有黄金。例如绿玛瑙红、珠宝红等。新彩的特点是,绘画程序比较简单,可直接用笔蘸取色料在瓷上作画,表现力较强,可以任意画出浓淡条理,并可随意调配颜色,在画完烧过之后,还可以反复罩色,屡次回炉烧制。恰是因为有了这种洋彩,瓷上肖像画才开始萌芽。解放后,经过一系列的革新和研究,现在我国不仅能自己生产各种颜料而且在表现技法上,吸收我国绘画的没骨法、工笔画法及写意画法,所谓“洋彩”已经失去了它的涵义,因此叫做“新彩”,新彩的颜色较比粉彩的颜色更加丰富。3、斗彩是釉下彩和釉上彩的结合,是历史上开了这一先河的陶瓷品种。一开始都是以图案画居多,绘画的内容和画面很少,发展到现在的斗彩越来越在探索各种绘画的内容和构图形式,抒发画家自己内心的状态和表现心中所想内容。斗彩的发展将会演变出更多新的斗彩形式,由于釉下彩釉料的丰富,现在的陶瓷从业者都在探索各种釉下彩釉料的装饰和绘画在陶瓷上的效果,大胆创新是他们的精神。由于有的釉下彩釉料有很强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各种变化万千丰富多彩的肌理效果,五彩斑斓的颜色,拥有无穷的装饰绘画魅力,这就是所谓的高温颜色釉。由于其多变的特性,陶瓷画面上会出现丰富的图案纹路,只要陶瓷艺术家经过合理的富有创意的想象,与之配上釉上彩绘,我相信这种陶瓷绘画形式会走得更远。笔者认为创造出新的陶瓷绘画形式要充分发挥装饰材质及其装饰效果的优势和长处,如青花的轻柔淡雅,新彩的明净艳丽,粉彩的粉润柔和,色釉的瑰丽奇特等等,我们可以以其中任何一种陶瓷绘画形式为主,综合利用,有机的结合,这样的陶瓷艺术才会变得更加多彩,而陶瓷绘画形式也会变得丰富,潜力无限,魅力无穷。 作者:陆军 吴文来 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 陶瓷论文:新形式陶瓷绘画艺术论文 一、釉下彩形式 而颜色釉是可以用来绘画的,就像青花和釉里红,都是属于釉下彩绘,颜色釉中的高温窑变色釉,它是一种拥有凝重色彩,变化万千的肌理效果,韵味十足,相对于以上的陶瓷绘画方式,还是比较前沿的陶瓷绘画形式,可谓是陶瓷装饰领域中一个富有极大开发潜力的课题,是一种极具表现力的陶瓷绘画语言,潜力不可限量。 二、釉中彩形式 釉中彩是七十年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瓷器装饰材料和技法。亦称高温快烧颜料。颜料的熔剂成分不含铅或少含铅,按釉上彩方法施于器物釉面,通过1100~1260℃的高温快烧(一般在最高温阶段不超过半小时),釉面软化熔融,使颜料渗入釉内,冷却后釉面封闭。尽管《中国古陶瓷图典》没有把“釉中彩”同“釉上彩”、“釉下彩”、“釉上、釉下双层彩”并列成类,但实际上已经承认“釉中彩”的存在事实,并且使用了“釉中彩”这个概念。书中关于褐彩、褐绿彩和白釉绿彩的条目中,分别介绍了唐代四川邛崃窑和湖南长沙窑的“釉中褐彩”、“釉中褐绿彩”、和“釉中绿彩”等特色品种。这就说明“釉中彩”这类彩瓷早在唐代已经创烧成功,成为正式的产品。如今在市场上,釉中彩工艺已被用来绘制大路货商品,“釉中彩”的大字广告招牌随处可见,货架上排满釉中彩产品。据说釉中彩之所以时兴有两个原因:一是迎合人们认为釉上彩料会产生污染,而釉中彩不会污染的心理。二是制作工艺并不复杂,坯胎釉上绘彩后再薄薄喷上一层面釉,然后一次烧成。之所以绘彩后喷层薄釉,一是怕彩料不能完全沉入釉中,二是使器物表面更加光平。巧合的是,这种釉中彩又回到了康熙名品“豇豆红”的制作方法,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回转”。 三、釉上彩形式 1、粉彩是釉上彩最具代表性的陶瓷绘画 粉彩又叫“软彩”。粉彩瓷的彩绘方法一般是,先在高温烧成的白瓷上勾画出图案的轮廓,然后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将颜料施于这层玻璃白之上,用干净毛笔轻轻地将颜色依深浅浓淡依次洗开,让画面有层次变化和光影变化,使花瓣和人物衣服有浓淡明暗之感。由于砷的乳浊作用,玻璃白有不透明的感觉,与各种色彩相融合后,便产生粉化作用,红彩变成粉红,绿彩变成淡绿,黄彩变成浅黄,其他颜色也都变成不透明的浅色调,并可控制其加入量的多寡来获得一系列不同深浅浓淡的色调,给人粉润柔和之感。 2、新彩是釉上彩最为普及的一种 旧称洋彩,光绪年间,先自德国后由日本输入开始在景德镇盛行。这种颜料色彩纯正鲜艳,是一种低温釉上彩绘颜料(烧成温度约600℃—900℃)由铜、铁、锡、锰、钴等多种不同金属氧化物制成。颜色极为丰富,其中部分红色系列的颜色中含有黄金。例如绿玛瑙红、珠宝红等。新彩的特点是,绘画程序比较简单,可直接用笔蘸取色料在瓷上作画,表现力较强,可以任意画出浓淡条理,并可随意调配颜色,在画完烧过之后,还可以反复罩色,屡次回炉烧制。恰是因为有了这种洋彩,瓷上肖像画才开始萌芽。解放后,经过一系列的革新和研究,现在我国不仅能自己生产各种颜料而且在表现技法上,吸收我国绘画的没骨法、工笔画法及写意画法,所谓“洋彩”已经失去了它的涵义,因此叫做“新彩”,新彩的颜色较比粉彩的颜色更加丰富。 3、斗彩是釉下彩和釉上彩的结合 是历史上开了这一先河的陶瓷品种。一开始都是以图案画居多,绘画的内容和画面很少,发展到现在的斗彩越来越在探索各种绘画的内容和构图形式,抒发画家自己内心的状态和表现心中所想内容。斗彩的发展将会演变出更多新的斗彩形式,由于釉下彩釉料的丰富,现在的陶瓷从业者都在探索各种釉下彩釉料的装饰和绘画在陶瓷上的效果,大胆创新是他们的精神。由于有的釉下彩釉料有很强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各种变化万千丰富多彩的肌理效果,五彩斑斓的颜色,拥有无穷的装饰绘画魅力,这就是所谓的高温颜色釉。由于其多变的特性,陶瓷画面上会出现丰富的图案纹路,只要陶瓷艺术家经过合理的富有创意的想象,与之配上釉上彩绘,我相信这种陶瓷绘画形式会走得更远。笔者认为创造出新的陶瓷绘画形式要充分发挥装饰材质及其装饰效果的优势和长处,如青花的轻柔淡雅,新彩的明净艳丽,粉彩的粉润柔和,色釉的瑰丽奇特等等,我们可以以其中任何一种陶瓷绘画形式为主,综合利用,有机的结合,这样的陶瓷艺术才会变得更加多彩,而陶瓷绘画形式也会变得丰富,潜力无限,魅力无穷。 作者:陆军 吴文来 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 陶瓷论文:陶瓷印花技术探究 本文作者:郝晓秀、张越 单位:天津职业大学印刷工程系 陶瓷贴花纸分类及印刷工艺 陶瓷印刷技术经过长时期的发展,逐步由效率低的手绘工艺发展到广泛使用的贴花转印工艺再到高科技高耗资的喷墨工艺,热熔胶转印纸与热升华转印纸分别根据其不同的特性在不同的陶瓷印刷技术中起着重要作用。 根据不同的工艺要求与不同的工艺技术,陶瓷贴花工艺可分为釉上贴花和釉下贴花。陶瓷贴花纸是通过印刷工艺把设计的纹样用陶瓷颜料印制在特定纸张上(通常用大膜纸和小膜纸),可以移贴在陶瓷上用来装饰陶瓷的印刷品[5]。贴花纸可分为大膜釉上花纸和小膜釉下花纸,两种贴花纸印刷各具特点,如小膜釉下花纸印刷质量较好,可以印刷较精细的图案,而大膜釉上贴花纸印刷具有价格低廉、可大面积印刷等特点[6]。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目前市场上又出现了陶瓷喷墨印刷,但由于我国的陶瓷喷墨印花正处于兴起阶段,技术还不完全成熟,喷墨陶瓷产品要想成为市场主流,仍需面临价格偏高、技术受限的问题[7],由此来看,陶瓷贴花装饰工艺仍将是未来陶瓷装饰的主要力量。 转移印花技术根据原理的不同主要分为热转印和冷转印(水转印)两种,其中热转印又可分为热升华转印与热熔胶转印。与此相对应,转移印花纸主要可分为水转印印花纸、热升华型转移印花纸和热熔胶型转移印花纸。热熔胶型转移印花纸是通过表面的热熔型特殊涂层将本身的图文信息与承印物相结合。其过程是将热转印纸与承印物充分紧密接触,再通过在纸的背面加热加压,使溶胶图层连同上面的图文一起粘结到承印物上。热升华型转移印花纸的应用需要一种特殊的水性热升华转印专用颜料的配合,其过程是通过喷墨打印机将制作好的电脑数字图文信息打印在转印纸上,再使得转印纸与承印物紧密接触,并对其施加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使转印纸上的特殊墨水升华成气态并进入到承印物分子间隙中,最后凝华成固体,在承印物上形成完整的图文。陶瓷贴花中用到的大膜釉上花纸属于热熔胶型转印纸,小膜釉下贴花纸属于水转印纸,热升华型转印纸目前主要应用于个性化产品转印,就是将自己设计好的图像转印到带有特殊涂层的杯子、盘子、陶瓷等一些器皿上,所用设备主要是烫画机或烤杯机等[8],但由于此类纸张的价格过高,因此还未广泛使用。 不同陶瓷贴花纸的构造及特性 虽然陶瓷贴花纸都在陶瓷印刷过程中起着中间媒介的作用,但是由于针对的工艺技术不同,不同的陶瓷贴花纸在构造及特性上都有自身独有的特点。 大膜釉上花纸和热熔胶转印纸结构有如下几层,它在陶瓷印刷技术中主要应用于釉上彩的制作。1:封面油2:图文层3:PVB图层4:氯乙烯粘合剂5:纸基(主要采用木浆纸)进行釉上贴花的时候,先将印有图文的PVB(聚乙烯醇缩丁醛)层与纸基分离,然后将PVB薄膜浸醇后转贴到陶瓷器皿的釉面上,再经过780~830℃烧结,PVB薄膜碳化分解,彩色图案附着于陶瓷器皿表面,完成陶瓷器皿的色彩转移[9]。釉上贴花纸的生产与使用机械化程度高,生产效率高,价格较低,适合大批量的生产和使用。 小膜釉下花纸和水转印纸(统称为小膜釉下花纸)在陶瓷装饰工艺中主要应用于釉下彩的制作。1:封面油2:图文层3:水溶性胶4:纸基(棉纸与木浆纸制成)进行釉下贴花时,把花纸浸湿贴在瓷坯上,揭去纸基层后,在整个瓷坯上涂上一层透明瓷釉,并覆盖贴花部分,然后将瓷胚在1300℃上下烧结成彩色的陶瓷制品。釉下贴花效果精致,能够有效减少铅镉等有害物质的溢出,但价位偏高,机械化程度相对偏低,主要适用于中高档陶瓷的装饰生产。 陶瓷贴花纸的生产工艺 陶瓷贴花纸制作一般由三大部分完成:一是前期的制版,样品的提供;二是中期的纸张、晒版、色料的准备工作;三是后期的生产印刷[10]。 大膜釉上花纸的生产主要使用的纸基为木浆抄造生产的纸张,并在贴花纸抄造过程中,适量加入印刷适印剂,以便改善纸样的油墨吸收性及网点的清晰性、圆整性和均一性[11]。釉上贴花纸的印刷一般使用高温溶剂型油墨进行丝网印刷。油墨中使用的连接料为固体树脂和溶解树脂的有机溶剂,使用的发色剂是金属氧化物,这直接决定着烧成后的图文彩色色相。为了增加色素的亮度,所用助剂一般为铅玻璃体、低熔点硼。网印陶瓷贴花纸目前几乎占领了陶瓷贴花纸印刷的全部市场,主要是由于网版印刷具有不受承印物大小和形状的限制,墨层厚实、颜色鲜艳、再现性好、立体感强等优点。其主要过程为首先根据电子原稿进行分色,根据陶瓷颜料叠色不变色的特性,主花红蓝绿要分开,红色分三次(浅中深),蓝色绿色分两次(浅深),最后用黑色或灰色线条勾边。经检查符合要求后制作阳图小片,用小版晒版进行手工打样,经烧烤后对样品进行各方面调整,直至符合要求,在送至瓷厂试烧[12]。由于瓷墨的特殊性质,不能进行叠色,因此贴花纸丝网印刷要进行专墨专印的分阶印刷。网印瓷墨和普通彩印油墨一样,也具备纯度、明度、饱和度3个基本要素。衡量陶瓷贴花纸的质量主要是看它是否能准确地再现原稿颜色[13]。 在小膜贴花纸印制过程中,如果在不适当的干湿度下印刷,会出现卷曲或变形等问题,使室内适度达到60%~70%,温度达到22℃±2℃是最佳工艺条件[15]。对于小膜釉下贴花纸网印时可能用到的粉状颜料,因为其容易吸收水分,所以需妥善保存于湿度小的环境中。调制瓷墨前,应先将颜料放入烘箱中进行干燥,干燥温度为130℃。印刷时,每印一段时间后应将丝网中的剩余瓷墨除去,换入新的瓷墨,并清洗印版,把嵌入网孔中的颗粒除去,保证有足够的瓷墨颗粒漏印到承印物上[16]。从设计层面上来看,小膜釉下贴花纸更注重与陶瓷整体外观的搭配。釉下花纸的设计者应重视整体设计的效果,注重陶瓷造型与装饰的结合[17]。 小结 陶瓷转移印花技术的发展带动了转移印花纸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转移印花纸的不断开发也推动了陶瓷转移印花技术的不断革新与进步。陶瓷印花技术是一项发展空间很广的技术,陶瓷贴花纸也是前景广阔的需要不断研发的产品。 陶瓷论文:陶瓷废弃品环境艺术设计论文 1、艺术拼贴法 陶瓷废弃物在物体表面进行有规律或者无规律的铺装就叫做“拼贴”。利用陶瓷废弃物所制作的“拼贴”作品,大多采用陶瓷废弃物中的废弃瓷片,由于这些作品并不会刻意追求整齐性与完整性,我们可以直接利用陶瓷废弃物在碎裂时所产生的不规则的裂痕。利用废弃瓷片所拼贴而成的作品,主要是追求整体效果的完整性,在拼贴手法上比较随性与自由。陶瓷碎片通过“拼贴”的手法再利用于环境设计中,最为直接和直观的例子莫过于建筑墙面拼贴和道路铺设了。西班牙的建筑大师安东尼•高迪,无疑是在环境艺术中运用废瓷片来进行拼贴装饰最典型的代表。安东尼•高迪富有想象力的建筑装饰风格与它独特的拼贴手法与传统意义上的拼贴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拼贴大多釆用专门烧制好的马赛克,边缘非常整齐,材料的成本也比较高。而高迪别出心裁地釆用了天然石材、玻璃碎片以及陶瓷碎片等多种材质,并且保留了这些材质自辦裂的纹理。这种方法相较于传统的“特别定制”成本更加低廉,表现手法与创作出来的图案也更加丰富多彩。废弃瓷片再利用于道路铺设在生活中也比较常见,道路铺设是室外环境设计有机整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说建筑物与景观设施是环境设计的血与肉,那么道路便是其设计的构成骨架。当今的道路不再是为了满足出行需求,也逐渐走入了人们的审美视野。在人流量较少的地方可以适当采用废旧瓷片作为铺路的材料,在满足出行需求的基础上,增强路面的观赏性与个性化,比如在公园小路、小区绿化区等。废弃的陶瓷碎片通过拼贴的手法再利用于环境设计中,为我们的环境带来了不同的风景与情趣同时也体现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升华,同时这些作品也以其独特的魅力带给人极大的视觉审美享受和精神满足。 2、功能置换法 运用功能置换的方法将陶瓷废弃物再利用于环境设计大致意思是:基于陶瓷废弃物固有的形态以及肌理来进行多元化的组合组成新的物件并赋予其全新的功能与意义。许多陶瓷废弃物因为世事变迁导致失去了原有的使用功能,但是设计师可以通过保留、分解、错置、以及抽象还原等手法使其在新的情境下表达新的含义,释放新的动人情绪。陶瓷废弃物通过功能置换法再利用于环境设计大概可以通过三个方法来实现。1)利用陶瓷废弃物的重新组建赋予新物件不同含义与功能。一些陶瓷废弃物虽然没有改变曾经的容貌,却在设计的功能性与审美性的互动以及平衡下,以不同形式,比如说环境设施、小品出现在我们的环境中。这个时候就要要求设计师通过不同的造型语言来来重塑人们对于废弃物的审美认知,陶瓷废弃物在经过功能挖掘、组合拼接之后可以成为附着了不同的含义与功能的绿色怀旧作品,用以提醒人们应该具有环保意识。2)开发创造陶瓷废弃物在原有的使用阶段被忽视的新价值。大部分废弃物都是因为原本与人们的生活太过于密切相关,因而很容易被人们忽视其原有使用价值之外的新价值。如果设计师能够另辟蹊径寻找到新的思维方法,则能以薪新的方式来重新谱写存在的理由。3)以合宜适配的环境,影响受众对陶瓷废弃物的固有审美认知。环境中“垃圾”只是放错位置宝藏,当“垃圾”经过设计师进行再设计之后置于情景合适的环境中,又能化腐朽为神奇,创造新的艺术品。将陶瓷废弃物进行重构所制作的艺术品往往能够带给人别样的审美与感悟。由此看来,当一件物品失去原有的使用功能并不是其生命的结束也有可能是其生命的始。陶瓷废弃物通过利用其形态、颜色、肌理和材质等某一方面突出的优势特征,加上一些小小的灵感与改变,也能产生新的的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功能一但发生了改变,也许曾经的形式特征会更加容易引发人们关于过去的怀念与感慨。这些情感因素更能加深人们对于作品的印象,固化人们的感受。 3、量化组合法 利用物品单体的重复叠加、以不断积累量的形式来达到质的飞越,是产生视觉重点非常有效的方法之一。因此,保留陶瓷废弃物的单体特性、并进行有规律的量化组合,就能以庞大的规模与体量充斥人们的视野范围,强化其在人们脑海中的固有印象。此类设计在各类艺术设计中应用极为广泛,而因瓷片废弃物的量产化与个体差异性给量化组合设计提供了更好的思维空间与更加多样的可能性,在一些公园的景观陈设设计中,我们不妨考虑使用此种方式,不仅可以节省材料,同时还能在景观中独树一帜,成为公园景观的点睛之笔。 4、小结 将陶瓷废弃物再利用于环境设计的前景美好。将陶瓷废弃物作为塑造环境的元素,能够使作品更加贴近自然,并且富有个性,符合现代人们对环境的要求。另外,陶瓷废弃物这种材料相较于传统的材料来说,更加生态环保,顺应时展的要求。最后,陶瓷废弃物经济廉价,正式现在所倡导的节约型社会最好的体现。 作者:言雅琴 陶瓷论文:当代陶瓷艺术品论文 任何艺术作品展现在观众面前的都需要一个物质形式的表达,但作品背后是创作者的思想,这是看不见却是最重要的。作品的根本内容有可能是创作者对某个事物现象的思考,也可能是创作者某一段情感的宣泄和寄托。观念大于形式。陶瓷从制器的狭制中逃脱,更加自由不受拘束,审美和趣味趋向多元化。从而涉足到雕塑、装置等众多领域,丰富了自己又补充了其他艺术门类。随着当代艺术陶瓷逐步走进人们的视野,价格也是水涨船高。综观当代陶瓷的收藏市场,除了个人投资力量之外,很大的成都是靠机构投资者的推动力量。在2009年初,当代油画的价格已经升到了一个制高点。 投资机构开始关注更有升值空间的艺术种类,如当代陶瓷。收藏机构所做的活动不仅仅做收藏活动,他们还做推广活动,旨在向全市场推广和打造明星艺术家,使得艺术家今后的作品也能被市场认可和购买。因此越来越多的陶艺家也开始与画廊签约,通过画廊的推广和炒作,越来越多的陶瓷作品走向市场,走向老百姓的家里面。这样陶艺家不再势单力薄,通过与艺术机构的结合,当代陶瓷市场也得到规范并且成熟起来。事实上,国内也是借鉴了发达国家的模式来推动陶瓷市场,象英国、美国都有大批的投资机构来推动艺术价值的增长。美国主营当代陶瓷的画廊就有不少,中国也有很多的艺术社区,如北京的798,上海莫干山,重庆坦克库,深圳华侨城,里面都聚集了许多知名艺术家和收藏机构。如知名的当代陶艺收藏投资机构———弘品堂陶艺馆,就是专门做陶瓷收藏和投资指导的机构。 陶瓷展览四处开花,各种陶瓷艺术的群展和个展、教育年会的不断举办,各种媒体、媒介在不断涉足报道传播,国际性的展览和交流也日益增多,已具备了开放性和兼容性的良好基础环境。进入这个世纪以来,许多学术的陶瓷艺术展览得到举办。1998年杭州举办了首届《中国青年陶艺家作品双年展》,2000年举办第二届,到如今双年展已经成功举办了八届。2001年北京举办了《首届中国美协陶艺展》,2001年,江苏省举办了《2001中国宜兴国际陶艺研讨暨陶艺展》,2004年《中法文化陶艺交流展》,2005年陕西西安举办首届《国家陶艺教育年会》,2006年举办《第八届全国陶瓷艺术与设计展》,2007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景德镇陶瓷学院师生陶艺作品展》2008年成都举办了《隐藏的和谐———成都2008当代陶艺家邀请展》,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开幕,当代陶艺第一次进入全国美展的展区。 2010年北京举办了《景德镇陶瓷艺术精品展》,2012年12月7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隆重召开了《2012北京国际陶瓷艺术展览会》,通过展览向社会群众传播了陶瓷艺术和其历史文化,规范了中国艺术品市场,加强了国际交流,进一步推动了艺术品收藏的健康发展。另外各地的瓷博会的火热开办也加速了中国陶瓷业发展。还有多个地方的陶瓷艺术杂志书刊热销,使得中国陶瓷艺术品市场人气进一步聚集。 在历史的长河中,陶瓷艺术以其材料的优越性,成为人们欣赏和投资的对象。古时候,他是王权贵族才能享用的器皿和把玩物。后来大量生产使它成为老百姓也能使用的日常用品,曾一度属于工艺美术的范畴。为跟上现代陶艺的发展,它迅速脱离了制器的束缚,直接进入了架上领域,逐步脱离传统观念,建立起了多元的当代陶艺文化现象。我们可以预见陶瓷艺术会在今后的日子里,会产生更加新鲜多彩的面貌。 作者:袁成龙 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陶瓷论文:陶瓷空间美雕塑艺术论文 一、陶瓷雕塑的空间艺术特征 陶瓷雕塑的内涵与外延充分表现出民族及时代的发展特征,属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文化现象。我国雕塑文化底蕴深厚,陶瓷雕塑作品的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其空间艺术特征具体有以下几点:第一,特殊的表现性。现代雕塑较为注重气势和神韵,陶瓷雕塑家在创作时使用夸张、明快的手法,凸显具象化的神韵,并追求一气呵成的艺术感,赋予艺术品深邃的灵魂和强大的表现力。第二,空间自由性和功能性、审美性融合。陶瓷雕塑的功能逐渐强化,审美性则不断弱化,在现实中的使用较为广泛。 二、陶瓷雕塑的空间艺术美 1.无形性及无限性 陶瓷雕塑将空间作为载体展现美感,陶瓷艺术的空间感具有无形性、无限性的特点,空间是其依存的重要元素,艺术家往往利用丰富形式的形体展现出无限的空间形态。陶瓷雕塑家则将空间和形态之间有机结合表现出陶瓷雕塑的艺术效果,充分利用空间展示艺术形体。陶瓷雕塑的形体会使欣赏者获得较为直观、和谐的视觉效果。欣赏者只有先对其形体有充分的了解与认识,才能获得良好的审美效果。 2.深度的内涵 陶瓷雕塑空间美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没有固定的形状,可以任意想象。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构建生活空间,在艺术品中也能够将其不断深化和拓展。人们提高雕塑艺术品能够更加深刻、全面地认识空间美,对其的体会也更加深刻。陶瓷雕塑艺术品本身的材质特性能够有效提升空间美的独立性及无形性。陶瓷艺术品的空间美主要包括两个因素,即自身特质和环境空间的结合。自身特质是指陶瓷雕塑艺术品本身的材质特点,制作陶瓷雕塑艺术品所使用的黏土,在进行烧制前和烧制后形态均极不确定,且不可预见,使得人们对于陶瓷艺术品有了更多的创造空间。环境空间的结合是指艺术品带给人们的想象空间及环境氛围的深度感。空间美是构成陶瓷艺术品的重要因素,能够集中表现主题。其外在的空间要与周围环境保持协调,内在空间则需要和雕塑本身的内涵一致。陶瓷雕塑家通过灵活利用空间艺术,将陶瓷雕塑自身的形体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的美感具有深刻的内涵,艺术效果具有丰富的层次感。 三、结语 陶瓷雕塑艺术作为我国历史悠久的艺术结晶,其艺术空间美是一种深邃的心灵体验,能够有效舒缓人们的心情。其空间艺术具有特别的优势,不仅包含了空间层次美,也涵盖了内涵美。雕塑家利用各种构成形式塑造多样的空间氛围,表现出各种类型的艺术美感。文章仅从一般的角度分析了陶瓷雕塑艺术的空间美,要想真正体验陶瓷雕塑的美感,还需要深入理解其艺术内涵,领会其内在空间与外在空间的关系。 作者:宋志来 陶瓷论文:当代陶瓷雕塑艺术论文 1装饰手法 在陶瓷雕塑艺术的表现语言当中,装饰手法占据着重要位置。不同的装饰手法赋予陶瓷雕塑不同的艺术内涵和表现语言,装饰手法的正确选取,对陶瓷雕塑艺术的最终完成有着深刻影响。一是反借用的现代装饰手法。反借用是当代陶瓷艺术家们对传统装饰艺术的创造性发展,是在传统装饰手法上的创新,刻意追求一定的随机性、偶然性。例如,为了强调作品的多元化和夸张化,通过在泥坯上滴蜡油,形成釉熔液体的不完全燃烧,从而引起釉的收缩和流淌现象,这种方法是为了摆脱传统釉色的单一外表肌理,突破传统的单一与乏味,实现新审美趣味在陶瓷艺术中的呈现。类似种种,都是艺术家们利用反借用等方式对传统的装饰进行创新,使其表现出新的艺术形式。二是材质对陶瓷装饰的体现。材质对于陶瓷雕塑的装饰和最终艺术气质的体现有着直接的影响。例如,在瓷泥的细滑或粗糙就对雕塑整体审美气质有着截然不同的表达,细腻坚实的瓷泥往往塑造了庄严、细致的雕塑艺术,而粗糙松软的瓷泥则表现着质朴、粗放的审美情趣。可见,泥料的质地、干湿程度等因素都会成为陶瓷装饰中的关键点,它们也始终作为重要的表现语言,受到艺术家们的重视。当代陶瓷技艺中,更加注重材料质地的特征,争取将材质的艺术作用发挥到最大,从而为装饰和陶瓷雕塑艺术的成熟增添活力。 2当代陶瓷雕塑艺术表现语言的多样化发展及其表现 当代陶瓷雕塑艺术的发展,其主要表现就是在表现语言上的创新发展和丰富多样。陶瓷雕塑艺术自身的特点就很多,这就为多样化的创作手法提供了条件,使得艺术家们能够接受时展和大众审美需求的变化发展对陶瓷艺术创作提出的新要求,从而实现陶瓷表现语言的多样化。(1)基于传统的写意表现手法。中国画式的表现手法强调艺术品的“神”而轻“形”,这种中国画式的写意表现手法多见于中国传统绘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陶瓷雕塑在表现手法上也深受中国绘画影响,写意式的表现手法始终是我国陶瓷雕塑艺术主要的表现语言。这是当代陶瓷雕塑艺术在表现手法上对我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汲取和继承,从陶瓷雕塑的肌理、造型到审美,陶瓷雕塑艺术都强调着作品的“意境”,这使得雕塑作品更加富有内涵和深厚的艺术魅力,中国画式的写意表现手法,始终在我国当代陶瓷雕塑的表现语言中占据着主导地位。(2)超写实主义表现语言在当代陶瓷雕塑艺术中的发展。超写实主义在我国陶瓷雕塑艺术中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陶瓷艺术对世界先进艺术形式的借鉴和从时代中发展创新的结果。超写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强调作品的逼真、客观和写实,它在陶瓷雕塑艺术中不断扩展,从釉色的使用到彩绘中的应用,写实主义成为当代陶瓷雕塑艺术的主要表现语言之一并不断发展着。超写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丰富了当代陶瓷雕塑的艺术语言,同时也在提高陶瓷艺术性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3在传承经典与时代创新中不断进步的陶瓷艺术之表现语言 陶瓷雕塑艺术的表现,在传统艺术语言与时代潮流的碰撞摩擦中,产生了更多富于创造性和多样性的表现语言,而传统精华与时代创新始终是我国当代陶瓷艺术发展的两大推动力。(1)汲取传统艺术的精华,奠定当代陶瓷雕塑艺术发展的基础。深厚的华夏土地上孕育了丰富的陶瓷艺术和文明,先人们在陶瓷雕塑技艺中的探索和经验,是我国陶瓷雕塑艺术发展到今天仍然值得借鉴的宝贵财富,也是当代陶瓷雕塑艺术发展创新的基础。陶瓷雕塑艺术中的表现语言发展到今天,是取传统技艺之精华而不断充实自身的结果,而要实现陶瓷艺术的更新发展,需要坚持对传统艺术的筛选和吸取,也只有以传统为根基,才能够建立稳固的现代陶瓷艺术发展体系。(2)创新是当代陶瓷雕塑艺术发展的不竭动力。由于时代的进步,大众对于雕塑的审美也发生着持续的变化,陶瓷雕塑尽管是传统文化的产物,但若不与时代要求结合,只会成为单一乏味的艺术形式而被世人遗忘于历史的角落。另一方面,缺乏更新发展的观念,也使得大量粗制滥造的所谓艺术品出现在大众眼前,这大大降低了当代陶瓷雕塑的艺术水准。创新是当代陶瓷雕塑艺术发展的不竭动力之源,从制作工艺到装饰手法,时代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表现语言,若对这些优秀的艺术语言置之不理,将是艺术发展的重大损失。敢于创新、不断增强创新能力,是当代陶瓷雕塑艺术不断丰富、发展的途径。 4结语 陶瓷雕塑作为艺术中的重要瑰宝,吐露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审美也经历着由纯粹到成熟多样的转变。这样的转变要求也带来了陶瓷雕塑在表现语言中的丰富。传承传统和接轨时代,陶瓷雕塑艺术不断汲取着来自各个时间空间中的艺术情趣和美的因素,从而使得我国陶瓷艺术总能够在文化生活中大放异彩。我们也只有在表现语言的探索之路上不断前进,才能够始终保持陶瓷艺术的发展活力,促进现代陶瓷雕塑艺术的更新发展。 作者:冯美莲 单位:妙觉泥塑工作室 陶瓷论文: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论文 一、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的作用分析 陶瓷艺术品的网络营销平台主要是以现代互联网Internet技术为条件,结合网络营销的方式方法,形成陶瓷艺术品的网络营销平台,根据陶瓷艺术品市场特点与消费者的需求等方面,进行陶瓷艺术品的营销活动。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有利于发挥网络技术的营销优势。现代网络技术对于人们的生活、消费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各类网上商城的发展迅速,网上消费量的比重较大,网上购物与消费已经成为人们的重要消费形式之一。因此,陶瓷艺术品的营销活动,可以充分发挥网络技术的优势,结合网络技术条件,结合陶瓷艺术品的特色,加强陶瓷艺术品的网络营销活动,可以获得较好的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效果。2.有利于展示陶瓷艺术品。相比较于陶瓷艺术品实体店的形式,陶瓷艺术品的网络营销平台可以较好地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的速度、图像等技术条件,在网络平台上较好地展示陶瓷艺术品的特色、信息等,实现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消费者可以依托电脑等,了解陶瓷艺术品,较为便利地选购相应的陶瓷艺术品。通过陶瓷艺术品的网络营销平台,可以较好地展示相应的陶瓷艺术品,提高陶瓷艺术品的网络营销活动的效果。3.减少陶瓷艺术品的经营成本。利用网络平台开展陶瓷艺术品的营销活动,可以运用网络技术的优势,通过加强网络平台的管理,可以有效地减少陶瓷艺术品的经营成本,例如,实体店的店面租金、运营费用等等。因此,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的运营,有利于减少陶瓷艺术品的经营成本,获得相应的陶瓷艺术品经营的经济效益。 二、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创新的措施分析——以紫砂工艺品为例 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创新,主要是以网络技术构建的陶瓷艺术品宣传、展示、促销、流通、销售等为内容,围绕陶瓷艺术品的主要特点与特色,不断提高陶瓷艺术品的网络营销效果,促进陶瓷艺术品经营效益的提高。结合紫砂工艺品为例,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创新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积极运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开展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陶瓷艺术品的网络营销平台,必须充分运用先进的网络技术资源与技术条件,根据消费者对于陶瓷艺术品选购的需要,借鉴现代网上商城的成功经验,创新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的方式方法。对于紫砂艺术品而言,网络营销平台的运营,需要充分结合紫砂艺术品的特点,能够借助于网络营销平台的作用较为全面地宣传、介绍紫砂艺术品,使得消费者能够较为清楚地了解紫砂艺术品的特色、工艺特点等方面的内容与信息,开展高效的网络营销活动。依靠先进网络技术的运用,能够较好地提高陶瓷艺术品的网络营销的技术水平,促进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的创新效果,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陶瓷艺术品的网络营销平台创新,需要及时把握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与陶瓷艺术品市场竞争的状况,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把先进的网络技术有效运用到陶瓷艺术品的网络营销活动中,获得较好的网络营销平台创新效益。 2.重视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的客户关系管理。陶瓷艺术品作为艺术品的范畴,属于选购品,相比较于生活必需品而言,其消费者群体具有一定的特点。因此,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需要重视消费者管理,提高陶瓷艺术品的客户管理水平。陶瓷艺术品的网络营销平台创新,需要重视消费者从传统的选购方式向现代网络选购方式的转变,能够积极运用现代网络技术条件,加强与陶瓷艺术品消费者的沟通与交流,加强陶瓷艺术品的客户关系管理,在网络营销平台中实现陶瓷艺术品商家与消费者之间良好的关系,促进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效果与效益的提高。对于紫砂艺术品而言,需要重视网络营销活动中的紫砂艺术品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客户关系管理,通过网络营销平台搭建的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沟通交流平台,实现商家与消费者之间较好的供需信息交流等,从而能够促进紫砂艺术品网络营销中的客户关系管理水平的提高,获得较好的紫砂艺术品的网络营销效益。 3.加强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管理。对于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自身而言,需要重视网络营销平台的运营效率与效益,重视平台管理水平的提高,才能够更好地体现陶瓷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创新的效果。例如,对于紫砂艺术品的网络营销平台创新,需要结合紫砂艺术品的营销宣传、销售、市场交易等网络技术管理的要求,提高紫砂艺术品的网络营销平台管理水平。网络营销平台的管理水平体现其创新水平。一方面,要实现消费者在网络营销平台上面获得较为客观、合理的紫砂艺术品的商品信息,避免虚假商品信息,保证紫砂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的信誉度。另一方面,需要注重紫砂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的技术、信息等管理,使得商家与消费者能够较好地实现紫砂艺术品网络平台的销售与购买,获得消费者的认可,从而提高紫砂艺术品网络营销平台的运营效率与经济效益。 作者:赵云 梁攀 单位: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
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数千年来,茶与茶文化推动着我国社会文明的不断向前发展,也丰富了全世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长期以来,人们将中国的茶文化视为道德品质的守护者,思想智慧的传播载体和健康生活的引领者。合理的引入到中小学教育当中,可以对当代中小学生的道德教育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是对传统教育方式的一种有益补充。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除了要注重本身语言教育效果之外,合理的导入文化背景教育,对培养学生的语言素养,树立中小学生的文化自信同样至关重要。中小学阶段,学生还处于未成年人,其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心智尚未健全,对事物的认知好奇心重,辨别能力不强,总结能力差,容易形成片面化印象。因此,在中小学英语教学当中合理导入中国的茶文化,有利于提升学生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在激发英语学习兴趣,拓展文化视野的基础上,更好的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所在和价值内涵。 1中小学英语教学目的 相对于高中阶段,中小学生的学习压力要轻一些,在此阶段开展英语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孩子们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和基本的英语语言素养。总得来说,在中小学开展英语教学的目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激发学习英语的兴趣和热情 在小学阶段,学生没有升学压力,是开展英语教学最佳的启蒙期和兴趣挖掘期。形式新颖的英语教学模式,可以活跃小学生们的思维,更好的激发他们学习英语的兴趣。到了初中阶段,尽管英语教学的应试目的性更强些,但仍是开展兴趣教学的最佳阶段,一些英语基础差的中学生,仍可以在初中阶段发挥潜能,培养学习英语的兴趣,并保持学习英语的劲头,进一步缩小和英语基础好的学生之间的差距。 1.2保持提高英语学习的自信心 中小学生的心理特征,直接决定了其日后英语学习效果的好坏。在此阶段,学生一旦对英语学习产生畏惧或自卑心理,失去了继续学习的兴趣,将会对将来的英语学习,产生致命的严重影响。因此在中小学阶段,树立学生学习英语的自信心,保持学习英语的自信心尤为重要。在此阶段,要重视学生基础的英语语言素养,通过各种形式的口语训练,让学生“敢于张开口”进行口语交流,这对学生树立学习英语的自信心,形成良好的英语学习氛围有着重要的作用。 1.3训练口语和英语交际能力 在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当中,音标学习法极容易导致学生在没有学习英语之前,就产生了对英语学习的畏惧感。正是意识到这一弊端的出现,中小学生的英语学习模式也再进行着改善。目前,我国大部分中小学阶段的英语教育,都是以交际型教学法和情景教学为主要方式进行开展的,将英语的听、说、读、写放在首位,避免了传统的“翻译式”教学。其目的就是为了塑造一个良好的英语学习氛围,营造融视、听、说、写为一体的语言环境,锻炼中小学生英语的实际运用能力。 1.4扩展中小学生的文化视野 到了三年级以后,随着小学生对事物认知的心智不断成熟,对外界的兴趣也在不断增加,他们对一切冲满了好奇心,渴望了解熟知范围之外的新鲜事物。在此时加入母语之外的语言学习,更容易引发他们学习的兴趣和探索的欲望来。中小学开展英语教学,不仅仅是为了打下良好的英语学习基础,还是为了在提高学生英语能力的同时,对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宗教信仰、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有一定的初步了解,扩展孩子的文化视野,引发学习英语的兴趣。 2中国文化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缺失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英语我国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本土化特征,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的越来越明显。其实,这也是英语传播的主要特性之一。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英语一旦在某一地区被采用,无论其目的是科学、技术、还是获得名望、地位或是现代化,它就会经受一个再生过程,部分上是语言的再生、部分上是文化上的再生”。由此可见,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导入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事实上却是,我国的中小学英语教学,在传统中国文化上的体现却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中国文化在中小学英语教材中的缺失 纵览我国中小学英语教材,无论是南方省份还是北方地区,多少都存在中西文化失衡的现象。在英语教材中,依然选取的是以西方文化为主的场景素材,甚至一些的确为了迎合将来的中考和高考,直接将纯正的英美中小学教材直接引进。例如“How are you?I'm fine,than kyou,and you?”的场景英语教学,已经在中小学英语教材中存在了近四十年之久。在英语教材中,过多考虑的是英语纯正的英美味道,在语言表达中渗透出十足的英美文化气息。殊不知,这样将会使得中小学生更加关注西方文化,而忽略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很多中小学生,能够很轻松的用英语表达西方的生活场景,但用英语来描述中国东方传统文化内容,却显得捉襟见肘。中小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对他们英语素养培养的过程,同样应该照顾到中国文化的传承。我们的广大教育者应该认识到,借助英语这一语言体系,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在世界文化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并保持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2.2教师队伍实力欠缺本土文化意识淡泊 教师的教学工作有两重作用,一个是教学工作的主导者,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文化的传播者。然而在实际教育中,大多数英语老师只意识到教学工作主导者的重要性,对文化传播者的教师内涵理解相对比较淡漠。党的十九以来,我国再次将树立文化自信上升到国家的战略高度,因此,如何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中国的本土化文化内涵融入到中小学生英语教学过程中,是每一个英语教学工作者值得深思考虑的问题。反观我们的中小学英语教师队伍,其英语素养和英语知识的获得,是通过书本教条化的知识传递来实现的,对中小学生英语教学的开展,也都是延续了几十年来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进行单纯的“语言教学”,而忽略了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文化感知能力和文化敏感性的培养。其产生的后果和外在表现,就是教学内容和主流文化的距离越来越远,英语教学内容与实际应用间严重脱轨,与文化融合、协同进步的社会发展理念背道而驰。 2.3传统文化在中小学生中的意识欠缺 中国传统文化在教材中的欠缺,导致的一个直接现象就是,当下不少中小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淡漠,甚至是排斥。相反,他们对舶来的一些洋节,如万圣节、圣诞节、情人节等却非常感兴趣。他们喜欢吃披萨、汉堡,反而对中国的传统食物饺子和月饼却提不起兴致来。随着外来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这种现象在中小学生的身上体现的越来越明显。诚然,引进外来文化,让中小学生了解外来文化是十分重要的,但一味地盲从和崇拜外来文化的做法,却偏离了现代教育多元化的初衷。我们在积极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同时兼顾到中国传统文化在教学领域中的渗透。作为中小学的英语教育工作者,不但要重视英语语言特性上的讲解,还要关注英语教育的价值取向,在不影响外来文化准确传播的前提下,加强本土文化在外来文化中的导入和渗透,培养和帮助中小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培养和树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 3传统茶文化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导入路径 中国的传统茶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充分融合了我国儒释道三家文化体系的内涵和精髓,是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智慧的结晶和体现,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智慧法则。至今对人们的思想道德行为,还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中小学英语教材中导入中国传统茶文化,对平衡中西方文化比例、树立中小学生的文化自信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明确了中小学生英语教学的目的,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不足之后,本文将提出以下几条建议,希望能为中国传统茶文化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导入和应用,提供些许理论上的帮助。 3.1优化英语教材导入传统茶文化知识 英语教材是英语教学的核心工具,是文化的载体,同样也对中小学生的价值取向起到了引导性作用。我们的英语教材编撰者,既要包括语言和翻译专业人才,还应该有中西方文化的研究学者。通过集思广益,通力协作,进行合理的教材内容设置,平衡中西方文化在教材中的体现。在教材编写内容上,增设对中国茶文化的文章和内容,由浅入深的给小学生介绍中国茶文化的内涵所在,从而实现在跨文化视野下,提升用英语来表达中国茶文化的意识和能力。在跨文化交际的角度下,让中小学生更好的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灿烂所在。 3.2扭转教学思路增加教师茶文化素养 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是培养优秀英语人才的根本条件。教师自身的知识构成和知识素养,会对学生产生无形中的影响。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导入茶文化,首先要求我们的教师队伍要扭转教学思路,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形成自己坚定的文化立场和信仰。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传统茶文化进行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对茶文化中的一些特有名词进行科学的翻译,并传递给广大的中小学生们。此外,还要对西方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在跨文化的角度上,对中西方文化进行对比和深刻理解,客观公正的看待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引导广大中小学生,树立平等的文化交际意识。既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又能在超越文化狭隘界限的基础上,合理认识并解决文化冲突,从而实现不同文化的融合。 3.3拓宽教学渠道实现传统茶文化融合 拓宽教学渠道,同样是现代教学改革的一个方向。传统的填鸭式课堂灌输教学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当代的教学目标。开辟多种丰富的教学模式,能够很好的将中国的茶文化引入到英语教学当中。如在课堂上播放包含中国茶文化的英文电影片段,以茶作为载体,可以让学生们直观的感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再如利用多媒体数字手段,互联网的技术,让学生们更为直观的、全面的了解中国的茶,了解中国的茶文化内涵,认识中国茶文化在英语环境下的改变和发展。从而实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增强中小学生对中国茶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 4结语 一再强调,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处的精神需求。中国的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不断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中小学阶段,是一个人心灵最纯洁的阶段,也是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最好的阶段。在中小学英语教学中,除了要进行基础的语言教学工作外,还要兼顾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和融合,从而能为中小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培养坚实的文化自信做出应有的贡献来。
政治哲学论文: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和制度层面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提出以对象性活动的主体代替绝对精神主体,以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取代伦理国家在纯思想层面对矛盾的调和,其现代性批判思想达至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一批判的同时也展现了马克思批判近代自由主义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 一、主体性的生成与现代性批判的出场 “个人自我意识的理性主体”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一般说来,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的”。这一原则体现了前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根本差异。在前现代世界,人们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秩序的一部分。在某种情况下,这是个宇宙秩序,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人类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天使、天体和我们的世人同侪共舞”。因此,人自降生起便在社会世界中有了一个确定不变的位置。现代主体通过怀疑这些秩序,切断获得安全感的始发纽带,赢得了自我意识内在的理性独立性和自由。“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它们在哲学中表现为这样一种结构,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抽象主体性和康德哲学中绝对的自我意识。这里涉及到认知主体的自我关联结构;为了像在一幅镜像中一样,即‘通过思辨’把握自身,主体反躬自问,并且把自己当作客体。”在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及其内在自我意识的结构由此构成现代社会的规范源泉。 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代表了人类理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西方文化的改弦更张,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开始得到有效辩护和论证。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危机和挑战。从哲学史上看,“黑格尔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主体性原则不仅造成自然与精神、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判断力与想象力、自我与非我、有限与无限、知识与信仰等在哲学上的对峙,而且它本身就体现为对象性逻辑的统治一体化原则。在黑格尔看来,出现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启蒙时代错误地把知性反思放在理性的位置上,建构了一个虚假的“理性偶像”,进而将有限上升为绝对。反思哲学的无限实际上是由知性设定的,是一种否定有限的恶无限。为了能够“保存分离的成果、自由的理性意识,与此同时恢复统一,即恢复与自然、社会、上帝和命运的统一”,黑格尔提出用“理性”取代“知性”。在他看来,哲学是理性的事业,只有理性才能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才能替代宗教成为现代社会一体化的力量之源。“理性的使命就是使对立实现和谐,并在一个真正的统一体中扬弃对立。理性使命的实现,同时就意味着重建人的社会关系中所丧失的统一体。”可见,黑格尔不仅积极评价了近代哲学确立的理性自我意识的权能,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带来的人的自我分裂,社会一体化力量的匮乏,并力求用理性、精神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克服主客对立。 在制度层面上,黑格尔指出,近代市民社会体现了“知性反思”原则。它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作为特殊的人”本身是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这个原则同时也是近代国家原则,近代国家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个原则。在古代国家,主观目的与国家的意志完全一致,特殊性还没有解除普遍性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其二,“普遍性的形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中介。每个人通过他人的中介才能达到其目的,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的正当需求。特殊目的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但这一形式只是抽象的知性形式,无法解决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离。“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 如何超越这种状况?如何取得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和解?教育(包括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警察和同业公会及海外殖民都是调节特殊性与普遍性冲突的形式,但在黑格尔看来,它们最终都局限于有限的目的。真正能克服这一弊端的途径在于市民社会自身的辩证运动中,它会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而过渡到伦理国家。黑格尔的国家观究竟是保守的,或是自由主义的,或是革命的,或是极权主义的,这是人们争论最多、误解最多的领域之一。严格说来,黑格尔的国家指的是伦理国家、有机国家,与古希腊实体性的伦理国家和近代契约国家相区分,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标签所能概括的。 首先,黑格尔不赞同近代契约论的国家观。他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绝不可能最初作为一个个人而获得,它只有作为从一个人的最初环境为起点的区分过程的结果才可能出现。而“个人权利”这一市民社会话语,只有在家庭开始解体的时候才出现。个人、个人权利不可能先于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是个人简单的集合体。国家是社团(‘associations)的联合,而不是个人的联合。其次,黑格尔反对将国家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把国家的使命仅仅看作是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的工具,把单个人本身的利益看作这些人结合的最终目的。最后,黑格尔反对将国家的各环节机械地割裂开来,国家应被理解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体整体,各环节既同一,又相区分。 因此,黑格尔的国家是伦理实体,但同时又是主体,是实体与主体的统一,也是特殊与普遍的统一。“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的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的原则中保存着这个统一。”这样一种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是政治共同体和个人自我表现的完美统一体,“但具体自由在于,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获得它们的完全发展,以及它们的权利获得明白承认(如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那样),而且一方面通过自身过渡到普遍物的利益,他方面它们认识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认普遍物作为它们自己实体性的精神,并把普遍物作为它们的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 黑格尔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试图在政治制度层面上诉诸于伦理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裂。这是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最为系统的批判。因此,“他的政治思想不仅构成自由主义批判的持久资源,也成为自由主义内部修正、自我批判的重要资源。19世纪后期社会自由主义的修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由主义的重建,直至自由主义在当代复兴过程中,黑格尔政治思想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黑格尔不仅深刻认识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对于人成长的必要性,认识到复兴古希腊政治理想的虚妄性及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的巨大意义,而且也洞察到主体性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并努力从哲学原则和制度批判层面探寻社会和谐发展的可能路径,成为最早辩证对待现代性的思想家。不过,作为整个西方理论哲学传统的“代言人”和近代思辨形而上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并没有真正克服“断言的天真”、“反思的天真”、“概念的天真”。因此,仅仅停留在近性主义传统内部,想在主体性原则内部来克服主体性很难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或许能这样说,黑格尔试图统一古代与现代、异教的主人和基督教的奴隶、古代的武士与现代的劳动者 、以公民献身精神为基础的城邦和以私人利益的满足为基础的社会,但他努力的结果与其说实现了这种统一,不如说留下了两极之间的紧张关系或一种不稳定的平衡。”黑格尔努力追求的古代与现代的调和,实质上牺牲了现代性。在黑格尔之后,“寻求如何在保留‘个人主体性’的积极成果的同时,克服‘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分裂的途径,便成为现当代哲学发展的重大脉络之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此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思考和推进。 二、对象化活动原则的提出与马克思哲学主体性的变革 在黑格尔看来,由于康德从单一的自我意识这一预设的前提出发,没有考察自我意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主体性在康德那里归根到底是抽象的、形式的,缺少鲜活的内容。“自我意识的本质”指的是真实的、普遍的自我意识,即一个自我意识对一个自我意识。从真实的自我意识出发,黑格尔提出了自己的“精神”之学。“精神是这样的绝对的实体,它在它的对立面之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中,亦即在互相差异、各个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里,作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 要成为真实的自我意识,不仅仅意味着单一的自我意识不能作为哲学的最初出发点,而且意味着它只有进入社会历史中才能实现自身。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克服自我分裂、自我异化而自我实现的历程,也是精神不断怀疑自身、否定自身而趋向自由的历史进程。在黑格尔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因此,绝对精神不再是僵死的实体,而是活的实体,它能建立自身的运动,自己是自己的中介并最终扬弃历史回归自己。 马克思在《手稿》中积极评价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体现了《精神现象学》最后成果——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它并没有真正解决近代主体性的弊病。 首先,人的自我产生过程必须要有一个承担者、主体,但主体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即神或绝对精神,它是作为结果登场的。现实的人和自然界不过是其“谓语”和“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一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 其次,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因此,精神的真正形式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在黑格尔看来,语言是思想的产物,只能表示共同的意谓,凡是语言所说出的都具有普遍性,普遍概念包含着事物的价值,亦即“本质、内在实质、真理”。尽管他强调哲学思考要回到事物的“具体概念”,要把握具体内容,但他的逻辑学仅仅处理本身已是“一种概念的特殊性”。因此,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活动就成为“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 最后,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一自我意识,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因此,“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这暴露出黑格尔思想中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不仅如此,在黑格尔看来,重新占有人的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还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存在物,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 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最早以感性的对象性原理来对抗黑格尔的“醉熏熏的思辨”。在他看来,主体存在的现实性乃在于对象性,它被概括在两个命题中:(1)没有了对象,主体就成了无;(2)主体必然与其发生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但由于费尔巴哈错失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内容,最终陷入抽象的感性直观之中难以自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费尔巴哈没有真正离开过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没有走出近代主体性的困境。 马克思认为:“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是进行对象性活动的,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字体:大 中 小] 基于此,我们能够毫无例外地发现: 其一,人是作为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而被视为主体的,也就是说“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之外的这些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本质力量不可缺少的重要对象。如果一个存在物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就不能同自然界打交道。“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因此,人的主体性首先是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人的激情、热情确证了这一点。 其二,人不仅仅作为对象性存在物而存在,对象性存在物进行的是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就此说来,人的主体性不会是意识在其纯粹活动的内在性中做出设计,然后转向对象之创造,而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自我肯定,表现为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设定对象又必然与之共为一体的发展过程。 至此,人作为主体及其主体性,在马克思的哲学境域中得到了切近的领悟。马克思的洞见在于,人的主体性赖以存在的根基乃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人的主体性只能从感性活动或实践方面去领会。这种对黑格尔主体性思想的批判,既是对现代性的犀利批判,也是对自由主义哲学基础的有力批判。 三、市民社会批判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向度 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退守书房,广泛阅读了近代政治学、历史学的经典文献,并系统研究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开始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矛盾,但黑格尔只是假定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一致性,满足于从表面上解决矛盾,但马克思认为,“在市民社会中以及贯穿整个市民社会最重要的因素是私有财产。因此,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以及先于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决定国家”。尽管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讨论了私有财产的各个方面,但他“是在人类需求的语境下理解它的法律重要性,没有抓住它在市民社会中起着驱动力的深层作用”,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把黑格尔局限于法权的私有财产分析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指出,保护私有财产的自由是政治解放的结果。政治解放确立了人权,但“任何一种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因此,政治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解放。尽管政治解放是一大历史进步,但这种解放是把大多数无 产者排除在外、剥夺大多数人自由的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阶级的解放。自由这一人权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分隔权利,它还不是一般人解放的最后形式。马克思追求的是彻底的人类解放,要实现这点需要“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他只是满足于表面上解决市民社会问题,而且在于他没有真正突破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国家实质上是“虚幻的共同体”,在根本上代表的是市民社会中“私人”即资产者的特殊利益。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研究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指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国民经济学家能够“认出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虽然国民经济学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出发,但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高了一切。由此可见,“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曾在研究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劳动原则的积极价值,但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这并不是意味着黑格尔没有注意到现代劳动带来的问题,即使马克思没有读到他早期的手稿,但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指出,劳动分工在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本身的异化,突出体现为现代生产中机器代替了人的劳动;随着劳动的普遍化和与之相联的社会关系普遍化,“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化可以产生最大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因此,马克思不可能不注意到黑格尔的上述论述,但他认为,黑格尔劳动观的真正局限性在于他仍然“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未能真正展开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未能超越古典经济学的视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只注意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当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生命权高于财产权,生命的价值高于财产的价值;认为对于更高的目标国家来说,无论财产权和生命权都可放弃。可见,黑格尔批判了被神圣化了的私有财产,从而自觉地同古典经济学保持了一定距离,但是他并没有否定一般的私有财产。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依赖于私有制或者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其实质是异化劳动的结果。换言之,工人性质的人是私有财产的最终来源,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客观后果。“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因此,共产主义扬弃异化劳动,也就意味着要扬弃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让其成为人的财产,为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服务,而不是成为主宰人的异己力量,“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超越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并非一个社会学或政治学的价值中立的概念,而是一个对‘自由何以可能,与‘我们究竟希望什么’作出明确回答的规范性和价值性的概念,它所指向的是‘合乎人性’的、人的自由得到真正实现的社会政治制度”。它表达了马克思旨在通过“社会政治制度规范模式”解决现代性中心问题,即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的分裂的努力和希望。 马克思在表达这一社会理想时,有时采用了费尔巴哈“类”概念,后者也强调要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实际上,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社会”、“类”概念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于费尔巴哈,因为马克思是从分析“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入手来解决劳动异化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在扬弃“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才会生成新的合乎人性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只是达到对市民社会的直观,没有提出改造市民社会的新任务。这再次提示我们,如果马克思没有完成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批判,他是不可能真正克服其现代性批判的局限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原则和制度层面对现代性展开了双重批判,它不仅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而且也展现了马克思对近代自由主义批判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这一批判尽管还未完成,但它已经预示马克思政治哲学致思的新方向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中的平等观探索 自然天赋本身虽然被第一原则所保证,但天赋的分配应该具有公共性,因为人是群居动物,具有类本质,每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中,个人身体的成长、智力的开发都受小到家庭大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离开社会合作体系,人们将举步维艰,而个人天赋作为集体的结晶则散布在人们中间,因此,对自然天赋的分配理应赋予公共性。社会的链式联系是差别原则的另一个立论基础。罗尔斯假设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合作状态,并用“贡献曲线”假定了社会合作的互利性。在链式结构中,人们被划分为处于不同地位的阶层,由于社会合作,他们的利益处于链式联系中,各个阶层在相互合作中共同促进利益的增加。在这个紧密相连的链条中,处于有利地位的阶层从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更容易获得利益,有更好的生活前景。那么用什么为这种最初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辩护呢?只有让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通过制度调节使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才能解释其合理性。社会处于链式联系中,在平等条件下,处于有利地位的人比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有更大的优势,当最有利者获利时,最不利者未必获利。但政策向最少受惠者倾斜后,处于链式联系中的中等条件者和上等条件者由于自身的优势依然会获得利益,于是社会的所有阶层都会获利。2.差别原则的三个平等倾向罗尔斯概括了差别原则体现的三个平等倾向,即补偿性、互惠性和博爱性。首先,补偿性是对弱者的补偿,以拉近强弱之间的距离。它改变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功利主义目标,使整个制度不再热衷于效率优先和精英治国,而更多地惠顾不利者,寻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使社会的整体目标体现平等。其次,差别原则是一种互惠原则。这里的互惠性是指社会结构中各阶层之间具有互惠互利的倾向。互惠的理由发轫于社会合作体系,每一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的链条中,差别原则为合作体系提供了一个自愿的平台,公平正义原则满足了人们天然的公平感,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自我感觉平等的前提下才愿意加入该体系。第三,差别原则用平等的维度解释了博爱原则。罗尔斯认为:“博爱的理想被认为是想在一个较大的社会成员之间建立那种不现实的联系带……看来,我们最确信是正义的那些制度和政策满足了博爱的要求,至少是在它们所允许的不平等有助于较不利者的福利的意义上。”[2]106博爱所惠及的对象应该是所有社会成员,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最少受惠者是博爱之光最难照耀的地方,他们缺少改善生活的手段,需要社会制度的倾斜。差别原则满足了博爱的要求,它的立足点是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博爱有了理论支撑点而摆脱空泛的道德空谈。因此,差别原则是对博爱的一种解释,体现了平等倾向。 平等的划分与实现顺序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体现了平等的不同倾向,其中把正义原则放在词典式序列中体现了他对实现平等路径的独特思考。平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当代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认为:“平等乃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它所指的对象可以是政治参与的权利、收入分配的制度,也可以是不得势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它的范围涉及法律待遇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人类基本需要的平等。”[3]用不同角度观察平等,其含义不尽相同,按领域可划分为政治平等、社会平等、经济平等;按范畴可划分为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按程度可划分为绝对平等和相对平等。平等的评价标准也可以分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 (一)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平等的最基本分类是按领域划分的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是人们平等地享有一切政治权利,它是人类迈向现代文明的关键一步。它优先于其他平等,政治平等大抵相当于罗尔斯第一正义原则。第一原则优先于后面的原则,并进行词典式排列。所谓社会平等是指机会的平等,相当于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这种平等排除了出身、性别、宗教的差异,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公平的机会,它的范围遍及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政治平等是宪法确认的硬性规定,那么社会平等渗透到生活的各个细节,它植根于人们行为习惯中,渗透在人们的意识里。经济平等是指人们平等的分配财富和资源。如果政治平等是拥有政治一系列权利的资格,社会平等是拥有平等的机会,那么经济平等是实质意义的分配平等,它直接关系到每个人切身的利益。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就是鉴于经济平等的意义而提出的。三种平等分别可用罗尔斯的三条正义原则表示,它们不但内容不同,代表的价值不同,实现顺序也有差异。政治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前提,经济平等只有在实现了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才可能完成,这是因为:(1)政治权力在调解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实现政治平等的优先性。所谓政治权力,“它是某一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4]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政治权力具有强制性,它是权力主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权力客体并使之服从的能力。第二,政治权力具有专业性,它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充当相应角色。第三,政治权力具有自主性,一旦产生,权力主体便难于驾驭。由此可见,政治权力的特征决定了它能承担起社会资源二次分配的职责。正是由于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专业性和自主性,人们只有平等地拥有权利,才能有效地对权力进行监督,政治权力才能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只有理性之花方能结出善良之果,用理性的权力支配社会、调节经济,方能获得优良的成果。(2)政治不平等会孵化出特权阶层,从而造成社会、经济上更加严重的不平等。权力是支配、占有资源的强有力手段,掌权者会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各种社会资源。除了腐败和寻租,掌权者还会设计出为自己牟利的政治制度。因此,政治平等是规范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政治平等是其他平等的前提。如果没有实现政治平等而一味追求经济平等,这种经济平等起初是表面的,之后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的、绝对的。因为政治平等消除了政治上的特权阶层,社会平等打破了身份的限制,政治权力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社会机会在平等的条件下向社会开放,经济平等才可能完成,如徐友渔所言:“政治自由不可避免地通向经济平等,即使我们只承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会导致再分配式的平等政策。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下,决策的结果最终由一人一票的机制决定,大多数民众的平等要求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政治平等即使不能在政治哲学家那里得到理论理性的证明,也能通过投票程序得到合理性的证明。”[5]因此,只有处于社会最不利者打破统治者对权力的垄断,实现自身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权利,最不利者才拥有反抗不平等的坚实后盾。(3)从实现的难易程度来看,政治平等最易实现,其次是社会平等,经济平等实现起来困难最大。因为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可以通过国家颁布法律实现,它是一种资格,具有形式意义。而经济平等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具有实质意义。政治平等是一种通过普遍赋予的方式给予全体人民,而经济平等必须以不平等的方式实现。因为政治平等是一种资格、一种权利,可以通过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救济机关保障。而经济不平等是一种常态,人们的天赋不同,获得的收益自然不同,而人们的天赋又不能平均分配,因此需要国家用强制力进行二次分配,通过增加弱势群体的 教育、增加富人的累进税和遗产税来调节二次分配。它的实现首先是对有利于弱者不平等的承认,就像罗尔斯差别原则所设计的,使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4)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设计了两个优先原则。“我们也许能把原则放入一种词典式的序列中去。这是一种要求我们在转到第二原则之前必须充分满足第一原则的序列,然后,在满足第二原则之后才可以考虑第三原则,如此类推”[2]42-43。为了说明第一正义原则对第二正义原则具有优先性,罗尔斯指出,基本自由保护了人们的切身利益,而这些切身利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罗尔斯还引出了个人与社会合作的概念。他认为,社会合作总是为了相互利益而进行的,这意味着它涉及到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一种共享的有关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为‘通情达理的’;另一个因素是指每个参加者的合理利益,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之为‘合理推理的’。有关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应当是共享的、一致的,而有关每个成员自身合理利益的观点则是容有广泛差异的。社会的统一性不是在于后者,而是在于前者,即在于所有个人都同意合作的公平条件”[6]。罗尔斯从达成社会合作的角度来确定两个原则的优先性。人们为了相互利益进行合作,首先考虑的是切身的社会利益,以政治平等为代表的基本自由正是人们切身利益的表现,满足这一利益之后才考虑合理的利益,即经济平等。社会的和谐首先是切身利益的满足,之后才是合理利益的分配。由此可见,罗尔斯对两个优先性原则的设计论证了政治平等优先于社会平等、社会平等优先于经济平等的实现顺序。 (二)第一部分表达的是一种形式平等,第二部分表达的是实质平等,罗尔斯这里又设置了一个优先原则,两个部分按照一种词典式的顺序排列,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也就是说形式平等优先于实质平等,当形式平等的所有条件都满足后再去实现实质平等。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表达着不同的含义。形式以规则、程序的方式表达出来,形式平等就是规则的平等、程序的平等。当然,程序、规则公平的实现需要一定条件,首先,程序、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表达的就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公职和职位公平地向所有人开放是程序正义的背景,“公平机会原则的作用是要保证合作体系作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除非它被满足,分配的正义就无从谈起,即使在一有限的范围内”[2]88。其次,程序和规则必须被严格执行。树立法律权威,法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了自由,做法律的奴仆”,这是纯粹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内在精神。形式平等既要保证形式框架内每个人的平等,也要确立形式本身的权威。只有这样,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才能实现,形式平等才能落实。另外,实质平等体现的是利益的平等。人们的自然趋向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源,人是千差万别的,天赋、能力、性格、旨趣等方面的差别是难以抹去的,从任何平等的水平基点看,差异都是无法回避的。要缩小差距就要用一定的外力进行干涉。差别原则在承认差别、承认不平等的基础上把外力的干涉定格为追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上,以此保证实质的平等。从价值哲学角度看,形式平等体现的是对人类整体价值的评价以及对抽象的人能够实现价值的肯定,但是当把人还原为具体的、一定历史条件下鲜活的个体时,每个人实现价值能力的差异便显现。作为人类整体的价值与作为抽象的、整体意义的人的价值是有区别的,正如李德顺所述:“承认人的价值是普遍平等的,这是人的尊严所在。就是说,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的先天或自然的条件,而是取决于人在自己社会关系中的选择和创造。但并不等于说,任何人都有普遍相投、毫无差别的价值。恰恰相反,愈是权利和起点平等,就愈是会出现事实结果的差别。人与人相比,由于能力条件等不同,在同质价值上必然会有量的大小、深浅、久暂的差别。”[7]实现价值的量即为实质平等。形式平等总表现为抽象意义的人,而实质平等为具体鲜活的人。但抽象的人和具体的人并不矛盾,他们是构成人的两个维度,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也是观察平等的两个维度。总之,形式平等体现起点平等,实质平等体现结果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指的是起点平等,而差别原则保障的是结果平等。两者其实存在一定的二律悖反,如果仅考虑到起点的平等,那么由于人的个体差异,结果必然不平等。如果像罗尔斯差别原则那样,把不平等建立在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基础上,那么必须施加外力进行干涉,起点的平等又被打破,社会为最少受惠者而剥夺有利地位人的利益。罗尔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把人们放入链式联系的合作体系中,合作使每个人的利益增长,每个人都会在合作中受益。但处于有利地位者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者有更好的前景,这造成合作体系带给每个人利益的不平等。合作体系的特征是自愿加入,如果不利地位者认为合作体系严重不合理就会用疏离或以明示拒绝的方式加以反抗,合作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行。因此为了维护合作体系的运转,就要优先考虑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他们的利益增长了,有利地位者和中间阶层的利益由于自身的优势也会增长,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在罗尔斯的调和下实现统一。 罗尔斯的平等观 对当代中国的启迪罗尔斯的平等观博大精深,不但为政治哲学的思想大厦增添新的内容,而且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启迪。第一,优先性原则的启迪。罗尔斯在两个正义原则的关系上确立了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两个原则之间进行词典式排列,即第一原则的条件没有充分满足不能进入第二个原则。这意味着社会必须充分满足民众基本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权利,才能去着手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平等。这对当代中国规划实现平等的步骤上具有重要启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经济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政策,在人民没有充分享有基本政治权利的条件下实行经济平等,结果造成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巨大挫折,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缓慢。这种绝对经济平等实质上造成了共同贫穷,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而在政治领域,政治权力得不到监督,政治生活中封建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专制现象大量存在。缺乏监督的权力粗暴地干涉社会、经济生活,酿成了“”、“化”、“文化革命”等一系列错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验证了罗尔斯优先性原则的正确。在没有实现充分的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去追求经济平等,这种平等起初是表面的,后来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因此,当代中国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使人民充分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使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下理性运行。在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运用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干预,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平等,使全体人民达到共同富裕。在改革步骤的选择上,率先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规范权力的运行规则,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然后运用理性的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调节,最终争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二,制度原则优先于个人原则的启发。罗尔斯正义论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重心是社会主要制度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罗尔斯所论述的主要制度指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及社会安排。正义原则为主要制度提供了原则,平等的原则通过社会基本结构和主要制度实现。因此,解决中国改革中的问题要首先注重制度建设。个人的平等要依靠社会基本结构来实现,个人是制度中的一员,个人平等的实现完全依赖于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单纯追求个体的平等是难于实现的,个体在强大的制度面前微弱而渺小,解决了某个个体的平等,会有其他无数个体的不平等涌现,而制度是产生不平等的温床。实现平等就要建立体现自由、平等价值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单纯对个体的补偿与抚恤。另一方面,制度优先原则对于治理中国发展中面临的腐败问题也有重要意义。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一个良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不能为恶,而一个腐朽的制度会让好人变坏,会让权力不受约束而滥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而当你以自己的行为增强上述趋势或由权威导致的腐败真的出现时,情形更是如此”[8]。因此,根治腐败就要对权力进行监督与制衡,对 制度进行规范。因为权力自身有扩张的本性,权力的扩张是无止境的,只有到达一定的边界才停止。只有扩大人民政治上的基本权利,才能改变社会基本结构中政治权力的中心地位,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当代中国的紧迫任务是建立权力之间相互监督、制衡的机制,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在制度上根本遏制腐败。第三,对弱势群体的重视。罗尔斯平等观的落脚点是弱势群体,核心是改善最不利者的不利境地。不平等是针对不利者而言,只有他们才在不平等中煎熬,才真切地感受到不平等的境遇。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正是针对最不利者提出的,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心声。这对解决当代中国贫富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诸多有益启示。首先,罗尔斯认为平等的实现依靠调整社会基本结构,依靠调整社会主要制度重新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了实现平等,政府制定政策应该向最不利者倾斜,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支持,并使政府成为调整社会再分配的主导力量。社会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容易控制政府决策,使政府决策向其倾斜,而最不利者占有资源少,社会影响力有限。只有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政府,才能最大程度地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照顾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使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其次,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认为,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社会最大的不平等不是由于个体差异导致的不平等,而是社会制度引起的机会不平等。当前,影响中国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是垄断资本、权贵资本、官僚资本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它们的存在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阻断了价格机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榨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只有清除市场经济的毒瘤,使每个竞争者平等地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才能实现经济领域的机会平等。在政治领域,只有继续健全民主法治,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平等,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后,差别原则要求社会的不平等向最不利者倾斜。这就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让每个人都平等地接受良好的教育,用教育缩小个体差异,减少因自然禀赋差异造成的不平等。政府应该增加累进税,提高对富人的税率,用税收为最不利者增加福利。政府还要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系统,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惠泽每一个社会成员。这既是社会公共政策的选择,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国家通过立法确立福利政策,运用行政手段调整社会财富二次分配,对基本生活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帮助和照顾,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使全体人民普遍受益,从而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安全阀”作用。总之,最不利者是不平等的最后呐喊者,只有关注最不利者的切身利益,政策的重心向弱者倾斜,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平等 政治哲学论文: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 一、政治事物的本质与两分法 列奥·施特劳斯曾说,政治哲学既在于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的或好的社会制度。 但我们并不能谈论单单一种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作为概念和范畴在西方古今实际上并不一致。一种政治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就像是一张撒出去捕捉政治现象的网,像是这个或那个政治哲学家如何撒网、收网,即如何提出讨论或回答上述问题。沃林说,政治哲学家都会按照一种对他而言的有意义的和相关联的方式对政治现象进行分类,其分类的方式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立场。结果只能是,“他挑选了一张特殊的网,并把它撒到了一个选择好的地方”。 沃林说到关于政治哲学的分类法,确切地说,应该是两分法。分类是分类,两分是两分。这个区别里面包含着值得深思的意思:政治哲学家对政治领域事物的判断,一般说来,不是分类而是两分,诸如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好或坏、敌或友这些两分,但他们并不是要把天底下的所有政治现象打包分成两类,一类好一类坏,一类敌一类友,一类赞成一类反对,一类选择一类排斥。好的政治事物,除了好,并没有包揽无遗,若说好的就是例如强的,那也只是说明好和强这两个概念有某种关联。反过来讲仍然正确:好的不一定必然是强的;再例如,敌和友是“整齐对称的”(所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只是说,敌友两分是通向政治现象道路上具有显而易见性质的两分,而不是说,对天底下的所有政治事物的分析均可诉诸这种清清楚楚归入敌或友的类别。假如把所有的政治性的对立都追溯至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抉择,只是意味着最终归结为政治自身统一体,以满足追求纯粹、除尽余数之答案的冲动。同样,敌友两分的标准绝不意味着某个政治单元与另外某个政治单元永远为敌或永远为友,也不意味着一个中立性政治单元不可能存在或在政治上没有意义。这一点即便是强调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的施米特也是承认的。所以,只要政治现象存在,就必定是多元主义的。政治的本质包含在这个问题之中:无数的个体能够以什么方式聚集在一起,他们能够做什么? 如此,为了说明某个政治现象,我们或许可以做如下区分:有时从某个视角看,我们看到的政治事物真的存在,有时它并不真的存在。例如,若我们把讨论和公开性看成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两个基本原则,我们就会看见它具有真实性,至少在公开讨论被认真对待和执行的时候是如此。但是,“讨论”在这里是有着特殊的内涵的,即不受党派利益的束缚,不追逐利己主义的利益,这是讨论者应该秉承的共同信念。今天,我们都怀疑这种责无旁贷的信念状态几乎名存实亡了。不过,我们最后恐怕也不会去取消真和假、表面和实质的两分去观察议会民主制。因为,即便这种怀疑也是属于议会民主制的本质性方面,它并没有什么东西原则上禁止这一两分,相反,我们会借助探讨论证性的公开讨论的方式,探讨何谓“真正的讨论”中的公开性或何谓讨论中的“空洞的形式”等等状况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因此,从这个例子看,重要的是,具体分析怎样通过这一两分来进行政治概念论证的途径。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两分法的联系 众所周知,有些人把马克思哲学混同于社会哲学或经济学,但我们并不打算说马克思哲学不是政治哲学。在我们看来,要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经常要对照另一种政治哲学例如古典政治哲学或现代政治哲学来理解。实际上,大多数哲学家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阐述都是通过两分来思考和言说的。这一点存在着广泛共识,但至于采用哪一种两分来思考和言说,那便众说纷纭了。这是因为有许多种两分,要把这些个两分梳理清楚看上去并不容易。 例如,按照流行的看法,真正的政治哲学都是沿着整个历史时间延伸的多种意义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如果从传统与创新的两分来看,那么由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肇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主导了接下来的所有的政治思想。即便那些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也就可以用颠转或融合到柏拉图思想来诠释。换言之,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就包含在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与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之中;从纯粹形式的方面来看,这种概括虽然只是基于外在整饬的两分法,倒也是呈现出试图在同传统与现代相互纠弹中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性质的意图。根据列奥·施特劳斯对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史的精细研究来说:比较于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清明”和“温和”,包括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内的现代政治哲学就令政治“走火入魔”了(“改变世界”压倒性地优胜于“解释世界”)。依施特劳斯的具体分析,假设前现代政治哲学具有一个基本的统一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现代政治哲学基本上看做前现代政治哲学的反映。 也许,有人会问:这种一体化的理解没有危险吗?不同的政治哲学都用柏拉图主义或反柏拉图主义这个说法统一起来,它们之间的重要差异不依然伫立在那里吗?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暂且不论,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避免概括和两分。否则.许多由与传统对撞而来的道理也就说不清楚了。试图重新解释政治哲学范畴的沃林就说,“传统的顽固性使得像霍布斯、边沁、马克思等,终究都接受了传统中如此之多的成分,以致他们既不曾摧毁传统,又未能将其置于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相反,他们仅仅扩大了传统而已”。承认这种一体化的设想,或者更确切地从否定方面讲:不否认政治哲学家的原创得益于传统,这是所有理论创新之可靠无欺的经验基础。喜欢上溯到西方传统的源头思考问题的阿伦特说,尽管马克思把传统颠倒过来了,但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对阿伦特来说,“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这句话意味着:西方这个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力量对于西方人思想的控制,从来都和西方人是否意识到它无关。而且这之中的情形是,不管怎样,革命乃是行动者受到来自传统源头的伟大力量的激发,并始终从传统源头中吸取力量。 我们今天很可能会怀疑说,这些例证使人产生误解,以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作出创新性贡献。如果果真可以像沃林、阿伦特描述的那样,把西方政治哲学论述的传统分为两种情况,那么它们尽可以一网打尽,称所有的政治哲学不是柏拉图式的就是现代式的,但不同的政治哲学的差异并不因此消失,我们仍然需要在政治哲学这个概念的基本根据和前提的基础上区分我们平常所识别的被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差异。如果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真的”存在于延续不断的政治哲学传统中,相反,其他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将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解为对传统的激进变更,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到,这两种情况是不对称的、不平衡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应该在传统与非传统中做出区别,而是在传统、时代、历史、经验或理想等等中做出区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强调政治哲学传统之顽强影响力的沃林却说:一个时代的政治经验从来不曾与另一个时代完全相同。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是个游戏过程。不同历史时代的政治理论家即使使用相同的概念,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事。因此,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必有一些独特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传统与创新,这两分可以称为常规与特例的两分:我们认为,但凡像马克思这样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延续传统的概念和范畴决不是要恢复传统,而是要在传统的框架之外重建历史过去的意义,并对传统的框架打入楔子。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已不再真正地、原初地指向传统,说它超越传统是正常情况,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没有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则是正常情况的偏离,即特例。这种有关正常与特例的特定的两分有种种特点,马克思自己会用特别的词汇来说明他的政治判断与传统的关系。例如,马克思对传统的批判的有关说法是,“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848年的革命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但只有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马克思对传统批判的这一根本感觉是:一方面,他感受 到如“梦魇”、“亡灵”般的传统的持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当他说忘掉传统就要像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一样时,他显然更看重对传统的超越。 这里,马克思给传统一些特别的叫法:“梦魇”、“亡灵”等等,带有“并不真的存在”这个特别的寓意,但他没有给正常看到的情况什么特别的叫法。在马克思眼里,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开启新风尚和摆脱传统的情况实际上是属于常规。给正常的情况赋予特别的称谓纯属多余。这个例子也是告诉我们,柏拉图追问正义,卢梭宣称人生而自由,马克思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都是对封闭于既定思想的解放。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完全就好像人类在一种特例情况下允许了一些他们的传统禁止自己做的事情。这也意味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各种各样的游戏中,我们不能以为有“游戏”这个词,就认定但凡我们“游戏”的事物就必定有共同点,或者我们是由于它们的共同点例如它们要求尊重某些政治规则而把它们称为游戏。因为众所周知,游戏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其内容,不如说在于其游戏本身。因此,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而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游戏过程中,重要的是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究极意义而言,政治哲学问题,是对差别的尊重。 三、真正的共产主义与新唯物主义的联系 我认为我们最好从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个别性而不是从政治哲学学科或传统来了解它。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问题的个别性呢?对于一位像马克思那样生活在整个工人运动以实现共产主义要求的哲学家来说,政治哲学的当务之急是将社会秩序的激变、社会秩序的现行颠覆、运动的解放者客观化,而马克思同时就成为新唯物主义者。在这样的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有经济学的基地,而且是同样立足于哲学世界观即唯物主义之基地上。在后一方面,马克思深受英、法唯物主义的影响,但作为一位革命者,他在探索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生命表现的条件的彻底性方面却远远超过了他们。 按照通行的想法,共产主义是一种“以科学预言的相反形式坚持着信仰的特征,坚持着‘对人们希望的东西的某种信赖’”(卡尔·洛维特语)。就是说,共产主义也是把彼岸的圣经信仰彻底此岸化。这么说来,人们也把凭借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建立天堂的学说当做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看待。在我们看来,这确实就是马克思声称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做的事情:用纯粹人类的手段消灭国家、消灭阶级等等。但肯定不能由此说马克思把圣经信仰世俗化了。在这方面,自然有其他人作为代表。我们将扼要地把旧唯物主义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作一个对比。在这里我们只需大略地叙述一下霍布斯的人观和法国唯物主义的人观。 我们看到,霍布斯所声称的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观点,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偏见。但他又保留了圣经起源的思想习惯。他建构国家的起点是对自然状态的恐惧;其目标和终点则是文明国家状态的安全。令人惊奇的是,他所展示的国家,也即被其描述成一台纯粹的机械发明机器,也相当于人之机械观念放大了的镜像。他将人类生活固化为一种基本的两分:自然状态下的类人狼之无法控制的傲慢和激情的生活,与社会状态中人仍然保留了自然状态中意识到的互相和共同的恐惧的生活。在政治中,人们面对的是敌人。正当社会秩序的建立无它,仅仅需要的是细密精巧的制度(所谓无法则无罚)。政治现代性的结果是,国家几乎总是使得人们团结的期望落空,因为它自身就是使得人们疏离的象征。我们清楚地看到,仅仅提及国家的机械化和人的机械化就会令人想起环境造就人的法国唯物主义神话。但是,不同于霍布斯“漠视人”的唯物主义,在一些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人是自由的,但人之不自由的意象构成了正当社会秩序建立的另一面。由于法国唯物主义强调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并迎合正在到来的机械—工业革命,立法者和教育者形象就压倒和盖过了所有其他关于国家的建构。不管它们是否确切,此后,法国唯物主义的许多刻画都成了非常流行的话,比如,人最需要的是人;美德就是为组成社会的人们谋利益;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一些观念,比如,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他们在自己世界观范围之内作了如此彻底而系统的思考,以至于在晚些时候,这些思考作为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之政治实践而产生理论效果。 但在马克思的着作中显然可见的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关于唯物主义的概念上并不与马克思一致,正像这里的共产主义学说一样,其本质也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要义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集体能够把一切超越于政治的差异不再通过国家这个中介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用一对基本的两分来设想人类社会,即“‘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一基本的两分分别被当做了旧的与新的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奠定唯物主义之上的这种着名的两分的内涵是:旧唯物主义把基于自身保存的单个个人的力量当做政治正当性、现实性,与此相反,新唯物主义根据社会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发展之正当性、现实性。进而言之,法国唯物主义学说虽然与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具有联系,但却暴露了它的哲学基础之强烈的还原论及其个人主义特征,这个特征无法在其哲学基础之内消除。因此,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更深入的结论:法国唯物主义的确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但它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建构没有可比之处。因为它无法打开一扇通往充满希望的未来秩序的大门,在这个秩序中,人们认识到自身固有的社会力量而不再以敌对的双方之间冲突即政治力量的形式组织起来,人们将能够过上真正属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只有到那个时候,唯物主义才真正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 然而,今天在这里,要公正地对待马克思政治哲学带来的变化,也许如果不借助现代性政治便无法想出这种巨大变化的可能性。这里,我仅仅限于讨论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幻象的揭露:只要是稍具辩证法头脑的人都不会一般地否认现代政治哲学标举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之间不能分割的统一性,它们是相互作用的,因而也不能一般地否认自由、平等和博爱。然而,自从把个人财产权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开始,就注定了自由、平等被狭隘化了。自由被狭隘地理解为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平等则被狭隘地当做政府分配财富的权力。而博爱则是被当做奇迹,因为它并不能被法律制度规定的。因为它触及差异性问题以及这些单个个体在同一个政治进程内如何共存的问题。简言之,从何处开始就得与敌人面对面的本质性边界问题。因此,人们从来不会将通过友爱的解决方法与通过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解决方法相提并论。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有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基本问题是:政治集团是否一定源于并基于斗争?假如我们考虑到那些与马克思的自我理解相关的陈述,在此必须敢于说出这个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的词——友爱。我们知道通过友爱来解决政治和社会异化是困难的。为了反驳友爱这个词的唯心主义的政治用法和宗教用法,我们在这里无须重复大家都已知道的马克思的观点。可是,谁说在政治的理解上马克思还不曾使用它?正如阶级斗争曾将我们不幸地封闭于阶级意识;同样,友爱,也曾与政治严格分开;因此,当我们说必须恢复马克思的斗争哲学的可争议性时,我们的意思是:有两种指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友爱政治哲学与斗争政治哲学。这种两分不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非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区别,而是在普遍超越观念方向上,亦即在共产主义这个词应有之义上,找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之如琴瑟般的和谐。至于这两种政治哲学在马克思那里的联系,还需要在别的地方详尽地加以阐述。 政治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 普通高中政治教学本身就涉及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内容。作为高中政治教学工作者,我们如何将这些哲学思想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结合多年的教学经历,分析一下在实际教学中,应如何以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和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原则,并阐述它们对高中政治教学的指导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真理和科学理论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能够指导人们提出正确的实践方案。因而,理论联系实际,成为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 现在,高中思想政治实行新课程、新教材,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仍然没有过时。然而,课程标准变化了,教材变化了,即教育理念变化了,因而这一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也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或需要更加全面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那就是:在具体做法上,要做到从实际到理论,是从实际、生活中概括出理论,抽象出理论,而不只是用实际去说明理论。这样,才是真正的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精神,才是全面的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而言,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结合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性质、任务和特点,课堂教学必须坚持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实现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和提高思想品德素质三者的和谐统一。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程标准序言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简明扼要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基本观点,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常识。它是根据教学理论和学科知识的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完整体系,并通过独立教学形式,实现其教育功能,其深刻的思想性是以知识的准确性、科学性作为前提的。能力通常指个体适应并胜任某一活动和调节自身行为的心理可能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品质。个体的某种能力,不仅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过程和状态,而且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活动水平。在现在的社会,因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呈现了指数形式增加、更新周期短的特点,随之而来的则是科学技术的信息化、数字化、电脑化、生态化等特点。因而,这就使人类在实践上有了更高规模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也对现代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特别重视的原因。 中学思想政治课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显着特点就是它既是智育课又是德育课,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它担负着培养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素质教育的任务,这是其他学科或学校其他教育活动所替代不了的。 教与学,师与生是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最基本的一种关系。教与学、师与生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是主导与主体的关系,二者统一在动态的教学过程中。所谓教师的主导作用。是指教师在教学中处于指导者、组织者和教育者的地位。教师遵循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与特点,对学生进行施教和指导,促进其素质的全面发展。其次,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应当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学习。学习就是对知识和方法的内化过程,而这种内化的先决条件是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能动作用,促进学生主动、生动、活泼地学习,这正是素质教育赋予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从哲学角度看,师生关系是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是内因,教师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也就是说,教师是否真正发挥了主导作用,表现在学生是否具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得越好,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也就越强。反之,没有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生内心不启动,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必然会落空,也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教学效果。所以,只有教师与学生、教与学之间协调活动,双方紧密配合,使学生真正获得学习的主动权,才能优化课堂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发挥“主体与主导”作用的基本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积极地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并且要注意学生的主体作用,要从根本上做到外因诱导与内心启动相结合,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提高教师对实施素质教育的自觉性,牢固地树立起素质教育观。 其次,激发学习兴趣,师生心理同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只有当人们对于即将获得的知识有兴趣时,才会带动自己认知的需要。认知需要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人体当中对于学习的一种内驱力,是指使人们去学习的一种动机。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以及挫折时,它会激发学生面对此积极勇敢的面对,不退缩、不畏惧。 再次,课堂教学交流多向化。从信息论角度看,课堂的教学过程是一个以教师与学生作为输送者和接收者的两个媒介,以此来接受信息的传递,使信息可以顺利地完成输送的过程,即师生之间,生与生之间。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地成为教学信息传递的中心,促进学生之间的互相传递,在课堂上尽力调动学生对于学习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以此来强化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政治哲学论文:中共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很有必要,尤其是活动中的为群众办实事、抵制腐败等做法也很好,因为党要管党,就需要经常整肃队伍、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与时俱进,以巩固政权基础、提高执政能力。不过,群众路线并不仅仅是党和干部为群众做好事的善举,更是中共自身的政治品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功能属性;走群众路线也不仅仅是开展各种活动,而是中共一以贯之并随时随处的基本工作方法。因此,要使群众路线持续有效,还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群众路线理论认识的自觉性,尤其是必须说明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事实上,群众路线是的发明,并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成为中共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的根本出发点和指归,同时也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理论贡献。因此,群众路线既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实用主义,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哲学基础的政党理论及其实践策略。从学科角度讲,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价值导向和规范要求,也就是说,政治科学侧重的是对事实如何的描述,而政治哲学强调的是对事物应该如何的导向。因此,指明并阐述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具有指导群众路线实践(包括当前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意义。大体说来,这种政治哲学基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价值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及其认识论)。 一、价值论:共同事业 从学科分类来讲,价值论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value)的理论,另一个是指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基本范畴的价值论(axiology)。前一个理论主要研究劳动能够、并如何具有什么作用,以及这种作用能够、并如何用来等价交换,也就是值多少钱。后一个理论主要研究人文和社会领域自身的价值,也就是人们为什么需要、并如何判定好的理想,以及各种好的理想的等级或重要性,所以这个理论也叫做“价值哲学”。 不难看出,上述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关于什么是“值得”及其衡量方法和标准的研究。群众路线既是值得做的好事,也是道义为善的理念,但它基本上不涉及劳动价值问题。因此,从分类学角度讲,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应该属于上述后一种理论,通俗地说就是实行群众路线的“值得”与否及其衡量标准。显然,几乎没有人怀疑实行群众路线是“值得”、甚至是应该的、必须的,但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对于这种毋庸置疑的支持因素或根据、也即衡量标准往往是片面的。换句话说,提出价值论层面的政治哲学基础的主要现实意义,就在于指出和纠正群众路线认识方面的这种片面性。 上述片面性,就是作为价值针对的“值得”的单方面性,在认识上主要有三种体现。其一,由于群众路线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坚持群众路线有助于(甚至才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并取得预期胜利和提高工作绩效,所以中共必须采取群众路线。其二,由于群众路线对群众(作为主体)或者社会(作为主体条件)是有好处的,比如能接受更好的服务、得到更多的利益(或实惠)、以及能对中共和政府实施更有效的监督等,所以应该执行群众路线。其三,中共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所以必然实行群众路线。这三种看法的共同结论,就是指群众路线是值得的。但是,这三种看法分别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其一”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只有采取群众路线才能达到目的;“其二”是从群众角度讲的,叫做只有实行群众路线才能得到好处。“其三”也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因为中共是为群众服务的所以它要走群众路线。 上述三种看法都是对的,也都符合事实。但是,如果价值针对的“值得”仅止于此,仍就是一种片面性,因为它们不仅都无法回答“为什么”值得,而且都是各用各的标准,所以逻辑不一、衡量结果缺失真值。就“其一”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导向根据不足,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品格缺乏特性,所以或者不能说明必须达到目标预期和工作绩效的理由,或者无法区别为什么只有中共而不是其他什么政党必须实事求是。就“其二”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交换,或者是一种民粹主义的预期,所以或者不能回答当需要群众忍受牺牲的时候群众路线是否仍然“值得”,或者群众路线就只是中共单方面的责任。“其三”的标准明显是一种自我循环论证,而且也是针对中共的。不过,相对说来“其三”的问题涉及到中共自身的政治性质,所以为了避免重复,将此放到下面本体论再一并分析。 由上可以看出,如果仅仅从中共或群众任何一方来看问题,得出“值得”的根据都是不全面的,而且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使将这两方面(包括“其三”)加起来或者结合起来,仍然难以避免片面性,因为所谓片面性指的是缺少了对中共和群众都是“值得”的同一标准。换句话说,群众路线对于中共和群众应该是同等价值的,否则或者就是中共不值得搞群众路线,甚至搞群众路线也是假的,是收买人心;或者就是群众无需对群众路线负责,只需要坐等从中获益。 这个同一的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 从服务对象来讲,群众路线之所以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价值根据,在于“以人为本”。但是,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任何好的理想和行为也是针对人而具有真实含义的。说过,世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但他在这句话后面紧接着说的是,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所以,人的可宝贵性并不仅仅在于是一个属人的活物,而在于可以去做有意义的、符合好的理想的事情,叫做创造奇迹。换句话说,中共和群众都是群体的人,也都是个体的人,它们共同的事业使得群众路线具有了“值得”的价值。事实上,对于这个道理还说过很多类似的话,比如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可以成为高尚的和有益于人民的人(比如见《纪念白求恩》、《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等);又比如,从具体的导向来讲,人还需要具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否则就等于没有灵魂(比如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因此,中共用群众路线来保证自己预期目标的实现是真实的和必须的,群众路线为群众服务也是真实的和必须的,所以都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中共和群众这两方面都能够将“值得”的选择诉诸于群众路线,必定因为还有一个对双方都适用和都必须的同一衡量标准,至少逻辑上讲是如此。这个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就是指中共和群众都应该具有的共同理想。事实上,也只有具备了这个政治哲学基础,以人为本才是可理解的和真实有效的,群众路线也才是值得中共和群众共同维护和实现的好的理想和事业。 二、本体论:利益代表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术语,17世纪初开始采用的,英文是ontology。不过,至少由于两个原因,学术界对本体论的含义理解并不一致。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少使用这个术语,所以就把它当成关于世界本原或本性问题的研究。另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词汇都不止一个意思,专业术语也是一样,所以就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要做有选择的、甚至含义引申的使用,比如“艺术本体论”之类的说法。因此,作为译名,应该防止对“本体论”作单义化的理解,但是作为专门的问题来使用,其含义却不可随意模糊。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本体论是研究存在问题的,包括存在的不同层次和形态。①事实上,关于本原或本性的追问之所以有意义,也是因为有“存在”存在着,即使所言说的是“无”,这种言说、以及这个“无”作为能够言说的对象必定也都是一种“存在”,或者是对于存在“‘存在’ 存在着”的逻辑证明。 因此,本体论要说的存在,主要就是指性质的规定性,也就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属性和形态。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是中共做事情的出发点和指归,所以具有党性的本体论性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 讲,这个出发点和指归就叫做群众观点,也就是群众路线得以存在或成立的政治属性或特性。 在《论党》的小册子里,刘少奇把中共的群众观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以及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毫无疑问,这四个方面表明,群众观点是中共特有的政治品格,也是中共政党理论重要的创新内容和构成部分。但是,正因为群众观点的质的规定性,或者说,正因为中共是为了群众才实行群众路线的,群众路线也就不可能是对象性的,好像党和干部要如何善待群众似的。事实上,正由于群众路线作为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的根据在于群众观点,所以中国才能够实行代表制,中共才有理由称自己为“三个代表”。反过来说,如果群众路线本体存在的规定性指的不是这种非对象性的利益代表,那么中共和群众就仍只能是对象性的契约关系,叫做人和纳税人的关系,但是这样一来,群众路线就没有自身的政治特性或质的规定性了,因为从这种对象性的契约关系来讲,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有一种群众路线了,叫做资产阶级民主。 经常见到一种看法,说中国的代表制是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不符合事实。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代议制,其质的规定性是政治权利的市场交易;而中国代表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是在根本利益体现方面的唯一和排他性形式。因此,西方民主制度根本没有“代表”的性质。如果说,民主制度都要实行选举的方法,所以都有选出来的“代表”,那么,这种代表在西方是一种量的交易,在中国才是质的规定。所谓量的交易有两层含义,一是部分权利的让渡,另一是比例分配的多与少;质的规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是权力执掌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因此,尽管掌权的群体总是少数,但在西方这个少数就只是一种量,他们虽然为多数(即选民)做,却只是代表他们自己。中国则不同,少数的代表资格并不在于量的多少,而在于他们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是一种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就是说,这个少数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可以自己来改正,但决不允许让给别人(也就是中共以外的政党或团体)来做。要想使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成为现实,尤其是能够自我完善并得到群众认可,就必须实行群众路线,所以这种利益代表的逻辑,就是群众路线的本体论。 群众路线是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所以中共和群众的关系才具有利益代表的本体论基础。但是,这种非对象性指的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等于可以将中共混同于一般群众。恰恰相反,非对象性的根本利益代表是一种矢量,并具有明确的导向、目的、以及形式。对此,最为形象的比喻,就是说的种子和土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1162种子和土地是不同的东西,但生根开花才是两者共同的导向、目的和形式,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群众路线的本体论根据和上述价值论需求是高度一致的。 由上分析就不难看出,前述价值论指出的“其三”衡量标准或认识之所以是一种偏向,就在于它违背了群众路线的非对象性本体论逻辑,因为这个逻辑在于,并不是由于中共为了群众才走群众路线,而是它不走群众路线就不叫中国共产党。换句话说,虽然不能排斥其他什么政党也可能是为群众服务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中共的政治品格才要求为群众服务和走群众路线这两者具有非对象性的本体论逻辑关系,叫做利益代表的唯一性和排他性。 三、方法论(及其认识论):民主机制 群众路线当然是中共制定并实施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策略,所以方法论(methodology)就成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又一个根据和因素。但是,群众路线又不仅仅是手段意义上的方法,而是对方法的认识,所以这种方法论又有其相应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因素。这种方法论及其相应的认识论结合在一起所表示的核心含义,就是中共所创立的民主机制。换句话说,群众路线的方法并不是一种中性的工具,而是以其价值论和本体论基础为原则的特定的民主机制,并体现为对群众路线具体方法的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个就是调查研究。早在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的第一节标题就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在1931年4月又补充说:“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109,118后来,中共党内多次有过反对这个口号的意见,说它是“狭隘的经验论”,则一再坚持这个口号,说他不但不悔,而且“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3]791其实,这里争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反对的意见认为,发言权是每个人的民主权利,和调查与否无关;而坚持的是所发之言的真实性,也就是对群众的了解与否及程度深浅。因此,调查研究对群众路线来讲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既不同于一般的所谓科学研究(包括实地考察),更不是没有原则的所谓民主权利。不难看出,从调查研究旨在解决替谁说话这一点来讲,其方法论特性与前述的价值论和本体论是高度一致的。 第二个是要让群众明白。在很多地方不厌其烦地说过,中共的政策不仅要使领导者知道,也不仅仅要使各级干部知道,还要让广大群众都知道;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要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必须在政策执行和实施之前就和群众讲清楚。(比如见《关于工商业政策》、《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这些要求看起来都是一些工作方法,甚至是达到目的的策略,但它们之所以可行并且有效,仍然在于中共的党性。一方面,中共一直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中共说自己没有一党私利,所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就在于它与最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换句话说,让群众明白也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明白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做事情,而不是所谓的知情权,更不是每个人拿了这个权利来大家争吵不休。因此,作为一种方法,让群众明白的要求看起来简单而明智,实际做起来却很困难,因为如果没有作为党性原则的群众路线方法论基础,假、大、空和各种形式主义是难以避免的,即使在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也是如此。 第三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的话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个“来”、“去”过程所表明的,就是群众路线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请记住我站域名/]统一,所以接着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一般和个别”以及“领导与群众”的结合。[3]899同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更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而且是民主在目的与手段上的一致、内容与形式上的一致。与让群众明白一样,这里讲的民主也不是所谓一人一票的权利,而是不同的民主机制。中共和群众都是人民的范畴,所以共同对人民的敌人实施专政;中共在实行党内民主的同时,对于党外民主的基本方式就是群众路线。因此,多次指出要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既不要在群众没有觉悟的时候搞强行冒进,更不能在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做尾巴主义(比如见《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组织起来》等)。 上述三个方面只是新型民主机 制对群众路线方法的基本要求,或者说,体现了群众路线方法论(及其认识论)基础的主要内容。相对说来,理论上理解这种方法论与前述价值论和本体论的高度一致性并不困难,难的是将这种方法论正确有效地运用于群众路线的实践。教育实践活动只是这种实践的具体方法之一,而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特别要避免的应该是形式主义和尾巴主义,尤其是一些说法或做法,看似不过是随意的习惯,其实却反映出对于群众路线导向的不自觉。比如,“群众”和“人民”本是中国新型民主机制的政治术语,大致是为了区别于“公众”和“公民”,同时也为了表明中共和干部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但是现在却极喜欢使用“老百姓”和“百姓”的说法,表面上好像是一种亲民的关心姿态,其实已明显体现出了用语者自己的居高临下。事实上,对于导向来说更重要的是“到群众中去”,因为如果不加分析、不做集中、不更正确,那么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不仅就是一种浪费,而且是对群众路线本身的腐蚀和败坏。注释:①比如可参见刘立群:《德国思想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本体论’译名辨正”一文 政治哲学论文:论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对于一贯喜欢望文生义的中国学人来说,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的探讨,人们想当然地把它当成是一个审美和美学(包括文艺学)问题。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美学困境联系起来,这当然也算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但呈现在这样的“审美”凝视的目光中的,也只是“审美”的某种平面上扩展和“增量”。就“日常生活审美化”成功地虏获了它的赞美者,使他们再也看不到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视野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一点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在更大的范围内,正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身的意识形态效应和问题症候之所在。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政治哲学涉及的是关于“完美政治”的问题,而后者又指的是一个有目的的社会生活的整体而非后者的局部性的派生物[1],所以,既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可避免地关系到整体性的“日常生活”和“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样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关怀,那么它在更大程度和更基本的层次上,涉及到的是政治哲学问题,至少与之产生大幅度的问题交集。实际上,就中国当下的历史条件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作为政治哲学思维和政治哲学问题的某种症候出现的,因此,从政治哲学视野出发,就不是观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诸多“视域”和“范式”之一,而是其绝对的对立面,这就使这种观照带有了终极性和包容性。 一、作为政治哲学问题症候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没有任何的伦理规定、文化理想和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和文明共同体就会只剩下纯粹的经济契约、经济关系和经济网络,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给自足和内部循环的自律性——从某方面的观点看来,这个上帝般全知全能的经济世界已经够了,它通过“市场”和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人类生活的一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对于康德以来的经典美学的终结和颠覆,而是康德美学自身逻辑的片面伸展和极端性表现。它是康德的先验哲学所表征的经济自由主义逻辑的一种大幅度的量的扩张,同时也是对于自由主义的终极性论证;它不仅仅停留在私人生活和人的感性领域,而且也要全面地占领一些人臆想中的“公共领域”,从而整体上是对于某种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方式的含混的表述和迷离的赞美。一些对于过往年代的记忆苦大仇深的人,看到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消解性和解构性力量而兴奋不已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样的兴奋不应该淹没我们的理智和对于当下文化现实的真实感。“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像人们所乐观地估计的那样,是一种感性的全面解放,至少,它在一方面是解放和释放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对于感性深层次的压抑和体制化——再次的体制化和再次组织。由此它也并不只是一个艺术和审美问题,因为它同样使得艺术和审美成了问题,面临根本性的困境和危机: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审美化的普遍过程,仅仅是以审美手段把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也私人化。当精神领域的等级体制瓦解时,一切都变成了精神生活的中心。然而,当审美被绝对化并被提升到顶点时,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事物,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了虚假的东西。 施米特在上世纪20年代的论述,在今天的中国问题上看起来是那样地切中要害,这反过来恰恰为我们当下的历史情境和历史条件作出了精确的定位。审美从来不是像它看起来、尤其是以“审美”式的眼光看起来那样,只是一个超脱的、纯粹的形式关系,美本身也从来不只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甚至一种“形式的形式”(席勒),它从来都是处于具体的文化内涵和实质性的价值内容的规定性当中的。如果审美背后的这种文化价值的具体性,被扩展为一个空前抽象的普遍性层面,那么,这种抽象的普遍性要么本身是一种危机的表征,要么这种抽象普遍性背后仍有着具体的价值内容和价值指涉——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这两种情形当然也可以共存。实际上,“日常生活审美化”它所赞美和合法化的,正是这种摆脱了任何价值重量和价值关涉的抽象的普遍性和失重的空洞性本身,是对于审美关系、价值论关系的抽象性和空洞性本身的纯粹直观和赞叹。因此,它就达到了对于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判断:“日常生活”本身已经无关于“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无关于从人性和价值本身出发的“好”与“坏”的判断。这里于是只剩下了纯粹物的标准、物的关系和物的法则,只不过它被抹去了在工业时代、机器时代的阴郁、冷漠,涂上了一层叫做“审美化”的薄薄的亮光和轻快的色泽。在这里,所谓“美的原则”就是“物的原则”。作为“需要的体系”的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现在纯粹经济化和物质化了,它作为经济主义的“自律性”的体系,现在变成了“自我需要”的体系:“需要”需要“需要”,“物质”消费“物质”,需要和消费本身已经失去它的生活和生存方面的根源和基础,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和仪式化的东西。这里头确实有着物质生产丰富和某种社会生活变动等方面的因素,但却绝不是仅仅“审美化”那么无辜和值得乐观。在这里,可以看到某种比之于艰难的生存环境和赤裸裸的经济关系条件下更大的价值空洞和虚无性,一种更加接近于末世癫狂和歇斯底里式的脆弱性和危险性。 胡塞尔在20世纪早期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在现象学的语境条件下,其用意一方面旨在反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否定了价值问题,历史主义、相对主义主张价值问题只是相对性、临时性的问题,前者使生活成为机器,后者使生活成为碎片。胡塞尔的思路,实际上肯定了生活世界本身的价值实质性,和关于生活、价值问题本身的真理性(也即否定了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至少是为这样一种思维路径留出了空间。作为胡塞尔的弟子,施特劳斯的问题性实际上与此内在地相关。出于施特劳斯式的政治哲学视野,任何政治活动实际都不可能离开关于“更好”或“更坏”的情况的考虑,而在权衡“更好”与“更坏”的情况时,不可能不考虑“好”或“坏”本身的问题。因此,从苏格拉底以来,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对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探求,或者对关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学说的探求:“它们指向关于好或坏的知识,或更为准确地说,它们指向关于完美政治的‘好’(好的社会的本质特征)的知识。”这也就是说,政治哲学不仅根本不可能离开价值问题,而且本身就是某种价值论(以及以之为前提的社会科学)的元问题。如果我们还能够对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社会以目的论的方式进行一种理性化的理解和认知,那么政治哲学将永远是一种前提性和根本性的东西,政治哲学对于思想者来说,将是“一个永恒的诱惑”。 因此,“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苏格拉底-施特劳斯式的问题性,本身即使没有答案,也仍然是结构我们的生活体制和政治现实的实质性力量。因为说到底,政治不是采取何种理论、何种答案的问题,而是如何去生活的问题。政治哲学是在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生活二者之间的临界面上,对此两方面关系的一种强化表达,它将此两个层面之间的关联与冲突的关系突出地展示出来。政治哲学最大程度地将“实践的哲学”和“哲学的实践”这两个层面的问题维系于一身。在这样一种问题张力中,施特劳斯将现代性的危机归之于政治哲学的危机,更赋予了这一问题以一种宏大的现代性历史批判的维度。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根本危机就在于人们已经认定,人类不再能够理性地区分“事实”和“价值”,不再能够区分好的价值与坏的价值,不再能够根据自己确信的目标来理解政治社会,于是实证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由此诞生。根据这样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哲学,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原则不再能够凭借某种价值目标来进行规划和设定,而完全变成了一种抽象规范形式的自我参照的 、实证主义的“合法性”体系。这样一种情形,无疑在现代自由主义政治那里得到了全面的实现。根据施米特的见解,鉴于自由主义、包括自由主义的政治概念和政治思维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理性和经济思维的体现,经济由此最终变成人类生活的中心和最重要的东西,经济原则、经济法则和经济逻辑,终于成为生活世界和政治社会的或显在或隐蔽的根本律法。作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都只是这一切问题本身的表征和再现,根本不能寄予什么希望。在此前提下,施特劳斯于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现代性的危机归结为“政治哲学的危机”,这实际上赋予了政治哲学以摩西律法的地位——即使不是肯定性、正向的律法,也是一种否定性的反向律法,以此构成对于解除了任何观念和价值理念负荷的、尼采描述过的“末人”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对抗。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哲学的观念内容是政治性的,而最终在于他赋予政治哲学和哲学思维的这种律法力量和伦理性质。或者说,施特劳斯的“显白教诲”是哲学的,“隐微教诲”却是戒律性质的,或者说,他的“显白教诲”是疑问式-哲学式的,“隐微教诲”却是肯定式-政治式的。这不是不同部分之间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施特劳斯、以及上述的施米特至少使我们明白,不仅观念的内涵,而且观念的秩序和观念的形式,会在同样、甚至是更大程度上影响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的构成。 从这样的政治哲学视野出发,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看成是一种问题症候,那就是作为日常生活组织原则的伦理和政治法则,彻底变成了经济主义中立性的、“超功利”审美问题,价值问题以及政治理想、政治目标的问题,彻底变成了经济自律及其内部循环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施特劳斯看来作为现代文明根本性困境和问题的东西,现在被以“审美化”的方式,优雅地加以合理化、理想化了,并且还获得了静态观照的“审美距离”:“在纯粹的审美领域,无论宗教、道德、政治的决断,还是科学的概念,都不可能有立足之地。但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局面:一切重要的对立与分歧,善与恶、敌与友、基督与敌基督,都能变成审美对比,变成小说情结的手段,能够从审美角度被融入艺术作品的整体效果。”只不过,这种距离是作为对于“崇高”客体——日常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无法把握的消极形态和消极后果出现的。当人们遭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候,就像是康德哲学中的认知理性与“物自体”的关系,恰恰表明“日常生活”已经完全处于“审美关系”之外,处于我们的理性认识和实践占有能力之外。因此,这里应该做的是先考察一下我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不是急于赞美这个“审美化”的世界如何如何。这和认知方式和思想方法有关,但更与生活世界的实质性改变有关,从理论上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事实的描述上,而是到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的时刻了。然而,这种理论和生存的双重失重状态,却被一部分人描述为一种“生活”世界的超升。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前世今生 对于一些人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仿佛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命题,而是其中每一个字眼都像积木游戏一样可以随意地摆弄和把玩,并且总能刺激他们浮想联翩的灵感,进而从中发现了美学的“生活论转向”和“生活美学”;反过来,按照他们的逻辑,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在批评“日常生活”,进而就是在批评“生活”本身——于是这只能让批评者无地自容。而另外一部分人也许会说,像“价值”、甚至“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都是些陈旧的概念,在一个“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时代,探讨这样的问题未免不合时宜。这样的说法,完全没有分清问题的性质和层次:这里根本不是在探讨关于“价值”本身的概念和理论,而是在探讨现实生活和政治社会中的价值安排。从概念的意义上讲,不要说“价值”,就是“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何尝不是陈旧的概念(因此那些将它们当成时髦的东西的人才足见其不合时宜),但能否因为它们是陈旧的“概念”就不再考虑现实的价值安排等方面的问题?这就好比,能否因为“军队”是个陈旧的概念,就不再需要军队、不再需要布署军队和组织国防?连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脉络和学理常识都搞不清楚,却一味地胡搅蛮缠,实在让人觉得不值得一辩。 “日常生活审美化”当然跟一种理论传统和文化传统有关,这就是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本身,就是一种“审美”主义态度:抽象的、原子化的经济-消费“个体”和“人性”,中产阶级式的审美“超功利”、“价值中立”,力图拔除一切观念和意识形态视域的“审美距离”……康德在资本主义走向全盛的前夕,用他抽象的先验哲学体系所把握住的政治经济学内容,作为充分发展了的欧洲经济自由主义的德国理论,远远比那些纯粹英美世界中的经验主义哲学更为有力和充分,同时也对于后者有着持久的规定性影响和理论激发力量,以至于无论后者怎样花样翻新,还是逃不出康德的藩篱。这也就是说,康德美学只是对于这一切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充分表述,反过来,这一切也没有颠覆康德美学的基本框架,而充其量只是其极端性的表现。或者也可以说,在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和生活法则中,已经具备了“审美”主义、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切原则和条件。同时,从大的思想和文化渊源上看,也就是说,追溯这个命题本身的思想文化渊源而非拘泥于这个命题出现的时限,那么它与实用主义美学一样出自同一个思想文化传统,所以它们二者之间,也很难说究竟何为因何为果。 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怎么看都像是经典美学框架内的一个含混不清的局部性问题或浅层次问题,或者是一种患上了思想失忆症、残缺不全的经典美学知识。“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对于它的一些辩护,恰恰仍然延续一种将感性和理性尖锐对立起来的80年代式的启蒙思维,因而始终认为,感性的东西是更开放、更自由的,按此逻辑,“审美化”远远比不上“动物化”和动物世界“开放”和“自由”。一个动物化的感性不值得赞美,当人们说审美的感性和自由的时候,其前提是这样的审美不仅仅是感性的,而首先是人性化的东西。从一些很古老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观念,我们就知道,人性化的领地,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物化的感性,后者恰恰被束缚和拘囚于种种低层次的局限性当中。感性的东西需要文化的、理性的东西来规定、组织和中介,把这些东西抛开,那就只剩下了物质性和动物性的感性,这样的“感性”恐怕是比之文化价值和理性领域的东西更加不自由、更加贫乏的监牢。它其实也无所谓“感性”,只是一种物质性的自在和客观性的在场,最典型的动物性在场:一种不能被中介、被反思、被观照的“感性”,只是沦陷在自在的直接性中的感性,其实也就根本无所谓丰富还是贫乏,它完全是处于这样的价值评价和价值论视域之外的。但当它们在某种被中介、反思和观照的情况下,它们也就不再是那个自在的动物性的同一性和客观性了,不再是那个消极的物质性了。而中介性和反思性的媒介和介质,更不只是那个自在/!/的物质感性本身。所以动物化的“感性”世界没有价值领域和价值论空间,没有审美和艺术。当上述这样一种情形据说要被扩展到全部的日常生活领域时,或者说,“日常生活”领域已经被如此地加以“审美化”和感性化的改造时,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何等令人窒息的情形。一切人性化的东西,都在其中失去了重量,这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早已被一些现代、后现代的作家、艺术家作过艺术性的再现和批判,现在却被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名义正面肯定下来,并且据说还要继韦伯所谓的“理性化”之后,成为普遍性的社会组织法则。 在作为国内“日常生活审美化”观念来源之一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的着作中,曾经讲到四种“审美化”:浅表审美化、物质和社会现实的审美化、生活实践态度和道德方向的审美化和认识论的审美化。首先,将欧洲语言中兼有“感性”和“审美”双重内涵的概念完全翻译和理解为汉语中“审美”和“美学”的意义,这本身就不是很恰当。实际上,韦尔施讲述的并非是一个新问题:“不管人们喜不喜欢它,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倘若你回溯到论争的基本点上,那么通常你就会碰到审美的选择。这是因为在现代性中,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根植于真理之中的辩解不复能够反击审美化。”作为一个后现代的美学家,这样的表述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正面论证,我们不能用理解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语言的方 式理解它。之所以“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之所以“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那是因为预先就设定了真、善、美这样的古典的概念武装,但韦尔施一方面游走于“感性”和“审美”的概念内涵的张力之间,另一方面周旋于“真理”和“美学”这样的古典概念武库当中,其中明显具有后现代式的解构、反讽和话语游戏意味,以其有意制造的丰富或含混,用来表明我们当代的思想条件和认知处境。事实上,韦尔施对于四种“审美化”中的“浅表审美化”(触动当下中国学界神经的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主要涉及的是这一层次),就是完全持批判态度的,而韦尔施最为重视的所谓的“认识论的审美化”,无非是指现实是建构出来的对象、理解现实的“生产”范畴之类。这样一些认知方式上的感性化/审美化变动,正如韦尔施自己讲到的,在尼采那里就早已得到充分的表述。但仅仅从认识论和审美的角度理解或接续尼采的现代性批判,这只是一个很狭窄的视野,甚至是一个歪曲和误读的视野。尽管他认为对于“当前的审美化既不应当不加审度就作肯定,也不应当不加审度就否定”,但在审美问题上保持“超功利”的中立和客观,这恰恰正是“审美主义”的态度本身,表明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绵延和现实效用。韦尔施受阿多诺等人的影响,终究对于审美赋予了过多的乌托邦色彩,尽管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乌托邦。 当我们深究“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时侯,会发现它其实很难被具体化,会发现它确实只是一个“原则”,一个内容上极其空洞和可疑的“原则”和单纯的意识形态叙事。“谁的审美化?”也只是对于它的一种批判方式和向度,此外还有各种批判的可能性。它的具体所指究竟是什么,其实很难究诘,它本身就是对于那种关于审美的现实规定性与文化价值内涵的空洞性和对于生活世界、生活形式无从把握的这双重空洞性的表征,以及对于“崇高”客体(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震惊、发呆效果本身的写照。“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震惊”效果,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像无头苍蝇似的“文化研究”,不知在哪家高楼大厦光滑的玻璃幕墙上不小心滑了一跤,然后爬起来震惊于这个世界的“审美化”。当美或者审美脱离了任何的现实规定性和文化价值内涵,它本身就变成一种纯粹形式化和空洞化的东西。就“日常生活审美化”而言,它究竟在哪些方面体现了人性化的价值和内涵?它在哪些方面更让人们感觉到身心的舒适和愉悦?当我们细加审视的时候,会发现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它更接近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审美失控状态。对于眼前这个越来越鲜亮、愈来愈“美丽”的世界,相信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有切身感受,那就是它并不是让人越来越惬意与舒适,而是令越来越多的人焦虑和狂躁,所谓的“审美化”,其实只是审美垃圾和审美污染充斥的世界。这一切当然不能都归结为审美“增量”本身的结果,但同样也说明这样简单地赞美“增量”结果也还为时过早。 美学这个概念本身带有强烈的西方哲学传统色彩和学科规训意味,就像上文所讲到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意图,韦尔施这样激进的理论家也不得不在附着于它之上的传统的阴影内部工作。而在西方哲学传统内部颠来倒去地进行的概念搬运,恐怕也很难说清楚究竟是颠覆了传统的稳固性,还是论证了它的强大的在场。“认识论的审美化”实际上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哲学和理论的认知和思考对象、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审美物自体”,优雅地徘徊于我们的理论和认知能力之外,彻底消解了理论思维和认识活动的有效性。如果我们还承认人类生活还离不开哲学和理论上的认识活动,而这样的认识活动无论如何也要比审美更为基本和重要一些,我们必须将“认识论的审美化”读作强烈的反讽和讽刺。但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既不是认识论的视野,更不是美学和审美的视野,而是涉及到对于哲学和理论生活本身的正当性作出辩护的问题。这种辩护本身根本上讲不是哲学和理论的,而是政治性的——这样的对于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是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内在要求和前提条件。出于这样的哲学和理论生活的正当性要求,需要的当然不是重构形而上学体系,但也不是对于“认识论的审美化”继续进行超功利的“审美”,将这样的荒诞场景变成无关利害的“小说情节”,而是需要直面哲学和理论生活背后的价值观念的政治性冲突和文化战场。 三、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 人能不能够不带任何观念负荷、价值观念去生活?人能不能够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至少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末人”式的生活方式好像还是只是另一种“观念”——“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其朦胧和局部的预演,可以说明这一点。说取消任何价值观念本身仍是一种观念,从纯概念的层次上,这是一种概念上的无聊的还原主义和抽象拉锯,但从生活和生存的意义上讲却并非如此,而确实是对于现实情状的残酷指认和艰难表达。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不仅像施米特一样,主张某种实质性的价值,而且他将这种实质性的价值赋予了具体的载体和“肉身”——“政治哲学”,来直接面对现代性的思想和理论上的敌人。施特劳斯将政治性化为思想和哲学本身的政治性,化为价值观念本身的肉身化的战斗与敌对性: 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声称知道或握有真理、决定性的真理、关于正确生活之道的真理。然而真理只能有一个。这些要求之间的冲突必然也是思想存在物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无可避免的争论。[10] 这就将问题性高度尖锐化了,也将观念之为观念的性质挑明了。但正如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理解《圣经》一样,一定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即将哲学和理论上的“政治”和“敌人”理解为实际政治的投影。在施特劳斯那里,政治哲学具有摩西律法和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的地位,“要像柏拉图理解他自己的思想那样理解柏拉图的思想”[11],所以倒过来的理解倒更接近于真实:现实的政治倒更像是政治哲学层次上的“政治”和观念敌对性的投影。正因为现代思维总是习惯于从“隐喻”的层面上进行理解,于是一开始就把哲学理解成了“哲学”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根本就理解不了价值的实质性和内在性境地,根本理解不了神圣性的东西和古代哲学。于是,在这里就展开“古今之争”的恢宏战场。 像“末人”式的不带任何价值观念去生活,带着一种价值观念去生活,乃至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同样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生活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建立在某种价值上的自我肯定基础上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的生活。在这里,哲学和理论并非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它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生活方式的表征的话。因此,重要的事情不是去选择何种生活观念,而是选择何种作为生活方式的观念,选择何种观念下的生活。就像犹太人问题不可解决就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一样,带着“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问题去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实质,就是承认人本身的有限性、带着人先天而来的非自足性和非完善性去生活:如果我们不知道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至少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提问的问题意识,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不是最好政体和最好社会。因此上述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包含了一种“负的”或消极性的价值决断。说到底,人其实最终只能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多元”和“多样”的生活方式的幻像,多数情况下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的具体内容和表象。“换一种活法”说说容易,实践起来何其难哉,而且其结果也不一定真的换了一种活法,而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变动。所以,“多元主义”带给我们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并不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它带来的同样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带着某种观念去生活,这种生活当然不一定是理论性和哲学化的生活方式,也不一定需要通过理智上的确认和论证再去“生活”,但一定是具有某种伦理性规范和精神性重量的生活方式。现代生活根本上的自欺性质在于拒不承认这样一种基本的事实:多数人只能也必须生活在即成的观念系统当中,多数人只能且必须依赖于某种价值理念去生活。不承认这样一种事实,却一定要自己去设想某种“观念”,自己去实现某种“价值”:就像每个人分一块糖一样,人们以为精神世界中也必定有同样多的观念之糖,可以人手一块。事实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其实又何须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因此人们对于“自己的”观念系统的追求和价值理念上的“自我实现”,不是空洞的,就是依附在已有的更为宏大观念和价值体系之上。于是现代人的观念生活不能不成为一种纯粹的形 式和仪式,或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欺骗: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自欺,一种自欺的形式与仪式。所以不能用理解物质的方式,来理解观念世界和这种观念引导下的生活方式的“一”与“多”、单调与丰富,后者遵循的是与物质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和规则。 就像打碎了的镜子不再是镜子,一个破碎化的观念领域,不只是带来多种多样的观念、“多元化”的观念领域,而且也改变了观念领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观念世界的解体不是越来越精神化,而是越来越物质化,尤其是,人们已经无法辨析宏大、超越的观念性的内容,而只是以物质主义的态度面对观念。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观念世界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获得了某种物质性的重量,这样的说法既有比喻的意义,也有非比喻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今天这样一个挤满了物质主义世界,随时随地所分泌和剥蚀下来的一些低智商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不仅越来越具有物质般的微渺的坚固性,而且,观念内涵中确实也越来越充满了物质性的标准与物质性诱惑,观念领域越来越被物质主义的逻辑所主宰。它们可以轻易地虏获那些穷极无聊而又特别善于自我欺骗的心灵,它们仿佛自在自为地只是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过去人们直接把握观念的内容,认同观念的价值内涵,现在人们首先知道观念是一个“观念”,知道自己需要一个“观念”。然而观念的物质性重量越重,它的精神性重量越轻。人们从物质占有的逻辑出发,不可理喻地迷恋“多”而鄙弃“一”,认为“多”一定比“一”要好,“增量”一定比没有“增量”要好。数不清的“价值观念”、“价值理念”,就这样在一个离地15公分的高度上,与芸芸众生翻滚于物质主义的海洋当中。人类生活遵循着物质主义逻辑、对于观念的这种物质般的依赖性,恰恰正是现代生活的所谓“观念化”特征。人们在不同的观念之间,不是宁静地生活在观念的纯净的光照之中,而是以迷恋物质般的态度执着于自己也不知所云、辞不达意的“价值观念”。因果性在这里已经混淆不清,已经无法从理论上说明何以如此,但结果是确实如此。那些伟大的精神世界的太阳,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下降到类似人造的塑料荧光棒的地步。黑格尔曾经以历史主义的姿态,揭示现代生活本身的观念化性质——但也只是历史性地揭示而已,并没有去进一步探究这种性质的根源及其背后的危机所在;尼采对于“理论人”的批判,也可以看成从另一个方向指向了这一事实。 随着观念世界的解体,因为人们已经分不清何为“观念”,人们终于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人们根本上已经无法辨识到生活本身的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这种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本来是人们借助于观念化的东西来意识和实践的。这种观念化的东西,完全可以是前理性和前理论化的、直觉理解的东西,对于生活来说,这已经足够;只有当我们将这种观念的形式(从而也将其内容)本身置于认知和反思程序之下时,才有了理性和哲学。这种在古代哲学中曾经以本体论诘问和神圣性观念方式体现出来的实践感和存在意识,在近代哲学中或许勉强获得它的认识论和认知理性层面上的抽象对应物。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统一性是由意志的理性性质决定的,或不如说是由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决定的。[12]但在黑格尔之后的政治哲学,根本没有能力去确证这种人类生活根基处的、肯定的同一性——也许最多是批判的同一性(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抽象的同一性(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以及由于这种同一性的变动所带来的人类生活的质变。施米特告诉我们,后者才是政治性的根源。施米特本人不得不以一种区分性和否定性的方式,重新凝聚起这种同一性和同质性,以确保政治性之为政治性。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是一个建立区分与否定基础上的概念,但它却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强化和确立起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基础性的人类生存的肯定性和同一性、同质性。因此将施米特的政治理论称之为“政治存在主义”也有一定的道理。 与施米特不同,表明温和的施特劳斯的意义实际就在于以一种更为极端、更为根本也更为坚定的问题方式,重新揭示出这种同一性:人要从根本上肯定自身,才能坚持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才能生活,因此,这种同一性既不是源于理性也不是源于意志,它本身才是理性之源。这样的一些说法,我们看出其中的“理论”意味已经很稀薄和朴素,这恰好说明它到了理论的边缘处和开始处,或者说,正如上面的论述所显示的,这是靠近理论的开端、起源处的论证。所以施特劳斯关于文明的定义是正好说反了:文明不是有意识的理性文化[13],而是理性源于生活与生存基础上的文明和文化意识。而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也要从这里去寻找,而不是去“隐微教诲”与“显白教诲”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人有没有理性都要生活,但只有肯定性的生活,才可能是好的生活;而只有好的生活,才有延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即坚持自身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带着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和疑问去生活,也仍然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或者不如说,更加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并没有否定性的生活方式:反抗式的生活方式,隐居遁世的生活方式,在其更深层的根基处,也都是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作为一种价值上自我肯定生活方式,来延续自身。 政治哲学视野的内在要求,实际也包括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审美”情境的内在性当中自我陶醉,而是需要一种内在与外在、“内部”和“外部”贯通的整体性视野。从“外部”视野来说,一个没有政治理念和政治远见的国家和共同体,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符号和经济组织的存在,只是一个他者眼中与其利害无关的或正面、或反面意义上的“审美客体”。对于某些“他者”来说,其实正是以这样的超功利的“审美”的眼光,来打量那些对于他们的生存构不成利害关系的客体、对象的,而别的国家成为这样意义上的“审美客体”,正是他们不胜欢迎的。所以,我们不能只在日常生活的内部搜寻无处不在的微观政治和文化政治,而应该有勇气为整个民族和文明共同体设立一个外部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和政治目标,并进而从内部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伦理和生存情调。到那时,人们才不至于把“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样不堪的历史拐角处的回光和蜃影,当成是某种生存的庆典。 政治哲学论文: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论要 陶行知是民国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在教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要深入了解陶行知教育理论凝练与实践探索的过程,就必须了解其思想体系背后的政治学背景。陶行知也有政治哲学思想,可以说,政治上的诉求是建构陶行知理想教育世界的前提条件,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以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为理想,以民主化教育为路径,以国民的民国生活和共同自治来实现。 政治哲学的核心诉求—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 陶行知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愿景,是其充分吸收古今中外民主思想的结果,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的濡养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影响,一方面受到西方各种政治学说以及民主共和观念的影响。 简言之,陶行知的政治诉求就是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早在1914年的《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已经表达了民主的诉求,之后在《我的学历及终生志愿》中指出:“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发展和保持一真正民主民国,因此乃惟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①,这说明陶行知心中的理想社会是民主社会、民主国家。 所谓共和,即“惟共则固,共而能和则固。故共和也者,国民全体同心同德,戮力以襄国事,以固国本,以宁国情,使进化于无穷之主义也”。共和主义的目的是“共和主义责之全体国民,群策群力,群运群智,群负群责,以求群之进化福利”②。共和重视个人价值和个人责任,给予个人平等之机会。共和政治图谋全体国民之福利,重视共和目的和责任,能得最良之领袖。所谓民主,它好比是政治的盘尼西林,真正的民主有如下内涵:“一是政治民主,即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二是经济民主,即民生主义;三是文化民主,即教育为公;四是社会民主,即社会关系上发动的改革;五是国际民主,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③ 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平等自由的共和精义 陶行知在《共和精义》中将其民主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展开,即自由、平等和民胞“三大信条”,其中自由和平等概括了民主共和的主要价值,即政治价值;而民胞体现的是个人价值。陶行知的自由平等观念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他认为,“法律之内有自由,道德之内有自由”,“自由有正负”之分,负自由是假自由,而正自由才是真自由,即“真自由贵自克、贵自制、贵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之进化。” 所谓平等,即“在政治上、生计上、教育上、立平等之机会,俾各人得以自然发展其能力而为群用”④。此后,对于平等自由的涵义,陶行知又有所发展,在《平等与自由》中,陶行知首先指出:“世界上有真平等、假平等、不平等。”而陶行知认同的真平等是“大家的立脚点平等”、“大家在政治上要站得一样平,经济上也要站得一样平”,这才是真平等。然后陶行知用一副对联“在立脚点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正像有学者阐释的那样,“这个新见解试图从发展性的角度将自由和平等统一起来,将这两种价值置于发展性上去权衡,而这两种发展价值的关系就是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即自由有价值,因为个体的人需要个性发展,平等有价值,是因为社会的人需要共同发展”⑤。基于此,则“个人为社会而生,社会为个人而立,实共和主义之两元也”。 民胞思想在陶行知看来,就是博爱,是共和的根基,亦是平等、自由的前提,正所谓“共和制大本则在民胞焉,民胞之义昌,而后有共同目的、责任和义务”,“苟无民胞主义以植共和之基,则希望共和,犹之水中捞月耳!”⑥ 政治哲学的基本路径—教育造国的模式选择 坚定的教育造国路。有一定的社会愿景,才会有一定教育模式的选择。教育救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涌现出来的一种思潮,陶行知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今人皆云教育能救国,但救国一语,似乎国家已经破坏,从而补救,不如改为造国……若云教育造国,则精神中自有趣味生焉,盖教育为乐观的而非悲观的也。”⑦陶行知怀揣的就是这种达观、积极的教育造国梦,并最终选择了教育成为自己的终身志愿。 早在《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就指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陶行知还指出,“教育为改良社会而设,为教育社会人才而设”,之所以选择“教育”模式实现民主共和社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教育能养成共和制要素”,以及“教育能巩固共和制基础”,只有通过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所以陶行知坚定地选择了教育造国这条路。 民主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说,陶行知的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这种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陶行知的民主教育包含着天下为公、文化为公、教育为公的含义,他期望通过“全民教育,以实现全民政治”,他呼吁“教育机会均等,无论性别、阶级、信仰,无论远近、城乡都应有同等机会享受教育之权利”⑧。 而他的民主教育的起点,则开始于平民教育,诚如有学者所言,“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上奉行平民主义,是陶行知政治思想的历史本原”⑨。其平民教育主要有三个核心观点,一是关于个人,使完成其人之所以为人;二是关于国家,使中华四万万同胞,都成为“民国的国民”,九万里河山,都成为国民的民国;三是关于世界,可以使国际战争减少,促进永久和平。因此,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传统教育鼓吹人上人及教育的不平等,而陶行知提倡的是人中人的教育梦想,他同情民众,热爱民众,悲天悯人的情怀伴随他的一生。基于这样的观念,陶行知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扫除教育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开启民智,促进民众意识的觉醒,一直为人民大众的教育普及和平民教育的推广而努力践行。 政治哲学的践行原则—民主生活与国民自治 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体系,还有一个践行原则的问题。陶行知试图通过国民的共同自治、共和治理和引导国民过上好生活、民主生活为旨归,来践行其政治哲学思想。 民主生活。民主生活旨向民主政治,陶行知试图培养国民过民主生活来改造国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进而最终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所谓民主生活,就是康健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生活,民主生活是一种进步和发展的生活。陶行知认为,“中国的老百姓能立法、守法,能在这种民主的生活中,学做中华民国的主人。”即“在民主生活中学、在争取民主的生活中学习争取民主”,这也再次佐证,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对于如何过民主生活,陶行知制定方针:一是“自立与互助”,每个人要自立,还要清楚自己是一个人中人,因此要建立互助的人际关系;二是“平等与责任”,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守法和立法,同时还要履行相应的责任;三是“自由与纪律”,国民要正确处理好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四是“大同与大不同” ,使大不同的国民“各得其所”、“及时发荣滋长”,最后共臻和谐的大同之效。 国民自治。依据陶行知的意思,自治即是自己管理自己,大家共同立法、守法,共同治理。“国民自治”一方面要求国民的个人自治,一方面又是国民的共同自治。陶行知指出,“共和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而“共和国民最需要的操练,就是自治”。在此基础上,国民要养成如下习惯:一是“对于公共幸福,可以养成主动的兴味”,关注大家共同的福祉和幸福观;二是“对于公共事业,可以养成担负的能力”,形成一定的国民责任和使命感;三是“对于公共是非,可以养成明了的判断”,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简言之,自治可以养成国民“于公共事情上的愿力、智力和才力”⑩。 回顾陶行知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人们给予的“民主之魂,教育之光”的称谓,其实短短八个字基本可以表达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的全部内涵。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的伦理学基础 摘要: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 ,!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一、古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图在他的着名着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菩,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 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二、近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疏离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 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着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同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 (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三、现代政治哲学:为政治正义确立道德依据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 在罗尔斯看来,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平的合作系统,那么这种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确信,作为公平的正义将公民视为从事社会合作的人,这种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应用和践行(而不是仅仅服从)政治正义的原则的能力,而这些政治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这样一种善观念是由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而这些终极目的和目标规定了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被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罗尔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义与道德能力的关系,他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不独罗尔斯这样看,几乎所有的当代政治哲学家都这样看。与罗尔斯齐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尽管他在有关政治正义的理解上与罗尔斯有着尖锐的对立,而主张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但他同样明确地强调,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既提供了背景又确定了边界。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禁令就是国家强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当代政治哲学》的作者金里卡也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是那些使得公共机构的运作具备合法性的道德义务,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内容和界限,都必须诉求更深刻的道德原则才能确定。他说:“对公共责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契合更宽广的道德框架:这种道德框架既要能够容纳又要能够说明我们的私人责任。” 从以上对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梳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包含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道德价值的重新理解。这一点,在我国学界还是相当模糊的。不少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因此,确立治理社会的道德原则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事情。这些学者也许并不否认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却在观念上把道德建设与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看成是不同的过程。他们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任何政治生活都有其道德基础,至少在本质上包含着道德原则在其自身之中。至于法制建设,更是如此,正如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说:“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 政治哲学论文:文明的冲突?——后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哲学述介(上) 哲学总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这不仅表现为哲学关心现实,而且表现为现实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给哲学以重大影响。冷战的结束就是这种重大历史时刻,它直接引发了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大辩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历史终结论”,另一种是“文明冲突论”。本文先介绍第一种观点。 “历史终结论”的主角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历史的终结?》。而后,福山将此文扩展为一部轰动一时的著作,于1992年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为题出版,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福山的文章和著作在美国引起了热烈反应,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但主流是佳评如潮,赢得了一片喝采声。 一、普遍历史的观念 1989年苏联和东欧骤变之后,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苦苦思索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冷战的结束?后冷战社会将呈现什么样的世界图景?怎样将冷战与后冷战时代嵌入对人类历史的统一理解之中? 面对欢欣而又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的西方人,福山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我们面对的东西既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战后历史这一特殊时期的消逝,而是一种历史的终结。”[1] 福山的这种观点由两个思想支撑着。第一,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推动历史前进的矛盾首先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2 〕他认为,混乱的外部历史事件是表面现象,意识支配它们的本质。换言之,“意识是原因而不是结果,并能独立于物质世界自动发展,从而作为混乱外部事件之基础的真实主题是意识形态的历史。”〔3 〕如果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那么当人类满足于某种意识形态之后,历史便停止前进了。 第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4 〕从“初民”的历史开端到20世纪的今天,人类经历了各种政府形式。如君主制、贵族制以及专制主义,但自由民主制度在历史发展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福山宣称:一方面,自由民主制度将先前的所有重大政治矛盾都解决了。“所有人类需要都被满足了,”〔5 〕今后不再有“大问题”;另一方面,它不仅现在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对手,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存在更好的价值选择。因为它是唯一的,所以它是最终的。 在上述第一种思想中,福山犯了一个双重错误,他一方面追随黑格尔将历史的发展错误地理解为精神的发展,另一方面还断言这种精神发展作为意识形态演化已经达到了终点。在第二种思想中,他首先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绝对化了,宣称它解决了所有政治问题;其次,他又将这种自由民主制度普遍化了,认为这种政府形式对全世界都有效。 二、历史发展的双重梁柱 福山主张:第一,历史是有趋向性的,朝向一个终极的目标;第二,历史是进步的,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发展过程;第三,历史是普遍的和统一的,全人类最终都将达到“普遍的同质国家”。〔6 〕果真如此,那么推动历史朝向这个普遍统一的终极目标的发展动力是什么? 福山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为解释后续历史发展的许多方面提供了有趋向性的机制。”[7]自然科学不仅产生历史变化, 而且这种历史变化代表着进步,趋向于统一和普遍的目标。他特别指出,自然科学以两种方式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第一种方式是军事竞争。古往今来,漫长的人类历史充满了冲突和战争,而科学技术赋予那些拥有它们的国家以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任何国家如果想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和完整,想使自己在强手如林的世界中继续存在下去,想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成为胜利者,就不得不接受科学技术,并沿着最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方向建立其社会制度。军事竞争和战争的可能性“对于社会的合理化和创造跨文化的统一社会结构是一种巨大力量”,[8]从而,自然科学为人类的全球统一提供了基础。 第二种方式是经济发展。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满足人类的生存欲望——衣食住行等等。“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为满足人类欲望提供了最有力的工具。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直接展示为社会的工业化过程。一方面,工业化创造出新的机器和制造工艺,产生出新的产品、行业和市场,另一方面,工业化要求劳动分工的不断合理化,导致新的劳动组织和产业阶级的涌现。两者交织在一起使各种不同文化的社会发生了相同的双重社会结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社会结构基本成分的解体,如部落、部族、宗教团体、村落和传统家庭等等;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中各种现代机构的出现,如官僚机构、工会、公司、政党、传媒、大学和专业社团等等。整个社会发展全球趋同,而支配的原则是合理性。“强加给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发展以相同性是合理性的要求。”[9]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是一种什么关系?经济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福山承认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经验相关性。但他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相信自然科学和经济现代化能对民主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民主被选择决非基于经济方面的理由。”[10]在他看来,就单纯的经济增长而言,东亚的“市场权威主义”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更为有效。 那么到底推动历史发展并导向历史终结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福山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汲取了灵感,认为历史的前进动力是一种精神力量,即人的“承认要求”。人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而且要求被其他人作为人加以承认。这种被福山视为人性的“承认要求”完全是精神性的,与物质利益无关,与人的自保本能也无关。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人甘愿冒生命危险从事于追求承认的血战,由此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主人—奴隶关系。在他看来,这种主人(统治)—奴隶(奴役)关系开创了历史并贯穿历史的始终,而造成这种关系的“承认要求”则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整个历史中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是这种“承认要求”的体现:君主制承认一个人(国王),贵族制承认一些人(统治阶级或精英),自由民主制承认所有人(公民)。 在“承认要求”这种精神欲望的亢奋、扩张乃至发展为自大狂中,在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 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中,福山所描述的历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进步。最终,一个“普遍的同质国家”出现了,它用法律规则确认了人人平等,一劳永逸地满足了人一直所渴望的“承认要求”,从而历史就此终结了。“在历史终结处显现出来的普遍同质国家可以被看作依赖于经济和承认要求这双重梁柱,趋向于它的人类历史过程既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所驱动,也同样为要求承认的斗争所驱动。”[11] 三、最后的人 福山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在自由民主制度内部,基本的政治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都被解决了,而且今后也不会有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自由民主制度之外,不存在可以与之竞争的其他意识形态,并且将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给自己描述一个本质上不同于现在但又更好的世界。”[12]既然内无压力外无对手,今后世界必定是一派太平景象,几个世纪以来由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冲突和战争将永远消失,人类再也没有价值选择了,当然再也不必为意识形态之争而牺牲了。由此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世界将进入后历史时期。 福山的历史辩证法是一个圆圈:由于有了“最初的人”(theFirst Man),才有了历史和进步;现在历史已经终结, 人从而变成了“最后的人”(the Last Man)。 福山在宣称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但在面对“最后的人”时,他心中却充满了悲凉之感:“最后的人”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精神追求,永远失去了为实现理想和信念所必需的毅力、勇敢、牺牲和奉献:“最后的人”不再有冒险的战斗精神,他因曾历经沧桑而厌倦——驱使人们英勇战斗的神圣信仰被后续历史证明不过是愚蠢的偏见,他认识到了历史充满了无意义的战斗,同时又感到内心空虚:“最后的人”失去了对抽象价值的追求,而满足于直接价值的体验——沉溺于物质享受,沉溺于安逸的私人生活,沉溺于自我之中。 在福山看来,人与动物相脱离而成为“最初的人”,在于人有精神追求和理想。因此,人失去了精神和理想之后,“最后的人”便不再是人,“他们重新变成了动物”。[13]历史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后历史”同时也是“前历史”。 福山的历史观有两根支柱,即政治和经济。那么这两根支柱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福山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是什么?这个支撑着政治、经济以及整个历史的基础就是人性。福山信从柏拉图,认为人性有三个组成部分——欲望、理性和精神,并相信它们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经济发展的人性根据是欲望和理性,其中,欲望表现为人的自我保存,而理性是实现欲望的最好工具。所以,经济进步的实质是在理性指导下以最有效的方式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的欲望。政治发展的人性根据是精神,精神追求产生价值、信念和理想,产生各种意识形态,并驱使人们从事为之献身的战斗。因为福山错误地将人性当作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错误地将精神视为整个人性的本质,所以,在他毫无根据地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不可避免地宣称人已经成为“最后的人”。 四、后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福山对历史的理解是黑格尔式的,与统治英美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迥然不同。但他的政治结论,他对后冷战时代的看法,与英美乃至西方的主流是完全合拍的,是对冷战结束后遍布西方的喜悦情绪的一种理论表达。 作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一种政治哲学或历史哲学,福山的思想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 首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论证到结论始终贯穿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第一,他的理论完全依据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他的观点依赖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但他却将西方的发展模式提升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将西方的现存政治制度确定为永恒的“普遍的同质国家”。第二,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他判定西方文明是高级的,其他文明都是低级的。特别是价值体系方面,他认为只有西方的意识形态是普遍有效的,而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特殊的。第三,他将西方的政治发展认定为唯一正确的模式,现代化就是西化,现在通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全人类将要达到的终点。实际上,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东亚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明证。 其次,福山的历史观是极端唯心主义的。表面上,他将历史发展置于经济和政治这双重支柱之上,经济为科学技术所推动,政治则源于人的精神追求。但实际上,他所说的历史发展仅仅是精神的发展、观念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一方面,他将经济与政治完全分开,政治发展与经济毫无关系,政治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政治制度是人的意识状态的外在化和客体化。另一方面,他又把价值观念当作衡量历史的唯一标准,将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将政治制度看作历史前进的基本标志。一句话,精神代表了历史的全部。没有精神,历史也就“终结”了。 最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历史主义的终结。他本来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中汲取了灵感和思想推动力,但是,当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便抛弃了历史主义。他的历史观是后历史主义的:历史已经进入后历史,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意识形态争论,不再有需要加以解决的“大问题”。后历史犹如一潭死水,正如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结尾处描述的一样。但是,历史现在毕竟没有终结,将来也不会终结。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有不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从而,人类也就永远会相互争论按照什么观念去开创历史。 政治哲学论文:谈“世界元”的政治哲学基础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提供理论基础。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论证,国家信用货币的基础是“主权”,而国家的主权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与此类似,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来自于各成员国主权的部分让渡。另一方面,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与“主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超主权”的权力。因此笔者认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这一权力是建立在各参与国的同意的基础上的。本文还以欧元为例,对形成“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着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17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着《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 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主权者,而在主权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主权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主权;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主权。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主权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权,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以上讨论了一国之货币和主权间的紧密联系,那回到“世界元”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推理,这样的设想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以主权这种国家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超主权”货币的身影。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成立了拉丁货币同盟。根据协议,该同盟成员国采用统一的面值和成色价值标准铸造货币,只是保留本国的货币徽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拉丁货币同盟于1928年解体。现行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欧元则直接继承了拉丁货币同盟的这一先例。那当今的“欧元”是否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欧元的货币性质及其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1991年12月,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这次会议通过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根据该条约,欧洲货币联盟于1999 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随之成为欧洲的主要货币,也是欧洲货币联盟参与国共同的单一货币。由此,欧元成为了一种超国界的单一货币,这意味着在欧元区内,国别差异对货币政策与货币的使用都没有影响,参与国的货币按固定汇率被欧元所替代,市场内流通单一的联盟共同货币,也就是欧元。 在《马约》的各项条款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约》强调欧元是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的。按照国内学者张庆麟的看法,所谓以自己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指的是欧元是一种独立的货币,不是由其他的货币按一定的比例共同组成的篮子货币,也不是记账单位,而是能够在市场流通的、直接充当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货币。我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我认为所谓“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首先,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欧元得以成立的“权力”从何而来?在《马约》所规定的货币政策中将欧元的发行权、管理权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权等等,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这些原本都是属于国家主权的各项权力。例如,马约第105条A规定:“欧洲中央银行拥有授权在共同体内发行纸币的专权”,而“成员国可以发行铸币,但其发行量需经欧洲中央银行批准”。也就是说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是隶属于欧洲中央银行的。那么,欧洲中央银行的权力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的“中央权力”从何而来呢?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欧洲联盟的性质。 关于欧洲联盟的性质,一直存在着“联邦派”和“主权国家联合派”两种观点。支持“联邦派”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欧盟虽然还不具备联邦国家的形式,但是已经具有了联邦的内涵,欧盟正在形成统一的中央权力和普遍有效的制度,朝着联邦国家的方向迈进。与此相对,持“主权国家联合”观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则始终坚持具有主权特征的各项政策的决定权由各国政府掌控,他们主张将欧盟内部的统一政策限定在经济活动的领域内。上述争论由来已久,自欧盟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在影响着它的发展方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盟成员国签订的各项条约都把“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创建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作为联合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欧盟的性质是“主权国家的联合”而不是联邦。基于欧洲联盟的性质我们可以推论,欧洲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和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权力是来自于各主权国家而不是来自于一个独立于欧洲货币联盟各成员国的中央权力。也就是说,通过签订《马约》,欧洲货币联盟的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了部分的货币主权,形成了一个建立在协约基础上的“共同权力”,而在这一“共同权力”的基础上,欧洲中央银行得以发行统一的货币并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由此看来,《马约》中所规定的“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中的“自身的权力”就是在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的一部分主权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权力”。 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与社会契约论者所探讨的“国家主权”的成立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来看两者的相似之处:第一,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的形成都是通过参与订约的成员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而得以实现的;第二,这两种订约过程都明确规定,参与订约的成员之间是平等的,而只有在参与订约的所有成员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协议才可能生效,“共同权力”或“国家主权”才能成立。再来看两者的不同之处:第一,两种订约过程的参与者不同。参与订立形成国家主权的社会契约的成员是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而参与订立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之协议的成员则是拥有“主权”的国家。第二,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在职权范围上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前者的权力范围仅限于经济一体化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部分经济政策,而后者则是国家成立的根本,是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的正义原则的基础和保障。第三,在大部分学者看来,订立社会契约形成“国家主权”的过程是一个虚构的过程,人们构建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对“国家主权”的论证,至于是否真正发生过却并不重要。与之相对,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过程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是一个在现实政治中发生的事件。在了解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也是由欧盟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因为欧盟不是联邦国家而是主权国家的联合,所以由其成员国让渡“主权”而形成的“共同权力”就不具备“主权”的根本特征。由此推论,以“共同权力”为基础的欧元就不能被当作是主权信用货币;更确切地说,欧元不是主权信用货币,而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 通过对欧元的形成以及其性质的分析,我们似乎看到了构建“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既然“超主权” 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各主权国通过协议而形成的“共同权力”,那么“世界元”的基础就在于:世界范围内通过各参与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协约而形成的 “共同权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扩展的今天,共同的原材料、人力资源、金融市场的形成迫切要求统一稳定的货币政策,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各主权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风险和由于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通过本文的推理我们看到,一个世界范围内统一、稳定的货币体系的成立依赖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这种“共同权力”来自于各参与国让渡出的部分主权,但又与国家主权有着根本的区别。它并非是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更高的权力,而是在经济一体化的领域内通过参与国主权的部分让渡而形成的权力。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明确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不应该是基于某主权国之霸权的权力,而应该是基于所有参与国的平等和同意的权力。总之,欧元因其自身的权力而成立,而“世界元”的成立则有待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 三、结论 从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受到部分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深受其苦,而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却一直繁荣稳定”,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而当今世界,公平正义的观念正逐步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货币兑换、外汇储备等问题,各主权国家应该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让渡出部分货币主权,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而这一“共同权力”将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超主权”的“世界元”之基础。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与哲学 [摘要]把葛兰西思想与福柯思想进行对照研究可以充分显示后现代思潮对传统思想的冲击与挑战。在政治上,葛兰西坚信团结的力量,把政党看作是“现代君主”。他倡导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构建积极的革命策略充满热情;而福柯则沉湎于各种越轨行为与性的体验,他拒绝政党政治,认为一切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政治行动都有陷入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他拒绝赋予这些政治行动以道德和伦理的正当性。在历史观上,葛兰西坚持黑格尔式的历史目的论,而福柯则以尼采主义者的姿态用系谱学反对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强调历史的偶然性与外在性。在哲学上,葛兰西坚持意识自主的主体性哲学,福柯则对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福柯以激进的锋芒批评了传统理论的缺陷与不足,但这不能说明他已经超越了康德以来启蒙主义关于人之自由的哲学规定。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在20世纪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中,葛兰西和福柯当属两颗最耀眼之明星。葛兰西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是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经验的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福柯则游走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结构主义的边缘,在政治上拒绝任何党派,是一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葛兰西对人的前景充满渴望,向往着一种新型文化和新型社会关系的诞生;福柯则悲观地断言“人的死亡”,对未来世界充满怀疑和不信任。葛兰西富于马基雅维利式的智慧,他制定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策略,希望通过有组织的革命行动夺取国家政权;福柯则对统治权理论毫无兴趣,他沉腼于与性的个人体验,热衷于使革命运动去掉中心而不是去团结和组织所有的社会力量。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充当统治者、教育者和启蒙者的角色;福柯则仅仅把知识分子看作“战士”,他总是抗拒着成为某种权威。总之,无论在政治、历史还是哲学观念上,葛兰西和福柯都显示出了极为不同的特质,如果我们把葛兰西看作启蒙观念的继承者的话,那么,福柯所代表的后现代文化则从各个方面对这种启蒙主义的神话进行了质疑和批评。对于今天的哲学与政治来说,问题不在于对葛兰西和福柯进行二选一的抉择,而在于如何坚持启蒙理想和现代精神,摆脱思想上的极权主义,建构一种既具有建设性又富于批判精神的政治、历史和哲学话语。 一、政治 可以把发生在1968年5月的“革命”事件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寓言。正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曾经对德国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样,1968年的“5月风暴”对于当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如果说在此之前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社会思想的主流的话,那么在1968年之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理论话语形式则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谓的后现代思潮正是诞生在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 那么,在1968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曾经亲身参与这次运动的青年哲学家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对其进行了这样的总结:这场风暴把“所有准贱民式的社会成员,如青年、移民、劳工等等”联合起来;它取消了一切“少数民族居住区”和传统的界限,结束了“社会和种族的隔离及性压迫”;它将索邦大学变成了“一艘新的愚人船”,统治阶级将在这艘船上发现“一切令他们伤脑筋的反常行为”。事实上,在5月运动中,人们的确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疯癫的”言语和口号,它们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向现实的社会秩序发出挑战:“狂妄是革命的新式武器”,“拥抱你所爱,但不要放下枪杆子”,“任何人只要不是我,那就是镇压我的人”,“我们不要换雇主,要换被雇佣的生活”,“看看你的工作吧,无聊和折磨也在里头呢”,“给自己一点爱和爱的时间吧”,“打倒纲领,朝生暮死万岁——马克思主义悲观青年”,“跳个倒霉舞吧”,“不爱2%,也不爱4%”,“我有些事要说,但不知道是什么事”……这些看似疯癫离谱的口号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教育制度、分配不平等、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与文化等等——提出异议,而且获得了群众的喝彩。人们聚集起来,倾听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只因出于对现有生活的反感和厌倦。 我们可以把这种充满戏谑的政治运动同葛兰西所理解的革命进行对比。在葛兰西的思想中,他最为重视的就是思想和行动的组织性。葛兰西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化的智力体系,认为“引导人民大众进行融贯的思维,和以同样融贯的方式去思想现实的当今世界,这比某一位哲学天才的发现还是知识分子小集团的财富的真理,要远为重要和“独创”得多。当然,葛兰西也看到,在变革的一开始,革新还不能来自群众,而必须通过精英的中介,因为在精英那里,暗含在人的活动中的世界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种融贯的系统的和经常出现的认识以及一种明确而坚定的意志。因此,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中,人们应当强调政党在制订和传播世界观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政党才能“制订出符合于这些世界观的伦理和政治,并把它当作就是它们的历史‘实验室’那样地去行动”。政党是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者,尤其是当新世界观在人民群众中地位还不稳定的时候,政党更要永不疲倦地重申它自己的论据,重复是影响人民群众思想的最好的启发手段。总之,葛兰西把有组织地思想和行动看作是政治运动最重要的原则,在他担任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时,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维持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乃至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盟,力求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68年的运动中,公众已经失去了思想和行动上的组织与领导,他们到大街上抗议,就如同上剧场一样,其间充斥着喧嚷与无意义。人们没有也不准备设定统一的纲领和目标,这纯粹是一场无中心、无主义、无主体的斗争——但,这正是福柯所欢迎的反抗的方式。福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发生于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早期的一些事情是应该保存的。在我看来,应该保存的包括这一事实,即:有不少的政治发明、政治创新和政治试验都是发生在那些大型的政党和通常的纲领之外……的确,这些社会运动从总体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态度,也改变了那些不曾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精神和态度。这是非常重要而积极的事情”。事实上,福柯也的确身体力行了他的政治主张,他的传记作家描写了他在樊桑纳大学与警察对峙时的情景——“那个时刻的福柯是兴高采烈的。他喜气洋洋地扔着石头——尽管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把他那身漂亮的丝绒西装弄脏”。显然,对于参加反政府行为的福柯而言,这种行动本身充满着嬉戏和欢乐 的意味,他并不追求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仅仅是渴望体验一种“破坏的欢乐”和“革命的疯狂”。福柯渴望通过个人肉体的“极限体验”探讨未来社会的解放问题,认为“通过最近对、性和福利社的体验,以及对意识和个性的其他形式的体验,粗略地勾勒一个未来社会是可能的。如果从19世纪的乌托邦中能够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在20世纪从‘经验’中产生”。 不难看出,从葛兰西到福柯,知识分子关于革命和反抗的政治话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组织的阶级革命被个体化的微观斗争所代替,崇高的意识形态被世俗的个体观念所冲击。发生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意识形态的冲击、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专制主义、“冷战”——在思想上引发的剧烈震荡。这种震荡的直接后果就是行动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价值上的虚无主义。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作为因为失去一切、所以能够赢得一切的人,具有伦理和道德上的优越性,它能抵抗所有与过去相联系的肮脏的东西,从而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在这种新的文明中,金钱与资本将不再独揽一切,腐蚀一切,相反,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其中,人的尊严得到承认,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其他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葛兰西承续了马克思的政治价值观,他把马克思所代表的实践哲学看作一种在智力和道德上都具有优越性的世界观体系。基于这种理解,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特别强调“精神和道德改革”,认为只要考虑民族和人民的意愿,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就能够赢得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并进而夺取国家政权。 福柯对革命中的道德主义深表怀疑。“人们怎样才能避免沦为法西斯主义者?”福柯问道,“甚至(尤其是)当人们自以为是革命斗士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的心灵和乐趣摆脱法西斯主义?我们怎样才能将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行为之中的法西斯主义驱逐出去?”在福柯看来,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德国纳粹的专属物,它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权力的妄想,是对权威和主人道德的渴望。政治斗争只是释放了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但它与正义无关。1971年在与乔姆斯基的电视辩论中,他更是直截了当地对“革命的道德主义”提出质疑——“无产阶级向统治阶级发动战争,不是因为它认为这一战争是正当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战争是因为,在历史上,它第一次想要获得权力。如果无产阶级掌权,它很有可能对被它打败的阶级行使暴力,压制乃至血腥权力。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这样做”。 二、历史 葛兰西的历史观直接渊源于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目的论假设。这种哲学认为,理性、历史和真理是统一的,尽管有许多曲折,但人类总体的历史发展必然是在“理性的狡计”的指引下朝着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而言,他们都认为历史有其本质和深层意义,于是,他们把历史视为一种整合各种存在现象并使之朝向既定目标发展的封闭结构,在其中,历史将沿着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因此,为人类提供一种全景式的历史演进图景就显得尤其重要:黑格尔勾画了从东方世界经由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向日尔曼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则把人类历史按照其生产方式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个阶段。马克思坚信,人类历史最终必然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在此状态中个体是完全自主的,而社会成员之间则相互平等。 有趣的是,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在他们的历史哲学中都存在着张力的两极:一方面是绝对的必然性,确凿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历史的发展被设定为一种合理的过程——无论经历何种险阻,历史总会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另一方面是历史中的个人,个人的利益、意愿和需要——实践着的个体的目的与意志。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主张用一种辩证的方法思考两者的关系。然而不幸的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这种历史哲学的理解却发生了分歧,产生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或“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经济危机,认为只有经济发生危机,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另一种观点则采取了一条哲学式的革命道路,即将现实的革命投射为思想意识中的革命,强调从理论和道德层面改造意识的必要性。这种观点更为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而不是客观的经济规律。 葛兰西试图恢复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葛兰西毫不讳言地声称“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改革和一种发展”,认为“它是和‘必然’相联系着”;另一方面,葛兰西又坚持历史和哲学的统一,反对把理论上的断言变成绝对真理的教条体系。他提出了“历史的纽结”(historic bloc)的概念。借助这一概念,葛兰西描述这样一种时刻,即主客观力量结合起来,客观的物质力量发达到有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步,而人民在主观上也具有了超越旧制度的愿望、决心和历史的洞察。应该指出的是,在葛兰西的历史观中,已经关注了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偶然性事件。葛兰西把历史分为两种运动:一种是有机的运动,它在社会中具有长远趋势;一种是机缘性的运动,亦即表现为偶然的、迅速的、几乎是突发的运动。在《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中,葛兰西详细地分析了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性质。他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一种“非常规”事件,它与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是全然不同——“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证明了事件是怎样应当遵循一种预先规定的历程的:随着一个西方类型的文明的确立,在无产阶级甚至能从它自己的起义、它自己的阶级要求、它自己的革命的方面去思考之前,在俄国,一个资产阶级如何必须发展起来,一个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必须开始。但是,事件却克服了意识形态,事件爆破了规定俄国的历史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展开的决定图式。布尔什维克拒绝了马克思,他们明确的活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象的和已经被想象的那样僵硬”。 与葛兰西不同,福柯对从尼采到马克思的目的论历史哲学持彻底的否定态度,认为一种历史当中如果包含着逝去的过去、预定的未来以及受到批判的现在,那么,这种历史就已经不再是历史,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实际上是一种思想驯化的专横形式,它迫使过去服从于现在的规则,从而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一个单一的路径。福柯认为,历史的意义来自某个明确的视角:个人、社会、种族、国家、教会、信仰、文化。它并不是黑格尔那种总体的、普遍性的历史,而是一种多元化的价值选择,因此,对于一位真正致力于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所有的人类情感都必须被思考和追踪。于是,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历史——爱的历史、贪婪的历史、嫉妒的历史、良心的历史、对传统虔诚尊奉的历史、甚至是残暴的历史,等等。福柯致力于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模式,这种历史写作关注被正统史学所遗忘的边缘化群体,其任务是去恢复被总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话语、知识和声音。福柯认为,历史中被压制的声音证明了统治的隐蔽性,而让这些被压制的声音发言,对于修正人们关于权力是什么以及权力在什么地方的看法至关重要。因此,在福柯的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对疯狂、疾病与惩罚的历史保持兴趣,认为这些都是未曾被人们书写过的隐秘的历史,这些历史向我们昭示了现代制度的产生过程,而福柯的目标就是要发展出一种对现代性及其制度、话语、实践以及主体性形式的多视角批判。 此外,福柯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历史目的论。福柯认为,目的论历史哲学把多样性最终化约为时间,从而组合成为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总体。这种历史总是使我们以一种和解的形式来看待过去的一切动荡,它总是带着世界的终极眼光来看待过去的事物。这种历史学家试图在时间之外寻找一个支点,并称其为世界的终极目的。福柯认为,一旦历史被目的论的视角所支配,就会被形而上学所利用,这种历史哲学总是喜欢把目光投向远处和高处——最高贵的时代,最高雅的形式,最抽象的观念,最纯粹的个体性。它倾向于把独特事件纳入一个理念的连续性之中,化入一个目的论运动或一个自然的链条中。然而,真正的历史却将目光放在近处,它关注的是身体和边缘,而不是时间的终点或历史的终结。 三、哲学 葛兰西与福柯在哲学上的分歧是极为明显的:一位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理性主义者,相信主体的能动作用,把人看作具有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相信通过理性和哲学的指引,人类能够解放自 身,控制自己的命运。而另一位则对现代性充满怀疑,热衷于揭露理性的严酷和暴虐,热衷于揭示理性统治之下的肉体是如何被权力所规训、所控制、所铭写。福柯把人、把主体视为权力生产的产品,因此,他对思想的解放和意识的自主不再抱有幻想,而决心通过肉体对抗理性的暴政。事实上,二者在哲学上的根本分歧在于:第一,葛兰西是一位对启蒙精神的信仰者,坚持以人的理性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或批判一切,而福柯是一位怀疑论者,对包括理性在内的一切都持批判态度。第二,二者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葛兰西所理解的人是“自主自为的主体”,人可以首先通过“精神和道德”上的改革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自己的生存境遇;而福柯所理解的人是“被困的肉体”,作为权力的客体,人始终是被监视和被管制的对象。 葛兰西把人看作具有实践能力和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他认为,在谈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每一个个别的人所是的东西,并不是每一个个人在每一个时刻所是的东西……我们的意思是问:人能变成什么?那就是说,人能够支配他自己的命运吗?能够‘造就他自己’吗?能够创造他自己的生活吗?”在这里,葛兰西对个别人的属性不感兴趣,他关注人作为一个“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征。葛兰西把这种特征归为人的自主行动能力,认为人的特征在于他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造就自己的生活。进而葛兰西主张,“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或者“客观的”问题,它其实是从人们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反思中产生的,而且,就人们所想到和看到的而言,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变成什么,我们在什么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的锻造者,这些问题都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即在日常生活的条件下进行考察。对于葛兰西来说,人之主体性的确立不仅是一种认知成就,而且带有实践内涵;人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改造自己命运的现实力量。葛兰西认为,人的力量在于他能够把抽象的意志具体化到现实的生活中去,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抽象的意志和理念。在这一行动中,人们需要自觉地和批判地制订自己的世界观。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世界观是无系统的和偶发的,而批判人们自己的世界观,就意味着使之成为一种融贯的统一,并把它提高到世界上最发达的思想的水平。在葛兰西看来,世界观越有生气、越是富有彻底革新的精神、越是和旧的思想方式相对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越密切。而如果理论和实践本身的决定性要素相一致和同一,就能够加速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使得实践在其一切要素上都更为同质、更为融贯、更加有效。 如果说,与之相反,福柯走上了另一条相反的道路,提出了“人的终结”的命题。“有人会说,荷尔德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早已确信在他们那里一种思想并且也许一种文化正在终结,并且在一种也许并非不可战胜的间距的深处,另一种思想或文化临近了——在黎明的持重中,在午间的光芒或在落日的争执中临近”——福柯这样描述哲学发生转折的历史时刻——“但是,这个临近,这个危险的逼近(我们今日担心其允诺,我们接受其危险),可能并不具有相同的类型……在我们今天,并且尼采仍然从远处表明了转折点,已被断言的,并不是上帝的不在场或死亡,而是人的终结”。“人的终结”,这是一个惊人心魂的断言。当然,在《词与物》里,“人的死亡”具有特定的知识论的含义,但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福柯对以主体和意识自主为中心的哲学的失望。在以后的研究中,福柯则彻底扭转了理论研究的视角——“与其把对权力的研究指向统治权的法律建筑方面和国家机器方面以及伴随它的意识形态方面,不如把对权力的分析引向统治方面(不是统治权)、实际的操作者方面、奴役的形态方面、这种奴役的局部系统的兼并和使用方面以及最终知识的装置方面”。因此,福柯把他理论工作的重点放在针对人的“微分权力”上,他更关心作为“统治技术”的权力的运作,关心在这种权力运作下的肉体。最引人注目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关于制度化的规训形式的分析。这种规训形式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制度,用一种微分的权力细致而微妙地控制和监督着肉体,使人体变得更加顺从和更加有用。福柯认为,这种规训权力看起来或许不那么恐怖,但它因为拥有高度专门的程式化技术,并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精密设计,因此成为新的暴政——理性与科学的暴政——的基础。 总之,在福柯看来,西方现代性是一种基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划分并由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的制度化形式是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权力/知识关系。从福柯的角度,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将复杂的社会现实关系简化成生产和阶级问题,把多样性的主体立场(阶级、种族、性别、民族、世代)消解为阶级立场。比如,《共产党宣言》就把一切历史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而福柯眼中的被统治者不仅有工人,还有疯子、犯人、病人、女人、儿童、学生、士兵等等,这些人遭受到的是不同内容但在结构上却相似的压制,仅仅出于经济上的压制而将这些人联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的统治已不再仅仅限于经济剥削和暴力压迫,更重要的是理性对肉体和灵魂的建构和监管。我们认为,在福柯之前,葛兰西在他的着作中已经论及到现代社会统治的离散化现象,但在解决方案上,葛兰西仍然试图通过阶级概念把日益分化碎裂的社会阶层统一起来,试图通过整合意识形态,构建与工人的情感结构相符合的“阶级意识”来实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目标,这只能是葛兰西的一种革命的想象。而且,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任何意识形态上的霸权思想都具有“一元论的渴望”,葛兰西所向往的融通一贯的世界观也很可能成为一种思想的独自和意识形态的独断论。但另一方面,福柯的理论也并非毫无问题。在反抗权力关系的斗争中,福柯的策略让我们想起了霍布斯“自然状态”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在这里,没有有序的组织,只有混沌的互相反对。这其实是一种无意义的斗争,必然不会取得积极有效的成果,而只能是一种政治美学。正如莎蒂亚·德鲁里所评论的那样,福柯的哲学“具有激进主义的方面,虽然它不能成为一种伦理。但是,它微妙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希望摆脱规训权力与其理性主义的符咒,我们必须做什么。这个微妙的寓意是:我们必须赞美野性、疯癫、暴力、黑暗、发狂、精神错乱的和疯狂的事物。它让我们释放我们最野性的激情,从而变得放荡不羁、难以驾驭和精神错乱。后现代主义过度的浪漫正是它的魅力的来源之一”。在这里,“过度的浪漫”也许是对福柯哲学最为贴切的评价,这位当代的尼采,正在试图以疯癫、迷狂和越轨对抗以真理、理性和正义所构筑的传统哲学。这与其说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救赎,还不如说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冒险。事实上,康德所提出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对于身处后现代境遇的哲学家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政治哲学论文: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 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论文:试论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当代西方大众文化本质解读: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途径探析 [摘要] 具有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的大众文化在任何一种体制和文化下都起到引领意识领域方向的作用,因此对于包括影视、报刊、文学诸形式在内的大众文化的研究必不可少。深入研究较为成熟的西方大众文化并充分借鉴对发展东方大众文化理论意义非凡。结合东西方大众文化发展现状,理论结合实践,通过采用对比研究方法对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可以作为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途径。 [关键词] 对比研究 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 对比研究途径 一、了解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的“大众文化”概念,指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大众文化与官方的主流文化、学界的精英文化成为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人们对其定义提出各类解读:约翰.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利用现有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活生生的实践过程;罗森贝格认为大众文化通过大众化媒体的传播和表现来克服大众文化的不足之处:“单调、平淡、庸俗,以及容易在富裕生活中产生的诱惑和孤独感,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和孤独感以及生存的危机感。”因为受众众多,以文学、影视、报刊、网络等为表现形式的大众文化理论影响巨大,因为较之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狭小受众群体,大众文化无疑在大众意识、舆论领域发挥无可替代的精神引领作用。 然而,在东西方文化交融日益增强的背景下,文化产品纷繁复杂、良莠不齐,尤其网络这种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流于可控性缺失,大众文化的发展进程更多的不可确定性。站在意识领域前沿的新闻工作者、文学文化精英等作为大众文化的先锋和发言人,需东西方文化融会贯通,自我建构具有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理论框架,并自觉将正确的大众文化理论观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对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有着精深了解的外语工作者,也可利用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对比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将本土大众文化现象放到全球化大语境下进行观照、解读,引领本土大众文化的方向。 二、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成熟性决定其可借鉴性 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阿多尔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 )为代表的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称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不但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东方大众文化理论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借鉴的范式。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要特征是反体制性(anti-institution)和批判性(critical),尤其是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进行了尖锐彻底的批判,认为工业社会背景下大众受到工业文化彻底的欺骗。显然中国学者不能以拿来主义评价中国的大众文化,但工业化这一全球性主题确可成为东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目标。东方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可以以西方的法兰克福大众文化理论为坐标,观照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大众文化产品是否验证或冲突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也可突破西方中心的研究模式,把本民族语言文化传统在自身充实的前提下向外辐射,即指导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文化现象的研究,也可在大众文化理论方面实现适当输出。对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与西方进行对比研究,探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之路,可发挥先进文化对思想意识的导向作用,为未来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三、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途径 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形式进行,首先对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梳理并对比,然后通过列举中国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即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产品来作为与理论相结合的实际范例,通过把理论和文化产品进行对照,以理论来检验实际并得出结论,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来进行分析和解构,文化产品可采用文化范畴内的文学和电影等模式,搜集畅销小说和最受观众欢迎的影视作品来总结大众文化的审美模板。同样对代表西方国家最高文化成果的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和好莱坞电影节电影大奖(Hollywood Awards Gala)作品进行汇总分析,以总结西方大众文化的审美模板,最后将东西方大众文化进行对比分析论证。可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进行,包括横向和纵向对比,如:西方大众文化理论中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非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对比,找出相异之处;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产生的理论语境与中国大众文化理论产生语境相对比,找出相异之处;西方非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相对比,找出相同之处以发现对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理论的适用性;西方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对比后的异同,在进行多组对比研究之后,分别找出各组对比中对于推动中国大众文化可以起到指导作用的独到之处。 文化的体现大多以语言为媒介实现,以对比分析为主要途径,可以探讨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异同并挖掘其结论对中国大众文化理论发展的启发性。 当代西方大众文化本质解读: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对发展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的意义 [摘要] 在东西方文化交融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对比研究包括电影、电视、报刊、网络传媒、文学等形式在内的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的大众文化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为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另一方面,良莠不齐的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现状使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理论框架任务迫在眉睫,将正确的大众文化理论观应用于新时代背景下的实践应该成为中国文化精英的必备武装。 [关键词] 东西方 大众文化理论 对比研究 一、大众文化内涵 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主要包括主导文化(Dominant Culture)(执政党和政府倡导的以保持本国、本民族特色为根本目标的主旋律文化)、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代表知识分子理性思维、自觉意识和审美情趣的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工业化背景下由消费意识引导的、以普通大众为指向的通俗文化)。以普通社会大众为受众的大众文化在工业化背景下异军突起,在今天全球化跨文化交际增强的大环境下,关于大众文化理论尤其是跨越东方和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更加成为焦点。 大众文化建立在工业技术和商品经济体系的基础之上,反映大众对日常生活的实践、思想、体验和感悟,具有生活化、多样化、商品化和娱乐性等特征。它是一种借助大批量生产、面向大众传播,使大多数人形成一致的生存方式和趋同的需要并凝聚为一个共同整体,最终在趣味、意义、信仰和价值上共享的后现代文化现象。 二、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发展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对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使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产生了不同的流派。一是兴起于20世纪30~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 (Frankfurt school) 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阿多尔诺(Adorno)、马尔库塞(Marcuse )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形成了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史上的所谓法兰克福模式,提出了分析大众文化概念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 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源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形成高潮,在跨文化交流日益加强的当代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密切关注着西方国家的文化研究,并从不同层面或视角对大众文发表见解。但总体趋势是我国学者更多地对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持“拿来主义”,以启蒙者身份自居,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简单横移,用以批判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理念,必然由于东西方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差异产生西方理论的语境脱离,带来内容和思想上的双重错位。对法兰克福学派发出补充或反对声音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葛兰西(Gramsci)费斯克(Fiske)、旅美华人徐贲等为我们提供了比较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新思路。 三、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意义 首先,研究大众文化的意义重大。任何一种体制下、任何一种文化下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都必不可少。大众文化对民众的影响巨大,对于大众文化的正确界定、预测、和建构、改造对于我国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强对大众利益与幸福的人文关怀等意义重大。既然大众文化的创造者实际是属于非大众的文化精英,那么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精英们完全可以在引领大众文化向正确健康方向发展的事业上起到精英作用。其次,全球化(globalization)语境下对于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将当代文化研究与西方的文化批评理论进行对比研究可以他人为镜,知己知彼。经济、文化、信息的全球化带给我们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出现某些弱势文化趋同于强势文化的现象,尤其是西方生活方式、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等大众文化向东方的辐射,对于应该在大众文化中起到引领作用的精英文化的代表者尤其应该保持清醒的自觉意识,探究本土大众文化的发展格局,并对西方大众文化发展走向及内部规律进行破解,将本土大众文化现象放到全球化大语境下进行观照、解读,抗争西方大众文化的霸权话语,引领本土大众文化的方向,并最终服务于保持本国、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根本目标。 现今,我国对当代东西方大众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存在几个问题:第一,在中国本土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判中,有忽视社会、历史与文化差别,搬用西方文化理论的话语的现象。不少批评者不是把西方文化研究的反思精神、批判精神继承过来,用以批判本土语境中的支配性压迫力量,简单地把西方文化研究的批判对象当作自己的批判对象;第二,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的深入、系统的研究与梳理,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基本特征和独特功能的系统分析,更缺乏对中国大众文化本质内涵的深层次发掘,无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理论;第三,主要是采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理论上的不足。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并不是一种普适性的观点,它所针对的时代和大众文化状况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有一定的区别。 西班牙文学理论家乌纳穆诺在其《生命的悲剧意识》中说:“向一个人建议他应当成为其他的某些人,就好像是向他建议说他应该停止成为他自己。每一个人都必须守护他个人的人格,而如果他愿意改变他的事项与感觉的模式,这也只是当这一项改变能够进入他精神世界,这一项变动必须发生在他个人的连续体之内。”其核心在于为大众文化推波助澜的每一个个体都有坚持本我文化、思维模式的固守性,如果想要对之进行渗透、引导,只能以进入其精神内核的形式和强度促使其自我潜意识的革命,通过对比研究东西方大众文化理论并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则可以改变大众文化个体精神世界。 当代西方大众文化本质解读:浅析西方大众文化研究视角的转换 摘 要:西方大众文化通过媒介、图像等形式参与形成了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所共享的文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无处不在的背景。二十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占据主角。进入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主张“文化主义”的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上,经历从“批判”到“理解”的视角转换过程。 关键词: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文化主义;视角转换 西方大众文化是指在现代商品社会中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对象的文化形态,是一种带有浓厚商业色彩的、注重满足人们感性娱乐的文化。西方大众文化研究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该研究领域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产生了不同流派。主要分为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对以往有关意识形态的经典论述进行了批判和分析,借此对大众媒体与国家、个人的关系,消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新的探讨和阐释,提出了新的理论。 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转换 以往的从艺术单一视角对它所进行的理论研究陷入了阐释的困境。很多问题,如大量不具有审美意义粗制滥造的文本主要依赖的是声像、光电的技术手段而非炉火纯青的艺术手法等等,仅从艺术的角度难以解释。资产阶级艺术的作品都是商品,它们也许就是为了拿到市场上去而被当作商品创作出来的。艺术今天明确的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法兰克福学派所讲的大众文化主要是指二十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种新型文化现象。在当时许多欧洲学者的眼中,美国是文化自由生存的最好空间。然而随着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深入,他们渐渐发现,欧洲法西斯的高压统治,在美国以另外一种和缓的强求一致的方式进行着,这种高压在文化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基于此,到了四十年代中后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重心转向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研究。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中,阿多诺是最早将眼光投注到大众文化的人,他“最早把大众文化和高等文化同时纳入到现代文化的理论研究视野”。在垄断下所有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他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在垄断下所有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他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文化工业”是他们对物化的大众文化的定性,意在指出这种商业性的文化因其技术化而在本性上侵蚀了艺术和美,也是对人的丰富性的“去势”而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文化不再是标志着一种富有创造性的人的生命的对象化,而成为异化劳动的另一种形式的延伸,它以同样机械的节奏和标准化的情节操纵着大众的口味,以一种强制性的方式窒息了个体的生命力。 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主义理论的转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转折点。这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几乎进入了高度发达的阶段,市场高度完善、资本走向国际化,福利制度和物质生产的丰富在技术上消灭了饥饿和贫困,工业制造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对物质世界的支配和利用达到了前所末有的地步。与这样的时代相呼应,后现代文化形式诞生了。这个时期所形成的后现代社会文化状况使得讨论“大众文化”的历史语境发生了根本转变。这体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面临“批判”的尴尬。此时人们会发现,过去所说的“大众文化”就是这个时代的文化,文化彻底走出了“象牙塔”。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界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视角发生了转变,即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批判”视角转向了“理解”的视角,从彻底的否定转向了接受和融合。他们不满于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站在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的方式,特别是他们认为的本真的大众文化,即底层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力图从英国文学批评的利维斯主义传统中脱离出来。伯明翰学派认为任何文化或文化分析都是受制于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因而是特定群体态度和立场的表现,以此开展他们的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是以严肃的方式对待大众文化,同时也坚持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维度,意图将大众文化放在与社会相关联的政治框架中加以分析。 三、西方大众文化研究视角的转换对中国的影响 在垄断下所有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他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享乐以为着全身心的放松,头脑中什么也不思念,忘记了一切痛苦和忧伤。这种享乐是以无能为力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核心术语的中国化。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人话语的变迁就是一定程度上从“传统话语”向“革命话语”的转变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术语产生与流变研究,一方面可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描述,而且可以明晰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中国化的。 当代西方大众文化本质解读:论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的进路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文化精英主义;文化工业;后现代主义 论文摘要:以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为研究视角,从文化精英主义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三个阶段,对西方大众文化研究的进路进行梳理和评析,以期对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 目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大众文化研究都已经成为理论界的一门显学。大众文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复杂的新兴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必将呈现出新的特征。纵观国内外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无非是从批判理论的视角、符号学研究的视角和文化研究的视角进行研究。本文主要从文化精英主义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三个阶段对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的进路进行归纳梳理,力图从宏观上把握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的整体发展脉络,以期对当前大众文化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文化精英主义批判理论 大众文化研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英国马修·阿诺德在1869年出版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阿诺德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思想和言论”、“是对美好的追求”,在社会中肩负着主导、引领文化发展的作用,这些文化仅仅掌握在少数“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手中,而广大的工人阶级被认为是“没有受过教育、缺乏教养”的人,大众文化就是这些“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修养的民众发展壮大的文化”,是一种离散的“无政府主义”的文化,它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处于一种对立的态势。阿诺德的这种观点流露出明显的精英主义色彩。艾略特继承了阿诺德这种文化观,认为文化只能为社会中的文化精英所理解,并对工业文明和大众文化抱严厉的批评态度。1930年利维斯出版了著作《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在书中他把当时流行的电影、流行小说、广告等文化现象统称为“大众文化”,他认为这是一种没有受过教育的大多数人消费的商业文化,已经大规模地充斥于社会文化领域,它对传统的精英文化构成巨大的威胁,使传统价值受到挑战,少数文化精英的地位日益式微。他号召“精英们”武装起来,以抵制大众文化。 德怀特·麦克唐纳也是一个文化精英主义者,在他的视野中“大众”(mass)是没有个性的、彼此之间失去精神联系的群氓…。1944年他撰写《大众文化理论》,他通过对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比较后认为,民间文化是来自下层、直接反映民众生存经验、不受高雅文化的恩惠、与统治阶级的阴谋没有关系的文化。而大众文化则是从上面下达的文化,是面向市场成批制作出来的,包括广播、电影、电视、卡通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大众文化并非大众主动生产或接受的文化,是统治阶级赚取高额利润维护其统治而开发的,是文化商人花钱雇佣技术人员制作出来的文化。它的观众是被动的消费者,它破坏了高雅文化的生命力,它是一种寄生文化,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和庸俗作家们赚钱的工具。“大众文化是上面强加的,是商人雇佣技术人员创造的,它的观众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的参与仅限于在买与不买之间选择。简言之,庸俗作家们利用大众文化需求来赚钱,或者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统治……民间艺术是人民自己的风俗,是他们的私人小花园,与统治者的高雅文化深墙壁垒的大公园格格不人。但大众文化拆掉了这堵墙,把大众纳入了一种庸俗化了的高雅文化,从而成为政治统治的一个工具。”可见,在阿诺德、利维斯、怀特·麦克唐纳等人的视野中,文化是完美的思想和言论,是理想的人性和谐发展的状态,是人们谋求实现完美的智慧和道德的过程,是对完美思想的传播;文化只能为少数人所拥有,而一般社会大众是反文化的,是粗俗的群氓,他们根本不可能拥有真理,必须要靠文化精英来引导。由于这些文化精英主义批判观对大众文化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西方社会称之为大众文化研究中的“利维斯精英主义”。文化精英主义以一种“文化贵族”的身份,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极力的排除日常生活中丰富多彩的大众文化,认为只有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批评才能达到改造人性、以使人达到“高贵化”目的,其内心渗透着“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 “文化工业”这一概念的提出,首次出现在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在西方学术界对“文化工业”进行全面批判,是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的。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本雅明先是默默无闻,死后因阿多尔诺等人介绍而名震天下。杰姆逊说:“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本雅明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最渊博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尽管本雅明没有明确地提出过“大众文化”一词,但本雅明的美学思想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雅明认识到在机械复制的时代对艺术品“韵味”的强烈冲击。他说:“即使是艺术作品中最完美的复制品,也会缺少一些成分,即它的时空存在,它在其偶然问世的地点的唯一无二性的存在。艺术作品的这种唯一无二的存在决定了它的历史,在它存在的全部时间里是历史的主旋律。”但总的来说,本雅明对大众文化基本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艺术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导致了艺术的进步和发展,机械复制理论作为一种艺术生产力将推动艺术的进步。但诚如德国学者布罗德森所言:“本雅明对于他对机械复制为大众带来了理解和领悟艺术作品的新的可能性这一估计是过于乐观了”。 在本雅明之后的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大众文化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是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电影、电视、广播、报刊、广告、杂志等)而流行于大众中的通俗文化,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艺术广告等批量生产的艺术品等。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中直接把这些“大众文化”称为“文化工业”。他解释说:文化工业别有用心地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费者,它把分离了数千年的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的领域强行聚合在一块,结果使双方都深受其害。纵观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1.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文化。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说道:“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反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这却是令人惊奇的现象”。的确,艺术向商业屈服甚至献媚,是艺术最大的堕落!一方面,意味着文化艺术成为获取利润的手段,意味着文化艺术必须服从市场机制和商品价值规律,服从于经济规则,这样艺术必然受制于他者,不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纯粹个人的精神领域,不再履行着批判与否定的职责,而是屈从于现实法则以证实自己的社会效用,结果艺术也就将自己终结了。另一方面,由于大众化的商业化文化,使文化丧失了真正的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即丧失了艺术品的创造性,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和商品拜物教的特征。这些商业化特征导致的恶果是使“大众文化成了一种可怜而贫困的美学产品”,丧失了艺术品的创造性。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所言:在文化工业中,普遍存在着“个性的虚假”无论在文化艺术创作中,还是在艺术欣赏中,创造性的个性都不复存在。 2.大众文化具有很大的欺骗性。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大众文化主要是迎合在机械劳动中疲惫的人们的需求,它通过提供越来越多的承诺和越来越好的无限的娱乐消遣来消解人们内在的超越维度和反抗维度,使人们失去思想和深度,从而在平面化的文化模式中逃避现实,沉溺于无思想的享乐。这样在大众文化“虚假幻觉”的笼罩下,人们习惯于无思想的平面生存模式,艺术家很少能创作出具有个性和思想深度的作品,而且,人们也不愿欣赏严肃的艺术品,而满足于和习惯于平庸的无个性的大众文化消费品。 3.大众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大众文化表面上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求,而实际上却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服务的,是通过文化上的麻醉来使大众接受资本主义秩序,大众文化具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功能。按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说法,文化工业给大众提供感性的满足,但实质上只是以不断的许愿来欺骗大众。“文化工业”不仅说服消费者,相信它的欺骗就是对消费者需求的满足,而且它要求消费者,不管怎样都应该对它所提的东西心满意足。“它(文化工业)刻意地由上而下,藉着一种意识形态将消费者收编进去,让人以顺从替代主体意识,压根儿不允许人脱离规范而存在,文化工业整体效果是违反启蒙原则的,它是一种桎梏意识的手段”。阿多诺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纯粹是谎言,这种谎言不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的,而是用诱惑的方式和锤炼的方式——大众文化表达出来的”。 作为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继承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他认为: 1.大众文化缺乏否定性和批判性。马尔库塞将文化的发展历程划分出两个阶段,即前技术时代和后技术时代。他认为前技术时代的文化是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文化,“它的合法性得自于一个因技术社会的出现而不再存在、也无法恢复的世界的经验”。到了技术时代,文化与社会的“间距”已经消弭,文化不仅是“韵味”消逝殆尽,而且文化丧失了批判性的立场,沦落成为“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这样“艺术的异在效应在艺术中的消亡使今日艺术的革命性大为失色”。 2.大众文化压抑人的自由,以虚假性、幻象性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马尔库塞认为人类社会不是根据劳动建立而是根据需要的个体满足建立的。他认为:“真正的自由仅存在理念中。因此解放乃是一个精神的事件。”¨刮但大众文化以“假的”幻象性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所谓“‘假的’需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它们是通过社会对各人的压抑的特殊影响附加到他头上去的,这种需要使得劳苦、侵略性、困境及非正义永恒存在。”大众文化以广告、购物指南等形式向大众灌输消费意识造成了人的精神需要是不自由的,导致了人的需要的异化。 3.大众文化是以快乐为原则的“工业化”文化商品。马尔库塞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到发达工业社会阶段。高层文化沦落成为“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资产阶级的艺术品都是商品,它们也许甚至是作为上市销售的商品而被创造出来的。”它们的特点是以快乐为原则的。快乐原则与物质享受结合起来,“它被结合到了厨房、咖啡馆、商场,它为工作提供松弛与快乐……快乐原则同化了现实原则。”人们沉浸于物质享乐中,接纳了这种文化,“它创造了这样一种形象,这些形象与既定现实原则不可调和,但作为文化典型形象,它们就变得可以容忍”。 20世纪7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对现代文化工业也持激烈批判态度。他认为:“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机器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所有的人从一开始起,在工作时,在休息时,只要他还进行呼吸,他就离不开这些产品,没有一个人能不看有声电影,没有一个人能不收听无线电广播。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受文化工业品的影响”。大众文化成为已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拜物教。“文化工业通过娱乐活动进行公开的欺骗,这些文娱活动,就像宗教界经常说的,心理学的影响和妇女连载小说所喋喋不休地谈论的,进行装腔作势的空谈,以便能更牢靠地在生活中支配人们的活动。”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导人哈贝马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建立起了以否定辩证法为基础的否定主义大众文化观。一方面他充分肯定霍克海默等人的文化批判理论;另一方面修正了本雅明对于大众文化的乐观主义立场。哈贝马斯认为,大众文化的突出贡献在于创造了一个理想型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具有很强的社会批判的功能,在这个公共领域所培养出来的公众是具有批判意识的大众,文化在他们那里不仅仅是消遣或愉悦的对象,更是一种批判的武器。哈贝马斯认为,由于市场规律在文化商品领域的广泛蔓延,文化的内在规则遭到了彻底破坏,市场最终成为了文化创造的内在法则,在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文化由作为批判的武器落入到交换关系的魔爪,异化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它迎合的是教育水平很低的消费群体的娱乐需求和消闲需求,追求的再也不是知识或社会责任,而是剩余价值。文化不是被导向大众,而是屈从于大众;在市场规律渗透和支配下,批判意识逐渐转换成了消费观念,在拜物教潮流的支配下,“大众传媒塑造起来的世界所具有的仅仅是公共领域的假象。即便是它对消费者保障的完整的私人领地,也同样是幻象”。文化工业造就了缺乏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的消费公众,他们不再是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而只是丧失了交往方式和文化共识的消费大众。 三、后现代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后现代”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术语,它既是一种文化景观的描述,也是一种文化批判的视角,更是一种理论的思维方式。在西方许多理论家都对后现代文化进行过探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是其中重要的代表。研究西方大众文化的批判性研究进路,我们不能回避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 詹姆逊批判地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批判的观点。他认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完全商品化的社会。商品经济极度扩张,彻底打破了文化与商品的界限,商品已进入一切领域,并产生出遵循商品逻辑的新的文化工业。在新的文化工业中,文化彻底商品化了。文化和工业生产及商品已经紧紧结合在一起,如电影工业,以及大批生产的录像带、录音带等消费文化的出现,消解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他同样认为大众文化具有阶级压迫性,它们宣传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维护现存社会秩序,同时又具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性质。詹姆逊说:“所有的当代艺术作品——不论是那些高级文化和现代主义作品,还是那些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艺术作品——都把我们对社会生活(包括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我们骨子里觉得应该有的生活)性质的深刻幻想作为它们潜在的动力——尽管常常采取被歪曲和压制的无意识形式。” 詹姆逊还从后现代社会呈现出来的特征人手,具体分析了大众文化在后现代社会中表征形态。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异化、焦虑、资产阶级个体化、文化生产的个别风格、艺术以及社会的中心主体等因素的终结。而后现代文化与后现代社会的主体在特征上是一致的。它缺乏统一性、逻辑性、整体性、中心性、纵深性、必然性、明晰性、稳定性,呈现出多元性、碎片性、边缘性、平面性、随机性、模糊性、差异性和世俗性的特点。他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揭示了后现代主义的逻辑: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距离正在消失,艺术品成为商品和消费品。从艺术的审美形式来看,有创造力的形式和风格,被机器复制的类象所代替,当代社会正在成为一个视像文化社会,文化文本成为一种一系列毫无关联的因素而拼凑起来的类象,这种现象已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独特徽章;从艺术的价值内涵来看,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作品呈现出深度消失、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消失、距离感消失等表征。大众文化沦落为纯粹的形象或幻象,话语或游戏,并表现出自我与社会的精神分裂症状态。无疑,在现代主义立场上,詹姆逊与法兰克福学派站在了一起。他对与现代主义同质的精英文化情有独钟,而对大众文化及其与之同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多有贬损,他有时干脆将大众文化叫做视听文化、商业文化、通俗文化、文化工业。但詹姆逊反对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绝然的对立起来,认为大众文化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不能用精英文化的伟大作品作为永恒的标准来衡量大众文化为“低级”状态;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不是相互对立的两极,而是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两种文化形态,应该充分重视二者共存的合理性。他强调:“我们必须重新考虑精英文大众文化的对立,使传统上流行的对评价的强调——这种由二元对立价值体系运作的评价倾向于在绝对审美判断的某种永恒领域里发生作用——被一种真正是历史和辩证的探讨这些现象的方式代替,这样一种方式要求我们把精英和大众文化读作客观上相联系的、辩证地、相互依存的现象,作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美学产生裂变的孪生子或不可分离的两种形式。”这表现出詹姆逊辨证文化批判立场和宏大的文化视野观。